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同上书，第114卷，第1—2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18卷，第7页。②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7编，第190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15卷，第20—21页。② 《张文襄公全集》，第37卷，第36—38页。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116卷，第6页。① 转引自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英文版），第154页。①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89页。② 《威特伯爵回忆录》（1921年英文版），第89页。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121卷，第5—6页。④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86页。① 《德国文件》，第3663号，第1卷，第114页。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22卷，第7页。③ 同上书，第12页。① 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英文版），第157页。② 同上。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17卷，第12页。② 同上书，第118卷，第9页。① 见《清季外交史料》，第126卷，第9页。①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22年1月23日，第35卷，第11页。② 转引自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英文版），第184页。③ 同上。第三节 “瓜分”狂潮的高峰——帝国主义强夺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和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全面妥协(1897—1899年)一 德国强租胶州湾事件(1897—1898年)从甲午战争结束到1897年年尾，当英国和俄法为争夺在中国的霸权而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德国帝国主义也多方图谋扩张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1895年10月中，它以干涉还辽索酬为借口，攫得了汉口天津两地的租界。1895—1896年间，它又和英国勾结在一起，和俄法竞夺对日赔款的借款权。此外，它还处心积虑地阴谋攫得一个中国的港口，作为海军基地，以建立它的侵略据点。这一阴谋早自19世纪70年代初即已开始酝酿，到甲午战争后，德国认为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正在迅速形成，因此急于要选定地点，以便时机到来时，立即执行它的掠夺计划。自1894年起，它曾考虑过台湾、舟山、定海、大鹏湾、鼓浪屿、澎湖列岛、厦门、威海卫、莞岛、烟台、三沙湾、金门、胶州等地点。经过一再的调查研究，最后在1896年11月选定了胶州湾。在此以前，德国已屡向清政府表示要在中国租借一个“煤站”，清政府以怕各国援例要索为理由，婉辞拒绝。当时兼驻德、俄的中国公使许景澄竟私下向德国政府献计，指出不使用“一点武力”恐难达到目的，怂恿德国“先占领所希望的地点，然后再谈判”①。这种丧心病狂的卖国媚外行径，就是出于所谓“以夷制夷”的打算，妄想“中国遇到其他列强的贪得无厌，将因德国海军力量的存在，远东均势的维持，而得到保障”②。德国那时既尚未最后选定地点，所以还不急于采取行动。直到1896年12月16日，德国公使海靖才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以租赁50年的方式割让一个储煤站的要求，并指明要索胶州。但总理衙门仍以上述同样理由表示拒绝。德国已决定准备使用武力达到目的，但在采取行动前，为防范国际上可能的干涉，打算先取得沙俄的谅解，因为沙俄在1895年11月曾在清政府同意下派舰十余艘到胶州湾停泊“过冬”，表现了它对胶州湾也有侵占的野心。1897年8月，德皇和俄皇在彼得霍夫举行会谈。德皇提出了派舰到胶州湾“停泊”的问题，征询俄皇的意见；俄皇表示不反对。德国取得了沙俄的谅解后，即准备随时待机行动。1897年11月1日，发生了德国传教士两人在山东曹州府钜野县被杀事件，德国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下令舰队开往胶州湾。11月14日德国军队逼迫胶州湾守军退出炮台，强加占领，次日并进占胶州城。清政府自“曹州教案”发生后，也顾虑到“现在德方图借海口，此案可为借口之资，恐其肇衅”，下令山东巡抚李秉衡“务将凶盗获办”。③在德国占领胶州前，李秉衡已逮获“凶盗”四名。尽管清政府这样诚惶诚恐地处理此案，但终究阻止不了德帝国主义执行其预定的掠夺计划。德军侵占胶州后，清政府首先决定在军事上实行不抵抗，指示李秉衡说：“敌情虽横，朝廷断不动兵”，①并一再下令山东守军，“断不可先行开炮”，“非奉旨不准妄动”。②这样就使德国侵略者兵不血刃地完成了对胶州的占领。1897年11月16日，德使海靖奉命向总理衙门提出六项极其苛刻的要求：(1)革除山东巡抚李秉衡的职务，并永不叙用；(2)在济宁、曹州、及钜野县张家庄三处各建天主教堂一所，并赔偿被害传教士所受的损失；(3)在钜野、荷泽、郓城、单县、曹县、鱼台等处为传教士各建住房一所；(4)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5)由中德两国出资设立德华公司，修筑山东全省铁路及开采铁路附近之矿产；(6)德国办理此案之费用完全由清政府负担。德国当时还没有公然提出租借胶州湾的问题；它的阴谋是“向中国尽量提高我们(德国)的要求，务使其无法履行，因而有理由继续占领”③。清政府表示愿意谈判，要求德军先自胶州撤退，同时指望它的“盟邦”沙俄会出面干涉。1897年11月16日，李鸿章亲访俄使，要求沙俄派舰到胶州湾去，以表示对德国的侵占行动的抗议，并望沙俄劝促德军自胶州湾撤退。此外，清廷还令驻德公使许景澄运动德国前驻华公使巴兰德、海关税务司德人德璀琳代向德国政府说情，盼德国“毋失邦交，以顾大局”④，这当然是痴人说梦。德国的占领胶州确实遭到了沙俄的反对，因为沙俄不愿见德国的势力侵入它自己所觊觎的华北。沙俄劝告德国自胶州湾撤退，又建议德国在上海以南取得一个海口以代胶州，诱使德国侵入到英法的势力范围内去。德国拒绝了沙俄的劝告，沙俄于是决定向中国要索“补偿”，借机扩大自己在华北的侵略势力。它对清政府假意表示：“请中国指定海口，俾泊俄舰，示各国中俄联盟之证，俄较易借口，德或稍敛迹。”①又提出要中国给予它在华北各省建筑铁路和开发煤矿的权利，并承认它有单独派遣军事教官的特权，作为干涉的代价。②这些要求都被清政府拒绝，1897年12月14日，沙俄径自派舰到达旅顺口。清政府求俄干涉不成，只得放弃最初所采取的必须德国先自胶州湾撤退然后才能谈判的立场。1897年12月4日，总理衙门和德国公使达成初步协议，接受了德国六项要求中的前三项。德国原来估计，这些苛刻的要求谅不会被清政府所接受，至此乃公然提出要求租借胶州作为干涉还辽的报酬。总理衙门大臣表示，愿意开放胶州，并承诺不以胶州割让他国，同时还许德国在胶州设租界、建造铁路，另外愿在华南割让一个海港给德国。这个方案中所准备出卖的国家权益，甚至使德国侵略者感到“竟比我们(德国)要求的还要多”③。但是德国也看到，这个方案将使德国和英国在华南发生冲突，因此断然予以拒绝。德国一面压迫清政府接受它的要求，一面设法收买各国的同意，以消除各国对它的侵略计划可能的阻挠。德国和沙俄进行了谈判，承认满洲、直隶省和新疆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并同意自上述地区撤回德国的军事教官。沙俄得到了德国的这些保证后，表示“绝对同意以最友馆的方式”④支持德国租借胶州的要求。德国对日本表示“绝对无意原则上妨碍日本进取中国大陆的计划”⑤。同时，它将清政府所提出的德国可在华南取得一个港口的建议，通知了英国，以警告英国，如反对德国占领胶州，将对英国的利益发生不利的后果。英国这时正盼能得到德国的支持对抗沙俄，自然不愿对胶州问题得罪德国。各帝国主义在分赃的基础上都和德国达成了谅解，而清政府中的大员们却还纷纷作着“以夷制夷”的迷梦。在中德交涉进行中，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联英的主张；湖广总督张之洞高唱联英、联日谕；湖南巡抚陈宝箴甚至主张对德妥协以抗他国；①而总理衙门则仍倾心于沙俄，说什么“俄地接壤，且有还辽之助，今又联日英而拒之，前后三年矛盾如此，恐环球各国皆不直也”。②总之，清廷上下没有一人表现有一点自力更生抵抗侵略的思想，他们都幻想依赖外援以解决困难；但外援既无可能取得，最后只有对德完全屈服的一途。1898年3月6日，清政府和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1)中国允将胶州湾口南北两面之地，租与德国，先以99年为期。离胶州湾海面潮平周遍100里内，德国军队可以自由通过，中国政府在此区内发布命令，采取任何措施，派驻军队，事先都必须得到德国同意。(2)准德国在山东筑铁路二条，一条自胶州湾直达济南及山东边界，另一条自胶澳经沂州至济南。在铁路两旁30里内，准德国人开矿。(3)山东省内举办任何事业，如需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须先商德国厂商承办，如德商不愿，才能任凭中国自便。这个条约可说是这一时期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条约的典型。德国帝国主义根据这个条约，既夺得了胶州湾作为租借地，又获得了在山东境内筑路、开矿的权利，并把山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这个条约也是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第一个以武力胁迫中国订立的租让领土夺取利权的条约。随后，各国都群起效尤，夺占租借地，争划势力范围，强索各种利权，形成了“瓜分”的高潮，使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德国帝国主义侵占胶州湾后，大事修建铁路，开采煤矿，恣意横行，激起人民群众莫大的愤慨。在高密县，人民揭举义旗，同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义民们几度进攻各处德国铁路公司办事处，阻止铁路工程的进行。德国侵略者派兵镇压肆行屠杀，但英勇的人民毫不屈服。最后，只是在清政府官员不断的弹压和“劝谕”之下，人民的反抗才暂告平息。山东人民的英勇斗争，又一次向帝国主义者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容许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中国的决心。二 英俄争夺对清政府的控制权——第三次对日赔款借款的交涉(189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促成了德俄在侵华问题上的妥协。1897年12月14日，俄国派舰到达旅顺后的第三天，德皇向俄皇表示“热忱地嘉许俄皇陛下所作出有力而谨慎的对策”①。沙俄得到了德国支持的保证，乘机图谋控制华北，和英国争夺在华的霸权。这时正值清政府和英国呼利詹悟生公司接洽第三次对日赔款借款不成，转向俄国提出借款1万万两的要求。沙俄即乘机提出极其苛刻的借款条件：(1)投资修筑及控制满洲和华北的一切铁路；(2)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出缺时，由一俄国人接任；(3)借款以地丁正课及厘金为担保。这些条件显然包含了极大的侵略野心，沙俄不但要使满洲、华北成为它的独占势力范围，而且还要控制中国最主要的财政税收。英国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抗议俄国企图夺取海关总税务司的要求，并胁迫总理衙门接受英国的借款。它的借款条件则更是凶狠：(1)切实管制中国财政——包括海关、厘金、盐税与常关；(2)自缅甸修筑铁路至长江流域；(3)中国保证长江流域不割让与他国；(4)开大连、南宁、湘潭为商埠；①(5)内地贸易更大的自由；(6)洋货在各商埠免纳厘金。这些条件表明英国侵略者的目的是要控制中国的财政税收，巩固它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它的商业侵略，并抵制法俄在华南、华北的扩张。英、俄、法三国公使都向总理衙门争吵，并施加威胁。俄国公使抗议英国开放大连的要求，甚至恫吓说：“大连若开口岸，俄与中国绝交”②；又警告总理衙门，“若中国不借俄而借英，伊国必问罪”③。法国公使也阻挠清政府向英国借款，并特别反对开放南宁和修筑滇缅铁路两事。英国公使窦讷乐则以中国如拒绝英国借款“须准备承受其后果”④的话来进行胁逼。总理衙门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提出借款由英俄各担一半的建议。但是英国的目的不在借款，而在借款的条件，它既不愿减低其条件，也不愿沙俄分沾利益，所以对分借的建议表示拒绝。总理衙门最后于1898年2月3日只得通知英俄两国公使，决定不向两国借贷，自己另筹办法。英国在和沙俄争夺借款权的同时，也试图和沙俄在分赃合作的基础上达成妥协。1898年1月17日，英首相索士伯里训令英国驻俄大使欧格讷向威特试探英俄在华合作的可能。随后，英俄之间举行了谈判。英国实际上提出了以黄河流域和黄河以北为俄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为英国的势力范围的分赃方案。但是，英俄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在于争夺在中国的霸权；与这一谈判进行的同时，两国仍在北京进行激烈的争夺。在清政府决定不向英俄两国借款后，英国仍不甘休。它决心“不论贷款与否”①，都要实现原来提出的某些贷款条件。2月5日，它竟蛮横地以中国拒绝英国借款须给补偿为“理由”，向清政府提出三项要求，并以不惜诉诸武力来威胁。这三项要求是：(1)确定南宁、湘潭为通商口岸；(2)中国内河对外国轮船开放；(3)中国担保不以长江地区让与他国。由于法国的反对，总理衙门拒绝了第一项要求，但对其余二项都予接受。1898年2月11日，总理衙门照会英国公使，保证不将长江流域的领土抵押、租借或割让给“另一国家”。与此同时，2月10日至13日，总理衙门又和英国公使举行了换文，保证在英国对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首位期间，海关总税务司继续由英人充任。关于内河航行权，清政府同意在“凡现在允许外国人利用当地船舶的地方”，准许汽船航行。1898年7月28日，清政府颁布了《汽船内地航行增补章程》，将内地河流一概开放，准外国汽船航行。英国政府攫得了这些让与权后，感到十分满意，甚至因此认为“借款和同俄国的协议，对女王陛下政府来说，都成为比较无所谓的事情了”①。实际上，此后不久，英国仍抢得了借款权。因为清政府在停止向英俄接洽借款后，打算举借内债不成，又转向汇丰和德华两银行接洽。英德抓住了机会，很快地就在3月1日和清政府成立了《英德借款合同》。英国在中国这一系列掠夺行为使英俄间的矛盾更为加深。在这种情况下，英俄间的谈判自不可能继续了。1898年的英德借款总数为1600万英镑，年利四厘五，实收只有83％，这是惊人的盘剥。偿还期为45年，以海关税收，苏州、淞沪、九江、浙江厘金，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以上厘金和盐厘都移归海关总税务司管理)为担保，借款由两银行各担负一半。借款附带的条件是不得提前偿清，在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英国侵略者通过这次借款，又进一步巩固了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权，并且趁机扩大了海关英人总税务司对中国财政税收的控制范围。三 英俄争夺对华北的控制权——沙俄强租旅大和英国强租威海卫事件(1898年)1898年3月3日，英德借款合同签订后二日，沙俄公使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旅顺口和大连湾，以及自中东铁路筑一支线直达鸭绿江和牛庄之间一海口的无理要求，并限五日内答复。这个要求如果实现，将使沙俄的势力伸展到渤海湾上，北京的海上门户便将落在沙俄的控制之下。英国立即表示反对。沙俄虽已经取得德国的支持，不过三年前它曾迫使日本将旅大归还中国，因此它还不得不考虑到日本的反对和英日联合阻挠的危险。它决定在朝鲜对日本作出让步。自甲午中日战争后，沙俄和日本为了争夺朝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896年，两国缔订了《汉城协定》和《莫斯科协定》，日本被迫同意在朝鲜政治上和沙俄平分秋色，这种情况自然为日本所决不甘心。为了笼络日本，1898年3月18日，沙皇政府宣布，今后对朝鲜内政将采取不干涉态度，接着又下令撤退在朝鲜的俄国财政、军事顾问。随后，日俄之间开始了分赃谈判，4月25日双方缔订了《东京协定》。据此，沙俄同意不干涉日朝之间“商业上及工业上关系之发展”，实际上即是承认日本在朝鲜经济上可居优势。在清政府方面，自接到沙俄公使的要求后，立即派许景澄为专使到俄京和俄方举行谈判。清政府对沙俄的要求，正如当初对德国要求租借胶州湾的事一样，不敢正面严词拒绝，只表示“中国允俄，英、法、日必生心”①；又说在还辽时和日本有约在先，以后不让别国占据，“若竟允俄，日必与中国为难”，②似乎是只要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加反对，它自己对出卖中国的领土主权并不在意。它还痴心盼望沙俄要“顾全睦谊”，说“俄前约协力相助，今反为戎首，于睦谊有伤，大局有碍”，恳求沙俄勿相逼迫，并且提出“旅大两口，可由俄随时借泊屯煤，勿存租界之名，而有屯煤之实”。③这是一个暗租明不租的妥协方案。但是，对沙俄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中俄同盟的“睦谊”。3月18日，俄方提出限清政府于3月27日前照俄方的要求订约，并声明“过期无复，俄国即自行办理，不能顾全联盟交谊”①。与此同时，沙俄还使用了极其卑鄙的手段，在北京对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和张荫桓各行贿银50万两。②李张在得贿后自然极力设法为沙俄促成此事。1898年3月27日，就在俄方所提的限期最后一天，李鸿章和张荫桓代表清政府和沙俄驻华代办巴夫罗福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5月7日又成立《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这两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1)中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二十五年，“但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旅顺为中俄共用的军港，大连则开放为通商口岸。(2)在租借地以北，划出几乎包括整个辽东半岛的其余部分为“隙地”(中立区)，在此地区内，中国军队非经俄国官吏同意不得进入。这个地区内的土地不得让予他国人使用，其东西沿海口岸不得开放和他国通商，筑路、开矿和其他工商利益也不得让与他国。这样，整个辽东半岛实际上即成为俄国的独占殖民地。(3)准中东铁路自干线展修至旅顺口、大连湾支路一条，“此支路经过地方，不将铁路利益给与别国人”。南满从此也成为沙俄独占的铁路投资范围。中俄旅大租约的订立，使俄国的侵略势力从北满伸展到南满，整个东三省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不但如此，沙俄既据有旅大，便控制了渤海湾的门户，从而加强了它在华北的侵略地位。沙俄侵占旅大遭到了东北人民的坚决反抗。金州人民对侵略者展开抗捐抗粮的斗争，俄兵实行血腥镇压，一再大事屠杀，但是人民的反抗仍不断发生。①1899年，中俄勘划旅大租借地界限时，沙俄官员又企图扩大界址，当地人民“聚众抗阻”，但清政府官员用了“剀切劝谕”的哄骗手段，把人民的反抗压制下去。②此外，在盖平、奉化(今黎树县)、昌图、铁岭、辽阳、长春等地，也都曾发生人民反抗沙俄占地筑路、掠夺森林矿产的斗争。当沙俄进行强租旅大的交涉时，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极力设法阻挠。英国公使窦讷乐警告总理衙门说：“各口尽被外人所占，此即割裂也。”③但俄国和法、德、日都已有勾结，英国当时孤掌难鸣，它的阻挠活动既不能起什么作用，转而乘机向清政府要索“补偿”，以扩大自己的侵略利益。早在1897年12月28日，当德国和清政府交涉租借胶州湾的时候，英国外交副大臣寇松即上书首相索士伯里，主张夺取威海卫。④英国侵略者的这种意图后来为清政府所知悉，所以在1898年2月，当沙俄侵占旅顺的野心已很明显的时候，清政府对沙俄感到失望，又产生了以英制俄的幻想，于是竟通过赫德无耻地主动向英国表示，愿将威海卫租给英国⑤。3月中，俄国向清政府正式提出了租借旅大的要求，同时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签订，英政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侵占威海卫，以争夺对华北的控制权。由于威海卫当时仍在日本军队占领下，英国首先必须取得日本的谅解。3月15日，英国向日本探询对此事的态度，日本表示不反对。25日，英政府即令驻北京的英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威海卫的要求。六天后，英国政府正式通知日本，并要求日本的“同意和支持”。日本只表示“同意”，但提出须以英国“同意和支持”日本“将来无谕何时，为加强它的防御或促进它的利益，而认为有必要采取的类似措施”①为条件。英日之间于是达成了关于侵略中国的合作协议。与此同时，英国也力图获得德国的谅解，因为威海卫是在德国业已取得的势力范围山东境内。英国提出不妨碍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的保证，并被迫答应德国的要求，承允不修筑自威海卫伸入山东省内的铁路，事实上等于确认了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沙俄对英国租借威海卫事也力图加以阻挠。它向德国建议，联合保证在日本撤退后威海卫应交还中国，并由中国保证永不将威海卫割让外国。但是德国既已得到英国对其在山东利益的承认，并且乐见英俄矛盾的加深，因此决定不反对英国租借威海卫。沙俄又转向日本建议联合担保威海卫归还中国，日本既已和英国达成秘密谅解，对沙俄的建议也予以拒绝。英国一面和德日勾结，一面对清政府施加胁逼。1898年3月28日，中俄旅大租约订立之次日，窦讷乐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租借威海卫的要求。总理衙门最初表示，须待日本自威海卫撤退后再议。三日后，窦讷乐到总理衙门大事威胁说：“十二(4月2日)若不定，水师提督带兵到烟台，事且不谐。”②清政府本即有意出卖威海卫，亲英派官僚趁机又极力怂恿，如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即公然主张“莫若以威海租英，借以牵制俄德”③，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王文韶，也都作着“联英”的梦。④所以，4月2日总理衙门即迅速地接受了英国的要求，但提出三项条件：(1)威海卫的租期应与俄国租借辽东半岛的期限同；(2)中国得利用威海卫停泊兵输；(3)英国宣布不再向中国提出进一步的领土要求。英使对第三项要求竟坚决不允，并说“威海抵俄，专为北方，若法占南海口岸，我亦须另索一处抵之”①。当时法国正向清政府要索租借广州湾，英国已准备借机再向清政府进行新的勒索。但英使表示，一旦俄国自旅顺撤退，英国当将威海卫立即归还中国。事实上，后来俄国在1905年撤出旅顺后，英国仍盘踞威海卫达25年之久，到1930年超过原订的租期后才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在英国的威逼下，清政府终于完全俯从英方的条件，1898年7月1日和英国订立了《订租威海卫专条》。订约后，总理衙门向清廷的报告中竟无耻地为英国侵略者开脱说：“所称以租威为抵制，尚属实情，并非无端图占”，②并且还洋洋自得地说，在英国定造的快船，不日陆续来华，“亦可于威海择地併泊，随时请英员代为操练”。③这时正是亲英的帝党势力逐渐抬头的时候，这些思想反映了清政府对外政策又重新回到投靠英帝国主义的老路上去的倾向。中英威海卫租约规定，将山东省威海卫及附近之海面租与英国政府，“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英国将在租地内沿海一带建筑炮台、驻扎军队等。中国所保留的权利是：军队仍可进入，原驻威海城内的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兵船无论在战时或平时仍可使用威海水面。英国侵占威海卫同样也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900年英国侵略者在威海卫进行勘界时，当地人民即起来抗阻，但被卖国的清政府“勒令解散”。英国强租威海卫后，形成了在渤海湾上和沙俄对峙的局面，华北的大门渤海湾从此便处在英俄的共同控制之下。四 英法争夺对华南的控制权——法国强租广州湾和英国强租九龙半岛事件(1898年)1898年3月13日，在沙俄正式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旅大的要求后十天，它的盟国法国也配合行动，法国代办吕班到总理衙门提出四项要求①：(1)车里(滇边江洪)、云南、广西、广东等省，应照长江之例，不得让与他国；(2)中国邮政总管由法国人充任；(3)准法国修筑自越南至云南省城的铁路；(4)法国在南省海面设立“趸船”之所。法国外交部对中国驻法公使庆常威胁说：“山东允德借地及铁路数道，法独向隅，议院不平，请派舰重办，所开四事，必须照准，如中国和商，法必顾大局，否则不得不筹办法。”②在法国的胁迫下，总理衙门便以“事机所迫，终难峻拒”为理由同意和法方举行谈判。李鸿章和吕班商定各款后，1898年4月9日吕班向总理衙门提出关于上述(2)、(3)、(4)项要求的照会一件，并声明“不准动一字，限明日复”③。第二天，总理衙门便以照会照录法方来文“不动一字”，答复承允，同时又以另一照会对1898年4月4日法国关于不割让西南边省要求的照会，也作了肯定的答复。在第一件照会中，清政府允准：(1)法国得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城修筑铁路一条；(2)将广州湾租与法国99年；(3)中国“将来设立总理邮政局专派大臣之时，拟聘请外员相助，所请外国官员，声明愿照法国国家请嘱之意酌办”。在第二件照会中，清政府声明对“越南邻近各省”，“绝无让与或租借他国之理”。这两项换文的结果是，法国在西南三省的侵略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特别是广州湾的租借，使法国在广东沿海距离香港不远的地方建立了它的侵略据点，以便于和英国在华南进行争夺。1899年，法国侵略者派兵在雷州遂溪县海头村登陆，占据炮台，并入村骚扰。海头村人民聚集了数千人和法军对抗，法国侵略者开放枪炮屠杀了村民数十，焚毁了民房数百间。法国侵略者又在高州平石村进行骚扰，村民也联合起来和他们进行了多次战斗。①由于广州湾人民反抗法国侵占的武装暴动，勘界工作到1899年10月方告完成。1899年11月16日，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在条约中，清政府又允准法国自广州湾赤坎至安铺间修筑铁路，敷设电线。1898年，法国侵略者还企图在上海扩大“法租界”的界址。因为扩界侵犯了上海宁波人的“四明公所”，所以这一侵略行为首先遭到当地宁波人的反对。他们以罢工罢市来表示抗议，上海其他各界人民也起来响应。当群众聚集在法捕房外举行示威时，法国侵略者竟开枪行凶，杀伤人民数十人。上海人民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斗争虽然遭到法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但也迫使侵略者暂时延缓了执行他们的扩界计划。在法国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广州湾等项要求时，英国就已准备要求“补偿”。1898年4月12日，中法关于租借广州湾的换文后二天，英国公使窦讷乐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九龙半岛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接着于4月13日又提出三项要求：(1)给予英国一条铁路让与权；(2)开放南宁为通商口岸；(3)中英两国订立中国不出让广东和云南两省的协定。他还假惺惺地说，如果中国答允了以上条件，英国此后即不再提出领土要求了。①总理衙门在法国的反对下，不敢答允开放南宁，但对其他要求都予接受，并且竟还以“展拓界址与另占口岸不同”②，为英国企图侵占九龙半岛的要求辩护。1898年5月13日，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盛宣怀与英国中英公司签订《沪宁铁路草合同》。6月9日，总理衙门又和英使窦讷乐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按照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九龙半岛北部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99年。但中国仍保留如下的权利：(1)“现在九龙城内驻紮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2)“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停泊”；(3)大鹏湾和深圳湾的水面，“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即作战时或中立时)仍可享用”。订约后不久，1899年12月27日，英国竟以“发现中国官员在九龙城内行使管辖权与香港防务军事需要不合”③的借口，片面地悍然宣布废止中国所保留的权利，将中国官员从九龙城内驱逐出来。帝国主义从来就把它们强加于中国的条约只看作是片面对中国的约束，而它们自己为了扩大侵略，对于这些条约则随心所欲地加以曲解和破坏。1899年4月，英国侵略者派兵进占九龙半岛。九龙人民立即展开了保卫家乡国土的斗争。他们募集了款项，置备了武器，并在埔墟山坡开挖坑堑，抗阻英兵。他们和英国侵略军进行了三天的英勇战斗，终以力量悬殊而告失败。在德、俄、英、法相继向清政府要索租借海港、争夺势力范围的时候，日本也不甘坐视而一无所获。日本已先后取得了德国和英国支持它对中国侵略的诺言，因而更是跃跃欲试。1898年4月22日，日本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之地让与或租借别国，公然把福建看作它的势力范围。4月24日，总理衙门答复日使，承允“福建省内及沿海一带……无论何国中国断不让与或租借也”①。这个声明便成为日本以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的依据。1899年2月，帝国主义国家中实力还很虚弱的意大利也宣布要派舰到中国来，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意公使并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来进行威胁。英国表示“严重反对”意大利使用武力，怕因此引起冲突影响自己的商业利益；同时清政府也下令沿海警戒，似乎准备抵抗。意大利见恫吓不遂，只得将公使召回，借以下台。英法帝国主义在华南争夺的结果，中国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的主权受到进一步的损害，同时英法侵略者在华南仍保持了对峙的形势。五 英国和各国争夺对长江流域的控制权——帝国主义在华铁路投资范围的划定(1898—1899年)帝国主义在争夺中国利权时，特别着重于攫取铁路投资权和修筑权，因为铁路投资不仅是输出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一种手段，而且是发展和巩固势力范围的重要工具。通过修筑铁路，它们从自己所控制的据点——殖民地、租借地、通商口岸——将侵略势力伸入到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广大内地，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控制。1895—1898年间，法国在西南、俄国在东北、德国在山东都已攫得了铁路利权，为发展和巩固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取得了有利的条件。英国在这方面下手较迟，它在1898年5月初次取得了修建沪宁铁路的投资权，着手实现它所拟订的长江流域铁路系统计划。但是，英国把长江流域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的主张，除曾在1898年2月总理衙门给英使的“不割让声明”中得到清政府的默认外，从来没有为其他帝国主义所接受。相反地，它们都不甘听任英国独占中国这块最富庶的地区。所以，当英国提出修筑沪宁铁路的要求时，德国的德华银行立即出来阻挠，要求分享这项权利。英德银行之间举行了谈判，英国企图以确认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换取德国对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的承认，但是德国坚决不同意。德皇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有巨大的利益阻止我们把长江完全放弃给英国。”①这时，俄法集团又通过比利时银团，向清政府提出修订1897年芦汉铁路借款合同的要求，企图达到彻底控制芦汉铁路借以渗入长江流域的目的。英国政府得讯，坚决反对。1898年6月9日，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窦讷乐向总理衙门提出警告说：“如果在把满洲和山东的特殊利益分别给与俄国和德国的同时，又给予这些国家或其他外国以在长江地区的特别机会或特权，女王陛下政府便不可能在与中国有关问题上，继续以友好的态度进行合作。”②但是，英国的反对没有效果，清政府在俄法集团的压力下，终于在1898年6月26日和比国银团签订《芦汉铁路借款详细合同》和《芦汉铁路行车合同》。法俄集团通过这两个合同，更加强了对芦汉铁路的控制。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受到了来自俄、法、德各方面的进攻，但它决不甘心退让。英国采取的对策仍是：一方面乘机向清政府进行新的勒索，以扩大自己的侵略势力与各国相对抗，一方面力图和各国达成分赃的协议，以取得各国对其势力范围的承认。当俄法集团通过比利时和清政府进行修订芦汉铁路合同谈判的时候，英国汇丰银行于1898年6月7日和督办津榆铁路大臣胡燏采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草合同》。英国取得了自北京至牛庄(今营口市)铁路的控制权，实际上就是对沙俄在满洲的势力范围的进攻，这样就有了更大的本钱来和沙俄进行一笔交易。1898年8月12日，清政府批准了芦汉铁路合同。五天后，英国又趁机向清政府要求修筑五条铁路：(1)自天津至镇江，(2)自山西、河南至长江，(3)自九龙至广州，(4)自浦口至信阳，(5)自苏州至杭州或宁波。这些铁路除广九路以外，都汇合于长江，它们的作用在抵制法俄集团的芦汉铁路计划，和发展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侵略势力。不但如此，津镇铁路是一条经过山东省的铁路，所以英国谋取这条铁路的修筑权，也是对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的进攻。正如京奉铁路(即关内外铁路)可以被英国用作为对沙俄谈判的本钱，津镇铁路也可用作为对德国谈判的本钱。为了压迫清政府接受它的要求，英国准备采用武力威胁的手段。英国政府训令它的公使窦讷乐向总理衙门表示：“除非他们(中国)立即同意，我们(英国)将认为他们关于芦汉铁路事的背信是故意敌视本国的一种行动，而且我们将相应地采取行动。”①同时，英政府又命令英使和驻华英国舰队司令商议，作好准备。在英国武力威胁下，9月6日总理衙门接受了除津镇铁路外英国的全部要求。关于津镇铁路，这时在英德之间已展开了谈判，并且取得了协议。英国勒索到上述铁路利权，一方面扩大和加强了它在华北、华中、华南的侵略势力，一方面也使它居于更有利的地位去和其他国家进行分赃的谈判。1898年8月18日，英国首先就分割葡萄牙非洲殖民地问题，向德国提出一个让步方案，随后即就两国在华铁路利权分赃问题举行了谈判。1898年9月2日，英国的中英公司和德国银团达成了分赃的协议，划定两国在中国的铁路利益范围。英国的利益范围是：长江流域、长江以南各省、和山西省包括自山西到芦汉线上正定以南和穿过黄河流域联接长江流域的铁路；德国的利益范围是：山东省、黄河流域和自黄河流域联接天津及正定或芦汉线上其他地点的铁路。关于津镇铁路，双方同意合资修筑，英国只修筑山东以南的一段，其余部分由德国修筑，全线修成后，双方共同经营。1899年5月18日，清政府按照英德协议和英德银团签订《津镇铁路借款合同》。英德协议成立，英国在长江流域的铁路势力范围首先得到了德国的承认；接着它又试图和沙俄达成协议。英国在山海关——牛庄铁路问题上对沙俄作出一些让步，同意这段铁路应为中国的铁路，受中国政府的控制，不得抵押给外国公司。英国对沙俄作了这一点让步，又从中国取得南票(在今辽宁省)煤矿的开采权作为“补偿”。英国希望以这个让步作为交换条件，来和沙俄达成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它还要求俄国同意，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对铁路的运费不得有差别待遇。但是，俄国不愿它的势力范围局限于满洲，更不愿让英国的优越经济势力侵入满洲和自己竞争。谈判因此一时没有结果。这时，英美之间由于共同的需要也在进行勾结。英国为了摆脱它在中国的孤立地位，自1898年5月即力图和美国建立合作的关系。美国自1898年4月发动了掠夺菲律宾的美西战争后，在外交上也陷于孤立地位，同样需要英国的支持。但是，两国在中国也有矛盾。1898年4月，美国华美合兴公司攫得了粤汉铁路的投资修筑权。这条连接华南和长江流域的铁路被美国夺去，英国自不甘心。1898年9月，英国自清政府攫得了修筑广九路的权利，这件事也遭到美国的忌视，两国之间发生了争吵。于是，它们首先就粤汉、广九铁路问题举行了谈判。 1899年2月1日，英国中英公司和美国华美合兴公司达成了协议，规定今后双方对彼此在中国所攫得的任何企业上的利益，应以其一半许给对方分享，这个协议即适用于合兴公司业已取得的粤汉铁路和中英公可业已取得的广九铁路。英美分赃协定订立后，英国在长江流域上的侵略地位获得进一步的加强，并且在中国获得了一个有力的侵略伙伴。这种形势迫使沙俄不得不谋取和英国达成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1899年4月28日，英俄之间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终于也达成了一个协定。英俄协定规定，英国不在长城以北，俄国不在长江流域，谋取铁路利权，或阻止对方取得铁路利权，这样就实际上承认了彼此在长江流域和满洲的势力范围。英俄还把这个协定通知了中国，清政府只得无可奈何地声明不受英俄协定的约束。①1895—1898这三年间，帝国主义在中国共掠夺了长达6420英里的铁路的建造权，其中英国占有2800英里，沙俄占有1503英里，德国占有720英里，比利时占有650英里，法国占有420英里，美国占有300英里。②此外，帝国主义还在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和所控制的铁路沿线，攫得广大矿区的开采权。各国所攫得的矿区主要有：英国：山西平定、盂县、潞安、泽州、平阳的煤、铁、石油矿，北京——牛庄铁路沿线的煤、铁矿，热河南票的煤矿，怀庆左右黄河以北的煤矿及各种矿，四川全省的煤、铁、石油等矿。俄国：中东铁路沿线的各种矿，中东铁路支线沿线煤矿，新疆赤塔城金矿。俄法：正太铁路沿线四五个矿区的煤铁矿。法国：云南、广西、广东的各种矿，四川灌县、犍为、威远、綦江、合川、重庆的煤铁矿。德国：胶淄、博山、济南及胶沂、莱芜济南二铁路沿线30里内的煤矿。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偷偷摸摸”地“瓜分”了，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六 美国侵略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899年)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美国跟其他资本主义列强一样，一贯执行着侵略中国的政策。19世纪9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更长足的发展，它的工业生产已经超过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而居世界首位。与此同时，资本集中在美国加速进行，垄断资本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日益居于统治地位。这一切反映在美国对外政策上，就是它的对外扩张和侵略活动的加强。美国的侵略锋芒首先指向太平洋地区，而中国尤其是它的主要目标。1897年美国对夏威夷兼并的完成和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的夺占，都是为了取得侵略中国的跳板。当然，在1895—1899年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的狂潮中，美帝国主义决不可能是局外者。早在1896年12月，美国政府即训令驻华公使田贝，要他协助美国私人企业在中国同其他国家的企业竞夺各种权益。①后来，美国积极参与了对华政冶贷款权的争夺。它还曾企图夺取芦汉、津镇、粤汉等铁路的投资权，并且在1898年夺得了粤汉路的借款权和修筑权。美国总统麦金雷也曾打算积极投入“势力范围”的争夺，妄想使中国变成和菲律宾一样受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②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在1898年11月曾向美国政府建议，至少占领一个优良的中国港口，使美国“能够从那里有力地主张我们(指美国)的权利和有效地运用我们的影响”③。这些侵略计划其所以终未实行，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正以全部力量投入和西班牙争夺菲律宾的帝国主义战争，战后又被菲律宾人民的反抗运动所牵制，无力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竞夺。然而，美国又决不甘坐视其他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而让自己被排斥在外。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提出了最适合自己利益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当时英国在和俄、法、德等国进行争夺中国的斗争中，正感到自己的孤立，极力想拉上美国，共同阻挠其他国家在中国的扩张，以保障英国在中国的广泛的既得利益。1898年3月，英国政府在当时美国驻英大使海约翰的鼓动下，向美国政府秘密建议英美合作，共同维持中国的“门户开放”。对于这个建议，美国因当时正忙于对古巴和非律宾的掠夺，没有立即采纳。1899年，中国海关税务司英人贺璧理在回国途中道经美国，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备忘录，再次鼓吹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这时，海约翰已出任美国国务卿。他把这个文件作了一些修改，随即于9月、11月间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先后送致英、德、俄、法、日、意六国政府。这就是所谓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在这个照会中，美国政府所提出的主张，主要有两点：(1)中国市场应对全世界开放，反对各国在其“势力范围”内损害美国业已取得的侵略权益，或对美国商业有所歧视。具体的要求是，在关税、港口费和铁路运费方面，不得因国籍而有差别。(2)各国在北京应联合一致行动，赞助为加强清朝政权而急需的行政“改革”。换句话说，在经济上，美国要求各国在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不实行独占，不排斥美国；在政治上，美国要求列强合作，共管中国，以促进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首先就是巩固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工具清朝政权。在其他帝国主义已经纷纷在中国夺得了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而美国还无力和各国竞争的情况下，美国帝国主义企图借此保持和发展它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对于列强在中国分割势力范围和夺取租借地的局面，美国政府实际上采取了完全肯定的态度。它只是要求在这些地区内享受商业上“平等的待遇”，也就是同样的侵略权利。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不仅肯定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既成事实，而且对于往后美国自己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继续在中国分割势力范围和夺占租借地，也不造成任何障碍。当时英国政府在给美国政府的复信中，吐露了此后在中国还要继续“以租借或其他方式”夺取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意图，美国政府不但对此不表示异议，而且对英国的复文表示非常满意。事实上，美国自己在一年以后即阴谋夺占中国的领土福建三沙湾(见下一章第二节第(二)目)。美国的根本态度既是如此，所以各国的答复都表示，在原则上可以同意美国的主张，但在同时，它们对美国所要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实行“平等待遇”一点，附有各种各样的保留。它们都提出以其他有关国家接受和遵守这同一原则为条件，因为它们深怕自己的势力范围被别的国家的势力渗入，而自己却不能在别国的势力范围内分沾利益。英国的答复，除声明今后还要继续在中国进行领土的掠夺外，还故意只提到在威海卫租借地可以实行这一原则，而把香港和九龙半岛除外。沙俄的答复更是含糊其词，只提到关税，完全闪避了关于港口费和铁路运费的问题。显然，沙俄不愿让强大的美国经济势力伸入满洲，而使自己的势力遭到排挤。各国之中，惟有意大利的答复无保留条件，因为意大利在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没有夺得自己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接受美国的主张只会给它带来好处，而不会使它受到任何损失。美国在和各国进行这场有关中国的交涉时，把清政府完全丢在一旁，置之不理。清政府在获悉这个消息后，于1899年11月训令驻美公使伍廷芳向美国政府询问“门户开放”政策内容。至此，海约翰才不得不写给伍廷芳一封“私函”，进行诡辩，力图把美国说成是中国主权的维护者。但是，他又情不自禁地吐露了美国所包藏的侵略祸心。他说：“对于将来，我现在不加预测，如果我们要和贵国政府商量取得沿海一带的任何便利时，我们愿意直接向中华帝国政府提出。”①他还要清政府相信，所谓机会均等的原则是对中国有利的，希望清政府同美国合作。清政府向以所谓“以夷制夷”为其对外方针，自然乐见各国之间保持所谓“势力均衡”，尤盼它们能联合一致给予支持，以苟延自己的生存，所以竟甘心受美帝国主义的愚弄，对这一阴险的侵略政策，默示同意。对于1899年美国的“门户开放”照会，历来中外反动派都极力歪曲真相，大事渲染，说什么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挽救了中国，免遭瓜分等等。事实是：清政府驻美公使伍廷芳曾请求美国给中国以“道义上的支持”，以保全中国的完整，为海约翰一口拒绝。①美国的“门户开放”照会既丝毫无意改变列强在中国业已演成的各据一方的分割局面，更谈不上阻止了各国对中国的瓜分。真正起了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作用的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1895—1899年间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的疯狂掠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广泛的英勇斗争。特别在直接遭到帝国主义武装侵占的地区内，当地人民面对着帝国主义优越的武装力量，毫不畏惧地进行了反抗，给予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在广大的内地，人民群众也展开了反抗瓜分的爱国运动，他们的斗争锋芒首先指向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教会。1898年“瓜分”高潮之后，反洋教斗争更是如火燎原，日益扩大，群众的斗争口号也更为明确。如1898年四川的“闹教英雄”余栋臣再次起义时所发出的檄文②，即全面谴责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檄文说到帝国主义“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埠，国土欲瓜分”，痛切地说明了中国所面临的瓜分危机。檄文表明了起义军的目的是“誓雪国耻”，“但戮洋人”。余栋臣所领导的这次起义，参加群众最多时达一万人，不仅四川各州县人民都纷起响应，而且在湖北也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他的檄文传遍各地，成为起义人民的纲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也使中国社会上层一部分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士大夫们感到民族危机的严重。他们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在1898年上书给光绪帝时，也表示了“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的悲愤，但是他们却以为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走“变法自强”的改良主义道路，便能制止侵略，挽救危亡。1898年“戊戌变法”的完全失败，证明了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1895—1899年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形成了又一次的革命高潮，在这个基础上随后即爆发了伟大的义和团反帝运动，终于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① 《德国文件》，第3661、3662号，第1卷，第106、108页。② 同上书，第3666号，第122页。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127卷，第17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27卷，第18页。② 同上书，第18、31页。③ 《德国文件》，第3701号，第1卷，第168页。④ 《清季外交史料》，第127卷，第23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27卷，第28页。② 《德国文件》，第3735号，第1卷，第200页。③ 同上书，第3749号，第1卷，第221页。④ 《德国文件》，第3742号，第209页。⑤ 同上书，第3741号，第203页。① 提出以上主张的原奏分见《清季外交史料》，第127卷，第37，38页；第128卷，第8—9页。② 1898年1月21日总署复张之洞电，见《张文襄公全集》，第79卷，第26—27页。① 《德国文件》，第3734号，第1卷，第199页。① 《翁文恭公日记》，第36卷，第130页。但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英文版）第232页上根据《英国蓝皮书》所载，未列南宁和湘潭。② 《翁文恭公日记》第36卷，第131页。③ 同上书，第37卷，第2页。④ 麦克考道克：《英国远东政策，1894—1900年》（1931年英文版），第170页。① 麦克考道克：《英国远东政策，1894—1900年》（1931年英文版），第172页。① 麦克考道克：《英国远东政策，1894—1900年》（英文版），第174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30卷，第12页。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30卷，第12页。③ 同上书，第13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30卷，第14页。② 按威特在回忆录中称对李行贿五十万两，对张行贿二十五万两（见《威特伯爵回忆录》第103页），但“红档”中则说各酬银五十万两，见《红档文件》第207页。① 参阅《清季外交史料》，第129卷，第2、5页；第137卷，第6页。② 同上书，第138卷，第22页。③ 《翁文恭公日记》，第37卷，第19页。④ 麦克考道克：《英国远东政策，1894—1900年》（英文版），第241页。⑤ 《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1927年英文版），第1卷，第18页。① 《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1927年英文版），第1卷，第30—31页。② 《翁文恭公日记》，第37卷，第28页。③ 《愚斋存稿》，第31卷，第23页。④ 参阅同上书，第29卷，第31、33页，第31卷，第22页。① 《翁文恭公日记》，第37卷，第29页。② 见《清季外交史料》，第132卷，第7页。③ 同上。① 见《清季外交史料》，第131卷，第4页。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31卷，第4页。③ 《翁文恭公日记》，第37卷，第33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37卷，第1—3页。① 麦克考道克：《英国远东政策，1894—1900年》（英文版），第261页。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31卷，第17页。③ 《英国和外国国家文件，1899年》，第1139—1140页。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第266页。① 《德国文件》，第3771号，第1卷，第245页。② 转引自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英文版），第337页。① 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英文版），第385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38卷，第25—26页。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897年》，第56页。②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英文版），第634页。③ 格列斯乌德：《美国远东政策》（1938年英文版），第59页。① 邓尼斯：《美国外交的大胆行为，1896—1906年》（1928年英文版），第188页。① 雷维：《近代中国的对外政策》（1953年英文版）。第53页。② 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362—364页。第七章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的对外关系(1900—1901年)第—节 义和团的反帝旗帜和清政府的镇压政策一 义和团的反帝旗帜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这一矛盾随着外国侵略的不断扩大而日益加剧，到了“瓜分”狂潮以后，更有了突出的发展。帝国主义在中国纷纷夺占租借地，使人民感到家乡国土沦丧的惨痛。帝国主义在各地修建铁路，毁坏了沿线的田地、房屋、坟墓，并且使旧式的交通工具大量废置；帝国主义在内河行驶轮船，内地民船航运业也遭到排挤。此外，由于外国工厂更普遍的开设，洋货的倾销深入内地，更多的手工业者陷于破产。人民的生活生计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威胁，他们的反帝情绪空前高涨。中国社会的另一基本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眉，这一矛盾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下，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自甲午战争以来，清政府对外日益无耻的投降出卖，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无限愤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统治阶级的卖国面目。同时，由于对外的巨额赔款而造成的财政上的困难，使清政府更加强了对人民的无情的搜括，苛捐杂税的压榨和官吏的贪污都比以前更加甚了。伴随着吏治的败坏而来的，又是严重而广泛的水旱灾。由于河堤的失修，黄河连年大溃决。1898年秋，34个县被淹，受灾人民达一百数十万。同时，北方各省连年大旱，仅1898年一年中，据清朝官方统计，山东省受灾区域达50个州县，直隶省有26个州县。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对黑暗的封建统治已忍无可忍，必须起来反抗。义和团运动就是这两种矛盾发展的产物。义和团初名义和拳，原是旧式农民起义的许多秘密结社中的一种，嘉庆年间曾遭到严厉镇压。甲午战争后，义和拳在山东又开始活跃起来，1898年在山东省运河和黄河交叉的三角地带——恩县、平原、高唐、茌平、长清等地揭竿起义。最初它只是一个“反清复明”的起义团体。随着帝国主义在“瓜分”狂潮中侵略的加深，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义和拳的斗争主要目标也开始转向帝国主义侵略者，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并首先以其斗争的锋芒指向一贯欺压人民横行乡里的帝国主义代表——外国教会教士以及他们的爪牙“教民”。广大群众纷纷投奔到义和团的旗帜下，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轰轰烈烈的斗争。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农民自发的反帝运动。义和团虽没有一套完整的革命纲领，但从它的标语、揭帖、告白、咒语、乩语之中，都可以看到它的鲜明的反帝立场。义和团在揭帖中表明，他们之所以反对帝国主义，是“只因40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①，也就是说，他们所反对的是鸦片战争后数十年来外国对华侵略的各种罪行。义和团的斗争目的是十分明确而且是光明正大的，他们要“保护中原，驱逐洋寇”①。他们之所以反对教会，是因为教会“勾结外洋人，祸乱中华”②。义和团认识到不平等条约是各种祸害的根源。他们借名掘出了明朝刘青田的碑文，在碑文中表明了他们对不平等条约的反对态度：“最恨和约，祸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③同时也对那些媚外抑民的清政府官员们，痛加谴责，说他们是“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④。义和团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方式是：“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⑤，“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⑥质朴勇敢的中国劳动人民表现了对于拥有近代武装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毫无畏惧的英雄气概。帝国主义者诬蔑义和团运动说：“这是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⑦企图歪曲义和团的真相，为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的侵略战争辩护。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对此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他说：“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①这是对义和团运动最公正的评价。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是60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新高峰，是中国人民长期累积着的爱国义愤的总爆发。这一反帝爱国运动，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虽然质朴的中国劳动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还不可能有清楚的认识，但是他们从切身的生活经验中体会到帝国主义的凶残恶狠。他们提出了响亮明确的“灭洋”口号，认清了帝国主义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向帝国主义展开了的英勇不屈的斗争，终于迫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二 清政府在镇压义和团中和帝国主义的勾结和矛盾义和团既打着鲜明的反帝旗帜，并以实际行动展开了对外国教会教士的斗争，因而就必然遭到帝国主义的仇视和反对。但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和革命要求从来不可能给以充分的估计，它们起初以为义和团运动终将虎头蛇尾地消沉下去②。英国公使窦讷乐甚至主观地臆断：“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旱象，将比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③，荒谬地把中国人民这一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歪曲为农民因天灾而发生的“骚动”。根据这样的估计，帝国主义以为只要对清政府施加压力，相信清政府就不难将这一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从1899年2月起，美国公使康格就不断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清政府镇压山东人民的仇教活动。接着英、德公使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同样的要求。清政府对待人民革命运动一贯是采取严厉镇压政策，特别对涉及帝国主义的人民反洋教斗争，更曾三令五申地要严加取缔。1898年“曹州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曾给各省督抚连下几道谕旨，严令“实力保护”教堂，“此后不准再有教案，倘仍防范不力，除将该地方官照总理衙门奏定新章从严惩办外，该将军督抚责无旁贷，亦必执法从事”①。义和团运动初起时，山东巡抚张汝梅也曾极力“弹压”，但“弹压”无效，只得“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②。然而义和团并未因此而停止其反帝活动。1899年4月，清政府在帝国主义不断抗议的压力下，调著名屠夫毓贤为山东巡抚，加强对义和团的镇压。在日益壮大的人民革命力量面前，这个以擅长杀人而出名的屠夫，也无能为力，只得采取“绥靖”手段，利用西太后当时令各省办理团练的谕旨，袭用张汝梅的故技，改义和拳为义和团。帝国主义对毓贤的“镇压不力”感到不满。1899年12月，美国公使康格悍然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另派一个更强有力的人去代替他。清政府于是又改派更大的刽子手袁世凯去接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到任后，对山东境内的革命人民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忠实地执行了中外主子的意旨。12月30日在肥城发生了英国传教士卜鲁克斯被杀案，清政府立即命袁世凯“勒限严缉凶犯，务获惩办”。袁世凯逮捕了多人，将其中二人处死，其余的也分别判刑；此外又赔银九千两和空地五亩，为教会建堂，再以银五百两竖立一座“纪念碑”。不但如此，西太后和光绪帝还写信给英使对卜鲁克斯之死表示遗憾。③所以，直到1900年初，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在镇压义和团的问题上是合作无间的。帝国主义有所要求，清政府无不遵从。尽管如此，清政府对镇压义和团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血腥的镇压终也扑灭不了人民的革命火焰。在袁世凯的屠杀政策下，义和团在山东境内的力量虽受到一定的损折，但革命的火焰已在各地燃烧起来。1900年初，义和团的主力转进直隶，逼近京畿，声势日益浩大。帝国主义把这种形势归罪于清政府的镇压不力，它们认为“只要中国当局决心要解决它(义和团)，他们是能够很容易马上做到的”①，因此更加紧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各国公使议决要求清政府颁布谕旨一道，取缔义和团、大刀会及任何会团。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于1900年1月12日对各省督抚发出一道谕旨，命令他们“严拿惩办”“会匪”，但同时指出对“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②，须区别对待。这和帝国主义原来的要求显然不完全符合。清政府这时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开始表现了一点不完全驯顺的姿态，这是因为当权的后党和帝国主义之间，由于所谓“废立”问题，旧有的矛盾又有了一些发展。自甲午战争后，清朝宫廷中帝后争权的斗争日益表面化，光绪帝想借维新派的力量从西太后手中夺回政权，因而有1898年的“百日维新”。维新派密商袁世凯，想依靠袁世凯所掌握的新军武装力量，举行政变，迫西太后交出政权，但为袁世凯所出卖。光绪帝被西太后幽禁，大权复落在西太后手中。在这一帝后争权的斗争中，英日帝国主义暗中支持帝党，希望以一个亲英亲日的帝党政府代替亲俄的后党政府。英教士李提摩太在“变法”中曾参与谋划，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和康有为也有密切联系。“变法”失败后，英国和日本又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出北京，并予庇护。所以，从那时起，在清政府后党和帝国主义之间即存在有芥蒂。后党虽重新掌握了政权，但对光绪帝仍不放心，进一步要实行谋害，宣布皇帝病重。公使团派人频频探询病况，英使窦讷乐并警告总理衙门：“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了，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后果。”①后来英使建议派法国医官入宫诊断，谋害之计终不得实现，于是后党又谋废立。1900年1月24日诏立端王载漪儿子溥儁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预定阴历元旦(1月31日)使光绪帝行让位礼。清廷令李鸿章运动各国公使入宫庆贺，又遭到各国公使的拒绝。后党因此对外国衔恨更深。这时他们对义和团既无力镇压，又见到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所以开始想用“抚”的办法以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利用义和团来对帝国主义泄忿，因此对帝国主义提出的镇压义和团的种种要求，就表现了一点不完全顺从的倾向。对于清政府1900年1月12日所颁布的“上谕”，美、英、法、德、意五国公使都表示不满，他们要求清政府在《京报》上明令取缔义和团和大刀会。总理衙门答复说，已令直隶总督和山东巡抚公告取缔，不允在《京报》上公布“上谕”。各国公使于是便向清政府进行恫吓，同时各自建议它们本国政府派舰到大沽口示威。4月12日，英意舰各二艘、美法舰各一艘开到大沽示威。清政府又终于屈服，4月14日在《京报》上登载了命令直隶总督取缔义和团的“上谕”。帝国主义对此表示满意，英使窦讷乐认为：“中央政府终于开始表现了镇压这一反基督教团体的真正的愿望。”①但是，尽管清政府遵从帝国主义的意旨，加强了对义和团的镇压，义和团的势力在直隶境内仍继续发展。1900年3月，“天津通城，贴有匿名揭帖”。4月，“直隶北境几乎随处皆有，应募入会者实繁有徒”。②5月20日，义和团在涞水大败清军，声势更为浩大。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又加紧对清政府施加压力。5月21日，外交团向总理衙门提出镇压义和团的具体措施，要求立即答复。这些措施是：(1)拘办拳民练团纠党传布揭帖；(2)拳民聚会之处无论寺庙民居，将其住持屋主一并收监；(3)将拘办拳民不力之员概行惩处；(4)将为首焚杀之拳众一并正法；(5)将纵拳之人尽行诛戮；(6)直隶与邻省有拳团之处，地方官出示严禁。5月24日总理衙门答复外交团，允即“剿办”并“严禁该会”，但外交团对这个答复不满意，决定以“保卫使馆”为名派兵入京。虽然总理衙门于5月27日完全接受了外交团的要求，表示即将采取有力措施镇压义和团，但英、美、俄、法、日、意六国卫队350人仍于5月31日开到北京。同时七国军舰16艘云集大沽口外示威。6月6日，大沽口洋兵登陆开到天津租界。帝国主义这些武力威胁的行动，使后党发生猜疑，害怕它们有用武力扶助光绪帝的企图。与此同时，义和团的势力不断发展，6月初已进入到京津地区。1900年6月6日，清廷派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到涿州去察看义和团的虚实。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当权派，妄想以“宣抚”的手段制止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他们还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实现他们篡夺帝位的阴谋。刚、赵二人回来复命，都力陈义和团可恃，请清廷把义和团收编为军队。在这些人的包围和影响卞，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迫于形势，为了应付眼前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威胁，也只得将计就计，采取了表面上和义和团妥协的姿态。6月10日，清廷下令派端王载漪管理总理衙门。6月11日，董福祥的甘军在义和团的影响下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局势愈不可收拾，西太后不得已于13日默许京外义和团入城。后来她对人曾供认说：“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迁就他们(指附和义和团的王公大臣等)，稳住了众心，一方面又大段地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分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①但是，这个狡猾老练的统治阶级首领，虽然对外国干涉她的废立计划深感不满，但看到革命人民是对她的统治更大的威胁。所以，尽管形势迫使她对义和团不得不作出让步，她仍“执定不同洋人破脸”②的政策，暗中在策划对付义和团。义和团入城后，搜杀“教民”，焚燬洋货店，延烧市房数千间，剥夺了贵族、官吏的威权，神坛成为政权机关，使她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她一面频频下令对义和团实行弹压，一面于1900年6月15日召洋务派李鸿章、袁世凯“酌带所部迅速来京”，企图用洋务派的力量来贯彻她的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一贯路线。在帝国主义方面，它们看到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失败，决心进行武装干涉。6月5日，总理衙门官员向英使窦讷乐表示，太后受顽固分子的包围，总理衙门已无能为力。③1900年6月10日，各国军队1800余人，在英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下，自天津出发，向北京进犯。16日，各国海军司令向大沽炮台守军提出最后通牒，限17日午夜2时前交出炮台。17日，英、美、俄、德、法、日、意、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发动了对中国领土不宣而战的武装进攻。帝国主义在发动武装干涉的同时，也觉察到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妥协是迫不得已的。60年来侵略中国的经验，使它们相信清政府终还是它们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同盟者。俄国外交大臣莫拉维也夫就曾对英国驻俄大使斯高特表示，相信西太后“摆脱了他们(指附和义和团的王公大臣们)的控制后，她一定愿意听从较稳健的意见。”①因此，各国海军司令在攻下大沽炮台后，于1900年6月20日照会各省督抚声明：“所有动兵用械，只为弹压义和拳匪，及所有拦阻我军等驰往北京救援本国人等。”②这个声明的用意是要表明，帝国主义进攻的对象是革命人民，而不是清政府，并且暗示清政府对联军的进攻不得抵抗。在大沽炮台失陷的同日，端王载漪伪造外交团照会一件，通过江苏粮道罗嘉杰交给西太后的亲信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进呈。照会中要求四事：(1)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2)代收钱粮；(3)代掌兵权；(4)请太后归政皇帝，废大阿哥。这个照会中最后一点特别使西太后感到非常震动，据说她表现了从来未有的狂怒。当天，西太后召集了御前会议，宣布此事，并表示要和各国开战的意思。但会议并未作出最后决定，只令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并派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和总理衙门大臣联元三人，往各国使馆，“谕以利害”，如要开衅，请他们下旗回国。①徐用仪等三人都是主和的投降派，西太后指定要他们去使馆传讯，可见她仍有意和洋人妥协。徐用仪等果然并未执行她的表面命令，他们在和英使会见时，只表示歉意并保证恢复秩序，实际上是进行了求和活动。②6月18日，西太后又召集御前会议，仍然是“筹议和战”，没有作出决定。19日大沽失陷的消息报到。帝国主义既已发动了武装进攻，摆在清政府面前只有或战或降两条路。降就必须遵从帝国主义的意旨和义和团决裂，并对之实行武装镇压，但这在当时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包围下，必是自取灭亡。因此，对清政府来说，不如借对外战争煽动义和团的排外心理，一面驱使义和团集中全力对外，一面并可假帝国主义之手消灭义和团的力量。虽然这样做必然会激怒帝国主义，但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对清朝统治者来说，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政策。而且以载漪为首的一派更希望借机实现他们的“废立”计划，他们的打算是：“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虽割地以赎前衍，亦所不恤。”③所以，在6月19日西太后召开的御前会议上，终于决定了对外“宣战”。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去总理衙门途中为虎神营士兵枪杀，使馆中的外国军队得讯后，结队外出寻衅。义和团于是开始攻打使馆，形势已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6月21日，清政府发布了“宣战”的“上谕”。① 义和团警告国闻报揭帖，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509页。① 义和团告白，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集》，第506页。② 马兰村坎字团告示，见同上书，第507页。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112页。④ 同上。⑤ 义和团揭帖，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508—509页。⑥ 义和团警告国闻报揭帖。⑦ 转引自《中国的战争》。《列宁全集》，第4卷，第335页。① 《中国的战争》。《列宁全集》，第4卷，第335页。② 赫德：《中国通讯文集》（1901年英文版），第2—3页。③ 1900年5月21日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转引自金家瑞《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3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33卷，第1页。②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0年版，第15—16页。① 1900年6月1日柔克义给国务卿海约翰的信，转引自邓尼斯：《美国外交的大胆作为，1896—1906年》，第218页。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6页。① 1898年10月13日窦讷乐致英外交大臣函，见王崇武译：《英国文件》，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3册，第533页。① 《英国和外国国家文件，1900—1901年》，第1079—1081页。②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45页。①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第3册，第438页。② 同上。③ 麦克考道克：《英国远东政策》（英文版），第323页。① 1900年6月13日英国驻俄大使斯高特致英外相索士伯里电，见《英国和外国国家文件，1900—1901年》，第1087页。②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22卷，第41页。①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第1册，第49页。② 据英使报告，见谭春霖：《义和团之祸》（1955年英文版），第108页。③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第1册，第50页。第七章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的对外关系(1900—1901年)第—节 义和团的反帝旗帜和清政府的镇压政策一 义和团的反帝旗帜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这一矛盾随着外国侵略的不断扩大而日益加剧，到了“瓜分”狂潮以后，更有了突出的发展。帝国主义在中国纷纷夺占租借地，使人民感到家乡国土沦丧的惨痛。帝国主义在各地修建铁路，毁坏了沿线的田地、房屋、坟墓，并且使旧式的交通工具大量废置；帝国主义在内河行驶轮船，内地民船航运业也遭到排挤。此外，由于外国工厂更普遍的开设，洋货的倾销深入内地，更多的手工业者陷于破产。人民的生活生计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威胁，他们的反帝情绪空前高涨。中国社会的另一基本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眉，这一矛盾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下，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自甲午战争以来，清政府对外日益无耻的投降出卖，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无限愤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统治阶级的卖国面目。同时，由于对外的巨额赔款而造成的财政上的困难，使清政府更加强了对人民的无情的搜括，苛捐杂税的压榨和官吏的贪污都比以前更加甚了。伴随着吏治的败坏而来的，又是严重而广泛的水旱灾。由于河堤的失修，黄河连年大溃决。1898年秋，34个县被淹，受灾人民达一百数十万。同时，北方各省连年大旱，仅1898年一年中，据清朝官方统计，山东省受灾区域达50个州县，直隶省有26个州县。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对黑暗的封建统治已忍无可忍，必须起来反抗。义和团运动就是这两种矛盾发展的产物。义和团初名义和拳，原是旧式农民起义的许多秘密结社中的一种，嘉庆年间曾遭到严厉镇压。甲午战争后，义和拳在山东又开始活跃起来，1898年在山东省运河和黄河交叉的三角地带——恩县、平原、高唐、茌平、长清等地揭竿起义。最初它只是一个“反清复明”的起义团体。随着帝国主义在“瓜分”狂潮中侵略的加深，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义和拳的斗争主要目标也开始转向帝国主义侵略者，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并首先以其斗争的锋芒指向一贯欺压人民横行乡里的帝国主义代表——外国教会教士以及他们的爪牙“教民”。广大群众纷纷投奔到义和团的旗帜下，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轰轰烈烈的斗争。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农民自发的反帝运动。义和团虽没有一套完整的革命纲领，但从它的标语、揭帖、告白、咒语、乩语之中，都可以看到它的鲜明的反帝立场。义和团在揭帖中表明，他们之所以反对帝国主义，是“只因40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①，也就是说，他们所反对的是鸦片战争后数十年来外国对华侵略的各种罪行。义和团的斗争目的是十分明确而且是光明正大的，他们要“保护中原，驱逐洋寇”①。他们之所以反对教会，是因为教会“勾结外洋人，祸乱中华”②。义和团认识到不平等条约是各种祸害的根源。他们借名掘出了明朝刘青田的碑文，在碑文中表明了他们对不平等条约的反对态度：“最恨和约，祸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③同时也对那些媚外抑民的清政府官员们，痛加谴责，说他们是“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④。义和团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方式是：“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⑤，“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⑥质朴勇敢的中国劳动人民表现了对于拥有近代武装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毫无畏惧的英雄气概。帝国主义者诬蔑义和团运动说：“这是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⑦企图歪曲义和团的真相，为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的侵略战争辩护。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对此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他说：“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①这是对义和团运动最公正的评价。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是60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新高峰，是中国人民长期累积着的爱国义愤的总爆发。这一反帝爱国运动，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虽然质朴的中国劳动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还不可能有清楚的认识，但是他们从切身的生活经验中体会到帝国主义的凶残恶狠。他们提出了响亮明确的“灭洋”口号，认清了帝国主义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向帝国主义展开了的英勇不屈的斗争，终于迫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二 清政府在镇压义和团中和帝国主义的勾结和矛盾义和团既打着鲜明的反帝旗帜，并以实际行动展开了对外国教会教士的斗争，因而就必然遭到帝国主义的仇视和反对。但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和革命要求从来不可能给以充分的估计，它们起初以为义和团运动终将虎头蛇尾地消沉下去②。英国公使窦讷乐甚至主观地臆断：“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旱象，将比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③，荒谬地把中国人民这一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歪曲为农民因天灾而发生的“骚动”。根据这样的估计，帝国主义以为只要对清政府施加压力，相信清政府就不难将这一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从1899年2月起，美国公使康格就不断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清政府镇压山东人民的仇教活动。接着英、德公使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同样的要求。清政府对待人民革命运动一贯是采取严厉镇压政策，特别对涉及帝国主义的人民反洋教斗争，更曾三令五申地要严加取缔。1898年“曹州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曾给各省督抚连下几道谕旨，严令“实力保护”教堂，“此后不准再有教案，倘仍防范不力，除将该地方官照总理衙门奏定新章从严惩办外，该将军督抚责无旁贷，亦必执法从事”①。义和团运动初起时，山东巡抚张汝梅也曾极力“弹压”，但“弹压”无效，只得“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②。然而义和团并未因此而停止其反帝活动。1899年4月，清政府在帝国主义不断抗议的压力下，调著名屠夫毓贤为山东巡抚，加强对义和团的镇压。在日益壮大的人民革命力量面前，这个以擅长杀人而出名的屠夫，也无能为力，只得采取“绥靖”手段，利用西太后当时令各省办理团练的谕旨，袭用张汝梅的故技，改义和拳为义和团。帝国主义对毓贤的“镇压不力”感到不满。1899年12月，美国公使康格悍然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另派一个更强有力的人去代替他。清政府于是又改派更大的刽子手袁世凯去接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到任后，对山东境内的革命人民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忠实地执行了中外主子的意旨。12月30日在肥城发生了英国传教士卜鲁克斯被杀案，清政府立即命袁世凯“勒限严缉凶犯，务获惩办”。袁世凯逮捕了多人，将其中二人处死，其余的也分别判刑；此外又赔银九千两和空地五亩，为教会建堂，再以银五百两竖立一座“纪念碑”。不但如此，西太后和光绪帝还写信给英使对卜鲁克斯之死表示遗憾。③所以，直到1900年初，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在镇压义和团的问题上是合作无间的。帝国主义有所要求，清政府无不遵从。尽管如此，清政府对镇压义和团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血腥的镇压终也扑灭不了人民的革命火焰。在袁世凯的屠杀政策下，义和团在山东境内的力量虽受到一定的损折，但革命的火焰已在各地燃烧起来。1900年初，义和团的主力转进直隶，逼近京畿，声势日益浩大。帝国主义把这种形势归罪于清政府的镇压不力，它们认为“只要中国当局决心要解决它(义和团)，他们是能够很容易马上做到的”①，因此更加紧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各国公使议决要求清政府颁布谕旨一道，取缔义和团、大刀会及任何会团。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于1900年1月12日对各省督抚发出一道谕旨，命令他们“严拿惩办”“会匪”，但同时指出对“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②，须区别对待。这和帝国主义原来的要求显然不完全符合。清政府这时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开始表现了一点不完全驯顺的姿态，这是因为当权的后党和帝国主义之间，由于所谓“废立”问题，旧有的矛盾又有了一些发展。自甲午战争后，清朝宫廷中帝后争权的斗争日益表面化，光绪帝想借维新派的力量从西太后手中夺回政权，因而有1898年的“百日维新”。维新派密商袁世凯，想依靠袁世凯所掌握的新军武装力量，举行政变，迫西太后交出政权，但为袁世凯所出卖。光绪帝被西太后幽禁，大权复落在西太后手中。在这一帝后争权的斗争中，英日帝国主义暗中支持帝党，希望以一个亲英亲日的帝党政府代替亲俄的后党政府。英教士李提摩太在“变法”中曾参与谋划，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和康有为也有密切联系。“变法”失败后，英国和日本又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出北京，并予庇护。所以，从那时起，在清政府后党和帝国主义之间即存在有芥蒂。后党虽重新掌握了政权，但对光绪帝仍不放心，进一步要实行谋害，宣布皇帝病重。公使团派人频频探询病况，英使窦讷乐并警告总理衙门：“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了，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后果。”①后来英使建议派法国医官入宫诊断，谋害之计终不得实现，于是后党又谋废立。1900年1月24日诏立端王载漪儿子溥儁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预定阴历元旦(1月31日)使光绪帝行让位礼。清廷令李鸿章运动各国公使入宫庆贺，又遭到各国公使的拒绝。后党因此对外国衔恨更深。这时他们对义和团既无力镇压，又见到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所以开始想用“抚”的办法以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利用义和团来对帝国主义泄忿，因此对帝国主义提出的镇压义和团的种种要求，就表现了一点不完全顺从的倾向。对于清政府1900年1月12日所颁布的“上谕”，美、英、法、德、意五国公使都表示不满，他们要求清政府在《京报》上明令取缔义和团和大刀会。总理衙门答复说，已令直隶总督和山东巡抚公告取缔，不允在《京报》上公布“上谕”。各国公使于是便向清政府进行恫吓，同时各自建议它们本国政府派舰到大沽口示威。4月12日，英意舰各二艘、美法舰各一艘开到大沽示威。清政府又终于屈服，4月14日在《京报》上登载了命令直隶总督取缔义和团的“上谕”。帝国主义对此表示满意，英使窦讷乐认为：“中央政府终于开始表现了镇压这一反基督教团体的真正的愿望。”①但是，尽管清政府遵从帝国主义的意旨，加强了对义和团的镇压，义和团的势力在直隶境内仍继续发展。1900年3月，“天津通城，贴有匿名揭帖”。4月，“直隶北境几乎随处皆有，应募入会者实繁有徒”。②5月20日，义和团在涞水大败清军，声势更为浩大。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又加紧对清政府施加压力。5月21日，外交团向总理衙门提出镇压义和团的具体措施，要求立即答复。这些措施是：(1)拘办拳民练团纠党传布揭帖；(2)拳民聚会之处无论寺庙民居，将其住持屋主一并收监；(3)将拘办拳民不力之员概行惩处；(4)将为首焚杀之拳众一并正法；(5)将纵拳之人尽行诛戮；(6)直隶与邻省有拳团之处，地方官出示严禁。5月24日总理衙门答复外交团，允即“剿办”并“严禁该会”，但外交团对这个答复不满意，决定以“保卫使馆”为名派兵入京。虽然总理衙门于5月27日完全接受了外交团的要求，表示即将采取有力措施镇压义和团，但英、美、俄、法、日、意六国卫队350人仍于5月31日开到北京。同时七国军舰16艘云集大沽口外示威。6月6日，大沽口洋兵登陆开到天津租界。帝国主义这些武力威胁的行动，使后党发生猜疑，害怕它们有用武力扶助光绪帝的企图。与此同时，义和团的势力不断发展，6月初已进入到京津地区。1900年6月6日，清廷派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到涿州去察看义和团的虚实。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当权派，妄想以“宣抚”的手段制止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他们还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实现他们篡夺帝位的阴谋。刚、赵二人回来复命，都力陈义和团可恃，请清廷把义和团收编为军队。在这些人的包围和影响卞，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迫于形势，为了应付眼前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威胁，也只得将计就计，采取了表面上和义和团妥协的姿态。6月10日，清廷下令派端王载漪管理总理衙门。6月11日，董福祥的甘军在义和团的影响下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局势愈不可收拾，西太后不得已于13日默许京外义和团入城。后来她对人曾供认说：“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迁就他们(指附和义和团的王公大臣等)，稳住了众心，一方面又大段地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分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①但是，这个狡猾老练的统治阶级首领，虽然对外国干涉她的废立计划深感不满，但看到革命人民是对她的统治更大的威胁。所以，尽管形势迫使她对义和团不得不作出让步，她仍“执定不同洋人破脸”②的政策，暗中在策划对付义和团。义和团入城后，搜杀“教民”，焚燬洋货店，延烧市房数千间，剥夺了贵族、官吏的威权，神坛成为政权机关，使她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她一面频频下令对义和团实行弹压，一面于1900年6月15日召洋务派李鸿章、袁世凯“酌带所部迅速来京”，企图用洋务派的力量来贯彻她的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一贯路线。在帝国主义方面，它们看到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失败，决心进行武装干涉。6月5日，总理衙门官员向英使窦讷乐表示，太后受顽固分子的包围，总理衙门已无能为力。③1900年6月10日，各国军队1800余人，在英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下，自天津出发，向北京进犯。16日，各国海军司令向大沽炮台守军提出最后通牒，限17日午夜2时前交出炮台。17日，英、美、俄、德、法、日、意、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发动了对中国领土不宣而战的武装进攻。帝国主义在发动武装干涉的同时，也觉察到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妥协是迫不得已的。60年来侵略中国的经验，使它们相信清政府终还是它们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同盟者。俄国外交大臣莫拉维也夫就曾对英国驻俄大使斯高特表示，相信西太后“摆脱了他们(指附和义和团的王公大臣们)的控制后，她一定愿意听从较稳健的意见。”①因此，各国海军司令在攻下大沽炮台后，于1900年6月20日照会各省督抚声明：“所有动兵用械，只为弹压义和拳匪，及所有拦阻我军等驰往北京救援本国人等。”②这个声明的用意是要表明，帝国主义进攻的对象是革命人民，而不是清政府，并且暗示清政府对联军的进攻不得抵抗。在大沽炮台失陷的同日，端王载漪伪造外交团照会一件，通过江苏粮道罗嘉杰交给西太后的亲信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进呈。照会中要求四事：(1)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2)代收钱粮；(3)代掌兵权；(4)请太后归政皇帝，废大阿哥。这个照会中最后一点特别使西太后感到非常震动，据说她表现了从来未有的狂怒。当天，西太后召集了御前会议，宣布此事，并表示要和各国开战的意思。但会议并未作出最后决定，只令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并派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和总理衙门大臣联元三人，往各国使馆，“谕以利害”，如要开衅，请他们下旗回国。①徐用仪等三人都是主和的投降派，西太后指定要他们去使馆传讯，可见她仍有意和洋人妥协。徐用仪等果然并未执行她的表面命令，他们在和英使会见时，只表示歉意并保证恢复秩序，实际上是进行了求和活动。②6月18日，西太后又召集御前会议，仍然是“筹议和战”，没有作出决定。19日大沽失陷的消息报到。帝国主义既已发动了武装进攻，摆在清政府面前只有或战或降两条路。降就必须遵从帝国主义的意旨和义和团决裂，并对之实行武装镇压，但这在当时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包围下，必是自取灭亡。因此，对清政府来说，不如借对外战争煽动义和团的排外心理，一面驱使义和团集中全力对外，一面并可假帝国主义之手消灭义和团的力量。虽然这样做必然会激怒帝国主义，但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对清朝统治者来说，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政策。而且以载漪为首的一派更希望借机实现他们的“废立”计划，他们的打算是：“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虽割地以赎前衍，亦所不恤。”③所以，在6月19日西太后召开的御前会议上，终于决定了对外“宣战”。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去总理衙门途中为虎神营士兵枪杀，使馆中的外国军队得讯后，结队外出寻衅。义和团于是开始攻打使馆，形势已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6月21日，清政府发布了“宣战”的“上谕”。① 义和团警告国闻报揭帖，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509页。① 义和团告白，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集》，第506页。② 马兰村坎字团告示，见同上书，第507页。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112页。④ 同上。⑤ 义和团揭帖，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508—509页。⑥ 义和团警告国闻报揭帖。⑦ 转引自《中国的战争》。《列宁全集》，第4卷，第335页。① 《中国的战争》。《列宁全集》，第4卷，第335页。② 赫德：《中国通讯文集》（1901年英文版），第2—3页。③ 1900年5月21日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转引自金家瑞《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3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33卷，第1页。②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0年版，第15—16页。① 1900年6月1日柔克义给国务卿海约翰的信，转引自邓尼斯：《美国外交的大胆作为，1896—1906年》，第218页。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6页。① 1898年10月13日窦讷乐致英外交大臣函，见王崇武译：《英国文件》，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3册，第533页。① 《英国和外国国家文件，1900—1901年》，第1079—1081页。②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45页。①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第3册，第438页。② 同上。③ 麦克考道克：《英国远东政策》（英文版），第323页。① 1900年6月13日英国驻俄大使斯高特致英外相索士伯里电，见《英国和外国国家文件，1900—1901年》，第1087页。②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22卷，第41页。①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第1册，第49页。② 据英使报告，见谭春霖：《义和团之祸》（1955年英文版），第108页。③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第1册，第50页。第二节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清政府的两面政策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一 清政府的两面政策清政府在对外“宣战”后的一段极短的时期内，似乎也有意利用义和团攻打洋人，为自己泄忿。所以，1900年6月21日宣战“上谕”中有“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①的话，同日还令各省督抚，将各省义民“召集成团，借御外侮”②。22日又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同日下令悬赏洋人首级。25日密谕各省遍杀洋人，但为投降派袁昶、许景澄将谕旨中的“杀”字改为“保”字。25日赏给进攻使馆的神机营、虎神营和义和团银各十万两，甘军和武卫军也各有赏。在这五天内，西太后也每日口诵义和团神咒。据她后来对人所说，“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③。所以，这短短几天内的一些现象不过是她一时“动气”的表现，等到“火气一过，我(西太后自称)也就回转头来，处处留着余地”④，实际上就是又完全回到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根本路线上来。西太后的这种态度，在“宣战”后第五天就已经显露出来。6月25日，载漪带领义和团60名入宫，声言要“一龙二虎头”(指光绪帝、恭亲王和李鸿章)，企图杀害光绪帝，被西太后斥退。这件事发生后，西太后感到义和团已威胁到宫廷的安全，自己的地位也可能随时遭到危险，当天，她即派荣禄前往使馆要求停战。荣禄拿了“钦奉懿旨，力护使馆”的木牌，“遥议良久”，未有结果。①这是开战后第一次的求和活动。与此同时，西太后向东南督抚和驻外使节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1900年6月20日，在清廷发布“宣战”谕旨前，两广总督李鸿章即致电军机处和总署提出“先定内乱，再弭外侮”的主张。②同日，长江巡阅使李秉衡领衔会同东南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等也电请“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③。26日西太后在答复李鸿章等的谕旨中，对他们这种对内镇压对外求和的投降主张大加赞扬，称之为“老成谋国之道”，同时还吐露了她对义和团有“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的“万不得已之苦衷”，因此“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④29日，清政府又令驻外使节向各国解释：“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馆保护不及，酿成大祸……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而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⑤这样，就在对外“宣战”后八天，清政府已经在背着人民向帝国主义乞情求恕了。其实，清廷不可告人的“隐衷”，早为投降派的京外大员们所了解。在清廷发布“宣战”谕旨前一日，曾有“上谕”一道寄各省督抚，说明朝廷对义和团“勦抚两难”，对外作战“非衅自我开”，并说：“中外衅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逆料”，要各督抚们“联络一气，共挽危局”。①接着在1900年6月25日给李鸿章、李秉衡等的复电中，又要他们“各尽其职守之所当为，相机审势，竭力办理”②。前述6月26日给李鸿章等的谕旨，则更清楚地道出了它的“苦衷”。这些暗示当然都为这些投降派的地方大员们所能领会。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在接到26日的廷旨后，即得出结论说：“可见朝廷勦抚两难，出于逼胁，言外尚多不能明言之隐。”③两江总督刘坤一也看到：“两宫于此有万不得已之处。”④所以，东南督抚从一开始就采取和朝廷的真实意图暗中呼应的作法。6月21日“宣战”谕旨发布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相约，对6月20日以后的“上谕”一概不奉行。他们并极力设法为清廷弥补由于被迫“宣战”而产生的后果。6月21日、22日李鸿章和张之洞都先后拍电给驻英、法、德、俄各国的公使，要他们向各国政府解释，清政府决无和各国作战的意思，李并声明6月17日大沽炮台守军的抗战，并非出于清政府的命令，希望各国不作为开衅论。在帝国主义方面，它们在发动进攻之始既早已表明，它们进攻的对象是义和团而不是清政府，所以，对于李的解释立予接受，承认在它们和清政府之间并无“战争状态”存在。这样，在中外反动派之间实际上成立了一种默契；尽管清政府曾对各国“宣战”，尽管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进行武装进攻，但是它们实际上并没有站在敌对的地位，仍然以中国的革命人民为它们的共同敌人。东南督抚既认为清廷是由于义和团的胁逼而对外“宣战”，他们决心不但要置身局外，而且要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镇压在他们管辖境内的人民革命活动。他们决定将清廷的“宣战”谕旨密不公布，一面和帝国主义各国驻上海的领事进行谈判。1900年6月26日，上海道台余联沅出面和各国领事商订了《中外互相保护章程》九条①，规定“大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以保全中外人民产业为主”。同时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承允，“禁止谣言，严拿‘匪徒’”，而英帝国主义则告诉他们：“可以把帝国军舰全面的协助，计算在他为恢复秩序任何的努力的里面。”②这就是中国的买办官僚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为了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而实行的所谓“东南互保”。于是便出现了如下的看来似乎奇怪和矛盾的现象：在北方，中央政府表面上已和义和团“合作”，并向帝国主义实行“宣战”的同时，在南方，地方大吏竟和帝国主义合作，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其实，东南督抚的作法，只不过是深体北京宫廷在义和团的包围和压力下所不敢公开的隐衷，忠实地执行了清朝统治者的真实意旨。正惟如此，所以他们这种看来似乎是违抗朝命的叛变行为，在当时和事后都未受到清廷的丝毫谴责。而且后来在1900年12月25日“上谕”中，清廷还明白地予以表扬说：“东南所以明订约章极力保护，悉由遵奉谕旨不欲失和之意。”③事实上，在北京清廷也正在以不同的形式执行着同一政策。自1900年6月25日以后，在军事上和外交上，西太后对帝国主义都“处处留着余地”。所谓“围攻”使馆实际上正如清廷自己所承认是“苦心保护”①。在军事部署上，它以“董福祥军其西，武卫中军军其东……四面紮驻，不许义和团帮打”②。其实就是以清军来监视和牵制义和团，清军的参加进攻不过是作为烟幕。1900年6月30日，甘军董福祥为进攻使馆向荣禄借用大炮，荣禄是力主保护使馆的人，拒不出借。董福祥诉之于西太后，反受到斥责，因为她为了“留着余地”根本不要把使馆真正攻下，正如她事后供认：“我若是真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③这从当时身历其境的赫德事后的记述中也可得到证明。他说：“看来或许有人在当中设法保护我们。清政府所能调动的人没有都用于进攻，攻势从未进行到底，而且总是在我们正在害怕它要成功的时候停止了。如果我们周围的军队真正彻底坚决进攻的话，我们一个星期也顶不住，甚至一天也顶不住。”④在外交上，清廷更是积极进行投降求和的准备。1900年7月3日，清政府电令驻日、英、俄三国公使，分别向三国君主呈递国书，请求他们“排难解纷”，以“挽回时局”。⑤同日又电令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迅速来京，以后又迭电催李启程。7月8日并授李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以这个投降派大头目来和帝国主义讲和。7月14日天津失陷后，清廷的求和活动更为表面化。17日它下令各地将军、督抚“查明各国洋商教士在通商各埠及各府州县者，仍按照条约，一体认真保护，不可稍有疏虞。”⑥同日又致法、德、美三国国书，请求调解。19日清廷批准李鸿章的请求，对帝国主义各国仍按期解还洋款。从7月20日起，又连日派人向使馆送西瓜、菜蔬、米面等物，并派奕劻去使馆慰问。8月6日帝国主义侵略军攻占杨村后，第二天清廷下令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交部，先行停战，公然进行求降。清政府的迫切求和表示，并不能丝毫动摇帝国主义要攻陷北京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的决心。1900年8月2日，联军约4万人自天津向北京进发，除在北仓遭到聂士成军和义和团的阻击外，一路上没有遇到清军有力的抵抗。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5日西太后挟光绪帝出奔，逃往太原。西太后逃出北京，脱离了义和团的监视，她的真面目完全揭露。9月7日发出“上谕”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①接着就调各军向义和团进攻，并向联军请求“助剿”。同时，清廷又催令李鸿章迅速北上和帝国主义议和，授以“便宜行事”之权，并加派庆亲王奕劻会同商办。这样，经过二三个月的曲折过程，清政府又完全回到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基本路线上来。在统治阶级无耻地和敌人公开地或暗中地进行勾结出卖人民的同时，义和团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英勇地进行着保家卫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早在清廷“宣战”之前，义和团已在京津线上抗击西摩尔率领的侵略军向北京的进犯，给予侵略军以很大的杀伤，迫使他们于1900年6月26日折回天津。义和团作战的勇敢，使西摩尔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复没。”②在天津，义和团在帝国主义攻陷大沽炮台后，进行了保卫天津的战斗，坚守天津达一个月之久。在义和团英勇抗战的爱国精神感召下，清军聂士成部下级士兵，在天津保卫战中也表现出勇敢善战的精神，“西人谓自与中国交战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兵”①。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英勇抗战，得到全国各地人民热烈响应。从黑龙江到广东，从江浙到甘陕，千百万群众同声奋起，杀教士，烧教堂，掀起了空前未有的全国规模的反帝大起义。在东北，人民群众并和借口“保护”铁路而入侵的沙俄军队进行了斗争。各地人民的起义虽然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而失败了，但整个形势不能不使帝国主义侵略者感到震动，迫使他们认识到尽管中国统治阶级是如何的腐朽、懦怯、无耻，而广大的中国人民却是生气蓬勃、英勇不屈、不可征服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和清政府的无耻出卖下，终于遭到失败，但是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人民革命运动，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永远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二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阴谋的破产帝国主义各国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中，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进攻，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镇压义和团革命运动，而且是要乘机扩大它们各自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进一步实现它们瓜分中国的阴谋。当义和团起义的消息最初传到俄国时，沙俄陆军大臣克鲁泡特金即认为这将提供沙俄以占领东三省的借口。1900年7月中，东三省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响应义和团运动，沙俄于是就借口保护中东铁路，派军大举入侵。8月30日俄军攻陷齐齐哈尔，9月22日占领吉林， 10月1日侵入沈阳，东三省全境都落在俄军控制之下。10月31日，沙俄外交、财政、陆军三大臣会议制定“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①作为此后和中国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交涉的依据。这些原则首先即体现在11月8日俄军司令阿莱克塞夫胁迫奉天将军增祺订立的所谓《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中。根据这一协定，奉天当局同意：解散当地中国军队，交出军火，拆毁全省的炮台和兵工厂，负责供养沙俄占领军，允许俄方派员驻在盛京(今沈阳)干预政务等等。这些规定使奉天完全置于沙俄统冶之下。在此期间，英国也进行了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自1898年“瓜分”狂潮后，英国感到自己在中国的侵略优势受到了威胁，极想先行夺占长江流域，以免他国势力侵入。1899年7月，英国资本家侵华团体“中国协会”向英外交部上书，建议在中国制造“长江流域保护国”，打算利用当地的督抚作为傀儡，由英人充当“顾问”，实行变相的殖民统治，同时对沿江的战略据点舟山、江阴等处加以占领。②义和团事变中，东南督抚的所谓“东南互保”，首先就是由于得到英国的怂恿和支持而策动起来的，英国想借此为实现它的分割计划预作准备。在北京沦陷的前夕，英国自香港调印军3000人至上海，于1899年8月17日在上海登陆。各国为阻挠英国独占长江流域的企图，也随后都派军队到上海。英国原想通过康有为使维新派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宣布东南“独立”，选择刘坤一或张之洞为东南“独立”政府的首领，因见各国反对只得放弃这个计划。8月22日，唐才常被张之洞捕杀，“自立军”的失败标志东南分裂活动的中止。在华南，英国也阴谋制造“独立国”，在1900年6、7月间，曾通过香港议政局议员英籍华人何启，怂恿兴中会和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宣告两广“自立”。李曾一度派人与兴中会接洽，但最后因相信沙俄定能支持西太后政府，拒绝实行这个计划，并于7月17日应清廷的电召，离粤北上。英国的分裂阴谋又遭到挫折。英国当时正忙于在南非进行和布尔人的掠夺战争，它的军队25万人被牵制在南非战场上，不能以全力在中国推行它的侵略计划。同时，沙俄既已出兵占领了东三省，英国为了反对沙俄对东三省的独占，自己便不得不采取“保全”中国的立场。为此目的，英国和德国达成妥协，1900年10月26日成立英德协定，重申维持所谓“门户开放”，并宣告英德两国“在它们自己方面不得利用目前的混乱状况，在中国的领域内为自己获得任何领土利益，并应使它们的政策以维持中华帝国领土状况不遭到削减为目标。”①德国在出兵镇压义和团中，原也怀有侵占中国领土的阴谋。德皇威廉第二在受命为联军统帅的瓦德西来中国前，指示他要占领烟台，“其根本思想，当然系在大大扩充我们(德国)山东(胶州)地盘，甚望能将该省大部分得置诸自己势力之下以作‘瓜分’中国我们应得之部。”②瓦德西到中国后，原订最迟在1901年8月1日前占领烟台，但后来他发现德国兵力不足，而占领烟台必将引起英、美、日等国的反对。他估计“只须日本一国之力，已足以逼令我们(德国)退出亚洲”③。同时他也开始看到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力量是不可轻侮的。因此，德国终于被迫放弃夺占中国领土的计划，并且为了防止英国独占长江流域，而愿和英国一齐唱“保全”中国的论调。日本在义和团事变中对中国采取了虚伪的所谓“和协”政策。在八国联军发动对中国的进攻后，日本在英国的怂恿下出兵最多，但它却假意地对清政府声明，派兵专为“代剿匪类”，别无他意；又表示在日后的谈判中，愿为清政府“从中出力，保护中国利益”①。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日本声言，将极力保护太后和皇帝。联军占领北京后，日本又向中国表示将采取“宁偿费，勿割地”②的议和政策。这些都无非是为了骗取清政府的好感，借以增加日本在中国的政治影响。然而，日本政府就在向清政府表示“和好”的同时，暗中却在作着夺占福建的打算。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认为义和团事变是日本夺取福建的机会，他为此特从日本赶回台湾积极准备。1901年8月中，日本政府见俄军侵占东三省，德国进驻胶州附近的高密，英军在上海登陆，也急令儿玉准备侵占厦门。8月28日，日本借口厦门日本寺院被焚，派兵在厦门登陆，准备实行占领。但是同日，日本政府又电告儿玉，担心这一行动会遭到西方国家的反对，因此决定暂缓。③美国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采取了比日木更为虚伪的政策。1900年7月3日，正当八国联军向北京进犯中，美国向各国发出了所谓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提出了所谓“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的主张。美国当时派来中国参加这一掠夺战争的军队人数较少，深恐在列强瓜分中国时，美国所获不多，所以宁愿“保全”中国。但五个月以后，1900年12月7日，美国国务卿海氏向美国驻日公使巴克发出如下训令：“海军极欲将福州北面三沙湾作为煤站，请非正式地谨慎地探听日本政府会不会反对我们以此事向中国交涉。”①美国这一侵占中国领土的阴谋，因日本的反对而没有实行。但这件事充分证明了美国所谓“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彻头彻尾的虚伪，实际上它只是美国帝国主义为了和其他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所制造的又一欺骗性的口号而已。这样，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重重，除沙俄外，它们都被迫暂时放弃原订的侵占中国领土的计划。为了避免它们之间可能发生武装冲突的危机，它们终于达成妥协，共同采取了“保全”中国、继续扶持和利用清朝政权作为它们共同统治中国的工具的政策。帝国主义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眉，固然是迫使它们不得不暂时放弃瓜分中国的阴谋的一个原因，但是，当时中国之所以能免于瓜分的惨祸，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民在义和团斗争中所表现的伟大力量。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到了中国人民坚强的反抗和沉重的打击。它们不仅从义和团前仆后继、坚强不屈的反抗中，看到了中国人民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而且从各地人民对义和团运动普遍的热烈响应中，也开始认识到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事。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向德皇威廉报告说：“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②因此，他被迫承认：“无论欧美日本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③英国外交副大臣布路德立克在议会中宣称：“中国此后，仍须以华人治华地，凡有意开通中国之人，应须小心谨慎，‘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国也。”①法国一议员公开承认：“中国土地广阔，民气坚劲……故吾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②东京日本报也说：“即使欧洲列国分割支那，割据争雄……然不能羁约华人，终必为华人所抗。”③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所表现的伟大的反抗力量面前，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瓜分中国的妄想，只得继续通过腐朽的清朝政权，来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② 同上。③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第3册，第438页。④ 同上。②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22卷，第26—27页。③ 《张文襄公全集》，第80卷，第22—24页。④ 《清德宗实录》，第464卷，第15页。⑤ 同上书，第465卷，第4页。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6—157页。② 同上书，第187页。③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23卷，第6页。④ 《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册，第2571页。① 见《愚斋存稿》，第56卷，第11—12页。② 1900年6月22日萨利士布里（索士伯里）侯爵致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华仑电，见《义和团》，第5册，第522—523页。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74卷，第23页。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44页。②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第1册，第348页。③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第3册，第438页。④ 赫德：《中国通讯文集》（英文版），第39页。⑤ 《光绪朝东华续录》，第160卷，第8—9页。⑥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8页。① 《清德宗实录》，第468卷，第17页。②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71页。①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71页。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22—223页。② 帕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英文版），第254页。① 马慕瑞：《有关中国的条约、协定汇编，1894—1919年》（英文版），第1卷，第263页。②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52页。③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54页。①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23卷，第42页。② 同上书，第24卷，第45页。③ 参阅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53—154页。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5年》，第113页。② 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86页。③ 佐原笃介等辑：《八国联军志》。同上书，第244页。① 王其榘：《有关义和团舆论》。同上书，第4册，第249页。② 同上书，第245—246页。③ 同上书，第258页。第三节 《辛丑和约》的签订和中俄关于东三省的交涉一 空前屈辱的《辛丑和约》的签订帝国主义虽然被迫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梦想，但是他们都准备在和清政府举行的议和谈判中，勒索重大的侵略权益并加强自己对清政府的控制。帝国主义各国一方面虽有着共同的侵略目标，另一方面却都有自己的打算，因此它们在议和中的矛盾分歧是无可避免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首先表现在它们对待李鸿章的全权问题上。李鸿章是清廷委派的议和全权大臣，也是20年来一直同帝国主义列强打交道办理卖国外交的老手。在义和团事变中，他自始坚持着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主张。从事变之初，他就是清廷所寄望的收拾局面的“理想”人物。北京沦陷后，李鸿章受命请求各国派出代表和他议和。这时，帝国主义各国却对他的全权代表地位发生了承认与否的争执。这一场争执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俄国和英日之间争夺对清政府控制权的反映。李鸿章历来办理卖国外交的一个基本方针是所谓“以夷制夷”。自甲午战争后，他一意主张“联俄”。虽然“联俄”的结果是沙俄乘机在中国大肆侵略，但这个卖国贼对沙俄仍痴心不死。1900年7月，沙俄出兵东三省，他竟电东三省将军要他们“万勿与俄肇衅，致生枝节”，认为清廷当时正在请俄国调停，“此是大好时机”。①沙俄这时正想利用清廷的困境进行笼络，以便诱使清政府同意它对东三省的侵占，所以，不但首先接受李鸿章为清政府的议和全权代表，而且还由财政大臣威特电李表示：“俄国他日之护助贵国，请中堂勿疑。”②同时，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也向中国驻俄公使杨儒表示，在议和中，俄国将采取“宽大”态度。1900年9月中，沙俄派华俄道胜银行经理乌赫唐斯基(又译吴克托)公爵到上海和李的儿子李经方进行了秘密谈判，③但没有达到什么具体结果。此后乌赫唐斯基在北京和李鸿章继续保持频繁的接触。沙俄和李鸿章间的勾结向为英国和日本所最疑忌，它们这时尤其害怕清廷承认沙俄对东三省的独占。它们希望推翻西太后的亲俄政权而代之以一个以光绪帝为首的亲英亲日政权，因此对李的全权采取否认的态度。上海的英国报纸公开指责李亲俄，说他是“端党”(端王的党羽)。汉口英国代理总领事傅磊斯甚至公然向湖广总督张之洞表示，不能容许西太后重新当权。①日本外交大臣青木也宣称，不能承认李的全权，日本不信任西太后，要光绪帝亲笔授李全权，②并对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明白表示，劝中国“另立一新政府”③。英日之外，德国也反对承认李的全权，不过德国的目的和英日略有不同，它所怕的是在联军的德国统帅瓦德西到达中国之前就开始了和议，这样将妨碍德国实现其预定的掠夺计划。德皇甚至盼望英国海军能在李鸿章北上途中将他截留，这样“则俄人就不能与他交涉了”④。沙俄看到李鸿章的全权受到英、日、德的抵制，极力设法争取美国的支持。沙俄对美国表示在华无领土野心，并保证自牛庄撤退军队。美国同意承认李的全权。这时英日提出要他们的傀儡刘坤一、张之洞参加和议。英国驻南京、汉口领事向刘张转达英外交部来电说：“将来议结之时，本国国家必向两江湖广两位督部堂请询意见若何，本国国家亦必以二位督部堂之意为重。”⑤日本也明白向驻日公使李盛铎表示须加派刘、张。⑥清廷遵从了英日的意旨，1900年8月31日派刘、张参与和议，令他们和李鸿章“随时函电会商”⑦。9月杪瓦德西抵达中国后，德国也不愿在李鸿章全权这个“次要的问题”上继续和俄国对立。这样，帝国主义列强最后终于都同意和李鸿章进行谈判。当李鸿章全权问题之争正在相持不下时，沙俄应李鸿章的请求，突于1900年8月28日向各国发出照会，建议各国自北京撤退使节和军队。俄国公使随后于9月29日离京赴津，在北京只留下俄军1200人。沙俄这一举动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博得清廷的感激，以便于实现它自己对东北的要求。美国公使康格在给美国务卿海氏的电文中指出，沙俄“这个撤退公使和在中国的牛庄登陆(八月四日)的行动，说明它意图按照自己的办法去议和”①。他从美国的侵略利益出发，极力反对自北京撤出军队，认为这样美国“将失去能促使中国政府接受我们的条件最有力的工具之一”②。除沙俄的盟国法国外，各国都拒绝接受沙俄这一建议。沙俄既已达到向清廷讨好的目的，也不再坚持。1900年10月中，各国对李的全权既都已表示承认，俄国公使乃于10月17日重返北京。1900年10月16日，清廷的议和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向各国代表提出一个和约草案五款：③(1)中国承认围攻使馆的大错；(2)中国承允赔偿各国损失；(3)重新订定今后通商和交往条约；(4)中国可与各国分别订约，赔款议定后，各国军队陆续撤退；(5)和议开始前宣布停战。各国公使对这些条件竟认为“狂妄”④，置之不理，甚至拒绝在各国之间达成协议前和奕、李会商。帝国主义对待清政府议和代表的蛮横态度，可以领袖公使西班牙公使葛络干面告李鸿章的话为代表，他说：“此何时耶，既已一败涂地至此，尚欲议和，惟有凛遵所示而已。”⑤也就是说，清政府只有等待各国提出条件签字承诺，根本无谈判之可言。事实上所谓议和的基本情况正是如此。关于和约的谈判自始至终主要不是在清政府和各国之间，而是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进行的。1900年10月4日，法国首先提出了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六项条件：(1)惩办“祸首”；(2)禁止军火输入；(3)赔款；(4)各国驻北京使馆设置卫队；(5)拆毁大沽炮台；(6)在京津线上两三处实行军事占领。各国之间经过两个多月的争吵，最后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拟订了所谓“议和大纲”十二条，基本上包括了后来正式和约的主要内容。1900年12月24日，十一国(除原来参加武装干涉的英、美、俄、德、法、日、意、奥八国外，又加上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三国)公使向奕劻和李鸿章提出联合照会，声明这些条件是“无可更易”的。奕、李向清廷奏报也说：各国“会商已成，翻腾不易”①，盼望清廷即予批准。这时已逃到西安的清朝宫廷，数月以来一直焦急地等待着帝国主义各国提出条件。只要帝国主义仍愿维持清朝的政权，任何条件它都准备接受。1900年11月21日清廷给奕、李关于议和的指示是：“款议可成不可败，两害取轻，是在该亲王等惟力是视，朝廷不能遥制也”②，明确地表明了求和是肯定不移的方针，至于条件如何，可凭列强的主宰，议和大臣能“补救一分是一分”③，清廷表示全无主见。1900年12月5日，清廷又对奕、李表示：“如有为难之处，不妨据实直陈，朝廷必能审时度势，酌夺办理，切勿迁延日久，致大局益难收束”④，充分流露了那种急于求和的心理。所以在接到“议和大纲”十二条后，12月27日清廷立即电复奕、李“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⑤。事实上，西太后见到“大纲”中没有她所顾虑的“首祸当议己”的一款，已是“喜过望”了。①这样，在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之间没有经过任何谈判，和约的内容便已基本确定，只剩下细节留待商讨了。自清廷批准议和大纲十二条之后，中外之间才开始了正式的议和，但谈判主要仍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进行，各国与中国的谈判是很少的。在清政府方面，对条约各款最重视的是所谓惩办“祸首”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初是由德国提出，它坚持清廷必须将各国所开名单上的“祸首”诸人交各国惩办，然后才能开议。后来因清廷主动地下令惩办了一些王公大臣，又因各国之间对此意见不一，德国才放弃原来主张，同意将惩办“祸首”一条列入于议和大纲。在和清政府的谈判中，帝国主义提出一个12人的名单，要求都必须处以死刑。清廷因其中有端郡王载漪和辅国公载澜都是所谓“懿亲”(皇室的至亲)，向帝国主义一再求情。在帝国主义方面，美、日、俄、法不主张坚持；英、德、奥、意则主张不让。帝国主义各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各自在议和中的一般政策倾向。俄、美、日都为了笼络清政府而倾向“宽大”；法国则以追随它的盟国俄国为主；英国以不满于亲俄的西太后政权而倾向对清政府严峻；德国在和议中立意要勒索最大的利益，所以在一切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凶狠；至于奥、意则由于三国同盟的关系一般都以德国的态度为转移。在这个“惩办祸首”的问题上，最后帝国主义之间终于达成了妥协。对所有12人，除载漪、载澜以发往新疆永远监禁代替死刑和拥有兵权的董福祥留待以后定罪外，其余都由清廷以各种方式处死，对已死的则追夺原来的官职。各帝国主义之间的谈判焦点在于分赃的主要问题——赔款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它们的经济侵略利益，他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眉也就更为复杂和更为尖锐，以至于发生经久的激烈争吵，不但延迟了和约最后的签订，而且几乎使它们之间的谈判陷于破裂。大体说来，在中国商业侵略利益较大的英美日和较小的德俄法之间形成对立。前者在向中国勒索赔款的同时，还考虑到要保持和扩大它们的商业侵略利益；后者则特别注重于尽速尽多地向中国榨取一笔赔款，以应付它们各自对外扩张计划中的财政急需。德国指望利用这笔赔款以扩建它的海军和英国竞争，沙俄则准备将赔款用之于加速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以利于巩固它在东三省的侵略地位。首先在赔款的数额问题上，各国之间即出现了分歧。美国提出先就中国偿付能力订出一个总数，然后按照各国损失比例进行分摊。它提出以4000万英镑作为最高限额。美国侵略者在赔款问题上的阴险政策是：“宁要更多的商业特权而不要巨额的现金赔款”，它认为：“对外国政府来说，充分的赔款远不及逐步推进对华贸易为重要”。①美国在赔款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从中国取得的赔款对它的财政经济帮助不大，因此它乐得在这个问题上伪装“宽大”，借以笼络清政府，为今后侵略中国累积政治资本，并借机敲索更大的商业特权，以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谋取更长远的利益。英国也主张对赔款的要索不可过重。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当指示英国谈判代表萨道义说：“必须仔细考虑一笔由关税厘金中提供的沉重赔款对英国商业的影响”，②因此它也主张将赔款总额限在5000万英镑。美国方案因受到德、俄、法的强烈反对而搁浅。于是帝国主义各国都任意提出各自的赔款要求。以伪装“宽大”的美国为例，它所要求的赔款竟达2500万美元，这个数额比美国国会后来在1908年查明的“正当损失赔偿数”1365.5492万美元几乎超出一倍。①各国要求赔偿的总数最后达6750万英镑，合中国银4.5亿两的巨数。其次是关于赔款的偿付方法问题。俄法主张各国联合担保，替清政府举借外债，以达到一次取得赔款全数的目的。英美反对，因为它们在赔款中所占比例较小②，不愿为俄德担保这一笔巨额借款。英国以不要求德国减少它所要索的赔款数为交换条件，取得德国的同意，支持它所提出发行债券分年摊还的办法。这个方案终获通过。关于赔款的担保，俄、法、德主张将关税提高到值百抽十，以增加后的关税收入作为担保。英国坚决反对，因为它在中国进口贸易中占有最大份额，认为增税结果，英国独蒙损失，而法俄反可乘机促进其陆上贸易。③美国乘机提出加税必须以取得新的商业利益为条件，要求全面修订税则，改从价税为不随货价变动的从量税，取消禁米出口令，废除厘金和改良津沪水道。④日本支持美国的建议。争执的结果又达成了妥协：英国以不反对德国所要求的赔款四厘息，换取德国的让步不坚持提高关税至值百抽十。各国最后同意，修订关税至切实值百抽五(由于银价跌落，物价上涨，当时实际税率仅及3％左右)，但以改订税则为从量税和疏濬白河和黄浦江为条件。经过一年多的争吵，帝国主义之间最后达成协议。1901年9月7日，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美、俄、法、德、意、日、奥、比、西、荷十一国代表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和约》。这个条约除正约外，还有十九个附件。其主要内容是：(1)勒索了空前巨额的赔款。赔款总数关平银为4.5亿两，分39年摊还，年息4厘，本息共达9.82238150亿两白银。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空前巨额的无耻敲索。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曾供认：“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①从此中国国民经济在这笔沉重的赔款负担下，长期受到严重的桎梏。条约规定，赔款以关余、盐余(关税和盐税收入在偿抵外债后的剩余部分)和常关收入三项税收作为担保，各通商口岸五十里内的常关归总税务司管辖。从此海关和盐务税收机构完全成为代帝国主义收款的机关，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关税的控制又从所谓“洋关”而扩及于常关。(2)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武装监视。条约规定：“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并规定自北京至山海关十二处：黄村、廊房、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今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准帝国主义各国派兵驻守。这样，北京的门户便对帝国主义洞开，帝国主义的军队随时可长驱直入，对北京的中国政府施加军事压力。清政府从此经常处于帝国主义武力威胁之下，对帝国主义更不敢有所违抗。此外，1900年事变前，英、法、美、德、日五国在天津原已霸占了各自的租界；庚子事变中，俄、比、意、奥四国也乘机在天津夺取租界，英、德、日则扩大了原有的租界界址。1902年7月18日，清政府外务部和各国公使在《交还天津来往照会》中，又承允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中国军队不得进入或驻扎，天津城内直隶总督只可置卫兵一队，人数不得超过300人。天津实际上变成了帝国主义各国监视北京清政府的军事基地。(3)设立了帝国主义联合侵华中心的“使馆区”。条约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这样一个特殊地区的设立，无异在中国的首都成立了一个“国中之国”，其性质之严重且有过于一般通商口岸中的租界。因为帝国主义在所谓“使馆区”内不仅劫夺了中国的主权，而且得任意设置军队和军备，随时用以威胁近在咫尺的中国中央政权。帝国主义更凭借“使馆区”的治外法权地位，进行种种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活动，东交民巷(使馆区所在地)此后便成为无数政治阴谋的温床。(4)规定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为清政府的首要职责。《辛丑和约》中规定：对于赞助义和团的王公大臣以及各地文武官员一律都分别予以惩罚：凡曾发生外国人被害的城镇，一概停止文武各项考试五年；清政府还同意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赴日本，为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杀事，向日本政府道歉；派淳亲王载沣为专使前往德国，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向德国政府道歉。为了防止今后人民反帝运动，又规定凡“私立、擅入仇视各国人民各会”要“尽法惩治”，各地官员须负责镇压，否则“一概革职，永不叙用”。此外，还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这些规定总的精神就是：清政府今后应以镇压中国人民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为其首要任务，任何人过去和将来胆敢反抗帝国主义，都必须受到惩罚。从此同帝国主义相勾结以镇压人民的反帝运动变成了清政府的“条约义务”，而清政府也更死心塌地地充当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人。《辛丑和约》签订后，按照该的第十一款的规定，清政府派工部尚书吕海寰和工部左侍郎盛宣怀在上海与各国分别谈判修订商约。1902年9月5日，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首先签订。按照这个条约，英国在商业上又取得一系列的重要权益，其中最主要的是：清政府承允，除常关得对土货一次征收2.5％的附加税和对不出洋之土货在销售处得征收一次销场税外，废除对货物所征抽的一切厘捐。废除厘捐后，对进口的洋货，在正税5％外，得征收7.5％的附加税，此后洋货不论在华人或洋商之手，“均得全免重征各项税捐，以及查验或为难情事”；对出口土货征税可增至7.5％。以上规定几乎完全剥夺了中国对货物征收国内税的主权，从而保证了洋货在中国的进一步的倾销和土货原料对外的廉价供应。条约还规定，对外国商人在中国设厂制造的产品，由海关征收倍于进口正税的出厂税，减去对所用的原料已征的各税后，即免征出口税、复进口半税和销场税。这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业投资又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此外，清政府还同意加开长沙、万县、安庆、惠州、江门为通商口岸，修改《内港行输章程》，并在一年内重订矿务章程，以“招徕华洋资本，兴办矿业”。继英国之后，1902年10月15日葡萄牙也和清政府订立了中葡《增改条款》。葡萄牙同意清政府在澳门设立分关征收鸦片等税项，清政府则允许葡萄牙建造自澳门至广州的铁路。1903年10月8日，清政府继续与美日分别订立新的商约，内容大体上都仿照中英商约。美国和日本都接受了英约中关于裁废厘金和提高关税的方案。但这个方案由于其他国家未予承认，后来终未能实行。《辛丑和约》订立的结果，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在经济上更扩大了对中国的掠夺。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由是而更进一大步，民族的灾难愈益深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