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道尔：金融海啸——一场新鸦片战争（连载完）作者：恩道尔（编者按：部分章节与正式出版的书不一样。）《金融海啸——一场新鸦片战争》威廉·恩道尔　　前言及中文版序言　　第一章 权利、货币与英帝国的衰落　　第二章 美国寡头集团的兴起：精英们的金融托拉斯　　第三章 银行家的政变：新的美联储攫取了货币的控制权　　第四章 摩根和美联储出钱让欧洲打仗　　第五章 控制黄金：两个帝国间的目标冲突　　第六章 新政与萧条：洛克菲勒家族占领制高点　　第七章 策划美国世纪：战争与和平研究　　第八章 战争与地缘政治冲突　　第九章 美国世纪的黎明　　第十章 新美元本位制接管世界　　第十一章 美国世纪开始谢幕：尼克松离开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十二章 里根的有产阶级革命：美国内部腐朽带来新的危机　　第十三章 美国世纪临死前的痛苦：格林斯潘的金融改革失败　　第十四章 金融海啸与美元体系的终结　　第十五章 窃国：华尔街试图堵住税收美元大堤的漏洞　　前言　　货币-金钱就是权力。这句格言古已有之，但是从来很少有人能够洞悉货币实际上具有的权利。现代社会把货币合乎规范地理解为“一种交易手段”。在一个依赖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或产品的复杂国民经济中，易货贸易根本就是行不通。许多世纪以来，某种支付形式或者货币逐渐形成；只有令各方都满意的偿付方式，才能促进货物和服务的交换。　　货币可以被创造出来，也可以被毁灭掉[1]，经济的大繁荣，大萧条或者适度增长，就会随货币的创造或者毁灭而发生。因此，让谁拥有创造或毁灭货币的最终权利，就是在政治上具有第一位重要性的问题。实际上，货币就是政治的产物。货币权利就应该被视为国家主权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没有这个权利，一个国家就不能够掌握本国人民的命运。从历史上看，纸币永远有白银或黄金这样的贵重物品做担保抵押，纸币由于背后的有形物而赢得普遍的信任。然而，最根本的还是国家权利：货币的发行、创造或者毁灭，都得有国家权力的支持。这种权利最终能够通过发动战争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扩大自己的经济空间---生存空间（这里指的是纳粹帝国扩张时寻求的所谓生存空间—译者）。　　1913年12月，J.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和保罗.沃伯格等人代表的强大的私营银行利益小集体说服了美国国会，将发行货币的权利出让给他们。这个日子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标志：一项极其重大的权利被拱手相让，这个权利对合众国[2]人民的福祉如此重要，为此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一定要在《美国宪法》的头款头条之下标记这项权利。　　从那天起，创造或毁灭美国法定货币的权利，就一直把持在一小撮私人银行家手里，而不再由美国人民所选出的代表所掌握。这个决定被故意掩盖下来，以至于没有多少人明白，货币供给的权利落到了私人银行家手里，而不再是由政府控制了。这一决定的后果就是，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要参加两次世界大战，而这两次战争的目的恰恰都是为了扩大私人金融托拉斯的权利。　　私人银行家通过落入他们手中的联邦储备体系，将货币的最高控制权移交给他们自己，这就是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股市繁荣时期发生的空前的货币创造（即通货膨胀—译者）的唯一原因。低利率的便宜的美元贷款从纽约的各家银行留出，潮水般地涌向世界各地的信贷市场，波及到德国魏玛共和国、英国、阿根廷以及意大利等地。正是这同一个金融托拉斯，得到了最高货币控制权却把它撒手抛向天空，仅仅这一个原因就足以使货币遭到空前的毁灭---毁灭的正是这个金融托拉斯自身的利益，并且无助于国家的利益。这一场大毁灭将美国人推入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今天正是在发生的这场金融灾难，在美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也许都是最大的，其背后的原因，仍然是对货币权利的私人控制。这场危机肇始于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落，到2008年9月的时候，危机已经像燎原之火烧遍了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从1945年以后，世界金融体系已经逐渐地演变成一个依赖美元的体系，而美元确实掌控在华尔街的私人金融托拉斯手里的。应该对这场为这场危机复杂的那些名字，全都可以追溯到金融托拉斯1913年12月的那次命运攸关的政变。这个大家熟悉的名单上，有J.P.摩根大通、花旗银行、雷曼兄弟、高盛、还有摩根士丹利。　　本书记录的是货币权利的秘史，以及这个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权利如何使得美国崛起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有如何使得她陷入本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萧条，而当他的民选政府官员束手无策的时候，这个腐败透顶的金融托拉斯又如何攫取了数额令人目瞪口呆的纸币，试图拯救一个不可救药的体系------由它们自己控制的那个私人美元体系。　　在一个功能正常的健康器官里，癌症是不会转移的。只有当身体的免疫系统失灵的时候，癌症才能扩散。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债务这种癌症以及对债务的控制，一直都服从于控制了美联储的私人利益，并且扩散到大多数工业化世界的中央银行。这些中央银行，一步一步地而往往有扭扭捏捏地，以各种方式模仿美国，将本国的货币的主权移交给私人银行家、“专业银行家”或者他们的走卒仆人，像艾伦.格林斯潘或保罗.沃尔克那样的人。　　一旦这个简单的事实被人们看懂，即使是普通的人也可以理解眼下这场毁灭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之间的真正的因果关系。并且，债务的癌症可以被分离并得到控制，而各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就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得到恢复。　　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里，受这个金融托拉斯影响并支配的经济学教师们回避讲授这个事实，这一点也不奇怪。诺贝尔奖颁发给那些为金融托拉斯利益提供服务上最有用的经济学家，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不太为大众熟知的金融衍生工具理论家罗伯特.墨顿和迈伦.斯科尔斯，甚至还有温和的批判家或改革者，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保罗.克鲁格曼。这个奖励制度可以看成是一种专业桂冠体系，在神圣化那个私人金融托拉斯的规则，使之成为宗教教义一般的伪科学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告诉我们的是，他们的正确做法永远不能被改动，我们都是不懂得“货币”又没有经验的外行。我们只需要提出基本的问题---让普通公民来质问，究竟谁拥有真正的货币权利？是主权国家和民选的代表？还是把自身的权利置于大众之上的私人金融寡头集团？　　20世纪70年代，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处于其权力的顶峰时，据报道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这句话很正确，从中得到的推论也是正确的：一个主权国家，甚至一个超级大国，如果失去了对货币的控制，就会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无论公元400年的罗马帝国、1945年的英帝国还是2009年的美国，都莫不如此；作为超级大国，它就是世界的庄家、资本流动的中心，它的货币就是储蓄货币，；如果这个打过失去了对世界货币的控制，那么它从支配性大国的地位上跌落下来这个无情的结果必定会出现。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无论罗马帝国、“日不落”的英帝国还是美国世纪，每一个帝国的衰落都根植于奉送货币的最高控制权给私人金融业这个决定中。这些私人的利益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通过牺牲公共利益来实现。美国也不例外。　　2009年，世界各国在日益加深的危机中要决定的中心问题是：应该由谁来控制货币权利。华尔街的银行家组成的国际银行家寡头集团，从不关心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大众福利，有无数事例可以证明。那么，令人敬畏的货币权利还要留在这些人手中吗？这些主权国家的政府是否应该开始收回这项权利呢？1913年正式的美国民选政府放弃了货币权利，心照不宣的美国总统和国会在金融托拉斯的压力下退缩，拱手交出了对货币的最终控制权！问题其实很简单：是国家控制货币权利，还是货币权利控制国家？　　本书是三部曲的第三部。这三部曲的主题正是取自亨利.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关于石油、粮食、货币和霸权的名言：第一部《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3]，记述石油在美国作为强国崛起中的作用；第二部《粮食危机：运用粮食武器获取世界霸权》[4]，记述美国超级大国通过对粮食的控制、通过全球化的农业企业的扩展，以及最近通过传播专利种子、通过控制转基因种子的那些生物技术巨头孟山都、杜邦公司和陶氏化学公司，实现对地球上各个民族的控制；在这些公司的背后是美国官方的最高机构，他们正联合起来组成小型卡特尔实行准垄断。本书是讨论货币霸权的；目前全球金融危机日益严重，货币和金融问题分量分外沉重------作者的希望，正是通过本书引起一场有益的辩论。　　[1] 译者注：创造货币即货币扩张，毁灭货币即货币紧缩。　　[2] 译者注：指美国　　[3] 译者按：本书原名A Century of War: 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中译本由知识产权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4] 译者按：本书原名The second, Seeds of Destruction: The Hidden Agenda of Genetic Manipulation, 中译本由知识产权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中文版序言：美元武器和新鸦片战争　　对美元和整个美元金融体系的故意操纵，是一场致命的新鸦片战争中的主要武器。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中，英国政府及其代理人利用潮水般涌入中国的非法鸦片，榨干了中国国库中的白银储备，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使这个国家破产，迫使中国向英帝国主义打开贸易的大门，而这样做的代价是牺牲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染上毒瘾）并使中国蒙羞。　　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称之为“新鸦片战争”。华盛顿及其同盟者——华尔街上各式各样的银行，把美元当做新形式的“鸦片”，试图强迫人民的共和国放弃对贸易的保护，并且引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政府，用辛辛苦苦积攒的贸易顺差美元去购买美国国债、购买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半政府性质的机构的资产，以此来挽救衰落中的美元体系。　　这场新鸦片战争与160多年前英国人打的更加明目张胆的鸦片战争相比，一样致命而且一样危险。中国远不是这张战争的唯一目标，但也许是最重要的打击对象。要了解这种战争的破坏性质，我们必须回溯美国经济巨人成长的最初时代。具有很大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个时候，英国在一帮（美国）新英格兰运输商的帮助下，迫使大量中国人吸食鸦片并且上瘾，这是它们在19世纪中叶对这个天朝王国进行殖民统治的（第）一次尝试。　　美国房地产业和金融业2007年夏季爆发的危机，把事态推向戏剧性的顶点。　　2008年9月，这场危机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成为一场全球的系统性的危机。美国财政部长、华尔街的圈里人亨利保尔森、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以及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蒂姆盖特纳在一起决定，允许有153年历史的第四大国际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　　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曾经领衔高盛这家全球最老谋深算的华尔街投资银行的保尔森以及华盛顿的其他人，是故意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更加令人怀疑的是，仅仅在6个月前，（美国）政府曾插手拯救一家规模小得多的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一些明眼的观察家提出这样的疑问：保尔森及其同党是故意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他们想出发一场全球金融恐慌，来吓唬美国国会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让它们不仅要同意拯救或援助华尔街银行及其亲密盟友（如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而且还要拯救美元体系——这个体系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一直是美国权力的基础。　　全球金融海啸的影响令人震撼。在18个月内，估计有50万亿美元纸面价值的股票、债券、房地产和其他资产在信任危机中消失了。更严重的是，建立在大银行之间资金拆借基础上的国际银行体系完全停止运作。美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冲击。　　中国和亚洲、拉丁美洲其他握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对美元危机）立刻就发出了回响。2009年1月，官方报告约有2600万中国人失业。对美国经济来说，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地位太独特了。在一项看似反常、但或多或少不得已的安排中，中国通过向美国出口工业产品而积攒下来的贸易顺差美元，被用来投资所谓“安全的”美国资产。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者，其中包括长期国库券、票据和钞票。这笔资产中还包括在华盛顿的不断敦促下（中国购买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半政府”机构的债券，估计为数达6000亿美元——这些债务都在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华盛顿和华尔街利用它们的美元，把中国玉美元体系挂上钩。他们静观中国稳步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美元贸易顺差储备，说服了中国央行，美元只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而没有其他的用途。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贸易美元资助了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而这些战争会破坏石油价格的稳定，伤害经济交往的关系，最终违背中国的利益。在一定意义上，只要美元体系看起来还能继续运转，中国政府和央行似乎就别无选择。而到2009年时，这样做的理由已经很牵强了。　　在2007年底危机爆发之后，华盛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试图说服中国交出更多的美元由美国政府处置，以便在实际上救助美国最大的和麻烦最深的银行，包括曾经的巨无霸花旗银行、美国银行、高盛集团和美国国际集团。　　充满了讽刺意味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最近还被美国政府机构私下里谩骂为不可救药的落后国家，以惊人的速度翻转了命运，变成了世界上美国官方债务的最大持有者。相反，美国自己倒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中国当了超级大国美国的债权人。除了北京的高级官员之外，没有人知道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的确切数字。据估计这一数字大大超过1.2万亿美元。　　2009年初，北京和世界各国首都的人们都在问自己，他们是否要以损害本国经济为代价，去不顾一切地拯救那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美国各大银行。期待已久的20国集团经济峰会于2009年4月召开，会谈的成果仅仅是一纸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空头支票。这个组织是华盛顿于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创建的一个工具，它本是美国对外推行经济帝国主义的有效机构。　　当我写这些话的时候，北京的领导人以及俄罗斯、巴西、甚至德国的领导人，似乎都不情愿插手拯救美元体系。本书的目的，是阐明世界上最成功的那个经济帝国的性质，和它走向巅峰的道路，现在它正在临终的痛苦中挣扎。中国与欧亚地区各国，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会摆脱危机，会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稳定，他们的前途充满光明。危险在于，美国或者至少华尔街内外的权力精英很像一头受了伤的虎。受伤的虎有可能是更具有危险性的。　　第一章 权力、货币与英帝国的衰落　　“我不是寄生虫。我只是一个投资人。” ——莱昂尼亚·古卢布科夫在1994年破产的俄罗斯MMM公司投资骗局的一则广告中所说　　英帝国衰落的缘由　　1815年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以后，英国以全世界无人挑战的霸主姿态君临天下，当了统治海洋、控制世界金融和主导全球贸易的帝国。这个帝国的货币基础是世界上最牢固的——按照标准铸成的固定重量的金块。　　四十年后，19世纪的50年代，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还会怀疑，女王陛下的皇家海军就是海洋的霸主，是世界上最威严的皇权的捍卫者，一直到遥远的将来都是如此。帝国权力的核心就是金钱——对世界上一切重大的现金收支的控制权。这个控制权掌握在伦敦金融城（伦敦金融区的称谓。——译者）的银行和分布在从香港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商业银行全球网络手中；它们为世界贸易的主体提供信贷资金，信贷的条件当然一定要让伦敦银行家有利可图。　　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比英帝国更强大，这简直像公理一样不容质疑。然而，这个帝国的基础却远远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坚不可摧。　　英国从世界主导大国的位置上降落下来的那个漫长的过程，始于1873年开始的持续了十年之久的经济萧条。这场经济萧条削弱了英国的制造业，向两个全球竞争对手打开了大门。当时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胆敢觊觎英帝国的宝座：德意志第二帝国和走出了南北战争之后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它们开始伺机挑战英国对货币、金融、贸易的统治并挑战英国的军事力量。　　两个觊觎者还要打两场世界大战和无数次较小规模的征服战争才能决出胜负。争夺全球统治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真正原因；虽然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做过一点装模做样的努力，但这场战争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1919年战败的德国被剥夺了仅存的海军舰队、陆军以及海外殖民地。德国还要承担全部战争责任，必须在几十年时间里以本国经济为抵押，向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支付战争赔款。在全球主导权的角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实力和货币。来自德国工业的威胁消失了，然而美国银行界的精英和工业大亨在1919年的时候还没有准备好。英国首脑思考的问题也是帝国的复兴而不是终结。　　英帝国的支柱　　19世纪90年代末期，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英国仍然是毫无争议的世界领先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强国，就像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国一样。　　拿破仑战争之后，在1814～1815年瓜分欧洲的“维也纳议会”上，英国以某种让步为代价攫取了海上统治权，那是向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其他欧洲大陆列强作出的一种损人利己的“让步”——一个使得中欧大陆继续保持四分五裂的让步，中欧大陆因分裂而软弱，无力抗衡英国在全球的扩张。　　英国控制了海洋，由此控制了世界的海上运输，这是新兴的英帝国的支柱之一。欧洲大陆的制造商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都不得不接受伦敦制定的贸易条件。这些条件都出自劳埃德航运保险公司和伦敦银行业辛迪加之手。世界上最强大的皇家海军为英国商船队维持主要航道的治安、提供免费的“保险”，而竞争对手的船队必须通过伦敦最大的劳埃德保险辛迪加为船只购买预防海盗、海难和战争损失的保险。　　伦敦金融城（伦敦金融区的称谓。——译者）各银行提供的信贷和汇票对于世界上大多数航运贸易融资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私营的英格兰银行本身就是伦敦金融城的杰出作品；在伦敦的金融机构中包括巴林银行、汉布罗斯银行等，其中比任何人都更显赫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英格兰银行操纵世界上最大的货币黄金供应，精心策划英国的商品出口，只要她愿意就可以让英国商品潮水般地在竞争对手的任何市场上无情倾销。英国对国际银行业无可置疑的统治，是1815年之后英帝国权力的第二大支柱。伦敦金融城金融和银行体系的权力核心，是私营的英格兰银行和控制它的那些人——帝国权势最大的私人银行家。在19世纪由英国垄断的国际贸易中，还有一大宗是罂粟，特别是在英属印度种植、由英国的贸易公司亲自操刀，在中国朝廷的抵制下强行输入中国的、针对中国人民的非法鸦片贸易；虽然很少被提起、很少被承认，这却是支撑英帝国金融大柱的基础。　　伦敦：矗立在黄金和鸦片之上　　英国拥有的黄金储备是英镑在1815年后担当世界信贷源泉这一角色的根基。“像英镑那么好”是那时对世界市场的信心写照，英镑本身“与黄金等价”。1816年6月22日颁布的一项法律宣布黄金为英帝国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英国开始实行金本位制。　　在随后75年之久的时间里，英国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务是保证英国的私人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金库获取新开采的世界黄金储备，无论金矿是在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还是南非。　　借助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萨特磨坊（北美的第一次大淘金热于1848年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河附近的萨特磨坊。——译者）的黄金大发现以及三年后在澳大利亚发现的黄金，伦敦黄金市场迅速扩张,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黄金交易中心。像斯图尔特·皮克斯利和塞缪尔·蒙塔古这样的黄金商行都加入了经纪人的行列。罗斯柴尔德在自己原来的银行业务之外，也插手黄金，与约翰逊·马瑟一道成立了皇家铸币局黄金提炼厂。英格兰银行会为伦敦金融城遴选出来的黄金议价银行提供“可靠交付”最高信用评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动用黄金进行越来越多的国际收支结算。　　从1886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伦敦港每星期都有运黄金的海船抵港卸货——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南非;这些船运来的黄金造就了伦敦金融城无人可望其项背的世界黄金市场首席地位。　　到1871年时，其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从对外出口贸易中获取了足够的黄金，将本国货币与金本位制挂钩，加入了英国的金本位体系。1871年德国战胜法国，从法国得到的战争赔款是用43吨黄金支付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由此宣告诞生，俾斯麦首相是这个帝国政治舞台上的决定性人物。德国的黄金储备翻了两番（四倍于前），黄金撑起了德国马克，为德国工业的空前扩张提供了流动资金。到1878年时，法国、比利时和瑞士也跟随德国和英国加入了新的国际贸易金本位制。沙俄是一个黄金生产大国，也使用黄金作为官方储备——将英国殖民地从开罗延伸到开普敦。　　1886年在南非的德兰士瓦发现了大量黄金。英国探矿者川流不息地从之前被英国吞并的开普殖民地越过边界而来。开普殖民地的总督是英国矿主塞西尔·罗得斯，他的梦想是让英国控制从开普敦到开罗的整个非洲大陆。19世纪90年代，布尔人中的民族主义者坚决要求摆脱英国而独立，伦敦清楚地意识到必须用武力来制服南非了。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前途和帝国的未来都将取决于这场征服战。1899年，布尔战争爆发。这是伦敦为控制德兰士瓦的黄金而发动的战争。德兰士瓦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黄金生产地区。罗得斯的矿山是最大的开采中的金矿。法国和德国的投资者也投入了大量的股本，但英国人控制了矿山60%～80%的黄金产量。英国打赢了那场战争，血淋淋的胜利保证了伦敦金融城作为“世界银行家”的主导地位至少再维持一段时间。1873年后英国工业霸权的重大衰落，基本上被1886年以来从德兰士瓦攫取的大量黄金储备掩盖掉了。　　英帝国财富的第二根支柱，是很少被人提起的19世纪一本万利的鸦片贸易。对鸦片贸易的控制使伦敦金融城得以在黄金之外还主宰了世界白银市场——白银是当时使用的第二种货币金属。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英鸦片战争　　英国东印度公司——皇冠级皇家公司——是庞大的英帝国框架的基础。在1858年议会终于废止了对它的皇家许可之前，东印度公司作为私人组织却拥有私人的军队，它控制的领土面积比地球上任何一个政府都要大（除了中国以外）。整个19世纪前半叶，东印度公司收入的秘密来源就是对中国的非法鸦片贸易。罂粟的种植由该公司在印度的种植园负责。　　英国东印度公司插手印度的鸦片种植,最早始于孟加拉，时值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到19世纪20年代鸦片贸易急剧增加，1824年有1.2万多箱鸦片被偷运进中国，1838年上升到4万箱，数量达2500吨。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强迫农民大量种植罂粟。19世纪30年代的情景，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鸦片是“19世纪全世界最值钱的商品”。　　19世纪30年代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在金融上的地位和20世纪后半叶的石油不相上下。鸦片简直就是“白颜色的金子” 。　　鸦片贸易对英帝国的战略价值是生死攸关的。非法的鸦片走私将英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变成巨额盈余，其数额足以支付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向印度出口的英国工业制成品和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费用。鸦片贸易是“英国在东方商业的中心枢纽”。　　偷窃中国家庭的白银　　由鸦片进口引起的中国国际收支赤字，导致了中国的货币白银储备流出。1810年之前的1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举非法贩卖鸦片之前，中国在对外收支中持有2600万美元的盈余，这个数字令人难忘。此后，从1828年至1836年的8年间，中国贸易出超达到惊人的3800万美元，以今天经过膨胀调整之后的美元衡量，大约相当于千亿美元。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鸦片。诱使大量中国人吸食鸦片上瘾而劫取的金钱，大部分直接流向了伦敦金融城的金融机构。难怪女王陛下、首相巴麦尊（又译作“帕默斯顿”。——译者）勋爵和英国银行界会如此断言：同中国人做的鸦片贸易值得打上一两场战争。　　当时中国和其他不少国家的货币基础是白银。从18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与欧洲开展大宗贸易以来，中方要求欧洲用白银支付其进口的产品，曾导致了欧洲的白银储备外流。当时以白银支持的货币还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给印度设置的卢比，因此用鸦片从中国换白银的贸易对英国特别有利。美国自己在19世纪的前半叶曾竭力建立一个由黄金和白银支持美元的金—银复本位制。美国财政部依据《1846年独立财政法》规定过严格的“硬通货”制度，做生意只能用金币或银币支付。　　怡和洋行帮助英国备战　　那时被人仰视的英国巨商和银行都把他们赚钱发财的好运归结于中国人吸食鸦片成瘾。在这方面最臭名昭著的和最冷酷无情的是威廉·渣甸，他是当年最大的鸦片商人。1828年他与苏格兰同乡詹姆士·马地臣结成合作伙伴，成立了怡和洋行。渣甸曾经这样说过，鸦片贸易是“我所知道的最安全和最有绅士风度的投机生意”。他的财产使得他在19世纪40年代初成为下议院的议员，并当了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的耳目。　　詹姆士·马地臣当上了议员，在下议院任职25年之久。他后来还当了英格兰银行行长、庞大的P＆O航运公司的总裁，是英国第二大土地所有者，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他的银行从中国鸦片贸易中赚到的利润。　　1832年，马地臣提出一个拓展鸦片航线的计划，将鸦片运输路线从港口城市广州沿整个中国的海岸线渗透，培养千千万万新的吸毒者，把卖毒品的利润提高到前所未闻的高度。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代理人当时曾写道：“鸦片就像黄金。我随时有货可以出售。”　　1835年，马地臣在英国游说对中国发动战争，意在强迫中国实行无限制的鸦片进口和一切商品的自由贸易。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是一个老练的马基雅维里式的权谋战略家，他挑起了可以作为宣战理由的事件——类似于“缅因”号战舰沉没（1898年2月，停泊在古巴港口哈瓦那的美国“缅因”号战列舰神秘地沉没了，美国借此挑起美西战争。——译者）或“东京湾事件”（1964年8月4日，一支由两艘美国驱逐舰组成的分队报告，正在越南外海东京湾（即北部湾）游弋的舰船受到北越巡逻艇的鱼雷攻击。美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扩大越南战争。——译者）——给英国媒体一个煽动反华情绪的借口，为发动战争创造先决条件。1834年巴麦尊任命律劳卑为英国驻广州的商务总监。律劳卑则派英国战舰溯珠江而上，冲击中国在广州设置的阻止鸦片贸易的临时关卡。正是这个巴麦尊在寻衅挑战。　　1838年，鸦片走私的数量接近每年1400吨，中国开始对鸦片走私者处极刑，并新派总督（译者按：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内，被作为钦差大臣派赴广东查禁鸦片输入。）林则徐到广州，希望遏制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走私。　　巴麦尊曾这样告诫英国下议院：“假如把某一个国家标示为英国永远的盟友或永远的敌人，这个政策一定是眼光短浅的。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我们的职责就是追寻利益。”　　巴麦尊勋爵以及伦敦金融城的金融机构，把英国的在华利益看得一清二楚：鸦片和巨大的市场，这还有待于把中国的门户强行打开。为了掩盖这一点，巴麦尊和英国鸦片商（如渣甸和马地臣）总是把“自由贸易”挂在嘴上，喋喋不休地把英国商人在中国做生意的安全说成“神圣的权利”。　　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是把鸦片用作征服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武器来使用的。他们贿赂中国官员，使他们吸毒上瘾，他们把鸦片散发到军队和政府最高机构里去。由于鸦片十分昂贵，它首先打通的是中国富有的精英、政府的高级官员，然后是职员和士兵。朝廷非常担心整个行政机构被毒瘾毁掉，把鸦片称为“道德毒药”。鸦片摧毁了稳定的家庭结构，造成打家劫舍的行为四处蔓延。早在1836年一名中国检查官就说过，鸦片“意味着人民生活和国家精神走上穷途末路。”　　对东印度公司的不法商人和巴麦尊来说，只要英国人能赚钱并且胜出，中国这个样子就挺好。中国颁布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包括鞭笞烟民、囚禁或绞死烟贩。但是地方上腐败盛行，无力执法，因此吸食鸦片的人数反而不断增加。广州是英国鸦片最大的入境口岸。1838年年底和1839年初，中国在广州对鸦片商采取了行动，从停泊在港口的船上没收了数吨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属于英国的上层贵族所有，因此英国海军立刻作出反应。由此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登峰造极。中国完全没有能力抵挡英国皇家海军炮舰巨大的杀伤力。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正处于顶峰，英国的枪炮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多。　　英国在战争中的要求是，中国向自由贸易敞开大门，对鸦片贸易不许加任何限制。中国清朝统治者则千方百计阻止财富的流失，特别是国家的货币白银的流失。　　英国拒绝停止鸦片贸易，林则徐对英国实行了贸易禁运。1839年3月，英国驻广州的商务总监义律要求所有英籍臣民将手中的鸦片交给他，然后交由总督林则徐没收,其数量相当于几乎一年的供应量。林则徐将鸦片溶解在水、盐和石灰中，然后冲入大海。义律向鸦片商人许诺说，英国王室将补偿他们损失的鸦片。这样一来就把一大笔债务推给了英国财政部，禁烟变成了一个有助于巴麦尊和怡和洋行在英国挑动战争情绪的事件。他们向英国公众提出的问题并不是鸦片，而是一个“自由贸易权利”问题。　　林则徐曾经在1839年采取过非同寻常的步骤：通过外交渠道致函维多利亚女王，质问英国政府的道德逻辑。他引证了他所理解的英国国内禁止买卖鸦片的规定，质问英国为何要在中国做毒品生意赚钱。他写道：“陛下此前尚未得到过此类官方通报，以不知我方法律为理由，但我现在可以宣告，我国意在永远禁绝此种有害毒品。”可是当时鸦片在英国不是不合法的。　　女王并未收到林则徐写的信。反过来，英国政府和商人控告林则徐破坏他们的私有财产：林则徐销毁了大量鸦片，他在一条专门挖出来的沟渠里，用石灰浸泡鸦片后冲入大海。英国闻讯立即派出一支人数众多的英属印度军队，于1840年6月抵达广州。　　英国海军在中国沿海城镇四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装备了蒸汽动力、风帆的坚船利炮，使得英国军舰所向披靡：它们有高度的机动性和舰载重型火炮。英国军队的实力大大超过清军。英军占领广州后，又到长江上耀武扬威，它们专门捕捉税收稽查船，掐住北京的朝廷从征税得到的主要收入来源，把大清帝国打得落花流水。　　在为鸦片而打的这场战争中，英国毫无悬念地在技术上占有压倒的优势，每一场战斗都变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大屠杀。一位英国军官曾经这样说过：“可怜的中国人”有两种选择，他们“要么躺下来吸毒，要么被屠杀，因为支持自己国家的法律而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成千成百地杀死。”　　清朝当局于1842年求和，同年8月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被迫向英国支付战争赔款，被迫同意向英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并割让香港。在其后签订的补充性条约《虎门条约》（原称《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又称《善后事宜宣清册附粘和约》或《虎门附约》，即《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中，清帝国还承认英国在中国享有与中方平等的地位，给予英帝国的臣民以治外法权，他们在通商口岸城市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　　到了1860年，鸦片输入中国的规模竟然达到每年6400吨之巨。英国打赢了鸦片战争，而中国则被劫掠一空。伦敦版的“自由贸易”大获全胜，凯歌高奏。　　英帝国的太阳西沉了　　寄生性的英帝国从中国沾染鸦片毒瘾的社会苦难中赚了大钱（中国在19世纪80年代吸毒人数最多时达到4000万），同时还掌控着印度和中国的资本流动从中获取巨大利益，但是这一切还是不足以使这个帝国免于腐朽和最终的衰落。　　在世界第一这个光彩夺目的形象背后，英国的内部正在慢慢地腐朽。英国的资本从1850年后大量流向海外，流向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流向19世纪70年代迅速工业化的德国、欧洲大陆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伦敦金融城的巨额资本向外流出，因为英国的有钱人发现资本在国外的回报远远高于国内。这也是英国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后果之一，农业方面的自由贸易实现了，工资水平也降下来了，因为英国的工人可以买到从敖德萨、美国、印度等外国进口的更廉价的食品。“贱买贵卖”已经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模式。　　1846年之后，英国国内的工资水平是随着面包的价格一起下降的。《英国济贫法》规定,给工资低于人类基本生存水平的工人提供收入补偿，而这个补偿又是以小麦面包的价格计算的。当面包价格下降时，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就掉下去了。这一切的后果是，英国国内的工业投资和现代化从1870年之后就停滞了，随后发生了缓慢的衰退，尽管伦敦金融城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仍然很兴旺。正是英国国内的工业投资使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采用瓦特改良的蒸汽引擎并且领导了工业革命。　　经济的重心转移了：从英国北部的工业区（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纽卡斯尔和利物浦）转移到伦敦，可是伦敦的金融和贸易服务业务是管海外融资的。英国从煤炭、机械和钢铁等有形的商品贸易转向了“无形”的买卖；英国已经变成一个从海外投资收取回报和从服务收费来赚钱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后，英国对进口货物的依赖越来越深。从1883年到1913年，英国进口的商品以英镑计算上升了84%。依赖进口的毛病被“无形”买卖的巨大成功掩盖了。1860年的英国开采了全世界煤炭总产量的60%；煤炭曾是英国工业的原料和海军的燃料。到1912年，英国的煤炭生产份额下降到24%。同样，1870年英国占世界钢材总产量49%的份额令人难忘。到1912年，这个份额已下降到12%。铜的消费是新兴的电气化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从1889年占世界铜消费量的32%下降到1913年的13%。　　1873年英国大萧条　　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一个时代的起点，是英国作为世界主导性经济强国的霸权终结的开端。　　1873年，英国历史上称为“大萧条”的严重经济衰退开始蔓延并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一直延续到1896年。这个时期对后来引发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种力量来说，是它们成长的决定性时期。1873年的大萧条导致英国工业竞争力进一步下降。价格水平持续下降，或曰通货紧缩，拉着同一时期的利润和工资一起向下降落。巨额资本闲置，或者到国外寻求收益。　　虽然这场危机在英国十分严重，但是在英国之外的影响却转瞬即逝。到19世纪 90年代中期，德国第二帝国已处于空前的经济繁荣之中。英国的对手德国和欧洲大陆的其他经济体正在迅速工业化，并已经开始向过去由英国占据的市场出口商品。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一个新的工业竞争对手——美国——正在迅速崛起，也对英国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尽管这个挑战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需要打两场世界大战，才能准备就绪。　　第二章 美国寡头集团的兴起：精英们的金融托拉斯　　“上帝赐予我金钱”——约翰·D．洛克菲勒，标准石油托拉斯创始人　　由来已久的全球危机　　2007年7月29日，在德国的银行监管机构负责人和德国财政部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一条重要消息：德国政府与主要的私人和公共银行正在着手对德国工业银行实施紧急救援。这家银行是1924年为执行《道威斯计划》规定的德国（向欧洲战胜国）支付战争赔款而成立的。这一次新危机已经是这家银行在它的历史上第二 次当美国银行体系的牺牲品了。第一次是1931年，维也纳信贷银行崩溃，成为引发全球银行业连锁崩溃的导火索，引起了大萧条并最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次危机也是从规模较小的杜塞尔多夫中小企业贷款银行开始，触发了全球性连锁反应。在2009年看起来，德国工业银行崩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其规模可能会超过上个世纪30年代悲惨的大萧条；不过只有等破坏的创伤被清理干净之后,我们才能下定论。　　德国工业银行的麻烦源于它们对新发行的“次级抵押证券”的投资，这些由纽约多家银行发行的证券回报率非常高。具体的做法就是：从发行（债券）的银行的手里，以折扣价买下大批的普通住房抵押贷款（债务），然后把按月发生的按揭付款现金流拿出来，建立一个同住房按揭债务已经完全不相干的全新的综合债券；假设分项目的支付可能都会发生违约，因此再把收款的现金流都拿去投保“违约险”——去专业的保险公司投保；这些保险公司都是有“评级”的，给它们做评级和定价，都由著名的三大评级机构之一操办；那三个机构都以纽约为大本营,都是事实上的最终垄断者，正是它们一步一步篡夺了最终的控制权——不仅是对美国经济控制的权力，更是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控制权力。这一切设想，包括那个评级过程、与华尔街银行首创的“证券化”的配合，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美国注入新的活力，使得美国全面主导全球资本市场的那个首席地位能够保持下去——这是美国实力的最重要的支柱，从1944年美国成功地策划并建立了战后国际金融体系以来，一直都是这样。　　关于证券化的思路，就是设法把通常的银行贷款风险从这些银行自己的资产负债平衡表上彻底转移出去，把贷款违约的风险最大限度地分散化，这样一来违约的风险也许再也不能导致危机，也就是1931年维也纳信贷银行崩溃后发生的那种危机。但是这一切只是幻想，是以美国未来的权力仍然以工业立国为基本假设的幻想；这种幻想源于1860年内战之后美国对抗德国、以工业大国的方式崛起的那段历史。　　2007年，一家德国小银行的支付困难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小的事件，竟会像滚雪球一样引发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危机，因为这种支付困难有深刻的根源，并深藏于有深刻缺陷的美元体系下的金融和银行制度中,这个美元体系也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想正确地理解德国工业银行2007年7月崩溃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美国雄厚的金融实力的真正源头和美国在国内战争结束后演变成世界工业和金融强国所走过的道路。　　美国寡头集团出现　　随着庞大的英帝国在1873年经济萧条之后陷入持续的不可逆转的衰退，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开始在大西洋彼岸出现。摩根和洛克菲勒身边强大的美国工业和银行家族将财富和对美国工业的控制权集中在他们手中。　　在迈向前所未有的权力高峰的过程中，摩根和洛克菲勒利益集团玩弄了种种欺诈、谎言、暴力和贿赂手段，而他们干得最出色的，是操纵金融恐慌。他们通过精心操控金融市场和银行信贷所造成的每一次金融恐慌，一步一步将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自己人的手中。这个过程就是一小撮巨富的精英家族的权力增长过程。这些家族构成了美国的富豪贵族集团，或更准确地说，是美国寡头集团。　　亚里士多德使用寡头集团这个称谓，来描述被最富有的阶层统治的那种政治。在这样的国家里，选举的力量与一个家族的财富规模是有关系的。19世纪90年代末迅速崛起的美国世纪的真正的力量，其实并不在绝大多数普通公民的手中，甚至也不在成长中的广大中产阶级公民手中。无论是称作寡头集团还是富豪贵族集团，美国的权力以及未来对权力的控制，就像罗马帝国时代一样，正在被无情地集中起来。　　权力越是如此集中，就越是需要美式“民主”的外包装。当然，美国的新贵，或更准确地说是寡头集团，并非只凭借高贵的出身和血统就能跻身新兴的寡头集团，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算是民主的，这一点和古罗马或大革命前夜的法国那些颓废贵族是一样的。　　《美国宪法》严禁继承贵族的头衔。但它不禁止贵族富有，不禁止美国寡头集团存在。1694年私营的英格兰银行成立之时也是这样做的，这种“自由进入”式的贵族治理曾经是英国成功的秘密，也是正在兴起的美国帝国的活力所在，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很深的秘密。这个美国帝国后来被亨利·卢斯命名为“美国世纪”。　　在19世纪后半叶，任何人只要足够聪明并有决心有能力从残酷的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游戏中胜出，抓住到手的财富，都可以有资格成为贵族寡头的成员，不太受阶级、宗教或国籍的限制。不过种族背景在美国仍然是进入更高权力圈的障碍，打破这种障碍还要等待至少一个世纪。在19世纪末期，这个寡头集团由摩根和洛克菲勒以及经过他们允许入围的少数精英所领导。　　他们运用手中巨大的经济实力来导演在经济生活中最终会导致倒闭风潮的事件，制造严重的经济衰退——1893年的恐慌就是这样被他们制造出来的。他们行事机密，配合默契。他们以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楷模来运用权力和财富，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的模式。　　英国东印度公司掠夺印度次大陆的财富，代表的是它在英国本土的股东的利益和愿望。虽然这个公司拥有私人军队，但是最终实现它的私人利益，还是必须依赖英国海军和英国政府的保护，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1840年打的那场鸦片战争。正在崛起的这个美国寡头集团，跟它的英国前辈亦步亦趋，把触角伸进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大力收编州长、议员、法官、报纸总编甚至总统，为他们的私利服务——这些事实是对美国模式的尖刻嘲讽。由寡头集团和旗下的媒体共同煽动和触发的那些战争，完全服务于这些寡头的利益，无论有多少天真无辜的美国年轻人将要战死，他们一点也不以为意。　　关于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工业扩张高潮，流行着一种“粗旷的美国边疆民主精神和活力”这样的神话。与此相反的事实是，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即1873年《重新启用硬币法》颁布并于1879年开始生效后,这实际上使美国加入了伦敦的金本位制，美国金融和经济权力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的那种程度，是很少有哪个国家曾经达到过的。到19世纪80年代，两个庞然大物在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中鹤立鸡群。他们最初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后来成为同盟者。他们这样做倒不是出于喜欢对方，而是出于讲求实效的实用性。这两个家族是洛克菲勒和摩根，它们的结盟始于20世纪初，造成了金融和工业实力最大规模的集中；它对美国经济和金融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难怪美国国会的批评者给它定名为“金融托拉斯”。　　摩根财团要成为美国货币权力的“定音”者，还得等几年的时间,需要完成一系列阴谋策划的诡计，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充满了腐败黑暗。1893年的恐慌导致经济衰退达四年之久，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J．P．摩根领导的货币托拉斯是如何不惜血本地要攫取权力。　　精心策划的1893年恐慌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一直到19世纪末，美国财政部将白银和黄金一样视为货币金属。这实际上是一种金银复本位货币体系。白银大量流通于美国西部，农民和小店主喜欢使用白银来发放低息信贷，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以一种精心指导的方式通过联邦政府来扩大这个货币基础，将是很有意义的。　　然而,在19世纪 90年代以摩根家族为首的纽约银行辛迪加的立场与此恰好相反。他们看见的是一条黄金路。由于他们与伦敦金融城银行的特殊的联系，他们看出操纵黄金是掌控美国国家货币权力的最佳路径。当时世界上的货币黄金供给被一小撮纽约银行界和伦敦金融城大亨所控制着，其中最大的是罗斯柴尔德（又译作“洛希尔”。——译者）勋爵的银行集团。　　纽约银行家并不在意来自白银的竞争。他们在伦敦金融城（当时世界金本位制的心脏）里的银行盟友最想要的是美国实行单一金本位制，这样他们的影响力就会更大。他们的盟友，即摩根-罗斯柴尔德的美国银行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等人，狡猾地利用了伦敦银行业同盟者的支持来控制美国的信贷市场，以牺牲广大美国人民的利益来获取他们的一己私利。　　恶名远扬的1893年恐慌实际上是摩根利益集团操纵的，他们的同伙是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他们的目的是把白银逐出流通，并且将美国的黄金更牢固地掌握在私人银行手中。在操纵若干起金融恐慌的过程中，他们甚至得到了钢铁和铁路的控制权，深入到美国经济的核心,这可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摩根公司有一个急先锋，约翰·G．卡莱尔。他是民主党总统格罗夫·克利夫兰手下的财政部部长。在得到摩根及其朋友的财政支持成为总统之前，克利夫兰是纽约一个平庸的政客。当上总统之后，他有两位座上客，一位是J．P．摩根，另一位是小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后者是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在美国的正式代理人之子。（Robert McElroy,Grover Cleveland,　Harper & Bros．,New York,1923,II,21,999）伦敦社交界的流言蜚语说老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是卡尔·迈耶·罗斯柴尔德男爵的私生子，后被男爵收养并视为己出。此人取了个较少引起争议的名字——贝尔蒙特，被派往美国为罗斯柴尔德打理在美国的商业利益。　　一支手洗干净了另一只手……　　摩根和小奥古斯特·贝尔蒙特说服克利夫兰总统，让财政部长约翰·卡莱尔发行美国债券,这些债券只卖给摩根和贝尔蒙特。作为交换，私人银行家们用政府急需的黄金支付财政部，作为美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当时美国的财政部至少要保持手中有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只要低于这个数字，就意味着美元的稳定性受到威胁,就得拉响警报。　　克利夫兰政府的财政部私自将国债大打折扣售与摩根银行辛迪加，价格对摩根公司太有利了。这帮银行家一转身立即将这些债券以极高的价格卖给公众、地区性的小银行、保险公司等，从这笔交易中大赚一把。把这个腐败圈画圆画满的那一笔，是克利夫兰总统的前法律伙伴F．L．斯特逊，他把摩根公司收为客户，亲自为该公司同美国财政部谈判债券发行的条件。对这种勾当说一句“存在利益冲突”，再说一句“违背公众信任”，好像还是太温和了一点。　　克利夫兰以私定的勾结价出售给摩根辛迪加的债券，达1．62亿美元之巨。这一内部交易在新闻记者约瑟夫·普利策在纽约的反腐报纸《世界报》上披露之后才被迫停止。　　摩根对美国黄金储备的“接管”始于1893年。在当年年初，克利夫兰第二次当选总统宣誓就职之后，挤兑美国财政部黄金储备的行动马上就开始了,这是摩根和贝尔蒙特秘密怂恿的。根据摩根和贝尔蒙特的指示，伦敦各家银行沆瀣一气,纷纷抛出了它们手上的价值好几百万美元的美国财政部债券，要求用黄金支付。　　财政部根据当时的法律,可以用黄金也可以用白银来偿还公债,而且法律还赋予了财政部部长支付黄金或白银的决定权。本来用白银偿还国债就可以结束黄金的囤积恐慌，势力强大的白银游说集团也在敦促财政部用白银而不是黄金支付公债。但财政部部长卡莱尔听从了摩根和贝尔蒙特的秘密建议，拒绝用白银，而是只用黄金来偿付债券。随着美国政府黄金储备的快速消失，恐慌进一步加剧。　　这样一来,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迅速耗尽。到1893年4月，自从1879年恢复用金属硬币支付以来，美国的黄金储备第一次下降到1亿美元以下。至此陷阱已经设置完毕。　　当年5月，大规模的恐慌爆发。数周后，时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政府宣布它将不再接受白银来铸造硬币。经过了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印度已经是世界上白银最多的国家。　　连印度殖民地都拒绝白银了，这可是给伦敦和纽约银行家在美国永远废除白银作为货币的阴谋蛋糕上又涂了一层奶油。国际白银价格灾难性地下跌了50%，在美国也同样如此。美国遭到货币恐慌打击的圈内人不能不怀疑，女王陛下英帝国皇冠上的印度明珠，一定是受到伦敦金融城和纽约某些银行的怂恿才拒绝买卖白银的。那些银行从黄金恐慌中将赚得钵满盆满！　　1895年初，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又一次被耗尽。那些黄金是它刚从以摩根公司为首的银行辛迪加手中以高利贷价格买来的。黄金到哪里去了？纽约的银行私人黄金持有档案表明，1895年1月，26家纽约银行的金库里仅有价值6500万美元的黄金。美国财政部黄金储备的最低限额是1亿美元，一旦低于这个水平，美国的金融稳定就面临威胁。据报道，克利夫兰总统大叫：“银行已经套住了国家的咽喉。”他小心翼翼地没有告诉不知情的公民，这些银行套住国家咽喉的绳索就是他提供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以摩根公司、代表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洛克菲勒国民城市银行的詹姆斯·施佩耶尔为首的银行家辛迪加出场了。银行辛迪加慷慨而又主动地表示愿意将他们私人的黄金出售给美国财政部,但他们可是要赚钱的。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萧条　　1893年黄金囤积恐慌导致全美银行信贷萎缩，从而引发了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美国纸币的持有者根据法律可以要求变现财政部的黄金。恐慌的结果就是大多数银行惧怕贷款。　　1893年5月至10月期间，美国全国银行贷款总额萎缩到令人惊恐的3．18亿美元。活期拆借款的利率竟高达70%，因为银行和私人都尽量用黄金支付。美国出口到伦敦金融城（内森·罗斯柴尔德男爵为首的银行辛迪加在此占有统治地位）的黄金达到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点。黄金恐慌严重地削减了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了赤字，迫使财政部用宝贵且日益短缺的黄金储备来支付当前账户上的开支，进一步影响了黄金储备。　　由于银行收回了贷款，信贷危机引发了从东到西席卷美国的商业破产浪潮。西部的农民和白银矿主认为,正是“东部的”黄金银行偷偷地挖了白银货币的墙角。没错，这些人干的正是破坏白银担当过的货币的角色。　　1893年8月，克利夫兰总统按照J．P．摩根和贝尔蒙特的建议，召开了一次国会特别会议，议题是废除《谢尔曼白银法》。根据此法令，美国财政部曾经用纸币钞票购买了白银，而这些钞票可以被其持有者兑换为黄金。《谢尔曼法》原本是在农民和小业主施压下通过的。这些人现在面临着萧条和破产，起因就是被迫转向单一的以黄金为基准的美元。克利夫兰说，政府停止了白银买卖，美国就可以避免一场金融灾难。总统说得很好，但是和总统的说法相对照的、可以被预先证实的事实是，白银虽然很充裕，却再也不能充当黄金的替代物了。　　《谢尔曼法》在西部和南部农民以及小业主的抗议声浪中被立即废除了。纽约的银行大获全胜，而摩根-贝尔蒙特辛迪加是最大的赢家。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拜伦后来戏剧性地称之为被“钉上了黄金十字架”的那个情景，真的发生了。　　摩根、贝尔蒙特及其华尔街老朋友的胜利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1897年1月，货币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大体上都出自D．劳伦斯·劳林教授之手。1899年12月提交众议院的《金本位制法案》于1900年3月通过并成为法律。该法律规定只有黄金美元是价值的衡量标准，而白银则成了辅币。　　克利夫兰总统委派摩根在华尔街上建立一家私人辛迪加，为美国财政部筹措价值6500万美元的黄金，其中的一半将来自欧洲，并用这些黄金发行公债，使国家金库恢复到实有1亿美元储备的水平。财政部的公债以极低的优惠价格独家出售给摩根-贝尔蒙特辛迪加。然后，摩根将公债再次以很高的溢价转售给地区性小银行和保险公司：它在这个交易的两头都赚了大钱，而代价却是牺牲美国经济的健康。　　在随之而来的持续了整整4年的大萧条中，资本品的销量跳水，利润大跌，萧条袭击了所有的城市。在这场萧条中，有1.5万家企业、600家银行和74家铁路公司破产。萧条导致了严重的失业和大规模的抗议，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发生了激烈的暴力行动。在失业高峰时期，劳动大军创纪录的失业率达到14.5%。据另外一些人的估计,失业率甚至高达25%。费城和里丁铁路的经济破产是第一个发生的事件。J. P.摩根安排了一次对铁路信贷的抵制，推动了铁路股票急剧下跌，同时又以极其便宜的触底价格悄悄地获得了这条连接宾夕法尼亚州广大的无烟煤矿的铁路控股权。　　到1893年5月15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格跌至前所未有的低点。许多大的铁路公司，如联合太平洋、北太平洋和圣塔菲这些铁路公司，都被迫宣布破产。美国一连串的大铁路企业倒闭，为极有偿付能力的摩根-贝尔蒙特辛迪加的银行提供了“黄金机遇”，使得他们牢牢控制了美国铁路网，而在当时铁路网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心脏。　　美国寡头集团的60个大家族　　美国在1861～1865年南北战争和1879年的《重新启用硬币法》之后的经济繁荣岁月里，涌现了一批商业大亨，他们用诈骗、贿赂政府官员和国会、贪污以及诸如此类明目张胆的做法，积累了巨额财富。　　铁路是美国经济成长的核心，反过来又刺激了庞大的钢铁产业的扩张。随着铁路网从东到西扩张，美国的电报也需要大量的黄铜来生产金属线。大多数大型铁路的建设并没有用过摩根的钱，用的是公共资金和公共的土地（根据全国国土规划的法律。——译者。）J．P．摩根只是像猎鹰捕食一般地掠取了这些铁路，就此控制了整个美国经济。到1901年时，摩根利益集团控制了南方铁路公司、莫比尔-俄亥俄铁路公司、女王-新月公司、佐治亚中央公司、佐治亚南方-佛罗里达公司、梅肯-伯明翰公司、费城-里丁公司、伊利铁路公司、新泽西中央公司和亚特兰大海岸线公司，据估算共计有长达5.5万英里的铁路。铁路公司控制了铁路轨道的交通权、煤矿、车站，连接了竞争的线路和到汽轮码头的枢纽。　　新兴的美国富豪和寡头披着美国式民主的外衣、编造了“强悍的个人主义”这样的神话，用来为他们的巨额收益辩护，掩盖财富真正的来源。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摩根和洛克菲勒已经成为强大的金融托拉斯巨头，强大到可以控制美国的产业政策和政府政策。在他们的世界里已经根本没有什么“民主”这样美好概念存在的余地。权力就是他们交易的商品。这就是用鲜血和金钱创造出来的美国贵族，不论怎么看他们都和英国、德国或法国有头衔的贵族一模一样，而这恰恰是《美国宪法》所禁止的。这是名副其实的寡头集团和富豪统治——最有钱的人为一己私利实行的统治。　　有大约60个家族组成了紧密勾结的富豪财富网络，他们中有洛克菲勒、摩根、道奇、梅隆、普拉特、哈克尼斯、惠特尼、杜克、哈里曼、范德比尔特、杜邦、古根海姆、阿斯特、雷曼、华宝、塔夫脱、亨廷顿、巴鲁克和罗森瓦德。这个富豪网络通过贿赂和压制等手段，控制了20世纪黎明时期美国的命运。60个超富豪家族通过王朝一般的联姻和公司的交叉持股，在20世纪初，控制了新兴的美国世纪的所有产业和银行机构。　　这些美国寡头新贵中最富有的人之一，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他通过贿赂州立法者，违法实行歧视性运输费率并从中获利。当时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已经控制了从纽约市发出的所有铁路，他给挑选出来的顾客优惠运费价格，同时向农民征收（按正税计算）50%的牛奶（附加）税，这些牛奶必须通过范德比尔特的铁路运送到市场去。农民们得不到任何优待，而新兴的大型农工商企业却得到不少优惠。范德比尔特后来投靠了摩根集团。　　当时，通过欺诈和贿赂手段而致富的还有一个家族公司——费尔普斯和道奇家族的费尔普斯·道奇公司。这家公司进口诸如锡、黄铜和铅一类的金属，这些金属是19世纪80年代及其之后美国建筑业高涨时大量需要的原料。该公司由安森·格林·费尔普斯和威廉·道奇于1834年建立，他们竭尽全力为自己树立了一副敬畏上帝的基督教商人的形象：他们为基督教青年协会和其他慈善组织提供捐赠等。事实并非如此，1873年的一次美国政府审判认定，费尔普斯·道奇的财富也是建立在大量诈骗、非法活动和贿赂之上。因为该公司从秘鲁和智利进口黄铜在报关时的欺诈行为被揭露，纽约地区法院对该公司判处罚款1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这家公司所干的勾当就是贿赂美国海关官员和骗税。　　这份美国劣迹富人的名单很长，其中包括了大多数最受人尊敬的那些家族的名字，他们把欺诈、腐败和贿赂政府官员得来的财富捐赠给美国博物馆，资助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美国的著名大学，这些大学的许多教席和教学大楼用他们的名字命名。这些慈善活动还为他们赢得了一块又一块铜制的奖牌。　　这个名单还包括铁路巨擘爱德华·哈里曼。他是美国外交家、间谍、弗兰克林·罗斯福的心腹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的父亲。哈里曼使用非法手段获得了联合太平洋公司。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线的控制权，同时还收购了南太平洋公司。　　哈里曼建立了一个控制着至少17家美国大铁路公司的帝国，他擅长股权稀释和做假账，其手段之高明足以让安然公司的审计者赞叹不已。一份美国政府1907年的报告指出，哈里曼获取如此多铁路线的目标是“消灭横跨大陆的运输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了垄断的目的而限制竞争，这种行为违反了联邦和各州的法律。　　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对付劳工　　对法律的肆意践踏在当时成了报纸调查和公众强烈抗议的焦点，最终导致美国国会于1904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个法律针对的是大公司滥用自身权势的行为,其中包括标准石油托拉斯、摩根的美国钢铁托拉斯、糖业托拉斯等。　　表面上看起来，反托拉斯法针对的是摩根、洛克菲勒或哈里曼这些具有垄断不良行为的公司，事实却完全相反。一份190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曾宣布“一切限制贸易的联合”都为非法。该法律却从来丝毫也没有妨碍过哈里曼或其他大公司巨头的垄断行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平息公众愤怒的政治伪装而已。权势显赫的哈里曼及其朋友们从未遭到过反托拉斯诉讼，而无数的小业主却在该法令颁布实施之后纷纷锒铛入狱。更恶劣的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却成了一种阻止美国工会发展装大的武器，因为最高法院判决,工会组织罢工是一种“限制贸易的联合”。　　工人们组织起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资直至建立工会，合理合法,而摩根及其寡头朋友们却大造舆论,对工会进行压制。美国最高法院是寡头保守主义的堡垒。1905年，在洛克纳诉纽约州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决各州不得限制私人企业的（过长的）日工作时间。3年后的1908年，在丹伯里·哈特斯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决工会不得进行抵制活动。　　1902年，乔治·贝尔案正是这种打压的具体体现。摩根安排他当上了费城-里丁铁路公司的主管，宾夕法尼亚的矿主们提名要他出面领导与罢工的煤矿工人的谈判。费城-里丁铁路公司当时专营无烟煤的运输业务。煤矿工人当时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将工资提高10%，要求承认工会是他们今后与资方谈判的代表，并且动用了他们唯一的武器：以拒绝劳动来要求减轻工作压力。　　刚一进入谈判，贝尔就向新闻界发了一封公开信，宣称“劳动者的权利将得到保护和关照，但不是由罢工煽动者来保护，而是由全能全知的上帝赋予国家财产利益的基督徒来关照”。贝尔因此获得了一个乔治·“君权神授”·贝尔的绰号。在石油成为主要能源之前的几十年里，煤炭是基本的能源，用于家庭供暖、生火做饭、工厂动力和发电。　　贝尔本人像同时代的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和他们的大多数同伙一样，是一个铁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坚信上帝选择了他们，因为他们控制了商业这一事实显然证明他们比手下的工人更优越。当罗斯福总统被请来参与谈判解决方案的时候，“君权神授”贝尔却对总统说：“没有什么可谈判的。”只有当贝尔的顽固将引发全国性的动荡时，摩根才与政治上更为精明的罗斯福一道进行干预，制定强迫性解决方案：在工作时间和工资方面作出让步，但仍拒绝承认工会。　　这场无烟煤罢工和最高法院的裁决表明，在19世纪终结时,美国劳资关系绝对是一边倒,偏向资方。这是一个由贿赂和威胁主导的寡头集团。他们还需要学习增选成员和自由主义改革等微妙技巧来维护对权利的控制。由于公众普遍支持矿工，西奥多·罗斯福宣布他在劳资之间达成了“公平交易”（又译作“公道政治”。——译者），确立了在某些罢工中实行总统干预的原则。　　罗斯福更为人知的名字是他姓名的缩写TR，他自诩为1898年美西战争中圣·胡安山之战的战斗“英雄”。那场战争是一次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动，却让罗斯福成为广受欢迎的政治候选人，绰号“狂野骑士”（狂野骑士是美西战争中美西第一骑兵团的外号，罗斯福当时在该团任中校。——译者）。他宣布了他的“公平交易”。 “让我们所有人都信奉过去大家熟知的口号：诚实、体面、公平交易和常识……我们必须根据一个人的价值和业绩来对待他。我们必须让每个人都受到公平对待，因为他没有权利得到更多，但是他得到的不应该更少。”（Theodore Roosevelt,Speech．）这些话正合新闻报道的味口，而与此同时罗斯福正继续与摩根公司进行秘密交易。　　这个策略性的转移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总统第一次公开不与资方站在一起反对劳工。它为共和党的罗斯福赢得了普通美国工人，尤其是蓝领的支持，他们的选票正日益变得重要。但是，特迪·罗斯福丝毫没有改变他对财富权力的忠诚。他只不过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能感觉到美国变革之风吹拂的方向，并能熟练地利用它来保持共和党对高管人员的控制。　　把罗斯福的“公平交易”标榜为美国政治上的“进步时代”的起点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控制美国财富的寡头家族在如何展现自己的形象方面正变得越来越老道,最精于此道的无疑是摩根。在这位美国金融史上最大的阴谋家和骗子朱尼亚斯·皮尔庞特·摩根面前，所有的美国实业巨头都只能自愧不如。　　J.P.摩根登上了王位　　J.P.摩根因为在1893年与贝尔蒙特合谋策划了那场大型金融危机，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银行家之一。在他24岁刚刚开始职业生涯时，就以欺诈手段做了一笔生意，把美国军队过剩的旧步枪买下来再重新卖给美国政府去打内战。这批步枪是他通过名义代理人从纽约的美军军火库购买的。他的代理人偷偷地以每支枪3．50美元的价格购得5000支枪，把有缺陷的步枪作为完好的新枪，然后按每支22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圣·路易斯的陆军司令部。从此开始了他欺诈、蒙骗和腐败“波澜壮阔”的职业生涯。　　在J．P．摩根忙于买卖步枪蒙骗美国政府的时候，其父J．S．摩根（摩根·皮博迪公司这家银行的合伙人）把家搬到伦敦，与美国银行家乔治·皮博迪一起，担任美国政府在南北战争期间驻英国的财政代表。　　在摩根与乔治·皮博迪建立合伙关系的时候，皮博迪是林肯政府驻伦敦的代表。林肯政府那时正全力以赴投入，力图使北方联邦战胜南方邦联。一份颇受尊敬的麻省报纸《春田共和报》1866年曾报道说，皮博迪和摩根“……在我们为国家的生存而战时既没有表现出任何忠诚也没有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完全像英国人一样，不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取得成功，他们只为南方而不为国家说话和做事。”《纽约时报》就摩根和皮博迪在伦敦的活动也说过：“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乔治·皮博迪公司那样让我们欠欧洲的债务（借据）在我们的货币市场上泛滥，并且打压它的价格，削弱对我们国家的金融信心，而且他从这里赚的钱比任何人都要多。”　　根据《美国宪法》，皮博迪和摩根在伦敦的活动已经构成明确的叛国罪。（New York Times,October 31,1966．）有其父必有其子，J．P．摩根依靠欺诈、叛国和蒙骗在美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银行和工业帝国，更有欺骗意味的是,此人始终刻意让有关他的所有新闻报道将他描绘成一个具有基督徒美德的慈善家。　　J．P．摩根的银行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美国最有实力的金融机构。1913年他参与建立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也得到了摩根银行的支持；这个“理事会”是一家私人智囊机构，就是它制定了整个20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在《道威斯计划》的幕后也有摩根银行，该计划要求德国根据凡尔赛和约支付战争赔款。　　这些事件我们将在后面章节详细叙述。摩根在1907年恐慌中扮演的角色，对于随后的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美帝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击败德国的挑战，最终在战争的废墟上继承破了产的英帝国往昔的地位，摩根1907年走的这一步至关重要。　　摩根和洛克菲勒导演了“1907年恐慌”　　1893年恐慌的赢家是摩根、时任纽约国民城市银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托拉斯的银行）行长的詹姆斯·斯蒂尔曼，以及为数不多的以贝尔蒙特和库恩-洛布公司为首的券商交易所。那次恐慌是他们一手导演的一场挤兑黄金的行动。　　J．P．摩根利用这次危机取得了对美国钢铁和铁路两个战略产业的控制。他于1901年控制了美国的钢铁业，合并了卡内基钢铁公司和其他公司，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在创建美国钢铁公司的过程中，摩根为他的新钢铁托拉斯（世界第一家资产达10亿美元的公司）发行了名义价值高达14．02亿美元的“注水”股票。　　美国公司调查局的一项调查确定，在售与公众的资本化的股票中，有一多半（即7．27亿美元）的发行价值没有任何实物财产依据，摩根实际上是把未来的利润都资本化了，这同安然和世通这样臭名昭著的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股市狂热中的行为如出一辙。此外，摩根又创建了庞大的通用电气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以及其他无数大型产业集团，端坐其上的正是J．P．摩根公司这家银行。　　斯蒂尔曼的国民城市银行（花旗银行集团），即约翰·洛克菲勒标准石油托拉斯的银行，是美国当时最大的银行。摩根和斯蒂尔曼1893年后上演的“救市”行动挽救了美国财政部，但却严重地伤害了克利夫兰总统所属的民主党农民派，这成为1896年选举中的一个大问题；银行界为此遭到倡导使用白银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攻击。　　标准石油巨头约翰·洛克菲勒，与J．P．摩根及其华尔街上的银行家同伙们，向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利大笔捐钱。麦金利在1896年击败了白银倡导者布赖恩赢得大选。麦金利来自俄亥俄州，该州就是标准石油的家乡，他的职业生涯就是由洛克菲勒的合伙人马克·汉纳一手安排的。汉纳是约翰·洛克菲勒读书时的同学，后来成为其商业合伙人。麦金利当选美国总统，是洛克菲勒与摩根华尔街集团之间密谋串通的结果；汉纳代表洛克菲勒家族，铁路大亨詹姆斯·希尔代表摩根的利益，他们事先进行过秘密会晤。对于摩根和洛克菲勒来说，麦金利当总统等于总统权柄握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借助金本位制，麦金利于1900年再次当选连任。至此金银复本位制的白银集团全军覆没，摩根及其纽约小集团和伦敦盟友接管美国财政的道路已经扫清。　　到了1907年，摩根和洛克菲勒金融集团已经准备好向美国经济发起下一轮金融进攻,这就是后来被称为“1907年恐慌”的金融危机。这是金融政变之前发起的最后一次攻击，1913年他们将要发动规模最大的（金融）政变——通过1913年《联邦储备法》。在该法案中，懵懵懂懂的美国国会将自己本应该控制的印刷货币的这项权力，拱手让给了私人银行家财团。　　1907年发生的一切都与一家纽约银行有关,这家银行叫尼克伯克信托公司。这是一家中型银行，行长是独断专行的查尔斯·巴尼。巴尼及其合伙人弗里德里希·A海因茨正在打算大量收购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是十分抢手的金属黄铜的大型供货商。因此，海因茨迎头撞脸地和强大的洛克菲勒集团对抗上了，因为控制这家大型联合铜业公司的正是洛克菲勒，对于出生在蒙大拿的海因茨这个外来的暴发户对手，洛克菲勒毫无怜悯之心。　　1907年10月14日，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价格暴涨，每股超过62美元。　　仅仅两天之后它就以15美元收盘，把F．奥古斯图斯·海因茨逼上破产的穷途末路。洛克菲勒将几百万磅黄铜投放到市场，造成黄铜价格暴跌，连带着海因茨的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路下跌。海因茨作为一个商人具有一个明显的缺陷，他不属于富豪卡特尔，又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特立独行的人，并没有留心摩根或洛克菲勒的权势，结果悔之晚矣。　　海因茨在纽约也有自己的银行，即商业国民银行，他是用自己的资产进军被洛克菲勒主导的黄铜市场的。海因茨银行的董事C．F．莫斯与其他6家中型纽约银行有业务联系。这个信息被泄漏给纽约新闻界，马上引起存款人的恐慌和提款，这6家银行和商业国民银行都遭到挤兑。另一条新闻引起了全面的恐慌：纽约第三大信托储蓄银行（即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的总裁与商业国民银行董事莫斯也有业务联系。这条新闻立即触发了挤兑行动，规模较大的尼克伯克信托公司也遭到挤兑。　　尼克伯克信托公司即刻遭受重创。尼克伯克信托公司被迫求助于私人银行的票据交换所协会。这个票据交换所协会的头头不是别人，正是J．P．摩根。　　摩根要求首先对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的账簿进行审计，然后再考虑可能的援助或救助方案。审计组的负责人是摩根的亲信和雇员本杰明·斯特朗，他后来当上了美联储的第一任主席。审计之后的结论是，由于有关银行资不抵债的谣言已经传开，摩根拒绝提供紧急信贷来阻止存款人取款的恐慌。　　接下来掀起了一波对其他信托银行更大范围的取款挤兑浪潮。根据纽约当时的法律，主要贷款给房地产的信托银行可以比诸如摩根或洛克菲勒城市银行这样的国民银行持有有更低的储备金水平和执行更宽松的规章制度。恐慌的蔓延，正如此后1911年的国会调查中所写的，是精心策划的，故意传播的谣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摩根的亲信们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大肆散布谣言，这些报纸包括摩根顾问威廉·拉芬的《纽约太阳晚报》和阿道夫·奥克斯的《纽约时报》。新闻报道专门盯住几个信托银行做挤兑报道，如美国信托公司，这是摩根和洛克菲勒意欲除掉的公司。　　对美国信托公司的挤兑是媒体报道之后才开始的。该银行实际上具备偿付能力，但是它在田纳西煤矿和钢铁公司里也持有大宗股票。这家公司拥有丰富的矿石储藏，为摩根新成立的美国钢铁公司所觊觎。摩根要求美国信托公司一定先同意将它全部田纳西煤炭和铁矿的股票都拿出来作抵押，才肯提供摩根银行家辛迪加的流动资金，那里的矿山是美国已知品位最高的铁矿石储藏之一。摩根甚至还特意派他的两个副手——美国钢铁公司的亨利·克莱·弗里克和埃尔伯特·加里——去见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要他们拿到罗斯福明确的意见，同意暂停执行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以便美国钢铁公司吞并田纳西钢铁公司,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可以“拯救国家”。罗斯福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解散托拉斯的人，实际上他与金融托拉斯，特别是摩根利益集团是一丘之貉，只不过他总是远远地躲在幕后。　　作为共和党总统的罗斯福总是与洛克菲勒集团、摩根集团或二者的主要代表一起讨论重大的公共政策，他让这个做法形成惯例。他曾将他任内第三份国情咨文的草稿交给洛克菲勒的银行家、国民银行的詹姆斯·斯蒂尔曼，答应根据斯蒂尔曼的想法修改货币问题的部分。1903年10月，他曾邀请摩根到白宫进行私人会晤。一项1912年美国参议院特权和选举委员会关于政治收买和贿选资金的调查发现，罗斯福总统曾秘密与铁路大亨EH·哈里曼就政治任命和竞选捐款通过信。　　由于心理上遭到重大打击，巴尼在一个月之后自杀身亡。纽约股票市场崩溃，其原因是缺乏现金的信托银行靠出售股票来筹措资本。国家陷入又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持续的时间达13个月。全国的地区性银行拒绝按照法律的要求将存款兑换成黄金，它们担心会失去“硬通货”。在某些方面，这场萧条和整整一个世纪之后2007年爆发的银行间信心崩盘的情况十分相似。只是在1907年还没有公共的“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来实施干预。　　直到罗斯福宣布暂停执行反托拉斯法后，恐慌才渐渐平息下来。摩根如愿以偿得到了他渴望已久的田纳西煤炭和钢铁公司的矿石资源。 洛克菲勒和他的银行家詹姆斯·斯蒂尔曼消除了来自海因茨的黄铜竞争。一当摩根从美国信托公司拿到田纳西煤矿的股票，报刊也就不再散布谣言，银行又恢复了正常营业。轻信的公众听到的是，无私的J．P．摩根对国家的银行系统实施了一次“英雄般的拯救”。只有少数人并不相信摩根、洛克菲勒及其华尔街亲信真的抱有利他动机，这些人中包括力挺白银的民主党议员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他在一份陈述中公开声明：“无耻的金融家应该遭到唾弃，他们手中握着打家劫舍掠夺来的财富，他们玩弄最高级的金融手段，对整个国家进行剥削。”　　一份不受欢迎的财政部建议　　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其实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具有干预的力量和向缺乏信贷的银行提供贷款的实力，并且可以通过财政部长行使这个权力。可是在辩论为何反复发生银行恐慌的时候，这个事实几乎从来没有人提起。财政部本来能够轻而易举地扮演最后贷款者的角色，并且将国家的信贷过程纳入联邦指导和公众控制之下；国会应拨备紧急储备基金，由财政部长全权处理。这是在《美国宪法》第1条中就明确规定了的。　　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莱斯利·肖坚决主张更多地运用美国政府的实力来控制货币市场的危机。在1907年恐慌的前一年（即1906年）的一份美国财政部报告中，他写道：　　“如果财政部长得到了在他认为必要时可以存入或取出银行的1亿美元，除此之外,如果他还被赋予了控制若干家银行准备金的权威，有权随时紧缩全国银行流通（规模），那么我的判断是，只要不发生工业停滞，那么他完全有能力平息任何威胁美国或欧洲的恐慌。世界上没有任何中央银行或政府银行拥有（美国）财政部长那样的权威，可以让他随时出手调节全世界的金融形势。”　　美国财政部长关于在爆发流动性危机时使财政部成为银行业“最终贷款者”的建议并非异想天开。到1899年，恰好在世纪之交，美国财政部拥有比世界上任何中央银行都多的黄金储备，比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都还要多。美元是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之一，而且美国当时还是由财政部直接控制金本位制的管理，不像欧洲大陆和英国那样由私人银行控制。　　然而，摩根、洛克菲勒以及当时金融托拉斯背后的精英集团却对这项公众或政府解决方案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可能无法操纵这样的局面谋取私利。他们决意利用制造恐慌和危机氛围来推动他们最厚颜无耻的计划：从美国联邦政府手中攫取铸币权，控制货币的供应。他们已经想好了要建立一家完全掌控在摩根、洛克菲勒克及其盟友手中的“国家”银行。　　1907年3月，财政部部长肖莫明其妙地退休了。他的继任者乔治·科特柳是摩根亲朋好友圈子里的人。有科特柳在位，摩根及其在华尔街的朋友们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摩根在危机中闪亮登场，被他们一伙的金融报刊公开吹捧为救星。那时的摩根的确顺风顺水，股票价格格外地有吸引力。他一边购买大公司股票、扩大他庞大的工业帝国，一边公开宣称他对市场很有“信心”。如前所述，那时的摩根已经主宰了美国的私营铁路。1889年，在纽约摩根公司总部召开的一次有各大铁路运输公司老总参加的秘密会议上，摩根建立了一个非法的价格垄断卡特尔，把运费提高了很多。被泄漏出来的秘密会议纪要表明，为了维持运费的垄断定价，摩根对不肯就范的铁路公司以冻结贷款相威胁。他预演了数十年后的那个模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债务危机期间，纽约银行家们通过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所采取的行动，用的就是同样的套路：“不按我们的规矩玩游戏就是死路一条……”　　1907年的银行危机与一个世纪之后的2007年8月在纽约爆发的银行同业拆借危机太相似了。不过，2007年摩根的美联储和美国纳税人掏钱，救了几家被指定的银行，其中有摩根和洛克菲勒的后人联合经营的那家银行，即J．P．摩根大通。1907年的那场银行恐慌迫使银行收回向房地产和工业公司的贷款。威斯汀豪斯这样大型的电气公司都寻求过破产保护。1908年，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站出来，指责“一个阻碍和毁灭繁荣的金融家小集团”为他们的利润“故意挑起最近的恐慌”。对此摩根默然无语。　　摩根有办法收拾1907年的危机。美国财政部部长乔治·科特柳给了他巨大支持，为他提供了一笔2500万美元的巨款，这事发生在他与摩根的合伙人乔治·珀金斯在摩根的纽约办公室一次深夜密谈之后。在危机期间这么大规模的资金提供了额外的流动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商业机构的稳定，”科特柳说道，“而且还有本市商业界许多著名人物在公共利益方面表现出的最大勇气和辉煌奉献。”科特柳从财政部离职后，由于他忠诚的服务,获得了奖赏，他被任命为摩根-洛克菲勒所控制的综合煤气公司总裁。　　经由纽约财政部次长的办公室，来自联邦金库的成箱的黄金和满袋的绿背（美国纸币，因背面为绿色得名。——译者）被运送到科特柳指定的银行。标准石油托拉斯的创始人老约翰·洛克菲勒也向摩根保证,说他愿意提供帮助。洛克菲勒在摩根的联合信托公司存入1000万美元，并且许诺如果需要的话，可再存入4000万美元。　　摩根成功地领导华尔街银行扭转了1907年股市恐慌之后发生的金融大崩溃，而这次崩溃却是他故意发动的。他领导的那个由银行家组成的小集团吸收了大量的政府存款，这些金钱如何用于金融救助都由摩根决定。摩根用这些钱在敌友之间运筹帷幄，赏罚分明。　　1911年美国国会委员会针对美国商业控制（后来称为金融托拉斯）的调查，其结果确认摩根公司成员控制了至少47家美国公司的72个董事席位，这些公司的价值共计21．04亿美元，在一百年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摩根-洛克菲勒的全国货币委员会　　1907～1908年发生的这场危机除了极大地增加了摩根的金融和政治影响力以外，还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建立了全国货币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研究货币问题并向美国国会就如何避免未来恐慌和银行业危机提出建议。这个委员会是从一开始就受到外部操纵。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签署的《奥尔德里奇·弗里兰法》使它生效，该委员会于1908年成立，其职责是制订一个防止金融市场上再次发生货币恐慌的计划。　　全国货币委员会的负责人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是美国参议员兼大权在握的参院财经委员会主席。他和州长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的中名相同,是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岳父，这个小洛克菲勒是标准石油公司创建人老洛克菲勒的儿子。奥尔德里奇还有一个称号——“摩根在参议院的场内经纪人”。　　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也和腐败很有缘。1905年《麦克卢尔》杂志（著名的“耙粪” （即揭发黑幕）的刊物。——译者）的一篇文章披露，奥尔德里奇控制了腐败的罗得岛州政治机器，大多数州参议员已经被奥尔德里奇的集团所收买。1881年，奥尔德里奇关了他的杂货店去竞选美国参议员时，他申报的财产价值是5万美元。当参议员奥尔德里奇服务美国参议院30年后寿终正寝时，他的财产价值达到1200万美元，这笔巨大的财富当然不会是靠参议院微薄的薪水、靠勤俭节约能够积攒起来的。　　摩根和洛克菲勒也许永远找不到一个比奥尔德里奇更精明的人，来推动一个持怀疑观望态度的国会，一步一步走向他们所热望的“货币改革”。奥尔德里奇对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政变——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通过——负有重大责任。至于是谁支持了他、这场政变是怎样导演出来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才知晓内情。　　第三章 银行家的政变：新生的美联储攫取了货币控制权　　“我确信，威胁我们自由的，不是常备军队而是（私人）银行体系……如果美国人民允许私人银行控制货币的发行，那么银行和那些将要依靠银行成长起来的公司会首先用通货膨胀，然后用通货紧缩……剥夺人民所有的财产，直到他们的孩子梦醒时发现，他们在父辈们征服过的大陆上无家可归……货币发行权应该从银行那里夺回来，还给人民，它应该属于人民。”——托马斯·杰斐逊：《关于重构银行法案的辩论》(1809年)　　银行家的政变：占领国家银行　　以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为首的国家货币委员会于1908年成立，仅仅过了一年多，美国这帮银行家的计划制订完毕，这是一个绝密计划，从后世的眼光来看，这是美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最大的政治性政变，其目标是从美国国会手中夺取宪法赋予国会的发行和控制货币的权力，即使牺牲美国人民的普遍福利，也要为他们的一己私利服务。　　这些图谋控制美国货币的人决非一般的银行家，他们是美国银行界的另类。J.P.摩根、纽约私人银行库恩-洛布公司的德国人保罗·沃伯格、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J..& W．塞利格曼公司、李·希金森公司以及最后策划了金融政变的其他人。这些人与他们在伦敦的同伙一样，差不多都是国际银行家。在伦敦，这些国际银行家自称商业银行家；在纽约，他们更喜欢“投资银行家”这个头衔。两者其实是一回事。　　出于商业的本性，国际银行家都不会忠于任何特定的国家。哪里能够让他们左右形势并且赚到钱，哪里就是他们的乐土。由于这个原因，保守秘密对于他们的成功来说,对于他们获得战胜对手的优势来说,至关重要。很久以来，从威尼斯共和国开始，他们就知道，贷款给政府和君主，比贷款给私人的好处要大得多，因为那是有条件的贷款，以国家权力支撑的税收为担保，债务肯定能偿还。金钱是敲开权力大厦之门最有效的工具。　　通过提供信贷或削减贷款，就可以对整个国家或地区实行控制，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伦敦和巴黎的银行家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货币，或者更准确地说，对货币的控制权，是这些银行家的战略目标。通过控制央行或国家银行来控制国家，对于他们的权力来说至关重要。正如亨利·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所说过的，国际银行家精英集团的最高目标就是控制全世界——“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国际银行家，如巴林、罗斯柴尔德、施罗德、摩根、沃伯格、希夫、马利特或塞利格曼，都十分注重同本国政府和外国政府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政府发放债务。他们为政府担保的债券支付很高的溢价，行事极为机密，从不让大众理解他们的金钱是如何在幕后操纵政治决策的，其中包括发动战争、维持和平这样的决定。国际银行家的绝密行动已成为传统和行动特征，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政治策划，便于收买政客和法官，出钱发动政变消灭不合作的统治者或国家首脑，为听命于银行家的继任者开路。　　19世纪时，美国曾经有过好多种银行。在南北战争中的1863年，美国国会依照《国家货币法》通过了《国家银行法》，这部法律的主体部分是由财政部部长萨蒙·蔡斯起草的。新法律指定全国的某些银行业中心为“储备城市”，在那里的地区性银行能够以存款和纸币的形式留存一部分准备金（最低准备金率为25%），放在国家银行的储备城市里，如芝加哥、圣路易斯或波士顿。　　按照这样的设计，位于纽约市的几个国家银行拥有特殊的地位，它们必须以金币银币或金条银条的形式（作为法币）保留25%的储备金。根据该法律，纽约市被规定为新的银行法之下的“中央储备城市”，这相当于承认它已经成为国家的货币中心，预示了它50年后将被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赋予的角色。　　地方和地区性的银行在纽约的各家银行存款能够获得利息，因此资本就从地区性银行流向纽约，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这样一来，纽约的国民银行的规模都大得超乎寻常。此外，根据法令，纽约的两家银行，即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和后来的纽约市大通国民银行，被赋予了联邦银行的地位。后者变成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帝国的银行，银行的名字则由当时的财政部长萨蒙·蔡斯亲自命名。（“大通”是Chase的中文翻译，来自1863年美国财政部长萨蒙·蔡斯（Salmon P.Chase）的姓氏。——译者）　　相比之下，还存在着一个人数很少但极有影响力的私人银行和国际银行集团，因为不向公众出售股票而不受地域的限制，他们做生意不受任何一个州的约束。联邦银行和州法律中的大漏洞被他们利用了。　　这些“非法定银行”不能够像国家许可的股份制银行那样发行钞票。但是它们却因此而不受管制，可以在它们发现机会的任何地方做生意。在19世纪后半叶的数十年里，这些变成了国际银行的金融机构，如摩根、库恩-洛布、拉扎德、德雷塞尔以及其他一小部分人，可以在修建国家铁路、为扩展跨越各州界的大工业项目提供融资中最大规模的自由运作金融交易。　　因为不受州界的限制，这些银行主要用来自伦敦和巴黎的资本，为美国铁路建设所需的巨大花费提供融资，从中谋取高额利润。他们是美国国内的国际银行家。　　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时，有两个巨人傲视国际银行业群雄，一个是英国的纳撒尼尔·洛德·罗斯柴尔德手下的罗斯柴尔德公司，另一个是属于美国J.P.摩根的摩根公司。它们并不是总能友好相处。最初这两家银行与摩根紧密合作，很周到地维护罗斯柴尔德在美国的利益。后来，随着20世纪第一个10年接近尾声和一战临近，当英国工业和英帝国明显衰落时，一开始与罗斯柴尔德紧密合作的摩根开始谋求建立自己在金融上的绝对统治，一场不可避免的争斗就开始了。　　后来被称为联邦储备体系的这个制度，是为确立私人银行,对美国货币体系的控制而设计的,这些私人银行被摩根和纽约的国际银行家小圈子控制,这一切都是经过了精心准备才得以实现的。从《美国宪法》将铸币权明确地交给美国国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私人银行业一直在争取得到大众的支持，获得国家银行的身份，但是它们的尝试始终没有成功。　　美国人对私营央行的仇恨　　在20世纪初，任何人提出建立美国的国家银行或中央银行，无异于自寻死路。自1787年《美国宪法》通过以来，美利坚合众国在它作为共和国的头120年中经历了两次建立中央银行的失败。　　第一个国家银行由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设计。汉密尔顿于1791年建议以私有的英格兰银行为模式成立一家美国银行。本杰明·富兰克林熟悉英格兰银行和部分准备金融资制度，深知一家私营的中央银行控制美国货币发行的危险。富兰克林一直反对成立中央银行，直到他于1791年去世。同年，汉密尔顿推动并通过立法，建立了“美国第一银行”，该银行坐落在费城。　　内森·罗斯柴尔德——伦敦和当时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银行家——对美国第一银行投入了巨额资本。　　汉密尔顿的国家银行绝不是美国联邦政府的银行。根据规定，这个银行的80%为私人拥有，其中包括伦敦的银行家，如内森·罗斯柴尔德。通过幕后指导美国第一银行的活动，伦敦的银行家们可以操控美国的金融活动，许多美国人认为成立这样的银行无异于被英国再殖民一次。　　在汉密尔顿的心目中，国家银行“只要将有钱人的影响和利益与政府的资源结合起来，就能产生持久的、无处不在的信贷，这正是它需要的。”　　美国第一银行的确将两者结合起来了，但并不是为了美国人民的普遍利益。　　美国第一银行被用来存放美国政府的资金和税收，被用来发行钞票、增加该银行认为恰当的货币供给量。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该银行拥有的1000万美元的资本中80%属于私人投资者。只有20%的银行资本属于美国政府。该银行由1名主席和一个由25人组成的董事会管理。25人中有20个由股东选出，相当于80%属于私人集团，只有5人由政府任命。　　托马斯·杰斐逊强烈反对建立一家由私人控制的中央银行。但是，乔治·华盛顿于1781年2月25日签字，使法令生效。华盛顿听信了汉密尔顿的话，置《美国宪法》于不顾，做了这件事。宪法规定美国的货币控制权在国会手中，而且并没有授权国会将这项权力委托出去。（《美国宪法》第一章“立法权”第八款。该款写道：“国会有权规定并徵收税金、捐税、关税和其它赋税，用以偿付国债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御和全民福利提供经费……以合众国的信用举债……铸造货币，调议其价值，并厘定外币价值，以及制定度量衡的标准……”）　　宪法中的有关条款十分明确，目的就是要防止货币供应落入银行业之手；宪法将货币发行权直接交给由选举产生的国会。杰斐逊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认为国会是政府的三个分支中最具有共和国性质的分支。　　续签美国第一银行许可令的努力，在1811年的国会因参众两院各少一票而告失败。该银行受到指责，被认为对国内批发价格的大幅上升负有责任。　　1812年，美国国会在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敦促下，以某种无法理解的理由向英国宣战，这就是1812年战争。美国政府因为战争筹款而债台高筑。在4年的时间里，国家负债从4500万美元上升到1.27亿美元。战争期间，国家无视金银的储备数量批准银行增发许多贷款，造成了信贷热。而当战争结束时，这个贷款狂潮也就结束了。　　1816年，为了解决随之而来的四处蔓延的通货膨胀，国会在各种利益集团,首先是私人银行的强烈要求下，决定成立一家以第一银行为基础的新国家银行，命名为美国第二银行，这家银行还是设在费城。它的营业许可为期20年，于1836年到期。　　美国第二银行也规定只允许政府拥有20%的资本，80%的资本属于私人。它必须创造一种单一的国家货币,可以购买美国政府的大多数债务，可以接受美国财政部的资金作为自己的存款。作为私营的第二银行，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特权，同先前汉密尔顿创立的那家银行一样。　　1816年5月10日，在5年没有国家银行、又与英国打了一仗之后，詹姆斯·麦迪逊总统签署了建立美国第二银行的法令,允许它经营20年，并将资本金提高到3500万美元。它有权批准成立银行的分行，发行面值不低于5美元的钞票。至此，新成立的银行拥有了控制全国财政制度的权力。　　1819年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宣布美国第二银行符合宪法。这家银行由费城巨富尼古拉斯·比德尔控制，他在1822年之后任该银行的董事长。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是1812年战争的英雄，他不信任私人拥有的国家银行，担心将太多的权力授予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国际投资银行、纽约和波士顿投资银行。1832年他否决了给予该银行延续营业许可的提案。　　为了确保这家银行在到期后寿终正寝，杰克逊命令财政部长将所有政府存款从该银行取出，然后将它们存入州银行。为了报复杰克逊，比德尔缩减了货币供应，引发了1834年的衰退，试图用这个办法强迫杰克逊延续这家私营国家银行的营业许可。他的伎俩是要求立即归还所有贷款，并且不再发放新贷款。　　但是，比德尔的敲诈没能得逞。1835年 1月8日，杰克逊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还清了最后一笔美国国债。财政部还积累了3500万美元的盈余，这些钱被分配到了各州。　　在另一次强迫为美国第二银行颁发营业许可的图谋中，尼古拉斯·比德尔在伦敦和欧洲大银行家的帮助下，导演了1837年的恐慌。华尔街的一位大银行家亨利·克卢斯在他1888年的自传中透露：“1837年恐慌中英格兰银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在一天中抛售了与美国有关的所有东西。”当时，英格兰银行政策委员会的主要人物是内森·罗斯柴尔德，他是尼古拉斯·比德尔的亲密盟友和美国第二银行的大股东。　　罗斯柴尔德在欧洲的金融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金融集团，以伦敦的内森男爵为首，他的兄弟们分布在维也纳、那不勒斯和巴黎。它的实力与家族内部的关系如此紧密，具有如此极端的重要性，以至于这几兄弟以及他们后代的婚姻总是局限在堂表兄弟姊妹之间，以便守护家族的财富和秘密，在这样的家族中这也是通常的做法。　　伦敦的内森和巴黎的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都持有比德尔的美国第二银行的大量股票。内森·罗斯柴尔德曾经有一段时间还当上了美国政府驻欧洲的官方银行家。正如古斯塔夫斯·迈尔斯所说：“法律档案显示，他们握有过去那个美国银行的权柄。”　　人为制造的1837年恐慌并没有获得续签许可令，这家银行终于寿终正寝了。比德尔和股东把它重新命名为宾西法尼亚美国银行。当它最终在1841年被迫关门时，留下了两家伦敦的商业银行，即巴林兄弟银行和罗斯柴尔德银行，还带来2500万美元的索赔款。对于这两家私人银行，甚至对罗斯柴尔德银行来说，这都是一笔惊人的数目。　　在一次关于金钱既得利益和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杰克逊总统居然没有因成功地清偿美国的债务而受到赞扬，反而成为美国第一位被问责的总统。责难的缘由是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明确授权就将政府存款从美国第二银行（原文为“th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译者）取出。　　1834年3月的问责于1837年在参议院得到了最后纠正。1841年，杰斐逊的终身朋友约翰·泰勒总统否决了两个提案，这两个提案都是想重新向美国第二银行颁发许可令。货币利益集团不断地试图通过一家他们能控制的中央银行来重建对美国货币的控制，但它们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告终，直到1913年。　　罗斯柴尔德在美国银行业中的角色　　在1837年的金融恐慌当中，老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作内森·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被派往美国。他在美国成立了一家投资银行——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伦敦的内森·罗斯柴尔德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他办事雷厉风行，以至于日后成为了美国总统和民主党党首的金融顾问。在美国第二银行失败以后，他们的老底被揭了出来，罗斯柴尔德只得通过代理人而不是以他自己的名义继续运作。　　贝尔蒙特的儿子小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后来同J.P.摩根一起制造1893年的恐慌，正是那次恐慌铺平了通往美国第三银行的道路，就是这家银行后来被称为联邦储备体系。　　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说过：“货币是法律的产物，而货币最初的发行权应该作为国家政府的独家垄断权保持下去。政府拥有创造和发行货币的权力、创造作为货币的信贷的权利，享有通过课税和其他方式回笼货币和收回信贷的权力，这样的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以支出利息去借贷资本，作为资助政府工作和公共企业的方式。”　　林肯还说过：“政府应该创造、发行和流通所有的货币和信贷，这些货币和信贷将用来满足政府有能力的支出和消费者有能力的购买。创造和发行货币的权力不仅是政府的最高特权，它也是政府最大的创造机会。通过采用这些原则，长期以来对统一交换媒介的需求最终会得到满足。纳税人将节省大量的利息、贴现和外汇兑换费用。所有公共企业的融资、维持稳定的政府和有秩序的公共事物的进程以及财政部的行为，都将转化成管理操作一类的问题。人民能够并且即将拥有与他们自己的政府一样安全的货币。货币将不再是主人而将成为人类的仆人。”　　林肯的话在伦敦金融城里一点也不受欢迎，势力强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伦敦金融城里的银行已经准备好，向无法避免战争的林肯政府提供战争贷款，利息相当于高利贷。实际情况是，林肯因坚决支持工业保护主义而当选总统，弗吉尼亚州和其他6个种植棉花的南方蓄奴州立刻就和北方分离了。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暗地里怂恿南方同北方闹分离，他是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在美国的私人代理人，是反对党民主党的一个主要人物，视林肯的工业保护主义政策为洪水猛兽。那时，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伦敦金融城各银行是美国南方棉花贸易的债权人，而棉花贸易是英国曼彻斯特各家纺织厂的重要原料来源。美国的保护主义和高额的关税有可能会摧毁他们与蓄奴州有利可图的生意。　　亚伯拉罕·林肯非常清楚，为什么《美国宪法》的制定者要将货币的权力交给国会而不是私人银行。他长期支持辉格党参议员亨利·克莱的保护工业的关税政策，并且是宾夕法尼亚保护主义经济学家亨利·凯里的亲密朋友。凯里支持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国家经济思想。　　图宾根大学的前经济学教授李斯特在德国被称为“关税同盟之父”。19世纪20年代，他应马修·凯里的宾夕法尼亚工业促进协会之邀到访宾州。在宾州期间，李斯特撰文抨击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英式自由贸易主义，题目是《 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该书由凯里出版，他是林肯的顾问亨利·C.凯里的父亲。有意思的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理论成为了金科玉律，所以李斯特的名字在经济学研究中已经销声匿迹。林肯总统发行的国家纸币叫做“绿背”，这使得美国能够拜托伦敦的银行及其在纽约的伙伴，有钱打南北战争。这也许就是他在南北战争刚刚结束就遇刺身亡的原因。　　林肯没有建立美国第三银行，因为它注定会重新落入伦敦的大银行家和其纽约私人银行家盟友的手中。他利用宪法的权力，说服国会批准发行无利息的“绿背”，数量达1.5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数额，以美国政府的全部信誉和美国人的忠诚来支持。　　在战争期间，流通中的合法绿背数量增加到4.5亿美元。绿背在发行的时候不可能用黄金来偿付。它们是美国政府的不兑现纸币，政府许诺用硬币支付持有者，但时间是在今后某个不确定的日期。绿背的持有者实际上是在对美国未来的存在和繁荣下赌注。　　政府在以前就发行过有利息的战争债券和有利息的钞票。在林肯统治下，官方的这种法币钞票由美国财政部发行。这些钞票不支付利息，但将被用来支付所有公共和私人债务，不包括进口税和公共债务的利息。称为绿背的美钞允许林肯独立地为战争筹资，而不必依赖索要高额利息的伦敦或纽约的银行。林肯为战时筹款而采用的绿背，使美利坚合众国避免了与私人银行家之间的战争债务纠缠。　　那时候，林肯还说过：“我看见，在不远的将来有一场危机向我们走来，我万分紧张，为我们国家的安全而颤抖。公司已经被加冕为王，高层腐败的时代将接踵而至，在国内掌握货币的权力的人将竭力利用人民的偏见来延长其统治，直到国家的财富被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共和国（指美国。——译者）将毁于一旦。”　　1865年4月14日，亚伯拉罕·林肯遇刺，他中弹后倒在华盛顿一家剧院冰冷的血泊里。仅仅5天之前，南方邦联的罗伯特·李将军在弗吉尼亚州阿波马托克斯县府向北方的格兰特将军投降。就像几乎一个世纪之后约翰·肯尼迪遇刺一样，约翰·威尔克斯·布思这个“孤独的枪手”受到的仅仅是谴责，国会并没有严肃调查暗杀背后的阴谋。　　虽然真相可能永远无法查明，但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是表明，暗杀林肯的凶手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受南方邦联的财政部长朱达·本杰明的雇佣而行刺。本杰明是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的亲密同伙，他本人又是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密友。林肯遇刺后，朱达·本杰明逃到了伦敦，成为南方邦联内阁中唯一永远再也没有返回美国的成员。　　林肯被刺杀是因为他的货币政策。林肯需要资金来打仗。欧洲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银行家以极高的利率向他贷款。林肯没有接受贷款，而是用其他办法为战争筹款。更重要的一点是，英国银行家反对林肯的保护主义政策。19世纪60年代，有一些英国人确信：“英国的自由贸易、工业垄断和奴隶制并行不悖。”　　林肯在南北战争之后的政策本来会消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商品投机。林肯制定了温和的战后重建政策，将使农业继续增长。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在打赌，由于紧迫的战后南方重建政策，会出现物价高涨。林肯被看作一种威胁，所以他遭到暗杀。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同盟的目的是削弱美国，以便他们接管美国的经济。　　林肯被刺之后，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的事件是一场剥夺美国政府对绿背的发行权的战斗，最终目的是以一种建立在黄金硬币基础上的货币取而代之。这种货币将允许持有货币黄金的人，即当时伦敦和纽约国际银行家的精英圈子，通过将美国的货币问题锁定为黄金来控制美国的货币。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黄金掌握在英格兰银行的手里。　　为重新使用硬币而战　　东海岸银行家鼓吹用黄金偿付绿背，并且今后只发行得到黄金支持的美国政府钞票。在他们的压力下，187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重新启用硬币法》。带头促使国会通过该议案的参议员是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在亨利·斯托达德的回忆录中，这位《纽约共和党人报》的发行人注意到，谢尔曼参议员“与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关系在恢复硬币支付的危机期间是如此亲密，以至于该机构被大家称为‘谢尔曼城堡’。”　　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创始人是乔治·贝克，他后来成为由精英组成的朝圣者秘密会社的骨干成员。该会社成立于1902年，是正在形成的华尔街英美轴心的导向性论坛。贝克后来成为摩根的亲密盟友，J.P.摩根本人也是朝圣者秘密会社的创始者。　　贝克和谢尔曼背后的游说集团来自纽约、波士顿和费城，那些为国际贸易融资的银行以及国际航运商和进口商。他们不得不用金属硬币支付英国和欧洲其他供货商的货物。这些利益团体后来被称为美国东海岸权势集团。它们脱胎于强大的以国际银行业为中心的集团。他们通过游说活动有组织地向国会施加压力，向包括纽约商会、波士顿和费城的同业公会和全国的同业公会施加压力。　　东海岸的国际利益集团曾遭到当时很强大的西部和南部农业势力以及大部分美国钢铁业和小商人的强烈反对。林肯的顾问之一、经济学家亨利·凯里代表的是美国钢铁业。他担心恢复用金属硬币支付会提高利率，并且使美国钢铁业在更廉价的英国进口品面前丧失竞争力。　　凯里写道，东部的纽约、麻省和东部海岸港口各州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无以伦比的对货币权力的垄断。”他指出，虽然在新英格兰和纽约这几个采用金属货币的地方利率较低，但是美国其他地方的制造商和农民要为金属货币支付10%～30%的利率。　　《重新启用硬币法》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并且遭到农民和小制造商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会发生严重的经济紧缩和货币供给的减少。他们完全有理由担忧，因为纽约和新英格兰银行家持有大部分美国的货币黄金，全国纸币的持有和分布也有利于同一个东海岸银行业权势集团，《重新启用硬币法》将牺牲其他人而使这些银行获得好处。　　正是纽约和伦敦的国际银行辛迪加于1875年一手促成了《重新启用硬币法》的通过。这个国际银行家辛迪加的成员有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代表伦敦银行家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塞利格曼公司代表塞利格曼兄弟；德雷克赛尔摩根公司（其合伙人是摩根）代表伦敦的朱尼亚斯·摩根公司，这是J.P.摩根父亲的银行。这个辛迪加还包括莫顿·布利斯公司，代表莫顿·罗斯公司。该辛迪加唯一来自纽约的银行，是乔治·贝克的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这是花旗银行集团的前身。　　《重新启用硬币法》规定，到1879年1月1日，所有流通中的绿背都可以用黄金硬币兑换。这个法令是将美国经济置于伦敦和纽约国际银行家控制之下的一个重大步骤。这些银行家能控制私人手里的大部分货币黄金。但是，对于他们的长远目标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它们要的是对美国货币发行权的全面控制。.　　成立于1907年金融托拉斯制造的恐慌之后的这个奥尔德里奇货币改革委员会在1908年的任务，就是实现这个目标。　　佐治亚州哲基尔岛上的秘密会议　　国际银行家集团起草的文本后来成为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它以最机密和最欺骗人的手法干了这件事。在摩根和洛克菲勒克操纵的1907年恐慌之后的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任命共和党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主持国家货币委员会。1910年11月，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同一群美国大金融家一起，乘坐密封的火车包厢，前往摩根的私人海岛度假村，即佐治亚州海岸边的哲基尔岛。要是有哪个好奇的记者发现美国最有实力的金融家在此聚会，他们就会以打野鸭为聚会的借口，但是他们没法说他们要去猎的是什么鸭子。　　除了奥尔德里奇以外，这个行踪诡秘的小组还包括了弗兰克·范德利普，纽约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长——这是约翰·洛克菲勒的家族银行，在1907年恐慌之后，摩根和雅各布·希夫的库恩-洛布公司也成了它的股东。经过严格挑选的银行家还有摩根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亨利·戴维森；被摩根控制的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董事长查尔斯·诺顿，被摩根控制的纽约银行托拉斯副董事长本杰明·斯特朗（摩根的心腹）。这个小组还包括财政部长助理皮亚特·安德鲁。　　那一年的11月，实力雄厚的洛克菲勒集团也派了两个有影响力的代表前往哲基尔岛。一个是库恩-洛布公司的保罗·沃伯格，该公司是仅次于摩根公司的第二大私人投资公司。沃伯格实际上是约翰·洛克菲勒的间接代表，库恩-洛布公司当时是约翰·洛克菲勒的首席投资银行，通过弗里德里克·盖茨以投资顾问身份指导洛克菲勒。它也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哈里曼的银行。上述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长弗兰克·范德利普是洛克菲勒集团在哲基尔岛上的第二个代表。　　出现在哲基尔岛上的银行家小组就沃伯格提出的计划达成了共识，在这里摩根显然占据了优势地位，在场的5家主要纽约银行中有3家与摩根银行集团有直接联系。所以毫不奇怪，在1914年决定最重要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第一任行长的人选——本杰明·斯特朗时，摩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杰明·斯特朗是摩根的合伙人。　　民主党调查“金融托拉斯”　　哲基尔岛秘密会议数月之后的1912年，由于国会议员老查尔斯·林德伯格提议调查华尔街势力，美国众议院银行业和货币委员会举行了听证会；因其委员会主席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阿森·普约，因此被称为普约委员会。普约委员会的使命从表面上看，是调查美国的银行业和货币的状况。　　该委员会发出了正式要求，传唤J.P.摩根在美国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他同第一国民银行创始人之一的乔治·贝克、詹姆斯·希尔以及威廉·洛克菲勒（标准石油托拉斯的约翰·洛克菲勒的兄弟）等人藏匿在他位于纽约的庄园中，拒绝接受传唤。他因为“咽喉疼痛”无法作证。摩根和其他金融托拉斯里的人物后来虽然出席了听证会，但是拒绝说出任何实质性内容。　　尽管银行家们不合作，该委员会的调查还是得出了结论：金融领导人为了加强它们对多个产业的控制而密谋和滥用了公信力。他们确认，美国的货币和信贷这两个方面都在走向集中控制，通过将银行所有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银行将他们亲手挑选出来的同伙安置到它们投放贷款或者持有股票的企业托拉斯或工业集团的公司董事会中，从而强化了银行的控制。　　该委员会在记录中指出，处于金融托拉斯最上层的6家大金融公司控制了最重要的钢铁、铁路、公用设施、石油和炼油以及其他大的工业集团。这个权力的集中通过控制全国主要媒体而完成，全国媒体中铺天盖地的宣传都是有利于金融托拉斯集团特殊利益的内容。这是一个相互勾结的董事会体系，在它的核心处实施控制的，是由该委员会提名的6家私人银行。该委员会报告提供的细节指出，在1913年，美国这个巨型经济、政治和金融势力的金字塔顶端，端坐着J.P.摩根公司——一家私人投资银行。普约报告记录的事实表明，摩根通过持股和占据董事会席位，掌握了对美国最大的几家公司的控制权，其中包括美国钢铁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西联汇款、通用电气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银行家信托公司（又称“信孚银行”。——译者）、担保信托公司、纽约国民城市银行、纽约中央铁路、北方太平洋铁路、泛北方和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普约委员会记录的1913年被摩根集团有效控制的公司总数达到112家。　　普约报告指出，摩根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他先是以J.S.摩根公司作为伦敦银行的合伙人，后来以摩根·格伦费尔和巴黎银行摩根哈杰斯公司的名义同伦敦银行合伙。摩根再次受到传唤，他出席了听证会但拒绝透露任何实质性内容。他说自己是一个无权无势的逍遥派，不受古怪的法律和共和党政府的任何束缚。普约委员会的记录进一步表明，影响力仅次于J.P.摩根公司的是纽约第一国民银行，摩根在其中也有巨大的利益；居第三位的是纽约国民城市银行，其创建人是约翰·洛克菲勒的兄弟威廉·洛克菲勒，在那里摩根与洛克菲勒集团共享控制权。普约报告还提到顶级金融机构中的私人银行库恩-洛布公司，以及其他两个私人银行——纽约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波士顿的李·希金森公司。　　这6家金融机构实际上控制了创建联邦储备体系时的美国经济生活。普约所说的4家金融托拉斯，即J.P.摩根公司、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以及摩根控制的担保信托公司,仅这4家公司就控制了价值达220亿美元的惊人财富；它们的手法是担任公司的董事和持有公司的股票。　　普约所揭露的看起来是在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范围以内，向金融托拉斯的权势提出的一次严肃挑战。事实却正相反，这是一次由金融托拉斯银行家精心策划的活动，借以提高新近选出的民主党国会在大众心目中的支持度，以便推出民主党版本的国家银行法令，即1913年的《欧文-格拉斯联邦储备法》。　　欧文-格拉斯联邦储备法的核心部分是民主党律师塞缪尔·昂特迈耶起草的，他又是普约委员会的主调查员。所以与林德伯格的愿望相反，普约调查是金融托拉斯精心设计的一场表演，他们的目的是让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通过它们自己所希望的控制银行业的法案。共和党人奥尔德里奇提出的计划在摩根控制的报刊上遭到严厉斥责，而《欧文-格拉斯联邦储备法》这个由纽约金融托拉斯控制和主导的模式，却被赞扬为公平而民主的选择。　　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那一年为普约听证会所做的宣传，实际上为金融托拉斯大开了绿灯，使它得以在不久之后实施最凶猛的政变——全面策划和通过《联邦储备法》，从此实施对美国货币的控制。普约报告指出的纽约银行集团，正是那个秘密集会并且起草了后来成为《联邦储备法》草案的银行集团。因此它们力推并且通过的《联邦储备法》最有利于他们自己，就毫不奇怪了。　　沃伯格计划　　1916年，B.C.福布斯（与金融杂志《福布斯》创办者同姓。——译者）在《联邦储备法》变成白纸黑字后曾经提到哲基尔岛的秘密聚会。他写道：“这是我第一次告诉世人的一个真实故事:著名的奥尔德里奇货币报告是如何写成的。那个报告是我们新货币体系的基础……每一个人都被警告要绝对保守秘密。关于我们将要做的事情，公众不应该获得一点点暗示。”　　福布斯没有提任何人的姓，他继续写道：“纳尔逊（即纳尔逊·奥尔德里奇。——译者）向亨利、弗兰克、保罗和皮亚特透露，他们将被关在哲基尔岛上，与世隔绝，直到他们为美国编制出一个科学的货币体系，即现行的联邦储备体系，将在哲基尔岛上完成……沃伯格是把奥尔德里奇系统和现行的系统（即联邦储备系统。——译者）结合起来的那个环节。只有他才能使这个系统成为现实。”　　保罗·沃伯格在形成美国联邦储备模式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他是一个德国人，这实在是一个讽刺。沃伯格随后于1914年被任命为新的美联储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和副董事长，任期直到1918年。这里的讽刺意味并不在于保罗·沃伯格是德国人，而在于他的美联储可以变成战争融资手段，从而有可能在1918年击败德皇威廉二世的德国。　　具有双重讽刺意味的是，保罗·沃伯格有一个兄弟马克斯·沃伯格，他是德国战争期间的情报部门首脑和德国最强大的私人银行之一汉堡的沃伯格家族银行行长，因为替德国在战时筹款有功而闻名遐迩。而英国战争期间派到华盛顿的秘密情报部门的首脑威廉·怀斯曼，在战争结束后竟然会成为保罗·沃伯格从前的银行——库恩-洛布的合伙人。　　同床异梦并非只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在1910年秘密的哲基尔岛聚会上，库恩-洛布公司的保罗·沃伯格提出了一项骗人的建议，他的目的是使新的国家银行法令能够被国会通过。他故意不说这是国家银行或中央银行，而是听起来无害的“联邦储备银行协会”。他推出的论点是,美国模式与英格兰银行或其他欧洲中央银行不同，是一个分散权力、保证地区性银行业对货币的最大控制的模式。　　美国最大的银行和货币中心纽约支配一切的影响力，被隐藏在12家独立的地区性银行的面具之下，从旧金山到堪萨斯城、明尼阿波利斯、亚特兰大、波士顿再回到纽约，一批地区性银行将被建立起来。每一家地区性银行都是私营的，而且将被该地区最有实力的银行或公司所拥有，就像费城银行家莱斯利·肖在1913年就《奥尔德里奇计划》举行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所说的，这个货币体系肯定可以做到的是：“你建成一个地方性组织，集中控制就有了保证……你把这些银行网罗在一起，它们就能够具有这个国家除了报纸以外的最大影响力。”　　在哲基尔岛上制订的奥尔德里奇-沃伯格中央银行计划，被1911年1月11日的《民族》周刊杂志注意到了：“中央银行这一名称被刻意回避了，但是被冠以‘联邦储备协会’这个名称的拟议中的中央组织，其实是被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所通常具有的权力和责任。”　　按照沃伯格的计划和建议，联邦储备协会的12家成员银行将由私人股东持股并拥有。而私人股东可以为了谋求私利而利用美国政府的信誉；它将控制美国的货币和信贷；它将成为一家发行货币的银行，这意味着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货币或金钱，它将会在战争期间通过创造信贷来为政府筹资。　　沃伯格是参加哲基尔岛会议的唯一一位对欧洲各种中央银行职能有直接经验的人。他把私营的英格兰银行当作他的储备银行的样板。　　1943年《美国大百科全书》关于英格兰银行的词条是这样写的：“它的弱点是一个系统中内生的弱点，这个系统已经形成，而受到的立法控制却微乎其微……它的资本为私人所持有，在管理上不受来自国家的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控制。”　　随后该词条提到英格兰银行和它的后裔（即美联储）共同的决定性特征：“另一方面，在整个历史中，它总是或多或少地处在国家的保护之下。它的发展过程中写着一次又一次把资本贷给国家、借此确认和扩展自己特权的事件……英格兰银行被一个行长、一个副行长和由24名大股东选举的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所控制，也就是说，这些董事是由股东（即私人股东。——译者）根据董事会提名选举出来的……”　　为了替君主理财，1694年英王威廉三世授予英格兰银行皇家许可，创建一个拥有“永久利益基金”的银行。这个计划是一名苏格兰发起人兼私掠船（获得国家授权可以攻击敌国商船的民用船只，由英国人最先使用。1856年，欧洲各国签署条约禁止私掠船。——译者）船主发明的，这人叫威廉·佩特森。　　英国政府的一台永远的货币机器就这样诞生了。永远的国家债务也随之问世。英格兰银行将要为从伦敦金融城中生长出来的那个帝国融资。在正常的经济条件下会发生的货币的缺乏或流动性的缺乏不会再妨碍英帝国了。依据阿姆斯特丹银行模式建立起来的这个“部分准备金制”银行业，连同“垄断”银行这个激进的金钱观念一起，将要为永远不偿还的贷款把货币创造出来。　　部分准备金银行业不可告人的秘密　　部分准备金制度最早在17世纪中叶被阿姆斯特丹银行秘密地采用，唯恐会导致存款户的恐慌，最后它还是引起了恐慌。　　阿姆斯特丹银行是在阿姆斯特丹市的保护下，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目的，在1609年成立的。因为黄金和白银硬币体积巨大，搬运不便，并且有被抢劫的风险，因此商人们创建了银行，按照货币真实的和固有的价值接受外国的和当地的铸币。银行要扣缴数额不大的铸币费和管理费，并且将客户存留的金银数量登记造册。扣除了小额铸币和管理费之后，银行将其余的钱出借给客户。这种信贷就被称为银行货币。与造币厂的标准保持一致的并具有同样价值的银行货币，其价值会逐渐超过在流通中总会磨损的金银铸币。与此同时，一条管理的规则被引入进来，所有从阿姆斯特丹银行兑付的价值超过600盾的商业票据，都必须用银行货币来支付。这一规则消除了来自银行票据本身的不确定性，迫使所有商人都在银行开设账户，然后进一步造成了对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银行货币的需求。　　然而，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很快意识到，在任何一个时候，他们收到的存款中只有一小部分被取出，因此他们开始秘密地着手制定最低平均存款保留标准，把其余的钱贷出去，这样就能用他们借来的存款去赚钱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贷出存款总额的一小部分，因为这样干好像没什么问题，后来贷出增加到50%以上。可是如果公众知道他们的黄金只有50%安全地存在银行里，就有可能发生恐慌。1791年果然发生了恐慌，这家银行也就走到了终点。　　滥用储户的信用委托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因为银行并没有得到指令来公布这些信息。这就是现代银行原则的开端。在只保留部分准备金的贷款制度中，一家银行或整个银行系统的价值基础，实际上变成了储户的信任，这是一个微妙空灵的价值基础。部分准备金制度的本质，会驱使银行最大限度地贷出款项以便最大化收益，直到信贷过剩导致市场崩溃。因为银行可以贷出本来不属于它的资金，因此信贷机制就是通过简单的账目变换，把货币从虚无中创造出来。　　这就是在联邦储备委员会成立之前一个世纪中不断被策划制造出来的银行恐慌的历史。摩根和他的精英银行家同伙们想要的是一家由自己选出来的人永久控制的中央银行，一个充当信贷系统保护人的机构，让各种银行都服从银行业统一利益的中央警察，操控银行准备金率的水平，随便提高或降低，以达到维持部分准备金贷款制度运转的目的。它给予纽约金融托拉斯银行的权力，足以对美国信贷实行准垄断，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权力令人畏惧。　　共和党银行家收买民主党人实施政变　　到1910年时，摩根和金融托拉斯已经决定，有必要推行新版的私营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信心游戏，这是他们自己的版本，不用阿姆斯特丹市来签字认可，而是要由对美利坚合众国联邦政府的信任和尊重来认可。　　由于在整个国家和国会中，特别是民主党人（如查尔斯·林德伯格）和进步的共和党人（如罗伯特·拉·福莱特）中，存在对金融托拉斯严重的和普遍的不信任，所以有必要对这个计划进行欺骗性伪装：以攻击参议员奥尔德里奇的国家货币委员会和《奥尔德里奇计划》为掩护，推出沃伯格的中央银行计划。弗吉尼亚州的卡特·格拉斯在国会举行了听证会，批评奥尔德里奇委员会的工作是浪费公共资金，谴责奥尔德里奇计划是“将投票的控制权置于大银行之手。”　　虽然大力谴责奥尔德里奇计划是“中央银行计划”，国会议员格拉斯自己的《联邦储备法》恰恰充满了中央银行的职能并且让金融托拉斯私人控制，这正是沃伯格在1910年哲基尔岛会议上策划的东西。格拉斯法案只不过是一个披着民主党议案的羊皮、化过妆的奥尔德里奇计划。怪不得保罗·沃伯格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指定起草为格拉斯方案配套的备用法案。沃伯格与威尔逊总统之间的联络人是威尔逊的心腹爱德华·豪斯上校。　　银行的股票将由私人股东所持有，这些股东将利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全部信誉来谋取私利。格拉斯设计的美联储将控制美国的货币和信贷，这直接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第一条。宪法第一条把这种控制权明确地赋予了政府所有机构中最具共和主义性质的机构：美国国会。此外，格拉斯设计的美联储将是一家“钞票发行银行”，它能够“从稀薄的空气”中发行钞票，并且能够在“战时”发行信贷来为政府融资。实质上，这个联邦体系放弃了印钞票的权力，将之拱手让予合法化的私人银行卡特尔，这个卡特尔通过洛克菲勒家族、库恩-洛布公司和J.P 摩根的代理而附属于伦敦金融城中的银行，其中最重要的，正是罗斯柴尔德公司。　　总之，格拉斯法案给予由摩根家族领导的私人银行阴谋小集团的，正是对发行钞票的全面垄断控制，这个钞票在经济生活中就是法币，就是货币。具有启迪意义的是，1913年《欧文-格拉斯联邦储备法》也赢得了美国银行家协会的热烈赞同，同时却遭到大众报刊的贬损。美国共和党人在1910年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又在1912年的全国选举中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让民主党人控制了白宫。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的当选，也是一小撮人操作的结果。这帮人通过资助第三方来分裂共和党，这个第三方是被戏称为“雄鹿党”的“进步党”，它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是前共和党总统特迪·罗斯福。（据认为，“雄鹿党”的创立是为了与共和党人塔夫脱争夺选票，以便更听话的伍德罗·威尔逊当选，在银行家挑选出来的伍德罗·威尔逊赢得1912年的大选后，纯粹是拼凑起来的进步党解散了，西奥多·罗斯福悄悄地重新成为共和党的一员。）　　正是摩根和洛克菲勒的金钱使得“改革”的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于1912年入主白宫。威尔逊自从1898年出任精英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开始，就被有权有势的银行家小集团所推崇，这些人的首领是普林斯顿的费尔普斯道奇黄铜联合企业的克利夫兰·道奇，他还是摩根-洛克菲勒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威尔逊与道奇之间的个人关系亲密到直呼“亲爱的克利夫”的程度。　　当摩根集团认定，在政治上威尔逊将比一个共和党总统更有可能批准一项共和党的国家银行法提案并签字生效时，他们就开始策划一次全国性的媒体宣传运动，通过摩根集团秘密控制的报纸，鼓吹威尔逊（时任新泽西州州长）为“自由的改革者”候选人。威尔逊的提名是用金钱买来的，这些钱来自于国民城市银行的道奇、从属于摩根的赛勒斯·麦科马克国际收割机公司以及保罗·沃伯格的投资银行，还有库恩-洛布的高级合伙人雅各布·希夫。威尔逊是被哲基尔岛阴谋集团用金钱收买的人。他不会辜负他的赞助者。　　1913年12月23日，圣诞夜前一日，几乎没有经过辩论，《联邦储备法》（又称《格拉斯-欧文法案》）由国会通过。当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已经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在它通过仅仅一个小时之后，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签署了它，让它变成法律。　　联邦储备体系作为独立的中央银行被建立起来。虽然美国总统负责任命联邦储备体系的主席和各位行长，并且该任命还得经过美国参议院的同意，但是12家私人储备银行的董事长是该体系的主人。在这12人之上，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的权力。美联储作出的决定，并不需要总统或政府其他部门或国会行政分支机构任何人的批准。对美国所有银行的全部货币政策的决定权，就这样被立法埋葬了。　　非成员银行所持有的股票不具任何投票权。这一条款保证了外人无法购买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股份。这是一个严格的内部人或老朋友的俱乐部，由金融托拉斯实施控制。　　1913年《联邦储备法》通过后几个月之内，新上任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摩根的朋友本杰明·斯特朗，与美联储的董事和该法案的起草者保罗·沃伯格一起前往白宫和国会，他们还要为该法的修正案进行游说，允许新成立的中央银行有这样的权力:既能毁灭货币也能创造货币。他们做得很成功。到此为止，美联储及其下属的、控制政策的私人银行家们创造经济繁荣、为战争进行经济动员、制造通货紧缩性的衰退和萧条的道路，现在已经扫清。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暴力推进的，暴力程度超过了此前金融托拉斯银行家动用过的任何一种暴力，那时还是建立私人联邦储备体系之前的那个世纪。随之而发生的经济涨落过程被给予了伪科学的解释，那个理论被冠以“经济周期”之名，仿佛这个涨落过程是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的。但事实绝非如此。　　新成立的美联储最重要的使用价值，是允许私人银行，特别是摩根家族及其同伙，去冒从前谁都无法想象的风险。他们的投机无论具有多大的风险，现在都以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全部信誉”为抵押，外加不知情的纳税人提供的支持。对1787年建国以来从未见过的第三国民银行手中的权力，对它无限的力量进行首次检验的时刻很快就要来到了。英国和法国不久之后就要向美国政府要求大量贷款，为它们1914年摧毁德意志第二帝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争融资，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件。　　第四章 摩根和美联储出钱让欧洲打仗　　“这是一场保卫世界民主的战争。”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在公共信息委员会上的讲话　　捉襟见肘的英帝国　　在1914 年世界大战的前夜，庞大的、日不落的不列颠帝国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虽然她的内部核心之处已经腐朽，虽然她在经济上已经穷途末路；但这个事实当时还无法被人认清。1899年，靠着从性情古怪的矿业大佬塞西尔·罗得斯那里得到的金钱，英国同南非德兰士瓦的荷兰布尔移民打了一仗，从后者手中夺取了大量黄金资源。南非的黄金延长了伦敦金融城的生命。那一年正是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她作为女王已经统治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超过半个世纪。英帝国正处于权力和声望的顶峰，这一点不容置疑。　　南非开普殖民区的高级专员艾尔弗雷德·米尔纳，是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密友，两人都是一个自称“天命人社团（The Society of the Elect）”的秘密会社成员。米尔纳与罗得斯、亚瑟·鲍尔弗和艾伯特·格雷都在觊觎荷兰在南非的布尔人德兰士瓦布尔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领的金矿所蕴涵的经济权力。他还想建立一个从开普到开罗的不列颠殖民邦联，对非洲大陆实施支配和统治。　　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公司支持罗得斯和米尔纳，也支持他们打仗的理由。塞西尔·罗得斯心中有一个长远的打算——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楷模，成立一家英国南非公司，他需要得到皇家特许。罗得斯相信，南非丰富的黄金和矿产资源将足以使伦敦金融城在数十年里维持她在全世界无可匹敌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罗得斯、米尔纳以及英帝国的战略家精英们，大多数都曾经在牛津大学的万灵学院求过学。为了振兴低落的帝国精神，他们在1910年成立了一个秘密会社，这个团体将会秘密地对英帝国的战略政策施加重大影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们借中世纪圣贤亚瑟王的故事称自己的组织为“圆桌”，并且以“圆桌”这个名字命名他们的杂志。　　英国人打赢了布尔战争，但是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他们失去了帝国。伦敦本以为能够速战速决，但是事与愿违。英国与欧洲仇敌的最后一次战争是1853年与俄国打的克里米亚战争。自从那时以后，英国军队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只是在与世界各地缺少武器缺乏训练的土著人作战，再未遇到真正的挑战。1899年的布尔战争在伦敦被设想成又一个“小小的辉煌战争”，伦敦人以为在几周之内这场战争就会结束。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美国将军在针对伊拉克的震慑攻击和实施快速占领之后，也表现过英国人的那种狂妄自大。　　布尔战争对于英国，正如一个世纪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对于美国一样，最后的结果都非常具有破坏性。荷兰的布尔移民打得很勇猛，采用了非常规的或不对称的战术来对付占有很大优势的对手。英国人按照老习惯从殖民地调军队打仗。布尔人像游击队那样迅速行动，高度机动灵活，他们还得到了德国毛瑟枪和新的无烟子弹，这样打起仗来便于隐藏阵地。布尔人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不仅造成了英国人难以承受的损失，还彻底挫败了英帝国绅士派头的“公平之战”的观点。布尔人不是绅士，他们是在为土地和家园而战。那场痛苦的战争持续了3年，而英国为名义上的胜利付出了难言的代价。布尔之战向全世界表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不能打败一支数量很小而又处于劣势的军队，因为这支小小的军队决心保卫家园。这是美国的精英在20世纪70年代打越南战争时还要痛苦地再学习一次的教训。　　布尔战争的成本和伤亡人数不停地上升，而女王陛下的将军们一口咬定离战争的结束不远了。英国舆论开始不耐烦了。由于英国的无能和疏漏，25万布尔平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和14万当地土著人死于“集中营”——这个全新的名词在这里第一次出场。这场战争是一个分水岭，英国人自己的帝国理念从此开始缓慢地走向衰落。　　挑战英国全球地位的两个对手　　在英国显示出没落迹象之时，两个潜在的竞争者难以觉察地登场了，它们将要挑战英帝国并且填补帝国角色的空白。一个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尽管德国精英当中很少有人去思考1900年之后的英国，但是德国的工业增长、教育系统和科学技术已将英国远远抛在身后。只有在世界贸易方面，伦敦金融城还占据着主导地位。　　第二个挑战者是美利坚合众国。她在1898～1899年刚刚打完第一场帝国战争——为了得到菲律宾和古巴而与西班牙开战。不列颠、德意志和美利坚之间秘而不宣的地缘政治竞争，还需要花费30年的时间、打两次世界大战才能见分晓。（有关争夺全球统治的这种竞争关系，有一个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出发的有趣观点， “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可以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是美德争夺英国的继承权。这场角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无条件投降才尘埃落定。”）　　在美国，控制了金融托拉斯和大工业托拉斯的精英，那些围绕着摩根、洛克菲勒、哈里曼、希夫等人的精英们，现在看到了掌握真正的、主导性的、全球性权力的机遇。　　布鲁克斯·亚当斯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的孙子，是最狂热和最有影响力的美帝国鼓吹者之一。他在1902年写道：“在刚刚过去的10年里，世界经历了一种周期性发作的危机，改变了社会均衡。确定均势的力量源泉已经从欧洲向美国转移……应用科学是实现美国至高无上地位的唯一途径……在经济和能源领域，优秀的美国公司在管理方面无可匹敌。”　　亚当斯指的显然是摩根的美国钢铁公司、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和他们控制的铁路和其他产业。他继续写道：“美利坚合众国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和正在成长的帝国，这个帝国扩展到了半个地球，拥有自己积聚的财富、最完美的运输工具以及世界上所能够达到的最精致而又最强大的工业体系。”　　亚当斯的描述，预示了1904年哈尔福德·麦金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篇讲话《历史的地理枢纽》中的思想。亚当斯这样写道：“美国现在占据了一个力量无边的位置。受惠于诸多因素如地理位置、矿藏、气候和她的人民的性格，只要对付国内大众的摩擦不至于抵消她的活力，那么她不论在和平时期或者在战争中都不必惧怕对手。”他这样解释公司制度：“采取了公司的形式后，能够控制这些公司的人就会脱颖而出，因为他们是最合适的人。这个过程就是自然选择。”　　天定命运论　　亚当斯重复的是弗里德里希·杰克逊·特纳的思想。特纳把美国“天定命运论”（又译“天命论”、“天命观”、“昭昭天命”。——译者）理论化了。特纳认为，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有无限扩展的边疆。他将美国的历史存在定义为永远向西部新边疆行进的地缘政治扩张：“一片自由的土地，她的存在和不断的回归，无休止地向西移民推进，这就概括了美国的发展。”特纳认为：“美国人,正在膨胀的人民，开疆拓土是他们都具有的本性。”这正是后来德国的“生存空间”概念的先声（纳粹德国的“生存空间”指国土以外可控制的领土和属地。——译者），在它的里面浸透了宗教式虚幻：是上帝要美国来充当救世主。　　特纳认为，正在发生的地缘政治扩张，是“那些扩张势力内在力量的真实成就。”对他来说，美国历史就是一个“把边界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美国所具有的活力会要求为她施展抱负找到一个不断扩大的空间。”　　特纳和亚当斯的著作为美国精英家族从1890年以来在全球扩张的行为和计划创造了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理论。美国“天命论”，在1914年欧洲大战这个节点上，用精英圈里的JP.摩根和约翰·D洛克菲勒的观点来看，就是去填补全球事务中由于英帝国衰落而形成的真空。亚当斯在他写于世纪之交的《新帝国》一书中，预见到美国将成为世界大国，并将征服整个欧亚大陆这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空间。　　亚当斯和特纳一样，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和大多数美国富豪精英也都是。他们说出了一个遏制不住的想法：19世纪美国实行扩张是承奉“天定之命”，先要横跨美洲大陆，不久以后必须统治这个世界的所有其他地方，因为那个照耀颓废僵硬的英帝国的太阳已经西沉了。　　布鲁克斯·亚当斯将特纳的“边疆”扩大到全世界，在这里就是公开地反对德国和对抗英国。他指出，美国要成为英国霸权的继任者，唯一的竞争对手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两个对手之间，美国要同较弱的英国结盟，反对较强的德国——这就是美国从一场欧洲大战的废墟中崛起的战略。野心勃勃的美国精英已经认真钻研过英国式的均势法。他们踌躇满志，要动真刀真枪地干了。这些美国学生马上就要动手向大师篡位了。不过干这件事情还需要一点时间。　　找一个打仗的借口　　英国的军事和外交领导者因走背运而于1914年参战，其中的细节在笔者的前一部著作《石油战争》里已有叙述（《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那一场战争并不是由于违反重大国际条约，在萨拉热窝刺杀弗朗西斯·费迪南大公而引发的。打那场战争的战略决定，很早以前就在白厅和唐宁街10号作出了。英国先是在1904年与法国达成友好谅解，然后与沙皇俄国签订1907年协定——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输给了英国支持的日本。这个“三国协约”的目的，是对他们共同的仇敌德国实行军事包围和孤立。　　那时英国政界主要受两大派系的影响。其一是以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为首的团体。塞西尔在战争期间的1915年担任过一年的外交次长，然后在1916～1918年间负责掌控“战时对敌封锁”这样的重要行动。塞西尔是伊丽莎白女王一世顾问的后裔，他后来起草了战后成为国际联盟宪章核心部分的内容。　　其二是影响力大得多的艾尔弗雷德·米尔纳的圆桌会社的拥戴者。圆桌会社利用对伦敦《泰晤士报》社论的控制权来宣扬这样一个观点：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存在和强劲的增长，已经对英国继续统治海洋、控制世界贸易和资金流动构成了致命威胁。他们要读者相信，要想阻止德国从英帝国的废墟走向世界统治者的地位，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宣战的直接理由实际上有两个。第一个，也许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是德国银行界和政治领导修建铁路线的决定——把柏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连接起来，这对英国从波斯得到石油供给、对英国控制通往她的皇冠上明珠般的殖民地印度的通道构成了威胁。在敏锐的英国军事思想家看来（年轻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也在其中），这个形势由于第二个因素而恶化：德意志第二帝国还打算建立远洋海军，从1898年到1912年将分阶段对此计划进行实施，至少要保证德国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反对英国对海洋的控制。这是德国海军上将冯·蒂尔皮茨的主意。　　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帝国的战略核心一直都是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交通线和全球商业贸易通道。英国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开战的决定以及后来向奥斯曼土耳其开战的决定，并不是出于英帝国的强大，反而是由于这个帝国看到了自己的致命弱点。这是精心策划好的：最好的战略是先下手，而不是坐待崛起的德国霸权来挑战英国，那时将更难以应对。这个决策最终将要证明的是，不列颠的统治是会终结的。不过，在英国精英不情愿地承认这个事实之前，还有两次世界大战要打，还要再过好多年的时间。　　中立的美国：“他使我们免于战争……”　　欧洲战争爆发时，美国的全部人口中1/3以上是移民，大多数来自德国、爱尔兰和意大利,其中有800万美籍德国人。除了主要在东海岸与伦敦或法国有商业往来的少量银行业和商业精英以外，绝大多数美国人和一场在欧洲进行的战争没有利害关系,也没有兴趣介入，这场战争绝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是与金融托拉斯成员一起于1913年创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那个总统，再次得到“雄鹿”进步党的支持，以最微弱的优势当选连任。　　乔治·珀金斯，J.P.摩根的前任合伙人，这个事件中的政治贿赂“中间人”，曾经会见奥古斯特·贝尔蒙特、雅各布·希夫、乔治·贝克和克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这些人都是金融托拉斯精英中的精华。为了确保威尔逊在1915年底连任，他们在美国钢铁公司的艾尔伯特·格雷的家里秘密会晤过。参与者还有前总统、“雄鹿”进步党的党首西奥多·罗斯福 。在战争中繁荣起来的这家美国钢铁公司，也是由摩根控制的。　　威尔逊十分小心谨慎地接受来自摩根圈子的秘密竞选资金，这个圈子里有他的老赞助人克利夫兰和道奇、库恩-洛布公司的雅各布·希夫、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华尔街的威廉·博伊斯·汤普森、大通国民银行的大股东海登·斯通。尽管如此，威尔逊仍然只是勉强获胜。在投票的次日，加利福尼亚进步党人对选票做了手脚，让人不得不对威尔逊的得票数产生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