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级机构采用过一种“计算机模拟压力测试”，试图测定单一险种保险公司能否“在违约拖欠水平与大萧条相等时实施理赔”。那么在真正的危机中，单一险种保险公司能够拿出多少资金呢？它们声称：“我们对成员担保的理赔资金……总额可达340亿美元以上。”　　这340亿美元放在2008年的无底洞里，只不过是杯水车薪。据估计，在资产证券化市场上，全部交易量的1/3是AAA级的单一险种保险公司承保或“兜底”的。投资者对变动不居的担保（物）或者历史很短的承保人所要求的，只是一件“保证没事”的长袍。　　据一家美国贸易集团——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所说，2006年年底，美国共有大约3.6万亿美元的资产担保证券，包括优质和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房屋净值贷款、信用卡、学生贷款、汽车贷款和设备租赁等证券。幸好这3.6万亿美元证券不会都拖欠，也不会一起违约。但是金融担保协会——的单一险种保险公司几年来承保的资产担保证券高达2.4万亿美元，就像扛着一座山。私人分析师的估计是，2008年2月初保险公司最乐观的支付需求也会超过2000亿美元。纳税人在选举年要进行如此规模的救助，这真是一个拉选票的好理由。　　账外……“一不留神就坏事啦”　　整个证券化革命就是允许银行把资产从账本上转移到不受管制的不透明通道里去。它们把按揭贷款打折出售给美林、贝尔斯登、花旗集团等类似的金融证券机构。然后这些公司又把担保债券出售给它们自己的那些名义上独立的所谓“特殊投资机构”，这种投资机构的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们自己可能发生的损失和承保银行是分开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一旦特殊投资机构持有的各种资产担保证券失去控制，天地良心，受损失的只有特殊投资机构自己，花旗集团或美林公司都没事。　　来自次级抵押贷款等低质贷款的没有保证的收入流只要能被捆绑成新的房产抵押贷款债券一类的证券，就可能得到“单一险种保险公司”的保险——我们把它叫作“金融伟哥”，这是给垃圾贷款例如无收入－无资产（NINA）贷款、“骗骗贷款（Liars Loans）”和所谓的“有收入声明的贷款”壮阳用的。在一直持续到2007年7月的格林斯潘“房地产经济”期间，这就是人们每天都在干的活。　　据一个消费者保护团体“抵押贷款经纪人负责任贷款协会”称，2006年之前，“骗骗贷款”在美国抵押贷款中的比率是62%——令人瞠目结舌。2006年，弗吉尼亚州对“有收入声明的按揭贷款”进行过一次独立抽样审计，审计人员发现，如果用美国国税局（IRS）的记录对照，几乎60%的此类贷款指申请贷款时申报的收入。——译者被夸大了一半以上。谎报收入的人现在遭了报应——像落汤鸡一样逃走了，而房地产违约拖欠危机已经把整个美国房地产市场横扫了一遍。这样看起来，泰森食品公司养鸡场的鸡粪堆简直就是童话里的仙境一般。　　如果没有证券化，如果没有格林斯潘的美联储的全力支持，如果没有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如果没有“单一险种保险”，如果没有顶级评级机构的内部勾结，如果抵押贷款发放银行没有把风险出售给承保公司、承保公司没有得到AAA评级、没有去捆绑销售，这一切本来是不会发生的。　　格林斯潘的新金融革命事实上就是向每一个层次的欺诈行为放开了闸门，从住房抵押贷款经纪人、贷款机构到华尔街和伦敦的证券化银行，一直到信用评级机构。把价值千万亿美元的新证券化资产的监督权放到贝尔斯登、美林和花旗集团和它们的评级机构手里，由着它们去搞秘密的“自律”，实在是让它们自取灭亡。人们不用等待很久了，2007年金融世界发生了真正的海啸，全世界应该把这场大戏都看明白了。　　第十四章 金融海啸与美元体系的终结　　“看哪，必有七个大丰年遍布埃及，随后就发生七个荒年，丰裕被埃及大地遗忘，饥馑必将销蚀这片土地。”　　——《旧约·创世记》：41:28-30　　捕猎手的狂欢节　　以美国为中心的证券化大厦的裂缝始见于2007年6月，涉及的财产价值数万亿美元。最初只是设在纽约的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银行之一贝尔斯登旗下的两个对冲基金发生了流动性危机。据报道，布什家族巨额财富的一部分就是由这家银行打理的。　　这两个对冲基金向次级抵押贷款证券投入了很多的资本。危机带来的破坏很快蔓延到大西洋彼岸，击中了德国的一家小小的国有银行——德国工业银行。2007年7月的时候，这家德国工业银行的独资资金渠道——莱茵兰基金，拥有大约200亿欧元“有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7月中旬，投资者不同意莱茵兰基金的部分“有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转期（用新债券换购旧债券），迫使欧洲中央银行将创纪录的大量流动资金注入市场，以便使银行体系保持流动性。　　莱茵兰基金请求德国工业银行提供信用额度。德国工业银行声明它没有足够的现金或流动资产可用，必须在获得80亿欧元紧急信用贷款之后才有办法。这笔钱由它的大股东——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提供。国有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是20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后，执行“马歇尔计划”、帮助德国重建的那家银行——这实在是一个讽刺。世人不久就会明白，全世界正急需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或类似的金融方案；这一次的目的是为了拯救美国经济,可是这一回没有人出钱了。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干预不仅没有阻止恐慌，反而引起了囤积储备和挤兑——要求兑现外国银行的“结构性投资工具”发行的所有“账外”商业票据证券。　　“有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证券是证券化革命的一大成果，是格林斯潘和美国顶级金融集团创作的优秀作品，它可以转移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风险,同时又让银行从结构性投资工具中大把捞钱。　　发行以商业票据为基础的证券，是结构性投资工具的普通业务，这种证券是用发行商的基本资产组合的投资收益现金流来支付的。“有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证券属于短期证券，一般不超过270天。最重要的是，它不受《1933年美国证券法》的管制，不用登记注册。它是没有登记的证券，这是一个巨大的漏洞。“有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证券的抵押物，通常是商业应收款、信用卡应收款、汽车和设备贷款和租赁，以及债务抵押债券的组合投资资金。　　在德国工业银行这个案例中，现金流本应来自美国的用“债务抵押债券”（CDO）作为抵押的次贷投资组合。现在的问题是，“有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投资人面前的资产变坏了——构成证券抵押基础的一部分个人贷款发生了违约拖欠。这正是2007年夏天从美国抵押信贷市场上开始倒下的一张多米诺骨牌。　　债务抵押债券的问题是发行之后很少进行交易。它们的价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用复杂的理论模型算出来的。　　2008年夏天，当世界各地的债务抵押债券持有人突然急需流动资金去对付市场抛售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债务抵押债券的市场价值远低于账面价值。所以，他们没有卖出债务抵押债券，出售的是高品质的可以变现的蓝筹股、政府债券、贵金属等，以筹集现金弥补损失。　　明明是债务抵押债券的危机，结果却是债务抵押债券和股票价值两边都受了损失。资产价格的下跌再进一步传染到对冲基金。这个戏剧性的价格崩溃是对冲基金使用的所有定量理论模型都无法预测的，受到打击的正是贝尔斯登的两个内部对冲基金呼风唤雨的那个市场。大型对冲基金的重大损失进一步提高了不确定性，放大了危机。　　这只是开头，还将发生很大的间接损失。所有的模型都失灵了。　　2007年年中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危机终于爆发。不透明是危机真正的根源。透明度消失，是因为市场上的玩家在分散风险的时候，不用透明的方式、不用大家可以接受的风险预期经济学理论来处理风险，反而去“证券化”风险，在推销高回报高风险的证券化产品的时候，不标明由此带来的风险。还有，信用评级机构对新金融产品的内在风险视而不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它们给证券评级的时候所用的模型，是金融公司也在用的那个有缺陷的风险模型。债券其实很少被交易，所以根本不清楚这些被制造出来的金融产品的价值。　　忽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经验教训　　在2007年8月以来的信心崩溃中，银行系统和一场系统性的危机“面面相觑”：银行间的资金拆借市场是全球银行体系的心脏，而这个市场是以“有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为基础的。现在这场危机仍然有多米诺骨牌式崩溃的危险，就像1931年的欧洲，当法国银行出于政治原因推倒了奥地利银行业的信贷业务后出现的崩溃局面。格林斯潘的新金融正是不稳定性的中心：新金融是他的“动荡的年代”。　　世界金融体系以前曾经遇到过系统性危机的威胁，最近的一次是1998年9月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冲基金倒闭；正是由于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配合央行进行了非同寻常的干预，才防止了一场可能的全球性危机的发生。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的经验像水晶一样透明，从里面可以看到今天数万亿美元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发生的所有问题的缘由。奇怪的是，格林斯潘和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贯拒绝吸取这里面的严肃教训　　触发危机的表面原因，是对冲基金风险模型没有预见到的事件。他们的投资战略的基础，是他们认为可以预见的外币/外债券的温和变动范围；历史的交易实绩被用作经验数据依据。可是当俄罗斯宣布卢布贬值、国债违约的时候，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风险模型的参数马上“触礁”，模型也立即“搁浅”。主权债务违约拖欠不是“常态”事件。　　现实世界不同于华尔街任何一种风险模型的假设，它不是常态的，非常难以预测。　　为了弥补损失，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及其债权银行开始在恐慌中抛售一切它们能够变现清偿的资产，引发了其他对冲基金和银行的恐慌性抛售，大家都努力试图轧平头寸。美国股市应声下跌20%，欧洲股市下跌35%。投资者购买安全的美国国债以躲避损失，把利率拉低整整一个百分点。随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高度杠杆化的投资开始动摇。到1998年8月底，它已损失了50%的资本。　　1997年夏天，对冲基金是进攻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四小虎”弱势货币的急先锋。当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公开呼吁国际社会控制对冲基金阴险的投机活动时，他犯了金融市场上的忌讳，点出了攻击亚洲金融最大的对冲基金——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原高盛公司负责人）和格林斯潘的美联储的庇护下，不透明的海外对冲基金从来没有受到过监督。相反，它们在亚洲和全球如入无人之境，到2007年时已成长为拥有1.4万亿美元资产的巨型基金。　　荣膺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们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的要害，也就是它触动全球金融体系基础的地方是：谁卷入了危机和提出了什么样的经济假设，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个引发崩溃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模型所依据的假设就是错的。　　1998年初，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持有48亿美元的资本、2000亿美元的组合投资——信用额度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大银行。　　出借贷款的银行最希望的当然是基金成功、赚钱无数。这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手中持有的金融衍生品名义价值达到了1.25万亿美元——不受任何管制的海外对冲基金竟然持有如此巨额的期权投资组合（包括金融衍生品）：这是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好梦很快变成了噩梦。　　用华尔街的行话来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一个“人缘”非常好的公司，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它的投资者之一是意大利的中央银行，可见这个基金的“人缘”有多么好。　　全球许多顶级银行都怀着热切的期望来投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其中有银行家信托公司、巴克莱银行、大通银行、德意志银行、瑞士联合银行、所罗门美邦、摩根大通、高盛、美林、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摩根士丹利添惠、法国兴业银行、农业信贷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雷曼兄弟等。也正是这些银行，没过10年就陷入了2007年证券化危机的漩涡中心。　　当时美国财政部长鲁宾曾对新闻界发表讲话，试图把这场证明了整个风险模型根本性缺陷的危机说成个案。他的说法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一个孤立的个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判断是，这个失败可能有一些系统性的含义。他们召集了一些私营的同行机构，让它们自己判断它们的经济利益何在。”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令人仰视的原因之一，是管理它的那个“梦之队”。它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约翰·梅里韦瑟是华尔街传的奇人物，在发生了购买美国国债的丑闻后，他就离开了所罗门兄弟公司。但这并不会打击他的信心。当被问及他是否相信市场的高效率时，他很谦虚地回答说：“是我让他们更有效率。”基金会的主要股东包括两个风险“科学”的显赫人物：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两人因金融衍生品的研究工作而于1997年被瑞典科学院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还聘用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教授、数学和物理学博士和职位窜升的聪明的“火箭科学家”，他们能把复杂到极点的最大胆和最有利可图的金融计划发明出来。　　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风险模型的致命缺陷　　斯科尔斯和默顿只搞错了一个东西：他们的风险原理错了。在错误假设的基础上，他们建立的模型也全都是错误的——模型建立在沙滩上了，一错到底。期权定价的数学模型假设了一个完美的市场：因市场深不可测，所以交易者的行为不会影响价格。他们还假设市场本身和参与者都是理性的。现实却恰恰相反，从长远来看市场基本上是不理性的。可是在过去的20年甚至30年里，布莱克、斯科尔斯等人的风险定价模型让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坚信不疑:传统的贷款方式太谨小慎微、太过时了。有了恰当的期权保险，风险的事就不用再操心了，尽情享受吧……　　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被引进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后，每一次发生大规模市场恐慌时的实际市场条件都被忽略了。 1987年股市崩盘和救助时的期权和“组合保险”表现出来的根本性作用也被忽略了。这个模型还忽略了1998年击垮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那次危机的原因，而斯科尔斯和默顿两人都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华尔街和格林斯潘的美联储经济学家和管理者一起，轻松愉快地把显而易见的问题放了过去。　　金融市场不是平滑的，没有表现良好的模式，和几十年来在每一个商学院所讲授的宗教教义即完全相反。正态分布所遵循的高斯钟形曲线被当成了宇宙的法则。现代金融工程理论被冠以很严肃的名称——“金融经济学”，设计它的主要人物都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些事件把耀眼的光环套在这个有根本缺陷的模型上，赋予它像教皇那样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圣地位。1987年的股市崩盘之后仅过了三年，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就为哈里·马科维茨和默顿·米勒颁奖。在1997年亚洲危机后，同一个委员会又为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颁了奖。　　自从金融衍生品在20世纪80年代诞生后，在新千年前后它随着资产证券化而火爆起来的十年中，这个有严重缺陷的风险模型被广泛使用却几乎没有被质疑过，倒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华尔街的王牌投资银行家和两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正是他们发明了适用于从股票到货币的一切项目的定价衍生机制理论。在这个明星阵容的最前排是戴维·穆林斯，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的前副主席：他辞去了在美联储的职务，来做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　　尽管有如此显赫的团队，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交易员和那些跟着他们一起走到1998年8月金融深渊边缘的人，却拿不出一个对冲工具，让他们用来防范系统性的风险——他们现在必须对抗的那个风险。只要有一件“不可能的事”（如俄罗斯国债违约拖欠）被证明是有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风险马上就会成为他们的拦路虎。　　尽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给了人们明确的教训——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可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格林斯潘、鲁宾和纽约的银行还是继续构建他们自己的风险模型，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俄罗斯国债违约拖欠被当作“百年一遇的事件”而不予考虑。华尔街银行家们继续吹涨信息技术泡沫，结果吹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2002～2007年的资产证券化泡沫。　　生活绝不会按钟形曲线　　分布风险和风险定价事件决不会遵守钟形曲线分布，石油开采和金融市场也是如此。1900年，一个不为人知的法国数学家和金融投机家路易·巴舍利耶提出，债券或股票的价格变动会遵循钟形曲线，就像设计智商测试的标准那样，把100定义为 “平均值”，然后就用它当“钟型”的中心点。这只是一种有点用处的“炼金术”，仅此而已。　　把金融价格的表现假设成钟形分布曲线——这给了华尔街“火箭科学家”一个机会，他们可以永无休止地推出金融新产品流，每一个产品都比上一个更加神秘、更加复杂。“大数法则”也被加进来了——只要一种事件发生的频率足够高（例如抛硬币或掷骰子的次数），在长期中变量的观测值就会向一个稳定的点收敛。大数法则在现实中根本不是科学的定律，但它却允许花旗集团、大通银行之类的银行发行数以亿计的万事达信用卡，而又去不检查信用状况，于是从数据上看，在“正常”的时期，信用卡偿付违约是如此罕见，以至于根本不必去考虑它。　　以钟形分布曲线或者大数法则为基础的模型在不正常的时期就会出大问题，就像美国经济今天正在开始进入的时期——和1931～1939年也许不相上下的急剧的经济衰退时期。　　最明显的是，美国的理论经济学家和华尔街投资银行家、美联储系统的银行行长、财政部长、瑞典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英国的财政大臣、高街银行家、英格兰银行董事会等，他们全都当了把头埋进沙子里,逃避现实的驼鸟：经济理论、市场行为理论、衍生品风险定价理论，所有这一切不仅无法预测非线性的意外，更不能预防这种意外。　　数万亿美元的全球信贷义务就是以上述理论为依据创造出来的；这个理论没有预测投机泡沫破灭的能力，不论是在1987年10月、1994年2月还是2002年3月，尤其不能预测2007年6月以后的形势。它之所以不能预测，首先是因为导致毁灭性泡沫的条件正是这个理论模型自己创造出来的，正是这个理论使泡沫越吹越大并且越来越具有破坏性。金融经济学只不过是无缰野马式的投机性泛滥的别名。 这个投机性过程导致了从17世纪荷兰郁金香投机狂热以来最大的泡沫和随后的破灭，这是完全无法避免的。　　一个理论如果不能解释如此重大的问题——非线性的意外事件——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把诺贝尔奖发给它也没有用，根本不值得浪费笔墨。可是，美联储的首脑们,首先是艾伦·格林斯潘，然后是美国的历任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劳伦斯·萨默斯和亨利·保尔森，他们成功地引导了国会，不去进行任何立法、不实施监督，任由那些怪诞的金融工具被一个一个制造出来，而这些金融工具所依据的理论和现实世界其实毫无关系。　　1998年9月29日，路透社报道：“甚至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和对它进行救援后，任何规范和管理金融衍生品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成功。星期一晚些时候，美国参众两院的谈判者达成的一致意见是，禁止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名义上监督衍生品交易的政府机构。——译者扩大对衍生工具的监管。本月早些时候，参众两院农业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提出要求，制定限制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权力的条款，减少它们对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督权，这表达了产业界的关注。”产业界当然是指大银行。　　路透社还报道说：“监管的话题刚刚被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提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财政部长鲁宾就跳起来为产业界辩护，说产业界不需要管制，如果要实行管制就会把业务推到海外去。”　　毫不留情地拒绝对新金融工具实施任何监管，如信用违约互换和按揭贷款证券等，使“传播风险”的奇异的金融创新多到不可计数，加上1999年终于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分离证券交易银行和商业贷款银行），所有这一切，在2007年6月打通了走向百年之内的第二场大萧条的道路。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把它看作一个起点，美国作为全球金融的主宰，已经从这里开始走向最终的灭亡。　　“骗骗”贷款、“NINA”和银行诈骗狂欢　　1998年俄罗斯国债违约拖欠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系统性危机的教训，几周以后就被纽约金融集团的头头们遗忘了。美国银行界的金融巨头利用MBA神童“火箭科学家”的分析报告、钟形分布曲线和带有致命缺陷的风险模型，掀起了一股新浪潮——大并购，与此同时用非常巧妙的方式把贷款的风险从银行账本上转移出去。他们就这样开创了世界历史上公司和金融诈骗最盛大的时代，同时也为资产证券化的财运打开了大门。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于1999年年底被废除后，美国的银行业发生了全局性的急剧变化：大银行抢劫（收购）竞争对手如保险公司、消费信贷或融资机构，现在没人管了。资产证券化革命准备就绪。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废除以后，还受监管的只有银行控股公司和下属的只经营银行贷款业务的机构，它们由美联储直接监管。不过现在花旗集团可以关闭它在次级贷款社区里由政府监管的分行，然后就地成立一个新的不受监管的全资子公司——花旗金融服务公司，专营次级贷款在本区域的业务，花旗金融服务公司的操作环境马上就完全不同了。　　花旗金融服务公司还发行了和花旗银行无关的住房抵押贷款。有消费者团体指控它追逐贷款对象——他们是专业化的“捕猎手”，无良的抵押贷款经纪人或销售人员追逐“搜捕”没有钱也没有处理风险的能力的家庭，向他们发放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是他们根本没有还款能力。而在美国的大银行和抵押贷款机构中，花旗只不过是代表之一。　　花旗集团在2008年1月8日还大张旗鼓地出版了《美国住宅抵押贷款业务》手册，内容包罗万象，有按揭申请和启动方法、服务细则和证券化步骤，就是没有写上花旗金融服务公司，这很奇怪，因为它恰恰是账本上风险最多的风险公司。　　巴塞尔Ⅰ的漏洞　　1987年的《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资本充足协定》——“巴塞尔Ⅰ”，规定银行必须预留正常商业贷款的8％作为准备金，以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贷款违约拖欠。当世界上最大的那些经济体的央行制定这个文件时，在美联储的坚持下，没有写上当时还是很新的金融衍生品工具。于是巴塞尔I变成了推动银行证券化资产负债表“表外”风险的引擎，同时也推动这种风险的扩散，其中包括高度杠杆化的金融衍生品。　　德国非常保守的中央银行和其他欧洲央行原本打算用这个协定来压制投机性更高的日本和美国的银行贷款，正是它们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那次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巴塞尔协定的本意是迫使银行降低贷款风险、行事更加谨慎，可是它对美国银行的实际效果正好相反，因为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漏洞——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和证券化这类“表外”交易都不在巴塞尔 Ⅰ 协定以内，因此银行不必拨出任何资本来对付可能的损失。　　对于发行银行来说，把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们发放了贷款或抵押贷款以后，可以立即把它出售给证券化机构或证券承销商，让后者将数百或数千件这类贷款捆绑起来，再做成一个新的资产担保证券。　　这个看似愉快的创新事实上是极其危险的。贷款银行不用按照传统做法在账本上记着通常为期20～30年的按揭贷款了。他们廉价转售贷款，用得来的现金开始下一轮的信贷发放。　　这还意味着，贷款银行现在已不用再去管贷款会不会偿还了。　　诈骗成了新时尚　　美国的贷款银行很快就发现，它们坐在比加利福尼亚金矿还要大的聚宝盆上。这些银行不再担心房屋抵押贷款人是否有能力在今后数十年中还清贷款。它们看到，最新的赚钱之道就是扩大贷款总额和向证券化机构转售债务。　　银行开始把按揭贷款业务外包给自由职业经纪人，这个做法很快流行起来。经纪人不去亲自审查贷款人的信用资质，往往是完全依赖网上的信用调查问卷，和万事达信用卡的申请差不多，而且不去完成后续调查程序。抵押贷款的发行银行给外包经纪人提供奖金，这种做法也流行起来，这可以激励他们去完成更多的“签字生效”的抵押贷款合同——大规模欺诈在这里又得到了一个机会。贷款总额越大，银行从中获得的利润就越多，债务反正可以马上出售给华尔街的证券化机构。传统的银行贷款业务本末倒置。 银行不再有动力去调查贷款户的最低首付能力和详尽的信用背景，许多美国银行只是在凑贷款数量，为了增加收益而签订自己戏称为“骗骗”贷款的合同。经纪人很清楚那些借款人在撒谎，为了得到梦想的住房而隐瞒了信用纪录和收入信息。银行完全不在乎。合同上签名的墨迹一干，风险马上就可以销售出去。　　2002年之后，“骗骗”贷款换了一个新名字：NINA，即“无收入、无资产”的抵押贷款。“没问题，先生。这是您买房的40万美元贷款。好好享受！”　　没有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没有了行动管制的障碍，银行可以建立很多独立的独资机构，去处理红红火火的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在这个大潮中的巨人是资产超过2.4万亿美元的美国最大的银行——花旗集团。　　花旗集团的下属企业中，有旅行保险公司,它是受国家管制的保险公司;有原来的花旗银行——大型零售贷款银行;有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以及战斗力很强的次贷银行——花旗金融服务公司，有很多消费者的报告都指出，这一家是极有捕杀能力的贷款机构，专门向无知的或不具备条件的穷人推销次级按揭贷款，干起活来最卖力，去的地方常常是贫穷的黑人社区或拉美裔居民社区。花旗集团的下属企业中还包括环美财务公司——全美最大的信用卡发行机构之一，它运用所谓的“大数法则”，在越来越动荡的信贷风险中竭力扩大自己的客户群。　　花旗集团还拥有墨西哥第二大银行——墨西哥全国银行，以及萨尔瓦多最大的银行——库斯卡特兰银行。墨西哥全国银行曾被指控洗钱，这是花旗集团经常干的活。1999年，美国国会和审计总署调查过花旗集团的劳尔·萨利纳斯1亿美元毒资洗钱案：劳尔是当时墨西哥总统的兄弟；调查还发现巴基斯坦、加蓬、尼日利亚的腐败官员在这家银行洗钱。美国银行业自1999年以后发生的变化，从金融巨头花旗集团看到的只是一个典型。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了，唯一可比的好像只有“喧嚣的20年代”。随着资产证券化的新时代而发生的无法无天的信贷欺诈，是任何人的想象力都难以接受的。　　捕猎手的狂欢节　　在房地产的繁荣时代，捕猎手发放按揭贷款最常见的做法，可以从美国的一个消费者组织的报告中看到：　　在美国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在任何一条大街上都有许多沿街铺面可以办这种贷款。有一些店面是老的，像家庭理财公司和它的姊妹店益利公司，还有一些是比较新的，像花旗金融服务公司。它们提供的贷款利率都超过了30％。生意兴隆得很，华尔街都说，业务开展得太好了，现在想不做都不行。在花旗银行存款的利率还不到5％。可是和它联营的贷款利息却是其4倍，就是拿借款人自己的住房做担保办的贷款也是这么高的利息。这样做买卖真是不会错的。要是经济不好的话，它们还可以没收抵押品转卖。　　他们的生意是全球性的：汇丰银行（现在简称HSBC）要把这种业务出口到80多个国家去，它在那些国家已经有零售业务了。机构投资人很喜欢这个模式，投资银行把贷款证券化了……可是，整个金字塔下面的基础，除了他们说的在那个销售点上的单个客户，就没有别的了……评分计点折款和他们要收的费用都算到贷款里。然后花旗金融服务公司和家庭理财公司都提醒客户还要投保。它们自己就可以提供很多可供选择的保险服务，比如人寿、残疾、失业和财产保险。但是，差不多每一次都把所有的保险加到贷款中，还要收利息。这叫“一次性付清保险费”，而不是按月分期付保险费，你可是用付了利息的钱来提前预付的。如果你还要选择再融资，那就不能退款了。这都是白白损失的钱，可是在销售点的现场却往往被忽视掉了。　　例如你买家具。一套卧室家具可能需要2000美元。价签上写着“借款很容易”……卖家具的人不管贷款。他得到花旗金融服务公司、HFC、富国银行去办贷款。美联储用基准利率不到5％的利率贷款给这些银行，但是这些银行的分支机构收的利息是20％、30％或40％。你还得给家具上保险。他们说，如果上了保险,万一你死了或失业了，你的家具就不会被收回。债务付清的时候，不管你是活着还是死了，你所掏出来的钱会比一辆豪华车的标价还高，也许够买一所带门房的房子了。　　事情办到半路上，还会有人过来提供一个听起来不错的优惠：如果你把你的住房拿出来抵押，你的利率可以降低，贷款期限也可以延长。比如 20年期的抵押贷款，利率可以固定也可以调整。实际利率很高,可是规定的细则不给你看。如果你还贷的速度太快，你还得加付“提前预付罚金”。要是你想慢点还贷也行，但是得付更多的钱，他们叫“气球”。如果你还不了贷款也没关系：他们知道你没钱。本来就是想利用你的贷款去再融资，向你收更多的费用。 在过去几百年里这叫债奴。现在卖身为奴就是借次债的命。整整20％的美国家庭成了次债奴。但是，房利美和环城公路公司的经理说，买次级贷款的人有一半还是可以正常付利息的。大门外面是丛林法则。我们自己只好“掏钱的时候要当心”。　　20世纪80年代笔者采访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尔街资深银行家，在哥伦比亚的毒品卡特尔处于全盛时,他就在哥伦比亚，那天他刚刚从过劳状态中摆脱出来。关于他的银行在哥伦比亚卡利的业务。他是这样说的：“我去卡利的时候是好几年以前。你看着戴太阳镜的男人拎着手提箱径直走进银行，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面值100美元的钞票。银行都是不要命地往那里面挤，都想拿到这种业务，因为油水太大了。”就是同一帮银行，怀着同样的目标，一转身就卖起次级贷款来了，而且卖次贷赚的利润和洗钱一样多。　　这一次还是艾伦·格林斯潘，力推向最穷的贫民窟居民扩大贷款范围。美联储的一位主管爱德华·M.格兰里奇（2007年9月去世）在差不多7年前就警告过，许多根本无力还款的人借了高风险的房贷，有一帮新潮放贷人员在引诱他们，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当格兰里奇私下极力主张美联储的检查官员去调查一下国民银行的抵押贷款发放者的时候，艾伦·格林斯潘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美联储业内人士认为，格林斯潘统治美联储的风格很像专权的君主。　　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宣布，将调查14家公司可能存在的会计欺诈、内部人交易和其他违法事项，这些都牵涉到把住房贷款发放给高风险借款人的问题。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宣布，被调查的机构是金融服务行业的抵押贷款机构和投资银行等，它们捆绑住房贷款,证券化后出售给投资者。　　被披露的最多只是欺诈行为的冰山一角。与此同时，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当局也在调查华尔街银行，是否刻意隐瞒了捆绑债务证券中的关键性风险信息。康涅狄格州司法局长理查德·布卢门撒尔说，他和纽约州司法部长安德鲁·库默正在调查银行是否披露“特种”贷款项目的高风险，这个“特种贷款”甚至比次贷的风险还要大，也打在“包”里卖给证券投资者了。2007年11月，库默曾向房利美和房地美（半政府性质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公司）发出传票，他要亲自调查这两家公司是如何做评估的；它们购买的住房贷款有数十亿美元，销售这些住房贷款的有美国最大的储蓄和贷款银行，还有华盛顿互助银行。　　美国联邦调查局称正在调查次贷的操作方法和金融公司可能存在的会计欺诈行为。摩根士丹利、高盛和贝尔斯登都在管理档案中记载着，它们一直都遵守了各种特定的和未指明的监管机构和政府机构的规定，提供了必要的信息。　　有一位西北太平洋公司的前房地产经纪人，因为非常厌恶推销贷款的做法，早已洗手不干了。他给笔者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对贷款经纪人的典型掠夺手法是这样描述的：　　次贷失败已经是一场大噩梦了，但是“可调利率抵押贷款”还有更大的潜力，可以制造压倒一切的更大灾难。2007年七八月就打了第一个“嗝”——这还只是“次贷失败”。到2007年11月时打嗝越来越频繁；正是从这个月开始，“可调利率抵押贷款”调高了利息。　　这就是说，从“贷款周年纪念日”起，“可调利率抵押贷款”将调高（按月还款的）支付水平。被1％至5％的“挑逗性利率”吸引而购买了“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人，即使按照常规付了利息，本金却是不会减少的。在整个第一年期间，虽然“挑逗性利率”只对第一个月有效，借款人还是被允许按这个低利率付款，然后未付清的利息就被加到本金里去了。　　“负摊还”——欠债总额竟然会超过房子的市场价值，而且还超得越来越多,这种担忧被房产价值泡沫论蒙过去了，据说被银行制造出来的泡沫是正常的，会把房产价格拉上去，而且是一定会持续下去的。发放和推销这些贷款的机构派出高层账户管理员（即推销员）去培训抵押贷款经纪人，告诉他们放贷的事如何操作。　　“可调整利率”是银行利润的总和，在一定程度上是银行借贷资金的客观成本，叫作指数。指数是用各种经济活动计算出来的,例如全国各地的银行对90天定期存单支付的利率，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 Rate.——译者下的美元利率，等等。把这些利率合成指数，就能得到真正的贷款利率，就是30年之后清偿的实际利率。这就是所谓的“完全指数化利率”。　　我任意取一个数字，比如6％，作为“真正的”或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利率（3％利息+3％通货膨胀指数）。如果借25万美元，按1％的利息，就是每月还804.1美元就是每月还804.1美元,这是以30年为期、利息率1%、首付10%计算的，每月应摊还的本金按算术平均数应为625美元，利息187.5美元，合计802.5美元;这还是按“挑逗利率”计算的，没有包括税收和保险。这个数字会随指数的调整而发生变化，但是在整个贷款周期中，这个基本部分是不变的。　　“利息调整”的结构可以这样安排：每年只上调一次，最高限是前一年偿付金额的7.5％。就这样像走楼梯一样走上去，以5年为期（如果只有一个贷款人则为10年）、不考虑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到5年年底，脱下“利息调整”的帽子，按“完全指数化利率”的利息水平还贷。　　如果借款人始终只付了最低限度的偿付额即在可选择的幅度内选择最低，没有按期足额偿付。——译者，就会连累成千人的偿付计划。如果住房的价值下降25％，就是信用最好的借款人也没有办法，只能把房子还给银行，然后房子价值至少再降低25％，然后麻烦就四处蔓延。　　据芝加哥银行业的业内人士透露，2008年2月的第一周，美国银行家已经了解到以下情况：　　大通曼哈顿银行已向它的客户发出无数“信贷额度”通告。曾经很流行的信贷额度现在已被操纵，信贷额度所依据的实物财产价值被单方面调低,最高达50％。许多按揭房主将为半价房产偿付全额贷款的本金及利息。在多数情况下唯一明智的决定是放弃——现已导致资产净值重大损失，并降低了周边所有房地产的价值，为正在发生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雪崩添加助力。　　在推行“创造性融资”信用额度的地方这种情形特别严重,在泡沫破裂前，那里房地产价值的99％甚至100％ 都用“创造性融资”的信用额度支撑着……　　大通曼哈顿银行已经自动关闭了“开放式”（无担保的）贷款的信用额度，这意味着给借款人在信用额度上留了将来用的钱，以后要按房产价值的80％计算贷款；这是一次与“业主”无关的整体性调整 。　　贷款房价比的限制，说明贷款人贷出的金额不能超过房产价值的某一个百分比。通常是要先请一个鉴定人来评估房产的价值；评估的根据，是已经售出的类似房产的可比价值，而且通常只限于一英里以内的类似房产。上面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抵押贷款欺诈“聚宝盆”的小小一角。　　金融海啸刚刚开始　　华尔街、穆迪、单一险种保险公司，以及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全都在使用所谓的风险模型，而这个风险模型致命的缺陷,其实质就是这样一个假设：“经济衰退不可能发生”，因此他们现在可以把风险无限地扩散到全球去了。　　证券化的资产价值就是依据这种假设定价的。数十万亿美元的信用违约互换合同，也是以这样的幻想为基础来签订的——金融衍生品可以担保贷款违约拖欠，而且很便宜。所有这一切，注定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迟早会爆发，就像美国住房市场上目前发生的危机一样。　　房价跌得越厉害，抵押贷款升息的压力就越大，失业就会蔓延得越远，从俄亥俄、密歇根、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宾夕法尼亚，一直到亚利桑那。更多的工人将失去工作或就业不足，然后下一步就是汽车贷款和信用卡的违约拖欠率上升。这是一个恶性的自我循环过程，在2008年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就看到美国各地和世界许多地方发生资产价格通缩，这个进程才刚刚开始，谁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有多么糟糕。　　在即将拉开帷幕的下一个进程中，次贷只不过是第一个上台来演示的角色。次贷本身的问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逐渐平息，然而被“有资产支持的证券”伤害了的产品又被拿出来当作抵押品，再次为下一笔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或被私人证券投资公司、企业甚至市政府用来进行杠杆收购。以资产证券化为基础的债务金字塔，进入了一种逆杠杆状态——因为事实上真的没有人知道，他们手里拿的证券究竟有多大的价值。逆杠杆化已经在全球市场上初露端倪。　　标准普尔这个世界第二大信用评级机构非常可笑地认为，他们闯的祸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们遭受的损失，也算不上什么悲剧。2007年10月，他们说自己只是“低估了美国抵押贷款业欺诈的程度。”格林斯潘可怜巴巴地试图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声称向次贷借款人发放贷款并没有什么错，只是后来的贷款证券化才有点错。他们梦寐以求干了几十年、一步一步建立的这个体系，处处是以欺诈和不透明为前提的。人们应该这样假设，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是天真无辜的。　　信用违约互换危机　　本书行文至此，美国金融海啸中的下一个可防倒转的棘轮是单一险种保险公司。在那里，没有美国政府的国有化，没有什么可行的解决办法，因为未知的风险实在是太大、太惊人了。这个问题已经在前面第十三章里讨论过。　　下一个岌岌可危的，是场外交易的信用违约互换市场，这个市场里有价值45万亿美元的信用违约互换合同。信用违约互换市场是J.P.摩根的脑袋想出来的东西。　　格林斯潘知道，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从来就不受管制而且不透明。所以没有人知道，在下滑的经济中这里的风险规模究竟有多大。因为没有管制，所以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市场一方的当事人向另一家金融机构转售了合同，但是不用通知原始方。这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投资者想兑现他的信用违约互换，他可能无法在一个很长的链条上找到应该为这个合同付款的人。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大多数集中在纽约的银行里，这些银行在2007年年底持有名义价值为14万亿美元的互换合同。最多的是摩根银行—— 7.8万亿美元；花旗集团和美洲银行各持3万亿美元。　　在这个严重的问题的正中央是45万亿美元的信用违约互换，其中占16％的部分是担保抵押债务债券，规模有7.2万亿美元之巨。债务抵押债券的持有人也需要保护。这里正是抵押信贷麻烦的集中之处。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很像是一个定时的原子弹，我们听得见定时器在嘀嗒作响。信贷危机将会在未来的几个月进一步蔓延，很多公司将被迫违约，拖欠他们的债务，在信用违约互换的承保人面前，索赔案将爆炸性增加，可是他们能使用的只有非透明的规则。截至2008年2月，在这个名义价值45万亿美元的市场上还不存在理赔程序。　　在今后几个月里，数十万美国人的按揭还款金额将要上调，“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条款早就这样规定了，这可能使又一块6900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债务发生相当严重的违约拖欠。反过来这又会再次迫使就业下降，使信用卡违约拖欠增加，在已经证券化了的信用卡债务市场上发生雪球效应，推高证券危机的另一个浪潮。整个美国金融体系都和信用捆绑在一起，是这场危机最明显的特点。在美国的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全面危机还真的从未发生过。　　2008年2月底，伦敦《金融时报》透露，美国的银行从美联储的一个特殊的新信用机构“悄悄”借来500亿美元资金，用来缓解现金支付危机。从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公司到美国其他最大的银行集团，所有大银行还在发生更大的亏损，因为美国经济正在更深地陷入衰退，在未来几个月里将发生真正的萧条。在有关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和最大的经济崩溃的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敢讲一句严肃认真的话。　　2008年初，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金融资产证券化将是美国作为全球金融超级大国的最后一场盛大演出，帷幕快要降下了。　　2008年9月15日，在越来越严重的恐慌中，在布什政府以及“华尔街的财政部长”保尔森的办公室里，美国政府将要做出决定，哪些金融机构将被拯救，哪些将要破产。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汉克·格林伯格得到了数百亿美元政府救助资金，虽然他在几年前因篡改公司财务账本而被指控舞弊。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事实上国有化了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这是两家私营的国家抵押贷款承销公司。在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姆·盖特纳（后为奥巴马的财政部长）的默许下，美国政府决定对世界第四大投资银行、具有153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袖手旁观。　　美国政府对雷曼兄弟公司的决定由新闻界披露后，几个小时之内，世界各地股市纷纷下跌。美国的次贷证券化市场不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涉及的价值也许有8000亿美元，在这个市场上发生的一场实质性危机，突然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系统性危机。在这个危机里，银行对任何一笔来自其他银行的资产都会表示怀疑：这是一场全球性的信任危机，原因很简单：在重大危机发生后，应当负责任的当局和权威没有能力下决心，把问题讲清楚：到底哪些银行是他们要拯救的。这种模棱两可的行为，打破了全球的银行家和银行之间的信任。这是布雷顿森林美元体系在事实上的终结。　　现在的问题是，谁能够取代纽约，担当全球体系的枢纽结点？另一个新的金融权力中心？或者多个新的金融中心？　　第十五章 窃国：华尔街拿税收堵美元大漏洞　　“富豪统治一个共和国是最令人憎恶的；它比君主制更专制，比贵族制更无情，比官僚主义更自私。它在和平时期掠夺国家，在灾难的时刻密谋反对国家……现在，扭转这一滔天谬误的时刻已经来临。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美国前国务卿，1906年　　中国对美元的担忧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华盛顿会见了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之后作了重要的讲话。在谈到美国联邦政府日益增长的巨额预算赤字,以及布什政府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价值数千亿美元的银行救助政策显然缺乏透明度时，中国领导人表示：“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点担心。我要求美国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中国的中央银行持有价值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是美元资产。温家宝尖锐地说：“我们已经向美国借出了一笔巨额资金。”温家宝的讲话强调指出了美国正在发生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大逆转,而不久前她还宣称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华盛顿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将导致美国的财政赤字继续膨胀，进而导致美元贬值，中国持有的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也会随之贬值。中国总理的担心是正确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是，仅仅2009年这一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就有1.8万亿美元之巨，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 ％。这是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奥巴马今后十年的计划是将赤字至少再增加9.3万亿美元。这将是此前布什政府创下的赤字纪录的四倍。维持一个全球帝国的成本——即使是非正式帝国——高到了失去控制的地步；美国的经济引擎要和车轮分离了。　　中国总理触动了美元体系流血的伤口。20世纪80年代,美国从世界主要债权国转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从此以后美元的稳定就取决于每天流入的20多亿美元，这些来自海外的投资，购买的是美国政府债券、票据、机构债务（如房利美和房地美）或者公司债券和其他美元资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避免货币下跌导致美元的全面恐慌和清算风险。最近几年来，中国一直是最大的外国投资者,遥遥领先。　　在温家宝总理表达了对美元的担心之后一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该行的官方网站上用中英双语发表了一篇文章，它发出的冲击波扩散到整个美元世界。　　中国的央行建议用一个新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的全球体系来取代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以建立一种（真正的）储备货币为目标，“这个储备货币与个别国家没有关联，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因此可以消除把信任作为基础的国家货币所具有的那种缺陷。”这是另一个重要信号，表明中国对华盛顿的美元政策正在失去耐心。　　2009年，中国是世界上向美国贷款最多的国家。实际上，中国出口制成品所换来的美元经过再循环之后都存入了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账户里。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一样都把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资产，赚一点利息，看起来这没什么风险或差不多没什么风险。这完全是出于务实而不是因为对美国货币或美国政府的热爱。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总干事罗平这样评论这种困境：“除了美国债券，你还能持有什么？黄金吗？你不会要日本政府债券或英国债券。美国债券是安全的避风港。这是所有的国家（包括中国）唯一的选择……我们恨你们。一旦你们开始增发1万亿或2万亿美元……我们就知道美元要贬值。所以我们恨你们，但是又没办法。”　　通常中央银行以债券或票据的形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可以得到利息。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对美元资产的投资达到6960亿美元。根据最可靠的估计，中国最近取代了日本成为美国国债和其他资产的最大持有者。实际数额没有公开，但人们相信到2009年1月时已远远超过 1.2万亿美元。对美元投资的一大原因是保持人民币对美国的汇率稳定，以维持向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出口。　　救助华尔街　　2009年初令北京和全球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从2007年8月证券化危机第一次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以空前的规模印发美元货币。　　2008年9月15日，布什政府的金融危机管理机构——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开了一次决定性的“闭门”会议。总统的这个工作小组被媒体称为“止跌小分队”——意味着它的任务就是在严重的危机中操纵金融市场。这个工作组是1987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之后由里根总统设立的，真正的目的是防止对美元体系的任何类似冲击。它是“美国总公司”的常设危机管理总参谋部。　　这是一个精英小组，组长按规定由财政部长担任。其他成员是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美国金融衍生品总监管机构或非监管机构的负责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有时也被邀请出席。　　9月15日那次决定命运的会议按照惯例由财政部长主持。财政部长是亨利·保尔森，他是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前总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姆·盖特纳（他后来担任了巴拉克·奥巴马的财政部部长）也应邀，参加这次有关金融体系生死存亡的会议。这个小组做出的决定事关重大，同时又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他们把一场本来就很严重的金融危机变成一场更大的全球资本市场的系统性危机。　　保尔森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以及另外几个决策者一起做出的决定是，允许美国华尔街的第四大投资银行——有153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而这家公司的业务遍及全球。　　这里面的怪诞之处是逻辑的混乱。仅在6个月以前，即2008年的3月，为了防止一家小得多的华尔街投资银行破产，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就干预了市场，由美联储担保，投入了至少300亿美元的国家资金，把这家公司——贝尔斯登——毫无风险地送给了摩根大通银行。　　让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更惊诧莫名的是，在保尔森他们让雷曼兄弟破产的同一天，他们在美国历史上首次救助了一家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另外还拯救了一家华尔街投资银行——美林集团，它并入美洲银行所需要的资金获得了“融资”。　　自从艾伦·格林斯潘于1987年10月第一次对金融市场采取救援行动以来，市场上的大玩家都深信不移，要是有一天他们从事的风险贷款之类金融交易引爆危机，政府一定会进来收拾残局。那些银行就是被称为“太大而不能破产”的银行（所谓“TBTF”理论）。　　少数大型银行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了不能破产的地步，这主要应归功于有意识的解除金融管制的政府，尤其是1999年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讨论过，这部1933年的法律限制华尔街的投资公司、商业银行（如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合并。事实是，到2008年12月，美国四大银行尽管在金融危机里发生了亏损，它们的资产仍然超过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最大的美洲银行拥有2.5万亿美元的惊人资产。紧随其后的是摩根大通银行——2.2万亿美元,花旗集团1.9万亿美元，富国银行1.3万亿美元。美国四大银行全部资产的名义价值将近8万亿美元。这四家银行，再加上其他三四家华尔街的大投资银行、一家从保险公司变身而来的赌博公司——美国国际集团，都处在从2007年夏季开始的全球金融海啸的“风暴眼”中。货币的权力集中在这寥寥数家公司的手中，这是极其明显的事实。　　2008年6月，绝大多数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契约都握在这四家美国大银行手里。摩根大通银行遥遥领先，它手中的金融衍生品合同有91万亿美元的虚拟价值。下一个是美洲银行——40万亿美元。第三个花旗银行——37万亿美元。富国银行和瓦乔维亚银行2008年10月合并后共持有金融衍生品5.5万亿美元。其他美国银行的持有量都非常少。显而易见，玩金融衍生品风险游戏只是最大的几个玩家的事情——总共不到六家；这是一个岌岌可危的情境。任何一个玩家的一次失手都会触发全球的“金融海啸”。　　信用违约互换是衍生品市场上风险最大的一种，它又是完全不受监管的，我们已经指出过，这个信用违约互换市场是摩根大通银行等前面提到的美国四大银行和英国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在美国的分行一起发明出来的。这几家银行交易的信用违约互换金融衍生品在全部交易总量中竟然占到了95％。美国的这五家银行拒绝透露在抢救美国国际集团时有多少救市的钱流到它们的账户里以去兑现这些（“违约”）合同。　　更让人警觉的是，把风险集中到这五家大银行是有意而为的。如果美国和世界经济下滑,陷入衰退甚至发生萧条（如美国的状况），未来的银行金融衍生品交易发生的亏损就会濒临爆发的边缘。2009年1月1日，这五大美国银行公布,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衍生品亏损会再增加5870亿美元。自从2008年9月政府决定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以后，五大银行估算的亏损又上升了49%。　　一位熟悉银行风险状况的分析家说，这个状态就像是“定时器在嘀嗒作响的炸弹”——这是一颗预先编制好程序、将要对美国的经济危机推波助澜的定时炸弹。这是一个不愿意被公开的丑恶秘密。华尔街上的这些大银行是21世纪的新式货币托拉斯，它的基础就是奇异的新式金融衍生品以及它们在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盟友。它们千方百计竭尽全力隐瞒金融体系亏损的真正原因，在美国纳税人中制造恐慌，以便它们趁乱得手——把亏了的钱让纳税人掏钱给补上。　　一个解除了管制的银行和金融体系会发生多少亏损是完全可预见到的；解除管制是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实现的；这是货币托拉斯通过多年的大量政治游说才搞定的一个自由放任的体系。从1998年到2008年，华尔街上的银行和美国相关金融部门支付了至少5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用作竞选捐款和“游说”费用，去购买美国国会的选票。华盛顿已是一个腐败的罪恶之都，在那里任何东西和几乎任何有用的人都可以用钱买到。圣经时代的罪恶之地娥摩拉城是被天堂和地狱的大火毁灭的，而烧毁现代罪恶之地的火，将是它内部的贪欲之火。　　在华尔街看来，花这笔钱太值了。那些钱为他们在1999年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为证券化革命敞开了大门。这场革命创造了“信用违约互换”和以按揭为基础的证券，还把这些东西变成了华尔街的主要收入来源。那些钱还为他们收买了政府的监管机构，允许他们把有毒的或高风险资产藏匿在银行账本之外，通过“慷慨”的会计准则，银行看起来比实际的经营状况更好。那些钱为他们买来了“场外交易”的自由，于是本来有政府管制的能源期货、信用违约互换合同的交易，就不必进入巨大的市场了。　　也许真正性命攸关的，是那些钱买到了银行对反托拉斯法的豁免权，银行大规模并购的门敞开了，这样创造出来的金融机构，拥有相当于许多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资产规模。那些钱还为它们买到了法律地位——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论不仅不受政府的监督，甚至可以不接受法院质询。　　解除了管制的风险世界在2007年8月崩溃以后，华尔街调动了它在华盛顿的所有影响力，让公众来救市——为它们干的蠢事兜底。这是金融市场自由化和全球化临终的苦恼——这个始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的不受管制的市场资本主义失败了，芝加哥大学已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那个失败的象征。　　躲藏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之下的货币托拉斯　　布什政府草率地决定允许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后数日，就宣布了大规模的金融救市计划，即“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这个名词的首字母缩写TARP正好是指一条沉重的、不透明的像毯子一样隐藏和保护物品的覆盖物——防水油布。保尔森的财政部的所作所为，就是把国会分配的7000亿美元隐藏起来。　　保尔森事实上取得了对美国银行系统的独裁大权，他用的手段相当于拿枪顶着国会（集体的）脑袋，逼迫国会立即把TARP救助资金的绝对控制权交给身为财政部长的他，而且不许政府的任何人来监督，否则（按照他的说法）整个银行体系会马上崩溃。让雷曼兄弟破产，现在看起来是保尔森和华尔街货币强权集团有意采取的一个步骤，他们知道这样做会造成恐慌情绪，否则决不可能说服国会在选举年给他开一张7000亿美元的支票。　　像“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这样的银行救助行动决不是10月的唯一选择，对美国经济而言也决不是最好的选择。保尔森和他背后强大的利益集团没有告诉公众，自从1987年的银行危机以来，美联储制定了多种应急计划，可以在危机中介入并接管主要银行的业务,经营这些银行，直到渡过危机，恢复正常秩序为止。这样做当然意味着现任的经理将失去职位，股东的投资会受损失，但是银行体系将会维持下去。　　20世纪90年代初，瑞典曾经发生过由失控的房地产贷款和取消管制引起的银行系统危机。它坚持从国家利益出发认真地处理了危机。不负责任的银行被收归国有。失职的经理被解雇，新的人员被请进来收拾烂账。按照国家的会计准则，所有“不良银行”的投机性房地产项目的价值都被减记为零。对正常的小型和大型企业、对消费者的正常贷款业务得以维持下去，直到经济复苏，国家再次把银行出售给私营部门。　　如果保尔森这样做了，或者他的继任者盖特纳这样做了，纳税人的损失从一开始就可以避免。保尔森和他的继任者不惜一切代价，拒绝考虑对银行实行临时的国有化，他们的理由非常充分：哪怕是暂时的国有化也会永久地削弱华尔街银行的权力，这可是“美国世纪”的权力核心。这个拒绝是布雷顿森林美元体系的末日诅咒，这个体系将会因为它自己对权力的贪婪窒息而死。　　严肃的思考都被搁置一旁。2008年10月“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获得了通过，保尔森又有能力把华尔街的老朋友拉出泥潭了。他正是这么干的。保尔森在2009年1月20日离任前，已经设法把纳税人的4000亿美元巨款分送给那几家大银行，其中有他自己的高盛公司、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美洲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　　保尔森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是一种合法的抢劫。就像导演1907年或1983年的恐慌一样，他们操纵了市场，制造出大规模的恐慌，然后利用恐慌去扩大银行对经济的控制权力。2008年的游戏是用金融衍生品和杠杆来玩的，只是涉及的资金被放大到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规模。除了这种合法的抢劫以外，还有一个庞氏骗局——和过去的玩法基本相同。　　奥巴马的计谋　　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救助方案获得通过后不到五个月，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新政府又提出了一个计划，再一次用上万亿美元溢价购买一小撮陷入困境的华尔街大银行的有毒资产，再一次牺牲美国纳税人的利益。这个由财政部部长蒂姆·盖特纳制定的计划，还被错误地命名为“公私合作投资计划”（简称PPPIP），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称之为变相“抢劫美国人民”。这个说法还是太温和了。　　“公私合作投资计划”是华尔街货币托拉斯的又一个诈骗花招，他们在哄骗纳税人掏钱去填补那些不受管制的大银行做出来的投资坏账，而不是去挽救实体经济。根据这项计划，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这是财政部和美联储事实上的代理人）和财政部将代表美国政府为对冲基金和其他投资者提供担保，担保他们购买的有毒资产、证券化的按揭债券和其他没有价值保证的资产：政府把所有的损失风险都承担起来，而那些对冲基金将在最低的风险之下拿到巨大的利润。　　奥巴马政府处理美国和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办法，与布什政府公开的亲华尔街的做法毫无二致。如果我们不怕麻烦，去看看为他助选的人是谁，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奥巴马的竞选财务主席是芝加哥凯悦酒店集团身价亿万的继承人潘妮·普利茨克，她已被奥巴马总统提名进入了经济复苏咨询委员会；就是她发明了次贷证券化。她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过伊利诺州苏必利尔银行的总裁。银行专家蒂莫西·安德森说过：“导致华尔街崩溃的（次贷）金融工程，是普利茨克家族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开发出来的；出售证券化的次贷债券的企业是美林公司。”难怪当了总统的奥巴马会如此善待这些银行。　　作为总统的奥巴马选择内阁和顾问的决定，已经表明他是华尔街可以信赖的人。美国财政部部长蒂姆·盖特纳已经到华盛顿履新，当他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职位上的时候，在2008年整个危机期间一直不离财政部长保尔森左右。更早的时候，盖特纳曾就职于基辛格顾问公司，随后从1998年至2001年在两任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和劳伦斯·萨默斯手下，担任过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萨默斯和鲁宾都是“金融革命”的主将，也是盖特纳研习金融炼金术的良师益友。　　奥巴马任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担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正是此人推动废止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又推动通过了《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另一个重要的金融顾问、总统经济复苏咨询委员会主席是保罗·沃尔克。他是戴维·洛克菲勒的走卒、1979年的利息“休克疗法”的设计者，这个休克疗法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整个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　　奥巴马已经明确地站在华尔街和货币权力一方，难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如温家宝总理）要寻求一个可行的办法来取代失败的美元体系了。亨利·卢斯在1941年的《生活》杂志社论中提出的“美国世纪”，到2009年已经处于帝国临死前的痛苦之中。这对许多人来说已经看得越来越明白了，唯一还没有回答的问题是，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愿意与美元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　　后记　　后记货币权力的结局我们用本书英文版前言的卷首语来为这个故事收尾：货币（金钱）的权力。它到底是什么？我们追踪1865年后美元统治崛起的历史，看到货币权力并没有建立在健全稳定的经济政策基础上。它也没有把绝大多数人的和平与福祉当作自己的根基。原来货币权力的根基是权力控制的手段——而权力的最终表达，就是一个国家的军队、警察及其暗含的一切（暴力）。直到2007年8月，货币的权力一直被牢牢地握在货币利益集团的手中，握在美元体系的核心——少数几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手心里。　　这个货币权力千方百计抓紧它那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它不放过任何一种信仰和宣传，它虚情假意地呼吁爱国主义、对贪婪施放诱惑，还把人们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拿来加以利用。货币权力竭尽全力隐藏它的秘密——无论是由黄金、石油、F.16战斗机还是核炸弹做后盾，货币最终都是法律的产物。在一个国家中只有制定法律的人才能决定货币的权力是何种权力、是谁的权力。伦敦金融城的大银行家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早在1790年就说过：“让我来控制和发行一个国家的货币吧。我不管谁制定法律。”这个控制权在1913年被没有主见的美国国会拱手奉送给由私人国际银行家组成的卡特尔，在形式上通过美国《联邦储备法》完成权力移交。　　进入2009年以来，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形势危若累卵，然而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领会到这一点，主流媒体顽固地保持着沉默。斗争发生在各种力量之间，人们在力争保全职位、维护产业完整、保证厂房和机器设备运行。如果能够像统计选票那样进行一次计算，我们会发现，与绝大多数人作对的，是一帮数量很少的寡头精英，他们是华尔街的货币利益集团及其同伙，主要的人物都在伦敦金融城、在艾伦·格林斯潘金融革命的核心中的30多家世界一流的国际银行里。　　2008年10月，美国国会面对压力通过了《公法第110.343号》，10月3日经布什总统签署生效。法律文本长达169页，大部分条款在投票之前并没有被美国国会成员仔细读过或研究过。根据这部《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制定了一个耗资达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这个计划很快就得到“防水油布”这样一个绰号，它的首字母缩写恰好是“TARP”TARP是tarpaulin的（防水油布）的缩写。　　在 “TARP”厚实的保护下、在没有任何外部审查或监督的情况下，美国财政部长、前华尔街银行家亨利·保尔森将数千亿美元发给了少数几家华尔街投资银行的亲信以及大型国际银行，甚至给了保险公司和抵押贷款机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根据保尔森的命令，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是并不直接控制那些银行。这个无耻的行为是把纳税人的钱白白送给那些将整个世界拖到灾难边缘的人和金融机构。　　尽管有7000亿美元的TARP，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因为这7000亿美元的TARP计划，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财富继续遭到毁灭。到2月底时，TARP计划已经进行了4个月，人人关注的美国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已经从一年前的峰值下跌了一半。目前还没有触底的迹象。房产是美国70%家庭的主要资产；人们在格林斯潘的泡沫年代里被说服，为了买房子把他们的未来抵押出去，然后眼看着房地产的价格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快的速度跌落下去。　　在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继续下滑的时候，欺诈、腐败和操纵案开始浮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8年12月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他公开承认制造了500亿美元的庞氏骗局。涉及的金额虽然不小，但是怎么也比不上在证券化坍塌中蒸发的数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有关的报道：美国政府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早就多次得到外部和内部员工的明确警告，麦道夫基金的高水平赢利存在虚假。　　在整个金融界发生的是全面的腐败,这不应该让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感到吃惊。罗马帝国最终的衰落发生在基督降生后的前三个世纪里，原因在于罗马贵族的一个决定：为了换取多到不可计数的私人财富，他们把国家的权力交给了货币利益集团。帝国的腐朽是从内部的堕落开始的。共和党布什的自由放任、腐败和任人唯亲的八年任期结束了，名义上的反对党——民主党——选出了一位新总统，但是实行激进变革的希望仍然渺茫。　　奥巴马总统最初的公众支持率比耶稣还要高（只在一次民意测验中屈居第二）。他有百年一遇的机会，向全国发出号召，动员人民支持一项“切除结石病灶”的重组美国金融权力的计划。奥巴马得到了大众的授权。他最好能够采取正确的方式，“把货币兑换商从庙宇中驱逐出去”，为把美联储及其背后的大银行国有化发出呼吁，为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贪欲夺回国家对货币的控制权。如果他这样选择，那么他就真的得到了大众的授权，可以去削减由华尔街金融和货币利益集团掌控的国家经济命运的权力，对那些危害国家福利、制造崩溃的银行实行国有化。　　然而，他的“经济梦之队”里全都是恶梦般的老面孔。从保罗·沃尔克到劳伦斯·萨默斯，都是在金融界滥用货币权力、罪行累累的角色。　　新总统的财政部长是最强势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主席。仅仅在五个月前，他还与亨利·保尔森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共同做出决定，让纽约第四大投资银行、有153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但是同时又拯救了规模较小的其他机构。这项决定会不会是保尔森和同伙挟持全世界的恶意企图——把危机扩展到全球的金融体系，恐吓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起来拯救华尔街？但是到2009年初时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没有人会愿意这样做。　　公众在故意制造混淆的洪水般的报道冲击下不知所措：为什么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这样的大银行不应被国有化？金融媒体上大量充斥着共产主义蔓延或者更坏情景的报道。其实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谁应该控制货币的权力？是私人性质的美联储、它背后的金融业私人卡特尔，还是公众选出的代表？要知道今天公众的养老金和工作岗位正在消失,住房正在被银行收回。　　在经济大萧条中货币集团被迫交还给大众的权力，又被收回去了。1979年货币政变的旧戏又重演了一次。在撒切尔货币主义的老家——英国，工党政府正在牺牲选民的利益去拼命捍卫私人银行的权力。工党正在推行的“银行家社会主义”，就是利润私有化和用纳税人的钱把亏损社会化。　　在德国，保守的总理听从社会民主党财政部长的意见，同样不愿意挑战银行的权力。德国的金融业内人士指出，在银行理不清的金融纠纷面前，柏林的政界其实是两眼一摸黑。实际上这个问题就像太阳是从东边出来的一样简单。早在1931年，德国曾因允许国际银行在危急的时刻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陷入过一种荒诞悲惨的境地；2009年的德国政客们如果只相信大银行家的精明、不相信人民的智慧，是不是要重蹈布吕宁的覆辙，让人民再次“节衣缩食”或者接受更加悲惨的命运？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自由主义撒切尔－里根革命，按部就班地完成了全球规模的资本集中化。货币权力的集中程度无人能够想象。在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巨头花旗集团，历史上曾属于洛克菲勒家族，“旗下”有3000多家公司分布在许多国家，2008年的总资产达到2.2万亿美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都不及这家公司的资产水平。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在1995年并购了化学银行（后者刚刚吞并汉华实业银行），数年后再与J.P.摩根合并，成为摩根大通银行,这是货币权力集中化的最好实例。美国政府袖手旁观，还把大萧条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一一废除，那些法律法规都是约束货币权力的。巨大无比的新银行还把传统的银行－保险业务同资产管理这种最新的职能结合起来,美国的证券伸进了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的体系中,货币扩张的规模已经无法想象。　　这个货币的权力——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权力——正在步步前进,征服和控制整个世界，完成计划的手段就是它们自己发明的金融全球化，可以利用的工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家的中央银行），这是银行家能够掌控的手段和机构。　　在历史上，美国在1910年时的联邦债务只有10亿美元，人均12.40美元。国家和地方政府欠债很少甚至不欠债。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联储成立7年时，美国政府的债务为240亿美元，人均228美元。1960年国家债务达到2840亿美元，人均1575美元；1981年超过1万亿美元；2009年超过11万亿美元，人均负债已达3.5万美元。每年付给银行和债权人的利息总额超过了4500亿美元。现在就是把整个美国都交给银行家去抵债都不够了，恐怕需要两三个美国才能清债了。美国的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说：“如果美国人民允许私人银行控制货币的发行，那么银行和那些将要依靠着银行成长起来的公司会首先用通货膨胀，然后用通货紧缩……剥夺人民所有的财产，直到他们的孩子梦醒时发现，他们在父辈们征服过的大陆上已无家可归。”　　2009年之初，人们可以看清的是，纽约最大的银行家打错了算盘。即使面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也不急于挽救美元体系。在布什任总统的8年时间里，美国滥用了充当世界体系仲裁者的权力，用尽了世界对它的信任。从北京到莫斯科，从迪拜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重新评价她们和美国、和美国权力的关系。　　今天这个世界面对着1945年以来的第一次机会：去开辟一条摆脱美元主宰、维护国家和地区稳定的新路。目前还不清楚的是，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是否拥有能够实现这种自由的权力——这首先是政治决策而不是金融决策；世界站在一个关键的时刻面前：是选择抓住这个新机会，还是跟着美元体系一同覆灭？　　威廉·恩道尔　　2009年3月于德国威斯巴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