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培养的学生始终数量上很有限。一个4 亿人口的国家在1949 年以前只培养了大约185000名大专毕业生。由于在那以后人口急剧增长，受高等教育人员在比例上不可能改善。这样，大专毕业生占全国人口大约不过1 输。怎么能希望这样少的有训练的干部创造一个现代国家？在1950年以后，每个农村设立一个学校的计划，只好放弃。不能考上大学的多余的中学毕业生增加太多了，没有足够的适合于他们身份的职业位置，这使知识分子灰心丧气。总之，中国现在还忍受着由来已久的体力劳动群众和脑力劳动的统治阶级的分离。高中毕业生不愿做“白领工人”，总觉得丢人。1956 年大学中1 / 3 的学生是工农出身。教育中的革命是开始了，但是还远远不完全，不成功。再加上苏联模式的发展带来的经济上的缺陷，这就造成一种形势，即不能不采取新的措施去争取知识分子更积极的支持。毛的基本观点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对革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不能没有他们而干下去”。1956 年春天的局势是：农民正在和工人们合为一体，都变成了共产党员，这同样也适用于知识分子。阶级斗争正在消失，这是邓小平的观点，他是毛的最忠实的拥护者之一，当时任中共总书记。事实表明，1956 年初，毛是相信知识分子的。他们毫无疑义是专家，他们的世界观也是“红”的（即又红又专）。在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中，195 斤一1957 年间的“百花齐放”运动开始了新的一页。这个名词是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句话中引来的。由于整个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人们有较多的业余时间接触较多的外国出版物，有了较多的创作余地），从1956 年5 月起知识分子受到鼓励，可以对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式的干部提出批评。毛估计在最多不过引刃万知识分子，即高中以上毕业生中，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人不会超过3 ％。所以对于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方法进行“百花齐放”式的批评是有益的，可以代表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在对共产主义制度忠诚的范围内，是可以争辩是非的。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很懂得，如果把脖子伸长出去，就会丢掉你的脑袋。但是1 邺7 年5 月中共要进行的是整顿官僚主义作风的运动。当干部们是攻击的目标时，受过他们的气的知识分子就畅所欲言起来。到1957 年5 月，他们很快地把批评升级，对中共政权也批评起来― 对它的基本主张、工作作风、学说和实践，等等― 都攻击起来，而且攻击是如此之激烈，以致“百花齐放”运动搞了五个星期就不得不结束了。反右运动到1957 年夏天，知识分子对中共政权发了相当多的牢骚以后，毛就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转移到那些不服管束的知识分子身上，使他们成为反右的对象。换句话说，既然矛盾作为历史的动力而存在，它们没有成为对抗性的之前，是可以不必导致阶级斗争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很多中共官僚主义者过分懈怠，谋取私利。有些人和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发生联系，而且很多知识分子在内心里不肯变成“红色”的。知识分子既然在“百花齐放”运动中表明他们的忠诚是可疑的，毛即认为必须培养出新的一代人。因为有好的无产阶级的出身，就应该培养得出切切实实忠于党的知识分子。当表现成绩和阶级出身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他认为必须把重点放在后者（阶级成分）＿七。他警告知识分子说，你们都不过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雇用来教导子女的，不能有和党离心离德的自己的思想。从1957 年以后，毛认为知识分子无非是一些舞文弄墨的人，并且对他们怀有一些恐惧，认为都是他不能加以控制的人。这种反应，导致他发表了许多言论，什么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人，什么一切伟大的知识成就都出于比较没有受过教育的青年之手，什么“崇拜技艺是一种拜物教”，等等。这样，他就倒退回去，退到他所出身的老根― 中国农村，认为那里才是智慧的源泉和未来的希望。过去皇帝也有时放开言路，任人讲话，但他们得到的往往超出他所希望的。毛和他的同事们受到震惊而幻想破灭。当他们很快地报复，把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当做反右运动的对象时，大约40 万到70 万人― 大都是比较有才能的人― 统统被撤掉职务，给他们贴上灾难性的“右派分子”标签，定为人民的敌人。其结果等于砍了中国的头，使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就是在这样的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大跃进”开始了。一个革命的历史，总是充满这样或那样强烈和突然的变动造成的牺牲者数目字。但要用数字去确认某一个形势是困难的。因此现在让我粗枝大叶地介绍一下我自己熟知的三个人的情况，以见一斑。第一个是一位政治学教授钱端升。他是哈佛大学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沁世纪扔年代，他是一个对国民党和其他反动事物发表很多批评言论的人。他曾任国民参政会（为缓和当时自由派情绪而设置的没有实权的机构）的参政员，可见他的学术和政治身份。他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时曾领导学生运动，批判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利用警察特务镇压知识界。他以微薄的薪傣，在田舍茅屋里度过抗日战争的年月。1948 年，他回到哈佛著书一年。1949 年他回到中国时，他预感国民党会在走向失败的最后一刻钟将他杀死在血泊中。不料中共却把他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欢迎他重新建设中国。不久他再三参加代表团访问外国，代表新中国发言，井被任命为培训行政官吏的政法学院院长。这时他随着时间的进展，发现他不过是一个傀儡，学院的权力实际掌握在两个中共的行政管理者手里。他们都不懂业务，更不懂外面世界的情况。当“百花齐放”运动开始后，他批评了非知识分子管学院工作，立刻就在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此后22 年他都被置于无用之地，事实．仁被软禁起来，虽然他有一个可以晒晒太阳的北京四合院。最后在1979 年他才得到平反，但已是80 岁高龄，不能再培训中国需要的新一代国际关系学术专家了。另外一个例证是一个有才能的新闻记者刘尊棋，也是我熟悉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他看来似乎没有中共党的关系，但他的情绪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情绪。他集结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作为同事。1931 年他在大学中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曾被国民党拘禁坐牢。以后曾以非党干部身份在“自由中国”从事新闻工作，逐渐著名起来。但是他专心致力支持中共使中国得到解放。1957 年他被认为和外国亲善，并曾与国民党过于接近而受到攻击。这以后20 年他在监禁中度过，无所作为。他在2O 世纪70 年代后期得到平反，有一个时期被任命为英文《中国日报》 总编辑，在北京开创了西方式的日报。第三个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杨刚，她是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的毕业生，1935 年参加学生运动，成为一个反对国民党绥靖日本侵略政策的左派分子。她参加了中共但做外围工作。她决心用文学唤醒中国群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问她是重庆的一家大报的文艺版编辑，受到该报社长（国民党政学系人物）的庇护。她的特长是在各省旅行采访，报道当地情况和人民的情绪，好使重庆当局知道。革命成功后，她被提升为北京《 人民日报》 的副总编辑。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她因为1946 一1947 年曾在美国一年并且在一个被查禁的杂志上发表过自由言论而忽然受到攻击。在这个打击下，她的信心显然被粉碎，于是自杀死了。毫无疑问，被中共安排在国民党中国管辖下表面上以自由主义者身份工作的干部，是能够鼓舞自由主义情绪的。革命的理想是解放人民，不是控制人民。然而这些理想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都受了罪。在成千成万这类事例中，我们看到革命开始吞噬革命者了。到里957 年，一群新人开始掌权。他们出身于农民行列，受教育不多，对外面世界无知，满脑子排外和反对知识分子思想。要试图理解这个冷酷无情的历史故事，一种方法是把它看成一种阶级斗争，即代表群众的新上台的人和那些曾参加过统一战线并贡献过高级技能的现代化的统治阶级的残余这两者之I ' ul 的阶级斗争。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农民的态度，不是充满善意和宽宏大量的。相反，倒是有一种报复性的、反对知识分子的情绪，似乎表达了一种世代积累下来对少数上等人的仇视。中共党内新＿L 台的统治者看不起学问，对中国现代化问题一知半解，他们是有极大的破坏能量的。总而言之，中国的政治生活由于包容了农民，就被拉下到严峻和无知的农民水平。这是社会变革的一种代价，在其他革命中也都发生过的。16 大跃进及其后果1958 一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和灾荒而丧生。从死亡人数的统计来计算，这是人类最大灾难之一。究竟什么事搞错了呢？稍为反思一下就可看出，大跃进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种模式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八年间，给予外面世界的印象是比较活泼和有条不紊的，这是同后来的年代比较地说。这种有条不紊，一部分可归因于领导的团结。背景因素在大跃进的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种因素和一系列因果关系，而不能确定它们各自产生了什么影响。有一个表面的观察可以先说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头10 年左右，革命活动大部分是按照苏联模式、由共产国际的顾问们控制的。只有到加世纪3O 年代和40 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才导致毛领导下的民族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多少有些相似之处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 年开始的八年中，又回到苏联的模式。不过，这次是在经济发展领域，就是中共领导人经验相对较少的领域。到了1958 年，中共在毛领导之下拿出了自己的一套发展经济的办法，就是搞大跃进。这一个比较，虽然很是一般化，却表现出中共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农村问题方面，开始似乎还成功，但用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上，则似乎比较困难了。中共在农村工作经验中实行的社会政治战略，运用到城市来，就不一定都合适了。如果不回过头看看中国历史传统的某些方面以及2O 世纪50 年代的情势，我们就不能理解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中有一个传统，就是国家当局对农村居民是无条件控制的，例如，习惯上5 户l0 户人家组在一起，成为“保甲”，直到1000 仪刃户人家都登记在一块，相互监督保证。同样，为了工役和纳税，农户也以“保甲”制度组织起来，实行互相担保。从很古老时代起，皇帝就用这种办法在农村征集劳工，进行公共工程。总之统治阶级一面向农民征税，一面告诉他们干些什么。社会被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经理人员与生产者，这种分化，现在可以由现代国家比过去任何时代更加紧密地、更完整地利用起来。毛和中共已继承绘制蓝图的工艺师角色，他们能够制定计划并追求一定的结果。他们运用延安时代已经运用的说服办法，制定斯大林式的指令经济，并且命令周围的农民照章办事。但是，一切中央的命令必须由地方当局付诸实行。中国传统的一部分是：地方官员的士气，他们对中央的忠诚，是决定成果的关键因素。地方的中共积极分子和干部，现在一般说来已经取得帝制时代下级绅士的领导地位。他们仍然可以采用旧式官僚习气，用报告请示办法把事情向上级推，直到得到批准为止，而不切实地为人民服务。〕 当然，当时比较提倡平待待人，提倡用谦虚的语调讲话。可是整个的模式一望可知，存在着一种地方管理阶层，只管发号施令，叫群众执行。地方人民代表会议在表面上看起来例也冠冕堂皇，但是像其他极权主义国家一样，它们是不是有效能的权力机构，人们不能不怀疑。当士气高涨的时候，地方当局都会竞相向上级报告说他们执行中央的指示如何如何之好。除了过度乐观主义的虚伪汇报之外，他们还会强迫命令要求下面报结果。当1955 一1956 年农业集体化实行得比预料的快得很多时，它至少在名义上使农村人口形成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土地和所有生产工具都实行公有，产品都由国家统一分配。但是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速度之快，至少一部分是纸上谈兵，有名无实。这些以政治起家的党的干部，为了显示他们爱国情绪的高涨或者表现他们是多么尽忠职守而向上汇报成绩。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得太快了，并没有能够像他们吹嘘的那样实际工作起来。在这种情势下，还有另一延续下来的因素，就是中国农民的顺从性。他们特别驯顺地接受当局的命令，因为他们的和平、安宁和生活一切都依靠当局。此外，在加世纪50 年代初期，中共和中国人民群众仍然觉得，大家都为了建设中国的共同事业而团结一致，所以中共领导的幻想很容易为群众所接受。人民信任毛主席，仅这一点就立刻为乌托邦主义和幻想打开了门户，因为大部分从农民积极分子中抽调上来的党的干部，狂热地紧跟领袖前进，并带动群众一起走。这样，地方上对国家和党的当局的服从心，加＿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产生了群众性的歇斯底里。人民放弃历来的习惯，工作起来24 小时不停地“连轴转”，几乎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为追求自由而抛弃了一切束缚。毛和大跃进大跃进开始时，中共中央委员会有个决议，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发展速度不适宜于中国的情况。首先，同汾世纪汾年代的俄国相比，中国人口在1950 年是其四倍，而生活水平却只是其一半。尽管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普遍建立，农产品却没有显著增长。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既不足以投资于工业化，也不能发展对外贸易来买机器和养活日趋膨胀的城市人口。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大跃进，而是削减重工业方面的投资比率（当时占到了48 % ) , 把一些投资放到轻工业上去，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供应，可以转过来增进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给他们提供一种物质刺激。这样做的话，中央政府各部门也可以起较大的作用，就要讲究业务能力，不能单靠狂热精神。这样的效果等于进行农业革命，这本来是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必经的道路。这种缓慢的主张不能适应毛泽东的思想结构。他说服了他的同事们，农村的问颐好办，只要大规模地组织劳动力就可以多多生产。推动力可以来自革命的决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就是从这种决心产生的。可以许诺经济上的改善，但是个人劳动的物质刺激只能减少，不能增加，要用提高思想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来代替。这里就包含了对于农民心理极大的而且不可靠的推侧了。造成灾难的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那种浪漫主义的想法，以为把人民巧妙地组织起来，便能增加生产力，精神比经济因素对生产更有效力．人们只要把劳动力结合起来，就能生产得更多些。对于一些曾经克服过看起来无法克服的阻力而取得中国中央政权的领导人来说，用长征的精神猛烈地攻破经济问题，便会取得空前的奇迹，那是有道理的。大跃进的最主要妄想，就是认为社会政治动员可以解决经济问题。换句话说，大量地使用人的劳动力，就能改进经济形势。不错，人的劳动力用在开挖建造运河、截住河流、利用水力灌溉农田方面当然是可以取得成果的。至今中国农村还可以到处看得见1958 一1959 年间靠人工挖的湖泊和水渠。你只要在一块新工地沿着一条人工开凿的石头隧道走上一里多路，就可以看见当年为了让泉水浸灌上壤而汲干的工程，那就是大跃进中大量运用人的劳力的成就。但这一切同改进了的技能和资本设备相比，能增加多少个人平均生产力呢？旁的不说，劳力的动员也应当慎重精密地计算和组织才可以达到经济目的。当中共领导发动大跃进时，似乎有几种因素促使他们有那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一个因素是延安时代经历过的平均主义理想。中国革命中的平均主义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名词。它可以意昧着提高受苦的人和降低享受的人的生活，简单地达到极权主义控制的目标。但是从历史上看，它也可以代表打破社会L 统治阶级与平民问差距的一种努力。这样，大跃进的原始想法就是把知识分子拉下一等。他们没有参加中共的长期战斗的经历，没有他们也无所谓。有人早就宣称过，书本是无用之物，专门知识不是必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成为专家，中国人民能够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对于新解放的农民来说，是很听得进去的。大跃进也被它的同义语从根本上歪曲了。毛不喜欢官僚主义的集中，而喜欢经济的分散，甚至于撤销了中央统计局。这样干的结果使领导可以因好大喜功的地方管理人员异想天开的夸大报告而盲目乐观。他们很快对于实际发生了什么事就惜然不知了。感情用事，任意取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分散主义的想法达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一个地区种什么农作物比较有利都不顾了。有些省份试图钢铁自给自足，在家庭后院里建造起高炉。另外一个分散主义做法是把人民公社办成完全自给自足、样样都管的行政机构，不但监督大队的生产活动，并且监督下面生产队的活动。人民公社自从］958 年一开始，就处理地方的财政和投资、健康卫生、文化生活以及农村生活的所有方面。分散主义的另一说法，是地方干部在中央决定之下时刻都在活动，他们欢迎每一个动员群众从事新方案的机会。大跃进大大提高了党作为社会领袖的重要性，而降低了中央政府各部的作用。政治的结果是给意识形态＿匕狂热的群众组织者以活动的机会。大跃进企图利用群众动员来达到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这就使中央很难驾驭地方积极分子，叫他们回到中央决定的有秩序的程序＿七去，而经济管理所需要的，正是有秩序的程序。导致大跃进的一切因素中，作用最大的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来判断，人们只能得出‘ 个结论，即他的重大优点，正是他的重大弱点。从1920 年起，他以其毕生精力，用一言一行来进行对现行程序的变革。在1949 年以前，他的斗争目标在历史上很清楚的；但是从那时以后，他继续以中国社会中的现成人群为目标，以至于后来与走人歧途的苏联分道扬镰。毛泽东采取革命方式的主要动因，是动员群众并镇压过去管理过群众的知识分子。他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坚定的意志和群众的振奋，能够完成多么大的业绩。当他发觉1958 年大跃进发生困难时．他就又采取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即延安式的群众运动。各种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怎样像，一个乐队似的演奏起来的？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清晰地论证过。但我们不需要用很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断定，除了中共控制的新闻传播媒介外，毛还有他个人的秘密通讯网。在形式上，下一步举动总是由“群众”自发首创，而毛和中央委员会则以“群众路线”方式加以响应。事实上我们可以认定，真正的“自发性”来自毛本人和中共，实际上就是他们发动和指导它进人公共环境并使它变为新闻的。这在美国也可以做到，如果新闻媒介是在中央控制之下的话。1958 年末的大跃进中，整排乃至整连的农民扛着他们的锄头和土筐，举着旗子打鼓排队走进庄稼地，就像要对势不两立的敌军作战一样。动员的方式包括创立人民公社，其组织规模之大就像一个中心市场一样。如我在前面所指出，保健、教育、大规模生产等现代化方式带来的好处要通过集中和全盘计划来平均分配。村庄现在叫傲生产队，若干生产队构成一个生产大队，它们都是一个人民公社的各个部分。如果不承认毛主席把农民从文育、疾病、营养不良以及散漫不团结之类缺陷中解放出来的决心，那是很不公正的。毛在这方面的理想主义，是和世界上最伟大革命者的乌托邦目标不谋而合的。当毛认为普通男人和女人都可以由无私的、为社会服务的理想，而不是由利己的物质刺激激发起来时，大跃进一度似乎是表现出来了。人的天性是可以转换到为更高级社会层次服务的。总之，将群众动员作为中国社会的、甚至物质的改造方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很自然的。大跃进的结果任意追求一种理想的结果而导致如此重大的灾难性后果，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1958 年农业收成不错，1990年气候却不大理想。想在田地里取得革命胜利的农民收获不到多少粮食，可是各省各地来的报告加在一起，却说农业生产大丰收，超过产量一倍以上。结果是政府继续征收高额粮食，虽然实际上生产是在下降。这就导致了创纪录的人为饥谨。1959 年初大跃进一度后退了一步，但是这个后退却因有人对毛的路线提出反对意见而立刻被阻止住了。1959 年6 月，在长江下游的避暑胜地庐山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之一、延安和朝鲜战争中任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的彭德怀（自井冈山开始与毛共事30 年），试着向毛报告了农民生活恶化的实际情况。毛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攻击，将彭撤职。大跃进的支持者和他们的领袖毛主席坚持继续大跃进，以此为报复。在1959 年庐山会议后，又发动了一次以批评大跃进的人为对象的反右倾运动。这一下转过来又发动了大跃进，从而变本加厉地加重了灾难性的后果。大跃进时，党的机构中出身于农村的管理干部继续反对中央各部行政干部的技术和经济观点。大跃进运动这一延长，导致了重工业和消费品轻工业生产的进一步下降。19 世纪70 年代，西北地区因为连续三年没有降雨发生了大灾荒，那里当时既无铁路也没有水运，路边到处都可以看到死尸。1959 一1960年期间由于组织工作做得好，灾区死尸是看不见了。但是由于口粮太少，营养不足，成百万人患病。当统计数字出来后，死亡人数非同寻常就可看出来了。直到1960年才终于知道，很多农民都饿得要死，物资供应极度匾乏。中国的经济已经滑人泥潭，毛主席也掩盖不住他的缺点了。他甚至不得不承认，他几乎不懂得一点经济学。大跃进以毛制造的灾难而终结。同经济的灾难相伴而来的，是政治上发生了不妙的转折。在这以前，中共的政治局领导每隔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总要在国内某一地点开会，讨论重大问题，做出政策决定。这种制度的好处是不同的意见可以大胆提出，激烈争论，但一经决定，大家就跟着干。但是这一次毛把彭德怀的建议列为对他本人的非法攻击。当时来说，毛是胜利了，但这是代价极高的一种胜利。它打开了宗派斗争的大门，而封锁了关于政策的坦诚的讨论。毛对于彭的谴责，破坏了党的领导的团结。开始时几乎每个人都沿着大跃进的战略前进，但是大跃进的失败证明了毛的失败，并且破坏了领导人之间的团结一致。毛和彭的争执还有一个关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问题。彭希望人民解放军技术上建设得更精干些，像苏联的红军那样，而毛则相反，想用原子弹来代替游击战，而不是建设苏联模式的现代化军队。我们在集中谈论作为领袖的毛主席时，并没有能够表达全国人民狂热的自我牺牲和极其狂热的气氛。农民们打破了他们自己的工作习惯，一天24 小时的“连轴转”。当地负责的干部则仍烟一贯地向上汇报完全不真实的生产数字，而毛的同事如经济学家陈云和总理周恩来则没有办法来阻止狂热的势头。后院里的高沪，本来是想把工业生产提高起来的，却只看见从家家户户收来的锅碗瓢盆，炼成的钢铁完全没有使用价值。这个时期最大的错误是除了拒不承认19 的年的现实外，还从农业中取得资金来发展工业，同时还用农产品向苏联偿还债款。结果是正当大批劳动力应证从事公共工程，加上天气不好，农民收成无多时，国家征粮数量反倒有增无减。结果是有些地方农民留下的粮食只够他们平时需用的半数，甚至1 / 5 。这个灾难的程度，除了没有受到领导承认之外，还被另外一件事实所掩盖，就是城市人口的口粮照发和工业建设还在照旧进行，因此外界的人看不到农村灾难的真相。然而到头来的事实终于逃不出人们的耳目。敲锣打鼓，举着旗子游行，加上公共食堂和家庭妇女也和男子一样出工，结果都像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实在说，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到了悬崖绝壁。功世纪印年代采用比较理智的政策，用了好几年时间才使人民的生活恢复到1957 年的水平。毛的动机现在回顾一下似乎令人无法相信，毛这样一个以了解农民而自豪的入，却会把这么多人引向灾难。也许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跃进证明了延安的领导者缺乏对经济的了解，证明了按中国的老规矩办事，即盲目地顺从当局会出事，因为后者是可以自以为是、为所欲为的。同时它也表示了革命的狂热可以使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都丧失常识。历史的比较可以说明，毛泽东并不比过去许多自以为接受了半神圣的天命的皇帝更加偏执。沿着这一条思路来看，毛的偏执倾向的增长，可从l957 年算起。那时他就把那么多知识分子和似乎不大接受他的领导和幻想的党的干部“打人另册”。从那时起，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置身于战斗之外保持中立了。他变成了一个在他自己所控制或排斥的狭小场地中从事战斗的一员。这是不是由于人过花甲之后发生过早衰老之故，固然不能断言，但他从这时开始认为自已是智慧和权力的源泉了。在这位巍巍巨摩的心目当中，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比起苏联模式和它的陈旧的修正主义倾向是更为优越的。他已经走到和他的亲密战友分手的地步，那么和苏联分道扬镰也不过再多走一步罢了。这个结果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国产化”，也就是毛强调的，由中国的悠久历史而产生的文化遗产比苏联的教导和模式更加重要。这样，他就以他自己来代表民族共产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民族的，更甚于共产主义的。到了1960年，中共同苏共的分裂就表面化了。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们还要在下面另行讨论。有两件事在大跃进之后接踵而来。一是刘少奇、邓小平等政治局领导派人下去，根据对事实的估价制定发展计划。在196l 一1962 年间，终于产生了关一1 人民公手t 、工业、科学、财政、文学、艺术以及商业等项工作的报告。这些由党的领导于部分别率领的工作组制定的政策报告，等于是经济整顿的方案。一般来说．这些方案是按照陈云的长期性建议制定的。陈云是中共最高领导层的第五号人物，是一个经济行政管理的专家。在这些整顿方案中，刘和邓都是赞成“个人承包”制的，它对农业生产可以有刺激力。毛则竭力地号召“阶级斗争”以对抗刘、邓的倾向。这时候就开始了后来叫做“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刘、邓和其他， 些站在管理专家一边的人们，另一方面是毛和支持他的那些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用农民动员办法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人们。毛打击彭德怀元帅的结果之一，是林彪元帅继彭出任国防部长。林是一个干练的战术家，他现在升到统帅地位，极力推行军队的政治化。林彪把毛主席的语录编成一本“小红书”，作为推动他拥戴毛的活动的一部分，同时也用以证明他在这场争论中是站在毛的一边的。不久，他废除了军官的肩章，并恢复了政委制，这样就把彭德怀代表的“职业军人”制度降了级。紧接着就发动了一个“学习人民解放军”的运动，好像这样就可以把军队的政治化模式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当然就打破了中共以前规定的军人处于从属地位的传统。长话短说，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已经丢了不少面子。甚至卜在这以前，他就已经提出在决定政策时坐在后排椅厂上，让刘少奇做国家主席，自己居于“第二线”地位。为什么毛破坏他自己建立起来的党，并且危害整个革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必须从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毛对于城市官僚主义的反感，表现在他的一个信念，即农民必须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受惠者。他的长期经验使他深深懂得妨碍农民过好生活的是些什么东西。不过，毛在掌权以后，对于使他们（农民）获得彻底解放的理想，则不得不让位于另一种努力，即在中共领导和控制下建设起国家的财富和权力。但是，在这种努力进行的过程中，毛优心仲忡地看到中央政府机关和各级官吏层无可避免地纷纷建立起来，那种情景跟帝制时代设官封职差不多。他担心旧时代统治阶级态意控制农村百姓的时代又将出现。．从个人特权不可抑制的趋势和新的统治阶级的腐化现象看来，要证明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并不容易。加世纪印年代初期使毛惴湍不安而且优心仲忡的是国家现有各种机构对于他的业绩和政策广泛地并且层出不穷地表现出否定或抹杀的态度。在一个以理想的和谐与团结为基础的国家，各派领导人不能够直接指名道姓地互相攻击。旧时代中国官僚采用的老办法是对准他们的外围人员指桑骂槐。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派残余人物一般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而被清除，他们的位子如编辑、作家、新闻记者以及知识分子组织者，多被比较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所补充。他们和一些政治派系领导人结合起来，也会用社论、杂文、评论、剧本以及其他文艺作品表明他们的态度。20 世纪oo 年代初期一群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就使用伊素寓言式的文体，写出间接的讽刺或历史故事，对大跃进的失误和毛的群众动员策略加以批评。有的人甚至更进一步对毛在1942 年讲话中的主张― 一切文学应该直接服务于革命― 提出疑问。这些批评性的意见多半在北京发表，在那里主持工作的是北京市党委书记彭真。最后，毛担心中国的人民革命会走上邪道去，这种担心部分是由于看到苏联变质而产生的。他憎恶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那种高压作风，他俩不久便成为敌人。他看到苏联己在变成修正主义，就是说已经从对人民的普遍关心蜕化下去，而一个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技术上受过教育、在强大的秘密警察保护下的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成长起来了。以我们西方一般对苏联共产党专政的评价来看，不能说毛的这种对苏联不信任的看法是错误的。不管怎么说，他的个人动机是想使和他看法相同的支持者重新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不幸的事实是，毛一着手树立一个帮派来反对他认为领导着经济恢复工作的修正主义，他就显示出一个政治家所有的才能和手法。在l 肠2 一l 肠5 年重新划分阵营期间，毛把他的附和者统统集合起来。两条路线斗争和教育毛先试着领导一个对农村党员下部的整风运动。这样做可以使毛创造一个灵活的临时机构网，而且在1963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可以有两条战线的战场：, 这时候是刘少奇做国家主席，邓小平做党的总书记。双方都不能不同意党在人民中间丧失了很大威信，腐化已经出现，士气低落。双方意见不同的是：进行这个整风，是用一种新的群众运动在农村基层搞呢，还是限于党内。1964年中共发动了一个在农村干部中整风的群众运动。事实上，各村生产管理委员会中的主席、书记、会计、仓库管理员等很快都开始在他们原来出身的农民头上耍威风、摆架子。他们已经习惯于揩油、占便宜、施小恩小惠、少做些重劳动、任意发号施令，自己则过得好些。搞“四清”就是针对那些作风＿L 变成剥削者的干部而来的。中共为了铲除这些弊病，采用的办法是派外来的工作队去纠正当地干部的歪风。这在程序上有点像最初土改时反对地主、恶城、上豪的样子。工作队先在村里住几个星期，访贫问苦，跟贫困户拉好关系，收集对当地干部的怨恨和证据，然后用无止境的盘问、逼供收集群众斗争会上的材料。这都是和反对知识分子和官僚主义者的斗争一样的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己经变成中共操纵的农民参加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这些农民已经不是旧日行刑现场的消极旁观者，现在他们已变成当局指定的斗争对象的吵吵嚷镶的控诉者了。党的官员们对于毛又要搞一次群众运动来整风不大起劲。毛失望之余，在1965 年就开始向党外寻找一种整风办法。同时，毛想解放中国农民并通过教育使他们成为有知识的公民― 这种理想，西方自由派改革家是很容易接受的― 这一希望也受到挫折。教育向来是尊祟孔孟之道的人主要关心的事情。大跃进面对着一个双重问题：怎样按照新的安排使普通人都能受到教育，同时还继续通过现有的中学和大专院校制度培养必需的人材。新的努力集中于创办延安时期实行过的“民办”半工半读学校，于是成百上千的半工半读中学到处成立，学制则改变美国式的12 年制，缩短为苏联式的10 年一贯制。为了使普通民众就学，不得不简化教学内容，因此教科书必须重新编写。编写人员短缺，专科教材因没有人写而简直没办法找到。把欢呼口号的农民现炒现卖地变成“科学家”去充当技术员，证明是没有效益的。不管怎样，半工半读学校总不如正规的学校。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给半工半读学校造成一个坏的名声。人们把它看成青年上进的一条次等的渠道。农民家庭很快就看出，他们的孩子们要上进到较高的阶层，还得通过正规的学校制度。进半工半读学校只能取得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身份，所以他们宁肯让他们的孩子留在家种地一活，也不愿让他进半工半读中学。正规制度的教育家们，看到正规学校不得不降低规格容纳那些资格较差的半工半读学生，就采取了一种特殊办法，即培养程度较高的学生来保持较高的标准。这种办法以前在延安是用过的，就是办“重点”学校，把最好的学生、教师、设备集中起来。全国大学统一考试恢复之后立刻可以看出，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比率高，其中重点学校的毕业生都得高分数，而半工半读学校的毕业生都得低分数。不但如此，半工半读学校学生大部分是工农子弟，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或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在中学里也占统治地位。但是重点学校里的高材生，往往是旧知识分子的孩子，他们多有‘’家学渊源”。作为一种社会工程，教育改革和大跃进时期的各种新做法，直接冲击了上层阶级和普通民众之间旧有的分野。毛的教导“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使知识分子的孩子们处于不利地位。结果是阶级出身不好的学生往往受到处分，或者甚至为现行制度所摒弃。可是大学考试制度还和过去按分数录取是一样的。结果是到加世纪印年代中期，中国的新的教育制度变成双轨制度，高分数的学生仍然走向上层。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的阶级结构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高材生的选拔使大多数青年感到失落和不满。到2O 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国家财政紧张以及担心毕业生过多，安排不了就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受到了限制，而城市里失业人数继续增长，劳动市场也越来越不安定。除技术工人工资较高，位置比较稳定外，大多数人则没有工作保障。中国社会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部分人都处于紧张状态。中苏方裂回顾25 年前的l960年，那时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中国人和俄国人要分道扬镰了。事实上尽管美国需要越过太平洋，但她同中国的接触却比俄国人经过西伯利亚和蒙古施加影响要广泛而且持久。俄罗斯东正教没有办大学教授中国学生。中国上层阶级的第二语言是英文而不是俄文。中国和俄国的往来曾经要凭借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派到莫斯科学习的几千名学生，而前者的影响直到2O 世纪20 年代才开始。中国人跟俄国共产党人虽然相知很深，却不一定会变成真正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不会忘记斯大林在加世纪20 年代曾给过他们错误的劝告，并且在1945 年曾经同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为俄国在满洲的利益服务。总而言之，中俄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脆弱的。中国一旦发展起它自己模式的民族共产主义，这种关系就会解体。有一个事实可以促使这种关系瓦解，这就是中国有朝一日当真在经济发展中需要外援时，美国及其盟国能够比苏联提供多得多的供应。这是25 年后今天的看法了，可是我们不能不反思一下，美国当时为什么不能看到这种可能性呢？在当时国务卿杜勒斯长老会式的讨伐“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长征中，曾把以莫斯科为首、触须伸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阵营看成铁板一块。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冷战斗士们（包括一大部分美国公众在内）看来，中国人决不会摆脱俄国极权主义的控制。同样，越南共产党人也不会同中国共产党翻脸，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都属于一个庞大的世界性集团。说我们当时的理解完全错误，甚至是愚蠢和无知，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聪明些或加息灵通些了，但是我希望如此。中苏间的分裂，在2O 世纪5O 年代末就在许多场合表现出来。l957 年毛主席第二次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建国4O 周年纪念时，说了一些吹捧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优越地位的话和一些比苏联在发射人造卫星时所愿意听到的更好的话，例如说这件事表明了“东风压倒西风”和帝国主义世界末日屈指可数，等等。这个时候，中苏之间签订了好几项关于技术交换、包括核弹的援助协议，而且还有一万名左右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帮助工业建设。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大受苏联教育和文艺模式的影响。这时俄语已成为他们的第一外国语。俄国文学、艺术以及建筑都受到欢迎。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发表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之后，中苏关系就开始恶化了。他于1958 年和1959 年两次到北京，和毛谈得很不融洽。赫鲁晓夫认为毛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异端论者，他的判断不足为凭。赫鲁晓夫对于毛在大跃进中竟然夸口说中国通过人民公社制度会比苏联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大为气愤。尤其叫赫鲁晓夫冒火的是，l958 年毛计划向厦门对面国民党军队驻扎的金门岛投弹轰炸时，竟没有告诉他，理由是那“完全是中国的国内事务”。这就抹杀了一件事实，即美国与台湾有同盟关系，正像中国与苏联一样，而且这个被称为内战的事，可以引起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对抗。当时赫鲁晓夫正在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谈判一个临时性维持现状的协议。在台湾海峡的危机问题上，苏联拒绝支持中国同美国对抗，当然也就不会兑现以原子武器支持中国的诺言。到1960年中期，赫鲁晓夫突然从中国撤走所有苏联专家，并且带走他们设计的图纸。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即向苏联共产党发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攻击。这一个分裂是很严酷的，因为中共和苏共原是信念相同的，现在则互相指责对方背叛，彼此再也不能相容了。历史上的大跃进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在还是处在大人物主宰的阶段，毛泽东和领导层中同他相关联的人物站在舞台的中心。在他们的两翼，有几百万帮助他创造历史的积极分子，再外面的街道上，才是成亿的中国人民。这当然是写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历程，特别是当研究工作不得不从国外以引证领导人的言论开始的时候，尤其如此。有些突破性研究已出现了，对于其他领导者和全国各地的支持者的研究资料已在积累起来。过一定时间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地情况的编述、农民的不满、干部的情绪以及反映中国人民极其复杂多样但真实经验的作品。有些作品是要将实地调查和大量的个人回忆录结合起来方能写出的。毛泽东在革命历史上所处的地位甚至和他自己的群众路线都不相一致。他在2O 世纪50 年代中期实行农业集体化时旅行全国各地的活动被宣传为“让他亲手切一切农村的脉搏”。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到农村考察，我们都不可以断言他是和当地干部一块儿谈话，而不是和农民单独谈话。他不会比一个外国旅游者更能够撇开伴同他们的地方当局而同当地人谈话。可是他一定能够感觉得出来当时民众的感情并有相应的反应。因此我们有理由理解革命中的民众因素。毛在他的部队前面站得多么远呢？最为重要的是，大跃进是在农业集体化几年后发生的事，这个集体化是经手操办其事的地方千部坚定不移和全心全意工作的结果。千百万人民，男人和妇女，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都是政治积极分子和管理人。他们既是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人，又是在革命中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是利用革命创造出来的机会，从群众中崭露头角的。在社会结构上，他们的地位一般地说来是和帝制晚期和民国初期的下层士绅― 包括那些隶属十L 层东家的管事、“不在乡”地主、地方小官吏、地方帮派头目、农民协会头目、军人以致其他曾经向农民催租征税、征兵、派工、甚至横行霸道的人― 相当的。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帝制时代末期这些下层士绅怎样蜕变成土豪、小恶霸，不再依附那个时候的在城市里的上层绅士阶级的情况。实在地说，整个土地改革的过程就是中共下部取代下层士绅旧的残余分子的过程。在实质上和生命力上，他们代表一个新的政权；但是从结构上讲，他们更深地渗透到农村生活中，而且他们代表了党的权威。下层士绅们在当地地位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自发性，而中共干部则因代表更高的权威而达到统治地位。另外‘一种看法也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农村中的新的积极分子一旦响应了号召并发现他们通过农业集体化可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那么他们就要做事情，而且准备做更多的事情。大跃进是很难刹车的，因为积极分子把农村重新组织起来以后，他们必须继续于下去。“解放”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这个阶级要不断解放下去。这个场景中的一部分，是青年们有机会在世界上出头露面了。在20 世纪50 年代末期和60 年代初期，中国变成了一个年轻人的国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和过去决裂，急于竞争，猎取显赫地位。你可以设想一些别的动机使他们如此，不一定是自私自利或物质方面的动机。！日的对农民生活的束缚解除了，识字运动普及了，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都可以激发青年们参加一仲高尚的事业和为它们自我牺牲。但是，展望中国的历史，大跃进看起来就像是某一项古代巨大工程的最新版本。明朝重新凿通大运河，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成都附近修建美国B 一29 重轰炸机基地，都是从农村中召集民工干起来的。一个村长就可以奉命召集多少民工在几天以内（譬如10 天）完成偌大的工程。村民们就会带上粮食和铺盖卷，搭起席帐睡在工地。他们就地做活、吃饭、睡觉，把活干完后一道回家。当然在劳动程序上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安排，但是总的说来都是一样，挖土装筐，挑起扁担，把泥沙、石块运走。大跃进中修闸建坝、挖掘运河，不过是古代建筑重大工程（例如史前建设的安阳、郑州等都城）的翻版而已。指挥这些庞大劳动力，是统治者的特权。毛使用这样的权力，是很自然的。不但如此，农村中下级干部指挥生产时常有不切实际的情况，例如种地时要把土挖得越深越好，结果盐碱渗到土地面上；复种太密结果没法收割，等等，说起来这些还是从过去上层阶级一些治国方略中教导农民的经典理论提炼出来的呢。至于把农民的生产组织改为生产队或公社之类，也不仅仅是毛泽东的独家发明。大跃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北魏时期，宋朝和明朝初年，都有过各种农业改革。我们现在还有不少东西须向历史学习哩。在2O 世纪6O 年代最初几年，经济上经过一些整顿恢复之后，中国革命的下一阶段又转向内部了。不错，在1962 年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纠纷中，经过印度的长期挑战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了一场漂亮的速决战。但是随着中苏论争进一步激化，中国力图组织非洲和亚洲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反对苏联的活动则遭受挫抑。周恩来访问非洲各国．没有得到什么成果。同时美国在l965 年大规模武装干涉越南，但允诺不在陆地上侵人越南北方，因而避免了一次朝鲜式的中美冲突。毛在对外关系上各方面都不能如愿以偿，显然认为现在又是改造中国人民，大干一场的时机了。17 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外面的旁观者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一件荒唐怪事。你怎么也想不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毛主席突然游泳横渡长江；10 多岁的“红卫兵”在城市里横冲直撞；昨天还是最高官吏，今天却像囚犯一样在街上游街，然后就是穷凶极恶的残酷迫害。．1966一1976 年成了中国的“失落的10 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任何观点看，都是历史上最离奇古怪的事件之一。对西方观察家来说，它甚至把中国变得比寻常更神秘了。大约有一亿人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其中很多是受害者，而五亿左右的人可以说是受到它相当大的影响。怎么会发生这样超大规模的，而且至少在初期是由中央统一领导的运动呢？这一场巨大的波动过去还不太久，很多情况还不为人所尽知，更不为人所理解。但是已经有人做了一些出色而又艰苦的开头工作。我们这一章的任务是描述一下事件的进程― 主要是政治历史方面，但我们也必须分析某些背景因素，么便有人想了解它们是怎么发生时做个参考。“文革”的生要经过“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半，即从1965 年末到1969年4 月。让我们先说说主要情况，然后再回过头来详述。一些著名的政治学家将其各方面的情况大略描述如下：第一，在1966年6 月以前，毛派和中共党的机构间的矛盾逐渐紧张起来。毛显示了他的厉害，把党、政、军中几个出众的“修正主义分子”（反对派）撤职或降职了。这就导致1966年8 月中共中央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做出决议，不管什么地方发现“修正主义”都要进行广泛斗争加以打击。第二，从那时起到1966年底止，毛派发动了“红卫兵”运动。这是“知识青年”（中等学校以上毕业生）公开发动的时期，所有教育系统和党的机关都关闭了。在1966年8 月至11 月间，l000万红卫兵在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队支援下，乘火车免费来到北京，在那里接受了六次大检阅。红卫兵在全国城市横冲直撞，“消灭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场运动束缚了政府的手脚，而又没有一个统一的群众运动能够取代它。第三个时期，从1967 年1 月到l968 年中期，红卫兵开展夺权行动，政府实际处于瘫痪状态。毛又试图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由群众团体、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三方面合组领导机关。但是这种组织并不能控制全国，于是“红卫兵”派别间“武斗”升级，“革命派”与“保守派”到处公开发生战斗。直闹到1968 年中期，毛下令制止了红卫兵武斗，并命令人民解放军出面恢复秩序．;第四个时期，从1968 年夏季到l969 年4 月，重新建立党和政府的权力机构，这个时期军队发挥了主要影响。最后，l969 年4 月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实际上许多最坏的过火行动是在1970一1971 年军管期间发生的。这时被称为“四人帮”的那些人继续掌权到1976 年毛逝世为止。学者们对于以上四个时期中许多穿插的情节巳取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这里总结这些成果已超出本书讨论的范围，似不甚妥。中共这些内部冲突的史实，充满外界难于看懂的专用名词― 如最初的“十条”( 1966年8 月）, “二十三条”( 19655 年1 月）, “十六条决议”( 1966年8 月）, “一月二十三号指示”( 1967 年），等等。这些是标志各个派别斗争的不同时期的简称。与其条分缕析地钻进它们的细节，不如对它们的背景做些叙述，例如：毛的独特身份和他的个人权力，他对人民解放军的依靠，军队政治化以及红卫兵中发生的分裂，等等。毛的个人权为我们美国人要了解毛泽东，很要费一番想象力。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他具有出类拔萃的天赋。毛能成为卓越人物的秘密在于他曾经有两个不同的经历：一个是反叛领袖的经历，另一个是现代“皇帝”的经历。他取得了后者的权力，但他显然仍然保留着前者的自我形象。简单地说，在中国，权威总是自上而下的，即使按照群众路线，也是这样承认的，而且一旦中共取得政权，它的领袖就变成神圣不可侵犯，位于所有人之上。他不仅仅是受尊敬的人，而且被公认为是全组织中每一个人的上级。中国共产党身上这么多东西都是毛创造出来的，以至于可以认为它是他的创造物，所以他当然有改造它的特权。只有当我们认定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君王，我们才会想象得出为什么中共领导会任凭毛怎样对党进行破坏和改造都跟着他干。在人民心目中的这种独特地位使毛有可能认为，党内出现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是革命的一种失败，而且救治的办法必须是恢复平均主义，尽管他自己处于和别人极不平等的地位。这种暴君态度同欧美政治正相反，因为在欧美，最重要的掌权者通常是人们批评的重要对象。换句话说，毛在公认的权力结构中享有如此特殊的地位，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虽然他也利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例行程序。这就好像是上帝耍政治把戏一样，所有的牌都擦在他的一边，要出什么，或不出什么，一切由他自己决定。但是毛自己想过他做的是什么事么？也许它可以概括为要使“民主集中制”更多一些民主，更少一些集中。他看到新的官僚主义阶层承袭了古代君主专制政府的高高在＿卜的作风，而农民群众一如既往仍处于社会底层，受新的权势人物的盘剥。毛为了打击这个倾向，需要用群众路线的方法使党倾听农民的要求并做出反应。这种新的“眼睛朝下看”的管理方式可以借助于非中央集权化完成。地方的决定不能完全听凭北京的官僚主义者。政府的月标应该是地方农民群众的福利和教育。不能是简单的“富国强兵”那一套官样文章。追求这个目的，就会使革命失败。这种想法全盘否定了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基本教导，即群众应该由审慎训练出来的、忠贞博雅的大臣、部长及其辅佐官吏、将校军官以及有特殊权力的党的组织者所治理。毛对于“修正主义”的定义，就是它放弃了革命的目标，接受了特殊地位以及特别聚敛了世俗财物，等等，这些也可以叫做资本主义复辟。毛在发起和操纵这些社会动乱时，常常对现存机构进行本能的攻击，尽管这些机构是他自己帮助建立起来的。他的逻辑集中在他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他觉得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在继续进行。在中国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有苏联做榜样的。在苏联，社会主义政府已经变成了一个腐败的官僚主义政府、、他似乎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认为青年学生是可以动员起来，向现存机构的弊害发动攻击，并且使中国免受修正主义之害的。这是一种可供操纵的群众运动形式。他的经验告诉他，这种运动是社会变革的发动机。实在讲，毛在发动和引导城市青年时，把在党内干部中整顿党风的一切原则都弃之如敝展。事实上他向和他一道从延安来的领导者都宣战了。他操纵局势，使得中央委员会的以及其他的指示决议全按照他需要的加以通过批准。毛使党的领导人遵守一切服从党的领导的纪律，从而束缚住他们的手脚。这也包括在某些关键时刻他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显然常常对于毛在肃清党内同事过程中某些不公正和不切实际的企图，尽自己的力量加以缓和、弥补。忠诚于党的中央领导层，没有能够预见到是什么东西击中了他们。不错，当局势严重到不可控制、暴力横行时，毛几次设法收揽缅绳，但没成功。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个他不曾预见的东西。虽然具体数字说法不～，但党的干部被清洗的，大约有的％。有人估算受迫害致死的约40 万人。在1977 年“四人帮”受审判时，法庭指控那些罪魁祸首罗织罪名迫害了70 多万人，其中迫害致死的约3 . 5 万人，更多的人身体和精神致残，还有许多人自杀身亡。人民解放军的角色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能力，主要背景在于武装部队的支持，因此，让我们停下来看看人民解放军中军事专业和政治思想两部分间长期存在的竟争。回顾往事我们可以看出，苏联红军最初奉行的是“政治挂帅”的原则，即”专业军人应服从政治委员”的原则。在苏联，随着总参谋部的发展壮大，职业军人一派的势力逐渐占了上风。在中国，也曾出现过差不多同样的情况。蒋介石在广州创建的黄埔军校，在北伐中打了头阵。但是l927 年国共分裂后，蒋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系统，没有依靠群众协助打游击战或“人民战争”。与此同时，中共在丛林湖泊间则采取古代中国农民和土匪惯用的战法― 小规模的游击以及在某个特定地区内同农村居民结合在一起。不过，在江西，曾有十多个中共军队指挥员一度表现出单纯的军事思想。他们中有些人曾在莫斯科学过军事；有些人吸收了苏联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则在当时就同他们相反，他始终热烈地主张动员农民群众进行“全民战争”。总的说来，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有批军事指挥员专心致力．J ＝专业化、组织工作和军队的纪律。他们根据需要担任了政治和军事的领导职务。在中共发展到夺取全国政权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分别指挥着五个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在西北，由彭德怀领导；第二野战军在西南和中原，由邓小平领导；第三野战军在华东，由陈毅领导；第四野战军在东北，由林彪领导；第五野战军，也称华北野战军，由聂荣臻领导，在北京夭津地区。这些野战军都有某些地方基本部队，某些指挥的连续性，以及某些共同的经验。本来这些搞得不好都会形成“山头”或“帮派”，以至于互相争斗。但是中央军事领导（毛、周、彭和其他人）审慎地调换人员，防止了帮派主义的发展。那些政治领导人本身也担任过指挥员，知道怎样维护统一。到了加世纪60 年代，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虽然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抵御外国列强的国防任务，但在国内却同时担当着支持政治机构的基本角色。全国大约有38 个“主力”军，分驻在全国11 个军区。这些主力部队是相对于地方部队而言的。地方部队分布于28 个省军仄，它们装备较差，｛仁要负责地方防务，例如动员民兵和生产建设兵团。民兵分布在全国各地，不是作为野战军训练的。人们记得晚清帝国有一种叫“绿营”的军事组织，就是以小部队分布在各个地方，以维持地方秩序，很少动员起来作为统一的作战力量。“主力”的作战功能是交给“八旗”，即满、汉和蒙古正式编制的部队完成的，平时完全不参与民问生活，而是主要用之于譬如乾隆时期镇压中国边境的“七大战役”之类。正像过去军事总揽于皇帝之手～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权力掌握在主席兼三军总司令手中，他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中共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r 三个基本部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另外一个类似帝制时代的做法是安排部队耕种一些田地并经营一些工业生产，使他们达到某种程度的半自给状态，多少有点像古代的屯垦制度。军队的平衡和控制，统一由中央军委下面的总政治部负责，它掌管全军的党和政治工作；总参掌握整个指挥系统；后勤则隶属国防部，掌管全军的轴重、供应和行政事务。周恩来总理原来就是蒋介石的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他是人民解放军中很多军官的老师和前辈，他的学生中有几个是在“十大元帅”之中。结果是党渗入在解放军的各级领导之中，他们中间很多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讲到林彪兼任了国防部长，武装部队在他的下面已经十分政治化了，足以形成毛泽东从下面搞革命的主要支持者。在这个形势下，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各主力军虽各自由其本军的政委领导，但各省军区的部队则听命该省省委书记及其他领导人领导。这样，各省省委第一书记通常兼任军区的政治委员。这种政治军事的控制网络，在儿方面发挥着它的作用，其中一个便是每年征兵，即从以刃万应征人员中选拔新兵。人民解放军已成为农村人口向社会上层升进的一个主要渠道。一个人伍的新兵，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治考试，被录取后就接受训练，有当党员的机会。这样3 年至5 年服役期满，便会变成他本地社会的，一个领袖。新兵是全国各地按分配的指标选拔而来的，一般是初中毕业生。合格男子大约10 ％被录取参军。军队成了一个极大的训练营地，是培养中国共产党后备军的重要泉源之一。自l949 年以来已有差不多1500万人从人民解放军中转业出来，而且每年还有差不多50 万人继续转业。通常他们都可以转人较好的工作，并且受到社会上的优待，被认为是政治上可靠分子。这样各地人民解放军多渗人政府机构，特别是公安工作和民兵组织中。武装民兵大约共有700 万到900万人，他们每年受3 星期至6 星期的军事训练。在他们背后还有l 500万到2000万基干民兵，他们每年受几天军事训练，通常不带武器。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作用的军事结构。在大跃进已经造成经济灾难、人民和党的士气大为低落之后，林彪和他属下的各地人民解放军就是又红又专的力量了，因为他们既是致力于革命，又是于这种事的能手。这就提供了毛的实力基础。38 个左右的“主力军”开始时并没有介入文化大革命。青年学生的作用作为最后一个背景因素，我们必须注意到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其中主要力量是那些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与2O 世纪5O 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和1958 一1960年间的大跃进中活跃起来的农民群众完全不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除了城区附近的公社外，农民基本没有涉入。中国工农业生产在文革开始时仍维持平常的进度，并没有降低到大跃进时期的水平以下。从l966年夏到1968 年中期被解散为止，文化大革命把红卫兵只当做城市里活动的主要力量。这些没有经验的青年，在“干革命中学革命”，有着十分巨大的破坏力。最后还是借助了人民解放军之力，才将他们镇压下去。毛的三位一体的组织基础― 人民解放军、激进的党内知识分子和群众组织― 中的最后一部分，是最没有体系化的，也是最难控制的。红卫兵的派别斗争，在城市中演变成有组织的公开的正面武斗，其根源很复杂。一个因素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是2O 世纪60 年代两种教育制度产生的两种类型的学生，从中学毕业后争取进人大学互相竟争。他们中一部分是知识家庭出身的子弟，他们有相当家教，容易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经由考试获得高分数，是无法否定的。另一部分是党员、干部等新的统治阶级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被认为是革命的，第一等的。他们是上升的一代，而且毕业后可依凭内线关系分配到优越的职位。但是他们的学习成绩常常不如知识家庭出身的那么高，虽然后者的阶级成分被认为很低。这个阶级背景的差异，在红卫兵派别战斗中常常造成相互敌对的因素。我们考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形成的背景因素之后，现在接着可以看看这出戏的几幕场景了。这肯定是一场大悲剧，但不乏色彩、激情和附带而来的伟大希望。毫无疑问，那是真正革命的典型，国家政权崩溃，各个党派拼死搏斗，事件的进展就像17 世纪中期美国独立前夕的“残余国会”、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乱以及汾世纪2O 年代初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苏联的大骚乱一样。历史学者对于扰攘混乱的时代，总得加上一定的”转折点”和“里程碑”作为标志，我们也须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前面提到的四个阶段。开始是1965 年末到1966年夏天，这时毛派和中共党的组织间的矛盾已逐渐紧张起来。支持他的除了林彪手下已经政治化了人民解放军之外，还有毛的妻子江青和一批上海的激进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后来都参加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毛开始时态度表现得不很明确。林彪的确是一个很干练的野战司令员，但是形象上他瘦小而狠琐，貌不惊人，经常戴着帽子（因是秃顶）。他无疑是一个诡计多端、狡猾得像个狐狸似的人。由于毛体格魁梧，和他搭档起来，倒很像中国戏剧里的角色。林总是显得渺小，不大引人注意。毛的妻子江青原来是一个不大有成就的电影配角演员，后来跑到延安，得到了主席的宠爱。但是她证明自己是个很能干的政客。她要攫取文化事业的领导权。但是她很不善于外交，几乎同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发生了姐龋。她跻身领导人之列，一部分是靠林彪，一定程度上靠的是充当人民解放军中文化部的头顶而同林彪站在了一起。同时她同一批上海不见经传的激进派知识分子结成帮派，上海变成了攻击北京的文化势力的根据地。在毛的势力完全凝聚和巩固过程中，一个关键的举措是罗瑞卿于1965 年底被逮捕、检举、盘问，以至于l966年4 月被撤掉一切职务。罗是人民解放军中一个重要军官，本来和林彪元帅不和；这一举动是作为镇压军内不同意见者而发动的。在知识分子中，一个可以与此相比拟的行动，是整肃北京副市长吴晗，因为他发表了一篇古代皇帝错误罢免一个大官的剧本（《 海瑞罢官》 ）。据说，毛相信这是影射1959 年庐山会议后罢免彭德怀元帅，因而实际是攻击了他本人。北京市长彭真（同彭德怀元帅并没有关系）是北京党委书记，也是党中央核心大员，自然认为这件攻击副市长的事是对他本人的一种攻击。北京市进行了一次调查，认为吴晗并没有恶意，但是毛在上海搞了一个座谈会，把彭真批得体无完肤，于是在1966年4 月彭即被中央免职。这件事使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来，风在朝着哪一个方向刮。在这些最初的步骤中，毛已经把几个对他的方案缺乏反应的官员赶下了台，并取得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机构的默认。他们一向是惯于和这位伟大人物和领袖一道前进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被引向一座大山，一个火山口。这些初期的行动，都经1966年8 月中央政治局批准。现在政治局成立了一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成员尽是毛的支持者。同时中央各部进行了改组，毛的支持者渗人到各个关键位置。从l966年6 月到8 月间，在所谓“五十天”时间内，对党内的修正主义和不指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攻击高涨起来。在这个期间，激进的学生被动员起来，用大字报形式对各大专院校当局发动进攻，而毛则在华中休养，让他的第二把手、国家主席和城市工作组织专家刘少奇在北京负责一切。一直做党建工作的刘少奇，不可能优先考虑群众组织工作。他试图用派工作组到各大学和工厂检查基层党组织的情况来稳定下面的骚动。他派出大约400个工作组，每组约25 人，共约1 万人左右。这就挫抑了毛动员群众组织的努力。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很不容易估量。作为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成员和政府的主要行政官员，他实际上每件事都要过问。几乎没有一件事证明他对毛的忠诚有过动摇。另外人们广泛称道他是一个富于人情的领导者，什么时候发生了做过头的事，他总是尽力加以缓解，这样，他多次插手保护过知识分子。每当激进派和保守派关系恶化时，他通常总是从中调处，达成妥协。1967 年2 月，他主持了一次会议，一方是中央文革小组，另一方是一些军队和国务院的领导人，包括军队中的兰个元帅和国务院的五个副总理。这～次被激进分子斥为“二月逆流”的会议，是对于文化大革命走向最坏极端的一次对抗性冲击。毛的突然出现在第二个阶段，即自l966年8 月到1967 年1 月，毛主席大出风头。格尽职守的刘少奇，已经毫无疑义地要垮台了，却还像一个乐队指挥一样，在党的忠诚分子中指挥着反对修正主义运动。不用说，这当然不是正在华中休养、人们看不见的毛主席所需要的。1966年6 月全国公众突然听说毛要回到北方来了，途中他游泳横渡长江。因为中国农民一般不会游泳，横渡长江的冒险家更少了，因此这个消息就仿佛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横渡英吉利海峡一般。他显然是一个有超人体魄的运动健将。（照片显示他的头在水面上，既不是蛙泳，也不是自由泳或仰泳，而是以他独特的方式，直立着“踩水”, 而且有人用秒表计时，速度特快。）同时，他于1966年8 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央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一次完全由他的支持者出席的全会。这个会匆匆把刘少奇从中央领导的第二号位置降到第八号位置，而把林彪提到第二号位置，成为指定的继承人。全会又公布了毛反对修正主义运动的总的看法，照他的说法，就是要使全中国人民在世界观上来一个重大的转变。他说，精神的更新比经济发展更为重要；阶级斗争的原则适用于一切知识分子、干部和党员，以便铲除“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这时候究竟谁是坏人，还没有人知道。通过这些手法，毛已经取得在党内发动一个反修正主义群众运动名义上的合法性。这很快就以红卫兵运动形式出现了。为此，毛提出了“炮打司令部”之类口号以鼓舞激进的学生。从8 月18 日到11 月26 日，在北京举行了六次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些游行是由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文革组织的，从全国各地组织了大约l000万“红卫兵”，免费乘火车并住在北京，他们手挥着林彪将军为训练他的军队编的一本题为《 毛主席语录》 的小红书。同时学校都停了课，大专院校都关了门。不管毛的罗曼蒂克意图是什么，反正“红卫兵”这时投入了各式各样的破坏性的活动，人们叫做“打、砸、抢”时期，就是闯人富裕的人家和知识分子的家庭，烧毁书籍、手稿，污辱和殴打居住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号称“破四l 日”― 旧思想、I 日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这些青年学生，男女孩子们，游街串巷，挥舞着红色臂章，对所有和海外有关系以及有知识分子气味的人任意伸张他们的“道德正义”。到1966年底，毛的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的横行霸道，从打击一切带有“资产阶级”味道的人提高到“揪出”党内和政府里的人去讯问和折磨的地步。很快他们就把原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号叛徒下手了。刘、邓和其他许多人被辱骂、监禁和公开羞辱。毛和他的支持者动员城市青年对于国家和党的中央机构都给以严重打击之后，显然以为他们已经造反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所希望的革命即将有成果了。同时，中共党内遭到攻击的领袖们面对着组织还松散的“红卫兵”― 从各学校来的男女学生、政治积极分子，在1966年夏天也支持站在他们一边的“红卫兵”进行对抗，实行武斗。党的机构当然比较强大，但是毛掌握着权力的杠杆，而且他最后是完全明确地倾向于党的破坏和重建。夺权运动的第三阶段是l967 年1 月的“夺权”。夺权是北京发出命令，由红卫兵和其他的人在全国各城市同时进行的。原来的官员们被从他们的办公室赶了出来，他们的文件档案全部受到检查，很多烧毁了。他们的位置由毫无行政管理或领导经验的年轻人取而代之。这时候年轻人们已经派别林立，互相攻许不休。在这以前，人民解放军都是靠边站着，看见那些破坏活动进行而不加千涉。但到1967 年l 月，军队被指派帮助反修正主义的革命派，反对保守的反革命派。可是，形势的发展超出毛的控制，人民解放军成了社会上惟一统一的力量，而且越来越变成当地的权力重心。在这以前，只有地方部队而不是主力部队被牵涉进文革。他们和地方党组织互相交插，很难参加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去，而革委会是今后新省政府的准备阶段。人民解放军的地方部队是要通过“军事管制委员会”维持治安和保护公共设施的。但是要省县地方驻军出面“支左”反右，他们都觉得不能控制局势。只有四个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结果是中央文革小组把省区解放军中不听话的官员清理出去。即使如此，l967 年7 月发生的“武汉事件”表明地方部队难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工具：武汉卫戍部队的一个独立师把来自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两个成员绑架走了。北京只得借重主力军的帮助，才控制住局势，建立起“革命委员会”。毛下令叫“红卫兵”抓“军内一小撮”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后，形势就越来越乱起来了。中国简直陷人内战状态。“红卫兵”各派之间混战起来，地区的解放军也参加进来，帮这个，打那个。l967 年9 月以后，对各军区指挥官的攻击停歇下来，帮派之间的斗争却像野火一般蔓延，在地方军队和主力（野战）军之间也开始相互斗争起来。北京对待这个危机的办法，是下令所有人民解放军禁止支持斗争的任何一方，同时进行政治训练。但是，到l968年，派系斗争甚至在各主力部队中间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毛的最后一张牌就会不起作用，他也就完全不能控制局势。在这些压力之下，毛终于在1968 年7 月不得不下令解散“红卫兵”。他说“红卫兵”没有能够完成他们的使命，并命令人民解放军建立各省的革命委员会。’‘红卫兵”解散之后被大批遣往山区和农村，．从政治上层一下子跌人底层。那些接替他们的积极分子改称为“造反派”, 他们的堕落也同样地残酷和可怕。同时，因为群众组织纷纷解散，军队没有支持这一方打击那一方的压力了。最后的结果，革命委员会都由军人来控制。大多数党委第一书记都是军人。外文关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即从l968 年7 月到1969年4 月，毛准备重新整顿这个国家。领导人中间有2/5 以上是军人，2/5是新的和老的党员干部，群众团体的代表只占一小部分。在1969 年，由于新参加领导班子的党和国家官员的水平同他们的前任比较起来一般都低，所以军人的控制是有保证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是1969 年4 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当时林彪发表了一个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一个新的党章，以取代1956 年的党章，其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党员的条件特别重视阶级出身。新的党章比老党章简短多了。关于党的组织写得很暖昧。但林彪将军被定为毛主席下面的副主席，并称他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1500 名代表中，2/3的人穿军装。新的中央委员会中45 ％是军人( 1956 年中央委员中19 ％是军人）。在另一方面，群众组织的代表中并不包括众多的激进学生青年。他们之中2 / 3 是省一级的领导，他们大多数都是新进人中央委员会的，可是平均年龄约为60岁。中央委员会不但军人占多数，而且高学历和做外事工作的比以前少多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受到无意义的狂热影响，吃亏很大。因为当时的思潮不仅是反对一切旧事物，同时也反对一切洋事物。反对知识分子和排外是相互并行的。1965 年当周恩来以特使身份广泛访问亚非各国时，中国正在推行援外计划，如在非洲建筑坦赞铁路等。中国企图在阿尔及尔召开一个没有苏联参加的第三世界国家会议，没有成功。同时，印尼共产党正在进行一次政变，却被印尼政府彻底镇压。这些失败使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不有所收敛。尽管如此，“红卫兵”不顾一切的蛮干作风损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l967 年6 月“红卫兵”接管了外交部以后。那些造反小分队系统地破坏了档案记录，给外交关系的连续性造成严重的损害。在周恩来主持下，外交部长陈毅被迫在成千上万名造反派面前做了好几次“自我检查”。涉及外交政策的任何事都得经过周恩来的办公室。当“红卫兵”在各条战线干革命的精神弥漫到外交方面时，中国的驻外使馆都被看成为革命传教的中心和当地共产主义者的非外交性鼓动点了。从l966年9 月到l967 年8 月，对外关系中这种主观的和感情用事的做法，导致中国和好几个国家外交关系的决裂。中国驻外大使除了一人以外，其余都被召回。对外贸易数额骤减。中国国内混乱所及，“红卫兵”暴徒们闯进了苏联大使馆和英国代办处，并火烧了英国代办处和印尼大使馆。在群众大会上破口大骂取代了外交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也发生了有意义的转折。1965 年以后．美国在越南陆地上和空中的战事都升级了，可是美国和中国却采取了避免直接对抗的措施。前面己经提过，美国军方决定停手，不再同中国作战。他们明白地充诺他们的飞机避免冲进中国的领空。美军尽管在接近中国边境作战，但战事的危险却降低下来。这就使毛得出结论，他可以进行他的国内革命了。同时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却朝相反的方向变化。l960年开始的中苏分裂，继续以论争和双方互相攻汗的形式延续下来，中苏间敌对情况日益紧张。沿喇艾幻多英里的边境线不断发生冲突，苏联方面不断增加驻军。1968 年苏联红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苏联大肆鼓吹勃列日涅夫主义：凡是建立起共产主义政权的地方，决不容许被人颠菠。这就叫中国人听起来感觉带有侵略意味。1967 年，“红卫兵”的攻击在香港激发了一阵危机，不过人民解放军于1968 年接管各省政权后，控制住了“红卫兵”。中国驻缅甸和柬埔寨大使馆闹革命，也引起了激烈冲突，致使关系破裂。北京盲目的革命政策在谴责日本重整军备声中，鼓励着日本共产党。接着中国在西藏同锡金交界边境线同印度峭兵发生一次冲突。这次印军方面准备较好，打了一个星期仗，无结果而终。这时朝鲜同苏联全力加紧合作，中国同朝鲜关系一度恶化。文化大革命的好斗劲头，在1969 年3 月2 日同外部世界又惹出一场冲突。中国派了一个伏击分队，在中国东北边境乌苏里江上的一个有争议的岛上同苏联红军发生了冲突。穿着白色制服的中国解放军一下子击溃了苏联的边防哨队。苏联进行猛烈报复，不仅在那个地点，而且在以后一两年内，沿中苏边境许多地点都发生了事故。这样中国就受到了压力。到1969 年底，同苏联的关系还在恶化，而这时同美国关系却开始好转了。在美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印象反映在它的宣传上。这里的人们以为，这是毛泽东的一种保持绝对平均主义的民粹派式的价值观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避免官僚主义、实行国家集权主义的努力。但是当“红卫兵”的过火行为和迫害知识分子的消息渐渐传出来后，这个运动看来就像是独裁领导下的极权主义活动了。尼克松、基辛格要想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政策只好放慢一步，即使这是一种右翼共和竞人倡导的政策。虽然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 月正式结束了，它的恐怖主义还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继续着。在970-1971 年间，军事安全人员还特别严厉地清查一个可能是虚构的“五一六”组织的成员。无辜的群众被酷刑逼供，要他承认是会员并乱咬别人，几千人被折磨致死，虽然究竟有没有真的“五一六”，始终无人知晓。不但如此，到了20 世纪70 年代，文化大革命搞“逼、供、信”的手法蔓延到农村，例如有些农民被迫放弃一切副业，不准养猪、鸡、鸭，说这是为了割去“资本主义尾巴”。对许多人家说来，这就等于要他们挨饿。总而言之，这些政治迫害的高温，直到毛死以后才降下来。继承权的斗争从1969 年以后，一场关于将来由谁继承毛主席权力的斗争已在悄悄进行。竞争的目标是第二号位置。谁占着这个位置，谁到时候就有权继承了。林彪在l969 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位置。他已经把他手下的军人提拔到党和政府的领导层。虽然军队在发展前途上继续分成两派― 直属北京中央军委的和各省军区司令部的，可是林彪已经占着总司令的位置，况且他已被指名为毛的继承人。但是，从1970年到1971 年间林的领导地位却开始不大稳妥。一方面，毛要减弱军队在政治系统中的作用。这事是从几个不同方面进行的，例如把一个反对林彪的人派去在林手下做中央军委的领导人，特别让周恩来和另外两个老将军陪伴着他。平常在广泛传播的照片上，林和毛总是并肩站在一起，这时林就站到后排了。此外，一个以前做过毛手下的助手、后来和林彪关系搞得很亲密的人，忽然被点名批评。所有这一切都是掌握最终权力的人暗示风向的迹象。林彪是出过很大力气的，但是他的用场已经过去了。而同时占据第二号位置的周恩来继续跟毛在一块密切工作，特别是在外事场合和有关政府的整顿问题上。毛主席还常到各处旅行，同各省军队指挥员谈话，并且批评过林。这一消息通过电话专线传给林后，林知道事情不妙了。他接受了他在中央大本营工作的儿子策划的一个秘密谋划。据说阴谋的目的，是暗杀毛泽东并且以军事政变方式夺取政权，否则他个人就要遭殃。林的儿子秘密做了很周密的准备，但是显然有人密报给毛和周了。林彪和他的妻子在走投无路中搭机逃跑，但是当他们的飞机显然快飞进苏联时，在蒙古坠毁了。这个重大新闻在官方报纸上一直没有报道，直到一年多以后，才全文附加有关文件和现场证据最后发表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始终是秘不可测，但是西方学者大都同意上面的说法。毛的一生和他的思想在最后五年令人莫测高深，因为除了几个零散讲话外，他几乎没有发表过系统谈话或政策文告。在1971 和1972 两年中，他似乎和周一块商议了一个有关中国未来发展的方案；但是在1973 年，中央文革的上海一帮人，也就是“四人帮”，又似乎对他起了较大的影响。他的身体不行了，他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和其他外宾要人时，虽然头脑是敏锐的，身体看来虚弱多了。例如我们知道，当毛在站住照相时，他身边一边有一个护士搀扶着，可是照片公布时，他身边的护士都不见了。大约在此同时，周患了癌症。不久，“四人帮”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以间接打击周恩来。宫廷政治和权力斗争使大多数观察家修倍然如坠五里雾中。不论怎么样，毛是寿终正寝的。现在看来，特别在它的许多受害者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发展中失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回顾在一个简短的总结中引用数目字，是不能表达革命的经历的― 无论是当时头脑昏热、一闪而过的“红卫兵”们的叫嚣，还是他们的受害者的惨痛的悲号。不久，一种“伤痕文学”就开始出现了，报道一个个人受到的灾难― 一个学者眼看着一部他毕生写作、还未发表的著作手稿在他眼前被烧毁了；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丈夫为了改变他的孩子们的阶级成分而同妻子离婚；一个名作家干脆被打死；一个老校长被派去打扫厕所。由于粪和尿在中国是重要的肥料，所以让一个上等人去尝试尝试群众生活经验，在中国做起来比在美国做容易多了。叫一个知识分子打扫侧所，不是一个简单地用抹布蘸些洗涤粉擦干净瓷砖便盆（即使公用的有些臭味）的问题。在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城市里．既有现代化的、也有早期管道式的马桶，但边远地方，特别是广大农村，还保留着老式蹲坑办法。这种生态学者很羡慕的办法，是每天要人像潮水一样按时去清除，并且掺进其他有机质杂物，然后用去肥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中国农村中，公共侧所里中间有一堵墙，男女蹲坑各占一边，干的和湿的都积在一起，由人清除。因而打扫厕所决不单纯是一种消除废物的卫生活动，而且是一项为粮食作物保存和利用营养物质的活动。当1000万谁也．管不了的“红卫兵”都“上山”“下乡”之后，他们也得去干这个营生，不过他们发现猪粪更值钱一些。但是即使这种劳动，比起群众公开的污辱性的“批斗会”来还是文明多了。“批斗”对象通常是站在讲台上，毕恭毕敬地面对群众，承认和重复供认自己的思想罪恶。一种典型的惩罚是叫他们“坐飞机”，要把他的两支胳臂向后伸直，像喷气式飞机的两个翅膀似的。观众当中也许有朋友，虽然眼睛里充满泪水，但嘴巴还不能不跟大伙一块咒骂和讥笑他。特别是当受害者连续站一两小时，晕倒在地上时，讥笑咒骂的声音更加轰动。鲁迅小说描写中国人面对别人的惨痛苦难还冷笑的景象是非常辛辣的。现在毛的革命把这种景象大规模公开地组织起来。难怪有些人宁愿自杀也不忍受这种情景。对于极讲面子的中国人来说，在包括许多同事和老朋友在内的群众面前挨打和受污辱，就像剥他的皮一样。一般地说，受害者是感觉自己有罪的，正如每一个受到批判攻击的人一样，特别因为他们是那样尊敬毛和共产党。但是对他们的谴责若是太过火了，他们的经验就变得没有意义，特别是他们看见不久前折磨他们的一些人，很快也变成了被折磨者。他们为什么受那样的罪啊？他们常常写假供词。一个突出的惹人注意的事，是文化大革命涉及的范围相当之广。记录是很不完全的，但现在估计受害的人总数在100万上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没有活下来。至于中国的文明事业和器物― 如书籍、庙宇、艺术品，一般说现代的“东西”，受到的盲目破坏还没有加以估计。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是那些批斗会的无比残酷，和中国大众接受这种惨酷事实和“上级”指示时的消极反应，虽然他们的代表者多是无知的十多岁青少年。很多人除了毛主席之外不相信任何什么别的。这就使他们处于极不寻常的境地。孔子的道义原则早被摈弃无遗了。但是代替它的毛泽东思想，只能用他本人批准的说明而不能以任何其他说明才能加以解释。这正好比孔子孟子都在活着，而读他们的书的人却没有办法对它们如何应用于社会做出独立的判断。即使以永恒真理的名义向当权者提出净谏的话，对毛― 只要他在当权― 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的想法时常改变。知识分子没有内在的至高无上的裁决权来克服群众的歇斯底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好利用了公众的这种心理和对权威的盲目服从。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的、激发了“红卫兵”和其他一些人热情的理想主义，本来是颇为单纯的。但是干起来以后．失望、虚伪、腐败等等情况都插进来了，再加上个人野心和投机取巧也都来了。投机分子是最容易受毛的指挥棒指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是“红卫兵”的创造者。他们紧跟他的指示到各大学去造反。他指挥了后来的“夺权”以及使用人民解放军恢复治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江青和她的同事们也许利用了毛的梢力不足，但是主要的决定都是盖有他自己的戳记的。毛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神通广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领袖积累起了皇帝般的特权。这种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先例或风气可加以限制。这之所以可能，又因为他主持这样一个政权，它不是基于法律，而是基于他的人格和他的思想意识。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在20 世纪5O 年代初期迫害了许多美国人，但是他没有警察权。法律许可他传讯和诬陷别人，但不许可他逮捕或刑讯别人。美国1692 年马萨诸塞州塞萨勒姆的巫术大案也曾有些文革精神。要在历史上找先例，可以回溯到欧洲中世纪血腥的宗教战争时代。那些宗教法庭审判，甚至1814 年在罗马还生动地出现过。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般人民大众反对知识分子的斗争，是过于简单化了。对西方作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大多自以为是知识分子，别的国家的同行自然也都是好人。我们都有一种先人为主的毛病，就是支持全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的自由和人权。显然在毛看来，1969 年以前的中国自由派人士，多数还是自由主义者。同时，“现行体制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学者一官僚阶级。高级党校毕业生，甚至莫斯科训练的留苏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者，可是对于毛的新观点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在政府和党的系统中，他们是编辑、作家、教育家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对于党的路线问题，都能够发表长篇大论。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搜长于旧学者的技艺：如写字、绘画、做诗、考古、搞历史研究。不但如此，他们也像旧时代的真正儒生官宦一样，形成互相攀比的高级士大夫阶层。如果有机会，他们也可以为权力地位雄心勃勃地争夺起来。派别斗争发展起来的话，他们自然也会自立门户或者成为这个或那个帮派的成员。毛和他的同事们在彭德怀事件上的争执，使各种各样外衣下面形形色色的派系都显露出来。大官成为小官的保护人，他们又共同合作起来以防止别的派系掌权。他们的派系斗争，突出表现在理论的分歧和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些新的学者一官僚阶级也有他们通常有的派性和士大夫的个性。他们关于农民的知识和对于农民的关怀，大部分属于理论方面，正如同明朝和清朝时代的士绅一样。社会革命也许不在他们手中继续下去，但是他们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官僚阶层的坚硬的外壳和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结局到20 世纪70 年代初期，以“四人帮”为首的文革上海派虽然仍控制着言论和媒介，但是他们即使在毛的支持下，也没有办法接管政府和经济的管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行政机构渐渐凝聚在周恩来周围。1973 年周患癌症之后，他逐步培养邓小平做他的接班人。虽然邓曾被文化大革命列为毁灭的目标，但他久经考验并且和解放军方面关系特别好，又非常干练、富于胆魄，不像刘少奇那么容易被赶掉。刚好在l975 年1 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他已被推为党的副主席，并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了邓为第一副总理，也就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下第三号领导人，而且邓被任为军队的总参谋长。这一次人代会听取了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报告，这是他的最后的公开政绩之一。周恩来在1976 年1 月逝世后，“四人帮”禁止了一切悼念活动，但在1976 年4 月，“四人帮”再也制止不住几十万群众集合在天安门广场，围绕烈士纪念碑，迫悼他们敬爱的已故总理。这次集会被称为“四五事件”, 与“五四”成为历史上相平行的纪念日。这个由反对“四人帮”的人们所发动的集会终于被驱散，并且邓小平第二次被赶下台。但是“四人帮”禁止不了同年7 月北京以东唐山市发生的大地震。这次地震死了50 万人并迫使北京居民住到街上。每一个农民都相信自然界与人之间天造地设的关系，天灾与人祸的联系。在这样大祸临头的时刻，毛于1976 年9月9 日逝世。他把继承权留给了从湖南调来、做过公安部长的华国锋。10 月间包括毛的妻子扛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中她的三个同事的“四人帮”被逮捕并审判。在权力的变动中，1978 年末邓小平取得了胜利。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也就是农村中的人民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重新回归到对于家庭的依赖。考虑一下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吧：一个人的阶级成分，一经50 年代初期划定之后，世世代代就承袭下去，差不多变成一种“种姓制度”。全国人口中6 ％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后代将永远生活在一块乌云阴影下。同时，城乡之间人口依然不得流动，农民生活依然被视为低人一等，不文明。把1400万城市青年送“下乡”，也没有改变这个形象。集体化的农业经济没有提高农业生产，这是很典型的。无知和高压更起了破坏作用。20世纪60 年代对毛的个人迷信，取代了神仙菩萨粕老式农民宗教的各种仙佛，可是到70 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暴乱以及林彪的末路，又抹黑了毛的形象。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了，可人口增加了一倍。在文化大革命中，普及学校和识字运动，大力发展公路运输，报纸和无线电传播都有扩张，但中国依然十分落后。帝国主义是完结了，可是外来的促进作用也没有了。老式的“封建”价值和腐败的积习仍根深蒂固地嵌在中国社会中。18 新的方针：邓小平的改革现在中国掉转了一个方向。革命和暴力斗争的时代过去之后，接下来是改革和巩固的时代。这两个时期的对比是再明显不过了。周恩来在1964年最先提出过一个争取四个现代化的方案‘在中国，不论什么有意义的事，总需要配上一个数目字），即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方面实现现代化。1975 年他重新提出了这个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取代了已被放弃的阶级斗争的位置。毛泽东主张的“政治挂帅”和“又红又专”、以红为主的口号，被古代治国平天下的口号“实事求是”取代了。自从中国以毛个人为最高领袖之后，后来的领导层就不那么声威显赫r 。邓仍然只是一个副总理，但运用他的长期的经验，并利用（当然是非正式地）他的资历与别人合作。经济学家陈云的思想重新受到了重视。著名的早期领导人、北京市以前的领导者、文化大革命最早的受害者彭真又回到舞台上来。保守派和改革政策的矛盾，仍然同个人权力斗争交织着（改革派有一天将同100 年前建立日本现代国家和经济的日本元老相比拟）。摆脱了毛泽东的难以预料的滥发脾气的干扰邓小平的改革一路顺畅。这些改革政策，就像秦始皇暴政之后的汉朝和祸国殃民的隋朝之后的唐朝所采取的改革一样，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中共的政策从阶级斗争到经济改革的大转变，是中国革命手段的（如果不是目的）重大改变。确定邓小平为中国最高领导者的地位，经过了两年过渡时期，到1978 年底才实现。究竟在什么情势下邓的改革程序才得以开始的呢？20世纪70 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亦步亦趋地效仿着苏联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棋式。官僚主义的控制窒息着首创性，但还是有一点进步。因此，邓在1980 年初期开始的做法，在加快中国财富和实力的增长方面，不能不做得看起来很像1958 一1960年间毛的大跃进那样。毛（以及邓）并不是很喜欢造成颧预糊涂的官僚主义的。1 刃8 年所不同的是：邓现在要走的是一条既要扶持首创精神，又要重建党和政府的新路子。他意识到中国的进步必须通过一个训练有素的权力机构进行，而不能绕过它。这是一种比毛的唯意志论更切合实际的看法，但同时也是复杂得多的任务。第一步改革是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又向外看了，欢迎和外界来往了。1972 年开始的中美邦交正常化，到l979 年1 月完成。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说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幸存者都不会同美国政客中的捣蛋分子发生纠纷。一万名左右的中国学术、技术专家来美国学习，美国10 万旅客带着美元在中国旅游。从某些方面看，这有点像老时候的样子。邓的“对外开放”政策认为中国的经济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进步。技术转移成了一个重大目标。同外国公司签订合同，装设新机器，开设新工厂、新生产线、修建旅馆以及挖掘煤和石油等，可同时引进资金和技术。为了多少体察一下2O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新中国兴起的情况，让我们注意一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吧，譬如中国共产党的重建，它的法统和人事，经济管理和知识分子问题。党的重新建设邓小平政体的第一项需要，是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即用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方式，来确认统治的权力。作为第一步，它给1957 年及其以后划为“右派分子”的几十万人“平反”，并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位。刘少奇已于1969 年含冤死去，所以他和其他很多人的平反只能是“追认”。这种“虽然晚些，但总比没有好”的做法，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于历史纪录的关切。毛是一个问题。作为中国的列宁兼斯大林，仅仅谴责他而不拆掉这座庙堂就太简单化了。解决的办法是把毛的一生分为前半生好、后半生坏这么两截。大体说来，用中国人的观点看，对他用“三七”开，即70 % 正确，30 ％错误，是够公平的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早期的思想，仍然可以用之于指导未来，尤其是经过精明的辩证法学者的解释之后。1981 年6 月中共中央全体会议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中央委员会对于集体领导的破坏“负有部分责任”。这使人回忆过去一个皇帝为意外事故颁布的’‘罪己诏”，以表示他仍在尽他的职责。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被揭露出来，认为它是一场重大的灾难，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破坏性的。为了提高四个现代化的合理合法性，党还追溯了19 世纪末期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并称颂了孙中山。两者都强调过外国技术和机器的重要性。为了争取公众的信任，党员必须加以筛选和提高素质。在4000万党员中，估计有大学学历的只占4 % ，有中学学历的不过14 ％。4000万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党的党员中，半数虽然有强烈的毛式的群众思想意识，但几乎没有专门业务训练，甚至识字能力都很低。他们在党内的主要经验是攻击现行体制，而这一套现在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最需要的事，是重新确立党的纪律和强调服从党的一切指示，而党的这种改革是一件微妙的事。邓政权试图以加强程序的规范化和恢复党委内部的民主生活来消除派系纷争。1982 年9 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不过它完全限于党内，和群众舆论无关，同时，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和有专长的技术人员人党。这种一反毛泽东传统的做法，当然也遇到了抵制。但是加强生产和现代化，毕竟在物质方面产生了直接效果，以至于老一套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对派渐渐地都默不作声了。到l985 年为止的五年中间，有100 多万老的中共党员已经“离休”。1985 年9 月有131 名高级老战士辞去职位。他们作为以邓小平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顾间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保留了待遇。整顿军队是比较慢的工作。但是1985 年的财政预算和人员都大大缩减了。钓名总参谋部的官员离休，随后10 ％的军宫开始离退。1985 年6 月人民解放军的11 个军区减为7 个，高级军官减少一半。军人在中央委员会里也不占优势地位了。经济的发展：农业毛泽东主义时代不仅仅留下了许多超龄的领导人，也留下了很多经济间题。2O 年来农产品的增长落后了。可耕地的面积由于新建项目占地而减少了11 %以上。人口由1953 一1954 年调查的5 ．86亿，增长到1957 年大约是6 . 30 亿，1970 年是8 ．20亿，I 叨4 年是8 ．80亿，20 世纪80年代初为10 亿出头，现在还继续在增长中。这种增长带来的粮食短缺，由于大粪肥料的相应增长而部分地抵消了。如果人口照此增长下去将会吃完革命的生产果实，耗尽空间、住房和公共服务事业的资源。不但如此，相当多的人口缺少技术训练，1 / 4 是文盲。与此同时，提供就业和生活保障限制了生产力的增长。侧重重工业和取消农村副业的结果使农村增加了山叹幻万到以兀旧万失业者，城市增加了l 仪均万到灰联，万失业者。尽管（也许由于）对工业投人了大量资本，人民的生活标准仍停顿不前。毛泽东主义的经济政策有待于重新评价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最初战略，是估计中国的劳动力可以动员起来。如果使用得当，这本身就是在灌溉、修路、整地等方面提供农业投资。加世纪50 年代的合作化和农村公社的确利用了大量闲散的劳动力。虽然只是翻地和凿石头，但当时投入的劳动量是很大的。人们争辩说，以后会有更大的收获，而且人均生产量会增加起来。不幸，这种农业发展的战略，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的应用，在中国却很少见效。农业收益来自管道和机井比来自灌溉渠道要多，来自化肥、灭虫药剂和优良种子比来自大面积粗放耕种要多。总而言之，通过合作化和公社动员劳动力是否改进得了生产，是一个疑问。物质刺激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在邓小平农村改革后的北方农家小院。为了增加消费品的产量，在农业地区开始设立小规模工厂以作为当地工业化的开端。小规模工厂省去了大量的运输费。例如小水泥厂，常常从当地可以找到原料。这样，机器修理厂在农业地区是不可缺少的，可以同小规模的机器制造厂联合起来，更为有效。化肥也可以就地生产。当然钢铁工业不能在乡间建立起来，纺织品也是城市工厂生产效率高得多。关于农村收人的平等化和生活水准差距逐渐缩小的问题，由于地主阶级的消灭以及无地农民参加了公社，这种情况显然已经发生了。但是除了这样实现的平均主义外，其他还有什么办法使农村收人平等化有所改进，就完全不敢说了。主要的原因是：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资源，增长和改进的能力也就不可能‘一样。住在贫瘩、石头多、又很少灌溉设施的山地农民，如果得不到外来的帮助，肯定只好受穷。长江三角洲水田灌溉区的农民，生活水准一定高。另外一个不平等的因素是农村人口不准自由迁人城市。结果是城市里就业机会多，收人也比较多。这些好处也会蔓延到城市四周的郊区，但距离不会很远。l 976 年后在着手农业改革时，计划者们承认过去的农业管理工作犯了错误，首先表现在鼓励农民单纯重视粮食生产方面。所以主要的改革在于除粮食生产外也鼓励农民发展副业。农民的副业产品可以在当地自由市场上贩卖，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收人。另一种管理＿L 的改革是实行“生产责任制”，这个名词有很多解释，但都是根据合同进行生产，我们也可以叫它“合同制”。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实验后，通常在生产队（常常就是一个村）由队长同一个个农户签订合同。生产队管理人员（干部）定出一个总的计划，然后跟各个农户签下合同，规定这户农民可以使用多少地。合同规定出生产指标和给这个农户的报酬。结果是把记账的会计工作从生产大队拿到生产队（通常是25 户的一个村）去做。把责任下放到各个农户，对农民生产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力，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多劳多得，而不是眼看着把生产出来的东西集中，大家一块儿去分。土地不许买卖，但是可以在此条件下使用。农户不再向国家缴粮，而是耕种一块地，交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给生产队。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干制），现已普遍实行。以前毛泽东主义是用精神鼓励当做刺激，只要求生产多少多少粮食，而禁止任何副业生产― 说那是“资本主义”。显然，那是一种抹杀现实需求的意识形态泛化的蓝图。这一项制度上的改革造成很大的区别。地方当局不再集中从农民手中按指标收缴粮食，农民再也不必偷偷摸摸地出卖他们自己养的猪和鸡了。现在全村农民都可以共同计划怎样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和增加收人了。农民发现搞副产品比种粮食有利得多，因此中国现在又开始根据收益的比较进口粮食了― 虽然这样做不要很久就会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负担。无论是谁，如果从此得出结论，以为中国农业看见了光明，要学我们的样子，即搞“资本主义”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合同制必须看成是中国“国策”的最新阶段，所谓“国策”就是怎样组织农民以改善他们的福利并富强国家。中国统治阶级有史以来世世代代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合同在半商业化的农业中最有刺激力，因而有利于生产。就是那么简单。魏源和其他一些早期的“国策”学者，毫无疑问是理解和肯定这些组织农民群众的新方法的。那么，革命为农民取得了什么呢？人日众多而土地短缺，这种压力越来越大。劳动量没有办法减轻。地主阶级被经管生产队的干部取代了。区别就在于农民的想法、行为和机会。在毛泽东主义的时代，通向教育、公共卫生和较好的技术的门户已经打开。绝对平均主义的学说使农民更清楚地看清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潜力，即使20 世纪80 年代合作化已经取消，富裕的农民增多了，也还如此。经济的发展：工业邓小平经济政策中最引人注意的改革，是他在对外贸易、技术和投资方面的“对外开放”。回顾一下1800年以来的中国对外政策，感到它就像一只时钟的摆动。在19 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订立不平等条约以前，清政府的政策表面上把对外贸易和接触看成是无所谓的样子。广州海关报告中有的时候就没有茶叶和丝绸的出口数字。暂时禁止丝、茶出口是为了对外国人施加压力。但是丝绸和茶叶这些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产品到了新开辟的沿海“通商口岸”以后，就成了中国最大宗的出口货。在19 世纪末期和加世纪初期，对外贸易逐渐缩小了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举例说，点灯用的煤油成为一个大宗进口项目。这个问题还需要从经济学方面加以全盘的考察。但是一般来说，中国现代化之迟缓倒使中国甚至可以在40 年代的“自由中国”内地如中共的延安地区，保持一种自给状态。总而言之，自给自足思想是中国从明朝到清初一贯承袭下来的排外思想的一部分。19499 年以后中共提出的自给自足论，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邓小平在1908 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政策，并不代表中国的长期传统。它也不能同美国当年为替代帝国主义政策而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相比拟，同时也和苏联关门搞工业发展的模式相对立。中国的投资政策，甚至在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仍然是简单模仿苏联的方式。基本的设想是：第一，投资和产值的比例是固定的，即投资的增长必须和产值的增长保持一致，历年都应如此；第二，对外贸易不重要，输出消费品以换取外国资金不在考虑之中。从这些设想出发，工业化的道路是投资越多越好，消费越少越好。换句话说，重工业将建设起未来，而消费品则推迟未来。在20世纪20年代和70 年代，中国在这个基础上将国民收人的大约30％用来投资。中国这种走向自给自足的企图，是有意避免外国资金的进入。随着时间的前进，资本和产品的比例渐渐增长起来，就是说，为了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要投放更多的资本了。当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下降，而投资继续增长，留下来为消费用的数额，显然难以增长了。由于国防费用的开支增加，工人刺激力的减少，铁路建设越来越困难原因，生产也受到了阻碍。不仅如此，工业设备渐渐老化，60％需要更新。管理方面的问题包括中央统一计划过于僵化，产品供求不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些产品失掉市场，企业出现净亏损。1976 年以后好几年之间，苏联式的工业战略还在继续，大概一部分原因是计划人员被撤换掉了。义幻位高级经济干部中至少100 人被清除，文化大革命后留在原职的不过1 / 4 。1979 年以后中国采取了在内地建设重工业的政策，同时停止了对外贸易和吸收外国的投资。苏联式的经济模式是高度集中。地方和省的每一个生产部门都直接隶属于北京的主管部门，由一个副总理监督。你差不多可以感觉到这是回到乾隆年代，只不过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要在集体化农业、中央统一规划和在内地的重工业（为国防安全起见）基础上实现快速的工业发展罢了。到20世纪70 年代，重工业、内地省份和北京的权力机构这三个既得利益方面依然控制着经济政策。虽然工业生产萎缩，消费品生产还是没有人理会。1908 年提出的五年计划，使人回想起孙中山的那个很不现实的发展铁路的理论。例如，东北的大庆油田已经变成主要的石油生产中心，于是乎提出再开发这样10 个油田，不论是不是有石油开采得出来。直到1979 年计划工作的战略才做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把重点放到农业和向外国输出的消费商品的生产上来。重工业由于能源相对的紧缺，无论如何非控制不可了；轻工业则靠外国投资的帮助加以发展。这些改革不能称之为恢复“资本主义”，因为党和国家仍然提倡并且致力于集体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企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自由市场，如农业的责任制那样，大大地增强了生产的刺激力。在富裕的农民经济在农村兴起的同时，工业企业也大步向前迈进了。工业实行责任制后，权力就更多属于经理，而不属于党委会。国营企业将不再把所有的利润（以及亏损）都交给政府，而是记到自己的账上。虽然要支付高额的利润所得税，他们仍将余下的部分投到增添设备和提高职工福利的服务上去。旧制度的一个弊端，就是干部们喜欢汇报建设较快的小厂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而不愿意汇报大厂的情况。政府针对这个弊端制定了附有利息的贷款办法，而不再一次拨付资金。发放带利息的贷款是为了鼓励成本核算，而不在是为了单纯追求产量。因为地方政府可以从销售产品的收人中征税，所以它们愿意投资于利润较多的消费品工业，而不愿投资于利润较少的交通运输和重工业。有一个时期，地方政府生产全国钢铁的2/5和水泥的2 /3 。为了增加利润，提高工业如矿冶和电信的生产力，中央计划工作者订出了一种抓“重点”的制度，动员有关的政府部门特别努力去完成。允许地方工厂将它们的利润留成，这种新的刺激办法产生的效果之一，是使相当多的基建项目从中央政府的预算划归地方政府机构处理。现在发现，基建项目不能都由中央统管。过去那种不管项目完成情况如何均是一次性拨款的办法已改为由基建公司投标，中标者负责去弄一切需用的原料。这样一来，1908 年以后，力量的平衡就摆回到：( l ）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国投资；( 2 ）因此，外贸本来就比较活跃的沿海城市进一步振兴起来；( 3 ）重点在于发展消费品工业和发挥地方的首创性，使经济工作不完全由中央控制。各省和地方政府有了机会以后，它们很快发展起消费商品的轻工业生产来满足市场需要，但是物价结构仍由中央控制，并没有按市场规律完全自由浮动。但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竞争，不仅造成轻工业的大量扩张，也带来许多副作用。如基本供应品的短缺，劳动成本的提高，一个地区封锁另一个地区产品在它的地区销售以及中央政府财政收人减少，从而影响运输线路、水电站和矿冶方面的建设。一般说来，与这种扩张伴随而来的似乎是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官办企业，而不一定能提高效益和劳动生产率。研究当前工业的发展，不属于历史学者的职业范围。在这里如果装模作样公布扮世纪功年代中国的生产和贸易数字，只会降低我们论述的可信性。在不和《 中国商业周刊》 竞争的情况下，让我只指出一个增长的指数，这就是银行业务的分散化以帮助信贷的扩张。1949 年以前，中国政府的财政一般说来是非集中化的。与此相反，加世纪父年代人民银行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严格控制钞票发行和信贷．它也限制外汇和国际贸易，储蓄和商业资金都是高度集中管理的。1908 年邓小平的改革给了私营企业和市场经济一定的活动范围，信贷需要大加扩张，这就导致了银行系统的非集中化。中国人民银行变成好几个专业银行的中央政策制定者和监督者，这些专业银行分别管着工业和商业、外汇、国际投资、农业、保险以及基建等。人民银行和它的附属机构不再负责拨款，而发放贷款时可以自己制定利率，以鼓励效益。这个做法是为了控制人员的任用以及不让官僚机构的地方政治势力任意做出决定。但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的规模本身已经成为一大问题。例如专管基建的银行有2700 个分支行，职工有46700人；工商银行有3000多个分支行，职工达30 万人。后者不仅负责向工商企业贷款作流动资金，而且还鼓励工厂设备的技术更新，以提高产品和效率。工业的财务经营还借助于发行股票，这就意味着中国将设立一个证券交易所。用历史的眼光看邓的改革从一个政策的极端到另一个政策的极端，这种摇摆是中国的一种特征。例如，在毛泽东主义的运动时代里，有时候采取一种路线造成了过火的影响，然后又通过一个新的运动，加以改正。你也可以看到，有时候动员搞社会革命，有时候又要巩固经济发展。在一个革命和变动的时代，一旦时钟的摆动摆过了头，再摆回来，就不容易回到原先的位置。但是，“摆回”到先前的、也许是更好的时刻已经成了永恒的政策基调。按这个尺度衡量，邓的改革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呢？在我们看来，邓的改革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中国它们却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是正常和适当的。不错，它们是偏向现代型的，但是中国现代化的纪录常常是向前迈两步，向后退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跨人国际生活领域，一般是不可逆转了，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方面会有出人。一个是中央控制问题。仅仅因为中国面积太大，中央控制是不是将要变得不可能了呢？苏联实行中央集中的指令性经济，有过不少困难，但是中国人口四倍于苏联。中国在过去帝制时代曾有很大的组织能量，那是很明显的，但是一般来说，多是表面的。20 世纪需要更有渗透力的政府，那么，中央控制和地方首创之间的矛盾，就尖锐化了。在北京有五十个左右的部委，分别归五六个职能系统，各由一个副总理监督。一个自上而下直线的附属机构从首都到各省直到县乡，这样一个机构需要一大群地方干部担任生产队和地方企业的管理人员。旧的帝制时代的官僚机构是通过下层士绅管到村，现在是大大膨胀起来的人员来经管一个指令性的经济体，还要管群众动员和监督系统。单单这样庞大的机构和众多的人员就会形成官僚主义。在行政方面只好为了适应地方的需要而常要求中央打折扣。结果就会发生尾大不掉的现象，这无疑会阻碍中国的前进步伐。中央对地方企业丧失控制，是继对物质资源控制的非中央化而来的。在国家对地方企业所需要的原料和供应物资只能提供1 / 3 的情况下，企业自然就不那么听话了。中央控制减少后的一个副作用，是地方上腐败程度增大了。“升官发财”的观念毕竟在中国土壤里是根深蒂固的，随时都可以发芽滋长。在毛泽东主义时期，地方干部驱使民众干这干那，是按照教条主义方式。但是在责任制时期，地方干部可以以官员身份进行投机倒把，利用地方关系，勾结其他集体企业的经理人员共同腐化，坑害政府。由于单位是自负盈亏，在财务上可以自己做主，那么腐化的方式就不仅是制做假账，偷税漏税，甚至可以利用单位的钱投资于其他非法贸易，订立共同作弊的假合同，搞黑市买卖，做房地产投资，用超额投资进行重复生产等，以前经理人员试图从人民手里拿去财物，现在他们却从国家经济中捞取好处了。邓的改革使外国事物重新出现在中国。中国不得不打开门户去参与世界经济事物，这使人回忆起19 世纪的一些事情，虽然帝国主义是被废除了。不久就要有十四个左右主要的口岸开放出来，允许外商投资，这种权利是外国人直到1896才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外国人在中国依然享有特权，首先是因为他们持有外国货币。上海和香港这样的繁华商场，现在又加上香港附近的深圳等特别经济区，都是为吸引外国投资或建立合营企业而开办的。虽然排外主义不大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它可以和腐败问题一样助长毛式的排外反应。“勤俭”之说是孔子思想的要点。毛泽东提倡的艰苦朴素、高度原则性的平均主义，只是重复了孔子的观点。但是它可以给反对邓小平开放政策和反对物质主义的自给自足论者火上添油。当然，对付这种返祖式的反应，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新的机制。法律和其他问题有一种创议，就是争取建立现代法制。开展对外贸易和建立合资企业迫切需要有律师来处理合同和商业纠纷。这里有一个很值得从历史背景来议论一下的问题。中国行政一向都有法典― 管官场有行政法，管老百姓有刑法。晚清法律改革家以及30 年代的国民政府都试图创制比较完备的现代法典。与此同时，看起来好像用以取代君主专制的宪政论也在政府和各党派发表的很多文件中加以首肯。但是法律在普通群众生活中依然很少起作用。上衙门打官司通常是要避免的。地方纠纷由有关各方调处仲裁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也制定了宪法和几种法律，但是“法律至上”的话却难以找到，因为最高权力在党手里，而它的政策自然常有变动。在毛领导下，有一个时期法律和道德混合在一起了。符合道德的行为根据党的标准可由政府表扬，而不道德的行为，则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帝制时代孔孟之道加以处罚。结果是法律和政策完全吻合，毫无二致。违反党的政策，就是非法。1981 年定下了一个新的政策，要建立一个与党分开的真正的司法休系。不仅外贸方面需要法律专业人才，而且国内经营管理也需要法律专业人才。国营企业都变成了独立的会计实体，它们的经理自负盈亏，独立处理合同和投资问题。有人估计，这些企业将使用奶万名法律咨询人员。1982 年新的国家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机关，一切法律由它制定并且由它执行。总而言之，人民代表大会被赋予大得多的权威和特权了，至少表面上如此。1959 年撤销的司法部重新设立了，人民法院分为四个等级：最高、高等、中级和初级。到1984年总共约有l , 5 万个法院和7 万名法官。与各级法院相平行设立有相同等级的人民检查机构以及职业律师，这些律师都是政府的雇员，他们被指定做被告的辩护人时，主要是试图为被告辩护减刑。中国还没有设立“无罪推定论”的制度。新的法律制度除了规模有限外，人事方面是从零开始的。1985 年有2O 个高等教育机构设立了法律系，一共录取了大约13000名学生。现在有巧个法律研究所。法律知识的普及，是由司法部和报刊等传播媒介做的。但是，既然司法人员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指派的．立法和司法的职能就没有多大区别，同时两者都受党的制约，因为整个政府都是党领导的。实际上法津系统并不独立于党及其政策之外。邓小平的法制改革中存在一个问题：国家公务员是否可以受到行政程序的保护，不致再受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民粹主义运动那样的任意攻击？我们大概可以估计，中共法制的发展，其目的主要在于限制任意使用权力，而不在于保证个人的人权。一个基本原则是党的控制神圣不可侵犯，法律是它的工具之一。这当然令人回忆到皇朝的统治，而不是现代的多数表决制。中国从依照伦理的统治，改革为依照法律统治，固然迫切而且困难，但更迫切、更困难的，是如何降低人口的增长。在这个问题上官僚机构是有作用的，而且事实上是不可缺少的。1984年人口的增长率是平均每一对夫妇生2 . 3 个人。在10 亿人口（其中年人比重特别大，这是从毛时代继承下来的）的基础上，即使按这个低的增长率推算，到创X 力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1 亿。目前中国人均占有可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占有可耕地面积的1 / 3 到1 / 4 ，人均占有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占有水资源的1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努力争取实行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以期把出生率降低到1 . 7 % （正像人类其他事情如规定作家的截稿期限一样，目标总要定的比原来希望达到的程度高些）。不管现在这个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运动成就如何，要使中国人口到加印年控制在巧亿之内是几乎不可能的。对今天的现代化和中国继承下来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一家一个孩子会使旧的家庭价值观念发生危机。如果没有儿子魔养老龄父母和尊敬祖先，那么就得叫女儿做这些了。这就威胁到父系家长制了。当然，人口过剩是一个世界问题。考虑到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无控制的人口孽生的情况以及新的美国膜拜胎儿的宗教，看来温和的出路是没有的。如果是这样，人类生育的不合理性也许会升到核物质的高度。我们知道个人的生命只能极有限地做出有意识的目的性规定，至于人类社会的生命就更难对它做出有意识地目的性规定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做出一个极必要的努力方面处于在全世界领先的地位。在这同时，邓小平政权似乎正在避免那种过去压倒过蒋介石的麒武主义。现在军队方面虽然比过去更强大了，但还依然处在听党指挥的位置。曾经总数约为400万人的人民解放军― 其中300万是陆军部队― 现在已经缩减了。解放军对国境以外的攻击力量还是有限的。例如相当大的潜水艇队似乎专注于沿海防御；空军则着重于防御性的空中截击，而不侧重于战斗轰炸机。虽然中国在1964年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在1967 年爆炸了一颗氢弹，但它的导弹储备数目大约只限于必要防御的义幻颗。高级统帅部不愿搞’‘星球大战”等幻景，也避而不搞军备竞赛。国防是在搞现代化，但是现在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中国在发展公海上的舰队或者要派出像蒙古帝国、英国、日本或美国式的远征军。汉族统治者很久以前就决定不能派兵征讨长城以外的蛮族，要出征也必须在几十天内完成任务，不能劳师远征，以免弄得供应短缺。到外国去冒险（像明朝在l405一1433 年间派大批航海船队到印度和非洲那样）一般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那样耗费的资源太大了。但是，美国人在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想化以前，不要忘记它依然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想象极权主义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就婚姻、家庭、工作和玩耍而言．在一个旅游者看来，这里和开放的社会没有什么两样。区别在于人际关系。这个有等级的权威制度赋予一些人一种权力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你的工作单位保存着关于你的大量秘密材料档案，就像一大探报告卡片似的。在你的工作单位，你的仁级控制着你的工作安排、住房事项、配给的数量、教育、旅行、娱乐以至于婚姻和生育。思想和行为是经常受到检查的。专制是中国的一个古老风气。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就可知道中国的家庭一向是怎样控制着它的成员的。今天这个什么都供应、什么也都控制的工作单位，是不是老式家庭制度的最新版本呢？这就提出了一个麻烦问题：一个人从外国文化出发，不抓住这些问题，怎么能得出大的结论呢？最后，邓小平改革时代在恢复文化生活方面很快就碰到一个老问题：知识分子要求的个人自由肯定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按照孔孟之道，当权者都伯造成精神上的混乱。任何思想正派、负有维护社会道德和秩序责任的行政官员怎么能看见裸体女人的绘画、描写婚前恋爱的小说、迪斯科舞蹈或者其他“精神污染”之类的东西而不为之惊恐呢？1957 年的反右运动使很多有现代思想、倾向于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就是我说过的中国的自由派、那些1949 年以前过来的人，成为受害者。他们是主张专家判断的自主权的，这符合中国的孔孟传统，即学者治国的正当原则。和他们一起受迫害的还有现代业务专门家，他们也是要求在他们领域内的自主权的。一旦这些人在1957 年都被剥夺工作以后，毛的中国革命就准备进人第二阶段，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时候党和国家机关― 其中的人又多是知识分子― 也都被停止工作。在毛去世了以后，鼓励知识分子变成了头等大事。邓小平改革中的教育方向是创造一批苏联模式的知识分子，就是适合于官僚机构要求的，既有专门学识，又听话的人。在l978 一1979 年的短短两年时期内，这个政权曾允许过北京”民主墙”上贴“大字报”，鼓吹个人自由和民主，但不久以后就取消了。中国自由派精神继续在文艺和其他方面有所恢复，但是免不了要碰到旧日国民党的老问题：让自由的钟声敲下去吧，迟早它会敲响一党专政的丧钟；但如果严厉地禁止，又会驱使有才能的人处于敌对地位，而那些人才却是不可缺少的。对于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没有现成的方法来处理，正像我们美国人永不停顿地试图为德行立法一样．难乎其难。一度在工农业的小型企业间允许实行责任制，可是不久，在1953 年初文艺工作单位就大肆搞起合同来了。不过这股风很快就刹住了，因为太多不可控制的言论都出来了，其中有些是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这四项原则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有一个影响更大的问题，就是社会风气的现代化节奏快得几乎等于西方化了。例如中国男女青年虽然没有结婚，已在公共场所拉起手来，有时甚至于接吻，以前这是只限于在卧室里发生的动作，因为人们都知道它会引导到什么地方去。不但如此，物质的东西超过彬彬有礼的言行而占优胜的地位。一个世纪以前的老顽固，必定在坟墓里气得晕头转向，毫无疑问，他一定留下很多后代子孙。上面提到的邓小平提出的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几个方面，不过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变革的例证。我们在这里还不能估量语言在怎样改变，文学在采用什么形式，行为的规范在发生着什么变化以及不大具体的中国文化因素在如何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以适应“现代化”的物质积累。这里不能试图检阅、更谈不上总结中国在劝年代的发展。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宇宙，充满着变异、对比、尚未解决的问题和过多的人口― 他们不管怎么样都必然要生存下去！19 透视在第一章里，我们提出一种观点，即在革命过程中，将科学和技术发展所产生的巨大物质影响同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深刻而又缓慢的变化区别开来是有益的。表面物质的可以看得见的变化掩盖着社会变化的缓慢潮流― 这个隐喻提出的问题无凝和它解决的问题同样多。这就使我们从热汤中爬出来又跳进火坑里。但是它有一个用处，就是把“现代化”的物质的东西，例如城市、动力机器、蒸汽运输、公路、公共汽车等现代世界司空见惯同中国人民按他们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方式形成的特定价值观念、倾向和社会习惯区别开来了。（所有这些字眼都需要给以定义，但是在一部叙述性的历史著作中，我们只能使用可以找得着的字眼，不然的话，就叙述不成了。）以上的设想，使毛泽东找到了他在历史中占据的位置― 他声称要成为一名社会文化变革的工程师，虽然他的两项主要创作都没有成功。这意味着中国尽管有了令人瞩目的现代化成就，但仍然面对着社会革命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怎么样使农民更充分地进人到国家活动中去。政治的目的是避免叛乱。文化的目的是使有才能的人发挥作用。经济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现代化和社会革命，有时乍看起来好像马克思的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如果是这样，这个观点在这里就是因果倒置了。变化较慢的层次是文化；现代经济变化是比较快的。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迟缓，是由于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和精美的文化之故。换言之，19 世纪90 年代以前中国的上层阶级已经如此有文化和如此聪明，以至于他们不要求现代化。革命总是遭遇一个共同的命运：在当时它们似乎像突然爆发的火山似的，既不可预侧，又无法控制。但事过境迁回顾它们时，却都渐渐淹没在风景画中，好像一座山的两边山脚，因和果都分不清楚了。我们看到邓小平的改革取得的重大进步，不禁回忆起历朝奠基者的事业都在他们的后代第二号大人物手中得到巩固― 例如唐太宗皇帝，宋太宗皇帝，明朝的永乐，清朝的康熙。每一个朝代，开国者的不可缺少的武功，后面都接着一个伟大的建设时期。如果我们要着重强调宏观连续性的话，有几个基本特点现在还存在着：中国人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通过一个中央权威保持统一，仍然是必要的；管理这么多的人民只能依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机构必须由受过训练的精英组成，地方当局在农村代表着国家。如果我们把1800年和1985年比较一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特点依然存在，在不同程度上它们的连续性也依然存在，只不过在它们之中可以看见一些新的事物。有梯田的山、河流和水淹过的平原还在那里，不过水力已被利用；洪水已得到控制；土壤、作物和耕作方法有了改进。同时，拥挤的中国人民不再被疾病所困扰，他们的寿命长多了。统一的中央政府好不容易才明白它的许多职能下放给地方来履行要好得多。虽然通过现代设备中央的命令能以前所未有的效率传达到地方，但是为了真正收到好效果，还应当鼓励地方发挥它们的首创精神。地区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在一个单一的国家里一切做法都完全一致也不行。旧时代的下级士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更多的地方干部和党委书记还得向农民收税和向他们的上级汇报工作。最后，官僚上层同人民之间有一套共同的信仰，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毛泽东思想显然是在变动中的。可以预料，它将和孔子学说的某些残余相和谐，例如对于权威的尊敬和按照身份不同而具有的义务感。可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意（可能太快了一点）科学解释的优越性，而不接受什么“阴”与“阳”、“理”与“气，，的原则。如果我们看一看近代中国― 不是它的现在和未来― 的运行结构，我们就会碰到一个令人烦恼而被人忽略的问题：1800一1985 年间的中国，在政治上（技术以及思想方向有很多现代化，姑且不论）究竟处于朝代循环的什么位置？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是因为我们西方人― 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 都有一种偏见，就是认为中国是按照欧洲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同样演进下来的。再没有比这种想法更暖昧的了。西方两次对中国思想界的冲击：自由主义一次，马克思主义一次，都是我们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们放了一架马鞍子在中国身上，但它并不真正合适。我们今天乘在这架马鞍子上，并不比毛泽东乘在上面好多少。把中国的新秩序叫做“社会主义”是一种时髦，如果你夸奖〔 或者害怕）这个名词的话；可是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那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什么时候都区别得清清楚楚的。“资本主义”在近几个世纪中，有过丰富和多样的经历，这个名词现在除了修辞外，几乎没有实质意味。不管叫杜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反正现代中国政府正在领导着中国的改造，并且它带着类似新朝代的很多特征。尽管它有其新奇的一面，但它同元明两朝过渡时代的朝代“循环圈”有着共鸣，正如它同法国的，英国的或苏联的社会主义有着共鸣一样。它也可以同日本明治维新做一个比较。但说到最后，中国毕竟还是中国，照例还是按它自己的格局改革。它的社会主义是可取的，因为总的说来，日常生活趋向于集体和群体，而不是趋向于个人。经过150 年的政治活动，我们曾经走出的地方和我们走进去的地方，似乎相距不是很远。我们既已承认过去发生的一切为中国的革命奠定了基石，那么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事实的另一面即，从18 伪年到1985 年的发展和变化过程。简单说，人口和商业的迅速增长，导致了城市化和农村社会的开放。城市生活需要更大的分工，更多不同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公认的行业的增加。城市移民的增长是一个世界趋势。拥入城市的有小规模的经营者，梢客，店员，讨好有钱摆阔的上等人家的工艺品专家等，不一而足。从这些人当中，渐渐出现一批“上层活动家”，就是上层阶级中以私人资格参与地方和省、市级活动并经常关心政府和国家大事的人。络绅担负地方责任、出面解决地方问题的历史传统也助长了这种趋势。这也因为清政府没有和社会的发展同步前进，所以造成了这种局势。满清朝庭在1860 年以后没有引导出一个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的现代发展历程，原因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政治的，另一部分是机制的。政治方面，这个王朝曾经有过它的最美好的岁月，因此它总是朝后看，极端保守地尽力维护它的伟大传统和对中国的控制。这里有两种因素起着作用：第一，朝代生命力的衰竭，能力、创造力和领导力的丧失；第二，自己是一个非汉民族，而当时代要求汉族中国人发挥民族主义精神时，自己还牢牢守着手中已有的权力。这两种因素妨碍了满清实行西化和做出像日本一样的现代化努力。第二部分原因在于清朝固有的机制。这个帝国在理论上和礼仪上是优越的统治者，但是在地方上它是虚弱的、无效率的。上面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朝廷政府，可是它却很松散地凌架于一个分散的经济和社会之上。经济和社会在发展，可是政府的财政收人（举例说）毫无增长。所以，上层“社会活动家”大部分存在于官方渠道之外。本来2O 世纪初是个很好的机会，当时清朝的改革是可以激发、甚至培养中国汉族改革家的，但它没有给他们以参与地方和全国政府工作的机会。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更广泛地继承了这种上层社会活动的传统（虽然规模宽广得多）和19 世纪沁年代已开始的富国强兵运动。沁世纪加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在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和北伐战争时期，这两项运动就合而为一了。但是这种混合自加世纪30 年代初以后又被破坏得无法进行，一方面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侵人和国民党加紧备战，另一方面中共完全不要搞什么改革，一心动员和武装农民干革命。在日本的侵略和中共武装革命之间，南京政府扶持倾向洋的人中国自由派仅仅几年时间，没有机会使他们有所发挥。当然，他们可能完成什么事业，始终不敢断言。用政治术语说，清朝是靠笼络汉族上层阶级而统治中国的。士大夫在地方事务中是容纳于官方系统的。如果创造出一些新的形式让地方士绅参与公众生活（不要说大规模参加）就会使整个制度失去平衡。1911 年以后，袁世凯、各派军阀以至于蒋介石，都一仍旧贯地继续表现了这种无能状态。他们都忙于固守或追求中央大权，无暇为地方自治或农民参与政事打开门户。这样就给了中共以可乘之机。但是，1949 年以后，中共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毛搞群众政治动员的本能和他的同事们想把经济和国家事务现代化的要求发生了矛盾。他是一个缺乏建设中国的现代化知识、谦逊的态度和忍耐力的农民英雄。毛太专注于他那最新式的农民造反传统，而不屑于理解中国应该和他的“五四”时期的前辈那样，刻苦研究外部世界和中国本身。中共强调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种打破旧的机构并让农民闯进去的政治策略。但是把知识分子赶下来的阶级斗争，是一种民粹派式的蛊惑活动，说不上是建设国家。所以毛的最大缺点导致他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感染了皇朝创业者和革命者的致命通病― 只顾向前快跑。他领导中共获得政权的那种战斗精力，变成了一种他用来破坏它的蛮劲。总之，他是属于王朝统一者式的伟大传统人物。如果我们不仅仅看见“朝代循环”的残迹，而更多看一看进步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1800年以来的中国，不仅在物质技术的现代化水平方面，而且在底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方面，都有无可比拟的成长和变化。清朝帝国的专制统治，因个人私有制的广泛扩展而被冲淡。这不是指西方的那种私营企业的自由经营，而是我现在要特别强调的一种有特定意味的集体主义的中国式的自由经营。中国从一个粗犷的群众和俪雅的知识分子二者分离的社会，经历了一个普通农民生活的解放，到上层阶级中又分为官僚和专业人物二者相区分的过程。本书第三章用稍稍不同的词句把物质和文化的现代化同价值观的缓慢变化区别开来。在当前四个现代化的时期，我们认为晚清末期中国的发展就是因为迟迟不愿接受外洋思想、外国贸易和技术，以致落后的。从这个观点出发，反对偶像论者可以声辩说，在中国，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根本没有什么发展。这种看法也可以引日本明治维新之迅速向西方开放以及比较近期的南朝鲜与台湾表现的事例加以论证。此外，我也可以说，中国在19 世纪没有实行门户开放、积极发展而守旧不改，保持了一种泊的阶级结构，就是80％脱离政治的农民习惯于由一部分站在武装队伍前面、绷住一副排外面孔、看不起一切外国事物的上层人士统治着。从这个透视角度来说，倾向美国的中国自由派（现在看来，他们似乎又一次时髦起来）正在促使上层人士现代化，而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却开始在群众中做现代化工作。但是一旦农村群众开始参与政治，他们就会像攻击旧的上层阶级那样攻击外国事物和知识分子了。自1800年以来，中国革命是一种打破旧枷锁的斗争。虽然说世界上大多数革命差不多都是如此，但在中国，由于历史的连续性以及中国特有的文化之故，（如我上述几章所强调的），它却成了一个重大问题。举例说，文化大革命把“反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揭示出来，大书而特书。这些根深蒂固的文化特征和价值很受到毛的重视，他认为它们是拖住中国不能前进的重大因素。打破历史栓桔的努力可从对知识分子和官吏― 上层阶级分子的报复性和残酷打击中看出来。有几种设想可以解释：第一，千百年积蓄下来的农民对于少数特权阶层的愤恨。农民群众有一种本能的极端主义观念，却世世代代地受孔孟之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阶级歧视的压抑。对于个别上层阶级分子的毒打、折磨、破坏，本来是农村地方械斗的野蛮传统。不错，红卫兵不是农民，而是城市青年，但是他们的行动是出于毛所鼓励的农民舆论气氛。1949 年以后群众参与政治，打开了地狱炼火之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一放手，就像“总算账”似的无所顾忌了。除开这些暴力行为的说明外，中国悠久的历史影响仍是在环境中不可磨灭的：语言，文字，民间传说，政治惯例，商业的以及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这个实在情况却也说明现代化还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就需要创制一套法律体系。专家在他们业务部门内有了自主权，文艺作家在他们自己范围内也有了自主权，但仍然都受政府的限制。法律、教育和中国的自由主义，肯定会有一个伟大的前途，但不大会像西方的形式。2O 世纪80 年代中国的生活正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是在每一个人不可避免的对人际关系的依靠上，都可以看得见过去的瓜葛。这些看起来似乎是逃避官僚主义纠缠的惟一出路，可是亲朋故旧，加上腐败，也会使改革的努力受到掣肘。每一个世代的历史学家都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过去和我们当前有关联的事呈现出来。人权和法律程序在美国已变成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以此作为现代化的标准并且发现中国比我们的缺点还多些― 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我们会产生一种记忆错觉。我们以前对一个不大熟悉的国家做出过判断。没有注释的话这本书怎么没有注释呢？答案很简单：这里写注释，会引起误解、讨厌和不适当。会引起误解是因为我的话几乎没有一个特定的来源。列出一二部参考书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反而会漏掉其他的参考书。开出一个长长的参考书单，就等于抄一大堆目录，例是适合于做一篇博士论文。不仅如此，如果遗漏了一种主要著作，那就很令人讨厌，对于没有罗列出来的作者，显得不公道。总之，注释对于专家不适当，对于非专家又没有必要。最后，拼凑这篇故事的乐趣是借便做出推测和也许不大恰当的比较。我不愿意让这种意想天开的话，叫人看起来似乎是根据一些无辜和认真的单行本作者以注释的形式列举出来的。泛泛而谈的著作总是不大精确；谈论的内容越广泛就越不精确。人们可以回顾一下，汤因比教授的《历史研究》 （十二卷）使多少读者着迷呀，但他论及专业的部分另当别论。这部关于中国长期灾难、斗争和再生的个人记述，是我自己的“家酿”，虽然配料是从几百部别人的著作中提炼出来的。我特别感谢《中国剑桥史》 第十至十五卷（论述1800年至19800年间事）的50 多位撰稿人。我钻研了这些高水平的精湛的研究成果，深受裨益。我是这些卷的编辑和撰稿人之一，但本书却决不是企图总结这6 卷4500页的巨著。在另一方面，本书之所以能够写成，主要归功于这些学者的成就。我自己不能枝查原材料，也不能精通它们的文字，但每遇关键处，我就求教于这些学者。我要特别感谢的是卓安 希尔，她在《 中国剑桥史》 和本书的出版工作中，经常给以机敏的帮助。在书稿的文字方面，给了我很多助益的是劳埃德伊斯特曼、艾伯特 佛尔韦克、默尔葛德曼、菲利普 库恩、麦克法尔古哈尔和卢西思，派伊。我对他们都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