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已经说了，美国是怎样给英国和历史上所有想称王的国家设圈套。我们玩了一把天字第一号骗钱术。”　　——赫尔曼·卡恩，哈德逊研究所，1971年，他被告知美国收支赤字是如何用来盘剥其他国家的。　　1971年：美元体系开始谢幕　　20世纪70年代最初的两年标志着一个分水岭：美国政策发生了转向。为了确保美国继续当全球经济和金融超级大国，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迫在眉睫，他们好像一时还不知道该究竟怎么干。不过执掌华尔街的那些实力集团很快就制定了战略。　　由于林登·约翰逊在东南亚打的战争不断升级，巨额开支使得国际银行和央行加快了出售美元、买进黄金的行动。1968年，巨额的战争费用使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雪上加霜，上升到当时史无前例的300亿美元。黄金储备继续下降，跌至法律所允许的25%的底线。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递交了辞呈；他有一个“打不赢的战争”的战略设计师之名；此时此刻的政治混乱更加促进了资金的外逃。　　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注定在核心处发生破裂，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最后这个裂口出现在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向世界宣布，他下令关闭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黄金贴现窗口。持有美元的外国人没有得到任何预警，就被美国总统的单方面行动剥夺了兑换黄金的权力，虽然这是美国的一项由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　　尼克松听从的建议是来自洛克菲勒圈子的那些顾问，其中有预算顾问乔治· 舒尔茨，他是后来的国务卿，卸任后当了庞大的建筑工程巨头柏克德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小圈子还包括财政部杰克·F.贝内特（后来当了洛克菲勒埃克森石油公司董事）、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副部长和前大通曼哈顿银行执行官保罗·沃尔克（洛克菲勒财团的终身走卒）。沃尔克将在八年后再一次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在戴维·洛克菲勒的操纵下，卡特总统任命沃尔克为美联储的主席，把银行家的重大行动计划付诸实施。　　同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对话上，在欧洲各主要国家、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面前，美国重申了尼克松对黄金兑换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并且同与会者达成了一个很糕糟的妥协，这就是《史密森氏学会协议》。尼克松在会谈之后是这样宣布的:他们“缔结了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议”。美国已正式降低了美元的价值，但没有达到欧洲国家所期望的程度。美元对黄金贬值仅8%，黄金固定价格从每盎司纯金兑换35美元变成38美元，虽然欧洲认为如果重建全球性均衡，美元有必要更大幅度地贬值。该协议还正式允许币值在上下2.25%的幅度内波动，布雷顿森林规则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波动幅度只是1%。　　尼克松的“黄金兑换停止”声明启动了一系列即将震动世界的行动。在仅仅数周之内，对《史密森氏学会协议》的信心就开始崩溃了。　　黄金有一点工业用途，可以做漂亮的首饰，此外这种物质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性质。但是在历史上，它因为稀缺而成了公认的价值标准，不同的国家之间对照此标准来确定其贸易条件，因此成为货币。当尼克松决定不再履行美国货币对黄金的义务时，他拉开了全世界防止投机的防洪闸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拉斯维加斯式投机狂潮就要开始。　　1971年8月之后的世界经济并没有被这个固定汇率调整过来，国际贸易变成了另一种投机的舞台，赌注下在各种货币之间汇率变动的差别上。这一切的后果是：世界流通中的美元总量的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末相当稳定的状态变成了指数型增长，20世纪90年代末流通中的货币指数是2500%。　　20世纪70年代初暂停兑换黄金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浮动汇率”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它只是为美国金融权势集团准备下一步行动赢得了一点时间。在《史密森氏学会协议》无效的背景下，进入1972年后形势进一步恶化，资本大规模流向日本和欧洲，逃离美元体系，直到1973年2月12日尼克松终于宣布美元第二次贬值，这次相对于黄金贬值10%，黄金的官方价格定在每盎司42.22美元，一直沿用至今。　　贬值还是阻止不了卖出美元。1973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城外一个度假小岛上召开了一次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决定以牺牲世界工业增长为代价为美元注入新的生命力。以国务卿和事实上的代理总统亨利·基辛格（他本人就是洛克菲勒财团的附庸）为首的华尔街和华盛顿的权力精英的决定是：对世界经济实施一次重大打击，以便挽救不断贬值的美元——作为世界贸易资产和金融资产、作为美国经济帝国主义战略支柱的美元。　　萨尔茨约巴登与彼尔德伯格的石油冲击　　1971年8月15日的尼克松美元战略背后还有一项计划方案，一直到1973年10月才出台。即使在那时，除了极少数内部知情者以外几乎无人了解其中的关联。1971年8月美元的“去货币化”（和黄金脱钩）是纽约的金融权势集团用来争取时间的，决策者要制定的计划是一项无法无天的新货币主义方案，有人喜欢说它是“范式的转变”——是重建坚挺美元的战略，目的是在这个眼看要全线败退的时候，再一次加强美元在世界上压制对手的政治力量。　　1973年5月，美元的下跌还在继续，84名世界顶级金融和政治人物举行了一次集会，地点是瑞典瓦伦堡银行家族僻静的度假海岛——萨尔茨约巴登。在伯恩哈特亲王彼尔德伯格集团的这次会议上，美国来的一位与会者把提高欧佩克石油收入400%的“方案”讲给大家听。萨尔茨约巴登秘密会议的目的不是预防石油价格可能会带来的冲击，而是如何管理将要被创造出来的大量石油美元。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后来称这个过程为“石油美元的回收”。　　这个美国人沃尔特·利维是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顾问。他告诉研究大西洋-日本能源政策的彼尔德伯格会议，未来世界对石油的需求将由少数几个中东产油国供给。他预言：“进口这些石油的费用将大大增加，石油消费国将会遇到平衡国际收支的困难。”而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这些国家会积累前所未有的外汇，这也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国际石油公司的母国与石油的生产国、进口国和她们的国有石油公司之间，在政治、战略和权力关系方面的关系正在彻底改变。”他预计欧佩克中东石油收入的上升将会刚好超过400%，不久后基辛格要求伊朗国王做的正好也是这么多。　　出席1973年5月萨尔茨约巴登会议的，有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戴维·洛克菲勒（享有“美国的董事长”美称），洛克菲勒的盟友、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的罗伯特·O.安德森，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格林希尔勋爵，华宝银行公司的埃里克·罗尔爵士（欧洲债券的共同创造者之一），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乔治·鲍尔（10年担任过助理国务卿，曾推动他的银行家朋友、伦敦华宝银行公司的西格蒙德·沃伯格开发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戴维·洛克菲勒私人的三边委员会的新执行主任，很快将担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意大利菲亚特集团的乔万尼·阿涅利，德国的奥托·沃尔夫·冯·阿梅龙根（德国战后最有影响力的商界人物之一，被任命为洛克菲勒埃克森石油公司的第一位德国董事）。亨利·基辛格也应邀到会。　　绝密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1954年5月会议的召集者是一个大西洋精英团体，到会者有戴维·洛克菲勒、乔治·鲍尔、约瑟夫·雷廷杰、荷兰的伯恩哈特亲王、乔治·C.麦吉（时任美国国务院外交官，后来担任洛克菲勒美孚石油公司的高级主管）。第一次开会的地点——荷兰阿纳姆附近的彼尔德伯格酒店——成了这个年度会议的名称，与会者都是欧美顶级精英，他们进行秘密协商和讨论，“形成”的一致意见在随后的新闻评论和媒体报道中被精心地加以宣传，但是对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秘密会议本身从不提及。彼尔德伯格的行动是战后英美政策形成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那一年的5月，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那些权势显贵很显然做出了一个决定，对全世界的工业发展实施一次重大打击，把权力的天平回转到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元的方向上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决定拿出最得心应手的战略武器——对世界石油的控制。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决定是利用美国的外交手段在6个月之后即1973年10月制造一次全球石油禁运，目的是迫使世界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1945年以来以美元标价进行世界石油贸易成了国际惯例，因为美国石油公司主导了战后市场。因此，世界石油价格飙升意味着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发生同样程度的上升，这是支付石油费用必不可少的。这样不仅埃克森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等公司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企业，它们的银行——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和少数其他银行，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洛克菲勒主导的美国金融权势集团拥有的石油权力,以及他们行使这个权力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方式，无人能够想象。这是一个无耻的计划，没有人能想象这样的事情竟然是有意而为的。但事实的确如此。　　基辛格的赎罪日石油冲击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入侵以色列，发动了后来所谓的赎罪日战争。赎罪日战争不是简单事件的结果，不是阿拉伯世界决定用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这样的失算或者失误。整个10月战争事件是华盛顿和伦敦秘密策划的，通过由尼克松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建立起来的强大秘密外交渠道推进。　　基辛格通过他与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西姆哈·迪尼茨的亲密关系，有效地控制了以色列的政策反应。此外，基辛格还建立了与埃及和叙利亚的沟通渠道。他的手段是在关键问题上分别向双方说另一方的坏话，确保战争一定能打起来，确保随后阿拉伯石油禁运会发生。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曾多次明确地向基辛格和华盛顿说，如果美国继续单方面向以色列提供军火，欧佩克将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　　基辛格扣压了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包括截获的阿拉伯官员之间确认军队集结的通话。基辛格是尼克松的情报“沙皇”。基辛格臭名昭著的“穿梭外交”，在战争爆发前6个月和战争开始之后，都是沿着上一年5月在萨尔茨约巴登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会议制定的精确路线推进的，在华盛顿早已写好了脚本。全世界的愤怒即将到来，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将成为替罪羊，而真正应该负责的英美利益集团却静悄悄地躲在后台。　　1973年10月中旬，前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通知美国驻波恩大使，前联邦德国在中东冲突中将保持中立，不允许美国从北约在前联邦德国的军事基地向以色列提供军事补给。1973年10月30日，尼克松向勃兰特总理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据说是基辛格起草的抗议照会，几乎是17年后将发生的类似事件的恶兆。　　尼克松的回应十分简短：“在我们看来，欧洲人比我们更加依赖阿拉伯石油，但是你们的弱点不会因为你们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与我们分道扬镳而减少……你们应该看到，这场危机不是同盟的共同责任问题，为以色列提供军用物资的目的也不属于联盟（北约）的责任。我根本无法区分出这有什么细微的不同……”　　华盛顿不允许前联邦德国宣布在中东冲突中保持中立。但是意味深长的是，它允许英国明确表示她的中立立场，从而避免受到阿拉伯石油禁运的影响。伦敦在它自己亲手推动发生的国际危机中游刃有余。　　后来欧佩克石油提价四倍的一个巨大后果是，英国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和其他英美石油康采恩在北海投入的风险很大的数亿美元石油勘探开采项目，变得有利可图了。这是一个光天化日之下的怪事，新开发的北海油田在基辛格的石油冲击之前，是没什么指望获利的。当然这也可能仅仅是巧合，运气太好了。　　1973年10月16日那一天，在维也纳石油价格会议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宣布原油提价70%，即从每桶3.01美元提高到每桶5.11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之举。同一天欧佩克的阿拉伯成员国指出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事实，宣布对美国和荷兰实行石油禁运——西欧获得石油的主要港口在荷兰。　　次日,即1973年10月17日，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阿布扎比、卡塔尔和阿尔及利亚宣布削减原油产量，她们将把10月的产量削减到比9月份低5%的水平，并且以后每个月再削减5%，直到以色列撤出自1967年6月以来占领的全部阿拉伯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完全恢复为止。世界上第一次“石油冲击”就这样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危机最严重之时，正是美国总统尼克松个人深陷“水门事件”之际。这样基辛格就成了事实上的总统，执掌了1973年后期危机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　　1974年，尼克松的白宫派了一个高级官员去美国财政部，想命令他们制定一项迫使欧佩克降低原油价格的战略,但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拒绝。这位官员在备忘录中说：“银行界的头面人物抛开我们的忠告，他们想的是大力推动（美元）循环的程序以适应更高的油价。这是一个关系到命运的决定……”这些银行领导人中毫无疑问包括戴维·洛克菲勒和与大石油公司相关联的那些银行的负责人。　　杰克·贝内特所在的美国财政部和沙特阿拉伯货币当局订立过一个秘密协议，后来在1975年2月杰克·F.贝内特（美国助理财政部长）致基辛格（国务卿）的备忘录里确定了最后的文本。这位杰克.贝内特就是尼克松1971年8月美元政策的策划人。根据这个协议中的条款，从天上掉下来的沙特阿拉伯石油横财将被拿来弥补美国政府的赤字。被派往沙特阿拉伯担任沙特阿拉伯货币局首席“投资顾问”的是戴维·马尔福德，华尔街上一位年轻的投资银行家，他供职的公司是首屈一指的欧洲债券公司——怀特韦尔德公司。他负责指导沙特把石油美元投向正确的地方，这自然主要指在伦敦和纽约的美国银行。彼尔德伯格计划按部就班地实行。在以往数年中建立起来的那个欧洲美元市场，很快就要在海外石油美元“循环”战略中大显身手了。　　尼克松神通广大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牢牢地控制着美国情报机构，也控制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在10月赎罪日战争爆发几周之前，他说服尼克松任命他为国务卿。基辛格特别愿意在每一个事件中都扮演核心角色。他既当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又当国务卿，能够干到这种境地的，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没有一个人能像基辛格那样手握那么大的权力。基辛格竟然在1973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在全世界的伤口上撒的一把盐。　　1974年1月1日德黑兰会议之后，石油价格第二次上涨，幅度超过100%，欧佩克基准油价上涨到11.65美元。令人惊奇的是，这次提出涨价要求的是伊朗国王。其实国王是按照基辛格的秘密指令干的——他能够在1953年重新掌权，完全要归功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华盛顿的支持。　　仅仅两个月前，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还在反对欧佩克把石油价格提到3.01美元，他担心的是这样会迫使西方出口商对伊朗要价更高，国王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实现伊朗工业化的计划，需要从西方进口工业设备。美国和西方在10月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已经使欧佩克国家在开会商议的时候更加愤怒。基辛格手下的国务院完全不知道他与伊朗国王之间是有密谋的。　　从1949年直到1970年年底，中东原油价格平均约为每桶1.90美元。按照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那次重要的萨尔茨约巴登会议的决定，1973年初要提高到每桶3.01美元——按计划实现；而欧佩克未来的石油价格应该上涨的幅度是400%。1974年1月，石油价格提高四倍已是既成事实。　　“游资-热钱”：离岸欧洲美元诞生　　虽然尼克松不得不撕毁布雷顿森林条约,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但其实在此之前，以戴维·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和花旗银行为首的纽约银行界已经着手制定一个计划，目的是为存放在伦敦和欧洲大陆的海外银行里的数十亿美元开发出新的用途。通过纽约银行界精明的努力游说，美国银行的外国分行获得了一项优惠，它们对外国居民发放的贷款将免受1964年通过的新《利息均衡税法》的限制。而该法正是为了遏制美国银行的海外贷款和防止美元外流。　　这样一来，美国的银行争相在伦敦和其他经济中心城市开设分支机构。尽管英国经济疲软，伦敦金融城却由于发展了新的、以自身为中心的伦敦“欧洲美元”融资和借贷市场，而再次占据了世界金融和银行业的中心地带。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纽约的中心银行已经开始合并；它们的权力和影响力由于一系列的银行合并而极大地增强。洛克菲勒的大通国民银行与曼哈顿银行合并，形成大通曼哈顿银行，行长是约翰·J.麦克洛伊，他刚卸任美国驻德高级专员回到纽约，就担任了洛克菲勒的律师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理事，还当了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主席。纽约国民城市银行接管了纽约第一国民银行，重组成纽约城市银行，即后来的花旗银行，董事长是詹姆斯·斯蒂尔曼·洛克菲勒。　　纽约的其他大银行，包括化学银行、汉华实业银行和信孚银行也进行了类似的兼并和重组。根据1961年美国司法部的报告，由洛克菲勒财团的两家银行掌控的五家最大的纽约银行已经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它们控制了美国所有大城市全部存款的75%。20世纪60年代货币权力的这种非同寻常的集中，将要决定随后40年直至21世纪的国际政治和金融格局。美国政府为银行免除了反托拉斯法的限制。该项法律所禁止的就是过度集中或卡特尔化。　　20世纪60年代，这些新合并起来的纽约银行，为建立一个美国以外的新的离岸美元市场——欧洲美元市场——而行动起来。华盛顿不断地劝导海外的美元持有者，不要用美元兑换黄金。越来越多美元长期留存在海外，大部分在西欧或伦敦。伦敦的银行业——伦敦金融城——开始在海外美元市场上呼风唤雨，伦敦低迷已久的财运又一次光鲜起来。英格兰银行以及伦敦的银行家西格蒙德·沃伯格爵士是城市商业银行——华宝银行——的创始人,他在华盛顿的朋友们的帮助下，特别是在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的帮助下，巧妙地引导美元流向（英国）这个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美元信贷市场，在这里实现了最高度的集中。　　如此造就的这个伦敦欧洲美元市场是“离岸的”，也就是说它不受任何监督——没有任何国家法律或中央银行的监督。纽约的银行和华尔街经纪公司纷纷在伦敦开设立办事处，在爱管闲事的美国税务当局视野以外的地方经营繁华的欧洲新赌场。纽约的国际银行从欧洲美元市场获得廉价的资金和大型跨国公司的业务。20世纪60年代初，华盛顿有意地大开闸门，让美元越过美国海岸线外逃到这个新的“游资-热钱”欧洲美元市场上去。　　这些新的欧洲美元债券——“欧洲债券”——的买家是不具名的，他们被伦敦、瑞士和纽约经营此债券的银行家们戏称为“比利时牙医”。这些欧洲美元债券是“过户”债券，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买家姓名登记，所以是那些逃税的投资者、毒品大王和其他洗黑钱者的最爱。你拿着来自欧洲美元债券的黑色收入，通用汽车公司或意大利高速公路公司为你付利息，天下哪有比这更划算的好事？一位深谙此道的欧元交易过程分析人士这样说过：“欧洲美元市场是20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金融现象，这里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金融地震的震源所在。”　　一边是纽约的大银行，另一边是海外美元（即欧洲美元）的快速积累，二者之间关系的重大转折点发生于1966年。战后美国金融政策的重大变化基本上都是从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开始的，这次也不例外。　　在这家银行里传阅过一份机密的内部备忘录，内容是关于美国（即纽约的银行）未能抓住油水横流的 “外逃资本”国际市场。这份备忘录指出，目前占据了优势的是瑞士银行，在这个隐秘的财富市场上有菲律宾的马科斯，有沙特阿拉伯的王子，还有毒品大王等人物。这份备忘录建议大通银行推出一项对外业务，去追逐这个蒸蒸日上的离岸外逃资本或“游资－热钱”的主体部分。花旗银行与IOS基金的可疑的创始人伯尼·科恩菲尔德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在大通银行这个内部备忘录中，黎巴嫩的贝鲁特被当作一个模型讨论过。那时贝鲁特只有一家银行，即英特拉银行及其下属的黎巴嫩赌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赌钱和洗钱场所,甚至超过拉斯维加斯。1966年，黎巴嫩的英特拉银行在非常可疑的状况下发生了资不抵债,竟然需要借款来支付股票和黄金交易的损失。沙特阿拉伯国王以往在做重大决定之前一般都会和华盛顿打招呼，这一次他却突然撤出了大量存款。然后，大通曼哈顿银行冻结了英特拉银行在纽约的大量存款，作为未偿还贷款的抵押。这家银行被迫于1966年10月14日停止了支付。它的存款户将他们的资金都转移到大通曼哈顿在贝鲁特的分行，以图“安全”。　　这时大通银行派出了一名调停人物罗杰·坦拉兹。他出生于黎巴嫩,是华尔街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高级执行官。踌躇满志的坦拉兹成功地使这家黎巴嫩大银行重新开业。这家成立于1951年的银行拥有贝鲁特港口管理局、中东航空公司以及黎巴嫩赌场。这家银行的崩溃使黎巴嫩经济陷入停顿，并且冲击了整个中东地区。这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灾难。　　大通曼哈顿银行插足黎巴嫩的海外“游资-热钱”银行业，是纽约的海外货币中心银行业在远离政府监管的地方、逃脱了纳税义务的状态下发生重大转折的开端。其中的利润惊人，因为它是在海外并且有美国当局的“允许”,完全不受任何控制。　　插足海外银行业标志着纽约银行实务的彻底转型，在未来30年或更久以后，这个转型的重要性将要以爆炸性的方式显示出来。大通曼哈顿银行、花旗银行和纽约或美国的其他大银行将要洗白数千亿美元的非法“游资-热钱”，没人问钱从哪里来;没人问其中是否有亲美独裁者的钱，例如菲律宾的费迪南·马科斯、墨西哥的劳尔·萨利纳斯·德戈塔里（墨西哥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的兄弟）;没人问其中是否有华雷斯贩毒集团要转移的毒资，它们是否被转移到乌拉圭、阿根廷等无数的地方。　　尼克松在1971年8月取消了黄金汇兑机制之后，海外欧元市场爆炸性扩张，甚至要超过美国国内的银行市场规模了。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佩克石油提价400%之后，欧洲美元市场的“游资-热钱”总数估计达到了1.3万亿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通过这种海外“游资-热钱”银行洗过的国际毒品收入，每年就超过了一万亿美元。纽约和伦敦的大银行获得利润大头的计划就落实了。　　伦敦的欧洲美元银行市场将要成为巨额石油美元循环业务的中心渠道：位于伦敦的“海外银行”将要把欧佩克存入的石油收入款，作为贷款提供给阿根廷、巴西、波兰、前南斯拉夫、非洲和别的石油进口国，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了进口1974年以后更昂贵的欧佩克石油，迫不及待地需要得到美元。　　金融托拉斯发动一场反革命　　20世纪70年代之初，美国的经济没有一点活力。1971年8月单方面撕毁布雷顿森林条约、停止美元与黄金自由兑换这个决定，实际上是美国世纪终结的起点；美国世纪的体系一直是建立在1944年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拥有一个健全的货币体系这个基础上的。　　美元体系1971年8月后投胎转世，被赋予了一个不兑现法定货币的“肉身”。从那时到现在，它的“转世”经历过若干个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为“石油美元”，它的力量源泉在于世界市场上涨价四倍的石油完全以美元标价，以及石油美元“循环”创造的利润——通过美国、英国和伦敦金融城（欧洲美元的离岸天堂）里个别其他国际银行推行的“循环”中产生出来的巨大赢利。这一阶段持续到大约20世纪70年代末。　　1971年“转世”以后的美元体系所经历的第二阶段，从沃尔克发动的1979年10月利率政变一直持续到1989年；柏林墙倒了，美元更加普及了，华尔街银行抢劫资产的广阔新天地也打开了。这个“打开”导致全世界各国都发生工资的全面急剧下降，在工业国家最为显著。　　“转世”后的美元体系的下一个阶段，始于1997年由政治目的驱动的对冲基金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四小虎”经济体弱势货币的攻击：从泰国开始，经过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并蔓延到韩国。这一危机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亚洲各国央行的美元大规模流入美国，以期建立美元储备来防御可能出现的新的投机性攻击。1998年后数千亿美元资本从亚洲的流入，助长了1999～2002年美国信息技术的股市泡沫。　　“转世”后的美元体系的最后阶段是格林斯潘的金融革命。他在2001～2002年信息技术的股市泡沫破灭后发动了这场革命：他大力支持融资、按揭、抵押贷款和其他在资产领域里以发行新债券为目的的担保革命——证券化革命，以2007年不动产证券化泡沫的破灭为终结。　　戴维·洛克菲勒的三边计划　　无论怎样看，1973年都是以戴维·洛克菲勒和他的兄弟们为首的美国权力集团总体战略的重大转折点。　　洛克菲勒家族、英美石油卡特尔和它们一伙的银行家决定在1973年10月赎罪日战争期间，操纵全球油价巨幅震荡飚升，为作为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基础的美元延寿，但这是不能持久的，还需要采取更大胆的行动，才能保证洛克菲勒家族、对外关系理事会、银行巨头和跨国公司主宰金融的权力。　　1973年，担任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主席和洛克菲勒家族大通曼哈顿银行行长的戴维·洛克菲勒也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拓宽美国影响力的政治基础。这个组织应该是彼尔德伯格会议那样的私人性质的机构，只对受邀请者开放，但是不仅限于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这一点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不同。这个1973年由洛克菲勒建立的三边委员会，从名字上即可看出它有三个支柱：北美、欧洲和日本。　　作为亚洲的经济奇迹，日本有必要同纽约权力集团的战略目标拉近距离。这个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差不多都是戴维·洛克菲勒的“劳力士”名单上的人。第一批成员大部分是同洛克菲勒财团的利益关系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伙伴或政治家，如法国的爱德蒙·德·罗特希尔德、比利时银行家莱昂·兰伯特男爵、英国商业银行家兼欧洲美元的创立者（伊普斯登的）罗尔勋爵、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乔万尼·阿涅利和皇家荷兰壳牌石油的约翰·劳登。洛克菲勒选择了他的亲密朋友、地缘政治战略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为第一任执行主任。在这个名单上还有这几位美国成员：华尔街银行家艾伦·格林斯潘、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保罗·沃尔克，还有当时尚无名气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　　有关三边委员会及其成员，请参见拙作《粮食危机：运用粮食武器获取世界霸权》在1975年的京都（日本）会议上，三边委员会工作小组提交的报告题目是“重塑世界贸易和金融纲要”，其中提出：“三边委员会在维护和平、管理世界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和缓解世界贫困方面紧密合作，将为全球体系的稳定的、和平的演变提供更好的机会。”在这个委员会的另一份文件中有这样的解释：“压倒一切的目标，是使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保持和平，因此需要保护它为每一个国家提供的利益，对这种利益的外部和内部的威胁，会不断地出现在不惜代价要求更多国家主权的（那些地方）。有时候可能因此需要放慢相互依存的进程……但是更多的时候必须注意制止那些中央政府侵犯国家之间的交易，无论是经济物品还是非经济物品的国际交易。”　　三边委员会议程就是整个洛克菲勒和美国权势集团的议程，当年由戴维·洛克菲勒的哥哥约翰·洛克菲勒宣布。　　1973年，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第二次美国革命》，提前向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献礼。这本书合情合理地由对外关系理事会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的主管是约翰的弟弟戴维·洛克菲勒。这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宣言。金融托拉斯的精英们在这里宣布了“第二次美国革命”。　　约翰·D.洛克菲勒在这本书中首次公开呼吁大幅度减少政府的权力，呼吁私有化，呼吁“将尽可能多的政府职能和责任转交给私营部门”，他指的是那些长期由国家行使的职能。这是一个放弃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呼吁——这些办法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国家来纠正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做法。　　洛克菲勒1973年的呼吁，是一场全国性媒体宣传运动的启动信号，这场宣传运动采用精心挑选的、每一个公民都能认可的事例，来证明政府效率低下、不称职、不办事，引导大众否定国家的角色，为了利润最大化的私人公司和银行的私利，去废除规范商业秩序和调节公共福利所必要的国家职能。　　1976年，洛克菲勒的“第二次美国革命”纲领取得了重大进展。戴维·洛克菲勒的门徒,佐治亚州的农民吉米·卡特在总统选举中击败了现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意外取胜。福特在尼克松因水门丑闻辞职后继任总统。卡特内阁的重要职位都安排了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成员。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当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三边委员会成员赛勒斯·万斯当国务卿,卡特政府中至少有26个高级职位由洛克菲勒的三边成员担任，所以有媒体称它为“三边执政”。更准确地说，这是戴维·洛克菲勒执政。政府“去管制化”和私有化的漫长进程正是从卡特开始的，而他的继任者罗纳德·里根更是要把“去管制化”作为他的总统任期内的中心工作来推行。　　值得注意的是，卡特的共和党前任杰拉尔德·福特听从了年轻的幕僚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意见，决定在1976年竞选中放弃提名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副总统；在此之后，戴维·洛克菲勒在三边委员会日本京都会议上介绍民主党人吉米·卡特时，称他为“下一任总统”。新自由主义的回应：收复新政失地　　20世纪70年代初，洛克菲勒家族和主导美国的权势集团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所形成的激进新战略，都是在一场深刻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市场和美国市场以及总体利润都处在停滞状态甚至下降当中，美国当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和服务市场。1975年，美国1%的最富有家庭的财富，以住房、股票、债券、现金和其他耐用品来衡量的全部财产，在财富总量中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92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他们大手笔地操纵世界石油价格，是引发战后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原因。1975年世界经济收益率下降，清楚地显示出经济学家所称的“结构性危机”，其中包括增长率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失业扩大和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率。　　就在此时，有一种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新社会秩序，首先出现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核心国家，后来逐步输出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毫无联系。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是美国和英国权势集团特别是洛克菲勒兄弟的一个项目。他们推崇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激进的自由市场教义。弗里德曼是最保守的朝圣山学社的成员，后来当了大学教授；这所大学是数十年前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出钱开办的。这个“新自由主义”更应该称为“新封建主义”。　　弗里德曼登峰造极的新自由主义热门畅销书《自由的选择》是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1973年宣言的回声。他推崇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攻击工会是“倒退”到前工业化状态。巴黎国际商会把“新自由主义的使命”定义为“打破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障碍，使所有的国家都从贸易和投资的扩张中获利来提高生活水平。”这个巴黎国际商会是新自由主义革命最卖力的全球倡导者，而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全球化了的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的“第二次美国革命”。这就是20年后的那个“全球化”的初级阶段。　　围着洛克菲勒家族转的美国金融权势集团，大张旗鼓地呼吁建立“符合债权人和股东利益的新的劳动纪律和管理原则，逐步取消国家对发展和福利的干预，大量增加金融机构，对金融部门提供（相对于非金融部门）更多优惠（政策），采取有利于企业并购合法（化）的新姿态，强化中央银行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活动，将边缘国家的资源重新导向中心国家，行动要果断”。　　这个全球化中的新问题已经随着新自由主义显现了，例如处在边缘的发展中国家里不可持续的状态——1973年以来几千亿石油循环美元的债务负担（用来支付石油和其他进口产品）和资本在国际上的自由流动对她们造成的破坏。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特色，就是向地球上所有的地方不停地扩展，这就是它所谓的“全球化”。这个恶性毒瘤在新的多国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和华盛顿及其自由市场盟友（特别是英国）施加的巨大贸易压力之下，会以毁灭性的速度和效率扩散开来。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教条是这场新革命的理论代言。1979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戴维·洛克菲勒说服卡特总统，任命他的走卒保罗·沃尔克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1979年10月，沃尔克强制实行了美联储历史上最激进的货币政策。他提息的幅度超过300%，利率达到20%的水平，并且把如此之高的利率一直保持到1982年8月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爆发，这场危机正是高利率造成的无法避免的结果，随后他就把利率政策转了180度的大弯。　　1979年是“新自由主义政变年”。洛克菲勒家族、沃尔克和他们金融托拉斯的盟友，已经可以拿“失控的通货膨胀”事件来证明货币“休克疗法”的正当性了，不过这场通货膨胀的真正源头，其实是远在1973年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做出的石油价格冲击的决定。沃尔克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休克疗法”可以 “把通货膨胀从系统中挤出去”。　　其实高利息政策是富豪集团强制推行的“收复失地”长期战略的一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他们被迫放弃了一些权利，因为凯恩斯主义主张社会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政府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支持了工会组织。面对停滞不前的国内市场、绝对利润的减少以及对巨额投资的需求，洛克菲勒集团的选择不是在美国国内对经济基础进行更新和投资，而是随它去变成智囊团所称的“后工业社会”。　　沃尔克的利率政策的“真东西”，是把经过通胀指数减缩调整后的实际利率，保持在6%～8%的水平上，对于持有大量债券的富豪来说，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横财；这些得利的富豪才是金融体系的真正核心。沃尔克政策创造出来的成果是经济衰退，随之而来的就是在欧洲和美国不断上升的失业浪潮，这将为实行新的劳动纪律创造出条件，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影响力也将被大大削弱。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强制实行的，正是削减工资。　　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世纪”的过渡性十年。曾经有人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当欧洲国家和日本经济复苏的时候，美国发生了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持续的贸易赤字，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积累起来的美元顺差是一种越来越大的威胁——用海外美元兑换美国黄金的威胁。美元不得不对黄金和其他主要货币贬值。美国于1971年停止了美元对黄金的自由兑换，开始实行浮动汇率。　　1973年以后，浮动汇率制的永久化成为无法更改的事实。美国伙同伦敦的盟友，通过1973年5月的彼尔德伯格密谋急剧拉高石油价格，以支持贬值的美元。沃尔克1979年对美联储的政变，再次凭借美元升值把巨额财富奉送给手持大量债券等资产的富豪。　　1980年共和党人里根上台后，美国蓄意实施了报复性的赤字政策。里根在他任期内创下的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这就是哈德逊研究所创始人、美国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所说的“天字第一号骗钱术”的真正开端，他在理解了美元浮动（即不受黄金支持的制约）的真正含义后非常满意地说了这句话。　　在1973年敲定浮动汇率永久化的多国谈判中，华盛顿把话讲得很明白，它将利用自身在北约和亚洲地区的军事优势地位，来迫使贸易伙伴做出最大的让步。在1973年与韩国的双边谈判中，美国提出的条件是“向美国市场出口的韩国企业有进口一定数量的美国原材料的义务”。　　1973年，美国作为西欧、日本主要贸易伙伴的“地位”确定了。“赚大钱的好买卖”规定美国几乎不对日本或欧洲的产品，如汽车、钢铁以及后来的电子产品设限，美国打开了边界；反过来，外国必须同意购买美国的国防设备、美国的农产品，她们国内的航空公司所需要的飞机也得买美国的。　　但是，1973年之后美国各届政府所坚持的这一套新汇率-贸易制度最深远的意义在于:美元不能再兑换黄金，在浮动利率制度下，全世界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元，那些向美国出口而持有美元盈余的外国，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将被迫拿这些贸易顺差美元来投资美国国债，这样可以赚一点利息，并且这个放钱的地方也相对安全。　　华盛顿在对日本、德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时做到了滴水不漏：这些国家拿到贸易顺差美元后都得投资到美国国债或证券，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开始了一种出口国对进口国的依赖——各国对美国这个“最后的进口国”的反向的、反常的依赖。美国国债的买卖是华尔街银行垄断的,由于美国赤字爆炸性的增长，由于美国国内的产业被故意忽视——这是上述决策的后果，以华尔街银行为首的美国将要成为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收获金钱的是华尔街债券经纪人。罗纳德·里根被这个权势集团挑出来当总统，去实施这个“天字第一号骗钱术”。　　第十二章 里根的有产阶级革命：美国内部腐朽带来新的危机　　“他们是历史上最卖力毁坏美国工业的人,但他们却到处宣扬一切都好得很。像《绿野仙踪》里讲的故事一样。”　　——美国石油商人罗伯特·O.安德森论沃尔克和里根　　保罗·沃尔克的货币政变　　如果说石油冲击开启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进程，让少数人越来越富有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那么1979年10月以后保罗·沃尔克实行的货币休克疗法就把这个任务最终完成了——这是一场美国有产阶级的政变。　　沃尔克从1979年10月6日起在美国实行的货币休克疗法，是由英国发明的，并且在几个月前就已经付诸实施。沃尔克和纽约银行圈的密友（其中包括华尔街公司——摩根担保信托公司的刘易斯·普雷斯顿）只不过是把撒切尔政府的货币休克模式移到美国的情境中来。两个地方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安排得对本国最富有的人（5%或更少）更有利，比以前更好。　　1979年5月初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大选中获胜，她的竞选口号是 “把通货膨胀挤出经济”。撒切尔和她身边的推崇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的理论家帮伙，实施了一次欺诈行动。他们坚持说，英国高达18%的通胀率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赤字支出，而不是由于伊朗国王垮台以后石油价格上涨了140%。　　按照撒切尔的顾问的说法，只要减少投放到经济中的“多余的货币”，膨涨的价格就可能下降，但是可能会引发经济衰退。撒切尔认为，多余的货币主要来源于政府的长期预算赤字，所以政府开支必须大幅度削减，据说这是为了减少一种所谓的“货币的膨胀”。在同一时刻，英格兰银行以高利率政策限制信贷投放量。所有这些在每一个方面都同洛克菲勒的“第二次美国革命”一模一样，只是它被称为“撒切尔革命”。　　1979年6月，撒切尔上台后仅一个月，她的财政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就动手提高银行基准利率——在12周内从12%提到17%，提高了5个百分点，令人目瞪口呆。这相当于工业投资和买房的借贷成本增加了42%。在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工业化大国在没有发生战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经受过这样沉重的冲击。　　英格兰银行同时减少了货币供应量，使利率在高水平上维持。撒切尔的货币主义革命导致企业因无力支付借贷成本而破产，家庭无力购买新的住房；发电厂、地铁、铁路等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几乎全面刹车。　　撒切尔有办法迫使向来英勇无畏的英国矿工在罢工数月后屈服，这为她赢得了“铁娘子”的称号。英国的失业人数从她上台时的150万人增加到19个月后的300万人。增加失业，这是银行家战略的一部分：失业工人拼命寻求体面的工作，但不得不降低要价。撒切尔坚称工会是妨碍货币“革命”成功的绊脚石，也是发生通货膨胀的首要原因——她的敌人是通货膨胀。撒切尔还采取行动，用解除外汇管制来迁就伦敦金融城的大银行。这样一来，资本没有投向英国以重整衰败的工业基础，而是向国外流出，投机于香港房地产或向拉丁美洲贷款，去挣更多的利润。　　撒切尔和洛克菲勒的走卒保罗·沃尔克的激进货币主义从1979年以后像癌症一样蔓延，从英国到美国，然后延伸到英美世界以外的地方。货币主义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减税,产业去管制化,削弱有组织的劳工的力量。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和平时期不可想象的高利率。　　20世纪80年代初的沃尔克货币冲击政策把美国的利率推升到 20%（名义水平）这个惊人的地步。这种高利率、紧缩经济的“经济学”很快就让人看清:在 20%,甚至17%的利率水平上，任何工业投资都不可能“有利可图”，任何正常的、需要4～5年时间才能完成的项目都毫无意义了,只要看看要付的利息就知道没戏了。　　无知而且手足无措的卡特总统接受了沃尔克的休克疗法。1980年3月，卡特心甘情愿地签署了一份非同寻常的法案——《1980年储蓄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通过这项立法是纽约银行一系列重大举措中的第一步；以戴维·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为首的纽约银行要把那些重大行动的后果陆续强加给美国和世界经济。　　这项1980年的法案授权沃尔克的美联储对所有的银行执行准备金规定，甚至美联储系统以外的银行如储蓄与贷款银行，都必须执行同样的准备金规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沃尔克成功扼住信贷发放的咽喉，把缩减信贷流量的规模落到实处。此外，这个新的法律逐步取消了银行向客户收取利率的法定上限（美联储所说的《条例Q》），还废除了各州法律中限制最高利率的法规——被称为反高利贷法的那些法规。　　在英国人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新教义中，利率将以天顶为上限。货币是国王，而整个世界都是它忠实的仆从。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长期的、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和资本投资（如铁路、公路、桥梁、下水道、发电厂）都难以为继。国际钢铁协会有一个估计，从1975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到1985年，主要工业化国家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占政府总支出的份额，已降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水平的一半。世界上生产的钢铁、航运吨英里和实体经济流量的其他指标，都反映了英美灾难性的货币休克政策的后果。世界钢铁工业被推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萧条。　　保罗·沃尔克的货币休克政策以及随后美国经济的低迷，是吉米·卡特在1980年11月选举中落败的主要因素。最保守的共和党总统、前好莱坞影星里根毫不犹豫地支持沃尔克的休克疗法。里根任加州州长时就已经聆听过货币主义大师、从朝圣山来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教诲。　　1981年初，里根总统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利用他的权力解散工会组织“空中交通管制专业委员会”。这个行动也是一个信号，告诉工会不要再因高利率去寻求政府的救济。里根像他的英国“搭档”撒切尔一样信奉“挤掉通货膨胀”这个主张，而且他简直达到了痴迷的境界。　　里根把米尔顿·弗里德曼当作他在经济政策方面的非正式顾问。他的政府里到处都是弗里德曼的激进货币主义的门徒，就像卡特的政府里曾经充满了戴维·洛克菲勒三边委员会的鼓吹者一样。　　法力无边的纽约银行界要做的下一件事情是，利用弗里德曼的激进货币措施搞垮智利的经济，智利当时处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美国金融相对于任何对手的强势，让美国夺回了霸权。沃尔克的高利率政策（一直坚持到1982年10月）的副产品是美元再次坚挺,资本流入并投到美国的债券和其他资产上，目的是赚取高额利息。　　沃尔克引爆债务炸弹　　拉丁美洲1982年债务危机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前兆，它的直接原因就是沃尔克的货币休克疗法。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她没有能力继续用美元支付巨额债务的利息了。墨西哥和大多数从阿根廷到巴西、从尼日利亚到刚果、从波兰到前南斯拉夫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已经落入纽约银行的债务陷阱。这个陷阱就是石油美元和国际贷款：被“回收”的欧佩克石油美元是用来投资的——投资到位于纽约、伦敦的欧洲美元银行，这些银行将美元贷给那些等米下锅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时的汇率是与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相联系的那个“浮动汇率”。　　当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在数月之内随着沃尔克的“休克疗法”飞升300%的时候，这些债务国就死定了。此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邀请介入——世界历史上最壮观的抢劫大戏开幕，却被错误地命名为“第三世界债务危机”。　　沃尔克的货币休克政策想必对此早就了然于心。沃尔克的美联储把严酷无情的高利率政策兜售给轻信的公众，说是可以“将通货膨胀挤出美国经济”。这项政策执行了7年后，到1986年时，美国自身的经济状态也已经很糟糕了。不断扩大的贫民窟、两位数的失业率和日益严重的犯罪和吸毒，让美国的许多地方逐渐变得有点像第三世界了。美联储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家庭中有55%是净负债家庭。联邦的年度预算赤字超过2000亿美元，这是前所未闻的规模。　　实际上，沃尔克这个来自洛克菲勒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戴维·洛克菲勒的走卒，被派往华盛顿的目的，就是挽救美元——不让美元像自由落体那样落下去。这样的衰落会威胁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同时他也要为美国上层社会富豪的利益挽救债券市场。这是一场寡头的反革命，他们是在“收复失地”——把大萧条期间和之后他们被迫让给“下层阶级”的那些权利夺回来。　　美元的储备货币的角色，是理解美国金融力量的一把隐秘的钥匙。　　美国的利率高过了屋顶，外国投资者潮水般涌来，购买美国债券十分有利可图。过去和现在,债券都是金融体系的核心。沃尔克的货币休克疗法对于纽约的金融界来说，就是巨大的利好。　　沃尔克不辱使命　　从1979年直到1985年底，美元对德国、日本、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上升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升值过度的美元使美国制成品出口在世界市场上过于昂贵，结果是美国工业出口急剧下降。　　沃尔克的美联储自1979年10月以来实行的高利率，还导致国内的建设大幅下降，最终伤害了美国的汽车和钢铁产业，因为海外的成本更低，美国制造商将生产外包出去了。在谈到保罗·沃尔克和他在里根政府里的自由市场支持者时，共和党人罗布特·O.安德森（时任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董事长）这样说过：“他们是历史上最卖力毁坏美国工业的人,但他们却到处宣扬一切都好得很。像《绿野仙踪》讲的故事一样。”　　在掠夺第三世界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助纣为虐　　没有撒切尔和保罗·沃尔克激进的货币休克政策，就不会发生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　　撒切尔政府的利率-货币休克政策1979年6月开始实施，同年10月沃尔克的美联储也开始实行同样的政策，第三世界的债务利率负担一夜之间就翻了番，因为伦敦银行的同业拆借利率从平均7%（1978年年初）跃升到将近20%（1980年初）。　　1980年后外债成本中的利息成本负担上升到最高点时，对第三世界债务国偿债至关重要的工业国家的商品出口市场，这时却崩溃了。工业化经济体陷入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原因还是撒切尔-沃尔克的货币休克疗法。　　第三世界债务国出口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收入下降、债务偿还的费用（利率）飙升这把凶恶的双刃剪刀把她们紧紧夹住；在华盛顿和伦敦眼里这是“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但这是一场肇始于伦敦、纽约和华盛顿的危机，不是起源于墨西哥城、巴西利亚、布宜诺斯艾利斯、拉各斯或华沙的危机。　　债务国多偿还了好几倍的钱。住在纽约和伦敦的现代“夏洛克”们索要的，就是谚语说的那“一磅肉”。广大第三世界债务国被“手枪顶着脑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和银行签署还债计划，美其名曰“债务解决方案”：这些银行可都是私人银行，一般都是花旗集团或纽约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或者它们的下属银行。　　1982年秋天还成立了一个债权人卡特尔，正式的名称是“国际金融协会”，非正式的名称是“迪渠利集团”，因为这个机构成立的地点是英国迪渠利公园，参加那一次秘密会议的都是代表强势私人银行利益的集团，以纽约和伦敦的银行为首。他们玩的那套游戏，被观察者称为“银行家的社会主义”，其中的私营银行可以对着纳税人整体把贷款的风险“社会化”（转移和分散），而把所有的收益都“私人化”。这同布什政府2008年的政策是一模一样的。　　一旦银行家和他们在里根政府里的盟友（如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把里根总统唬得没了主意，白宫就招呼上保罗·沃尔克、大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每个债务国分别强制实行严格的“有条件”（还债）计划。　　在债务谈判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严格的限制条件插进去，这是美国想出来的办法。在实质上这几乎就是1919年纽约银行家在命运多舛的《道威斯计划》下针对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那些所作所为，以及后来对《杨格计划》的所作所为的翻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限制性条件、债务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协议，这些都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服务的美国官员欧文·弗里德曼的一个计划的组成部分。由于这个计划的成功，他得到的奖赏是后来在花旗公司谋到了一个高级职位。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成立的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应该致力于稳定货币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现在它转行了，当上了纽约银行的债务警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限制性条件”处方总是一样的。套子里的那个债务国被告知，如果她还想再得到外国银行的贷款，哪怕只是一分钱，她就必须大刀阔斧砍掉进口，毫不留情地削减国家预算（最常见的是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国家补贴），贬值本国货币，让她的出口产品对工业国家具有“吸引力”，而在同一时间先进工业产品的进口成本却被抬高到令人望而止步的程度。这样做据说全都是为了能够赚取硬通货来还债。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到此为止还只是做完了使“候选人”有资格进入第二步的准备工作。“第二步”是与债权银行签订协议，以便“调整”外债（或债务的主要部分）的偿还时间表。进入这个第二阶段，银行就把手插进债务国将来的各种巨大的权利中去了，它们会把被拖欠的利息款加入到债务总额的计算数字中去，用银行家的术语来说就叫作“利息的资本化”。　　从1982年以来无数的债务调整计划的最终结果是，负责收债的债权银行的数量大大增加。根据一家大型瑞士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的数据，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长短期外债的总额，从1982年的8390多亿美元稳步上升到1987年的将近1.3万亿美元。没有新的贷款发放，只有为了偿还付不清的旧债而“再融资”所导致的更多的债务,成为未来经济的更大的负担。　　已成为全球“警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用了前所未有的严酷手段，强迫（债务国）最大限度地节衣缩食，去偿还高利贷债务。这个机构中决定性的投票集团被美国和英国轴心牢牢控制着，所以它在事实上是英美新殖民主义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全球执行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拉丁美洲借的钱绝大部分是美国银行的；美国的银行还去敲诈西欧和日本的银行伙伴，说它们如果不和美国“团结一致”，就要面对国际银行系统崩溃的前景。　　债务国被迫屈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债权银行的要求之后，在债务人一方发生的事情，是资本流向的大规模逆转。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80年至1986年，109个债务国向债权人的偿付，仅仅外债的利息一项，总额就达到3260亿美元。对同一债务本金的还款总额是3320亿美元，还本付息总额合计6580亿美元，而原来的债务总额是4300 亿美元。还了这么多钱之后，这109个国家在1986年仍然欠债权人8820亿美元。这是一个不可能还清的旋涡式“债务”。复利和浮动汇率就是这样创造奇迹的。　　债务国掉到了债务陷阱里，纽约和伦敦的债权银行给她们指的唯一出路，是交出国家对经济的自主控制权，尤其是宝贵的资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丹麦）的汉斯·拉斯穆森有一项研究，他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有一种现象已成为常态,那就是财富从急需资本的第三世界流出，为美国的赤字融资。按照他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各类发展中国家向美国这一个国家转移的钱总计就有4000亿美元。里根政府因此能够为填补世界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赤字找到钱，同时还假惺惺地主张为“世界上最长的和平时期的复苏”贷款。　　然而，就是这样掠夺债务缠身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还是不够。美国在高利率、升值的美元和美国政府的支持保障下，为20世纪80年代的创纪录的财政赤字“融资”的钱，有43%是来自债务国的“战利品”，那里曾经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地方。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战争赔款的债务一样，在英美银行家的手里，债务不过是对所有的主权国家实行事实上的经济控制的工具而已。　　里根政府、沃尔克和纽约银行的债务战略也伤害了美国的国内经济。1986年5月，有工作人员编写了一份“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提交给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其中记录了美国在就业和出口方面遭到的破坏——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酷措施迫使拉丁美洲几乎停止进口工业产品和服务，省下钱来偿还债务。报告指出:“现在越来越清楚了，政府的政策已经超出保护作为货币中心的银行免于破产所需要的程度……里根政府对债务危机的管理，实际上奖励了那些推动危机发生的主要机构，惩罚了对债务危机没有责任的美国经济部门。”推动危机发生的机构，当然是指沃尔克的美联储和纽约银行。这项研究被迅速地藏匿起来，再不得见天日。　　非洲的状况因美国的债务战略而（比拉丁美洲）更加糟糕。20世纪80年代的石油冲击、随后的20%的高利率和世界工业增长的下降，对整个非洲大陆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90%的程度上仍然靠出口原材料来筹措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这些原材料的世界市场美元价格——棉花、咖啡、铜、铁矿石和糖一直在不断地下跌。　　1987年世界原材料价格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水平，和1932年——大萧条进入深谷的那一年——的低水平相当。在随后的20年中这种低谷状态一直在延续，直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才开始扭转这个局面，这已是21世纪初的事情了。以上这些都是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结果：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用“像黄土一样便宜的”原材料为（美国）经济注入活力。　　如果这些原材料的出口价格还能保持在1980年的价格水平，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本来可以多获1500亿美元。1982年“债务危机”发生之初，非洲欠美国、欧洲和日本银行大约730亿美元。到80年代末，经过债务“调整”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经济的各种干预，这笔债务增加到1600亿美元，翻了一倍以上；非洲的这些国家在稳定的出口价格水平上本来应该获得的收入，恰好和这笔负债额基本相等。　　恶有恶报　　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和高利率——货币休克——的后果，和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太相似了。凡尔赛战争赔偿给世界生产性投资造成的负担，这一次就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世界债务“调整”程序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通货膨胀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一般是12%～17%，投资回报的条件被这个高利率强行规定：回报要来得很快而且收益率要非常高。　　1982年10月之后，美国为了收缴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成十亿美元计的资金而专业实施过一些政策，这些政策为美国的银行系统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流动性这样的额外好处，但是华尔街还在施压，而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最热心的是解除金融市场的“政府枷锁”，这样做的结果是难以描述的金融过剩。当20世纪80年代末尘埃落定之后，才有人开始认识到，里根的“自由市场”其实正是把整个国民经济搞坏的手段。　　1981年8月，里根总统签署了战后历史上最大的减税法案。这个法案给予某些投机式房地产——尤其是商业房地产——很慷慨的税收减免待遇。政府对企业并购的限制也解除了，这是华盛顿给出的明确信号，“任何事情都可干”，只要能刺激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上涨就行。　　1982年夏天，白宫从保罗·沃尔克和美联储那里得到准信儿，利率水平终于要开始下调了，投机行动已经准备就绪。那年春天，俄克拉何马州的一家不大的石油和房地产银行佩恩广场银行破产。这个事件与墨西哥（债务）危机联系在一起，使沃尔克相信，放松对货币供给的扼喉行动时机已到。从那年的夏季到12月，美联储连续七次调低了贴现率，把利率水平降低了40%。金融市场因低利率而开始疯狂。债券和股票红火兴旺。外国资本涌入纽约金融市场来分享好处，把美元汇率推得越来越高。　　里根的“经济复苏”并没有鼓励投资、改善产业技术和提高生产力,只有极少数军事航空航天公司得到创记录的政府国防合同。相反，资金被用于房地产投机、股票投机和得克萨斯州或科罗拉多州的油井,这些都是“避税所”。　　沃尔克的利率下降了，发烧的温度却更高了。欠债是最新时尚。人们这样推理：利息降低了，今天借钱明天还钱是“比较便宜”的。但是这些并不奏效。美国城市20年之久的长期不景气还在继续，桥梁垮塌,道路失修破损，崭新的用玻璃当外墙的购物中心建起来了，里面却经常空无一人。　　破坏工人组织　　在里根政策的核心处，工会被定性为“麻烦的一部分”。劳工和管理层之间事实上的阶级对抗被挑动起来，然后是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被一个个地击破。　　解除政府对交通的管制，是里根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汽车和航空运输都被“解放了”。“非工会”的廉价航空公司和货运公司数量增加了，安全标准往往很低,甚至有些根本就没有安全设置。事故发生率上升，工会工人的工资水平下降。里根的“复苏”计划好像按一按电脑键盘就可以把初出茅庐的股市交易商变成百万富翁，可是人口众多的蓝领熟练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却被迫降低。在华盛顿根本无人理会这种问题。保守的里根和共和党说工会“几乎就是共产党”。19世纪的英国式“廉价劳动力”政策成了华盛顿的正式方针。　　曾经强大的美国卡车司机工会、美国汽车工人工会、钢铁工会等工会组织千方百计为即将退休的老年工人争取利益或保持工作岗位，但是后来还是都做出了让步。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逐渐下降，而少数人的生活水平空前提高。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两极分化。　　“后工业社会”的新教条从华盛顿一路鼓吹到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美国经济繁荣不再与投资最现代化的工业能力相关联。钢铁已被宣布为“铁锈地带”的产业，因为钢铁厂生锈，连鼓风炉都坏了。“金钱所在之地”现在是购物中心、闪光的大西洋城、拉斯维加斯赌场和豪华度假酒店。　　里根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投机热潮中，资金从国外流入，给这个狂热季火上浇油。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美国已经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净负债国，这是1914年以来的首次。很“便宜”的债务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美国家庭欠下创纪录的债务去购买房屋、汽车、录像机。政府借债是为了弥补巨大的税收损失和为里根的扩充防务计划融资。　　截至1983年，美国政府的年度赤字上升到闻所未闻的2000亿美元水平。与创纪录的赤字一起增长的是国债，这是用来支付利息的：华尔街债券交易商和客户赚到了创纪录的利息收入。美国政府支付的全部债务的利息在六年内——1980年到1986年——从520亿美元上升到1420亿美元以上，涨幅接近300%，相当于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1/5。资金从前联邦德国、英国、荷兰和日本流入，期望借助强势美元也在房地产和股市投机中捞一把。　　布什吹起泡沫赢得大选　　1985年美国的经济前景阴云密布，威胁到副总统乔治·布什未来的总统野心。这一次又是石油来“救命”，不过这一次的方式和20世纪70年代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导演的石油冲击很不一样。华盛顿显然是这样推理的：“既然我们有办法把油价推上去，当我们需要时为什么不能把它降下来？”　　沙特阿拉伯（被说服）深信应该实行“反向石油冲击”，用她自己丰富的石油去淹没不景气的世界石油市场。欧佩克石油价格直线跳水。1986年春天，油价从数月前每桶平均将近26美元降到每桶10美元以下。华尔街经济学家像变魔术一样宣告对通货膨胀的最后“胜利”，同时别有用心地忽略石油在20世纪70年代制造通货膨胀和在20世纪80年代消除通货膨胀中的作用。　　然后石油价格继续下跌，威胁的已不仅是小型的独立生产者竞争对手了，英国和美国石油巨头的自身利益也受到威胁。1986年3月，布什悄悄地访问了利雅得。据报道，他告诉国王法赫德，价格战应该停止了。沙特石油部长亚马尼当了华盛顿政策的替罪羊，而石油价格实现了一种变通式稳定，维持在每桶大约14～16美元的低水平上。　　1986年的这场石油价格大跌引发的事件，可与 1927年至1929年华尔街股市泡沫相提并论。利率下降比油价下跌更加迅速，因为想在纽约股票交易市场“斩获一把”的资金流入太多。一种全新的金融模式成为华尔街的流行时尚——杠杆收购。因为资金成本下降，股票价格上升，加上里根政府一直推行的“自由市场”这种信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干的。一个经营有方的百年老工业公司，不论是生产轮胎、机器还是纺织品，都可能被 “出击手”当成靶子；“出击手”是华尔街对一种新型法人（专干并购的）——“兜底”人的称谓。各色人等（如T.布恩·皮肯斯、迈克·米尔肯或伊万·布斯基）都去充当杠杆收购里的头面人物，然后变成纸上亿万富翁。“杠杆收购”作为全新的企业管理理念在庄重威严的机构里被推崇和赞扬；哈佛商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以市场“效率”的名义，把这种疯狂合理化。　　里根当政时期（算上前后共10年），有将近1万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投机性房地产投资。这是以往时期的几乎两倍，一个创纪录的水平。大大小小的银行都不希望它们的资产状况受拉丁美洲的牵连，它们第一次直接进入房地产，传统的企业贷款不再是它们唯一的领域。　　“储蓄-贷款银行”被抢劫　　储蓄-贷款银行是成立于大萧条时期的处于另外的监管体系中的银行，对购房者来说,是安全的长期抵押贷款的来源。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推行的华尔街“自由市场”的一部分，对这些银行的管制也被解除了：里根政府于1982年10月通过的《甘恩-圣哲曼储蓄机构法》，取消了所有的监管限制；储蓄-贷款银行也可以“申办”存款批发了——这是一种高收费的“存款兜售”（brokered deposits）生意。《甘恩-圣哲曼储蓄机构法》允许储蓄和贷款银行对它们喜欢的任何项目投资，美国政府为每个账户提供10万美元的存款风险担保，使储户在银行出问题的时候免遭损失。里根总统在签署《甘恩-圣哲曼储蓄机构法》的仪式上，以拉斯维加斯的形象，热情洋溢地对应邀前来的储蓄和贷款银行的主管们说：“我相信我们已经中大奖了。”这个“大奖”，就是用纳税人的利益垫底、1.3万亿美元的储蓄与贷款银行系统崩溃的起点。　　新的法律敞开了储蓄与贷款银行的大门，向着批发金融投机行为和无法约束的投机风险首次敞开。它还使储蓄与贷款银行成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的理想工具，以数十亿美元计的来自20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美国可卡因和毒品生意的黑钱，在这里洗白。唐纳德·里甘以前的公司——美林证券的卢加诺办公室，曾经卷入“比萨大亨”案中海洛因黑手党的数十亿美元的洗钱案。　　解除管制后的西部牛仔式豪放心情创造出一种氛围，在这里，守规矩的、经营良好的储蓄银行敌不过经营可疑资金却从未受到质疑的银行，美国中央情报局、布亚诺家族以及干有组织犯罪买卖的家族都需要有银行为他们秘密服务。布什副总统的儿子尼尔·布什是科罗拉多州西维拉多储蓄贷款银行的负责人，后来因非法行为受到政府的指控。当他的父亲1988年得到共和党总统提名后，尼尔知趣地在一周内“辞职”。　　为了和新近解除管制的银行和储蓄贷款银行竞争，金融界最保守的企业——人寿保险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大规模地加入房地产投机。和对手不同的是，保险公司从来没有被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可能是因为它们过去一直非常保守。保险公司的保单持有人没有（联邦）政府保险基金的保护，而银行的客户却有这样的保护。1989年保险公司账面上的房地产价值是大约2600亿美元，而1980年只有约1000亿美元。可是在那个时刻，房地产业正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萧条中走下坡路，连累保险公司发生战后的首次破产，因为恐慌的投保户要求取回他们的资金。　　20世纪80年代储蓄与贷款银行的崩溃，最终代价在1600亿美元以上。有人估计，实际的经济成本高达9000亿美元。1986年至1991年之间，新建房屋的数量从180万下降到100万，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底点。　　事实很简单，自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发生以来，纽约的金融势力变成了高居于一切国家利益之上的权力，以至于1982年墨西哥危机之后，在华盛顿几乎听不到任何异议。债务数额的增长令人惊愕莫名。里根1980年底当选总统时，美国私人和公共债务总计为3.873万亿美元，10年后扩大成10万亿美元。这就是说在很短的期间内，新增的债务超过6万亿美元。　　生产性经济部门承担很重的债务负担，美国工业的厂房设施和劳动力退步，20年来缺少维护累积起来的问题开始体现出来：美国多处发生重要的基础设施倒塌和损坏。公路缺乏养护出现裂缝；桥梁结构破损并发生倒塌；供水系统在贫困地区（如匹兹堡）出现污染; 大城市的医院失修，提供给贫困人口的住房破烂不堪。根据建筑业的组织美国建筑公司协会1989年的估计，仅仅按现代标准重建美国摇摇欲坠的公共基础设施，就迫切需要3.3万亿美元的净投资。华盛顿对此充耳不闻。　　布什政府提出让“自由市场”发挥私人积极性来解决这些问题。1990年华盛顿发生过预算危机。里根的“复苏”计划把利益分配得不公平，这很快就体现在美国政府有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的人数上。　　1979年保罗·沃尔克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推行他的货币休克行动时，政府记录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数是2400万，以每年6000美元为贫困线；198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200万，增加了30%以上；而里根-布什的减税政策把财富集中到一个小小的精英集团手中，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根据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一项研究，从1980年以来，20%最高收入人群的实际收入增加了32%。这个财富差距还要发生急剧扩大，不过要等到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上台、推动美国历史上最激进的减税政策通过的时候。小布什将以特有的活力，把金融托拉斯早在1973年就写好的脚本付诸行动。　　反映了“自由企业”和政府补贴的奇特组合的美国医疗保健费用，在此时也上升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英国一倍，但是还有370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贫困的黑人、西班牙裔失业者居住的城市贫民窟，这让美国大城市的卫生水平看起来有点像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而不是世界上最先进工业国家应有的水平。　　日本也来拯救布什　　1987年10月19日，泡沫破灭。这一天纽约证券交易市场崩盘，道琼斯指数下跌508点，为历史上单日跌幅之最——跌破了里根的“复苏”计划。　　不过这不是美国权势集团、布什和洛克菲勒派的战略。他们本来决心用足够的资金维持泡沫不破，直到新总统布什把世纪末大战略付诸实施。　　1987年10月的股市崩盘是一个信号：没有管制的金融投机快要结束了。金融投机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维持“美国世纪”的经济动力。　　面临1988年11月大选的乔治·布什，千方百计要做到在1987年10月股市崩盘后继续让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债券和股票市场，把选民记忆中里根-布什的经济复苏幻想保持住。　　他问计于先前的竞选班子总管和密友、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得到美国权势集团伸出的援手。华盛顿向中曾根康弘首相的日本政府放过话，说一个民主党总统（若当选）会损害日本对美国的贸易。中曾根康弘于是敦促日本银行和财政部配合行动。1987年10月后日元利率走势越来越低，使美国股票和债券以及房地产相对地更“便宜”。　　数十亿美元流出东京进入了美国。1988年美元仍然坚挺，布什在选举中击败了他的民主党对手。为了确保得到这个支持，布什向日本资深人士私下保证过，下一届布什政府将“改善”美日关系。日本向美国的金融让步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一个投机大泡沫——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股市和房地产最大的投机泡沫。当日本银行担心经济失控而于1990年开始提高利率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在崩溃，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萧条和通货紧缩，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　　布什新政府的计划实际开始于1989年初，目的是压迫某几个盟国——特别是前联邦德国和日本，多承担一些“负担份额”，用这个方法来对付美国的巨额债务压力。布什政府的说法是，苏联正在崩溃，唯一还在的、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和经济规模的超级大国，就是美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布什认为前联邦德国、日本和其他的主要经济和军事盟国都应该增加一点财政支持来维持这个超级大国。敲诈勒索总要有个说法，还要遮上一层薄纱。　　无论华尔街和它在华盛顿的盟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如何千方百计，到这10年将尽的时候，美国的超级大国主导地位的前景比任何时候都更糟糕。国内经济在相当程度上降落到第三世界或前东德的水平，这是自1971年以来各种疏忽的后果：沃尔克的利率休克疗法、美国企业精英向外投资的决定，还有从墨西哥到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　　1989年纽约货币中心的大型银行状况很不好，参议员罗伯特·多尔在白宫召开过一次紧急的秘密会议，对一份参议院机密报告进行讨论：报告显示11家美国最大的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最大的那一家——花旗银行——被描述为“脑死亡”。金融托拉斯需要采取激烈的措施。艾伦·格林斯潘接受布什任命，接替沃尔克（主政美联储）。他将用行动证明，他对华尔街老朋友一定会有求必应。　　第十三章 美国世纪薨殁之痛：偏航的格林斯潘金融革命　　“我们进入21世纪了，残破的19世纪银行检查制度的理念靠边吧……对加盟银行业的那些部门用不着、也不应该再设立银行式的监管规定了。”　　——艾伦·格林斯潘于1999年呼吁解除银行管制　　格林斯潘的远景议程　　为期7年的沃尔克货币休克疗法触发了整个第三世界的支付危机。纽约和伦敦的大银行把回流的石油美元贷出去了数十亿,以便第三世界用来进口20世纪70年代涨了价的石油，可是她们突然无力偿付这些贷款债务。　　1987年8月，布什下决心要在里根卸任后当上总统，这时离1988年8月大选还有一年的时间。布什说服了里根，任命一位新的美联储主席，这个人必须更顺从、更听命于华尔街。布什不相信沃尔克有足够的党派忠诚，担心他会在不适当的时候压低经济增长，把布什在竞选中获胜的机会弄丢了。艾伦·格林斯潘这个人很少让他的华尔街货币托拉斯的老板失望，在接下来的将近18年中，他用“铁腕”控制了美联储。格林斯潘主政的18年是金融管制取消、投机泡沫接连不断和不稳定的18年。　　格林斯潘亲自操舵，把洛克菲勒的金融自由化议程的下一阶段所需要的舞台搭起来；这是在纽约大银行把美国国内一切有价值的储蓄银行都洗劫一空以后的事情。洛克菲勒的金融自由化将以革命的形式到来——这就是格林斯潘的“新金融”革命，但它真正的内涵其实还是“货币到底是什么”。　　精心安排好的媒体宣传使得普通民众相信，艾伦·格林斯潘大致上还是很敬业的公务员，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他在金融危机管理方面有特殊的技巧，最终还是挽回了局势，挽救了国家的经济和银行。他因此赢得了“大师”的称号。不过这里面有那么一点名不符实。　　大师效劳货币托拉斯　　就像美联储的每一届主席一样，艾伦·格林斯潘也是美联储的主人们仔细挑选出来的忠实仆从：美联储是被私人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系统在1913年创立的，那年12月23日圣诞节休会的前一天，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国会匆匆通过了关于美联储的法案。在“刘易斯诉美国”案中，美国上诉法院第九巡回法庭的判决曾经确认过这一事实：“储备银行不是联邦的工具……它们是独立的、被私人拥有的，由各地自行管理的（金融）公司。”　　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全心全意地把美国对世界金融的统治向前推进；而主导了世界金融的这个国家的国内经济基础，从1971年之后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破坏。　　格林斯潘很清楚是谁给他的面包上抹了黄油，所以他很忠实地为美国国会1913年所称的“货币托拉斯”效劳——这是一个滥用公众信任、到处伸手攫取工业控制权的金融领袖的阴谋集团。　　很有趣的一点是，1913年支持联邦储备委员会成立的那些金融机构，后来都是证券化革命的中流砥柱，其中就有花旗银行和J.P.摩根银行。它们两家在最重要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都有股份，而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是美联储体系的核心。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股东是美国存管信托公司，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央证券存管银行，它的总部设在纽约，持有100多个国家发行的250多万种美国和外国的资产股票、公司和市政债券，价值超过36万亿美元。它及其附属公司每年过手的证券交易额超过1500万亿美元。这个业绩对于一家大多数人从没有听说过的公司来说相当可观。存管信托公司独家垄断了美国的此类业务。他们把所有的竞争对手全都收购了。这家公司的存在可以部分地解释，在美国经济已经基本上成了淘空的“后工业”荒原的很长时间里，纽约为什么还能够主宰全球的金融市场。　　格林斯潘已故的朋友艾恩·兰德，一个纯粹的自由市场教条的信仰者，曾经指责美联储主席亲手干预经济。可是他不知道，在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的18年里，每一次大规模金融危机中都贯穿着一条共同的主线：格林斯潘利用他的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机构的首脑地位，用一次接一次的金融危机来推动和巩固以美国金融为中心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而且几乎每一次都严重损害了经济和人民的普遍福利。　　无论是1987年10月的股市崩溃、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国债拖欠，还是后来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在每一种情景下，格林斯潘都拒绝对美联储控制的股票保证金率的规定作任何技术性修改，以便使网络股市泡沫降温；就在他知道利率已经见底时，他还在鼓励可调利率(ARM)的抵押贷款；格林斯潘利用了接连不断的危机（大部分是由他写的热门评论和他的利率政策引发出来的）来推动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和市场管制的自由化进程，让大型金融机构可以不受阻碍地自由运作。　　危机越滚越大的游戏　　风险全球化和市场管制自由化就是2007年夏天从美国开始的全球资本市场危机的实质。格林斯潘在任职的18年里把金融市场推入一个又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危机，他是在执行货币托拉斯的压倒一切的计划。到2009年年初时，我们可以对格林斯潘的证券革命下定论了：那是一座“遥远的桥”，美元和美元金融体系走不动了——它永远不会走到那里，它对全球的统治快要终结了。　　国会对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实施管制的每一个要求，都遭到格林斯潘的坚决反对；他还拒绝修改对贷款买股票的保证金规定;他一再支持低质量、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10多年来他不顾一切地削弱对商业银行兼营投行和保险业务的限制，最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他支持小布什大幅度减税的政策——减税在2001年以后引发联邦赤字；他支持把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私有化，把数万亿美元的现金送到华尔街的金融盟友手中——所有这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所谓证券化革命的具体表现，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金融新世界，那里的风险已经从银行分离并远远地扩散到全球，没有任何人还能把真正的风险辨认出来。　　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前，是美国最强大公司如美孚石油公司、摩根担保信托投资公司和摩根公司的董事；他当华尔街顾问时，他的客户中有摩根银行。1987年他被华尔街和大银行挑选出来实施他们的“大战略”。对他的第一次考验，将是在1987年10月对股票市场进行操纵，他的工具是在当时还很新颖的金融衍生品。　　1987年的格林斯潘范式　　格林斯潘在1987年10月20日股市崩盘后的救市方法，是通过对芝加哥股票指数衍生品的采购在幕后操纵股票市场，以输入巨量的流动性去支撑市场。他的采购以美联储在后面不动声色的流动性担保来支持。美联储当时曾经非常清晰地告诉市场上的大户，它们都“太大而不能破产”——这是美联储的行话；如果一家银行能在百亿美元的规模上做泰铢投机生意或从事网络股票保证金投机，它就不用再担心风险了：有格林斯潘兜着呢，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一定会出来搭救银行界的老朋友。　　1987年10月在股市崩盘引起道琼斯指数历史上最大单日跌幅——508点——的同时，新的电脑交易模型又来火上浇油；要知道电脑交易股票衍生品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理论，和传统的猪腩期货是一回事。　　1987年的股市崩盘清楚地显示，当需要流动性时市场上不会有真正的流动性。所有的基金经理都会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卖空和对冲股票指数期货的头寸，虽然都不过是徒劳的挣扎。　　纽约的一位场上交易商斯蒂芬·扎伦加这样描述1987年的股市危机情景：“在期货市场上人们已经是大折扣出手了……交易员买下之后转身就卖出，都把现金交易市场往下推，让它跌得更快，市场最终一跌到底。”　　扎伦加还说:“华尔街那些最大的公司发现，电脑按照预定程序自动交易金融衍生品的行动竟然无法停止。私下的说法是人们不得不拔掉电源，或者切断计算机的线路（传闻甚至用了走廊上的消防斧），如果不关闭电脑，交易指令就会不停地直接发到交易大厅去。”　　“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周一或者周二曾经认真考虑过关闭市场，关几天或几周，并宣布这个决定……”正是在这个时候，格林斯潘发表了匪夷所思的见解。他毫不含糊地说，美联储将向券商提供所需要的贷款。这就是市场的转折点，格林斯潘在1987年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这件事情，已经让市场开始抛售了。　　1987年10月的那个一日崩盘事件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股市下跌的规模，而是下面这个事实：美联储未经公示，就通过格林斯潘在纽约大银行（如摩根银行）等地的亲信，从10月20日起进行干预、操纵股市复苏，而且使用了被称为衍生品的新金融工具。　　可以看得见的转变是，在周二中午时分（1987年10月21日），芝加哥市场上纽约蓝筹股的大宗期货股指开始按溢价交易——市场要复苏了，而当时道琼斯股票还在一个接一个地跌停。　　股市崩盘被扭转了。套汇商重新开立帐户建仓，芝加哥市场的大宗股指期货可以溢价出售了。人们后来发现，只需要在芝加哥大宗期货市场上购买大约800份股指期货合同就足够了。格林斯潘和他的纽约盟友把同一个衍生品交易模型反转过来运用，就这样策划操纵了股市恢复。这是金融衍生品时代的黎明。　　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多数人受人引导而相信，美联储是货币业务的审计员，是那些最大的银行的独立监管人，它将确保银行系统的稳定并防止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银行恐慌再现。总之，美联储最重大的职责是充当“最后的贷款人”。　　在格林斯潘统治下，1987年10月以后的美联储日益演变成了“第一贷款人”。美联储扩大了救援对象的范围，从美联储原来的银行监管职权范围内的银行，扩大到对股市的操纵（1987年），再扩大到对冲基金（1998年9月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的支付危机）。　　格林斯潘的最后礼物是把美联储“最后贷款人”的职能送给美国的纳税人，请他们在“格林斯潘证券化”数十万亿美元的抵押证券泡沫破灭的时候，把货币托拉斯——大银行和大金融机构从泥潭里拉上来。　　1999年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时候，发生过一个被淹没到财政部故纸堆里去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插曲：格林斯潘的美联储决定随时救助美国金融界风险最大的和最不确定的新企业，话说得非常清楚。到了这个时候，“格林斯潘证券化革命”的舞台已经搭好了。　　这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美联储对1987年后银行监管的自由放任政策，在格林斯潘1987年10月第一次国会听证的时候已经暗示过了。自由放任政策是格林斯潘后来解除管制和推行金融证券化的关键步骤。　　1987年10月股市崩盘后3周，11月18日那一天，格林斯潘告诉美国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导致的可控的更大风险完全符合公众的利益。”　　格林斯潘反反复复念这个咒语，直到12年后，1999年正式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格林斯潘的美联储从1987年崩盘后一直在支持不加监管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使它的全球名义交易量发生了真正爆炸式的增长。1987年以来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扩大了23倍以上,两年多以前（2006年年底）达到了370万亿美元：这是任何人也无法理解的交易规模。　　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呼吁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他在摩根银行和花旗银行的老朋友们早就采取过行动了。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正式名称是《1933年银行法》，它的内容是分离商业银行、华尔街投资银行和保险业；它的最初目的是解决导致1930年银行倒闭风潮的三个主要问题：　　首先，如果银行将自己的资产投资于证券，一旦发生股市崩溃就会危及商业和储蓄存款人。其次，不合理的贷款是由银行贷出去的，目的是人为地支撑某些公司的证券或头寸的价格，在这些公司中银行投入了自己的资产。第三，银行在证券的所有权、价格或分配方面的财务利益会不可避免地诱惑银行官员强行要求银行客户投资证券，而这些证券是银行本身受到压力所出售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冲突，并诱发欺诈行为和滥用职权。　　提供投资银行服务和共同基金的银行受到利益冲突和其他滥用职权行为的左右，从而损害它们的客户，包括借款人、存款户以及代理银行。同样，1999年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之后再也没有该法律的限制，因此银行可以提供证券化的抵押贷款债券及类似产品。这是通过它们独创的具有特殊目的机构，“从银行账本”上消除风险。这些银行在这些事情中属于共谋。这些事情将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即次贷证券欺诈行为。　　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他的《大崩溃的历史》中指出：“美国国会关注的是商业银行,特别是联邦储备系统的银行，是它们加剧了股市的下跌，同时又受到股市的伤害，部分的原因是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持有和交易投机性的证券。”　　加尔布雷斯指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立法史表明，美国国会看到了更加难以察觉的危害，并且反复提出这一点；如果一家商业银行超越代理人或管理者的业务范围，插足投行的业务，不论是直接插手还是通过建立子公司来持有或出售投资债券，就一定会产生危害。” “1929年有一家投资公司高盛公司向三家有关联的信托基金——高盛贸易公司、雪兰多公司和蓝岭公司——安排和销售了近10亿美元的证券，最后它们差不多都贬值到零。”　　卷土重来　　纽约的大银行早就想废除1933年美国国会制定的限制措施了。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是他们“登坛拜将”所请来的大将。以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和桑迪·威尔的花旗公司为首的美国顶级银行花费了1000亿美元，游说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向他们提供竞选捐款，目的就是解除大萧条时期规定的对银行和股票担保的限制。　　这项法律一旦废除，2001年以后证券化革命的闸门就打开了。　　格林斯潘就职后两个月内、纽约证券交易市场大崩盘之前几天，1987年10月6日，格林斯潘对国会说，由于落后于新技术而受到损害，由于受制于50多年前制定的监管制度而被“冷冻”，美国银行正在失去竞争力，因此必须获得新的权力，重建与其他金融机构竞争的平衡：“银行提供的基本产品——信用评级和风险分散化——还不如10年前有竞争力。”　　《纽约时报》当时就指出：“格林斯潘先生从来都比他的前任保罗·沃尔克更倾向于对银行系统去监管化。”　　那天格林斯潘是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第一次向国会作证，他的证词对于理解他将要推行很长时间的政策的连续性非常重要，这就是一直持续到前不久的证券化革命和最新的“新金融证券化革命”。再次援引《纽约时报》：“格林斯潘先生谴责银行丢掉了竞争的优势，指出‘过于死板’的管制体系束缚了银行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阻碍了竞争。可是他马上又指出另一个‘特别重要’的新发展，即数据处理和通信技术方式的进步，已经使其他机构篡夺了银行的金融中介的传统作用。换句话说，银行能够对经济做出贡献的主要机制——信贷——已经处于危急当中。　　银行是靠掌握借款人信用资质的最佳信息，拿自己的钱冒着风险去放贷的。”《 泰晤士报》报道过格林斯潘对技术进步挑战银行的看法：“大批网上资料库、强大的计算能力和通信设施几乎能瞬时提供信贷和市场信息，允许贷款人对信用资质作出自己的分析,制定和执行复杂的交易策略以规避风险”。他强调指出，这一变化“对存款机构的竞争力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同时又加强了证券化资产市场的竞争优势”；这些资产指的是商业票据、按揭债务的债券，甚至包括汽车贷款。　　他最后说：“我们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把银行同银行以外的金融或商业活动分隔开来的最有效办法，是成立控股经纪公司。Ibid.”但是对于一家银行控股公司来说，联邦存款保险基金（即为每个账户担保最多 10万美元的银行存款保险金）将只保护它的核心银行，而不保护千奇百怪的对冲基金或从事（资产负债表）表外活动的各种子公司。结果是，一旦发生像今天一样的证券市场崩盘，真正的最终贷款人的贷款人——银行风险的担保人，就成了美国的纳税人了。　　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是一场在国会打的旷日持久的硬仗，一直打到1999年，最后才彻底取消这一法案，没有保留任何条款。克林顿向花旗集团董事长桑迪·威尔赠送过一支钢笔，他就是用这支笔签署了1999年11月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废除原有的限制性法令的新法）。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做出这个姿态真是有点怪怪的。推动国会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决定性人物是格林斯潘。1999年2月11日在众议院银行和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格林斯潘宣布：　　……我们多年来一直支持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和《银行控股公司法》作重大修改（如在H.R.10号法案里的修改），以便消除整合银行、保险、证券业的法律障碍。各有关方面——私营和公共部门都包括在内——几乎一致认为这种障碍必须清除了。能够分解风险的新的金融产品在新技术的驱动下蓬勃发展，已经把银行、保险、证券业产品的独特之处结合起来,变成单一的金融工具了。　　格林斯潘在1999年的听证中明确表示，撤销限制意味着对新近批准的金融大集团的更少而不是更多的监管，这一个行动就把眼前这个大崩溃的闸门打开了：　　“我们进入21世纪了，残破的19世纪银行检查制度的理念靠边吧。银行当然需要监管，因为它们和安全网的联系太密切了。不过我还是认为，监管的内容和范围应该更加符合市场的现实。　　然而，对加盟银行业的那些部门用不着、也不应该再设立银行式的监管规定了（字体由笔者加粗）。”在1930年大萧条时银行控股公司因其内部利益冲突而失败、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失业、住房抵押品赎回权，这就是国会当年制定和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首要原因。　　“……10年前难以想象的战略…… ”　　2007年6月，即次贷危机爆发前几周，《纽约时报》报道高盛公司时，这样描写由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除而创造出来的新金融世界：“华尔街在继续铸币、给公司并购出主意、帮它们上市的时候，真的货币——多得吓人的货币——在资本交易和投资中被创造出来，令人晕头转向的产品和战略覆盖了全球，这些在1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纽约时报》说的是什么呢？是证券化革命。　　《泰晤士报》援引了高盛公司主席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对新的金融证券化、对冲基金和衍生工具世界的评论：“我们已经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罗斯柴尔德家族或摩根这些银行家在全盛时期都是这么干的。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把事情弄得不对头了。”　　正像华尔街大多数银行家和金融业人士一样，布兰克费恩视罗斯福新政为偏离常规，公开要求回到20世纪20年代J.P.摩根和其他大亨滥用职权的那个表面风光的时代。布兰克费恩的眼中钉《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终于被克林顿取消了。要知道高盛公司是克林顿竞选时的主要资助人，这个公司在1995年甚至将自己的总裁罗伯特·鲁宾“派给”克林顿，先当“经济沙皇”,然后从1995年起担任财政部部长。后来，高盛的另一个前总裁亨利·保尔森担任布什的共和党政府财政部长。货币权力不认党派。　　罗伯特·库特纳是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2007年10月，他在美国国会议员巴尼·法兰克的银行业和金融业委员会面前作证，点出了大萧条的“阴魂”：　　自从1999年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来，经过近10年事实上的战斗，超级银行已经再次把20世纪20年代祸害过经济的“家伙”——投机性贷款——又拿起来用了：那里面包含着深刻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它们把这种贷款包装起来，再使它证券化，然后批发零售——全都抛售出去，在每一个步骤上都提取费用。另外，贷款包装的说明比20世纪20年代更不透明，连银行监管人员都看不懂，大部分内容根本就不是说明；全部过程都用计算机和自动执行的程序来保护。　　次贷发生的最初几周，道琼斯《市场观察》的评论员托马斯·科斯蒂根写过文章，评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作用：　　废除这项法令打开了证券界欺诈、操纵和过度信贷杠杆的闸门：原来银行和券商还是相互独立的，禁止它们联手是为了防止利益勾结、金融崩溃、市场垄断等所有这些事情。　　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被取消了，禁止券商和银行联姻的法律没有了——金融超市马上就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内容，例如花旗集团、瑞银集团、德意志银行，等等。现在银行绊倒在自己的不良抵押贷款上，我们很值得问一问：如果《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还有效，次贷失败是否会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如此之大的破坏？　　降低风险的常规途径从来都是保持（金融机构）的多样性。《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当年坚持拆分银行和券商的金融权力，就是为了保证机构的多样性；国会当年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就是要禁止银行拥有无所不为的金融经纪公司，反之亦然：投资银行收购公司、收购市政证券这种事情是不允许发生的，银行的存款人和股市崩溃风险也被隔离开——因为股市风险会触发大萧条。　　但是，银行以高折扣的优惠交易和共同基金为工具步步推进蚕食证券业，让证券业大叫上当。所以1999年就非常能说明问题了，这些行为不受限制了，金融巨头就一头撞了进来。花旗集团一马当先，其他银行随后跟上。我们看到美邦、所罗门兄弟公司、普惠公司等券商都在这里面吃饕餮大餐。　　经纪公司本来应该建造一道中国长城，把投资银行与证券交易和研究活动分隔开，目的是防止交易的操刀手迫使他们搞研究－评级的同事向客户提供表面上更好看的结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同舟共济的幌子下干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道“长城”在网络大泡沫的时候有什么用：它们把几个公司的评估抬上天——而它们刚好是由同一家公司担保的，这家担保公司还正在出售自己的证券。这道长城在新式银行的家园里一边修建一边开裂，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没有人管。　　没有人认真地质疑过这个狂热的新时尚：银行的抵押贷款被再次当成抵押担保、变成各种不同模式的金融工具，然后同一个机构用另外一只手把它卖出去。他们现在……　　如果银行接受的是第三方证券分析师的认真审查，它们面临的问题一定比在同一个餐厅用餐的“审计师”提出的问题更多、更严肃。然后还有收费、私下交易、推销技巧这种事情，也就是说人们会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去操纵价格、去动心思，不会去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而出力。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本来至少预示了名称中的第一点：透明度格拉斯的原文为Glass，意为玻璃。——译者。当外人向里面看时应该是最透明的。可是当所有的人都从里面向外看时，他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这不是好事——迫近的或者落下的东西都看不见，大家全都待在同一个垮下来的屋顶下面。　　国会目前正在调查次级抵押贷款崩溃事件。立法者正在考虑收紧贷款规则，让次级债的二手买家为坏贷负责，还有一点救助部分房主的积极打算。可是这些都是打补丁式的权宜措施，修补不了这个破损的系统：这个卖家、推销员和评级人员都是同一帮人的系统内部是一团乱麻。　　要命的格林斯潘网络泡沫　　克林顿签署的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文件墨迹未干，格林斯潘的美联储就已经全面行动起来，为下一次危机呼风唤雨：他们要吹起一个超过1929年的股市泡沫，那个泡沫也是由美联储蓄意制造出来的。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随后1998年8月俄罗斯的国债违约拖欠，在一个全球资本流动大局中，推动了一次非常有利于美元的深刻变化。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大多数新兴市场遭到美国对冲基金发动的、协调一致的、有政治预谋的组合拳攻击，一时狼烟四起。为首的是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朱利安·罗伯逊的美洲豹－老虎基金、摩尔资本管理公司，据报道还有约翰·梅里韦瑟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元的影响非常显著，非常有利，非常令人怀疑。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世界顶级央行的组织，总部在巴塞尔）安德鲁·克罗克特指出，1996年东亚国家有33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赤字，因“1998～1999年投机性游资流入”，经常项目转为顺差870亿美元；2002年再扩大为2000亿美元，实在令人惊叹。而大部分盈余以亚洲央行购买美国国债形式又回到了美国，实际上是为华盛顿融资，推动美国利率大幅下降，为正在出现的“新经济”——纳斯达克网络信息技术的繁荣火上浇油。　　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最危急的时刻，格林斯潘拒绝采取任何行动缓和金融压力，直到亚洲股市崩溃；1998年8月俄罗斯的国债违约拖欠使通货紧缩蔓延开来，这时候格林斯潘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介入，去救助由于俄罗斯危机而濒于破产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与此同时,格林斯潘第一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0.50%,几周后再次降低0.25%。这个不同寻常的大降息是给刚刚出生的纳斯达克信息网络泡沫斟上的一小杯“威士忌”。　　1998年年底，由于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和大量增加流动性，以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为首的美国股市变得狂热起来。仅仅在1999年新经济泡沫最盛时，美国家庭持有的产权股票新增价值就达到惊人的2.8万亿美元，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5%以上，这些都是写在账面上的“价值”。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前对银行和投行的限制现在都没有了，原来不允许投行推销自己投入市场的股票，现在没人管了。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在欺诈性的互联网和世通、安然之类的公司股票交易中赚的酬金，都是以千万美元计数的。“兴旺的20年代”再现——这一次还带着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涡轮推进器。　　格林斯潘2000年3月的言论　　2000年3月，在网络股市狂热的顶点，格林斯潘在波士顿的一个大学研讨会上发表过一次讲话。他对新经济发表的夸夸其谈式的看法，只是重复他对信息技术革命、对技术化的金融市场的赞美。 这一次他走得比较远，超越了他以往对IT股票泡沫的“财富效应”的歌颂；他一直都在说是家庭开支在强劲地支撑美国经济的增长。　　格林斯潘说：“几年以来越来越清楚的是，本次经济周期和二战后构成美国特色的其他经济周期之间，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不同之处：它不仅创造了经济扩张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还使经济增长比预期更加强劲。”　　他下面的话越讲越有诗意：　　我今天讲的一切，都是关于这个伟大的业绩——毫无疑问,信息技术革命是它的源泉……当历史学家在20年后回顾20世纪90年代这最后几年时，我猜想他们会下结论说，我们今天是在见证美国经济史上最关键的时期……这些创新体现为最近潮水般涌现的无数创业公司，它们以各种方式利用了互联网，其中许多将要为我国的生产和流通制度带来革命性改变，并且将要成为主导力量。资本市场的参与者，虽然面对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还不太适应，但是它们正在尽力理解并对这些公司进行恰当的评价。这些新兴公司的股票价格正在发生异常的波动，对这些股票的极高估价，却是在预示今后几十年难以预料的技术和商业模式。　　然后大师切入正题：通过技术和互联网把风险扩散开的那种力量，这是他对初生的证券化现象的预言：　　信息技术的影响在经济的金融部门已经被敏锐地感受到了。最重大的创新，也许就是开发出了重新分配风险的金融工具，让最有意愿并且最有能力的那些人去承担风险。在已经推出的多种金融新产品中，最值得注意的正是金融衍生品，它通过分拆和精准地转移风险为经济创造出价值。虽然这些工具不能降低真实资产中的固有风险，但是它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重新分配风险，诱使更多投资进入实物资产投资领域，这样就可以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信息技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使得创造、估价以及交换这些复杂的金融产品成为可能……　　历史证据表明，股市上每增加1美元财富，大概有3～4美分最终表现在消费支出的增加上。最近这几年财富效应的表现，就是消费支出相对于可支配收入的急剧上升和储蓄率的相应下降。此外，产权资本的价格降低推高了股票价格，很有力地支持了资本投资的繁荣。　　我们最好的判断是，在过去5年中，因为股票和房产净收益的支持，消费支出的增长比收入的增长还快，平均每年增加了一个百分点的国内消费总额。与财产收入相伴的、消费支出增长的其他来源，即另外的经济支持因素，是净进口的增加、新增加的雇员提供的更多生产和服务（超过通常的劳动就业增长，包括相当规模的移民），二者的贡献看起来不相上下。　　最值得注意的是，格林斯潘选择的歌颂信息技术股票狂潮的时机。他心里很清楚，1999年底他推动的6次加息所产生的影响，迟早要向借钱购买股票的人泼一瓢冷水。　　格林斯潘演讲后不到一周，网络泡沫破灭。2000年3月10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还在5048点，比上一年高出一倍以上。三天后，3月13日星期一，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降了4 %，跌幅引人注目。　　随后市场跌入谷底，失去了50万亿美元以上的账面财富，格林斯潘的加息措施毫不留情地让泡沫破裂了,但他一再声称只有在事后才能确认泡沫的存在。以美元来计算，1929年的股市崩溃在格林斯潘的网络股票崩溃面前，只不过是九牛一毛。格林斯潘3月份的6次加息给网络公司的股票杠杆式投机泼了一盆冷水。　　股票和《T规则》　　培育网络股市“非理性繁荣”的每一步，格林斯潘都亲身参与。股票价格飙升失控、银行和投资基金成百亿地借钱去买更多的“凭保证金”股票的时候，国会最普通的议员都看得很清楚，美联储应该动用它的“股票保证金规定”权力了。　　截至2000年2月，保证金债务已达到2652亿美元，在仅仅4个月里增加了45%。新增加的大部分是通过网上经纪人操作的借贷，而且是买入纳斯达克的新经济股票。　　根据《T规则》，美联储完全有权对用贷款购买股票的人设置初始保证金自有资金比例，从1974年以来，保证金要求的自有资金比例一直是50 %。　　当股市发生严重下跌时，提高保证金的要求将会加重股市下滑,甚至最后导致崩盘。国会认为 1929年发生的正是这样的事情；当时“保证金债务”曾占到股市全部市值的30%。这就是国会在《1934年证券法》中授予美联储控制初始保证金权力的原因。　　保证金要求曾经提高到100%，意味着“购买价”又称“实付价”或“卖价”。——译者完全是自有资金，不能借款。从1974年以来保证金率的规定一直是50%，也就是允许投资者从经纪人手里借的钱不能超过股票购买价格的一半。2000年的保证金规定火上浇油。　　美国国会为此举行过听证会。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券基金——以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保罗·麦卡利为代表的投资经理曾经告诉国会：“美联储应该立刻提高最低准备金规定。”格林斯潘先生当然要说‘不’，因为第一,他找不到保证金规定与股市变化之间有关系的证据；第二,提高保证金规定会歧视小投资者，他们唯一的证券市场“信用”就是保证金账户。　　极限的边缘　　面对1999～2000年明显的美国股市泡沫，格林斯潘不仅一再拒绝改变股票保证金规定，而且在90年代最后几年里开始用漂亮的词语论证“新经济”，并一再强调技术可以提高生产率。他是有意识地为市场“非理性繁荣”添砖加瓦。　　从1996年6月到2000年6月之间，道琼斯指数上涨9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125% 。股票价格对企业盈利率的平均比率达到了最高纪录，是1929年股市崩溃以来的最高水平。　　然后，1999年格林斯潘采取了一连串加息措施，而当时通货膨胀率甚至比1996年还要低，生产率的增长也更快。格林斯潘仍然拒绝在加息的同时调整（炒股的）保证金规定——那样做将是“美联储真的要对股市投机泡沫降温”的明显暗示；他用提息的手段影响经济，显然是期望失业率上升，然后可以强行降低工资,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利润，而不是去冷却新经济的股市狂热。所以股市没有理会他。　　知名人物包括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都主张美联储提高保证金规定，让信贷繁荣喘一口气。　　格林斯潘拒绝了这个更切合实际的策略。他在1996年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再调查听证会上也说，他不想歧视手头紧张需要贷款炒股的人。其实他很清楚，用保证金炒股的主要不是穷人，而是业内的交易老手，是出来找“免费午餐”的人。有趣的是格林斯潘用同样的说法为“次贷”找到根据，他大力支持向没有信用纪录的穷人贷款，让他们加入被他的政策制造出来的2001年以后的房地产大牛市。艾伦·格林斯潘作为美联储主席不断宣称，在泡沫的兴起阶段无法判断泡沫是否存在。2002年8月，在市场已经洞悉了他调高美联储利率的政策之后，他重申：“我们美联储考虑了一系列与资产泡沫——资产价格飙升到无法支撑的高度——有关的事项。随着事情的进展，除非泡沫证实了自己的存在，否则很难进行明确的判断。”　　股市从2000年上半年起开始暴跌，这不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而是因为投资（机）者的盲目和轻信走到了终点。财经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一年前曾宣布网络高管是新经济的先锋）现在嘲笑公众，竟然会相信那些不可能赚钱的公司的股票会永远上涨。　　《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作者说，新经济现在“看起来像一个老式的信贷泡沫”。同年下半年，美国的那些创下高额负债纪录的消费者开始捂紧了口袋。圣诞节销售惨淡。2001年1月初，格林斯潘一改往日的作风，降低了利率。在连续12次降息之后，到2003年6月，格林斯潘的美联储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经济中短期利率和其他利率的决定因素）从6%降至1%，达到二战后的最低水平。　　格林斯潘把美联储利率保持在大萧条后最低点,直到2004年6月30日开始第一次加息：到2006年他离任前，一共连续14次加息。他在19个月内把联邦基准利率从最低点的1%提升至4.5%。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把催生了“房地产金蛋”的泡沫给挤碎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演讲中，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明确表示，2001年1月后超宽松的货币制度的中心点，就是鼓励投资住房抵押贷款的债务。次贷这种现象，是可以预见的,是格林斯潘的革命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毫无疑问；它只会发生在资产证券化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不存在，但是有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时代。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历史记录，所有这一切昭然若揭。　　终局：完全无管制的货币创造秘密　　1999年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之后、进入新千年之时，美国的信贷市场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它在不久后将变成为世界上最无法想象的、无管制的私人货币创造机器。　　新金融建立在由玩家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的卡特尔之上，这是一个混乱而又相互勾结的体系，所有的成员都熟知行动方案，而这个方案的脚本是格林斯潘和他在摩根、花旗、高盛以及纽约其他顶级金融机构里的朋友们编撰的。证券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一个“新的”美国世纪，保证它继续掌握金融支配权，这是证券化的首创者在新千年前夕想得非常明白的事情。　　除了格林斯潘的美联储以外，美国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直到最高法院，所有这些机构之间无耻的共谋，为金融革命提供了所需要的关键性支持。另外，为了把这场游戏玩得天衣无缝，还需要世界上的两个最大的信用评级机构积极参与。这两个机构是穆迪和标准普尔。　　如果要取消经过百年之久的不懈努力才建立起来的各种监督、控制规则和透明度，容忍那种图谋一步一步得逞，还需要一个会反复拒绝规范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这样的合理要求的国会和政府，需要一个对银行想拥有或向对冲基金提供资金的图谋麻木不仁的国会和政府。这种图谋还要求政府授权的大型评级机构把AAA级信用评级授予一小撮无人监管的保险公司——所谓的单一险种保险公司，它们的总部都设在纽约。单一险种保险公司是新金融的另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　　在所有这些机构的证券化大膨胀的背后，其相互关联是如此紧密，其默契如此完美，以至于它们完全可以合并成一家美利坚新金融公司，股票可以卖到纳斯达克市场（创新板）上去。多年来格林斯潘一直在设计和鼓动资产证券化。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新千年之时，他才动手培育前所未见的房地产泡沫。格林斯潘在股市崩溃后曾经可怜巴巴地试图否认他所起的核心作用，他说问题不在于把按揭贷款贷给了次级房贷客户，而是在于次级贷款证券化。可是他在2005年4月唱的却是完全是另一出戏。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第四次年度社区事务研讨会上的讲话中，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宣布：　　创新带来了众多的新产品，如次级抵押贷款和对移民的小额信贷计划。这些发展代表了市场的反应，市场在历史上一直是我国金融服务行业的推动者。由于有这些技术进步，贷款人利用了信用评级模型等技术去有效地扩大信贷的消费者群体……以按揭为担保的证券创立了一个全国的甚至国际的按揭贷款市场，更加多样化的、用市场支持的住房按揭抵押贷款产品现已司空见惯。一大批贷款消费的产品如汽车和信用卡贷款也随之实现了证券化。　　格林斯潘在2005年发表那篇讲话的时间，差不多正是他后来声称突然意识到证券化正在失控的时候。2007年9月，危机正如火如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莱斯利·斯塔尔问他，为什么不去制止“次级贷款里采用的不合法或很可疑的做法”时，格林斯潘回答说：“呃，我直到很晚才知道这些做法有多么严重。到2005年年底或2006年，我才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即使2005年年底他真的“认识到”了，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制止失控的庞氏欺诈泡沫，这种欺诈正是依靠他的政策才形成的。　　早在1998年11月，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冲基金的崩溃几乎触发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事件发生后仅仅几周，格林斯潘就在美国证券行业协会年度会议上说：“最近几年来计算机和远程通信技术的重大进展，允许我们通过金融工程创新来大规模拆分风险。过去时代的金融工具是普通股和债券，它们被多种复杂的混合金融产品剥开了，这样一来风险就可以被剥离出去了；但在许多时候，这种（信贷扩张和风险剥离）好像挑战了人类的理解力。”　　这个讲话是对华尔街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可以大规模推进资产担保证券化了。可是在整个1997～1998年惨痛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8月俄罗斯国债违约拖欠引发系统性危机期间，（正如格林斯潘曾经表示过的），会动用美联储的流动性水龙头,在灾难中去救助哪一家银行吗？那些不也是大银行，不也是“太大而不能破产”的企业吗？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央银行，由世界上最相信自由市场的格林斯潘主持工作；美联储将支持大银行从事大胆的新证券化事业。当格林斯潘说风险“好像是挑战了人类的理解力”时，他至少暗示了他隐约地看见这个全新的金融领域里充满了迷惑和混乱。而央行历来追求的是会员银行之间透明的关系、坚持系统而保守的贷款政策和风险管理措施。　　不能全怪格老最重要的一点是，1998年11月格林斯潘向证券业协会中华尔街证券界的朋友们保证过，他将尽一切可能确保在新金融中，资产的证券化仍然让银行进行自我管制。　　格林斯潘治下的美联储委托狐狸去看守鸡窝。他说：　　（银行创新金融工程的）结果无疑是一个效率大幅提高的金融体系……从中演化而来的新国际金融体制，尽管最近有一些挫折，一直是那些参与其中的经济体提高生活水平的首要因素。　　当我们思考这个新国际金融体系的监管界面时，重要的是要记住，真正重大的事情还不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个。据我所见，现在还不能证明，向一个新的、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过渡已经完成。我毫不怀疑，明天的复杂性一定会让今天的复杂性相形见绌。　　所以，更加重要的是必须承认，21世纪的金融监管为了达到安全和稳固这个目标，正在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私营对手之间的互相监视。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设想，除了对过程进行监管以外，大多数政府的金融监管还能干什么。由于全球范围的金融中介的复杂性仍在不断提高，传统的监管审查过程将愈益过时——至少对更加复杂的银行系统而言是如此。　　有人可能会天真地问，为什么要把所有像《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这样的权力移交给私人银行，远远地避开的官方管理权限呢？　　同样在1999年10月，格林斯潘一再顽固地坚持无法证实的那个疯狂的网络信息技术股市泡沫正是最狂热的时候，他再一次高声赞扬金融衍生品以及“新的金融工具……重新分配风险的方式使人更容易接受”。保险业无疑是重新分配风险服务最纯粹的形式。最近几年创造出来的所有金融新产品——以金融衍生品为前锋——把风险进行标准化的分拆并进行精准的重新分配，就这样为经济价值做出了贡献。当格林斯潘在1999年10月大谈证券化的时候，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格林斯潘在此声称：：“……目前，还不能确信经济已经开始下滑。崩溃的信心一般都描绘为泡沫破裂，这件事只能在时候才能确定。要预测泡沫破裂上百万的投资者判断价格会猛烈下降，许多人对特定资产的前景有很丰富的知识，这些资产组成了我们的股市和其他资产的价格指数。”　　正是美联储的“私营对手之间的互相监视”使整个国际银行同业交易系统在2007年8月戛然停止，由于商业票据的资产担保已经证券化了，而且大多数债券实际上也证券化了，因此对这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证券产生的恐慌迅速蔓延开来。银行和投资者在美国和国际金融体系中大幅度亏本的时候，冲击才刚刚开始。不过现在还不是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贪婪得取消管制、追求越大越好　　1980～1994年，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承保的银行中有1600多家关门或接受了财政援助。这个数字是20世纪30年代联邦存款保险项目建立以来的最大数字，比其他时期都要多得多。这正反映了银行业集中的过程——集中到那些将要进入21世纪的大银行集团中去。　　1984年，美国第七大、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芝加哥大陆伊利诺伊国民银的失败事件，曾经是美国历史上银行（体系）面临的最大威胁。政府进行了干涉，通过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进行100 %的存款担保，出手拯救了这家银行。这一次超出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规定的“有限担保”范围的救援行动，引出了后来逐渐被称为“太大而不能破产”的理论。也就是说，某些特大银行由于规模太大，特别是担忧经济上会发生的连锁反应，就不会让它破产。大银行很快就看出来这一点，它们通过并购变得越大，就越是“太大而不能破产”，这样做的好处太太了。所以从此“道德风险”成为美国大银行的主要特征。　　在格林斯潘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内，这个“太大而不能破产”理论将延伸到特大型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特大型股票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差不多所有的、对美国有战略意义的大型金融机构。这个理论具有扫荡一切的力量。在金融界的顶级精英圈外，没有几个人能领悟到这样一种理论的建构曾经发生过。　　“太大而不能破产”一旦成立，最大的那几家银行争先恐后地让自己变得更大。在传统上银行业务是被分割开的，例如有地方性存贷抵押贷款银行和大型国际货币中心银行，如花旗银行、摩根银行和美洲银行等，地方银行禁止在本州以外经营业务。这些规则被一一废除，银行业变成了“平坦的操场”，但只有当最大的银行铲平和吞掉小银行、创造规模空前的卡特尔时是平坦如砥的。　　到1996年时，独立银行的数目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减少了1/3以上，从12000多家减少到不足8000 家。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银行所控制的银行资产比例增加了一倍，达到美国银行总资产的1/5。此时这一趋势才刚刚开始。这股银行合并浪潮是各州撤销银行限制法规的直接后果，银行建立分支机构和控股公司并购的地域限制没有了，并且在1994年《黎可-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设行效率法》中被合法化。“更有效的银行业”创造出“最大的才能生存”学说，修正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可是它们绝不是“适者”。1０年后当证券化撑破了银行最疯狂的想象力空间、发生爆炸的时候，合并造成的严重后果才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摩根银行与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　　1995年早已步入克林顿-鲁宾时代，艾伦·格林斯潘从前供职的银行——摩根银行——推出的一种创新，将在未来10年内彻底改变银行业。布莱斯·马斯特斯，一个受雇于摩根银行的34岁的剑桥大学毕业生，开发出第一个“信用违约互换”（CDS），一种在表面上允许银行为贷款违约提供担保的金融衍生工具；他还开发了债务抵押债券（CDO），把混合起来的资产作为担保去发行债券，这是一种信贷衍生工具——仅这一个工具就足以把大量的公司暴露在足够重大的风险面前。　　这些工具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它们都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表外”，所以远离了《巴塞尔协议》8%的自有资本规定；他们的目标是既提高银行的回报又去掉风险。这似乎是一件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大好事。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它只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弄糟。　　摩根银行铺平了美国银行“改革”的道路——从传统的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改变成交易（买卖）“信贷”，而真正的改革就是把一切都证券化。他们的新思想是，为了把银行的风险从资产负债表上转移出去，先把自己的债务汇集起来当作证券“再次销售”掉，同时把客户的贷款“辛迪加化”,并买进信用违约互换。后来事态的发展令人目瞪口呆，银行的债务交易额很快就达到了数以万亿美元的规模。　　到2007年底的时候，信用违约互换合同的价值估计已有４５万亿美元，这给了债券持有人“债券安全”的错觉。但是这个错觉的基础是一个没有公开的银行风险模型，相对于其他银行风险模型来看，在这里包含着对违约拖欠率最乐观的假设。而且这个幻想本身就足以诱使世界上的大银行像旅鼠一样前赴后继地来购买抵押贷款债券；这些债券是用按揭付款的收入现金流做担保的，可是支付按揭贷款的却是没有信用资质信息的一群人；他们还去接受由穆迪或标准普尔评级给出的AAA表面结果。保守派投资者沃伦·巴菲特称金融衍生品为“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这句话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1987年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为了从严格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中找到漏洞，曾求助于他在摩根银行的亲信；当他上任伊始操纵1987年10月股市崩盘后的复苏时，为了购买芝加哥主要市场的金融股指衍生品，也是同摩根银行秘密合作，现在格林斯潘的美联储与摩根和华尔街盟友再次联手，共同发起和推进20世纪90年代的证券化。因为他们看清楚了，这里面有着无限的潜力，但是这些银行必须抢到第一把交椅并且亲自制定新游戏的规则——这个新游戏就是“新金融”。　　在1995年的银行“改革”进军中，摩根银行是领军企业。这场进军的目的是摆脱传统的银行－客户贷款模式，向纯粹的信贷交易和风险交易转变。它们想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聚集更大的财富，却不用再冒银行核算的风险。这是对贪婪和欺诈的公开号召。此令一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银行，如德意志银行、瑞银、巴克莱、皇家苏格兰银行以及法国兴业银行，都像旅鼠一样排着队紧随其后向着新金融“进军”。最终到来的是金融灾难。　　然而，除了几家美国顶级银行以外，无人能跟上进军的“领队”。 1995年后只有那几家顶级银行能够创造证券化的新世界、主导金融衍生品的发行。 纽约的大银行率先将信用风险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转移出去，办法是汇集债务、重组投资组合并再次售出，把客户持有的债务组合起来再去购买违约保护（保险）。新金融时代开始了,就像金融业的每一个重大创新那样，这个新金融时代也是慢慢地拉开序幕的。　　很快证券化的新银行（如J.P.摩根银行）开始创造债务证券投资组合，然后打包，再一块一块地出售“违约拖欠的可能性”。“切片切块”就是这场新游戏的名称，目的是让发行和认购的银行迅速创收，也给投资者“按户定制的风险”带来收益。不久后，资产担保证券、债务抵押债券，甚至新兴市场债券，都被打了包切块出售。　　1999年11月2日那天,克林顿签署法令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从此顶级银行收购证券经纪公司、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各种金融机构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在此之前仅10天，格林斯潘才把注意力转向鼓吹住房按揭的银行证券化。　　美联储主席格里斯潘在“美国社区银行家”（一个区域银行组织）的一次关于按揭市场的会议上说：　　今年第三季度的住房自住自有率提高到６７%，部分应归功于健康的经济扩张和强劲的就业增长。另外也是因为贷款的创新，正像你们一样，范围更广的按揭产品被创造出来了，因此有效地扩大了贷款来源，提高了认购的效率，创造出了更多的价值。我们需要简化贷款申请和发放过程，为个人购房者量身制定抵押贷款计划，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是保持和提高住房购买率所必需的……社区银行集中体现了适应人口变化和技术突破所需要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开发其中包含的机会，并创造出可以提高自有住房率的抵押贷款的新形式。至于美联储，我们正在努力为你们提供帮助，为企业、住房和抵押贷款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　　同年（即1999年）3月8日，格林斯潘在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上说，他强烈支持推进房地产抵押贷款担保的证券化，他认为这是未来的潮流。他对那些银行家说：　　住房抵押信贷的供给中的稳定性更高了，而且一直与拆分按揭贷款过程的各个环节相伴随。我们有一些机构是住房抵押贷款银行，它们筛选申请人并发放贷款。另外一些机构提供债务服务，它们提高效率的方式是大规模运营。还有一些机构（其中大部分的资金基础是稳定的）为抵押贷款提供永久的融资，参加按揭债务汇集-组合的就是它们。除去这一切之外，另外还有一些人把抵押资金组合的现金流分切，组合成更能吸引各种不同投资者的“切块”。经过这个过程后，住房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待偿债务总量增加到2.4万亿美元……自动认购软件正在越来越多地得到运用，因为需要处理的抵押贷款申请的数量上升很快。　　这项技术不仅缩短了批准抵押贷款申请所花费的时间，而且还提供了一种首尾一致的评估方法，还可确保对首付和收入的规定、对应付利息的规定等能更准确地反映信贷风险。这些进展使得去年大大增加的抵押贷款申请能够顺利处理，相对于往年在再融资多发的形势下，信贷部门的高度紧张和沉重负担，新技术的优越性更加突出。越来越有能力管理风险是新技术最大的好处。原文如此。——译者展望未来，更多地使用自动认购和信用评分，我们有望创造出低成本、个性化的住房抵押贷款，同时还可根据风险调整定价。通过制定适合个人借款者需要的抵押贷款，明天的抵押贷款银行业将会为市场的每一个角落都提供更好的服务。　　不过，我们还要等到美联储捅破网络股市泡沫之后（2000年），以及格林斯潘把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降到1930年大萧条以后的最低点1%（2004年）之后，资产证券化才会爆发起来，变成一个数万亿美元的行业。　　证券化：虚构出来的交易　　因为证券化这个题目过于复杂，以至于所有的人，甚至它的创造者也没有完全理解风险的传播如何进行的，更不用说去理解同时集中的系统性风险。　　证券化是一个过程，在其中有一些资产被某个实体收购，这些实体有时被称为“特殊目的机构”。　　在特殊投资机构的情形中，有不同的住房抵押贷款，它们会被组合成所谓的资金组合或捆绑。一个特定的组合，比如说，房屋抵押贷款应收款，现在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债券（资产担保债券），在这里就是抵押贷款担保证券。这个证券化了的债券是由现金流量或标的资产的价值所担保的。　　这一个小小的步骤中包含了难以把握的概念转换。这是一种用虚幻的抵押物来支持的债券，不清楚其真正的价值，也不可能弄清楚，不过现在世界上的银行大概都已经完全搞清楚了。到了这个阶段，在资金组合里任何一笔具体的住房抵押贷款的法定权力都已经合法地模糊化了，这正是我在第一部分所指出的。那么，在这个链条中，还有谁能在这成百上千笔抵押债务中实际持有亲笔签名的抵押契约？现在是律师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清理华尔街的不透明性能用去他们好几年的时间。　　证券化通常适用于非流动性的资产，就是那些不容易售出的资产，所以在房地产里称为常规。今天美国的房地产是世界上最不具有流动性的市场。每个人都希望离场，没人希望进场，至少不是在今天的价位上。　　证券化适用于租赁财产的资金组合，适用于住房按揭贷款、住房净值贷款、学生贷款、信用卡或其他债务。从理论上讲，只要有稳定的、可预期的现金流，任何资产都可以证券化。这只是理论。在实践中，它却让美国的银行找到了规避更严格的新的《巴塞尔资本充足率规则》（即巴塞尔II）的途径，“巴塞尔II”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堵住巴塞尔I中的漏洞——美国和其他银行钻了那些漏洞的空子，把贷款用批发方式甩给特殊的“账外”机构，就是那些“特殊投资机构”。　　金融炼金术：苍蝇掉进汤盆里　　因此，非流动的资产经过证券化被转换成流动性资产。在理论上，这样做的方式是汇集、认购和出售实有的财产所有权：资产担保证券。住房抵押贷款担保证券是资产担保证券的一种形式，是200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资产担保证券。　　苍蝇就是在这里掉进了汤盆。　　美国各地房地产市场早在2006年就开始急剧下跌，“可调整利率”抵押的利率随之急剧上升，成千上万的家庭被迫“一走了之”，放弃无力支付的按揭房，或者被很复杂的证券化链条上的某一方剥夺“抵押品赎回权”，而这种剥夺常常是非法的，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位法官最近这样裁决。今天这场房地产灾难的规模可以与大萧条媲美，甚至可能更大，事情才刚刚开始。2007年发生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事件比2006年多75%,在加州的“取消”事件比前一年增加了可怕的421%。　　这个抵押贷款违约安排在实行的过程中把自己弄得千疮百孔，债务偿付的现金流出现了巨大的漏洞。因为整个系统是完全不透明的，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情况，持有这些证券的银行搞不清楚哪些资产担保的证券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就像大自然憎恶真空一样，银行家和投资者,特别是全球投资者，憎恨他们所持有的金融资产中包含的不确定性。现在他们像对待有毒废料一样对待它。　　新金融的大厦以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为基础。可是，新金融的设计师们发现，把来自美国各地数百个完全不同的、信用资质也不同的抵押贷款捆绑成一个大的抵押贷款担保债券还是不够。华尔街想把这东西出售给世界上的养老基金。他们还得再添加一点佐料。因为大多数养老基金只限于购买被评为AAA级的债券，那可是质量最高的债券。　　一个信用评级机构，应该怎样评估一个假想的由多个抵押偿付现金流组合成的债券？这个偿付现金流来自美国各地1000个不同的住房抵押贷款项目。但是评级机构不可能派检查员到每一个城市去检验住房、与业主交谈。是谁在担保这种债券呢？不是发行抵押债券的银行，因为它们打折后立即售出了抵押贷款，以便将它从账本中销去；也不是“特殊目的机构”，因为它们仅仅使交易从抵押贷款认购银行中分离出去。什么也不需要了。无所畏惧的信用评级三巨头（实际上是两巨头）登场了。　　击鼓传花　　J.P.摩根、摩根士丹利、高盛、花旗集团、美林证券、贝尔斯登和那些2002年之后参与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游戏的人都很精明，从来不会一看到新障碍就乱了方寸。在住房抵押贷款爆炸性的增长中，他们为了得到最高的AAA评级，求助于三大评级机构。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传统的企业债券，例如通用电气或福特的债券背后是一个已知的、看得见的、由砖头和水泥建造的、具有长期信贷历史的蓝筹公司，由这个公司担保债券。但是“资产担保证券”却没有“有形”公司的支持，有的只是来自美国各地的按揭抵押合同。　　“资产担保证券”（或债券）是一个“卓越”的创造物。它的合法性已经受到美国法律的质疑。合法性的缺失暗示着需要一家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评级，这对这个债券获得可信性而言必不可少，或至少通过评级可以给它一个“可信的外表”。从目前证券化的崩溃中，我们很快就能知道评级是怎么回事。　　新金融大厦得到了格林斯潘的美联储和20多年来历届美国政府的支持。它的核心处有三家无人管制的私营公司，处于事实上的半垄断地位。这三家公司的业务是为所有的证券化的资产提供信用评级，当然要收费的。　　这三家信用评级超级大腕主宰了全球信用评级业务，其中穆迪投资服务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信用评级机构。在证券化高潮的那几年，穆迪的定期报告说评级总收入的利润超过50 %。全球评级卡特尔中的其他两个评级机构是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家都是美国公司，与华尔街和美国金融界血脉相连。美国垄断全世界的信贷评级业务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个框架就是这样设计的，这是纽约实施金融统治的一个重要支柱。控制信用评级领域正是为了美国全球力量的投射，与美国主导核武器一样都是权力因素。　　前劳工部长、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识别出评级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它内在的利益冲突。他指出：“向信用评级机构付款的正是打包出售被评定债券的同一家机构，如果一家投资银行不喜欢评定的级别，它可以不付钱。就算它喜欢，付钱也要到等到证券出售之后。懂了吗？这就像电影制片厂聘请电影评论人来评论电影，除非他们的评语很好而且使得很多人来看电影，才会付钱给影评人。　　赖克又说：“股市崩溃以前，信用评级机构红火得很。从2002年到2006年，穆迪的利润增加了1倍以上。抵押担保债券发行者的运气好得无法想象。需求大涨，因为高评级扩大了市场。交易商除了评级什么都不看……一个几十亿美元的击鼓传花游戏。可是鼓声一下子就停了。”　　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被直接置于调查的聚光灯下。它们事实上是仅有的对华尔街和其他银行抵押证券进行评级的机构。被评级的有房产抵押贷款债券、债务抵押债券、学生贷款担保证券、彩票中奖担保证券和无数其他证券。　　据行业出版物《抵押金融内情》的信息，2005年后的两年内发行的9000亿美元次级抵押贷款中，大约25% 被评级机构评为最高的AAA级。也就是说有超过2200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被穆迪、惠誉和标准普尔评为最高的AAA级。到了2007年夏季，当全国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的时候，这些评级垮台。　　上了战场一败涂地。它们给予AAA评级所使用的模型假设是一个商业秘密——“请相信我们吧……”　　笔者访问过的一位经济学家曾经在美国评级业内工作、能够获得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实际上使用的模型假设；其实它们的评级方法都是事先确定的，事先就决定要给无法确定的新证券最高的评级。评级人员拿大萧条之后利率最低的一个时期的违约比率（低于通常时期）做标准，用外推法来估计当下的情形，所以次级债券不论在当期还是远期都是AAA级质量。他们还用历史数据证明，经济衰退很少在全美50个州一起发生，而总是局限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州内。因此，如果把来自许多不同地理区域的抵押贷款打包成一个证券，违约拖欠的风险就是微不足道的。　　按照这个思路，可以说甚至风险更大的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风险“在历史上几乎都是微不足道的”。穆迪的AAA级评级使华尔街投资公司得以向养老基金或任何人出售房产抵押贷款债券，从这里可以“增加收益”而又没有任何风险。这就是所谓的理论。　　正如奥立弗·冯·施威尼茨在一本很及时的书《信用评级机构：它们的业务、监管和责任》里所指出的，不评级的证券化是不可想象的。由于资产担保的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特殊性质，这些资产担保证券“虽然被标准化了，但只是一次性事件，而其他种类的证券（如公司债券、政府债券）一般是多次和重复地作用于参与者的。重复的事件比一次性事件具有更少的欺诈动机。　　换句话说就是，资产担保证券比传统债券包含的欺诈动机要高得多。　　穆迪和标准普尔卓尔不群　　根据美国现有法律，三大顶级信用评级机构享受的是独一无二的地位。它们被政府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可，是全国通用的统计评级机构。今天美国一共只有四家信用评级机构，第四家要小得多，是加拿大的企业。前三家评级机构对全世界的信用评级业务拥有事实上的垄断。　　美国有关评级机构的唯一法律《2006年信贷机构改革法》,这是一只“没有牙”的老虎，是在安然公司破产之后通过的；安然公司宣布破产前四天还得到过一个“投资级”的评级，震惊的公众要求对评级机构进行详细审查；可是《2006年信贷机构改革法》对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毫无威胁。　　欧洲联盟对安然公司和意大利帕玛拉特公司的欺诈事件也做出过反应，要求调查给帕玛拉特评级的美国评级机构是否有利益勾结、评级方法的透明程度（其实完全不透明）以及是否有竞争性。　　经过了几年的“研究”,加上参与证券化游戏的欧盟大银行很可能的幕后活动，欧盟委员会于2006年宣布，它要做的事情只是“继续审查” （原文如此）这些信用评级机构。没有竞争对手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在欧洲评级行业说话也是算数的。　　“这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　　根据美国的法律，评级机构不用承担“错评”的赔偿责任，尽管全世界的投资者在验证信用资质的时候，尤其验证对证券化资产的信用资质时，往往只依赖穆迪和标准普尔的评级。《2006年信贷机构改革法》完全不涉及评级机构的赔偿责任；因此这部有关评级机构的唯一法律是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　　正如冯·施威尼茨所说:“《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B-5条可能是起诉资本市场欺诈行为最重要的依据。”这条法规的内容是 “任何人……对具体事实做不真实的陈述是非法的。”这话听起来有点具体了，但是最高法院不这样看——在2005年杜拉制药厂案件的裁决中，最高法院确认“评级”不是“对具体事实的陈述”，不属于第10B-5条所规定的范围。穆迪、标准普尔或惠誉的评级 “只是一个看法”，它们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保护。　　穆迪和标准普尔可以把安然、帕玛拉特或次级证券说成天花乱坠,想怎么说都是它们的自由。“这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每个人不是都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吗？”……　　美国的法院一次又一次地裁决金融市场“有效”，说市场能发现公司或证券的不端行为，并且最终给它们打分——“定价”；不要去为评级机构焦虑……　　这显然就是格林斯潘在不断反对对新兴的资产证券化革命实施任何管制的时候，满脑子里想象的那种“自律”行为。　　证券化革命得到了“非礼勿视”的美国政府的政策“背书”：“对货币托拉斯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在20世纪50年代是这样说的：“对通用汽车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荒谬变成了荒唐。　　一险种保险：证券化的伟哥　　那些没有得到AAA评级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债券（即次级债券）还需要一个解决方案。精明的华尔街人想出了很巧妙的办法。　　它们发明了“单一险种保险”，就是让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发行机构对“以资产担保的证券的违约拖欠”提供担保——格林斯潘证券化革命的又一个新花样。　　单一险种保险在20世纪70年代初用于对市政债券的担保。只是格林斯潘的证券化革命才使它异军突起。　　该行业的行业协会认为：“单一险种的安排使我们做到了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增加资本市场客户的价值这一点上来。” 它们的确增加了市场的价值。据2007年12月的可靠估计，11家单一险种保险公司提供的“担保”提高2.4万亿美元的资产担保债券的评级，达到AAA级，可是这11家都是资本匮乏、监管松散的公司，它们的总部都设在纽约,接受纽约州的监管。　　单一险种保险是以欺诈行事的华尔街游戏中的一个基础性要素，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证券化”。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就会有一个专业的保险公司（“单一险种”这个名称就是这样来的）来承保，保的是“经济不下滑、不衰退，次级抵押贷款房主不会拿不出每个月都要交的按揭款”。单一险种保险行协会的官方网站是这样说的：“金融担保协会是市政债券和资产担保证券的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同业公会。金融担保协会会员承诺以下不可撤消的义务：由它承保的债券或其他证券发生违约拖欠时，利息和本金的及时全额支付将得到无条件的保证。”现在它们会后悔曾经这样承诺过，因为次债的重组、愈演愈烈的经济衰退和高发的抵押贷款违约率带来的赔偿要求对这些小规模的、缺少资本的单一险种保险（公司）而言，实在是太夸张了。　　那几个主要的单一险种保险公司都没有什么名气：ACA金融担保公司、美国城市债券保险公司（AMBAC）、保证担保公司、蓝点再保险公司、CIFG、金融担保公司、金融证券保险公司、保险金融控股公司（MBIA）、PMI担保公司、雷迪安资产保证公司、RAM再保险公司和XL资本保险公司。　　慎重的读者可能会问：“谁来承保这十一家单一险种保险公司呢？它们在金融革命五年多的时间里担保的偿付规模可是达到了几万亿美元的规模啊！”　　三言两语说不清这个问题。他们说过：“金融担保协会的八家公司获得了AAA支付能力评级，两家公司获得AA支付能力评级。”正是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把AAA或AA评级送给它们。　　有了AAA信用评级的债券保险机构的担保，借款成本就会小一点，就会有更多的投资者想购买这些债券。　　当2003～2006年平均拖欠的比率远远低于1﹪的时候，单一险种保险公司承保这类债券似乎毫无风险。于是这类公司用杠杆把自己的资产撑起来，建立新的会计账本，以100倍甚至150倍的（承保额/资产）比例承保风险，在这类公司里已经司空见惯。只有57亿美元资本的“美国城市债券保险公司”目前的承保金额是5500亿美元。　　纽约州的保险监督局（单一险种保险公司的唯一监管机构）在1998年允许单一险种保险公司出售“资产担保证券”的“信用违约互换”，例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信用违约互换。要设立其他的空壳公司，它们会拿信用违约互换去同银行换取“用住房抵押贷款担保的证券”。　　单一险种保险公司进军证券化债券，是大为有利可图的投机。保险金融控股公司的保费1998年为2.35亿美元，2007年达到9.98亿美元；2008年比2007年又增加了140%。然后就发生了美国的次贷危机。单一险种保险公司的传花游戏刚刚玩到兴头上，鼓声就突然停了。死一样的寂静。　　银行持有的债券中的按揭部分发生了违约拖欠——2006年承购的次级抵押贷款在2008年1月的违约拖欠率达到了20%——单一险种保险公司必须出手了。掏钱吧。　　2008年2月3日，据美国保险金融控股公司披露，仅仅3个月内就发生了35亿美元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一个季度的亏损就是23亿美元。这只是冰山的一角。保险分析师唐纳德·莱特在被问及“潜在的下跌损失有多大”时说：“没有人知道。也许到2008年第三或第四季度还是没有人知道。”我们在那个时候看到,损失惨重。　　信用评级机构开始降低单一险种保险的信用评级了，把人人珍视的AAA级评级拿走了。这意味着单一险种保险公司将不会再有新业务，它所担保的债券也不再拥有AAA评级。　　迄今为止，被惠誉和标准普尔下调评级的唯一一家单一险种保险公司是FGIC。降级是对这种公司的撒手锏。“美国城市债券保险公司”是第二大单一险种保险公司，已被惠誉降到AA评级；其他同类公司其实也都面临各种不同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