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即伺机不断巩固它对澳门的非法侵占。1849年，葡人乘清政府战败后又因广州入城问题和英国关系紧张之时，擅自宣告澳门为自由港，封闭中国在澳门的海关，并停止向中国交纳地租。此后葡萄牙又不断用武力侵占了澳门附近地区。1880—1883年间，当中国面临着俄、法等国侵略的威胁时，葡萄牙当局多次企图乘机逼使清政府承认澳门为其所有，但未成功。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对外的屈服妥协使葡萄牙的野心复燃。1885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了鸦片税厘一次并征的办法后，清政府为了防止鸦片在华南的走私漏税，于1886年派江海关道邵友濂和赫德同香港英国当局举行谈判，9月11日订立了《香港鸦片贸易协定》。香港英国当局在答应协助清政府查禁鸦片走私的同时，乘机提出一项交换条件，即香港不但在鸦片问题上要和澳门同样办理，在征税问题上也要和澳门一致。原来，当时中国以澳门为中国的领土，所以对出入澳门的中国民船及所装载的货物都按照国内货物征税，而对于往来香港的船货则按照洋货征税，这样就使香港在贸易上比澳门处于较不利的地位。所以，香港英国当局乘这个机会要求改变这种情况。为了取得澳门的同意以实现英国的要求，赫德在和香港英国当局签订鸦片协定之前，特去澳门，诱劝葡萄牙利用这个机会取得清政府对其侵占澳门的承认。1886年8月10日，他和葡萄牙驻澳门总督罗沙拟订了一个秘密约稿，①葡萄牙乘机要挟清政府承认它“永远驻扎管理”澳门，并割让拱北岛及其附近之马溜洲二小岛。赫德将这个约稿向清廷报告，清政府竟同意以这个约稿为基础和葡萄牙政府进行谈判。1886年11月，赫德派他的亲信税务司英人金登干到葡京里斯本和葡萄牙政府商谈。在谈判中，清政府不允割让拱北，并表示正式割让澳门决办不到，只允在租赁和按年付款的条件下，准许葡萄牙治理澳门。葡萄牙政府表示拟议中的条款并不意味割让，但它极力想避免用“租赁”字样，提出如为防止葡萄牙将澳门转让第三国，愿在条约中声明决无此意。又要求在承认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外，再加入“即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的字句。在赫德的怂恿下，清政府最后都依从了葡方的意见。1887年3月26日，金登干代表清政府和葡萄牙政府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即所谓《里斯本议定书》)。这个草约规定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第二款)，使葡萄牙取得了清政府对其霸占澳门的正式认可。同时清政府还同意和葡萄牙订立一个包括“最惠国条款”的通商条约。在清政府方面所换来的，仅仅是葡萄牙对于鸦片征税问题实行与香港同等办法的同意，这实际上只不过是符合了赫德所代表的英国侵略利益。必须指出，这一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从一开始即为中国人民所坚决否认和反对。就这个草约本身而言，清政府在签约前既声明决非正式割让，而葡萄牙对此也一再表示同意，②而且草约第三款也明文规定“若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所以澳门并未由清政府正式割让给葡萄牙，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草约订立后，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即主张明确这一点，他在1887年6月12日的奏疏中指出：“其永驻澳门一条，原因协办药征，格外允让租银，非划地为葡者可比，且约有不能转让他国之文，可见澳门让于葡国居住，仍系中国疆土。应声明澳门让与葡国永远居住，免其租银，不准租为葡国属地；其不让与他国一条，应声明澳门仍系中国疆土，葡国不能转让与他国。”①中葡草约第一款规定在北京另议商约，所以草约签订后，葡萄牙派前任澳门总督罗沙来北京举行谈判。在谈判中，总理衙门鉴于国内舆情对草约的反对，拒绝将草约各款重新订入商约内，对于草约也不主张正式予以批准，但在葡方代表的坚持下，终又同意将草约中关于澳门地位的条款订入于1887年12月1日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之内。通过这个商约，葡萄牙还掠得了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这个条约始终为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到了1928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声明1887年的中葡商约作废，所以葡萄牙的盘踞澳门早已失去任何条约根据。三 中英关于英国侵略缅甸和中国西藏的交涉(1886—1894年)中法战争后，法国侵吞越南既告成功，英国为了和法国竞夺中国的西南，更加紧了对上缅甸的侵略。1885年11月，英国借口它在缅甸的采木权利受到损害，向缅甸政府提出极端无理的要求，其中包括缅甸须给予英国经过八莫的对华贸易以“正常的便利”的条件，这说明它的侵略目标最终仍在中国。这些条件为缅甸政府所拒绝，英国于是发动了第三次侵缅战争。英国侵略者挑起了和缅甸的纠纷，清政府得讯，一方面通过赫德向英国表示希望和英国取得关于缅甸的“友好谅解”①，一方面电令驻英公使曾纪泽向英政府建议，中国可设法调处，劝缅甸对英道歉，接受英方要求。清政府这种不问是非的态度，自然决不可能阻遏英国对缅甸的侵略。英国政府的答复，首先是推诿说：“英国对于中国与缅甸的关系，事先毫无所知，中国所提出的对缅宗主权现在系第一次听到。”②英国拒绝了清政府的调处，但同时表示愿和中国谈判善后，并保证不损害中国在缅权利。1886年11月10日，英首相索士伯里在伦敦市府大厦的演说中宣称：“完全承认大清帝国的全部权利”，并大谈什么对中国的“友谊”。③驻英公使曾纪泽对索士伯里的演说表示赞扬和感谢。④清政府甚至向英国表示“缅无礼已甚，英伐之固当”⑤。这样，缅甸便在一无援助的情况下被优势的英军击败。1885年12月1日，英军进占缅甸首都。翌年元旦，英国宣布将上缅甸并入英属印度。英国并吞缅甸后，清政府表面上虽也对英抗议，“责其未与华议，遽灭缅甸为食言”⑥，但清廷早已指示曾纪泽：“至开谈须以勿阻朝贡为第一义，但使缅祀不绝，朝贡如故，便无失体。”⑦中英谈判就在这个基础上最后达成协议，1886年7月24日在北京签订了《缅甸条款》。英国以允许“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循例对中国“呈进方物”，换得了清政府对英国并吞缅甸的承认。这个条约还规定了关于滇缅界务商务以后另商。但订约后，由于英国忙于镇压缅甸人民的反抗，清政府对此也暂置不理，所以直到1892年因英兵时在滇边“游弋”侵扰，清政府才开始和英方举行谈判。关于中缅边界问题，在1886年的谈判中，英国外交部为了诱骗清政府承认英国对缅甸的吞并，曾向当时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提出，英国愿将潞江(萨尔温江)以东之地，自云南南界以外起，南抵暹罗北界，西滨潞江，东抵澜沧江下游之地，归于中国；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为两国公用；中国并可在八莫附近勘明一地立埠设关。①1893年，中国驻英公使薛福成在和英政府谈判中缅界务时，重新提出英国的诺言，但英国这时吞并缅甸业已多年，对以前所许诺的条件坚不承认，竟说条约既订，订约之前的事未载入条约的，一概无效。②清政府知已受骗，但也无可奈何。1894年3月1日，薛福成和英方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根据这个条约，大体上确定了北纬25°35′尖高山以南的一段的中缅边界，以北的一段则规定“俟将来查明该处情形稍详”再定。关于商务，英国侵略者取得了如法国在中越边界通商同样的减税特权。条约规定，在条约批准后6年内，凡经蛮允和盏西进入中国境内的货物，出口税减收4/10，进口税减收3/10。实际上，6年的限期等于虚文，这个减税办法后来一直沿用未改。此外，英国允许中国运货运矿的船只可以任意在伊洛瓦底江航行，与英船一律待遇。与侵缅的同时，英国又加紧了对中国西藏的侵略活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曾附有专款，清政府当时在英国侵略者的胁迫下，同意英国得于1877年派员或由北京经甘肃、青海、或由四川，或由印度入藏“探访路程”。这个条款遭到西藏地方当局和人民的坚决反对，他们表示对入侵的英人将用武力抗阻，英国侵略者因此迟迟未敢行动。但是英国有关方面都憧憬着通过西藏侵入中国西南市场的“美景”。1878年英国的中亚问题专家包罗杰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学报上，公开宣传“四川人民穿用曼彻斯特产品、使用舍费尔德餐具”①的未来远景。英国的毛纺织业的厂商尤其指望在西藏高原上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羊毛原料。1885年杜斯伯理、曼彻斯特、伯明翰商会先后上书英政府，要求从速打开西藏市场，以缓和国内“久已存在的贸易不景气”②。在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则特别醉心于为印茶夺取四川茶砖在西藏的市场。1885年夏，印度孟加拉省财务部长英人马考蕾亲至伦敦游说，英国政府于是决定派马考蕾带领“考察团”入藏，并命他先到北京交涉，取得清政府的同意。总理衙门当时鉴于西藏地方当局和人民一贯的坚决反对，深恐英人入藏将引起新的纠纷，不愿答应，但经不住英人的胁迫，最后只得发给护照。1886年初，马考蕾在印度大吉岭组成“考察团”，除“考察”人员外，还有卫队印兵300余人。这时，英国正在进行侵缅战争，宣布了对上缅的兼并。清政府得知英国准备派往西藏的“考察团”带有大批军队，对英国的意图自不免发生疑惧。西藏地方当局和人民，听说英人将带兵入藏，更为震动，坚决表示不能容许。在这种情况下，总理衙门只得请求英方暂时停止派马考蕾入藏，愿以立即承认英国对缅甸的兼并作为交换条件。英国侵略者这时正和沙俄在争夺中亚问题上发生严重纠纷，也感到有笼络清政府的需要，以便利用它来对付俄国，因此接受了清政府的建议，在1886年订立的《缅甸条款》中，同意停止派员入藏。英国政府暂时放弃派员入藏计划的决定，引起英国国内商人很大的不满，各地商会纷纷上书表示反对。在各方的催促下，英政府极力设法另找借口，以推行其侵藏计划。当马考蕾在大吉岭进行入藏的准备时，西藏地方当局，为了防堵英兵，在热纳的隆吐山设卡自卫。英国公使华尔身竟向总理衙门抗议，硬说藏兵在隆吐山设防是“越界”侵占了哲孟雄(锡金)所属的地方。隆吐山在西藏境内，西藏地方当局完全有权利在那里设防；而且，藏哲边界问题和英国全不相干。但是英国存心挑衅，强把哲孟雄看作是自己的保护国，竟一再要求清政府下令迫西藏地方当局撤卡撤兵。清政府下令西藏撤兵，遭到西藏地方当局的坚决反对。他们表示不但不能撤兵，而且要求英国撤出哲孟雄。英国侵略者于是在1888年2月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夺占了西藏边境上的许多地方。清政府得讯后，派升泰为驻藏帮办大臣，赴藏与英人讲和；随后又于1889年1月依从了赫德的推荐，派赫德之弟赫政去藏帮同升泰办理交涉。升泰到西藏，一面压制西藏人民的抗英热情，下令撤兵撤防，一面亲赴前线向英人求和。1890年3月17日，他和英方签订了《藏印条约》，承认英国对哲孟雄的保护权，并依从英方意见划定了藏哲边界。这个条约订立后，双方又就游牧权利、藏哲通商和印藏文移往来办法三个问题，续行谈判，其中商务问题是英国侵略者特别注意所在。英方要求货物进出西藏概不付税，帕里及其附近地区开放为自由市场，英人得在莫竹河流域自由往来等。清政府所采取的交涉方针是凡西藏能答应的，“无不答应”①。但西藏地方当局对英方这些侵略要求坚决反对，指出“通商游历所在，将来即为英国之地，大吉岭西金(锡金)已有明证，无论如何，誓不遵依”②。在升泰的劝说下，他们勉强同意开亚东一地通商。在这场交涉中，赫德在幕后又大为英国出力。他迭次电告赫政向英方献策和传递情报。他指出：“开放亚东而取得建立行栈权利，岂不比争开未必能到手的帕里，又不能建立行栈权利更佳？约内不提自由旅行事，日后听此项权利自行发展，岂不更妥？”③他又屡次指示赫政如何使用威胁敲诈的手段对付中国谈判代表。④这样，就在英国侵略者里应外合的阴谋下，清政府交涉代表于1893年12月5日和英国续订了《藏印条款》。这个条约规定，亚东于1894年9月1日开放通商，藏印间经藏哲边界进出口货在5年之内概行免税。事实上，亚东关一直到1914年撤消时止，始终没有征过税。至于英国方面所要求的印茶入藏问题，条约规定，印茶5年后方可入藏销售，“应纳之税不得过华茶入英纳税之数”。这样，马考蕾入藏计划虽未实现，英国侵略者却借这个条约初步实现了它的主要目的，从此以后，英国的侵略势力开始伸入中国的西藏。四 列强在朝鲜的竞夺和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1885—1894年)1882—1886年间，朝鲜先后和美、英、德、意、俄、法订约，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势力继日本之后也进入朝鲜。各国对朝鲜都怀有阴谋。英国要使朝鲜成为抗阻沙俄势力向南中国沿海发展的屏障，它的政策是维持清政府在朝鲜的地位，以便利用它来抵制沙俄。沙俄切盼在朝鲜获得一个不冻港，并且惟恐和它有共同边界的朝鲜落在它的对手英国或日本的控制之下，因此力谋在朝鲜树立自己的势力。美国企图扩大它在朝鲜半岛上的经济利益，它仍阴谋利用日本为自己开路。在各国之中，日本尤其是野心勃勃，立意要使朝鲜成为它的殖民地和侵略中国的桥梁。在各国的竞夺之下，朝鲜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在东方的矛盾焦点之一。1885年春，英俄为了争夺阿富汗，发生严重冲突，两国关系十分紧张。1885年4月15日，英国远东舰队突然占领朝鲜南海中的巨文岛。英国侵略者把这一对朝鲜领土的无理侵占，竟厚颜无耻地称为“暂借”。主持清政府对朝鲜事务的李鸿章这时正怀有中英联盟以防俄日的幻想①，所以对英国占领巨文岛，竟也认为“英据此备俄与朝鲜中国皆无损”②。他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还说：“况朝鲜近患在俄与日，而俄日畏英水师之强，断断不敢偪视，得英船横梗于其间，亦未始非朝鲜之屏蔽。”③因此，他竟公然对英使欧格讷表示，暂时占领，中国并不反对。④在这种所谓“以夷制夷”政策思想指导下，驻英公使曾纪泽甚至接受英政府的建议，准备与英国订约，承允中国和朝鲜对英国占领巨文岛不加阻难，但英国占领巨文岛一年后，须将该岛岁入税额交给朝鲜政府，其贡献给中国政府部分，应缴中国。他以为这样中国可乘机取得英国对朝鲜为中国“属邦”的承认。①但是，俄国向清政府恫吓说，如果中国承认英国占领巨文岛，俄国也将占领朝鲜之一部。清政府怕俄日都将效尤，电令曾纪泽不能签字于英国所提议之条约，同时为了敷衍俄日，表面上也向英国提出抗议，但暗地里又向英国表示，抗议仅为敷衍俄国，仍望中英协作。②另一方面，清政府和沙俄谈判，要求沙俄担保不侵占朝鲜领土，以便于它向英国交涉撤兵。沙俄同意和清政府共同作此声明，但坚持在声明中须加入“两国政府约明不改变朝鲜现在情形”一语，以便借此束缚此后清政府在朝鲜的行动。清政府考虑到这样的声明是作茧自缚，“无中生有”③，因此和俄国订约之事便作罢论。不久英俄关系转趋缓和，英国海军的一些将领们认为巨文岛非投巨资修建在军事上无大价值④，所以在清政府取得俄国公使决不侵占朝鲜的口头保证后，1886年12月英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答允退还巨文岛。1887年2月27日，英军自巨文岛撤退。当英国强占巨文岛时，沙俄也加紧了对朝鲜的阴谋活动。1885年6月中，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兼外务署协办德人穆麟德勾结俄人，怂恿朝鲜国王秘密派使去海参崴请求俄国保护。随后沙俄即派驻日使馆参赞士贝邪到朝鲜，胁迫朝鲜政府聘用俄国军事教官。朝鲜统理衙门表示，对这些事都无所知，朝鲜已请美使馆代为物色军事教官，未便失信。沙俄对朝鲜的阴谋活动虽未获结果，但引起了日本的瞩目。自甲申政变后，日本在朝鲜的势力遭到削弱，一时很难有所作为；同时日本国内党争甚为激烈，对外又正忙于修约交涉，所以暂时无力在朝鲜和沙俄抗争。日本认为中国是不足畏的，但沙俄在朝鲜势力的膨胀将为日本侵朝造成严重障碍，因此决定改变侵朝策略，一反其向来排斥中国在朝鲜的势力的方针，转而想利用中国以抵制沙俄。1885年7月2日，日本公使榎本武扬到天津见李鸿章，面递日本外相井上馨关于朝鲜外务的建议八条①，其中心内容就是要求清政府积极干涉朝鲜的用人行政，但事先都须商得日本同意。这些建议的实质是要使清政府充当日本政策的工具。榎本并向李鸿章建议，释放大院君回国。这个建议具有双重的阴险用意，一则为利用大院君和闵妃间的矛盾，以大院君来阻挠闵妃党投靠俄国的活动，再则为挑拨朝鲜当权的闵妃党和清政府间的关系，以削弱中朝之间的联系。在日本提出这个方案以前，驻日公使何如璋、右庶子张佩纶和袁世凯于1880、1883、1884年都曾先后提出过派大员赴朝鲜实行所谓“监国”政策的主张。但李鸿章当时对此颇多顾虑，认为“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惟我是问”，而且“若其阳奉阴违，或被他人挑唆生隙，朝廷又将何以处之”，②主要是害怕和日俄发生纠葛。如今这样的主张竟由日本提出，他的顾虑自然大为减少。当时，清廷因俄国在朝鲜的阴谋活动，也有“先以整军备俄为主”③的打算，所以能得日本的合作防俄，也颇以为得计。1885年9月，清帝下旨释放大院君回国，11月又在李鸿章的推荐下，任命袁世凯为驻韩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后来改称驻韩办事大臣)。这些措施实际上都是执行了日本的建议。1885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9年间，袁世凯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在朝鲜实行了清政府的所谓“监国”政策，对朝鲜内政外交无不积极干预。自甲申政变后，闵妃在穆麟德的教唆下早已有投靠沙俄的意思，清政府释回大院君后，她对中国更加怨恨，因此便通过和当时俄国驻朝公使韦贝的夫人的关系，力图和沙俄接近。1886年8月，英国驻汉城总领事倍克伪造朝鲜求俄保护的故事，企图挑拨中俄关系。袁世凯得讯后，便向朝鲜政府当局质问，迫使朝鲜国王将一些亲俄大臣逮捕治罪。1887年，朝鲜国王在美国顾问德尼的怂恿下，分别派员出使美国及欧洲各国。袁又悍然出面干预，要朝鲜先报清廷批准。李鸿章并为朝鲜驻外使臣订下三条规则：(1)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第一次要由中国钦差陪同到所在国外交部；(2)遇有外交应酬场合，须随中国钦差之后；(3)交涉大事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朝鲜使臣朴定阳到美后，未照李的规定行事。1889年朴定阳回到朝鲜，袁即逼令朝鲜政府予以处分，而朝鲜派使赴欧之事也因袁的干涉终未实现。1890年，朝鲜赵太妃去世，清廷按例派使到朝鲜祭奠，袁又凶蛮地坚持要朝鲜国王出迎郊外。在经济事务上，清政府也力图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例如：设法使朝鲜的陆上电报线都归中国管理，以抵制日本最初敷设的釜山长崎海底电线；朝鲜政府屡次准备向法、英、美、日等国举债，都被袁设法阻止；清政府并利用在朝鲜的中国商号出面贷借，实际则由清政府拨款。1890年，美国侵略分子李仙得阴谋夺取朝鲜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企图和清政府争夺对朝鲜关政的控制权，遭到袁世凯的坚决反对。1892年，李仙得又勾结日本，密议开平壤为口岸，关员都用日人，当时袁适请假回国，驻韩代理大臣唐绍仪闻讯，向朝鲜政府责问，同时李鸿章也向日本提出交涉，结果李仙得的诡计再度遭到失败。此外，在此期间，袁世凯又多方设法发展中国在朝鲜的商务。1885—1892年间，中国经由仁川、元山、釜山三口对朝鲜的输出值从33.1342万美元增至205.5555万美元，使日本原在朝鲜市场上占有的垄断地位开始消失，中日对朝鲜输出值的比例从1892年的19∶81转变到45∶55几乎相等的地位。但是，必须指出，中国在朝鲜销售的主要是外国货，特别是英国货，而日本对朝鲜的输出则以日本制造品为主，所以，表面上的数字并不能说明中日两国在朝鲜的经济实力的对比。在这九年期间，日本对清政府在朝鲜的作为没有公开出面加以干涉，一方面固因为它要利用中国抵制沙俄，另一方面也因为日本当局认为中国根本不足惧，日本正不妨先巩固内部，然后再和中国较量。1886年，日本首相伊藤对当时的中国形势曾作这样的估计：“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时法事甫定之后，似尚奋发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所说，又睡觉矣。”①所以他认为中国是不足为虑的。日本虽不公然阻挠清政府在朝鲜的作为，但暗地里却与美国勾结，狼狈为奸，以发展它们各自在朝鲜的侵略势力。1885年，井上向李鸿章提出的关于朝鲜外务八条建议中，即有“应择美国之有才者一人，令朝鲜政府委用，以代穆麟德”一条。而李对美日勾结的阴谋，毫无认识，竟也以为美国“性气和平”，对朝鲜没有野心，推荐了前任驻沪美国总领事德尼继穆麟德任朝鲜外务署协办，又荐美人墨里贤代穆麟德为朝鲜的总税务司。德尼在赴汉城之先，绕道东京，会见井上，表示愿为日本在朝鲜实行“对日政府最有利的政策”②而效劳。德尼到任后便多方唆使朝鲜“独立”，上文所述朝鲜派使到美国去之事，即出于他的怂恿。通过日本的密荐，大批美国人在此期间取得了朝鲜政府中的重要职位，如著名的侵略分子李仙得即当上了朝鲜内务署的协办。美国侵略者的这些活动都是以削弱清政府在朝鲜的势力为目的，以便实现它自己对朝鲜的侵略阴谋。1885年以后袁世凯在朝鲜所执行的清政府政策，其目的在加强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妄图借此以抵制俄、日、美等国的侵朝阴谋。但是这种以“上国”自居、骄横跋扈的“监国”政策，粗暴地干涉了朝鲜的内政外交，从而恶化了中朝关系，同时也给外国侵略者提供了挑拨离间的可乘之机。所以，这九年间清政府在朝鲜的势力表面上的高涨，丝毫无助于加强中朝两国的合作，以抵御共同的敌人；而一朝情势变化，日本改弦更张，开始进攻，这种势力便如摧枯拉朽一样完全垮台。① 见《清季外交史料》，第62卷，第6—13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62卷，第13、15、16页。② 同上书，第17页。③ 同上书，第28页。①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5编，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2页。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62卷，第48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62卷，第48、49、58页。① 见《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6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12页。②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6编，第39、79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71卷，第14页。①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5编，第8、9页。② 同上书，第23页；参阅《清季外交史料》，第61卷，第36页。③ 同上书，第17页。④ 同上书，第50页。⑤ 《清季外交史料》，第62卷，第27页。⑥ 《清季外交史料》，第35页。⑦ 同上书，第62卷，第27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84卷，第17页。② 同上书，第88卷，第9页。① 兰姆：《英国与中国中亚部分，到拉萨之路，1767—1905年》（1960年英文版），第144页。② 同上书，第159—160页。①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5编，第149页。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84卷，第31页。③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5编，第150页。④ 参阅同上书，第144、155—156页。① 吉尔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英文版），第190页。②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5卷，第30页。③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17卷，第19页。④ 吉尔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英文版），第192页。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17卷，第12页。② 吉尔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英文版），第203页。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69卷，第14页。④ 吉尔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英文版），第206页。① 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385件附件5，第8卷，第25—26页。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45卷，第7—12页。③ 同上书，海军函稿，第2卷，第9页。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452件附件2，第10卷，第2页。② 1890年驻日俄使报告，转引自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6页。第二节 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一 日本的挑衅政策在甲午中日战争前的数年间，日本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异常迅速。1874—1894的20年间，铁的产量从91.6683万吨增加那518.2467万吨，同一期间输出总额从1836.4万元增加到1.13246亿元，特别在甲午战争前的7年间(1888—1894)，工业生产的扩大更为显著，工场数从1,694家增至5,985家，其中使用蒸汽力的新式工场数尤为突出，从409家增加到1,808家。①日本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使其内在的矛盾日益扩大，因而它更急于推行对外扩张的侵略政策，谋求出路。同时，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的国际地位也逐渐提高。1888年，日本和墨西哥签订了日本和西方国家间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接着在1889年，又先后和美、德、俄订立了新约，取得了上述各国放弃它们在日本所享有的特权的初步协议。1890年，英国也一变其20余年来阻挠日本修约的态度，同意定期废止它在日本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英国已开始看到，日益强大的日本可能成为它在东方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沙俄的同盟者，因此有意培植和日本的“友谊”。英国对日态度的这种转变，使日本推行其侵华政策的顾忌大为减少。另一方面，沙俄政府于1891年宣布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乌苏里的一段，这段铁路一旦建成，对于沙俄向朝鲜和中国的满洲进行侵略，将会起十分重要作用，而这对于日本的侵略计划自是十分不利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内外形势下，日本认为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以达到完全侵占朝鲜的目的，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为了侵占朝鲜，日本在军事上早已进行准备。自1888年沙俄和朝鲜订立陆路通商章程后，日本即准备以武力解决朝鲜问题。①单就弹药一项而论，它所储存的数量到甲午战争前夕，已足以应付一场对华战争而有余。②所以，发动侵朝战争只待制造借口了。1894年3月发生了所谓“金玉均事件”。金玉均是朝鲜“开化派”领袖之一，甲申政变后逃亡日本，朝鲜政府屡次要求引渡，都为日本政府拒绝。1894年3月，朝鲜政府遣人诱金玉均至上海加以刺杀。事后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根据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第二条的规定，将刺客朝鲜人洪钟宇引渡给朝鲜当局。由于当时上海仁川间无定期商船，清政府又应朝鲜政府请求，派舰将金尸运往朝鲜，一切费用由朝鲜政府负担。这件事原和日本全不相干，而日本侵略者却乘机大事渲染，在国内制造反华反朝空气，硬说此事是对日本的“侮辱”，企图借此挑起侵朝战争。日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对鼓吹侵朝战争的“玄洋社”分子表示，“若能举火，则以后之事为余之任务”①。吐露了日本当局借机挑衅的决心。这时，朝鲜正在进行着在“东学道”的宗教旗帜下的反封建的农民战争。起义者的口号是“除暴救民”、“逐灭洋倭”，所以这不仅是一次反对本国封建主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强盗的斗争。这一农民战争以1894年1月全罗道古阜郡农民的暴动而开始，迅速地得到各地农民的响应，到1894年3—4月间已几乎席卷了朝鲜全国。日本侵略者即企图利用这个局势，来达到自己的掠夺目的。尽管起义者以“逐灭洋倭”为号召，玄洋社的“浪人”在日本军事当局的鼓动下，组织了所谓“天佑侠”，于6月杪派15人到朝鲜，以帮助东学道为名，企图使朝鲜农民斗争的锋芒转向袁世凯所代表的清政府势力，为日本的挑衅政策服务。朝鲜政府无力镇压东学道起义，革命形势日益发展，1894年5月31日，全州被起义军攻占。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清政府求援。袁世凯本来早有意由清政府出兵代朝鲜镇压革命，但顾虑到日本会乘机干涉。在日本方面，则料到朝鲜当局或将请援于中国，准备乘中国出兵机会，向中国实行挑衅。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一再假意对袁表示，日本盼中国“速代韩戡”①，并说日本政府“必无他意”②，以怂恿中国出兵。袁世凯因此认为日本“重在商民，似无他意”③。同时，驻日公使汪凤藻也向清政府报告，日本国内党争正烈，决无对外生事能力。④李鸿章根据袁汪两人的报告，在接到朝鲜政府的求援书后，即决定派兵前往朝鲜，并于6月7日按照1885年《天津条约》的规定通知日本。6月9—12日间，中国军队2,000余人先后到达朝鲜的牙山。这样，清政府为了急于镇压朝鲜人民的革命运动，便上了日本的圈套。日本政府于1894年6月2日即接获驻朝使馆的报告，知道朝鲜政府已决定请援于中国，当天阁议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出兵朝鲜。在外交方面，首相伊藤和外相陆奥商定“务取被动者之地位，而使清国为主动者”，“务避去发生第三国之关系为最要者”⑤的方针。在军事上则决定一切要先发制人。⑥所以，6月2日阁议后，日本即准备动员为数七八千人的巨大兵力，6月5日更成立所谓大本营，完全作好了战争准备。同时，为了占军事的先着，根本不待清政府出兵的通知，即以护送大鸟公使返任为名，派海军陆战队三四百人随大鸟先行，于6月10日入驻朝鲜京城。随后又续派大军前往朝鲜，到6月16日日军开抵朝鲜已达4,500人左右，人数倍于华军。这些措施说明了日本的挑衅决心。日本在军事上既已部署就绪，在外交上便步步进逼地进行寻衅。日本政府于1894年6月7日接到中国出兵的照会后，立即通知清政府日本也准备出兵朝鲜，并对清政府照会中所称“保护属邦”一语，表示抗议，声明日本否认朝鲜为中国“属邦”，这是日本在外交上向中国寻衅的第一步。清政府在接到日本出兵照会后，虽觉事出意料，但犹不知日本挑衅决心，只表示希望日本出兵不必太多，日军不要进入朝鲜内地。对此，日本的答复则是，日本的出兵朝鲜系根据1882年《仁川条约》上的所谓“权利”，并悍然声称：“又关于出兵事件，除遵照天津条约行文知照外，我政府唯行其所好而已，故关于其军队之多少及进退动止，毫无受清国政府掣肘之理”①，完全是一派挑衅的口吻。但大鸟带兵进驻京城后，发现局势意外平静，东学道的起义基本上已被朝鲜政府用欺骗性的“招抚”办法镇压下去。日军的进驻汉城已招致各国使领侨民的怀疑，因此大鸟认为日本如再继续派大军前来，恐将引起各国的干涉。根据日本政府避免与第三国发生重大外交纠纷的方针，1894年6月16日，大鸟和袁世凯成立了中日共同撤兵的谅解。在清政府方面，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报告，以为日本果无他意，双方撤兵便可了事，因此立即停止续派军队，并令已经开抵朝鲜的叶志超和聂士成部队，调回牙山，整装待归。但是，日本政府在接到大鸟的报告后，非但不批准撤兵的建议，反令他向朝鲜政府提议，用日本军队镇压东学道，作为大军进驻的借口。日本侵略者决心要贯彻对中国的挑衅政策，在外交上当然决不可能再维持“被动者的地位”。1894年6月14日，日本内阁决议，向中国提出中日共同镇压朝鲜内乱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所谓改革朝鲜内政，其目的如陆奥所供认：“余借此好题目，非欲调和已破裂之中日两国关系，乃欲因此以促成其破裂之机，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①同时，日本政府训令大鸟，派员赴朝鲜各地调查实况，“而此调查务令缓慢，须作成故含与和平状态相反之报告”②，作为拒绝撤兵的借口。6月21日，清政府对日本提出答复，指出朝鲜的“变乱”已平，中日共同镇压已无此需要；至于朝鲜之改革，“中国尚不干预其内政，日本最初承认朝鲜为自主国，更无干预内政之权”③；根据1885年《天津条约》，“变乱”已平，双方应即撤兵。日本的目的原在挑衅，早知中国不能接受，正要引为借口，所以，在接到清政府的复文后，于6月22日立即发出陆奥所称的对中国“第一次绝交书”，蛮横地声明日本决不撤兵。日本的下一挑衅步骤，是直接胁迫朝鲜政府背华投日，充当日本对中国挑衅的工具。为此目的，日本认为在两个问题上可作文章，一是中朝“宗属”问题，二是所谓朝鲜内政改革问题。大鸟认为利用第一个问题挑衅更为简捷而有把握，1894年6月28日，即按照预定计划首先质问朝鲜政府是否同意清政府6月7日给日本的照会中所说的“保护属邦”四字，并限期一天答复。朝鲜政府在日使威胁下，只得答称朝鲜尊重日朝《江华条约》，请中国援助系行使自己之权利。这时，日本政府已决定放弃中朝“宗属”问题，而专就所谓改革内政问题进行挑衅。因为日本侵略者考虑到，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向为各国所默认，而且“陈腐不足动听”④，而以“改革内政”问题为借口，在外交上较利于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情。7月3日，日本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方案五条，内容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制、财政、法律、兵备，教育，并要求朝鲜国王任命大员和日方协商细目。朝鲜政府在日本的胁迫下，只得任命大员15人和日方进行协商。日本又提出详细方案，包括向朝鲜勒索建铁路、架电线种种特权的条件，限期执行。朝鲜政府婉辞加以拒绝，日本便乘机翻脸。7月17日，大鸟照会朝鲜政府蛮横地声明：“今后我政府当唯我利害是视，欲以独力执其手段。”①日本侵略者外交上的挑衅手段至此可说已使用到了尽头。二 清政府依赖外国干涉的求和政策清政府接到1894年6月22日日本政府决不撤兵的照会，方认识到日本挑衅的决心。6月25日“上谕”中初次表示“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令李鸿章妥筹办法，“如何及时措置”。②接着又于7月1日、14日、16日，一再令李速筹备战。这些“上谕”反映了当时清政府中主战派的影响。主战派以光绪帝和他的汉文师傅户部尚书翁同■为首，包括一些和他们亲近的朝臣，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右侍郎志锐等。这些人即所谓“帝党”。他们拥戴光绪帝暗中和把持朝政大权的西太后的“后党”相对抗。在朝鲜问题上，他们极力主战，后党主和，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党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不过帝党中的一些人，在当时多少还有一点爱国思想，他们的主张在客观上符合人民的要求。但是他们毕竟是手无实权实力的“清流”，只能利用皇帝的“上谕”和朝论清议，督促李鸿章出战。而真正具有决定清政府对外政策权力的还是后党。在大臣中，后党的突出代表人物就是李鸿章。李在对外问题上的避战求和是他20余年来一贯的方针，其目的在保全实力，为他个人保存政治资本，为清政府保存对内镇压人民的力量。在1894年，李的急于求和还为了迎合西太后的意旨。那一年正值西太后60岁，为了铺张作寿，她更不愿对外发生战争，盼望对日问题从速和解了结。她曾公然对主战派提出警告：“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①西太后的态度更加强了李鸿章求和的决心。所以，尽管“上谕”一再责令他速筹战守，在军事上，他仍观望迁延，不作积极准备。前方将领要求先占重要地区，“早立脚步”；他则令他们“切勿多事”，并一再指示他们“静守勿动”，强调“衅端不自我开”②，以为“我不先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③，对日本侵略者竟抱着他们会尊重“万国公例”的幻想。他在军事上的消极无为，是因为他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交上，妄想其他列强会出面干涉。当时列强之中对中日朝鲜问题之争利害关系最大的国家是英俄两国，所以李的希望自始即主要在于求得英俄的干涉。他想利用英俄的矛盾，挑拨它们的相互猜疑妒忌，以推动它们采取积极的干涉态度。6月上旬，他在天津请英使欧格讷电英政府出面劝阻日本进兵，但是欧格讷的态度并不积极，只允将此意转达英政府。1894年6月上旬，李又请俄使喀西尼电俄政府，劝日本与中国约期同时撤兵。他为促成俄方的干涉，并诡称“英国已提议愿充调停者，但中国认为俄国在此次事件中有优先权”①，由于俄使喀西尼表示“俄韩近邻，亦断不容倭妄行干预”②，态度似颇积极，而李也一向认为“日忌英远不如畏俄”③，因此他对沙俄寄望尤殷。沙皇政府在接到喀西尼的报告后，同意喀西尼的意见，认为必须防止英国干预此事的可能，并认为俄国如出面调停“将增加我国(俄国)在远东之势力”④。沙俄向日本提出撤兵劝告，日本婉辞拒绝，并向沙俄假意保证日本绝不想占有朝鲜。驻日俄使希特罗渥竟认为“看来谁也不要战争”；并且说，“根据许多迹象来观测，若干强国倒很乐于见到我们牵连到远东问题中去”。⑤沙俄政府颇为这种意见所动，最后决定保留其将来行动的自由，不卷入到中日纠纷中去。1894年7月9日，喀西尼通知李鸿章，沙俄仅能以友谊劝告日本撤兵，不能强迫。李鸿章得讯，大为失望，他因喀西尼前曾有如日本不遵从俄国撤兵劝告“恐须用压服之法”⑥的话，幻想沙俄“必有区处”，俄政府的最后决定使他的幻想归于破灭。自俄使喀西尼积极进行调处活动后，英国怕俄国乘机取得好处，对于调处中日纠纷态度渐趋积极。李鸿章见英态度有所转变，竟异想天开向英国驻津领事表示，希望英国“速派水师提督带十余铁快舰经赴横滨，与驻使同赴日外署，责其以重兵压韩无礼，扰乱东方商务，与英大有关系，勒令撤兵再议善后”，并且还怂恿英方说，“此好机会，勿任俄着先鞭”。①这个建议完全是痴人说梦，不仅是幼稚可笑，而且是卑鄙可耻，充分表现了半殖民地统治阶级的奴隶思想，不知自救，一心依赖外国力量的“保护”。甚至在帝党看来，也不以为然，7月4日的“上谕”斥责他“此议非但示弱于人，仍贻后患，殊属非计，着毋庸议”②。同时英国对李这一建议也置之不理。李的求英干涉这一着又完全落空。其实，英国当时忌俄远胜于忌日，英国调停中日纠纷之目的，主要在排斥沙俄，而不在制止日本，所以它提出中日谈判的基础应为“整理朝鲜内政”和“同保该国土地勿令他人占据”③，实质上就是要使朝鲜由中日共管，并由中日两国共同代英国防俄。李对英国的调停活动也感到失望，认为“英人意似簸弄生事，外和内谲，殊难信”④。他企图利用英国的活动，怂恿沙俄速即行动。他对喀西尼说，英使警告中国，俄国在暗中赞助日本，勿令俄国调停，⑤希图以此激动沙俄。但是，这种作法到7月9日接到了沙俄公使关于俄政府决定不干涉的答复后，终于证明也是枉费心机。沙俄既已决定不干涉，英国乘机向李鸿章表示愿意再进行调停。李对俄既已失望，只得把最后希望寄托在英国。对于英国的调停，日本不便公然拒绝，于是竟提出极端无理的条件，以促成决裂。这个条件就是“假定中国政府为改革朝鲜内政，即选派共同委员，但对于日本政府业已独立着手之事项，中国应不容置喙”①，并限清政府于五日内答复。日本估计这样难堪的条件断非清政府所能接受，但李鸿章在英使欧格讷的怂恿下，竟提出更多的让步条件：(1)以后中国可允与日本各派兵赴朝鲜平“乱”；(2)中日可各派大员商办改革朝鲜内政、兵制、财政及其他“兴利除弊”等事，但仅能劝告朝鲜国王照行，不能强迫；(3)中日两国协同担保朝鲜国土之安全；(4)中日两国在朝鲜通商上享有同一之权利，但不加入“政治上”三字；遇朝鲜有大典，日本不能与中国并行；(5)撤兵事件于谈判之初规定，不提出“属邦”问题。这些让步条件实际上完全体现了英国的意旨，在李鸿章则以为，这样当能取得英国的全力支持，迫使日本接受，从而可以达到他的避战求和的目的。李鸿章的让步确实出乎日本侵略者的意料，但是日本要贯彻其完全侵占朝鲜的决心，决非李鸿章的这些妥协让步所能改变。日本的对策是对李鸿章的方案再提出百般刁难的修正，坚持中国不能改变日本业已单独和朝鲜订立的关于“内政改革”的二十五条，而且关于朝鲜内政的改革，必须迫使朝鲜国王遵行；坚持政冶上和中国享有同一权利，遇朝鲜大典，两国必须平行。这实际上是要清政府承认日本在朝鲜业已夺得的控制权，就连清政府所要求保留的“宗主国”地位的一点形式，也坚持要它承认放弃。清政府感到逼人太甚，拒绝接受。英国知道日本已决心战争，放弃调停打算，1894年7月23日向日本提出不在英国利益中心的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作战的要求，实际上就是默认日本可以发动侵华战争。日本立即表示接受，英国的调停于是便告结束。俄英既都已退出调停，决定不干涉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行动，其他国家更无此意。被陆奥称之为“从来对我国(日本)之友谊甚厚最抱好意之国家”①的美国，对日本的侵略一贯采取支持的态度，自然丝毫无意实行干涉。在朝鲜和中国政府的请求下，美国政府只敷衍性地于1894年7月9日对日本提出所谓“友谊的劝告”。至于德法两国，表面上它们对日本也曾提出“劝告”，但两国驻日公使暗地里都向日本外交大臣陆奥表示：“欲使中国觉醒古来迷梦，决不可不加以打击”②，怂恿日本采取行动。国际干涉的可能既已证明全不存在，日本这时在朝鲜外交上也已使尽了一切挑衅手段，最后就是使用赤裸裸的暴力了。1894年7月20日，大鸟向朝鲜政府再递两个照会，一要求朝鲜政府速令清军退出朝鲜，一要求废除中朝间三个通商章程，实际上就是要完全排除清政府在朝鲜的势力，为日本独占朝鲜扫清来自中国方面的障碍。接着在7月23日借口朝鲜答复不圆满，又发出最后通牒，并于同日派兵包围王宫，诱胁大院君出任日本的傀儡。7月25日，大院君在日本的胁迫下，宣布朝鲜“自主”，并“委任”日军驱逐华军，同时通知中国代办唐绍仪废止中朝间的商约。在此之前，同日拂晓，日本海军在牙山湾外，已向中国海军实行突然袭击，开始了不宣而战的行动。① 以上数字见彭迪先：《世界经济史纲》，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296—297页。① 普累：《林董伯爵秘密回忆录》（1915年英文版），第36页。② 同上书，第44页。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949、954件，第13卷，第7、8页。② 同上书，第7页。③ 同上书，第8页。④ 龚德柏：《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即陆奥宗光：《蹇蹇录》译本），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5页。⑤ 龚德柏：《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第4页。⑥ 同上书，第11页。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2页。① 龚德柏：《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第21页。② 转引自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176页。③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7—28页。④ 龚德柏：《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第54—55页。① 转引自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192页。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032件。第13卷，第25页。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22页。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169件，第14卷，第38页。③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6卷，第25页。①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以下简称《红档史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页。② 《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009件，第13卷，第20页。③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5卷，第47页。④ 《红档史料》，第14页。⑤ 同上书，第18页。⑥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025件，第13卷，第24页。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克料》，第1053件，第30页。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069件，第14卷，第3页。③ 同上书，第1057件，第13页，第31页。④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50页。⑤ 《红档史料》，第25页。① 龚德柏：《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第35—36页。① 龚德柏：《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第39页。② 同上书，第39页。第三节 甲午战争时期的外交一 清政府在战争中的求和活动和列强对中日战争的态度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历次对外战争都是采取谲诈的不宣而战的方式。甲午中日战争便是以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附近对中国军舰发动突然袭击而开始的。在日本海军的袭击下，中国军舰一艘重伤搁浅，一艘负伤逃逸，另一艘运输舰被日舰劫走。同时，清政府租用运兵的英商轮船“高升号”也被日舰施放鱼雷击沉，船上士兵950人中死难者达700余人。日本侵略者无端对中国发动了武装进攻，而清政府在接到消息后，仍不愿立即对日宣战。因为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说，日舰击沉了英轮“高升号”，“英人必不答应”①，清政府仍盼英国会因此出面干涉，制止日本。②但是“高升号”事件终以日本政府迅速对英道歉赔偿而了事，清政府的希望又落空。与此同时，在陆上日军也于7月29日向牙山东北成欢驿中国驻军发动了进攻，清军败退，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终于被迫于8月1日对日宣战，同日日本也才正式对中国宣战。中日战争在朝鲜境内进行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陆地战事自成欢之役后只有1894年9月中的平壤战役。从9月13日起，日军向集中在平壤的中国守军进玫，中国士兵勇猛应战，个别将领如左宝贵奋战至死，但是由于主将叶志超的懦怯无能，加以将领间意见分歧不服调度，经过仅仅两天的战斗，便全军溃退。9月21日，叶志超逃过鸭绿江，退入中国边境。平壤战役后两天，海上也发生了甲午战争中仅有的一次大战役。9月17日，北洋舰队军舰十四艘在提督丁汝昌率领下，在大东沟(鸭绿江口以西，安东县境)口外黄海海面上，和敌舰十二艘发生了遭遇战。当时双方舰队实力相当，各有优劣。在战斗中，海军士兵作战十分勇敢，个别将领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如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座舰受伤后，鼓轮要和日舰相撞，以便同归于尽，不幸中敌方鱼雷而壮烈牺牲。但另一方面，将领中也有可耻的懦夫，如主力舰定远的管带总兵刘步蟾，有意错发指挥信号，改变了原来议定的阵势，以免敌舰的炮火集中于自己的座舰；又如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仓皇中撞沉了友舰。这一场战斗结果，中国军舰沉没五艘，日舰沉没一艘，中国方面损失虽较重，但并未完全战败。平壤黄海两大战役，一方面固然暴露了李鸿章领导下的北洋陆海军的种种腐败情况，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中国广大士兵和个别将领是具有抗敌热忱和爱国精神的。清政府如能接受教训，力事整顿，鼓舞士气，战事前途决不致一败涂地。但指挥战事的李鸿章却因自己的政治资本北洋海陆军受到了损折而大发牢骚，说什么“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①，从此在军事上采取了避战自保的方针，在外交上则加紧了求和活动。1894年8月中，在平壤黄海战役以前，李鸿章因俄国公使表示俄政府对1886年议而未订的条约②仍有承认之意，就向总理衙门报告说：“看来俄似有动兵逐倭之意”，③对沙俄仍抱有幻想。平壤黄海战役后，西太后决心求和，1894年9月29日下令重新起用洋务派投降外交老手奕掌管总理衙门，同时派翁同和到天津见李鸿章传达她想通过俄国求和之意。李主张派专使和俄国接洽，“则中俄之交固，必出为讲说”；又说，“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④10月12日，俄使过津和李会见，李对俄使大加怂恿，妄想沙俄能出面干涉中日战争，但沙俄这时并无意改变它在战争爆发之初所决定的观望政策，喀西尼只表示须与在京各国公使会商。列强之中，这时只有英国有从事调停的意向，因为英国既不愿见中日战争延长，影响英国的对华贸易，还怕清政府在走投无路时，完全投入沙俄的怀抱。①10月中，英使欧格讷即劝清政府早日议和，并提出“由各国共保朝鲜，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两点作为议和基础。英国的态度自始是袒向日本的。自平壤黄海战役后，它的袒日态度更为明显。中日战争前，英国已有意扶植日本，以抵制沙俄。战争前夕，英国和日本于1894年7月16日签订废除英国在日特权的新约，就是英国扶日政策的表现。但是英国当时认为，中国作为英国远东政策的工具也还能起一定作用。1893年10月，英国还曾要求清政府和英国订约，共同“保护”暹罗(今泰国)，以抵制法国。同年冬，英国在和沙俄谈判阿富汗东北边界问题时，又曾要求清政府的合作。②所以，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英国的袒日态度尚不十分显露，官方人士甚至推测战争的胜利可能属于中国。平壤黄海战役后，中国海陆军的弱点大暴露，英国的论调也随之转变。9月24日，英国统治阶级喉舌《泰晤士报》发表社论，深以英国及早和日本签订了新约承认日本新的国际地位为幸事，并说：“英国和日本，并没有什么彼此显然冲突的利益；两国之间倒是有些可能是极为重要的共同的利益。”③ 9月30日的社论又说：“很难再认为……中国这个国家还值得我们对它的妄自尊大和骄傲心理给以稍稍的迁就，以培植它的友谊，关于它的潜力的神话，和对于它的觉醒的梦想，已被这次战争廓清了。”①这些论调清楚地反映了英国统治阶级的态度，英国决不可能对中日战争采取不利于日本的干涉政策。英国向各国提出它的调停建议，只有沙俄立即表示接受。因为沙俄对“国际共保朝鲜”颇感兴趣，认为这样可防止日本独占朝鲜，并可保证朝鲜海峡上的航行自由。德国的政策是要在远东乘火打劫，它正计划在中国夺取一个海军根据地，并且还要乘机大作军火生意，所以它认为“列国在此时干涉，看来似尚嫌过早”②。美国在中日战争中的袒日态度，最为明显。它想利用日本的侵略为自己在中国夺得更多的特权，盼望中国在战争中遭到更彻底的失败。当时的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就曾明白地说：“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指中国)和世界(指帝国主义列强)融洽共处。只要清王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③所以美国对于英国的调停建议自然拒绝。由于美德的拒绝参加，英国的联合调停计划终于流产。1894年10月下旬以后，战争的形势更坏。10月24日，日军先头部队开始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领土， 25日占九连城和安东，11月7日陷金州，8日进占大连。各地清军望风披靡，不战而溃，只有人民群众自发地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例如，在岫岩，乡团的抗战阻遏了敌人的进攻；在辽阳吉洞峪，“乡勇”和敌军相持了近一个月，使敌人终不能得逞。日军侵入清朝的“根本重地”东三省后，清政府求和更为迫切。10月31日，奕请求美国出面调停，接着于11月3日又向各国公使提出同样的请求，并表示愿以英国前所提出的两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德国政府表示拒绝参加，俄国犹豫不决，英国也无意再作尝试。美国则坚决拒绝参加任何列强间的联合行动，不愿各国联合对日施加压力。不过，这时它也看到，日本如继续作战，可能招致各国的联合干涉，对日本不利11月6日，它向日本提出劝告，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不制止日本在陆上及海上的军事行动，则在该地区具有利益的其他国家提出不利于日本今后的安全和幸福的解决办法，这不是不可能的事”①。日本对这个调停建议婉言谢绝，但同时表示中国如向日本求和，当通过北京美国公使，这说明日本对美国袒日政策的充分信赖。清政府看到各国的调停既已无望，只有向日本直接求和一途。1894年11月18日，清政府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带了李鸿章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求和书，前往日本。清政府办理对外重大交涉，向以使用外国人为得计，以为借此可以依仗外国势力的帮助。这种依赖和信任外国人的奴隶思想自19世纪60年代蒲安臣出使之事之后，更有发展，乃至于以对外战争中议款求和的大事，也委之于外人。但是这一次却遭到日本的奚落。德璀琳于1894年11月26日到达日本，日本政府立即表示德璀琳是西人，李鸿章的书信也不是国书，拒绝接待，并声明非中国著名大员，由皇帝钦派来日，决不开议。在此期间，日本侵略军已于 11月22日侵占旅顺。日军侵占旅顺后，对当地人民进行了震骇中外的残无人性的大屠杀，全市居民幸存者仅36人。②12月13日日军陷海城，16日占复州。总理衙门这时求和急切，甚至向美使田贝建议请他出任中国的正式和谈代表，为田贝所拒绝。清政府于是只得依从日本的要求，于12月22日任命曾任驻俄代办的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议和，随后又加派曾任驻美公使的户部侍郎张荫桓和邵友濂同为全权大臣，同时还以重金延聘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为代表团顾问。清政府既正式派使赴日求和，各地人民闻讯都极表反对。1895年1月，张邵一行到上海候轮赴日，上海到处出现了“匿名揭帖”表示抗议，上海广东会馆甚至拒绝他们的同乡张荫桓进门。①人民反对投降求和的激昂情绪由此可见一斑。1895年1月31日，张邵到达日本的指定议和地点广岛。这时正是日军向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进攻的时候，日本旨在歼灭全部北洋舰队，不愿在这个时刻和清政府代表议和，所以，日本全权大臣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重光在与张邵初次会见时，即就张邵的全权证书进行挑剔，指为全权不足，不能开议。伊藤并向中国代表团参赞伍廷芳表示，必须恭亲王或李鸿章亲自出马，认定这两个投降派的大头目是理想的交涉对手。日本政府对张邵二人还肆意侮辱，不准他们使用密码和北京通电报，中国方面的来电也多留难不交，而且借口广岛是军事重地，把他们送往长崎。2月7日，清政府照会日本，表示愿照日本的意见修改张邵的全权证书，但日本仍蛮不允准张邵“滞居日本”，事实上就是拒绝谈判。2月12日张邵被逐回国。就在张邵被逐回国的同日，刘公岛北洋海军残余船舰，在洋员的煽动下，可耻地对进攻的敌人实行投降，提督丁汝昌服毒自杀，北洋舰队全军复没。第二天，作为北洋海军最高指挥官的李鸿章，却反被清廷“赏还”了前在平壤、黄海战败后被摘去的翎顶和被剥去的黄马褂，撤销了原来的革职留任的处分，并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因为这时清政府的中心任务早已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日求和了，而李鸿章则是日本所指定的议和代表，清政府对他“倚重方殷”，自不能不表示“逾格之恩”。李鸿章接受任命后于 1895年 2月22日到达北京。日本于 2月 17日通过美使田贝已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先决条件，不但要清政府确认朝鲜“独立”和赔偿军费，并要求割让土地。在清政府中，这时无论“主战派”或“主和派”对于投降求和都无异议，问题只在于投降条件。“主战派”的翁同和等反对割地，主张“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①；“主和派”的庆亲王奕劻、恭亲王奕、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则认为不割地恐不能了局。李也知道割地必为全国人民所坚决反对，表示“不敢担承”，他的唯一办法仍是请求各国干涉。他在京遍访各大国公使请各国出力。美使田贝断然拒绝，并要李“彻底抛弃想获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②，露出了美国侵略者与日本狼狈为奸的帮凶面目。俄使喀西尼表示：“此时倭未说明情节，颇难劝解。”③事实上，沙皇政府已在1月20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在未知日本的议和条件前，暂不能进行干涉。德使绅珂的答复也不得要领。德国的政策这时是“必须避免过早地被牵入一个首先为他人(指英俄)利益而服务的行动”④，但它这时正计划在中国夺取一个海军根据地，深恐日本的割地要求，引起各国首先是英俄瓜分中国的秘密安排，而把自己排斥在外。所以，3月6日它向日本发出了温和的劝告，指出：“中国要求欧洲列强干涉，列强中某些国家已决定干涉并为此联合起来，它们要求中国作为它们干涉代价的愈多，留下给日本的便愈少；因此，为日本计，相较之下，直接合理的解决最为有利。根据我们(德国)今所获的报告，日本对割让中国大陆上领土的要求尤其易于惹起干涉。”①但是德国的“劝告”并不能影响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李鸿章追求各国干涉的活动，重点还在英国。1895年2月23日，他访问了英使欧格讷，提出一个根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建议所拟的“中英同盟密约”草案。根据欧格讷给英外相金伯雷的报告，这个草案的内容是：“英国政府应当着手为中国进行对日本的交涉，换句话说，就是应当设法结束战争，而使中国不丧失任何领土。中国政府为了报答这一援助，将实际上在一定年限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移交给英国，并使英国独享改组陆海军各机关、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的权利，而且还加开几个新的口岸，对英通商。”②对于清政府这一丧心病狂的卖国方案，老奸巨滑的英国当局未敢接受，因为他们知道这必然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同时也会招致其他侵略国家的干涉；何况，英国的远东政策这时正是要笼络日本对付沙俄，决不可能为了中国而得罪日本，致造成日俄联合的危险。与李鸿章请求各国干涉中日议和的同时，日本外交也极力设法取得各国的谅解，以阻止干涉的发生。日本所最怕的是英俄合作。1895年2月中，日本外相陆奥一再向驻日俄使希特罗渥重申日本对朝鲜“独立”的保证，沙俄因此决定暂时采取观望态度。对于英国，日本也提出了保证。3月9日《泰晤士报》报道，日本最高当局表示：“不必担心中华帝国将要瓦解……在开放全中国通商上，日本并不企图取得较任何其他国家更为优越的条件。”①英国得此保证，袒日的态度更为露骨。3月19日《圣詹姆士公报》社论公然说：“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日本对于正围着亚洲北部伸展出它的一条长臂的那个可怕的帝国(指沙俄)形成一种对抗力量，我们并不吃亏；同时如果日本打开中国的巨大领土对外通商，尽管有东京和横滨方面的竞争，我们在全世界各族人民中因此而获得的好处最大。”②这样，在中日正式议和之前，李鸿章企求外国干涉的一切打算都终成泡影。二 中日议和与《马关条约》1895年3月上旬，辽东战场上的形势续有变化。在日军的进攻下，清军不断溃退。3月4日日军占领牛庄，7日攻陷营口，10日侵入田庄台。至此辽东半岛全部被敌人占领，侵略军已逼近锦州。就在这样的战局形势下，3月19日，李鸿章携带了他的儿子代表团的参议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和其他随行人员等到达了日本指定的议和地点马关，第二天就和日本的全权代表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开始了议和谈判。日本在谈判中，自始至终有一中心考虑：为了防止国际干涉的发生，必须压迫中国迅速接受日本的条件，以既成的事实面对世界；因此一方面它要尽可能延迟宣露它的议和条款，一方面要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以配合谈判桌上的威胁恫吓。所以，3月20日初次谈判中李鸿章提出了先行停战的要求，日本即于次日提出极其苛刻的停战条件，故意刁难。这些条件是：(1)日本军队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并该地之城垒；(2)上列各地的中国军队，须将一切军器、军需品交与日本军队；(3)日本军务官管理天津、山海关之铁路；(4)休战期内中国负担日本的军事费用。实际上就是要使北京处于随时可被日军进占的地位。李鸿章表示这些条件难以接受，停战之议可以暂搁，请求日方提出议和条款。但伊藤坚持，必须中国方面接受这些条件，或者肯定地撤消停战的要求，方能出示和款，并限三日答复。清政府接到李的报告，犹豫不决，派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去各国使馆请教。各国都急于知道和款的内容，以便决定自己的对策，劝告清政府先取得日本的议和条款。清政府于是训令李鸿章说，停战条件“前三条万难允许”①。李奉令后，3月24日撤回停战建议，要求日方提出议和条款，伊藤答允于次日提出。当日，李自谈判地点返回寓所途中，被一日人行刺负伤。此事发生后，日本当局大起恐慌，深恐因此而引起国际干涉。陆奥认为“若某强国(指俄国)欲乘此机会干涉，彼固以李之负伤为最好之口实也”②。为了缓和国际舆论的反应，3月28日，日本同意无条件停战。3月30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这个停战协定，规定停战期限仅20天，同时把日本准备侵吞的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划在停战地区之外。停战协定签字后，李再照会日方索阅和款。这时，日方又提出了谈判程序问题。陆奥向李经方建议两种办法：一是逐条议定，按照这个办法，日方可以尽量延缓宣布其全部要求的内容，使中国谈判代表摸不到底，而日本则可随时上下其手；另一办法是，将条约一体提出讨论，但中国方面只能对和款或则全部承认，或则对其中某条表示意见，不能泛泛地讨论，且须于三四日内答复，这个办法利于速成。李经方决定接受第二种办法。这样，就在20天的停战限期内，在商定了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谈判程序后，日方才于4月1日提出它的议和条件，限中国于4日内答复。日本的和约草案共十一款，其主要内容为：(1)承认朝鲜独立；(2)割让辽南、台湾、澎湖；(3)赔偿军费3万万两；(4)许给各项通商特权，包括在中国开设工厂，增开北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湘潭和梧州七处为通商口岸，在长江、湘江、西江和吴淞江上航行，在内地租用货栈，对日本人输入中国的一切货物的子口税减征至值百抽二，并免去一切其他税课，等等。日本并要求在和约批准交换后，“以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重订中日商约，以取得其多年来所追求的片面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日本所要求的各项通商特权，如李鸿章在4月1日致总理衙门的报告中所指出，“皆各国多年愿望不可得者”50000465_0230_0①。日本提出这些要求，一面固然是为自己谋取利益，另一面也是为了收买各国特别是英美对它的议和方案的支持，以减少国际干涉的危险。日本的和约底稿提出后，李于4月5日作一长篇说帖答复，哀求日方减低其条件，特别着重在割地赔款两事。李知道这两件事直接关系清廷的统治利益，不能不争，但他心中早有盘算。他以为奉天是清朝“发祥之地”、“祖宗之地”，割让辽东半岛，既碍清政府的颜面，又是对京师的威胁。至于割让台湾、澎湖，他完全不在意。所以他在给日方的长篇说帖中，论到割地，只提奉天，而不提台澎；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并有“若欲和议速成，赔费恐须过一万万，让地恐不止台澎”①的话，言下之意，台澎的割让在他看来是已肯定了。清廷接到李的报告，廷议对割地一事发生了争论，而争论的中心却在台湾，因为台湾是当时日军尚未占领之地。帝党的翁同和力主台湾不可割让，认为否则“从此失天下人心”②；但是，奕劻、奕、世铎(礼亲王)和孙毓汶等都和李鸿章一样，极力主张台湾可弃。在廷议争论不决的情况下，清政府竟命李鸿章“让地一条，由该大臣决定取舍”，随后又指示“先将让地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③。对于通商特权部分则完全不提。总之，割地赔款清廷在原则上已肯定接受，只盼日方的要索能减少一些而已。李接到清廷的指示，4月8日向日方提出商改约稿的节略，对割地范围要求除去日军尚未占领的辽阳州等处和台湾全岛，对赔款则要求减至1万万两，对通商特权也要求作些削减。在日本方面，此时也已决定了应付的策略。自4月5日李对日方条款提出说帖后，伊藤与陆奥便认为，谈判的方式不能是说理，因为这样徒然拖延时间，对日本不利。他们决定对中国议和代表，“在我(日本)与其占论争的位置，不如占指命的位置为得策”④，这就是日本在此后谈判中的根本态度，所谓“惟有允否两字耳”⑤。一方面，陆奥对李经方(4月6日已被清廷任命为全权大臣，以代李鸿章办理交涉)大肆恫吓，甚至说，谈判一旦决裂，“中国全权大臣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①。但另一方面，日本对它的原来条款也略作一些删改，因为日本在提出它的草案时原有讨价还价的打算。最后伊藤于4月11日致书李鸿章，悍然声明，日本的修正后的条款“实为尽头一着，中国或允或否，务于四日内告明”②。同时，调动军舰20余艘，故意由马关出口，开赴大连，作出威胁姿态。李于是慌忙向清廷告警，认为“恐非即与订约不可”③。4月14日，清廷即复电批准。1895年4月15日在最后一次谈判中，日本继续贯彻它的既定方针。在拒绝对和款各项作任何实质的让步后，伊藤又提出自签约起至换约限期15天的要求。日本的用心是要使条约的手续尽速完成，企图以既成的事实来阻止国际干涉的发生。李鸿章要求以一个月为期，最后伊藤坚持20天，并表示，如李同意，日本愿将要求中国每年所担负的日军留驻威海卫的费用，从每年银100万两减至50万两。日本愿以50万两换取10天的换约限期，足见它是如何迫急地要尽速完成条约的手续。这样，就在短短的两星期内，经过了仅仅两次的谈判会议，日本做到了如陆奥所说：“我媾和条件之大体，皆为我要求使之承诺。”④4月17日，中日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1)确认朝鲜的“独立”。条约第一款规定：“中国认明朝鲜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这样，便在朝鲜“独立”的名义下，日本实现了20余年来旦夕所追求的目的，把中国的势力从朝鲜完全驱逐出去，以便于它自己对朝鲜任意宰割。所以，在议和谈判中，它对李鸿章所提出的“中日两国共同认明朝鲜为自立，并共同保其作为局外之国……”的修正案，竟横蛮地加以拒绝。事实上，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于1894年8月20日即强迫朝鲜订立所谓《暂定合同条款》，攫得了在朝鲜筑铁路、开口岸的特权。8月26日又迫朝鲜订立所谓《同盟条约》，其目的如陆奥所供认，是为了“系留彼等(指朝鲜)于我手中，使不敢他顾”①。历史证明，所谓朝鲜的“独立”，只不过是日本实现其并吞朝鲜野心的一个过渡步骤。在日本控制之下，朝鲜从此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桥头堡。(2)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辽东半岛扼北方渤海的门户，其南端的旅顺尤为险要，为极重要的军港。日本据有辽东半岛，不仅可随时威胁京津华北和东北全境的安全，并且使朝鲜处于日本更严密的控制之下。台湾是中国沿海第一大岛，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台湾海峡又为中国东南沿海航行的孔道，日本据有台湾，便可随时威胁东南各省沿海的安全。辽东半岛和台湾的割让使中国丧失大块领土，在帝国主义正在酝酿着重新分割世界的19世纪90年代，事实上成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信号。(3)赔款。条约规定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万万两，分八批于7年内付清。这笔赔款数额的巨大是空前的，对中国来说，是极其沉重的负担，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人民陷于更贫因的境地。条约还规定，在赔款未付清和通商行船章程未经批准互换之前，日军不从威海卫撤退；又规定赔款如能在3年之内付清，则可免付利息，否则在第一次赔款交清后，余款每年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当时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不过8000余万两，为了使日军早日自威海卫撤退，并且为了免付利息，要在3年内偿清这笔赔款，只有向外国举债一途。于是为了举借“洋债”以偿付这笔赔款，便提供了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进行勒索要挟的机会，从而推进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利权的“瓜分”狂潮。对日本来说，这笔巨额的赔款大大滋养了日本资本主义。从1894年末到1903年末，日本的各种公司的数目从 3067家激增到9247家，资本总额从2.5543亿日元增加到8.87606亿日元，50000465_0234_0①9年之间都扩大了3倍多。日本资本主义的急遽发展更加深了其内在的矛盾，也加速了它向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随之愈来愈加疯狂和凶狠了。(4)扩大了帝国主义在华的通商特权。条约第六款规定：加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口岸；日船得溯长江行驶至重庆，并得驶进吴淞江和运河以至苏州和杭州；日本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厂制造，而且“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第六款第四项)。按照最惠国待遇条款，这些扩大的通商特权都为其他国家所同得享受。在这些特权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的权利。日本资本主义在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并没有输出资本的实力，其所以要在《马关条约》中列入这一款，主要是为收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个条约的支持，所以这项规定实际上是代表其他国家而提出的，反映了19世年代中帝国主义对资本输出日益增长的普遍要求。前一章中已经提到，外国资本主义早在19世纪40年代即在中国非法开设各种工厂，为它们的商品输出服务。到70年代后，由于资本输出的需要与日俱增，它们力求使这一权利取得合法地位，但这个要求迭为清政府所拒绝。90年代中，随着世界资本主义逐渐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对中国输出资本以进行工业投资的要求愈益迫切。马关条约完全满足了它们的这一要求，从此它们在中国从事工业投资活动取得了更稳固的保障，其规模和范围也愈益扩大，从而不仅榨取了中国人民的脂膏，攫取了巨大的利润，并且严重地打击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使中国更深地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马关条约》订立后的次年，清政府根据条约的规定，又和日本签订了“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约章为本”的《通商行船条约》，给予了日本以片面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日本从此在中国便享有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同等的特权地位。《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阶段的卖国条约。这个条约不仅说明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疯狂掠夺，而且标志着帝国主义时期列强侵略中国新方式的开端。此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列强在中国的割地狂潮和投资竞争，中国被瓜分的危机更加迫近了。三 国内外对《马关条约》的反响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的签订，立即遭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反帝的情绪高涨，表现在反洋教斗争的再次普遍展开。在被出卖的辽南和台湾，当地人民尤为愤慨激昂。辽南的海城、盖平、岫岩等县的人民“无不同声痛哭，愤不欲生”①，吁请清政府毁约再战。台湾人民在《马关条约》签字后第三天就“鸣锣罢市”①，抗议清政府的卖国罪行。他们“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旦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②，并表示了“桑梓之地，义与存亡”③的决心。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反对和约的呼声也遍及全国。在北京正在参加会试的十八省举人1200余人，公推康有为执笔上书光绪帝，提出毁约、迁都、变法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此外奉天、湖南、广东、江苏、四川、湖北、江西各省举人、教职、教习、监生、生员等，也纷纷上书都察院，表示坚决反对和约，请求清廷毁约再战。④各地士大夫阶层反对马关条约的声浪，形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运动。甚至在清政府中反对《马关条约》的议论也盛行一时，京内外的官员奏参李鸿章父子和反对批准条约的章折，不计其数。这些反对的议论大致可分两类。第一类议论是力陈和款的祸害，认为宁可继续作战而不能接受这些条件。作这些议论的官僚们，虽也没有提出正确有效的办法，但他们的主张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多少表现了一点民族意识。另一类议论，虽也同样反对和约，但却主张出卖土地利权予其他帝国主义，妄想借此取得它们的干涉，对付日本。例如，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主张“惟有速向英、俄、德诸国，恳切筹商，优与利益，订立密约，恳其实力相助，问其所欲，许以重酬，绝不吝惜”⑤。他甚至提出分新疆纪90之地予俄，分后藏之地予英，并“许以推广商务”。①台湾巡抚唐景嵩也力倡各国“共保”台湾的谬论，实际上就是要把台湾出卖给西方帝国主义各国。这种以狼易虎的所谓“以夷制夷”的打算，清楚地表明了半殖民地腐朽的统治阶级一意依赖外援的奴隶思想。在各方面一片反对声浪的压力下，清廷于 1895年 4月25日下旨，令在山海关督率大军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署直隶总督王文韶，对和战问题各抒所见，以备决策。刘、王复奏也都不敢作坚定的主张，怕担责任。这时，清政府久盼的国际干涉已经发生，于是它又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国际干涉在中日议和期间早已在暗中酝酿。自4月1日日本提出议和条款后，日本外交即展开活动，企图收买各国，阻止干涉的发生。日本向德国表示，沙俄可取得满洲一部以铺设它的铁路，英国可取得舟山，德国可在中国东南部取得一块领土。②在清政府方面，总理衙门也于4月4日将日本的和款通知各国公使，同时还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将通商权利部分，隐瞒不告，怕各国得知“协以谋我”③，这样就会减少了清政府所企求的各国对日干涉的希望。各国得悉日本的议和条款后，反应不同。德国怕中国将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而强大的日本加上中国将会造成对德帝国主义在东亚扩张计划的严重障碍。德国还顾虑日本割据中国领土的结果，将招致各国特别是英俄对中国领土的瓜分，而德国在远东既还未取得一个海军根据地，在这场瓜分斗争中，将难满足它的贪欲。所以，德国在接到和款的消息后，立即向英俄接洽。沙俄于3月30日御前会议上，已作出决定，不容日本占领中国大陆领土，因为它认为否则朝鲜的“独立”将是空洞的，而整个满洲也将受到日本的威胁，所以对于德国的干涉建议表示欢迎。英国的态度则完全不同。4月8日，英政府通知俄德两国，表示英国不拟干涉。同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明了英国决定不干涉的原因。它说：“就我们所能看到的，英国的利益没有因这项规定(指割让领土)而受到任何威胁，而条约其他部分的规定对英国的利益可能会有所促进。”①日本在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关于通商特权的条款可说收到了贿赂英国的作用。4月8日沙俄正式向各国建议，通知日本不得兼并旅顺口。德国立即表示支持。德国参加干涉的动机，除了上述对和款本身的反对理由外，还为了要使俄国的注意力从欧洲移向远东，以削弱俄法同盟在欧洲的作用，同时也为了博得中国的“感恩”，以便于自己将来在中国夺取一块地方作为海军基地。②法国为了维系法俄同盟，也同意参加干涉，当然法国侵略者不会不看到，这也是为自己扩大在华政治影响的机会。美国则仍保持它一贯支持日本侵华的立场，拒绝干涉。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的当日，沙俄建议德法两国和它采取共同行动，向日本提出不得永久占领中国本土的请求，如日本不接受，三国就对日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切断在中国大陆上的日军和其本国间的交通。德法接受了这个建议，4月23日，三国驻日公使分别向日本政府递送了照会，劝告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有，同时还通知清政府暂缓批准和约。三国干涉发生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更加分歧。在总理衙门大臣中，主张批准和约的有孙毓汶、徐用仪，而西太后则是他们的后台；反对批准和约的有翁同和、李鸿藻，光绪帝在他们的影响下犹豫不定。在争议不决的情况下，清廷决定请决于三国，因为没有外援的保证，它是决不敢毁约的。4月26日，清政府致电俄、德、法三国，询问应否展缓换约日期，并要求三国在5月1日以前答复，因为5月8日为原订换约日期，清政府估计“约本送至天津须三日，自津至烟台(换约地点)须一日，总须初八日(5月2日)以前复电到京方可” ①。同时，清政府一方面于4月27日电驻俄公使许景澄，令他“此时应问俄廷，能否先以兵舰来泊辽东海面，为我臂助，倘真用兵力，中国愿与立定密约，以酬其劳”②，准备实行如张之洞所建议的引狼拒虎的卖国主张；另一方面，又于4月29日电令李鸿章，与伊藤通信，商改割台条款，妄想利用“三国阻缓之时”，“挽回万一”③。但李回电却说：“若令鸿为改约电议，适速其决裂兴兵，为大局计，不敢孟浪”④，恫嚇清廷断此念头。这时，三国正等候日本对它们的要求的答复，对于清廷要求它们决定的换约能否展缓的问题，迟迟不复。到5月2日，清廷既未接到三国复电，怕耽误了换约日期，招致破裂，决定批准和约。在日本方面，自接到三国照会后，决定在军事上不能和三国对抗，只有在外交上设法应付。日本外交的第一着在于争取英美的支援，以对付三国。但是英国虽未参加干涉，也并不反对三国的干涉，希望借此限制日本在华势力的过分膨胀，所以对日本的要求表示拒绝。美国虽积极助日，但怕卷入到远东纷争的旋涡中去，只答允“在中立范围内与日本协力”⑤。美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田贝催促清政府迅速批准条约，同时由科士达出面极力劝说总理衙门。4月30日，他在总理衙门用了恫吓的口吻对总署大臣们说：“如果他(皇帝)拒绝批准，他将在文明世界面前失去体面，而军机大臣对于皇帝不体面是要负责的。”①5月2日，清帝决定批准和约，这和美国所施加的压力是有关系的。不过，美国对日本的帮助也只能做到这一步。至于意大利，它虽表示愿意支持日本，但没有英美的合作，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外交对抗三国干涉的这一着终于没有成功。日本外交的另一着是想达到变相占领的目的。5月1日它向三国提出，要求保留金州厅，并要中国给予补偿，在中国未履行条约义务前，日本还要继续占领辽东半岛。这个对案遭到三国的拒绝。在这种情势下，日本最后于5月5日只得向三国声明，同意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有。清政府得悉日本接受了三国的要求，对于行将举行的换约，又产生了踌躇，5月7日照会日本要求延期交换。但是日本已决定对中国一步不让的方针，坚持不允，同时三国既已达到了干涉的目的，也压迫清政府和日本如期换约。清政府得不到三国的支持，自不敢反抗日本。5月8日，清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和日本的换约代表伊东美文治在烟台举行了换约。②换约后，伍廷芳以照会三件送交伊东，申明三事：(一)条约可照三国和日本商定情形随时修改；(二)台湾之事，另作商量；(三)中国已得三国通知，日本允退还辽东半岛，中国即准备收回。但是，伊东为表示对中国一步不让，将三件照会退回不收。三国和日本间的谈判到1895年10月19日达成协议，随后中日之间按照这个协议，由李鸿章和日使林董于11月8日订立了《辽南条约》。清政府以3000万两的巨大代价，赎回了辽东半岛。辽东半岛虽因三国的干涉而暂时归还中国，但三国的干涉却决不是为了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而完全是为了它们自己的侵略利益。事实证明，这个在当时为清政府梦寐以求的国际干涉，终于成为不久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的肇端，而辽东半岛在归还中国后不到三年时间，就又被三国之中的沙俄夺占。辽东半岛的问题虽暂告解决，但台湾的割让仍为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在舆情的压力下，清政府对台湾不得不设法“挽回”，但它的唯一办法仍是企求外国的援助。在张之洞、唐景嵩的倡议下，它曾分头向英、俄、法、德等国接洽，希图以出卖台湾的主权利益，求得这些国家的帮助来阻止日本的侵占，但都没有结果，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彼此猜忌，互相牵制，而且谁也不愿单独冒对日作战的危脸。英外相金伯雷曾向清廷驻英公使龚照谖表示：“敝国无端得地，他国贪涎难咽，妒眼倍明，几为众矢之鹄，所谓于英无利也。……且目下失和之日本，岂能嘿尔而息哉。”①这些话可以代表帝国主义列强一般的顾虑。请外国“保台”的幻想既告破灭，清政府只得决定如期交割台湾。5月18日，清廷派李经方前往台湾办理交割；5月20日，下令台湾巡抚唐景嵩开缺来京“陛见”，大小文武官员陆续内渡。6月2日，李经方在台湾基隆口外日舰上，会同日本所派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订立了交接台湾文据。中国的领土台湾就这样被清政府断送了。广大人民在获悉换约和交割台湾的消息后，群情愤激。当时上海的《申报》曾用“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的话，表达了人民的态度。台湾同胞尤为痛心疾首，誓死不从。1895年5月25日，在台湾绅士丘逢甲等人的倡议下，宣布成立所谓“台湾民主国”，并推唐景嵩为总统。但这些官绅们只是从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并不打算真正抵抗日本的侵略。唐景嵩一面想把台湾出卖给西方国家作为它们的保护国，一面执行清政府的命令，准备随时逃跑。他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说：“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可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当相机自处。”①其用心可见。所以，后来日军一发动进攻，这些官绅们都纷纷逃跑了。唐景嵩等逃跑以后，台湾人民决心自己武装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当时中法战争中著有战功的黑旗军领袖刘永福，已在1894年8月从广东调来台湾，他在台湾人民的推动下，担任了军事上的指挥者。在台湾人民可歌可泣的反侵略的爱国斗争中，黑旗军的将士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除黑旗军外，当地农民武装抗日义军在抗日斗争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农民抗日义军领袖中著名的有新竹的徐骧和姜绍祖、鹿港的许肇清、苗粟的吴汤兴、云林的简精华以及嘉义的林崑岗等。他们都各率领了数百人至数千人，与黑旗军并肩作战。他们号召台民响应刘永福，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在他们号召之下，台湾人民纷纷组织起来。当时刘永福率部把守台南，北部广大地区的防务主要依靠各地的义军。人民大众的武装在保卫台湾的抗日战争中作出了辉煌的贡献。清政府决心出卖台湾人民，生怕台湾人民的爱国斗争牵累了自己，破坏了“和局”，所以不但不给予任何支援，反而严禁大陆官民予以接济。刘永福数度派人赴厦门并电求沿海各督抚助饷，都没有得到任何响应。台湾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在外无救援、内无粮饷的积端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4个多月。他们给予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发扬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伟大爱国传统。虽然刘永福在最后关头经不起考验，准备投降，并终于逃回大陆，但台湾人民的斗争仍坚持不懈。他们的英勇斗争事迹，向全世界再度表明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土不容任何外国侵占的决心。①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6卷，第32页。②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7编，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50页。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122页。② 见本章第一节第（四）目。③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129页。④ 同上书，第131页。① 参阅：《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7编，第58、59、60页。②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5卷，第5—6页，10—13页。③ 转引自张忠绂：《英日同盟》（1931年英文版），第16页。① 转引自张忠绂：《英日同盟》（1931年英文版），第17页。②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史料选译》（以下简称《德国文件》），第2226号，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页。③ 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293页。① 转引自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1928年英文版），第74页。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158页。①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7编，第82页。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25页。② 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0页。③ 同上书，第302页。④ 《德国文件》，第2227号，第1卷，第15页。① 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英文版），第85页。参阅《德国文件》，第2226号，第1卷，第13页。② 英外交部档案，转引自丁则良：《马关议和前李提摩太策动李鸿章卖国阴谋的发现》，见《中日甲午战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第37页。① 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英文版），第85页。② 同上书，第89—90页。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70页。② 龚德柏：《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第122页。① 工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97页。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309页。② 同上。③ 同上书，第310页。④ 龚德柏：《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第130页。⑤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340页。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317页。② 同上书，第338页。③ 同上书，第343页。④ 龚德柏：《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第139页。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97页。① 彭迪先：《世界经济史纲》，第299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11卷，第15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10卷，第6页。② 江上渊：《邱逢甲传》，转引自贾逸君：《中日甲午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70页。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109卷，第5页。④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3047件及附件，第40卷，第5—20页。⑤ 《清季外交史料》，第109卷，第25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10卷，第4页。② 《德国文件》，第2232件，第1卷，第21页。③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92页。① 转引自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英文版），第111页。② 参阅《德国文件》，第2238、2240号，第1卷，第25—27页。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3040件，第39卷，第39页。② 同上书，第3024件，第39卷，第23页。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3042件，第39卷，第40页。④ 同上书，第3057件，第40卷，第29页。⑤ 龚德柏：《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第157页。① 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14页。② 在换约前最后一刻，日本政府又突然训令伊东决定同意展期五日，但由于美使奔走活动结果，换约仍照原订时间举行。参阅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12页。① 《中东战纪本末续编》，第4卷，第18页。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41页。第六章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1895—1899年)第一节 19世纪末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一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正当甲午中日战争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到19世纪末已接近完成。“帝国主义是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上，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已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球领土瓜分完毕。”①这些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到19世纪末叶，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很明显。随着垄断资本统治的确立，以及资本输出代替了商品输出而居于日益重要的地位，帝国主义国家夺取独占殖民地的要求也更为迫切，因为，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障垄断组织在同竞争者的斗争中战胜各种意外的危险”①。同时，这个时期的特点正是世界分割完毕，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政策之下，地球上“无主的土地”都被占完了；只有那些政治上已不完全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波斯、土耳其，还未被任何一个强国完全征服。“在财政资本时代，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独立国家的斗争当然会特别尖锐起来。”②而适当这个时候，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一个尚非十分强大的日本所战败，清朝的虚弱腐败在战争中彻底暴露，因此中国就首先成为帝国主义豺狼们所争夺吞噬的对象。在世界已被分割“完毕”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一面加紧了对半殖民地国家的争夺，一面也准备着、并开始了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在各大强国第一次分割世界之中，各国殖民地领土的扩张是非常不平衡的。“例如拿面积和人口相差不远的法德日三国来比较，就可以看出，法国的殖民地(按面积来说)几乎等于德日两国殖民地领土总和的三倍。”③同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而愈益加剧，这从1860——1900的40年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产量中相对地位的急遽变化可以看到。1860年 1870年 1880年 1890年 1900年第一位 英 英 美 美 美第二位 法 美 英 英 德第三位 美 法 德 德 英第四位 德 德 法 法 法这样到19世纪末，列强之间对世界殖民地已作的分割，就和由于发展不平衡性而产生的力量对比，处于一种不相符合的矛盾状态。“年青的”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以及象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资本主义小国，展开了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19世纪90年代，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开始出现了对立的军事集团。1891年——1894年间，法俄结成同盟；它和1882年成立的德奥意三国同盟之间的尖锐斗争成为欧洲国际政治生活的中心内容。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英国暂时仍置身于两大集团之外，保持着它自己吹嘘的所谓“光荣的孤立”，实际上一方面是待价而沽，企图从两个对立集团的国家敲索在殖民地问题上对自己最大的让步，另一方面也是伺机而动，随时准备将它的力量投入于对自己的殖民帝国利益威胁较小的一方，以维持所谓“势力均衡”，对抗来自另一方对其业已享有的世界霸权地位的挑战。在19世纪90年代中，对英国的这种威胁主要来自法俄方面。长期以来，英俄在波斯、阿富汗、土耳其即进行着明争暗斗；在中国它们也一直在争夺着对华北和西藏的控制权。英法之间，在印度支那半岛和在北非也进行着剧烈的争夺。1893年为了争夺暹罗(今泰国)，1898年为了争夺埃及，两国之间几乎发生战争。在中国，它们为了争夺西南各省也向来有着深刻的矛盾。所以，在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斗争中，不久以前结成的俄法同盟便首先以其矛头指向英国。另一方面，英国和德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已在逐渐发展，不过这时还未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虽然在中国德国的商业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成为对英国商业优势的严重威胁，但德国在远东当时还没有一个立足点，比起法俄究竟还不是英国的主要对手。所以，在90年代的国际关系中，英国的政策基本上倾向于三国同盟，企图使德国成为自己的反俄同盟者。但是，德国一心想使自己处于英俄之间左右逢源的地位，以便谋取最大的好处，因而拒绝走入英国的圈套。这种情况也反映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斗争中。总之，从这时起，亚洲的国际政治和欧洲的国际政治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显著和更为复杂了。二 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甲午战争后，中国国内形势也有重要变化。在这次战争中，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和号称精锐的北洋新式陆军的一再溃败，揭穿了统治阶级平时借以吓唬和镇压人民的反动武装虚弱腐败的真相。30年来清政府所经营的“洋务运动”宣告彻底破产。在外交上，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又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对外卖国乞降的可耻面目。广大人民既痛恶外国侵略者的凶残狠毒，又愤恨本国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耻；他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不但如此，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对民间的榨取剥削，由于财政上的困窘短绌而更为加重。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在财政上大体仍能自给，不需依赖举债，所借外债绝大部分也都已偿清。战后这种情况发生变化。战争期间举借的外债达4000余万两，战争又骤增对日赔款2万万两和辽东半岛赎款3000万两的债务。清政府当时岁入不过8000万两，没有能力偿付这笔巨额赔款，在国内一时也无法搜括成数，于是只有大借外债以应眉急。从此债台高筑，每年还本付息都需一笔巨款。以1899年为例，借款所付本息银数约占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25.9％和支出的22.8％。①清政府为了偿付这些借款的本息，千方百计地加紧了对人民的搜括，这样就使国内的阶级关系更为紧张。1897年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就指出当时国内革命的危机。他说：“自台事(指割让台湾)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皆有，近边尤众。”①这种革命形势，随着外国侵略的日益加深和贪官污吏统冶下水旱灾害的频年发生而不断发展，终于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继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又一次的革命高潮。1895—1900这五年间，全国各地每年都有民变和“教案”发生。直隶、广西、湖北、安徽、江苏各省不断发生抗粮、抢米风潮。西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等地各少数民族，先后发动了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会党的起义几乎连年不断。在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热河、绥远、四川、安徽、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一再爆发了数千人、万余人，乃至二三万人的大规模武装起义或暴动。人民群众的斗争锋芒，从一开始就不仅指向本国封建统治者，而且指向外国侵略者。1895年以后反洋教斗争如火燎原，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如1895年5月的“成都教案”影响及于附近各府州县，各地群众都起来响应，总计四川全省焚毁耶稣教堂30处，天主教堂40处。8月间又发生福建“古田教案”，起义群众300余人向古田英美教士聚居区花山进攻，围攻教会休养院，火焚教堂及洋人住宅，击毙英帝国主义分子11人，伤5人。这是一次“案情之重仅次于天津教案”的反洋教起义。此后连年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江苏、山东各地到处都有反洋教风潮。这一时期反洋教斗争的特点是：几乎所有的反洋教斗争都是反清的秘密会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的，这说明反封建和反帝已开始密切结合在一起。有了会党的领导，反洋教斗争已不是象过去那样无组织的自发性的群众运动；各处的斗争往往是一呼百应，暴风骤雨似地向四周蔓延。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人民群众从反抗外国侵略挽救中国危亡出发，对于作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先锋及其爪牙的教士和“教民”，更是深恶痛绝，不能容忍。不满现状的情绪还不仅限于下层民众，在社会上层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要求改革的呼声也愈来愈加响亮。以上海、湖南和广东为中心的改良主义运动，在甲午战争后，有了更广泛的发展。改良主义运动中最出名的人物康有为，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即公然提出“变法”的主张，以挽救清朝统治的垂危命运。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主张终为光绪帝所采纳，因而有1898年的所谓“戊戌变法”。但是这一改革的尝试经过短短的百日，终又为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所绞杀。另一方面，一部分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孙中山为首，开始建立了革命组织，从事于革命活动。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1895年10月兴中会计划在广州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开始了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这一切都指明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开始到来，革命的形势正在不断发展，清朝的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危机。适在这时，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造成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形势面前，清朝统治者仍然坚持着“宁赠友邦，勿贻家奴”的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路线，更加奴颜婢膝地对外投降出卖，希图取得帝国主义主子的更多的支持，以镇压人民，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9页。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2—253页。② 同上书，第252页。③ 同上书，第251页。①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页。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页。第六章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1895—1899年)第一节 19世纪末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一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正当甲午中日战争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到19世纪末已接近完成。“帝国主义是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上，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已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球领土瓜分完毕。”①这些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到19世纪末叶，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很明显。随着垄断资本统治的确立，以及资本输出代替了商品输出而居于日益重要的地位，帝国主义国家夺取独占殖民地的要求也更为迫切，因为，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障垄断组织在同竞争者的斗争中战胜各种意外的危险”①。同时，这个时期的特点正是世界分割完毕，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政策之下，地球上“无主的土地”都被占完了；只有那些政治上已不完全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波斯、土耳其，还未被任何一个强国完全征服。“在财政资本时代，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独立国家的斗争当然会特别尖锐起来。”②而适当这个时候，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一个尚非十分强大的日本所战败，清朝的虚弱腐败在战争中彻底暴露，因此中国就首先成为帝国主义豺狼们所争夺吞噬的对象。在世界已被分割“完毕”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一面加紧了对半殖民地国家的争夺，一面也准备着、并开始了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在各大强国第一次分割世界之中，各国殖民地领土的扩张是非常不平衡的。“例如拿面积和人口相差不远的法德日三国来比较，就可以看出，法国的殖民地(按面积来说)几乎等于德日两国殖民地领土总和的三倍。”③同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而愈益加剧，这从1860——1900的40年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产量中相对地位的急遽变化可以看到。1860年 1870年 1880年 1890年 1900年第一位 英 英 美 美 美第二位 法 美 英 英 德第三位 美 法 德 德 英第四位 德 德 法 法 法这样到19世纪末，列强之间对世界殖民地已作的分割，就和由于发展不平衡性而产生的力量对比，处于一种不相符合的矛盾状态。“年青的”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以及象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资本主义小国，展开了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19世纪90年代，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开始出现了对立的军事集团。1891年——1894年间，法俄结成同盟；它和1882年成立的德奥意三国同盟之间的尖锐斗争成为欧洲国际政治生活的中心内容。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英国暂时仍置身于两大集团之外，保持着它自己吹嘘的所谓“光荣的孤立”，实际上一方面是待价而沽，企图从两个对立集团的国家敲索在殖民地问题上对自己最大的让步，另一方面也是伺机而动，随时准备将它的力量投入于对自己的殖民帝国利益威胁较小的一方，以维持所谓“势力均衡”，对抗来自另一方对其业已享有的世界霸权地位的挑战。在19世纪90年代中，对英国的这种威胁主要来自法俄方面。长期以来，英俄在波斯、阿富汗、土耳其即进行着明争暗斗；在中国它们也一直在争夺着对华北和西藏的控制权。英法之间，在印度支那半岛和在北非也进行着剧烈的争夺。1893年为了争夺暹罗(今泰国)，1898年为了争夺埃及，两国之间几乎发生战争。在中国，它们为了争夺西南各省也向来有着深刻的矛盾。所以，在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斗争中，不久以前结成的俄法同盟便首先以其矛头指向英国。另一方面，英国和德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已在逐渐发展，不过这时还未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虽然在中国德国的商业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成为对英国商业优势的严重威胁，但德国在远东当时还没有一个立足点，比起法俄究竟还不是英国的主要对手。所以，在90年代的国际关系中，英国的政策基本上倾向于三国同盟，企图使德国成为自己的反俄同盟者。但是，德国一心想使自己处于英俄之间左右逢源的地位，以便谋取最大的好处，因而拒绝走入英国的圈套。这种情况也反映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斗争中。总之，从这时起，亚洲的国际政治和欧洲的国际政治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显著和更为复杂了。二 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甲午战争后，中国国内形势也有重要变化。在这次战争中，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和号称精锐的北洋新式陆军的一再溃败，揭穿了统治阶级平时借以吓唬和镇压人民的反动武装虚弱腐败的真相。30年来清政府所经营的“洋务运动”宣告彻底破产。在外交上，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又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对外卖国乞降的可耻面目。广大人民既痛恶外国侵略者的凶残狠毒，又愤恨本国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耻；他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不但如此，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对民间的榨取剥削，由于财政上的困窘短绌而更为加重。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在财政上大体仍能自给，不需依赖举债，所借外债绝大部分也都已偿清。战后这种情况发生变化。战争期间举借的外债达4000余万两，战争又骤增对日赔款2万万两和辽东半岛赎款3000万两的债务。清政府当时岁入不过8000万两，没有能力偿付这笔巨额赔款，在国内一时也无法搜括成数，于是只有大借外债以应眉急。从此债台高筑，每年还本付息都需一笔巨款。以1899年为例，借款所付本息银数约占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25.9％和支出的22.8％。①清政府为了偿付这些借款的本息，千方百计地加紧了对人民的搜括，这样就使国内的阶级关系更为紧张。1897年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就指出当时国内革命的危机。他说：“自台事(指割让台湾)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皆有，近边尤众。”①这种革命形势，随着外国侵略的日益加深和贪官污吏统冶下水旱灾害的频年发生而不断发展，终于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继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又一次的革命高潮。1895—1900这五年间，全国各地每年都有民变和“教案”发生。直隶、广西、湖北、安徽、江苏各省不断发生抗粮、抢米风潮。西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等地各少数民族，先后发动了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会党的起义几乎连年不断。在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热河、绥远、四川、安徽、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一再爆发了数千人、万余人，乃至二三万人的大规模武装起义或暴动。人民群众的斗争锋芒，从一开始就不仅指向本国封建统治者，而且指向外国侵略者。1895年以后反洋教斗争如火燎原，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如1895年5月的“成都教案”影响及于附近各府州县，各地群众都起来响应，总计四川全省焚毁耶稣教堂30处，天主教堂40处。8月间又发生福建“古田教案”，起义群众300余人向古田英美教士聚居区花山进攻，围攻教会休养院，火焚教堂及洋人住宅，击毙英帝国主义分子11人，伤5人。这是一次“案情之重仅次于天津教案”的反洋教起义。此后连年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江苏、山东各地到处都有反洋教风潮。这一时期反洋教斗争的特点是：几乎所有的反洋教斗争都是反清的秘密会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的，这说明反封建和反帝已开始密切结合在一起。有了会党的领导，反洋教斗争已不是象过去那样无组织的自发性的群众运动；各处的斗争往往是一呼百应，暴风骤雨似地向四周蔓延。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人民群众从反抗外国侵略挽救中国危亡出发，对于作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先锋及其爪牙的教士和“教民”，更是深恶痛绝，不能容忍。不满现状的情绪还不仅限于下层民众，在社会上层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要求改革的呼声也愈来愈加响亮。以上海、湖南和广东为中心的改良主义运动，在甲午战争后，有了更广泛的发展。改良主义运动中最出名的人物康有为，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即公然提出“变法”的主张，以挽救清朝统治的垂危命运。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主张终为光绪帝所采纳，因而有1898年的所谓“戊戌变法”。但是这一改革的尝试经过短短的百日，终又为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所绞杀。另一方面，一部分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孙中山为首，开始建立了革命组织，从事于革命活动。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1895年10月兴中会计划在广州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开始了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这一切都指明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开始到来，革命的形势正在不断发展，清朝的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危机。适在这时，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造成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形势面前，清朝统治者仍然坚持着“宁赠友邦，勿贻家奴”的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路线，更加奴颜婢膝地对外投降出卖，希图取得帝国主义主子的更多的支持，以镇压人民，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9页。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2—253页。② 同上书，第252页。③ 同上书，第251页。①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页。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页。第二节 “瓜分”狂潮的开始和清政府的“联俄”政策(1895—1897年)一 “俄法洋款”和中法商务、界务专条的订立(1895年)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象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①。这种“偷偷摸摸的”活动可以说是以俄法要索干涉还辽的报酬而开其端。《马关条约》订立后不久，清政府为了偿付对日第一期赔款，即通过赫德向英国汇丰银行商洽借款。各国闻讯，都争先兜揽，因为它们看到提供清政府这笔巨额贷款不但可榨取优厚的利润，而且还可乘机要索利权。这时三国干涉正在进行中，俄法两国在发动干涉前早已考虑了向中国索酬的问题。②沙俄的对华政策，用它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的话来说，是要“使中国处于依赖我们的状态，而不让英国扩大它在中国的影响”③，对于此事自然尤其不肯放松。1895年5月1日，罗拔诺夫向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表示，俄国财政部已拟有借款办法，“先商俄国，方见交谊”④，并且对清政府向没有参加干涉还辽的英国商借，表示“诧异”。清政府当时对三国干涉寄望正殷，对三国都不敢得罪，因此建议由三国分担借款。但俄国坚持独揽，并说“俄法一气无庸虑，德国一边可另想法”①。清政府在沙俄的逼迫下，只得同意。俄国当时并没有足够财力提供这笔借款，所以拉上了法国金融资本合作，但把德国排除在外。德国对此十分不满，从此在和日本谈判还辽的条件时，采取了袒日态度，和沙俄对立。同时它还和英国勾搭一起与法俄对抗。英国向各国提议，由各国联合贷款，这个建议虽得到德国的支持，但为俄法所拒绝。英国看到贷款权被俄法夺去，心虽不甘，但知自己这时因拒绝参加干涉还辽，对清政府的影响已大为减弱，一时无力和俄法竞争。英使欧格讷慨叹地说：“王牌都在别人手里，我们只得打长算盘了。”②1895年7月6日，许景澄代表清政府和“俄国各银号商董”订立《四厘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4万万法郎(约合银1万万两)，年息款由六家法国银行和四家俄国银行分摊。合同之外，另有一个《声明文件》，其中有两项重要规定：(1)如借款到期本息不能偿还，由俄国政府负责垫付，但中国政府应另许俄国以海关之外的别项进款加保。这项规定便是为了进一步体现罗拔诺夫所说的要使清政府处于“依赖”沙俄的状态的方针。(2)“中国声明，无论何国何故，决不许其办理照看税入等项权利。如中国经允他国此种权利，亦准俄国均沾。”显然这是针对英国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权而发；沙俄企图通过此次借款，和英国竞夺对中国海关的管理权。“俄法洋款”是俄法勾结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第一步，也是俄法同盟对英国在中国的侵略优势发动进攻的第一炮。这一借款的成立，反映了甲午战后俄法集团在中国侵略势力的高涨，以及它们同英国之间争夺在华霸权斗争的尖锐化。从中国方面来说，这是一次空前巨额的借款，而且也是第一次附有政治性让与条件的借款，它标志了清政府在财政上丧失独立的开始和政治上对外依赖的加深。当三国干涉正在进行，中俄借款交涉尚未结束的时候，法国还乘机向清政府实行勒索。1895年5月8日，法外长哈洛托向中国驻法公使龚照瑗表示，以法国参加三国干涉还辽有“功”。要挟清政府就商务、界务事即商“通融办法”①。清政府明知法国侵略者“迹近居功求报”，有意敲诈，但在所谓“固邦交而维大局”的考虑下，终于答应了法方的要求，“以示酬答之意”。②1895年6月20日，清政府和法国订立了《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在商务专条中，清政府同意修改1886年和1887年的商约：在龙州、蒙自之外，又加开思茅一处为通商口岸，并以河口代原来的蛮耗，这样就使我国西南边省的门户对法国侵略者进一步敞开；又对以上四口之间，及四口和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往来的土货给予进一步的减税的待遇，这些规定实际上就是给予法国侵略者通过越南经营我国西南各省和各口岸之间土货贸易的特权。在条约中还规定了：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时，先和法国商议；越南境内已筑或将来添筑之铁路，可由两国“酌商”接至中国境内。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夺取路权和矿权的开端。中法商务专条的订立使西南三省形成法国的势力范围。在界务专条中，清政府同意将云南边境上猛乌、乌得、化邦哈当贺联盟猛地各处划归越南，对法国侵略者作了领土的割让。中法界务专条订立后，法国派员到猛乌进行勘界，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不服，准备组织附近地区人民进行武装反抗，“力争猛乌”，清政府官员得讯后，“恐酿事端”，赶紧派人前往弹压，阻挡人民武装进入猛乌、乌得界内。①法国在中国西南三省攫得了新的利权，扩大了它的侵略势力，这使长期以来一直和它竞夺中国西南诸省的英国十分妒忌。中法订约的当日，英使欧格讷到总理衙门大闹，借口1894年《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第五条有“若未经大皇帝与大君后预先议定，中国必不将孟连与江洪之全地或片地，让与别国”之语，指责清政府将猛乌、乌得割让法国是违背该约，企图阻止清政府和法国签约，随后又不断抗议，阻止清政府予以批准。法使施阿兰也联合俄国公使向总理衙门威胁说，如不将该约立即付诸实施，法国即不能执行俄法借款的规定。在法俄的压力下，清政府只得暂置英国的抗议于不顾。俄法集团在中国侵略势力的高涨使英国侵略分子赫德大发牢骚说：“俄法两国在此左右大局，为所欲为，别人无说话余地。”②二 清政府的“联俄”政策和《中俄密约》(1896年)俄法两国在中国侵略势力的扩大，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它们利用干涉还辽向清政府敲诈勒索的结果，一方面也是由于清政府在三国干涉发生后对沙俄产生了严重的幻想。甲午中日战争前，清政府原以英帝国主义为主要靠山，它的对外政策以亲英为主。战争前后，英国的远东政策逐渐起了变化，袒日态度越来越明显。马关订约后，英国拒绝参加三国干涉，使清政府对英国大为失望。另一方面，沙俄却带头发动了三国干涉，辽东半岛得以暂时归还中国。清政府因此感“恩”不尽，亲俄气氛弥漫一时，疆臣大吏竟认贼作父，纷纷提出联俄主张。1895年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主张联俄拒日，以保东三省。他甚至为沙俄涂脂抹粉，说什么“俄疆宇已广，且信义素敦，与我修好二百数十年，绝无战事，实为前古所未有，前以伊犁还我，此次与法德争还辽东，其为德于我更大”，建议今后“凡与俄国交涉之事务，须曲为维持”，以为“中俄邦交永固，则日与各国有所顾忌，不至视我蔑如，狡焉思启矣”。①接着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上奏提出同样主张。他说，俄国“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可比”，对中国素来友好，干涉还辽，“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相去远矣”，因此他主张“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于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②在京内，仓场侍郎许应骙也上奏响应，力陈“昔当联英以拒俄，今则当联俄以拒日”③的理由。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到，干涉还辽之事使统治阶级中产生了“联俄”的幻想，而他们的所谓联俄政策，不外就是对俄国的交涉要“曲为维持”、“酌与通融”，换句话说，就是对沙俄不妨多出卖一些国家的权益。这些议论出自刘张这样的实力派人物，对清政府自有很大影响，何况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本有所谓联俄的倾向，而一向主持对外交涉的李鸿章尤其是“一意联络俄人”的倡导者。所以，甲午战争后，“联俄”一时成为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方针。清政府的联俄政策，正是沙俄所求之不得的。沙俄的对华侵略计划，这时采取了财政大臣威特所倡导的所谓“和平渗入”的方针。所谓“和平渗入”就是使用财政、经济的力量而不用军事力量，以达到扩大沙俄在华侵略势力的目的。俄法借款的成立便是实现这个侵略计划的一个开端。借款成立后，威特立即邀请法国金融资本家合作，组织“华俄道胜银行”，以便利用法国金融资本的雄厚力量，推行他的“和平渗入”计划。1895年12月，俄法双方在巴黎签订了华俄道胜银行的章程。在这个章程中，该银行经沙皇授权不仅得经营一般银行业务，而且可担任“中华帝国税款的征收，有关该国国库的业务，在中国政府授权之下铸造该国的货币，偿付中国所缔订的借款的利息，获取在中国境内修筑铁路的让与权，和敷设电线。”①这些事项无一不涉及中国的主权，而俄法侵略者竟公然把它们列入在道胜银行的业务活动范围之内。由此可见，所谓“和平渗入”计划的具体内容、包括了要把持中国的税权、货币、财政，并要在中国境内建造铁路，架设电线，其中尤以建造通过中国东北的西伯利亚铁路为这个计划中的一个极重要部分。西伯利亚铁路是沙俄在远东扩张的主要工具，对沙俄侵略中国来说、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日战争中，主持沙俄远东政策的俄国财政大臣威特认为，这条铁路建成后，沙俄在“最近将来”对中国的瓜分中机会就可增多，因此东段的修建工程更加速进行。但是，1894年夏末勘查西伯利亚路线的结果，发现在俄国境内修建这段铁路困难很大，沙俄因此决定要借道中国的北满。1895年6、7月间，俄方已屡向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表示此意。同年10月，俄使喀西尼照会总理衙门说，俄国准备派人到东北内地进行勘测，已是势在必行。1896年4月，喀西尼开始与清政府交涉，要索筑路权，清政府表示有意自造，对俄方的要求没有答允。1896年5月，值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原定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为专使前往致贺，俄方表示王之春地位资望太低，难于接待，指定要李鸿章出马。清政府于是即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除赴俄庆贺沙皇加冕外，并前往英、法、德、美呈递国书，联络“邦交”。李临行前，西太后召见半日之久，李并公然对人表示：“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①李到俄国后，俄方即向李提出铁路计划。威特假意对李说，中日战争中，俄国有意调兵相助，但因没有铁路，行动过缓，待到吉林时，战争已告结束。②沙皇在李呈递国书后，也亲自向李劝说：“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迅，中国有事，亦便帮助……将来英日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③劝诱之外，俄方并向李行贿。其实，沙俄的建议正和李一向的“以夷制夷”打算吻合，所以在劝诱和贿赂之下，他竟然答允了俄方的要求，而且在谈判中作出了甚至超过俄方预期的让步。④1896年6月3日，李鸿章和威特、罗拔诺夫在莫斯科秘密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一般称为“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主要内容如下：(1)如日本对俄国东亚领土、或对中国或朝鲜领土，实行侵占，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战时允准俄国军舰驶入中国的一切口岸。(2)中国允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在黑龙江、吉林两省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战时俄国可利用此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时也可用以运过境的兵、粮。(3)本条约自铁路合同批准日起有效期15年。密约订立后， 1896年9月8日，中国驻德俄公使许景澄又和华俄道胜银行代表签订《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其中主要规定为：(1)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章程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股票只准华俄商民购买。(2)铁轨宽度照俄国铁轨一律五英尺。(3)第六款规定：“凡该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必需之地，又于铁路附近开采沙土、石块、石灰等项所需之地，如系官地，由中国政府给与，不纳地价，若系民地，按照时价，或一次缴清，或按年向地主纳租，由该公司自行筹款付给。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该公司一手经理……”。后来俄方即将此款曲解为公司在这些地区之内有绝对的管理权，包括警察权和司法权。这就是所谓“铁路附属地”特殊制度的起源，实际上“铁路附属地”就是变相的租借地，中国在这些地区内竟不能行使自己的主权。(4)俄国经此铁路运往中国或由中国运往俄国的货物都享受减税1/3的优待，这样就为俄国独占满洲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俄密约的结果，北满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中俄密约是体现清政府长期以来所执行的“以夷制夷”政策的一个明显的事例。在所谓联俄制日的幻想下，清政府竟不惜将如此重大的权益许给沙俄，以换取和沙俄的所谓军事同盟。这件事再一次说明了，清政府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其实质就是以出卖国家主权利益作为手段，妄想借此赢得某一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来抵制另一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以达到苟延自己生存的目的。然而，这种政策决不可能产生抵制侵略的效果，相反地只会导致帝国主义对中国更疯狂的攘夺，因为尽管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但是除非它们自己的侵略利益受到直接的严重损害，谁也不愿冒战争的危险替清政府火中取栗。帝国主义为它们自己的侵略利益着想，更简单而有利的对策毋宁是借口维持“均势”向衰弱的清政府要求取得“补偿”。在清政府方面，既然一意依赖外援，毫无自力更生反抗侵略的决心，到头来就只有全面妥协全面屈服。这是“以夷制夷”政策的必然结局。李鸿章在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后，随即转往德、荷、比、法、英、美等国游历访问。各国对这位大买办的招待都很隆重，以为正是兜揽军火生意、要索利权的好机会，而德国尤其殷勤，因为这时它正力图在中国取得一个军港。1896年6月19日，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在和李的会谈中，当面提出了这个要求，并且以德国愿意“保卫”中国的话来进行诱骗。李竟然也表示：“出让这样一个基地的坏处，不如保持与德国友好的好处来得大……，他将尽一切力量使这个谅解能达成”，①显然又是在作他的“以夷制夷”的打算。这种表示对德国的侵略自然起了鼓励的作用。李出使各国所负的使命，除所谓“联络邦交”外，更有一项具体的任务，那就是商请各国同意提高中国海关的洋货进口税率，因为由于世界市场上银价跌落的结果，1858年原来以银计征的进口税则，实际上已只是值百抽二、三，同时清政府还望各国同意取消对外人消费的烟酒等项货物免税的不合理规定。但各国只盼从李的手里取得好处，岂肯有所给予，因此对李所提出这一合理要求都十分冷淡，并互相推诿。德法表示“必俟英定议”②，英国首相索士伯里说，须商香港上海英国商会，而美国则假惺惺地说，“各国若允，美无不从”③。结果李的这一使命完全失败。在比利时，李鸿章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就修筑芦汉铁路问题进行了商谈，回国后把他的计划告诉了铁路公司督办盛宣怀。盛于是和比利时公使进行了细节的谈判。比利时公使将此事通知法国公使，比法双方取得了协议，由比利时出面，法俄作为后台。1897年5月27日，盛宣怀和比利时财团订立了《芦汉铁路借款合同》。这个在当时为各帝国主义所争夺的南北干线芦汉铁路，就在比利时的名义掩护下，实际上又为俄法集团所控制，从而使它们的侵略势力开始伸入中国的中部，形成了法俄势力自南北向长江汇合，夹击已在长江流域占有优势的英国的形势。三 英国和俄法在争夺中国利权上的角逐(1896—1897年)俄法在中国的扩张使英国在中国原有的侵略优势受到了威胁，英国急起和俄法进行激烈的争夺。它的政策是，一面在要索“补偿”的借口下乘机向清政府实行敲诈，一面企图和俄法达成分赃的妥协，以维持所谓“均势”，并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侵略利益。英国在和俄法争夺第一次对日赔款的借款权失败后，曾勾结德国胁迫总理衙门将下一次的借款权许诺给它们。“俄法洋款”合同规定，在1896年1月15日前中国不得另借外债。在期满以前，英德即大肆活动，要求总理衙门允许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向清政府贷借1600万镑(约合1万万两)。美国也企图抢得这次借款权，但它的借款条件更为苛刻，清政府不愿接受。俄法当然也不甘退让，沙俄提议由俄、法、德、荷四国出借，把英国排斥在外。英国坚决不允，德国也不愿再上当。英德为了和俄法竞争，在借款条件上对清政府稍作了一些让步。这时，法国金融界正因近东亚美尼亚问题所造成的紧张局势的影响和在非洲的金矿投机而发生困难，一时顾不及远东，而沙俄资本力量本极有限，更因筹建中东铁路，无法对清政府提供大宗借款。这样，英德终于获得了这次贷款权。1896年3月23日，清政府和汇丰、德华银行签订了《英德借款详细章程》。这个合同规定：借款总额1600万镑，年息5厘，实收九四，以海关收入为担保，自1896年4月起分36年偿还。借款还附有两项重要条件：(1)借款不得提前清还；(2)“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这样就保证了英国在36年内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权，抵制了俄法要和英国进行争夺的企图。与此同时，英国也向俄国表示，愿意在分赃的基础上和沙俄达成妥协。1895年11月9日，英首相索士伯里发表演说，引用英国前首相狄斯雷利的话：“在亚洲，有着供我们大家活动的余地”①。1896年2月3日，英财政大臣巴尔福又公开宣称，不反对沙俄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的商港，并且也说：“亚洲和非洲之大足以容得下我们大家。”②这些表示对沙俄正在进行的掠夺满洲的计划，都起了鼓励的作用。英国对法国在中国西南的扩张也采取了同样的对策。1895年末，英国和法国开始了分赃的谈判，结果在1896年1月15日达成了所谓《索士伯里——库赛协定》，就当时两国在暹逻、中国和非洲争夺殖民利益的问题，取得了暂时的妥协。关于中国，协定中说，它们将使两国国民在云南和四川分享彼此所已取得的特权和利益。另一方面，英国也毫不放松在要求“补偿”的借口下向清政府进行新的勒索。中法商务、界务专条订立后，它即以清政府违背了1894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为借口，要求清政府将滇缅边境上的野人山让与英国。清政府在英人逼索下，准备在八幕左近之红奔河以南，“酌让数里”①，但英国仍不满足，又提出开放西江通商的要求，并蛮横地表示“所请商务、界务二事，不允其一，不肯干休”。总理衙门在所谓“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且恐迁延不决，又将别起波澜，更难收拾”②的考虑下，决定同意开放西江通商。与中英交涉进行的同时，法国向清政府也提出新的要索。1895年中法商务专条订立后不久，法国即根据该约规定，要求清政府准法国费务林公司修筑自越南同登至广西龙州间的铁路，1896年3月终于取得清政府的同意，随后即在6月5日订立了《龙州至镇南关铁路合同》。费务林公司取得“承受中国官局令，于官局名下，筑造铁路”、“经理铁路”的“包办”权力。法帝国主义攫得了这条铁路，又计划将来把这条铁路伸展至南宁、百色等地，这样不但将大大便利法国在西南诸省的政治经济侵略，巩固它的势力范围，而且可使中国西南诸省对外贸易的吐纳港口从香港转移到越南，以打击英国在华南的地位。英国得悉清政府已同意法国修筑此路的消息，又向清政府要索新的权益：诸如在肇庆、梧州、桂林、浔州、南宁、腾越、顺宁、思茅设置领事，在佛山、高要、封川、南新墟四处停泊轮船，割让滇缅边界上的昔马、南坎、北丹尼、科干等处，1895年6月中法商约中给予法国的利益也同样许给英国，在新疆设领事、通省任便游历、贸易无限制、亦不纳税等等。英国在这里把有关新疆通商特权的要求也拉扯在一起，这就更清楚地说明了，它的目的不仅限于对抗法国在西南侵略势力的扩张，而且还在于乘机扩大自己在中国的侵略权利。在清政府一再恳求下，英国才对这些要求作了一些删减。双方最后于1897年2月4日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另附关于西江通商的专条。这个条约修订了1894年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关于滇缅边界，清政府同意将野人山领土让与英国，南坎地区由“中国永租与英国管辖”。关于滇缅商务，最重要的规定是：“中国答允，将来审量在云南修建铁路与贸易有无裨益，如果修建，即允与缅甸铁路相接。”这样英国就取得了如法国在1896年中法商务专条中所取得的同等权利。关于西江通商，广西的梧州、广东的三水县城和江根墟开为通商口岸，准许派驻领事；英国轮船可往来香港和三水、梧州，广州和三水、梧州之间；江门、甘竹滩、肇庆府及德庆州城外四处作为“停泊上下客商货物之口”。这些规定一方面使英国商业侵略势力深入两广内地，另一方面加强了英国在和法国争夺西南各省市场中的地位。接着，法国也继续向清政府提出新的要索。1897年3月15日，总理衙门在法国公使的胁迫下，给予照会，声明不把海南岛让与任何他国，也就是说海南岛是保留给法国的。6月12日，总理衙门又和法使互换照会①同意四事：(1)同登至龙州铁路筑成后，可展修至南宁、百色；(2)粤、桂、滇三省开采矿产时，延用法国矿师厂商；(3)中国须疏通红江上游水道，和修平河口至蛮耗、蒙自以达昆明的陆路；(4)自滇越交界之处起，沿百色河或红江上游一带，修筑铁路以达昆明。法国取得了以上这些权益，进一步加强了它对滇桂两省的控制和与英国竞争的地位。英法侵略者便是这样轮流不息地来向清政府进行敲诈勒索。他们的态度是如此的蛮横无理，使身历其境的总理衙门大臣翁同和也感到十分难堪，不时发出一些愤懑牢骚的话。他在日记中称法国公使施阿兰为“施鬼”，慨叹地说自己“终日在犬羊虎豹丛中，可称恶劫”①。然而这只不过是表露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而并没有显示一点反抗的决心。另一方面，更有象李鸿章那样的总理衙门大臣(李于1896年6月调任总署大臣)，仍然醉心于所谓“以夷制夷”，在英法侵略者争向中国进行勒索的时候，竟无耻地暗助一方，甘心出卖。据施阿兰自己说：“他(指李鸿章)在最紧要的时候给了我有益的忠告，我对这些忠告很小心地不予忽视。”②李因此博得了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称誉，说他是“俄法同盟与中国之间的谅解的一个忠实支持者”③。这种出卖政策不但对俄法集团的侵略是一种鼓励，而且还导致了帝国主义之间更为疯狂的竞争。清政府对一切帝国主义既同无抵抗的决心，于是到头来只有对于侵略者的要求采取预取预求的态度。1895—1897年间，这样的形势已渐形成：在清政府的“联俄政策”下，帝国主义之间争夺的结果是俄法集团暂时占得了上风，英国正急起直追，德国则在暗中积极策划。中国的主权独立已经蒙受到严重的损害，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① 《中国的战争》。《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6页。②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57页。③ 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英文版），第190页。④ 《清季外交史料》，第111卷，第11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13卷，第1页。②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7编，第179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11卷，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