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哀帝下诏说：“《春秋》说，母以子贵。所以应尊定陶太后为恭皇太后，尊丁姬为恭皇后。各自设置左右詹事，采邑如同长信宫皇太后和中宫皇后 。”同时追尊傅太后的父亲为崇祖侯，丁姬的父亲为褒德侯。封哀帝舅父丁明为阳安侯，舅父的儿子丁满为平周侯，傅皇后的父亲傅晏为孔乡侯。又封皇太后赵飞燕的弟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皇太后王政君诏令大司马王莽离开朝廷，回到府第，以避开哀帝的外戚。王莽上书请求退休。哀帝派尚书令持诏书命令王莽出来任职。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向太皇太后报告说：“皇上听到太皇太后的诏书，十分悲痛！如果大司马不出来任职，皇上就不敢听政了。”太皇太后于是又命令王莽上朝处理政事。　　[13]成帝之世，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至与人主争女乐。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六月，诏曰：“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别属他官。”凡所罢省过半。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13]汉成帝时代，靡靡之音特别盛行。以致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流，都以富有闻名于世。皇亲国戚甚至与天子竞赛女乐。哀帝在当定陶王时，就对这种风气十分厌恶，生性又不喜好音乐，于是在六月下诏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抛弃郑国音乐，郑国音乐太淫荡。’兹撤销乐府官。经书上记载的郊祀大典的音乐以及古代兵法武乐，不属于郑国、卫国的音乐，由其他官署管理。”裁减人员超过一半。但是百姓受靡靡之音熏染的时间很长了，又没有制定其他高雅的音乐来替换，因此富有的官吏百姓，依然沉湎其中，一如往昔。　　[14]王莽荐中垒校尉刘歆有材行，为侍中，稍迁光禄大夫，贵幸；更名秀。上复令委典领《五经》，卒父前业；秀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叙诸子，分为九流：曰儒，曰道，曰阴阳，曰法，曰名，曰墨，曰从横，曰杂，曰农，以为：“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治诸侯，其言虽殊，譬如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或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14]王莽举荐中垒校尉刘歆，说他有才干德行，任命为侍中，逐步升为光禄大夫，地位显贵，受到皇帝宠信。刘歆改名为刘秀。哀帝又命令刘秀负责审核校对儒学《五经》，完成其父刘向未完成的事业。刘秀于是汇总群书，编成七略上奏，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记录书目的共有六略，包括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叙述诸子的，分为九大流派：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他认为：“九家都兴起于王道已经衰微、诸侯以实力为政的时代，当时的君主们的喜好厌恶大不相同，因此九家学派同时兴起，各持一端，推崇所喜好的学说，并用这些学说去游崐说各国，争取诸侯的赞同。主张虽然不同，但就象水火相灭，同时也相生一样，它们也是相反相成的。比如仁与义，敬与和，虽然相反，但也都是相成的。《易经》说：‘天下人都回到同一个地方，但走的路不同；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但人们却有许多种思虑。’而今，各个不同学派的人推崇自己学派的长处，如果深入研究，弄清它们的宗旨，虽然都有掩蔽短处的现象，但综合各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宗旨，也不过是儒学《六经》的支派或末流。倘若这些人能遇到圣王明主，将他们的主张折中修正，那么他们都可成为栋梁之才。孔子说：‘礼仪失传，到乡野去寻找。’现在距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当时的道术不是缺失，就是废止了，无处追寻，这九家学派，不是胜过乡野吗！如果能钻研儒学《六艺》，再参考这九家学说，舍弃短处，采取精华，就可以精通万种方略了。”　　[15]河间惠王良能修献王之行，母太后薨，服丧如礼；诏益封万户，以为宗室仪表。　　[15]河间王刘良，能学习献王的高尚品行，母亲王太后去世，他完全按照礼仪的规定服丧。哀帝下诏褒奖，增加采邑万户，使他成为宗室奉行礼仪的表率。　　[16]初，董仲舒说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师丹复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请：“自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奴婢毋过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贵戚近习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又诏：“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陈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16]早先，董仲舒曾劝说汉武帝：“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废除井田，人民可以买卖土地，造成富者田地一望无际，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县邑有尊贵如君王一样的人，乡里有富比公侯的财主，小民怎能不困乏呢？古代的井田法现在虽然难以仓猝实行，但也应该少有恢复，应限制人民占田的数额，将多余的土地补给不足者，堵塞兼并土地的途径。取消奴婢，除去主人可以随便杀害奴婢的特权。减少赋税，减轻徭役，使人民得以休息。然后才可把国家治理好。”等到哀帝即位，师丹又建议说：“而今连续几代的太平盛世，豪有的吏民的家产数目达数万万，而贫弱的人却愈加困乏，应该略为限制一下占田数额。”哀帝把这个奏议让大家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从诸侯王开始，诸侯王、列侯、公主占田各定限额。关内侯、官吏、庶民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人数不得超过三十人。期限定为三年，三年后有违犯规定的，财产没收入官。”这一来，造成一时田宅、奴婢的价格下跌，皇帝贵戚和天子的亲信都感到对自己不利，于是哀帝就下诏书说：“暂且等待以后再说。”这个办法遂停止不行。哀帝又下诏：“设于齐国的三服官以及其他主管皇家服装的官署，由于绮罗的纺织刺绣，十分艰难，因而全部停止不再制作和向京师运送；废除二千石官员可以保荐子弟当官的任子令以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女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令其出宫嫁人；官奴婢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免除奴婢身份，成为庶民；增加官秩在三百石以下的官吏的俸禄。”　　[17]上置酒未央宫，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马莽按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彻去，更设坐。傅太后闻之，大怒，不肯会，重怨恚莽；莽复乞骸骨。秋，七月，丁卯，上赐莽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公卿大夫多称之者，上乃加恩宠，置中黄门，为莽家给使，十日一赐餐。又下诏益封曲阳侯根、安阳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户各有差。以莽为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又还红阳侯立于京师。　　[17]哀帝在未央宫摆设酒席，内者令把傅太后的座位设在太皇太后座位旁边。大司马王莽巡视后，斥责内者令说：“定陶太后不过是藩王妃而已，怎配跟至尊的太皇太后并排而坐！”下令撤去原先的座位，重新摆放。傅太后听说崐后，大怒，不肯赴宴会，极端愤恨王莽。王莽再次上书请求退休。秋季，七月，丁卯（初一），哀帝赐给王莽黄金五百斤、四匹马驾的安车一辆，让他辞官回到府邸。公卿大夫大多称赞王莽，哀帝于是给予他更多的恩宠，特意派中黄门到王莽家，以供差使。每隔十天，哀帝赐餐一次。又下诏，增加曲阳侯王根、安阳侯王舜、新都侯王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采邑人户各不等。赐王莽为特进、给事中，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可以朝见皇帝，朝见时的礼节一如三公。又召回红阳侯王立，使居京师。　　傅太后从弟右将军喜，好学问，有志行。王莽既罢退，众庶归望于喜。初，上之官爵外亲也，喜独执谦称疾；傅太后始与政事，数谏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庚午，以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喜黄金百斤，上右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以光禄勋淮阳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皆上书言：“喜行义修洁，忠诚忧国，内辅之臣也。今以寝病一旦遣归，众庶失望，皆曰：‘傅氏贤子，以论议不合于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为国恨之。忠臣，社稷之卫；鲁以季友治乱，楚以子玉轻重，魏以无忌折冲，项以范增存亡。百万之众，不如一贤；故秦行千金以间廉颇，汉散万金以疏亚父。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上亦自重之，故寻复进用焉。　　傅太后的堂弟、右将军傅喜，喜好学问，有大志德行。王莽既已罢职退下，大众希望傅喜接替王莽的位置。当初，哀帝加封外戚官爵，唯独傅喜自称有病而谦让推辞。傅太后刚开始干预政事，傅喜就多次进言规谏，因此傅太后不想让傅喜辅政。庚午（初四），任命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傅喜黄金百斤，缴还右将军的印信绶带、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在家养病。任命光禄勋、淮阳人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都上书说：“傅喜行事仁义，品德高尚廉洁，忠诚忧国，适宜做内朝辅弼大臣。现在以有病为借口，突然被遣返回家，使大众感到失望，都说：‘傅氏是贤能之人，只因见解与定陶太后不合，因此被斥退。’百官没有不为国深深痛惜的。忠臣是国家的卫士。春秋时，鲁国因任用季友，治理好了混乱；楚国以子玉是否活着，决定被别国看重或轻视；魏国依仗有公子无忌，才能战胜强敌；项羽则由范增决定他的生存与灭亡。百万人之众，不如一个贤才。因此秦国用千金去离间廉颇和赵王的关系；汉高祖散万金使项羽疏远范增。傅喜能担当朝廷大任，是陛下的光辉，也是决定傅氏兴废的关键。”哀帝自己也很器重傅喜，因此，不久就再次征召任用他。　　[18]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曲阳侯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荐朱博。帝少而闻知王氏骄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优之。后月余，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及根兄子成都侯况，亦聘取故掖庭贵人以为妻，皆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于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义！”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归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　　[18]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毁曲阳侯王根、高阳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推荐朱博。哀帝小时候就听说王氏骄横，心里对他们没有好感。因为继位时间短，因此对他们暂且优待。杜业上书一个多月后，司隶校尉解光上奏说：“曲阳侯王根，在先帝还没入陵安葬之时，就公然聘娶后宫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在家置酒歌舞。王根的侄子、成都侯王况，也公然聘娶先帝后宫的贵人为妻。他们都没有人臣之礼，犯了大不敬、不道之罪！”于是天子说：“先帝对待王根、王况叔侄，极为优厚，现在他们竟背恩忘义！”由于王根曾有立定陶王为太子的建议，因此仅遣送回封国。王况被夺爵，贬为平民，遣归原郡。由王根以及王况的父亲王商所举荐而当官的人，全部罢免。　　[19]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师到北边郡国三十余处，坏城郭，凡压杀四面余人。上以灾异问待诏李寻，对曰：“夫日者，众阳之长，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则日失其度，昧亡光。间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夺失色，邪气珥、数作。小臣不知内事，窃以日视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唯陛下执乾刚之德，强志守度，毋听女谒、邪臣之态，诸保阿、乳母甘言卑辞之托，断而勿听。勉强大义，绝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赐以货财，不可私以官位，诚皇天之禁也！　　[19]九月，庚申（二十五日），发生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有三十余处地方毁坏了城郭，共压死四百余人。哀帝因为发生灾异而询问待诏李寻，他崐回答说：“太阳，是所有阳性物质的主宰，是君王的象征。君王不行正道，则太阳会失去常度，暗淡无光。最近，太阳尤其不明亮，光彩被侵夺而失去原来的颜色，邪气插入，晕霓屡次出现。我地位卑微，不了解内廷的情况，只以太阳的变化来观察陛下，志节和行为都比即位初期大为衰退了。请陛下振奋阳刚之气，意志坚决，严守法度，不听女人的请求，不受邪臣的摆布，那些保姆乳娘甜言卑辞的请托，绝不要听。努力实现大义，不要在小处不忍。实在不得已时，可以赐予他们钱财珍宝，不可用官职去殉私情，因为这实在是皇天之大忌！　　臣闻月者，众阴之长，妃后、大臣、诸侯之象也。间者月数为变，此为母后与政乱朝，阴阳俱伤，两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窃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唯陛下亲求贤士，无强所恶，以崇社稷，尊强本朝！　　“我听说，月亮是阴性物质的主宰，是后妃、大臣、诸侯的象征。近来，月亮多次发生变异，这显示母后干政乱朝，阴阳俱伤，两相妨碍。外臣不知朝廷大事，我只是相信天象。如果应对天象这样解释，那么陛下所亲近的大臣已不足依赖。陛下应亲自另行寻求贤能之士，不要使邪恶之人的势力强大起来，这样才能使国家昌盛，汉王朝强大。　　臣闻五行以水为本，水为准平，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理，落脉通；偏党失纲，则涌溢为败。今汝、颍漂涌，与雨水并为民害，此《诗》所谓‘百川沸腾’，咎在皇甫卿士之属。唯陛下少抑外亲大臣！　　“我听说五行以水为根本，水是公平的标准。实行王道，政治公平修明，则会百川治理，脉络畅通。如果政治偏离正道，失去了纲常，则会江河泛滥成灾。而今汝水、颍水腾涨漫溢，与雨水一起肆虐，给人民造成危害。这正象《诗经》里所说的‘百川沸腾’，这些灾害应归咎于外戚之类。请陛下稍稍抑制外戚大臣！　　臣闻地道柔静，阴之常议也。间者关东地数震，宜务崇阳抑阴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闭绝私路，拔进英隽，退不任职，以强本朝！夫本强则精神折冲；本弱则招殃致凶，为邪谋所陵。闻往者淮南王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以为公孙弘等不足言也。弘，汉之名相，于今无比，而尚见轻，何况亡弘之属乎！故曰朝廷亡人，则为贼乱所轻，其道自然也。”　　“我听说大地行事温柔平静，这是阴性事物的正常状态。近来关东地区多次发生地震，为了挽救上天怪罪而降下的灾祸，应该崇阳抑阴。陛下要坚定意志，建树威严，关闭断绝私下请托之路，提拔引进英俊人才，罢退不称职的官吏，使本朝强大！根本强大了，就会精神振奋，所向无敌；根本衰弱了，则招灾惹祸，被邪恶的阴谋侵凌危害。听说当年淮南王谋反之时，他所害怕的只有汲黯一个人，认为公孙弘等都不值得一提。公孙弘是汉朝的名相，今天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尚且被人看轻，何况今天连公孙弘之辈都没有呢！所以说，朝廷无人，就会被乱臣贼子轻视，这是自然的道理。”　　[20]骑都尉平当使领河堤，奏：“九河今皆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群以东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从之。　　[20]骑都尉平当，被委派主管治理河堤事务。他上奏说：“古代的九河，现在全都堙灭难寻。查考儒学经义，治水有决开堵塞的河道、深挖河床等方法，而没有高筑堤防、约束水流的记载。黄河从魏郡以东多次发生泛滥决口，水道难以确定，四海之内那么多人，是欺骗不得的。应该广泛征求有浚川疏河能力的人。”哀帝听从他的建议。　　待诏贾让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宫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之内复有数重，民居其崐间，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互有石堤，激水使还，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　　待诏贾让上奏说：“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人修筑城郭，使人民定居，划定疆界进行垦殖经营时，一定放弃在川泽之水汇聚之处，而要选择在估计水势不能到达的地方。大河不修堤防，而小河小溪可以流入，在地势低下的地方，利用山坡修筑围坝，形成湖泊池泽，秋季可以利用它蓄水，水面宽阔，水流缓慢不急迫。大地上有河流，就象人有口一样，用土石修筑堤防来阻止河水，就象塞住小孩的嘴制止他啼哭一样。难道不是很快就止住了吗？但是孩子的死期也跟着到了。所以说：‘优秀的治水专家，决开堤防，疏导水势；杰出的政治家，使人民心中的想法宣泄出来，畅所欲言。’堤防的修筑，历时未久，兴起于战国时代。各自为了本国利益，修筑堤防，堵塞百川。齐国与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这边是山，而齐国地势低下，于是齐国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河水东下到达齐国堤防，受阻，则向西岸泛滥，使赵、魏遭受水灾。赵、魏也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虽然采取的不是正确的方法，但当时河床宽，足以容纳。洪水时常到来，又走了，淤泥沉积成为肥沃的土壤，人民在上面耕种，或许赶上很久都没有发生水灾，于是陆续在这里兴建住宅，遂成村落。若洪水经常泛滥成灾，漂没田宅人畜，为了自救，就把堤防修筑得更高、更多，然后把城镇稍作迁移，排除积水，居住下来。在这种状况下，自然就会经常发生被洪水冲没淹死的惨剧。而今黄河堤防，近的距河仅数百步，远的有数里，在旧有的大堤之内又修筑数重堤防，人们居住其间，这都是前代的排水设施。黄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两岸都互有石筑的堤防，疾驰的洪峰受到石堤的阻挡，急剧回转，百余里之间，黄河两次向西猛拐、三次向东弯折，挤迫到这种程度，自然不得安宁。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如今若实行上策，则迁移冀州洪泛区人民，决开黎阳遮害亭的堤坝，放黄河向北溃决，流入渤海。黄河西邻大山，东近金堤，依水势不会流得太远。洪水泛滥一个月，自然就会稳定下来。有人将会诘难说：‘如果这样，势必毁坏数以万计的城市、田地、房舍、坟墓，人民会怨恨的。’从前大禹治水，山陵挡路，则摧毁山陵，因此凿通龙门、打开伊阙、劈分底柱、击破碣石，使天地的原貌改观。而城郭、田舍、坟墓不过是人工所造，何值得提起！现在濒临黄河的十郡，每年整修河堤的费用，将近万万钱，一旦发生大的决口，将毁坏无数。如果拿出数年治河的费用，可以安置迁移的人民，遵照古代圣贤的作法，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和人都各得其所，互不相扰。况且大汉国土广阔万里，何必与黄河去争那一点土地呢！这计划一旦实现，黄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千年没有水患，因此称为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尽，当仰此水门，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　　“至于在冀州地区大量修筑运河渠道，一方面可使人民用来灌溉良田，另一方面又可分减水势。虽然不是圣人的作法，但也是挽救危局的良策。可从淇口开始，往东修筑石堤，多设水门。恐怕有人会怀疑，黄河这样的大河，用渠道水门难以控制得住，而荥阳粮道运河的功能，就足可以验证。冀州灌溉水渠，从头到尾，正应仰赖于这种水门。各个水渠往往都要从这里取水分流。天旱则打开东方下水门，使冀州田地得以灌溉；一旦洪水到来，则打开西方高处的水门，分散水流。这种方法，可使民田得到适当管理，河堤也不会毁坏。这实在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能控制水患数百年的办法。因此称为中策。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至于只是修理完善原有的堤防，把低的地方增高，薄的地方加厚，消耗人力物力没有止境，却仍然频繁地遭受洪灾。因此这是最下策。”　　[21]孔光何武奏：“迭毁之次当以时定，请与群臣杂议。”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为“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礼》，天子七庙。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荀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览其议，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　　[21]孔光、何武上奏说：“应撤除的亲情已尽的祖先祭庙的名次，应当及时确定下来。请陛下与群臣讨论。”当时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虽然功勋卓著，但亲情已尽，应撤除祭庙。”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却提出异议，说：“按照《礼记》，天子的祭庙应有七座。七是正规的数量，可以作为常数。被尊为‘宗’的，不在此数中，宗是变数。如果有功德，就被尊为‘宗’，因此不可预先规定宗的数量。我们愚昧地认为，孝武皇帝的功勋那样大，而孝宣皇帝又如此地尊崇他，不应该撤除他的祭庙！”哀帝观看奏议后，指示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建议可行。”　　[22]何武后母在蜀郡，遣吏归迎；会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盗贼，后母留止。左右或讥武事亲不笃，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归国。癸酉，以师丹为大司空。丹见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书言：“古者谅暗不言，听于冢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皆贵宠，封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未定，豫封父为孔乡侯；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诏书比下，变动政事，卒暴无渐。臣纵不能明陈大义，复曾不能牢让爵位，相随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过。间者郡国多地动水出，流杀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举错失中，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溷浊之应也。　　[22]何武的后母在蜀郡，何武派府吏回家乡去接她。正逢成帝驾崩，府吏恐怕道上有盗贼，就留下没有继续赶路。哀帝左右亲信有人指摘何武奉养后母不厚道，哀帝也想更换大臣，于是在冬季，十月，颁策书罢免何武官职，命以列侯身份回到封国。癸酉（初九），任命师丹为太司空。师丹见哀帝对成帝的施政措施多有更改，就上书说：“古代，新君居丧期间沉默不语，国家大事，悉听宰相处理。三年之中，不能改变先父的主张。先前，先帝的尸体棺柩尚在灵堂，就给我们这些臣属以及亲属任官封爵，全都赫然显贵荣宠起来。如封舅父为阳安侯，皇后的尊号还未确定，就预先封她父亲为孔乡侯，并解除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的职务等等。诏书连下，政事变动仓猝突然，急剧得没有逐渐发展的过程。我固然不能公开表明大义，又不能坚决辞让爵位，随波逐流，凭空接受封侯，更增加了陛下的过失。最近，郡国多次发生地震，涌出大水，淹死人民。太阳和月亮昏暗没有光彩，五星也失去正常的运行。这都是举措失当，号令不定，法令制度悖于常理，阴阳混浊不清的反映。　　臣伏惟人情无子，年虽六七十，犹博取而广求。孝成皇帝深见天命，烛知至德，以壮年克己，立陛下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继体，四海安宁，百 姓不惧，此先帝圣德，当合天人之功也。臣闻‘天威不违颜咫尺’，愿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观群下之从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附何患不富贵，不宜仓卒若是，其不久长矣。”丹书数十上，多切直之言。　　“我看人之常情，若没有儿子，年纪虽然六七十了，仍然多娶妻妾广为求子。孝成皇帝深刻认识天命，明了陛下有至高的德行，以壮年之身，为公去私，立陛下为嗣子。先帝突然抛弃天下，陛下继位，四海安宁，百姓不惊，这是先帝的圣德，正合天人合一的功效。我听说：‘不要违逆天帝的威严，因为他离你只有咫尺之远。’愿陛下深思先帝之所以选择你为继承人的深意，暂且克制自己，亲自实行新君不言的古制，观察群臣如何从善向化。天下者，是陛下的私产，陛下的亲属亲信们又何愁不会富贵起来，不应该如此仓猝、迫不急待，那样也不会长久。”师丹上书数十次，言词多是痛切直率。　　傅太后从弟子迁在左右，尤倾邪，上恶之，免官，遣归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复留迁。丞相光与大司空丹奏言：“诏书前后相反，天下疑惑，无所取信。臣请归迁故郡，以销奸党。”卒不得遣，复为侍中。其逼于傅太后，崐皆此类也。　　傅太后的堂侄傅迁，侍奉在哀帝左右，特别阴险奸邪，哀帝很厌恶他，就下令免去他的官职，遣回原郡。傅太后知道后，大怒，哀帝不得已，只好又留下傅迁。丞相孔光与大司空师丹上奏说：“两个诏书的内容，前后相反，使天下人疑惑，无法取信于民。请陛下仍把傅迁遣回原郡，以清除奸党。”但傅迁终于没有被遣归，而且恢复了侍中的官职。哀帝受傅太后逼迫的窘况，都类乎此。　　[23]议郎耿育上书冤讼陈汤曰：“甘延寿、陈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垂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被见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旋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唇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书奏，天子还汤，卒于长安。　　[23]议郎耿育上书为陈汤鸣冤，说：“甘延寿、陈汤为大汉在边远的异域血战扬威，雪洗了国家多年的耻辱，讨伐绝域不服从中国的君主，捕捉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强虏，难道有谁的功劳可与他们相比！先帝赞美他们，因而发布公开诏书，突出宣扬他们的功绩，为此而更改年号，使英雄的事绩，传之无穷。与此相合，南郡贡献白虎，边陲再无警报，不用戒备。当先帝卧病在床，可是仍然念念不忘，多次派尚书责问丞相，催促他们迅速拟定功劳等级。唯独丞相匡衡，从中排斥阻扰，仅封甘延寿、陈汤数百户的采邑，使功臣战士大失所望。孝成皇帝继承的是前人已功成业就的基业，乘讨伐战胜之威，不须动一兵一卒，而国家安宁。可是大臣倾轧邪恶，意欲独专朝廷的权威，排挤嫉妒有功之人，使陈汤只身被拘入狱，无法向陛下剖白辩冤，终于以无罪年老之身，被抛弃在边陲。敦煌正当前往西域的通道，从前威震远方战无不胜的名将，现在一转眼却成了罪徒，还要遭受郅支单于残部的讥笑，实在可悲！至今奉命出使各国的使节，无不用击杀郅支单于的事情来宣扬汉朝的强盛。借助英雄的功绩去威吓敌人，却抛弃英雄本人，使进谗之人称心快意，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况且安定不可忘记危险，强盛必须忧虑衰弱。而今国家平时没有文帝累年节俭积蓄的大量财富，又没有武帝延揽的众多勇猛善战令敌胆寒的名将，所有的，只是一个陈汤而已！假使陈汤已经过世，没有赶上陛下当政的时代，尚且希望国家追录他的功劳，聚土高筑他的坟墓，以鼓励后来的仁人志士。陈汤有幸得逢圣世，现在距他立功的时间又不太久，如果再听信奸臣的谗言，用鞭子把他驱逐到偏远的边塞，使他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有远见之人莫不思量，认为陈汤的功劳，几世以来无人可及，而陈汤的过错却是人情难免。陈汤尚且落到如此下场，那么我辈之人纵使粉身碎骨，疆场捐躯，仍免不了还会受制于奸臣的口舌，被嫉妒之臣陷害成罪徒。这正是我为国家特别忧愁的地方。”奏章呈上去后，哀帝下令让陈汤回到长安，后来就在长安去世。孝哀皇帝上建平元年（乙卯、前6）　　汉哀帝建平元年（乙卯，公元前6年）　　[1]春，正月，陨石于北地十六。　　[1]春季，正月，北地坠落十六颗陨石。　　[2]赦天下。　　[2]大赦天下。　　[3]司隶校尉解光奏言：“臣闻许美人及故中宫史曹宫皆御幸孝成皇帝，产子；子隐不见。臣遣吏验问，皆得其状：元延元年，宫有身；其十月，宫乳掖庭牛官令舍。中黄门田客持诏记与掖庭狱丞籍武，令收置暴室狱。‘毋问儿男崐、女，谁儿也！’宫曰：‘善臧我儿胞。丞知是何等儿也！’后三日，客持诏记与武，问：‘儿死未？’武对：‘未死。’客曰：‘上与昭仪大怒，奈何不杀！’武叩头啼曰：‘不杀儿，自知当死；杀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继嗣，子无贵贱，唯留意！’奏入，客复持诏记取儿，付中黄门王舜。舜受诏，内儿殿中，为择乳母，告‘善养儿，且有赏，毋令漏泄！’舜择官婢张弃为乳母。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并药以饮宫。宫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儿，男也，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今儿安在？危杀之矣！奈何令长信得闻之？’遂饮药死。弃所养儿，十一日，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儿去，不知所置。　　[3]司隶校尉解光奏报说：“我听说许美人和前中宫史曹宫，都曾蒙孝成皇帝召幸而生下儿子，而两个孩子下落不明。我派官员追查，他们都报告说：元延元年，曹宫怀孕，同年十月，在掖庭牛官令舍生下一个孩子。中黄门田客将皇帝手诏拿给掖庭狱丞籍武，命令他把曹宫关到暴室狱，并吩咐说：‘不许问她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也不许问是谁的孩子！’曹宫说：‘请把我儿子的胞衣好好藏起来，你知道我儿是什么人吗？’三天后，田客又拿着皇帝手诏给籍武，并说：‘男孩死了没有？’籍武回答：‘没死。’田客说：‘皇上和昭仪大怒，你为什么不动手杀掉？’籍武叩头大哭说：‘不杀这个男孩，自知难逃一死；杀了，也是死！’便让田客代为呈递密封奏书，说：‘陛下还未有嗣子，儿子不分贵贱，请陛下留意三思！’密奏呈上去后，田客又拿着皇帝的手诏来取走了孩子，把小孩交给中黄门王舜。王舜接受手诏，把孩子带到宫中，为他挑选官婢张弃做乳娘，并告诉她说：‘好好喂养这个男孩，会有赏赐的。千万不可泄漏消息！’三天后，田客又拿着皇帝的手诏和毒药，让曹宫自尽。曹宫说：‘果然，她姐妹俩想独擅天下！我的孩子，是个男孩，额上有‘壮发’，跟他祖父孝元皇帝一样。现在我儿在哪里？她们会害他、杀他的！怎样才能让太后知道呢？’遂饮毒药而死。张弃喂养那个男孩，刚十一天，宫长李南就拿着皇帝的诏书，把孩子抱走了。此后就再不知下落。　　许美人元延二年怀子，十一月乳。昭仪谓帝曰：‘常给我言从中宫来，即从中宫来，许美人儿何从生中！许氏竟当复立邪！’怼，以手自捣，以头击壁户柱，从床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当安置我，我欲归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为，殊不可晓也！’帝亦不食。昭仪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为！陛下尝自言：“约不负女！”今美人有子，竟负约，谓何？’帝曰：‘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毋忧也！’后诏使中黄门靳严从许美人取儿去，盛以苇箧，置饰室帘南去。帝与昭仪坐，使御者于客子解箧缄，未已，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闭户，独与昭仪在。须臾开户，呼客子，使缄封箧，及诏记令中黄门吴恭持以与籍武曰：‘告武，箧中有死儿，埋屏处，勿令人知！’武穿狱楼垣下为坎，埋其中。　　“许美人元延二年怀孕，十一月生下一个男孩。赵昭仪对成帝说：‘你常常欺骗我，说从中宫皇后那里来，既然从中宫来，许美人的孩子从哪里生出来！难道许氏竟然要重当皇后吗！’赵昭仪十分怨恨，用手捶打自己，用头撞墙壁和门柱，还从床上自己跌到地下，哭泣不肯进食。哭叫着说：‘你现在就得安排我，我要回家！’成帝说：‘我今天特地告诉你，你反而发怒吗，真不懂你这是为什么！’成帝也不吃饭。昭仪说：‘陛下既然自认为对，为什么不吃饭！陛下曾亲口说：“决不负你！”现在许美人生了孩子，终究负约背誓，还有什么话可说？’成帝说：‘我是说因为赵氏的缘故 ，所以不立许氏，使天下没有人能在赵氏之上。你不用忧虑！’后来成帝下诏派中黄门靳严从许美人那里把男孩子取走，装在苇草编的小箱子里，放到饰室门帘的南边。成帝与昭仪坐着，命侍者于客子解开苇箱绳子。一会儿，成帝令于客子和侍者都退出去，自己关闭门户，单独和昭仪留下。一会儿，打开门，呼叫于客子，让他封好箱子，并写下手诏，命中黄门吴恭拿着手诏和箱子去给籍武，并说：‘告诉籍武，箱子里有死孩子，把他埋在隐蔽处所，不许让人知道！’籍武在狱楼墙下挖了个坑，把死孩子掩埋了。　　其他饮药伤坠者无数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谨按：永光三年，男子忠等发长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诏曰：‘此朕所以不当得赦也！’穷治，尽伏辜。天下以为当。赵昭仪倾乱全朝，亲灭继嗣，家属当伏天诛。而同产亲属皆在尊贵之位，迫近帷幄，天下寒心，请事穷竟！丞相以下议正法，帝于是免新成侯赵钦、钦兄子咸阳侯诉皆为庶人，将家属徙辽西郡。“其他强迫吞服毒药、堕胎等事，无法计算了，都发生在四月丙辰（十八日）赦令发布前。据我考察：永光三年，名忠的男子等发掘长陵傅夫人墓，罪行发生在两次大赦前，然而孝元皇帝下诏说：‘这种罪行是朕不应当赦免的。’于是严厉究治，全部伏诛。天下人都认为处理得当。赵昭仪倾覆扰乱圣朝，亲手杀害皇帝的继嗣，家属应受上天诛杀。可是她的同母兄弟姐妹都处在显贵的位置，迫近皇帝，使天下人寒心。请陛下严厉追究此事。”丞相及以下朝臣议决，认为应该依法制裁。于是哀帝罢免了新成侯赵钦和其侄子咸阳侯赵的爵位，全都贬为平民。将赵氏家属迁移到辽西郡。　　议郎耿育上疏言：“臣闻继嗣失统，废适立庶，圣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见历知适，逡循固让，委身吴、粤，权变所设，不计常法，致位王季，以崇圣嗣，卒有天下，子孙承业，七八百载，功冠三王，道德最备，是以尊号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变，然后乃有非常之谋。孝成皇帝自知继嗣不以时立，念虽末有皇子，万岁之后未能持国，权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骄盛则耆欲无极，少主幼弱则大臣不使，世无周公抱负之辅，恐危社稷，倾乱天下。知陛下有贤圣通明之德，仁孝子爱之恩，怀独见之明，内断于身，故废后宫就馆之渐，绝微嗣祸乱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庙。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匮之计，又不知推演圣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内，暴露私燕，诬污先帝倾惑之过，成结宠妾妒之诛，甚失贤圣远见之明，逆负先帝忧国之意！夫论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众，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万万于众臣，陛下圣德盛茂所以符合于皇天也，岂当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广将顺君父之美，匡救销灭既往之过，古今通义也。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各随指阿从以求容媚；晏驾之后，尊号已定，万事已讫，乃探追不及之事，讦扬幽昧之过，此臣所深痛也！愿下有司议，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晓知先帝圣意所起。不然，空使谤议上及山陵，下流后世，远闻百蛮，近布海内，甚非先帝托后之意也。盖孝者，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帝亦以为太子颇得赵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赵太后，赵太后亦归心，故太皇太后及王氏皆怨之。　　议郎耿育上书说：“我听说，皇位继承顺序失去准则，废嫡立庶，这是圣人立法严厉禁止，也是古今绝对不能容许的事。但是，太伯发现季历适合当王位继承人，便退下来，坚决辞让，甚至逃到吴、粤。这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应变之法，不应算作常法。太伯把嫡子的地位让给季历，以尊崇圣嗣，结果姬昌终于统一天下，子孙承业，达七八百年之久，功勋居三王之首，道德最为完备，因此尊号追加到始祖，称为太王。所以，世上必有非常的变化，然后才有非常的决策。孝成皇帝自知早年没有及时生下嗣子，考虑到，虽然暮年也有可能得皇子，但自己去世之后，孩子年幼，未能掌握国家权力，重要的权柄，必然控制在母后之手，母后过于骄横，就会贪欲无边，无所不为。少主幼弱，则大臣也不会俯首从命，那时如果没有周公那样的大臣忠心辅佐，恐怕将会危害国家，倾覆扰乱天下。先帝知道陛下有贤圣明达的品德，仁爱孝顺的恩义，独具慧眼，暗下决心，因此就不再去后宫美人们的住所，断绝了由于主幼而带来祸乱的根苗，一心想把皇位传给陛下，以保证汉家宗庙的安定。有些愚昧的臣子，既不能全力挽救国家的安危，制定长远大计，又不知推广圣王的恩德，遵循先帝的志向，却反复在禁宫内调查审讯，暴露宫闱的陷私生活。诬蔑先帝有惑于美色的过失，造成宠妾因妒嫉杀人。这样便大大地抹煞了先帝圣贤远见的英明，违背辜负了先帝忧国的本意！论大德，就不能拘于世俗的见解；立大功，不必与众人相合。这正是孝成皇帝高明的思维胜过众臣万万倍的原因，这也是陛下圣德广大正符合皇天选择的缘故。这岂是当世庸碌短识之臣所能理解的道理呢！况且赞美发扬遵循君父的美德，补救消除已往的过失，这是古今共同的大义。事情发生时，不在当时坚持力争，防患于未然，反而各自顺从迎合，阿谀献媚。等到先帝去世后，尊号已定，万事都已完毕，才开始深究无法挽回的往事，攻击宣扬宫闱幽深昏暗处谁也说不清的过错，这实在令我深深痛心！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付主管官署讨论，假如正如我所说，就应该公开向天下宣布，使小民都知道先帝神圣旨意的起因。不然的话，白白地让诽谤言论伤害到先帝坟陵，再流传到后世，远达边疆蛮族和外国，近则传遍海内，这与先帝将后事托付给陛下的本意，大相径庭了。孝顺的人，善于遵照先父的遗志，善于完成先人未竟的事业。请陛下考虑。”哀帝也认为，当年能被立为太子，赵太崐后出了大力，也就不再追究此事。傅太后感激赵太后当年的厚恩，赵太后也倾心相结，因此太皇太后以及王氏家族都感到怨恨。　　[4]丁酉，光禄大夫傅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4]丁酉（初四），任命光禄大夫傅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5]秋，九月，甲辰，陨石于虞二。　　[5]秋季，九月，甲辰（十五日），虞地坠落两颗陨石。　　[6]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复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复引定陶藩国之名，以冠大号；车马、衣服宜皆称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职；又宜为共皇立庙京师。”上复下其议，群下多顺指言：“母以子贵，宜立尊号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马喜、大司空丹以为不可。丹曰：“圣王制礼，取法于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乱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者，母从子，妻从夫之义也。欲立官置吏，车服与太皇太后并，非所以明‘尊无二上’之义也。定陶共皇号谥已前定，义不得复改。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无爵父之义，尊父母也。为人后者为之子，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统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故为共王立后，奉承祭祀，令共皇长为一国太祖，万世不毁，恩义已备。陛下既继体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庙、天地、社稷之祀，义不可复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庙。今欲立庙于京师，使臣下祭之，是无主也，又，亲尽当毁，空去一国太祖不堕之祀而就无主当毁不正之礼，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6]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又上奏说：“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都不应再把定陶藩国的名称，加到尊号之上。车马、衣裳服饰也都应与‘皇’的身份相称。应设置二千石以下官员在那里供职。还应为共皇在京师建立祭庙。”哀帝又将此建议交付臣下讨论，大多数官员都承顺哀帝的旨意说：“母以子贵，应该建立尊号，以重孝道。”只有丞相孔光、大司马傅喜、大司空师丹认为不可以。师丹说：“圣王制定礼，是取法于天地。上尊下卑的原则，是摆正天地位置的依据，不可以混乱。现在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表示母从子、妻从夫的。要建立官属，设置官吏，车马衣裳服饰与太皇太后一样，是无法表明‘至尊不能有二’的原则的。定陶共皇的尊号、谥号前已确定，从大义出发，不能再改动。《礼记》说：‘父亲是士，儿子成了天子，祭祀父亲时，虽可使用天子的祭仪，但父亲的殡服仍必须穿士的服装。’说明儿子没有给父亲封爵的道理，是表示尊重父母。成为人家的后嗣，也就成为人家的儿子，因此要为人家穿不缝边的粗麻衣服守三年孝，而对生身父母，则要缩短守孝期，用以表明尊崇被继承人的祖先，重视正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特意为共皇选定继承人，以承奉共皇一脉的祭祀，使共皇能长久为藩国的太祖，祭庙香火万世不灭，恩义已经备至。陛下既为先帝的继承人，身居嫡系大宗，承袭了宗庙、天地、社稷的祭祀，从大义出发，就不能再承奉定陶共皇，到共皇祭庙去祭祀。现在要在京师为共皇立庙，派臣下去祭祀，这是无主的祭祀。再有，皇帝的祭庙，当亲情已尽时，就应当撤除。白白放弃一个藩国太祖万世不堕的祭祀，而去趋就一个既无主，将来应撤除，又不符合正道的祭祀，这不是尊崇厚待共皇的作法。”师丹从此渐渐不称哀帝的心意。　　会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上以问丹，丹对言可改。章下有司议，皆以为行钱以来久，难卒变易。丹老人，忘其前语，复从公卿议。又丹使吏书奏，吏私写其草；丁、傅子弟闻之，使人上书告“丹上封事，行道人遍持其书。”上以问将军、中朝臣，皆对曰：“忠臣不显谏。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言：“丹经、行无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发愤懑，奏封事，不及深思远虑，使主簿书，漏泄之过不在丹，以此贬黜，恐不厌众心。”上贬咸、钦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怀谖迷国，进退违命，反覆异言，甚为君耻之！以君尝托傅位，未忍考于理，其上大司空、高乐侯印绶，罢归！”　　正巧，有人上书说：“古代用龟甲、贝壳作为货币，而今改成钱币，小民因此贫困，应该改变货币。”哀帝问师丹的意见，师丹回答可以改。于是把奏章交付主管官署讨论，主管官员都认为，使用钱币的时间已很长，难以仓猝地改变。师丹人老神衰，忘记了他以前说过的话，就又去附合公卿们的意见。此崐外，师丹让属吏书写奏章，属吏私自抄写了一份草稿。丁、傅两家子弟知道了，派人出面控告师丹说：“师丹呈上的密封奏书，街上行路之人都拿着副本。”哀帝问将军和宫廷官员的看法，都回答说：“忠臣不会显示他对君王的劝谏，大臣奏事的内容不应该泄漏。应该将师丹交廷尉治罪。”此案交付廷尉审理，廷尉弹劾师丹犯了大不敬罪。事情还未最后裁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说：“师丹的经学和品行没人能赶得上。自近世以来，大臣能象师丹那样的很少了。由于师丹心中愤懑，呈递密奏，来不及深思熟虑，而命主簿书写，泄露的过错不在师丹。用这个理由把他贬黜，恐怕不能令众人心服。”哀帝命将申咸、炔钦的官秩各降二等。接着下策书罢免师丹说：“朕见你官位尊贵，责任重大，却怀诈惑国，言行违抗诏令，反复无常，言词矛盾，朕深为你感到羞耻！由于你曾担任过朕的师傅，不忍心将你依法究治。今交还大司空、高乐侯的印信、绶带，罢官免爵回家。”　　尚书令唐林上疏曰：“窃见免大司空丹策书，泰深痛切。君子作文，为贤者讳。丹，经为世儒宗，德为国黄，亲傅圣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内未见其大过。事既以往，免爵太重；京师识者咸以为宜复丹爵邑，使奉朝请。唯陛下裁览众心，有以尉复师傅之臣！”上从林言，下诏，赐丹爵关内侯。　　尚书令唐林上书说：“我看了罢免大司空师丹的策书，深深地感到痛心。君子作文章时，会为贤者讳言过失。师丹精通五经，是儒学一代宗师，品德高洁，是国家的老前辈，亲自教导辅佐陛下，位列三公，而所犯下的过失极其微小，海内之人都没见他有什么大错。事情既然已成过去，免爵的处罚太重。京师有见识的人，都认为应恢复师丹的封爵采邑，使他有机会朝见陛下。请陛下考虑大家的心愿，用以安慰报答当过师傅的大臣。”哀帝听从了唐林的意见，下诏封师丹为关内侯。　　上用杜业之言，召见朱博，起家复为光禄大夫；迁京兆尹。冬，十月，壬午，以博为大司空。　　哀帝采纳杜业的建议，召见朱博，恢复他的官职，任命为光禄大夫。不久，又升迁京兆尹。冬季，十月，壬午（二十三日），任命朱博为大司空。　　[7]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祖母冯太后自养视，数祷祠解。上遣中郎谒者张由将医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发，怒去，西归长安。尚书簿责由擅去状，由恐，因诬言中山太后祝诅上及傅太后。傅太后与冯太后并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按验；数十日，无所得。更使中谒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冀得封侯，治冯太后女弟习及弟妇君之，死者数十人，诬奏云：“祝诅，谋弑上，立中山王。”责问冯太后，无服辞。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还谓左右：“此乃中语，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乃饮药自杀。宜乡侯参、君之、习及夫、子当相坐者，或自杀，或伏法，凡死者十七人。众莫不怜之。　　[7]中山王刘箕子，幼年就患有眼病，祖母冯太后亲自抚养看护，不断祈祷，求神免去他的病灾。哀帝派遣中郎谒者张由去医治刘箕子的病。张由一直患有疯狂变态病，到中山国后，突然犯病，狂怒而离开中山国，西行返回长安。尚书用文簿一一责问张由擅自离开中山的原因，张由恐惧，就编造谎言，说中山国冯太后诅咒皇帝及傅太后。傅太后与冯太后都是汉元帝的妃子，傅太后追想旧恨，于是派遣御史丁玄去追查，调查数十天，没有结果，就又派中谒者令史去追查究治。史立接受傅太后的旨意，希图能因此立功封侯，于是究治冯太后的妹妹冯习以及弟媳君之，严刑拷问之下，死者竟达数十人。随后史立诬告上奏说：“冯太后进行诅咒，阴谋害死皇上，好另立中山王。”但审问冯太后时，并没有认罪的供辞。史立说：“当年熊扑上殿时，你何等勇敢，今天又害怕什么呢？”冯太后回宫后对左右说：“挡熊之事，是旧时宫中的话，这个官吏怎么会知道了？这是宫中有人要陷害我的证明！”于是服毒自杀。宜乡侯冯参、君之、冯习和她的丈夫、儿子，凡被牵连进此案的，或自杀，或受刑被诛，死者共十七人。人们无不对此感到哀怜。　　司隶孙宝奏请覆治冯氏狱，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隶，主使察我！冯氏反事明白，故欲抉以扬我恶，我当坐之！”上乃顺指，下宝狱。尚书仆射唐林争之，上以林朋党比周，左迁敦煌鱼泽障候。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龚胜固争，上为言太后，出宝，复官。张由以先告，赐爵关内侯；史立迁中太仆。　　司隶孙宝奏请重新审理冯氏一案，傅太后怒气冲冲地说：“皇帝设置司隶崐，是用来追查我！冯氏谋反事实明白，孙宝却故意要挑剔，来宣扬我的过错，我应当被治罪！”哀帝顺从傅太后的旨意，把孙宝关进监狱。尚书仆射唐林为孙宝争辩，哀帝却认为唐林营私结党，把他贬为敦煌鱼泽障候。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龚胜，坚持为孙宝辩护，哀帝把情况禀告傅太后，才释放孙宝，官复原职。张由因首先揭发逆案的功劳，赐爵关内侯。擢升史立为中太仆。--------------------------------------------------------------------------------资治通鉴第三十四卷汉纪二十六 孝哀皇帝中建平二年（丙辰、前5）　　汉纪十二六 汉哀帝建平二年（丙辰，公元前5年）　　[1]春，正月，有星孛于牵牛。　　[1]春季，正月，有异星出现在牵牛星旁。　　[2]丁、傅宗族骄奢，皆嫉傅喜之恭俭。又，傅太后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喜与孔光、师丹共执以为不可。上重违大臣正议，又内迫傅太后，依违者连岁。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师丹以感动喜；喜终不顺。朱博与孔乡侯傅晏连结，共谋成尊号事，数燕见，奏封事，毁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2]丁、傅宗族的人骄横奢侈，都对傅喜的谦恭节俭十分忌恨。还有，傅太后要求称尊号，想与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一样尊贵，傅喜与孔光、师丹共同坚持认为不可以。哀帝难以违背朝廷大臣的正当议论，又内受傅太后的逼迫，犹豫不决，拖延了一年多。傅太后大发雷霆，哀帝不得已，就先把师丹免职，希望借此使傅喜受到影响和触动。傅喜却始终不顺从。朱博与孔乡侯傅晏勾结，共谋促成变更傅太后的尊号。他们多次在皇帝闲暇时被召见，并经常呈递密封奏书，攻击诽谤傅喜以及孔光。丁丑（疑误），哀帝下策书免去傅喜的官职，以侯爵的身份离开朝廷，返回宅邸。　　御史大夫官既罢，议者多以为古今异制，汉自天子之号下至佐史，皆不同于古，而独改三公，职事难分明，无益于治乱。于是朱博奏言：“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为序，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也。臣愚以为大司空官可罢，复置御史大夫，遵奉旧制。臣愿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僚率！”上从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为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阳安侯明为大司马、卫将军，置官属；大司马冠号如故事。　　御史大夫的官位既已撤销，很多人认为古今制度不同，汉朝上自天子的称号，下至佐史的名称，都与古时不同，而单单改三公，职权责任难以分明，对治理国家的混乱，没有益处。于是朱博奏言：“依照前例：选拔郡国守、相，考绩优异者，可被定为官秩中二千石的高级官员。再从中二千石的官员中物色御史大夫的人选。御史大夫能任职的，则晋升为丞相。这样晋升官位有一定的顺序，目的在于尊崇圣德，加重国相的权威。现在中二千石的官员，不经御史大夫这一官阶，就直接被任命为丞相，权威轻，不是加强国家的统治的方法。我愚昧地认为，大司空官职可以撤销，应重新设置御史大夫，遵照奉行旧的制度。撤销大司空后，我愿在较低一阶的御史大夫的官位上尽力供职，成为百官的表率！”哀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夏季，四月，戊午（初二），改变朱博的官职，拜为御史大夫。又任命丁太后的哥哥、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设置官属。大司马的头衔如同旧例。　　[3]傅太后又自诏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不宜奉朝请，其遗就国！”　　[3]傅太后又亲自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说：“高武侯傅喜，附会臣下，欺骗主上，与前任大司空师丹同心背叛，不听教令，损害宗族。不应给予奉朝请的名义，再让他朝见皇帝，立即遣送他回封国去。”　　[4]丞相孔光，自先帝时议继嗣，有持异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与朱博为表里，共毁谮光。乙亥，策免光为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阳乡侯；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　　[4]丞相孔光，自先帝讨论立皇位继承人时，就对定陶王持有异议，因而与傅太后和哀帝有嫌隙，后来又大大违逆傅太后的旨意。于是傅氏在朝廷任官的人，与朱博内外勾结，共同诋毁孔光。乙亥（十九日），哀帝下策书罢免了孔光的官职和爵位，贬为平民。任命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阳乡侯。又任命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当二人准备登殿接受皇帝的策书时，忽然传来一种宏大的声音，象钟鸣一样，殿中的郎、吏和阶前的武士，全都听到了。　　上以问黄门侍郎蜀郡扬雄及李寻，寻对曰：“此《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空名得进，则有声无形，不知所从生。其《传》曰：‘岁、月、日之中，则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异，是为崐中焉。正卿，谓执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应天变。然虽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扬雄亦以为“鼓妖，听失之象也。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亟疾之怒。”上不听。　　哀帝为这件怪事询问黄门侍郎、蜀郡人扬雄以及李寻，李寻回答说：“这是《洪范》里所说的那种鼓妖，施法术，往往是在认为君主耳目不明，被人迷惑，使空有虚名的人进入朝廷，升任重要职位时，那时鼓妖就会发声，但无形，让人不知声音从哪里发出。《洪范·传》说：‘鼓妖发声出现在年、月、日的中期者，预示正卿要承受灾难。’现在是四月，又是一天的辰时、巳时，出现怪异，正是中期。所谓正卿，指的是执政大臣。应该罢退丞相、御史，以应付天变。即使现在不罢退，不出一年，本人也自会蒙受灾难。”扬雄也认为：“鼓妖的出现，是君王耳目失灵的象征。朱博为人强悍坚毅，富于权谋，适宜为将，而不适宜为相，如不引退，恐怕会招致上天发怒，降下凶险激切的灾难。”哀帝没有理睬他们的话。　　朱博既为丞相，上遂用其议，下诏曰：“定陶共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共皇后曰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于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尊后，尤骄，与太皇太后语，至谓之“妪”。时丁、傅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为公卿列侯者甚众；然帝不甚假以权势，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朱博既已当上丞相，哀帝就采用他的建议，下诏说：“定陶共皇这个称号，不应再称‘定陶’二字。现尊共皇太后的称号为‘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尊共皇后为‘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在京师建立寝庙，比照宣帝的父亲悼皇考的寝庙规格建立。”于是，四位太后各自设置少府、太仆官职，品秩都为中二千石。傅太后取得尊号以后，尤为骄横，与太皇太后说话时，甚至称她为“老太婆”。当时丁、傅两家在一二年间突然崛起，特别贵盛，被封为公卿列侯的人很多。但是哀帝不太赋予他们权势，他们的势力不如成帝在世时的王氏。　　[5]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号之议，而为关内侯师丹所劾奏，免为庶人。时天下衰粗，委政于丹，丹不深惟褒广尊号之义，而妄称说，抑贬尊号，亏损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圣，昭然定尊号，宏以忠孝复封高昌侯；丹恶逆暴著，虽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请免为庶人。”奏可。　　[5]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赵玄奏称：“前高昌侯董宏，首先倡议改尊号之事，因遭关内侯师丹的弹劾，而被罢免官爵，贬为平民。当时天子正在守孝期，把国事委托给师丹，师丹不深思褒美推崇尊号的大义，反而狂妄地胡说，压抑贬低尊号，损伤了陛下的孝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忠了。但陛下仁慈圣明，昭然确定了尊号。董宏以其忠孝，也恢复了高昌侯的封爵。师丹的罪恶逆行，已经暴露，虽然蒙赦令不治死罪，但不应该再有封爵采邑，请求陛下将他贬为平民。”哀帝予以批准。　　又奏：“新都侯莽前为大司马，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请免为庶人。”上曰：“以莽与皇太后有属，勿免，遣就国。”及平阿侯仁臧匿赵昭仪亲属，皆遣就国。　　朱博、赵玄又奏称：“新都侯王莽，先前为大司马，不能阐扬尊崇尊号的大义，反压抑贬低尊号，损伤了陛下的孝道，罪当公开诛杀。幸蒙赦令得免死罪，但不应该再有封爵采邑，请求陛下将他贬为平民。”哀帝说：“因为王莽是太皇太后的亲属，不免去封爵采邑，而将他遣送回封国。”此外，还有平阿侯王仁，因藏匿赵昭仪的亲属，也都被遣送回封国。　　天下多冤王氏者！谏大夫杨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庙之重，称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圣策深远，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岂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东宫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数更忧伤，敕令亲属引领以避丁、傅，行道之人为之陨涕，况于陛下！登高远望，独不惭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复封成都侯商中子邑为成都侯。　　天下人多为王氏感到冤枉。谏大夫杨宣上密封奏书说：“孝成皇帝深思宗庙的重要，称赞陛下有至高的品德，使陛下继承帝位。圣明的决策，意义深远，对陛下的恩德也再厚不过了。追想先帝的本意，岂不是希望陛下代替他本人侍奉太皇太后吗！太皇太后现已七十高龄，数次经历国丧的忧伤，还下令要自己的亲属引退，以避开丁、傅两家，路上的行人都会为此流泪，更何况陛下呢崐！陛下若登高远望，望见成帝之陵，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哀帝深为此言感动，就又封成都侯王商的二儿子王邑为成都侯。　　[6]朱博又奏言：“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上从之。　　[6]朱博又奏称：“汉家旧例，设置部刺史，官秩较低，但奖赏丰厚，前程远大，因此人人劝勉立功，乐于进取。前几年，撤销了刺史，改为设置州牧，品秩为真二千石，官位仅次于九卿，九卿一有出缺，便由州牧中名次靠前者递补。这样一来，州牧中的才干平庸者，则只求苟且自保而已。做出督察官的功效就会逐渐减退丧失，奸邪不轨的行为就无法禁止。我请求撤销州牧，还和从前一样设置刺史。”哀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7]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诏归葬定陶共皇之园，发陈留、济阴近郡国五万人穿复土。　　[7]六月，庚中（初五），帝太后丁氏驾崩。哀帝下诏，丁氏棺柩运回定陶，葬于定陶共皇的陵园。征发陈留、济阴靠近定陶地区的民夫五万人，挖土填坟，完成合葬。　　[8]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以教渤海夏贺良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复私以相教。上即位，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无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上久寝疾，冀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8]当初，成帝在位时，齐人甘忠可假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朝正逢天地的一次大终结，应当重新受命于天。并把这些传授给渤海人夏贺良等。中垒校尉刘向上奏说，甘忠可假借鬼神，欺骗皇上，蛊惑民众。于是将甘忠可逮捕下狱，并取得服罪的口供，还没等判决，他就病死了。然而夏贺良等人仍然暗中私相传授。哀帝即位后，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向哀帝介绍夏贺良等人，使他们都成为待诏得以在黄门伺应召对。夏贺良等人多次被哀帝召见，向哀帝述说：“汉朝的历运中衰，应当重新受命。孝成皇帝没有应合天命，因此断绝了后嗣。如今陛下患病已久，天象变异屡屡发生，这是上天在谴责和警告人们。应该赶快改换年号，才能延年益寿，诞生皇子，平息灾害变异。明白了这个道理，却不实行，灾祸就会无所不有：洪水将会涌出，大火将会燃起，冲淹和焚毁人民。”哀帝久病在床，希望更改年号能得到些益处，就听从夏贺良等人的建议，下诏大赦天下，并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还把计时漏器的刻度改为一百二十度。　　[9]秋，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　　[9]秋季，七月，哀帝在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一带修筑自己的陵墓，没有令郡国的百姓迁往陵区。　　[10]上既改号月余，寝疾自若。夏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如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无验，八月，诏曰：“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冀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10]哀帝已经改年号一个多月，病情仍不见好转。夏贺良等人还想胡乱变更国家政事，大臣们争辩，认为不能允许。夏贺良等奏称：“大臣们都不知天命，应该辞退丞相、御史，任用解光、李寻辅政。”哀帝因为他们的预言没有应验，八月，下诏说：“待诏夏贺良等人，建议改换年号，增加漏器刻度，认为这样可以永保国家平安。由于朕对天道的信奉还不够真诚，误听了他们的话，希望能因此为百姓谋求幸福，可是终于没有好的效验。有过失而不改正，才是真正的过失！六月甲子（初九）发布的诏书，除了大赦令以外，其余措施全部废除。夏贺良等人违反正道，蛊惑民众，奸恶行为应予彻底追究。”夏贺良等崐人全部被逮捕入狱，论罪处死。李寻和解光减死罪一等，放逐到敦煌郡。　　[11]上以寝疾，尽复前世所尝兴诸神祠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　　[11]哀帝因为卧病在床，把过去成帝时曾祭祀过的各种神祠全部予以恢复，共七百余所。一年之中，祭祀的次数达三万七千次。　　[12]傅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乡侯风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与御史大夫赵玄议之，玄言：“事已前决，得无不宜？”博曰：“已许孔乡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许可。博恶独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前亦坐过免就国，事与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无益于治，虽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当也；皆请免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尝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诣尚书问状，玄辞服，有诏：“左将军彭宣与中朝者杂问”，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请召诣廷尉诏狱。”上减玄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博自杀，国除。　　[12]傅太后对傅喜怨恨不已，派孔乡侯博晏去暗示丞相朱博，命他上奏书要求罢免傅喜的侯爵爵位。朱博与御史大夫赵玄商议，赵玄说：“皇上先前已作了裁决，再提是否不合适？”朱博说：“我已许诺孔乡侯了。匹夫之间互相约定的事，尚且不惜以死相报，何况至尊的傅太后呢！朱博我只有效死罢了！”赵玄也就同意了。朱博不愿意单独指控傅喜一个人，由于前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先前也因过失被免去官职遣回封国，情况与傅喜相似，因此同时弹劾他们二人说：“傅喜、何武从前在位时，对治理国家都没有什么贡献，尽管已经退位免官，但尚有封爵采邑，这是不妥当的。请求陛下将他们都贬为平民。”哀帝知道傅太后一直怨恨傅喜，怀疑朱博、赵玄是受傅太后的指使，便召赵玄到尚书处询问究竟，赵玄承认了。哀帝下诏说：“命左将军彭宣和中朝官共同审问。”彭宣等上奏弹劾说：“朱博、赵玄、傅晏都犯有不道、不敬之罪。请求陛下召他们到廷尉诏狱。”哀帝减赵玄死罪三等，削减傅晏采邑封户四分之一。又给谒者符节，使他召丞相朱博到廷尉那里接受审判。朱博自杀，封国撤除。　　[13]九月，以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迁为丞相；以冬月故，且赐爵关内侯。以京兆尹平陵王喜为御史大夫。　　[13]九月，任命光禄勋平当为御史大夫。冬季，十月，甲寅（初一），擢升平当为丞相。由于正赶上不宜封侯的冬月，因此暂时赐爵前关内侯。任命京兆尹、平陵人王喜为御史大夫。　　[14]上欲令丁、傅处爪牙官，是岁，策免左将军淮阳彭宣，以关内侯归家，而以光禄勋丁望代为左将军。　　[14]哀帝打算让丁、傅两家族的人担任重要武官。本年，下策书罢免左将军淮阳人彭宣，以关内侯身份回家去，而任命光禄勋丁望代替彭宣为左将军。　　[15]乌孙卑爰侵盗匈奴西界，单于遣兵击之，杀数百人，略千馀人，驱牛畜去。卑爰恐，遣子趋逯为质匈奴，单于受，以状闻。汉遣使者责让单于，告令还归卑爰质子；单于受诏遣归。　　[15]乌孙王国的卑爰侵犯劫掠匈奴西部边境地区，匈奴单于派兵还击，杀死数百人，抢掠千余人，驱赶牛畜而归。卑爰大为恐慌，派遣儿子趋逯到匈奴充当人质。匈奴单于接受了他，并将此事呈报给汉王朝。汉朝派使节到匈奴责备单于，命令单于将人质归还卑爰。单于接受诏令，把趋逯送回。三年（丁卯、前4）　　三年（丁巳，公元前4年）　　[1]春，正月，立广德夷王弟广汉为广平王。　　[1]春季，正月，封广德夷王的弟弟刘广汉为广平王。　　[2]帝太太后所居桂宫正殿火。　　[2]帝太太后居住的桂宫正殿发生火灾。　　[3]上使使者召丞相平当，欲封之；当病笃，不应。室家或谓当：“不可强起受侯印为子孙邪？”当曰：“吾居大位，已负素餐责矣；起受侯印，还卧而死，死有馀罪。今不起者，所以为子孙也！”遂上书乞骸骨，上不许，三月，己酉，当薨。　　[3]哀帝派使者召丞相平当，打算封他为侯爵。平当病重，没有应召前往。家中有的人对平当说：“难道不能为子孙勉强起来接受侯印吗？”平当说：“我居丞相高位，已经背着白吃饭不干事的罪责了。若起来接受侯印，回家倒崐在床上就死去，是死有余辜。现在我所以不起来，正是为子孙打算啊！”遂上书请求退休，哀帝不准。三月，己酉（二十八日），平当去世。　　[4]有星孛于河鼓。　　[4]有异星出现于河鼓星旁。　　[5]夏，四月，丁酉，王嘉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崇，京兆尹骏之子也。嘉以时政苛急，郡国守相数有变动，乃上疏曰：“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故‘继世立诸侯，象贤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居是国也，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遣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以安。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狱，劾敞贼杀人，上逮捕不下，会免；亡命十数日，宣帝征敞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举劾苛细，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司隶、刺史，或上书告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故纵，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爱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壹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前苏令发，欲遗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皆故二千石有名称者，天子纳而用之。　　[5]夏季，四月，丁酉（十七日），哀帝任命王嘉为丞相，任命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王崇是京兆尹王骏的儿子。王嘉感到当时的政治严苛，担任郡国守、相的官员变动频繁，就上书说：“我听说圣王的成功，在于得到贤能人才的辅佐。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选立诸侯的继承人，只要多少像其父祖的贤能就可以了。’虽然不能完全和父祖一样贤能，但天子可以为他选择良臣，任命贤卿来辅佐他。他住在此封国里，代代受到尊重，然后广大士民才会归附，因此教化得以推行而大治的功业得以建立。现今郡守的职权重于古代的诸侯，过去总是精选贤才担任郡守职务，然而贤才难得，为了擢升提拔可以胜任的人，或有起用囚犯的事例。从前魏尚犯罪被羁押监狱，汉文帝被冯唐的一席话所感动，派使者持符节去赦免了他的罪，任命他为云中太守，匈奴对他深为畏惧。武帝从囚徒中选拔出韩安国，任命他为梁国内史，使得刘氏骨肉得以平安。张敞为京兆尹，犯了罪应当被免职，狡猾的小吏知道后故意冒犯，张敞逮捕他，把他杀死。死者家属鸣冤，使者再次进行审查，弹劾张敞凶残杀人，上奏天子要求逮捕他，宣帝搁置不批，不久，免罪。张敞逃亡十来天后，宣帝征召他，授为冀州刺史，终于能够才为所用。前代君王并非偏爱这三个人，而是看重他们的才干对国家有益。孝文帝时，官吏担任公职长期不变动，有些人养了儿子、孙子，就以官名为姓氏，如仓氏、库氏就是管理仓库的官吏的后裔。那些官秩在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也安于官位，乐于任职。然后上下互相期待勉励，没有苟且混世之心。以后情况逐渐有所改变，公卿以下官员层层互相督促，要求严苛紧迫，又多次更改政事，司隶、部刺史检举弹劾官吏十分苛刻，细微的过失都不放过，还揭发宣扬别人的阴私，有的官吏在位只数月就被罢免，送旧官回乡和迎新官上任的人，交错行走在道路上。中等才干的人，苟且容身以求保全；下等才干的人，常心怀恐惧反省自己，一切都为自己打算的人很多。二千石官员越来越被人轻视，属下官吏和百姓对他们很轻慢，有的抓住他们的轻微过错，扩大成罪状，向司隶、刺史报告，或崐者上书朝廷检举。广大百姓发现二千石官吏那么容易扳倒，遇到小不如意，就产生背叛之心。前些时，山阳亡命徒苏令等纵横郡国，官吏和武士面对危难，没有一个肯以死尽节的，这是因为郡国守、相的威信和权力早就被夺去了。孝成皇帝感到懊悔，下诏书说，对二千石的官员不加以‘故意放纵’的罪名，派遣使者去赏赐他们黄金，安抚他们的情绪。这确实是由于国家有急难，需要二千石的官员出力解决，只有二千石官员受到尊重而难以被危害，才能驱使属下。孝宣皇帝爱护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有弹劾他们的奏章都留在宫中不批复，逢到颁发赦令时便一切都解决了。以前的惯例：尚书很少把弹劾奏章交付有关机构查办，为的是怕骚扰百姓，取证、审查、逮捕下狱、处治，有些人就死在狱中。弹劾奏章上都必须写有‘胆敢控告’的字样才交付有关机构查办。希望陛下留意选择贤能的人才，记住他们的善绩、忘掉他们的过失，容忍臣下的缺点，不要求全责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中有才干称职的官员，从人情来看，难免会有过错，应该宽容忽略他们那些小过失，使尽力供职者受到鼓励。这是当前最紧迫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前些时苏令造反，朝廷打算派大夫驱逐盗贼，并调查苏令起兵的原因，当时现有的大夫中没有可用的人选，就征召令尹逢，授为谏大夫，派遣他去。如今众位大夫中有才能的非常少，应该预先培养可造就的人才，才能使其赴难时不惜以死报国。如果事到临头，才仓猝寻求，这就不能表明朝廷有人才了。”王嘉并趁势举荐儒家学者公孙光、满昌，以及干练能干的官吏萧咸、薛，他们都曾是卓有声誉的二千石官员。哀帝采纳了王嘉的建议，任用了他们。　　[6]六月，立鲁顷王子部乡侯闵为王。　　[6]六月，立鲁顷王的儿子部乡侯刘闵为王。　　[7]上以寝疾未定，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诏复甘泉泰、汾阴后土祠，罢南、北郊。上亦上能亲至甘泉、河东，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　　[7]哀帝因病情仍未见好，冬季，十一月，壬子（初五），让太皇太后下诏：恢复甘泉泰祠、汾阴后土祠的祭祀。撤销长安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典礼。哀帝也不能亲自到甘泉、河东祭祀，就派遣有关主管官员作为代表去祭祀。　　[8]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驰道状；又，瓠山石转立。东平王云及后谒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河内息夫躬、长安孙宠相与谋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计也！”乃与中郎右师谭共因中常侍宋弘上变事，告焉。是时上被疾，多所恶，事下有司，逮王后谒下狱验治；服“祠祭诅祝上，为云求为天子，以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请诛王，有诏，废徙房陵。云自杀，谒及舅伍宏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弃市。事连御史大夫王崇，左迁大司农。擢宠为南阳太守，谭颍川都尉，弘、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　　[8]无盐境内的危山，山土忽然自己翻起压盖住青草，形状就象一条驰道。此外，境内瓠山上有块大石突然转侧立起。东平王刘云和王后谒亲自前往大石跟前祭拜。并在王宫树立一块与瓠山立石相似的石头，又捆扎了一些黄倍草，一并祭祀。河内人息夫躬、长安人孙宠共同谋划要一起去揭发此事，说：“这是取得封侯的妙计啊！”于是与中郎右师谭一起通过中常侍宋弘，上书告发事变。奏书呈上，这时哀帝正患病，对很多事都很厌恶，就把此事交付主管机构查办，主管官员逮捕了东平王后谒，关进监狱进行审讯惩处。王后承认：“祭祀山石，诅咒皇上，为刘云谋求当天子。因为山石立起曾是宣帝应天命为天子的预兆。”主管官员请求诛杀东平王，哀帝下诏，废黜刘云王位，放逐到房陵。刘云自杀。王后谒与刘云舅父伍宏，以及成帝的舅母安成共侯夫人放，一起被绑赴闹市处死，将尸体暴露街头。事情牵连到御史大夫王崇，他被贬谪为大司农。擢升孙宠为南阳太守，右师谭为颍川都尉，宋弘、息夫躬都升为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四年（戊午、前3）　　四年（戊午，公元前3年）　　[1]春，正月，大旱。　　[1]春季，正月，大旱。　　[2]关东民无故惊走，持稿或一枚，转相付与，曰“行西王母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跣，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郡国二十六至京师，不可禁止。民又聚会里巷阡陌，设博具，歌舞崐祠西王母，至秋及止。　　[2]函谷关以东地区人民无故惊恐奔走，拿着一枝禾秆或麻秆，互相传递，说：“将西王母的筹策传递天下。”在道路中相遇转手，多达一千余枝。有的披头散发光着脚，有的夜里绕关而行，有的翻墙而过，有的乘车骑马奔驰，利用国家设置的驿传车马赶路传递。经过二十六个郡国，传递到了京师，无法禁止。人们又在街巷、田间小路上聚会，设赌具赌博，唱歌跳舞祭祀西王母，一直闹到秋天才停止。　　[3]上欲封傅太后从父弟侍中、光禄大夫商，尚书仆射平陵郑崇谏曰：“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侯，天为赤黄，昼昏，日中有黑气。孔乡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缘。今无故复欲封商，坏乱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愿以身命当国咎！”崇因持诏书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为天子乃反为一臣所颛制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诏封商为汝昌侯。　　[3]哀帝打算封傅太后的堂弟侍中、光禄大夫傅商为侯爵。尚书仆射平陵人郑崇劝谏说：“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人为侯，天色因此而变成赤黄，白昼昏暗，太阳中有黑气。孔乡侯是皇后的父亲，高武侯位列三公，他们封侯还有根据和理由。现在无缘无故又要封傅商，破坏搅乱了汉家制度，违背天意、人心，这不是傅氏的福气！我愿以身家性命承当国家的惩罚！”说罢，拿着诏书草稿站起来。傅太后大怒说：“哪有贵为天子，却反受一个臣子控制的道理！”二月，癸卯（二十八日），哀帝便下诏封傅商为汝昌侯。　　[4]驸马都尉、侍中云阳董贤得幸于上，出则参乘，入御左右，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又诏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位次皇后。昭仪及贤与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以贤父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土木之功，穷极技巧。赐武库禁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弟尽在董氏，而乘舆所服及其副也。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匣，豫以赐贤，无不备具。又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甚盛。　　[4]驸马都尉、侍中、云阳人董贤很得哀帝的宠爱，出则陪同乘车，入则随侍左右，赏赐累积有巨万，他的显贵震动了朝廷。董贤常与哀帝睡在一张床上，有一次睡午觉，董贤斜身压住了哀帝的袖子，哀帝想起床，但董贤还没睡醒，哀帝不愿惊动他，于是就把袖子割断了再起床。哀帝又诏命董贤的妻子可以经向门使通报姓名记录在案后进入皇宫，住在董贤在宫中的住所。又召董贤的妹妹入宫，封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昭仪与董贤夫妻日夜侍奉哀帝，一同跟随左右。哀帝还任命董贤的父亲董恭为少府，赐爵关内侯。哀帝又下诏，命令将作大匠为董贤在北宫门外建筑宏大的宅邸，里面有前后大殿，殿门宽阔，工程浩大，豪华精巧绝伦。又赐给他武器库里宫中专用的兵器和皇宫的珍宝，宫中珍宝物品上等的，全都被挑选进了董贤的家里，而皇帝所用的不过是次一等的了。甚至连皇家丧葬用的棺木、珍珠连缀制成的寿衣、玉璧制成的寿裤，都预先赐给了董贤，无不齐备。又下令让将作大匠在哀帝的陵墓义陵帝为董贤建筑墓园，内修别室，还用坚实的柏木，大头朝内排垒在棺外。墓园外修筑巡察道路，围墙有数里之长。门阙和用作守望防御的网状障墙十分堂皇。　　郑崇以贤贵宠过度谏上，由是重得罪，数以职事见责；发疾颈痈，欲乞骸骨，不敢。尚书令赵昌佞谄，素害崇；知见疏，因奏“崇与宗族通，疑有奸，请治。”上责崇曰：“君门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对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愿得考复！”上怒，下崇狱。司隶孙宝上书曰：“按尚书令昌奏仆射崇狱，复治，榜掠将死，卒无一辞；道路称冤。疑昌与崇内有纤介，浸润相陷。自禁门枢机近臣，蒙受冤谮，亏损国家，为谤不小。臣请治昌以解众心。”书奏，上下诏曰：“司隶宝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诋欺，遂其奸心，盖国之贼也。免宝为庶人。”崇竟死狱中。　　郑崇因为董贤贵宠过度而劝谏哀帝，因此深深得罪了哀帝，哀帝多次借公事谴责他。郑崇脖子上长了毒痈，想奏请退休，又不敢提出。尚书令赵昌奸邪、善于谄谀，素来痛恨郑崇，知道哀帝已疏远了郑崇，就趁机上奏说：“郑崇与刘氏宗族中人交往密切，我怀疑有什么奸谋，请追查惩处。”哀帝责问郑崇说”你家人来人往门庭若市，为什么要约束我交？”郑崇回答说：“我家虽门庭若市，但我心里却清静如水。希望陛下考察。”哀帝大怒，将郑崇逮捕下狱崐。司隶孙宝上书说：“尚书令赵昌指控仆射郑崇一案，经过反复调查审讯，郑崇被拷打将死，终究不吐一句口供。道路上的行人都说郑崇冤枉。我怀疑赵昌与郑崇私人之间有宿怨，因此才用谗言来陷害他。假如连宫禁之内皇帝身边主管机要的大臣，都遭诬陷蒙受冤屈，将使国家受到损失，会招来很多诽谤。我请求追查赵昌，以解众人心中的困惑。”奏章呈上后，哀帝下诏说：“司隶孙宝附会臣下，欺骗主上，想利用春月是宽大赦免的时期，进行诋毁和欺骗，以满足他的奸诈之心，是国家的大害。将孙宝免去官职，贬为平民。”郑崇最终死在狱中。　　[5]三月，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5]三月，任命诸吏、散骑、光禄勋贾延为御史大夫。　　[6]上欲侯董贤而未有缘，侍中傅嘉劝上定息夫躬、孙宠告东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贤以闻，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赐爵关内侯。顷之，上欲封贤等而心惮王嘉，乃先使孔乡侯晏持诏书示丞相、御史。于是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言：“窥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余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宜暴贤等本奏语言，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合古今，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暴评其事，必有言当封者，在陛下所从；天下虽不说，咎有所分，不独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其事亦议，大司农谷永以长当封；众人归咎于永，先帝不独蒙其讥。臣嘉，臣延，材驽不称，死有余责，知顺指不迁，可得容身须臾；所以不敢者，思报厚恩也。”上不得已，且为之止。　　[6]哀帝想封董贤侯爵，又没有什么借口。侍中傅嘉劝哀帝更改息夫躬、孙宠告发东平王的奏章，抹去宋弘的名字，改说成是由于董贤报告，皇上才得以知晓。哀帝想用这个功劳封董贤侯爵，就先把进行告发的有功人员全赐封为关内侯。不久，哀帝想封董贤等人，又心里顾忌王嘉反对，便先派孔乡侯傅晏将诏书拿给丞相、御史看。于是王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密封奏书说：“我们看到董贤等三人当初被赐封关内侯时，众人议论纷纷，都说董贤是因为贵宠而得赐封，捎带着其余两人也一起蒙恩受封，至今流言没有平息。陛下对董贤等施加仁恩不已，就应该公布董贤等人的奏章原文，询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请他们考查是否合乎古今前例，使此事能名正名顺，然后再加封他们爵位采邑。不然的话，恐怕会大失众心，天下人要伸长脖子议论抨击。若公开评论此事，必有说应当加封的人，陛下不过是听从采纳其建议，如此，天下人虽然不高兴，责任也有人分担，不单在陛下一人了。从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爵之时，也曾经有议论，大司农谷永认为淳于长应当加封，众人怪罪于谷永，先帝因而没有单独蒙受讥刺。臣王嘉、臣贾延，无才无能不称职，虽死仍有余责，明知顺从陛下的旨意，不违逆陛下，可以暂时保全身家性命。所以不敢这样做，是想报答陛下的厚恩啊。”哀帝不得已，暂且停止这样做。　　[7]夏，六月，尊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　　[7]夏季，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为皇太太后。　　[8]秋，八月，辛卯，上下诏切责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之侧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谋。今东平王云等至有图弑天子逆乱之谋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厌未萌故也。赖宗庙之灵，侍中、驸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咸伏厥辜。《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郑恽子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亲近，数进见言事，议论无所避，上疏历诋公卿大臣。众畏其口，见之仄目。　　[8]秋季，八月，辛卯（十九日），哀帝下诏严厉斥责公卿说：“从前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为此忧愁得侧身而坐；近世有汲黯，挫败了淮南王的阴谋。而今东平王刘云等甚至有杀死天子反叛作乱的阴谋，这是身为国家栋梁的公卿们不能尽心职守、致力于察觉阴谋，以把祸患消灭在还未萌发阶段的缘故啊。幸赖祖宗在天之灵的保，侍中、驸马都尉董贤等发觉以后报告了我，使奸人全部伏诛。《书经》不是说吗，‘用恩德表彰善行。’现封董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为宜陵侯，赐右师谭爵位关内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傅郑恽的儿子傅业为阳信侯。息夫躬既蒙哀帝亲近，就频繁进见哀帝言事，议论无所避讳顾忌，上书逐个诋毁公卿大臣。百官畏其口舌，遇见他不敢正眼相看。[9]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后十辈，送董贤及上乳母王阿舍。执金吾毋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诸侯、方伯得颛征伐，乃赐斧钺，汉家边吏职任距寇，亦赐武库兵，皆任事然后蒙之。《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今贤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契国威器，共其家备，民力分于弄臣，武兵设于微妾，建立非宜，以广骄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上不说。　　[9]哀帝派中黄门到武库拿兵器，前后十次，送到董贤和哀帝乳母王阿的住所。执金吾毋将隆上奏说：“武库兵器，是天下公用的东西。国家武器装备的建造制作，都是用大司农的钱。大司农的钱，连天子的生活费用等都不供给。天子的生活费用和犒劳赏赐臣下的钱，一律出自少府。这就是不把国家用于根本的储藏用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不以民财人力供应无谓的消耗。区别公私，以表示所行是正路。古代诸侯、方伯受命主持讨伐，天子才赐给他们斧钺。汉朝边疆官吏接受抗拒侵略的任务和职务时，也赐给他们武库兵器，都是先接受军事和军职，然后接受兵器。《春秋》之义，强调臣民之家不可以私藏武器铠甲，目的在于抑制臣子的武威，削弱私家的力量。而今董贤等不过是陛下亲近宠爱的弄臣、对陛下有私情的卑贱奴仆，而陛下却把国家公用的东西送进私人家门，取走国家的威武之器，供应他们家用，使人民的财力分散于弄臣，国家的武库兵器摆设在卑贱奴仆之家，所做不当，将使骄横僭越愈演愈烈，不能够给四方做出好的榜样。孔子说：‘雍乐怎么会出现在三家的庙堂！’我请陛下把兵器收还武库。”哀帝不高兴。　　顷之，傅太后使谒者贱买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买贱，请更平直。”上于是制诏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无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请与永信宫争贵贱之贾，伤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国之言，左迁为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隆为谏大夫，尝奏封事言：“古者选诸侯入为公卿，以褒功德，宜征定陶王使在国邸，以填万方。”故上思其言而宥之。　　不久，傅太后派谒者用低价买进了执金吾官府的八个官奴婢。毋将隆上奏说：“买官婢的价太贱了，请改用平价。”哀帝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说：“毋将隆位列九卿，既不能匡正朝廷的过失，反而奏请与永信宫争执买价的贵贱，有伤教化，败坏风俗。姑念他以前有安国的建议，贬降为沛郡都尉。”当初，成帝末年，毋将隆为谏大夫，曾上密封奏书说：“古代遴选诸侯入京担任公卿，以褒奖功德。应该征召定陶王到长安，让他住在定陶王府邸，以镇守万方。”所以哀帝念及他的这个建言而宽恕了他。　　[10]谏大夫渤海鲍宣上书曰：“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复剧于前乎！　　[10]谏大夫渤海人鲍宣上书说：“我见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把持权柄，人人引荐他们各自的亲信来充塞朝廷，妨碍贤能之士的进身之路，混乱天下，又奢侈无度，使百姓穷困，因此发生了将近十次日食，四次彗星。这些危险覆亡的征兆，都是陛下所亲眼见到的。如今为什么反而更甚于从前呢！　　今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　　“现在人民生业有七失：阴阳不和，出现水旱灾，是一失；国家加重征收更赋和租税，苛责严酷，是二失；贪官污吏借口为公，勒索不已，是三失；豪强大姓蚕食兼并小民土地，贪得无厌，是四失；苛吏横征滥发徭役，耽误种田养蚕的农时，是五失；发现盗贼，村落鸣鼓示警，男女追捕清剿，是六失；盗贼抢劫，夺民财物，是七失。七失尚可勉强忍受，然而还有七死：被酷吏殴打致死，是一死；入狱被虐致死，是二死；无辜被冤枉陷害而死，是三死；盗贼劫财残杀致死，为四死；怨仇相报残杀而死，为五死；荒年饥馑活活饿死，为崐六死；瘟疫流行染病而死，为七死。人民生业有七失而没有一得，想让国家安定，也实在困难；百姓有七条死路而没有一条生路，想要无人犯法，废弃刑罚，也实在困难。这难道不是公卿、守相贪婪残忍成风所造成的后果吗？　　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谓如臣宣等为愚。陛下擢臣岩穴，诚冀有益豪毛，岂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　　“群臣有幸得以身居高官，享受丰厚的俸禄，难道有肯对小民存有怜悯之心，帮助陛下推广教化的人吗！群臣的志向，不过是经营私产，满足宾客的要求，为图个人奸利而已。他们以苟且纵容、曲意顺从为贤能，以拱手沉默、尸位素餐为明智，认为象我这样的人是愚蠢的。陛下把我从村夫野民提拔为朝臣，实在是希望我能有毫毛般微小的贡献，难道仅仅是让我吃美食，当大官，尊贵地站在高门大殿上吗！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合《尸鸠》之诗。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奈何独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藿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上为皇天的儿子，下为黎民百姓的父母，是为上天象牧养牛马一样牧养人民。对待人民应当一视同仁，就如《尸鸠》一诗中尸鸠爱它的七个儿子一样。而今贫民连菜都吃不饱，又衣衫褴褛，父子、夫妇不能相互保全，实在令人酸鼻。陛下若不救助，将让他们到哪里去讨生路呢！为什么只供养外戚和弄臣董贤，给他们大量赏赐，以巨万来计算！使他们的仆从、宾客把酒当水，把肉当豆叶来挥霍，他们的奴仆侍从都因而成了富翁。这不是皇天的本意啊！　　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足以移众，强可用独立，奸人之雄，惑世尤剧者也，宜以时罢退；及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皆宜令休，就师傅。急徵故大司马傅喜，使领外亲；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经皆更博士，位皆历三公；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众，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宣语虽刻切，上以宣名儒，优容之。　　“再说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却被封爵。官爵，并不是陛下的官爵，乃是天下的官爵。陛下选取之人不配受此官，此官也不应加给此人，却希望上天高兴，民众心服，岂不困难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才足以改变众人的观点，强悍能够独立，这是奸人中的魁首，乱世惑众最为厉害的人物，应及时罢黜斥退他们。那些外戚和幼童不懂儒学经术的，都应让他们辞职，去找老师学习儒术。请速征召前大司马傅喜，使他领导外戚。前大司空何武、师丹、前丞相孔光、前左将军彭宣，儒学经术都学自名师，而官位都高列三公。龚胜任司直，郡国都慎重地向朝廷推荐人才。这些人都可委以重任。陛下前些时因一点小事不能容忍，就罢退了何武等人，使天下人失望。陛下对那么多没有功劳德行的人尚且能容忍，难道不能容忍何武这些人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把天下人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不能光图自己高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鲍宣措词虽然尖刻激烈，但哀帝因为他是名儒而优待宽容了他。　　[11]匈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黄门郎扬雄上书谏曰：“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　　[11]匈奴单于上书汉朝，请求明年到长安朝见天子。这时哀帝正患病在身，有人说：“匈奴从黄河上游的方向来，气势压人，不利。自黄龙、竟宁年间起，单于每到中原朝见，中原就会发生大变故。”哀帝因而感到为难，询问公崐卿，公卿也认为朝见一次要白白花费国库很多钱，可以暂且拒绝。单于使节告辞离去，还没动身，黄门郎扬雄上书规谏说：“我听说，儒学《六经》中所说治理国家之道，推崇在变乱未形成时就把它消弭于无形。军事上的取胜之术，推崇不通过战争厮杀就把敌人制服。以上二者都是高明精妙的策略，然而也都是大事之本，不能不留意。现在单于上书请求朝见，汉朝不准许而辞谢。我愚昧地认为，汉朝与匈奴之间从此种下了嫌隙猜忌的种子。匈奴原本是五帝不能使其臣服，三王对其无法控制的强国，不能使汉匈之间产生嫌隙猜忌是至为明显的。我不敢追溯太远的历史，谨以秦朝以来的史实说明这个问题：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棘门、细柳、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虏名王、贵人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以秦始皇的强大，蒙恬的雄威，仍然不敢窥伺西河，而是修筑长城作为边界。等到汉朝兴起之初，以高祖的威力和英明，三十万汉军仍被匈奴围困在平城。当时高祖手下，善于出奇计的谋士、筹划决策的谋臣非常多，最后所以能脱身的原因，世人无法知道，因而也无法言说。又如吕后时，匈奴悖理傲慢，幸赖大臣们灵活处置，将言辞谦卑的回信送给单于，才把危机化解。到了孝文帝时，匈奴大举侵犯北部边境，侦察骑兵甚至深入雍城、甘泉，京师震骇。朝廷派三位将军率军驻扎在棘门、细柳、霸上以防备匈奴，数月才撤回。孝武皇帝即位，设下马邑之谋，想引诱匈奴主力深入，结果白白浪费钱财，劳顿军队，连一个匈奴人都没看见，更何况单于本人的面目呢！此后，武帝深思国家存亡大计，规划安定万年的策略，于是动员数十万大军，派卫青、霍去病统率，前后十余年，渡过西河，横穿大漠，攻破颜山，袭击单于王庭，跑遍了匈奴的国土，追逐奔逃的单于和匈奴的残兵败将，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到达瀚海，擒获名王、贵族数百人之多。自此之后，匈奴震惊恐惧，越发迫切要求和亲。然而，仍不肯向汉朝称臣。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以为不壹劳者不久逸，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再说，前世之人难道乐于耗费无法计量的钱财，征发无罪的国民，到边塞狼烟以北去求一时痛快吗？那是由于没有一次的辛劳，就得不到长久的安逸；不暂时花费钱财，就不能有永远的安宁。因此狠下心投入百万大军、摧之于饿虎之口，搬运国库的钱财，填平匈奴卢山的沟壑，而不后悔。到本始初年，匈奴有凶暴不驯之心，企图劫掠乌孙，侵夺乌孙公主。于是朝廷派五员大将，率领十五万骑兵去袭击他们。当时很少有所斩获，仅仅是宣扬了我朝的武威，表明我军势如万钧雷霆，行动如疾风罢了。虽然空去空返不失兵卒，但由于没有斩获，朝廷还是诛杀了两位将军，因为北方的蛮族不顺服，中原就不能高枕安卧。及至元康、神爵年间，朝廷政治异常清明，社会风气十分良好，皇恩广施。而匈奴发生内乱，五个单于争夺王位。日逐王和呼韩邪单于率领本国百姓崐死心踏地归顺朝廷，匍匐称臣，然而朝廷仍然对他们采取笼络政策，打算不把他们置于直接统治之下。自此以后，匈奴希望朝见的，朝廷不拒绝，不想来的，也不勉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外国人天性凶猛好怒，体魄魁梧健壮，凭借一身蛮力和盛气，教化他们从善很难，引导他们作恶却很容易。他们性格倔强难以屈服，与他们保持和平状态十分难得。所以他们未顺服时，朝廷劳师远攻，耗尽国力，伏尸沙场，血流成河，攻坚破城，打败敌人，是那样的艰难；已经降服之后，朝廷慰藉安抚，赠送礼物，接待的礼节隆重威严，是这样完备周详。过去汉军曾攻破大宛的都城，踏平乌桓的堡垒，袭击姑缯的大营，扫荡荡姐的战场，砍断朝鲜的旌旗，拔取两越的旗帜，历时短的战役，不过一个月，长的也不超过半年，就已在蛮夷王庭耕田种植，扫除原来的聚落设置郡县，犹如云被扫净，席被卷起，不给后世留下祸根。唯独北方的匈奴却不能如此，他们才是中国真正强硬的敌手，与东西南三方的敌人相比有天壤之别。前世对匈奴甚为重视，现在也不能轻易改变态度而等闲视之。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兵革不用而忧患不生。不然，一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书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赐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未发，会病，复遣使愿朝明年；上许之。　　“而今，匈奴单于归心仁义，怀着诚恳之心，准备离开王庭，来长安朝见陛下，这乃是前代遗留下的和平之策，神灵所盼望出现的太平盛景。国家虽然为此要有所破费，也是不得不如此。怎么能用‘匈奴从上游来，气势压人’这样的话加以拒绝，推说以后再来而不约定确切日期，使匈奴与朝廷疏远，勾消往昔的恩德，打开将来的裂痕！如果单于由猜疑而生嫌隙，含恨在心，仗恃以前有和好之言，将借着上述那些话，把怨恨归于汉朝，趁势断绝与汉朝的关系，最终放弃臣服之心。那时，威慑不住他，劝谕不了他，怎能不成为大患呢！眼明的人能看到无形的东西，耳聪的人能听到无声的音晌，假如真能事先防患于未然，即使不动兵革，也会令忧患不生。否则，一旦产生嫌隙之后，虽然智者辛苦策划于内，善辩者出使奔忙于外，还是不如嫌隙没有发生的时候。况且从前开拓西域，制服车师，设置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三十六个城邦国家，岂是为了防备康居、乌孙能越过白龙堆沙漠，进犯我西部边境呢？乃是为了扼制匈奴。一百年艰苦奋斗获得的和平安定局面，却要在一天之内破坏掉；花费十分费用取得的胜利成果，却因爱惜一分而令其全部付之东流，我私下里为国家感到不安。望陛下在尚未发生变乱和尚未爆发战争时稍加留意，以遏止边疆战祸的萌生！”奏章呈上，哀帝醒悟，于是召回匈奴使者，更换致单于的国书，表示允许单于朝见。随后赏赐扬雄丝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还未动身，就赶上生病，于是又派使节到汉朝，希望将朝见推迟一年。哀帝同意了。　　[12]董贤贵幸日盛，丁、傅害其宠，孔乡侯晏与息夫躬谋欲求居位辅政。会单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以为：“单于当以十一月入塞，后以病为解，疑有他变。乌孙两昆弥弱，卑爰强盛，东结单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势以并乌孙；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诈为卑爰使者来上书，欲因天子威告单于归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闻焉；则是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者也。”　　[12]董贤尊宠日盛，丁、傅两家之人十分嫉妒他的得宠。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谋划取得辅政大臣的地位，正巧匈奴单于因病不能来朝见，息夫躬趁机上奏，认为：“单于应当在十一月入塞，后来自己说有病不能来，怀疑可能有其他变化。乌孙两位昆弥势力弱，逃亡在外的卑爰则强盛，他东去与匈奴单于勾结，还派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侍奉单于，恐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吞并乌孙。乌孙被吞并后，则匈奴势力强盛而西域陷于险境。可以让归降朝廷的西域胡人假扮卑爰的使节来长安上书，请求借天子之威对单于施加压力，让其归还人质，崐趁把奏书交与主管机关处理时，让匈奴的使者知道。这就是所谓：‘上等的战术是破坏敌人的谋略，其次的是断绝敌人的外援。’”　　书奏，上引见躬，召公卿、将军大议。左将军公孙禄以为：“中国常以威信怀伏夷狄，躬欲逆诈，进不信之谋，不可许。且匈奴赖先帝之德，保塞称藩；今单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贺，遣使自陈，不失臣子之礼。臣禄自保没身不见匈奴为边竟忧也！”躬掎禄曰：“臣为国家计，冀先谋将然，豫图未形，为万世虑。而禄欲以其犬马齿保目所见。臣与禄异议，未可同日语也！”上曰：“善！”乃罢群臣，独与躬议。　　奏书呈上，哀帝召见息夫躬，然后召集公卿、将军，举行大规模的讨论。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国经常依靠威望和信义，令蛮族归附，而伏首听命，息夫躬却先设诈谋对付匈奴，进献这种不讲信义的计策，是不能允许的。况且匈奴依赖先帝的恩德，自称藩属，替汉朝保卫边塞。现在单于因患病不能来朝贺，派使者前来陈告，并不失臣子的礼节。我公孙禄敢保证，直到我死，也不会看到匈奴成为边境的忧患。”息夫躬拉扯公孙禄说：“我为国家着想，才希望在事变未发生前，就先设下防范的计策，预先推测出还未形成的阴谋，我这是为万世安危着想，而公孙禄却只想以他的有生之年保证看不见事变，我与公孙禄的不同意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哀帝说：“好！”便命群臣退下，单独与息夫躬磋商。　　躬因建言：“灾异屡见，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上然之，以问丞相嘉，对曰：“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下民微细，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辩士见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历，虚造匈奴、西羌之难，谋动干戈，设为权变，非应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车驰诣阙，交臂就死，恐惧如此，而谈说者欲动安之危，辩口快耳，其实未可从。夫议政者，苦其谄谀、倾险、辩惠、深刻也。昔秦缪公不从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败其师，其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名垂于后世。愿陛下观览古戒，反复参考，无以先入之语为主！”上不听。　　息夫躬乘机建议说：“灾异屡次出现，恐怕一定会有非常的事变。可以派遣大将军巡查边塞部队，整顿武备，斩一个郡守以树威，震动四边蛮族。用这个方法应合天象应异。”哀帝认为有道理，就用这个建议去询问丞相王嘉。王嘉回答说：“我听说引导下民，靠行动不靠言辞；应验天变，靠实质内容而不靠表面文章。下民虽然卑微弱小，仍然不可以对他们使用诈术，更何况对于上天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上天显示变异，是用来告诫人间的君王，想让他们觉悟，改正过失，诚心诚意推行善政，民心欢悦，上天就满意了。善辩之士只看见事物的某一方面，有时荒谬地用自己的意思附会星象，凭空捏造出匈奴、西羌将要发难的预言，谋划大动干戈，设下权变的计策，这不是应合上天的正道。郡太守、封国相有罪，就应驱车奔驰到皇宫门前，反缚双臂赴死，恐惧到如此地步，而摇唇鼓舌之人却妄图动摇国家的安全，把国家推向危难，雄辩的口舌只图一逞痛快罢了，实际不可听从。讨论国家大事，最让人头痛的是那些谄谀、阴险、诡辩、用心恶毒的建言。从前，秦穆公不听从百里奚、蹇叔的劝告，因而军队大败。他悔过自责，痛恨那些误国的大臣，想起白发老人的忠告，作《秦誓》以悔过，并得以名垂后世。愿陛下观览古代的戒鉴，反复思考，不要被先提出的建议所左右。”哀帝不听他的劝告。--------------------------------------------------------------------------------资治通鉴第三十五卷汉纪二十七 孝哀皇帝下元寿元年（己未、前2）　　汉纪二十七 汉哀帝元寿元年（己未，公元前2年）　　[1]春，正月，辛丑朔，诏将军、中二千石举明习兵法者各一人，因就拜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　　[1]春季，正月，辛丑朔（初一），哀帝下诏，要求将军、中二千石官员，各推举通晓军事、熟悉兵法者一人，借此授任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　　[2]是日，日有食之。上诏公卿大夫悉心陈过失；又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2]当天，出现日食。哀帝诏令公卿大夫尽心陈述过失。又令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丞相嘉奏封事曰：“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尝幸上林，后官冯贵人从临兽圈，猛兽惊出，贵人前当之，元帝嘉美其义，赐钱五万。掖庭见亲，有加赏赐，属其人勿众谢。示平恶偏，重失人心，赏赐节约。是时外戚赀千万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见钱多也。虽遭初元、永光凶年饥馑，加以西羌之变，外奉师旅，内振贫民，终无倾危之忧，以府臧内充实也。孝成皇帝时，谏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宠专爱，耽于酒色，损德伤年，其言甚切，然终不怨怒也。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育数贬退，家赀不满千万，放斥逐就国，长榜死于狱，不以私爱害公义，故虽多内讥，朝廷安平，传业陛下。　　丞相王嘉上密封奏书说：“孝元皇帝继承大业，温良谦恭，少有欲望，国库存钱达四十亿。元帝曾前往上林苑，后宫冯贵人跟随一起到了兽圈，猛兽受惊窜出，冯贵人挺身向前，用身体遮挡住皇帝。元帝嘉勉她的义勇，赏赐不过五万钱。在深宫后庭，对宠爱的人加以特别的赏赐，元帝总要嘱咐她，不要在众人面前谢恩。这是为了表示公平，不愿被人指责不公，看重人心的得失，而且赏赐节约。当时外戚资产达千万的很少，因而少府、水衡的积钱才很多。虽然遭受初元、永光年间的灾荒饥馑，再加西羌部族的叛变，对外要供给作战部队的需要，对内要赈济贫苦的灾民，然而国家始终没有倾覆崩溃的忧虑，是因为国库积藏充实。孝成皇帝时，谏臣大多提出皇帝私自出宫的危害，并说到专宠美女，耽于酒色，有损德行，伤身短寿等，言词非常激烈，然而成帝始终不怨恨发怒。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三人，史育多次被贬退，家资不满千万；张放被斥退逐回封国；淳于长在监狱中被拷打致死。成帝并不以私爱而妨害公义，因此，虽然因宠爱内宫而招致很多讥讽，但是朝廷安定平稳，这才能把大业传给陛下。　　陛下在国之时，好《诗》、《书》，上俭节，征来，所过道上称诵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帐，去锦绣，乘舆席缘绨缯而已。共皇寝庙比当作，忧闵元元，惟用度不足，以义割恩，辄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驸马都尉董贤亦起官寺上林中，又为贤治大第，开门乡北阙，引王渠灌园池，使者护作，赏赐吏卒，甚于治宗庙。贤母病，长安厨给祠具，道中过者皆饮食。为贤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赐其工；自贡献宗庙、三宫，犹不至此。贤家有宾婚及见亲，诸官并共，赐及仓头、奴婢人十万钱。使者护视、发取市物，百贾震动，道路欢哗，群臣惶惑。诏书罢苑，而以赐贤二千馀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奢僭放纵，变乱阴阳，灾异众多，百姓讹言，持筹相惊，天惑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讥。　　“陛下在封国之时，喜好《诗经》、《书经》，崇尚节俭。征召前来长安时，一路经过的地方，都称颂陛下的美德，这正是天下之人把希望转而寄托在陛下身上的原因。初即位时，陛下更换帷帐，撤去锦绣，车马和座席的靠垫不过用绨缯包边而已。每逢共皇寝庙应当兴建，都因怜悯百姓劳苦，考虑国家经费不足，为了公义割舍亲情，总是暂停修建，直到最近才开始动工。可是附马都尉董贤，也在上林苑中兴建官衙，陛下还为他修建了宏大的宅第，开门朝着皇宫的北门，引王渠灌注园林水池，陛下派使者监督施工，赏赐吏卒，超过修建宗庙之时。董贤母亲患病，由官家长安的厨官提供祈祷的用具和食品，道路过往行人都可获得施舍的饮食。陛下为董贤制造器具，做成后，必须奏报陛下审查，才可送去。如果工艺精巧，还特别赏赐工匠。即便是奉献宗庙、奉养三宫太后，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遇到董贤家招待宾客、举办婚礼以及亲戚相见崐，由各官署一起供献财物，甚至赏赐仆人、奴婢的钱，一人达十万钱。董贤家去街市购买物品，有圣上派的使者陪同，监视交易，百商震恐，路人喧哗，群臣为之惶惑。陛下诏令裁撤皇家苑林，却用来赏赐董贤两千余顷土地，官员限田的制度从此破坏。奢侈僭越，横行放纵，变乱阴阳，灾异众多，流言在百姓中传播，路人手持禾秆麻秆惊恐奔走，上天也对百姓的流言和奔走感到迷惑，不能使他们自行停止。陛下一向仁慈智慧，行事谨慎，而今却有这些过失被人大肆嘲讽。　　孔子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备位，窃内悲伤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于国，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独乡，察众人之所共疑！往者邓通、韩嫣，骄贵失度，逸豫无厌，小人不胜情欲，卒陷罪辜，乱国亡躯，不终其禄，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览前世，以节贤宠，全安其命。”上由是于嘉浸不说。　　“孔子说：‘国家有危险不去解救，见颠覆不去匡扶，要你们这些宰相有什么用！’臣王嘉有幸能够位居丞相，自已私下常内心悲伤，无法使陛下相信我的愚忠。如果身死能够有益于国家，我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请陛下审慎地对待自己的偏宠，细察众人共同的疑惑！从前邓通、韩嫣骄横显贵没有限度，逸乐无厌，小人不能克制情欲，终于犯下大罪，把国家搞乱，使自己丧生，不能最终保全富贵。正所谓‘爱他，却恰恰足以害他’。应该深察前世的教训，节制对董贤的宠爱，以保全他的生命。”哀帝由此对王嘉渐渐不满。　　前凉州刺史杜邺以方正对策曰：“臣闻阳尊阴卑，天之道也。是以男虽贱，各为其家阳；女虽贵，犹为其国阴。故礼明三从之义，虽有文母之德，必系于子。昔郑伯随姜氏之欲，终有叔段篡国之祸；周襄王内迫惠后之难，而遭居郑之危。汉兴，吕太后权私亲属，几危社稷。窃见陛下约俭正身，欲与天下更始，然嘉瑞未应，而日食、地震。案《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日食，明阳为阴所临。坤以法地，为土，为母，以安静为德；震，不阴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问从令之义，孔子曰：‘是何言与！’善闵子骞守礼不苟从亲，所行无非理者，故无可间也。今诸外家昆弟，无贤不肖，并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卫，或将军屯，宠意并于一家，积贵之势，世所希见、所希闻也。至乃并置大司马、将军之官，皇甫虽盛，三桓虽隆，鲁为作三军，无以甚此！当拜之日，然日食。不在前后，临事而发者，明陛下谦逊无专，承指非一，所言辄听，所欲辄随，有罪恶者不坐辜罚，无功能者毕受官爵，流渐积猥，过在于是，欲令昭昭以觉圣朝。昔诗人所刺，《春秋》所讥，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后视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镜见，则以为可，计之过者。愿陛下加致精诚，思承始初，事稽诸古，以厌下心，则黎庶群生无不说喜，上帝百神收还威怒，祯祥福禄，何嫌不报！”　　前凉州刺史杜邺，以方正的身份，回答策问说：“我听说阳尊阴卑，是上天之道。因而男子即便卑贱，仍然各自是本家之阳；女子即便尊贵，仍然是本国之阴。因此礼教明确规定‘三从’的内容。即令有文王之母的盛德，也必须依附于儿子。从前郑伯放任母亲姜氏对幼子的溺爱，终于酿成叔段篡国的大祸。周襄王内迫母亲惠后的压力，而遭受流亡郑国的危难。汉朝兴起，吕太后把朝廷大权私自交给她的亲属，几乎动摇了社稷。我看陛下节俭克已，持身以正，想要振兴天下，开创新的局面。然而，祥瑞没有应验降临，反而发生了日食、地震。考察《春秋》记载灾异，是以景象所指示的含意作为语言，来警告世人。日食，表明阳被阴侵犯。阴为坤，坤被用来表示地，所以称‘坤’为‘土’，为‘母’，以安静为美德。发生地震，是阴气失控，不遵循常轨的证明。占验情况非常明显，我岂敢不直言此事！从前，曾参问孔子听从父命可算孝顺的道理，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孔子赞扬闵子骞守礼，不苟且听从父母的命令，所行之事没有非理的，所以别人无法离间他与父母及亲人的关系。而今诸外戚家的兄弟，不管贤能或败类，都在宫廷任职，分布要位。或者掌管禁卫，或者率军屯驻，恩宠集中于一家，越来越显贵的声势，世所罕见，世所罕闻。甚至发展到同时设立两个大司马、将军的官职。古时皇甫虽强盛，三桓虽势大，鲁国虽建立三军，然而与今天的皇亲国戚相比，就逊色了！就在拜大司马、将军官职的当天，太阳昏暗，发生日食。不前不后，在拜官的时刻发生日食，说明陛下太过谦逊，不敢专断，不只一次地顺承太后的旨意，所说的话都听从，所要求的东西都满足。外戚中有罪恶的，不受法律制裁；无功无能的，全崐都加封官爵。这类事情逐渐发展加剧，越积越多，陛下的过失正在于此。我想讲清这些过失，从而使圣明的天子醒悟。过去被诗人所抨击、被《春秋》所讥讽的，正是这类现象，恐怕不是针对其他。由后世来看前代发生的事情，会忿怒忧郁地指摘其错误。等到自己去做，就不能像照镜子一样看见自己的过失，自以为合适，其实计策已失误了。但愿陛下更加精诚治国，回顾即位之初，每事都参考遵照古代的规定，以满足下民的心愿。如此，则黎民百姓无不喜悦，上帝和众神灵也会收回怒气，为什么要疑心吉祥福禄不回报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