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月，连任的威尔逊总统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在竞选中提出的唯一口号是“他使我们免于战争”，这是他的影子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设计出来的。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威尔逊说过这样的话：“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人民的政府，而人民是不会选择战争的。”一年过去之后，美国人民仍然不选择战争，但是威尔逊选择了战争，在他的背后是金融托拉斯的强烈要求。　　摩根的买卖很赚钱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始，大不列颠的财政已经崩溃，经济陷入了萧条。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下降到警戒线。英国的工业已经无力生产足够的、打一场全面战争所需要的装备和弹药。（《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　　1914年10月，英国政府陆军部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华盛顿，任务是从美国私人公司那里采购军用物资。美国的官方立场是保持严格中立。英国的采购团很快就决定将纽约的一家私人投资银行——摩根公司——作为它的独家采购代理商。表面上看起来，让一家中立国的私人银行作为另一国的官方采购代理人是极其冒险的。不过1914年开张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使风险更加容易管理。　　摩根充当了英王陛下的政府中介人，安排军火和军需品、武器、军服、化学品的采购，总之就是1914年打一场当时的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一切。此外，英国政府任命了同一家摩根公司作为金融代理人。摩根得到了一个令人钦羡的身份，既为战争采购融资，又安排和挑选供货的公司，还要为采购的武器装备制定价格。所以毫不奇怪，只有摩根和洛克菲勒公司集团旗下的那些公司，才能从摩根这场精明的采购中受益。　　英国战争署询问过摩根公司的新任主席小摩根（他继承了1913年去世的老摩根的职位）威尔逊总统将如何看待美国最具知名度的银行如此毫不遮掩地偏袒英国，帮助她打仗。据报道，小摩根这样回答，公司肯定不会使保持中立的美国政府感到尴尬，因为摩根与英国陆军部、后来与法国政府之间的业务，只是扩大贸易的商业行为，与政治或外交无关。1915年1月，摩根去白宫见威尔逊总统，讨论摩根在与英国的交往中所担任的角色。威尔逊告诉他，总统对摩根集团或其他人“促进贸易”的任何行为都没有异议。（赖斯曾在小摩根的婚礼上担任男傧相，他也是华尔街和伦敦精英组成的“朝圣团”的会员。）　　战争史无前例地推进了贸易。　　1915年欧洲战争爆发之后，特拉华州的杜邦公司得到一笔1亿美元的惊人款项，该款项通过摩根公司从英国汇来，用途是加强生产炸药的部门。在短短几个月内，杜邦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变成了全国的工业支柱。伯利恒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雷明顿兵器公司、柯尔特轻武器公司，它们的订单都在不断地增加，到1915年底总计约1.75亿美元。美国钢铁公司仅利润一项就从1914年的2300万美元上升到1917年的2.24亿美元。威廉·洛克菲勒的安纳康达铜业公司的净收入从1914年的900万美元上升到1917年的2500万美元。费尔普斯道奇公司与推举威尔逊入主白宫的那个人克利夫兰·道奇有密切关系，这个公司的资产增加了大约400%，从1914年的5900万美元上升到1918年的2.41亿美元。　　仅仅1916年一年，保持中立的美国向英国和法国出口的工业制造的军火和军需品价值就达到惊人的12.9亿美元。在美国参战的前夜，摩根公司已经安排好向英国和法国出口价值约50亿美元的军用物资，后来又向意大利政府出口，所有的交易都是通过摩根公司安排的信贷才完成的。此前还从来没有通过一家私人银行集团承付过这样大的金额。按目前的美元价值计算，这相当于900亿美元，如果这些贷款被拖欠，足够引起一场重大的银行危机。　　1915年4月，离美国参战还有两年，J.P.摩根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就像大多数摩根的人一样，他也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朝圣团的成员）在费城的美国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学院发表了一场不同寻常但没有几个人注意的演讲。拉蒙特的听众主要是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他告诉听众，美国的工业从资助和卖军火卖战争物资给英国及其欧洲盟国，得到了巨大的利润。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那么摩根和他在华尔街的亲信就会获得更大的利润。对这一点他说得非常清楚。　　拉蒙特告诉听众：“……我们正在从债务人变为债权人……我们正在累积庞大的出口贸易余额……”拉蒙特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我们的许多制造商和经销商贩卖战争物资的生意十分兴隆。几亿美元的大订单太多了，现在连很一般的普通企业也有生意做了……”这位摩根银行家显然很满意：“在这个潮流的高点上，美国就要变成国际信贷市场上的一个重要因素了。”国际信贷市场，这是摩根最关注的领域，战争结束之后，摩根将要把它当作威力无穷的地缘政治武器来使用。　　展望不远的未来，拉蒙特接着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呢？许多人都相信，纽约要取代伦敦成为世界货币中心。为了当世界货币中心，我们当然必须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那是非常可能的……”　　拉蒙特这样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态和摩根公司认为可能对美国全球统治构成挑战的主要威胁对手：“贸易问题和金融最高权力的决定因素有好几个，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战争持续的时间。如果……战争很快结束……那么我们也许会看到，德国会迅速地重新开始（同美国的）竞争，而目前她的出口贸易几乎完全被切断了。”　　拉蒙特继续说道：“第三个因素也同样取决于战争的持续时间，即我们是否将要成为向外国提供巨大贷款的贷款方。我们真的会变成向外国政府发放天文数字信贷的贷款方吗？持续时间足够长久的战争，将会推动我们成为债权国，而不再是债务国，而且这个发展趋势迟早会让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汇兑的基础货币。”　　这一场不同寻常的演讲被美国媒体——摩根的合作者——尽心尽力地掩盖起来。拉蒙特在这场演讲中概括了摩根公司的战略——不仅仅是战时的，而且也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整个一战战后时代的战略。　　对拉蒙特、摩根公司及他们支持的军工制造业来说，生意是出奇的好。193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20年，北达科他州进步党共和党人杰拉尔德·奈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的密友），曾就军火军需品工业和金融业将美国拉入战争的角色举行过听证会。　　奈把战争工业称作“死亡商人”。他特别指责杜邦公司和另外几个大型化学品公司和军需商，为了从战时销售中获利，宁愿看着美国士兵在战争中丧命。奈参议员在1936年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被调查的美国军火和军需品公司曾经为了得到生意而进行过不合常规的交易,提供过可疑的馈赠和佣金以及采用秘密行事的办法，事实上对外国政府官员和与它们关系密切的盟友进行过贿赂。”　　为了摩根公司的世界安全而战　　从拉蒙特及其朋友的观点来看，战争期间的“非常做法”干得很漂亮。可是到了1916年底和1917年初，前景发生了灾难性的突变。1917年2月俄国军队在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发动兵变，沙皇退位（即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简称“二月革命”。——译者）。俄国军队上层没有力量镇压兵变。如果俄国退出战争，德国就不再面临两线作战的重压，就能够将军队集中到西线了。　　摩根公司向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提供过超过15亿美元的直接战争贷款，还签订了提供给欧洲各交战国约50亿美元的军火和军用物资的订单，摩根公司开始担心，德国最终会打赢这场战争，这太让他们无法想像了。　　反对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俄国战线崩溃了，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威胁，是要在德国总参谋部出资的这场无法无天的赌博（世界大战）中夺取国家权力。德国人决定放手一赌：他们把流亡瑞士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装上火车，随车装运了足够的金条，企图交换一场反对沙皇的革命，以此换取一个敌视英法的政权、一个会追求和平目标的政权。已经筋疲力尽的法国向英国请求增援遭拒；英国的军旗下有100万军队在中东，（英国征用殖民地国家的军队打仗。——译者）正在为瓜分美索不达米亚未开采的石油宝藏做准备。俄国战场停火。德国将有可能为了最后的一击而集结军队，最后穿过马其诺防线横扫法国。　　那时威尔逊派往伦敦的大使是沃尔特·海因斯·佩奇。佩奇与洛克菲勒集团的关系很密切，在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之前曾担任洛克菲勒的普通教育委员会的理事。佩奇也像美国自1902年以来历任驻伦敦大使一样，是朝圣者会社精心挑选出来的成员。威尔逊的融资天使、国民城市银行董事长克利夫兰·道奇每年给佩奇2.5万美元的收入“补贴”（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　　1917年3月5日，佩奇大使在向威尔逊总统发出的一封密电中说：“我认为，摩根作为英国和法国政府的金融代理的能力不足以应对正在来临的危机，因为压力太大，需求太大，过于紧迫，一家私营代理无法满足……”；欧洲的前景对美国工业和金融利益的影响“令人担忧”。“如果我们与德国开战，我们能够给予协约国的最大帮助就是出钱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如果愿意这样做，可以向法英大量投放贷款，或者担保这样的贷款……”　　然后，为了确保伍德罗·威尔逊不犯错误，佩奇大使再一次说：“除非我们向德国宣战，我们的政府当然不能够提供这种直接贷款……”他又补充道，如果没有战争的话，美国的国内经济和金融结构就会崩溃。　　佩奇写这封信4个星期之后，1917年4月，伍德罗·威尔逊这个在1916年作为和平派候选人再次当选的总统，带领着美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亲自到国会去请求批准对德国正式宣战。作为宣战的理由，他提出德国又在无限制地用潜艇袭击美国（以及别的国家）前往英国和法国港口的货运轮船，运送的都是和战争无关的东西。国会给了他压倒多数的支持，只有很少几位坚守中立原则的议员不赞成，其中包括参议员拉福莱特。　　美国财政部得到了新成立的美联储的帮助；它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本杰明·斯特朗（摩根的密友）首次向全国大众发售所谓的“自由贷款”，筹集到数额空前的款项。摩根公司得到的第一笔“自由贷款”达4亿美元，替英国政府抵偿了欠摩根公司的债务。就这样，威尔逊和美国纳税人为摩根 “火中取栗”，把摩根公司拉出困境。　　自从美国于1917年4月正式参加欧洲战争，直到1919年11月11日与德国签订停战协议，美国政府借给欧洲协约国的钱，就是摩根的托马斯·拉蒙特在1915年演讲中所提到的“真正巨大”的款项，共93.86311178亿美元，借给英国的占大部分，为41.36亿美元，借给法国的达22.93亿美元。　　美利坚合众国的全部信心和财力，由美联储提供担保，为了彻底击败德国而被动员起来。但是，这90亿美元并没有去往伦敦或巴黎，去满足他们的急需。相反，这些钱直接进入了从属于摩根集团、库恩－洛布或洛克菲勒的美国工业企业，给协约国购买的战争物资付了钱Walter Hines Page,op.Cit.,p.141.。摩根可真是长袖善舞，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威尔逊的白宫还成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有影响力的宣传机构，为政策180度的大转变进行辩解，把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大众动员起来向德国开战。　　宣传就是武器　　伍德罗·威尔逊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公信委）成立于1917年4月13日，目的是在国内推销战争，向国外宣扬美国的战争目的。在威尔逊的新闻记者朋友乔治·克里尔的领导下，公信委将广告技巧和对人类心理的完美的理解相结合。它标志着首次大规模的政府宣传，这个宣传的规模之大，可以说全面地预示了后来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年》里描述的世界。　　克里尔的公信委有一位加盟者——出生于维也纳、后来加入美国籍的年轻的爱德华·伯奈斯，他是美国历史上最狡猾的宣传者之一。他带来了一门全新的知识——人类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当时甚至还没有翻译成英语。他是奥地利心理分析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内侄，也是弗洛伊德的著作在美国的代理商。　　有了克里尔专门挖掘丑闻的新闻写作法，又有伯奈斯熟练运用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和无意识需求和冲动-分析理论，美国政府的公信委马上就要用接二连三精心策划的谎话向不明真相的美国公众发起攻击。德国士兵用刺刀刺杀比利时婴儿的暴行和各种编造出来的恐怖形象，很能够煽动美国公众的情绪并驱使他们进入战争狂想，他们要反对的是一个国家，即德国皇帝统治的德国，可是这个国家对美国并没有构成任何威胁。　　公信委还成了事实上的战时媒体审查人。以“德国宣传的威胁”为理由，公信委对新闻媒体执行了“自愿（宣传）指南”，并且依仗自己反德宣传的成果，推动国会通过了《1917年反间谍法》和《1918年反煽动法》。激进的报纸如社会主义的《呼吁理性》等，在战时限制不同政见的规定下，事实上遭到封杀。　　亲英派记者、威尔逊的顾问沃尔特·李普曼也加入了克里尔和伯奈斯的公信委。他是年轻的哈佛毕业生，受聘担任摩根的华尔街利益集团与英国秘密的 “圆桌”会社之间的联系人。“圆桌”会社自从1909年成立以来，为煽动英国准备与德国开战发挥过极大的影响。　　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双周专栏，加入了有上百个国内报纸参加的报业辛迪加，使他成为在美国的最有影响力的亲英喉舌之一。他撰写的专栏文章帮助美国赢得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忠诚，否则他们更容易倾向反战或中立。　　正是伯奈斯从他的舅舅弗洛伊德那里学来的掌握暴徒心理和恶意操纵人类各种情感和动机的才华，使公共信息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在数月之内就成功实现了挑起大众的战争狂热这样不同寻常的成功。随着伯奈斯的才华充分展现，公信委用麦迪逊大街的广告代理商的手法检查各种公众信息渠道，并且把符合主战观点的材料塞进去。　　公信委的国内分部下属19个处，每个处只负责一种类型的宣传。公信委的新闻处是战争消息的主要渠道，负责向媒体分发成千份新闻稿。他们自称每周有2万多个报纸专栏都载满了来自公信委的新闻稿，当然他们不会向读者说明消息来源。公信委还成立了一个文艺处，招聘知名的长篇小说作家、短篇小说家和杂文家，这些人的工作就是给美国人民创造浅显易懂的战争形象；每个月的读者多达1200万人。　　公信委的民事和教育合作处中的亲英学者尽心尽力地编写小册子，如《德国低语》、《德国战争惯例》和《征服与文化》。这是赤裸裸的宣传。那些有声望的思想家，如约翰·杜威和李普曼，把更加成熟的人作为自己的读者群。人群的每一个阶层都被塞满了精心炮制的战争宣传。　　公信委的图像宣传处拥有当时最棒的广告画家和漫画家。报纸和杂志都迫不及待地捐出广告版面。任何人拿起一份画报都会看见公信委的材料。富有号召力的招贴画都用爱国的色彩画成，贴在全国各地的广告牌上。漫画上充满力量的人物形象向美国公众促销“自由公债”，或者告诉年轻人：“山姆大叔需要你！”　　电影处确保战争在电影院里得到传播。公信委成立了一支全国志愿者队伍—— “4分钟讲解员”，人数最多时达75000人，这些热心的志愿者是政府公信委的授权代表，他们在每一场电影开始前做4分钟演讲，宣讲支持战争、购买“自由公债”等，成效非凡。　　《电影新闻》1917年的一篇社论说:“我们这个行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想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并且许诺“通过幻灯片、电影的片头和片尾、海报和报纸宣传，我们把立即动员美国的巨大资源所需要的声音传遍四方。”充斥着美国电影院的电影是：《德国皇帝：柏林之兽》、《文化之狼》和《“潘兴”的十字军》等。有一部电影《德国皇帝见鬼去吧》是如此受人欢迎，以至于麻省的防暴警察都被调来对付得不到入场门票的愤怒人群。　　因为宣传者干的行当是“替别人思考”，所以他们偏爱的方式是绕圈子，而不是直截了当和清楚的逻辑。在战争期间，公信委精心策划，挑动公众感情、妖魔化德国、把战争同各种社会集团的目的相连，在必要的时候不惜说谎，无所不为。　　诉诸低级情感　　公信委的宣传有意识地瞄准人的情感而不是心智，这是运用伯奈斯引进的弗洛伊德影响。情感鼓动是公信委战略家喜爱的一种工具，公众情绪的波动可以被巧妙地制造出来,可以被注入任何一种活动中去，他们深谙此道。战后在《科学月刊》里的一篇文章指出：“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小猫遭受苦难的细节，能够激发我们对德国人的仇恨，引起我们对亚美尼亚人的同情，使我们热爱红十字，或者引导我们去为小猫建屋捐钱。”　　公信委发明了不少战时口号，如“流血的比利时”、“罪恶的德国皇帝”和“捍卫民主的世界”。最常见的宣传海报上画着挥舞刺刀的凶恶的德国士兵，解说词是“用自由公债将匈奴人（公元4～5世纪，来自欧亚草原的一支游牧部族入侵西欧，传说他们是被汉军击败而西迁的匈奴人，其真实身份仍有争论。欧洲一般用匈奴人代指野蛮的、破坏成性的人。——译者）打回去。”这样仇恨和恐惧的感受就被引向了为战争捐款的实际行动。　　战后芝加哥大学的哈罗德·拉斯韦尔对战争期间的宣传作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分析。他发现，德国在美国宣传失败的原因是它强调的是逻辑而不是情感。德国外交官冯·伯恩斯托夫伯爵这样认为：“美国普通人的突出特点是伟大、肤浅和多愁善感。”德国媒体完全没有抓住这一点。　　公信委使用的另一个宣传技巧是把敌人妖魔化。拉斯韦尔写道：“现代国家的心理是非常反对战争的，所以每场战争都必须是针对威胁、入侵和谋杀的防御性战争。对于公众来说，必须明确谁是该死的敌人。”公信委的出版物将德国人画成堕落的、残酷的侵略者。弗农·凯洛格教授在一份公信委的出版物里曾经这样写道：“战争结束后，当这个世界上的人如果辨认出一个德国人，他会退让到路边不让德国人碰他，或者俯身捡起石头把他赶走，这会让我们感到惊奇吗？”　　讲述暴行是妖魔化德国人特别有效的战略。拉斯韦尔说：“如果开始时人们还不愤怒，那就揭露一个暴行，这个办法很奏效。这一手法在人类所知道的一切冲突中百战百胜。”宣传德国在比利时和法国的难以置信的暴行，几乎把德国人的野蛮上升为神话。公信委的宣传机器说德国士兵砍掉比利时婴儿的手来取乐，邪恶的德国士兵切下比利时妇女乳房的故事被反复讲述。　　拉斯韦尔于1927年写了一本书《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对克里尔、李普曼和伯奈斯的工作做了详细分析。他同意这几个人的看法：不要相信民主国家的大众会被精英分子的观点引导，必须用操纵情感的方式去引导他们。　　爱德华·伯奈斯在战后承认，他的同事为了激起对德国的公愤而使用了莫须有的手法。战争期间流传的一些暴行故事，例如一个装满了人的眼珠的浴盆、7岁男孩用木头枪与德国士兵对抗，其实是从过去的冲突事件中找出来重复利用的。拉斯韦尔在关于战时宣传的一本书中声称，暴行故事总是受欢迎的，因为读者能在自己心中体验一种对敌人的义愤，还会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暴行的执行者。他写道：“一个年轻女子被敌人强暴了，国境另一边的那一群男人的心中会生出一种隐秘的满足感。”　　为了使宣传效果完美，美国政府的公信委有过大手笔的行动，例如把 “汉堡包”改名为“自由牛排”。几十年后布什政府为了排斥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法国，也曾经把油炸薯条原来的法文名（french fries）改成“自由油炸食品”，宣传手法如出一辙。美国人吃的德国泡菜（Sauerkraut）现在成了“自由白菜”（liberty cabbage），著名的德国巧克力奶也变成了荷兰巧克力奶。德裔美国人，虽然热爱和平并且爱国，却由于他们的民族背景和血统而生活在有组织的围攻的恐惧中。　　美国经历了战时被李普曼、伯奈斯、拉斯韦尔等人用大规模的非常手段操纵舆论的年代之后，已经被改造了。那是一个转折点。这些人把美国改造成外表上很民主，实际上由一群富豪精英为一己私利而实行欺骗性统治的国家了。　　伯奈斯于1928年写了一本极其坦率的书，书名就叫《宣传》。伯奈斯宣布：“战时宣传的巨大成功，打开了少数聪明人的眼界……他们看到了指挥大众意识的可能性。”伯奈斯这样谈论他在公信委的工作：“美国政府开发了一项‘新’技术……舆论的操纵者利用了大众的传统心态和情感模式，制造出对敌人的所谓暴行、恐怖和暴政的群众性反感。战后，聪明人自然会问，对于和平时期的问题是否也有可能采用类似的技巧呢？”　　操纵舆论大有可为　　伯奈斯欲罢不能，他接着动手建立了一个新的专业，他称之为公共关系。（伯奈斯在本书中将他的观点作了如下定义：“公共关系是试图通过信息说服和修正，使公众支持某项活动、缘由、运动或法规。”）他在二战结束后编了一本书，把这种工作叫做“舆论工程”。纽约麦迪逊大街上的高级广告技巧，那种让人在无意识中产生购买任何一种东西的强烈愿望，如品牌香烟、昂贵的女鞋甚至连收买政治代理人在内，都是伯奈斯的创造。这是一个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操纵事实真相的高级技巧，具体目标可以是推销一项政策，也可以是出售象牙牌香皂。他因此荣获了“幸运转盘之父”的头衔。　　由于威尔逊政府的公信委使用了非凡的宣传机器，紧锣密鼓地导演了美国大众的战争激情，在为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提供私营的战争融资和物资供应的背后，摩根和华尔街的利益集团才得以赚大钱，并且还能把有利可图的战争生意进一步扩大。这一次，有美国政府的全部信誉在为摩根和金融托拉斯私人银行的利益作担保。刚刚成立的美联储所具有的事实上无限的融资能力，给摩根和金融托拉斯此次贷款的奇高风险打了保票。　　令人震惊的战争成本　　五年可怕的战争岁月过去了，它所造成的死亡和破坏的代价不可估量。在这场号称“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中，按照政府的正式统计，直接或间接死亡的人数在1600万～2000万之间，其中700万人是军人，1000万人是平民。威尔逊派到欧洲的美国远征军总司令约翰.约瑟夫.潘兴将军（潘兴为美国著名军事家，在美军历史上唯一获得General of the Armies军衔。——译者）在纽约受到群众狂欢式的欢迎，就像欢迎出征帝王带着战败国丰富的战利品凯旋那样。只是这一次来自战败国的战利品没有归属于打胜仗的将军们，而是收入了摩根家族公司和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囊中：它们紧紧抓住新成立的美联储发行的政府自由公债和买卖债券的“业务”，拿着这些钱来投资于欧洲的大战。　　所有参战国的战争代价的总和，用货币来衡量是惊人的1860亿美元。其中德国花费了390亿美元，而美国和协约国的总数为1230亿美元。美国的战争开销是220亿美元，实际上从1917年4月起参战，时间只有两年多一点，花费就有如此之巨。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订，此时英国和印度、加拿大以及其他英联邦国家在与德国和轴心国的战争中已经花费了110亿英镑（540亿美元）。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看这个数字：从1914年3月31日到1920年3月31日的6个财政年度中，英国政府的支出已超过1914年以前225年支出的总和。英国人民以税收的形式支付了其中的36%，其余64%是借来的，主要是通过美联储向美国政府借的。他们一共借了74亿英镑，然后钉住每英镑对4.86美元的汇率。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英国的债务只有7.11亿英镑，不足全部国家财富的5%。战争结束的时候，国家债务已经如吹汽球一样涨到82亿英镑，6年时间内增加了11.5倍。　　这是英帝国作为世界银行业之都的终结，正如托马斯·拉蒙特于1915年所希望的那样。英国的战争债务令她窒息。（Harvey E.Fisk,English Public Finance From the Revolution of 1688,New York,Bankers Trust Company,1920,pp.1～5.值得注意的是，摩根的一家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就对英国的财政作了充分的研究。）美国战争期间的公共债务扩大了约25倍，从1913年的10亿美元上升到1919年底的250亿美元以上。那笔债务由美联储出售政府债券来融资，购买者是以J.P.摩根、库恩-洛布公司为首的华尔街私人债券营销商，它们获得了惊人的利润。　　J.P.摩根、洛克菲勒和华尔街上的公司还面临着一个问题，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从英国手中夺取全球帝国的权杖：还需要多做一点工作，还需要多一点美国佬的精明，还需要再打一场世界大战。　　对于J.P.摩根公司和它在华尔街货币托拉斯的亲信们来说，最有意义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美国的地位，这就是摩根的托马斯·拉蒙特1915年在费城对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的演讲中所期望的：美国从一个债务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这个地位以前是被英国占据的。　　战争期间，全世界的银行家所接受的那个市场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不只是银行家，前美联储董事会副主席保罗·沃伯格也转移到纽约了。这个美联储的立法设计师回到库恩-洛布公司，现在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营商业承兑汇票的银行了。黄金本位制仍然是外汇兑换的基础，以华尔街银行为首的为数不多的几家国际银行手握黄金，控制着西方国家的货币体系。英国直到1925年以前都没有办法回到金本位制；那一年，借助从本杰明·斯特朗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得到的一笔黄金贷款和后来追加的摩根公司1亿美元私人贷款的帮助，英国经济以惨重的代价回归金本位制。　　1919年12月，在纽约的银行家推动下，国会通过了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修正案，即《埃奇修正案》。那个小小的修正案说得非常清楚，它授权成立特殊的金融机构，目的是为了“从事国际银行业务和在国外的银行业务，从事其他各种国际或对外的金融操作，包括经营黄金或黄金实物以及持有外国公司的股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E.W.凯默勒这样评价该修正案：“美联储正在证明自己对美国贸易和美国金融的国际化所具有重大的影响。”　　凯默勒在这里扮演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银行业走向国际化的主要角色，他深知此举的意义。国际化正是J.P.摩根、沃伯格、洛克菲勒和华尔街金融托拉斯内部人小圈子旷日持久的坚持和努力和成立私营的美联储的真正目的。美联储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里对世界政治的重新定义，将证明它自己确有非同寻常之处。　　第五章 控制黄金：两个帝国的目标冲突　　“埋藏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下的地雷现在正清晰地进入我们的视野……现在可以看清楚，欧洲的危机为何拖延得如此之久：他们开空头支票付账和填补赤字。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震惊。”——赫伯特·胡佛总统论1931年危机　　如果朱尼亚斯·皮尔庞特·摩根能活到20世纪20年代末，而且依然亲自执掌商务，我们将无法断定他是否会允许摩根家族在1913年初他死去之后，继续执行过去的方针。摩根是在美联储1914年开业之前几个月去世的。关于75岁的摩根究竟具有多大的个人权威，《华尔街日报》在1912年2月是这样写的：　　在过去15年里，在华尔街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的事，因而集中在75岁的摩根先生手中的权威，无法传给他的继承人。像他这样的人无人可以代替。在他死后留下的事情要么是没有人去完成，要么这个世界必须设计另外的方式和找到另外的事情来做。　　摩根去世前几个月，曾被传唤前往人民党的众议院普约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为针对金融垄断行为的指控作证。他的证词是这样的：对于他而言，一个人的个人品格是贷款能否发放的最重要条件。人民党的媒体嘲笑这样的回答，它们指责摩根是势力通天的“金融托拉斯”的首领。国会或大多数美国人民那时还无法认识到这项指控的真实性。　　老摩根在1913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去世，其后管理摩根公司的是合伙继承人，其中有亨利·P.戴维森、威拉德·斯特雷特（于凡尔赛和谈期间去世）、托马斯·拉蒙特，后来还有小摩根。　　该银行继续与华尔街的金融业命运与共，并且因此由它和华尔街主导的美国金融和经济，通过各种金融上的纠缠与战后英国的前途难解难分。美国金融不遗余力地寻求成为绝对的统治力量，这个力量终将取代伦敦金融城在战前的世界超级金融霸主地位。摩根公司、洛克菲勒金融财团和华尔街的大投资银行，如库恩-洛布公司和狄龙-里德公司，都是这个进程中的领衔角色。　　战后在摩根家族公司与国外事务的纠缠中充满了严重的问题，对于美国,最终对于全世界都是如此，而且由于摩根家族控制了新成立的美联储而使问题的性质更加复杂。这些始于摩根公司与欧洲之间的信贷关系，在1929～1931年发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波及的地方不仅限于欧洲，让本来是可以控制的美国股市崩溃演变成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紧缩危机，并进一步导致了全球的衰退。那一次的危机同2007～2008年步步展开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性质有明显的相同之处。1919年之后的世界信贷建立在愈益不确定的债务金字塔上，摩根家族和华尔街金融公司就端坐在金字塔的塔尖。大多数欧洲国家、从玻利维亚到波兰的大量发展中国家，都被网罗到华尔街的信贷金字塔中。　　大萧条和1931年欧洲危机之后的几十年中，人们始终没有理解世界经济崩溃的真正原因，也没有多少讨论。1931～1938年大萧条的真正起源，其实不是纽约股市定价过高和崩溃，而是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执政时期，控制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摩根家族和华尔街各家公司的一次错误行动，全球衰退以及首先发生的股市泡沫，其根本的原因都在于此。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以正在崛起的纽约的实力进行权力大赌博，志在夺取一战前伦敦金融城所占据的世界金融心脏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黄金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纽约金融托拉斯内部，对于如何才能最好地完成事实上的货币政变还有不同的观点，然而对于纽约要在这场政变中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这一点上，大家的观点完全一致。　　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摩根集团在美国的巨大势力是与伦敦的主要金融集团，首先是与罗斯柴尔德的密切联系中发展起来的；它看到了一个战略：建立一个“特殊关系”模式的联盟，一个衰落的伦敦金融城和一个崛起的华尔街结盟，将是通往美国世纪的最佳途径。摩根与伦敦金融城和英国财政部保持了非常紧密的关系，纽约的银行仍然是英国政府在美国的官方金融代理，直到1931年9月英国违反摩根公司的意愿放弃金本位制。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本杰明·斯特朗始终坚持着摩根的观点。　　华尔街的其他人，特别是狄龙-里德公司以及他们有影响力的顾问埃德温·凯默勒（他在20世纪20年代为推动世界回归金本位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新的金本位制要由美国主导）却持不同的观点。他们也相信，一个正在成型的、以美国黄金储备和华尔街银行的地位为基础的美国应该最终取代英国作为世界的第一大国。然而，凯默勒和他的圈子里的人认为没必要像摩根家族那样对待伦敦金融城或英国，那样太温柔了。摩根公司有一个很有影响的分支机构——摩根·格伦费尔，与英格兰银行和斯特朗行长也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无论如何，华尔街所有的大财团都同意，它们的未来是在欧洲、拉丁美洲、日本和世界其他地方扩大有利可图的信贷，那些地方曾经在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伦敦金融城的地盘。这些贷款，特别是华尔街认购的世界债券，使纽约的银行家赚到了5%甚至8%的外汇收益，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些债券或贷款都由那些贷款国家的政府提供担保，它们都同意按照美国主导的金本位制来“稳定”自己的战后货币。这个货币稳定体系只不过是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粗糙的和不定型的蓝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体系中，纽约的银行制度将要被当成制度上的圣典，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体系的核心。　　时间已经到了1922年2月，海外贷款泡沫的初期，沃伦·哈定总统在当时担任美国商务部长的赫伯特·胡佛的敦促下，召集了一次白宫特别会议；胡佛已经担心海外贷款的剧增和其中包含的风险。出席会议的人有总统、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胡佛，以及华尔街最大债券发行商的代表，主要有摩根、狄龙-里德、库恩-洛布等公司。会议的议题是：如此大规模的海外贷款，所包含的未知风险以及对美国经济的潜在威胁。这次会议最后形成决议，所有新的海外贷款计划都要先报国务院审核，国务院将转发给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以听取他们的意见。国务院还要对新的贷款计划对美国的政治意义提出意见。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有权有势的纽约银行家就进行了反攻。他们说服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本杰明·斯特朗，向国务院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美国政府“不要插手”华尔街有利可图的对外贷款。金融托拉斯胜利了。哈定总统和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有势力的亲英银行家，其财产可与洛克菲勒匹敌）不得不撤退，那个决议成了一纸空文。海外贷款热高烧不退，直到发生1929～1931年的崩溃。　　华尔街20世纪20年代制造海外信贷泡沫导致的危机，与华尔街1999年制造证券化泡沫导致的危机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后者于2007年夏天开始崩溃，并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灾难。　　在20世纪20年代金融泡沫形成的过程中，华尔街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是紧密的盟友。梅隆是美国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从1921年干到1932年，直到新当选的胡佛总统解雇他，在几届总统任期内经历了泡沫的全过程。直到进入21世纪，美国财政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华尔街这三驾马车将始终是美国金融势力的核心。　　华尔街在1929年市场崩溃之前的10年里，共发行海外债券达70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Herbert Hoover,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Volume Two:The Cabinet and the Presidency 1920～1933,New York,The Macmillan Co.,1952,p.90.）送到欧洲去的贷款中，90%以上是给带着战争创伤的欧洲各国政府买美国货用的，这是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美国大公司的实惠。不久之后1929年市场崩溃时，这种贸易垮下来就转变成追打萧条中的美国工业的工具了。　　斯特朗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控制一切　　1914年以后，在摩根的密友本杰明·斯特朗（有权势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第一任行长）的指导下，到关键的1929～1931年为止，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实际上被J.P.摩根领导下的华尔街的需要所左右：取代伦敦金融城，成为全世界的银行。作为这个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余11家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的储备金都被斯特朗调入纽约。斯特朗过去是摩根控制的纽约银行信托公司的副董事长，曾经作为J.P.摩根的个人代表参加了1910年在佐治亚州哲基尔岛的银行家秘密会议，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起草了后来于1913年成立美联储的计划。说斯特朗是摩根的人，一点也没有夸张。　　于是，以纽约为中心的银行将1920～1929年间美国工业和农业创造的财富通过华尔街，输送到海外信贷市场。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斯特朗行长掌控之下，12家联邦储备成员银行之一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势力远在其他银行之上），以对外业务为第一要务，其任务是推动美国贷款走向世界、创造美国主导的新国际金本位制。其余11家地区性储备银行只负责处理本地或区域性经济事务。在20世纪20年代找不到途径去德国或其他能赚钱的海外市场的那些货币纷纷涌入了纽约股市，1925年以后越来越多。　　破坏性的欧洲大战带来了这样的后果：从英国、法国、意大利到所有的欧洲交战国，都因为要打仗而不得不借债，让美国用它们的黄金来生产军火和军用物资。欧洲各中央银行数量空前巨大的黄金储备就这样流进美联储的金库里去了。　　凡尔赛和谈结束之时，美国已经持有相当部分的世界货币黄金，自开战以来美国的黄金储备增加了400%。黄金本来是商品，直到1914年大战爆发前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这个货币体系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一直以伦敦金融城为中心。　　1920年美联储持有世界全部货币黄金储备的40%。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身负沉重的美国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的时候，为了得到黄金,美国出得起世界上最高的价格。　　本杰明·斯特朗在纽约为美联储制定了大政方针：第一位的目标是重建1914年前的国际金本位制度，但是真正的中心内容，则表现出他和华尔街的远见：让美国出钱帮助欧洲进行战后经济重建，让纽约银行提供贷款和担保债券，这是赚钱的好买卖。他们是这样想的：除非英国也参加进来，这个纽约主导的金本位制才是大家都能相信的对世界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安排。　　纽约的金融托拉斯，甚至本杰明·斯特朗自己，都把英国和英格兰银行的地位看做纽约中心计划中很小的或者从属的部分，但是伦敦金融城以及英国不会接受这一点。在1919年凡尔赛和谈中，美国财政部的要求是，协约国,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国，必须还清美国几十亿美元的战争贷款。这等于是要英国承认，美国精英不再满足于充当一个小角色了。在真正的意义上，在1939年新的战争爆发前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地缘政治的全部历史，就是不动声色的拼命挣扎：避免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沦为被支配的角色，她要保住帝国的全球霸权。　　战争和她必须承担的巨大公共债务，严重削弱了英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但是英帝国仍然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基本成分，对于任何一个新的金本位来说，甚至是由纽约主导的金本位，都是重要的。　　斯特朗个人是亲英国的。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每一年他都与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在英国和法国南部度假，直到1928年去世。他明确赞同诺曼的观点，即“世界应该被一个私人控制的世界金融体系管理，这个体系有能力控制所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这正是已故的美国权势集团圈内人物卡罗尔·奎格利在他不朽的著作《悲剧与希望》里所描写的。　　奎格利曾经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授，后来他在20世纪60年代任教于华盛顿的精英大学——乔治敦大学时，当过比尔·克林顿的老师。据报道，他有查阅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秘密文件和档案的特权，目的是方便他研究和写书，但是有一个条件：在他的书里不能触及洛克菲勒家族的核心作用。他信守诺言，不过他可以集中力量曝光当时已经被削弱了的J.P.摩根集团：大萧条之后它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根据笔者从奎格利在乔治敦大学的一个学生那里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奎格利在临终前担心他是不是揭露了权势集团太多的内幕和成果，尽管在他的这部1300页的著作中居然没有提到洛克菲勒的核心作用。）　　摩根-斯特朗-蒙塔古·诺曼重回1914年金本位制背后的理念，正如奎格利所述：“这一体系将被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以一个封建的方式控制，采取一致行动，背后是频繁的私人会晤达成的秘密协定……在每个国家里，中央银行的权力就是它对信贷和货币供给的控制。整个世界上的中央银行都因为控制了贷款和黄金流动才有实际权力。”（根据笔者从奎格利在乔治敦大学的一个学生那里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奎格利在临终前担心他是不是揭露了权势集团太多的内幕和成果，尽管在他的这部1300页的著作中居然没有提到洛克菲勒的核心作用。）　　20世纪20年代那个体系的核心，是本杰明·斯特朗手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倒霉的赫伯特·胡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严厉指责斯特朗应该为大萧条的巨大伤害负责。1941年，胡佛在提到斯特朗指引美联储的政策方向时这样写道：“有的罪行比谋杀更严重，有人应该为此受到唾骂和惩罚。”胡佛把斯特朗称为“欧洲的思想附庸”，他这里是暗指蒙塔古·诺曼。胡佛在20世纪20年代初和斯特朗是亲密的朋友，但后来和他决裂，因为后者支持向欧洲银行无限制贷款的政策。　　胡佛对斯特朗的批判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理由却是错的。胡佛忽视了或者看错了地缘政治计划的巨大规模，斯特朗和华尔街要干的事情，就是直接把纽约变成资本流动的中心。　　胡佛进一步指出，为了让英国1925年以后回到黄金本位制（的行动坚持到底），斯特朗操纵了纽约储备银行的利率——人为地压低了美国的利率，1927年正当股票投机热走向失控的当口，这实际上是在火上加油，随后发生了1929年惊人的崩溃。　　斯特朗听从欧洲而不听从“美因街”　　（英文为Main Street,又译作“缅因街“、“商业街“等，指小企业主经营业务的地方，与金融大亨所在的华尔街相对。——译者）　　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德意志帝国银行的雅尔玛·沙赫特和法兰西银行的夏尔·里斯特于1925年曾经一同来到纽约，敦促斯特朗降低美联储的贴现率，让英国更加容易地重新回到金本位制，并且刺激欧洲大陆经济复苏，让德国得以支付《道威斯计划》中对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战争赔款，同时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也需要借美元来支付美国的战争贷款。　　20世纪20年代美国有一系列保护性关税，上自1922年的《福德尼-麦坎伯法》，下至1930年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美国的进口壁垒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样一来欧洲国家只能向美国银行借贷，否则就不可能（或者很难）偿还战争借款和赔款。在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政府面前，几乎不存在通过用美元结算的对外贸易盈余的传统方式归还债务或赔款的可能性。与今天流行的自由贸易神话正相反，引起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的不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它只是一个体系之中使事情恶化的一个很小的因素，这个体系的基础从1919年之后就腐朽了。美国在欧洲战争后建立的金融大厦整个建立在流沙之上。但是只要货币还在流动，这个基本的事实就不会引起关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特朗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曾数次前往伦敦，会见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城的银行业人士。仰仗自己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权力，斯特朗不顾联邦储备委员会一些成员如保罗·沃伯格和阿道夫·米勒的强烈反对，强行推动该委员会通过了一个致命的、没有先例的决定。尽管美国官方保持中立，摩根的亲信斯特朗曾经负责为协约国军火和军需品采购融资，那时还是1915年。前面已经说过，J.P.摩根是英国政府、后来是法国政府的银行家，而本杰明·斯特朗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战争中的角色，就是使停火的条件无法实现，把战争坚持到1917年美国参战。　　斯特朗在摩根的支持下，在1935年《银行法》之前很多年，就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变成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所有成员银行的所有国际金融业务的“领导”，这是没有先例的。直到通过1935年的《银行法》，纽约联邦储蓄银行才能（合法地）直接和独立控制美国的国际货币和银行政策。摩根和哲基尔岛的计划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前实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权力实际上是个人的权力，只有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那个危机，才能迫使那个权力发生一点表面上的变化。　　英格兰银行的黄金战略　　20世纪20年代，英国银行回归金本位制、重建伦敦金融城为世界金融中心，这两点对于英国的战后经济战略十分重要。它还是整个国际信贷金字塔的中心，这个金字塔重建于1925年，在1929～1931年毁灭性的经济崩溃中倒塌。比德国战争赔款或协约国欠的战争贷款更重要的，是由美国主导的战后黄金汇兑本位制和英格兰银行摇摇欲坠的地位，这才是引起历史上全世界最严重的经济紧缩的决定性因素。　　英国在20年前打的那场痛苦的布尔战争，就是为了得到世界上当时最大的金矿，确保英格兰银行的控制地位。现在，在旷日持久的欧洲战争之后，来自黄金的利益已经消失，随之而去的是伦敦金融城对世界信贷的控制——英国地缘政治影响的核心。　　1919年在凡尔赛，协约国为战争债务和德国赔款谈判开始“战后之战”时，英国政府不得不正式将英镑撤出金本位制，放弃战前1英镑兑换4.86美元的基准汇率，这是因为华盛顿坚持要求还清贷款，这数十亿债务是英国从美国银行借来的，实际上是从摩根银行和后来的美国财政部借的。　　英国企业界曾经天真地期望，如果英、美、法、意组成的联盟打赢这场战争，它们的美国“表弟”会把欠债的事情忘掉。当美国政府在摩根和华尔街的压力下拒绝让步时，它们的幻想破灭了。英帝国与美国的非官方贸易是长期入超，这样英国维持战前世界金本位制中心的幻想也化成了泡影。　　英国极不情愿地走出了那一步。1919年，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势力不再是英帝国，而是毫无疑问地成了美国。放弃金本位制——哪怕是暂时的放弃，也是在不情愿地承认这个事实。　　美国以最强权的姿态从战争中崛起，成为所有欧洲大国的债主。在打仗的这几年中，美国的黄金储备扩大了四倍，把世界上最大的货币黄金储备握在手中。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股市大崩溃的1929年。英国债台高筑，主要是欠美国的债；英镑剧烈贬值，黄金储备下降到警戒线。　　战后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界最担心的是纽约将取代伦敦金融城而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作用就举足轻重了。美国在1917年开始参战后的两年中暂停了美元钉住黄金的汇率，但是到1919年又恢复了。与英国不同，美国回归金本位制没有困难。它拥有创建新金本位制的决定性地位。　　南非威胁要独立行动　　对英国来说，世界上最大黄金生产国南非将在未来把黄金直接装船运到纽约而不是伦敦金融城，这将把纽约变成世界主要的黄金市场。危险正在步步逼近。英格兰银行将失去最强有力的武器——对世界黄金流动的控制。世界金融中心将确定无疑地从伦敦转移到纽约，英国对世界事务施加的影响将荡然无存。英格兰银行行长坎利夫勋爵在1919年3月（英格兰放弃战前4.86美元的固定汇率后）写信给伦敦黄金委员会（英国控制南非等地黄金开采的集团），在信中指出：　　由于我们很糟糕的工业状态，今后几年中美国的兑换率将始终低于英镑的黄金基准价，我们很难想象会出现任何变化将其置于黄金基准价之上。因此，我们认为南非黄金生产者一定会把他们的产品运往纽约，南非政府也会全力以赴地立即采取行动帮助他们这样做。在几年之中那将是最好的市场。南非的黄金流向一旦被引导到纽约，日后将很难再扭转此种流向，如果纽约能够变成最好的和最自由的黄金市场，这个市场能够为把纽约建成世界的中央货币市场发挥强大的影响。　　为了避免产生如此破坏性的后果，英格兰银行和伦敦金融界用尽一切办法控制南非政府的决策。英格兰银行向英国航运公司施加压力，要它们降低从南非到伦敦的运费，试图用低成本来吸引原本向纽约运输的黄金。它还密切监视新开设的每一条美国-南非航线。　　不过，最严格的控制是英格兰银行直接插手，这是通过友好的南非政府的帮助而完成的。1919年的南非总理是英国的“圆桌”会社成员扬·史末资。欧洲战争的那几年，他既在伦敦作为劳合·乔治的帝国战时内阁成员，同时还保留了南非政府内阁的成员身份。他是英帝国利益的热忱捍卫者，凡尔赛和谈中国际联盟理念的主要设计者，是最困难的情况下也可以信赖的英国利益的支持者。（下面有关史末茨、伦敦以及控制南非黄金流的斗争来自艾利教授的宝贵研究，他的著作来自南非储备银行的档案以及其他政府文献，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伦敦和比勒陀利亚之间为了争夺世界货币黄金控制权紧张的三角斗争。笔者多年来还从前南非储备银行经济学家迪特里希·格戴斯有关金本位和国际央行的神秘运作方式的讨论中获益匪浅。）　　就在英镑放弃与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比价的时候,1919年8月，史末资担任了南非的总理。　　1919年4月，英格兰银行起草了一份与南非金矿主的协定，目的是保证在南非生产的全部黄金，除了当地货币所需之外，一律经过英格兰银行出售。英国议会也在1920年通过了《出口管制法》，限制英国黄金的自由出口。　　对黄金流进流出伦敦的双重控制有利于伦敦的黄金银行，其中包括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南非黄金开采公司最大的融资人。伦敦不参加金本位制，同时有目的地控制黄金向纽约的运输，这是关系到帝国未来的生死攸关的最高战略。　　英格兰银行和南非金矿主协会之间于1919年7月签署的协议，看起来给了伦敦金融城所需要的力量：继续控制南非的黄金生产，避免南非黄金直接运往纽约。　　南非在史末资和伦敦圆桌会社领导者米尔纳勋爵的强力支持下，已经掌握了保证伦敦金融城日后重登一战前世界金融之都宝座的能力。　　在南非黄金和伦敦之间重建联系的中心人物，是亨利.斯特拉哥什爵士，他是英格兰银行的顾问，蒙塔古·诺曼行长和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密友。斯特拉哥什是伦敦金融城银行利益的得力代言人，也是联合公司的常务董事，这是一个投资于南非黄金生产的大型矿业公司。斯特拉哥什应史末资的邀请，担任了南非政府和英国货币关系的顾问。　　斯特拉哥什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是温斯顿·丘吉尔的金融台柱，在20年代初期，他往来于比勒陀利亚的史末资和伦敦的蒙塔古·诺曼之间，为把南非的金融牢牢地维持在帝国系统之内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幕后角色。（John Charmley,Churchill-The End of Glory,London,Sceptre,1993,p.336.）正如斯特拉哥什所说，他的目标就是让南非“在走向有效的金本位道路上与大不列颠尽可能地步调一致。”　　这场进军在1924年突然中断。对于南非的国内经济来说，这场进军是以巨大的经济代价强制执行的。把南非的货币兰特和英镑挂钩，并且禁止向英格兰银行以外的买家出售黄金，南非的最大出口创汇产品——黄金——受到打击。许多金矿无利可图。因为兰特与英镑挂钩而发生了通货膨胀——一战后英国通货膨胀严重，在放弃金本位制期间，普通南非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矿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频繁发生。　　1922年年初，整个南特区的矿工举行大罢工，史末资宣布戒严，并且下令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结果造成700名白人矿工死难，史末资得到了一个绰号——“沾满鲜血的人”。南非国内反对与英镑挂钩成了政治热点问题。　　在这样不断增长的内部压力下，英格兰银行与南非金矿达成一致，对自由出口黄金的禁令到1925年6月30日就会废止。这就给伦敦回归英镑金本位制的准备时间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在1925年回归战前的1：4.86平价的金本位制度，意味着英国面临严重的、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通货紧缩，失业率将会大大上升,会发生许多工人罢工等。那个时候，英镑对美元的实际交易价格比平价低30%，为3.50美元兑换1英镑。他们使用的策略是拖延：竭力使南非保持一致，直到英国经济有更强的实力再回归战前的黄金价格。英国有自己的解禁黄金流动的时间表：在《出口管制法》中规定了1931年的最后期限。可以设想，英国还是给自己留出了充分的时间。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在1925年匆匆忙忙地重新加入金本位之后，恰巧也是在1931年（再一次）脱离金本位制。　　在史末资亲英帝国的统治下，伦敦的拖延战术并不是太困难。但是，1924年6月的南非全国选举突然改变了一切。史末资的亲伦敦政府被击败，选举的结果有利于工党和以布尔国民军人赫佐格将军为首的国家党之间的联合政府。赫佐格参选的宗旨就是反对国家丧失国民经济控制权和史末资对英镑的支持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赫佐格就职后的最初几个动作之一，就是要成立一个政府顾问委员会，讨论政府是否应该与英镑决裂、是否应该重建以黄金为支持的独立的南非货币。南非政府破天荒第一次在南非黄金决策发生重大变化之前没有征求英格兰银行和斯特拉哥什的意见。更让伦敦忧虑不已的是，在南非新政府的坚持下，这个委员会将不是由英国人而是由美国人担任领导，这个美国人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德文·凯默勒，一流的黄金和货币问题专家。　　“货币博士”和华尔街的黄金梦想　　凯默勒是国际上有名的金本位制倡导者。他在美国精英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院任教。自从他于1903年将菲律宾纳入金本位体系以后，他所代表的华尔街和美国政府的角色，为他在国际金融圈里赢得了“货币博士”的称号。他还秘密地担任很有影响力的华尔街公司狄龙-里德公司的顾问。凯默勒还是华尔街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体系的设计者，原来执行英国金本位制的国家被一个接一个纳入由美国主导的新的金汇兑本位制。当提到他为多个国家的战后货币稳定当过顾问时，凯默勒承认：“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任命了美国金融顾问并且遵循他们的意见重组金融，并按照美国投资者的想法走他们要求的最成功的现代化路线，就可以提高自己对美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就可以得到优惠的资本。”　　凯默勒用美国资本的“优惠贷款”来实现的稳定计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华尔街行动的基石；在20世纪20年代华盛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华尔街打算控制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取代伦敦金融城在一战前的地位。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但是早产了20年。这也是联邦储备银行执行上述货币政策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些政策推倒了1929年的股市，引发了随后整个华尔街多米诺骨牌式的信贷违约和崩溃，延伸成为全球大萧条。　　凯默勒所做的工作已经为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成功地引入新的黄金货币基础，每个国家都以华尔街辛迪加式的巨大商业化贷款为支持，放贷银行以摩根家族为首。凯默勒作为道威斯委员会的成员于1924年访问过德国，起草了德意志银行重组和德国马克稳定计划，美国主导的新的金本位制度是这些计划的基础。此外，新的美国金本位汇兑制度于1925年被推广到哥伦比亚和智利，凯默勒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这也是摩根家族领导下的纽约-华盛顿战略的一部分：把拉丁美洲的金融制度和经济发展从英国霸权下转移到美国的霸权之下。　　在每一个事件中实行的都是“货币博士”凯默勒的货币稳定计划。这种情景看起来很简单，会使人放松警惕：凯默勒有华尔街的关系，所以他能够找来“稳定”货币所需要的大量贷款，说到做到。作为回报，受援的国家要同意这么一个条件：刚刚稳定下来的货币以黄金来支持。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持有者，自然成为这个新的黄金外交强大势力的中心。　　凯默勒对南非的建议　　毫不奇怪，警钟在英格兰银行和整个英国企业界敲响。对英帝国的战略利益的威胁来自南非，凯默勒正在那里与美国的一些兴风作浪的强力集团相互呼应，完全出人意料。　　凯默勒提交给赫佐格政府的正式报告把问题问得很清楚：“南非是否应该决定同英镑挂钩并希望英镑不久后回归金本位？是否准备好跟随英镑波动？或者，是否应该决定就此与黄金同行？”　　凯默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建议南非在1925年7月1日之前重返金本位制。　　这就意味着事实上的以美国为主导的金本位制。凯默勒是这样论证的：重新使用黄金将增加外资对南非经济的投资，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也会使重要的采矿业得到好处，这些都是真的，因为伦敦对于这一切知道得太清楚了。　　1925年1月，赫佐格的政府宣布，它将要全面执行凯默勒的建议。伦敦认为这是挑起战争，美国爆发户得手了，这对英国势力的前途的影响太大了。英国唯一的问题是她已经没有力量再跟任何人打仗，更不用说美国了。1925年南非金矿的产量占世界每年新增开采量的50%，以后每年的产量都迅速增加。　　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伦敦金融城始终依赖于它对实体金块贸易的控制力来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伦敦的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在他们的银行办公室里每天为世界黄金定价，英格兰银行掌握着世界货币黄金的主要部分。世界经济在19世纪的起起伏伏，与提供给伦敦买卖金银的银行（如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的实体黄金所发生过的上下波动相伴而行。在1914年之前，伦敦的金本位制表现得如此成功，真实的原因是伦敦有能力首先在1840之后夺取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大部分新发现的金矿。后来在1900年通过布尔战争，来自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的大量黄金再一次保障了伦敦的地位：主导全球对货币黄金需求的扩张。　　从1873年到1896年，英国经济经历过一个长达23年的经济下滑，在英国经济史上被称为大萧条，其原因是英格兰银行手中缺乏黄金。在南非发现金矿时萧条才结束。　　英国和英格兰银行要重建1920年以前的影响力，全英国都认为只有一条途径：以一己私利为准，操纵世界黄金的供给，掌控国际金融信贷领域。就像打板球那样，伦敦买卖黄金的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黄金交易干的就是“打擦边球”。英国的一位知名经济学家保罗·艾因齐格在1931年3月皇家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学刊》发表的文章中生动地描写了这样的游戏：　　只要黄金在出售之前实际上到达伦敦，那么英格兰银行就会总是比其他潜在的购买者更有利，后者为了拿到黄金必须支付从伦敦到他们那里的运输成本，而对英格兰银行来说是免费送货上门。因此，只要英镑与黄金的名义价值相等，黄金就会自己找到进入英格兰银行的路……外国购买者也许就无力与英格兰银行竞争……因为这一有利条件，银行的黄金储备在正常情况下总会得到兰德新出产的黄金补充，所以就不必以高于进口价位的高利率来提高兑换率。因此，最好还是要当心预防南非黄金运输系统发生变化……　　英帝国的历史和外交史，特别是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新帝国主义时期这一段，其中有很多内容可以沿着对实物黄金的生产、流入和流出伦敦这条线索，追溯伦敦对黄金市场的操纵、对世界主要黄金市场这个特权地位的运用，其中的微妙之处，至今很少被人理解。南非黄金直接运送到纽约，对于伦敦金融城和英国金融机构重建凡尔赛和谈之后的统治计划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它不仅重拳打击英国，还沉重地打击了整个世界的信贷体系。　　丘吉尔力夺先声——阻止美国的金本位制　　伦敦对华尔街施展的南非黄金诡计很快作出反应。1925年1月下旬，财政部长温斯顿·丘吉尔（他的政治生涯在布尔战争期间开始于南非）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力主英国提前回归金本位制，以便抢在令人恐惧的美国货币政变之前。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同意了。　　几个月之前，以摩根的伙伴查尔斯·道威斯为首的美国银行家，在凯默勒的支持下，已经着手为1922～1923年魏玛时代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稳定德国货币进行安排。这更加重了英国的紧迫感。在《道威斯计划》下，德国加入了美国的金本位制，摩根公司给了1亿美元贷款以支持新德国马克。就这样美国和德国被系于同一个金本位制中，正等待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者南非的加入。英国成了局外人。　　如果南非加入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金本位制，那么伦敦就要面临这样的前景：今后不断增长的世界贸易，特别是将要复苏的同德国的欧洲大陆贸易，将绕过伦敦金融城一去不返，英国将永远风光不再。纽约将成为无人可以挑战的世界金融中心。这是英国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也无法接受的巨变。　　1925年4月28日，财政大臣丘吉尔来到下议院宣布政府的决定，在英格兰银行的全力支持下重返金本位制；汇率将被固定在1914年大战前夕的水平上，即1英镑兑换4.86美元。汇率的决定没有把工业生产率从1914年以来的10年中发生的明显下降考虑在内。即使按照战前的基准汇率计算，英国出口商品用美元的标价已经高得无法找到急需的出口市场。这个汇率的决定，也没有把英国的公共债务、通货膨胀和巨大的贸易赤字（主要是对美国的贸易赤字）考虑进去，另外还有决定一个国家货币价值应该考虑的其他因素。汇率就这样决定了。这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决定，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纯粹的地缘政治决定。是否能够成功，将取决于诺曼操纵本杰明·斯特朗和纽约银行业的能力，以及他按照英国利益操纵欧洲的各大中央银行的能力。　　丘吉尔和蒙塔古·诺曼将英镑锁定在高估了的价格上，就这么重新和黄金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想法是，无论英国的国内工业和英国人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重新恢复伦敦金融城的世界金融体系中心地位。丘吉尔在评价自己的行为时这样说：“即使我们没有这么做，英帝国的其他部门也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并且它一定会走向金本位制，不是以英镑而是以美元为基础的金本位制。”　　斯特朗的重大错误　　1925年当斯特朗决定按照蒙塔古·诺曼的请求，敦促摩根和其他纽约银行支持英镑返回黄金体系的时候，斯特朗完全没有想到，诺曼和伦敦的各家银行在行动上会做到何等有效，而且同时还能作为美国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领导人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好的朋友出现。英国人计划的核心，是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动手改造1925年以后出现的那个新的金本位制。　　在1914年8月世界大战爆发前，世界贸易体系建立在国际金本位制之上，但多少进行了一点自我修正。国际贸易依靠的是市场供求原则，发生的不平衡用黄金结算。它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把货币与国家分开的技术体系。当英国是无人可比的金融中心时，伦敦主导了市场。在一战前的货币体系之下，英格兰银行充当“全世界的银行家”。其他主要国家，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所有英国的殖民地，甚至美国，一战前都持有大量的英镑储备，存放在英格兰银行里，而该银行掌管着当时的大部分世界货币黄金。英国的许多自治领和殖民地甚至没有自己国家的货币，它们使用的是掌握在伦敦手中的英镑。　　这就是蒙塔古.诺曼、丘吉尔和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们想要重建的体系。1922年，在热那亚举行的一次大型战后国际经济会议上，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发动了一场外交政变。面对大多数中央银行家的明确反对意见（其中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斯特朗、德意志银行的沙赫特、法国银行的莫罗和里斯特、意大利银行的波纳尔多·斯琴赫），蒙塔古·诺曼依仗着他如同金融圣贤一样的国际声望和一战前英格兰银行以及伦敦金本位的独特经验，成功地说服大会同意了他的新金汇兑本位制概念。　　在一战前的金本位制下，英镑实际上一直“与黄金同价”。国际市场通过私人的和公共的黄金储备的流入和流出而发生调节，没有对汇兑率水平的操纵。发生长期通货膨胀的国家将失去黄金，这样会强迫它提高利率保持储备，导致国内的信贷紧缩。持有纸币的人总是能够在要求支付的时候用纸币兑换黄金。市场的矫正多多少少是自动的。　　然而到了1925年的时候，英国不能够也不打算回归一战前严格的金本位制。于是，诺曼和英国财政部采取了修正的办法，表面上看是对原金本位制聪明的修正，而且好像还可以满足占支配地位的纽约银行家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本杰明·斯特朗的目标。这个新的体制，被称为金“汇兑”本位制。　　玩金融，美国人还是嫩了一点。在这个金汇兑本位制下，美国将在事实上充当英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膨胀的货币的最终支持者。在这个计划里，英国将主要以美元而不是像1914年前那样以黄金持有储备，而欧洲大陆上挣扎在战争创伤中的国家将以英镑而不是以黄金持有它们的储备。这一新的计划实际上允许英国将膨胀了的货币英镑和贷款置于美元之上，允许英国的债务国将它们的货币置于英镑之上。这实际上意味着，1925年以后只有美国还保持严格的金本位制，而所有其他国家都可以拿本国纸币进行兑换了。　　诺曼说，只有纽约和伦敦的中央银行才应该为持有金块而操心，而像法国那样的其他国家应该拿到有黄金支持的英镑或美元就满足了。毫不奇怪，法国银行行长埃米尔·莫罗（金本位制的强烈倡导者）对诺曼的英-美黄金世界的计划并不高兴。莫罗1926年重建了法兰西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把黄金储备恢复到比英格兰银行还要高的水平。法国的黄金地位后来将要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英国的黄金计划中国际联盟的重要作用　　伦敦重建金融地位计划的核心，是英国要主导国际联盟的官僚机构。英国能够支配国际联盟强有力的金融委员会。蒙塔古·诺曼通过他的两个亲密伙伴——亨利·斯特拉哥什爵士和奥托·尼迈耶爵士——实际上控制了国际联盟的金融委员会。来自英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拉尔夫·霍特里也发挥了骨干作用，他呼吁整个欧洲采用新的金汇兑本位制。诺曼和英国人利用国际联盟迫使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建立合作关系，合作的基础不是古典的金本位制，而是金汇兑本位制，这个制度将允许这些国家通货膨胀和赤字消费，而同时在表面上维持货币的稳定。欧洲国家被迫以定价过高的平价返回金本位制，这是为了使它们的出口不会威胁到英国的出口。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都很少，而且不是黄金，是英格兰银行的英镑存款。整个大厦就是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海市蜃楼，信任首先就是对蒙塔古·诺曼指挥技巧的信任，他要导演一场全球货币,至少是欧洲的货币统一。　　伦敦利用承诺美国银行的信贷以及通过控制日内瓦的国际联盟金融委员会而施加的政治压力，设计了一个非常类似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的体系。法国银行行长、诺曼的强烈反对者埃米尔·莫罗在1928年的日记里描绘了这个体系：　　作为重建稳定和安全货币的第一个欧洲国家，英国利用了这个优势来奠定基础——真正从金融上控制欧洲的基础。日内瓦的国际联盟金融委员会已经成为英国政策的工具。它的办法就是迫使每个国家都发生货币困难，这个国家于是就得听命于日内瓦的那个由英国人控制的金融委员会。它们开的药方总是会包括在中央银行设立一个外国顾问的职位，是个英国人或由英格兰银行指定的人，会指定把中央银行的一部分准备金存入英格兰银行，这笔钱既是对英镑的支持又能增强英国的影响。　　为了防止可能的失败，他们小心翼翼地取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合作。此外，如果它们感到对海外的贷款太多，他们就将其中一部分转交给美国，并且总是保留有利于这些操作的政治条件。这样，英国在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时、挪威和意大利全面地或部分地安营扎寨。她正在希腊和葡萄牙扎根。她寻求在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得到立足点。货币将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黄金为基础的美元和英镑，而第二类是以英镑和美元为基础——这一类国家的一部分黄金储备被英格兰银行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持有。　　摩根公司在本杰明·斯特朗的鼓励下，为支持英国重新进入这个1925年修改过的金本位制提供了关键性的美元贷款。后来类似的摩根银行信贷扩大了范围，这种贷款总是由蒙塔古·诺曼和被他支配的日内瓦金融委员会提出建议，又总是第一个得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斯特朗签字批准。华盛顿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这是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外交。在战争“英雄”约瑟夫·毕苏斯基将军军事独裁统治下的波兰、比利时以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最后都在定价过高的平价下返回金本位制。纽约和伦敦银行家们越来越喜欢铁腕的独裁者，他们察觉到这些独裁者能够控制工会的抗议并且保证按时偿付贷款。　　英国以很高的4.86美元比价返回金本位制后不久，为了在英镑定价过高的条件下保持出口的竞争力，英格兰银行试图对国内价格和工资进行大幅度削减。对削减工资的回应是1926年的大罢工,增长迟缓,工业出口仍然低迷，失业率几乎达到10%。到1931年英国最终离开金本位制的时候，失业率已经达到全部劳动力的22%。　　工会的抗议和大罢工表明，只有得到美国的帮助，英国才能让黄金坚持在4.86美元的高位。斯特朗很少咨询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董事会，更不用说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长了。为了加强这个动摇不定的新的金本位制，他在20世纪20年代制造了一次严重的美国货币膨胀和信贷扩张，来支持定价过高的英镑平价和英国在欧洲的作用。在缓解美国货币困难的过程中，斯特朗还埋下了股市崩溃的种子，创造了房地产的泡沫。　　蒙塔古·诺曼说服他的朋友本杰明·斯特朗，让他相信欧洲的恢复和杀手锏——美国的出口能力，都依赖于美联储人为地保持低利率来鼓励黄金向外走，流入英镑，因为英镑的利率较高。诺曼说，这样做将会反过来提供支持整个欧洲大陆和殖民地的黄金体系的基础，随后也会为世界贸易提供基础。美联储人为压低的利率刺激了华尔街股票中的保证金贷款交易，接下来又刺激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华尔街股市前所未有的高涨。美国被人为压低的利率面对欧洲很有吸引力的通常为6%～8%的利息收益，推动着美国银行在1925年以后不断向执行新的金本位制的欧洲国家甚至更远的地区扩大短期贷款的规模。　　斯特朗给市场倒了一杯“威士忌”　　1927年7月，斯特朗在蒙塔古·诺曼的要求下，在长岛召集了一次秘密的国际央行会议。这次会议是决定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命运和方向的事件。在那里，斯特朗不顾德国和法国中央银行行长的反对，表示要降低利率、膨胀美国信贷，以支持英镑，停止伦敦黄金储备外流。芝加哥的联邦储备银行不像斯特朗那样跟蒙塔古·诺曼和欧洲信贷绑在一起，他强烈反对美联储降息，拒绝降低自己银行的利率；《芝加哥论坛报》要求斯特朗辞职。斯特朗辩驳说，他促进货币流动的目的是帮助美国中西部的农民。结果是斯特朗占了上风。后来他向朋友吐露，他的降息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副作用：给股市“倒了一小杯威士忌”。这可不是小小的一杯。在华尔街上，威士忌开始向水一样流动起来。　　伦敦的黄金外流停止，英镑危机减轻，因为1927年在斯特朗领导下的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降低了利率，后来伦敦的《银行家》杂志这样赞扬本杰明·斯特朗：“他用他的能力和技巧为英国服务。”　　在诺曼的金汇兑本位制之下，美国是所有国家与黄金和所谓“硬通货”的唯一通道。如果美元也要抬高价格，就如1925年以后在斯特朗领导之下抬高美元的价格，美元也会开始变得不可靠，而整个大厦即全球信贷的金字塔会最终崩溃。信贷扩张在1929年趋停时，英国货币金字塔体系的这个小小疵瑕就显露出来了。在那之前，各种类型的美国银行和企业都为斯特朗所谓的永久繁荣和价格稳定的“新时代”欢呼，这正是艾伦·格林斯潘1999年宣布的那个不会再有周期性衰退的“新经济”的怪诞先声。现实却是大不相同，因为美联储不得不使用膨胀性的信贷扩张，在20世纪20年代的几年中把欧洲下降的物价再抬高起来。　　正当斯特朗的政策好像能创造无限的繁荣、提高收入、抬高股票价格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没有多少不同的声音对斯特朗的政策提过意见。除了商务部长胡佛以外，斯特朗的国际信贷政策的批评者有同洛克菲勒结盟的大通国民银行主席巴顿·赫伯恩和《商业杂志》编辑帕克·威利斯（参议员卡特·格拉斯的前助手）。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若干成员也在其中。他们是少数派。掌握政策的是J.P.摩根公司、本杰明·斯特朗和财政部长梅隆以及卡尔文·柯立芝总统。　　在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头几年里，在1927年之前，它的缺陷还不明显。看起来欧洲各国经济终于要复苏了，黄金是经济复苏的工具。　　在新的金汇兑本位制下，1925年信贷从纽约流出，流向了伦敦，进入战后欧洲大陆急需美元的国家。摩根家族、库恩-洛布公司、国民城市银行和其他华尔街银行开始认购参加了新的金汇兑本位制的欧洲各国发行的债券。然后，认购的银行为了寻求回报和安全就向普通美国人家庭出售这些新的债券，利率比美国财政部的证券利率高3%。所以对纽约的银行来说，这纯粹是一台制造黄金的机器。　　纽约的信贷大部分流入了 1924年实行《道威斯计划》稳定货币之后的德国。在6年之内，德国的城市、私人公司、州政府、港口和其他实体都在发行债券，由纽约的银行认购然后出售给美国投资者，累计总额竟然达到了25亿美元。德国在此期间从海外借贷近40亿美元用于重建。1931年银行危机发生时，德国被迫宣布债务违约拖欠，大势已定。　　从1924到1931年，涌入欧洲的美国贷款差不多有60亿美元。如果加上美国财政部的战争借款和战争开支，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有400亿美元的美国资金进入欧洲。这是191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1925年后，蒙塔古·诺曼和英国财政部打造的金融大厦的稳定程度，取决于最脆弱的那个环节的强度——金汇兑本位制。　　直到1927年下半年，斯特朗才开始对整个大厦表示出明确的严重忧虑，他在两个月前刚刚采取过稳定英镑的行动，在那个行动中为不断高涨的华尔街股票泡沫火上加油。仅仅3年之前，蒙塔古·诺曼和英格兰银行才说服了斯特朗，让他相信这个体系对复兴世界贸易和稳定货币是有好处的。　　斯特朗在1928年因结核病去世之前不久写过几封信，向他的朋友蒙塔古·诺曼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其他人表明，他越来越怀疑金汇兑本位制不是世界货币稳定的正确政策，而他本人在密友诺曼的敦促下支持过它。1927年9月的一封信，写于斯特朗决定支持英镑制止黄金流出之后，表达了斯特朗对美国一战后扩张性货币政策越来越沉重的担忧：　　发行银行现在持有的美国一国的票据和（贷款）余额超过了10亿美元，还不用说伦敦掌握的数目大致相当的另外款项，还有在其他金本位国家中的大量钱款。我已经给你写过信，事实上我倾向于认为，事态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它本来应当加强这个金本位制，但实际上已经在破坏金本位制了——它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复制信用机构，用不多的黄金积累来维持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的手中有黄金，它们的货币才是真的建立在黄金之上的。　　通常所说的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其实起源于美国之外——1931年初开始的欧洲崩溃，腐朽的欧洲经济和政治结构发生了崩溃。那次崩溃与金汇兑本位制有直接关系。　　就像2007年美国次级债抵押证券化的泡沫破裂一样，1929年10月纽约股市的崩溃只不过是全球金融体系更严重的根本性疾病的一个表征。英国银行的诺曼怂恿斯特朗继续保持低利率，因为这会影响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利率以及一战后英国的金融稳定，会有助于阻挡那里的衰退。低利率导致了纽约股市价格上扬，便宜的资金给美国的消费繁荣火上加油，很多这样的钱是被新近出现的分期付款信贷造出来的。　　美国在“兴旺的20年代”的炫耀性消费只是一个假象，好像所有家庭的财富都增加了，其实国家的财富分配严重失当，这是1929年美国经济的唯一致命弱点。到1929年时，60%的美国汽车和80%的家用收音机都是靠分期付款的贷款购买的。人们靠信贷购物，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收入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在柯立芝总统时代，共和党政府的一系列减税政策是由非常富裕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起草的，他的政策使收入进一步向少数企业主和大笔财富的继承人手中转移，使得只占人口千分之一的最富有的家庭获得了更多的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年收入100万美元的个人税负从20世纪20年代的60万美元下降到后来的20万美元，而中产阶级和更贫穷家庭的税负却增加了。　　到1929年时，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和RCA公司这样的巨头在四处崛起时，大约三分之二的制造业财富已经从个人手中转移到大型的、从公开市场融资的公司手中。在企业支配结构的金字塔顶上，耸立着华尔街和纽约的大银行：摩根、大通、库恩-洛布、梅隆等。非常保守的美国最高法院在1923年审理“艾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件的裁决中，作出的判决更加剧了不平等：最低工资法违宪。　　20世纪2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我们得到快乐了吗？》就是这样唱的：“富人更富了，穷人更穷了。”　　1929年,只占美国人口千分之一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总收入相当于排在最后面的42%美国人的总收入。用家庭数目来说就是，美国24500个富裕家庭的收入，和1100多万中低阶层美国公民的收入总合相当；高收入阶层控制了所有储蓄的34%，而80%的美国人没有储蓄。20世纪20年代美国繁荣的大厦，建筑在债务和幻想永久繁荣、股票价格永远上升的假想之上。一旦1929～1931年的消费信贷狂欢结束，消费能力就瓦解了，因为大多数美国人不能够再用信贷购物了。　　股票价格上涨时会吸引更多人来投资，他们可以从银行贷款，只凭保证金购买股票：只支付大约实际价格的10%，其余的部分就去借贷。当整个信贷金字塔的运转在1929年停下来时，惊慌失措的美联储赶快提高利率，想停止股票泡沫，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整个分期消费信贷大厦和股市一起崩溃，不久以后真正的制造业经济也倒下了。　　1929年10月诞生了这样一项纪录：有80亿美元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是贷款买的，必须清算，而且大多数购买的是只要保证金的那些股票。　　纽约股市10月份的崩溃，发生在赫伯特·胡佛总统任期的第11个月。过去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干预过市场崩溃，人们习惯的看法是，这样的事情应该让它自己去纠正，无须政府的干预。　　1929年年底，胡佛总统冲破了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的反对意见，宣布了一项十点行动计划，其中包括避免银行恐慌，防止银行大量倒闭和住房断供被收回，帮助农业生产，救助贫困的失业者，保持货币的实力等。还有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加快实施政府的市政工程项目。胡佛的确是真正的保守共和党人，他努力去挖掘政府的潜力，支持私人的首创精神，而不是让政府直接出手接管，他把那种做法与意大利墨索尼里的“社团主义”相提并论（把整个社会纳入极权国家指挥下的主张，又称为“结合主义”或“各阶级合作主义”。——译者）。到1931年年初时，美国经济在衰退中显示出一点稳定的迹象。不过这只是下跌中的一次暂停。　　当脆弱的欧洲金本位制——蒙塔古·诺曼体系的基础——开始解体时，一波新的金融冲击正在聚集力量，它的破环性足以毁灭世界。就在此时，法国作出了一个“教训德国人”的政治决定，决定对维也纳进行干预，为这个冲击波注入了更多的动力。　　法国推倒了金本位制　　1931年春天的风暴吹破了欧洲大坝。法国在不经意间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它所信奉的处事原则——“与众不同”采取了一个奇怪的形式，使它一出手就颠翻了整个世界的货币体制，把世界经济也推入衰退之中。　　1931年3月，奥地利这个小小的600万人口的国家——一战前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宣布它已经开始与德国谈判，两国要建立一个能够刺激贸易的关税同盟。这样一个同盟在技术上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但对世界安全说不上有什么威胁。　　法国政府迅速作出回应，要求这两个国家立即偿还大约3亿美元的短期贷款（德国和奥地利欠法国国家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贷款），目的是强迫它们立刻停手。本来就不稳定的奥地利货币体系马上发生了恐慌性资金外逃。奥地利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是维也纳信贷银行。　　维也纳信贷银行是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在匈牙利和整个多瑙河地区有很多贷款业务，还是奥地利工业和房地产业的主要债权人，持有国家全部银行贷款的50%以上。它在1931年5月的恐慌性挤兑中倒闭了。蒙塔古·诺曼和新成立的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以疯狂的速度提供紧急贷款，试图把维也纳信贷银行的烂摊子稳定下来。可是法国政府坚持，从法国银行放出去的贷款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德国和奥地利要放弃计划中的关税同盟，虽然它们这样做并没有在法律上违反《凡尔赛和约》，该条约只是禁止德奥两国的政治经济结盟，或德国吞并奥地利。　　这场危机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先是传遍奥地利，随后进入了相互连接的德国银行体系。　　维也纳信贷银行的倒闭，导致了德国的储户对德国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的恐慌性挤兑和当政的布吕宁政府的货币危机。此时此刻，英格兰银行、美联储、德意志银行和法兰西银行聚在一起开会，讨论紧急注入信贷，尽力阻止货币恐慌继续蔓延。　　胡佛在国会为德国赢得了延期一年偿付战争赔款的时间，于1931年6月30日生效。虽然有助于缓和德国的偿付压力，但是这个步骤微不足道,也为时过晚，不能阻挡外国银行从德国抽逃资本，它们担心事情会变得更坏。德国人自己也开始逃跑，把德国马克换成美元、英镑、法郎或者黄金。德意志银行行长汉斯·路德当年7月从巴黎前往巴塞尔和伦敦，警告大家，德意志银行需要一笔50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破产清算的违约拖欠。这条消息进一步扩散了恐慌。整个一战后的国际金融大厦开始崩溃。　　在这个节骨眼上，法国政府手里还有一张王牌。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经历过一场货币危机和准恶性通货膨胀。1926年，右翼的雷蒙·庞加莱（又译为 “彭加勒”、“普安拉雷”或“普恩加来”。——译者）政府执政，在法兰西银行的莫罗支持下，立即采取行动，紧缩预算、增加税收和采取其他步骤，阻止资本外逃和稳定当时仍然在金本位体系之外的法郎。它公布计划尽早回归金本位制，以便进一步巩固信心。因此，在雷蒙·庞加莱政府于1926年回归金本位制后的几周内，法郎就增值了40%。　　1928年，在建立了黄金储备两年之后，雷蒙·庞加莱政府和埃米尔·莫罗行长领导下的法兰西银行宣布，法国将强制实行《稳定法》，推动法郎向金本位制回归。不过，巴黎不想按蒙塔古·诺曼的规则来行事。　　法国没有像英国那样不惜牺牲出口的竞争性，为了伦敦金融城的国际权力而死死钉住战前4.86美元的平价，法兰西银行是以战前水平20%的价格重新加入金本位制的。这样一来法国的出口很快就恢复了，就业率和工业产量上升，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存在外国中央银行（首先是英格兰银行）里成为外国货币储备。然而在金汇兑本位制造出来的国际债务结构下，对法国来说是好的一件事情，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却是坏事一桩。从伦敦和欧洲大陆的各个首都流出的黄金，流入了法兰西银行。　　1927年，法国银行试图将3000万英镑兑换成黄金，以此建立法国中央银行的储备并加入金本位制。英格兰银行为法国此举影响到英镑稳定而问计本杰明·斯特朗。法兰西银行担心，以外国纸币为储备会发生新的通货膨胀，因为纸币可以被操纵而任意膨胀。法兰西银行决定以黄金为唯一货币储备基础，并且还要采用1914年以前的金本位制，而不是英国和其他国家1925年发起的那个纸币加黄金的储备体制。　　在中央银行政策这个问题上，法国又一次想要砸定音的那一锤。法国保守的银行家莫罗有正当的理由和深刻的感受反对蒙塔古·诺曼搞的英格兰银行“金汇兑本位制”，那里面包含着危险的缺陷。莫罗决心在多年的混乱之后，让法国回到硬通货政策和谨慎的财政政策之下。唯一的问题是，诺曼-斯特朗的金汇兑本位制在那个时候已经主导了世界货币体系。而这个体系以及被它捆绑的负债累累的欧洲各国，已经从根上开始腐烂了。　　法国围绕着黄金采取的行动，是在政治上担心德国复兴和国内经济再次发生动荡和衰退的混合结果。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会使法国爆发罢工和衰退，并迫使法国政府和法国银行再次孤军作战。　　1926年法郎恢复稳定，1928年法郎执行20%的战前黄金平价，经济开始繁荣，法国外逃资本回国，新的外国资本流入。到1931年世界其他地区陷入萧条时，法国做到了充分就业。法国开始感觉到自己在欧洲事务中有了独立身份。　　1931年时，法国是仅次于美联储的世界第二大货币黄金持有者，这是她将外国货币资产兑换成法兰西银行储备黄金的政策结果。在短短的5年中，法国中央银行的黄金持有量增加了10倍。1931年5月，美联储和法兰西银行这两家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黄金储备，已经占到全世界的75%。美联储在动用自己的黄金储备时要受严格的立法限制，这是国会在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中规定的，这些限制到1933年和1935年才取消，其时全世界都已深深地陷入了大萧条之中。　　欧洲爆发的危机给了法国和法兰西银行超常的有力地位。可是这个危机在事实上却是由于法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和财政要求而触发的。　　1931年7月，当德国再次向伦敦、巴黎、纽约恳求5亿美元紧急央行贷款时，法国又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她利用这个机会宣布，法国愿意再次出手向德国施加援手，唯一的条件是德国政府解散戴着钢盔的准军事力量，停止继续建造“袖珍战列舰”（这是凡尔赛条约允许的），并且要德国放弃德奥关税同盟。海因里希·布吕宁政府拒绝了法国的条件，认为这是对德国的羞辱，德国将因此沦为经济奴隶。　　胡佛想堵住漏水的堤坝　　此时，危机全部集中在德国的债务上，不论是私人债务还是公共债务，这是根据《道威斯计划》于1924年稳定德国马克以来像汽球一样膨胀的债务。20世纪20年代的多数美国银行家，包括摩根公司和本杰明·斯特朗，都只想把德国当做又一个风险大一些的贷款者，就像贷款给美国铁路，为美国公司发行流动债券一样。他们相信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央银行手里的黄金能为任何一种潜在的风险担保。他们的道理是，不管怎么说，科隆、法兰克福和柏林都是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政府机构。　　法国银行家和美国银行家想的不一样，他们把每一笔给德国的贷款都视为一种政治行动，而且都有助于德国最终推翻凡尔赛条约和恢复德国的统一。法国的观点要现实得多，它反衬了本杰明·斯特朗决定的致命错误：美国的金融和信贷结构正在单方面与1917年后的欧洲货币制度挂钩。　　到1931年7月，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大多数东欧国家的黄金储备已经流失，大多数银行已经关闭。　　胡佛总统亲自召见了美国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他要弄明白美国的各家银行介入欧洲到底有多深，以便决定美国该怎么办。胡佛的一个来自加州大银行的朋友警告过，美国银行向德国和其他欧洲银行发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一种短期贷款的形式）已经太多了。承兑汇票通常是为期60～90天的票据，只需要出具货物运出（但还未送到）的提货单就可以保证兑现。胡佛要美联储和财政部估计一下，这种向欧洲银行贷出的未担保的贷款到底有多少。　　美联储告诉总统，它们估计最多也就是5亿美元，对美国银行不构成威胁。胡佛担心事情没那么简单，下令由货币审计署长进行独立的估算，结果很惊人：有17亿美元，甚至更多。这个消息如果泄漏出去，仅这一个数字就会对资本不足的整个美国的银行体系构成威胁。　　法国在不断吸纳黄金。当本杰明·斯特朗在1927年7月为了帮助英格兰银行对此反击的时候，他降低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利率，于是对欧洲的贷款增加了，因为欧洲的银行为了得到它们急需的美元信贷情愿支付高达7%以上的贷款利息。胡佛的审计官员告诉他，截止到1931年7月，欧洲各银行已经拖欠了很多已经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而美国的银行都不吭声，害怕造成恐慌。　　胡佛派他的财务部次长奥格登·米尔斯前往伦敦，秘密地询问他在英格兰银行界的熟人，英格兰银行在这种无担保的银行承兑问题中究竟暴露到何种程度。那家银行先是毫不知情，但是两天之后给了初步估算，对金汇兑本位制敲了更响的警钟：承兑汇单有20多亿美元，英国各家银行已经充分地暴露在大麻烦面前，和它在一起的还有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那些银行。　　胡佛估计，仅仅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银行就持有这种短期汇票多达50亿美元，60至90天之内到期，这个让人目瞪口呆的数字竟然无人意识到。　　银行已经把钱给了那些放贷款的人，并且确信这些贷款最终以实体货物的送达为担保。1931年的春天，当数量可观的货箱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流转的时候，货物的发送开始（与信用一起）出现混乱，以货物为依据的商业单据失去了价值，这很像2007年数万亿美元的美国证券市场崩溃：从次级贷款的债务拖欠（加上其他房地产断供）爆发开始,雪球越滚越大。　　超短期的债务总量，比后来德国的工业、城市和政府的50亿美元长期借款还要多。　　胡佛总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下了当他听说欧洲债务金字塔怎样从四面八方一起倒塌时的感受：　　埋藏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下的地雷现在清晰地进入我们的视野了……现在可以看清楚了，欧洲危机为何拖延得如此之久：他们开空头支票付账和填补赤字。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震惊。大批银行倒闭的图景在我眼前挥之不去，其中的原因和危害我却只能对美国人民缄默不语，更不能告诉他们，是我加重了银行挤兑，这令我寝食难安。形势已不再是如何帮助别的国家迂回得救。现在该想如何自救了。　　不幸的是，做什么都来不及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胡佛不顾财务部长梅隆的强烈反对，公开号召各地所有与德国和欧洲国家央行有短期信贷关系的私人银行“暂停支付债务”——他呼吁延期偿付。梅隆当时和国务卿斯廷森在伦敦开会，会议要讨论的正是欧洲局势恶化的问题。梅隆强烈主张胡佛继续坚持，答应给德国再增加5亿美元的贷款。胡佛回答说，这样做只能拯救那些干蠢事的私人银行，而不能解决更大的问题。　　胡佛坚持说：“必须承担解决问题责任的是银行家，而不是我们的纳税人。”他没有听从梅隆、斯廷森和英格兰银行的强烈反对。相反，他发出了公开号召，呼吁银行自愿协商“暂停还贷”。上面提到的伦敦会议批准了《胡佛延期偿付动议》，这份文件现在已经公开，新成立的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也同意这个办法。胡佛还要求该清算银行监督这个自愿计划的执行。一帮纽约的银行告诉总统它们反对这个限时协议（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协议，给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国延长偿付期限，甚至减少偿还到期的本金。——译者）。胡佛最后被迫同意美国再向德国提供一笔新的政府贷款。　　国际清算银行在1932年发表的最终报告里说：“1931年初全部国际短期（私人）债务总额达到100亿美元以上。”这是胡佛估算数字的整整两倍。　　限时偿债的做法只是暂时平息了事态，直到1931年9月21日英格兰银行发生了对外支付的拖欠。　　法兰西银行从1931年7月24日开始，从英格兰银行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出巨额黄金储备。这个行动触发了对英镑的信任危机。　　伦敦的各家银行手中也有大笔东欧和德国的短期贷款，现在也无力偿付了。1931年8月，为了制止对英镑的挤兑，英格兰银行提高了利率。但是恐慌已经蔓延开来，提高利率只能让局势变得更糟糕。英国政府从美国的多家银行借了6.5亿美元，试图制止恐慌，结果只是再一次使局势恶化。9月14日，英国的水手发动了兵变，一周后的1931年9月21日，英格兰银行正式脱离金本位制，强行关闭了欧洲的大多数证券市场和商品市场。　　由于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美联储一直没有关闭（国内的）黄金兑换窗口。然而它不仅没有将流动性注入国内经济以阻挡不断恶化的经济紧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时任行长乔治·哈里森的领导下（1928年斯特朗去世后继任）反而从经济中撤回流动性，徒劳地坚持金本位制，还在1931年10月把美联储的贴现率从1%提高到3%。　　华尔街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疯狂举动，是为了拯救它们的金汇兑本位制和这个制度背后的理想：美国金融帝国，尽管它尚未成型。它们不想承认，但是这个行动的确失败了。美联储把利率提高到极点，就此也把美国经济深深地推进了萧条和紧缩。　　问题并不在于固定的金本位制在经济学中是否正统。问题在于指引华尔街和金融托拉斯的那股势力下定了决心，决不能牺牲金汇兑本位制——据此可以建立由美国控制的全球货币权力，这可是摩根公司、本杰明·斯特朗、狄龙-里德公司、埃德温·凯默勒以及美国的金融精英们从欧洲大战的废墟中看到的远大目标。他们试图从英国手中夺取全球金融霸权，徒劳无功，同时将美国推入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但是他们不会为此感到疑虑和不安。　　同美国的变局相对照的是，1931年后，英镑不再与黄金挂钩而是自由浮动。贬值约40%的英镑推动了英国出口的上升，减轻了世界经济崩溃的痛苦。除了法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也迅速依次放弃了金本位制。只剩下美国还在坚持紧缩了的黄金平价，直到1933年4月。　　危急的形势把联邦政府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推到最高点。它采取的形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罗斯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民主党总统，1933年3月4日就职。富兰克林的复兴计划大部分实际上是倒霉的胡佛倡议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延续或补充。　　从1931年大萧条全面蔓延以来，经过1944年的战争支出高峰，美国政府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9%上升到130%。同样显著的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公共开支部分从1931年的12%提高到1944年的45%以上。　　把纽约变成欧洲和世界的银行这个本杰明·斯特朗的豪华项目崩溃了，同时也从根本上扭曲了全球的金融结构、贸易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结构。　　国内经济走出萧条、企业进行结构改革、在欧洲准备另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还要再花6年的时间，华尔街遭受的挫折才能够倒转过来。华尔街要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强权,必须一劳永逸地击败正在复兴的德国——未来的美国霸权的竞争者。　　这个过程后来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没有解决的地缘政治问题的继续：在英国沉沦的时候，德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巨大的悲剧性争斗，将会决定由谁来继承世界的霸权。至少美国的精英是这样看的。德国的精英们在1914年之前，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是否把追求全球最高统治的理念认真地想清楚了，还是有点疑问的。希特勒对英帝国的统治权力所持有的敬畏有点过头（这无助于德国觊觎那个制高点）。（黑塞是第三帝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高级顾问，他在回忆录中批评德国外交部和希特勒没有抓住英国人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基本观点。黑塞这样说道：“对英美来说，谁统治德国无关紧要。德国成为最强大的大陆强国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让英美和法国对德开战。”）　　可是美国的货币托拉斯毫无疑问有全球绝对统治的理念：一个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下的无形的金融帝国。为了这个目标还需要再打一场世界大战。美联储也要为此再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强大的纽约银行集团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得到了私营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支持，其结果却是触发了一场灾难，使美国陷入自己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银行的连锁破产和经济萧条。　　在十年之内，华尔街为全球霸权的第二次出击将准备就绪：最后的攻击，各就各位。　　第六章　　新政与萧条：洛克菲勒家族　　占领制高点“嗨，总统先生，那不成盗窃了吗？”　　——参议员托马斯·戈尔质问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停止用黄金偿还债务的决定　　摩根家族的衰落　　1931年9月，英国和一批欧洲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这标志着把纽约建成以金汇兑本位制为基础、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中心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只要看看这个1919年凡尔赛和会以后由摩根家族公司建立的国际银行信贷体系和债券认购制度有多么脆弱，就会发现这次失败合法合理，而且完全可以预测。　　1930年，美国的农业萧条已经蔓延到全国，1345家银行倒闭，主要是小型农业银行。继续营业的银行也面对着不断加剧的储户提款、深不见底的衰退、信贷资金限量发放和更深的萧条，更多的银行倒闭。这是一个不断加速的下降螺旋。1931年又有2294家银行关闭，这个数字几乎是上一年的两倍。1932年又有1453家银行关闭。1932年是大选年，危机已经从个别银行蔓延到所有的州。从内华达州开始，各州州长宣布全州“银行放假”，试图制止恐慌挤兑。不久，密歇根这个工业州也给银行放假了。　　外国中央银行担心美国最终会让美元对黄金比价贬值，以刺激工业出口、遏制失业扩大的趋势，它们和其他美元持有者开始用手中持有的美元兑换黄金。最终必将来临的危机已经无法避免，这更加坚定了美联储不惜一切国内代价坚守黄金平价的决心。1931年10月，美联储在一周内将贴现率从1.5%提高到3.5%，增加了一倍多，试图在当时实行的金本位制下做到“失去的黄金收于货币流通”。　　这么高的利率毁掉了美国国内银行复兴的任何希望，还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的危机。这一切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多的银行储户挤兑。从8月到11月，包括流通货币和银行存款在内的货币供给下降了8%，在美联储短短的历史中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在高利率之下，美联储的黄金储备并没有按照“高利息吸引金钱”的理论而增加，反而发生了惊人的下降，损失达11%。　　从1929年10月的股市崩溃到1932年年底（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3月就职之前），美国国家财富的蒸发规模令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从大约880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年底的420亿美元，连一半都不到了。　　就在1929～1933年纽约股市垮塌的混乱当中，在全美国好几千家小型地区性银行破产的浪潮中，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在纽约银行的最高层发生：谁将会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呢？　　如果不算1861～1865年内战时期，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的公债主导了美国的资本市场。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崩溃之后很短的时间里，美国公债就达到160亿美元（1930年），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2%。到1946年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公债达到278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70%。在仅仅16年之内，联邦政府的名义债务就增加了17倍以上。　　美国的银行业务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为股票买卖和国际信贷融资，转向为联邦政府的债务融资。银行实际上变成了政府债券的交易机构，而不再是商业贷款人。在几乎40年的时间里，美国股市都无法恢复到1929年达到的水平。　　罗斯福政府的政策有一个后果，就是在国际投资银行业的权力大大缩小，特别是摩根、库恩-洛布、狄龙-里德等私人银行从事的那些国际投资业务。英国于1931年9月放弃金汇兑本位制时，这些银行向欧洲或拉丁美洲发行债券而赚大钱的能力也随之失去了。　　摩根公司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它在纽约和国际金融界的统治地位。摩根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英国财政部的独家代理银行，20世纪20年代摩根的继承人和本杰明·斯特朗与英格兰银行的蒙塔古·诺曼保持了亲密关系，从始至终摩根家族不断深化和扩大同衰落中的伦敦金融城的交往，以此建立了它如日中天的国际影响。　　1931年夏天，英格兰银行的诺曼正在疯狂地、徒劳地竭力将英国保留在金汇兑本位制之中。此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告诉诺曼，英国政府的救援计划必须和摩根公司一起制订，该公司仍然是女王陛下的政府在美国的财务代理。如前所述，这是自1914年以来摩根一直占据着的能赚大钱的位置。　　摩根公司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是，英国必须大大降低失业救济金的标准，遭到内阁成员的多数反对，拉姆齐·麦克唐纳的英国工党政府为此下台。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写道，纽约的银行家要求以削减英国失业救济金作为贷款的前提条件。摩根保证要组织一个纽约和其他银行的辛迪加，筹集2亿美元的巨款，以此拯救英镑和摩根的金本位制。　　结果，摩根还是太晚了。1931年9月19日，麦克唐纳政府宣布英国脱离金本位制。这个事件标志了摩根将英国和伦敦金融城财力结合起来建设以纽约为中心的金融统治计划的失败。　　从此以后，英国政府将不再让摩根公司作为他们在美国的政府独家金融代理。这是摩根自1914年以来一直在扮演的角色，曾给摩根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从此摩根家族的内部权力在美国企业界明显衰落下去。鲨鱼最善于闻到鲜血，尤其是对手的鲜血。　　摩根在纽约金融界的首席地位遭受的第二次和毁灭性的打击，发生在1933年6月。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正式名称是《1933年银行法》。为了减少将来的股票和金融投机泡沫，该法令禁止拥有公司的银行同时拥有包括保险和投资银行在内的其他金融公司。它还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银行存款提供担保。　　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是支持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唯一一家纽约大银行。大通银行主席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是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的儿子。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的《奥尔德里奇计划》是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核心。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在1933年的前几个月一直在华盛顿游说国会。尽管遭到摩根和纽约的其他银行的强烈反对，国会还是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大通银行向洛克菲勒旗下各公司（如标准石油公司）提供传统的（实业）贷款，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存款银行，它越来越不依赖国际债券的认购或买卖股票的投机，这一点和摩根很不一样。　　在摩根最虚弱的时候，洛克菲勒不失时机地在对手的后背上插了一刀。大通在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对银行不正当行为的调查中不仅洁身自保，还能被描画成新政的“友党”，这在华尔街那个行当中十分罕见。富兰克林·罗斯福被轻蔑地说成是“自己阶级的叛徒”，因为他发表过攻击华尔街贪婪和腐败的讲话，说他们是“经济保皇党人”。罗斯福政府的措施，如设立国家工业复兴总署，则被传统保守的华尔街银行家视为迈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大步。　　摩根被迫将本公司拆分成两家企业，即摩根银行和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后者的营业范围是购买、出售和承销公司证券。《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通过的时候，全国的银行尚在恐慌之中，罗斯福政府刚刚开始执政；一度强大的摩根家族遭到此项法令毁灭性的一击，再也没有从这个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　　黄金危机和美元缩水　　1934年1月，以美国为中心的金本位制仍在带病运行，政府又公布了一份名单，列出了运行状况危急、需要政府援助的银行，结果触发一轮新的恐慌挤兑，遭难的是数千家资本匮乏的小银行。　　1933年3月6日，罗斯福就任总统两天后颁布了一项全国银行假日法令。每一家在美国的银行每周都要关门四天，不能存款也不能取款。总统先生表明他蔑视正式的法定程序，他只援引了一项1917年的《与敌方贸易法》作为他的法律依据。按照这个逻辑，持有以黄金为担保的美元的外国人，现在就成了“敌人”。　　美国国会在3天之内就通过了《紧急银行法》，使总统的行动合法，并授予他采取进一步行动所需要的几乎全部法律权力。1933年4月5日罗斯福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公民持有或拥有金币、金块或黄金证券为非法。联邦政府没收了本国公民的黄金。黄金是永远的通用货币和偿债的最终手段，国家大规模没收黄金就是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强制侵犯，换来的只是印在纸上的支付承诺。公民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他们在不断恶化的萧条中只能期望将来会有好光景。没有几个人能明白黄金的复杂运转。　　同时，政府还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1933年6月，国会宣布传统的黄金条款合同失效。可是，有价值约1000亿美元的这类合同已到期，其中有按揭合同、寿险保单和铁路债券等。黄金条款本来是预防通货膨胀的手段和全额货币偿还的保证；债权人可以根据合同条款，要求以货币或黄金两者中的任意一种作为支付的手段。现在不能这么做了。债权人再也不能要求用金币偿还私人债务了。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参议员托马斯·戈尔，当被问及对国会废除黄金条款（罗斯福的诸多紧急稳定措施之一）的看法时，他怒气冲冲地反问道：“嗨，总统先生，那不成盗窃了吗？”当美国财政部宣告不再用黄金还债时，伦敦称之为“美国式违约拖欠。”　　巴鲁克赚钱，别人赔钱　　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走出金融危机并趁机大大增强了自己拥有的权力和财力。他就是伯纳德·巴鲁克，华尔街金融托拉斯最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融资专家,华尔街在国会的政治“捐助人”。他不仅是威尔逊、胡佛、罗斯福总统的顾问，还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顾问。　　巴鲁克在当时是最推崇坚持正统的金本位制的人之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发了大财，他的身份是以古根海姆家族为首的美国铜业托拉斯的股票推销人。　　在美国参战之前的1916年，威尔逊总统任命巴鲁克领导国防部的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后来的军工委员会的前身。在美国参与战场拼杀的时候，他是军工行业事实上的统治者。在这个职位上，正如后来美国国会的调查所记录的那样，巴鲁克把美国工业的主要部门组成了企业卡特尔，还帮助铜业等行业建立了大规模的托拉斯，如同价格同盟一般，就这样从战时的生产中赚了大钱。　　巴鲁克充分利用了他在国防部机构的职位，获得内部信息。在一份有记录的实例中，巴鲁克曾经在美国参战前两周向他在铜业卡特尔的生意伙伴们通风报信，暗示他们把黄铜价格提高到极高的水平，向美国政府出售重要的战争物资——黄铜，数量巨大。两周后的1917年4月2日，威尔逊总统宣布参战。Ibid.,p.271.这一切都发生在巴鲁克担任涉及公信力的敏感职位期间。　　美国在1917年4月参加欧洲战争之后，在明显的利益冲突中巴鲁克的谋私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以至于遭到报纸的攻击。在战争时期，巴鲁克曾提名由他在华尔街的老朋友和商业伙伴小尤金·迈耶，来监督对铜的全部政府采购。当时迈耶是政府战时金融公司主席。内部人交易和利益冲突对于巴鲁克从来就不是问题。巴鲁克后来为他的朋友迈耶获得了很有政治影响力的《华盛顿邮报》的所有权，很可能就是对他的答谢。　　华尔街崩溃时，巴鲁克被认为是华盛顿的胡佛政府内最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会中的民主党力量开始不断上升，在这个时候当一个民主党人可以掌握很多的权力。在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当政的时期中，巴鲁克就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名望，主要的手法是向国会中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提供大量政治资金。他曾经是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权力掮客，能控制国会参众两院60张选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1930年之后，巴鲁克更频繁地被共和党的总统赫伯特·胡佛点名进行磋商，讨论有关对于一个由民主党领导的国会，总统应该采取何种行动,以及在对付国内蔓延的经济危机这一点上，国会能够接受什么样的建议。　　巴鲁克在1929年10月股市崩溃之前几周售出手中的全部股票，抢在危机前面赚了大钱。他对此从不掩饰，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在公众场合的讲话几乎被奉为神谕。但是他从来不告诉大家，他的密友、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建议下也这样做了。巴鲁克和丘吉尔都能做到在股市的巅峰期出手，而这事恰恰就发生在英格兰银行触发了一系列事件，导致了1929年9月的伦敦股市崩盘之前，这总有点令人生疑。人们会怀疑丘吉尔和巴鲁克利用了自己的内部人身份。　　在1931～1932年的关键时刻，伯纳德·巴鲁克在国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中营造了和谐的氛围，进而主导了立法和政治辩论。很有影响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和其他权力在手的国会人物，是20世纪30年代初巴鲁克在南卡罗莱纳州庄园的狩猎常客。南卡罗来纳州的年轻参议员、后来的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也是巴鲁克圈子里的人。　　在大萧条的头几年里，巴鲁克占据了对华盛顿的经济政策有特殊重要影响的权力职位。那种时代大家都没有经历过。他利用这种影响力所做的事情，日后将要证明对随后的进程有决定性的意义。　　他力主参议院的民主党人不要和执政党作对、不要让白宫瘫痪，而是去和胡佛的共和党达成一致。“国家处在一种亢奋状态里，”他告诉参议院的朋友：“它现在需要的是休息，不是变革。我们现在不要试图纠正太多的东西。”　　民主党有许多方案来代替胡佛灾难性的自由放任政策，但是每一种真正的替代选择在巴鲁克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之下都被扼杀了。在这关键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民主党提不出替代胡佛自由放任政策的方案，这个不作为状态与80多年后的2008年国会对共和党7000亿美元拯救华尔街的史无前例的提案进行辩论时我们听到的那种震耳欲聋的沉默之间，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巴鲁克是这样说服国会的：商品价格的下降在1930年10月已经到底，“自然疗法已经发生功效。我不相信政府可以做任何有用的事情。每一次政府插足都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有一次他对一群民主党的学院派经济学家说：“商业必须经历被绞干的艰难，然后再从头开始。”好像国民经济只是一台巨大的洗衣机。一位在座的经济学家提出抗议，如果走这种放任自流的路，政府是在冒街头发生暴乱的风险，巴鲁克这样反驳他：“用催泪瓦斯总是可以对付的。”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全力以赴地反对一切政府市政工程支出和借此缓解失业的建议，他轻蔑地说那叫“岗位膨胀”。1931年11月12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是“巴鲁克认为国家正从衰退中复苏”，而同版上的一篇报告却是反映67000名失业者在纽约市排队登记找能救急的工作。巴鲁克呼吁提高税收，目的是在危机中保持政府预算的“平衡和健康”，他坚持认为所有能发挥作用的公共支出都将使美元膨胀。他的眼睛永远只盯着黄金，从来看不见大众的福利。　　巴鲁克成功运用他对国会中民主党人的影响力，说服他们支持胡佛的共和党提出的破坏性财政紧缩政策。在国家更深地陷入经济萧条泥沼的时刻，巴鲁克瓦解了制定替代性经济政策的所有努力。在萧条的年代里，巴鲁克坚持不懈地把通货紧缩当作国家政策一直鼓吹下去。　　巴鲁克的战略核心是金本位：他要防止国会修订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任何尝试，不惜一切代价使美国坚守金本位制，即使英国和其他24个国家在1931年年底已放弃了该体制，他也不会改变，正如他写给参议员好友吉米·伯恩斯的信中所说：“这个国家是不能脱离金本位制这个基础的。”　　巴鲁克力促国会和胡佛政府不要放弃金本位制。胡佛的财政部副部长是小奥格登·米尔斯，也是巴鲁克在胡佛时代在阿拉斯加金矿的商业伙伴，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巴鲁克的老朋友小尤金·迈耶，他刚刚被胡佛总统任命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董事。　　在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显然将赢得1932年11月的总统大选时，巴鲁克迅速转向，加入罗斯福联盟，而他先前曾反对提名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与此同时，巴鲁克开始在纽约银行的金库中私自囤积金条，向欧洲的供应商购买黄金，还从他自己的阿拉斯加朱诺黄金矿业公司购买。1933年2月，即罗斯福就职典礼前的一个月，巴鲁克已经有66个金条。他在此时突然停止了购买黄金。巴鲁克已经得知了当选总统罗斯福的黄金政策，他是精选出来的“智囊团”五个成员之一。　　1933年4月5日，罗斯福发布了总统通告，表示所有的私人黄金要返还给美国财政部。此时巴鲁克在大家的眼中是“持有金砖最多的个人”。当年的晚些时候，罗斯福政府又宣布，它将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所有新开采的黄金。这是一个错误的恢复商品价格的行动，巴鲁克是主要受益者。巴鲁克还随时向他的朋友丘吉尔通报事态的发展。　　到1932年2月，在大选年里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令人震惊的低点。超过10亿美元的货币黄金消失了。一方面是由于黄金外流，另一方面是私人囤积，这些都是随着美国银行业危机的扩大而发生的。根据法律，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必须筹集到15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当时，联邦储备银行的“自由黄金”数额下降到4.33亿美元，而且还在以每周1.5亿美元的速度消失。巴鲁克鼓足力气向私人和公众呼吁，不惜一切代价坚持金本位制。　　胡佛坚定地宣称，他将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触动”金本位制的自动运作机制。黄金继续从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流出，倒闭的银行也越来越多。　　从1932年5月《费城档案》的一篇社论中可以听见全国越来越尖利的警报声：　　在3个月内美国必须暂停黄金支付。如果政府要拖到最后才被迫动手，美国就要大难临头了。如果政府现在就采取行动，它还可以控制通货紧缩，结束萧条，赢回繁荣……以现在黄金逃离联邦储备系统的速度来看，6周内市场公开的交易就会被迫停止。要到黄金储备耗尽时他们才会骤然停手——黄金的链条环绕着医治衰退的一切措施……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打仗一样与萧条作斗争？1917年我们就宣布了黄金禁运，为什么没有人想想这是为什么？……胡佛总统宣布协约国的债务延期偿付，但是却让这些债务国（指法国和英国。）的国民抽走我们的黄金，还把我们朝毁灭的方向推动。我们是不是被奇异的迷思攫住，为什么只要一提到这种贵金属，我们的行为就失去理性？　　结果，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新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1933年4月19日宣布，美国已停止美元在金本位制之下的自由兑换。这是他就职后的首次官方行动之一。　　1934年1月罗斯福按照国会的《黄金储备法》恢复金本位制，这是美元对黄金自1900年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贬值。1900年麦金利总统签署的《金本位制法》，曾再次确定1美元的价值为25.8格令（又称“谷”，为英美最小的重量单位，等于64.8毫克，原为麦穗中部麦粒的平均重量。——译者）黄金。　　1934年的《黄金储备法》将美国置于国际金本位制之下，并规定国内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各联邦储备银行都要把自己的黄金送到美国财政部，换取财政部发行的黄金证券。罗斯福利用该法令赋予他的权力，宣布美元立即贬值59%，既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自此美元保持了每盎司纯金35美元的比率，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一场致命的美元危机，那是标志美国世纪走向终结的起点。此时即１９３４年，摩根家族的相对影响力的衰落已经显露无遗了。　　洛克菲勒胜利亮相　　摩根家族在美国权势集团中的衰退，导致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后果，这就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崛起。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政策从此被一个家族的利益左右和支配，这在美国也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20年代在摩根建立全球美元势力的时候，洛克菲勒集团一直处于幕后。他们忙着建设标准石油公司，在中东、拉丁美洲、欧洲和其他地区扩展标准石油公司的势力，并且还集中力量建立了一个国际化学品工业和军事工业，这正是美国的冷战时代军工综合企业的前身。（请参见笔者的《石油战争》第五章。“军工综合企业”（Military Industry Complex）又译作“军事工业复合体”或“军工复合体”。——译者）　　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强大的洛克菲勒王朝实际上由四个兄弟掌管，即第二代的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四个儿子：戴维·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还有劳伦斯·洛克菲勒。第五个兄弟，温斯罗普·洛克菲勒，在家族王朝的政治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不太重要。这四兄弟以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行长詹姆斯.斯蒂尔曼）为中心，建立了在美国权力集团最高层里的洛氏集团。第一国民银行的董事会成员中有威廉·洛克菲勒（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兄弟）；大通银行是他们标准石油公司的家族银行，在1933年时居世界银行之首，当大通与洛克菲勒的公平信托公司合并后，即处于洛克菲勒的控制之下。　　最初华尔街上的大多数人诅咒罗斯福新政，把它看做美国迈向经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大步，可是洛克菲勒兄弟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萧条和危机以及国家的新角色这个巨大的优势，来建立他们的全球帝国。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惧怕出自罗斯福内阁的任何政策。他们的人支配了总统著名的“智囊团”，其中最初的五人并没有正式职位，可是却能左右总统的政策决定。　　在罗斯福总统身边，有一个最接近最高权力的人，总统的贴身知己，曾是洛克菲勒雇员，名叫哈里·霍普金斯。他为洛氏家族指点如何行事才能对他们家族利益有好处。在他主持“有组织的社会服务”这个团体的10多年里，从头到尾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霍普金斯是美国在战争年代仅次于罗斯福的第二个最有权力的人，被新闻界称为“代总统”。后来他竟然住到白宫里去了。　　在同一时间里，洛克菲勒家族还与罗斯福智囊团的另一个成员有密切联系，这个人就是影响力很大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A.A.小伯利。他后来作为洛氏家族的顾问，为洛克菲勒的战后拉丁美洲利益而工作，又是纳尔逊·洛克菲勒自传的合作作者之一。他同洛克菲勒家族的紧密关系从自20世纪20年代在纽约当律师时就开始了。　　由于听从了他们这些人的建议，有助于早日走出经济衰退的政策没有被罗斯福所采用，国家被导向一种仿墨索里尼的意大利 “社团主义”式的松散的国家管制。　　1937年，罗斯福总统（以缺乏对经济学的理解而著名）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开始后不久，他接受了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意见：萧条正在结束，过高的政府开支可能引起的通货膨胀是最大的潜在危险。　　于是，罗斯福削减联邦开支，大大削减了整个政府中的新政机构的预算，如公共事业振兴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失时机地紧缩了货币供应，给消费者支出猛踩了一脚刹车。在发生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股市下跌的时候，有200万美国人失业。媒体把它叫做 “罗斯福萧条”。美国第二次陷入了衰退，罗斯福再一次求助于小伯利这样的人和洛克菲勒利益集团，帮助他制定使美国摆脱第二次萧条的战略。洛克菲勒对此一定是求之不得的。　　在低迷的股市氛围中，洛克菲勒家族正好可以大展宏图，把手中相互联结的工业和金融机构的网络进一步扩大，因为骨干企业的资产早已被纳入了这个庞大的工业帝国。把占多数的中小企业拿来做一下对比，罗斯福新政最善待的，是洛克菲勒集团和最接近他们的《财富》500强企业。　　擅长调查的记者沃尔特·温切尔曾报道说，霍普金斯承认过，他被任命为商务部长的时候还欠着洛克菲勒的钱，所以他就把商务部部长助理的职位给了纳尔逊·洛克菲勒（小约翰·洛克菲勒的儿子洛氏家族第三代第二个儿子。——译者）。1975年9月7日，洛杉矶的《先驱调查者报》指出，纳尔逊·洛克菲勒是被霍普金斯引进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圈的。当时才30多岁的纳尔逊·洛克菲勒就任商业部部长助理后不久就成了罗斯福密友，曾与总统在香格里拉（即现在的戴维营）秘密休假。　　1938年，小伯利成了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任职期间，他可以让从委内瑞拉到巴西和其他地区的洛克菲勒石油等行业得到巨大的好处。　　巴鲁克、洛克菲勒等大企业支持墨索里尼模式　　那个时候洛克菲勒在华尔街的利益集团、伯纳德·巴鲁克和大企业的上层圈子下定一个决心，要重组美国的经济，使它按照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的中央集权的社团主义模式发展。1931年，巴鲁克和他的密友伯纳德·斯沃普（通用电气公司和国民城市银行董事）力主胡佛总统实行一项“稳定工业”的紧急计划，那个计划的真实目的是要使大企业摆脱《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限制，为大型的公司合并打开大门。在萧条期间的股票价格很低，手中有钱的人（如洛克菲勒集团）吞并接管企业是很容易并且很廉价的。　　斯沃普计划和巴鲁克的想法被胡佛否决了。胡佛是从思想意识上反对国家干预的。当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将于1932年反对胡佛的形势变得清晰时，巴鲁克和他的华尔街朋友迅速地转换方向，用无数的金钱来铺路，试图打进罗斯福的内部圈子。同媒体精心策划的宣传相反，罗斯福不是它们描绘的“要把放债人从庙宇里赶出去的那个小个子英雄”，他是东海岸富裕家庭的子弟、特迪·罗斯福的远亲，他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华尔街的人，特别是巴鲁克和洛克菲勒等集团的人。　　罗斯福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有这样的叙述：“在1933年总统就职典礼后的首次内阁会议上，罗斯福的顾问和金融专家伯纳德·巴鲁克以及他的朋友休·约翰逊将军（后来负责国家复兴管理局）来了。他们拿出意大利法西斯理论家詹蒂莱写的书送给每一个人，我们都十分认真地读了那本书。”　　社团主义的国家工业复兴管理局　　同样的一个国家控制下的工业改组计划，巴鲁克和斯沃普在1931年没有能够让胡佛接受，但是罗斯福却接受了。　　1933年5月，罗斯福在他就职几个星期之后，向国会提议成立国家复兴管理局（NRA）。在萧条的危机当中，这个提案只经过最低限度的辩论就通过了。它的第一任负责人是休·约翰逊，伯纳德·巴鲁克的同事和顾问，准将，曾在伍德罗·威尔逊的战争工业委员会里与巴鲁克一起共事。巴鲁克和约翰逊的这个国家复兴管理局的观念，主要来源于国家在战时对工业的紧急动员，他们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参与过执行。大企业和华尔街从那时到现在始终沉醉于再次手握这种经济大权的梦想中　　大萧条将会成为他们的机会。约翰逊将是他们的人。在美国政府中，公开认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社团主义”将来也是美国模式的人，就有约翰逊。　　约翰逊的国家复兴管理局组织了数千企业，它的行动所依据的规章是由同业公会和行业组织起草的，经国家复兴管理局批准加入其中的公司，可以合法标识国家复兴管理局的标志“蓝鹰”。　　指导国家复兴管理局政策的，是三个工业巨头组成的三驾马车，都是权利无边的人物：沃尔特·蒂格尔，洛克菲勒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总裁；杰拉德·斯沃普，就是前述斯沃普计划的作者，也是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路易斯·柯尔斯坦，波士顿法立尼父子百货公司副董事长。　　通过蒂格尔对约翰逊的国家复兴管理局的影响力，洛克菲勒集团现在可以重新把那33家独立的石油公司组合在一起了，它们是最高法院在1911年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下令解散洛氏石油公司后形成的。这只不过是罗斯福总统任职期间，洛克菲勒集团在巩固了自己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决策地位之后，在经济衰退期间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的一个而已。　　1930年，大部分银行都在艰难争扎，以图生存，洛克菲勒的大通国家银行却兴旺发达。在这段时间里，该银行的负责人是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的儿子，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其父正是起草了1910年哲基尔岛成立美联储的秘密提案的那个人。与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温斯罗普·洛克菲勒）同名的这个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他的妹妹艾比嫁的正是小约翰.D.洛克菲勒。　　大通银行在1930年金融危机最初几个月的最大的并购行动，是对纽约公平信托公司的并购，小约翰·D·洛克菲勒是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这一并购使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最大银行。　　由于大萧条时期摩根家族的衰落，洛克菲勒集团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个制高点。它们除了控制纽约大通银行和纽约第一城市银行以外，还控制了美国最主要的几个大石油公司，如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又译作“飞马石油公司”或“莫比尔石油公司”。——译者】）、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埃索/埃克森）、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雪佛龙）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德士古）。　　洛克菲勒集团对大化工行业和国防工业产业形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控制范围包括联合化学公司、安纳康达铜矿公司、杜邦公司、孟山都化学公司、奥林麦吉森公司、壳牌公司、海湾石油公司、联合石油公司、陶氏化学公司、塞拉尼斯公司、合成纤维公司、匹兹堡平板玻璃公司、城市服务公司、斯托弗化学公司、大陆石油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美国氰胺公司、美国汽车公司、本迪克斯电气公司，还有克莱斯勒。　　洛克菲勒开始购买通用汽车和摩根早年创建的通用电器的大量股票，也购买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当时还是一家新公司）的股票。　　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洛克菲勒集团手中的工业资本和那些银行，已经稳稳当当地做好了发战争财的准备。他们用不着等待很长的时间了。　　第七章 策划美国世纪：战争与和平研究　　“如果把战争目标说成仅仅是英美帝国主义的事情，那么这些目标同世界各国人民就无关了。应当着重强调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这样才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　　——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1941年　　洛克菲勒家族筹划他们的战后帝国　　J.P.摩根从来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跑到他的银行大楼外面或者厂区外面去成立免税的基金会来安排他的财富，扩张他的影响力。只是在大量出现报道科罗拉多发生矿工罢工，私人警卫枪杀多名手无寸铁的工人对他造成不利影响之后，约翰·D.洛克菲勒才被他生意上的首席顾问弗雷德里克·盖茨说服，用自己的财富成立一个免税基金会，从1913年开始，利用这笔免税的资金来扩大家族的权力和影响力。这有一点像是美国的美第奇家族（意大利佛罗伦萨13～17世纪时期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名门望族。——译者），只是略输文采。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盖茨的指导下于1913年在纽约州成立。盖茨被洛克菲勒称为他所见过的最伟大的生意人。盖茨将精力集中在这个新基金会的部分项目活动上，这些项目不只是要增加洛克菲勒的财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撬动为洛克菲勒家族利益服务的政治和社会力量。　　在慈善的外衣之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将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重新绘制世界版图。这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几乎不为人知。　　1939年，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经费，与美国国务院一起，开始进行一系列绝密的长期研究。该课题被称为战争与和平研究，为期5年，到1944年结束。该项研究的主持人是艾赛亚·鲍曼教授，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负责人，他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的秘密战略顾问机构“探索”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鲍曼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地理学家，自称是美国的豪斯浩弗，后者是希特勒推崇的地缘政治家。　　早在美国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洛克菲勒家族、美国最大的公司和银行的负责人就已看出，美国市场对于他们的野心来说实在太小了。在他们的眼里，美国的“天定命运”，即美国力量的无限扩张，必将是世界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似轻松的胜利和从凡尔赛和约得到的欧洲财富，只不过是吊起了他们的胃口。　　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仅仅两个星期之后，当时距离珍珠港事件导致美国直接参战还有整整两年时间，洛克菲勒家族就秘密成立了有很大影响力的政策小组。这个秘密小组的任务是由洛克菲勒集团布置的：制定美国战后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其所根据的假设是一场世界战争即将来临，而美国将要从这场战争的废墟中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力量崛起。　　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小组，为人手不够的美国国务院完成了所有的重大战后规划。1942年之后，这个小组的大多数成员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变成政府官员，从国务院拿工资，这样他们利用政府的高级职位可以把研究继续做下去。　　1939年11月至1942年底之间，洛克菲勒基金会拨出至少35万美元的经费，由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起草了战后的美国经济霸权方案。这是一种投资，就像洛克菲勒家族大多数的慈善投资一样，这些钱在后来得到成千倍的回报。它为战后的美国全球商业帝国确定了方向。　　“美国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洛克菲勒帝国，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个事实，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在几十年后由他们授权正式出版的历史纪录中，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对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说了不少话：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两年多以前，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研究人员就已经开始设想一项非常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支配了此后一段时间里这个机构的紧张生活。仿照“探索”小组的工作方式，以这个计划为中心，他们为对外关系理事会构想了制定国家政策的角色。1939年9月12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和马洛里乘火车前往华盛顿，会晤助理国务卿乔治·梅塞史密斯。当时国务院手中并没有掌握多少供学习、研究、政策设计和制定的资源;在这些事务中，美国的职业外交官在二战前夕比他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辈并没有多少长进。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人提出了一个令人回想起“探索”小组的谨慎的冒险计划：成立一个独立的分析和研究课题组，由它来指导美国在今后的战争年代和战后将要出现的、富有挑战性的新世界里的外交政策。这个课题被称为“战争与和平研究”。　　“这件事高度保密，”艾赛亚·鲍曼写道：“如果被很多人知道国务院正在与外部团体合作，整个计划就将‘搁浅’。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提供资助，开始还不太情愿，但是一旦明白了它的适用性，就掏了差不多35万美元出来。在其后5年中，参加战争与和平研究的人员有将近100人，分为4个专题小组：财经、安全与军备、领土和政治问题。这些小组开会达250多次，通常是在纽约，从晚餐时间直至深夜。他们撰写了682份备忘录提交给国务院，国务院将这些报告定级为“保密”级，并在相关的政府部门里传阅。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秘密课题有明确的目标：为美国最终继承1914年之前英帝国的角色奠定坚实而持久的基础：一个新的日不落帝国、一个新的“美国治下的和平”、一个无人能挑战的美国对正走下坡路的“英国治下的和平”的继承。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那些决策者，都是从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精英成员中挑选出来的，而且逐渐被钦定的洛克菲勒派系所控制。与英帝国不同，这个美国版本的全球统治理念不是帝国的军事征服和殖民地占领，而是一个以经济目标为基础的控制理念。这也算是一种巨大的改进，它让美国企业巨头把“为了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民主和人权当作幌子，以“自由企业”和“开放市场”作为旗帜，把他们的一己私利隐藏在这一切的背后。　　在战争期间，在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政策战略的影响下，罗斯福被说服去向丘吉尔表示，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为了“拯救英帝国”。被罗斯福省略掉没有说的话是，他们参战实际上是为了建立一个美利坚帝国，即后来所谓的美国世纪，连其中最微小的细节都是按照洛克菲勒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利益来制定的。　　1941年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提交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明确指出：“如果把战争目标说成仅仅是英美帝国主义的事情，那么这些目标同世界各国人民就无关了。应当着重强调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这样才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研究团队所代表的利益可以是任何事情，唯独不是民主。它反映的是美国银行、工业公司和他们的律师事务所的少数精英在全球开发出来的利益。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所代表的商业界是与其他的美国人完全不同的一类人，是实行寡头控制的、坐拥权力和金钱的贵族。　　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安全小组的记录，为美国的战后外交政策预见到了这样一些因素：“……过去的那个英帝国会再次出现，……美国可能不得不取而代之……”。美国“必须培育出一个有关世界安排的思想观念，这将使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别人，也许相当于……美国治下的和平。”他们提出，美国人要想永远保持自己的活力，只有接受无止境扩张的逻辑。1942年，对外关系理事会负责人艾赛亚·鲍曼写道：“只有胜利之后对这个世界的控制，才能衡量我们取胜的意义…… （美国必须得到）在战略上控制世界所必需的（地盘）。”　　这个秘密小组在另一份E-B19号备忘录中包含了一些关于美国战后外交政策基本要素的陈述，总结了关于“实现美国至高无上的军事和经济地位的完整政策所必须考虑的元素……”他们提出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战后美国与其他国家必须“协调与合作，要确定外国行使主权不能超过的限度，使其构成的威胁被局限于世界上的最小区域——那些对于美国和西半球的安全和经济繁荣必不可少的区域。”　　美国国务院1944年4月的一份备忘录澄清了这个小组从西方“获取资源”这个概念背后的原则：平等获取世界资源的机会是美国公司才有的，其他人没有。美国要主宰西半球的生产，同时让美国的财产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以各种形式散布开来。“要保持正在到手的绝对控制地位，警惕地保护美国手中现存的特许权，还要坚持美国公司在新地区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原则”。　　对外关系理事会财经小组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否有纳粹的统治，一个统一的欧洲对于美国来说将是多么危险。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于1941年6月中旬指出，决不能让一个统一的欧洲发展起来，因为它会变成一个强大到足以严重威胁美国的“大区域”。一个统一的欧洲被认为“从根本上不能与美国的经济体系兼容。”　　战争期间，对外关系理事会在美国国务院内部的工作小组确定，大部分非德国世界，必须成为美国的新的“大区域”，这还是只是“伸伸胳膊”的最低限度的“活动空间”。它的最后形态将包括西半球、西欧、远东、前英帝国（正在解体）、中东无与伦比的能源（因竞争对手法国和英国被赶出去而转到美国手中）、第三世界其他地区，当然如果可能的话就是整个世界。中国也包括在内。在帝国的蓝图里没有“谦逊”这一说。　　“美国世纪”　　在日本轰炸珍珠港大约10个月之前，亨利·卢斯（《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东海岸权力精英中背景很深的成员）在1941年2月17日发行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美国世纪》。卢斯在文章中介绍了以对外关系理事会和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为首的洛克菲勒集团正在形成的一致意见。　　卢斯写道：“暴政可能需要很大的生存空间。但是自由需要的生存空间现在和将来都要比暴政大得多。”他是在公开呼吁美国人接受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个新角色，虽然美国还没有参战。他写道：“对策就在这里：全身心地接受这个责任和机遇——为我们认为恰当的目的，用我们认为恰当的手段，对这个世界发挥我们的全部影响，充当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　　这是对美帝国的呼唤，但是没有用这个名称。卢斯为这个帝国披上了理想主义的民主外衣，很像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所说的：“纵观整个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这个大陆上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行动和无数宏大的目标。现在，在所有行动和目标的基础上，我们把所有行动和目标都编织起来成为一面整个世界和全部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旗帜：这就是自由的凯旋。”他用煽动性的言辞做了这样的总结：“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这种精神召唤，每一个人都竭尽所能，每一个人都展望最宽广的地平线，我们要创建的是第一个伟大的美国世纪。”　　卢斯是精英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的出版帝国就设在纽约新建的洛克菲勒中心的时代-生活大厦。卢斯反映的是面向世界的围绕着洛克菲勒的美国企业界和银行系统的新视野。它们需要在战争结束后不受阻碍地使用全球的资源和市场，从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受到了战争的破坏这一点中，它们看到了机会。　　美国银行业和工业巨头需要的空间与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所说的“大区域”概念和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的财经小组调查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世界贸易。他们以“美国至高无上的军事和经济霸权”为前提，建议把西半球与太平洋连接起来，成为一个美国主导的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了当时仍然是全球帝国的英国。美国的“大区域”要覆盖这个星球上除了苏联以外的大部分地区。让美国愤怒的是，对于美国的资本渗透，苏联的大门一直紧闭着。　　早在美国参战之前，洛克菲勒资助的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就对战后世界进行过深刻的思考。他们认为这个战后世界的目标将是一个“美国世纪”。他们并没有感情用事。财经研究小组在1940年提交给对外关系理事会和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写过这样的话：　　对一个自己要在其中掌握不容置疑的权力的世界，美国应提出的第一位要求，是迅速实现全面的重整军备计划……要确定外国行使主权不能超过的限度，使它构成的威胁局限于世界上的最小区域——那些对于美国和西半球的安全和经济繁荣必不可少的区域。　　60多年后，小布什政府在2002年9月宣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上面那些话。　　艾赛亚·鲍曼是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创始会员，是该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组长，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地缘政治家”。他给了“大区域”另一个名称：“一个美国经济的生存空间”。生存空间是希特勒为德国扩张寻找经济正当性的一个地理学名词。出于很明显的原因后来这个词不用了。他们用了一个听起来较为中性的名称：美国世纪。洛克菲勒集团对战后美帝国主义的设想越来越清晰了。　　正如鲍曼和对外关系理事会在国务院的研究小组里其他人所看到的那样，美国新经济地理的倡导者将他们自己定义为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的无私拥护者，是帝国主义的敌人。他们会把多国控制作为工具来倡导世界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鲍曼曾在“探索”顾问组工作。如上所述，“探索”顾问组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绝密战略小组。为了掩饰美国的帝国野心，鲍曼干的就是用自由和仁慈的言辞编织伪装的外衣。　　鲍曼和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所预见的美国对1945年后世界的主宰，将通过一个由他们自己设想出来的新机构来完成。它就是“美国生存空间皇冠上的宝石”——联合国组织。这个组织体系包括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那些新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后来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鲍曼的对外关系理事会课题组已经为罗斯福总统起草了后来的联合国组织的基本纲要，并且把总统说服，全力以赴地支持它。在自由贸易和打开世界各地封闭市场的旗帜下，美国大企业将推进他们的方案，强迫打开尚未开放的新市场，以获得廉价的原材料以及战后美国制造业产品的新的销售渠道。　　鲍曼的课题组为国务院和总统起草了600多份政策文件，涵盖了地球上每一个能想到的地方，从大陆到最小的岛屿。所有这些都是假定美国在战争中会取胜，而这个时候华盛顿甚至还没有正式参战。　　对于洛克菲勒和其他具有前瞻眼光的美国决策机构人员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力量的强弱将不再由殖民地领土的军事控制来衡量。英国的和欧洲的殖民帝国都已经证明，那种做法太昂贵了，效率太低。实际的权力将直接用经济状况来定义。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哈佛大学的倡议者约瑟夫·奈后来所说的“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其实是用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和最有控制力的金融系统来支持的。　　洛克菲勒建立自己的拉丁美洲商业帝国　　当战争于1945年结束时，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像洛克菲勒家族那样折射出美国大企业的全球观。洛克菲勒家族财富的基础，是石油和银行，是这两个行业的全球帝国。这个家族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纳尔逊、约翰第三、劳伦斯和戴维四兄弟。正是他们的基金会资助了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在这个家族的眼中，战争的胜利结束是实现他们称霸全球的战略从未有过的黄金机会。　　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将要在确定所有这些全球利益的过程中扮演一个谨慎的而且又是决定性的幕后角色。这些利益被聪明地重新定义过了，洛克菲勒的私人利益现在成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艾赛亚·鲍曼和他在美国政府里的战争与和平研究的同事们设想和定义的“大区域”概念和发展自由市场的概念，很快就变得明确起来。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新的、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他的家族开辟的、开发拉丁美洲商业的经济可能性。　　在战争期间，纳尔逊曾在美国政府的一个高级情报机构——泛美洲事务协调处——担任职务。这个机构在名义上代表的是罗斯福的白宫。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职位上，纳尔逊可以将美国政府的支持，在打击纳粹渗透美洲和促进“美国式民主”的幌子之下，用到洛克菲勒家族的商业盟友身上，这些盟友分布在从巴西、秘鲁、墨西哥、委内瑞拉甚至到阿根廷这样最重要的国家里。他精心地为战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商业扩张奠定了基础，这首先是洛克菲勒利益的基础。　　1940年8月，纳尔逊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泛美洲事务协调处处长，这是美国官方的中立地位所不允许的。为了掩盖这个微妙的麻烦，泛美洲事务协调处把在拉丁美洲促进“美国文化”拿起来作掩护。　　战争托词：罗斯福的“珍珠港”　　当罗斯福总统于1940年赢得史无前例的第三届总统任期的时候，他对德国发起最终战争的秘密计划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他不仅通过《租借法案》援助了丘吉尔——这样做违反了美国正式承诺的中立立场，而且在导致1941年12月日本决定攻击珍珠港、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些事件中，罗斯福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美国国会战后公布的秘密档案、其他文件以及罗斯福之死，可以毫无疑问地表明，总统和他的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通过对日本禁运石油以及准备美国在太平洋反对日本扩张的军事行动，故意挑动日本进入（对美国的）战争。那些文件还表明，在日军轰炸珍珠港的前几天，罗斯福就已经充分了解了日本海军的行进路线和攻击时刻这样的具体细节。　　是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挑动日本袭击美国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以便动员不知情的普通美国人同意参战，建立美国世纪。这是洛克菲勒的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用来实施战后方案的工具。历史学家称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结束后，1946年美国国会调查珍珠港袭击事件的联合委员会（由肯塔基州参议员艾尔本·巴克利任主席）听取了美国陆军珍珠港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被定为“绝密”级，20年后才解密。该报告明确地指控罗斯福政府、罗斯福总统本人和陆军部长史汀生。报告指出，日本决定轰炸珍珠港有这样一个背景，罗斯福1941年7月26日发布的行政命令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这道命令将一切涉及到日本利益的金融交易和进出口贸易都直接置于美国政府的控制之下。该命令的效果是要实际上停止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在东京，它被解释为一种针对日本的战争行动。　　1941年日本对珍珠港和美国陆军航空队轰炸机群的突袭，造成美国人死亡2403名，受伤1178人，战舰18艘和飞机188架遭到损失。早在11月26日，攻击前的两个星期，丘吉尔曾亲自提醒罗斯福即将来临的攻击危险。罗斯福的回应是撤除珍珠港舰队的防空系统，这是确保日军袭击获得成功的措施。　　美国海军上将理查森和金梅尔在1941年1月25日共同起草并发往美国海军作战司令的信中，警告过日本有可能攻击珍珠港，这是在袭击发生之前差不多11个月的时候。信中指出：“日本可能会不宣而战，可能采取任何一种形式……日本的袭击可能会针对航运、外围阵地或海军部队。袭击珍珠港或企图封锁航道都是可能的。”　　此外，还有一些措施是可以确保珍珠港在日本攻击的时候没有防御能力，而且显然是有意而为的。正如上述美国陆军珍珠港委员会的调查显示：　　12月7日的情况可归纳如下：海军没有进行远程侦察；通常的4或5架PBY水上飞机都出去了;防空高炮和舰载飞机没有进入周日的常规机动状态，航母和舰载飞机都在离瓦胡岛一定距离的位置上；飞机都在地面上，处于停放状态；陆军和海军的位置非常接近；海军除第9和第12特混编队以外的舰队都在港口停靠，这两支特混舰队中有巡洋舰、驱逐舰以及列克星敦号和企业号两艘航空母舰。　　除了高射炮固定阵地附近的弹药外，陆军弹药都在军械库里；当袭击发生时，两个战斗联队以及高炮部队都在各自的固定位置而非战斗阵地上。一切都按照反阴谋破坏一级战备的要求集中在密集的范围内。这使他们成为空袭的明确目标。总之，港口的布防完全适合空袭，而日方则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7月19日，珍珠港遭到袭击前5个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金梅尔曾得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日方电报，由代号“魔术”（“Magic”是一个美国陆军信号官创立的电码字，他称呼自己的电码破解人员为“magicians”魔术师，他们的行动计划为“Magic”，如“Magic”外交简报。——译者）的情报小组破译。这一份被截获的从广州发往东京的电报部分内容如下：　　最近的全面动员令表明，日本已下定决心，要结束英美增援挫败日本自然扩张的努力……最近的目标是非武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但必须镇压那里的抵抗并执行戒严令……我们下一个日程是向荷属东、西印度群岛发出最后通牒。在占领新加坡时海军将是主力……有了在托管地、中国海南和印度支那的潜艇舰队，我们就可以杀伤英美军队，粉碎阴谋抵抗我们的力量。　　在珍珠港袭击之前整整5个月，美国政府最高层就知道与日本的战争即将来临，其根据是美国情报部门绝密的“魔术”小组截获和破译的日本海军和外交电报。攻击发生前一个月，即11月7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金梅尔收到过海军上将斯塔克发自华盛顿的一封电报：“看来事态正稳步走向太平洋危机。何时爆发尚难断定。我对此的主要反应已如此前致你的信……一个月之内可看到事情的大部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