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有为的“天下一家”思想，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它是把全人类包罗在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秩序之内的世界观。康氏代表了民族主义势力，他的思想却超出民族国家。他所设想的乌托邦至今还是世界上伟大的理想之一。它适应了一个要求，就是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康有为的乌托邦论有革命的涵义。它首先是重新解释了孔子的经典。其次，1902 年写出的《大同书》 攻击了孔子的等级论以及依据等级而确定的品行标准。把《 大同书》 和《 共产党宣言》 拿来比较一下，可以看出两者都同意废除私有财产和以私有财产为根据的资产阶级家庭制度，都同意社会化的公立学校教育、妇女的解放、限制（如不完全取消）民族主义以及一切生产由国家集中。没有证据证明康有为曾经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同时，康有为同马克思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改良之间也是见解各异，但是在乌托邦理想上则是两人所见略同。康有为的思想没有成为改良主义思想的主流。1860年以后西方化运动就已被定论为精神和物质不可偏废的二元论，导致张之洞提出著名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有一些别的说法，但主要意思无非是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生命机理和价值体系，而西方的技术只涉及社会实用的和机械的方面而己。随着时间的演进，二元论的附和者在不同的旗帜下都是存在的。实在说来，时至今夭，文化和技术的争论在我们周围还在喋喋不休呢。1898 年改革运动之后，跟着来的是反动。慈禧太后下令组织民团，拒绝了意大利“我也来一份”的势力范围分赃要求。她只听满族中最顽固不化的王公们的话，这些在宫廷中养尊处优的人根本不知道外边的世界，而且自以为最了不起。他们之中有些人变成了农民秘密会社义和团的赞助人。一般说来，秘密会社都是反对王朝的，其所以秘密就是因为如此。这回满清朝廷给予秘密的迷信的义和团以积极支持则是艇而走险行为。这也暴露了满族顽固派缺少起码的常识。义和团运动直接从过去的历史，即1813 年的八卦教叛乱沿袭下来，好像这中间没有历史间隔似的。它代表盲从的农村群众一股强烈的绝望心情。19 世纪90 年代末期，它以义和拳的名义遍及华北，意即它是代表正义与和谐的一种古代拳术；虔诚地遵照它的仪式，就会有神灵附体，可阻挡枪弹穿身。干旱、饥荒、走投无路，再加上外国的威胁，例如德国探矿的人在山东省的粗暴行径，好像激怒了“风水”的精灵，弄得人民惶惶不可终日。修铁路威胁着祖先的坟墓，并使赶车划般的人失去职业。最遭殃的是中国的基督教徒。义和团的标语牌上写道：“天主教和耶稣教徒辱没我们的神仙和圣人… … 和洋人阴谋串通，毁坏我们的佛像，掠夺我们的坟院，以致天怒人怨。”1899 年初义和团的标语还是传统的“推翻清朝，驱除洋人”，但同年晚期，就变成了“扶清灭洋”。于是满族王公，甚至“老佛爷”，觉得他们听见了老百姓的呼声，这呼声是中国政治的最后裁断者。他们主张同义和团合作，而不再反对他们，并借此一举解决外国帝国主义问题。虽说社会变乱时常是复杂而且神秘的，但在这次变乱中有几种因素却是显而易见的。外国对中国统治阶级（满汉同样）的挑衅，自18 劝年以后愈演愈烈，到1898 年达到高峰。对改革采取半盲目的对抗的主要是满清朝廷，这种对抗正和中国的保守主义和排外的骄傲态度相契合，因而爆发是难以避免的。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双方的作为互为因果。1900年公使馆的卫兵跑出使馆，枪击义和拳，吓唬他们。6 月13 日和14 日义和拳开进了北京、天津，杀死基督教徒并加以抢掠。6 月10 日2100 个外国军人从天津出发，要去保卫北京使馆区，但只走到半路就停了下来。6 月17 日外国兵舰向天津外面的海岸炮台开炮。6 月21 日慈禧太后和官廷当权派正式下令同所有列强宣战。她说：“中国是弱，我们惟一指望的是人心，如果我们失掉人心，我们怎么保全我们的国家？”〔 她说的“我们的国家”，当然指的是满清王朝。）在1900年漫长炎热的夏季发生的义和团起义成为19 世纪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因为自6 月加日至8 月14 日8 个星期中，北京使馆区内那么多外交官、传教士和新闻记者被步枪不停的射击围困着，其中共有约475 名外国居民，8 个国家的450 名军人和别3000名中国基督徒，还有大约150 匹竞赛玩的小马（这倒提供了当时买不到的鲜肉）。经过争吵后一个国际混合兵团来搭救了他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坐着骤车平安逃往西安。八国联军把北京彻头彻尾洗劫一遍。威廉凯撒二世派了一员大将，把周围城镇（据说那里死了几千中国基督教徒）弄成一片恐怖。华北有上沁个外国人被杀死，大部分是传教士。报仇之声不绝于耳。但是中国致力于自强运动的各省督抚们现在开始着手控制局势。广州的李鸿章，武汉的张之洞和其他人物在6 月就决定立即不理睬北京的宣战通告。他们宣布整个乱子只是义和团叛乱，只要外国人不让军队和炮艇介人，他们就保证中部和南部中国平安无事。这个允诺当真起了作用。帝国主义列强得到赔款，又保留了现成的不平等条约系统，它们也满意了。这样，1900年（庚子年）的战争，19 世纪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打的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战争，就只限于华北地区了。1901 年（辛丑年）9 月间满族亲王和李鸿章同11 个外国列强签订的和约，主要是惩罚性质：10 名高级宫吏被处死，100 名官吏受罚，45 个城市废止科举考试，北京使馆区扩大、设防、驻军，通往北京的铁路也设防，约25 处清朝的炮台被拆除。这次赔款是大约三亿三千万两白银，4O 年付清，利息可达全数一倍以上。惟一半建设性的条款是根据条约规定的进口货关税提高到5 % （当然，保护关税是不被允许的）。谈判这个和议是李鸿章生前最后一次履行公务，几个月后他就死了。总税务司赫德在北京经历了义和团的围困之后写信给他的伦敦代理人说：“可怜的老李在死前沁个小时还在办公。他有惊人的生命力，只要他大权在握，他就不随便屈就，就有让别人有说话的份儿！"1902年1月慈禧太后回到北京时，据赫德写道：“她的态度极为和善，向所有拥在前门城墙上看她进城的外国人鞠躬微笑”。后来他又写道：“朝廷谦恭得过分了，西太后不但接见公使们的夫人，还接见使馆的孩子们！”有一张1903 年的相片照的是老佛爷坐着，握着也经历过义和团变乱、当时站在她身旁的美国公使夫人萨拉 派克 康格的手。我们怎样来评价这一幕腥风血雨的戏剧呢？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它是怎么一回事呢？最快的答案当然是最简单的。后代的革命者回头看看1895 一1900年间的事件，可以看到清王朝和外国列强早在18 60年结成的带有压迫性和剥削性的伙伴关系在这些事件中已经破产。用不着借重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本国封建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公式，就会看出这个一般模式的形形色色表现。一旦北京接受了外国关于内地居住权、贸易和传教等特权的条约系统之后，外国列强就变成原有秩序的支持者。他们的武器帮助镇压了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他们的技艺帮助了“自强”运动。但是，只要你仔细看看这个一般性模式的背面，所见到的图景就分为碎片了。外国人帮助了、也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实际上并没有持久的伙伴关系，更没有勾结同谋的事，不管是争取什么或反对什么。李鸿章和英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吗？说不上。譬如1893 年的一天，李鸿章在上海办的、坐落在公共租界外面不远地方的一家纱厂失火了。管理上海工部局事务的英国商界领袖们整天都不许工部局的消防队开出租界，结果全厂烧光。涉及到改革运动，外国的接触和影响起了推动作用。但这不是政策的结果，而是零零碎碎起作用，方法常常不同。例如香港最一早的新闻记者王韬产生改革的思想是他生活在苏格兰（1868一1869 ）帮助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的时候。他在苏格兰、伦敦和巴黎各地旅行时，从‘’当地经验”中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使他成为中国最早的“西洋专家”。他的很多思想后来都被康有为接受了。然而，改革运动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篇章，而不是西方思想史的一章。它涉及的是中国的问题，用的是中国语言。在我们简单地称它是外国刺激力的反应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中国传统的原动力的生命力量。孔教改革的记录刚刚才开始被人研究。09 辛亥革命的起源1900年以后的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教士教育家如加尔文 马蒂尔（狄考文）拿19 世纪的年代和加世纪初对比说：“那个时候一切都是死的，停滞的，现在一切都是活的，动的。”新闻记者笔下写出了一个新的中国、年轻的中国。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玛丽 赖特（丙玛丽）讲到了“正在高涨的变革化浪潮”。她看见中国到处闪烁着民族主义，这明显地见之于反对帝国主义、要求修改条约和恢复权利的斗争，在国内问题上则见之于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而奋斗以及比较次要的为驱除满族而努力。他们的王朝已经濒临“天命，，的丧失，但是后继的权威却什么还看不出来。总而言之，加世纪初中国政体的强化产生了一大批互相结合又互相激荡的运动。现代社会已经到来，我们对于事件的分析只能就棋局上的活动加以缕述。让我们先从传播媒介的成长开始吧。l90l 年以后中国参与了世界范围的大众出版物的普遍崛起，诸如国际新闻的报道，书籍杂志的大量出版。但是，在我们为中国加世纪现代媒介的发展而表示称赞以前，首先还得承认中国出版书籍的悠久传统，那是比欧洲书籍出版早好几百年的事。一种可以证实的推测是：1750 年中国印刷出来的书比欧洲多。中国现代媒介有着深厚的土生土长的根，翻版和改订本比新的创作多。最早出版的是关于中国古老的图书馆的研究、地方志、皇家编纂的集子、诗词、各种各样的民间小说、官方文书和地方新闻报章等。到l900年，城市里的有文化的人已有成百种小说供阅读消遣。主要的新事物是翻译西方的作品，出版新闻和时事评论，并且发行到农村中的上层读书人。在改革的背景中，特别在上海，新闻出版增长很快，促进新思潮在各大城市迅猛传播。文化传播在中国早有先例，传教士们在19 世纪也已开始出版印刷品。甚至在1842 年开埠通商允许他们那样做以前，耶稣教传教士就已经致力于用中文书写一些圣经给老百姓看。18 ％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 时务报》 ，宣传革新运动的思想。同年商务印书馆创立，成为给广大平民提供新文化的一家出版社。它开始出版教科书和一些宗教书籍，并建立起一个现代图书馆和研究部。后来它逐步使用了新的印刷技术，并在1915年出版了一种新的中国字典《 辞源》 。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华书局创建于1911 年。上海的外文报纸肇始于1850 年的《 北华捷报》 ，后来它又出版了中文版。1872 年一个英国人创办了《 申报》 。这家成功的企业在19 世纪即年代出了一份（点石斋画报》 ，用木刻板画报道新闻，解说各种新事物。上梅新闻事业发展很快，两三种主要报纸发行量达5 万份（20 世纪30 年代达150 万份）。它们参加到现代世界报纸的行列中来，在北京派有常驻记者，以电报传送国内新闻。蓬勃发展起来的不但有1901 年至1911 年间满清王朝革新运动的严肃的政治讨论，还有新兴的现代小说。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时出版了几种杂志，鼓吹用小说唤醒人民，改变他们的思想。作为拯救中国运动的一部分，梁创作了中国最早的政治小说。上海报纸还辟有专栏或出专刊讨论教育、科学以及妇女地位问题。它们发现长篇小说连载能够增加读者。城市读者多了，提倡改革的报纸和革命的报纸也有了“娱乐版”。爱情小说、侦探故事、武侠以及初期的科学小说，都开始吸引城市中产阶级读者。除了传播媒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基督教会于1901 年进人了它的第三个也是最有影响的时期。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和遭受惩罚之前，拳民们本来是朝廷利用来驱赶所有外国人，首先是传教士的。现在则流传着许多教徒被杀害的故事，在传教士中间创造出一种殉教就义的气氛，而关于义和团受惩处的和约又显示了谁是胜利者。耶稣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起日渐活跃的角色。大门终于打开，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泉涌般进来。那些已经在中国建有据点的当地传教士更前进一步，例如原来办普通学校的现在办起大学来了。没有被义和团杀死的传教士成为显赫人物了。每个省都有他们在工作，传播西方医术，特别是外科医术，吸收女生人中小学，鼓励禁烟和天足运动，教育青年们怎样开会、讨论，并且以他们在外国的经历扩大中国人的视野。基督教会在20 世纪初到2D 世纪3O 年代是在中国称心如意的时期。虽然他们在中国创造了一个相当能干和有生气的中国基督教会，但恐怕最后追溯起来时，他们间接的社会影响比起他们传播基督教来，会显得更有意义、，不过，尽管外国活动是一种刺激力，不论消极方面也好（如外国侵略），积极方面也好（如外国知识和制度），中国现代史毕竟是“中国造”的，不是外国造的。20 世纪初期的主要政治特征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虽然这一兴起耽误了很久，但它毕竟是蕴藏在社会及其传统内部的中国文化意识的产物。它接受了汉化了的满族王朝，但不能接受通商口岸城市（商埠）中西方事物的存在。由于治国之道的传统，加上外国的榜样，“自强”运动起来了，接着是革新运动，再接着是义和团。但是无论是行政官僚，还是急进的学者，都创造不出一套新的秩序来应付中国的需要。在这方面，农民起义者更连试都没有试过。到了1900年，许多人都洞若观火：打破旧秩序的惟一途径就是革命。自然，革命是要由民族主义加油助燃的。在世界各国纷纷扑在她的身上时，民族主义要解决的就是如何使中国保持住政治实体的问题。但是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象征着更多的东西。它准备去迎接外国的挑战并对之做出反应，这本来是东南亚地区海外经商的华侨自中世纪以来就具有的特点，但他们在伟大的农业官僚帝国中通常变成了少数派。只有国势衰弱时期，例如以杭州为首都的南宋时代，一面临海的中国才会认真对待它的海外贸易。其他时候，如元、明、清各朝代，战略兴趣通常总是集中在中亚细亚内陆方面，敌对势力也总是从那边来的。但是在20 世纪，首要的威胁无疑来自海外，对付这种威胁的领导力量就从中国沿海地区产生了。所谓海外力量，在现代中国，一部分由通商口岸（商埠）组成，一部分由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17 世纪明亡以后，越南曾接受过中国的难民。大约同时，逞罗以贡米名义向中国南方运销大米，华侨商人在遥罗的对外贸易中取得了优越地位。后来欧洲人占有巴达维亚、马尼拉以及新加坡后，华侨社会飞快地发展起来。特别在东印度群岛，华侨变成了荷兰统治者和广大的爪畦人民群众之间的中间人。根据英国的记载，印度支那的鸦片生意非常发达，印度的鸦片大量流人东南亚各地，其中一部分经华侨之手。中国人散居到美洲新大陆，是在大量移居到东南亚之后。他们立足的方式有所不同，因为在美洲的环境中他们不能成为商人、梢客或像在东南亚那样做政府的其他助理人员，而大部分限于体力劳动，如帮助修建铁路或在大陆各地发展洗衣业和餐馆业。苦力劳动者在旧金山、温哥华、古巴甚至美国东岸建立起唐人街。在外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这些文化领地，刺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革命者在他们中间很容易找到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到19 世纪末期，所有东南亚口岸的华侨都建立了商会以及他们自己的学校和秘密会社，他们的社会因此而团结得很紧。这样，在［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孙中山和康有为领导的革命运动得到了海外华侨热烈的拥护。清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他们从海外回国之后，不应再砍掉他们的脑袋，而是应该教化他们，使他们对中国有利。领事官员开始派出，有时还派政府代表团，同革命者相竞争。海外中国人在东南亚的情况，现在刚刚开始有人研究。在两个世纪交替的时候，当地已经有了中国报纸和舆论界，它们由商业界主持，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华侨势力发展到大陆，并在实业发展方面起着带头作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可为见证。随着20 世纪革命的进展，华侨中有些会讲英语的人开始崭露头角，如1926 年担任武汉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原是特立尼达的华侨。在条约规定的商埠，不少华侨找到了发展事业的机会。例如宋艘如（宋庆龄的父亲）就是从美国回到上海，做基督教的传教士，不久又从事出版和其他事业，同时安排了他的子女在美国受教育。在洪秀全开始罗致拜上帝会成员5O 年后，孙中山( l866一1925 ）成为最卓越的反满革命家。时代变了，外国的― 实在说来，是基督教的― 影响对于这些领袖的出现起了关键作用。孙中山是在广东省香山县长大的。该县在澳门与广州之间，和外国人接触最早。很多华侨和有才能的人是从这里到国外去的，例如李鸿章的管家唐廷枢，就是从这里到商埠去的。这个地方有反满的传统。孙中山的少年时代，民间就盛传太平军的英勇事迹。孙中山认为，如果没有英国的反对，洪秀全就推翻满清王朝了。孙中山西化倾向的一部分是当了一名基督教徒。他于1879 年13 岁时跟他的哥哥一起人植香山奥兰尼学校读书，并在那里人教。这个英国圣公会办的学校那时的气氛是争取夏威夷独立，反对与美国合并。孙氏以英文班第二名毕业，准备人奥阿厚专科学校进修，这时他的哥哥怕他完全洋化把他送回国内。但是孙氏在家乡反对本村祭祖敬神的迷信，因而被驱逐到香港。1884 年他在那里受洗礼，参加公理会，并入何启博士办的医学院学习。何凯博士曾在英国学习医学和法律，并娶了英国女子为妻，是一个早期赞助中国改革的人。在国外的经历很自然地激发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同时，他在学医的时期又研习了中国的经典著作。他是农民出身，又有西方的教养。他在革命生涯中充分利用了他和外国的接触，而在领导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方面则无成就可言。归根到底，基督教对他的事业犹如对洪秀全的事业一样产生了有益的作用，但是他的根本动机是民族主义。同19 世纪势年代相比，19 世纪吩年代的中国是迥然不同了（当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也是如此，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在中国，商埠城市纷纷崛起，街上到处是人力车― 一种日本发明的用齿轮滚珠转动，由报酬低廉的车夫拉着跑的人力车。工厂、火车和轮船上用的蒸汽机通常是进口的。同欧洲的直辖殖民地一样，外国人和他们的设备到处可见。居民区里有英国式草坪、花园洋房、马单和赛跑的小马，有外国银行、商行和俱乐部。侍候这些住在中华帝国的新贵族的，是扩大了的服务行业和职工。在香港，那些洋老爷已经可以用缆车达到雾渝漾的山顶别墅。从孙中山的革命目的来说，中国社会现在出现了新的通过别的途径上升的人物，首先是那些替外国人服务、在商埠的洋行工作的仆役或买办，或者是拉人力车的、传话的、看狗的。很可能后者引出了后来上海外滩公园门口设立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人们常常提起（但从未拍过照？）的告示。那个告示的目的，至少是防止外国人的狗在没有看狗的中国仆人牵着时弄脏外国人的草皮。在旧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在原有的儒生一农民一手艺人一商人范畴之外，军人有了新的社会地位；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取得了过去只给儒生保留的一些特权。地主士绅和商人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了。现在商人绅士也有了一定的地位，正像官吏和商人的身份笼统地称官商一样。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涌人城市，从事纺织和烟草制作，工厂工人阶级开始产生，虽然他们还不可能组成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是，科举考试的废除，新的学校制度、教会学校的出现… … 总的说来，城市生活正在产生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再也不和四书五经的考试结合在一起。他们中有些人成了新闻记者，这是一种制造舆论的新专业。孙中山本人正在把自已铸造成一个新的角色― 职业革命家、政党组织者的先驱。孙中山作为一个先驱者，表现出为完成他的使命所需要的一切灵活性。有时候他和三合会之类秘密会社的强人通力合作，有时候同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合作，有时候跟美国传教士、中国留学生、华侨商人、共产国际代理人以及军阀合作，总之跟任何肯听他的话的人合作。他太真诚，所以不做一个简单的机会主义者；他又是太实际，所以不执着于一种意识形态。他遗留下来的著作平淡无奇，他的演说却不错。他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答案看来简单得惊人。孙中山身体单薄，个子中等，他似乎知道他是为了一个比自己高大得多的事业而工作，而人们也是为此而尊重他。他有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吸引力，在“努力”这一项肯定能得“A “等成绩。尽管他多次失败，国民党后来还是认他为建党人。他们那时需要一个列宁那样的人物。他的《 三民主义》 演说集是作为一思想理论编辑出版的。凡是编辑过政治演说的人都看得出来，为什么它们不是《 葛底斯堡演说》 （1863 年美国总统林肯提出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的演说）。归根到底，孙中山在革命界享有年资，即享有由中国人生活中一切关系和威信积累起来的资历。他在进行革命的同时不断学习。1894 年，他带着一篇并不惊人的长篇改革建议到天津呈递给李鸿章；但李太忙，没有接见他，于是他转向了革命。孙氏的第一个秘密组织兴中会，是1894 年在夏威夷和100 个华侨会员建立的，当时夏威夷共和国刚刚成立（美国合并夏威夷是1898 年）。孙氏提出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糙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接着他于1895 年在香港成立总会。他希望利用甲午战争日本获胜后国内混乱的机会，发动革命。作为掩护，他在广州创办了一个农业研究会并利用了一家基督教书店。主要的行动计划是由一群三合会秘密会党的成员，带着写有“波特兰水门汀”字样的炮筒，从香港乘木划子偷渡到广州，于1O 月26 日黎明夺取总督衙门，杀死官吏。同时在附近埋伏的人将前去会合行动。香港的英国报纸通过何启博士事前就知道了这个计划并发表了支持的言论，尽管报道并不具体。当局接到了密报。会党成员们乘划子晚到了一天，警察将他们抓了起来。起义失败，没有被捕的人都躲了起来。这件事给孙氏的教训是：受过教育的基督徒阴谋鼓动群众起义，很容易引起人们回忆太平军的往事。孙氏逃到了日本，清政府悬赏通缉他，他变成人所共知的领袖。“野火”没有烧起来，但可能比过去大了。孙中山1896年去伦敦时，被人“盯”上了。他很快被逮捕，在中国公使馆禁闭了12 天。在他作为一个“疯子”被送上船回国之前，他偷偷送出一封信给他在香港的医学教师。这位老师向伦敦警察局、《 泰晤士报》 和外交部打了招呼，才把他释放。这个国际事件立刻使孙中山成为著名人物，也使他相信了自己的革命者命运。在英国的九个月里，他也像马克思一样，成夭在大英图书馆拼命读书，给报纸投稿，还写了一本通俗小册子《 伦敦蒙难记》 。在英国这一段经历对他很有好处。香港政府那时和现在一样，不准人们以香港为根据地搞反大陆的活动，因而把孙驱逐出境五年。他可以过境，但不得停留。1897年孙氏回到日本时，他已是遐迩闻名的人物了。热情的日本青年泛亚细亚主义者正在物色一个他们拟加以帮助的、能使中国革新和现代化的中国领袖。孙氏正是他们所寻求的一个理想的盟友。他取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中山”，留一撮小胡子，看上去像个日本人。泛亚细亚主义者中有些日本的扩张主义秘密会社分子，这些人很活跃。他们在l898 年也欢迎从北京来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梁和孙开始时似乎可以合作，可是康有为说不行。和这些主持光绪皇帝“百日维新”的著名领袖比起来，孙中山倒是一个后起之秀了。康、梁的“保皇运动”很快和孙唱起对台戏。事实上他们向华侨募捐在中国闹革命，比孙还胜过一筹。1900年当举国动乱之时，康、梁的党徒和秘密会社曾计划在汉口起义，但被张之洞发觉后挫败。孙中山和他的日本支持者在中国南方扎实地工作起来。他们选择了香港新界附近的一个水陆交通都很方便的沿海村庄，集合了三合会秘密会友，这些人都是客家人。但和过去一样，起义功败垂成。原来预定从日本来的武器没有运到，清军先赶到了。惠州战役打了两个星期。农民来参加了，打了军队的埋伏，给了起义者一些武器，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孙中山又回到日本，依然把外国军火偷运过来，交给秘密会社打仗，但这种做法始终未成功。现在，一种具有更大活力的因素在日本出现了。中国新一代儒生一官吏领导人物群集到东京。成千中国留学生― 半数由各省公费选派― 年复一年地聚居在东京神田区。他们在那里很快懂得了民族主义。日本儿童常常讥笑他们不合时宜的辫子和长袍，他们感到中国的贫弱和羞辱。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毕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们都认为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崛起，可是他们像在北京一样都有本省的吵域之见。尽管如此，他们形成了一个自觉的团结的社团，对中国的命运都有强烈的责任感。这已不仅仅是借用外国方法的问题，而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当时借用西方的、包括日本的思想，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涉及选择什么来适应中国的意识、中国国情的问题。举例说，当严复翻译亚当 斯密、穆勒和赫肯黎的西方自由主义经典著作时，译者强调自由原则的价值不在于争取法律下面的个人自由，而在于通过各个人的努力以创造国家的财富和实力。同样，集体主义的奋斗精神也表现在梁启超的著作里面。他作为新一代的教师来到东京。他把日本翻译过来的西方学术著作发表在他的中文报刊中，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灌输给他的那些如饥似渴的读者：他写了些长短篇小说，也是为着一个目的― 中国人民的’‘政治革新”。他强调的“新民”，来自孔子的经典著作嚎大学》 。189 名年梁解释它的主要意思就是各个人都参加在群体中，最终成为一个有机的国家。他写道：“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足，一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万其余，一其归，是之谓国。”；万其一其事― 《 南学会叙》 （1897年）这种通过团结增强力量的号召，是比较自由、比较集体主义的，虽然它要求参加的是民主和民众的主权。梁在日本的视野逐渐扩大，他把“新民”的意义进一步扩大为“新的公民”。他争辩说，旧中国在家庭伦理方面发展了高度的个人道德观，但一直是不完整的，在公共道德和公民操行方面，即在社会伦理方面是不够的。这样，他否定了儒教中国的狭隘忠诚和以家庭为中．口的自私观念，而主张集体的民主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梁氏有时候被称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首倡者，但他的目标和通过公民自由权实现个人自由是两码事。梁启超在1903 年以五个月时间游览了美国十几个大城市。作为一位著名的中国改革家，他每到一地都受到华侨社会的欢迎。他参观了许多地方机构和美国企业。他受到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的接见，也见到了“商业界的拿破仑”- 1 P 摩根。但他回到日本时对美国的民主非常失望。他发现美国充满了平庸的政客、腐败、混乱、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其他赘瘤，总而言之，他看透了美国，掉头走了。给他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日本和德国的强国思想。他的结论是中国人民不应学美国。因为他的目的是使中国人转变成积极的、有责任心的公民。他预见到长期教育的必要，就是后来说的在中国人成为真正的公民之前，要实行“训政”。“训政”只有开明的专制主义才能提供得出来。政治科学家分析了从梁启超、严复到毛泽东、邓小平等所有的改革家对于’‘民主”的共同看法。这种看法承袭了乐观的（人是可以教育的）孔孟之道，认为良好的政府靠的是统治者与全体个人即人民的利益的自然和谐，彼此都争取国家的福利（富强）。开明的有儒家修养的人承认，社会有秩序才能使他生活得好，混乱给生活带来危险。根据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看法，每个人都应发挥他的能力，从而贡献于共同的利益。因此正派的人总是一往无前，按部就班，尽力而为，这就是“民主”。反社会、反集体主义的人，正如毛泽东所说，不是“人民”的一部分。一个反权威、只主张“听我说”的人，从根本上说是不道德的。梁启超的个人与国家不能两全的主张，后来对于毛泽东和整个中国共产党有直接的影响。20 世纪初中国在帝国主义威胁下出现的救亡的紧迫感，后来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即日本侵华的年代重复出现，都是用来作为制止个人权力的重大理由。回过头来看即可明白，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后来的毛泽东，都不能解决17 世纪大政治哲学家黄宗羲提出过的问题：在头上有一个专制政权的情况下，怎么样把权力分散给全社会，由士大夫领导的社会组织来防止这种专制？这不是一个人权学说问题。在加世纪初期，国家总在个人之上。梁在家庭生活上和个人操守上毕竟还是一个孔子信徒，又对佛教有兴趣，所以他归根结底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反对急进的革命。他觉得革命会把中国从烙饼锅扔到火里去煎烤― 像1789 年后法国社会那样动荡不安。因此，他争辩说，君主立宪在中国是过渡到现代化最可行的办法。那时，每年有5000到15000名中国学生在日本留学，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够接受梁启超的理论，但它却不能使一两千个坚决要求推翻满清政府的积极分子满意。梁关于帝国主义是中国长期敌人的理论，理由倒也充分，可是它给那些积极分子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没有控制中国政府之前，怎么抵抗外国列强？革命必须有个简单明白的目标。满族是最现成的目标，它当权但软弱，又没有盟友。既然反满，当然革命就要反君主，也就是要共和，这一切顺理成章。与此同时，一向足智多谋的孙中山看出要召集知识分子做组织者，必须有一套革命理论。在知识策划方面，他想出了一个“三民主义’，。用西方的话说，就是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在中文中这些名词稍有不同。第一个即民族主义，意味着人民和种族结为一体。第二即民权，即人民的权利和权力。第兰是一个经典名词，即民生。按照古代含义，它意味着百姓生活得不错，都可以交租纳税。一句话，都是一些现成的套话，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思想中都可以用得上，像西方竟选演说似的。孙氏不采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兜售当时流行的享利 乔治的单一税主张，即征收土地增值税以制止上地投机。这是早已被人弃置不用的万金油办法。这种单一税，孙氏称之为“平均地权”，但是它很少涉及地租和租佃问题。他又发明了“五权宪法”, 就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之外，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西方国家有三权，中国有五权，如是而已。1904年孙博士拿出了他的新的思想理论（当然不只是这些），同时在欧洲吸收留学生积极分子。1905 年他载誉回到东京。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积极分子，主要来自四个地区：华中的湖南和湖北，广州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四川省。他们出版报纸、杂志，召集会议，按照各省同乡关系组成秘密的革命团体。支持孙中山的日本扩张主义者奔走于这些互相竞争的团体之间，于1055 年8 月在一间屋里成立“同盟会”，以孙中山为领导，统一为革命奋斗。孙当时39 岁，己有l0至20 年的革命资历，具有世界知识，有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金融界以及秘密会社的斗士有着联系，既有声望也颇为自信。他提供了一个使中国立足于世界最新型政府的行列的捷径，不仅可以赶上西方，而且可以很快超过西方。他不像梁启超那样麻烦，要掌握中国的历史，还要尽培训公民知识的义务。他要的是大跃进。学生们喜欢同盟会。他们起誓入会，学会秘密的口令和握手，对于干部、支部、出版物和纲领等复杂动议表示赞成。不久会员达上千人。它的战略是绕过帝国主义问题，并且争取帝国主义的协助，来创造一个中华共和国。由于1912 年由同盟会和几个小党派组成了国民党，因此继承权问题是很有趣的。1905 年成立的同盟会是由日本人联合各省的组织而成的，多数成员和领导人来自华中，包括领头的军事人物黄兴和领头的党的组织家宋教仁。广东的一派居第二位。但是孙中山的农民出身和外国背景，使他和那些居于会员多数的地主官吏家庭出身的青年留学生不完全是一路。在那些人中，很少有为改造农民群众生活而搞社会革命的愿望。他们从来没有为这个目的到人民中间去。他们是来自统治阶级的士大夫。他们接受孙中山的领导，愿意忍受他的约束主要是希望借重外国的帮助、华侨的资金和秘密会党的斗士来夺取政权。年轻的同盟会会员都是热情的爱国者和积极分子，他们很快地接受了会章宗旨。那些宗旨都和口号差不多，其中包括一些足以引起自豪的思想，如很快实现中国革命、轻而易举地把中国重新建设成世界头等国家之类。在他们的刊物《 民报》 中，他们攻击梁启超的渐进主义使中国的进步太少、太晚。他们认为中国必须立刻成为最新式的共和国，才能得救。同盟会在1911 年前试着举行了七八次起义都失败了。l907 年孙氏被日本驱逐出境，l908年又被法属安南驱逐出境。同盟会的章程渐渐变成空失，它也不尊重孙氏的领导了。同盟会的主要贡献就是象征革命，在年轻的革命者中创造一种盟兄弟情谊，其中有些人成了共和国的领袖。在l905 年留学生大团结的同时，满清王朝也开展了加强中国国家地位和朝廷地位的革新运动。慈禧太后此时仍然步伐轻盈，她在1901 年接受了光绪皇帝在1898 年提出的那些毫无结果的改革方案。不同的是，这时大多数当权者承认改革是无法避免的。朝廷的改革方案，是从开办现代学堂和派留学生出洋― 主要是去日本― 着手的。这事的结果我们已说过，他们中间不少人变成了反对满清、热烈拥护共和― 管它是什么― 的积极分子。很快在中国办起了学堂，其中一部分是简单的把两千来个旧式学堂改个名称。但是为这些学堂配备开设新的中西兼顾课业的教师不是那么容易。办学堂的目的也不是进行公共教育，而是为了有效地训练出新的官吏。迈出第一步后，北京政权就发现新式学堂和老式科举考试制度不能像原来所希望那样同时并存，因为私人为科举办的旧式学校很省钱，容易办。所以到1905年为了办好新式学校，废除了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创建新学堂的倡导者之一张之洞，极力鼓舞学生们的士气，树立他们的形象。他规定他的学生一律穿浅蓝色的长袍，帽子缀有红缨子，甚至还编了一首教导人的歌：“神圣天子要人自强；卫生使人强壮健康；孝顺父母，敬重官长。”但是学堂不能挨着孔庙，校园里充满着变革的气氛。这时候军队的改革中出现了一个新人物― 袁世凯。他原是李鸿章手下的人，现在继承他任直隶总督。袁不是文官而是武将出身，他从1903 年起就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六个师的新军。他雇用了德国的后来又加上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比较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他的军官更像绅士― 至少有五个后来当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但是这支华北（北洋）军队仍然是省一级的― 和其他省一级军队（虽然实力不如它）属于同级，因为中国政府基本的原则是保持中央与地方的平衡。不错，军队在政府的文官结构方面已经占有优势― 自19 世纪50 年代起已经如此，但是一个由中央统率的全国性军队还不可能建立。中央集权的财政和坐镇北京的总参谋部还搞不起来。皇帝的谕旨起着立法的作用，告诫、训斥、针贬什么都行，但不直接处理事务，主要的执行机关还在于省。军队获得了社会威望，从东京回来的留学生（例如来自宁波附近的年轻的蒋介石）却抓住了军事训练权。不久，中国的新军军官团体中出现了一心想推翻满清的秘密革命党人。这些人都在现代军事斗争方面受过专门训练，比起那些受过秘密会党低效能训练的雇佣兵来，当然要强出一筹。为建立一个一元化的国家而进行的行政方面的改革，也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新的绅商阶级发展他们势力的主渠道在大省。在那些地方，私人创办的企业在18 世纪已经逐步增长，现在它们在机构设置方面也要发表意见。于是各省和有些市建立了主管外事、警察（或内务）、教育、商业、交通、农业和工业的厅和局等机构；北京也跟着设立了一些新的部，凌驾于这些新的厅局之上。省的商业厅首先成立了本省的商会、商务报以及省立的工商学校等；到了l905 年北京设立了一个商务部。但是这个部实际不过起一种结算作用。在活跃的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地，省级政府机构起主导作用，北京管不了它们。财政改革也因为权力不集中而受阻。中国没有、一个统收统支的“共同钱袋”。按照千百种不同的财源规定了征收的定额，另外规定各种不同的开支。按现代财政标准说，这个国家算是“低税制”；但是贪污腐败使得真正的富商大贾和有实力者任意偷税漏税，重大负担落在小生产者身上。国家收人都规定了开支项目：主要为了供养宫吏和军队。例如，从全帝国52 项来源收人的700 万两白银，是为支付北京的满族人的。改革税制，就威胁了这些人的饭碗，所以他们要抵制你。因为实行定额制度（实际上是田赋），真正税收数目谁也不知道，既没有预算，也没有决算。1910 年曾试图做出全国性预算，但不久变成一项猜谜游戏，因为各省和北京都独立地收集统计数字，制定税额，互不协调。把中华帝国当做和法国那样单一的国家，以北京为巴黎，事实证明根本不可能。最后，立宪制成为一时的灵丹妙药。这多半是由于日本自1889 年有了议会，接着在1905 年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而后者在打仗以前还没有议会，因而都以为议会是好东西。这个教训是如此显而易见，所以北京派了几批人周游世界察访各种模式。伊藤博文以他的政治家风度劝告中国钦差大臣，皇帝如果把宪法钦赐给国民，他就可以继续居于国民之上而不致受其束缚；无论如何，最高权力不能落于人民手中。这个话，慈禧太后当然是百分之百听得进的。1908年她宣布即将建立宪法体制。190据年她发布预备立宪诏书，以9 年为预备训政期。1909年各省由少数有资格的人物选出的咨议局成立并立即派代表去北京。这些代表到北京后，即要求成立真正的议会。1910 年10 月北京开了一个立宪咨议会议，但是全国的宪政运动无法实行。1911 年4 月清政府实行政府改组，指定了一个“内阁”, 13 个阁员中满族9 人，汉人只有4 名。过了6 个月，革命终于爆发。慈禧太后没有看到革命爆发。她是l 如8 年11 月巧日死去的，这是在平日健康的光绪皇帝死（11 月14 日）后第二天。这只是这位杀人不眨眼的高龄（74 岁）老佛爷一生中搞的巧合事件之一。中国的另一个篡位的妇人是唐朝的武则天（倪睁一7 解），那是一个支持佛教的官僚政治家，能力很大，是颇不讲体统的女皇。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就能理解近代的接近最高权力的妇女蒋介石夫人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什么会处于重大嫌疑之中了。慈禧太后死后留下的满清王朝领导层一无可取：一个小儿皇帝、一个软弱而贪婪的摄政王，一群自负和徒爱虚荣的年轻王公，一帮虚有其表的朝臣，凑在一起正好可以阻挠任何变革，而无法领导变革。1 侧刃年他们感觉袁世凯是一个太强硬的领袖，于是将他罢免了。同年张之洞逝世。王朝的末日终于来到了。在学生的革命运动和王朝的改革方案背后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统治阶级发挥着广泛的作用。在1860 年以前，甚至在l 即5 年以前，他们大多数是科举及第的儒生，其中绝大部分是地主，至少是富裕人家。到了1911 年，他们的成分大大改变了。现在他们中间包括了商人、银行家，甚至有些工业经营者和离开农村、住在新兴城市、只由管家收租的地主。此外儒生也已不仅仅是读四书五经的人，而是有西洋学问的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中还有受过现代训练的军官以及包括新闻记者、基督教徒和政客在内的职业人士。中国的政治复兴把很多新人带进到这个统治阶级中来，但是它的核心仍然集中在家庭富裕、与政府有关系的社会阶层，正如以下几位杰出领导人的经历标志出来的：江苏人张春（1853 一1926 ) , 1868 年乡试人仕后六次参加省里的会试，1894 年殿试取为状元，时年41 岁。但是他决心放弃宦途，从事工业。他雇佣技术工人，使用家乡南通长纤维的棉花，于1890年设立大生纱厂，以与进口的日本和印度的棉纱相竞争。他通过官场的高层关系，在纳税和吸收资本买进机器方面获得特惠方便。他的商业合伙人对他的帮助不大。他相继兴办了三家纺织厂，同时开始棉花种植，开办轮船公司、面粉、榨油和盐业。他还兴办普通学校、专科学校，修路，建立公园，在家乡南通开办孤儿院和敬老院等。他提倡在省内建筑更多的铁路和学校。1909年任江苏省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商业总长。唐绍仪（1860-1938 ) ，广东珠江三角洲澳门附近的香山县人。这里不仅诞生了他和他的叔父、著名买办唐廷枢，还诞生了孙中山和那个耶鲁大学出身、1872 一1881 年间任清政府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教育总监的容阂。青年时代的唐绍仪是第三批到哈特福德的中国留学生。在全体留学生被召回国内之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说英语的唐绍仪曾在驻朝鲜总督袁世凯手下任职。后来袁世凯被提升，他继续在袁手下掌管对外关系事务，特别是有关筑路的交涉。他是一个典型的爱国青年，是能用英语申张中国权利的人物。作为外交官，他使英国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他在外务部里设了一个专管海关总税务司的办公室。‘唐认为应该有中国人参与海关管理！）当时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这样一来，至少名义上是中国人管了。他又帮助重新禁止鸦片烟。这些事和其他一些恢复中国权利的改革事项，使他在外国人心目中成为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伍廷芳（1842 -19922 ) ，生于新加坡，因此算是英国臣民。伍原在香港英国学校读书，毕业后任法庭翻译、报纸编辑，后又赴英国学习法律，是香港第一个中国人律师，并任立法会委员。1882 年后人李鸿章幕府，办训练学校，建筑铁路，后人外交界。伍两次出使华盛顿（1897一1901 年及1907 一1909年），并参与清朝律例改革。统治阶级中的激进派士大夫虽然都有一种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包围圈中拯救出来的民族主义雄心壮志，但他们在1909年以及以后年代，主要还是通过省一级机构，更具体地说，通过省咨议局作为活动的渠道。中国的一个省同欧洲的一个国家面积差不多。省同省之间，由于文化、历史，特别是方言、饮食习惯、经济与战略地位各不相同而有所区别；同一省内，由于民间传统风俗习惯有共同之处而易于接近。爱国主义从家乡开始，新中国的士大夫也最容易在省会结合起来，因为那里经常是考试和新军训练的中心，也是接受刺激变革的外来事物的地方。因此“同乡关系”是体现广泛的民族主义情感的最有效方法。在旧有行帮会馆之上，现在又有了商会；同时在士大夫中间由于外国的侵略（以及外国的榜样）产生了“自治运动”。这两者都是在省一级成长起来的。在一个又一个事件上，省的利益和全国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的努力相对抗。汉族反对满族的情绪也见之于各省反对中央的活动中。最突出的是在建筑铁路问题上的“护权”运动。经过极其缓慢的开始― 中国在1896年只有大约240英里铁路― 帝国主义者于1898 年替几个外国银行辛迪加获得了修建并管理几条铁路的权利，合同规定若干年后对外国股东还本付息。省内的商人、士大夫团体则要求自建铁路以为对抗，但是又没有足够的资金。他们认为，北京的建造国家铁路计划是向外国人出卖权益。1911 年北京试图收各省筑路权为国有，这自然也是技术上所必需。四川省的士大夫就发起了一个’‘护路”运动，强烈辱骂清政府。这个辛亥革命的前奏曲，是典型地由一些地主商人出身、在日本留过学后来参加了省议会的“举子”们带头搞的。四川省的主要秘密会社哥老会参加了推翻满清的运动，但是不久被新士绅领导的政权排除出去了。由此可见，为世纪初中国的统治阶层颇为活跃，但是中国的农民则无动于衷。绅商合流的兴起，给农村的社会生活带来很不利的影响。在土地上的商业投资，增加了土地的价值。同时老式的地主士大夫纷纷迁移到城市里去了，他们和他们的佃户间原有的相互依存以致个人间的互相往来关系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非个人的市场关系。村社共同体意识也没有了。此外，下层士绅（比一般百姓高一层）也被卷人金钱来往中，从而加强了地租负担和对农民的剥削。自耕农输给了城市里的大的土地投资者― 有点像美国农业家庭面对着农业经营公司的金钱势力那样。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新的士绅商人混合阶层使用武力加强了城市对农村日益加重的剥削。19 世纪5O 年代以后，地方的叛乱是靠新建的地区和省属部队加以控制的。随着19 世纪见年代清政府势衰力竭，地方控制武装反映了中央权力的衰落。下层士绅中的土豪恶霸也开始运用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样，地方的军事化就得其所哉。1916 年以后军阀横行正是这种趋势的最终表现。2O 世纪2O 年代，这一切情况结合起来，使富裕的广州与香港之间的农业区农民变成了“地主的奴隶， … 租子是在收租院里交，院里备有梯子、绳子、铁链、皮鞭、棍棒和其他酷刑工具。欠租不交的农民被锁在院里，有时用绳子捆绑起来，直到他卖了自己的牛或亲生儿子，或卖掉他的妻子，才放掉他”。在实行各种改革时，谁也不找农村里的群众商量一下。农民们为了兴办现代学校、公路、军队、工业，负担了更繁重的税，但没有一件事改善了他们的境遇。在农村中，群众对于现代化的反应，常常是强烈的反对。新中国要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加重了捐税，而且在给农民一点利益以前通常是先搜刮他们一通。1911 年的革命，基本上是一场失败，不是一个创造。清王朝是灭亡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共和国之父孙中山博士这时正在国外，在美国募捐。同盟会发动了第十次暴动。当暴动于19U 年4 月在第二号领袖黄兴领导下在广州发动时，多次出现的小魔障又发生了― 保密不慎，临时变卦，联络不周― 最后弄到起义者张三不认识李四，彼此开火，大家都被驱散为止。191l 年10 月10 日的起义是仓促发动的。原来，新军军官的密谋被泄露了，于是不到叹心）士兵只得起来救护自己。满清的总督和督军都吓跑了，一个本省的协统（旅长）被迫出头统率临时政权。在六个星期中，所存华南、华中各省以及东北的几个省，相继宣布脱离满清，实行独立― 真像野火一样，不过只限于省一级。几乎每个省都由“新军”的指挥官担任省的督军，同省议会共同组成新的省政府。事实上就是一省的温和改革派，以宣告独立来继续保持他们的士绅统治。用这样的办法，他们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维持住他们在各自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他们远远无意于社会革命。根本谈不上群众参与。任何地方有农民闹事，立刻就被镇压下去。同盟会领袖们必须赶快控制事态的发展。第二号人物黄兴坐镇武汉，对付北京派来的清军。这时袁世凯已被召回并按照他自己提出的条件出任总理并任这个气息奄奄的王朝的军队总司令。他同起义各省在南京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同盟会领袖进行谈判。谈判中，由唐绍仪代表袁世凯，伍廷芳则以外交部长资格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刚好赶回南京，于1912 年元月l 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他立即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民国，他就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几乎所有爱国者一致同意的是：中国必须有一个代表各省的议会；国家必须统一起来，以防止外国干涉（按指日本）。当时，袁世凯被认为是军事组织者又兼改革家，是惟一有能力、有经验、有威信可以领导政府的人。袁就这样做了。儿皇帝溥仪于1912 年2 月12 日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在南京被选为总统．于3 月10 日在北京就任。通过这一系列特殊的妥协，中国避免了一场持久的内战、一次下层阶级的起义和一场外国的干涉。一个主要问题摆在前头：谁和什么东西将取代天子和全国政府的位置？到这个时候，很多革命的年轻人都已广泛熟悉了（至少在纸面上）西方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像日本的改革者一样，他们能引据西方思想的经典，把他们自己的遗产看成过时的东西加以摈弃。然而中国的问题和实际情况还是客观存在的，并没有变得那么快。在中华民国的初期，外在世界的许多思想最终都被讨论和试验过，但是能站住脚的为数并不多。第三部分 第一次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10 中华民国早期及其问题这一章和下一章将分别讨论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情况。民国早期政治生活的名声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爱国的、主张国家统一的人后来对于军阀时期的混乱不胜沮丧之至，总是用辛辣的言语咒骂它。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里颇为可观的文化成就，到最近才受到研究。它们的景况是欣欣向荣的。这种政治的和文化的纪录的对比，按我们迄今为止所评价的，无疑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的紧张状态，将来总有一天这两方面的情况会归总起来，绘成一幅平衡的图画。先从政治方面说。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新中国的民族主义曾经要求在国防上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政权。在对外关系上，则突出表现为身居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是国家的保卫者和统一的象征。但是在当时，中国的民族利益倒很像满清泊帝国时期那样― 例如在亚细亚内陆，外蒙古和西藏都说要脱离民国而去。换句话说，中国本来可以宣布为共和国，但她仍是一个帝国。满族接管了亚细亚内陆的结果，为中国在大陆方面创造了几个在北京控制下的缓冲地区。共和国要放松这些亚洲内陆地区，任其自主而不成为一种战略上的威胁，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革命，使中国人民得到一种自决权的革命，却使它在西藏、新疆和蒙古人民面前显出一副殖民帝国主义的形象。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民族主义是有感染作用的。可是中华民国在亚细亚内陆又不得不反对民族主义。但是，把非汉族人民称作少数民族并鼓励提高他们的文化，而同时否定他们的自由，这种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苏联继承的俄罗斯帝国也是一样）。亚细亚内陆各民族一度脱离了北京的控制。俄国在外蒙古的贸易和影响日渐增大；另一方面，中国对外蒙古的人侵和课税受到僧恨。1911 年12 月，外蒙古援各省之例宣告独立。1915 年俄罗斯、外蒙古同中国三方面谈判达成了一项很周全、圆滑的协议：中国保留了名义上体面的宗主权，外蒙古取得了地方自治，俄国获得了经济权利并负责训练蒙古军队，实际上把外蒙古变成了它的保护国，因为外蒙古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在西藏，满清政府以比对蒙古更为强有力的手段确立了对西藏的宗主权。北京曾宣布要改革西藏古老的神权制度，并于1910 年派兵驻在拉萨。原来统治西藏的达赖喇嘛逃跑到印度，但是1911 年辛亥革命后他又回到拉萨，并于1913 年宣布西藏独立。1914 年中英西藏三方谈判，产生了另一个模式：西藏实行自治；英国承认西藏独立；中国不承认西藏独立并继续保留对西藏的宗主权。英国在西藏有很大的商业利益，但没有像对印度那样，宣布它是保护国。西藏人自己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但没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受到国际承认。中国仍然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来外蒙古脱离了中国，滑人苏联阵营，而西藏继续在法律上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国际法上没有独立的资格，因此也受到中国革命的很大影响。新疆是个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穆斯林、中国穆斯林、汉族回民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是不容易加以控制的。清朝驻军主要是在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他们必须对付当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游牧民和夭山以南喀什地区沿过去通商路线水草地区居住的维吾尔人。这个地区的汉族人只占总人口的10 % ，所以清朝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针。好在1912 年政权落在一个叫做杨增新的大城市毕业生手里，他在甘肃有过长期的统治经验，后来在水草地区的阿克苏和省城乌鲁木齐也长期统治过。杨增新从1912 年到1928 年他被暗杀为止的统治情况，作为旧科举出身的一个行政宫员来说算是不错的。他对当地人民不过分课税又要维持驻军开支，他不得不镇压一切地方的叛乱而又使新疆不卷人中国各地的军阀混战。他还要和苏联打交道。在1 势0 年至1924 年之间，他不得不同苏联谈判商务，接受后者的经济渗人。但是l 兔8 年他完全归附于国民党政府，归附前夕被他部下的一个对手暗杀。新疆就是这样整体说来处于中国政权争夺圈外，但仍隶属中国，在镇压异己的高压之下保持一定程度的进步。袁世凯当时财政上困难重重。各省收人减少，他的政府一直入不敷出。清政府已在1911年4 月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取得一笔外债借款，现在袁氏又要通过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谈判借一大笔外债，约2500万英镑。这笔以盐税为抵押的善后借款，是为了支付袁氏的军费开支。这笔在外国人看来“够气派”的大债款被爱国人士指斥为“大出卖”。袁的主要问题在于体制方面。革命在1912 年废除了长达2100 年的君主专制，同时它使中国群龙无首。它总要找出一个人来主持政府。袁世凯接任了中国的皇帝，但他没有皇帝的权力，没有宝座可坐。过去的天子，哪怕是蠢笨的，也具有一切特权和支持他的各种现成机构。他除了是全国行政机构的核心人物之外，还应该是国教― 孔教的大法师、三军的总司令、文学艺术的大师，用现代术语说，是行政、立法和司法的首脑。1912 年的袁世凯具备了这些身份中的某一些，但不具备其他的身份。这个专制政体的头头被推翻了，替代物并不自动出现。所以当中国获胜的民族主义正要求强有力的领导时刻，领导的机体却扳开修理去了，要变换模型。中国不是在激流中换马，而是从一驾四匹马的马车换乘一辆没被洪水冲走的豪华小汽车，袁世凯能够为他自己创造一个国家元首的角色吗？1912 年袁世凯掌握政权时，他是52 岁。他以往的经历是令人注目的。他虽出生于一个懦生一官吏的世家，但他放弃科举考试的前途，投人军伍行列，受李鸿章提拔，他26 岁时就摧升为中国驻朝鲜的总督以对抗当时在那里的日本势力。他以一个新派人物、特别是通过训练新军，取悦于慈禧太后和满族大臣。自1906年以后，他的军队由北京直接供给给养。早在1895 一1890年间，他在天津附近的小站训练新军，于l901 年继李鸿章之后在那里任直隶总督，因而成为朝廷改革派的一个领袖。慈禧太后死后，他一度于l909年被清廷革职还乡，这事反使他增加了声望。1912 年他当总统时，他手下已有一大批新军将领和一批有改革思想的官吏可资任用。他知道怎样使旧制度运转，但他的长处反过来又成了他的弱点― 他对新制度一无所知。1912 年中国多数爱国人士都接受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世界一般标准（至少说西方标准，在当时两者都一样），因此她必须赶上去，应有一个国会以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以主持行政。当时外国的模式，大都表现为几个政党组成一个国会。而中国也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的政党。这些政党多半是围绕着一个有名人物凑合起来的派系，并没有什么政治纲领。至于内阁，它究竟应该对总统负责，还是对国会负责，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同时，阻挡着这些计划的，还有一些从古老帝国的孔孟之道承袭下来的绊脚石。第一，在社会结构方面，统治阶级的士大夫阶层已经扩大并分化了。虽然农民群众小规模的骚乱很快都被镇压下去，但在政治上仍然有很大潜在力量。通过普选― 按人头算― 实行多数人统治的办法，还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让愚蠢人当道的选择官吏的傻办法；代议制的观念还没有确立下来。因为才能、资历和资产而被录用的老规矩，人们还以为理应当继续不变。第二，政治权威― 治乱之道，人们还认为在于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个人对于当权者忠诚不二，仍然是内部和平的基本因素；制定法律是统治者的事情，甚至于行政与立法应该分立的思想都很少有人理解，接受它的人更不多。第三，价值观念― 有道德的人施行统治以利于百姓，像儒家教导的那样，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和为贵”，和谐应该受到奖誉，而不要在法律上讲得失，搞竞争落整个行政应该统一起来，拥护统治者。任何主张现代化的人如要改变这些多年承袭下来的想法，都要打一场攻坚战。举例说，孙中山就相信内部和谐符合于民族利益。袁世凯在1912 年哄骗他来北京进行协商，以便成立一个单一的全民性的政党。孙中山说：“我们的国家大难当前， 一不应再坚持不同的党派政策。”他又说：“中国的目标在于赶上并超过列强，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列强。”孙中山的助手黄兴说，他们应该使新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孙中山和黄兴都宣布对袁的信任，自己则退出政治，分别从事铁路和矿冶建设，这是和谐的、也是袁世凯统治的黄金时刻。当1912 年3 月袁世凯总统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并组织内阁时，唐发现在他的内阁究竟是对他本人、还是对总统、或是对国会负责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无法定夺。他还是组成了一个内阁，但这些阁员觉得应该听从袁总统，而不是唐总理。这个总理没有预算，没有党的组织，没有靠山，甚至没有指使阁员的权力。到6 月，他只好辞职，内阁制变成了总统制。同盟会的年轻领袖、湖南人宋教仁正在领导一个筹备多党议会的运动。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的革命组织者，深深地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自由理想。他已经像杰斐逊那样起草过一部临时宪法。1912 年8 月他发动革命同盟会和4 个小党派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新党― 国民党。1912 一1913 年冬中国曾搞过一次全国选举，但仍然是在极有限的、间接选举的基础上进行的。l 吠珍年省议会选举规定，合乎资格的选举者比率是全体人口中每1000人有4 名，即远远不到l ％。1912 年这个数目增加到大约人口的5 ％。当时选举这种事是非常新奇的，有选举资格的人受着严格的学历和财产的限制，它只能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活动，因此几乎不可能引起海外的注意。这个中国第一次和惟一的一次为组成自由的代议制政府而进行的选举活动，原来是想选出省议会议员和国会两院议员的。宋教仁指挥了国民党争取士大夫们支持的竞选活动。和其他人一样，他主张全国统一，但是他强调各省的自治，这就要靠选出来的省长，而且要通过各地的地方自治来实现。总理将由国会中的多数党来选择。1913 年国民党取得了国会中的多数议席。宋教仁受到鼓舞，希望能用立法的宪法手段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希望把他作为一个傀儡。用花样翻新的选举运动和分散权力的活动对袁世凯权力的威胁，使他觉得是近乎谋害似的不忠诚。他曾枪毙过好几个罪过比这小得多的将军。他正为他的中央政府寻找财源感到手足失措，现在更觉得四面楚歌了。于是决定用他的办法对付。他动辄用暗杀消灭对手的办法已经使革命者警觉起来。革命者暗杀官吏，已多次实行，并且被认为是忠诚于事业的表现，特别在他们被捉住的时候。现在搞暗杀的却是最高当权者，因训练用于中国城市的现代警察而闻名的人物。当他正在寻找解决政策争论的有用办法的时候，就像一个倦于为人整骨的外科医生一样，索兴锯腿截肢，又快当，又省事。袁世凯碰上了要当国会领袖的宋教仁。宋天不怕地不怕，一心要勇敢地试试在中国行不行得通国会民主。但是在国会开幕前，袁世凯于1913 年3 月派人在上海北火车站把他枪杀了，宋死时年方31 岁。袁世凯立刻制造谎言说，暗杀是宋的湖南同乡黄兴搞的。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久，上海法院（当时不在袁的控制之下）公布了事实真相。同一天弘袁宣布善后大借款谈判完成，五个外国政府正式承认了他的政府。他又一次实行暗杀而免受惩处。帝国主义列强知道怎样让它们的面包在中国涂上黄油。它们能够同袁世凯一道工作了。他不会用石头砸坏它们的船，也不会动员义和拳式的起义来反对外国特权。这里简单总结的这段故事，只是当时一大串事实中的一桩而已。那个时候令人关切的事实，最重要的是帝国主义连续不断的威胁，特别是1914 年欧洲疯狂地投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华的威胁。日本军队很快地接替德国进人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然后日本在19 巧年向袁世凯总统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降为日本的保护国。英国建议妥协，美国的意见是反对。袁则半推半就。这个事件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一贯的软弱，但也同时表明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心目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袁世凯得到外国的承认后，胆子更大了。他从各方面扼杀国民党，撤换了它在南方各省的军事督办，镇压了他们在1913 年发动的防卫性叛乱，解散了国民党党部。他在恐怖统治中解散了国会，然后又废止了各省的省议会和地方议会组织。最后他宣布自己为终生大总统，接着又宣布自己要做皇帝。最后这一点，他做得太过分了。军事讨伐制止了他。袁于1916 年6 月心力衰竭而死。袁世凯出卖共和这件事，给历史学家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一个坏人会给令人悲哀的事带来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出某些体制因素在起作用。举例说吧，袁世凯时期的政策依然是通过函电、汇报、批示等等传统方式制定的。官吏们把事件和他们的行动汇报给上头的一个人，他就用同意或不同意，奖誉或斥责来回答，然后便决定了政策。在这种仓促的、封闭式的执行程序中，插入任何一种根据错误信息而采取的行动，或自以为有什么立法特权而妄加评议，不但无益，简直是危险的。把责任分散开来有什么好处，很少有人看得出来。不错，美国人是以“分权”的方式统治他们自己的，但是那是在以法律至上为原则下实行的。而中国政府仍然是个人说了算，由“能人”主持，他负有具体责任。在一般中国人看来，甚至在革命者看来，宋教仁所作的努力，似乎是在起分化的作用；尽管他之被刺死令人惋惜。民国初年的一个失误，是袁世凯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大概这是一切为保留权力而挣扎的首脑人物的通病吧。至少当时的美国公使馆认为他“眼光短浅 一他除了旧政权的极端主义外，有关政府的事什么也不懂”。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就像加世纪初的满清政府的目标一样。他恢复了对孔子的祭祀和其他古老过时的旧习俗，同时以恐怖手段扼杀新政、解散国会、查禁报纸杂志。他在北京还到天坛按照古代帝王方式祭天，虽然他摩登得很，是乘坐钢甲小汽车去的。他的政治幕僚们声称：“我们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一切不平等的标志都废除了… … 因此祭天也应一视同仁，普天同祭。”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皇帝。这就是中国改良了的民主，是恢复和利用过去的东西而取得的民主。结果是一种形式上保守、实质上颇为积极的、在某些方面现代化了的独裁。能不能不是这样呢？杰出的外国观察家们，依据他们对中国少得可怕的知识，曾经认为皇帝是需要的。英国人詹姆斯 布赖斯写过一本推崇美国民主的书《 美利坚共和国》 。他在中国旅行过中国，曾建议中国恢复君主制。一度短期访问中国，因而也被认为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 艾利奥特曾经帮助安排美国政治学协会首任会长古德诺做袁世凯的宪法顾问。这位古德诺教授根据他在北京的经验得出结论说：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东西。法制，个人的权利，甚至于纪律，都一无所有。他说：“专制主义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了对于政治权威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实在说来，这些英美关于民主问题的专家们提出的结论，和梁启超、孙中山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中国人民需要一个训政时期来建立一种公民的意识、一种公共责任心。不幸，美国政治学协会落得一个坏名声，因为古德诺博士似乎支持了袁世凯复辟帝王独裁的活动。北京大学校长曾经宜称，山东省督军“体格是个象，脑袋是个猪，脾气是老虎’，。这个人（张宗昌）是名不虚传的军阀典型。他出身于一个“贫贱人家”，当过一阵子吹鼓手，给人剃过头，并且当过给人驱鬼拔邪的巫师。他身材魁梧高大，有6 英尺多，打起架来什么都不怕。他在1904一1905 年日俄战争中给俄军打过仗。20世纪20年代他发迹当权后，还收养着4000人的白俄卫队。他分类挑选的40 个“后宫”女子中还有俄罗斯人。爱说怪话的人叫他是“狗肉将军”。还有一般人知道他绰号叫“老六十三”，因为他的阳具挺直时同63 块“袁世凯”银元像起来一样高（这一点从来没有人核实过）。在他统治北京时期，他枪毙过编辑和新闻记者，在山东他杀死过秘密会社的农民会员，然后把他们的头挂在电线杆上。他是贪婪和残暴的化身。他从行伍起家，曾拥护试图控制华北的“满洲大王”张作霖。“狗肉将军”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他军阀在他们走上政坛时起初也打着改革者的招牌，实施一些现代化的改革，表现关心人民的样子。后来权力斗争激烈了，他们就剥削每一个可以剥削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军阀是政治秩序彻底分崩离析的象征。他们试图坐在一个被彻底被坏的社会的上面。在这个社会里，地方恶霸、土匪头子和小军阀在政治上代表着一个日趋混乱的局面。军阀时代上自袁世凯开始，下至蒋介石为止，两者当时都统治着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实体。在1916 年袁世凯死后到1928 年国民政府统一这12 年中，是军事统治下的政治分割，其中多数分割者是各省的督军。中央政权自19 世纪中期以来日趋没落，尽管形式上仍然是北京政府，掌握中央权力，同时它也还管着驻外使节和邮政局以及一些其他内政事务。不管是外国列强或各省军阀，没有一个人要求中国破裂，也没有一个军阀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朝代。相反，他们试图组成联合体来反对别的对立的联合体，但他们都是用军队这么千，不是用思想或政党来动员群众的拥护。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军阀大都划地为牢，他们的军队规模也很有限。他们够制造或购买军火，也可以征募兵丁，指挥军队到处去祸害，但是不能建立起稳定的现代式政府。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在另一方面，即在各省当局和外国人之间出现了断裂。巾央政权没落，外国势力却钻了空子，增长起来。举例说，当1911 年各省宣布独立的时候，海关总税务司这时也受到威胁了。这个司是掌管中国的外汇收人和债务偿付的，这时它却不仅仅估算海关税收了。海关的外国税务司第一次把税款存人并汇给在上海的国际银行团。这样做是省下了中国的外汇，不必向外国借了，但是却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个时候，不平等条约已经许可外国人以半殖民地方式参与了中国人的生活。外国人虽不控制中国的整体，他们的特权却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他们插手市政和全国性的公共事务管理，在海关、邮局、盐务署等机构中，继续以中国政府拿薪水的行政职员资格工作着。当然，关税和盐税都已划定为偿还外债和赔款之用了。在主要的通商口岸城市，其中最大的是上海，外国领事们负责租界里的政府事务，例如英国控制的上海工部局。中国多数大城市都有水路通航，因而英美以及其他国家的炮艇在出乱子时都能开去镇压和警备。这就使得通商口岸城市（即大多数主要城市）成为避免军队践踏的中立的避难所。上海代表了中国现代化最好和是最坏两个方面。像其他后发展国家一样，这个海滨商埠成了大都会。在帝国时代，苏州是长扛下游的大商场。但是随着长江三角洲逐渐扩大到海边，上海逐渐成为内河帆船和从海南到满洲大量沿海航行的各类轮船的汇合地点。长江兰角洲的位置方便了上海的发展。这里是全帝国最丰裕的产米区，明清500 年中每年从这里经由大运河把大米供应到北京。上海不仅得到这样一个物产丰饶地区的供应，还有运河和铁路，交通方便之至。上海在外国庇护之下发展起来后，就可以和随着欧洲侵人东方而成长起来的其他海岸商埠相媲美了。像仰光、孟买、曼谷、加尔各答、新加坡和雅加达等城市，在和欧洲进行海上贸易以前，都是不太重要的。自从太平军起义将苏州的绅士赶到外国炮舰保护下的上海以后，上海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一个在外国司法管理下中国人聚居的新城市了。上海就是这样扮演了许多角色― 首先它在l843 年之后是现代化和外国商业的发源地，1890年以后又是工业的发源地。在出版业、报纸和日趋活跃的舆论的支持下，上海还成为中国改革和革命思想的主要中心。现代城市中洋化的公用事业与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外国思想和风俗习惯以及中国政府主权和外国领事们主持的治外法权之间的不平衡相伴而来。当蒋介石在1943 年发表他著的《 中国之命运》 时，他认为上海是一个邪恶的污水坑，的确不错，那是他从亲身经历中知道的事实。上海市地方市政管理发生过一个怪现象。市公用事业原来都是在上海工部局之下建立起来的，1910 年时还是在英国商团控制之下。工部局后来把租界的道路扩展到租界以外，从而扩展了工部局的管辖范围。工部局原来在它的下面雇用中国人管各种事务，现在又弄来许多印度锡克人当警察，来管理中国人。在接替赫德担任总监督的一个英国人的管理下，中国海关管着商埠事务。上海的生活方式在外国人眼中一望可知是半殖民地式的。上海俱乐部还是不准中国人进出。现在改为人民广场的跑马地当时还在赛马。青年会、耶稣教、天主教办的大学把西方文明的影响带了进来。但是源源不绝来自广大农村的中国大量劳动群众还没有组成工会。在工部局控制之下，工厂立法非常迟缓。上海人口还是不断增长，因为这个通商口岸既是一个工商业中心，又是逃避军阀们强取豪夺的避难所― 一出租界地就可以看见那种强取豪夺的景象。在这种半殖民地环境下，上海的中国政府的行为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的管辖权在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以外，限于租界以南，所以中国政府管辖的不过是上海市的边缘。甚至于大上海市的想法，是到沁世纪加年代才想出来的。可以肯定有一个中国市长帮助外国领事处理涉及中国人的法律案件。在l925 年以前，上海会审公堂是代表中国政权的推一机构。在这种情形下，管理中国人的空隙就由一个叫做青帮的地下组织填补了。这个组织是一个以拜把兄弟结盟方式结合起来的秘密组织。它用武力或金钱胁迫它的成员从事现代城市中一切肮脏活动― 成批和零星的卖淫，对商人勒索保护，同外国警察（特别是法租界里的）行贿勾结，控制贩毒，特别是鸦片。从长江上游偷运到上海的鸦片烟日渐增多，工部局无法禁止，于是外国人就和中国秘密会社互相勾结，便宜行事。这里的几千个外国居民深深相信：中国人是天生为非作歹、招摇撞骗、背着政府于坏事的。同时，在商业方面，内地轮船航运仍然主要掌握在英国商人手里。当时中国各省都有煤抽代理站，煤油是最普遍行销的现代商品。农民用它点灯来代替蜡烛和植物油灯，可取得更大的亮光。这种煤油是由美国德士古公司或英荷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所属的亚洲石油公司销售的人。另外大众消费最广泛的一种外国货是英美烟草公司（主要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 杜克掌管）的卷烟。该公司的买办们把烟草种子和贷款发给华北的烟草耕种户，然后收集他们的产品，供给加工中心和几个大的卷烟工厂。烟草业中，从东南亚来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开始同他们竟争。中国公司在这以前就同外商竟争了。在一些外国控制地区，首先是英国殖民地香港和上海公共租界，一批中国商人很快地脱颖而出。几百个小的教会学校形成的网络以及教堂、诊所和医院散布在各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渐增多的中国基督教徒、有现代头脑的和爱国的人们的创造。他们响应基督教义的号召，并认为这些设施对改善中国现状是有效的。随着旧有的信仰在纷乱中失去生命力，基督教就有了比17 世纪明清过渡时代更广泛的发展机会。这些宗教设施和商业设施中的大部分职工都是中国人，这些人是共和国新兴的社会成员。他们都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因为条约中治外法权条款规定，所有外国人和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佣人，除非通过他们自己的领事渠道外，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这样，中国的半殖民地位保护了相当一部分公用事业免于军阀的蹂肺。同时，正像玛丽 赖特教授说的：“外国太上皇的地位既辱污又激怒了中国爱国者，但同时给了他们效法或者避免的范例。’,总而言之，军阀行径是一种奇异的有限度的混乱。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国洋化了的、现代郊区的边缘地带，也没有直接打击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军阀和传教士有时候会互相勾结起来：有一个住在成都的美国传教士的妻子发现城外围城的军阀士兵正朝教会住宅开枪射击，她就写信给城里和城外两方面的头目。这两位将军居然下令停止射击，让这家美国人从城的北门溜出去度假去了。军阀们沿着水路、铁路和新的公路调动他们的部队，他们经过哪里，就靠哪里的老百姓供应，以苛捐杂税把他们管辖的省敲诈得精光。但是他们实际打仗是有限的。中国人民从直接的破坏中受到的祸害倒不是最多，最严重的是慢性的摧毁：大河堤坝不维修，听任黄河泛滥；鸦片恢复生产，因为贩运或者走私可以勒索重税；经济生活支离破碎，长期投资越来越少，资金亏损娜用超过投放，就像修了铁路而任车皮搁置磨损。此外还有滥发钞票，通货膨胀。最糟糕的是在这个“以德治国”的国家里，公共道德败坏至极。梁启超几乎绝望地说：“在今日中国，只有欺骗、狡诈、恶毒、残忍的人，才能得其所哉。”探索军阀横行的政治，就好比要记住一个你从未访间过的城市的公共汽车路线一样，而这些路线每天都在变来变去。我们自己会弄得糊里糊涂，越发对中国人民不得不在其中生活下去感到难过。现在我们不妨掉过头来看看“基督将军”冯玉祥（1882 一1948 ）的经历。这是一个身材硕壮的军人领袖，农民孩子出身，11 岁时开始当兵，后成为华北陆军模范旅长。他关心部下的甘苦，接受新的思潮。能说会道的莫特牧师在中国青年会宣教时，于1913 年接收了他洗礼。有一个时期，冯同传教士们来往较多，他们把他看做当代的克伦威尔，他以新教的严酷规矩约束部队。冯曾否用消防队水龙头来给部队洗礼，还没有查考过，但他的确在实际生活中教育部队，如提倡修路、种树、在驻军的地方实行进步的改革。他当了督军和大军阀之后，把他的部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并开始和苏联打交道，希图取得武器。但是有一次军阀混战时，他也像他的对手一样征兵征粮，强制征税，他的军队也照样掠夺百姓。他做的一件最惊人的事，是倒他的上司吴佩孚的戈，联络他们原先的敌人张作霖。他自己在1924 年进驻北京。但是时间过去，伤口结了疤。1926 年吴跟张又携起手来，将冯赶出北京。后来打败了其他军阀的蒋介石，把玛拉到一边，名义上让他做副总司令，听任他在人看管下住在草屋里练习书法，学习英文，如同我们有些人在1943 年在重庆郊外看过的那样。这200 名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和他们那些步履跳姗的队伍，在1916 一1928 年军阀混战年头代表了什么东西啊？第一，现代武器的优越性，造成了一个人口过剩国家的麒武主义。在这个国家中武备的扩展超越了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第二，老的绅士、商人、官吏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政治组织基础上团结起来。第三，正当民族主义似乎取得胜利的时候，民族进取心却处于低潮。这已足以激发起任何一个爱国者了。一个新的思想和文化的创造时代显而易见已经成熟了。11 新文化和中国的人文教育到了1919 年，中国的政治主体― 学生、教育者、农村有实力者、城市商人、政府公务员、工会以及前面说过的军人― 充满着被压抑的爱国主义激情。1912 年日本夺得德国在山东省的原有地位，以及1915 年的“二十一条”，在人们的心中都记忆犹新。凡尔赛和平会议正在召开，全国人民关心会议结果是否让日本继续占领山东。当人们知道日本的要求不但基于19 口年与英、法、意三国达成的秘密战时协议，还基于1918 年日本和北京安福系政府间的密约时，无不感到奇耻大辱，义愤填膺。1919 年5 月4 日，不利的决定新闻传到北京后，北京13个院校3000名学生在故宫前的天安门集会示威。他们的宣言是：“中国的土地或许会被占领，但它不能割让！中国人民可能被屠杀，但决不投降。我们国家将被灭亡！同胞们，起来！”紧接着游行时，一个亲日派官员遭到痛打，另一个家被放了火。这一颗暴力的火星点燃了全国人民愤怒的火焰：商店关门罢工，工会罢工，学生运动较前更有组织，积极主动，声势浩大，北京的军阀关押了1150 名学生，监狱不够用，还用了一部分大学校舍关人，使形势大为紧张。在公众的普遍抗议下他们最终被释放。民族主义获得胜利，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这场发生在5 月4 日的运动被中国用数目字的方法称为“五四”运动。每一个观察家对这场运动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已起源于这场运动。中国国民党则不这么看。在当时，“五四”运动确实采取了激烈的方式，但它比其他运动流血要少。作为整个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首先，同1916 年到1928 年的军阀时代对比起来，中国开始进人一个一般被称为国民革命的政治革命阶段。它的政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两个列宁主义式的党当时都宣传它们要在全国实行独裁。孙中山东山再起，1923 年回到广州，在苏联指点下，改组国民党，在共产党帮助下成立一个统一战线，并在1904 年建立了国民政府。孙的后继者蒋介石于】 926 年指挥北伐，从广州打到长江，反转来又打共产党，1928 年在南京建立起右派国民党政府。与此同时，1921 年正式成立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则在国民革命中同国民党既竞争又合作，而在1 兜7 年破裂时几乎完全被消灭。这样，为世纪沁年代的全部新闻都是政治。它吸引了历史学家的整个注意力，正像他们总是从相当远的距离审视战争和暗杀那样。不过，在1916 一1928 年间，还有另外一个过程在进行中，这就是当军阀混战（主要在北方）和国民革命（主要在南方）进行时，同它们平行的一个多元的知识、文化、学术运动也在进行着。这场运动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主张：创建一个新中国的新思想只能来自在政治行动之前进行的艰苦的学习和思考。这种新文化运动试图避开政治的腐败活动。从事这个运动的人们提出不跟政府发生关系，这在自古以来最有学问的人差不多自然都做大官（“学而优则仕”）的国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步骤。他们的目的是将现代知识应用到中国问题上去。这就得建立一套学术制度和机构以作为必要的工具，来培养一个有批判头脑的、富于创造性的新的知识领导层。这个运动是由几百个年轻学者领导的，他们主要是从西欧和美国获得启发。在这方面，他们不同于受布尔什维克革命范例所鼓舞并遵循苏维埃模式的党的组织者。与此同时，关于救国问题，中国的保守思想（现在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已亮明了一些主要观点。革新运动的一派人爱讲“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这派人并不否认进化的事实和各国之间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的事实，但是关心的焦点在文学、语言、风俗和宗教，总而言之，在中国的价值制度方面。梁启超在1911 年革命以后，作为反对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而提出“家族主义”，以此证明一些基本的家族主义价值观念，例如“属”、“名分”等。这种中国文化价值的分析，支持了而且实际上表现了民族主义。从内涵来看，它是同现代化相矛盾的，人们至今还是这样看的。对中国而言，这种观点的含义是：某些孔夫子的原则和深奥的价值，在进化当中仍然会存在下去，它们只能慢慢地改变。按照这种看法，文化总是走在政治的前面，而全盘西化是一个大错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选择输人什么机器而已。梁启超对于1919 年的凡尔赛和会所抱的幻想彻底破灭之后，看出在这个和会上，中国的权利被人抹杀，显然财富和武力胜过了真理。他的宇宙观迈出另外一步，他回到中国，感到导致世界大战的这场屠杀的欧洲文明，缺乏一种正当的集体观念。西方奉行理性科学至上和着重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结果是使西方走人迷途。在另一方面，康有为想把孔教定为国教的企图不符合基本的文化定义。简单说来，宗教在西方虽曾在国家与教堂二元领导下，却与政治是分别开来的。可是在中国，孔教国家却包容了文学、哲学、政治和国家对皇帝的崇拜，并且将它们统一为一个整体。1911 年革命以后，各省都纷纷成立了孔教团体，力图使中国传统的精华永远传流下去。有一种看法认为，立孔教为国教与现代科学并行不悖，但是这种看法只不过是一种可利用的计谋而不是基本的原则。另外一种看法，坦率地说，就是玄学，或形而上学，认为科学的理性和机械学，都不能包容心灵的直觉生活。这里显然存在着佛教的影响，把物质的西方和精神的东方对立起来。这种论点在20 世纪20 年代发展成为科学与玄学的一场论争― 这时的玄学恢复了明朝哲学家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这种‘, ．心”和“物”的争论是在中国的传统方式下进行的。主张现代科学可以导致较好生活的人们，虽然在这场论争中取得了胜利，可是他们却无意识地给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在中国取得胜利而铺平了道路。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也做出了贡献，因为它攻击了礼教和家族等孔教思想，以及按照身份规定社会义务的一套主张。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是在巴黎和东京组织的，它的刊物都主张平等是解放个人的必要条件。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很广泛，而且有创造性。他们不主张组织起来夺取政权，但是他们为新文化运动注人了许多新观点，首先是攻击家庭制度。虽然历史后来一般都不注重无政府主义者了，但是他们是俄国革命之前在中国宣传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人物。1928 年以后有蒋介石下面的国民党专政，继而于l949 年以后有毛泽东下面的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因此外面世界都以为现代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一党专政的国家。但是如果仔细检阅一下历史的记录就可以看出，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还在起着作用；许多个人，以他们卓绝的努力，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在1927 一l949 年间国民党专政是一种局部的不完整的专政，特别是同后来的历史比较起来。在国民党统治下，现代中国的自由传统（让我们把它叫作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吧）处在支离破碎、动荡不安中，没有繁荣，但也没有死亡。对美国人来说，这种自由传统在1928 年以前和以后到1937 年为止的发展情况使中国的过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使人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在西方自由主义者看来，法律程序是不言而喻的。获取政权必须通过合法手段，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没有办法创造法治，也没有办法控制军事力量。即使他们从富裕人家出身，他们的安全也没有保障。因此他们所能做的就越发了不起：很多有才能、有志气的个人获得了一些小的成就。这些人加上少数妇女，形成了一批新的学者型行政管理人才。20 世纪初期日本留学生中产生了在1911年及以后年代中积极活跃的一代革命者。现在西方留学生中产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民革命时期的学术领导。现在这一代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已于I905 年废除）人仕，而是在海外得到学位，典型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这些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同国家当局的关系，不同于帝制时代。首先对于学者扮演的角色，看法不同了。一个最古老的儒家的格言― 也是像王阳明之类的儒家官吏所认可的― 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即知行合一。人应该“实事求是”，有了知识就应该在实践中应用它。清代讲治国之道的学者都是支持这种思想的。一个人知道了什么，就有责任向当局讲出来。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学者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五四”运动中像胡适之类的学者和陈独秀之类的政治活动家，他们之所以分裂开来，就是为此之故。西方教授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因此，胡适和他的中国式自由主义朋友们按照西方的模式，搞了另外一套，就是学者不管政治；而像陈独秀一样的知识分子，则于1921 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传统的主流，就是学者通常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这种趋势产生了一些模棱两可的现象。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分子仍然要国家批准或至少容忍他们的活动。他们要求国家保护，而不要控制。这种想法，在培训留学生事业中特别明显。这些留学生出国大部分是公费，回国后通常也是由国家安排工作。造成这种新的领导局面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国会受在中国的教会教育家鼓动于1908 年通过了一个决议，即将庚子义和团问题赔款中归美国的小部分（2000万元）中的大约一半，用来教育中国送到美国留学的学生。对美国政府的赔款仍继续支付，不过这笔钱自动地转到处理奖学金事务的中美董事会。这个法案是管支付奖助金的，正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建议通过的、用于全世界范围的奖学金项目一样。依靠这笔钱，北京开办了清华学堂，作为派送学生赴美留学的预备班。到1925 年大约有1000名中国青年学生― 至少是全国的高材生― 用这笔奖学金到美国学习。加世纪加年代初，由于日本侵略不断激怒着所有的爱国者，更多的学生公费留美，为数超过了到其他国家留学生的总数。随着这些新的精英人物1914 年以后陆续回到国内一团糟的官场，一个新的、洋化的爱国领导阶层跟着出现了。这些在外国学习回来的留学生通常已争得了学术地位，而且他们出身的家庭多半是搞学问的，很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出身。他们年轻、有才能，早年学过中国经典，然后在外国学习了4 年以至10年，基本上掌握了外国语和现代学识。在两种文化环境中艰苦学习20年左右，使他们真正成为具有双重文化的一代人，比过去的乃至今后的任何一代人都能填补相当深的文化壕沟。回国以后，他们在服装、谈吐、以及学术资格上都明显地出类拔萃。在他们的头脑充满了强烈的、基于新的世界观的爱国主义。这种世界观就是：在西方科学和知识普及全球之际，惟独中国处于落后境地。除了极少数汉学家之外，他们是仅有的一些能够把中国和外在世界在知识上汇合起来的人。此外，他们的教育经验产生了他们之间的个人联系，就像中国世世代代的学者那样。这种联系以秘密的联谊会之类形式组织，有一部分效仿当时美国大学中纷纷成立的用希腊字母命名的联谊会。例如1920 年在上海成立的CCH （代表“成志会”) ，是合并两个早以前成立的团体而实现的：一个是l907 年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的中国学生开会时由9 个团体会员组成的DJ （代表David 和Jonathan ) ；另一个是1917 年在马萨诸塞州的诺兹菲尔德城一次基督教徒会议上由7 个会员组成的CS （代表十字架Crose和剑Sword）。“成志会”成立后即展开活动，到1936 年共发展了227 个会员，并且在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芝加哥、南京、北京和广州各地设有分会，19 四年还在上海举行全体大会，选出13 人的中央委员会。另外还有几个这样的联谊会。会员们利用夏天在避暑地聚会，彼此在事业上互相帮助。归国留学生的社会地位不下于坦时代的中国儒生。他们是为数只有几千人的小团体的成员，这些人常常光顾法律协会、哈佛广场以及纽约117 街的百老汇。他们和中国的普通百姓之间还隔着很大的距离。留学生回国后立刻担负起他们在外国学习的那些专业领域中的领导职务，从而使中国从欧洲和美国都可以得到某些教益。他们之中一位有名的政治家蔡元培( l867-1940）早年经过科举，人翰林院，后来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然后又在德国四年，学习康德和其他唯心主义者的著作。1912 年他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中出任教育总长六个月。1917 年他任北京大学新校长。蔡聘请了新教授，改组了整个大学。北京大学从一个培养官僚到政府里领千薪的职员训练所，变成了全世界各种思想的大熔炉。蔡氏主张大学自治― “教育超乎政治之上。… … 不受政治控制”。他提倡教职员治校，学生和教师间保持个人关系，教授可以私人资格发表政治书长。（他后来在1928 年建立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模仿欧洲政府办的只从事研究学习、不授课的研究机构。）1917 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聘请了敢于标新立异的新闻记者陈独秀（1879一1942 ）为教授。陈曾留学日本和法国，并领导过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他在他主持的《 新青年》 首先鼓吹法国大革命的日号“自由、平等、博爱”。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被推选为第一任总书记。一般来说，有封建家庭背景和阶级斗争思想的中国留欧学生，政治上比较积极。美国留学生中则改良主义者多于革命者。最著名的是191 分一1917 年间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胡适。他回国后到北大，决心把中国文字改成日常说话用的白话文。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做了这件事，把拉丁文分开，发展了意大利文、法文、德文和英文，作为各国的民族语文。这一种“文化革命”早应该在中国实行，这不仅为了创造一种使普通人能看得懂的文学，也是为了使中国文字成为现代思想的表达工具。白话文早在18 世纪时的通俗小说如《 红楼梦》 中以及19 世纪耶稣教传教士向来普通人布道时已经使用了。过去有过不少人试用，但都受到保守派的反对。保守分子觉得掌握古文使他们获得了既得利益。但胡适和陈独秀等人联合起来提倡白话文后，这种新的文体很快取得胜利。1920 年教育部颁令，教科书一律使用白话文。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一代人就是这样通过创办新的大学和创造新的文字来传播学问的。他们应用他们的才能，重新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新文化运动也就随之发展起来。他们对老式家庭制度压迫个人自由和奴役妇女发动攻击。他们重新评价古典经书和白话小说，对民间传说加以科学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从事了许多哲学博士从事的教育职业，建立了很多教育机构来传播当时西方正在流行的各种进步思想。1916 年以后的军阀横行固然困扰着各省，但信奉孔孟之道的儒家教育体系也因此而全面崩溃。从1911 年到1949 年，一直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结果，教会办的大学就有机会以现代文理科学培养一批中国学者而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在几十年间，教会大学以一些美国有名的大学为榜样，用它们的思想和风气教育了中国一代新人。基督教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到底有多大影响仍然难以确定。外国人由于了解教会运动比较多，多倾向于夸大这种影响；而中国革命者由于对本国情况更为熟悉，则对传教士的作用不太重视。这事仍将成为中外之间的一个争论。因为基督教大学是美国公众知道得最多的教育形态，我们不妨在这里稍停一下，看看中国的教育传统和基督教大学属于其中之一部分的教育体制。帝制时代的中国没有政府办的初等教育体制。要就学识字，多半是在自己家里或进村里几家合办的私塾，或进一个家庭捐办的义学性质的公塾。初级课同儒生世家开蒙一样读《 三字经》 ，不过普通人家的子弟到此为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帝制政府只对同各级科举考试平行的从县到州、府、省级的公塾加以扶持。这种学校都不管住宿，学生只限于乡试及第、有资格进学的儒生。这些人将来如不能做官，只适于做教员。但这些儒生都免于从事任何体力劳动。这样，传统教育制度基本上是国家的一个附属物。殿试录取的生员，可以在北京人翰林院，那只是极少数优选出来的人，从事编纂档案和处理文书的事务。明清两代，各省设有书院，特别是长江下游各省较多。有些书院是宫廷支持的，有些是高级官吏办的，有些是准备进一步考试的培训所，有些是躲避世间繁杂交往的潜心研究的地方，有的不受公家的直接控制。19 世纪卯年代的革新运动建立起一些研究团体，有些革新派受到了传教士们为宣传基督教而设立的小型学堂的影响。1905 年废除科举以后，情况大变，中国在曲折蜿蜒中走上了革命的进程。2D 世纪初帝制末期的革新时期，日本是训练中国留学生的中心。他们中间不少人彻底变成革命者，但多数人回国后在名义上改成新式学校的旧式院校中教课。一种受日本影响建立起来的新学校是法政学堂，日本人喜欢用这类学校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但此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大西洋地区，主要是美国。在1905 年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资助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以后，美国对中国的现代教育基础就产生了影响。出身于中国上层阶级的学生到法国和德国留学的，回国后常常变成了革命者，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的兴趣和活动，都是高度政治化。而从英美回去的学生多倾向于科学和人文教育方面，英美学校似乎也是长于开那些课的。由于这些影响的结果，加世纪邓年代兴起了许多国立大学，即政府出资的大学，在1928 年以后更是如此。此外还有十几所基督教大学，其中的教职员一部分是外国人，一部分是中国人。除此以外，还有几个私立的中国院校，是富有的机构资助的。沁世纪20 年代中国也开始有了基金会的活动。洛克菲勒基金会带头捐款于高等教育，1925 年以后庚子赔款的余额归还给了中国，专门指定给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使用。这样，当1928 年国民政府上台，按照欧洲模式创办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央研究机构时，中国教育已有多种不同的体制了。还有，这个时候，平民教育运动也在日本和中国青年会秘书的影响下发动起来。中国青年会的秘书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去法国帮助中国劳工写家信。在外国的农民大多是文盲，这件事启发青年秘书们在国内展开识字运动。这个运动的发动者为了接近农民，开始在农村工作。早期的革新者如张容开办了几个与工业发展有关的技术学校，而高级官吏如张之洞则开办了一些学校专门教新兵识字。国民政府沿着这些传统，1928 年以后从新的国立大学和代表当时外国影响前沿的基督教大学吸收了不少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员，同时还在农村试验办平民教育。不幸的是，国民政府即使在那些有限的地区也没有抓住中国的主要问题，因此它的乡村教育规划始终停留在有限的范围内。把扫盲运动普及到普通人中去，并把他们逐步提高到现代化的高级社会中，这个课题只好留待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去完成了。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群体早已开始按照科举时代的传统，就是集合到皇朝政府的考试中心举行示威请愿的方式采取行动了。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们的爱国活动和追求革命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的新制度中进行的。它表明现代学生承担了自己的义务，继承一r 孔夫子的学说，试图去“治国平天下”。当然这也与欧洲的传统不谋而合。这样，中国就有了一个东鳞西爪拼凑而成的教育制度。为了初等和其他各级教育，现在有了像商务印书馆那样广泛供应教科书的新出版社。官方的编译机构组织出版了日本以及西方各种书籍的中文版本。先是用日本名词，接着又发明了各种学术名词。早期回国的留学生花了很多力气解决各种术语问题，以致对现代思想中的经济、社会、个人主义、权利等名词，都提供了适当译名。自然科学也经过原来在国外受训练的专家之手，引进到中国生活中。许多中国的技术学校也有所贡献，一般高等教育机关都保持了受教育的人应该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传统。从教会学校开始，妇女也被卷人教育的主流，甚至在农村中缠足的风气还没有绝迹以前，已有女生上学。从本世纪初，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科学已经开课；地质学和考古学的成就也广为传播。同时，中国的耶稣教教会，也学会了用两条腿走路― 办医院和教育。大约200 所教会学校和几所大学办起来了。1920 年，这些学校有的合并了，后来一共有12 所基督教办的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首屈一指。燕京的领导人物是十几个中国和美国的教会教育家。他们在1919 年组成了一个宗教学习团体，取名叫“生活联谊会”。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中美双重文化教育和笃信耶稣基督是挽救中国的道路。在军阀横行和政治动乱中，燕京因为是一个在纽约注册并大都由那边出钱办的美国机构得到了保护。他们用美国出的钱构筑了美丽的燕京校园。燕京大学位于用庚子赔款建设的清华大学一英里外的郊区。虽然加世纪初期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不断高呼打倒外国势力，燕京大学中国基督徒的领导地位始终岿然未动。1928 年以后，燕京大学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校务委员会，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原来在纽约的董事会，则根据英文的章程继续掌管学校的基金。在中国的耶稣教会有一种世俗倾向，就是爱千预当地的社会问题，而不仅限于精神事务。这种倾向是适应中国环境下人们的需要的。在美国，福音传道事业是为了改善人们由现代化所引起的紧张困厄状况，它起着安慰、舒解的作用；在中国则是吃饱了肚子才谈得到精神上的和平和安慰。换句话说，美国人需要在快速多变中得到精神和平和向导，中国人则必须克服贫穷、疾病、无知和混乱的可怕境况。由于处境不同，精神上需要的文化自然不一样。19 世纪8O 年代，青年会在美国是应付城市青年的需要；在中国，这时的青年会也开始应付中国城市和教育的需要。福音传道变成了只是基督教会工作的一部分，虽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内容。1922 年举行了一次耶稣教各教派会议，成立了一个全国基督教协会，以统一联系3000名传教士和25 万到父万中国耶稣教徒的工作。在衡量这个群体的影响时，必须看到中国受教育的上层人士数目极少（在为世纪30 年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不过10 万）这个特点。调查研究工作显示出耶稣基督教会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广泛和多方面的贡献。夭主教对于中国的现代教育也做出了贡献，虽然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做法和耶稣教的做法十分不同。它在中国的活动于16 世纪欧洲探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天主教的耶稣会派和其他派别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接触统治阶级，并且相信熟悉中国语文和风俗习惯和向有兴趣的中国学者表演西方科学是取得成功的办法。耶稣会派的天主教徒循着利玛窦的先例，以求学名义取得了官方身份，然后出任钦天监，负责天文和订定历书的事。天主教中的方济各会派和多明我会派后来控诉耶稣会派，认为他们接受了过多的中国文化和教条，并在祭祀祖先问题上发生争执，最后发展成中国皇帝与罗马教皇的对立。而不幸的是耶稣会派站到了中国皇帝方面。1724 年以后他们统统被驱逐出中国，留下来的也只能在北京以外秘密传教。1773 年耶稣会在罗马也被取消，直到在1814 年才恢复；19 世纪叨年代拿撤路派在罗马当权时，耶稣教传教士才在中国重新出现。天主教传教士不大关心个人的改教，而集中注意争取全家或者全村的人改教。不像耶稣教徒那样，天主教神甫多穿中国服装，对现代化兴趣也不大。主要的天主教大学是上海的震旦和复旦，是由精力充沛的中国神甫马相伯创办的。20世纪20年代中外合办的事业是多方面的― 灾害救济和农村发展、文字改革和现代科学名词的制定，以及财政方面的合作等等。教会董事会继续从美国支付薪金给教会学校的教育家，中国教职员则由中国方面出钱开支。因而基督教大学一般来说都是男女生同校，在学生中助长了西方生活方式，这些学生大都也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有一个时期基督教大学成了政府机关的人才培养所。20世纪20 年代，北京的国立大学同燕京大学和私立的南开大学之间，有很多人员互相交流口这样，传教士为现代中国要建立的新秩序画出了一部分草图。有一个时期，他们扮演了中心角色。由凡尔赛和约和1919 年“五四”学生运动点燃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于1923 年导致了反对教会设施的活动。民族主义的“收复权利”运动，也包括把那些总部不设在纽约市的教会大学改归中国董事会。外国人和中国教职员在住宅和薪资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似乎也使一切爱国人士感到屈辱。1928 年国民政府上台以后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外国人在教堂和其他机构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减弱；第二是日本的人侵，它导致了1937 年的侵华战争。这一趋势倒把传教士变成了中国爱国主义的可贵的同盟者了。因为传教士仍享受着治外法权，日本不运用政府力量还不能强制他们。这就使中国人推迟了取消治外法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时间。在19 世纪见年代帮助过改革的人，现在在20世纪3O 年代反对日本侵略中也起了帮助作用了。当北大在北京受军阀干扰在财政上日益拮据的时候，在华北口岸天津出现了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是张伯等个人的成功事业。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北方人，青年时读了些书后投身海军，在1894 一1 985 年战争中他的战舰被打沉了。为了救国，他就转而从事教育，先在天津财主家办私塾，后来他响应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当时夭津青年会的秘书通常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体育健将、教师和传教士。张在学校中重视体育，提倡师生间教学相长，团结互助，学习科学，讲求爱国主义。他于l903 年访问日本，1908 年访问美国，所见所闻使他更加笃信这些原则。后来他做了基督教徒，他的南开中学在举办体育比赛和组织学生演话剧方面常走在全国的先列。1917 年张伯答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两年后他回国创办了南开大学，接着附设一个女子中学（1923 年），一个实验初小（1928 年），一个经济研究所（1931 年）和一个化学研究所（1932 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在两位耶鲁大学出身的经济学家何廉和方显庭主持之下，开始从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基本问题的研究和出版工作。这个研究所希望效仿伦敦经济学院，1930 年它协助从伦敦来的客座教授汤恩内撰写他的经典著作《 中国的土地与劳工》 。（张伯答、何廉和其他几位南开教授都是“成志会”的会员。）虽然南开也得到一些庚子赔款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但它主要是私人创办和资助的。在基督教影响盛行的时代，还有一个机构取得了成就。基督教青年会适应了城市青年娱乐、交谊和品性指导的需要。体育、讨论和操行对于一个人的身体、思想和品德的磨炼，似乎比过去孔孟之道来得更好些。1920 年20 个城市和200来个公私立学校里都有了青年会。绝大部分秘书、干事都是中国人。1920年天津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基督教青年会代表大会，有500代表从上海乘专列与会，中国总干事则从北京赶来主持会议。中国的进步教育家主要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及其教育研究生院即教师学院获得他们的灵感的。那个学院的中国学生俱乐部于1920 年在他们的《 学生月刊》 （1905 年创刊）中说，哥伦比亚大学当年入学的中国学生共123 人，是美国所有大学中中国学生人学最多的。第一个从教师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孙炳文回国后任南洋第一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该校于1921 年发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后来在南京政府时期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的第二个哲学博士是蒋梦麟，他于1917 年在美国留学九年后从哥伦比亚回国，很快即主编《 新教育》 月刊。他后来著文说：' ‘应将中国学生从严酷、死板的行为规范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自己思考，并帮助他们解决自身的问题。”他本可以引用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话：“让孩子们有机会白由发展，循序渐进，以达到所欲之目的。”过了几年，蒋梦麟接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通过这些领导人，教师学院将它的影响力扩大到芝加哥和堪萨斯城以外，甚至扩大到江苏省教育会。约翰 杜威鼓吹的“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回音。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一些机构也在从事教育革新事业。最令人瞩目的美国慈善事业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将3000万美元基金用于建造和维持协和医学院的运作。从1915年开始，这个基金会的行政人员精心创办了一所亚洲最好的研究和教学医院。在寄生物学和治疗中国比较广泛的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症方面它的成就最为显著。协和的毕业生只有几百人，但是它着重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并建立了护理专业和一套社会服务事业。协和医院为中国后来的公共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在军阀时代，新的科学和学术机构的建立，是受欧洲― 以及美国― 启发的。卓越的、有多方面才能的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 一1936 ）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质系，他于1916 年创办中国地质调查所。这个地质调查所首先着手测绘了中国的地形和资源，聘请了纽约州的一位退休地质学家培训干部。丁文江曾筹办一个有利可图的煤矿公司，参加过中国大上海市政府的筹建工作；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统一协调全国学术研究工作；曾到全国许多地方实地旅行调查，写过很多调查报告。在他不幸因煤气中毒逝世前，还参加学术论争，同反科学论点进行斗争。中国科学社是1914 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组织的，创始人是任鸿隽（l886-196l ）等。在1950年前出版过中国刊物《 科学》 ，并用各种手段― 小册子、翻译、演讲、展览― 来提倡科学研究。任氏自1929 年开始负责1925 年建立的中国科学文化促进会的中国基金组织，来使用由中国付给美国、再由美国国会归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中国地质调查所对化石很感兴趣。它聘请了欧洲考古学家来华，帮助训练中国学者。一位瑞典人考证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一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德察尔丹帮助古生物学的研究，一位加拿大人推测出“北京人”的存在。新一代的中国考古学者― 这些人是学者但同时也用他们的手劳动― 后来对于河南安阳附近农民挖掘出来的公元前2000年商代卜者的甲骨做出了考证。这些甲骨引起l928一1937 年对安阳商代故都的大规模挖掘工作。这个划时代的工程是由一位哈佛大学出身的中国考古学家李季主持（报告也由他在加世纪70 年代完成）的。大致在1914 年到1937 年间接受了双重文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取得的这些成就及其他成就，总有一天会被当做创造时期的果实记录下来。像在其他创造时期一样，这些领袖人物大多是声名显赫。他们在同一刊物中发表过他们的政策论文和美好的理想。他们有意站在政府之外。与其说他们是新贵，毋宁说他们是创立新的体制并使其现代化的人。他们是改良主义者而非革命者。他们出身于上层阶级，因此他们只和同类人交往。他们的学生主要来自城市的富裕家庭。虽然西方模式对于2O 世纪初期的思想酝酿有所贡献，但对中国农民却影响甚微，部分原因是西方国家不曾面对过和处理过类似问题。在封建时代，欧洲国家不像中国那样：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和劳苦大众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我们上面提到，对平民群众的教育工作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从山东招募到法国去的l400名华工中曾开始着手进行。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为了帮助这批文盲大军写信而做了社会服务，派出了一批中国留学生。晏阳初（1918 年耶鲁大学学士毕业生）就是一个去解决识字问题的人。不久他在巴黎编辑《 中国工人》 周刊，选用1 仪旧个中国字作词汇。晏回到中国后，青年会支持他发动一个平民教育运动，包括印刷一种涉及各种生活内容的《 千字课》 课本。1923 年，神通广大的晏阳初变成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总干事，在全国活动起来。他自己开始在美国和中国筹款。1926 年他在北京西南的定县农村展开活动，企图解决经济生产力和生活、公共卫生、扫除文盲、地方组织等农民的基本问题。农村复兴问题在这个时期极受重视，还有其他一些人在不同的中心活动。一位精通古典的学者梁漱溟在山东农村领导着一个项目。他是一个保守派，但在试图恢复中国古代公社生活方面又表现得像个革命者的样子。虽然晏阳初和定县在美国一直很有名，然而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1891 一1946 ）。陶出身贫寒，直到1915 一1917 年才上教师学院念书，在此之前他对王阳明学说已有深刻研究。他于1921 年任南京东南大学教育学系主任，翌年继蒋梦麟之后任《 新教育》 杂志编辑。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他在群众教育运动方面非常积极，为工人和贫民办夜校。他展开“小先生”运动，让文盲学好后以他们的新知识教育其他文盲。对于1927 年的反共产主义分子来说，这就好像一颗政治炸弹一样。在城市里搞群众教育被视为叛逆而遭禁止，陶行知就到农村进行教育和推行农村复兴计划。美国的进步教育推行现成的学校制度，陶行知则发现中国普通群众只能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农村、家庭和车间的所在地受教育。在所有美国训练出来的教育者中间，陶作为一个穷人出身的人异常地同情普通人民的需要，而这终于使他比别人更接近中国共产党。（最后他于】 伽场年在国民党未能暗杀他之前患中风逝世。）通过这些美国教育出来的领导人物，哈定一柯立芝的美国对于中国贡献了些什么呢？美国教育的长处和弱点均在杜威的中国之行中表现出来。他于1919 年4 月3O 日到上海，正是“五四”事件的前夕。他在中国呆了两年零两个月。他于1919 年6 月在北大时，正当北大被捕的学生胜利地迈出监狱的大门。他的学生― 胡适、蒋梦麟、郭炳文、陶行知和其他一些人为他大吹大擂，广泛宣传杜威支持他们实行更科学、更民主的教育运动。杜威教授在游历了11 个省，在78 个不同的场合做了150 余次演讲。他的演说被译成中文，用书和刊物形式广泛散发。他关于逻辑、伦理学、哲学和教育的主要讲话，是在北大和南京师范学院发表的；但他也在东北、山西和上海、长江下游的六七个城市以及湖南、福州、厦门和广州做了演讲。杜威作为美国最有名思想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来到中国，受到的欢迎真是无以复加。部分在于他的活动全是他的那些在北京和南京教育系统身居要津的学生策动规划的，另一部分是因为杜威对于现代科学、教育和民主之间的相互关系极为关切，这使得普通民众都懂得了现代科学的实验主义（或实用主义）所提出的“假设可以通过实验来确证”这个道理。用新的“科学的权威代替传统的权威”，打破了正统经典的束缚。教育不是灌输记诵的知识，而是发动学生去想，从而培养他的“个性的发展”。教育不应该仅仅是国家的一只手臂，它应该使公民们做好准备去参加代议制的自治政府。杜威离去后，他的几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相继来华访问，查访学校情况，建议教授科学，设计一些中国智力侧验，等等。总而言之，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外国思想家比杜威本人更多地把他的思想展示给中国受教育的公众。结果怎样呢？仅仅是讲了些皮毛而已。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猛烈反对外国势力和反对军阀的革命。第一，学生运动把学校搞乱了。l928 年以后新的国民政府为使教育成为国家的一个工具而使其政治化。杜威的教义所要求的条件太多了― 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法律对于个人的保障，逐渐改进的时间。中国最需要的是些别的东西。人们可以想像即使托洛茨基站在杜威的位置上，他能够做到些什么。胡适在北京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辩护― 正如沃尔特 李普曼在纽约的《 新共和》 杂志上所辩护的一样― 的实验主义，使他成为“文化革命”的尖兵。但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军阀政权的残酷事实完全无可奈何。例如北京八大院校自1921 年初开始，职工就领不到薪水，春天他们就举行罢教。但当教职员工和几千名学生，加上代理教育总长于6 月3 日向共和国总统请愿时，竟然遭到门卫用棍棒殴打和刺刀乱刺。杜威对胡适说：军阀和教育不可能并行不悖。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中国革命也同样如此。谁要是由于短视至今还在探寻美国为什么“失掉中国”的原因，那就请注意一下，杜威于1921 年7 月11 日离开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刚好要在那里成立。最为进步的教育刚刚展示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时，她却转到马克思和列宁那边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在共产国际阳光照耀之下，变得暗淡无光。显然，美国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虽然它作为主流思潮后来又苟延了15 年。如果我们考虑到20 世纪2O 年代美国的影响遍及中国的各方面，而那时期俄国对中国的影响还微不足道，这个事实就更发人深省。海上贸易和基督教会自16 世纪起就将西欧人带到中国了，而且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飞跃升腾，达于顶点，他们的影响迅速扩展到全中国。与此相反，俄国人虽也从17 世纪就隔着荒凉的西伯利亚接近中国，但他们的贸易是用骆驼队穿过蒙古，数量少而且受到控制。到18 世纪俄国东正教会在北京只有少数几个人主持，他们平时只埋头学中国语言或喝白酒遣兴。在为世纪初期，几乎没有“留学生”从俄国回来。所以，俄罗斯模式在中国不像西方经验那样具体和直接地为人所知。不过，尽管相互间缺乏了解，但中俄两国都是由于君主专制政府的压迫而成为落后的国家。19 世纪90年代俄国的改革派曾用暴君彼得大帝来象征一个统治者怎样借西方的实例来建设国家。l900年以后俄国虽有些革命骚动，但她在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活动却更为咄咄遭人。不过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特别是暗杀，给了中国革命者一种信息。他们也曾多次用炸弹炸死敌人和他们自己。另外，他们也从俄国学习了浪漫主义的终身献于革命的生活方式，以及克鲁泡特金亲王式的讲求互助的、非暴力的无政府主义理想。一句话，俄国和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落后状况，使两国间在某些方面互相效仿。对于美国在中国的影响来说，可庆幸的是俄国从来不曾在中国宣传改变宗教信仰的事，直到1917 年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成立才改变了这一方针。苏联共产党也花费了犯年，到加世纪5O 年代才铲除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但加世纪80 年代却表明她并没有成功。没有任何外国能够独霸中华大国。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外来人能更好地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12 国民革命以及国共第一次统一战线20世纪20 年代，中国的公众因一系列的表现中国民族主义的事件而兴奋不已。1919 年的“五四”运动给青年学生动员中国城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确立了一个新的风格。它的基调在1926 年5 月30 日的全国运动中更有力地表现出来。那次运动先是由英国炮火在上海、接着不久是英法两国炮火在广州挑起的，详细情况下面再叙说。因要求全国统一所导致的1926 年的北伐，就是从孙中山1924 年成立政府的广州发动的。这些纷乱事件，使公众和全世界为之膛目结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事后，历史学者才弄清楚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当20世纪20年代美国支持中国学术方面的成长时，苏联正积极地帮助中国的革命。苏联人曾几次接近中国。他们首先和北京政府打交道，1924 年签订条约，取得沙俄时代在东北的某些特权― 对北满铁路的管理和对外蒙古的控制。同时共产国际的代理人于192l 年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以对付北方的军阀，并和孙中山建立同盟。为了加速中国的大革命，他们竭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当这些纷争扰攘稍稍平定之后，苏联在20 世纪20 年代努力的最后结果，是树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党的专政结构，给中国一个新的政抬制度的秧苗，来代替老式的君主朝廷。l928 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南京上台后仍然同军阀政权维持着不稳定的平衡。l949 年中共在北京宣告胜利，完成了向新政体的过渡，距1911 年仅仅38 年。这幅图画回顾起来好像很轻易，但是这条路程却是非常崎岖曲折的。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是一场既要消除国内的军阀统治，又要废除外国人的特权的双重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说，国内的封建主义和外来的帝国主义是两个孪生的祸根。日本与北京腐败的当权者流靡一气，表现了这些祸根的互相作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现代中央政府是压倒一切的先决条件。在中国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为共产主义运动铺平道路的社会主义运动。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出现在中国。不过，自19 世纪9O 年代的革命运动以来，一些流行的思想已经为接受它做了准备：1 ，生物学方面的进化论，以至于社会进步的概念；2 ．康有为的三个时代的经典学说，就是说天下混沌到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的演进；3 ．达尔文的各国之间适者生存的斗争思想落4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互助思想（恐怖主义除外）以及个人从家庭和国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在这样背景下，马克思从奴隶制经过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然后进一步到社会主义的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论以及以阶级斗争为这些阶段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的思想只是又往前走了一步。综合起来看，这一大堆众说纷纭的思想一涌而入，使得世世代代承袭下来的中国哲学很明显地处于防御地位。孔孟之道的影响，除了对于社会价值的一般理解外，在革命者中间很少表现于语言文字中了。首先鼓吹马克思主义的是在日本留过学的北大政治学教授兼图书馆长李大钊（1888 一1927 ）。在1918 年夏季，即在列宁夺取政权几个月后，李大钊看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可以使俄国一跃而跻于人类进步的前列，不言而喻，他希望落后的中国能同样如此。1919 年初，研究了俄国的榜样后，李大钊看到民粹主义“到民间去”运动有很大价值。他预见到中国革命一定要在农民中间进行。李氏最初也喜欢农村生活，担心现代城市的弊害。他鼓励他的学生到农村去，同农民一块工作。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他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但对于历史唯物论却不那么认同。马克思的思想― 基本的生产方式决定政治、思想和文化等“上层建筑”― 给李氏留下疑惑。他觉得人的精神以及“自觉的集体能动性”在物质变化之外，能够改变事物。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的这些初期思想是重要的。因为正在这时，即1919 年初，他是一个学习小组的指导者。这个小组里有一个年轻人，他不是北大学生一而是图书馆每月8 元工资的工作人员，名叫毛泽东。“五四”事件把学生们从课堂引到大街上，有时引到监狱中，常常使教学中辍，教师们不禁愕然。胡适告诫学生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阿猫阿殉都能做到．就像一个鹅鹉或者一架留声机一样… … 不研究我们社会的实际需要，只谈什么什么主义，就像一个医生只知道些疗疮癣疥，而不研究病人的病症一样。多么没有用啊！李大钊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浪潮就要来到中国，于是回答胡适说：传播主义就是部分地解决问题。“不管你研究多少问题，只要你不和人民大众联系起来，那些问题就永无解决的希望 ， … 我们要一方面研究真正的问题，另一方面传播真正的主义。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相得益彰。”在许多热情的爱国者看来，政治活动比学业更重要。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像《 新青年》 的编辑们那样，分裂成两派― 政治革命家和学术上的改良主义者。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者。中国共产党的奠基的一代人，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在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多数人至少是读过中学的，虽然没有搞学术研究的学者。中国共产党选拔了不少知识分子到领导层，它的历史作用是把普通人民带到政治中去。中共的结构保证了中央领导权，同时由党组织按照它的利益动员劳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它的基础组织是小组，往往还有支部。地区以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不是选举而是委派的。最初的组织由一位书记领导，即陈独秀。另有一个组织部，一个宣传部。1925 年5 月30 日运动后，中共党员增长到2 万人，中央便增设了妇女、工人、农民和军事等部。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从3 个人增加到29 人，所以就必须增设一个政治局。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共产国际的组织家帮助中共建造了一个为阶级斗争而严守纪律的组织。同时，列宁关于与东方新兴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同盟的战略，导致共产国际希望把国民党也建成为一个同样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政党。俄国在双轨上行进的政策，不可避免地要撞车，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以夺取整个政权为目的。俄国人在处理这个难题上时认为：国民党搞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因此可以帮助它夺取政权，而中国共产党可以从内部接管国民党。这个部署的一个失误是，中共没有发展武装，而蒋介石主持下的黄埔军校却从苏俄取得军火和训练的资助。这个战略的失误，使得后来国民党依据民主集中制不让中共接管，1927 年及其以后的国共分裂中，国民党军事力量几乎把中共全部毁灭。在20世纪2O 年代的革命中，最令人关注的事是：革命在公众中渗透到什么程度？这时，中学生和为数不多的几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人数较以前都多了，许多人都变成政治组织者。商人更加积极爱国，他们抵制外国货物，捐献财物。新成立的工会，特别是在外国人的工厂中，在罢工、游行示威中起着骨于作用。甚至农民也积极响应，加人阶级斗争，反对地主阶级。这些充分发动起来的公众，给现代军队、行政和收税官衙以及政治组织提供了大量后备军。革命的思想常常渗透到各行各业的底层。干千万万青年变成有新的精力和为意识形态理想献身的积极分子。20 年代中期，充满着兴奋、骚乱、创造和破坏。历史学者要描绘这个场景，碰到两层困难：第一是抽象事物的魔障。1926 年3 月18 日北京学生非武装示威抗议日本侵略时被军警开枪打死打伤47 人，下面是革命的新文学领袖鲁迅写的一段悼念他的三名女学生的文章：“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抖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但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脚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捧了。”― 《 纪念刘和珍君》关于打穿这些姑娘身体的子弹弹道的准确描写，显然有鲁迅的加工。当时没有像肯尼迪总统被打死时那样的尸休剖验报告。这类现场的报道只能是个别的，大多数这类事件只能归入这样的抽象标题之下：“爱国学生同军阀政府当局之间的关系紧张之至，后者枪杀了许多示威者。”第二个困难是时间顺序先后颠倒，搞不清楚。有时把过去的事实当做某些事件的序曲，而不交代事件本身。这样，机会的因素，偶然的因素被筛滤下来，历史仅仅被描绘成一系列的运动，加上“蒋介石的崛起”或者“毛泽东的崛起”之类的标签而已。在他们以前死去的很多潜在领袖都被抹杀掉了，显露在历史中的，不是最好的、最精明的人，而只是幸存者。不但如此，事后的判断往往硬安在已发生过的事件上。举例说，在2O 世纪加年代，爱国者的希望似乎主要在国民党方面。但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国民党自身成了问题。人们在研究中共的起源时，常常认为20 世纪沁年代主要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一个竟争时期。这对现实是一种歪曲。20世纪20 年代的中共，尽管充满热情，但人数很少，而且没有军队。它的党员在1925 年初，即“五份”运动前，大约只有10 的人。但这些年轻人都是极热诚地忠十他们的事业，并充当开路先锋，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战斗的工会、农会，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奋起而株马厉兵。但是围绕在孙中山周围的国民党领袖们― 这些人比较年长，同商界的有钱人以及舆论界关系较好― 仍然控制着革命运动。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帜，矢志统一全中国。但是它的任务非常繁难，因为它是几种不同利益集团关注的焦点：广东地方势力一味追求扩张本地区实力，广州市商团正招兵买马成立自己的军队，加上华南的将军们互争霸主地位。在这乱糟糟的局势中，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想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机构，扩充一个党的军队，进行北伐，统一全国，真是难乎其难。正在这时，斯大林看到机会来了。苏联在20 年代中期给予广州政府的帮助，包括钱、武器和顾问，正好同美国在加年后提供给国民党的援助一样。（当然美国的援助方案是比较公开的，因为它们要在国会辩论通过，以宣扬它们的效验。）苏联顾问在广州共有沁多人。经费大约有几百万元，是津贴国民党和为它买军火用的。但苏联的主要作用在政治组织方面。当孙中山在1923 年将国民党改组为一个苏维埃式的专政的政党时，他的目的是夺取政权，统一中国，而不是使中国社会革命化。他说，“过去我党的主要影响在于国外，… … 它的影响在国内是很薄弱的。”他又说，国民党用军事力量在1911 年推翻清朝，1916 年打倒了袁世凯。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因为我党仍然没有权力。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权力呢？就是人民的支持。”孙博士过分诚恳，以致没有掩饰他的思维的简单。他继续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好朋友，鲍罗廷先生，从俄国来的… … 我们既然要学习他们的方法，我已请鲍罗廷先生做我们建党的指导人。他就是训练我们同志的。鲍罗廷先生在办党方面，极有经验… … 全体同志都要向他学习。”总之，学习苏联的革命方法，不要管意识形态。鲍罗廷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原名叫米海尔 格鲁森贝尔格的流亡在拉脱维亚的犹太人。他本来是说依地语的，但因在里加上学，俄语很流利。1903 年他参加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中列宁领导的大约100 个人的布尔什维克派，是一个基层党员。但沙皇警察于l906年抓住了他，把他流放到西方。1909年他在芝加哥给外国移民教英语。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回到俄国；当共产国际于1919 年初成立时，他参加了这个组织，为它工作。由于外语流利，性情和蔼，他代表共产国际出访了十多个国家。1923 年10 月他到了广州，当了孙中山的顾问。他能用英语和孙氏交谈。当孙中山把鲍罗廷请来时，他的组织正在寻求一个好的出路。跟南方军阀打了多年交道，毫无结果；把孙中山装扮成大元帅，佩上金光闪闪的肩章，也没有把国民党变得更强大。这些国民党领袖，1911 年的爱国者，已人到中年而壮志未酬。他们需要一个忠实于党的军队和一个群众运动，但两者都没有得手。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正如鲍罗廷解释说，他们需要一套成文的思想理论。于是孙中山发表了他的讨论式的演说“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中央集权的民主和一些关于民生问题之类的主张。1924 年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不久就创办了一个军官学校，由孙氏的军事助手官（一个日本士官学校学生）、年轻的蒋介石任校长。蒋曾到莫斯科住了三个月，学习党办军队的道理；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培训城市群众工作者的政治训练部和一个中共特别感兴趣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根据l923 年国共统一战线的协议，中共党员只能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而中共本身只是国民党内部一个有组织的集体。根据鲍罗廷建议制定的国民党新党章，建立了由党小组、支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局构成的组织体系，使国民党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化的、不容易被颠覆的组织。这样，20 世纪20 年代中期广州有了一个新型的政府。主要推动力是爱国主义，实际的主张是对党的忠诚，组织机构是列宁主义的― 一切权力集于中央。中国的确向苏联学习，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并没有取胜，因为苏联人自己弄巧成拙。他们运到广州的武器和顾问，都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国民党军队而不是中共军队。国民党的列宁主义党的结构，使中共不能从中颠覆它。在1925 年，自从5 月犯日英国军官率领公共租界警察打死13 名上海示威者，6 月23 日英法海军陆战队又在广州枪杀了52 名示威者以后，爱国热潮席卷中国公众。“五份”运动的影响遍及全国，商人不卖外国货，新的工会举行罢工，大量学生骚乱不安，中共从而找到大批后备军。除了外国特权带来的各种耻辱外，现在又加上了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廉价的城市劳工的剥削。在1925 一1926 年期间，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遍及全国，革命形势一发不可遏止。在革命的广州，几种势力互相争逐着。当地商人支持香港己进行了15 个月的罢工和对英国货的抵制，自己搞起了武装力量，中共已渗透到这支武装队伍中。赞成北伐和统一全国的人不能不正视这个左倾的地方主义。还有，国民党年龄较大的党员如“美男子”汪精卫，1905 年后留学东京时就是学生中的老斗士。此时他把蒋介石将军还当做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汪氏领导着一班左翼党员，想借同中共合作来控制国民党。只是在蒋介石的新陆军打败广东军阀并镇压了广州商团武装之后，他才得以集中力量进行北伐。也只有向北扩展才可以开辟国民政府的财政来源。在1927 年至1949 年的22 年间，中国政治的主要角色是蒋介石― 一个没有受过人文教育的军人变成的政治领袖。因为他不得不对付各种各样的军阀和封建的残余势力，更不要说日本的侵略，所以说他是时势造成的人物似乎一点不假。时势需要一个军人政客，而蒋具有统一中国的爱国决心，再加上个人的领导才干，果断、预见能力和善弄权术等品质。在2O 世纪20 年代末期和30 年代初期，如果军阀政治应予清算，一个中央政府应予建立的话，这些品质正是用得着的。总之，蒋介石的长处只是在军事政治的层面上。他没有能力透视出在中国已经进行的、把群众包容在政治中的社会革命。至于他的弱点，是否刚好形成了他的长处，这个问题就有待于一个传记家去评定了。蒋介石属于这样一代中国爱国者，他们觉得中国只有靠军事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下拯救出来。他出身于统治阶级较底的一层。他的祖父由种田变为盐商。他的父亲也是浙江北部通商口岸宁波附近奉化的一个盐商。在中学读了中国经书后，他就在l 义巧年到东京走上军人的道路。不过，为了在日本受到军事训练，他先回到中国进保定军校，然后回到东京进人一个为培养中国学生而设的军事学校，再进人士官学校。从1908 年到1910 年，他和其他一些有军事头脑的爱国者组织了些社团。他们中间有的在以后年代中成为他亲密的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比他大11 岁的浙江同乡陈其美。在日本陆军土官学校学了一年，蒋氏于1911 年秋回到上海，从此开始在国民党反对袁世凯总统的斗争中逐步攀登上军队．上层。蒋介石于l 叹喀年在东京加人同盟会，以后几次回到日本，见到过孙中山。日本仍是革命者的根据地。陈其美在1916 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后，蒋介石即做了陈的两个侄儿陈果夫和陈立夫的保护人。为世纪初，蒋在上海等待时机的时候，同对他后来事业很有用处的青帮建立了关系。当孙中山终于在广州得势后，蒋介石跟孙到了广州，在当时支持孙氏的地方军人部队中担任军官。当这支军队于1922 年夏突然反孙时，蒋伴同孙一块逃上了一条炮艇。只有到这时，他才成为孙的亲信，并被孙选为军事领袖。蒋在1923 年9 月至11 月率领一个国民党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1924年5 月他出任新成立的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在以后6 个月中，他主持训练了黄埔军校最初三期学生，共约2000人。这些人后来成了国民政府中黄埔系的骨千。与此同时，他成为广州的军队总司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与苏联军事代表团一道工作。在这以前，蒋介石基本上认为自己是一个军人。但是1925 年初孙中山逝世以后，广州的混乱局势把他拖人政治，成为中央政权的当权者。苏联对于广州国民党当局的政策，是由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过程中，依照列宁的战略原则，即和亚洲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结为同盟以反对共同敌人― 资本帝国主义的原则在莫斯科会商决定的。斯大林把赌注押在了2O 世纪的伟大事业之上―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为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能够同简单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蒋介石是不相信这些的，但他很清楚中共已渗入到国民党中。这个渗人进行得非常之好，以致1926 年l 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国民党代表中有1 / 3 的人同时也是中共党员。1926 年3 月蒋以防止阴谋破坏为理由突然向左派发动打击，驱逐了中共领袖和苏联顾问，同时硬说他依旧遵守广州与莫斯科的同盟协议。这种干的是一件事、说的是另一件事的技巧― 把武力和微笑结合起来的本领，是他所以能掌握政权的标志。孙中山于1925 年过早地死于癌症，汪精卫替他写下了给国人的革命遗嘱。但日益表示自己在承袭孙中山衣钵的却是蒋介石。他率领着忠顺于已故领袖的队伍，像过去皇帝对待他的先帝那样，以便更好地表现他的合法性。1926 一1927 年北伐由广州打到长江，把爱国的反帝国主义的两年战争推向高潮。学生、商人和城市工人组织起来，在高潮中示威、游行、罢市，造成事件，以致外国机构纷纷倒闭，乘他们的炮艇溜掉，从内地撤走所有的传教士．，用事前宣传和群众鼓动的办法，加上银元贿赂收买，北伐的6 个军打败或收编了南方大约34 支军阀部队。留在中国惟一主要列强英国也放弃了它在汉口和九江的租界。北伐军打下武汉后，国民党左派汪精卫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很快从广州迁至武汉。1926 年后半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她的哥哥宋子文、鲍罗廷和其他许多人，在几个星期中也乘火车、坐船、乘轿子或驴子，有的甚至步行，陆续从广州来到武汉。同时，蒋介石率领的主攻部队，则攻到南京和上海，也就是钱最多的地方。战斗的、中共领导下的工会从当地军阀手中夺取了上海政权，以迎接革命军队的到来。但是，蒋介石突然停止革命了。1927 年4 月12 日，他纠集上海地下社会中他的青帮朋友们扼杀了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在这次恐怖事件中杀死了成千人。他在南京建立起他的政府。中共的武装革命的目的也公开了。国民党左派不久也反对中共并与南京合流。鲍罗廷回到莫斯科，第一次统一战线结束了。当鲍罗廷乘汽车通过蒙古回莫斯科时，他说莫斯科的同志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知道中国没有产业无产阶级。问题出在何处其实是很容易搞清楚的。1926 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差不多1 / 3 原来就是中共党员。在汪精卫下面又出现国民党左派，他们是倾向与中共合作来对抗要成为全党领袖的蒋介石的。但是这个国民党左派，也就是和中共一块于1926 年从广州把国民政府搬到武汉的那帮人，突然发现苏联的战略原来是利用他们为共产党夺权的。左派国民党一旦背弃苏联一国民党同盟，中共领导就变成了少数派，手中又没有军事力量，如果不想被国民党在1927 一1928 年的恐怖屠杀中消灭，它的党员只得躲到地下。这个失败，大部分归结于斯大林过分忙于同托洛茨基斗争，而对中国槽然无知，只希望中共胜利来提高他在莫斯科的地位。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中共努力组织农民来进行武装斗争，但做得太迟了。不同的地区已经有了一些农民协会，但是他们一般没有武装，而且缺乏统一配合。中共从惨痛经验中领悟到它夺取政权的惟一希望，在于获得一个地区根据地，从而有粮食和人力来支持它的军事活动，正像它在加世纪3O 年代做的那样。到这个时期中共已经看出，在中国，产业资产阶级不能构成阶级斗争的有组织的基础，因为他们人数太少，因而要不断从农村吸收新的后备军。中共也懂得了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不能从内部取代另外一个。最后，再明白不过的事情是，现在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革命的目的为时过早，而国民党建立了一个现代的国民政府，从而为积极分子和爱国者创造了一个更强大的集合点。中共在各条战线都遭到了失败。13 国民党与共产党1927-1937 年中国的政治既然存在于道德的世界中，任何一个新的政权上台后，很自然地把许多站污道德的垃圾都推到它的前任身上，而它的前任也曾经同样否定过它们的前朝。结果是：中国历史充满对于过去不如人意的当权者的道德谴责。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虽然他们的道德品质不尽相同，每个人却都有叱咤风云之日。先是希望的象征（也许很短暂），后来又变成暴君的象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随着现代化在中国政体中渗透下去，当权者一个比一个更强有力，到头来却一个比一个显得较他们的前人更暴虐。这种历史判断的并发症，使我今天判断每一个政权工作成为伤脑筋的事，只得按照它们现在表现出来的成绩，做出判断。让我们先从国民党历史形象的惊人变化来看吧。1928 年中国的希望似乎就在国民党一边，中共一直是一个少数派，似乎就要被消灭了。2O 年后形势为何却颠倒了呢？如果说1931 年以后日本的人侵是主要因素，那为何它削弱了国民党，而加强了中共呢？一个回答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背着旧体制各种问题的沉重包袱，而中共为了生存下去，就得创造一个新的秩序。这反映了一个世俗的因素― 国民党领导层年龄偏高，变得陈腐了。不管你怎样加以平衡，彰明昭著的事实是：中共越来越能够使它自己成为一个早已该进行的深刻社会革命的领导者。一个政体的性格，甚至比一个人的性格更难刻画。让我们看看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吧。因为国民党政府主要在城市里奠定它的基础，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国民党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但是，考察一下可以看出，这种分析是过于简单化了。一个由商人、银行家、工业家和现代职业人士构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实际上在功世纪初至2O 年代已经脱颖而出，但是它在取得政权方面却明显地失败了。在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中的商业和工业阶层，在1920 年前后，主要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曾有过黄金时代。欧洲战火吸引住了欧洲列强的注意力和资源。那时中国工业有很好的机会发展生产和出口贸易，而很少遇到国外的竞争。当日本企图取代欧洲在中国的位置，如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力时，它倒提高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在这个黄金时代的背后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中央政府在军阀混战时期的脆弱性。军阀一般都被排斥在通商口岸城市之外，组织在商会中的新兴中国资产阶级是有机会发展他们的事业的。在中国的外商历来主要依靠他们进行活动。现在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竞争和取代外国人了。可是，国民革命导致南京政府．仁台之后，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却很快结束了。南京通过上海的地下同盟者，恫吓和强制商业界捐出巨款来支持国民革命军。要求商界向政府财库捐献之事日甚一日；要求之外，还用绑票和暗杀相伴随。显而易见，南京政府的存在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延续它的政权，这跟过去的王朝没有什么两样。如果国民政府不是“资产阶级”的，它至少是“封建”的吧？换句话说，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吧？答案是复杂的。南京把田赋让各省去收，它自己主要靠商业税过活。各省财源是不足的，一般却听任地主去收。中央政府军的军官们很有可能成为大地主。南京是反对动员农民的，但那是为了中央集权，而不是为了公权。“封建”成了骂人的字眼，可是它缺乏明确的意义。南京政府有两重性格― 它在城市和对外接触方面比较现代化，而在同各省军阀进行老式的竞赛方面，却是反动的。在对外方面，南京政府仍在继续努力，至少在政府机关设置上进行现代化，而在对待国内军阀方面它仍继续压制社会的变革。外国人比较能理解南京政府的承诺，他们按照英美方式想，在中国什么事要前进，惟一办法是通过渐渐的改革。南京政府得到外国夸奖的，首先在于它的现代化表现。民族主义似乎是胜过了军阀政治。南京政府与军阀不同，它建成了一个全国行政的雏形。几个大的部，外交、财政、经济、教育、司法、交通、国防、海军，都盖起了堂皇的办公大楼。同时，除了立法和司法部门外．还建立了新的监察和审计机构以及公务员的考试机构。在这些新的政府部门中，吸收了不少受过教育的人才，其中很多是意识到中国在世界处于屈辱地位的人。他们自然是为了收回国家权力而努力，在对外关系中坚持中国的主权。他们开始用现代科学处理老问题。一开始的确有一股新的希望气象。但是，第一个难题是南京政府的管辖范围有限。它主持的是一个松散地管辖着四亿人日的相当小的政权。这四亿人仍然陷在人力的农业和运输传统中，众多青年和妇女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仍然受宗法家庭制度束缚。南京各部不得不发展现代农艺、铁路、公路、全国范围的新闻事业和交通系统。这些任务都大得了不得。南京只能从几个通商口岸城市找到支持西方化的力量。它最可靠的财源还是外贸的海关税收，而最大的困难在于接近农民群众。实际上它还是在同军阀们打交道，而且最初只控制长江下游几个省。它始终纠缠在同各省军阀势力的政治、有时是军事的斗争中。另外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这时候也在起着作用。在和平和有秩序的时期，南京政府本来是可以鼓起现代化的风帆的。但是好像南京政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决定了。自从1931 年日本攫取了满洲以后，南京的重要财源即被切断，中国政府只得通过它自己的军国主义来寻求解脱。一个拥有很多具有现代头脑的公民的政府，却不得不把它的收人投到蒋介石主管的军事扩张中去。日本的人侵在l 男7 年以后对于一个从开始就没有支架好的政权来说，破坏实在太大了。第二，国民政府一开始就从人事上系统地败坏下来。1926 年以前的广州国民党，本来包括孙中山时代的同盟会老会员和国民党与中共跨党的年轻些的理想主义的积极分子；由鲍罗廷代表的苏共势力，同日趋增长起来的蒋介石军事领导结合在一起。但是，仅仅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原来在广州的强有力的杰凯尔博士就摇身一变而成为南京的卑鄙缝靛的海德先生了。① 这个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怎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变了呢？① 19 世纪英国文学家史蒂文森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有双重性格，性格善良时名叫杰凯尔博士，变为恶人时，名叫海德先生。― 译者当然，一个因素是对共产党员的屠杀和那些幸存者的抗拒或被镇压。像中共党员那一类的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者被绞杀掉了。第二个因素是老官僚主义和从军阀政权中吸收进来的大量新国民党员的影响。国民党对于党员从来不进行慎重的选择和实行党的纪律，它始终是一个没有中央监督的互相争夺的派系组合，经常吸收任何一个要求人党的人。有些军队头子把整支部队都吸收为党员。国民党在南京掌权以后，由于吸收了腐败和混日子的官吏以及没有原则的投机分子人党，它的革命的理想主义涣然消失。早在1908 年，当蒋介石感觉到肩负的领导责任时，他就曾说过：“党员们不再为主义或群众奋斗了… … 革命者变得堕落，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气，〕 ’．他们只知道争权夺利，再也不愿意牺牲一r 。1932 年蒋干脆宣布：“中国革命己经失败。”总而言之，国民党掌握权力后，完全改变了性质。它毕竟已经利用上海青帮地下势力反对共产党，赢得政权了。开始时很多中国人拥护南京，但是老式官僚主义恶习很快使他们的幻想破灭了。除了实行扑灭中共的白色恐怖外，国民党警察还打击、镇压，有时候甚至枪杀其他政党的成员和职业人士。报纸虽然还出版，却受到严密审查删扣。出版者受到迫害，有的被暗杀。凡是关心群众的人都被认为是亲共分子。这种反共立场挫伤了― 如果不是阻止了― 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这样，国民党实际上是把自已同任何种类的革命努力割裂开来了。镇压和检查伴随着腐败的投机取巧和无效率的行政管理。，“做官发财”的老话变本加厉地盛行起来。这种混乱给蒋介石添加了沉重的负担，而他还以一个严酷的、矢志于统一全国的人物自居。到1932 年他对于他的党已彻底失望，对于本来就没有表现出领导能力的西方式民主也没有丝毫信心。他开始组织了一个法西斯团体，即众所周知的“蓝衣社”。经过精心挑选的几千个狂热的军官，秘密积聚力量并效忠于蒋介石，把他树立成墨索里尼或希特勒型的领袖。1934 年发起的公开的“新生活运动”，以提倡旧道德和检点个人行为为幌子，从幕后推动这个运动的就是“蓝衣社”。如果欧洲法西斯独裁不是和中国隔离开来的话，这个南京政府领导下的法西斯运动一定会变得很强大。蒋介石在他手下那一大帮人物头上保持平衡的秘诀是他自己不归属哪一个特定的派系。他号称自己是卫理公会的基督教徒，因而获得教会的帮助。在中央党部和“蓝衣社”斗争时，他有时候支持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的国民党组织部。从近距离看，蒋介石与其说是使国民党衰落的人，不如说他是国民党衰落的结果更为恰当。正像20 年前的袁世凯一样，蒋介石发现中国政治似乎需要一个独裁者。他虽然在不同时期担任过不同职位，但他显然总是高高在上的头号人物。他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慈禧太后所不能理解的。蒋介石崇拜的偶像人物是曾国藩，那是一个镇压太平军，从破坏性的社会革命中拯救了中国的先行者。总之，蒋是中国统治阶级传统的继承者。他的道德领导是用孔子的词语编制的，而他的行政作风表现出一切陈旧的无效率的弊病。蒋在1932 年说过：“什么事情一到政府机关就衙门化了― 任凭什么改革计划都是懒洋洋地、漫不经心地、毫无效率地处理的。”一个结果就是：农村工作的纸上计划很少落实，经济发展计划也是朝令夕改、有头无尾。南京政府和它的大量军事开支，先是通过从银行大批借款来维持的；银行则从政府收得以极优惠折扣发出的公债。1935 年中国货币取消银本位，改为由政府办的四个银行负责的一种受管制的货币制度。这一改革意味着国民政府今后可以靠印刷钞票维持了。结果是农民最初获了利，因为通货膨胀抬高了粮食价格。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南京政府实行得不像个样子。立法院在行政院的遮盖下黯然无光，而行政院各部又受到党的相应部会所对抗。考试院实际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例如“1935 年只有1585 人文官考试及格”，其中很多人没有得到任命。监察院承袭了过去御史的某些职责，但是它几乎毫无实效。从1931 年到1937 年，“送呈给这个院办理的贪污案，涉及69500名官吏。在这些人中，这个院提出检查的只有1800 人”。更糟的是，监察院没有司法决定权，在18 加个被检查有贪污行为的人中，只有268 人实际被查明按法律论是有罪的。而在这些人中，有214 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41 人受到轻微处罚，只有13 个人被免职。同时，所有这五个院都受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的箱制。这个委员会消耗了国民政府大部分的财源，而且本身构成一个事实上的政府。令人感到荒谬的是，说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元首享有最后决定权，毋宁说中国有这样一种软弱的政治机构，它能提供自治的政治影响。皇权制度在保证皇帝大权方面是非常强大的，它决不容许任何其他权力存在。在皇帝同他的官僚们发生矛盾时．他可以作出任意的和不可预料的决定加在他们头上，强制他们执行。在南京政府下面，无论是城市资本家，还是大地主、学生运动，或是工会，谁都没有办法叫政府对他们的利益负责。这是一个为存在而存在的政府，它不要任何社会集团参加其中。蒋介石一步一步把他自己变成一个独裁者。他使国民党死气沉沉，无所作为，不参加行政管理。他使由过去的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黄埔系跟军队中的其他派系对立起来，使政学系的行政官员们跟CC 系的党组织家们、甚至跟“蓝衣社”对立起来。蒋的作用是不让任何势力享有最后决定权，至少不让人民群众参与决策。这样，自l928年至1937 年，南京政府被几个不同的政治派别搞得内部四分五裂。至于人民群众，连村一级的政权都不能进人，除非有人从上边推荐。企图设立代表中央政府的地方管理机构的计划和立法常常受到军阀和商会代表的地方势力的挑战。在地方上进行的现代改革和改进措施，是从延伸铁路和公路线以补充电报电话线开始的。进行地质勘测、农作物收成统计、农艺指导以及维持秩序和治安所需用的开支，都要靠增加农村税收来应付。中国农民感觉他们从城市人民和中央政府推行的现代化中得不到什么好处。组织农村为它们自己谋福利的思想，在这些官吏头脑中根本没有。所以，扩大土地所有权以及减少“不在”地主之类的社会改革，在国民政府统治下根本不能进行。另一方面，在城市中，上海的地下帮会和他们的爪牙发着大财。政府由于跟他们合作而不少分肥。南京政府的主要活动只能在军事方面― 第一是削弱各省的军阀或使其中立，其次是为抵抗日本人侵做准备。正像革命是经北伐而夺取了长江下游，靠军队占据了1927 年的经济基地一样，国民政府继续生存下去，也非靠军事实力不可。蒋介石上台后实行军事独裁，要采取一个步骤自然是赶走俄国军事顾问，并且很快就用德国人来取代。1928 年，留学德国的法学家王宠惠帮助蒋介石建立了一个区别于民政政府的军事体系。总参谋部后来变成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以蒋介石为委员长，政府的五院则以蒋为总统。德国军事顾问们着手训练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机构，并计划获取德国的工业援助。德国和南京的联系是由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他的对手宋子文促成的。1930 年德国派了一个中国研究委员会来中国呆了三个月，设立了几个文化研究所来发展中德之间的关系。此外还开辟了一条中德航线。1931 年日本攫取了满洲。在这个刺激下，北京的知识界极力提倡国家工业建设，加强自卫。科学家被动员起来。曾在德国留学的地质学家朱家烨做了教育部长。l932 年开始组织了一个后来叫做资源委员会的机构，领导人是地质学家翁文顺。翁是科举制度下第」一流的学者，曾留学比利时，在卢万大学获地质学和物理学博士学位。极其诚笃和学识渊博的翁文濒，在国民政府被耀升到管理经济的很高职位。资源委员会直接隶属蒋介石和军委会。它的目的是创建国营的基本工业，包括钢铁、电力、机械和兵工。计划的一部分是争取外国投资，特别是德国投资。1933 年一个德国军事顾问委员会在中国工作起来，目的在于加强军事和工业合作。中国的钨对德国工业十分重要。现代德国军队的组织者塞克特将军访问了中国两次，主张建立一个有新的军官团的优等陆军。这样，在1937 年日本进攻中国的时候，国民政府刚刚跟纳梓德国建立了一种紧密关系，但是它的果实却因日本大举进攻中国而流产。其实，日本的进攻中国是与德日反苏同盟关系相平行的；l 男9 年8 月缔结的反苏公约使中国毫无办法，只得放弃德国而依靠很少量的美国援助。这倒适应了一个事实，对于有留美经历的中国自由派而言，加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初期是给予他们提供了机会的。国民政府在20 世纪30 年代努力加强它的军事力量期间，中共却正在农村为生存而斗争。虽然中国共产党到1927 年国共破裂时已发展了六万左右党员，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却很快使它受到严重削弱。许多党员失散得无影无踪，余下的最忠诚分子则躲在深山岩穴中。这样渐渐发展起十来个根据地，驻扎在那里的红军小部队支持着革命的政治领袖。这些根据地一般都选择在平原与高山间的边缘，那里连手推车都通不过，运输只能用驴马或人力肩挑，在峻峭的山谷中只有石子路可通。毛泽东和旧军官朱德在湘赣边南部的井冈山会合并建立一个主要的根据地之后，不久就迁移到江西山区，在瑞金建立了他们的首都。另外在武汉东北的大别山和江苏北部老黄河口的洪泽湖地区，也建立了根据地。所有这些地区，都是不太容易攻击而易于防守的。他们在2O 世纪3O 年代的发展逐渐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进军是以两条腿走路的：，一方面靠理想主义的信仰制度，另一方面靠组织技能。信仰制度是一种在全世界、超民族的基础上总结了全人类历史的整个宇宙观。组织技能则是根据宇宙观确定的，在所有共同信仰者中间提倡纪律和服从观念。这两者有力地结合起来，以适应人们从旧体制解放出来、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工业现代化等爱国的民族主义的需要。意识形态和组织工作当然在大多数革命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在中国的情况下，苏联通过共产国际费了相当长时间才使之适用于中国人的生活和情况。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的分析，是把关键因素放在城市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城市出身的领袖身上的。可是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了却走不通，于是把重点放在农民身上，以代替城市无产阶级。比较地说来，服从组织纪律促成了共产党在中国的成长，但它是从莫斯科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开始革命的。共产党人掌权以后，就代表了他们的民族利益，于是，苏联和中国的党就分手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事情慢慢明显起来，走向世界的国际主义道路，不幸促成了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的共产主义被削弱并且分裂了共产国际的战略。共产党如果不加强民族文化，就不能繁荣昌盛，但是这样一做，它的原始纽带却散开了。L927 年后，濒临崩溃的中共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权。中共领导由共产国际通过莫斯科提出的几个年轻人接任。由于他们不得不在上海和别的中心城市过着地下的逃亡生活，他们进行成功的革命战争的能力受到严重阻碍。他们对党的贡献只限于意识形态方面，而从未成为群众运动的核心。如果中共不是以新的组织技能开始在农村做农民的工作，中共早已被人遗忘了。中共1927 年大约有六万党员，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很快消灭到只剩大约两万人。这些人在城市中过着秘密生活，但他们仍然代表着共产国际，接受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然后转给各根据地。不但如此，而且由于1931 年春有28 个有名的布尔什维克从莫斯科回到中国主持了中共工作，莫斯科的影响反倒更加强了。他们把正在开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警察告密了，结果24 个人被捕枪杀。其中5 个青年作家的死，被这28 个人称为“五烈士”，大肆宣传，而对另外19 人则不说一个字。现在这些新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充当了中央委员，足见共产国际式的残酷无情。他们的思想和目的非常正统，却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继续大唱无产阶级革命的高调，并试图夺取城市，希望建立独立的省政权。这就落入了国民党的圈套，从而招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在中国没有发生革命“高潮”。1933 年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搬出上海，转移到由毛泽东领导的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在那里，他们在地位上压倒了毛泽东，却也像他一样浸在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问题中。可是从这时起，毛的人格和思想逐渐变成了中共革命的中心因素。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方面，超出了他的同事。我们前面曾指出，言行一致曾是孔孟学说的一个主要论旨。思想和行为的和谐，知与行的相互关系― 这是“阴阳”原则的大辩证法，甚至包罗全宇宙，不得例外。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两者必须相互作用。人随着自己经验的展开，必须从中学习；但是他必须把学习到的东西加以应用。因为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能够影响环境。对于毛泽东而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导致他产生几种想法：你如果不能应用理论，你就不要接受它。读书而不能应用，就是浪费时间。如果象牙之塔中学到的学说不能变为行动的指南，则是无用之物。因此，他轻视一切书呆子。在孔孟之道流行的时代，人们通常的想法是按照既定的办法学习。对于学者来说，“学习是容易的，实行是困难的’，。但是，在2O 世纪革命中，情况却不同了。正如孙中山在最初遭受挫折后所说：“知难行易。”毛泽东认为，如果你对事物有所了解，你就能够并且应该照那样做，但是你的经验和你实践的结果，应该引导你对你所知道的东西加以再认识。毛是一个创造的天才。他的思想超过了那些城市出身、企图指导农村革命的共产国际信徒。多年以后证明，毛的主要缺点在于他的. ’知”与“行”的统一只限于现实政治领域，而不在抽象的经济理论方面。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资料来看，毛的思想发展是由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推移的。在“五四”运动中他作为一个追随者，开始时相信改良主义。只有在遭到明显的挫抑之后，他才得到结论，认为暴力革命是惟一可行的出路。他开始写文章，论体育锻炼是完整人生的重要部分。他像别的很多人一样，曾经赞成过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即主张互助和协同的努力。1914 年他18 岁时，曾在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保尔森著的《 伦理的体系》 一书中做出笔记。这位哲学普及者主张“意志是理智的初步”，伦理是自然界的部分。宇宙的行为是属于伦理的，而且个人的行为也是属于伦理的。主观态度和客观实在不是互相对抗的。这种对于发展的伦理观点，对中国当代必须把历史和价值协调起来的一代人特别有用。这就是说，中国人对于伦理教导的继承同科学世界的现代知识协调起来了。从一开始毛就是非常积极的。他进学校比别人晚些，但在他主要求学的湖南师范学校，他比其他学生都成熟些，因而成为自然的领袖。他组织了一个工人夜校。他和几个同学每晚授课两小时，每星期授课五天，教工人读书、写字。他从北京大学回到湖南后，正是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他创办了一个讨论性质的刊物《 湘江评论》 。在这个刊物中他提出辩证观点，即人民受压迫的时代将继之以变革的时代，中国的屈辱和房弱，将继之以中国崛起为一个领袖国家。这反映了对立的统一论― 中国古老的道教理论。他的“人民群众大联合”的主张，认为社会上团结起来的人群，因为齐心合力站在一块，所以从来是占上风的，现在正是应该如此的时候了。西方国家就是这样互相配合的，而中国被孤立起来，就更应团结一致了。毛的思想虽是世界性的，但他早年活动之一是鼓吹湖南省自治，那是试图制定一部省的宪法，以反映当时公众的要求，就是实行各省联邦，以促进一个现代政府的建立。自治政府必须有民众基础，有人民代表参加，并动员全体人民。可是他的刊物在1919 年末就被查禁了，于是他只好去北京和上海，在那里寻找志同道合的人。虽然他在1920 年组织了一个苏俄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支部，但他还不是一个秘密工作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他创办了一个文化书社，在湖南各地设立了分店。甚至毛于l92l 年7 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时，他还不是坚信阶级斗争论的。1923 年他组织了湖南自修大学，目的是利用旧的书院形式传播新知识。他在湖南最后的活动，是参加工人运动，但到1923 年4 月又不得不逃到上海。到这时为止，他表现了进行革命的积极性― 思想的价值在于它们产生的结果。毛之所以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解放人民的能力。是他自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他。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指示出前进的道路，“五四”理想是不会产生作用的。现在中国的农民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已经开展起来。回顾一下可以清楚看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应组织和领导城市无产阶级的主张是多么不现实，而毛泽东着重动员农民以夺取政权和改变不可容忍的农民生活情况又是多么切中要害。当然，年轻的毛择东不是惟一关心农民问题的共产党员。半个世纪以后斯诺在《 西行漫记》 一书中把毛说成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号人物，代表了外国观察家的观点。事实上还有些更早的领导人，现在才开始有人研究，这就可以使人们有一个公允的看法。中国共产党中动员农民工作最令人莫测高深的一个先行者是彭湃。他是广东省沿海汕头与香港中间的海丰县人，是“五四”运动时的一名知识分子。20 世纪20 年代他回到他的祖籍。经过多次试验和失误后，他找出各种方法同本乡农民接近，学会领导他们组成农会，开始同地主、高利贷者和收税官吏进行斗争。在广州统一战线中，彭湃首先在1924 年就创办起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是该所1926 年第六期也是最后一期的所长。彭湃虽是一个先锋人物，但他缺乏毛的眼光，一直扎根在本乡。他在那里学会用学说和信仰同地主们的威吓和中共自身的幼稚恐怖行为周旋斗争，终于组织起了农民武装。l927 年底，他居然建立起海陆丰（海丰与陆丰两个县）苏维埃，自1927 年11 月至1928 年2 月统治海陆丰四个月，最后被国民党消灭。这样，彭在毛之前先行了几年，当时毛还在广州的统一战线中工作。毛1923 年逃出湖南后参加了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让我们看看毛的思想是怎样发展的吧。有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国民党的组织部工作。随后他在广州做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那里他担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教育出一班（几百个）学生。1926 年5 月到10 月，他亲自教的第六班有中国各省来的320 个学生。这个所讲授的课程似乎侧重农民问题的分析，加上农村阶级构成的分析。毛于1925 年曾在湖南组织过农民协会，根据他在湖南工作六个月的经验，1926 年他写出论文详细描述农村的全部剥削关系。农民受的压迫是：1 ．沉重的地租，占收获物一半或一半以上；2 ．高利率，年利在36 ％到斜％之间；3 ．沉重的地方税；4 . 对农业工人的剥削；5 ，地主同军阀、贪官污吏相勾结，无所不至地对农民进行剥削。在这个制度的背后还有帝国主义者和地主官僚串通一气，为保持在中国经商盈利而维持秩序。到这个时期，毛泽东已经彻底接受了列宁主义关于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反对资本帝国主义革命运动的思想。但是，在这个一般承认的格局之中，毛主张：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首先在于对农村不同阶级的细致和理智的分析；其次，经过实实在在的工作，确定在一定的革命时期和哪些阶级合作，反对哪些阶级；第三，中共在农村工作中的角色只应该是一个向导者或催化剂，而不是一个全知全能者。党的工作者必须密切考察农民的需求和苦处、希望和畏惧。只有那时，党才能表达农民的要求，团结最大多数，尽可能缩小打击目标，作为革命进程的最后一个步骤。统一战线的策略中。中共党员仍然认为，20 世纪20 年代的国民革命按照定义是资产阶级革命― 历史证明这是十分错误的见解。中共在这盲目的信仰中，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继续不惜代价地跟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放低动员农民的调子，想等着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再说。放弃在农村进行社会革命似乎是统一战线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中共自己也悲叹着“农民搞得太过分了”，因为南方各省的农民协会在北伐中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导致仍然掌权的地主恶霸和大小军阀实行了残酷镇压。中共和农民运动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1927 年统一战线破裂后，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样，中共给自己造成了灾难。在这个时期毛规规矩矩地沿着莫斯科传达来的路线走，枉然跟着那个在想像中存在而从未出现过的“高潮”前进。他发现农民们可以动员起来，甚至能够夺取城市，但是不能够同国民军打仗。因此，毛找到了信心，认为中共是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只要在一个地区内有人力和粮食支持战斗，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1931 年以毛为主席的’‘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就成了这一努力的榜样。这时中共开始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实行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把希望和机会给予贫农，以获取农民的支持。毛和28 个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争论之一，是如何对待富农的间题。毛认为他们在当地经济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莫斯科训练出来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富农是农民意识的根源，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只能起破坏作用。蒋介石发起剿灭这个共产主义肿瘤的战役，逼得中共确立了游击战原则。第一条原则是吸引敌人沿着他们的补给路线深人进来，然后切断他们的先头部队。第二条原则是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没有打胜仗把握时，决不硬拼。江西东部，山势陡峭，道路极狭窄，是实施这种战术的理想地方。蒋介石的围剿队伍，进攻得越深人，处境越危险，直到第五次围剿才取得成功。那一次德国军事顾问帮助设计了在进攻沿线山坡上构筑系列碉堡的战术，使一个碉堡的火力可以掩护另一个碉堡。这样串连起来的碉堡群，中间用载重汽车供应，不致个别孤立起来，终于使蒋介石占了上风。这也使游击战的第三条原则，即动员农民提供情报、给养、人员和粮食办不到了。到1934 年末，中共离开江西进行长征。开始时全军约10 万人，一年后只剩下约4000人。长征的目的是找到一个新的根据地，这个地方需是国民党军事外围的边缘，多少有些像过去满族在明朝帝国外围的边缘那样。中共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休整自己。当时如果云南得手的话，中共也许在云南呆下去了。尽管地方的军人势力不愿意接纳中共，结果他们还是被蒋介石的追剿部队所制服。追剿中共军队为中央军接管边远省份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借口。长征历来像是一个奇迹。可是红军的长征却比《圣经》 里摩西率领他的信徒冲出红海有着较好的记录。（一年当中步行了日刀）英里，平均每天17 英里。）为什么这么多军队以及党的组织者能够以飞快的步伐走得这么远？我们一定要张望一下地形。中国的西南是崇山峻岭中大大小小盆地纵横交错的地方。人口众多的平地流淌着从无人居住的群山中泻下的河流。长征穿过西南地区时，不能不跨过群山和深壑，躲开平原和通汽车的道路。所以一路都是高山峻岭、深川峡谷，没有平地。扁担代替了轮子车，双人的担架代替了车箱。1942 年同盟国军队在缅甸吃了败仗后，史迪威将军也曾长途跋涉过，美国人也尝过一次长征滋味。他作为指挥官带兵慢慢进人印度。在长征中，中共高级指挥官有时睡在担架上，大批队伍则爬山越岭或踏过水田，在蟾岩石路上攀登。他们经常是在深夜里处理敌人的情报，研究地形、人事和战略问题，准备第二天的行军或作战。史迪威将军本人是非到快死时不会让人用担架抬他的。相反，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显而易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能经受住长征，而美国领导人却不能经受。中共领袖们身边还带着勤务员、警卫员等，和正规军一样。正像美军和日军作战时那样，他们有秘密的谍报来源。他们的报务员经常收听到国民党军队通讯系统间简单的明码电报。他们了解敌人，比敌人对他们的了解要多。长征进程中一个主要问题是下一步到哪里去，以及谁来带头前进。在江西出发前，毛泽东被苏联留学的28 个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贬黝。人缘好的周恩来在军事指挥地位上凌驾于毛泽东之上。但是谁也没有能够打破蒋介石的堵截。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动辄爱打的阵地战，无一不遭到失败。在长征的初期，特别在渡河时，损失惨重。最后毛泽东的非正规的运动战的主张终于被采纳了。在向西北前进的路上，毛泽东于1935 年初重新被推上了中共领导地位，自那以后再没有更换。他原来的上级周恩来，此后变为他的主要支持者。毛重新掌握统帅权后，红军面临横渡长江上游一个主要支流的任务。国民党军阀的部队把每一个渡口都紧紧封锁住了。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把红军掉转到侧后方，看来好像要威胁云南和贵州省的样子，于是国民党军队赶紧从河防前线撤到后方防守。这时红军突然转回头来，一举过河。行军速度非常关键。出发时蜿蜒好几里长的行李队伍，成千L 万挑夫肩挑背扛的辍重装备，以及医疗卫生箱笼都被抛弃了。军事人员最初统计有86000人，一年后到达陕北时只剩4000人，其中还有沿途参加红军的新兵。从那以后，长征老兵成为革命的精华。他们构成了人民共和国莫基的神话人物。长征也促成了新的领袖的出现。毛在长征中已经和他的同事们拉开了距离。他作为第一号人物的时候，喜欢单独居住，同其他领导人分隔开来。和其他快要做皇帝的人一样，从那以后毛就不可能让别人同他平起平坐，甚至也不再信赖别人。他已经作为统一中国的人陷人了被安排的罗网之中。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毛泽东的掌权会使我们联想到汉、唐、明各朝代的奠基人。在每个朝代都有一班领袖出人头地，齐心合力，拥护一个高高在上类似“神明”一样的人。这个领导层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动员本地的民众支持用军事行动来推翻全境的暴君或赶走外国人，总之完成一件人民的事业。没有一个朝代的创业者能够单枪匹马地完成这一任务。因而他一旦当权之后，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和他共同打天下的同事的问题。明代（1368 一1644）的史料记载得比前几代都详细些。这个新政权的奠基者是一个特别疑心和狂妄的领袖。他把早年战争时期的同伴一个接着一个消灭了。〔 他倒也栽了千百万株树；如果那时他有铁路的话，他一定能叫火车准点运行。）长征中另一个发现，是毛找到了他的一个最亲密的同事，后来做总理的周恩来。这是个有伟大才能的、神奇般的人物。周恩来本能地保持在一个中间的位置，努力团结组织，而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来不做好像可以同第一号人物相匹敌似的第二把手。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任职历时48 年，创下了世界纪录。周就这样成了‘一个伟大的总理，尽心竭力服务于党及其领袖，正像古代最好的宰相鞠躬尽瘁于皇帝和王室那样。周的这个角色是有家传的。他原籍浙江绍兴，即上海南边的宁波和杭州之间的一个小城。这个地方出过很多幕宾和“师爷”（秘书），在清朝出过不少大官僚。周有三个叔父都参加过科举考试。1 厌喀年周10 岁时在沈阳进小学，1913 年进夭津南开中学，受到杰出的自由教育家张伯答博士的影响。周受到很好教育，但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学生领袖。他于1917 一1919 年在日本留学，开始从河上肇那里学到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开始时，周回到当时已成为大学的南开，在学生办的刊物当编辑。他从这时起就成为组织者和宣传家。他很快地倾向左翼，七个月的监狱生活更坚定了他的革命立场。19 加年夏他去了法国。这时候法国已经有了几百个中国留学生，此外还有10 万左右帮助法国打仗的华工。大多数学生是半工半读，但他们多数人主要是想解决怎样救中国的大问题。周恩来立即成为他们中间给人印象最深、最随和和最有外交风度的青年领袖。他的特长不在于打头阵，而是善于把互相竟争的人团结起来，共同协作。所以从一开头他就是一个用说服、而不是用控制的方法使领导集体团结一致的领袖。他访问了英国，又在德国住了些时候，组成柏林中共支部。他于1924 年回到广州时，已经是一个革命政治统一战线的极有修养的实千家了。1927 年3 月，周恩来负责上海的工作。省时共产党正领导工人准备爆动，突然遭到蒋介石的反共镇压。后来在1928 年，周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这之后他与28 个布尔什维克合作，支持几个党的总书记的改选和接任，但他自己没有充当党的总书记。在江西，他是赞成打阵地战的，直到后来遭到挫折为止。周最终成功的秘密，在于他十分明智地认识到莫斯科处理中国的教条主义态度是无益的，而他自己缺乏纠正中共的政策以适应中国情况的创造能力。正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局限性，所以他能够从毛的上级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高潮时改任毛的下级，支持毛在长征中担当中共的领导。周的国际经验和他对待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圆满态度成为中共成功的一个要素。如果没有他，毛泽东不可能崛起。正像毛最初从他的军事上的同事朱德学习过一样，他从周作为调停者、外交家和行政者的极不寻常的能力中获得了教益。不但如此，周还代表了一个集体的连续性。在法国同他在一起的有陈毅和聂荣臻，两个人后来都是中共军队的元帅。后来在北京，陈毅做了外交部长，聂负责核事业的发展。邓小平在巴黎时曾帮助周负责管理转筒油印机。经受了长征考验的领导班子的确是紧密团结的。除了有共同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并接受党的纪律作为他们工作的基础之外，他们是一个长期志同道合的集体。接近长征的末期，毛率领来自江西的红军和另一部分原来在武汉东北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会合了。这部分红军是由中共建党者之一张国点率领的，他们的人数超过了毛的部队。张后来和毛决裂，投奔了国民党，但是他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历史如何？写出来的材料很少。毛的活动成了历史的主流。中共1935 年到达西北的殃西省，在这一地区的西边是沙漠，东北两面是黄河。陕西是一块黄土高原，被雨水冲蚀成许多沟壑。因没有汽车路，容易防守，但缺乏粮食，人口稀少。要不是1937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军也许把红军剿灭掉了。为了准备抗战，东北军阀被调到西安一带打共产党，但他们宁愿攻打已侵人他们老家满洲的日本侵略者而不肯打共产党。1936 年12 月他们捉住了蒋介石，迫使他接受r 统一战线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策，然后才释放了他。1928 年革命处于低潮，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一段时间共产国际还指导中国的革命，但到了1935 年，俄国训练出来的成员就开始被毛泽东的支持者所取代了。这不是由于什么阴谋，而是因为毛发现取得政权的关键在农村。这是扎根于他对普通人民的思想、需要和利益的感情中的。他所主张的“群众路线”，真是要求革命由普通人民来指导和支持的。外国输人的学说只能是次要的。人民的话必须仔细地听取，才能更好地吸收他们、动员他们和掌握他们。共产国际指示的相对失效，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也发生了。中共白区党组织许多次试图组织工会，动员产业无产阶级，用罢工手段来控制城市，都毫无成就。这个工作的主要组织者是另一个杰出的人物，他知道什么是可能办到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此人就是后来领导华北城市工作的刘少奇。他的主要工作是鼓励左派文艺运动，发挥艺术手段和吸收学生到革命运动中去。他也是从经验中学会放弃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的。刘少奇在中共革命方法的中国化方面和毛泽东取得了相同的成就。1937 年刘少奇同毛泽东在延安会合时，第二次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建立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到1935 年夏季已成为莫斯科的路线。它一方面反对法西斯在欧洲的崛起，另一方面反对日本在东方的侵略。毛然而赞成的是一个除蒋介石以外的全国统一战线。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把中国从日本侵略下救出来，它的重要性已超过了土地革命。但是毛不愿意放弃后者而集中全力于前者。他极力主张两条战线的斗争，通过发展苏维埃根据地既抗日又反蒋。为了表明诚意，中共发动了一次东征，把部队推进到山西，以便更快地接近东边的日本。正在这时候，共产国际给毛发出指示，要他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周恩来便去庐山进行谈判。当国民党和中共最后订立了统一战线同盟时，毛已开始战胜留在中共内部的28 个布尔什维克。毛没有立即和国民党联合起来，而计划在苏维埃地区以全国名义与日本作战，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如果这个战略得以实行，中共就会以它自己单独的武装力量发展根据地和人民的支持力量，同时驾驭民族抗战的浪潮。毛泽东的民族共产主义的基础已经奠定。14 抗日战争和内战1937-1949年在日本人侵中国的八年中，中国人口较大的一部分在日本的占领区，主要是沿海和沿铁路的城市。另一个较大的部分是在国民党地区，即“自由中国”。中国的三个部分中，最小的一部分是中共地区，它的首府是延安。历史学家自然都是渊源论者，喜欢追本溯源，而中国的未来在延安。以此之故，关于日本失败以及国民党失败的研究，都不及对于中共兴起的研究多。成功是有创造性的，有趣的，失败则是悲惨的，沉闷的。归根到底，谁还需要它们呢？此外，延安地方小，考证也少些，讲起来也比形形色色的被占领区和“自由中国”容易些。所以我们不免带点偏见开始，几乎忽略掉日本占领区，粗枝大叶地概述一下“自由中国”，集中谈谈中共的中国吧。国民政府抵抗日本八年中遭到的灾难是人为的，主要当然由于日军的残酷破坏，但也由于国民党对它的艰苦境况的对付办法。只要日本一打起来，恐怕什么也挽救不了国民党中国的失败。有一个因素是确定无疑的，就是国民党领导层采取的方针。南京政府于1938 年迁往武汉，后来又穿过长江三峡，迁到四川省的重庆，这样就切断了它自己的根。它的海关税收和销到上海的鸦片贸易税收，全部给截断了。‘它那些辛苦培育、经过现代训练的行政官员都变成了由另外一些国民党土著人物跟省军阀和土豪形成的反动联盟― 那些旧中国残渣― 所统治的难民。重庆政府在中国西部尽力叫地方军阀听话，避免搞乱地主在农村建立的社会秩序。国民党政权从中国的中央政府降为深山沟里的逃难政府。如果毛泽东和他的人在重庆负责的话，他们就会慢慢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叫军阀们动弹不得，叫地主们完蛋。四川省和法国或德国一样大，是可以变成一个打退日本、收复中国的根据地的。但是历史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对于革命太没有信心，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者。“自由中国”抵抗日本的精神，从1937 年开始即使全世界为之振奋，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正像同情西班牙共和国派与佛朗哥作战一样。这为那些力图实现中国生活现代化的人提供了努力的机会。中国新兴的自由教育体系，在校址和设备方面遭受到惨重的破坏。很多学生迁往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教职员们跟他们一块儿到了那里。从北京来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从天津来的南开大学，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同时，燕京大学和其他基督教院校则集合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这时候国家资源委员会己经在后方开办了一些矿山和工厂，长江下游许多工厂也拆卸下来，陆续搬到后方内地。知识分子和政府公务员以极高的爱国热情，忍受背井离乡之苦，放弃沿海城市生活的各种方便，学会在内地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不幸的是，虽然他们是现代中国主要的专业人员，他们的希望却落了空。这是因为政府的无能，也是因为环境太落后之故。国民党政权解决问题是靠一些短期的变通措施，无法增强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少量的物资和人，主要沿长江以北的陇海铁路线，从日本占领区进来，也有一些从香港航空运进来，到1941 年香港失陷后也就断了。那个时期重庆政权还能够征集到粮食充当田赋，以维持它的行政机构。负责发展工业的人搞了几个兵工厂以支持抗战。日本轰炸重庆，激起了人民抗战的热情，但在同时，统一战线的情绪越来越低。重庆的激进知识分子纷纷逃往北方的延安。随着局势日趋恶化，中共有更多的人渗透到“自由中国”来。国民党的组织者对于知识分子也就越发高压戒备。蒋介石及其政权之顽固保守和在南京的时候一模一样。他们觉得战争只是军事单位的事。大学教育是为将来用的，因此用不着动员学生为战争努力，只要发给奖学金，让他们学习就行了。识字运动当然不去提倡，公共卫生服务根本不到农村去。旧中国统治阶层的人在农村中依然离开群众远远的。经过迁移的国民政府总是觉得它自己处于潜在的敌对环境包围中。作为“下江人”, 他们都是离乡背井，等待回到沿海城市去。早年民国搞城市的现代化，但农村的原有机构并没有打烂。相反，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西方留学的自由派现在却和法西斯头目、最忠实于蒋介石的党的领导同居共处。党和政府的秘密警察千方百计努力保持现状，越来越把自由主义者看成潜在的颠覆分子，因此要牢牢看住他们。他们设立许多训练中心，把教授们分批集中起来，要他们忠于三民主义，结果反而增强了他们的敌对情绪。用强硬办法对待学生、出版家以及其他似是而非的敌人，一步一步扩大了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而政府还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呢。四川 省除了陪都重庆周围的水浇稻田外，大部分是高山和激流，气候潮湿得令人极不愉快。没有暖气设备的地方，冬天很冷，夏天极热。除了缺乏一切现代生活的便利外，还得加上弄得人寝食不安的通货膨胀问题。国民党不像共产党那样住在农村，而是生活在钞票印刷机旁边。这种短视的应急办法造成的通货膨胀，一步一步耗尽了财力，使所有上层人士意志消沉。总而言之，一切事实都证明国民党政权不可能以创造的方法改变它战时的命运。在1945 年抗战结束时，还是那些老大的党魁们在政府各部之间调来调去；没有新的一代人接替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政府暴露了它早期就有的弱点，只是程度上更加厉害而已。它和四川、云南以及广西各省军阀当权者之间糟糕的关系，使它花去不少力气去镇压或对抗各种派系。因此重庆要想扩大地方自治，也十分困难。云南这个变成”自由中国”空中门户的省，省政府就能不让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和大部分军队驻在省内，直到战争结束以后才改变这种做法。结果，在1945 年以前，国民党警察无法镇压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教职员争取联合政府和反内战的运动。l 洲石年一位领头的爱国教授闻一多被暗杀一事证实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政权的普遍不满。在蒋介石统治下，当权者根本没有人民参加民主的概念。战争初期他们还设置了一个国民参政会作为一个简单的顾问机构，以便动员自由主义者参加战争。后来国民党连这个也包办去了，不要这个自由意见的传声筒。国民党在对待农民方面也一点都不高明。虽然通货膨胀开始时因为抬高了农作物的价格，使农产品生产者得到一些好处，但是这点好处很快就被苛捐杂税抵消了。地方政府派下千百种名目繁多的税款，主要为了维持他们的行政机关和填塞私人的荷包。例如，有所谓“新兵草鞋税”, “新兵养家费”, ”高射炮手训练税”, “驻军取暖费”，等等。下级收税官员想得出什么名目，就收什么税。在这一切负担之外，还得加上国民党征兵征粮。本来，摇役是军队随便什么时候要就得供应的，然而中央政府又授权军队司令部向农村就地征粮。结果是1942-1943 年河南省灾荒时，军队和居民都没有吃的了。横征暴敛还是没有止境，结果很快发生饥民起来打死官兵的事件。灾荒当然意味着囤积居奇，造成大量公开贪污腐化，终于是一片混乱，不可收拾。不幸的结果是政府没有增加一点财源，贪官污吏则乘通货膨胀之机大发横财。战争终了的时候，“自由中国”几个省里都快爆发农民起义了。与此同时，重庆的国民政府和延安的中共都在打两条战线的战争，一面打日本，一面互相打。打日本的战争是在北京城外于1937 月7 月7 日爆发的。紧接着同年八九月中，中共和国民党就缔结了统一战线。中共同意停止改变中国社会的武装革命，放弃对地主土地的强制没收，同时把红军改编到中央政府统辖之下。国民党方面则允许中共在几个城市设立联络办事处，在重庆出版《 新华日报》 ，并派代表参加国民党的顾问团体（国民参政会）。从这时起，统一战线的形式是成立了。红军现在改名为八路军，周恩来为中共常驻重庆代表。在1938 年参加武汉的过渡政府之后，他在世界报纸上已经是中共的外交部长和代表。统一战线协议中的条文，在纸面上没有受到破坏，但是事实的发展和原来的期望相反。国民党派到中共地区的参谋，延安不予接受，八路军继续独立作战，虽然国民党给了他们少量的津贴。同时，中共建设它的根据地，维持社会秩序，采用互助组之类形式鼓励生产，继续吸收贫农积极分子，使他们逐渐取得压倒富农的优势。党员人数由1937 年的4 万人，扩充到1945 年的120 万人。武装部队从1937 年的9 . 2 万人增加到19455 年的91 万人。不过，在总的增长中，1941 一1942 年期间也发生了一些迟缓和失误。在华北的广大地区要控制和指导中共的广泛组织，需要忠诚和守纪律的党员；在农村要有有经验的干部或积极分子。每个根据地需要供应品的自给自足，还需要无线电报传递消息，以便在分散的情况下保持集中的控制。表现在政府组织方面，党的中央委员会有点像旧时代的帝国那样，在延安设有不同的部门，如军事、组织、统战工作、敌区工作、工人、妇女等12 个部；同时还有五六个地区组织，如华北局、西北局、中原局等。这些地区局里也有相应的机构，分别对延安中央委员会下面对口的部门负责。由首府延安各部发给地区分局所属部门的指示，都必须根据“一元化”原则经过分局领导转发，或至少要使分局领导完全知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延安是一个人人想去的、充满阳光的、愉快和蔼的地方。那里的革命士气和热情非常令人感动，正如斯诺和其他美国记者向世界报道的那样。中共领袖之间那土生土长的民主，和重庆是一个惊人的对比。中共在统一战线方面有一些特别优秀的人才。此外，美国援华物资从来没有真正达到他们那里。缺乏接触使外国自由主义者认为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毛泽东在延安成功的秘诀，是把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结合起来的灵活性。作为近期目标，他在1940 年提倡新民主主义作为包容所有中国拥护中共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作为长期目标，他逐步发展党的组织，包括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同时，中共在动员华北农民的过程中使真正有实力的骨于很快成长起来。日本自然是动员群众加以打击的很好目标。人侵的日军沿铁路线实行封锁，虽然筑了许多碉堡，但也无法封锁住封锁线内外之间人员和货物的来往。一般说来，他们的封锁倒给中共的动员提供了方便。至于中共在这一形势下的成功是由于简单的爱国主义，还是由于共产党的学说，这倒不是个真正的问题，因为中共已代表了民族共产主义而不是共产国际；中共的理论产生于农村中的实践，另外也在世界解放的大前提下吸引了知识分子。中共在边区和在华北各地发展的解放区政府中，首要的原则是党对干部的思想控制和纪律的实施。党的思想指导必须把毛的长远原则和他的战略灵活性结合起来，因为中共的领导机关距离延安都很远，不能不大部分靠他们自主地决定问题，即使有一些无线电通讯设备，也是靠不住的。第二条原则是发现并满足农民的需要：首先是当地的和平和秩序；其次是对人民友好的军队，协助农民干活，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收割粮食，和村民交朋友；第三是从当地的贫农中和因种种困难受挫折的有才能的人中吸收积极分子；第四，是实行经济上的改良办法，如组织互助组种好庄稼，有组织地搞运输，用合作社办法生产消费品等。除了这些努力之外，第三个阶级斗争的原则就出现了，即必须采取一种很策略的方式。因为华北的地主比华南好不了多少，他们通常执行当地公众的领袖功能，而又和当地的秘密会社和旧日兵痞相勾结，组成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国民党早年在华北的一些地方就拥有这些力量，因而也有人信服他们。中共对这个问题搞出一个有说服力的“三三制”办法。设立地方的小规模的参议会，中共只控制1 乃的议员，剩下2 / 3 由国民党的人和无党派的独立分子担任。在这个基础上，由于中共的优越的组织纪律性和忠诚心，自然容易让他们在实际活动中成为领袖人物。由于他们的威信受到群众拥护，他们就可以在他们一向支持的各种经济生产基础上，进行土地改革了。土地改革只有完成了三方面的准备才能进行：军事控制，经济上的改良措施和农村中积极分子的培养。在这些进程中，关键是发动舆论来反对当地的地主恶霸，动员村民用革命手段谙责或用这样和那样的办法清算掉他们。经过这些步骤之后，对所有土地加以评估，对每个农民按富农、中农、或无地的农民分出等次，将土地重新平均分配给他们。如果这样重新分配没有争议了，村积极分子就开始按照党的领导精神加以训练。意思就是：只要他们能团结起来，尽自己能力工作，人人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这个新的团结的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任何个人都不能做出什么成绩，但是只要把个人利益贡献给共产党代表的公共事业，他们就可以完成重大的事业。这时都会赞扬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是人人都能畅所欲言，但是党做出决定后，大家就必须遵守。这一套办法，如果在美国新英格兰州的市议会肯定是没有用的；但是在华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只有实行地主或外地官僚的政府统治，所以这种办法是真正有说服力的。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在这里勾画得清清楚楚：党必须到人民中间去发现他们的苦处、不满和需要，然后由党提出解决方案，按照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原则，向他们做出说明。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概念，是真正适合中国传统的一种民主，上层官吏只要真正把心放在当地人民利益上，自然可以按照他们的利益来管理他们。这样，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肯定了中共对中国农村群众的动员，而这样一来，就给予中共在全中国大多数人民居住的农村（虽然不是城市）以新的权力。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内战的决定时刻，中共就能够领导组织起来的民众，支持武装斗争，来反对国民党的城市堡垒的优势力量。中共的扩张和他们在整个华北甚至长江流域根据地的建设，到1940年发展到一个高峰。日军沿着铁路线扩大他们的控制范围，沿线大约每隔三英里建筑一个大型碉堡。他们从这些驻兵点派出部队侵犯农村。他们的问题可能同后来苏联军队在阿富汗一样。空中力量和火炮不如装甲列车和机枪运用得广泛。但是日本军队好像后来美军在越南和苏军在阿富汗那样，面对着一个在农村中控制大多数非本国人口的间题。他们在那里的生存一半依靠伪军，一半依靠他们自己的优势火力。用常规的阵地战是打不败日本军队的，只有用游击战法才能消耗他们的实力。日本军队对付游击队的办法是扩散他们的据点网络，不断加强封锁线，以孤立和切断游击队，把他们饿死。为了对抗日军的压力，中共军事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彭德怀发动了一次从1940年8 月开始的号称“百团大战”的大规模进攻战役，整个华北的铁路线都不断被切断，碉堡群被粉碎。这是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的一次主要进攻战，可能当时延安不太知道。几星期之后，中共的显然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但是日军后来实行武力报复，增加驻军人数，实行“三光”政策― “杀光、烧光、抢光”，并且不再区别一般农民还是八路军，遇到什么都消灭干净。碉堡成干地增加起来，凡是破坏过的农村都驻上兵。这次屠戮和破坏的目的，是要粉碎中共在华北的整个阵地，孤立起小的地区，接管中共已经建立政权的大部分县政府。它是一次极大的灾难，这以后中共没有发动同样的攻击。同时，中共在长江地区的扩张，特别是新四军的扩张，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报复。国共之间本来交涉好新四军大部分从江南转移到江北，但是1941 年1 月，指挥部所属几千名中共部队在行军中遭到埋伏，几乎全军覆灭，形成所谓“新四军事件”。虽然国共双方都不承认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因为形式上维持着它对双方都还有利，但是破裂已成为事实。这些挫折使延安政权碰上严重的危机。国民党和日军的封锁阻断了差不多全部贸易，通货猛涨，整个政权不得不压缩，以求生存下去。延安本来收的农产品税非常之低，194l 年因天时不利，农作物歉收，政府只征总量大约10 ％的税。没收地主的粮食已经耗尽。惟一的出路是自己动手，力求自给。棉布之类消费品都自己生产。大块荒地开荒种粮，开发渠道，灌水浇地。粮食增产了，牲畜增多了。总而言之，用尽各种方法大力发展生产的结果使经济危机终于克服。与经济恢复相平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最终奠定，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毛过去读的马克思主义书不多，1936 年到延安以后才有些空闲时间。斯诺访问毛泽东时看见他很有兴趣地研读着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本。不久后他就发表了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讲话，并写出了《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由于28 个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还没有消除，他演说辩证唯物论的用意是表示他有理论领导的能力，虽然那讲稿比较粗糙。不管怎样，毛着重讲矛盾问题、“对立统一”问题，表现了他的独创性。当然，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很深的根源。毛泽东在延安时花在哲学上的工夫，推动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方向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不仅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党的问题，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根本上变得适用于中国。这里有一个政治上的必要条件，就是党要成为有纪律的组织，党员都接受党的路线，党员都靠得住，能按照给他们的指示办事。国民党吃了很厉害的宗派主义的亏。共产党的组织小些，他们能排除宗派主义而取得成功。中共的成功依靠党的积极分子的一致性，他们一定要在理智上深深相信党的路线的智慧。路线的正确性一定要用理论原则和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件事的完成是逐渐创造了一套在西方通常称为“毛主义什的概念，在中国则比较谦虚地称为“毛泽东思想”。它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把它的普遍原则用之于中国的特定情况。毛是怎样一点一点地把它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极有趣的问题，因此值得我们停下来考察一下。即使用简短的几段话来说明一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也需要相当审慎。现在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处理的吧。首先谈谈名词这个老问题。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当它们最初传到中国时，都碰上个名词问题，就是先选择几个汉字来表达这新概念，又要区别于那几个汉字原来包含的意义。日本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早就做出开拓性的努力。早在毛以前很久，中国人在吸纳马克思主义时，就碰到一些关键字眼。例如马克思用的拼普罗列塔里亚特”这个词，在西方思想中联系着城市生活，特别指19 世纪初期西欧工业化中生活在恶劣条件下的工厂工人。但是中文翻译则用了“无产阶级”几个字，意思是“没有财产的阶级”，可以指城市的，也可以指农村的极穷苦的人，实际上在中国主要是指后者。这样，欧洲的普罗列塔里亚特，在中国自然而然地指农村的贫农和无地的雇农。就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时字音和莫斯科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当他们向中国学生和普通人民传播时，还是带着微妙的差异。还有“封建”这个名词，原来指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战国时期君权分封的局面。和它相对立的是集中的王权下的郡县，是和土地所有制或耕种者身份无关的地方分权。所以在中国经典著作中这个名词只涉及到公元前221 年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的政府机构。但是如果将封建主义和中国地主的剥削等同起来，那就要追溯到2000年前了。这样马克思为欧洲历史学家下的定义就不容易应用到中国了。如果说整个中国历史在公元前221 年后的头2000年中都是“封建”的，那么这个名词就失掉了它的意义，或者是有意滥用了。“普罗列塔里亚特”和“封建”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常用名词而已，但是用在中国，显然要另外做出解释来。除了外国名词的中国化问题外，中国人生活的经济基础主要在农村，也必然赋予中国革命一种不同于苏联的农村性质。农民必定是主要的革命者。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意味着中国不能当别人的尾巴。实际上就是说，中国人民只能接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历史的自我意识终究会改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形象。在毛泽东看来，可以这样说，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封建主义）已经同城市里的商人阶级（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的崛起，并同“帝国主义”剥削者的支持搅和在一起。这个形势可以由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当局（社会主义）而解决。换句话说，在宣传新的世界信仰制度过程中，总有办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革命的任务。不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还是一个两条战线的任务，因为中共总要用正统的欧洲语言保持它作为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员的资格。譬如早期广州的国民党就不能简单地说它代表资产阶级并准备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政府不代表布尔乔亚资产阶级，而是代表多个阶级的政府，或代表“四个阶级集团”，而无产阶级（由中共代表）可以参加其中。毛后来著文说，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生的，是中国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的， ，… 他们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的孪生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抗。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合理的。这就给中共争取政权以理论根据。这个话在中国是说得过去的，不管在欧洲说起来怎么样。例如，在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过程中，毛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估计，即在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中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过渡阶段，然后再有另一次革命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18 世纪90年代的法兰西革命做典型的，而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认为是俄国在1917 年搞成功的。换句话说，整个19 世纪的历史代表了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在中国相等的阶段是什么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肯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列宁主义者认为那是民族资本主义的一种成就。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因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实现，那么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应用的结果，就意昧着中国经过了2000年的封建历史和仅仅姗年的资本主义历史。以欧洲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衡量，中国简直不能够加以比拟了。但是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可以由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来领导实行。当毛于1940年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一文中提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这种看法时，他把中共和国民党可能合作反对日本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基础，就放在这上面。换句话说，新民主主义允许无产阶级的中共在必要时没有国民党也可以领导全国。毛应用他的理论框架，在延安发动了一个整风运动，为后来的群众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树立了范例。这是毛已当权后，不仅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并且为了统一全党和整顿纪律所做的努力。整风运动虽然是限于党员范围，但现在党员人数已大大增加，纪律不像长征时期那样严整了。这个运动的公开对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主观主义”是指那些不能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的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是指近期各种派别之间的矛盾和军民之间、党与非党之间、新老党员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党八股”是指使用说惯了的行话，而不肯解决实际问题。其他弊病还有日渐形成的官僚主义和行政管理中的例行公事化。反对这些弊病的办法，部分地可以采取分权的原则，或把干部调到接近实际问题的农村工作等办法。即使这样，干部人数还是不断增加。还要加以反对的，是许多从沿海城市来到延安的人们的个人主义。中共和知识分子发生磨擦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孔孟之道时代，学者训练出来就是从事公务的（“学而优则仕，' ) ，可是为世纪革命的作家们，则将矛头指向社会的弊端和不轨行为，因为他们是在一个与从事公务背道而驰的阶级中成长起来的。总之，传统的知识分子现在分裂成两部分，从事公务的和从事公开批评的。现代知识分子，例如鲁迅，就守着净谏的传统，动辄指向当局的不是之处。对国民党进行过批评的伟大批评家鲁迅，已于1936 年逝世，于是他的名字就可无所顾忌地被人用来作为典范。因为他的名字在中共的宇宙观中是如此之重要，我们不能不停顿一下，来估量估量鲁迅在历史上的实际角色。首先，他到1918 年37 岁时才成为一位．卓越的作家。从那时起，到1936年他55 岁逝世后，出版了三大卷小说和杂文集。他树立了一种文体，最重要的是他成为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弊端进行毫不妥协的批判和讽刺的典范。这种性格的力量，使他在1930 年后以非党员的身份与共产党合作。鲁迅对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影响，当然来自他的才能和性格。他有渊博的知识素养，最早受到经典教育，后在南京路矿学堂学习四年，随后在日本学医两年。他很早就对翻译外国文学以唤醒中国人民发生兴趣。从1912 年到1926 年，他以在北京政府的教育部中担任一个官吏为生。在这个期间他运用渊博的汉学才识发表了五六种关于中国古代故事、唐宋小说的论著，一篇公元三世纪诗文的评注集和其他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的论著。此外，他还对观赏艺术、特别是古代的碑帖和雕刻深感兴趣。后来他又提倡把木刻当做宣传的革命媒介。鲁迅死后，他的事业就由中国共产党接过来了。他们把他看做文学革命的主要人物和闪耀的明灯。鲁迅自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叛道的英雄，他死后被恭维到那样崇高的地位，是他生前所不能担当的。他相信文学有改变人们思想的力量，而对于中国社会对待劳苦无告的人那种极端冷漠无情的态度至为痛恨。鲁迅一生都深恶痛绝于他的同胞对待别人的态度。他的著名的和有影响的作品，都是由于表现正义感的辛辣而发生强大力量。刃年代初期，他强烈地反对国民党在上海的反动政策，同左翼方面表示共鸣，于是参加他们共同创建的左翼作家联盟。一个最鲜明表示他的态度的事实是，在他死后，他的几个最亲近的附和者，竟成为毛泽东主宰文艺的首要打击对象。加世纪菊年代初期在延安，中共如何以新的国家权威来统治文艺成为一个中心间题。各种各样的中国自由派爱国者都参加到革命中来。他们对国民党缺点的攻击态度，自然地导致他们对中共方面出现的各种缺点也加以批封。鲁迅是死了，但他的最亲近的追随者，在中共下面继续发表他们的批评意见。1942 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他定下一条规矩，文学应当为国家服务，在现在的情况下，就是为革命服务，因此，它应该仿效苏联，贯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回避中共在国民党时期那样以暴露阴暗和缺点为能事的做法。在这个当口上，另一个因素也插入进来，这就是中共政权也像以前的中国政府一样，要依靠好的名声。中共的力量源泉在于它是一个理想的、无私的、为改善人民大众生活而努力的组织。对于这样的领导，批评似乎就是不忠实，因为领导仍然是个人的。对宗派的忠实与否，归根到底还是对个人忠实与否的问题。这里有两个老一套的因素：第一，写作是极有力的媒介，口头上对当局说些坏话，影响不大，如果印出来发表，那就严重了，因为发表出来后，当局不得不有所行动，以证明是非曲直；第二，似乎人们仍然相信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孔子、孟子和其他哲学家都强调过《 三字经》 中的几句话，即“人之初，性本善… … ”。这就意味着个人变坏是由于引导错误或是过于自私，因此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这些因素构成了1942-1944年间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的基础。这种运动方成为一种既定模式，此后在在中共历史上就司空见惯了。凡是接受思想改造运动的个人，首先经过调查，被劝说坦白陈述自己的生活经历，直到集体认为可以开始对他进行批评为止。在学习组的批评会上，这个人立即被孤立起来，接受其他每个人对他的斥责和警告。这样就动摇了他的自信心。第二是举行公开的群众斗争会，这个人被公众控诉和羞辱，常常受代表公众的在场者讥讽嘲笑。到了这时，另一种因素开始起作用，即中国人每个人都依靠团体的尊重以及当局的首肯；一个人失掉这些，也就失掉一切。随着压力的增加，个人除否定原来的自己之外，别无出路，就只得写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并表示改正的愿望。如果必须对他继续增加压力，就把他在监狱里孤立起来，或者单独囚禁，或者同其类似的人一样带上纸制的手铐关在一起。这种纸制手铐要换坏了，就要受到严厉惩处。这样把他的人性完全否定之后，他就可以进入新生和妥协的最后阶段了。他的坦白和检查都被接受之后，党会欢迎他归队，他自然是非常庆幸，极为喜悦，也就十分乐意接受党的领导了。不管这种心理经验是否会改变人的个性，但一个事实是确定不移的：这是将来人人都想避免的极不偷快的经历。不管结果如何，反正都要符合党的路线。我们必须对中国人的个性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免盲目地相信权力万能或无条件屈从。那些爱站出来发表批评意见的人，常常是顽固不化的人或者是觉得他们有权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批判坏人坏事。中共实行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并不都意味着中国人个个都是天生的奴性。相反，党不可能轻易地征服他们的独立判断力。在一定意义上，毛泽东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一种贴标签的办法。早期的国民党本来是“四个阶级的集团”，但毛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一文中则把国民党称为三个阶级的集团。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简单地把农民称作小资产阶级，而不把他们算做另一个阶级。这样简单地改变了标签，中国革命看起来就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取得一致了，而中国以农民为革命基础的“例外”就得以避免了。这种做法利用了马克思主义者习惯地认为农民思想意识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而毛泽东觉得这是与他声称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实际上即农民战争是吻合的。毛泽东历来注意保持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所以1 货旧年初期在延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一部分就是为了清除“28 个布尔什维克”和那些争夺领导权的对手。不可否认，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必然，否则就得取消中国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成员的资格。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番事业，一般说来是很成功的。它还附带产生一个结果，即使毛成为思想的仲裁者。1943 年以后，在巩固党的主席地位同时，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导地位。从这以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就提了出来，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太平天国基督教运动的失败比较起来出色多了。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兄弟，却很快变成了西方传教士的诅咒物。他对那些人根本不理，也真是愚不可及。他使自己成为基督教的叛徒而在国内又成为一个洋毛子颠筱者，在国内外都得到最坏的结果。而毛泽东虽然后来也受到莫斯科的诅咒，但有一个时期却与共产国际合作，并且当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时候，却能用正统的语言将它装饰起来。洪秀全和毛泽东，开始时都对外来的学说有些粗浅知识，后来都摆脱了外来的控制。洪摆脱了传教士，毛摆脱了共产国际。当然，他们之间的差异大大超过了他们的相似点。1943 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他的“群众路线”主张。正像他的许多理论公式一样，这一主张是模棱两可的。它一方面肯定同群众商童并要群众参加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确认中央控制和领导的必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侧重这一方面，也可以侧重另一方面。正如同《 新民主主义论》 可以做和国民党搞第二次统一战线的理论依据，也可以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理论依据。还有，一个人的阶级成分可以根据他的父母和经济生活确定，也可以根据他本人的思想表现来确定。同样，人民被视为最终的裁断者和革命的恩人，但是有些人也可以被贴上不属于人民的标签，而定为人民的敌人。这都可以由上级行政来决定。这一种发展路线的典型，是毛规定矛盾有两种：即有些矛盾是对抗性的，有些是非对抗性的，也就是可争论的。这样，有些矛盾可以使你成为人民的敌人，有些则不然，全看你怎样理解它。总而言之，它是一种很有韧性的思想结构，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受阴阳变幻支配似的。一旦毛控制了它，他就处于领导地位。团结就实现了。另外一个因素帮助了延安，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国际关系。1943 年俄国人成功地保卫了斯大林格勒；西方同盟国在J 匕非取得胜利；美国海军开始在太平洋作战得手；美国部队已经进人所罗门群岛，处在进击东京的路上。日本人不得不放松对华北解放区和边区的压力。当19 科年日军按照预定步骤长驱南下，越过河南进迫长江以南，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些精锐部队以后，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大战已进人尾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在1943 一1945 年期间又恢复了扩张，但他们的政策非常审慎，并不急于求成，也不重视表面。当1944年美军派了观察小组到延安的时候，看到中共形势正在上升，准备着战后同国民党决一雌雄。这种不可一世的精神可以从1944 年4 月底到6 月中旬举行的重要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现出来。会议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主席，赋予他更大的中央权力。“毛泽东思想”被欢呼为全党的指导方针。到了这个时候，不管主观愿望如何，美国已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像美国人那样的局外人来说，“自由中国”代表着现代文明的一个支柱，努力在古老的陈规旧习和邪恶势力中挣扎图存，在这中间没有什么革命可言。因此美国人觉得他们很令人鼓舞，并于1941年把“自由中国”当做一个同盟者对待。美国的无知和感情用事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罗斯福总统把国民政府描绘成一个打败日本后就可以填补东亚地区空白的力量。他从美国空军人员中召集了一批秘密的雇佣军，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来到中国帮助蒋介石。这支部队在美国空军退役军官陈纳德统领下号称“飞虎队”, 不久改头换面，称为第十四航空队，以云南省会昆明为根据地，出击拦截日本的航空线。美国的在华传教士则在背后支持援华救济会。美国的同情心又活跃起来。史迪威将军建议，中国新兵如果被带到印度，吃得好，训练好，可以成为第一流的战斗员。蒋介石正像当年在上海困难时依靠秘密的青红帮为帮手那样，这时又依靠美国的基督教精神和后勤供应了。由于中缅印战区的喜马拉雅航线在美国的战略和供应中处于最不重要的地位，因此它对国民党的处境也改善不了多少。当l944 年美国陆军派出观察小组到延安时，要想利用华盛顿与重庆间的同盟关系保证国民党在显然不可避免的新的内战中取得胜利，已经为时太晚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试了一试。美国海军紧跟在陆军之后，也于1942 年派了一个秘密工作队，同中国的秘密警察勾搭在一起，进行反共特务活动。但是史迪威将军没有能够刃11 练成功国民党军队，带领他们同日军有效地作战。美国想利用“自由中国”作为对日作战基地的想法，吸引住了它的全部注意力，可是在此同时，却使它自己疏远了中国革命。正像沁世纪20 年代俄国策划的一样，美国的援助计划也以失败告终。外国人插手搞中国革命，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的卷入是严重的时代错误造成的。每一个亲眼看见过军阀时代的中国并支持过教会大学的美国人，都曾寄希望于南京政府，把它看做美国理想的一个代表。后来一代见到过共产党的人，只是极少数。他们在美国简直没有任何影响，和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传教士比起来，真是微不足道。这些因素在美国政策的形成中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外交官员和像史迪威将军那样一些曾到过现场的指挥官，对于共产党运动的决心和力量都是很称赞的。而国内的选民却只保留着一个早期的印象，在他们的印象中南京政府似乎已经成为中国进步的最后一个字眼了。1938 年武汉成为抗日临时首都时期，人人都觉得风雨同舟，兴高采烈。但到1941 年统一战线快决裂时，美国观察家们看到的却是国民党和中共两个独裁政党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这时国务院的政策同美国总的战争努力，同横越喜马拉雅山的后勤空运以及史迪威主张的对中国军队施行现代化训练和装备等重大决策比起来，简直像沧海之一粟。而蒋介石还总在埋怨他得到的战争物资太少了。在华盛顿，没有一个美国人知道华北共产党地区的真相。他们只是按照外交和合法关系继续把国民党政权作为同盟者加以支持。与此同时，美国大使馆和美军司令部下属的当地观察员，已经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将要爆发内战，并看到苏联将要接收华北的危险。毛泽东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创造一个怎样的民族共产主义，一般不太了解毛和斯大林之间微妙关系的外界人，是不能恰当理解的。这样，美国的政策就变成尽力消饵内战，而想出的办法就是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实际上就是统一战线的理想的和未曾实现过的形式的延伸，是武装力量的合并以及两党在一个国民大会上都派出代表。中国的两党表面上同意战后以“联合政府”为目标，但暗地里都在准备打仗。美国政策可怜的非现实主义性，充分表现在罗斯福的特派代表赫尔利身上。这个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美国人，爱好浮夸，头脑简单，是一个较早出世的里根式人物。他采取的蠢笨的调解和消洱内战的办法，是让蒋介石把他的想法整个接收过去。赫尔利违反美国驻华大使馆全体同事的主张，一昧给蒋介石加油，拼命向他供应美国物资，完全不顾后果如何。到头来，他自己当然也从画面上消失了。但是他的政策在华盛顿还是被继续遵循着，终于导致美国被中国远远踢开。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赫尔利调处之下在重庆会晤，10 月间就一套理想的原则达成一致，使全世界自由人士都感到欢欣鼓舞。国民党和中共答应合作，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调整各自的武装部队，同时保证实现公民权利和自由。玩这一套糊弄人的把戏的目的无非是每一方面都不承认自己站在反对和平与合作的立场而已。然而1945 年秋天冷酷的事实却是相反。抗日战争一结束，共产党部队就进人华北，迫令日军向他们投降。国民党军队则命令日军打退共产党，并从他们手中恢复过去占领的一切地区。不久，许多共产党与日军交战起来，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则利用过去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办法来打退社会革命。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同时向满洲出动，竞相控制这个改称为“东北”的地区。典型的情况是：国民党军守备着城市，共产党则在农村动员。美国政府按照国民党的样子，出动5 别X （名海军陆战队到北京、天津地区，以防止苏联的人侵，同时从空中和海上帮助运送国民党军队到满洲城市和华北各地。由此可见，美国从一开始就插手在反共方面。不仅如此，罗斯福总统还依据雅尔塔协议试图同斯大林一道安排中国命运，缔结一个中国与苏联间的条约。条件是：俄国人承认中国的南京政府，并且只同它打交道，而国民党则承认俄国人恢复沙皇时代在东北的铁路权利。斯大林答应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从东北撤出苏军。这就是说，以1945 年10月15 日为限，中共有三个月时间可以渗入东北，在其间可与美军帮助运送的中央军相竞争。国民党看到中共正在打击着他们，就要求苏联暂缓撤兵。所以苏军是到1 例6 年5 月从东北撤走的，同时也将那里的工业设备和日本在傀偏国的所有新设备席卷而去。蒋介石在美国支援下则在反共作战中一路退到满洲南部。这个时候，由马歇尔将军代表华盛顿出面又进行了一次调停。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军最高指挥官，马歇尔是一个忠诚而老练的人物，他尽力向建立联合政府的方向努力。19 月6 年l 月在北京开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了两党军队的合并。但是现在内战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东北，这是重庆协议所没有涉及的。美国用一大笔经济借款换得蒋介石的同意，但当马歇尔回到国会来争取国会对这件事的批准时，他已失去对谈判的控制。他回到中国时，华北的战事已经由他在北平主持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加以平息了。这个执行部采用的办法是由美国派出几个上校军官和国共两方的将军们共同到现场制止战事。可是东北已失控了。蒋介石继续以他过时的指挥内战的方法，为自己挖掘坟墓。首先他把已夺到手的省城看得特别重。他不以南方长江流域比较富裕的地区为根据地，来同共产党己经占据的华北作战，而固守着一些可以象征统一的省会。然而这些省会多被共产党军队所围困，蒋把他的战线拉得过长。他显然还迷信从前统一中国的老办法。他把最好的美式装备部队都投到东北，而不巩固华北的中双方都利用和谈的喘息来准备大打。美国也以同样方式要求联合，要求南京和延安和解，然而同时却一个劲地供应国民党。原定战争结束时装备国民党39 个陆军师和空军，当日本投降时这件事只完成了一半，但各种装备和供应在内战中仍继续进行着。所以马歇尔的调停实在是一个谎话。事实上美国在1946 年3 月已经成立了一个军事顾问团，帮助蒋介石作战。在这同时，美国提供给中国的联合国善后救济物资主要都用于国民党地区。在这之后，19 46年8 月美国还把9 亿美元的剩余战争物资，以1 . 75 亿美元代价卖给了国民党。这样大量的美国支援，决不是1946年7 月到1947 年5 月间马歇尔对华禁运所能抵消的。当1945 年8 月和平到来时，国民党军队至少是共军的两倍，而且拥有美国在装备和供应方面提供支持的优势，加上美国海军帮助运输，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北京天津地区的驻防。国民党控制着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和大部分地区。冷战精神正在美国以及中国方兴未艾，所以美国的支持将继续不辍是可以断言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会打输了内战，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失败的原因，不仅仅由于战场上的愚蠢，也由于后方的无能。国民党的无能开始表现于他们经济管理的混乱，继续不断滥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日甚一日。从日本人手里接收沿海城市一事，主要成为腐败的攫夺，完全不去用之于工业生产。消费品一直供应不足。由于“自由中国”工业生产处于停顿状态，在收复地区也没有充分将生产搞上去，以致失业情况严重。同时，国民党还利用他们的过分提价了的法币、按极不公平的比价收购了日本占领时期发行的纸币。在很多地区，饥饿和囤积居奇比比皆是。国民党军队回到过去日军占领过的省份，徒然增加了捐税和摊派的负担。这是历史上大发洋财的一次机会。其次，国民党政府处理它的公民间题也极其不当，失掉大多数中国人的民心。它开始时是在日本投降后利用日本人和他们的傀偏伪军丢打共产党。当人人都在谈论和渴望和平的时候，这种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办法极不得人心。在日本占领下供过职的中国人也曾经盼望解放，而国民党对这些人一律看成敌人，认为不值得加以补偿。同样，在光复后中国的师生都被追究他们与日本合作的过错，而施以三民主义的思想改造。这就是把受日本统治的罪责加之于幸存下来的学生身上，而不去动员他们，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个政府‘一味向人民加税，而任由囤积居奇、营私舞弊的官吏不负责任何捐税负担。实际上这代表了最坏的一种“官僚资本主义”，官吏们牺牲公众，以填充一己的私囊。国民党的第三个失败政策，在于澳视乃至镇压公众的和平运动。这种运动是广泛而真诚的，不是像国民党声称的简单的共产党的阴谋。学术界都要求从战争转换到民权运动方面来，并要求国民党终止依靠美国打内战的政策。政府用暴力镇压学生，从而再有效不过地驱使他们和政府敌对起来，正像他们的愚蠢的经济政策驱使了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成为异己一样。国民政府就是这样丧失了公众的拥护，而且看来就是比共产党更厉害的内战挑动者。国民政府已经变得如此之军事化，以致它对内战只想到军事解决，至于作为政府应为公众服务些什么，一概置之不顾，这是显而易见的了。中国自由派评论家责备国民党政权，认为是它自己使中共获得现在这样得民心的地位。国民党在富有者阶级中原来还享有一些支持，但到1948年实行“货币改革”也都丧失殆尽。这次改革是强迫所有拥有法币的人都必须将它们兑换成新的“金元券”，物价将以政府命令规定，据说通货膨胀也将以政令终止。但是物价在六个月中上涨了85000倍。富有者阶级又一次被欺编了。这样，国民政府以变本加厉的形式扮演了中国历史上称为一个王朝的末代昏君的角色。受过现代训练的“自由中国”的中国自由派领导没有投向共产主义，但他们对国民党失去了一切希望。中共在1946 年以后的崛起，是在几条战线上同时发生的。首先是在华北农村的农民群众中。中共在l937 年同国民党实行第二次统一战线时，普遍地停止了土地改革，这时则恢复了土改。土地改革意味着地主及其他恶翎的土地被没收，一切经济社会地位被剥夺，同时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则在共产党领导下提高了地位，控制着农村。富农被中立化，或被削弱，而共产党领导层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改革。这样大规模运动的结果，是农村整个支持了华北的中共武装力量。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国民党军队现在采用的战争方法，倒很像日本当年侵犯中国作战一样。在国共决战三年的第一年终了时，国民党还拥有所有大城市和铁路线，部队的火力也占优势。但是中共军队只是收缩，拒绝迎战，以避免伤亡。这样一来，他们就迫使国民党在典型的游击战略中过度拉长战线。他们只在集中优势兵力时才打击国民党的少数部队。国民党曾占领延安和张家口的中共临时政府所在地。中共领导曾在中央军胜利进军中，游击于陕西北部。国民党重占了苏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县城。对若于根据地被破坏和重新失去一些农村地区，中共是始料不及的。他们的苏北根据地被破坏得很厉害。在他们保护下的普通民众多遭受到国民党地主阶级还乡团的屠杀和迫害。东北的战役，中共方面是由运动战的能手林彪指挥的。林先将他的部队撤到松花江以北的北满一带，然后在1947 年越过松花江突击几次，将国民党军队切割在几个不同地段。不久国民党军就都被孤立起来，困守在几个城市里。最近的调查研究工作，弄清了中共是怎样赢得东北的。他们先把农村动员好，一如他们在华北所做的那样。他们带着精力充沛的华北干部渗人到东北后，组织生产、搞乡村宣传教育、土地改革、新干部的思想改造等一系列运动，然后征集新兵，团结他们进行爱国战争。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成就，干部们在强制征兵的同时运用了他们的社会工作技能。东北人民在日本占领下长久以来抑郁难伸，现在对于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号召，无不热烈响应，拥护中共的战争努力。国民党方面也照例从相反方面助成了这个过程。他们多来自南方，对于满洲的领导素来不信任。这个地区过去被军阀张作霖和他的儿子张学良统治过，然后被日本统治了15 年，接着国民党带了他们自己的人来统治，但共产党则不然。他们迎合当地的领导者，来对付南方来的“闯人者”。正像同一时期在台湾一样，国民党不信任地方的领导者，再加上他们“发洋财”和剥削、“接收”等恶习，引起了当地人民对他们的反感。国民党的骄横傲慢、强取豪夺和腐败行径，在东北和台湾一样造成了灾难性恶果。不过在台湾经过1947 年2 月事件杀死了许多当地领导人物之后，国民党算是幸存下来，并且在大陆上彻底失败后终于改造了它自己。国民党军队在大陆遭受到过去日本人受过的一切困难：他们从亲共产党的民众方面得不到情报，受笨重装备拖累的部队前进得太慢，以致常遭伏击或零星的侧冀袭击。国民党军队既没有受过爱民教育或夜间作战的训练，又不能迅速行动。当中共在1947 年夏季开始转人反攻时，他们的部队不但很快控制了山东，而且恢复了黄河与长江之间、西边的京汉铁路和东边的津浦铁路之间的广阔的根据地。这就使他们处于威胁整个长江流域的战略位置。随着战略平衡的转移，共产党更加能够击溃国民党的美式装备部队，并把向他们投降的军队转变成新的共产党军队。在国民党方面，当蒋介石有机会撤出主要城市的守备部队时，他不愿这样做。结果是他的最精锐部队被围困和孤立后，连同装备一块投降。中共武装力量，借他们优越的战略战术，不但完全打垮了国民党守卫者，而且使他们丧失了士气。当他们于l909 年l 月最后包围北京之后，国民党司令官决定同他的所有军队一块投降，后来他在新政权中担任了一个受信任的职务。当毛泽东进入北京时，他的军队乘坐着美国的载重车，前面由美制坦克开路。美国供给蒋介石军火时，都附带有专门的军事顾问。但是蒋接受他们的一面，而不接受另一面。他们劝告他不要过于拉长战线，但他硬要拉长战线。他们劝他使用他的飞机和坦克，而不要把它们囤积起来作为火器的象征，但他不这样做。他们也劝告他，让地方指挥官决定各种战术性问题，但是这个委员长坚持要扮演委员长的角色，把命令下达到师为止。也许蒋介石知道他的师长们比他更蠢笨，但是他自己坐在南京，缺乏足够的情报来掌握战场的实况。毕竟他是一个军人政客出身，而不是地道的指挥官出身。他的将军们尽管不够精明，但是必须忠诚于他。有时似乎确实是因为他们不精明所以才忠诚于他的。归根到底，这个内战必须在农村打，而中共的动员结果既得到情报的方便，又得到后勤的支持。这样1949 年在南京以北的内战高潮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的装甲兵团本来保留做最后决战用的，都被像邓小平那样的党的领导人动员的千百万农民挖掘的坦克陷阱所包围了。美国人在投人大量资金用于军事训练和装备之后，对其结果庆恶不堪。幸运的是：马歇尔将军在日本投降后以调停者身份在重庆和南京花去一年时间消饵内战。他知道结局如何，所以当他回到美国在1947 年就任国务卿时，他就制止了美国采取平息中国革命的行功。美国的供应还继续着，但派往华北防阻苏联的海军陆战队却撤回了。中共后来利用俄国人在满洲收缴的日本武器和从投降的蒋介石军队手中得到的美式装备，打赢了这场战争。1949 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国。回顾美国在20 世纪4O 年代的对华政策，首先应提到的是美国对于中国形势的严重无知。美国人所特别重视的是同国民党的官方接触和他们自己在中国的战争后勤问题。他们已经觉察到国民党的糟糕，但不大了解详情。至于中共方面的情况，对美国人几乎是完全的空白。那几个到过延安的观察家，对于中共的乐观精神和决心是有感觉的。但是在华北除很少几个新闻记者外，没有美国观察家，而那几个新闻记者的观察也是很有限的，，结果是中共的力量完全被低估了。在19 48年，美国的拈计是国民党不能打败中共，但是中共也不能打败国民党。这种着法，表现出对中国的实际完全没有理解。在这之外，还得加上美国先人为主的反共产主义的偏见。这在欧洲本是一个实力政治问题。但是在中国，这主要是由于美国人对于极权主义的厌恶情绪而来的。这种厌恶情绪也是驱使美国对纳粹作战的因素。美国公众在这种稀里糊涂的情势中，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在过去历史中有深深根基、并对未来起着旋转乾坤作用的革命。很少有一个国家保持美国这样的姿态― 毫无作为。美国人只在一个小小的地区似乎做了正确的事，这就是帮助台湾的发展。国民党1949 年失败后逃亡到这个岛上，把不愿意与中共同命运的中华民国自由派领导者收拢起来。虽然国民党政权中军阀派在1947 年2 月就开始屠杀了台湾的一些中国优秀人士，但自那以后，中国的自由派倒是有了一个发展的机会。现在我们只能提一下那些结果和助成结果的因素，例如台湾的一次真正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l948年美国国会拨款在中美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下面的经济技术改进措施。后来又有很多具体因素逐步促进了工业化和出口贸易。首先是日本的殖民主义在地方秩序和公共卫生、铁路交通等方面留下令人满意的成绩，还有识字教育（但没有发展高等教育）和提高生产的农民协会。其次是美国经济援助和（1954 年以后）军事同盟。第三是大陆逃亡来的一些有才能的难民集中在一个人口并不过剩的地方，发挥了他们的才智。第四是国民党在蒋介石之下自我改造，同台湾中国人在商业和政府管理方面逐渐合作。国民党在台湾修改了原来资源委员会企图实行的带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对工业控制的计划。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因素也有关系，例如父年代和印年代的冷战等。国民党政府残存于离大陆100 英里以外的台湾当然有损于中共号称自己为全中国的统一合法政府。台湾省的事实上的独立是不可能被承认的，尤其在国民党为挽回面子宣称要反攻大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可以说台湾的自治直到今天仍使中国内战处于一个相持局面。历史学家对于国民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运用了中国自由派和中共宣传家的大量批评，他们大大地宣扬了中国自由派的支持，同时也贬斥了所有国民党的腐败和践踏人权的暴行。事实上国民党是用两条腿走路，不幸走的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条走向现代化，另一条则走向反动方向。这样，国民党统治的弊端就可以见之于部分独立的报章和外国新闻记者的实录，而不掌握全部政权的秘密警察常常又往有关他们的肮脏记录上添了几笔。虽然极权主义在蒋介石统治下得到了积极分子的支持，但是他们没有能够统驭全中国，不像中共的极权主义在得到政权之后所能做的那样。结果是：国民党和中共作为政府的形象来说，根据的资料不同，实在难以比较。举例说吧，中共的实际情况，外界当时一般是不知道的。第四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85年15 创造新的国家我们一旦论及1949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就从历史的研究显著地转变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了。中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这件事，促使西方花出巨大力量来了解这个新的敌人。采用的方法是多学科领域交插的研究。这件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已经开始，为此动员了一切有关领域的学术人才，从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以至于社会心理学来了解这个敌人。冷战引起了对苏联的类似研究。在1957 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以后，美国由联邦政府拨款，加上福特和其他基金会的资助，付出长达10 年的努力，动员各主要学科从事中国的研究，结果是出现了新的局面。社会科学家都喜欢研究宇宙的各种现象，因此自然爱把各国之间的问题加以比较。关于中国，他们有几十上百个新问题要问。经过30 年的培养、训练、实地考察和艰苦工作之后，我们现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知道的，比关于中国历史的任何较早时期都多了。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社会科学对事件的分析，多于单纯的叙述。虽然“现代史”中已经充满社会科学的分析，但是还没有掌握大量的研究证据。结果是本书的最后几章所反映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大量成果，这是任何个人都做不到的。因此我建议读者仔细看看本书附录的《 剑桥中国历史》 第14 卷和第15卷目录表。本书下面叙述的各章就是得益于那些权威的论著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我做了许多中国过去历史的引证，那是希望借此鼓励现在已经在进行的社会科学与历史的杂交。为减少混乱，我在最后几章中加了几个副标题。为了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有一些概念，我们不得不把l949-1985 年间分成几个时期，又把各个时期分成不同的方面：主题和因素。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那一大堆有名称的事件、单位和人物。它们有的是特有名词，有的是简称，有的是缩写，总之跟2O 世纪3O 年代罗斯福的“新政”时期用过的千奇百怪的缩写名词一样。用最广义的措词说，从1949 年到1985 年这35 年可以大体分为两个大循环，或者两次痉孪，即毛泽东的“大跃进”( 1958 一1960）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1976）。每一次他都动员了群众的支持，希望在中国社会实现革命的变革，因此有人称他为“民粹派”。如果简单地从美国政治中转用这个名词，不但说不清问题，反倒会把人弄糊涂了。每一次“民粹派”式的痉挛（动员政府和党的机关以外的人民群众）之后，都会有一次向系统的经济发展回归，1961-1965年和1976-1985 年两次都是如此。总的说来，有些人喜欢看到这种变换，认为它是“社会革命”与物质“发展”之间的变换，虽然这些名词是如此之暖昧，以致简单化到常常使我们无法把握现实，如坠五里雾中。中共的革命有时只用两三个口号标志出来，实在来得太快，令人难以捉摸。不说别的，只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国八年― 自1949 年l0 月至1958 年初― 之后就接连发生了两次人民中间的大混乱：第一次是1958 一1960年间的大跃进，接着是1 961-1985年的经济恢复时期；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即从1966-1969年，或者现在多数人同意，到1976 年毛泽东逝世为止。在这一连五个不同阶段中，第一、第三和第五个阶段，在中共一些干练的组织者和行政管理者领导下经济上有进步，但是在第二和第四两个阶段是由毛泽东所控制，它们的影响将会在今后很长时期争论不已。这一章要回顾的，是1949 年到l953 年，即关于接管和政治统治的巩固，然后是1954 一1957 年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化）农业和苏联型的工业化，最后是关于党的专政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淡泊的关系的社会问题。初期（1949-1953）1949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和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正如同满洲人在接管全国之前先在南满洲建立了他们的国都，同时笼络汉族官吏一样，中共在打赢内战过程中也在华北和西北建立了临时政府。毛泽东是理论和战略上无可争议的领袖，在他之下，中共领导像一个人似的共同工作，在政治局讨论政策问题，把决定下来的中央指示发至地方。主要的战地司令员如彭德怀、聂荣臻和陈毅，都同毛泽东、周恩来共事很多年。党的建设者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都曾在延安一块儿工作。这是一个久经考验、紧密团结的集体。中共似乎是得到“天命”意外的襄助似的，他们原以为还须打几仗才能控制全中国，但是事实上，他们刚一打败国民党军队，全国就立刻接受他们为新的统治者。这不仅仅因为和平是众望所归，事实上人们普遍承认中共的胜利已使一切抵抗终止了。令人吃惊的是，中共领导能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毛主席指挥了一场交响乐，但是我们分析这件事，不能单分析乐器，还要分析指挥动作。首先，解放军分布在南方和西南新解放区。全国分成了六个军管区，初期都由军管会管理，直到1954 年民政机关陆续建立起来后，军管会才跟着取消了。总的看来，中共认为在他们统治的头三年，在他们能够开始社会改造之前，有必要先恢复经济和动员人民群众。但此时事情又一次比他们自己预想的发展得得更快些。他们在地方政府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让国民党的官吏留在原地不动．这些留用人员继续领取他们的工资、照旧执行他们的职务。他们的总数多达200万人，而中共顶多只有75 万人准备来接管他们的工作。与此同时，经济整顿工作进行得很快。首先，通货膨胀以几种互相配合的方法得到控制：由于所有银行都已接管，信贷得到控制；全国各行各业都已组织起来，对主要商品实行控制。对人民公众保证按市场条件供应物资，只是工资不是付现金，而是按基本商品计算― 如多少粮食，多少油，多少布，等等。这就使每个人的工资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商业得以稳定。商品的流通和货币保持了平衡，通货膨胀压缩到一年大约巧％。这对于工薪阶级来说，简直是一件救命的大事。铁路的重建和恢复轮船航运倒没有很大问题，不过刚过一年中共就投人了朝鲜战争，这显然是一次冒险的赌博。l950年10 月中国“志愿军”进人朝鲜，面对着美国的炮火，先后造成100 万人员的伤亡。虽说莫斯科方面有一点帮助，这次战争对中国资源却是严重的消耗。不过“抗美援朝”的公众活动，却像先前抗日战争和内战一样，形成一次战争动员，人民群众更进一步组织起来了。L949 年以后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干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欣鼓舞。胜利的农家子弟兵，严守纪律，礼貌待人，同过去军阀部队到处奸淫掳掠和刚刚离去的国民党军队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的政府认真尽责，真正把一切肮脏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 不但是街道和水沟，连乞丐、婚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来加以改造。现在的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 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运动，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学习《 新民主主义论》 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理想主义的和有雄心的青年开辟了新的道路。中共组织慢慢地渗透到社会中，树立行为的模范角色，规定思想活动，禁止个人的异己倾向。妇女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从家庭的压制中解放出来。新婚姻法使妻子与丈夫平等。对于妇女，这是一个新纪元。只有到后来才看出，妇女的解放使她们成为全日制领工资的工人，同时还得负责家庭生活，而很难得到避孕套的使用。在电冰箱很少的情况下，她们只得站长队买日常必需品。在中共能够设法改造中国人民群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前，他们面临怎样建造一个新的、可以依赖它搞革命的行政管理机构的间题。既然商人和国民党官吏都原封不动地照旧工作下去，而新的中共于部也已逐渐渗人到政府中，一个迫不及待的任务就是怎样刘除政府机构中的杂草，并使它灵活运转起来。1951 一1952 年的“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就是针对政府机构、工业和党的官员而进行的。同时开展的“五反”运动则是打击起初也允许其存在的资本家阶级。在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愉工减料以及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罪名下，几乎每一个雇主都受到审查。很多人从此被裁去，有些则留下做政府的雇员。有两个机构使这些运动成为可能。第一是统一战线，即在1949 年成立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中包括中共成员，也包括非中共的领导人。政协于1949 年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提出了渐进的办法。政府最初成立时，多数的部还由非中共人士任部长。这时动员了很多人才，直到后来中共有了自已的人员，才逐步把他们替换下来。第二就是群众运动，即利用群众组织。工人、青年、妇女和各种行业的人参加这些组织。一个运动来时，这类组织的每一个全国领导机构就可以联系到它的所有成员。这样，在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这类组织就扩大机构，以联系各城市中的广大人民群众。运动不仅揭发出并消灭掉可疑和不忠诚的人物，还可以发现有能力的积极分子，这些人可以吸收到中共党内。党员人数1947 年是270 万，到1953 年则为610 万。当这种渐进的、零星的、各地不同的、有时候可怕的巩固过程在城市和现代经济领域里进行的时候，另一种平行巩固的过程则以土地改革形式在农村里进行。当然这种给全部村民都定出阶级成分，打倒地主和提高无地农民地位的工作，l949 年以前己经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华北和东北大部分地区进行过了，但是把土改扩大到长江以南更大的地区，却是一桩石破夭惊的大事。在军事上平定之后，工作队就进人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打击和消灭了地主。此时富农不仅没受打击，而且还受了照顾。他们的身份由于上面有地主阶级，下面有贫农而被夹在中间，在公开审判、群众斗争、处决等所谓激动人心的恐怖气氛下，他们也够担惊受怕的。同时在各条战线上有系统地向前推进之后，中共于1953 年开始计划向社会主义方向进一步系统地过渡。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作为预备步骤，一部国家宪法于1954 年制定出来了。它代替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把中国正在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出乎意料地提前结束。这部宪法基本上是根据苏联1936 年斯大林宪法制定的，主要内容是强化政府的国务院及其五十来个部。国务院变为党的行政臂膀。周恩来既是总理，又是政治局委员，在最高层居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下排第三位。新的政府不仅可以与苏联政府相比拟，并且可与20 世纪刃年代的国民党政府及其以前的帝国政府相比拟。一个不同于苏联的特点是设立了国家主席，由毛担任。毫无疑问，这是旧帝制的一种回声。为了适应中国人对首脑一元化的需要，已经开始对毛泽东实行举国崇拜。与苏联相对比，军事和公安部队严格控制在党的下面。军队在毛领导的军事委员会下面，公安则由党和公安部双重领导。换句话说，秘密警察不像在斯大林下面那样成为政府的另一分支或独立王国而对其他行政部门或人民施行恐怖统治。同时军事上也不像蒋介石那样有个军事委员会，它的各部与党和政府的各部相对垒。决定权紧紧掌握在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手中。国务院各部原则上领导各下级政权有关厅局，横的方面则每一地区有它们自己的联系。同时，仿效苏联建立了各省及其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是以等额选举选出的，对上级比对下级更为负责。人民代表大会系统最高一级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每年开一次大会，听取报告，批准政策。非中共党员在人大仍占重要位置，但是它除了作为一个讨论机构外，并没有什么权力。权力主要还是控制在各级党的委员会手里。下一步的成就是农业集体化。苏联在20 世纪30 年代的做法是城市干部进人农村去打击和消灭富农，而富农则采取毁灭牲畜、酝酿反对活动和拒绝服从政府等手段实行反击。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是中共从很早以来就是农村组织者，很接近并且依靠农民，所以它知道怎样采用渐进的方法以达到最后的目的。它在第，一阶段是使农民组成互助组，第二步是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这时农民把土地和农具都合拢起来，并按比例取得报酬。这一步骤使富农不致反击，因为他们的身份没有被消灭，开始时还有些改进。土改到这个地步只是牵动了占农村人口2 . 6 ％的地主户的土地，但是局面并不稳定。由于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了以前的佃农和无地的农民，私有制并没有取消，而是加强了。土地仍可以在私人间买卖，因而富裕农民反倒得势了。第三阶段的合作化，是把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低级向高级推进。这是真正的集体化了，所有农民劳动都只赚工资，原来投入的财产、设备或土地一概不算收人。要注意土地合作化之前先经过了一番土地改革。在分配土地过程中集体的活动非常活跃，当地的积极分子陆续出现并被吸收为于部。结果在l954一1956 年合作化的进度比原计划快多了，到1955 年全国都实行起来。农村的街道房屋等外表形象没有什么改变，但各个人的身份地位则因他们参加会议和各种新的活动而有所改变。（注：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常常就是一个村庄的全部或一部。在1958 一l978 年间，这些单位就叫做“生产队”。它们是农村三级机构，即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底层。1978 年以后生产队仍是基本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国民政府从来没有设想过的农村机构。党员大部分是从农民中吸收进来，从而和农民舆论一直很接近，而农业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生活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政权既已深人到农村家庭农庄，也就是后来叫的生产队，这个农村组织实在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组织都远为完备。毛择东的深刻的个人兴趣和中国人民的集体精神― 先不去说他们根深蒂固的乐于接受当局要求的习性― 似乎是集体化这么快实现的原因所在。这些倾向都被充分利用了，当然，这也使过分热心的中共党员因成功而“冲昏头脑”。中共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土地集体化的面积越大，产量越高，农民收人就越多。不幸的是，这种政策的结果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例证都对这种理论提出怀疑：土地面积小的较小的农庄，似乎倒能得到较高的单位产量。这种经济因素当然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问题的另一部分是：集体化可以创造出更大范围的平均主义社会，从而能够实现新的、更大的目标。开始工业化斯大林模式的工业是牺牲农业，把重点首先放在重工业上，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照办的，因为农业在中国经济中占了压倒的优势。可是，早期的工业指标却完成了，因为对农村的控制增加了国库的收人，可以用来搞工业化。实际上在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候，“大跃进”的思想苗头已经出现了。国家对工业的垄断本来在中国就有一定的基础，过去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就掌握了全国工业投资的2/3，可是中共还是拉开了几年间距，才实行资本家和国家合营，中共领导是参照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来这样做的。运动一开始是只在名义上改为合营，实际上资本家那部分仍照旧经营不变。事实上中共全国的干部在农村问题上比在工业问题上有着丰富得多的经验。增加生产的指标是不现实的。不过爱国主义和竞赛精神乃至各个人的雄心壮志，驱使中共地方干部你追我赶，都把指标定得高高的，并且上报说超额完成了指标，而丝毫不顾及渐进的和健全的发展需要。这样，政府和党的干部的积极性就变成不切实的了。1976 年以后中共农村又回到家庭（承包）农场制度和为自由市场而生产，同时还发展了小型企业。这不像20 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张的那些严峻措施，因此有时候有人问道：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出现毛泽东主义时代是不是会同样快地走向现代化？譬如现在可以找出例证，证明本世纪初期工业增长的速度一直在相对稳定中维持下来。也有人辩论说，中共干部和政府作为新的统治阶级加在中国头上，对于中国人的经验说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他们更深入到公众中去以及对日常生活更严格地加以控制罢了。经验表明：严酷的管制在经济发展上是妨碍生产的，所以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回到旧帝国的结构中去，只不过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而已。所有这一切修改历史的企图所面临的困难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局外人的假定基础之上的。举例说，谁也不能证明在农村消灭地主阶级可以通过逐渐进化而不经过暴力来实现。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如果没有党的控制，大规模增加人民群众识字的人数（据世界银行1978 年统计为66 % ）和建立政治组织能移迅速地实现。我们还得回到那二句老生常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总归要按照中国的特色进行。中共沿着一条同过去相连接的路线完成了重大的变革。总之它没有使中国变得更像苏联，或更像日本、或美国，中国只不过参与了现代世界的技术变革进程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下来的经济，至少分成三大部分：第一是满洲，即1931年后在日本控制之下的地方，现在称为东北；第二是通商口岸城市，这里是外贸和现代工业发源地；第三是广大的农村，这里除铁路和轮船带来商业的便利之外，现代化影响还比较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货膨胀就开始受到控制，捐税的基础扩大了，政府的财政收人从1950 年的65 亿元增长到1951 年的133 亿元。财政继续有赤字，发行公债可抵消4O ％赤字。公侦不是用人民币计价，而是以商品单位计价，可以作为银行储蓄。南京政府的国库收人大约是国内总产值的5 ％到7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产品缴税部分，1952 年估计为经济产值的24 % , 1957 年估计为30 ％。私营资本主义工业与国营合并之后使用了区别税率和信贷政策。l949 年占到一半以上的私营部分，到1957 年已降到l / 5 以下。但地方手工业仍然大部分为私营。1953 一1957 年问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国民收人平均增长率为8 . 9 ％。农业生产增长约3 . 8 % ，而全国人口只增加了2 . 4 ％。这可以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一比较，它们的国民收人平均增长率为2 . 5 ％。印度在本世纪匆年代国民收人的增长率不到2 ％。另一个指标是，1957年中国人均寿命为57岁，到1957 年为57 岁。小学人学儿童比率由20 . 5 ％增长到50 ％。总的说来，城市工资大约增加了l / 3 ，农民收人增加1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投资纪录和苏联的工业化期间差不多一样，虽然中国人均国民收人只占到苏联1928 年人均收人的l / 2 到l / 4 。在采用苏联模式进行快速工业化，即以牺牲农业而进行重工业建设时，中共没有搞清楚一个事实，即在苏联，人口与资源的比例有利得多，而且苏联在革命前的工业也已经先进得多。中国将大约全部工业投资的半数都投在苏联帮助建设的156 个项目中，这些项目都是大规模的，以资本为主的。156 个苏联帮助建设的厂矿几乎全部都是重工业，并且设在内地，如武汉和包头，远离海岸和上海、天津等地。但是依核苏联的援助是付了很高代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投资为25 亿元，苏联的帮助是以借款的形式，德年拨给6000万元左右，全部都要偿还的。苏联派到中国约10 万名专家，中国派往苏联受训练的是28000人。这些苏联贷款总数约为中国工业总投资的4 ％左右。当然苏联在技术上比中国先进一步，但是整个说来，苏联的援助，价值上是有问题的。所有这些因素，都使1958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筹划者们认为：重工业不应受到那么大的重视，而农业和轻工业应该得到较多的投资；农村情况改善了，对于城市的长期进步是很必要的。筹划者们还感觉到，大规模的工厂不如小规模的工厂在内地更有效益些。小的地方工厂，虽然技术上不那么先进，却可以利用当地的劳工和原料，减少运输费，并可推动内地的工业化。同时，筹划者们也想减少对苏联的依赖。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促成他们改弦更张，这就是：农业集体化并没有明显地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不过1956 年讨论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没有公布，因为它到1958 年春季已被“大跃进”所压倒。知识分子问题在“大跃进”的背景中，与经济无大关系的另一个大问题是知识分子和教育问题。如果知识分子仍然遵循孔子模式的译谏，学生们在学校里仍然读那些经书和自由读物，革命怎么能成功呢？毛泽东没有受过很多自由教育，但是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知识分子应拥护国家政权，教育要普及到农民群众中去并改造他们。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最后终于遭受失败，所以我们停下来回顾一下中国的教育经验是必要的。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争执不休的问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一点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常常有人说，在加世纪初和20 世纪20 年代，由于没有一个中央政权，军阀各据一方，倒为知识界提供了百花齐放的舞台。这种概括化的说法是不完整的，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2O 世纪把外国思想的重大刺激力带进了中国。中国过去不同朝代之间单纯的混乱，并不一定会产生新的创造性事物。1911 年以前清朝的中央政权和1949 年中共建立的中央政权这两者之间的政权空白期是对外国关于社会秩序的学说最为敏感和反应最为强烈的时期。坦率地讲，毛泽东的时代，是从两干多年的孔孟之道宣告破产过渡到接受进步、进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加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为救国而重新估价中国传统的激动人心的时代。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是苏联影响登峰造极的一种表现。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学者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我在前面已讲过，这种密切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商代政治实体。那时文字文化是统治者的一种特权，而文人学者是天生地、或者依照传统同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看一看西方早期，我们就注意到膝尼基语的字母是沿着商务渠道传播开来，希腊和罗马文学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论及国家事务的。这又是一个中国“例外”的事例。一句话，20 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文”这个字的出现。它一开始就意味着“线条”或书写，文学、文化和文明。与“文”相对称的是“武”，就是武力或军事。因而“文人”就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有良好修养的人。中国过去在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后，文官差不多都是经过科举考试录取的因而都是经典学者或保守派。中国文学的伟大成就，是在接受现存的社会秩序和中央政权的这种“框架”中产生的。在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寺院避难所，没有不同信仰的宗派冲突，也没有教堂同国家的分裂等造成的分歧。“读书致仕”大体上总是沿着官府的渠道；伟大的思想学派的倡导者如朱熹和王阳明，都有做官的经历。在近代历史中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第一，吩世纪的中国学者接受外国思想并开始改革的确很慢；第二，当旧秩序崩溃的时候，民族主义的精神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者，差不多都专心致力于“救国”，他们都仍然向往于国家。这种向往，当然是有矛盾的，因为学者一官吏这个角色，总是两重性的― 不仅要贯彻皇帝一行政的旨意，而且还要向统治者进言，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在政策上劝诫他。学者知道应该怎么办，并有义务贡献出他的意见。知识和行为的统一，是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学者的知识应该最终变为行动，行动也应该影响到知识。当胡适和他的同事们在1919 年主张．学问和政治应该分家的时候，他们是真正的学者。但1931 年以后，在日本开始进攻中国后，即使是他们，也做起政府顾问和行政官员来了。中国的伟大批评家鲁迅采取行动，发起建立左翼作家同盟。他鼓励批评和出版，都是为了社会秩序的进步和改善国家权力的运用，决不是远离政治。1949 年中共取得政权伊始就大大感到思想改造的必要。从理论上讲，由革命战争过渡到管理新的政府，需要把战斗的行动转移到用说服的手段而不是用暴力去实现革命的目标。然而，毛曾经提出一个估计数字（完全没有对证过），即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有80万人被处死，有些是国民党特务，有些是地主恶霸，有些是不可救药的党的专政的反对者。思想改造问题这时受到极大的重视。在全国范围的运动中，某些坏的行为被笼统地揭露出来，然后对具体的个人就以较大规模的斗争方式加以打击。一个运动通常是全国都发动起来，再在一个个地方由积极分子加以升级。有时他们接受指示，必须完成多少被牺牲者数目的指标。公众斗争和羞辱性的集会都是大规模的。千百个参加旁听的人从会议中懂得了什么事是不能干的。下一个问题是怎样改造教育，来造就忠于党的路线的学生。因为知识分子大部分是教师，于是整个教育系统都成为革命改造的领域。当中共开始掌权的时候，中国教育继承下来的影响是极其庞杂的。帝制时代的书院和它们的思想潮流，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在1900年以后，在本世纪的第一个10 年当中，来自日本的影响很大。这之后接着是中华民国头4O 年中，来自大西洋两岸的影响占优势。同时在汾世纪加年代和30 年代群众教育也有了开头。而中共在20 世纪4O 年代做出了特殊贡献。中国的教育政策，有二个明显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即旧式经典教育时期，到1905 年以前曾经培养了一批士大夫。他们如同西方的牛津和剑桥大学毕业生一样，是知识渊博的行政官而不是技术专家。第二个时期到20 世纪4O 年代末为止，西方自由式的教育培养了一批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一般人民则受了初等教育。第三个时期，即1949 年以后，毛希望的是把教育政策的中心放在人民群众身上。所以他试着采取苏联的制度，培养意识形态健康的技术专家。但是实际的制度仍然是面向两个方向：一方面给全国人民一种现代教育和技能，另一方面是训练多学科的现代知识阶层，以取代旧式的儒生― 士大夫行政官。但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的资源，怎么能把现代的文化生活给予群众，而同时还要培养一批受过高级训练的知识阶层呢？1949 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用极大力气模仿苏联教育制度。这种模式强调训练实用科目中的科学人员，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于是中共改组了基督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的文理科系统，取而代之的是创办了2O 个新的科技院校和26 个新的工程研究所。在大约200 个高等教育机构中，只有13 个是有文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这一改组结果，使绝大部分学生转人技术科学，而放弃了原来的人文课程。原来那些课程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有很多政治概念，而很少懂得技术，特别是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的居多。换句话说，这个转变主要是使高等教育从培养政府高级官员转移到培训技术人员。中共当然有它自己的吸收行政管理人员的渠道。这里可以看出切断一般文化教育和国家政策之间联系的企图。苏联模式也改变了提供教学方案、资料和教科书的制度，以适应由中央统一制定各种专业训练培养计划的需要。1952 年11 月成立了一个苏联式的高等教育部。各种俄文的专科教科书都找了来，大量译成中文。全国出版书籍的1/3以上都是这些书。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地位被俄语取代。五级分制度和口试制度都采用苏联方法。这样一来，国民党时期继承下来的东西和边区继续下来的东西同苏联的影响都混杂起来了，以致留下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那些受过高级训练的西方留学生，现在担任大学教授都得重新适应在共产主义指导下进行教课。沁世纪功年代实行的思想改造，首要的对象就是大学教授。可是事实依然是事实― 教学人员总的说来还没有掌握共产主义观点和方法。他们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尽管有了思想改造的经验和做了许多主观的努力吸收革命的新原则，旧有的教职员在他们的专业上还是碰到许多关于标准、进度的问题。中共刻不容缓地要在工农群众中培养出知识分子来，但是教授们发现最好的学生还是来自受过教育的家庭，仅仅上过几年学的工农毕业生不能承担大学的工作。中共政权极力在农村鼓励开办民办学校，但是事实证明它们不可能成为通向大专院校高级教育的管道。因为指导民众教育的只能是些受教育不多的共产党员，他们怎么也无法达到大学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