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国外交史（鸦版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　作者： 王绍坊　 本中国外交史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有据，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可作为历史凭证和参考资料。　作者说明本书曾于1965年作为外交学院中国对外关系史教研室的教材，铅印出版，在内部发行使用。鉴于对中国外交史的系统著作社会上也有需要，现将原书作了一些修改，公开发行。本书定稿前，曾由当时教研室吴国仪等多位同志阅看提过意见，此次公开出版事宜又承吴国仪等同志多所操劳，特此致谢。王 绍 坊1985年1月绪 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具有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富饶，在人类历史上一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同其他国家和民族很早以来就有了接触和交往。由于地理的关系，中国同四邻亚洲国家和民族发生关系最早，也最为频繁。自上古以来，中国和朝鲜、越南、缅甸、日本等，就有密切的交往，建立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虽然，在长期的交往中，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封建统治者之间也曾经有过一些战争和政治纠纷，但总的说来，古代中国和四邻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主要内容是人民之间和平的商业和文化交流。中国比较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促进了四周邻国的文化发展，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同时，中国也不断从这些国家吸收它们的文化上的成就，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内容。中国的对外关系到了16世纪以后才开始逐渐起了变化。在此以前，由于地理上的阻隔，中国和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交往，只是偶尔有一些旅行家、传教士和商人的个人来往活动。15世纪末，欧洲人追求黄金和东方商品，促成了地理大发现，东西交通因而起了“革命”，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从而加速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16世纪以后，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开始汹涌地向东方泛滥，越来越多的西方冒险家、商人、传教士来到东方各地进行侵略活动。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和政府也开始对亚洲各国推行侵略政策，妄图把整个亚洲变成它们殖民扩张的园地，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封建中国，就成为它们的一个主要觊觎目标。这样，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情况便逐渐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代替了亚洲国家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对象；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政冶、经济、文化的侵略活动代替了中国和亚洲国家间的和平的商业和文化交流，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一 明末西欧殖民势力的开始入侵16世纪时，世界的海上霸权分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西印度群岛、北美、中美、南美（巴西除外）、太平洋群岛直到菲律宾都属于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巴西、非洲、好望角以东菲律宾以西各地属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所以，最早伸张其殖民势力于东方的西方国家是葡萄牙。1516年（明正德十一年），葡萄牙麻六加总督就遣使来中国要求通商，这是近世欧洲人到中国之始。此后葡人来中国的日多。葡人最初所到的地方有广州、漳洲（厦门）、泉州和宁波等地。据《明史》《佛朗机传》（接当时人称葡萄牙为“佛郎机”）的记载，他们的行径是：“剽劫行旅”、“掠卖良民”。葡人的海盗行径激起了当时人们很大的愤慨，如给事中（明朝监察官官名）王希文在奏疏中说他们是“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①。明朝政府对这些不法的葡人曾多次使用武力驱逐。在广东，葡人使用卑鄙奸诈的手段窃据了中国的领土澳门。葡人在广东贸易，明朝皇帝原来特许的通商地点限在香山县附近称为浪白澳的一个小岛。1535年（嘉靖十四年），葡人贿赂广东官员代为向明廷申请到澳门停船贸易，从此他们就从浪白澳移至澳门海面。1553年，葡人又借口要曝晒水渍“贡物”，请准他们在澳门上岸，到1557年他们就在岸上定居下来。最初，他们甚至不纳地租，只对广东海道每年纳贿银500两。1573年海道受贿的事被人揭发后，于是贿金改为地租。澳门就这样为葡人所盘据，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领土上所建立的第一个侵略基地。继葡萄牙人之后和中国发生接触的欧洲人，还有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殖民者。西班牙人于1565年占据了菲律宾南部诸岛，1570年占领吕宋，1575年来到中国。西班牙人直接来到中国的不多，但中国福建省人民移殖侨居在吕宋的为数不少，西班牙殖民者对待华侨极为残暴，时而驱逐，时而屠杀，平时则横征暴敛，不一而足。例如：1596年华侨被驱逐过一次，1603年和1639年曾先后遭过两次大屠杀，死难的人数都在2万以上。16世纪末，海上霸权渐从葡、西两国转移到荷兰和英国。1602年，荷兰人组织了规模宏大的东印度公司向东方发展。1641年，他们从葡人手里夺占了东西航路上的门户马六甲，从此他们积极在南洋群岛扩张他们的地盘。在南洋群岛，荷兰人对待华侨正同西班牙人在菲律宾一样，除了屠杀和抽重税以外，还用武力限制中国商船的往来，以实现他们垄断商业的目的。1604年和1607年，他们曾两次派船到广州，企图和中国进行贸易，但因葡人从中阻挠和明朝海禁严密，都未达到目的。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船15艘进攻澳门，葡人竭力抵抗，荷人未能得逞。荷人夺取澳门失败后，转向东北占据了澎湖列岛，1624年为明巡抚南居益以武力逐出。随后他们又占据台湾，到1661年为郑成功以武力逐出。后来，他们竟公然帮助清朝从郑成功后人手里夺取台湾，希图居功邀赏，以达到通商的目的；而清朝为了酬答荷人的帮助，居然准许他们在厦门通商。荷兰人在侵占台湾期间，曾屡次劫掠澎湖列岛和沿海各地，大批地掳掠中国人民，被掳的中国人民因虐待和饥饿致死的在千人以上，被掠卖到爪哇为奴隶的也有千余人。英国于1600年已组成东印度公司，致力于与印度和南洋各地的贸易；对于中国，因为有鉴于荷兰在澳门的失败，暂时采取了观望政策。1635年，英王查理一世和少数资本家组织了一个“库尔登会社”，专营中英贸易。1636年派威得尔带领大小船只五艘到中国，于1637年驶抵澳门。由于葡人的猜忌和阻挠，威得尔在澳门不得要领，便径向广州虎门驶进。中国炮台守军予以阻止，威得尔竟使用武力，占据了炮台，烧毁了一个村庄。明朝的官员终于答应威得尔作了些买卖。这是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接触；英国殖民者和中国人初次见面便使用了后来所惯用的炮舰政策。明末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种种海盗式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正当的愤怒。帝国主义者借此诬蔑中国人民排外，实则在历史上中国人民向来是最好客的。在早期，外国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到中国来，都曾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优待。但16世纪以后，到中国来的西欧殖民主义者的种种暴行使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改变了对欧洲人的印象。一位西方资产阶段作家高斯特也承认：“抢掠、杀戮和武力的经常使用，这些就是欧洲对于中国商业接触开始时的特色。欧洲人是在配得上‘洋鬼子’这个称号时，才被加上这个不愉快的称号的。”①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先遣队侵入中国的，除了资产阶段海盗商人外，还有传教士。明末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中，最出名的要算耶稣会教士意大利人利马窦了。1581年（明万历九年），利马窦到达广东的肇庆，在那里建立了教堂。其后，又至韶州传教，并经江西至南京。最后在1601年同另一耶稣会教士西班牙人庞迪我到达北京。明朝皇帝允许他们留住北京，不久又准他们购置土地，建立教堂，从此基督教的势力便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天主教士来中国传教的日见众多。明朝末年正是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一方面有清朝崛起和倭寇侵扰的威胁，一方面国家财政穷困，兵事废驰。当时明廷所面临的最迫急的问题是如何开辟财源和加强军事力量。利马窦等人看到这种情形，纷纷提出富国强兵之策，借以博得明朝当局的信任。传教士不仅为明朝献策出力，并且还撰述不少关于天文、数学、地理、物理、哲学的书籍，其目的是要培养出一些能适合西方资本主义要求的人才，以利于扩展他们的势力。西洋学术的传播无疑是欧洲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一种辅助手段；但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客观上也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二 清朝的闭关政策1644年，在中国开始了清朝的统治。这时东西海上交通已经大开，世界历史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在这样的形势下，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对内统治，采取了限制中外来往的闭关政策。清朝初年，清政府严禁人民下海，其目的在防止人民接济台湾郑氏。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台湾郑克■降清后，次年康熙帝即下诏解除海禁。所以，清初的海禁政策主要是对内而非对外。1692年，康熙帝曾下令允许人民习教；当时天主教士仍受清廷重用，而各国商人也都还能在华南各口岸进行贸易。这时的清朝政府并没有明显的闭关排外倾向。到康熙晚年，随着中外贸易往来的日趋频繁和人民反清起义的不断发生，在统冶阶级中开始产生了一种顾虑，怕外人和汉人会结合起来反对清朝。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清帝诏谕中的一段话便流露了这种顾虑：“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又汉人人心不齐……朕御临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①1717年，兵部等衙门遵从清帝的指示，会同边疆大吏建议禁止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噶喇吧（今爪哇）等处进行贸易，但东洋贸易（指和朝鲜、琉球、越南、日本等国间的贸易）仍可照旧。②这是闭关政策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政策自始即以西方国家为对象，并非不加区别地对一切外国。这种闭关排外的倾向到雍正朝时更有发展。1724年（雍正二年），清廷下令禁教并没收天主教在各省的教产。1727年，又下令：粤闽洋船出入限在厦门和虎门两处。但是，清朝闭关政策的真正确立，应该说是18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一方面，由于“产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更加紧了对外追求市场的活动，来华的欧洲人日渐增从，他们的海盗行径也越来越来猖獗；另一方面，乾隆中叶以后，清朝的政治日益腐败黑暗，国内人民反清运动续有发展。所以，为了防止外人的侵扰，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汉人和外人结合的危险，从18世纪中叶起，陆续出现了种种限制中外往来的规章制度。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帝下令，限定外人只可到广州一地进行贸易。1760年，又在广州成立所谓“公行”，一切对外贸易由组成公行的指定行商垄断经营，不准行商以外的私商参与。公行又是外人和中国官府间的中介，外人和中国官府间的一切交涉往来，都要通过行商来办理。此外，清朝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防范外夷”的条例。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五条：(1)外商只能在规定贸易期（五月至九、十月间）在广州居留，到期必须随船回国，或去澳门；(2)外人到粤只准住在行商馆内，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3)华商不得向外商告贷，外商雇用华人只限通事和买办；(4)外人不得雇人传递信件至内地；(5)加强河防，监视外船行动。这些规章以后在嘉庆、道光年间屡经重订，其基本精神始终是要限制外人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交接来往。由上可见，清朝政府采取闭关政策主要是出地维护其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动机。这一点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他说：“毫无疑义，17世纪末叶在对华贸易上彼此竞争的欧洲各国间的纷扰倾轧，曾给满洲人所采取的排外政策以一种有力的帮助。但是更主要的，乃是由于这个新王朝的疑惧，它惟恐外国人会支持大部分中国人被鞑子征服后大约最初半世纪所存在的那种不满情绪。”①另一方面清政府之所以有可能推行这样的一种对外政策，是由于当时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质，和外国的贸易来往对中国来说并非必不可少。实际情况的确如1793年乾隆帝给英王乔治三世信中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②所以，闭关政策正是适应于这样一种经济基础的政策，因而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不起明显阻碍作用。事实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③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政策有它的积极的方面：它是对16世纪以后欧洲海盗商人不法行为的一种合理的答复，具有一定的自卫意义。三 1834年以前的中英关系正当清政府加强它的闭关政策的时候，中外贸易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18世纪中叶以前，在广州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西方国家中，在贸易额上没有一个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从各国来华的船数来看，1736年到广州的西洋船共12只，其中英国5只，法国3只，荷兰2只，瑞典和丹麦各1只。自从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后，情况便逐渐起了变化。英国开始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压倒的优势。以1775年为例，那一年到广州来的38只外船中，英船即占有24只。18世纪初年中英贸易额总值每年不过50万两左右，到18世纪末叶已增加到1000万两以上，占中国当时对欧美各国海上贸易总值80％左右。①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对华贸易的迅速增长和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压倒优势，反映了“产业革命”后英国工业资本追求中国市场的迫切要求。英国资本主义从这时起便充当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英国对华贸易起始由一个大商人资本家所组成的东印度公司专利垄断。东印度公司最初在1650—1660年间即开始派船来广州，1715年决定在广州开设商馆，经常派船到广州来进行贸易。当时英国对华输出的主要商品是毛织品，但是由于中国土布具有顽强的竞争力，毛织品在中国极难推销。东印度公司既握有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就负有为英国工业推销产品的义务。所以，英国议会在授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同时，规定了一项条件：公司船只每次装运出口的货物，其中必须至少有1/10为英国产品。在国内制造商的压力下，东印度公司极力谋求为英国制造品，特别是毛织品，打开中国市场。由于东印度公司的怂恿，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使节到中国来，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达到打开中国市场的目的。1787年，英国政府派卡斯卡特勋爵来华，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去世，未能到达中国。1792年，英国政府又特派马戛尔尼勋爵出使来华。两次使团的费用全部都由东印度公司担负，这说明了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两次派使的幕后策动者。英国政府为马戛尔尼的出使作了很仔细的安排。首先在人选上，它认为中国素来轻商，所以使者必须是和商业全无关系的人，而且必须官爵较高，既富有办理殖民地外交的经验，又须略知东方人的心理。马戛尔尼曾做过驻俄公使、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印度的省长，所以英政府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其次，为了要使中国认识到英国国力的强盛，大使来华乘坐装配64尊炮位的军舰，并在步兵炮兵中选拔组成一支50人的卫队护送。此外还派了一位医术高超的医官随行，目的也是为了表现英国的医药科学的优越，借以引起中国人的“敬慕”，以便有助于使团任务的完成。在礼物的准备方面，特别注意选取那些为中国皇帝所爱好并足以表现英国科学工艺水平的东西，如机械、玩具、天文仪器和最新发明的英国工业制品。这些安排足以说明英国政府对这一次使团的重视，和它的别有用心。关于和中国进行交涉的目的和方法，英政府在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有详细的指示。首先，为了消除中国方面的猜疑，和掩饰英国的侵略意图，英政府要他向中国当局强调英国的和平目的。在英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中，有许多冠冕堂皇口是心非的话，把英国派使的目的说成是，既非为了征服，也非为了扩张，甚至也非为了获取财富和推广商业，而只是为了“增进对于人类居住的地球的知识，调查全球各地的出产，把生活上的技艺和享受传布到那些迄今对此尚无所知的地方。”①但是作贼心虚的英国政府也防到中国方面会提出印度的例子来诘问，所以在训令中指示马戛尔尼，对此问题只能说，英国之取得印度完全是为了“自卫”，为大势所迫。关于觐见的礼节问题，英政府的训令是：应该表示中英平等，但不可拘泥于形式而误了大事。至于此行交涉的具体目的则有三点：第一，在中国获得一块地方，如澳门一样，英商可在那里屯货居留，该地主权可仍归中国，但英国应有警察权和对英侨的管辖权；第二，如中国不愿租让土地，就要求加开通商口岸，和减少在广州通商的限制；第三，希望中国同意英国可派公使常驻北京。由此可见，这时的英国不但要求扩大对中国的贸易，而且已怀有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马戛尔尼使团于1792年9月26日自英启程，次年8月5日到达大沽口。事前，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写信通知了两广总督，信中对两年前未能派使来祝贺乾隆帝的八十寿诞表示遗憾，并附有使团携来价值1.5万英镑的礼品的清单一件。清廷方面满以为英国来使是专为补祝乾隆寿诞的，因而对使团一行的招待甚为殷勤。直隶总督亲到大沽迎接，对使团所需一切都免费供应。随同马戛尔尼来华的斯当敦，在他事后所写的游记中说：“除了在世界的东方，客人难得遇到这样殷勤的招待。”①招待虽十分周到，但清延方面一直把马戛尔尼当作贡使看待，在马戛尔尼所乘的船轿上都高悬着“贡使”的旗号，马戛尔尼只装作不知，因为他怕抗议无效反有碍他的使命的完成。这个问题虽混过去了，但接着又发生觐见礼节问题。清廷方面坚持三跪九叩首礼，马戛尔尼提出一条件，要清廷派一个和他同一等级的大臣在英王的肖像前也行三距九叩首礼，以示平等。这个提议为清廷所拒绝，最后清廷同意马戛尔尼所提出的以觐见英王最敬之礼来见清帝，那就是免冠鞠躬曲一腿。1793年9月14日和17日，乾隆帝在热河行宫两次接见了英使。马戛尔尼自热河回到北京后，向清政府提出了交涉条款，吐露了此行的真正目的。这些要求是：(1)准许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贸易；(2)准许英商在北京设货栈；(3)在舟山附近割一小岛给英国，以便英商在那里可屯货；(4)割广东附近的一小岛；(5)裁减广州和澳门间的通过税；(6)废除钦定税则以外的一切税收，并发给英人税则一部，以便有所遵循。全部要求的中心目的就是要为英国货物打开中国市场，而清廷的答复则是中外通商制度和“天朝法制攸关”，不能改变。马戛尔尼的使命未能完全实现，但中英间经过这一次的正式交涉，双方都对对方增加了一些认识。清廷方面从此认识到英国并不“恭顺”，而且来意不善；而英国方面也初步看到，单凭狡诈的外交手腕还难以达到它的侵略目的。1793—1815年间，英国集中力量对法作战，把对华贸易问题只好暂时搁置起来。但战争需要财源，而对华贸易中仅茶叶进口税一项当时每年收入就在百万镑左右，因此对中国的贸易必须维持。这时，葡萄牙是英国的盟国，英国既怕法国夺占澳门，威胁英国对华贸易，又想乘机染指澳门，攫为己有，因此于1802年一度派兵占领澳门，经中国抗议后撤退。1808年，英国又派兵在澳门登陆。这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立即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广东的官吏下令宣布禁止英人通商，断绝对澳门和英船的接济，并且准备了柴、油打算火攻。东印度公司的经理看到中国的态度强硬，觉得此举实在得不偿失，于是建议英政府撤退在澳门的军队。英国这一次侵略计划遭到了可耻的失败。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又注意到扩大在华市场问题。1816年，英政府再派阿美士德勋爵出使来华。这时的情形和马戛尔尼出使时已有所不同。中国方面对英人的侵略意图已有些认识，自然对来使并不欢迎；英国方面也知道和中国交涉并不容易，因而不得不把要求降低一些。英政府和东印度公司要阿美士德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1)对公司通商权利作详细规定，以免地方官吏听不法勒索；(2)通商不得因细故而停止，公司可与任何华商交易；(3)中国官吏不得擅入公司所租用的行馆，公司可自由雇用仆役，官吏不得侮辱英商；(4)中国在北京指定一个衙门，以便公司经理或英国驻使可和它文书往来，英人致中国政府的文件可用中国文字。这些要求如能实现，英国在广州的贸易便可得到更大的方便，这样便可为今后的扩张打下一个基础。阿美士德使团一到天津，从“赐宴”时起又发生了礼节之争。阿美士德坚持不肯遵行三跪九叩礼，嘉庆帝则责成负责招待的官员“开导”。这些官员们在左右为难情形下耍弄了一个花招。他们请使团于1816年8月28日下午5时从通州起程，通宵赶路，绕过北京城，直奔圆明园，到达后，即传旨召见。阿美士德要求休息更装，并表示不能行三跪九叩礼。清廷大臣则在皇帝面前说，英使推托有病不能觐见。嘉庆帝大怒，以为英使有意侮慢倨傲，下旨驱逐回国。阿美士德的使命因此完全没有实现。必须指出，礼仪之争并不是中英关系中的真正症结；中英之间的根本矛盾是：英国资本主义立意要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封建统治者却坚持闭关自守。所以，即令在这个礼节问题上能象马戛尔尼来使时那样达成某种妥协，阿美士德的使命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两次派使失败后，英国政府即准备使用武力以达到其侵略中国的目的，问题就在等待适当时机的到来。四 鸦片战争前的中俄关系16世纪以后，在和中国发生交涉往来的欧洲国家中，沙皇俄国的情况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农奴制的封建国家。俄国和中国最初发生接触，不是由于资本主义海盗商人海上活动的结果，而是由于俄国封建主向东拓殖扩张以致造成两国陆地上接壤的结果。大约从16世纪80年代起，俄国开始向西伯利亚拓展，到17世纪中叶，已伸展到中国的北境黑龙江一带。俄国侵入中国北部边疆就从这个时候开始。1651年，哥萨克盐商哈巴罗甫得俄皇的许可，组远征队，乘当时明清鏖战于关内的机会，企图侵占自黑龙江以迄乌苏里江一带的地方。1652年，通古斯族阿枪人，在俄人进攻下，遣使向清廷求救，清廷派驻宁古塔的防守部队往援。此后，由于哥萨克军队的不时侵扰，中国军民在北方边境对侵略者进行了多次的抗击。与此同时，俄国极力想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1655年、1660年（顺治十二年、十七年），俄皇先后两次遣使至北京，主要任务就是要和中国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但因俄国来使避而不谈停止武装入侵的问题，清廷态度冷淡，两次使节都不得要领而返。1670年，在中俄之间发生了一项新的纠纷，奉命征讨哥萨克人的通古斯族酋长根忒木尔投降了俄国，这件事使康熙帝极为愤怒，屡次要求俄方将根忒木尔引渡，俄方不允。1675年（康熙十四年），俄国又派希腊人加波里罗维区来华，要求清廷派使赴俄京，并准两国商人自由来往。清帝的答复是，如欲通好，应先交还根忒木尔。1685年，清廷发水陆大军围攻雅克萨，俄守军以众寡悬殊请降，清军毁雅克萨而返。俄援兵到后，又重占雅克萨。1686年，清军再度进攻，这时俄国内部不靖，对土耳其的战争又告失败，极盼能和中国议和妥协，以便发展商务，而免万里长征，劳民伤财。在清廷方面，这时三藩虽已平定，但蒙古诸部还未顺服，清帝深怕它们和俄国联合，所以也愿与俄国议和。1689年8月22日，中俄两国在尼布楚开始议和。议和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划定两国的边界。其次，从俄国方面来说是扩大贸易问题，从中国方面来说是引渡逃犯问题。1689年9月7日，中俄全权代表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订立的第一个条约。俄国从这个条约中所获得的利益显然比中国大。首先在划界问题上，条约规定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沿，外兴安岭至海为界；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待议。在中国方面已是让步到了尽头，而在俄国方面竟得保留了一些原来准备划给中国的地方。在其他方面，中俄双方大体上都满足了自己的主要要求。俄国所注重的商务问题，在条约中有如下的规定：“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清廷方面所注重的引渡逃犯问题，在条约中也作了明确规定。至于根忒木尔的引渡问题，因为他适在中俄议和之前死去，所以问题已不存在了。《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之间经过平等谈判而正式缔结的第一个条约，它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中俄国界纠纷既暂获解决，双方的外交从此都各致力于自己的主要目的。清廷对俄外交的主要目的在孤立厄鲁特部，俄国对华外交的主要目的则在发展对华贸易。1712年，清廷派内阁中书兼侍读图理琛出使至里海西北俄国境内的土尔扈特部，其目的是要分化厄鲁特和土尔扈特的关系。俄国方面则极力设法要防止土尔扈特和清朝联合征伐与俄国友好的厄鲁特部。俄国和厄鲁特部之间进行了勾结，俄国答允以兵力在中国边境上示威，以牵制中国，但要求以开发厄鲁特境内的矿产资源，并割取土地，作为交换条件。与此同时，俄国对华外交则致力于商务的发展。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俄国几次派使来华，都以扩展商务为主要使命。1720年伊兹玛依洛夫来使时，俄政府在给他的训令中，指示他向清廷要索经济政治特权，如在中国全境的贸易自由、进出口货物的免税、对俄侨行使治外法权等。但清廷所重视的则是逃犯的引渡和国界的勘定，认为这两个问题未解决前，其他问题谈不到。此外，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俄国来华商队人数有时一次达千名之多，商队到中国后食宿都由中国供应，徒增中国的负担，因此清廷对商队的次数和人数都要求加以限制。由于两国之间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彼此的关系在尼布楚条约后仍时驰时紧，贸易往来也时续时断。1725年（雍正三年），中俄之间同意再度举行谈判，俄国派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为全权代表来到京。谈判历时半年，双方就一些原则达到协议：东北的两国边界，由乌得河以东、兴安岭以北至海之地，因地形不明，仍留为未定界；北部的中俄边界，则由专门会议勘定；中俄逃犯在互换原则下引渡；俄商队人数每次规定200人，每三年得至北京一次；指定边界上两地为通商地方；商人来往仍需护照和签证；允许俄国在北京建立希腊正教教堂。1727年9月，双方签订正式条约，后经两国批准在波尔河边交换，称为《布连斯奇界约》。1727年10月，双方又根据在北京所议定的原则和《布连斯奇界约》，另在恰克图订立《恰克图界约》。1727年的恰克图界约大体解决了过去中俄间交涉的各项问题，成为此后130余年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为止中俄关系的基础。1729年，雍正帝派大军齐始向厄鲁特部的准噶尔进攻。为确保俄国的中立，1731年特派侍郎托时出使俄国，表面任务为祝贺沙皇彼得二世的加冕，实际上是为劝说俄国严守中立。托时的出使是中国第一次正式派遣使节到西方国家。托时在俄国备受俄廷的隆重接待。他向俄廷提出，要求俄国在清朝进攻准噶尔的战争中严守中立，并答应以准噶尔的一部分土地给予俄国作为报酬。当时俄国内部政情复杂，加以它正准备参加波兰的王位战争，而且也不愿和中国失和致影响俄国方自恰克图条约所取得的利益，所以对托时的建议表示欢迎。到乾隆时，中俄关系虽时因边界纠纷和逃犯引渡问题而致紧张，但一般说来，自准噶尔被清廷征服后，中俄关系大体上暂告稳定。在中俄往来关系中，两国之间在文化上也有所沟通。1685—1686年雅克萨战役后，俄军俘虏被送至北京，康熙帝对他们处置宽大，允许他们信奉本国宗教，并“钦赐”小庙一所供作礼拜之用。尼布楚条约订立后，小庙改为教堂，称为圣尼吉拉教堂。1727年恰克图条约正式规定俄国在北京得设教堂。1732年俄国在北京又新建教堂一所。自1729年起，在北京俄国教士每10年轮换一次，到19世纪50年代，先后来华的俄国教士共有十一批之多，他们全由中国政府供养。这些教士对于沟通中俄文化有一定的贡献。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俄廷要求派人到北京学习汉满文，康熙帝答应了这个要求，在北京御河桥西设立“俄罗斯馆”，供俄国商人学生居住。来北京学习的俄罗斯学生每10年更换一次，由官府赡养。学生除学习语文外，也有学习喇嘛经的。在中国方面，清朝的理藩院，为了造就俄语译员起见，也设“俄罗斯馆”，选八旗官学士24人入馆肄业，5年考试一次，考中一、二等的，授八、九品官。俄国在北京的留学生，除担任中俄交涉的译员外，对沟通中俄文化也颇有贡献。如图理琛所写的出使游记《异域录》即被译成俄文。此外，他们对中国内地和蒙藏的历史地理也有不少著作。总之，鸦片战争前200年的中俄关系是两个封建国家间的关系。由于两国领土的接壤，中俄之间很早以来就发生了比较频繁的接触，因而产生了交涉、订约、遣使等一些正式外交关系的需要。封建的俄国为了扩张领土和追求商业的厚利而也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但是中俄之间最早的接触发生在清朝国势相当强盛的康熙年代，在中俄边界上两国力量一度交锋，俄国的武力曾经受到了挫折，这不能不暂时抑制了它的武力侵华野心。此外，封建俄国的经济这时还不象后来进入到资本主义时期以后那样迫切地要求向太平洋扩张，俄国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仍在欧洲，而广大的西伯利亚尚待开发，它和俄国欧洲部分之间的交通还十分困难。俄国封建主在对华关系中这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于扩大和保持在商品交换中的利源，所以他们还不愿使中俄间的和平关系中断。由于这些原因，在鸦片战争前中俄两国大体上保持了平等对待、和平相处的关系。第一章第一次鸦片战争及战后的中外关系(1840—1850年)第一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背景19世纪30年代在中国正是清道光朝时期。清朝在关内建立政权到这时已近200年，对广大人民一直实行着残酷的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自18世纪末（乾隆朝末叶）以来，统治阶级愈加骄佚腐化，政治上的黑暗更甚于前，整个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陷于腐朽瘫痪的状态。在封建统治的重重压迫和束缚之下，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进，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所以从19世纪初叶起，国内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更是连绵不断，清朝的统治面临着日益深刻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国内的封建统治秩序，害怕外来势力和国内人民革命力量相结合来反对自己，对外更坚持执行闭关政策。1835年，两广总督卢坤等又制订了“防范夷人章程”八条，重申对外人的一些禁例，以加强闭关政策的实施。19世纪3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这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英国、法国和美国，而英国尤其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自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以后，英国的工业生产急剧发展，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更加速地扩大，到19世纪30年代几乎占有全世界工业产量的一半。在各项工业中，纺织业的发展尤为迅速。20年代英国纺织工业用蒸汽动力的织布机还不过只有2000台，到1835年已增加到10万台左右，①同时棉纺织品在英国产品出口的总值中占有一半以上，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随着生产的迅速扩大，生产“过剩”的危机也不可避免地到来。1825年在英国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接着，在1830年、1837—1838年，纺织工业的危机一再出现。在不断的危机威胁下，英国纺织工业资本家迫切地要求扩大国外市场，以便为他们的“过剩”产品寻找出路。在中国市场上，英国的棉纺织品的销售量在20—30年代里已有很大的增长。1821—1822年，输入中国的英国棉织品价值只有9807两，1830—1831年已达36.0521万两，②十年间增加了几乎40倍。另一方面，从1831—1832年开始，中国土布对英输出的价值急剧下降，而且从这时起，在中英棉纺织品贸易中，中国向来所居的出超地位，一变而为入超，此后这个逆差还在继续扩大。这种情况说明了，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凭着它的优越的生产技术，在其本国市场和中国市场上，已经开始排挤封建经济下的中国手工业，并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越来越多的利润。尽管如此，这种情况仍远不能满足英国纺织工业资本家的贪欲。30年代中，广州英国怡和洋行向其本国纺织厂商所发出的商情报告中，还不时在抱怨中国土布的优越性，结实耐用价兼的中国土布仍为中国广大人民所喜爱，英国纺织品还不能取土布的地位而代之。如就整个英国对华贸易输出的情况来看，它的增长速度更不能满足英国资本家的奢望。因此，他们迫切要求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为英国工业制造品在中国的推销取得更为有利的条件。1832年英国国会改革法通过后，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取得了重要地位。他们不满于东印度公司迄今为止在打开中国市场上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也不甘让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上继续专利垄断。1833年8月，在改革后的议会里通过了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法案，同时决定派遣商务监督到中国来，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代表的称呼)执行英国的侵华政策。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到1834年4月17日期满，1834年7月15日第一任英国派驻中国的商务监督律劳卑到达中国。从这时起，中英关系可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工业资本利益代替了商业资本利益成为支配英国对华政策的主导力量。如果说，在此以前作为一个商业资本集团的东印度公司，其利益不仅在于扩大对华输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维持和扩大自中国输入茶叶的巨大利源，因此它还不愿使中英之间的和平关系中断，那么，现在对工业资本家来说，首要的利益是不惜用一切手段扩大工业制造品的对华输出。因此，1834年以后英国的侵华政策更为凶猛积极。其次，1834年以前，中英之间，除了1793年和1816年英国两次遣使来华之举外，还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大班只是代表英国商业资本家一个小集团的利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是商业活动，他们还不能算是英国政府的正式代表。从1834年英国政府派遣商务监督到达中国后，中英之间才开始有了官方的外交关系。商务监督在中国一切都秉承着英国政府的训令而行事，而英国政府也依据商务监督的报告和建议制定它的侵华方针和策略。所以，以后历任商务监督的活动更充分反映了英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在中国方面，当时的清政府对世界的情况是闭塞无知的，对这些情况的变化既无分析，也不了解。它只是顽固地坚持着闭关政策，不管英国派来广州的是东印度公司大班也好，或者是所谓商务监督的“夷目”也好，它认为一切办法都应“循照旧章”不能更变。律劳卑来中国之前，英国政府在给他的训令中指明，要他设法扩张英国商业势力到广州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时还要他在中国沿海觅取一些地方，以便英国海军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可以安全活动。可见英国政府这时已怀有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阴谋，不过它还想首先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达到目的，所以在训令中又强调设法和中国当局建立关系的必要。律劳卑到中国后，违反惯例，不经广东地方当局同意，径自澳门来到广州。他还坚持要打破惯例，不通过中国行商而以平行款式直接和广东地方当局打交道。但两广总督卢坤认为事关“天朝制度”，不能改变，如要另定“贸易章程”，须先通过行商提出，奏明皇帝批准后，才能照办。卢坤的态度是合理的，因为在广州所实行的通商制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要更改不能凭英国单方的决定，应该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律劳卑坚持他的主张，于是卢坤采取了照例的措施，下令“封舱”，停止中英贸易。这时律劳卑竟悍然不顾中国的领土主权，带了两只英舰，炮轰虎门炮台，闯入珠江，进行威胁。最后在行商和英商的斡旋下，律劳卑同意退回澳门，以达到恢复贸易的目的。律劳卑回到澳门后不久即病死。律劳卑的行动说明了，1834年以后英国对华政策的倾向是随时准备使用武力威胁的手段以实现它的侵略要求。但是，发动侵略战争还待伦敦政府的最后决定，所以他的继任者德庇时和罗宾臣决定暂时不采取新的行动，静待伦敦政府的决策。与此同时，他们都先后向伦敦政府建议，对中国应采取强暴的手段。德庇时力陈英国如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必能得到美、法、荷等国的支持；罗宾臣则主张占领中国的岛屿，以便利英国的商业，并打击中国的“骄气”。①1836年12月义律继任商务监督，改变了策略，主张暂时不争和中国当局来往的形式，首先致力和中国当局建立关系，以便徐图进展。另一方面，这时清政府开始比较严格地执行一向成为具文的禁烟法令，对此义律则主张英国应使用一切手段加以反对。1837年2月，他向英国驻印度的海军司令建议，派舰到中国来保护鸦片贸易。英国政府不但批准了这个建议，而且还一再训令义律，在和中国当局来往的形式问题上，也要坚持不让。显然，从这时起，英国政府已准备向中国进行挑衅，而鸦片问题在英国政府看来正是借以向中国进行挑衅的适当题目。① 伍德渥：《改革的时代，1815——1870年》（1935年英文版），第4—5页。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页。① 考斯丁：《大不列颠与中国，1833—1860年》（1937年英文版），第29、31页。第一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战后的中外关系(1840—1850年)第一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背景19世纪30年代在中国正是清道光朝时期。清朝在关内建立政权到这时已近200年，对广大人民一直实行着残酷的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自18世纪末（乾隆朝末叶）以来，统治阶级愈加骄佚腐化，政治上的黑暗更甚于前，整个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陷于腐朽瘫痪的状态。在封建统治的重重压迫和束缚之下，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进，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所以从19世纪初叶起，国内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更是连绵不断，清朝的统治面临着日益深刻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国内的封建统治秩序，害怕外来势力和国内人民革命力量相结合来反对自己，对外更坚持执行闭关政策。1835年，两广总督卢坤等又制订了“防范夷人章程”八条，重申对外人的一些禁例，以加强闭关政策的实施。19世纪3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这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英国、法国和美国，而英国尤其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自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以后，英国的工业生产急剧发展，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更加速地扩大，到19世纪30年代几乎占有全世界工业产量的一半。在各项工业中，纺织业的发展尤为迅速。20年代英国纺织工业用蒸汽动力的织布机还不过只有2000台，到1835年已增加到10万台左右，①同时棉纺织品在英国产品出口的总值中占有一半以上，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随着生产的迅速扩大，生产“过剩”的危机也不可避免地到来。1825年在英国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接着，在1830年、1837—1838年，纺织工业的危机一再出现。在不断的危机威胁下，英国纺织工业资本家迫切地要求扩大国外市场，以便为他们的“过剩”产品寻找出路。在中国市场上，英国的棉纺织品的销售量在20—30年代里已有很大的增长。1821—1822年，输入中国的英国棉织品价值只有9807两，1830—1831年已达36.0521万两，②十年间增加了几乎40倍。另一方面，从1831—1832年开始，中国土布对英输出的价值急剧下降，而且从这时起，在中英棉纺织品贸易中，中国向来所居的出超地位，一变而为入超，此后这个逆差还在继续扩大。这种情况说明了，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凭着它的优越的生产技术，在其本国市场和中国市场上，已经开始排挤封建经济下的中国手工业，并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越来越多的利润。尽管如此，这种情况仍远不能满足英国纺织工业资本家的贪欲。30年代中，广州英国怡和洋行向其本国纺织厂商所发出的商情报告中，还不时在抱怨中国土布的优越性，结实耐用价兼的中国土布仍为中国广大人民所喜爱，英国纺织品还不能取土布的地位而代之。如就整个英国对华贸易输出的情况来看，它的增长速度更不能满足英国资本家的奢望。因此，他们迫切要求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为英国工业制造品在中国的推销取得更为有利的条件。1832年英国国会改革法通过后，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取得了重要地位。他们不满于东印度公司迄今为止在打开中国市场上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也不甘让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上继续专利垄断。1833年8月，在改革后的议会里通过了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法案，同时决定派遣商务监督到中国来，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代表的称呼)执行英国的侵华政策。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到1834年4月17日期满，1834年7月15日第一任英国派驻中国的商务监督律劳卑到达中国。从这时起，中英关系可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工业资本利益代替了商业资本利益成为支配英国对华政策的主导力量。如果说，在此以前作为一个商业资本集团的东印度公司，其利益不仅在于扩大对华输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维持和扩大自中国输入茶叶的巨大利源，因此它还不愿使中英之间的和平关系中断，那么，现在对工业资本家来说，首要的利益是不惜用一切手段扩大工业制造品的对华输出。因此，1834年以后英国的侵华政策更为凶猛积极。其次，1834年以前，中英之间，除了1793年和1816年英国两次遣使来华之举外，还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大班只是代表英国商业资本家一个小集团的利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是商业活动，他们还不能算是英国政府的正式代表。从1834年英国政府派遣商务监督到达中国后，中英之间才开始有了官方的外交关系。商务监督在中国一切都秉承着英国政府的训令而行事，而英国政府也依据商务监督的报告和建议制定它的侵华方针和策略。所以，以后历任商务监督的活动更充分反映了英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在中国方面，当时的清政府对世界的情况是闭塞无知的，对这些情况的变化既无分析，也不了解。它只是顽固地坚持着闭关政策，不管英国派来广州的是东印度公司大班也好，或者是所谓商务监督的“夷目”也好，它认为一切办法都应“循照旧章”不能更变。律劳卑来中国之前，英国政府在给他的训令中指明，要他设法扩张英国商业势力到广州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时还要他在中国沿海觅取一些地方，以便英国海军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可以安全活动。可见英国政府这时已怀有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阴谋，不过它还想首先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达到目的，所以在训令中又强调设法和中国当局建立关系的必要。律劳卑到中国后，违反惯例，不经广东地方当局同意，径自澳门来到广州。他还坚持要打破惯例，不通过中国行商而以平行款式直接和广东地方当局打交道。但两广总督卢坤认为事关“天朝制度”，不能改变，如要另定“贸易章程”，须先通过行商提出，奏明皇帝批准后，才能照办。卢坤的态度是合理的，因为在广州所实行的通商制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要更改不能凭英国单方的决定，应该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律劳卑坚持他的主张，于是卢坤采取了照例的措施，下令“封舱”，停止中英贸易。这时律劳卑竟悍然不顾中国的领土主权，带了两只英舰，炮轰虎门炮台，闯入珠江，进行威胁。最后在行商和英商的斡旋下，律劳卑同意退回澳门，以达到恢复贸易的目的。律劳卑回到澳门后不久即病死。律劳卑的行动说明了，1834年以后英国对华政策的倾向是随时准备使用武力威胁的手段以实现它的侵略要求。但是，发动侵略战争还待伦敦政府的最后决定，所以他的继任者德庇时和罗宾臣决定暂时不采取新的行动，静待伦敦政府的决策。与此同时，他们都先后向伦敦政府建议，对中国应采取强暴的手段。德庇时力陈英国如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必能得到美、法、荷等国的支持；罗宾臣则主张占领中国的岛屿，以便利英国的商业，并打击中国的“骄气”。①1836年12月义律继任商务监督，改变了策略，主张暂时不争和中国当局来往的形式，首先致力和中国当局建立关系，以便徐图进展。另一方面，这时清政府开始比较严格地执行一向成为具文的禁烟法令，对此义律则主张英国应使用一切手段加以反对。1837年2月，他向英国驻印度的海军司令建议，派舰到中国来保护鸦片贸易。英国政府不但批准了这个建议，而且还一再训令义律，在和中国当局来往的形式问题上，也要坚持不让。显然，从这时起，英国政府已准备向中国进行挑衅，而鸦片问题在英国政府看来正是借以向中国进行挑衅的适当题目。① 伍德渥：《改革的时代，1815——1870年》（1935年英文版），第4—5页。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页。① 考斯丁：《大不列颠与中国，1833—1860年》（1937年英文版），第29、31页。第二节 战争的导因—鸦片问题一 英国的鸦片侵略和清政府的禁烟政策鸦片贸易不仅是英国当时向中国进行侵略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关系到英国侵略者许多方面的利益。长时期以来，在中英正当商品贸易中，中国一直居于出超的地位。1804年以前，东印度公司每年须自欧洲将大量白银输入中国，以填补英国对华贸易上的逆差。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英国侵略者早就找到了印度出产的鸦片，以代替白银。他们发现鸦片不但比工业品易与推销，而且还可毒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有助于英国实现其奴役中国人民的侵略野心。1773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印度鸦片的专卖权后，对扩大对中国的鸦片输出更为积极。后来因为清政府宣布鸦片为违禁品，东印度公司虽在表面上停止了直接经营对中国的鸦片贩运，但实际上则是把这项非法贸易输入到散商手中。这些散商使用了走私、贿赂等违反中国法令的手段，继续将大量鸦片输入中国。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大规模发展给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烟贩们带来了巨大利益。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从鸦片的专卖和过境税中，取得巨额的财政收入，1835—1839年这项收入平均每年约1800万卢比(折合银两约520万两)，约合当时英印政府全部收入的6—7％。①东印度公司从鸦片专卖中获取了暴利，以1813年为例，每箱上等鸦片的成本是237卢比，在印度拍卖价格则为每箱2428卢比，东印度公司从其差额中约得2/3。此外，英国鸦片贩子从这项非法贸易中也大发其财，以1817年为例，每箱鸦片在印度的拍卖价格为1785卢比，在中国卖价则为2618卢比。②鸦片不仅是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商人的利薮，而且是英国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的手段。1804年以后，东印度公司已很少需要将白银输入中国，相反地由于鸦片输入中国数量的逐渐增加，英国在中英贸易中原有的逆差不久就一变而为顺差，白银开始倒流。以1827—1828年为例，中国对英输出总值为18,136,062元(其中包括白银6,094,646元)，而英国(包括印度)对中国输出总值则为20,364,000元，其中鸦片一项就占了11,243,496元，占英国对中国输出总值的一半以上。①从20年代起，由于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迅速增加，英国从鸦片贸易中所取得的收入足以偿付英国自中国输入的茶叶的全部价值而有余，英国侵略者就这样用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换取了英人生活必需品的茶叶。同时茶叶税在30年代已成为英国政府收入的大宗，占英国全部税收的1/10。②对东印度公司来说，中国茶叶几乎是它的对华贸易全部利润的来源。所以，输出鸦片既为英国对华贸易的主要支付手段，它的盛衰便直接关系到华茶输英的贸易，间接涉及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利润。不但如此，肮脏的鸦片贸易还关系到英国对印度人民剥削的问题。英国殖民主义者每年要从印度将其搜刮和掠夺所得的一部分钱财汇回本国。以1830年为例，这笔钱的总数约为400万英镑，其申300万镑是东印度公司“对母国的缴献”，100万镑是官吏和商人在印度榨取所得的资财。③当时在英印间的贸易收支上，由于英国棉织品在印度市场上的倾销，印度居于逆差的地位，所以这笔巨额款项要汇往英国，又必须通过自印度输出鸦片到中国以换取中国的茶叶运往英国来完成。此外，英国棉织品在印度市场上倾销所得，也同样要借这种三角贸易的关系，汇往英国。总之，由于这种三角贸易的复杂关系，英国对华鸦片贸易所牵涉到英国侵略者的利益是广泛而重要的。因此英国政府对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一直采取纵容、鼓励和支持的政策。鸦片贸易包含着英国资本主义财政、贸易和殖民扩张的巨大侵略利益，代表了英国资本主义对外掠夺手段的残毒和无耻。所以，鸦片问题成为英国资本主义蓄谋已久挑起侵华战争的直接原因，并非偶然。在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们竭力发展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的情况下，烟毒便在中国泛滥起来。1830年后，鸦片走私从广州发展到东南沿海地区，一直到直隶和东北的沿海一带。1795—1799年鸦片输入量平均每年为4124箱(每箱100—120斤)，1835—1838年已达3.5445万箱。①鸦片输入激增的结果使中国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白银大量外流。1833—1834年仅广州一地净流出白银即达4，340，589两。②白银的大量外流在国内造成了银贵钱贱的现象，1798年每银一两换制钱1090文，到1838年可换1637文，③这样就使当时以银两计征的税捐无形中加重了许多。同时“银荒”也严重地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各省的地、丁、盐、漕等税银都有拖欠，清政府的国库存底日见减少，因而更加紧了对人民的榨取，使人民的生活益加困苦，反清的情绪也更为高涨。由于白银外流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社会的不安，从1836年起清政府开始认真考虑禁烟问题，在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关于禁烟问题的辩论。一派人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公然主张允许鸦片合法进口，以增加税收，并以自种鸦片来抵制鸦片的输入，阻止白银的外流。这种主张完全是从清政府的财政利益出发，丝毫不考虑到鸦片对人民的祸害。另一派人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主张严禁鸦片，并对吸食和贩卖鸦片的人严刑重治。他指出，鸦片之危害，“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①这一派主张虽同是从清政府的统治利益出发，但在客观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在弛禁和严禁两派之间，还有一派人以大学士穆彰阿为首，他们正是借鸦片走私贸易而间接得到好处的人，他们既反对弛禁，也反对严禁，实际上主张维持现状，听任鸦片继续流毒全国，并让英国继续从中大量牟利。他们从卑鄙的个人利益出发，在这个对外关系的重大问题上采取投降政策。这场争论进行了两年多。据说道光帝看到上引林则徐奏折中的警语，感到怵目惊心，终于采纳了林则徐一派的主张。1838年12月31日，他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去查办，实行禁烟。鸦片流毒于中国由来已久，清政府对鸦片的毒害并非无知，所以早在1729年（雍正七年）曾颁令禁止吸食，以后并迭次下令禁止入口。但法令始终形同具文，烟毒的泛滥有增无已，原因是上自皇帝下至海口的小吏都从鸦片走私贸易中直接或间接得到好处，对于禁烟从未认真执行。禁烟问题直到这时才受到统治阶级比较认真的考虑，主要是因为白银外流的现象到30年代开始变得严重起来，以至于威胁到清朝的统治基础。所以，清政府终于决定严格执行禁烟，完全是从其狭隘的统治利益出发。鸦片是由外国商人走私贩运入口的，要禁绝鸦片的来源自然必须有效地对付这些外国鸦片贩子，这一点清政府不是不知道的。然而它在决定禁烟时，对涉外问题却没有提出任何对策。在讨论禁烟问题的过程中，一般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取缔和惩办吸食、贩卖和开设烟馆的人，没有人提到怎样对待外国鸦片贩子的问题。在清帝最后给林则徐的指示中，也只提到“该省窯口（即包买户）、快蟹（一种护运艇）以及开设烟馆、贩卖、吸食种种弊窦，必须随时随地净绝根除”，①关于如何对待外国鸦片贩子的问题，则只字未提。这是因为清朝统治阶级由于其传统的盲目自大，对世界情况的闭塞无知，把对外问题看得非常轻易，不屑加以考虑。因此，在执行禁烟时怎样对待外国鸦片贩子的问题，事实上就完全由负责执行禁烟的林则徐来决定了。二 林则徐在对鸦片侵略的坚决措施和英国侵略者的挑衅政策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3月18日，他下令着所有外商将他们全部鸦片一律交出，并具结申明，以后来船永远不夹带鸦片，否则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②，限他们于三日内答复。同时，他向外国商人表明了贯彻禁烟的决心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终始，断无中止之理。”③林则徐的这一措施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因为鸦片是违禁品，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将外国商人的鸦片予以没收。但是这时外国鸦片贩子们早已将他们停泊在海口外伶仃洋上的22只鸦片趸船开走，暂作躲避，中国官厅事实上已无法进行搜捕，因此只有命令他们自动交出。英国鸦片贩子们对中国法令一向视同废纸，毫不尊重，他们以为这位钦差大臣不过是虚声恫吓，意图敲诈，因而采取了敷衍违抗的态度，虚伪地表示以后决不再从事鸦片贸易，但交出鸦片则办不到。这个答复为林则徐严词驳回后，英商不得已，才答允交出鸦片1037箱，希图就此敷衍了事。林则徐坚持必须交出全部鸦片，并要求大鸦片贩子颠地入城为质。英商拒不从命，义律且自澳门赶回广州，亲予庇护。于是，林则徐即下令“封舱”，撤退“洋馆”中的中国雇员和仆役，并断绝“洋馆”和外界的交通。采取了这些措施后，外国商人被迫就范，最后由义律负责交出全部鸦片2.0283万箱，共237.6254万斤。1839年6月3—25日，林则徐把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滩上销毁。这一轰轰烈烈的行动，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鸦片侵略的决心。外国商人交出鸦片后，林则徐即下令解除封锁，恢复贸易。他自始认为“鸦片必要清源，边衅也不容轻启”①，所以在彻底执行禁烟的同时，对外仍尽可能谋求和平解决。首先，他对中外正当贸易完全不加阻挠。其次，他对守法和违法的外国商人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外国商人交出鸦片后，他对每箱鸦片给予5斤茶叶作为补偿，对于依法具结的外船，一概准予进口恢复通商。这种区别对待的策略确实起了分化的作用。截止1839年12月，各国商船共有62艘都遵照规定具结入口，甚至个别的英船也有不顾义律的阻挠愿意具结进口的。但是，英国侵略者决不甘放弃鸦片贸易的利益，并且要乘机挑起侵略战争。义律在被迫交出鸦片后，一方面拒绝具结，并拒绝接受林则徐给予英商作为补偿的茶叶1000箱，另一方面下令全体英商撤离广州，停止贸易。这些行动无非是为了加剧紧张局势，以便俟机挑衅。1839年7月7日，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嘴行凶，中国村民林维喜重伤致死。中国当局要求义律负责交出凶手，义律抗不交凶，并擅自成立法庭，对肇事水手进行“审判”，这是侵犯中国法权的严重挑衅行为。林则徐的对策是下令澳门葡萄牙当局将全体英人逐出澳门。义律企图劝诱葡人与英国合作，并许以一支800—1000人的军队供葡人调遣，但为澳门葡萄牙当局所谢绝。这时英国军舰一艘自印度驶抵香港，义律有了武力为后盾，更加放肆。1839年9月4日，他在九龙因强买食物不遂，竟开炮轰击中国兵船，引起一场战斗，揭开了侵略战争的序幕。义律在同年9月5日给英外相巴麦尊的报告中，承认他“对这第一炮的开出负有责任”①。1839年11月3日，英舰又在穿鼻洋面向中国水师进行攻击，挑起又一次的海战，侵略者再度受挫败退。林则徐虽致力于和平解决，但对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挑衅，也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向外国购置了200尊大炮，加强虎门炮台的防御，并整顿水师，仿造欧式多桅船。尤可贵的是，他在“民心可用”的信念下，发动了民众，将渔民壮丁5000人编成水勇，积极准备抗战。直到此时为止，林则徐在广州对待英国侵略者的措施大体上都得到道光帝的认可。1839年5月2日，道光帝在接到林则徐表明决心办理各国商人缴烟的报告时，在奏折上写下的批语是：“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①同年10月11日，道光帝在接到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九龙海战获胜的报告后，又批称：“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②但这些批语并不说明清帝对于抵抗侵略同具决心，事实上只因他对敌情毫无认识，所以在一切都还进行得比较顺利的时候，便盲目乐观，以为事情当十分轻易。同年11月29日，道光帝在接到穿鼻洋海战获胜的报告后，下令林则徐等将英船一概驱逐出口，停止贸易，既不再要他们具结，也不再求他们交出林维喜案的凶手，同时向各国宣布英人的罪状。他还批斥林则徐等对遵令具结进口的个别英船给以区别对待的主张，说什么“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③。这种作法破坏了林则徐的分化敌人的计划，对于反对英国的侵略是不利的。英国政府的政策正是要扩大事态挑起战争，所以义律在华的挑衅行动完全符合伦敦政府的要求。1839年9月21日，英政府接到了义律同年5月29日的最初报告。1839年10月18日，巴麦尊即秘密通知义律，英政府准备派遣远征军来华。1840年2月20日，英政府正式下令，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统率军队侵华。与此同时，英国各地与对华贸易有关的资本家团体纷纷要求英政府对中国采取“坚决而有力的行动”1840年4月7—9日，英国议会中展开了对华战争问题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甚至一些资产阶级的议员们也无法掩饰这一战争的非正义性，而提出了反对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议案。英国当时出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格拉斯东在议会中也不得不承认，林则徐没收英商鸦片的作法是完全正当的。他说：“我不知道、也没有读到过比这个战争在起因上更不正义、比这个战争更足使我国(指英国)永远背上耻辱的战争。”①但是，反对政府对华政策的议案终以262票对271票为议会所否决。英国政府于是就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① 参阅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4、26页。② 参阅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页。① 格林白：《英国贸易与中国的开放，1800—1842年》（1951年英文版），第13页。② 同上书，第3页。③ 同上书，第15页。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2页。② 同上书，第33页。③ 同上书，第37页。①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下简称《鸦片战争》），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142页。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卷，第17页。② 《鸦片战争》，第2册，第147页。③ 《鸦片战争》，第145页。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8卷，第6页。① 转引自郭斌佳：《第一次中英战争批判的研究》（1935年英文版），第125页。① 《东华录》，道光朝三十九，第22页。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8卷，第17页。③ 同上书，第35页。① 转引自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68页。第三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外交一 清政府和战不定的政策1840年6月，英国侵略军陆续到达广东海面，集有军舰16艘，兵员4000人左右。按照英政府的训令，英军先封锁珠江口，然后占据舟山，再北上到白河口，向清政府进行威胁并提出要求。这个作战计划是以封锁广州对外贸易和占领沿海岛屿作为谈判中的要挟手段。侵略军即按照这个计划行动，在封锁珠江后，径行北上，1840年7月6日攻下定海，8月9日到达大沽口，8月19日向清政府投递了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提出英国的要求。这些要求是：(1)赔偿烟价；(2)对待英国驻华官员须按“文明国”成例；(3)割让一岛或数岛；(4)赔偿行商欠英商的债务；(5)赔偿军费。自定海失陷后，道光帝的态度早已发生变化。他原以为禁绝英人贸易，便可万事大吉，及得英人攻陷定海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意外，不知英人进犯是为了鸦片，还是为了贸易，下令闽浙总督伊里布“密行查访”。①英国侵略军开到大沽后，他更为震动，对林则徐的禁烟竟发出怨言，说他是“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拏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而生出许多波澜”②。封建统治者的喜怒好恶，一切原都是从其统治利益出发，当初禁烟是为了防止“漏银”，如今因禁烟而致强敌压境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和安全，又悔不当初。他以为英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鸦片和贸易，只要取消禁烟恢复贸易，当可了事。受命和英人办理交涉的直隶总督琦善，深能体会道光帝的意旨，他知道谈判的首要任务在使英人退兵，以解除对北京的威胁。琦善是投降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全部外交的出发点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他认为英人“船坚炮利”，决不可与战，只可“好言相诱”，也就是屈服求和。为此，他对敌人作出种种投降姿态。英国侵略军到达大沽时，他派人为侵略军筹办给养，并在天津设宴招待侵略军的将领。这时英军已占领了中国领土定海，对中国不宣而战地发动了武装进攻，琦善不但不敢向英人提出诘责，反而卑躬屈膝地向侵略者说：林则徐等“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③，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林则徐等身上，这就是琦善外交的第一着。这样做不仅是向敌人赔罪认错，承认侵略者的“师出有名”，而且事实上也等于宣布放弃禁烟政策。按这时道光帝给琦善的训令中，既未答允惩办林则徐等，也未明白提出可以取消禁烟。琦善竟敢自动向英人作此许诺，是因为他已揣透皇帝对于惹起这场风波的禁烟政策已十分厌弃。同时琦善所代表的投降派还想乘机借用外力打击禁烟派，恢复对他们有利的鸦片贸易。琦善外交的第二着是对英人提出的赔偿烟价要求采取含糊承允的办法。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道光帝曾明白表示不愿承担这笔巨款的偿付，但却暗示可令广东的行商筹措偿还。他在1840年9月12日指示琦善说：“倘该夷始终坚持……该督到粤后，惟当细加访查，当日缴烟究系作何办理，或即作为该督之意，密谕各洋商(指“公行”的中国商人)，以将来如许通商，不但夷人仍可得利，即该商人等亦可照常贸易，获益良多”①，言下之意是很清楚的。所以琦善对英人不敢明允，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关于烟价问题“总必使该夷有以登复该国王”②。至于恢复贸易，道光帝既已明白认可，当然更无问题。琦善在交涉中的态度是200年来清政府对外态度从倨傲自大到屈辱投降的重大转变的开始。英国侵略者看到其武力威胁政策已取得明显的效果，自然相当满意；加以这时已入深秋，北方海港行将冻结，兵船不能久留，同时侵略军中疾病流行，所以，英方代表同意移至广州继续谈判。1840年9月15日，英舰启碇折返南方。琦善“退兵”成功，道光帝大为喜悦，1840年9月17日下令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粤和英人继续谈判。9月28日又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交部严加议处，并任命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惩办林、邓分明是履行对英人的许诺，但他却欲盖弥彰地申明：“并非因该夷禀诉，遽予严议也。”③在道光帝以为“彼志图通商，又称诉冤”④，现在既准其通商，又惩办了林、邓，当可就此了事；所以，9月29日又紧接着下令着各省撤防，“以节糜费”。琦善于1840年11月29日到达广州，为了表现他的求降诚意，到任后即下令撤去海口防御工事，并解散了防守海口的水勇丁壮，裁减了师船2/3，这些措施更助长了侵略者的骄横凶焰。1840年12月中谈判开始，这时懿律已辞职，英方谈判由义律一手主持。义律重新提出赔偿烟价、军费和在闽浙粤沿海割让一口岸等款，作为交还定海的条件。琦善对这些条件都表示接受，惟对割地一款，恐怕皇帝未必肯答允，不敢作主，所以在奏折中假意说：“若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其地亦甚难择”①，以作试探。这些要求都出乎道光帝意外。他初不料在恢复贸易和惩办林、邓后英人仍坚持割地赔款的条件，而这些条件都直接损害他的统治利益，因此他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1840年12月26日，他在接到琦善的报告后批示说：“看此光景，该夷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必当一面论说，一面准备多方羁绊，待其稍形疲惫，乘机剿戮，方可制伏也。”②同日又下谕说：“匪特地方不能给予尺寸贸易，即烟价亦不可允给分毫。”③此后，他高唱主战的强硬论调，但实际上并无抗战的决心。琦善的投降计划因道光态度的变化受到挫折，谈判因而停顿，于是义律再度使用武力胁迫。1841年1月7日，英国侵略军进攻大角、沙角炮台，直逼虎门。琦善面对英军的进攻毫无抵抗的准备，急忙接受了英方的要求。1841年1月20日琦善和英方订立了可耻的《穿鼻草约》，其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和赔款600万元④。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的消息传到北京后，1841年1月27日道光帝下令进兵“痛加剿洗”，1月30日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赴粤剿办。但2月2日道光帝接到琦善在订立《穿鼻草约》后的报告，托言英方已“自知懊悔”，愿交还定海和沙角炮合，只求在香港“泊舟寄居”，于是他的态度又发生动摇。他表示体谅琦善“委曲从权”、“苦心调停”的“苦衷”，并查问“香港地方离省远近若干里，地形宽狭如何，在彼开港，是否有关利害”，①显然又在考虑和英国侵略者妥协。与此同时，琦善一方面力向皇帝陈说敌人船炮既多又精，而中国方面则是“兵力不固”、“民情不坚”，以打动道光帝接受他的投降主张，一方面对《穿鼻草约》内容则不敢据实奏报，谎称香港只是准予“寄居”，对赔款事则根本不提。但是，琦善私割香港之事不久终为广东巡抚怡良揭发。道光帝得讯大怒，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拏，财产入官。琦善代表清政府所进行的投降活动至此才告一段落。在英国侵略者方面，英国政府于1841年4月接到义律关于《穿鼻草约》的报告后，极不满意，认为义律从中国攫得的权益太少。4月30日，英国内阁会议上决定召回义律，另派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命令他务须使中国接受英国的全部要求，不达目的，不停止军事行动。清政府和英政府既都已决定否认《穿鼻草约》，中英之间的谈判便告停顿。在广州，早在1841年2月24日，义律即已正式宣告恢复军事行动。2月26日，英军攻占了虎门炮台，提督关天培和将弁兵士400余人力战阵亡。在英军不断进攻威胁下，主持广东战事的杨芳竟以允许英人在广州恢复通商，求得停战。4月中，奕山带兵到达广州。5月，英军又重新发动进攻。奕山在英军进迫下，派广州知府向英军求降，接受英方所提出的休战条件，答应交纳赎城费600万元，商馆损失费30万元，并率外省兵退驻离广州60里以外的地方。这时璞鼎查所率领的侵略大军尚未到达，英军兵力只有2000人左右，而中国军队集中在广州的却有2万人左右，所以义律乐得暂时息兵，等待大军到达后，再图进展。在中国方面，清政府虽已对英“宣战”，但在广东统率清军的将领都是一些贪生怕死的投降主义者，毫无作战意志，一经敌人进攻，便张皇失措，急于求降，所以竟出现了这样荒唐离奇的所谓停战局面。当广东地方当局在敌人进攻面前表现得极端懦怯并对敌人实行屈辱的投降时，广东人民对侵略者却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反英起义是这一时期广东人民广泛的群众运动，人民自发的武装抗敌行动到处皆有：如三元里平英团的起义，三山村民众的袭击英军，佛山镇民兵围攻龟冈炮台，新安县民众的火船队夜袭虎门敌舰，其中以三元里平英国的起义声势最大，给予侵略者的打击也最为沉重。1841年5月30日，英国侵略军千余人到广州近郊掳掠，三元里人民激于爱国义愤，竖立“平英团”大旗，攻击英军。四乡人民闻讯都赶来，加入战斗，包围侵略军。义律率兵前来援救，也同样陷于围困中，结果只得派汉奸向广州知府余保纯求救。余保纯奉奕山之命，竟施用欺骗威胁手段强迫起义民众解散，侵略军才得狼狈逃命。三元里人民的反英起义军显示了有组织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同时也生动地说明了中国人民和反动的清政府官员对外国侵略者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三元里人民的英勇斗争在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清军和侵略军之间的所谓停战局面终不能维持很久，1841年8月英国侵略军统帅璞鼎查到达中国后，随即带军北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侵略军先后攻陷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余姚、慈谿、奉化、乍浦、吴淞、上海，最后在1842年7月21日占领了控制长江运河两大水道的镇江，切断了南北的漕运，以威胁清政府。英国侵略军每到一处，便大肆烧杀淫掠。例如，在宁波，他们抢走了白银17万两，勒索犒军费120万银元，退去时又掳走大批妇女；在乍浦，他们大发兽性，杀人无数，以至“弃尸河中，水为不流”①；在上海，他们又勒索赎城费50万银元；特别在镇江，他们因受到守军的英勇抵抗，伤亡较大，竟在破城后施行“报复”，对无辜平民大肆屠杀。恩格斯对英军的残暴行为曾予以痛责，他说：“英军作战时那种极端残酷的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贪欲无厌的私贩行动完全相符合的。”②在清军方面，对侵略军的进攻，有的是一战即溃或不战而逃，有的是拚死抵抗壮烈牺牲，象乍浦和镇江的守军抗敌的英勇顽强，甚至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至于中国人民，他们更是英国侵略者最害怕的对头。鸦片战争中，凡侵略军所到的地方，就一定有人民反侵略的武装出来抵抗。例如：英军攻占厦门后，就有乡民陈氏带领民众奋起和侵略军接仗，迫使侵略军不得不退屯鼓浪屿；英军侵占定海、宁波，当地人民组织的黑水党，迭予敌人以狙击；英军攻占镇江后，瓜州仪征一带的盐民，不断攻击江上英船。人民群众自发的英勇抗敌行动，不但给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并且使侵略者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可征服的反抗精神。但是，统治阶级却采取了和人民完全不同的态度。道光帝自己曾供认：“朕之用兵实出于万不得已。”①事实也确是如此，当初只因英国侵略者坚持要他割地赔款，触及到他的统治利益，他才不得不勉强应战。及至敌军步步进逼，他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便又动摇起来。1842年6月22日，他在接到上海告急的消息后，就已决定投降，派投降派宗室耆英(已授广州将军)、已革闽浙总督伊里布驰赴上海会同两江总督牛鉴“相机筹办”。7月16日，他下谕军机大臣通知耆英秘密派人向英方表示，可以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②。镇江失陷后，7月26日两江总督牛鉴请和，并以“连日以来盐枭处处蠢动”③的民变危机来恫吓他。道光帝得报后，求降之心更切，当日下令正式任命耆英和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并表示“此时业已专意议抚”④，就是说要一心求降。8月4日，英海军开抵南京下关江面，伊里布和耆英随即赶到，向敌人求和，这样就开始了投降谈判。二 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化开始的《南京条约》的订立中英议和从1842年8月12日开始。清帝对议和代表耆英和伊里布的指示是“便宜行事，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⑤在这种一意求和的方针下，耆英、伊里布只求从速了事。8月14日英方提出议和条件；8月16日清方代表即答复承认英方的要求；8月20日、24日双方举行了两次会谈；8月29日在英舰康华丽上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十三款。这个条约的签订，实际上可说没有经过任何谈判，清方代表对英方所提的要求，只对福州开埠和占领舟山作为赔款担保二事曾提出异议，其余完全同意，甚至对英方所提出的条约草本字句也不细加审查。伊里布曾对人表示：“洋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必细缄密缕去缝。”①其实这种粗枝大叶的作风只是求和心切的表现，因为这时国内人民反清运动正在发展，清政府只盼英军早日撤退，以便集中力量对内。8月1日，扬威将军奕经向清帝告警说：“逆夷在外，匪徒在内，倘彼此结联，办理尤难措手。”②这些话足以说明当时统治阶级迫切求和的原因。南京条约订立后，英军于1842年10月初撤出长江。1843年清廷派耆英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和英人继续谈判。1843年6月26日，耆英和璞鼎查签订《过境税声明》；7月22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公布施行；10月8日又订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这些文件连同《南京条约》共同构成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和约。通常所称的《南京条约》，就指这个综合的和约而言。《南京条约》是外国资本主义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开端。根据这一不平等条约，英国侵略者从中国攫得了如下的重要权益：(1)强占香港。《南京条约》第三款规定，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50年前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所提出的割让一岛的要求，英国侵略者终以强暴的手段达到了目的。他们最后之所以选定香港，是因为那里港湾深宽，轮船出入方便。在商业上，香港接近当时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占据了香港，既可以削弱广州的地位，并且可使英商此后摆脱澳门葡人的牵制。在军事上，占领了香港，英国便可控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2)勒索巨额赔款。《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偿英国鸦片价银6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和行商债务300万元，以上共计2100万元。这是英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无耻勒索。(3)五口通商。《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处，准英人居住贸易。这—款再加上第五款废除广州公行垄断制度的规定，宣告了清政府闭关政策在通商制度方面已告破产，整个闭关政策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从此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门户洞开，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势力，凭借着不平等条约中的特权，在它们的炮舰的保护下，通过这些口岸在中国开始泛滥。不但如此，由于《虎门条约》中有准许外人在五口租屋租地的规定，后来他们竟利用此款，在各口岸建立“租界”，侵夺中国主权，形成国中之国，所谓“条约口岸”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4)协定关税。《南京条约》第十款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后来根据此款由双方于1843年7月22日议定公布的税则中，一般货物都按值百抽五核计，较以前降低58—72％，非经外国同意，不能修改。在1843年6月26日的《过境税声明》中又规定：“内地各关收纳洋货各税，一切照旧轻纳，不得加增”，这样又为洋货倾销广大内地市场提供了有利的保证。在协定关税的束缚下，中国海关从此失去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致民族工业长期以来受到压制无法发展，同时由于出口税同样受到限制，中国又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取得廉价原料的供应地。(5)领事裁判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条规定，中英人民之间诉讼，首由英国领事调停，调停不成，“即移请华官共同查明其事，既得实情，即为秉公定断，免滋讼端，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样，在中英民事诉讼问题上，首先确定了英国领事的调停权，其次又规定了英国领事和中国官员有共同的裁判权。在刑事问题上，更明确地规定了，英人犯法按英律治办。英国从此夺得了对于在华英人的治外法权，实现了其长期以来策划的一项阴谋。领事裁判权的确立，使中国丧失了依靠司法对外侨实行管束的权利，从此外人在中国得以胡作非为，不受中国法令的约束。(6)军舰停泊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四款和《虎门条约》第十款都规定，英国得在五口经常停泊“官船”(即军舰)一只。这是中国境内驻扎外国武装力量的开始。从此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得随时执行其炮舰政策，以实现其侵略意图。(7)片面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第八款规定“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这是片面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后来各国和中国订约都群起效尤，从此任何一国所攫得的任何特权，他国即同得享受，列强之间无形中结成了侵华联合阵线，其对中国的危害是不可胜言的。最后，在《南京条约》中还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鸦片问题未作任何规定。实质上《南京条约》第四款中关于赔偿烟价的规定就是对禁烟政策的否定，但是在条约中所以未明订开禁，是因为在清政府和英国之间暗中已有谅解。清政府的议和代表，对英方提出开放烟禁的要求，作了这样的保证：今后禁烟只对中国兵民执行，不过问各国商船是否携运鸦片。这样既不公然开禁，又不干涉私运，事实上等于说，鸦片今后可以免税进口，无怪乎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对这一谅解表示“不小的满意”①。所以在鸦片问题上，英国侵略者也同样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第四节 战后中外关系的形势一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外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独立自主的中国开始沦落为一个主权残缺的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列强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不复是主权国家间的平等关系，而是侵略与被侵略、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外国资本主义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所行使的一系列特权上，而且还表现在它们在这些特权庇护下在中国所从事的超出条约范围的种种侵略活动上。《南京条约》订立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了五个口岸，并且接受了协定关税的束缚。外国侵略者以为从此他们的商品便可在广大的中国市场上获得畅销的机会。由于这种乐观的估计，他们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内把大量的商品输入中国。但是不久他们终于发现，中国市场的消纳量是有限的。从战后十年间英国对华输出贸易额来看，整个说来工业制造品的输出并无多大的增长。面对着这种情况，外国侵略者一方面阴谋向清政府要索更多的特权，希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又利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进行猖獗的走私活动。在五口，特别在上海、广州、厦门贸易较大的三个口岸，走私漏税成为普遍现象。1853年厦门英领事在报告中说：“在厦门，人们都知道，进口货报关的不及一半，海关的出口帐目也徒有其名。”①不但如此，外国商人还时常违背条约侵入未开放的口岸，擅自装卸货物，甚至公然进行武装走私。至于弄虚作假，贿赂舞弊，借以达到逃税漏税目的之事，更是所在皆有。这种大规模的走私活动，一方面使中国政府的税收蒙受巨大损失，另一方面扩大了外国商品侵入中国市场的范围。战后外国工业制造品的输入没有显著的增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鸦片输入的急遽增长夺占了中国市场上大部的消费能力。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虽未明令取消禁烟，但实际上对鸦片走私采取了放纵不问的态度。1844年在广州鸦片已公开贩卖。有人记载，1849年鸦片2万余箱在光天化日之下自吴淞运往上海，毫无禁阻。①同时，英国在香港公然建立了鸦片走私中心，1845年香港总督德庇时正式批准了鸦片的公开贩卖。美国在《望厦条约》中虽承允了对美国商人贩运鸦片不加袒护，实际上美国商人从事鸦片贸易是得到美国政府包庇的。当时美商旗昌洋行是在中国经营鸦片贸易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商号，而美国驻上海和广州的领事职位就完全掌握在旗昌洋行手中。鸦片贸易就在清政府的纵容和英、美政府的包庇下日益扩大。40年代从印度输入的鸦片平均每年约3.7万箱，到50年代已增至6.8万箱。鸦片走私贸易遍及整个中国沿海口岸。大规模的掠卖华工，是外国侵略者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所进行的又一项残暴罪恶的勾当。早在鸦片战争前，外国侵略者就已经秘密掠卖华工出口。鸦片战争后，掠卖华工的规模日益扩大。1845至1846年间，法国人直接从厦门掳掠了近400名华工，卖往非洲法国殖民地布尔邦岛，从事苦重的劳役。英、美、西、葡等国的人口贩子也在广东、福建沿海各地大肆活动，用各种卑鄙的诱骗胁迫手段掳掠中国人民，运往它们的本土或殖民地。被掠卖的人民，从被掠的时候起，就被当作奴隶一样看待。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就在被贩运出国途中，由于受到各种虐待而致死，死亡率有时高达45％。其幸而能保全生命的，在被运到目的地后，就被强迫劳动，终生丧失自由，过着非人的生活，一直被残酷地折磨到死。外国人口贩子的这种滔天罪行是在他们的政府支持之下进行的。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曾命令厦门英领事不要干涉当地英人的“苦力贸易”。有些领事本人就是掠卖华工的主犯，如身兼西、葡、荷三国驻厦门领事的英国人德滴就是当地最大的德记“卖人行”的老板。1852年美国驻厦门的代理领事，也是当地另一家“卖人行”的股东。这时期，外国侵略者还使用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掠夺方式，借口东南沿海有海盗活动，乘机以所谓“护航”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进行勒索和剽劫。进行这种抢劫勾当的首先是葡萄牙人，随后有英、美、荷等国人参加。他们的武装“护航”划艇以舟山、宁波、镇海三角地带为中心，出没在沿海各口岸，完全不顾中国的主权，横行海上，勒收“护航费”，洗劫中国商船。这些匪徒还经常攻打沿海村庄，抢掠烧杀，犯下累累的血腥暴行。由于外国政府及其领事的包庇，清朝官吏竟任其恣意骚扰，不敢干涉。租界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内部建立的侵略堡垒。英国是第一个向中国勒索租界的国家。1843年11月上海开放为商埠后，英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利用虎门条约第七款中有“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之句，曲解条文，提出要划定外人居留地的无理要求。在英国领事胁迫下，上海道台宫慕久公布了与英领事协议的《上海土地章程》，划出面积约830亩的地段为英国居留地，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大陆上所勒索到的第一个租界。1848年3月，英国领事阿礼国利用所谓“青浦事件”（见下文第二目），又强迫新任上海道台麟桂于同年10月答应将英租界向西伸展，从而使整个租界面积扩大到2820亩，较前又增加了两倍多。继英国之后，法国也在上海勒索租界。1848年1月，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敏体尼在上海县城与英租界之间地段内租赁房屋，设立领事馆。当时上海除法籍传教士之外，只有法商一名。同年7月，另一法商到上海要求租地建屋。敏体尼即借机要求上海道台吴健彰按照英国先例划定地段，供法人居住贸易。1849年4月，上海道台发布公告规定以上海县城与英租界间总面积约986亩的区域为所谓法租界。敏体尼还迫使上海道台宣布，“倘若地方不够，日后再议别地，随至随议”。在上海开港之初，美国还没有力量单独攫取租界，它一方面赞助其他国家勒索租界，另一方面，为了要分享别国的侵略果实，反对把租界置于一国领事专管之下。同时美国并不以在英法租界内取得利益而满足，美国传教士早已从事圈定美租界的活动。1848年，美圣公会教士擅自广置土地，建造房屋，并向上海道台交涉将该地划为美租界。1863年6月，上海道台被迫承认既成事实，于是一个面积约7856亩的地区变成了上海第三个特殊地区。同年9月，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在上海租界最初建立时，中国政府对租界仍保有领土主权。但以后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国的主权不断遭到排斥，租界就完全落在外国侵略者的直接管理之下。他们在租界内实行了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一套殖民统治制度，租界成为他们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基地。他们处心积虑地利用中国境内各次变乱的机会，在租界内掠夺更多的特权，并力图把租界制度向其他通商口岸推广。外国侵略者除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侵略之外，并通过他们的传教士进行各种侵略活动。许多传教士都抱着政治目的和掠夺野心来到中国。如裨治文、丁韪良之流都是调查中国情况的间谍，玛礼逊、郭士立之流则是臭名远扬的鸦片贩子。他们和本国政府勾结在一起，把教堂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南京、望厦、黄埔等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传教士不仅得到在五口传教的“合法权利”，并且还得到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以进行各种侵略活动。有些传教士还担任了外交官职，直接负起侵华的指挥职务。同时教会开始吸收一批流氓恶棍作为爪牙，这些人依仗教会的庇护，做出各种各样欺压人民的行为。外国教会还从精神方面麻醉中国人民，在中国开办了一些医院和其他“慈善事业”，其目的正如第一个在中国开设医院的美籍牧师伯驾所说的，是想要“用刃针来开放中国”，以实现变中国为外国资本主义殖民地的野心。二 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继续发展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也继续发展。在鸦片战争中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压迫之下的只是清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广大的人民在战争中既表现了英勇的抗敌精神，在战争结束后又极力反对外国侵略者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者战后在中国的种种不法行径和侵略活动，更加深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1840至1850年间，在五口不断发生中外冲突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中国人民表现了对侵略者的正义愤慨和高昂斗志。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的外人即已经常作出横行不法的事，战后他们依仗着不平等条约的庇护，更是无法无天。广州人民对这些侵略者蓄怒已深，屡次贴出告示，向他们提出警告。1842年12月7日发生了英船水手买食水果不给价钱反而持刀行凶的事件。一时群众怒不可遏，将十三行洋馆包围，纵火焚烧。事件发生后，两广总督祁■在英国侵略者的威胁下，立即答允赔偿侵略者损失26.7万元，并将为首的义民10人斩首。1846年7月，在广州又发生英国商人因厌烦果贩沿街叫卖无理逞凶事件。群众在义愤下发动了再一次向洋馆的进攻，结果又被官府派来的军队镇压下去。广东地方当局再次向侵略者表现了可耻的屈服，赔偿损失4.6万元。清政府官员抑民媚外的态度更助长了侵略者的凶焰。1847年3月12日有六英人和一美人到佛山镇闲游，被当地群众抛石头袭击。英国侵略者竟以这件事为借口，于4月3日派军队900人、船舰4艘占领虎门各炮台，并闯入珠江，实行武力威胁，要挟两广总督耆英接受种种无理要求。耆英都一一答允，不但惩办了“肇事”的义民，而且还将珠江河南岸大块地方租予英人作为建造房屋和栈房之用。1848年3月18日，在上海近郊也发生了所谓青浦事件。缘有英国教士三人违背条约规定擅自到距上海90里外的青浦活动，遭到中国船民的袭击。事件发生后，英国侵略者竟命令英舰监视停泊在上海港口的漕运粮船1400艘，不准它们开驶，借以要挟。两江总督李星沅在英国侵略者的威胁下，撤换了道台，并滥捕无辜人民处刑，以取媚于侵略者。这一时期最足以说明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坚韧斗志的事例，是福州和广州人民反对侵略者入城的斗争，特别是广州人民的斗争。按南京条约中并无明文准许外人在五口可以入城居住。英国侵略者在订约后却曲解条约，提出入城要求，福州和广州两地人民都表示反对，特别是广州人民，坚决不允许英国侵略者改变200年来的成例。福州虽是新开口岸，但当地人民也同样憎恨外国侵略者，不准他们入城。这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坚强不屈的表现，也是对英国实现其侵略目标的巨大阻力，因此英国侵略者把入城问题看做是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成败的关键①，立意要压迫清政府强使人民屈从。福州人民的斗争，最后由于清政府官员的破坏，到1850年遭到失败，但是广州人民的斗争则坚持不懈，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侵略者始终未能达到目的。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的斗争，从《南京条约》订立后就已开始。领导这个斗争的是群众性的战斗组织升平社学。升平社学继承了三元里斗争的光荣传统，联合了附近十三社八十余乡的人民，声势浩大，成为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堡垒。1842年11月，《南京条约》订立的消息传到广州后，社学即发出“全粤义民公檄”，号召全省人民起来为反对英国在广州“创立码头”而斗争，并严正地谴责清政府卖国投降的罪行。檄文中指出：“疆臣大帅，惜命如山，文吏武臣，畏犬如虎，不顾国愁民怨，遽行割地输金。”②在广州人民的坚决反对下，当时被派往广州主持和英方交涉的伊里布，不敢答应英国的入城要求。1846年，《南京条约》中所规定的赔款已经交清，按约英军应自舟山岛撤退，但英国侵略者利用机会实行要挟，竟以准许他们在广州入城作为英军履约的条件。两广总督耆英，不顾人民的反对，居然接受英人的要求。群众在愤怒下实行暴动，攻入广州知府衙门，迫使耆英撤消原议。但英国侵略者仍不甘心，1847年4月借口所谓佛山事件，发动又一次对广州的武装进攻，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其中包括准许英人入城一项，胁迫广东地方当局承认。耆英在既“惧激民变”又“惧开边衅”左右为难的窘境下，要求德庇时暂缓两年入城。1849年期满，英人要求履约。这时耆英已内调，两广总督徐广缙在人民的压力下，对入城问题又重新考虑。他认为“婉阻之未必遽开边衅，轻许之必至立启兵端，且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①，因此对英方的要求表示拒绝。英国侵略者不依，竟把兵船开进珠江，进行威胁，百姓得知，怒不可遏，全城轰动，每家出丁一或二三人，自备器械，聚众约10万余人。当徐广缙上洋船与英人交涉时，群众就集合两岸，呼声震天，待命开战。英国侵略者不敢妄动，只得退回香港，暂时放弃入城的要求。广州人民七年来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而清廷竟以功归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分别赏封二人为男爵和子爵。上述中外冲突事件清楚地说明了，鸦片战争后中外之间的矛盾主要不在官“夷”之间、而在民“夷”之间。外国侵略者企图实现不平等条约，奴役中国人民，他们所遇到的主要阻力，不是来自清政府，而是来自中国人民。战后清政府的对外态度已从往日的排外而转向畏外，它在侵略者的武力威胁面前一再屈辱投降，以图苟安。但是人民群众并不为侵略者的武力所吓倒，始终坚持向侵略者展开不妥协的斗争。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对外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不能不使他们之间固有的阶级矛盾趋向激化，特别是统治阶级为了取媚于外国侵略者，不时对人民群众实行镇压，这种“抑民媚外”的作法，更使官民之间“相为冰炭”②。在官民矛盾随着民“夷”矛盾的发展而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官“夷”之间趋向于结合而共同与人民为敌。不过，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这一段时期内，由于清政府仍未抛弃其闭关思想，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也还不完全信赖，两者之间的矛盾尚未得到基本解决。因此在民“夷”斗争中，“官”的立场有时还摇摆在民“夷”之间，看风转舵，“在洋人的威胁迫在眉睫之时，即逆民而顺‘夷’，而在看到洋人似乎‘安抚’下来，人民中的反抗情绪日渐高涨时，便又觉得为统治政权的利益打算，仍须多容纳一点民意，对洋人的要求，也就不能不违逆一点”①。在广州入城问题上，清政府的反复态度便是明显的例子。这种态度自为侵略者所不能满意，因此他们立意要再次使用武力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屈服，俯首帖耳地充当他们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的驯服工具。① 莱特：《中国关税自主沿革史》（1938年英文版），第57页。①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89页。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1卷，第377页。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354页。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79卷，第43页。② 1846年3月10日掌湖广道监察御史曹履恭奏语，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75卷，第13页。①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第二章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与第二次鸦片战争(1851—1864年)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胜利时期的中外关系(1851—1856年)一 外国侵略者的虚伪“中立”和太平天国对外的基本政策自从清兵入关以来，中国人民反抗清朝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起义，从未停止，封建统冶者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入侵，这个矛盾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政治上，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的胁迫下所执行的投降卖国、抑民媚外政策，增加了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的鄙视和憎恨。在经济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使一部分手工业遭到破坏，特别是由于鸦片侵略的加厉，白银继续大量外流，银钱比价不断扩大，农民的赋税负担日益加重，再加上战争中的巨大消耗和战后赔款的偿付都直接或间接落在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头上，使他们的生活更为穷困。农民的困境为地主豪绅造成机会，高利贷和土地兼併逼使农民流离失所，而官吏则与地主豪绅朋比为奸，其凶暴贪污更甚于前。在这种情况下，鸦片战争后，南北各省反清秘密结社广泛发展，武装起义连绵不断，反清的革命势力最后汇成一支强大的洪流，演成轰轰烈烈的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农民的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但是由于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开始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凶恶的敌人，因此太平天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除了担负反封建的任务外，也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任务。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后，革命的火焰迅速蔓延。这时，在中国拥有最大侵略利益的英国，不满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攫得的侵略权益，正阴谋发动对中国新的武装进攻。早在1850年9月29日英国外相巴麦尊即写道：“我们不得不进行另一次打击的时候正在迅速到来。”①1851年10月，他向英国驻华全权代表香港总督文翰询问何时动手最为有利。当时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正在广西境内发展，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认为这正是应该行动的时候，但是文翰感到英国在华兵力不足，不敢冒昧发动侵略战争。1852年1月、6月，阿礼国又两次建议文翰，利用清政府“特别困窘的境地”，采取行动。英国侵略者这时所考虑的是乘火打劫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暂时还没有干涉的打算；因为他们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形势还估计不足，对这一次革命的性质更缺乏认识。1852年4月23日，英国代理公使包令给英外相格兰维尔的报告中，竟诬蔑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与其说是政治性的运动，不如说是抢掠性的运动”②；而一些外国教会人士则误认为“彼等不是反抗政府，而似是为宗教自由而斗争，且实谋推翻偶像之崇拜”①。由于在华外交官员和教士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这种看法，英国政府对太平天国革命暂时采取了观望态度。1852年和1853年之交，革命战争的形势加速发展。1852年12月23日太平军占领汉阳；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2月9日开始沿长江东下。这种飞跃的形势使英国和一切外国侵略者不能不为之震动。他们看到太平军势如破竹，清朝政权有被太平军推翻的可能，担心在革命政权之下，他们在中国的既得侵略利益还能否继续保持。而且，长江流域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外国侵略者处心积虑要从清政府手里夺取的市场，特别是长江下游的上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已逐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最重要的侵略基地；太平军势力即将进入这一地区，这使侵略者开始感到他们的侵略利益受到了直接的威胁。所以，从这时起，以英国为首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策划对中国革命进行破坏和干涉。1853年2月26日，阿礼国给文翰一个机密的报告，力陈干涉革命扭转局势的必要。他认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武装调停或武装干涉可否扩张我们的(英国的)利益的问题，而是不去及时地、坚决地采取这类行动，则那些利益——商业的、税收的——会不会被政治的解体和无政府状态所彻底毁灭的问题了。”②同年2月24日，太平军攻克安庆。3月1日，江苏巡抚杨文定向阿礼国求援，要求立即派遣泊停在上海的一艘英舰开入长江，帮助清军阻挡太平军的东下。3月3日，阿礼国向文翰建议：“大不列颠一国，或是在中国拥有舰队的三个外国联合起来，去制止这个毁灭性的战争，趁(中国)皇帝还据有能够缔结条约的地位时，向他取得这种干涉的报酬。”①文翰在接到这个报告后，一方面向伦敦请示，对清政府可以给予援助到何种程度，一方面调集一些军舰，并亲自从香港赶到上海，以便“决定在一切情况之下，我们的任何方式的干涉是否必要或正当”②。由此可见，英国侵略者这时已经作了武装干涉的打算和准备。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建都天京。3月21日，文翰到达上海。在此以前，3月15日苏松太道(即驻上海的道台)吴健彰再次向上海各国领事递送了杨文定求援的照会。英国侵略者看到，“满洲人在帝国南半部的权力已被推翻，无可挽回，外国人去帮助他们进行干涉只会有无限期延长战事和混乱的结果……”③。因此，文翰被迫改变主意，决定采取暂时“不干涉”的政策。4月5日，杨文定向上海各国领事发出第三次求援照会，哀求各国派舰去南京协助清军进攻太平军。文翰表示要“完全中立”，拒绝援助。英国侵略者的政策从准备干涉转变为宣告“中立”，这主要是由于太平军疾风扫落叶的胜利形势所逼成的。在声势浩大的革命人民面前，侵略者感到措手不及，不敢轻举妄动。其次则是由于他们对太平天国还存有一定的幻想，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与太平天国打交道，刺探实况，寻找可乘之机。所以文翰在宣告“中立”后，便急于要去天京访问。他在4月22日出发前给英外相克拉兰敦的报告中说：“此行目的在向各方面清楚说明，英国政府目前是中立的……也许这个办法还有诱导叛党领袖们宣告他们对外人的意向的效果。”①文翰于1853年4月22日离上海，26日过镇江，27日到南京。当时，清政府的官员们曾一再无耻地宣传，外国兵船即将入江协助清军进攻。当英舰出现在镇江和南京下关江面时，都遭到太平军的轰击，这是太平军不畏外国侵略者的革命气概的首次表现。但在文翰遣人送信表明来意后，太平军即对英使一行予以友好的接待。文翰一行在天京停留了三天，在这三天内他们和太平天国的高级官员们有过一些接触和文书来往。他们向太平天国当局申明中立，询问太平天国对英国的观感和意向以及将来进兵上海时对英人的态度，并威胁说，如果英人生命财产受到侵犯，“那么必将引起愤慨，正如以签订1842年《南京条约》作为结束的战争时期所引起的愤慨一样”②。此外，他们还以一份《南京条约》的中文本送交太平天国当局，表示要求太平天国承认英国从清政府业已取得的“条约权利”。太平天国的答复是：(1)关于对英人的态度，北王韦昌辉对英国翻译官密迪乐说：“我们之间不仅可以和平相处，而且还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③(2)关于对外来往的一般态度，东王杨秀清在致文翰的照会中说：“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④至于通商问题，太平天国指挥罗大纲在给文翰的复文中明白表示，“不限制商业之交通，不征取商货之厘税”⑤，但同时警告英国不要助纣为虐，帮助清朝。(3)关于鸦片问题，罗大纲向密迪乐明确提出不得贩卖的警告。事实上太平天国境内禁烟的雷厉风行便是对外国鸦片侵略的响亮答复。(4)关于《南京条约》，太平天国领袖们对英使提出的所谓“条约权利”问题，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这些都是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首次宣示，它的基本精神是朴素的平等自主的思想。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本质虽无认识，但对于当时外国侵略中国的两个主要问题——鸦片贸易和不平等条约，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表示了革命人民的严正立场。文翰访问天京后的结论，从1853年8月4日他给英外相克拉兰敦的报告中可以看到。①他认为“从任何观点看，中立乃最切要的任务”，“多等一些时候，如果不是唯一的政策，也是最聪敏的政策”。可见所谓“中立”不过是一种观望等待的政策，其所以被认为是“最聪明的政策”，因为，第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他们对干涉怀有顾虑，正如文翰的报告中所说：“就说给皇帝援助罢，那也必须是很大规模的援助，而如果叛党的势力广泛而辽远地扩张起来，人民大众又普遍地愿意拥戴他们为统治者，这种大规模的援助也是没有效果的……”；而且，如果“最后却是叛党成功了，那么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就是极其狼狈了。”第二，侵略者对太平天国仍然抱有幻想，竟认为“太平天国并不象不向我们(指英国)就范的样子”，基至梦想“遇有适当机会和叛党协商时，我们从叛党手里所可获得的政治和商务利益，也大可超过皇党。”继英国公使之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于1853年12月6日乘舰到天京访问。布尔布隆也向太平天国当局声明法国对中国内战“严守中立”，并且申述了法国的“条约权利”。接待法使的顶天侯秦日纲对法国所提出的“条约权利”问题采取了漠然不理的态度。布尔布隆的访问同样地以不得要领而结束，法国也只得跟英国一样采取了观望的“中立”政策。美国是在太平军初到南京时唯一曾应上海道台的请求派遣火轮援助清军的国家。美国侵略者从这时起一直在策划着要乘太平天国革命的时机，以干涉革命作为诱饵，向清政府要索重要权益。美国公使马沙利在1853年5月20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我十分准备利用目前事变的发展，为我国夺取利益。”①这些所谓利益是：传教自由、内地和长江及其支流的开放。他并且说：“只有满清政府实施这些政策的时候，我才主张予以援助。”②1854年新任美国公使麦莲到任后，也采取同样政策。1854年4月8日他自澳门发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我将立即研究革命军的实际情况，决定我在什么时候，对于目前正在发展的重大事件，可以乘机取利。”③为此目的，5月22日他也乘舰至天京访问。访问的结果，他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太平军的组织效率很高，革命势力将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天王兄弟及其臣下，当他们成为全中国的主人后，是不是会承认中华帝国与英法美已订的条约义务呢”这一问题，得出“这是极不可能的事”的结论。④他主张要求扩大现有条约的“保护关系性质”⑤，作为支持清政府的前提条件。此后美国侵略者在伪装“中立”的掩护下，暗中推行其干涉的阴谋。1853年5月，英国新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代表包令到达上海，6月中派麦都思和利韦士·包令再去天京访问，向太平天国提出三十一个问题，要求答复。太平天国以东王的名义给予答复，答复的第一条便是：“一复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俟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①这一条答复再度明确表示了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三个重要方面：赞成国际正当的贸易往来，反对鸦片的输入，对于清政府和各国订立的有关“立埠”的不平等条约，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在上述太平天国和外国侵略者最初的一些接触中，双方都已表明了彼此相待的政策的基本精神。太平天国对外的基本态度是平等自主、反对侵略；而外国侵略者对待太平天国的政策基本点则是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其所谓“条约权利”。所以，在太平天国和外国侵略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这就决定了外国侵略者对待太平天国革命的政策必然终将走上干涉和破坏的前途。尽管侵略者在口头上宣告“中立”，但是，由于中国内战的双方，一方承认外国侵略者的“条约权利”，另一方则拒绝予以承认，这个“中立”从一开始便不可能没有偏袒。只是由于侵略者这时对于公然实行干涉还存有顾虑，对于太平天国还怀有一定程度的幻想，对于清政府能否给予他们所希冀的干涉报酬尚有怀疑，所以他们还要披上这个“中立”的伪装，作为投机观望的权宜之计，同时也作为向清政府进行勒索要挟的一种姿态。总之，这种“中立”只不过是外国资本主义在当时条件下侵华政策的一种表现，它的虚伪险诈的侵略实质，从他们当时所进行的局部干涉行动和对清政府威胁利诱的修约交涉中，也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二 外国侵略者的局部干涉和乘火打劫的活动1853年9月7日，在上海发生了刘丽川领导的响应太平军的小刀会起义。小刀会起义后，上海清政权马上瓦解，清军望风而逃。上海道台吴健彰在美国领事帮助下逃出了县城。这时外国侵略者赶忙宣布租界“中立”，阻止小刀会进入租界，让清政府获得喘息的机会。接着他们又对小刀会实行了经济封锁，断绝上海租界与县城之间的往来。1854年12月，法国海军提督辣厄尔协助清军炮轰上海县城。小刀会起义军由于缺乏物资供应，在中外反动武装的联合围攻下，于1855年2月17日被迫退出县城，刘丽川在突围中牺牲。坚持了一年多的小刀会起义终于遭到失败。与此同时，英国侵略者在广州对三合会起义也进行了武装干涉。1854年底起义响应太平军的广东三合会包围了广州城。1854年12月间三合会的水上武力又在黄埔附近击败了广东水师，广州对外的水陆交通全被截断。英国侵略者于是便公然帮助两广总督叶名琛对起义者进行镇压。英国海军在珠江口及广东沿海一带对三合会一再发动进攻。在上海，外国侵略者在帮助清政府镇压革命运动的同时，还乘机扩大他们的特权。1854年以前，外国人在上海租界里仅取得租地的权利，他们每年仍须向中国政府缴纳地亩捐，中国在租界内仍保有大部分主权。他们只是根据1845年英国领事和上海道台订立的《土地章程》，可以在租界内建造和修理桥梁、保养和清洁道路、建造沟渠、雇佣更夫等。为此，成立了一个在英国领事领导下的所谓“路码头公会”，对外国租地人摊派税捐，以应开支需要。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大批中国人涌入租界，外国侵略者于是借口保护他们本国的利益，未经中国当局事先同意，由英、美、法三国领事擅自修订了土地章程。从这时起，他们开始在租界内成立他们的行政机构——工部局，并且设置了巡捕，对居住在租界内的中国人竟行使警察管辖权和征税权。他们还非法擅自审理租界内中国人的民刑案件，篡夺了中国的司法权。这些非法行为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在租界内的主权，使租界实际上变成为“国中之国”。小刀会起义后的第二天，位于租界内的上海海关被捣毁。外国侵略者乘机派兵占领上海海关，英国领事并提出了所谓“领事代征制”，宣布在上海海关不能行使权力前，由英美领事代替中国征税，税金最后是否交还中国，由英政府决定。1853年10月，吴健彰回到上海，要求各国承认他的海关监督地位和补缴欠税。但英美领事阻挠他重建海关，英美商人也拒绝交税。在外国侵略者的要挟下，上海道台在1854年6月29日和英、美、法三国领事订立了一个协定，规定由三国领事各派“司税”一人管理海关，作为各国准许清政府在租界内恢复海关职权的条件。外国侵略者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这一重要海口的海关夺到自己手里。在此期间，英、美、法等侵略国还乘机向清政府展开了所谓修约活动，进行更大的勒索。1854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借口《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都有12年后可以修约的规定，向中国进行所谓修约交涉。所谓修约实际是要求另订新的更苛刻的不平等条约。英国的要求主要内容是：(1)开放全部内地及沿海的城市，或至少准许在长江上自由航行，并开放镇江、南京、杭州和温州；(2)鸦片贸易合法化；(3)废除内地的子口税；(4)外国使臣驻扎北京，或至少要求外国使臣得以与清政府大臣公文往来，与各省总督直接会晤；(5)一切条约均依外文的解释为准等等。这些要求是要彻底摧毁清朝的闭关政策，迫使清政府完全屈服，以便于他们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他们计划如果不能全部达到目的，最低限度也要将其侵略势力伸张到长江沿岸以及江、浙两省。因为，这些地方是中国最富饶的地区，也是茶丝等主要出口货物的产地，既可销纳大量的外国商品和鸦片，又可提供丰富的原料。1854年4月，英、法、美三国公使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为叶所拒绝，于是他们转往上海交涉。在上海，美使麦莲向两江总督怡良提出了修约要求，并表示“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否则奏明本国，自行设法办理”①。他们又对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表示：“倘蒙恩派钦差大臣指给地方贸易(指镇江、南京、汉口)，其地如有贼匪(对太平军的诬称)，必当随同驱除净尽，并饬商补交旧税(指小刀会起义时期外商未交之税)，以备军响。”②在外国侵略者威胁利诱之下，吉尔杭阿于是建议清廷“不妨曲示包荒，许其所请”③。但是，清帝这时怀疑外国侵略者会支持太平军，认为“豈能遽信其驱贼补税之言甚力，逐谓其并无恶意”④，拒绝谈判，并申斥了吉尔杭阿。外国侵略者于是决定北上对清廷进行直接威胁。1854年10月，英美公使各乘本国兵舰北上，法公使布尔布隆因本国兵舰正在修理，以公文委托英美公使代递。10月15日，英美公使抵大沽口。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桂良赴津主持交涉，并告诫他“勿轻有允许”。在交涉中，桂良先后派长蘆盐政文谦和前长蘆盐政崇纶等出面。当侵略者提出他们的要求后，崇纶等同吉尔杭阿一样，也向清廷献计妥协。他们认为侵略者“若竟一无所遂，必致羞愤而退，虽不敢遽肆鸱张，惟南氛未靖，倘再暗生诡谲，办理更为棘手”⑤。这时在南方和北方形势都很危急，清政府为了坚持其反人民的战争，表示愿意和侵略者妥协，答应作一些让步，准许“伸理民夷争执”，减免上海欠税和广东茶捐等。但这些让步和外国侵略者的欲望相距较远，交涉没有结果。1855年，美国政府任命传教士出身的伯驾为驻华公使。美国政府在给伯驾的训令中规定了关于修约要求的主要内容：(1)准许公使入驻北京；(2)无限制扩大通商范围；(3)废止一切对美国人在华活动自由的限制。伯驾在绕道英法来华途中，先后分别向英外相克拉兰敦、法外长瓦尔斯基陈述了他的阴谋计划，得到了英法政府的支持。英法两国政府分别训令其驻华公使酌情同伯驾一致行动，对清廷进行勒索。伯驾到香港以后，在1856年5月2日向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英国公使包令和法国代办顾随也于5月16日和6月4日分别提出照会支持美国的要求。清政府接到叶名琛的报告后，认为“亦可择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更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①。这当然远不能满足侵略者的欲壑。1856年7月1日，伯驾亲自率兵舰两艘由香港出发北上，到达上海，企图通过上海的清政府官吏来达到其侵略目的，他的要求经怡良代为转达，为清政府所拒绝。伯驾的交涉一无结果，只得又折回香港。外国侵略者的修约要求，只是新的侵略行动的开始，随着修约交涉的失败，这个侵略行动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发动再一次的侵略战争，以实现其目的。① 考斯丁：《大不列颠与中国，1833—1860年》（英文版），第150页。② 同上书，第152页。① 1852年10月6日英教士罗孝全致英国人公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4卷，第825页。② 转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新建设》，1952年9月号。① 转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新建设》，1952年9月号。② 英国蓝皮书：《关于中国内战的文件，1853年》（英文版），文件第1号。③ 1858年3月26日英国翻译官密迪乐致上海英领事阿礼国的报告，同上书，文件第3号，附件3。① 英国蓝皮书：《关于中国内战的文件，1853年》（英文版），文件第3号，附件4。② 转引自严中平：前文。③ 前引英国蓝皮书，文件第6号，附件1。④ 同上书，文件第6号，附件4。⑤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版，第210页。① 以下所引报告中各节均转引自严中平：前文。① 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114页。② 同上书，第139—140页。③ 同上书，第115页。④ 同上书，第144页。⑤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英文版），第231页。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11页。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卷，第20页。② 同上书，第9卷，第3页。③ 同上书，第9卷，第4页。④ 同上书，第9卷，第5页。⑤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9卷，第39页。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3卷，第14页。第二章 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与第二次鸦片战争(1851—1864年)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胜利时期的中外关系(1851—1856年)一 外国侵略者的虚伪“中立”和太平天国对外的基本政策自从清兵入关以来，中国人民反抗清朝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起义，从未停止，封建统冶者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入侵，这个矛盾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政治上，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的胁迫下所执行的投降卖国、抑民媚外政策，增加了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的鄙视和憎恨。在经济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使一部分手工业遭到破坏，特别是由于鸦片侵略的加厉，白银继续大量外流，银钱比价不断扩大，农民的赋税负担日益加重，再加上战争中的巨大消耗和战后赔款的偿付都直接或间接落在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头上，使他们的生活更为穷困。农民的困境为地主豪绅造成机会，高利贷和土地兼併逼使农民流离失所，而官吏则与地主豪绅朋比为奸，其凶暴贪污更甚于前。在这种情况下，鸦片战争后，南北各省反清秘密结社广泛发展，武装起义连绵不断，反清的革命势力最后汇成一支强大的洪流，演成轰轰烈烈的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农民的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但是由于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开始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凶恶的敌人，因此太平天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除了担负反封建的任务外，也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任务。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后，革命的火焰迅速蔓延。这时，在中国拥有最大侵略利益的英国，不满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攫得的侵略权益，正阴谋发动对中国新的武装进攻。早在1850年9月29日英国外相巴麦尊即写道：“我们不得不进行另一次打击的时候正在迅速到来。”①1851年10月，他向英国驻华全权代表香港总督文翰询问何时动手最为有利。当时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正在广西境内发展，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认为这正是应该行动的时候，但是文翰感到英国在华兵力不足，不敢冒昧发动侵略战争。1852年1月、6月，阿礼国又两次建议文翰，利用清政府“特别困窘的境地”，采取行动。英国侵略者这时所考虑的是乘火打劫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暂时还没有干涉的打算；因为他们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形势还估计不足，对这一次革命的性质更缺乏认识。1852年4月23日，英国代理公使包令给英外相格兰维尔的报告中，竟诬蔑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与其说是政治性的运动，不如说是抢掠性的运动”②；而一些外国教会人士则误认为“彼等不是反抗政府，而似是为宗教自由而斗争，且实谋推翻偶像之崇拜”①。由于在华外交官员和教士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这种看法，英国政府对太平天国革命暂时采取了观望态度。1852年和1853年之交，革命战争的形势加速发展。1852年12月23日太平军占领汉阳；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2月9日开始沿长江东下。这种飞跃的形势使英国和一切外国侵略者不能不为之震动。他们看到太平军势如破竹，清朝政权有被太平军推翻的可能，担心在革命政权之下，他们在中国的既得侵略利益还能否继续保持。而且，长江流域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外国侵略者处心积虑要从清政府手里夺取的市场，特别是长江下游的上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已逐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最重要的侵略基地；太平军势力即将进入这一地区，这使侵略者开始感到他们的侵略利益受到了直接的威胁。所以，从这时起，以英国为首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策划对中国革命进行破坏和干涉。1853年2月26日，阿礼国给文翰一个机密的报告，力陈干涉革命扭转局势的必要。他认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武装调停或武装干涉可否扩张我们的(英国的)利益的问题，而是不去及时地、坚决地采取这类行动，则那些利益——商业的、税收的——会不会被政治的解体和无政府状态所彻底毁灭的问题了。”②同年2月24日，太平军攻克安庆。3月1日，江苏巡抚杨文定向阿礼国求援，要求立即派遣泊停在上海的一艘英舰开入长江，帮助清军阻挡太平军的东下。3月3日，阿礼国向文翰建议：“大不列颠一国，或是在中国拥有舰队的三个外国联合起来，去制止这个毁灭性的战争，趁(中国)皇帝还据有能够缔结条约的地位时，向他取得这种干涉的报酬。”①文翰在接到这个报告后，一方面向伦敦请示，对清政府可以给予援助到何种程度，一方面调集一些军舰，并亲自从香港赶到上海，以便“决定在一切情况之下，我们的任何方式的干涉是否必要或正当”②。由此可见，英国侵略者这时已经作了武装干涉的打算和准备。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建都天京。3月21日，文翰到达上海。在此以前，3月15日苏松太道(即驻上海的道台)吴健彰再次向上海各国领事递送了杨文定求援的照会。英国侵略者看到，“满洲人在帝国南半部的权力已被推翻，无可挽回，外国人去帮助他们进行干涉只会有无限期延长战事和混乱的结果……”③。因此，文翰被迫改变主意，决定采取暂时“不干涉”的政策。4月5日，杨文定向上海各国领事发出第三次求援照会，哀求各国派舰去南京协助清军进攻太平军。文翰表示要“完全中立”，拒绝援助。英国侵略者的政策从准备干涉转变为宣告“中立”，这主要是由于太平军疾风扫落叶的胜利形势所逼成的。在声势浩大的革命人民面前，侵略者感到措手不及，不敢轻举妄动。其次则是由于他们对太平天国还存有一定的幻想，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与太平天国打交道，刺探实况，寻找可乘之机。所以文翰在宣告“中立”后，便急于要去天京访问。他在4月22日出发前给英外相克拉兰敦的报告中说：“此行目的在向各方面清楚说明，英国政府目前是中立的……也许这个办法还有诱导叛党领袖们宣告他们对外人的意向的效果。”①文翰于1853年4月22日离上海，26日过镇江，27日到南京。当时，清政府的官员们曾一再无耻地宣传，外国兵船即将入江协助清军进攻。当英舰出现在镇江和南京下关江面时，都遭到太平军的轰击，这是太平军不畏外国侵略者的革命气概的首次表现。但在文翰遣人送信表明来意后，太平军即对英使一行予以友好的接待。文翰一行在天京停留了三天，在这三天内他们和太平天国的高级官员们有过一些接触和文书来往。他们向太平天国当局申明中立，询问太平天国对英国的观感和意向以及将来进兵上海时对英人的态度，并威胁说，如果英人生命财产受到侵犯，“那么必将引起愤慨，正如以签订1842年《南京条约》作为结束的战争时期所引起的愤慨一样”②。此外，他们还以一份《南京条约》的中文本送交太平天国当局，表示要求太平天国承认英国从清政府业已取得的“条约权利”。太平天国的答复是：(1)关于对英人的态度，北王韦昌辉对英国翻译官密迪乐说：“我们之间不仅可以和平相处，而且还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③(2)关于对外来往的一般态度，东王杨秀清在致文翰的照会中说：“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④至于通商问题，太平天国指挥罗大纲在给文翰的复文中明白表示，“不限制商业之交通，不征取商货之厘税”⑤，但同时警告英国不要助纣为虐，帮助清朝。(3)关于鸦片问题，罗大纲向密迪乐明确提出不得贩卖的警告。事实上太平天国境内禁烟的雷厉风行便是对外国鸦片侵略的响亮答复。(4)关于《南京条约》，太平天国领袖们对英使提出的所谓“条约权利”问题，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这些都是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首次宣示，它的基本精神是朴素的平等自主的思想。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本质虽无认识，但对于当时外国侵略中国的两个主要问题——鸦片贸易和不平等条约，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表示了革命人民的严正立场。文翰访问天京后的结论，从1853年8月4日他给英外相克拉兰敦的报告中可以看到。①他认为“从任何观点看，中立乃最切要的任务”，“多等一些时候，如果不是唯一的政策，也是最聪敏的政策”。可见所谓“中立”不过是一种观望等待的政策，其所以被认为是“最聪明的政策”，因为，第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他们对干涉怀有顾虑，正如文翰的报告中所说：“就说给皇帝援助罢，那也必须是很大规模的援助，而如果叛党的势力广泛而辽远地扩张起来，人民大众又普遍地愿意拥戴他们为统治者，这种大规模的援助也是没有效果的……”；而且，如果“最后却是叛党成功了，那么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就是极其狼狈了。”第二，侵略者对太平天国仍然抱有幻想，竟认为“太平天国并不象不向我们(指英国)就范的样子”，基至梦想“遇有适当机会和叛党协商时，我们从叛党手里所可获得的政治和商务利益，也大可超过皇党。”继英国公使之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于1853年12月6日乘舰到天京访问。布尔布隆也向太平天国当局声明法国对中国内战“严守中立”，并且申述了法国的“条约权利”。接待法使的顶天侯秦日纲对法国所提出的“条约权利”问题采取了漠然不理的态度。布尔布隆的访问同样地以不得要领而结束，法国也只得跟英国一样采取了观望的“中立”政策。美国是在太平军初到南京时唯一曾应上海道台的请求派遣火轮援助清军的国家。美国侵略者从这时起一直在策划着要乘太平天国革命的时机，以干涉革命作为诱饵，向清政府要索重要权益。美国公使马沙利在1853年5月20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我十分准备利用目前事变的发展，为我国夺取利益。”①这些所谓利益是：传教自由、内地和长江及其支流的开放。他并且说：“只有满清政府实施这些政策的时候，我才主张予以援助。”②1854年新任美国公使麦莲到任后，也采取同样政策。1854年4月8日他自澳门发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我将立即研究革命军的实际情况，决定我在什么时候，对于目前正在发展的重大事件，可以乘机取利。”③为此目的，5月22日他也乘舰至天京访问。访问的结果，他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太平军的组织效率很高，革命势力将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天王兄弟及其臣下，当他们成为全中国的主人后，是不是会承认中华帝国与英法美已订的条约义务呢”这一问题，得出“这是极不可能的事”的结论。④他主张要求扩大现有条约的“保护关系性质”⑤，作为支持清政府的前提条件。此后美国侵略者在伪装“中立”的掩护下，暗中推行其干涉的阴谋。1853年5月，英国新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代表包令到达上海，6月中派麦都思和利韦士·包令再去天京访问，向太平天国提出三十一个问题，要求答复。太平天国以东王的名义给予答复，答复的第一条便是：“一复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俟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①这一条答复再度明确表示了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三个重要方面：赞成国际正当的贸易往来，反对鸦片的输入，对于清政府和各国订立的有关“立埠”的不平等条约，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在上述太平天国和外国侵略者最初的一些接触中，双方都已表明了彼此相待的政策的基本精神。太平天国对外的基本态度是平等自主、反对侵略；而外国侵略者对待太平天国的政策基本点则是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其所谓“条约权利”。所以，在太平天国和外国侵略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这就决定了外国侵略者对待太平天国革命的政策必然终将走上干涉和破坏的前途。尽管侵略者在口头上宣告“中立”，但是，由于中国内战的双方，一方承认外国侵略者的“条约权利”，另一方则拒绝予以承认，这个“中立”从一开始便不可能没有偏袒。只是由于侵略者这时对于公然实行干涉还存有顾虑，对于太平天国还怀有一定程度的幻想，对于清政府能否给予他们所希冀的干涉报酬尚有怀疑，所以他们还要披上这个“中立”的伪装，作为投机观望的权宜之计，同时也作为向清政府进行勒索要挟的一种姿态。总之，这种“中立”只不过是外国资本主义在当时条件下侵华政策的一种表现，它的虚伪险诈的侵略实质，从他们当时所进行的局部干涉行动和对清政府威胁利诱的修约交涉中，也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二 外国侵略者的局部干涉和乘火打劫的活动1853年9月7日，在上海发生了刘丽川领导的响应太平军的小刀会起义。小刀会起义后，上海清政权马上瓦解，清军望风而逃。上海道台吴健彰在美国领事帮助下逃出了县城。这时外国侵略者赶忙宣布租界“中立”，阻止小刀会进入租界，让清政府获得喘息的机会。接着他们又对小刀会实行了经济封锁，断绝上海租界与县城之间的往来。1854年12月，法国海军提督辣厄尔协助清军炮轰上海县城。小刀会起义军由于缺乏物资供应，在中外反动武装的联合围攻下，于1855年2月17日被迫退出县城，刘丽川在突围中牺牲。坚持了一年多的小刀会起义终于遭到失败。与此同时，英国侵略者在广州对三合会起义也进行了武装干涉。1854年底起义响应太平军的广东三合会包围了广州城。1854年12月间三合会的水上武力又在黄埔附近击败了广东水师，广州对外的水陆交通全被截断。英国侵略者于是便公然帮助两广总督叶名琛对起义者进行镇压。英国海军在珠江口及广东沿海一带对三合会一再发动进攻。在上海，外国侵略者在帮助清政府镇压革命运动的同时，还乘机扩大他们的特权。1854年以前，外国人在上海租界里仅取得租地的权利，他们每年仍须向中国政府缴纳地亩捐，中国在租界内仍保有大部分主权。他们只是根据1845年英国领事和上海道台订立的《土地章程》，可以在租界内建造和修理桥梁、保养和清洁道路、建造沟渠、雇佣更夫等。为此，成立了一个在英国领事领导下的所谓“路码头公会”，对外国租地人摊派税捐，以应开支需要。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大批中国人涌入租界，外国侵略者于是借口保护他们本国的利益，未经中国当局事先同意，由英、美、法三国领事擅自修订了土地章程。从这时起，他们开始在租界内成立他们的行政机构——工部局，并且设置了巡捕，对居住在租界内的中国人竟行使警察管辖权和征税权。他们还非法擅自审理租界内中国人的民刑案件，篡夺了中国的司法权。这些非法行为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在租界内的主权，使租界实际上变成为“国中之国”。小刀会起义后的第二天，位于租界内的上海海关被捣毁。外国侵略者乘机派兵占领上海海关，英国领事并提出了所谓“领事代征制”，宣布在上海海关不能行使权力前，由英美领事代替中国征税，税金最后是否交还中国，由英政府决定。1853年10月，吴健彰回到上海，要求各国承认他的海关监督地位和补缴欠税。但英美领事阻挠他重建海关，英美商人也拒绝交税。在外国侵略者的要挟下，上海道台在1854年6月29日和英、美、法三国领事订立了一个协定，规定由三国领事各派“司税”一人管理海关，作为各国准许清政府在租界内恢复海关职权的条件。外国侵略者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这一重要海口的海关夺到自己手里。在此期间，英、美、法等侵略国还乘机向清政府展开了所谓修约活动，进行更大的勒索。1854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借口《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都有12年后可以修约的规定，向中国进行所谓修约交涉。所谓修约实际是要求另订新的更苛刻的不平等条约。英国的要求主要内容是：(1)开放全部内地及沿海的城市，或至少准许在长江上自由航行，并开放镇江、南京、杭州和温州；(2)鸦片贸易合法化；(3)废除内地的子口税；(4)外国使臣驻扎北京，或至少要求外国使臣得以与清政府大臣公文往来，与各省总督直接会晤；(5)一切条约均依外文的解释为准等等。这些要求是要彻底摧毁清朝的闭关政策，迫使清政府完全屈服，以便于他们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他们计划如果不能全部达到目的，最低限度也要将其侵略势力伸张到长江沿岸以及江、浙两省。因为，这些地方是中国最富饶的地区，也是茶丝等主要出口货物的产地，既可销纳大量的外国商品和鸦片，又可提供丰富的原料。1854年4月，英、法、美三国公使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为叶所拒绝，于是他们转往上海交涉。在上海，美使麦莲向两江总督怡良提出了修约要求，并表示“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否则奏明本国，自行设法办理”①。他们又对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表示：“倘蒙恩派钦差大臣指给地方贸易(指镇江、南京、汉口)，其地如有贼匪(对太平军的诬称)，必当随同驱除净尽，并饬商补交旧税(指小刀会起义时期外商未交之税)，以备军响。”②在外国侵略者威胁利诱之下，吉尔杭阿于是建议清廷“不妨曲示包荒，许其所请”③。但是，清帝这时怀疑外国侵略者会支持太平军，认为“豈能遽信其驱贼补税之言甚力，逐谓其并无恶意”④，拒绝谈判，并申斥了吉尔杭阿。外国侵略者于是决定北上对清廷进行直接威胁。1854年10月，英美公使各乘本国兵舰北上，法公使布尔布隆因本国兵舰正在修理，以公文委托英美公使代递。10月15日，英美公使抵大沽口。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桂良赴津主持交涉，并告诫他“勿轻有允许”。在交涉中，桂良先后派长蘆盐政文谦和前长蘆盐政崇纶等出面。当侵略者提出他们的要求后，崇纶等同吉尔杭阿一样，也向清廷献计妥协。他们认为侵略者“若竟一无所遂，必致羞愤而退，虽不敢遽肆鸱张，惟南氛未靖，倘再暗生诡谲，办理更为棘手”⑤。这时在南方和北方形势都很危急，清政府为了坚持其反人民的战争，表示愿意和侵略者妥协，答应作一些让步，准许“伸理民夷争执”，减免上海欠税和广东茶捐等。但这些让步和外国侵略者的欲望相距较远，交涉没有结果。1855年，美国政府任命传教士出身的伯驾为驻华公使。美国政府在给伯驾的训令中规定了关于修约要求的主要内容：(1)准许公使入驻北京；(2)无限制扩大通商范围；(3)废止一切对美国人在华活动自由的限制。伯驾在绕道英法来华途中，先后分别向英外相克拉兰敦、法外长瓦尔斯基陈述了他的阴谋计划，得到了英法政府的支持。英法两国政府分别训令其驻华公使酌情同伯驾一致行动，对清廷进行勒索。伯驾到香港以后，在1856年5月2日向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英国公使包令和法国代办顾随也于5月16日和6月4日分别提出照会支持美国的要求。清政府接到叶名琛的报告后，认为“亦可择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更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①。这当然远不能满足侵略者的欲壑。1856年7月1日，伯驾亲自率兵舰两艘由香港出发北上，到达上海，企图通过上海的清政府官吏来达到其侵略目的，他的要求经怡良代为转达，为清政府所拒绝。伯驾的交涉一无结果，只得又折回香港。外国侵略者的修约要求，只是新的侵略行动的开始，随着修约交涉的失败，这个侵略行动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发动再一次的侵略战争，以实现其目的。① 考斯丁：《大不列颠与中国，1833—1860年》（英文版），第150页。② 同上书，第152页。① 1852年10月6日英教士罗孝全致英国人公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4卷，第825页。② 转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新建设》，1952年9月号。① 转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新建设》，1952年9月号。② 英国蓝皮书：《关于中国内战的文件，1853年》（英文版），文件第1号。③ 1858年3月26日英国翻译官密迪乐致上海英领事阿礼国的报告，同上书，文件第3号，附件3。① 英国蓝皮书：《关于中国内战的文件，1853年》（英文版），文件第3号，附件4。② 转引自严中平：前文。③ 前引英国蓝皮书，文件第6号，附件1。④ 同上书，文件第6号，附件4。⑤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版，第210页。① 以下所引报告中各节均转引自严中平：前文。① 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114页。② 同上书，第139—140页。③ 同上书，第115页。④ 同上书，第144页。⑤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英文版），第231页。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11页。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卷，第20页。② 同上书，第9卷，第3页。③ 同上书，第9卷，第4页。④ 同上书，第9卷，第5页。⑤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9卷，第39页。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3卷，第14页。第二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反革命结合的过程(1856—1860年)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19世纪50年代中，在太平天国革命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也有发展。这个矛盾的实质是：外国资本主义要把中国作为附属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而中国封建统治者则力图保持其封建统治秩序不受外来势力的侵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虽然外国侵略者已以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接受了他们的种种条件，但是两者之间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在清政府方面，传统的闭关政策在制度上虽已开始破产，但在思想上仍然支配着它的对外关系，因此战后在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时，它对侵略者的要求仍不时有一些抗拒的表现。自1850年2月道光帝病死、咸丰帝继位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6月中清廷重新起用林则徐，同年12月1日又罢黜了投降派首领大学士穆彰阿，并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负责对外交涉的大学士耆英给以贬职降级的处分。这些措施说明，统治阶级中的当权派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迫对外实行开关的局面仍然心有未甘，但并不表示他们的对外政策有任何实质的转变。在外国侵略者方面，他们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侵略果实也越来越感到不满足。40年代到50年代中，世界资本主义仍在继续上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仍在不断发展。以当时最主要的工业部门纺织工业来说，从50年代开始，在英国纺织工业中，机动织布机已代替了手摇织布机而居多数，纺织品在英国的出口价值中已占60％，纺织工业占了英格兰和威尔斯的全部就业人口中的11.1％。①美国的棉纺织工业的产量在40年代中已仅次于英国而居世界第二位；50年代后美国布匹已成为美国对华输出的最大的项目，到1850—1853年占美国对华输出额90％。②法国的棉纺织业也开始使用蒸汽发动机。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上升的同时，生产“过剩”的危机也不断出现。1847年，在英国发生了又一次周期性的危机，影响遍及整个欧洲和美国。在资本主义各国急需扩大其国外市场的时候，中国市场上消纳外国工业品的情况却令它们感到非常失望。以1850年为例，英国对华输出较1844年还减少75万镑。③就布匹一项来说，1842年以后的输入量没有很大变化，在全部中英正当贸易中英国仍然居于逆差的地位。美国的对华输出，整个说来，在1852年以前几乎没有增长，美国对华贸易也仍经常处于入超的劣势。正当贸易之所以不能发展，主要是由于受到日益扩大的鸦片贸易的排挤，但是侵略者却不甘放弃鸦片贸易的巨大利润，而立意要从清政府勒索更多的特权，以达到彻底打开中国市场的目的。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政府陷入十分困窘的境地。外国侵略者看到机不可失，一方面伪装“中立”，作出待价而沽的姿态，另一方面积极活动，以“助剿”为诱饵，向清政府进行勒索。但是这种两面手法只增加了清政府对他们的猜疑，以为侵略者有帮助太平天国来反对自己的意思，因此对于他们企图扩大在中国商业活动范围的“修约”要求，更多疑虑而不愿允从。这样，中外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便陷入不可解的僵局。1856年9月，太平天国发生杨韦内讧，从此革命在军事上陷入停滞状态，外国侵略者当初所顾虑的清政权将被推翻的危险开始消退。同时，侵略者对太平天国政权的革命性质已逐渐地有所认识，对太平天国所抱的幻想也随之逐渐减少。外国侵略者于是决心首先以新的武装进攻迫使清政府就范，以实现其侵略要求，然后准备再帮助清政府对太平天国进行镇压。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实际上就是中外反革命势力相互勾结的一个曲折的过程。1856年3月，英法和沙俄之间为了分割和奴役土耳其而进行了两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宣告结束。英法在战胜了沙俄后，便有可能移其兵力来从事对中国的新的侵略战争。为了发动战争，侵略者多方寻找借口。1856年2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因勾结地痞为非作歹，被当地官府处死。按条约规定，外人只限在五口通商传教，不准擅入内地。鸦片战争后，许多外国传教士，不顾条约规定，凭借着领事裁判权的庇护，潜入内地，进行不法活动，马赖只是其中的一个。“西林事件”的消息数月后传到法国，当时法国正是拿破仑第三当政，对外积极推行侵略政策，以转移国内人民反对他的专制暴政的视线。这时克里米亚战争既已结束，拿破仑第三为了继续三年来和英国的同盟关系，以加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正准备跟随英国来侵略中国。同时他也想为天主教会在中国取得更多利益，借以赢得国内天主教派对他的拥护。法国政府遂即抓住“西林事件”作为借口，向英国建议联合出兵侵略中国。这是在所谓“亚罗船事件”发生以前的事。1856年10月8日，一只中国走私船“亚罗号”，在广州水面上停泊时，被中国水师派兵登船搜查，捕去有海盗嫌疑的水手12人。这只中国船只不过曾向香港政府领过一纸登记证，而且在事件发生时这张登记证已经过期十余天了，但英国侵略者这时正在寻找挑衅借口，于是便硬说亚罗船是一只英国船，指责中国水师上船捕人是违反了《虎门条约》第九条的规定，并且捏造中国水师侮辱了船上的英国国旗。驻广州的英国领事巴夏礼根据英国公使包令的指示，竟蛮横无理地向两广总督提出两次最后通牒，要求道歉和释放被捕水手。不但如此，英国侵略者还采取了强盗手段，擅将中国船一艘扣留作质。虽然叶名琛最后屈辱地接受了英方的条件，放回了全部水手，但是英国侵略者竟借口广州当局未派高级官员解送和未送交道歉书，横蛮地拒绝接受。1856年10月23日，英国侵略军向广州发动了进攻，占领了沿江炮台，并一度攻入广州城内，抢掠总督衙门，焚烧民房无数，这样就展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当英军进攻广州的时侯，美国侵略者一方面虚伪地宣告中立，一方面配合英军的行动，也派了海军陆战队向广州进发，为英国侵略者助威。英军攻入广州后，美国侵略者极积地参加了抢掠的暴行。美国驻香港领事吉南并把美国国旗插在城墙缺口上。1856年12月15日，美国船只一艘误被中国炮台轰击，美国侵略者竟乘机出动3只兵舰，攻占腊德炮台5座，逼迫叶名琛书面道歉了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美国侵略者从一开始就是英国侵略者的积极帮凶。身负广州军政重责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是清政府中一个典型的顽固分子。他在平日妄自尊大，对于外人态度十分倨傲，但对敌情却昧无所知，只是轻信谣言，迷信扶乩，刚愎自用，在对外交涉中表面上态度似很强硬，实际上一无反抗侵略的决心，二无抵抗侵略的准备，所以一经侵略者施加武力威胁，则又畏葸退却，表现了屈服怯懦的可耻态度。当英军发动进攻时，他还断言“必无事，日暮且走”①，并下令不准放炮还击。广州便在这样全无戒备的情况下被侵略军轻易侵入。这时，叶名琛又慌忙派人去向侵略者求和，并申明完全接受英方原提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却向皇帝谎报“水陆获胜”。在北京的咸丰帝接到英军开战的消息，甚为惊慌。他首先考虑到“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而且认为如作战“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或先驶往各口诉冤”，②因而认定仗是打不得的。他迭次下令着叶名琛“设法驾驭”，并说只要敌人自知“悔罪求和”，“只可俯如所请，以息兵端”。③避战求和，这就是清政府的基本方针。尽管侵略者无端发动了对中国领土的武装进攻，清朝统治者这时为了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是不惜对外屈服妥协的。但是，不管统治阶级对于侵略者采取怎样屈辱的态度，人民群众对侵略者则坚决地给以反击。英国侵略者侵犯广州的暴行，激起了广东人民的极大愤怒。“南海大沥九十六乡绅董，练勇万余名，自备粮械，声言10月中间，与英夷决胜负。”④受外人雇佣的中国人，也纷纷罢工告退。1856年12月14日，广州人民向十三洋行商馆进攻，将商馆全部焚毁。广州人民还不断以火船向侵略者进攻。当时英国在华兵力不过2000人，在广东人民英勇的抗击下，侵略者终于被迫退出虎门，等待增援。亚罗船事件的消息传到英国后，本来已决定联合法国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英国政府，立即抓住这个借口，大事渲染，鼓吹战争。1857年2月，英国议会对侵华战争举行了辩论。英国首相巴麦尊大肆叫嚣战争，声言：“我国遭受了很大的侵害……我国的条约权利已遭破坏。”①但是甚至下议院中许多资产阶级的议员也不得不承认亚罗号是一只中国船，中国方面并无过错。巴麦尊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下院中以263对247票遭到否决。巴麦尊只得解散了下院，在重新选举的议会中勉强凑得85票的多数，通过了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提案。英国政府于是任命了额尔金为全权专使，法国政府也任命了葛罗为全权专使，带领军队来华，负责进行侵略战争。二 侵略战争第一阶段中的交涉和《天津条约》1857年10月，额尔金和葛罗在香港会商决定首先攻占广州，因为广州关税收入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源，占领广州将便于对清政府进行要挟。同年12月中，两国纠集了在华海陆军5000余名。额尔金和葛罗分别向叶名琛提出照会，要求入城和赔偿十三洋行商馆的损失等，但英国对据为发动战争借口的亚罗船事件则自知理屈避而不提。叶名琛对英法的要求都予以驳复。但是，他对敌情毫无认识，认为英法不过是虚张声势，并且竟误信谣传，以为法国目的只在“守约通和”②，英国女王也有“断不准妄动干戈”③的命令到粤。他又迷信扶乩，断定“大约过15日便可了结”④，因此不作任何应战准备，而且下令士兵不准“挑衅”。1857年12月28日，英法侵略军登陆发动进攻，广州城就在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的荒谬方针下，再次轻易地被敌人攻陷。叶名琛作了俘虏，被送往印度加尔各答囚禁。侵略军入广州后，大肆抢掠、烧杀，并恢复了巡抚柏贵的职位，建立起一个傀儡政权，以代他们弹压城内外的人民。英法的侵略行动得到了美国的鼓励和支持。美国公使伯驾表示，英国每一侵略行动都是正确的。美国对英法的鼓励和怂恿使英法侵略者一直认为美国必将和他们一致行动。1857年5月，美国国务院给新任公使列维廉的训令，要他和英法实行外交合作，并向中国表示，美国对英法侵略目的，完全赞同，认为是“公正、合宜”的，但同时又指示他不要参与战争，只可待机“调停”。列维廉因此一面向英法表示，认为它们的侵略行动是理所当然的，而另一方面又虚伪地对叶名琛说美国和英法不同。广州被英法侵略军攻陷后，列维廉又向英使额尔金致贺，称之为“伟大的成就”。美国侵略者在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过程中，就是一贯地耍弄这种借刀杀人以便从中渔利的两面手法。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对中国也乘火打劫。自19世纪40年代起，沙俄即积极向黑龙江一带扩张，1850年在黑龙江下游已建立了庙街等据点。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沙俄以防英法进攻西伯利亚为名，向中国“借道”，要求经由黑龙江运输军队和军需。当时中国在东北边区的兵力很少，边疆官吏看到俄舰开到，只得“好言道达”，“尾随侦探”，不敢加以阻止。沙俄“借道”成功，便进一步实行占地移民。1856年设置了滨海州行政区，企图以既成事实迫中国承认。英法发动侵华战争后，沙俄一面加紧在北方进行扩张领土的侵略活动，一面于1857年派普提雅廷出使中国，企图以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为饵，诱使清政府承认沙俄对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的要求。普提雅廷到天津提出照会，要求和清政府进行谈判，为清政府所拒绝，于是即转往香港，加入英法美的联合阵线。1858年2月4日，四国公使先通过驻上海的领事向清政府提出照会。英法的要求大致相同，这些要求是：公使驻京、开放新口岸、内地游历、赔偿军费及广州侨民损失、修订税则等。美俄的照会除表示支持英法的要求外，并促清政府速派代表到上海谈判。清政府的答复是：英、法、美三国公使应折回广州和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商办，俄国公使应到黑龙江等候会办。1858年3月底四国公使相继自香港到上海后，即决定联袂北上逼降。4月13日以后，英法联合舰队陆续到达大沽口外。4月24日，四国公使投递照会要求清政府即派全权代表在北京或天津谈判，并限六日内给予圆满答复，否则即占领大沽炮台。清政府这时的对外态度就如1858年4月8日“上谕”中所说：“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①也就是说，为了镇压国内人民革命，对外必须求得妥协。 1858年4月15日，投降派两江总督何桂清上奏，力陈不可战的理由，提出了所谓“以柔制刚”的投降主张。这个意见立即博得咸丰帝的赞赏，认为“所奏实为明晰”②。不过，他对侵略者仍怀疑忌，对他们的要求又不愿完全接受。所以在此后的交涉中，清政府的外交步调显得异常混乱，似战非战，要降不降，始而坚持不让，终而在侵略者的武装威胁下又步步后退，以至于完全屈服。四国照会提出后，清政府看到四国已结成联合阵线，英法且带了舰队来进行威胁，因此首先在谈判地点的问题上就表示退让，同意在天津和四国举行谈判，并派仓场侍郎(主管政府粮仓的户部大臣)崇纶为交涉代表。但英法侵略者以崇纶职位太低，又无全权，拒绝会见。清政府只好加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侵略者又借口谭廷襄不具全权证书，拒绝谈判。与此同时，清帝也向英法提出反要求。1858年5月7日，清帝指示谭廷襄说：“必须该两国将广东省交还，真心悔过，方能逐款定议，大皇帝谕令限期于4月底交还省城，如逾期不还，一交5月，当即兴兵攻打省城。”①对各国所提出的要求，他只答应减税一事，但同时又指示谭廷襄“切不可以兵勇足恃，先启兵端”②。英法侵略者看到清政府仍不屈服，于是决定进攻大沽炮台。1858年5月20日，英法军发动进攻，炮台失陷，英法舰队一直开到天津。清政府又慌张起来，立即遵照了侵略者所提的条件，赶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津，并颁发了全权证件，令他们和侵略者进行谈判。6月1日清帝指示他们：“剀切开导，如果事在情理，真心戢兵，但于中国无伤者，定可允准。”③语气已大松动。天津谈判由清政府代表和四国分头进行，因为英使额尔金怕在谈判中受他国牵制，不愿和法美俄在一起。当时英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有2/3，它的侵略利益最大，要求攫取新的特权也最为迫切，因此，其他三国也乐得让英国和清政府单独交涉，自己只要取得最惠国待遇的保证，便可坐享其成。所以，天津谈判中以中英谈判最为重要，进行的时日也最久。在中英谈判中，英方实际负责交涉的是翻译李泰国和威妥玛。李泰国当时是中国海关的英籍职员，在谈判中彻底暴露了他为英国侵略利益服务的本色。他的态度是“咆哮要挟”，“神色俱厉”，“无礼已极”，①以致于清政府的代表不得不挽请俄美两国公使代为向额尔金诉苦。在凶蛮横暴的侵略者面前，桂良和花沙纳对英方的要求都一一承允，但对长江航行、内地游历和北京驻使三事则表示不可。因为在国内人民革命运动正在广泛展开的时候，清帝防范外人和人民相结合的疑惧更为加深。他对外人要入长江进内地，认为是“后患无穷”，只允在五口之外再开放一二口岸，而且限定“总须在闽粤地方，不得擅许内江地面”②，因为闽粤是太平军势力尚未到达的地方，危险较小。至于公使驻京一节，他认为“为患最剧，断难允行”③，因为这将意味着皇帝及其大臣将和素所鄙视的“外夷”发生经常的来往关系，对其统治威信将有严重的损害，对于隔绝人民和外人之间的接触交往更将产生不利的影响。此外，他还顾虑“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动受挟恃”④，而尤怕他们同当时的革命势力相结合，危害他的统治。对英国侵略者来说，这三项要求也正是他们发动侵略战争所追求的主要目标。长江和内地的开放将为他们的商品提供更广阔的市场，而公使驻京尤其具有深远的政治用心。第一，公使驻京是为了迫使清政府接受和外国侵略者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放弃其传统的排外自大的思想，以消除清朝闭关政策在心理上的最后残余。这是侵略者要使清政府成为其驯服工具的必要前提。额尔金曾说，北京驻使是影响各通商口岸对待外人情况的一种手段，①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北京皇帝承认和接待了外国公使，各地官员和人民对外都会变得更为驯服。第二，驻使可以便于对清政府经常施加压力，进行勒索。1856年英公使包令给英外相克拉兰敦的报告中曾这样供认：“在北京取得了一个立足点，便可以为谈商那些不能不认为是和我们同中国贸易密切有关的问题，打开了门径。”②第三，侵略者更大的阴谋是企图通过驻京公使行使对清政府的监督和控制，作为支持清政权的条件。额尔金事后曾供认说：“清朝的政权应予以支持，支持方法之一，就是这个条约(指1858年《天津条约》)所提供的——在京城的一种外交保护制。”③此外，英国和沙俄勾心斗角，争夺对清政府的控制权。沙俄长期以来在北京有“俄罗斯馆”的设置，和使节、商队、留学生、僧侣的经常派遣，所以英国为了同沙俄竞争和抵制沙俄势力在中国北方的发展，对北京驻使，更为重视。总之，这个问题在英国侵略者看来，是其侵略要求中首要的一项。额尔金在《天津条约》订立后甚至曾这样说：“这个条约所取得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北京驻使，没有这一项，这个条约是一文不值的。”④在三事中，清政府对长江航行和内地游历两事终于认可，条件是外人不得进入太平军区，长江的开放须待内战结束后再办。最后只有驻使一事成为双方僵持不下的问题。但在英国代表普鲁斯以谈判决裂相威胁的情况下，桂良和花沙纳也终于屈服。他们在签约后向清帝力陈驻使的无害，对清帝所顾虑的外人“勾结匪类”的问题，他们说：“纵恐日久结匪，祸生不测，不知都城虽大，严为稽查，奸宄无由混跡”，一面又强调“国家内匪未尽，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如果投降议和则“关税日充，兵饷有出。”当时天津人民纷纷要求组织团练抗敌卫国，而桂良等却以“天津民情汹汹，数日不和，必将内变”①来向清帝恫吓。总而言之，他们认为从镇压国内人民的观点来看，接受侵略者的条件是有益无害的。清帝在他们的劝说之下，也只得表示“权允”，但他实在心有不甘，仍要桂良等和英法约定条件，作为加添条款。这些条件是：“来时只准带人若干，到京后只准暂住若干时，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眷属……必须更易中国衣冠。”②但桂良等怕坏了和局，未敢把这些条件向侵略者提出，所以驻使问题在天津谈判中实际上并未解决。1858年6月26日、27日，清政府先后和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1)建立中外来往的体制。英约第三款规定，英国公使可在北京“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并规定觐见清帝时所行礼节应同于觐见欧洲各国君主。第五款规定，清帝应派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与英国公使办理“文移、会唔各等事务”。第七款又规定，各口英国领事其地位应同于道台，副领事翻译官应同于知府。英约第五十款和法约第三款又分别规定，今后对条约文词如有争论，都应分别以英文、法文本为准。这些规定总的精神都在迫使清政府放弃其传统的“天朝”自大的思想，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在和中国政府交往中的地位，以便于它们今后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和控制。(2)扩大在中国进行侵略活动的范围。英约第九款规定，英人得持照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这样，广大的内地便对外国侵略者实行开放，他们的侵略活动从此遍及中国各个角落。英约第十款规定，开长江三口(后来定为汉口、九江、镇江三处)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第十一款规定，加开牛庄、登州(后来改为烟台)、台湾(台南)、潮州，琼州为通商口岸；法约第六款中又增加淡水和江宁两处。这样北自辽宁，南至海南岛，西至汉口，都有了外人得以行使特权的“通商口岸”；而长江三口的开放又是通商口岸制度自沿海伸入内地的开端，也是中国内河航行权被外人侵夺的滥觞。内河航行权是一国的领土主权，允许外国商船行驶内河便会使本国航业的发展受到压制。不但如此，由于外国侵略者在条约中(英约第五十二款、法约第二十九款)还取得了在各通商口岸停泊军舰的特权，所以外国的武力从此也侵入到中国的内河，更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国防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