对袁世凯这个近代史末期的风云人物，近年的历史学家，譬如唐德刚有所批判，但也有相当的恭维，谓之治世之能臣。但以白坚武的切身体验、亲身经历，他的评价准确性不下于任何历史学家。显然，袁世凯不是什么能臣，只是在某一个时段内力气大、拳头硬，而智力的不足，却以一贯之。二次革命后毙命其手的青年俊彦数以千计，此是对民族的不可饶恕的犯罪，这还仅仅是他杀人如麻之一端。掠夺民间和国库财富，用以买通盟友或对手，手段平庸，利用后又弃若敝屣。从对其恩师，到左右僚属，皆然。这是袁世凯破坏经济之一端。随时图谋不轨。无论清朝廷，还是革命党，甚或他的各位助手，事实上都得罪了。中华几千年文化，留下一些使用兵法的实例，纵然是孙膑、诸葛亮这样的军事家，也只是使用过其中几个计谋而已。但是到了袁世凯时代，却三十六计，计计使用。三十六计的核心是诈术，所谓兵不厌诈。但在国家走向近代化的转型时期，诈术若做总的指导原则，只能将事功扭向相反的歧路。仿佛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一样，滑坡、崩坍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困境，人类将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无论是立斩还是凌迟，最终的结果将是相同。第二十节 二次革命必然到来民国初年北洋系军界的一般情形，在冯玉祥笔下甚为生动：督军左右的一批大贤小贤，有的是西洋留学生，有的是东洋留学生，有的是将弁、武备、速成和讲武堂的学生，他们因为出身不同，来历不同，就各自成派，有所谓土派、洋派、东洋派、西洋派等。成天争着官大官小，钱多钱少，或则吸烟打牌，吃喝玩乐。彼此之间，互相造谣，互相攻击。总是要抢官做，要发大财。青年人如此生活着，而督军毫不过问。所以二次革命事出有因，也势必到来。先是宋教仁在民国元年8月联合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及四五家小党，改组为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而中山先生即委宋代理，宋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1913年国会选举结果，国民党大获胜利，袁世凯妒恨不已，遂派人将宋教仁刺杀于上海车站。宋案发生，国民党才认清了袁世凯真面目，掀起讨袁运动。盛夏时节，袁世凯悍然免去党人三督，即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位。三都督猝不及防，相继去职。宋案发生后，同盟会领袖意见不一，孙中山、黄兴主张武力讨伐。因为他们看到和平是一条绝路，而且和平可能的解决方式，也即议会的作用完全消解，盖此时袁世凯已准备在议会纠察他时，将实施武力镇压。所以在上海，同盟会领袖议决，由孙中山电令广东陈炯明，黄兴电令湖南谭延闿，做好出兵的准备。但陈、谭两个人都叫苦连天，说是实力薄弱，无法出兵。但主张起事占据主流，于是爆发了二次革命。李烈钧7月中旬在江西湖口举义，黄克强也在这时赶到南京召集第一、八两师军官会议，决定响应，黄兴就任讨袁军总司令，檄令一、八两师分兵由津浦铁路专车至徐州，会同驻防之第三师师长冷遹（御秋）防御北军南下。此外，上海、安徽、广东等地相继响应讨袁。冯国璋镇压二次革命期间是袁世凯的头号打手。本来镇压武昌起义期间，袁世凯心思游移，对冯国璋有所怀疑提防。他调段祺瑞接替冯国璋的职务，将冯氏调回北京，统筹京畿防务，兼任禁卫军军统。禁卫军是满族少壮亲贵载涛控制的一支重要武装。官兵达一万余人，大都反对清帝退位。冯国璋以支持清廷的态度出现，迎合亲贵的欢心，轻而易举掌握了这支武装。然而，冯国璋当时处境十分困难，不少官兵包围他的住所，要他表态忠于清廷。冯念及袁世凯素日提拔之恩德，又接受袁的密令，冒险宣布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冯特别指出“非如此，不能保全皇室”。之后，冯国璋以自家生命担保，决不抛弃禁卫军，不与革命党人相往还。最后，冯让禁卫军推举两个代表作为他的副官，监督其言行。1913年3月，上海宋教仁血案发生后，激起南方各省革命党人的愤慨和反弹。冯国璋秉承袁世凯旨意，串通各省军阀发表通电，攻击革命党“危害民国”，“破坏共和”，威胁要武力解决。当袁世凯派北洋军攻江西时，孙中山被迫发动讨袁“二次革命”，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讨袁。7月23日，冯国璋任江淮宣抚使兼北洋军第二军军长，指挥北洋军沿津浦南下，8月16日到达浦口。在南京参加讨袁的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冯的女婿）过江向他投诚。冯国璋得知南京讨袁军群龙无首一片紊乱状态后，于8月25日渡江，猛扑下关，与张勋等辫子兵一起，于9月2日攻陷南京。“二次革命”被扑灭，冯国璋于几天后返回北京。袁世凯为笼络整个大马仔，特将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道如嫁给冯国璋为妻。这年底，冯国璋受命接替张勋为江苏都督。袁世凯的政敌、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这时也被动员起来，出来号召，希望两广的龙济光、陆荣廷这些旧属响应，然而龙已受袁世凯收买，甘为鹰犬，陆亦踌躇未动，没收到预期的效果。至于李烈钧、黄克强在赣宁发动的讨袁军，由于准备稀松，事起仓促，缺械缺饷，这仗便无法打下去了。湖口讨袁军败退，北军李纯兵队进占了江西。上海陈英士等所起的讨袁军攻制造局的计划也失败了，稍后黄兴等人鉴于大势已去就离宁走沪，以后由一报界中人何海鸣，从8月起在南京自任为讨袁军总司令，竟支持到9月1日才被张勋攻陷。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通缉的起事党人，多亡命海外。有的穷得很，生活艰苦。曹操说，若不是他出来收拾天下局面，不知几人称王、称帝，已属自夸。袁世凯怀有如此心态，就更属僭越。就是他自己称帝，底下的人也不服，以前的心腹亲信也不亲了。袁世凯说他家族寿数不长，几辈子的人都只活到五十多岁。在此之前，党人自发起来暗杀，袁世凯寿虽不长，但是命大，东华门近距投弹都没能结果他的性命。这样一个中材下驷，试图玩弄国人于股掌之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从时势而言，袁世凯以为练新军得以握实力，自觉拳头又大又硬，会来事：攀龙附凤、投机取巧、金财拉拢，建立了良好的人缘，殊不知时势在变，新军不是他想象的铁板一块；卑下阴暗的会来事更难以持久，到了刺杀宋教仁狐狸尾巴暴露无遗。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称帝，企图将历史车轮倒转，与全国人民的民主诉求严重悖逆，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理所当然。当时几乎所有的政治发言权都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军阀手里。百端打压国会 实行铁杆专制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开始收买留日回国的学生。如张之本编辑有《法政丛编》一书，袁世凯当即购买一万册，并表仰慕之意。但张之本忆戊戌政变往事，对袁世凯早具戒心，其言不由衷，固灼然可见，而其手腕之圆滑与心计之工巧，殊足令人惊诧。同样留学日本回来的贵州龚某，年仅二十余岁，即获少将衔。袁世凯召见时，对他说：“在外国官拜将军，非年纪甚大不可，汝以弱冠膺此重任，诚属少年有为，将来未可限量。”又问：“以前曾至北京否？北京声色甲天下，速乘此机会畅游。”随即饬其会计与支票簿一本，任其随意取款花费。这些年轻人哪里禁得起这般腐化，龚某因以堕落。袁世凯曾以同样手段施于宋教仁，宋先生窥破他的不良居心，坚持革命立场如故。袁氏忌惧交并，竟唆使爪牙暗杀之。总之，袁世凯为达其目的，先是以利诱威胁，继之以阴谋毒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北洋各派都是小圈子集权，而欲政治不腐烂，就必须分权。但北洋的作为，与此背道而驰。首先他们在小圈子都很难分权。即使分权仍解决不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因为那是蝇营狗苟的酬庸。必须在圈子外分权，这就是国会的正常运作。但北洋十几年，对国会的打压丑剧历历上演，弊端层出不穷。民国初年的宪政实验，国会的建立是一重要设置和象征。但议会及议员的形象一直为后人所诟病。“猪仔议员”的称呼暗寓他们那不堪的情状 被当作货色出卖的可怜虫。事情的最初情形却并非如此。民初同盟会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的经济发展 这一迫切的实际专题有相当的考量。倘若没有一个开放、自由、民主的政体来支撑来作为它的依托，则经济的起飞最终也必然铩羽而归，专制者的滥用权力，必将导致经济的封闭窒息。所以当时的知识先进，就力图造成一个国会强有力的代议制政府。袁世凯在1912年初接替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后，即在外交和国事的措置上对参议院横加掣肘。1912年7月，他唆使军警对投反对票的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大肆恐吓。有谓“若再不牺牲党见，将以炸弹从事”，但那些保有血性的议员发言依然相当激烈。同盟会公开为国民党后，成员大增，迷恋政党政治的宋教仁联合其他政治团体，以争取参议院中的多数席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具有相当的良知和道义担当，对袁世凯及内阁阁员的违法犯约玩弄国会议员的种种异动即时提出了弹劾。1913年宋教仁遇刺及大借款案发生后，国会议员仍对政府提出四大弹劾案，一些省份的议会也对袁世凯任用宠佞戕害言论自由提出弹劾，要求其到议会作出解释。多数议员都还是正直无私的。袁世凯对地方大员也大肆行贿，如给李烈钧二百万元为寿并晋勋爵一位。但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对国会恨之入骨。1913年的六、七月间，国会参众两院推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六十人，其中国民党籍议员占半数以上。也就在同时期，袁世凯在汉口搜查《民国日报》报馆，大规模拘捕党人，遭杀害者就有三百余人。杀害、掣肘、制约、恐吓、收买，排挤、换人，袁世凯用种种阴暗手法，为此后国会发展史开了恶例，国会功能渐归于零。1913年夏天，参议院议长张继被迫离开北京转赴上海，就是感到时局已不能用法律挽回。袁世凯所控制的议员“始终捣乱，常流会，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以后的议员，就看当局的出价，受贿舞弊，声名狼藉，全无原则心肝。一次俄罗斯大使宴会，上来大盘烤乳猪，与会者看着国会议长、副议长窃窃私语，暗笑不已。有人向大使咬耳朵，他也忍俊不禁。盖“猪仔议员”已成日常生活典故矣。又一次例会，摄影师照相须用镁光粉，点燃时闪光震耳，颟顸议员以为是爆炸，乃夺路而逃。有人甚至钻到桌子下面，高喊：“我选的是袁世凯！”因为这些议员，好多是贿选而来，对国事的态度以是否有利其私欲为标准，其进退取决于袁世凯个人，而非国民公论，怎么期望他们能对人民负责呢。辜鸿铭参加北京饭店的外交聚会，就遇到贿选的议员，乃指着这人，操英语向周围说道：“这家伙要用八百大洋买我的选票，诸位，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袁世凯是一个坚持人民程度不够所以不能实行民主的铁杆专制者，守秕政若瑰宝，视舆论为寇仇。1915年夏，他对美国法学家古德诺谈话，名记者陶菊隐报道，即谓民主程度远逊欧美，应行君主政体云云。这种论调，国人耳熟能详。然而，就算民主程度不够，难道他们倒因此对专制铁幕情有独钟吗？没有民主政治的调理，人民的素质反而将永远低下，那才是专权者所梦寐以求的。袁世凯末年公开实行帝制运动，其身边宵小“请愿”、“劝进”，做出种种离奇荒谬的事体，导致全国民众奋起申讨，函电讨伐，纷纷不绝，可见素质低下者不是老百姓，正是利令智昏的专制者。议会是维护法治的重要支柱。议会的作用是制定反映人民价值观和迫切事项的法律，同时确保人民的根本权利受到尊重和促进。袁世凯当政后期，干脆解散国会，造成民国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北洋肆虐的时代，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与民主民权背道而驰。第二十一节 称帝复辟 战端又起袁世凯阴谋称帝，他的马仔亲信多不看好，甚至公开反对。而在辛亥革命期间起来的阎锡山却一反常态，连电劝进，并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两万元，发表他的论点“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袁世凯喜出望外，于称帝后，即封阎锡山为一等侯。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取缔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和解散国会，图谋复辟帝制。1915年底至1916年云南等省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中华民国民主法统，是为护法战争。到了蔡锷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阎锡山仍倾向袁世凯，并要宣示蔡锷、唐继尧等人的罪状，予以褫革。这些行径留下污渍，到了北伐后颇难解释，但阎锡山也有他的说词，说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措施。袁世凯称帝时节拉拢山西阎锡山。袁世凯时代的所谓六君子 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发起筹安会之后，很看重山西方面的力量，这是因为华北民军势力，在山西较为突出。故其竭力拉拢阎锡山，派员往返太原，一面说服今日帝制之必要，一面侦查山西之行动。阎锡山告诉使者，今日中国民主的势力虽在萌芽，但日长一日，诸君子谋国固有苦衷，逆势终当顾虑，知六君子之出谋筹安，实非主动。先是多少清廷旧臣，拥袁世凯做皇帝，无所不用其极。怂恿袁氏做皇帝者，一部分是顽固，一部分是谄媚，一部分是满洲旧臣，借此陷害袁世凯，报复其迫清帝退任之怨。袁氏虽经多人怂恿，终未动意。最后日本皇室转达日本皇家之意，其言最甘最巧。他说：“日本的政体，向以中国为嚆矢，中国的民国，实足以影响日本的皇位，为日本计，不得不力谋取消中国的民主，而借以维持日本的皇室地位，如袁氏要做皇帝，日本当表最大之同情。”当时英国公使朱尔典，对袁世凯做皇帝亦表同情。盖袁世凯自有称帝之心，无能为之讳，其所以促成者，中外人士，亦不能辞其咎。尤其中国满洲旧臣之报复，日本之阴谋，袁世凯不察，自不能不责袁氏欲以蔽智也。筹安会密谋期间，孙中山的部属和梁启超的进步党，都曾派人赴云南策动反袁起义。1915年末，前云南督军蔡锷与云南将军唐继尧等人，遂宣布云南独立，蔡锷、李烈钧分任第一、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任都督府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计划第一军攻川，第二军入桂、粤，第三军留守云南，乘机经黔入湘，而后各军在武汉会师北伐。另由都督府左参赞戴戡率一部兵力入黔策动起义。袁世凯急令北洋军并川、湘、粤等省部队八万人，分头攻滇，企图一举歼灭护国军。第一路司令马继增率北洋陆军三个师各一部及部分混成旅，由湘西经贵州攻入云南，第二路司令张敬尧率北洋陆军四个师各一部，与川军会合由北面进攻云南。曹锟指挥第一、第二路。第三路为广东龙觐光部，由粤经桂入滇，袭扰护国军后方。四川方面，1916年初，蔡锷所部刘云峰梯团抵达滇川接壤之新场。1月17日，攻击川南镇守使伍祥祯部，次日进据四川高县西北，19日，向宜宾西南进攻。嗣后，袁军分四路反攻叙府，均被击退。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并派出两路黔军协同云南护国军作战。蔡锷所部赵又新梯团一部与已起义川军刘存厚第二师，于2月初联合向四川泸州发起攻击，一度占领泸州外围蓝田坝、月亮岩等要点。蔡锷根据敌我态势，决定采用两翼包围、正面突破战术，以攻势防御消灭袁军。3月中旬，护国军全线突破袁军前沿阵地，歼敌一部。至3月底，陆续收回失地。袁军伤亡甚众，无力继续作战。湘西之战，王文华率护国黔军于1916年1月下旬进抵黔湘边境后，立即分路向湘西袁军进攻。3月中旬，袁军向麻阳、黔阳等地发动反攻。护国黔军顽强抗击，牵制湘西袁军向主要方向四川转移兵力。滇桂边之战，李烈钧部于1916年2月20日由昆明向广西开进。3月初，在滇桂边境之广南、富宁地区与龙觐光部展开激战。袁世凯三路攻滇计划失败，加上在广东、山东等地袁军亦遭到打击，外交上又连受挫折，被迫于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但仍居大总统位。为彻底推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5月8日，已独立的滇、黔、桂、粤等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对抗北洋政府的军务院。不久，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益陷窘境，6月上旬暴毙。专制依托 手中兵柄实为私家部队袁世凯何以能在改朝换代的紧急关头如此霸悍淡定，如此不可一世？因为他觉得他有森严坚实的壁垒，觉得有力大无穷的铁拳，觉得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向外迸发饱满的力量。所有这一切的依托，就是他手中的兵柄，所谓新建陆军这样一个形同私家部队的怪胎。袁世凯出生于1859年9月，到现在有一百五十多年了。但他只活了五十八岁。这个搅动近代政坛的一代奸雄，靠新军起家，屡次压宝得势，居然依靠军事力量悍然称帝，最后却惊悸而死，可以说是成也新军，败也新军。新军的建立和袁世凯的起家。袁世凯早年胡天胡地，不喜欢读书，而好谈兵打仗。当时吴长庆在山东做提督，他投效其麾下。吴氏的幕僚张謇，当他的老师教他文化。1882年，朝鲜兵变时，袁世凯随吴长庆部入朝，恢复李熙的帝位。袁世凯因功官升至五品，他深觉军功比科举更容易来事，从此着眼这方面的发展。数年后，吴长庆率一部回国，袁世凯留下，协助新来的提督吴兆有。这时袁世凯开始向李鸿章打吴长庆的小报告，李、袁关系由此不断拉近。此时他为“钦差大臣会办辅鲜防务劳务处”，他把这个衔头用到极致。他拿大把钱财回国贿赂各地官僚。因为大把撒钱，一时间“誉满京华”，朋友多得很。1894年，李鸿章麾下聂士成一部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入朝鲜平乱，而日本羽翼颇丰，也派兵入朝。袁世凯见李鸿章和叶志超示弱，立即回京，另觅新主，在京见到督办军务处的核心人物荣禄，大献殷勤，一拍即合。这时张謇已中状元，袁世凯立即又投过去，提供材料检举他的恩人李鸿章。1895年，奕、奕劻奏请改革军制，建议在天津成立一支“新建陆军”，保举袁世凯督练。他从此奠定起家的基础。新军的建立，远因是太平天国对清廷的打击，正规部队（绿营）战力低下，甚至不堪一击；近因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李鸿章编练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1895年，袁世凯任新建陆军督办，在天津附近小站这个地方开辟基地，训练新式陆军。他的班底有：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勋等，幕僚长是徐世昌、唐绍仪。这个时期北洋各军统归荣禄指挥。袁世凯的新军人数不多，但战斗力很强。手握精兵，阴谋压宝。在戊戌变法最危急的关头 1898年9月14日，光绪赐康有为、杨锐密诏：“朕唯知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 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仅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 ”谭嗣同、康有为捧诏痛哭，竭力主张运用袁世凯扭转大局并密奏光绪，临时提拔袁世凯，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谭嗣同建议到法华寺袁世凯的寓所，打开天窗说亮话，激起他的义愤。林旭认为使不得。林旭似乎对袁世凯很警惕，他建议运动董福祥。9月18日，康有为召集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仁禄等在南海会馆商讨挽救新政办法，彼此相对哭泣。谭嗣同还是直接奔赴袁世凯寓所，直接问他，皇帝如何？袁世凯反应很快：“皇上啊！那是我们的旷代不遇之圣主！”谭嗣同说，天津阅兵事项，想来你是知道的。要救皇上，此其时也，随即拿出密诏示之。并说，你要是想富贵腾达走捷径，马上可以提着我的头去颐和园。袁世凯马上赌咒发誓，他说，皇上是我们共同侍奉的旷代圣主！救护之责，不是你一个人才有的，我还在这里！你要我做啥，请直言！谭嗣同说，荣禄的密谋，主要是想借天津阅兵控制全局，阁下和董福祥、聂士成三军，虽然都受荣禄节制，但要借重你们的兵力成事。只是董、聂二人不足道，“天下健者，唯有足下”。平心而论，谭嗣同的这个认识，对事势的轻重分布看得相当深透，而最为关节的枢纽，对袁世凯本人的认识却完全看走了眼，他自己似浑然不觉。两三天后，因为袁世凯的告密，政变发生了，改良派措手不及。9月23日，谭嗣同和江湖豪客大刀王五密谋，想把光绪从宫中劫持出，但荣禄的武卫军已经重重保卫，冥思苦想，实在无从下手。扑灭变法后，清廷论功行赏，予袁世凯山东巡抚一职。八国联军之乱的次年，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署理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此时他大权在握，新军发展成北洋常备军，规模宏大，战力强盛，各省开始仿效。这个时期，袁世凯开始大规模扩军，在保定设立直隶军政司，下设兵备处（刘永庆）、参谋处（段祺瑞）、教练处（冯国璋）。到了1906年的彰德秋操，调动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新军，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 三万余精兵，做大规模的野战演习，气势庞大，令人震慑。其后，北洋军的势力由直隶扩展到华北、江南及东三省等地。随着北洋军的扩充，袁世凯及其亲信结成死党，逐渐形成一个以袁世凯为头子且左右政治的武装集团 北洋军阀集团。其后清廷看到袁世凯毕竟是个汉人，业已尾大不掉，开始警觉，遂于1906年设立陆军部，以铁良为尚书，试图抑制袁世凯。武昌起义前，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上奏辞职，请让袁世凯执掌大权，说是只有他才能够把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袁氏党羽旧部也四起呼应，哄托“非袁不能收拾”的气氛。袁世凯重新得势，采取抚、“剿”并用方略平息革命。深秋时节，袁氏部下北洋陆军攻陷汉口，即遣人与武昌革命政权谈判，但均因袁世凯一方坚持君主立宪而导致破裂。这年底，袁世凯再次要求进行南北和谈，并暗示可设法让清帝退位，但须举他为总统。黎元洪接受了这一要求。这些，都是由新军发展壮大而来的军事实力在起作用，袁世凯多次尝到甜头。1915年底，袁世凯遂悍然称帝。然而，殊不料，时移世易，这一套已经不灵了。全国各界的反对使其面临巨大心理压力，而军头的疏离则使其心理崩溃。新军的老班底徐世昌消极。袁世凯策划称帝期间，全国鼎沸，处处声讨，徐世昌见之，立即辞职，悄然回到河南老家去了。王士珍反感，称病休假。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以致公开反对 几个月后，在全国一片怒斥声中，袁世凯忧惧而死，死前热晕抽搐。第二十二节 北洋余孽 战祸相寻袁世凯死后，三大派系的军阀逐渐形成。首先是皖系形成，段祺瑞以其掌握政府事权的地位，拉拢北洋军人，靳云鹏、徐树铮、吴光新、曲同丰、傅良佐等，依靠过来。而安徽倪嗣冲、山东张怀芝、福建李厚基、陕西陈树藩、浙江卢永祥、湖南张敬尧、山西阎锡山、两广龙济光、四川刘存厚纷纷投靠。直系也逐渐形成。1918年秋冯国璋下台后，曹锟、吴佩孚站到前台，实力急剧膨胀。张作霖在东北占有全境，利用空档，招兵买马，形成奉系。几派钩心斗角，翻云覆雨，战云笼罩。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吴佩孚借口撤防北归，段祺瑞遂在南苑布防，挟总统徐世昌以令诸侯，组成定国军。第一路司令兼戒严总司令段芝贵，第二路司令兼前敌总司令曲同丰，第三路司令魏宗瀚，第四路司令刘询。直系则在保定组织讨逆军。曹锟任总司令，吴佩孚任前敌总司令，率兵直逼京师。通电有谓：“段氏祺瑞，秉性凶残，专擅恣睢，阴贼险狠 民国九载海内分崩，追原祸始，段为戎首。”战争打到第四天，直军一路突破，皖军瓦解。直奉联军进京包围段公馆。皖系政客作鸟兽散，段祺瑞被逐出北京。袁世凯死后四年间，北京政局为皖系所把持。他们聚敛财富，用作庞大军费开支，为实现武力统一，加紧对国内作残酷的经济掠夺。北京政府的岁入总数中，一半以上用作军费开支。冯玉祥曾回忆这段时间段祺瑞给他数十万钱，他不要，他说那数字庞大得令他震恐。左手拿钱，右手又用于打内战的支出，段政府出卖矿山、铁路、电讯的经营权，甚至领土主权，以赢得主政之权。其间，日本人的上下其手、勾结引诱确不可忽视。郑孝胥笔下“李季高来，龟井、波多来，谈南北大局及日人处置袁世凯之法”。6月7日，郑孝胥又写道：“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为总统，段祺瑞为总理，日本允以兵力助段，保北京治安，段辞之。”6月8日，郑孝胥又记：“升吉甫至济南，约张怀芝共图复辟，闻今日归青岛，乃日本海军无线电所报。日人谓：冯国璋、张勋、张怀芝如果能举义旗、倡复辟，当以盐政余款二千万为军饷。姚赋秋候南京胡琴初来信，即谒南京、徐州而往青岛。余言，三镇不相统属；果同意起义，宜以升吉甫为总参谋部，主兵饷事。张勋现令王宝田至南京结冯国璋。”阎锡山谈袁世凯死后的情形，北洋军阀失去主脑，遂成群龙无首，各谋拥戴，觊觎元首，对革命党而言他们还算整体，但其内部的分裂，则日甚一日，争权夺利，不惜战祸相寻。阎锡山遂宣布了三不二要的主义，总目的在不参加军阀的内战，以保境安民为目的。于是遭北洋军阀之忌，无论某派当政，均谋夺取山西。阎锡山说他以独立不惧的态度处之，声明晋军不出山西一步，但有来侵者，必唯力是视。山西于是有两次战事，一是冯玉祥攻晋，一是樊钟秀攻晋，但冯、樊二人，已不是纯粹的北洋军阀，均挂有国民革命军之旗号，均经阎锡山击退。清朝的鬼 张勋全面复辟1916年初夏时节，郑孝胥就时局判断：“不出数月，全国将有大兵变之祸，其端之可见者有三，统兵者阘茸下材，不能治众，一也；财政紊乱，饷源将绝，二也；革命党暗中煽动，三也。”这种兵变之大祸，首先就是张勋复辟。张勋小时候是江西奉新县一个村子里的牧童。1879年当兵，中日甲午战争时随提督宋庆调驻奉天，后随袁世凯开往山东镇压义和团。袁世凯在小站编练新军，招张勋为小站兵营头等先锋官，从此张勋步入北洋集团，其后担任慈禧太后的扈从，1911年擢升为江南提督。袁世凯夺取总统权位后，张勋依然故我，效忠清室，禁其部卒剪去发辫，人称“辫帅”。二次革命期间，张勋率军攻下南京，纵兵杀掠，袁世凯赏他长江巡阅使。张勋入南京，此公阴欲与冯国璋争功，并下令三天不封刀，辫子并在南京大肆烧杀劫掠，造成民间重创。张勋复辟前，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持不下，居然招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便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领三千喽啰于6月14日入京。经过一番秘密策划，在6月最后一天晚间入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复辟，恢复清帝国。深夜，张勋派兵占据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地，同时派人劝黎元洪奉还大政。复辟那天，帝师梁鼎芬、朱益藩磕头再三请益。溥仪说，你们究竟是教我读圣贤书呢，还是导我入陷阱呢？民国优待大清，你们还想怎样？陈宝琛说，张勋已经率部入宫了，一切靠他。此际，神武门外，车水马龙，辫子兵神情惘然，禁卫不知何为，请张勋改日再来。谁知莽夫张勋吼道：“大炮已架门外！再不开门，打炮！”禁卫心里发慌，一面上奏，一面开门。7月1日的凌晨，夜色浓厚，张勋所率辫子军，涌进城门，直冲紫禁城。蠕动的队伍，仿佛坟墓中蹿出的幽灵。张勋本人，则在养心殿内，向童年的溥仪三叩九拜。溥仪《我的前半生》回忆当时情形，说张勋再三请他复位，目的是拯救万民，打掉那不合国情的共和方式。溥仪并不领情，他说道：“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但是张勋不依不饶，引用康熙幼龄登基的故实来印证，于是溥仪顺水推舟，答应勉为其难。这一天，张勋同康有为等三百余人正式拥立溥仪登基，当即连发八道上谕：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恢复宣统三年的官制7月2日午后，黎元洪拒绝合作，逃入日本使馆内武官斋藤少将官舍避难，日人诸般衡量，决定做相当之保护，即以使馆区域内之营房暂充黎氏居所。黎元洪在日使馆时期内，答应禁绝政治活动，但却电令各省出师讨伐。段祺瑞于是组成讨逆军，于天津马厂誓师讨伐，攻入北京。至于讨伐张勋战斗过程，在7月初，讨伐电发出，然后就打起来了。张勋部队在东安市场连接金鱼胡同一带及东华门大街两旁，均堆积大量麻袋，设置防御工事。蔡成勋第一师进攻张勋住宅。7月7日至9日，发动了两个昼夜的猛攻，张勋辫子兵凭借皇城城墙的厚实坚固，奋力死守。第一师的营长杜奎请示施以炮轰，9日夜，征集石匠多人，在东华门附近皇城城墙，开凿洞口，设置小钢炮阵地，配以重机枪，10日夜晚发起总攻击。枪炮齐发，守军死伤枕藉。12日战斗结束。两天后，段祺瑞返回北京。段芝贵动员驻防廊坊的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打张勋。冯玉祥在廊坊布置阵地，与附近万庄的张勋部队对峙。侦察虚实后，知其兵力虚弱，遂开始攻击。前线刚一接触，张勋的部队就摧枯拉朽的败退下去。冯玉祥到了丰台，曹锟、倪嗣冲、段芝贵的部队也陆续到达。张勋异常倔强，对调停置之不理，于是明令讨伐。到了右安门，绑了五十把天梯，天亮时爬入城内，从午后直打到天明三点钟。张勋见大势已去，逃入荷兰使馆。第二十三节 形式各异 复辟实质则一阎锡山谈张勋复辟的前因，认为张勋复辟，段祺瑞揭起反复辟之义旗，约他派队参战。“我始踢破门罗主义，派一个旅由商震带往北平参加作战，战毕我即撤回山西，我深不愿与北洋军阀之部队混在一处。”民国六年（1917）3、4月间，督军会议在北平举行，适为张勋复辟之伏线，亦即反对复辟者之团结。“其时主张复辟者，以张勋为首，而反对复辟者，以段祺瑞为首，复辟者之口号，是别图拥戴，反对复辟者之口号，是不得别图拥戴，此为会议后之笔战焦点。这一种笔战外，电报有百余个，存在我的要电录中，欲知详细，须阅各方之电。此实为北洋军阀最骄横之一段历史，亦即北洋军阀失败之一幕悲剧。”次年，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对张勋免于追究。张勋复辟之事，知识界也有丑陋表演。1923年张勋在天津公馆病死，运回江西奉新安葬，知识界作文哀婉者所在多有。刘廷琛参与张勋复辟的策划，系首席谋士。他写道：“愧佐公之无状，堕大功于垂成；负吾君与吾友，虽万死犹轻。”郑孝胥则因未能参与机密而遗憾。跟十余年前调侃端方的调子一样，他的马后炮又来了：“使我早识公，救败岂无术；犹当歌正气，坐得桑榆日。”以张勋复辟为界限，民国成立以来内阁制与总统制、北洋集团与革命党人的制度之争、政见之争，演化为赤裸裸的力量博弈和军事较量。此外，张勋复辟还间接使得吴佩孚、冯玉祥两个北洋后辈崭露头角。孙中山怎样看待张勋呢？先生对其不无怜悯。7月21日，他致电盘踞广西的陆荣廷，说：“张勋强求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张勋此类人，缘于头脑的限制，无法与历史沟通，也即自动切断了其生命心性的脉络。张勋是莽夫，段祺瑞就例外吗？也不尽然，冯玉祥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个时候的段祺瑞：1917年5月，段氏在众议院提对德宣战案，遭受否决，段祺瑞的左右就雇佣许多伙夫仆役拿着旗子在街上游行，要求参战，说这是民意。有人问他们干什么，他们就瞪着两眼，说：不知道！我们是雇来的。复辟的骨干分子是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军统领（俗作九门提督）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第十三师师长李进才，及康有为、刘廷琛、沈曾植、劳乃宣等。这里面没有段祺瑞们的影子吗？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复辟罢了。孙中山一语道破天机：张勋、冯国璋、段祺瑞之流的纷争，不过是稳健复辟派和激烈复辟派的战争。再说了，北洋政府时期更有府院之争，此则早在袁世凯初就位时，即已埋下祸根。民国元年，张之本到北京参加司法会议后返回武昌，对黎元洪谈到他的观感，说是北京有两个政府。黎元洪问其故，张之本说，形式上之政府属国务院，实际上之政府在总统府办事处，等于清廷之军机处，受袁氏直接控制。黎元洪听后默然无语，似有所悟。出师讨逆 发动护法因张勋强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引起孙中山在广州呼吁国会议员南下，命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发动护法运动。政局纷扰，国会再被解散，孙中山再赴广州倡导护法。国会议员群集广州，举行非常会议，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中山先生为大元帅。孙中山由黄埔乘舰至广州，在东堤登岸，当时仅有熊式辉（时任驻粤滇军团附）率部到码头迎接，鼓号兵仅数名而已。从仪式上来说，这很低调，说不上有什么气派，但就护法精神来说，则极为庄严伟大。孙中山这次从上海回到广东，欲起护法之师，章太炎与之偕行。这次章太炎倒挺正常。他说，救亡的关键，就在护法，护法就是要讨逆。到了广东，孙中山强调，此次坚持的事情有两项：一是维护约法，二是恢复国会。他在全省军警欢迎会上的演讲则申说，救国不论成败，只论是非。“故欲恢复民国，非先恢复辛亥革命时代之民气不可”。护法之役所护之法，系指1912年初临时参议院所制定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显然，护法之役是对辛亥革命的呼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内容共有七章五十六条，除了现代民主共和国所应有的主权、人权、政权、治权、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制上下两院的国会等一般条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因此大总统就变成虚位元首了。护法运动展开，海军发表声明加入护国军，主张恢复民元临时约法。海军总长程壁光率海军即起响应，亲率部分舰船南下广州参加护法，孙中山视海军为护法事业的“一大伟力”。7月，程壁光派遣“海琛”号等舰载送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到广州，并在沪发表海军讨贼檄文，成为全国护法之第一声。同月下旬，程壁光偕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队南下来粤，各界公开欢迎者达数万人。程部驻扎于广州海珠，为国民革命大壮声势。但当时两粤为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势力所盘踞，彼等勾结北洋军阀，阴谋架空孙中山之临时军政府，攫取地方实权，亦图诱使程壁光入伙，以达到瓦解孙、程合作后之国民革命力量。程壁光系孙中山同乡，早年他的兄长程奎光与陆皓东等在1894年曾参与中山先生筹划广州之役。1917年9月上旬，护法政府成立，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程壁光任海军部长。这年底，由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拨警卫军二十营，成立援闽粤军，任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仲元）为参谋长，率军攻取龙岩、漳州、汀州各地，即屯军于此。陈炯明系秀才出身，家境不太宽裕，后就读广州法政学堂，学业成绩甚佳，热心革命，得讲师李文范、朱执信等赏识，由朱执信介绍参加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担任宣传部长。法政学堂毕业后，筹办海丰自治报，颇负乡誉。黄花岗之役，为选锋队长。新军之役，以广东咨议局议员身份掩护革命行动。当时熊式辉率一个团守卫广东饶平，浙军第二师伍文渊旅长率郭来攻，拂晓攻击前，其军使被革命军截捕，由熊手下连长张善群作书答之，洋洋千余言，一挥而就。送去后，伍文渊大惊，认为革命军下级军官都能写这样一手漂亮文章，如何可与之争胜？当时西南军阀大耍两面手腕，桂系莫荣新、陆荣廷从中作梗，党人有推程壁光为粤督之议，更招桂系疑忌。程壁光寄寓海珠，常微服独行，鲜有如当时军阀之前呼后拥。1918年的2月26日，程壁光步行至广州海珠码头，旋遭凶徒持枪狙击，饮弹倒地。孙中山闻耗立刻赶赴现场，大恸不已，并谓程先生之死是中国革命之莫大损失。程壁光殉难后，中华民国军政府明令缉凶，优予治丧，颁令行国葬荣典，后追赠海军上将，并于海珠铸立铜像，以垂不朽。护法之役发动后，冯国璋特任傅良佐为湖南督军，率领部队南下镇压，南北再启战端。而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也发出对段祺瑞的通缉令。通令指出，“段祺瑞阴贼险狠又过于袁世凯”，“此辈阳托共和，阴行专制”。就在饶平方面的战斗展开之际，一天傍晚闻鼓号齐鸣，阵地前有人率千余人来降，原来这是浙军的陈肇英团长阵前起义，领队来归。整个形势原本不错，但又被易反易覆的陆荣廷反水给破坏了。他突然勾结北方，对抗军政府，于是军政府又只得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辞职离粤，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此前揭起护法旗帜时，段祺瑞向南方开刀，陆荣廷害怕北军势力侵入，乃向军政府靠拢。但这些人私心观念为上，时时打着贪婪的算盘，更作联冯（国璋）倒段（祺瑞）的政治投机，以及联直反孙（中山），于是护法又归于失败。至此更可说明，跟首鼠两端的烂军阀，不可能有任何蜜月可言。第二十四节 段祺瑞的前世今生孙中山意在分化军阀的势力。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段祺瑞、张作霖和孙中山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反直系。1923年吴佩孚制造二七惨案。曹锟贿选，上台当总统，倒行逆施。冯玉祥自云接受孙中山的主张，受到段祺瑞的游说，于战场上突然倒戈，挥师入京，囚禁曹锟，直系战败，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电邀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要开国民会议，而段祺瑞要开善后会议，二者实具重大区别。同盟会以委屈合作、忍让，甚至交易换来痛烈的认识，非以革命的武力，收拾这班鲁莽灭裂的家伙，否则无法还权于民。民权受阻，则民治、民有、民享的政治现代化大门，也无法靠近，而终不得入。孙中山行经上海逗留期间，段祺瑞1924年11月17日拍电报来催，请先生尽速北上，并表示派特使远道迎接。两天后，段氏又来电促驾。次日，段祺瑞就决定先入北京主持一切了。又过了两天，他就由冯玉祥、张学良、吴光新、许世英等人陪同进京了。北上时节经停日本，孙中山对来访者谈道，在北京和段祺瑞等谈妥大体方针后，即往欧美漫游，决不久留北京。他表示，段祺瑞既掌执政府，他的资格很够。孙中山先生在此又以一种大德服人的姿态，给足段祺瑞面子。段祺瑞当得起孙中山对他的期望和重托吗？说起来，要追寻段祺瑞的前世今生。段祺瑞三女儿段式巽回忆她父亲的起家，说是段祺瑞十八岁时，从安徽步行到北京，随身只带了一元银洋，旋即考取武备学堂，毕业后选送到德国留学。回国后，受到袁世凯的器重，派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此后不断晋升，先后担任陆军总长、国务总理，1924年担任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段式巽的生母张氏，则是袁世凯的表侄女。袁世凯的二弟袁世辅到他家串门，见到五岁的段式巽，就说，小三（段式巽）的年纪和我家孙儿家鼐相当，就让他们配个对吧。后来段祺瑞的女儿，果真嫁回袁家。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接连死去。次年1月，清廷实施集军权于皇权的调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以“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但段祺瑞仍留在军中，他常常去袁世凯退隐地河南彰德，探视老袁，请示行止。辛亥武昌起义前，在1909年底，段祺瑞调任陆军第六镇统制，次年又任江北提督。武昌起义后，段祺瑞得到袁世凯的推荐，任第二军军统，随后兼任第一军军统、湖广总督，驻扎在湖北孝感。段祺瑞以军事实力支持袁世凯窃夺民国总统职位，在南北议和的时候，由袁世凯的指使，1912年初领衔四十六位将领致电清廷，请立共和政体，否则，即“率全军将士入京”。清帝被迫宣布退位。袁世凯一俟窃据总统大位，即以陆军总长为酬庸。靠联姻拉拢，这是比较低级的，虽然他们认为很有用。袁世凯洪宪复辟之际，段祺瑞持明确反对态度，他向袁世凯陈述国体万不能变。袁不听，于是段祺瑞杜门不出，不见宾客，做消极抵抗。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对人谈道，我知道有人制造复辟帝制的舆论后，曾向袁世凯询问，而他矢口否认。段祺瑞第三次约定时间往谒，不顾一切痛陈利害，袁世凯态度始而紧张，继而恼羞成怒，厉声说道，这是克定和杨度讨论的问题，你何必大惊小怪的这样重视呢？段祺瑞起立大声说，我受总统数十年的知遇，不敢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可挽救，稍纵即逝，悔之晚矣。袁世凯不答，段遂告辞。以后请见，袁世凯以身体不适而拒绝。1926年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还是混战局面。各军阀内部派系斗争加剧，北京形势紧张。国民军通过鹿钟麟手下军官告诉段祺瑞的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要他小心，说段祺瑞的执政府就要垮台了。4月9日晚，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回家，段祺瑞给他一张字条，并说这是鹿钟麟的胡闹。字条内容是：今夜鹿钟麟恐有举动，要发生事变。他们即找卫队长和各亲近军官商议。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想和国务总理贾德耀通电话，发觉线路已断不能通话。于是赶紧布置十二挺机枪于东四二、三、四条各胡同口。随即警备司令部鹿钟麟的人马赶来，双方对峙达三小时之久。楚溪春回来后，和鹿钟麟通电话，鹿说是听闻不稳的消息，特来保护段执政的。段家感到情形严重，于是说道，鹿司令，你有什么政治主张，我想老先生都可以接受的，但要请阁下先撤兵。两天后段祺瑞感到大势已去，遂通电下野。段祺瑞公馆的佣人王楚卿讲述段祺瑞有一个特征，说是他一生气，就会气歪鼻子，他一生气鼻子就歪到一边去了。这些佣人的眼里，段祺瑞很有些传奇色彩，说他往清廷打电报，说三句话就把清朝皇帝推倒了。袁世凯当总统，由于段祺瑞的反对，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坏。段祺瑞就称病在家，不出门，不办公，也不见客。袁世凯不断派人送东西，如鸡汤、人参汤等，每天都遣人送来，送来的东西段家也不敢吃。外传前总长赵秉钧即死于饮食下毒，段祺瑞心有余悸，怕鸡汤下毒不敢吃。佣人也不敢吃，于是一罐罐浓香的鸡汤都给泼到草地上去了。段公馆里面的头号人物是徐树铮，是秀才出身，佣人们在背后叫他小徐。在北洋练兵时，他是小小的司书，后来就扶摇直上了。段祺瑞当上总长时，他当上次长。还有一次长是蒋作宾，可大大小小事情都是徐树铮说了算。徐树铮真有学问，才气过人，会客时，他一手批公文，一手拿耳机与另一人通电话，他记忆力也好，过目不忘，公文条例看得快记得熟。段祺瑞一问他，他对答如流，谁要不信，找出公文来一对照，真是一字不差。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当国务总理。段祺瑞和黎元洪闹翻了，把乌纱帽一掼，搬到天津住了。在天津期间也经常有人找他，有一次隐约听说张勋进了北京，准备把中华民国的招牌取消，请前清的小皇帝重登宝座。1917年6月一天晚上，梁启超来找他，两个人在里面秘密商量了好长时间。不几天，第八师的师长李长泰在马厂发了一份通电，反对清廷复辟，听说电文是梁启超起的稿子。张勋被撵走以后，段祺瑞重回北京，黎元洪已被张勋逼走了，于是总统就落到了冯国璋的头上。公馆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人，对段祺瑞很是佩服，说还是老头子有办法，上次一个电报打翻清廷，这次又是一个电报撵走了张勋，取消了复辟。段和冯都是北洋老人，都是盟兄盟弟。可是段祺瑞的脾气倔强，冯国璋跟他捏不到一块去，又被段赶走了。这之后是徐世昌继任总统，段祺瑞还是刚愎自用。1920年发生了直皖战争，皖系大败，大势已去。战后，段祺瑞手下的徐树铮、李思浩、段芝贵等人都被列为祸首。段在北京待不下去了，于是搬到天津，算是下野，他在天津常有学生和旧部来看望，这些人说国内遍地烽火，人民涂炭，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要收拾这个局面还非得老师东山再起不可。段祺瑞冷若冰霜的面孔上不禁露出一丝笑容。1924年，直奉之间爆发了第二次战争，吴佩孚败在天津，但没和段祺瑞见面。这时北京政府成了无政府的局面，张作霖、冯玉祥先后到天津来，和段祺瑞见了几次面，开了几次会，听说曾经打电报到广东请孙中山到北京来主持一切。不知怎的，孙中山还没到，又把段祺瑞捧了出来，当了北京政府的临时执政。1924年段祺瑞执政，虽非巨恶，但是讲排场，修公馆，用私人，搞权谋，还是专制那一套，格局必然流于狭小。遇到错综的矛盾，最后仍然诉诸武力，恶果还是转至民间来承受，跟一个共和体制下的现代政府距离遥远，而且受制于它的本性，其转型也无法完成。段祺瑞和孙中山的联络，给外界、给世人的印象，以及期望是良好的，然而结果却大不美妙。这是为什么呢？性质不同、理趣不同、根性不同，差距在本质上大得跟死人和活人的悬殊一样，所以根本是鸡同鸭讲，扞格不通。徐树铮的个性、梁鸿志的个性、段祺瑞的个性，都属倔强的犟牛。当时徐氏到外国考察躲避去了。在段公馆里的亲信中，梁鸿志的做事态度跋扈，他是个文人，但决不愿妥协。有一次为了一个文稿，和许世英争得面红耳赤。公馆上下，以为他是第二个徐树铮。第二十五节 孙中山与段祺瑞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可是当孙中山到后，段祺瑞已经当上临时执政了。汪精卫随孙中山前来，他就来段公馆和段祺瑞见面。有一次段祺瑞和汪精卫见面，不知为了什么事情，两人话不投机，愈说愈拧，两个人很生了一回气。1928年北伐胜利，蒋介石到了北京，他通过吴忠信约段宏纲见面，说他也是保定陆军学堂的学生，段先生是他的老师。因公务繁忙，不能亲到天津看望老师，请带去两万元生活费。以后三四年间还多次送过巨款。蒋介石多次要求段祺瑞南下。1933年1月，政学系的钱永铭持蒋介石亲笔信到津，要段祺瑞南下颐养，“俾得随时就商国事”。段祺瑞说若对国事有益，可以随时就道。遂于1933年1月下旬，乘坐津浦线特快加挂车，由段宏纲、吴光新、魏宗瀚三人陪同南下。22日抵达南京，不少将官奉蒋介石之命，戎装肃立在浦口车站迎接。次日由蒋介石、孙科、何应钦陪同，往谒中山陵。这些是北伐之后的事了。而在1924年的12月下旬，孙中山和许世英谈话，就说重话了，明确劝诫段祺瑞不要损害国家利益，否则决不宽恕。盖以段祺瑞曾向列强表示，将遵守一切旧有条约、协定。孙中山对此大为反感，他就问许世英，对一个政府而言，外交的好感重要，还是国民之同情重要？并一再声明他本人决无政争思想，告诫曰，如有害国行为，则必将受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在几天前的12月24日，段祺瑞悍然公布《善后会议条例》，都是亲信或劣绅参加，孙中山所主张的民众团体，则完全排斥在外，军阀垄断，视民意为无物。这时候孙中山在北京，要召开国民会议；段祺瑞要召开善后会议。两者的代表、功能、主旨皆截然不同，性质迥异，实在无蜜月可言。次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段祺瑞以脚疾不能穿鞋为借口，拒绝到场公祭，激起公愤。段祺瑞到了临时执政期间，还试图集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乃将总统、总理职权合而为一，规定临时执政兼有二者之权力。国会议员中的大部分参加了贿选，故而公开宣布临时执政不受国会的监督。这个，实在是比皇帝还要牛了。可是，军阀不止段祺瑞一个，老资格的或新起来的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在那里虎视眈眈。段祺瑞又不得不看他们的脸色。段祺瑞所发布《外崇国信宣言》，也就借国家的名义，信用和信誉的面子，来替他拉拢外国势力，也就是说以往的条约一概遵行，但须承认临时政府。执政府是一个鸡肋政府。在奉、直、国民军的夹缝下生存，东北、两广、西南、东南它都不能控制。1925年奉系的郭松龄倒戈。国民军占领天津，奉、直军联合，宣布和执政府断绝关系。段祺瑞无所适从。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爆发。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游行，执政府卫队实弹平射，死亡四十七人，伤一百三十二人，失踪四十人。段祺瑞的女儿说是国务总理贾德耀下令开枪的。卫队参谋长楚溪春则说是士兵没有听清楚命令，下级军官传达有误，把鸣枪吓阻听成实弹射击。楚溪春回忆，当时段祺瑞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是一群土匪学生。”社会各界和海外侨界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这时，奉军、直鲁联军、吴佩孚军、阎锡山晋军，联合进攻国民军，国民军放弃天津，固守北京。国民军名义上的大元帅企图做奉直军的内应，暗中联系张宗昌、张作霖，不料风声走漏，冯玉祥下面的鹿钟麟包围段公馆。国民军退却后，奉、直军都不买段的账。吴佩孚并逮捕皖系政客。4月20日，段祺瑞通电下野。武昌起义后，南北议和停战，但是后来袁世凯复辟二次革命又起，袁氏暴毙后，南北再形分裂。一直到北伐战争，此间长达十三四年，南北和议若断若续。帝制推翻，但皇民心态严重。政局纷扰，南北构衅，盲人瞎马，乱闯而已。孙中山先生数十年摩顶放踵，事倍而功不及半，遂着意埋头著述，以求启发国人。孙中山在护法失败后往上海，坐守书城，从事著述。所著作的建国与治国的各种规划，民族、民权、民生的体制，总称为《三民主义》之总纲；政府组织则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合称为《五权宪法》。前者的主要内容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公民选举国大代表和政府官吏并有权罢免不称职者”，以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等；后者则体现为“人民有权”和“政府有能”，各行其是又总体监督。这些方略，草创之际，乃是征诸历史、立足现实、参照欧美的一剂良药。可惜那时军阀横行，阻力丛生，仅止于纸上谈兵，难以收到实效。孙中山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北京政府毫无诚意接受，又溺于媚外的心理，怵于外力的干涉，所以更畏惧孙中山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孙中山为了这两个主张，在北京保守低压的空气笼罩之中，严正坚持，决然奋斗，而未能成功，不久便在北京饮恨长逝。他的遗愿，留给后来的追随者。国民革命军讨伐陈炯明逆军于广东的东江，乃于极端哀悼悲伤之中，削平陈逆，统一广东，奠立军政时期的基础。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承继孙中山的遗志，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民族主义的运动随之风起云涌。第二十六节 咀嚼切肤之痛 决然黄埔建军黄埔军校的建立，乃出于一种切肤之痛的经验。武昌首义之前的革命历程，固然因为没有一支革命武装，虽然革命党人发动了十数次起义，虽饶于积累启导之功，但具体到每一次起义而言，则又因牺牲不小而付诸流水。还是在1911年武昌首义的时候，党人对清廷实施彻底的拆台。战事展开了，黄兴在危急关头加入力战，仍不免一片焦土。汉阳军败，黄兴退走，黎元洪退驻葛店，武昌岌岌可危，蒋翊武继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南北和议成，蒋翊武被招往北京，授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辞不受。二次革命发生后，策划湖南独立，未遂。潜往桂林游说部队反水，为袁世凯授意杀害，起事壮烈，而死得窝囊。其以兵变头领，有投鞭断流的气概，不意竟死于奸人之手。此时已出现民国时期幕僚特性，往说奔走，浑不顾是否胜券在握，也不顾对方可否掌控，俱贸然往说，结果多不理想。盖当时各地新军，皆有私受情节，所以十多年后党人才毅然建立黄埔军校。从蒋翊武命运看，黄埔军校建立之必需。革命武装是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到了和清廷的变种 北洋孑遗长期缠斗的时段，袁世凯之能攫取革命果实，终极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此公拥兵自重，二次讨袁以及护法战争皆因此失败。其间，不意孙中山一手栽培的同盟会分部领袖陈炯明，竟以个人野心膨胀，勾结北洋军阀，公然叛变掉转枪口，炮轰孙中山先生的大本营，使先生险遭毒手。这一沉痛教训，促使孙中山先生猛醒：没有可靠的革命武装力量，决难完成革命大业。孙中山先生当病逝前，在病榻上仍发出“和平、奋斗、救中国”意味深长的嘱托。他对革命的建树，首先是创立了民主革命理论的孙文学说，制定了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建国方略，并在革命新形势下发展与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其次则是亲手缔造与创建了黄埔军校。由黄埔军校首期的毕业生为主组成东征军，平定了陈炯明叛乱。后来由黄埔军校的革命师生组建北伐军领衔北伐，一路上披坚执锐，所向披靡，前仆后继，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终于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1924年11月孙中山离穗北上前，专程往黄埔巡视，由蒋介石引导，往鱼珠炮台检阅第一期毕业生演习战术。孙中山赞扬他们：“本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现本党主义，今我可死矣。”孙中山先生此时已露病笃之象，故而发此不详之语，不料一语成谶。孙中山先生又说他进京是去奋斗的，就是死了，也可安心。蒋介石问孙中山先生何出此言，先生又说：“我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将来能希望实行的，就在你们这个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