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议贤、议能，若广汉、延寿之治民，可不谓能乎！宽饶、恽之刚直，可不谓贤乎！然则虽有死罪，犹将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扬子以韩冯翊之诉萧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寿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寿独蒙其辜，不亦甚哉！　　臣司马光曰：以汉宣帝的英明，加上魏相、丙吉当丞相，于定国当廷尉，而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的被杀都不能使众人心服，这实在是汉宣帝善政的最大污点！《周官》上关于司寇职责的规定，有“议贤”、“议能”，象赵广汉、韩延寿在治理百姓方面，能不说他们有才能吗！而盖宽饶、杨恽刚强正直，能不说他们贤明吗！既然这样，那么即使真有死罪，仍应宽恕，何况罪不至死呢！扬雄认为，韩延寿诽谤萧望之是自取其祸。但韩延寿之所以冒犯上官，则是因萧望之的逼迫。汉宣帝不察究竟，使韩延寿独受其辜，不是太过分了吗！　　[6]匈奴闰振单于率其众东击郅支单于。郅支与战，杀之，并其兵；遂进攻呼韩邪。呼韩邪兵败走，郅支都单于庭。　　[6]匈奴闰振单于率领军队向东进攻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与其交战，杀死闰振单于，兼并了闰振单于的军队，于是进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退走，郅支单于建都单于王庭。甘露元年（戊辰、前53）　　甘露元年（戊辰，公元前53年）　　[1]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　　[2]杨恽之诛也，公卿奏京兆尹张敞，恽之党友，不宜处位。上惜敞材，独寝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验，舜私归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敞闻舜语，即部吏收舜系狱，昼夜验治，竟致其死事。舜当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乃弃舜市。会立春，行冤狱使者出，舜家载尸并编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贼杀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敞前坐杨恽奏，免为庶人。敞诣阙上印绶，便从阙下亡命。数月，京师吏民解弛，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而敞独笑曰：“吾身亡命为民，郡吏当就捕。今使者来，此天子欲用我也。”装随使者，诣公车上书曰：“臣前幸得备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杀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数蒙恩贷；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便归卧家，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伤薄俗化。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敞贼杀不辜，鞠狱故不直，虽伏明法，死无所恨！”天子引见敞，拜为冀州刺史。敞到部，盗贼屏迹。　　[2]杨恽被杀之后，公卿上奏弹劾京兆尹张敞，说他是杨恽的朋党，不应再占据官位。汉宣帝爱惜张敞的才干，特将奏章压下不发。张敞派下属官员絮舜调查某事，絮舜私自回家，说道：“张敞这个京兆尹最多再干五天罢了，怎能再来查问！”张敞听说絮舜如此说他，立即派官吏将絮舜逮捕下狱，昼夜审崐讯，终于使他被定成死罪。絮舜被杀之前，张敞派主簿拿着他写的教，告诉絮舜：“我这个‘五天京兆尹’究竟怎么样？冬季已经过去，想多活几天吗？”于是将絮舜斩首示众。适逢立春，朝廷派出调查冤狱的使者，絮舜的家属抬着絮舜的尸体，将张敞写给絮舜的教联在辩冤状上，向使者控告张敞。使者上奏汉宣帝，称张敞残杀无辜。汉宣帝打算对张敞从轻发落，便先将以前弹劾张敞为杨恽朋党的奏章发下，将其免官，贬为平民。张敞到宫门前交还印绶，然后从宫门前逃走。数月之后，京师官吏百姓懈怠，多次敲响追捕盗贼的警鼓，冀州也出现巨盗。汉宣帝想起张敞为政的功效，派使臣前往张敞家征召张敞。张敞身遭严厉弹劾，当朝廷使臣到来，其妻子、家属都吓哭了，只有张敞笑着说：“我是一个逃亡的平民，应由郡中派官员来逮捕我。如今朝廷使臣到来，这是天子要起用我。”于是整治行装，随使臣前往公车府，上书汉宣帝说：“我先前有幸位列九卿，担任京兆尹，被指控杀死属员絮舜。絮舜本是我平时厚待的官吏，曾几次加恩宽恕他的过失。他认为我受人弹劾，当会免官，所以我派他去查办事情，他竟然回家睡大觉，说我只能再当五天京兆尹，实在是忘恩负义，伤风败俗。我因他态度恶劣，便借法令以泄私愤，将他诛杀。我残杀无辜，判案故意不公，即使伏法，也死而无恨！”汉宣帝召见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张敞到任后，盗贼敛迹不敢再出。　　[3]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常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柰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过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3]皇太子刘性格温柔仁厚，喜欢儒家经术，看到汉宣帝任用的官员大多为精通法令的人，依靠刑法控制臣下，曾在陪侍汉宣帝进餐的时候，从容进言说：“陛下过于依赖刑法，应重用儒生。”汉宣帝生气地说：“我大汉自有大汉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与‘霸道’兼用，怎能像周朝那样，纯用所谓‘礼义教化’呢！况且俗儒不识时务，喜欢肯定古人古事，否定今人今事，使人分不清何为‘名’，何为‘实’，不知所守，怎能委以重任！”于是叹息道：“败坏我家基业的人将是太子！”　　臣光曰：王霸无异道。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在天子出，则谓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诸侯，诸侯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钜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汉得而用之，功烈岂若是而止邪！孝宣谓太子懦而不立，暗于治体，必乱我家，则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哉！非所以则训示子孙，垂法将来者也。　　臣司马光曰：“王道”与“霸道”，并无实质的不同。过去，夏、商、周三代昌盛时，无论是制礼作乐，还是发动战争，都由天子决定，则称之为“王道”。天子微弱，不能控制诸侯时，诸侯中有能率领盟国共同征讨叛逆以尊奉王室的，则称之为“霸道”。无论行“王道”还是“霸道”，都以仁义为根据，任用贤能，奖赏善美，惩罚邪恶，禁绝凶残，诛除暴乱。二者只不过于名位上有尊卑之分，德泽上有深浅之别，功业上有大小之差，政令上有广狭之异罢了，并非像黑白、甘苦那样截然相反。汉朝之所以不能恢复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是因为君王没有去做，并不是古代圣王之道不能再行于后世。在儒者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像汉宣帝所说的那种“俗儒”，当然不能同他们治理天下，但难道就不能访求“真儒”而任用吗！像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都是大儒，假如汉朝能得到他们而予以重用，汉朝的功业岂能只像现在这样！汉宣帝说太子懦弱不能自立，不懂得治国的方法，必然将败坏刘氏基业，这是可以的；可是说“王道”不可实行，儒者不可任用，岂不是太过分了！不能以此来训示子孙，留给后人效法。　　[4]淮阳宪王好法律，聪达有材；王母张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宪王，数嗟叹宪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宪王，然用太子起于微细，上少依倚许氏，及即位而许后以杀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韦玄成为淮阳中尉，以玄成尝让爵于兄，欲以感谕宪王；由是太子遂安。　　[4]淮阳王刘钦喜欢研究法律，聪明通达，很有才干。其母张特别受汉宣帝宠爱。因此，汉宣帝疏远太子刘，疼爱淮阳王刘钦，曾几次赞叹刘钦说：“真是我的儿子！”曾有意要立刘钦为太子，但因刘生于自己微贱之时，那时自己曾靠刘的母亲许氏娘家照顾，而即位后，许皇后又被人害死，所以不忍心。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汉宣帝任命韦玄成为淮阳中尉，因韦玄成曾让爵位给其兄长，汉宣帝想以此感动、教育刘钦。于是太子的地位才稳固了。　　[5]匈奴呼韩邪单于之败也，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问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柰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曰：“不然，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诸大人相难久之。呼韩邪从其计，引众南近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　　[5]匈奴呼韩邪单于被郅支单于打败之后，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单于出谋划策，劝他称臣归附汉朝，请求汉朝帮助，这样做了，才能平定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征求各位大臣的意见，都说：“不行。我们匈奴的风俗，历来崇尚力量，耻于在下面服侍别人，靠马上征战建立国家，所以威名才传遍蛮夷各国。战死沙场，是壮士的本分。如今我们内部兄弟争国，不是哥哥得到，就是弟弟得到，即使战死，仍有威名，子孙永远统辖蛮夷各国。汉朝虽然强大，仍不能吞并匈奴，我们为何败坏先祖的制度，向汉朝称臣，使历代先王蒙受羞辱，被各国耻笑！即使能因此而得到安定，又怎能再统辖蛮夷各国！”左伊秩訾王说道：“不对，强弱之势，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如今汉朝正当兴盛，乌孙等城邦国家都已向汉朝称臣。我国自且侯单于以来，势力日益削减，不能恢复，尽管倔强至今，却未曾有一天安宁。而今，称臣于汉，则得以安全生存；如果不肯屈服，必陷于危亡境地。还有什么计策比这更好呢？”各位大臣不断对左伊秩訾王提出诘难，最后，呼韩邪单于终于接受了左伊秩訾王的建议，率众南下，向汉朝边塞靠近，派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到长安做人质。郅支单于也派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到长安做人质。　　[6]二月，丁巳，乐成敬侯许延寿薨。　　[6]二月丁巳（二十一日），乐成侯许延寿去世。　　[7]夏，四月，黄龙见新丰。　　[7]夏季，四月，在新丰发现黄龙。　　[8]丙申，太上皇庙火；甲辰，孝文庙火；上素服五日。　　[8]丙申（初一），太上皇祭庙失火；甲辰（初九），汉文帝祭庙失火。汉宣帝素服五日。　　[9]乌孙狂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一男鸱靡，不与主和；又暴恶失众。汉使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至乌孙。公主言：“狂王为乌孙所患苦，易诛也。”遂谋置酒，使士拔剑击之。剑旁下，狂王伤，上马驰去。其子细沈瘦会兵围和意、昌及公主于赤谷城；数月，都护郑吉发诸国兵救之，乃解去。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赐金帛；因收和意、昌系琐，从尉犁槛车至长安，斩之。　　[9]乌孙狂王泥靡又娶楚公主刘解忧为妻，生下一子，取名鸱靡。狂王与公主关系不和睦，又暴戾凶恶，不得众人之心。汉朝派卫司马魏和意为使臣，卫侯任昌为副使来到乌孙。公主说：“狂王给乌孙带来灾患困苦，杀他很容易。”于是定计，设置酒宴，派武士拔剑刺杀狂王。但剑锋刺偏，狂王受伤，上马奔驰而去。狂王之子细沈瘦率兵将魏和意、任昌以及公主等包围在赤谷城中。数月之后，都护郑吉征调西域各国军队前来救援，围城之兵方才离去。汉朝派中郎将张遵携带医药来给狂王医治，并赏赐黄金丝帛；将魏和意、任昌锁拿，从尉犁用囚车押解到长安，处斩。　　初，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狂王伤时，惊，与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扬言母家匈奴兵来，故众归之；后遂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是岁，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通渠积谷，欲以讨之。　　当初，乌孙肥王翁归靡与匈奴妻子生的儿子乌就屠，在狂王受伤时惊恐不崐安，与乌孙诸翎侯一齐逃走，藏在北方的山中，扬言其母亲娘家匈奴派兵前来，所以乌孙百姓纷纷归附于他。后乌就屠袭杀狂王，自立为王。这一年，汉朝派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兵一万五千来到敦煌，疏通河道，积聚粮食，准备征讨乌就屠。　　初，楚主侍者冯，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以自处！”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遗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后乌就屠不尽归翎侯人众，汉复遣长罗侯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然众心皆附小昆弥。　　当初，刘解忧的侍女冯能够撰写文书，了解汉朝与西域各国事务，所以曾携带汉朝符节为公主出使，各城邦国对她尊敬信任，称其为冯夫人。她是乌孙右大将的妻子。右大将与乌就屠是亲密朋友，所以都护郑吉派冯劝说乌就屠：汉朝军队即将出击，乌孙必将被汉军所灭，不如归降。乌就屠感到恐慌，说道：“希望汉朝封我一个小王名号，使我得以安身。”汉宣帝征召冯来京师，亲自询问乌孙情况，然后派冯乘坐锦车，携带皇帝符节作为正使，以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使，护送冯来到乌孙，传达汉宣帝诏令，命乌就屠到赤谷城去见长罗侯常惠，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都赐予印信、绶带。破羌将军辛武贤未曾出塞，即率兵撤回。后乌就屠不肯将翎侯的部众全部归还，于是汉朝又派长罗侯常惠率领三位军校所属部队屯兵赤谷城，为乌孙划分人口和地界，大昆弥统辖六万余户，小昆弥统辖四万余户。然而，乌孙民众全都心向小昆弥。二年（己巳、前52）　　二年（己巳，公元前52年）　　[1]春，正月，立皇子嚣为定陶王。　　[1]春季，正月，汉宣帝立皇子刘嚣为定陶王。　　[2]诏赦天下，减民算三十。　　[2]汉宣帝颁布诏书，大赦天下，减少百姓的人头税三十钱。　　[3]珠崖郡反。夏，四月，遣护军都尉张禄将兵击之。　　[3]珠崖郡造反。夏季，四月，汉宣帝派护军都尉张禄率兵镇压。　　[4]杜延年以老病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国为御史大夫。　　[4]杜延年因年老多病，被免除职务。五月己丑（初一），廷尉于定国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5]秋，七月，立皇子宇为东平王。　　[5]秋季，七月，汉宣帝立皇子刘宇为东平王 。　　[6]冬，十二月，上行幸阳宫、属玉观。　　[6]冬季，十二月，汉宣帝巡游阳宫、属玉观。　　[7]是岁，营平壮武侯赵充国薨。先是，充国以老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罢就弟。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　　[7]这一年，营平侯赵充国去世。先前，赵充国因年老请求退休。汉宣帝赐给他安车、四匹马和黄金，解除他的职务，让他回家休养。每当朝廷有关于四方外夷的大事商议，赵充国仍参与议定战略，为朝廷顾问、筹划。　　[8]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其仪。丞相、御史曰：“圣王之制，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匈奴单于朝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万世之长策也。”天子采之，下诏曰：“匈奴单于称北蕃，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8]匈奴呼韩邪单于抵达五原边塞，表示愿奉献本国珍宝，于甘露三年正月来长安朝见汉宣帝。汉宣帝下诏命主管官员商议朝见仪式。丞相、御史大夫都说：“依古代圣王的制度，先京师而后诸侯，先诸侯而后夷狄。匈奴单于前崐来朝贺，其礼仪应与诸侯王相同，位次排在诸侯王之后。”太子太傅萧望之认为：“单于不奉汉朝正朔，本不是我国的臣属，所以称为匹敌之国，应不用臣属的礼仪对待他，使其位次在诸侯王之上。外夷向我国低头，自愿居于藩属地位；我国谦让，不以臣属之礼对待他，为的是笼络于他，显示我国的谦虚大度。《尚书》有言：‘戎狄外族很难驯服’，说明外夷的归附反复无常。如果将来匈奴的后代子孙突然像飞鸟远窜、老鼠潜伏一般不再前来朝见进贡，也不算我国的背叛之臣，这才是万代的长远策略。”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的意见，下诏说：“匈奴单于自称我国北方藩属，将于明年正月初一前来朝见。朕的恩德不够，不能受此隆重大礼。应以国宾之礼相待，使单于的位次在诸侯王之上，拜谒时只称臣，不具名。”　　荀悦论曰：《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势然也。《诗》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礼，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若以权时之宜，则异论矣。　　荀悦论曰：按照《春秋》大义，君王不分内外，以表示要天下一统。戎狄外族因相距遥远，人事隔绝，所以中国的“正朔”传不过去，中国的礼义教化不加之于他们身上，并非是尊重他们，而是形势所致，不得不然。《诗经》上说：“氐族、羌族全在内，谁敢不来朝天子。”所以距离极远的外族君主，也必向天子朝贡。如不前来朝贡，则向其发出斥责和号令，不应称之为匹敌之国。萧望之打算不以臣属之礼相待，使其位居王公之上，是僭越制度，丧失秩序，扰乱天理纲常，违背了礼！但如果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则又当别论。　　[9]诏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单于，发所过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　　[9]汉宣帝下诏派车骑都尉韩昌前去迎接单于，征调沿途七郡二千名骑兵陈列于道旁。三年（庚午、前51）　　三年（庚午，公元前51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　　[2]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赞谒称藩臣而不名；赐以冠带、衣裳，黄金玺、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礼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阪，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 、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长安。置酒建章宫，飨赐单于，观以珍宝。二月，遣单于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幕南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先是，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诸国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轻汉；及呼韩邪朝汉后，咸尊汉矣。　　[2]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见，拜见汉宣帝时，自称藩臣而不称名字。汉宣帝赐给他冠带、官衣服，黄金印玺、绿色绶带，玉石装饰的宝剑、佩刀、一张弓、四十八支箭，十支有戟套的长戟，安车一辆，马鞍马辔一套，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衫被褥七十一套，锦锈、绸缎、各种细绢八千匹，丝绵六千斤。朝会典礼结束后，汉宣帝派使臣带领单于先至长平阪住宿，自己也从甘泉前往池阳宫住宿。汉宣帝登上长平阪，下诏命单于不必参拜，允许单于左右的大臣列队观瞻，蛮夷各国的国君，各诸侯王、列侯等数万人，全部来到渭桥下夹道迎接。汉宣帝登上渭桥，众人齐呼万岁。过后单于到长安居住。汉宣帝在建章宫设酒宴款待单于，请他观赏珍宝。二月，送单于回国。单于自己请求：“希望留居于大沙漠之南的光禄塞下，遇有紧急情况，退入汉受降城自保。”汉宣帝派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率领骑兵一万六千，又征发边疆各郡数以千计的士兵、马匹，送单于出朔方郡鸡鹿塞。下诏命董忠等留下保卫单于，帮助单于征讨不服其统治的匈奴人，又转运边疆的谷米干粮，前后共三万四千斛，供给匈奴人食用。以前，自乌孙以西直到安息，与匈奴接近的西域各国，全都畏惧匈奴，轻视汉朝；自呼韩邪单于至汉朝朝见后，则崐全部遵从汉朝号令了。　　上以戎狄宾服，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容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汉宣帝因四方戎狄臣服，想到辅佐大臣的功劳，便命人在麒麟阁上，为他们绘制画像，描绘容貌，注明官爵、姓名，只有霍光不注名字，只写“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为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共十一人，他们都为国立过大功，闻名于当世，所以表彰他们，表明他们对中兴汉朝的辅佐之功可以媲美于古代的方叔、召虎、仲山甫。　　[3]凤皇集新蔡。　　[3]凤凰飞集新蔡县。　　[4]三月，己巳，建成安侯黄霸薨。五月，甲午，于定国为丞相，封西平侯。太仆沛郡陈万年为御史大夫。　　[4]三月己巳（疑误），建成侯黄霸去世。五月甲午（十二日），于定国被任命为丞相，封西平侯。太仆沛郡人陈万年任御史大夫。　　[5]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梁《春秋》博士。　　[5]汉宣帝下诏命儒家学者们讲述他们对五经的解释的相同和不同之处，由萧望之等公平上奏，再由汉宣帝亲自出席作出裁决。结果，决定以梁丘贺注解的《易经》、夏侯胜、夏侯建注解的《尚书》、梁赤注解的《春秋》作为标准本，分别设置博士。　　[6]乌孙大昆弥元贵靡及鸱靡皆病死。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闵而迎之。冬，至京师，待之一如公主之制。后二岁卒。　　[6]乌孙大昆弥元贵靡及鸱靡全都病死，公主刘解忧上书汉宣帝说：“我年纪已老，思念故乡，希望能让我返回家乡，葬在汉朝的土地上！”汉宣帝很觉可怜，派人将她接回汉朝。冬季，刘解忧回到长安，接待她的礼仪与真正的公主一般无二。两年后死去。　　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弱。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遣之。都护奏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赐以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汉许之。其后段会宗为都护，乃招还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元贵靡的儿子星靡继位为乌孙大昆弥，但年纪尚小。冯上书汉宣帝说：“我愿出使乌孙，镇抚星靡。”汉宣帝批准所请，派她出使乌孙。都护韩宣奏称，乌孙的大禄、大监等大臣都可赐予黄金印信、紫色绶带，让他们尊重、辅佐大昆弥。汉宣帝批准所请。后来段会宗担任都护，帮助乌孙招回流亡叛逃在外的乌孙人，使乌孙安定下来。星靡死去，其子雌栗靡接替他成为乌孙大昆弥。　　[7]皇太子所幸司马良娣，病，且死，谓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诸娣妾、良人更祝诅杀我。”太子以为然。及死，太子悲恚发病，忽忽不乐。帝乃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可以娱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宫。政君，故绣衣御史贺之孙女也，见于丙殿；壹幸，有身。是岁，生成帝于甲馆画堂，为世适皇孙。帝爱之，自名曰骜，字大孙，常置左右。　　[7]皇太子刘所宠爱的司马良娣病重，临死前对太子说；“我死并不是因为寿数已尽，而是被其他妃妾轮番诅咒所杀。”太子认为她说得很对。及至司马良娣死去，太子悲伤怨恨而生病，感到闷闷不乐。汉宣帝命皇后在后宫妃嫔的娘家女子中，挑选可以供太子娱乐和侍奉太子的女子，挑到元城人王政君，送入太子宫。王政君是前绣衣御史王贺的孙女。太子在丙殿见到王政君，一经宠幸，便身怀有孕。这一年，王政君在甲馆画堂生下汉成帝。因是嫡皇孙，汉宣帝非常疼爱他，亲自给他取名叫作刘骜，字大孙，常常将他带在身边。四年（辛未、前50）　　四年（辛未，公元前50年）　　[1]夏，广川王海阳坐禽兽行、贼杀不辜废，徙房陵。　　[1]夏季，广川王刘海阳，因被指控行为如同禽兽，残杀无辜，废去王爵崐，迁徙到房陵县。　　[2]冬，十月，未央宫宣室阁火。　　[2]冬季，十月，未央宫宣室阁失火。　　[3]是岁，徙定陶王嚣为楚王。　　[3]这一年，汉宣帝将定陶王刘嚣改封为楚王。　　[4]匈奴呼韩邪、郅支两单于俱遣使朝献，汉待呼韩邪使有加焉。　　[4]匈奴呼韩邪、郅支两单于都派使臣前来朝贡汉朝，对待呼韩邪单于的使臣优于郅支单于的使臣。黄龙元年（壬申、前49）　　黄龙元年（壬申，公元前49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　　[2]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二月 ，归国。始，郅支单于以为呼韩邪兵弱，降汉，不能复自还，即引其众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单于小弟本侍呼韩邪，亦亡之右地，收两兄余兵，得数千人，自立为伊利目单于；道逢郅支，合战，郅支杀之，并其兵五万余人。郅支闻汉出兵谷助呼韩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乌孙，欲其并力，遣使见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杀其使，发八千骑迎郅支。郅支觉其谋，勒兵逢击乌孙，破之；因北击乌揭、坚昆、丁令，并三国。数遣兵击乌孙，常胜之。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至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2]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见汉宣帝，二月回国。起初，郅支单于认为呼韩邪单于兵力单薄，归降了汉朝，不能再自己返回旧地，于是便率领部众向西方推进，打算攻占匈奴西部地区。此外，屠耆单于的小弟弟本为呼韩邪单于部下，也逃到西部地区，收集屠耆单于和闰振单于两位兄长的余部，共得数千人，自立为伊利目单于。路上遇到郅支单于，双方交战，郅支单于杀死伊利目单于，兼并其部下，共有五万余人。郅支单于听说汉朝出兵出粮帮助呼韩邪单于，便留居在西部地区。他估计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控制整个匈奴，于是继续向西推进，靠近乌孙，想与乌孙联合力量，因而派使臣去见乌孙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杀其使臣，派八千骑兵假意迎接郅支单于。郅支单于识破了乌就屠的企图，率兵迎战，打败乌孙军队，遂即向北部的乌揭、坚昆、丁令发动进攻，吞并了这三个国家。郅支单于多次派兵进攻乌孙，经常取得胜利。坚昆国东界距单于王庭七千里，南界至车师五千里，郅支单于留下来，建都于此。　　[3]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阁道，入紫微宫。　　[3]三月，有异星出现于王良星、阁道星座，进入紫微星座。　　[4]帝寝疾，选大臣可属者，引外属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宫。　　[4]汉宣帝卧病在床，挑选可以嘱托后事的大臣，召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来到宫中，任命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共同接受遗诏，辅佐朝政，主管尚书事务。冬季，十二月甲戌（初七），汉宣帝在未央宫驾崩。　　班固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班固赞曰：汉宣帝治理国家，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注重综合考核人事的名与实。主持政务的大臣、学者，以及执掌法令的官员，全都精通自己的本职。在技巧、工匠、器械方面，以后的汉元帝、汉成帝时，很少能与之相比，这也足以证明汉宣帝时确实做到了官吏各称其职，百姓各安其业。遇到匈奴内乱，汉宣帝讨伐无道，扶助有道，以威严和信义震慑北方夷狄之国，匈奴单于仰慕汉朝仁义，俯首称臣，自居藩属地位。功勋光耀祖先，业绩永垂后世，实可称之为“中兴”，其功德可与商高宗、周宣王相比！　　[5]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5]癸巳（二十六日），皇太子刘即皇帝位，拜谒汉高祖祭庙，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资治通鉴第二十八卷【汉纪二十】　起昭阳作噩，尽屠维单阏，凡七年。孝元皇帝上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四八年）1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赦天下。1春季，正月四日，孝宣皇帝刘洵被安葬在杜陵；大赦天下。2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为阳平候。2 三月十日，汉元帝刘奭封王政君为皇后，封王政君老父王禁为阳平候。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刘奭 下诏：把三辅、太常、各郡各封国公田及 皇家林苑的节余经费跟产物赈济贫民，帮助创业；家产不满一千钱的，供给或借贷种子、食粮。3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3刘奭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同胞弟弟的儿子许嘉为平恩侯。4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4夏季，六月，传染病流行，刘奭命御厨房减少菜饭，减少音乐部的官员，减少皇家马匹，救济难民。5秋，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5秋季，九月，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与封国，大水成灾，发生大饥谨，有些地方，人民互相残杀，煮吃对方尸体，汉政府转运其它郡、其它封国的粮食救济。　6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已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它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厩马食粟将万匹。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择后宫贤者，留二十人，馀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天子纳善其言，下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刘奭早就听说琅邪王吉、贡禹全都精通儒家五经，德行廉洁，特派使节把二人征召到长安。王吉在途中病逝。贡禹到了之后，被任命当谏议大夫。刘奭屡次谦恭地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说：“古时候，君王都很节约，因而用度也很有限，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外，没有其它赋税遥役，所以家家户户都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多人，御马不过百余匹。但是后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恶性发展，就越来越严重了。上行下效，臣属也跟着奢侈。我愚昧地认为完全仿效太古，当然困难，但至少也应效法近代祖先的事迹。现在，宫殿的兴建，告一段落，已经无可奈何了，而其它的开支，应尽量减少。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匈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之。　　是岁，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车师故地。　　　　 孝元皇帝上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四七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弟子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今将军规抚，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没齿而已矣。如将军兴周、召之遗业，亲日昊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望之始见朋，接待以意；后知其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待诏华龙行污秽，欲入堪等，堪等不纳，亦与朋相结。　　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即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无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二月，丁巳，立弟竟为清河王。　　戊午，陇西地震，败城郭、屋室，压杀人众。　　三月，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又诏赦天下，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夏，四月，丁巳，立子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荐太原太守张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　　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朝朔望。　　关东饥，齐地人相食。　　秋，七月，己酉，地复震。　　上复征周堪、刘更生，欲以为谏大夫；弘恭、石显白，皆以为中郎。　　上器重萧望之不已，欲倚以为相；恭、显及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地震殆为恭等，不为三独夫动。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愿塞矣。”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免为庶人。　　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亻及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显等封诏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都至，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硃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鸠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是岁，弘恭病死，石显为中书令。　　初，武帝灰南越，开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国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率数年壹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二十馀年间，凡六反。至宣帝时，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县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博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禹之圣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当此之时，断狱数百，赋役轻简。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天下断狱万数，赋烦役重，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众久困，流离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自古而患之，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馀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馀，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从之。捐之，贾谊曾孙也。　　　　 孝元皇帝上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四六年）　　春，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夏，四月，乙末晦，茂陵白鹤馆灾；赦天下。　　夏，旱。　　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言：“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六月，诏曰：“朕惟烝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宫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　　是岁，上复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　　　　 孝元皇帝上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四五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效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　　　　 孝元皇帝上初元五年（丁丑，公元前四四年）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　　上用诸儒贡禹等之言，诏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令民有能通一经者。皆复。省刑罚七十馀事。　　陈万年卒。六月，辛酉，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禹前后言得失书数十上，上嘉其质直，多采用之。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乾江乃始等；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以为：“郅支单于乡化末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无应敌之数，智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心，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到庭。”上许焉。既到，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而立之，长无匈忧矣。”即使使到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相结，引兵而西。郅支人众中寒道死，馀财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去。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五千里。　　冬，十二月，丁末，贡禹卒。丁已，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　　　　 孝元皇帝上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视毕，因留射猎。薛广德上书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三月，赦天下。　　雨雪、陨霜，杀桑。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　　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异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广德归，县其安车，以传示子孙为荣。　　帝之为太子也，从太中大夫孔霸受《尚书》。及即位，赐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给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屡缺，上辄欲用霸；霸让位，自陈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　　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诌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拨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方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绌；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久之，单于竟北归庭，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　　　　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四二年）　　1春，二月，赦天下。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2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2二月五日，御史大夫韦玄成当宰相；右扶风郑弘当御史大夫。3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3三月一日，日食。4夏，六月，赦天下。　　 4夏季，六月，大赦天下。5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幹也。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5皇上问给事中匡衡，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故，衡匡上书说：“陛下亲自身体力行，为国家开辟太平道路，怜悯愚昧的官吏人民，误触法网，连年 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国家之福！不过，据我的考察，每次大赦之后，作奸犯科的人并没有减少，今 作奸犯科的行为并没有停止。今天刚刚释放出狱，明日却又犯法，重新坐牢，这是由于疏导他们的工作没有抓住重点。现在的社会风气，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爱追逐声色 犬马，把豪华奢侈当作目标，亲族的关系日渐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却十分密切，苟且结合，用身家来博取财富；万变不离这种倾向，即使一年之内有数次赦免， 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认为改正之道，在于大刀阔斧，改变社会风气。朝廷对于国家，就像筑墙时所用的模版。朝廷官员如果怒目相对， 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争斗的祸患；在上位的人如果专权弄事，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伤害，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杀机； 在上位的如果有贪图钱财的大臣，那么下面就会有偷盗抢窃的人民；这是因为墙版是墙的根本。治理国家的人，最应该谨慎的，是提倡什么。礼教的推行， 用不着逐家拜访，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只要贤能的人在位，能干的人尽忠职守，朝廷尊重礼仪，文武官员相敬互让，道德的行为，从内心发展到体外， 从最近的人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谁作为榜样，努力效法，不知不觉中，善行日益增加。《诗经》说：‘商王朝首都的风俗礼仪高贵大方，是天下人的标准，谁都要模仿。’而今 ，在汉王朝首都长安，天子亲自推行圣王朝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学习什么，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 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最先着手。我曾经听说，天上跟人间的分际，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展，下面有所动时， 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阴变化，则静的东西会动（指地震），太阳变化则光明会被掩盖（指日食），水灾旱灾，类似的灾祸会接踵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 只有怜悯天下人民，节省庞大开支，建立国家制度，接近忠良，疏远奸佞，提倡大仁大义，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发扬光大，美好的声誉， 传播到国境之外，然后广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礼仪谦让的美德，可以复兴。”刘奭欣赏匡衡的意见，升匡衡当光禄大夫。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荀悦评论说：对于囚犯的赦免，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汉朝的兴盛，恰在秦王朝战乱之后， 几乎每个人都身负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办理，挨家逐户，都应诛杀。所以刘邦约法三章，颁发大赦 命令，洗刷社会上的罪恶污秽，使人民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可是到了后世，大家承袭了这个制度，不知道改革，已经失去时代意义。在惠帝、文帝时，根本没有大赦。在孝景帝之时，发生七国之乱，人心浮动，奸诈百出，到了武敌末年，赋税沉重，差役频繁，盗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刘据事件，巫蛊大祸，天下惊惶，人民生活困难，无依无靠。等到刘秀上台，平息灾难，用来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是最恰当。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资治通鉴第二十九卷汉纪二十一 孝元皇帝下永光三年（庚辰、前41）　　汉纪二十一 汉元帝永光三年（庚辰，公元前41年）　　[1]春，二月，冯奉世还京师，更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　　[1]春季，二月，冯奉世回长安，调任左将军，封关内侯。　　[2]三月，立皇子康为济阳王。　　[2]三月，元帝赐封皇子刘康当济阳王。　　[3]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3]夏季，四月，平昌侯王接去世。秋季，七月壬戌（疑误），任命平恩侯许嘉当大司马、车骑将军。　　[4]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4]冬季，十一月己丑（初八），地震，降雨。　　[5]复盐铁官；置博士弟子员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故也。　　[5]恢复盐铁专卖制度。规定博士弟子的定员为一千人。这是因为朝廷经费不够开支，而民间又有许多人免除赋税徭役，使朝廷无法供应内外徭役的缘故。四年（辛巳、前40）　　四年（辛巳，公元前40年）　　[1]春，二月，赦天下。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2]三月，上行幸雍，祠五。　　[2]三月，元帝前往雍城，祭祀五帝。　　[3]夏，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灾。　　[3]夏季，六月甲戌（二十六日），孝宣皇帝陵园东门失火。　　[4]戊寅晦，日有食之。上于是召诸前言日变在周堪、张猛者责问，皆稽首谢；因下诏称堪、猛之美，徵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中书令石显管尚书，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　　[4]戊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元帝召集那些先前说天变灾难都是为周堪、张猛而发的官员进行责问，他们都跪拜于地谢罪。于是，元帝下诏褒扬周堪、张猛，调回京师长安。任命周堪担任光禄大夫，支中二千石俸禄，主管尚书事务；任命张猛当太中大夫、给事中。而这时候，中书令石显兼管尚书，尚书五人都是石显的党羽。周堪很难见到元帝，虽有建议，往往不得不拜托石显代为转达，大政方针的决定权被石显控制。正巧周堪得了失音病，不能说话而去世。石显又诬陷张猛，让他自杀于公车官署。　　[5]初，贡禹奏言：“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议。秋，七月，戊子，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庙在郡国者。　　[5]当初，贡禹上奏章说：“孝惠帝、孝景帝的祭庙，因为亲情己尽，应该撤除。各郡、各封国设置皇帝祭庙，不合古代礼制规定，应该改正。”元帝认为有理。秋季，七月戊子（初十），撤除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的祭庙，都不再祭祀，只设置官吏兵卒守护。冬季，十月乙丑（十九日），撤除设置在各郡、各封国的祖宗祭庙。　　[6]诸陵分属三辅。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勿置县邑及徙郡国民。　　[6]元帝下诏，各位皇帝的陵园，以其所在地区，分属三辅管理。在渭城寿陵亭部原上预设坟墓，下诏不要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县，也不要强迫各郡、各崐封国移民到那里。五年（壬午、前39）　　五年（壬午，公元前39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三月，幸河东，祠后土。　　[1]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三月，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2]秋，颍川水流杀人民。　　[2]秋季，颍川郡水灾，淹死百姓。　　[3]冬，上幸长杨射熊馆，大猎。　　[3]冬季，元帝前往长杨宫射熊馆，大肆游猎。　　[4]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用韦玄成等之议也。　　[4]十二月乙酉（十六日），元帝采用丞相韦玄成等的建议，下诏拆毁太上皇、孝惠皇帝的祭庙。　　[5]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济阳王康爱幸，逾于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而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诗·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之，所以崇圣德也！　　[5]元帝喜好儒家的学说，又 喜爱文章辞语。对宣帝的法令制度多有改变。谈论政事，提出建议的人，多数都被召见，每人都认为受到皇帝的注意。这时候，傅昭仪和她的儿子济阳王刘康，正受到元帝特别的宠爱，超过皇后和皇太子刘骜。太子少傅匡衡上书说：“我曾经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人主是不是慎重用心。接受天的旨意的君王，任务在于开创大业，使它世代相承，无穷无尽地传下去。而继任的君王，心思要放到继承和发扬祖先的恩德功勋上。从前，周成王继承王位之后，追思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成功的道理，用以培养自己的心性，把美好的声誉和荣耀，都归功于祖父和父亲两位先王，而不敢自己居功。因此，上天享受他的供品，连鬼神也都保佑他。陛下圣明的恩德，象天一样覆盖大地，象爱护儿女一样爱护四海之内的百姓。可是阴阳没有调和，奸诈邪恶也没有禁止。这大概是因为臣子未能发扬光大先帝的盛大功业，反而争先恐后地抨击过去的法令规章不可用，一定要加以改变。然而，很多制度改变了之后，无法执行，只好再恢复原状。结果是，在下位的人发生纠纷，官吏和平民无所遵信。我常在内心痛恨，国家放弃了人心所乐的已成的功业，而白白去做那些纷乱的事情。但愿陛下仔细回顾汉室世代相继的事业，留意遵守先帝的法制，弘扬先帝的功业，用以安定臣僚的心。《诗经·大雅》说：‘不要忘记祖先的教诲，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这是达到‘德’的根本方法。《诗传》说‘知道应喜爱什么，应厌恶什么，使性情变好，圣王的道路就是如此。’修养性情的方法，必定要知道自己的长处，而弥补自己的缺欠。聪明通达的人，警惕苛察；见识不广的人，警惕被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警惕没有决断；恬淡安静的人，警惕贻误时机；胸襟广阔的人，警惕疏忽大意。必须了解自己所应当注意纠正的缺失，以大义来弥补它，然后才能达到万事和谐的美好境界。那些伪善的乖巧之徒，才无法结党搭帮，企望挤进朝廷。务请陛下警惕自己，使陛下的圣德更为崇高。　　臣又闻室家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以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适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适而卑庶也，适子冠乎阼，礼之用醴，众子不得与列，所崐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