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节：神奇的“考成法”(2) 所以国家就像一个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官僚系统人浮于事、事因人败，那就是国家机器不能高效运转的症结所在。于是张居正开出了一剂“舒筋活血、打通经络”的药方，这就是鼎鼎有名的“考成法”。 第二个问题：变法观念。 我们知道，万历新政本质上是一场改革变法运动。跟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变法运动一样，它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因循守旧的官场与百姓接受变革的新观念。 当年王安石变法，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官场上下对他变法运动的自觉抵制。 为什么会抵制呢？ 历史书上当然都说是他的变法触动了以司马光这些人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我们要知道，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里虽然是个“反对派”，但他不是“反动派”啊！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啊！他也是个一心为国的忠臣啊，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国家的前途考虑，只是他考虑出的治国方略跟王安石不同罢了。他怎么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阻挠王安石变法的呢？ 从阶级论的角度来简单地下一个总结那当然是容易的，但就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言，实际情况远比一句“变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要复杂得多。 实际上，当时一个很突出的矛盾是集中在新旧之争上的，也就是新法变革与祖宗成法之间的矛盾与取舍问题。 在中国文化里，“祖宗”这两个字的文化意义那可不一般。 汉字讲究象形会意，承载着巨大的文化信息，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个人一直认为，所谓的薪火相传，“火”就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文化，而这个“薪”，对于我们汉文化来说，那就是汉字。可以说，没有汉字，就没有华夏文明；没有汉字，作为四大远古文明中唯一尚存的华夏文明就不可能延续至今。 汉字有“六书”之说，就是指汉字造字的六种方法，这其中象形、指事、会意，还有形声，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常说一个词叫“望文生义”，生活里大多是把它当贬义词来用的，但从客观的角度看，汉字里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字是可以通过“望文”便生出“义”来的。 比如说“祖宗”这两个字。“祖”从“示”字旁，这个“示”最早指代的是祭祀的意思，“且”是牌位的象形，所以“祖”就是祭祀部落神或祖先。“宗”也是这样，宝盖头底下是个“示”，就是“祖”字的偏旁，当然也是祭祀的意思。而这个宝盖头，我们知道是指房子，但在殷商时期，也就是甲骨文时期，这个房子主要功能并不只是给人居住的，它首要的功能是指祭祀祖先或神灵的地方，所以当时有一种主要的祭祀形式就叫“家祭”，陆游不是有句诗嘛——“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所以“家”这个字的下面才是一头猪，“豕”指的是野猪，是当时的主要祭品之一。很多人都不明白“家”里为什么不是男人女人，而是一头猪，道理就在这里。 这样看，“祖宗”两个字代表的就是远古以来的祭祀文化。 要知道，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不论哪一个民族的文明，也不论何种文明形式，大多都是从祭祀文化发展来的。华夏文明尤其是这样，所以对“祖宗”尤其要放在顶礼膜拜的至高地位。所以忘本的人我们就骂他“数典忘祖”，而中国古代最权威的一本字典《说文解字》里也说：“宗，尊祖庙也。”一个“尊”字就可以看出“祖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至高无上的地位了。 我们扯了这么一大段文字学与文化学的闲篇，是为了要说明祖宗以及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在古代文人脑海中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变法就是要革新，要革新就毫无疑问要与祖宗定下的规矩，也就是“祖宗成法”相抵触，这在中国这种传统文化环境里就显得尤其困难了。这大概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不论哪朝哪代，变法尤其困难的一个关键。 王安石面对这个难题，是怎么办的呢？第74节：神奇的“考成法”(3) 他喊了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他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宋史?王安石传》） 这个“三不足”论在当时那真可谓是惊天动地了，尤其是这句“祖宗之法不足守”使得王安石在当时就成为了众矢之的。 毫无疑问，我们要是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来看，王安石的这句话无疑是真知灼见。但问题是当时的人并没有我们这种高级而科学的历史发展观啊！所以王安石口号喊完，变法的阻力就更大了。因为连司马光、苏东坡这些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极力反对他。可是，这些人哪一个是坏人呢？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殚精竭虑、为国为民呢？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有着绝大而超人的智慧呢？ 但由于根本观念上的抵触，整个社会的精英互相成为了仇敌，大家由争论到争执，由争执到争吵，由争吵最终发展到争斗，所谓精英们的政治智慧最后都在无聊的争斗中彻底消耗掉了。 所以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都认为，宋代不是没有杰出的人才，但宋代之所以一直积弱以至于灭亡，根源都是王安石这场内耗式的变法争斗上。 张居正在这一点上就非常聪明，他也要变法，但他不想喊个口号，说“我要变法了”，从而引来这些无聊的内耗式的争斗。况且，他深知中国文人政治的特点，这些文官们就喜欢咬文嚼字，为了吵架，死都不怕。你要变“祖宗之法”，给他个话柄，他能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跟你争上几百年——自己死了，“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反正得跟你争下去。张居正哪有工夫扯这些闲话？可他又确实是在变法，那他又该怎么绕过这个变法的观念性争执的问题呢？ 这就要说到我们这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的成效了，回想一下，我觉得当初那句“摸着石头过河”、“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的断语真是太有远见，甚至是太伟大了。正是少了观念之争，实践才真正成了检验改革真理的唯一标准。 回头看，张居正变法的成功起点也在这里。他不仅通过“京察”来裁减言官，封了这些好议论的家伙的嘴；还想了一个绝招，一下就堵住了所有反对变法的那些文官的嘴。 什么绝招呢？ 就是这个“考成法”。 考成 说起来这个“考成法”是张居正的创新，但他自己却不承认。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这是引经据典想出来的办法。 在实施万历新政之初，张居正有一篇著名的上疏，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张太岳集?奏疏三》），这名字有点长，意思就是请皇上颁布实行考成法的上疏。 在这篇上疏里，张居正首先表露了要进行官僚体制改革的决心，认为这才是解决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危机的关键所在。但他话锋一转，却说起了本朝太祖皇帝朱元璋。说他这个看法其实太祖皇帝早有远见卓识地分析过了，并提出过相应的解决办法。他因此去查了《大明会典》，发现太祖皇帝亲自定下过这样的行政工作规则： “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俱附写文簿，后五日，各衙门具发落日期，赴科注销，过期稽缓者，参奏。” 又说：“凡在外司、府衙门，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写底簿，送各科收贮，以备查考，钦此。” 《大明会典》是大明朝最权威的法律文本，这两段话说的是什么呢？是说行政部门的工作应该有个备案，这其中尤其是上奏给朝廷的表章，就更应该有个核查与备案了。 其实这虽然是以朱元璋的名义签发的，但当时法律条文以皇帝名义签发那只是一个形式，可能就是哪个司法部门的提议。但张居正可不管这个，有“钦此”两个字，那就说明这是太祖皇帝定的规矩，虽然这规矩后来没怎么执行，但不能说没有啊？ 于是，他以“祖宗成法”竖了官僚体制改革的旗号。这个旗号他自己给取了个名字，就叫“考成法”。 具体内容上，他全方面丰富了《大明会典》里这几句话的原始构想。第75节：神奇的“考成法”(4) 他规定六部所有工作必须以实事登记。 就是计划要干什么事，要达到什么目标，目标的具体数据、具体时间都要登记清楚，而具体干了什么事儿，也必须登记清楚。这样一个登记成册的本子，六部作为国家行政部门当然应该有一个，另外，还得同样再抄录两本。一本交监察系统，也就是与六部相对应的六科；另一本则交内阁。这叫登记备案。这个登记备案的本子就叫考成簿。 比登记备案更重要的是考核与核查。 六科不应整天在那儿放空炮议论朝政，以后你主要的工作就是根据考成簿按月核查六部的工作，按工作完成的情况提出对六部官员的奖惩意见。这样六部必须要向六科负责。而六科监察系统则要向内阁负责，内阁可以根据三份相同的考成簿来分别考核六部与六科的工作情况。内阁是半年一次小考，一年一次大考。最后，严格根据考核情况，决定官员的升迁、降职，以及去留。 大家的标准完全一样，谁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就叫量化工作程序，逼出工作效率！从中央到地方完全按统一的考成法方式执行。 然后张居正还振振有词地说：“稽查章奏，自是祖宗成宪，第岁久因循，视为故事耳。请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张太岳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这话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大明朝的老祖宗早就定好的规矩，只是因为日子久了，大家给忘了，我现在重新提出“旧章”来，并按章执行，那就是要体现我们老祖宗太祖皇帝的智慧啊！ 你看这招多厉害，既打着祖宗之名，又严刑峻法，行了官僚制度改革之实。 这一下官场上下噤声，谁也不敢议论这个考成法的是非。为什么呢？那是太祖皇帝定下来的规矩，这是《大明会典》里有据可查的，谁要敢瞎议论，那就不是议论张居正，而是议论本朝太祖皇帝啊，这个罪名谁担得起啊？谁敢议论朱元璋啊？所以张居正打着这个“祖宗成宪”的旗号，一点没阻碍地就彻底施行了这个看似简单却又非常有效的考成法。 因此，连《明神宗实录》里都称赞张居正“沉深机警多智，时常替求国家典故及政务之切时者剖衷之。”（《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五）就是说他太聪明、太有才了，从故纸堆里就找出了让人无法反驳的改革依据。 关键是，这看似简单的一招考成法，还就顺顺当当地施行起来了。《明神宗实录》说：“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明神宗实录》卷七一）《明史》则评价说，官场上下“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明史?张居正传》） 我个人也经常会“遥想居正当年”，他怎么会这么聪明地想到了这个办法呢？既简单，又实用；既避开了变法观念上的争论，也真的能根治官僚主义作风这种弊病。看来啊，很多事不是没有办法，而关键是你想不想得到，而想到了你又敢不敢于去真的执行。 这主意说起来也确实是从朱元璋那儿起源的，可张居正稍加变化，就成了真正的治国良方。 所以，虽然时光流逝已经四百多年了，但作为一个四百多年后的后人，我都想对张居正说一声：“你真是太有才了！” 成效 张居正的考成法出人意料地实施了，也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吏治的成效。 考成法本来就是奔着官僚体制改革去的，所以吏治的问题首当其冲。 首先，就是改变了官场上只能上不能下的仕途潜规则。这能上能下才叫“通则不痛”嘛。 举个例子，据《国榷》记载，在考成法深入执行的万历九年（1581），光中央裁减官员就达到了419人，而地方则裁减902人，这在当时真是叫大手笔了。而张居正当政的十年里，依据工作业绩、依据考成法被降职和被提升的官员更是无数。这就等于是给官僚队伍大换血，而且是能时时保证新鲜血液补充进来。你说，这样的官僚队伍，它能不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来吗？第76节：神奇的“考成法”(5) 其次，就是改变了官场上官僚主义的作风。 这就更容易理解了，以前人浮于事，动手干事的不如动嘴皮子说话的，动嘴皮子说话的不如动脚丫子跑官的，大家都不干事儿，那能不官僚主义吗？现在好了，别扯什么嘴皮子，也别扯什么关系，实打实的看你干了多少具体工作。连张居正的同乡不干事也被他撤了职，别人谁还敢不干事啊？所以《明史?张居正传》说，自从考成法实施之后，朝廷政令上令下达，极为通畅，就算是边疆地区，“虽万里外，朝令而夕奉行”。就是早晨北京才下的命令，到晚上就算远在万里之外的边疆地区，都能照令执行。你说说这工作效率，都赶得上办公自动化的时代了。 第二，经济上的意外成效。 张居正执政之初，不论是他稳固上层权力关系也好，还是他要整治官僚队伍也好，其实他最揪心的还是钱的问题。 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那是万万不能的。对于个人来说，虽然这还不能算是个绝对真理；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绝对真理了。 那怎么来钱呢？我们前面反复说过，张居正接高拱留下来的那可是个烂摊子，尤其在钱这一块，国库空虚到了极点，户部连国家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每年财政赤字就有200万两到300万两。张居正再有本事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居正也没别的办法，只有埋头苦干，狠抓两件事：一是开源，一是节流。没想到的是，考成法的实施，在开源和节流上都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效果。 我们先说这个节流。 张居正面对一上台的经济困难，可以说把能想尽的办法都想了。他不仅自己很节俭，还号召从李太后到小皇帝再到群臣都要节俭。后来国家财政大大改善了之后，万历三年的时候，有一次，小万历跟户部要十万两银子，说是为了“备光禄寺御膳之用”，也就是为了改善皇家伙食。可张居正还是上疏据理力争，说国家还不富裕，皇宫的伙食已经不错了，哪还需要什么改善？况且现在马上要面临春耕，北部边防也不安定，农业上、军事上都要花大钱。皇帝你能省点儿就省点儿吧。 结果不仅这十万两没给，还顺带把马上要到的元宵节的花灯费也给取消了。 为了尽量节省，他甚至把给小万历上课的时间从晚上也改到了早上，为什么呢？可以节约灯火之用。 可这样省，毕竟只是省的小头，不是省的大头。考成法实施之后，突然有一个大头省出来了。 什么“大头”呢？驿传费！ 用现代的话翻译就是公款吃喝兼公款旅游兼公款购车的经费。 古代设有驿站，这个我们都知道，它主要是各地招待官员的招待所，不仅要提供免费吃住，还得提供免费旅行的帮助，这样就得向地方上征车、征马、征徭夫。有的人会说，就算出差人员的衣食住行全免费，那才能多少钱啊？ 事实上，本来这一块的免费是面向政府出差的官员的，而且还得有几品以上的品级才能有资格来享受。所以，原来要到驿站享受免费的，都得有相关部门颁发的“堪合”，也就是优待证才可以。 但由于官场的腐败，后来有规矩也没什么人执行，这个免费的“堪合”谁都弄得到。这样，但凡是个芝麻绿豆大小的官儿，都可以带着一大帮人免费吃住驿站，并享受长途的接送。是官儿的这样，不是官儿的可以凭着和官员的关系，也可以这样。到了隆庆年间，这种无偿享用官方驿站的现象在官场上那已经是极为普遍的了，大家甚至已经把它当成了一种官僚福利，似乎只要能进入官僚队伍，不仅自己，甚至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就都可以享受这种“福利”。 我们说一个人的无偿消费是微不足道的，但千千万万的人一起来长久地无偿消费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不是有报道说某些政府旁边的大饭店都被吃垮了吗？那就是公款吃喝干的事儿。 同理，官场上那么多官员，还有那些和官员们有关系的人，有事没事儿都在政府招待所里公款吃喝住行，一个国家就是再有钱也给这帮败家子儿们吃穷了啊！更别提这时候的明朝政府本来就已经是个穷当家的。第77节：神奇的“考成法”(6) 考成法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所有被考核的政府行为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实处。不仅依此要奖励你做了哪些事，也要依此来惩罚你没做哪些事或者做错了哪些事。这一下，利用公款吃喝的每一笔费用就逃不过去了。 张居正规定，要根据考成法来整顿驿传制度，谁无理公款吃喝就免谁的职，谁给无理公款吃喝提供方便谁受处罚，这包括驿站不清不楚地接待和各地地方官没来由地乱发公款吃喝的凭证。这一下动了真格的了，开始还有人顶风作案，最有名的就是孔子的后人衍圣公。 因为对孔子的尊重，所以孔子的后人被封为衍圣公。这时候的衍圣公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孔尚贤。按规定，作为这时候的道德领袖，孔子的后人每年都可以到京城去觐见一次皇上。这位孔尚贤对于每次进京的长途跋涉，都表现得兴高采烈。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顺带经商倒卖。 他把山东的特产、货物每次都装个几十大车顺便带到北京来卖，因为按规定沿途可以有驿站免费给他提供衣食住行，这样他的货运成本就等于完全省去了。他一个庞大的货运队伍赶得上政府的漕运了，而所有人员货物的运输成本全由驿站承担，也就是全由政府承担，这个好处那就大了去了。所以这个孔尚贤才乐此不疲，就指着每年这一趟大发一笔了。 考成法颁布之后，这个孔尚贤不当回事儿，心的话我是孔圣人的后人啊，况且也不是政府官员，手上又有政府颁发的“勘合”，也就是特别通行证，又能拿我怎么样？ 结果他照常带着庞大的货运队伍上路了，碰到驿站还要进。可这一路上的驿站没有一个接待他的，所有的驿站都收到了由内阁传达下来的特别指示：驿站只接待衍圣公一个人，除此之外，一个人、一辆车也不准放进驿站里来。 这一下孔尚贤吃了大亏，以前他吃免费的，所以从来不考虑成本的问题，他的车队是人多车好，极尽奢侈，这下没成想要自掏腰包，运输成本那不是一般的大，走到了一半，孔尚贤一算，这一趟的赢利全都没了。等走到北京，算算亏的钱，孔尚贤都要哭鼻子了，别说赚了，光运费就是盈利的一两倍。 孔尚贤想找礼部抗议，可谁听他抗议啊。这边抗议还没答复，那边儿礼部通知他以后进京觐见改三年一次，别没事儿老往北京跑。孔尚贤这算彻底傻眼儿了，只好苦水往肚里咽。 但老实说，孔尚贤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别说是你孔尚贤了，连张居正自己的亲属都享受不到驿站的免费午餐。 张居正的儿子要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要回户籍所在地考，所以考前必须从北京赶回湖北老家去。张居正替儿子雇了辆车，让他悄无声息地自己赶路，一路上绝不允许住驿站。 张居正的父亲过生日前，张居正自己脱不开身，就让弟弟张居敬带上寿礼回老家贺寿，虽然路途遥远、行李不便，张居敬还是骑着个毛驴拖东带西地自己回去了。礼部知道了要送勘合来，让张居敬路上方便些。张居正坚决不同意，说整顿驿传，必须从我做起！ 连张居正自己都如此以身作则，连孔子的后人衍圣公在驿传上都被考成法整得这么惨，谁还敢惹事呢？所以驿传这一块一下就彻底整顿了公款消费之风，这一下为国家财政上就省下了巨大的费用。 这还只是节流，开源上考成法的意外收获就更大了。 由于土地兼并这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所以很多土地都隐瞒在大地主的手里，这一部分的税收一直拖欠得很严重。张居正按考成法下指标给各地税收官员，以收缴拖欠赋税为衡量官员业绩的考核标准。结果这一下，往年拖欠赋税的十之七八都追缴了上来，这一下等于存了七八年的财政税收都一下到了张居正的手里，国家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就得到了根本的改观。 能开源，又能节流，考成法于官僚制度改革之后，竟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神奇的举措。 第三，制度上的成效，或者说是集权制度上的成效。第78节：神奇的“考成法”(7) 我们在此前，说到张居正、高拱、徐阶这些人，经常用到“宰相”这个词儿，说老实话，严格说起来，这个称呼是错误的。因为明代没有宰相。 朱元璋怕宰相的权力太大，对皇权造成威胁，所以自明朝之初就取消了宰相一职。他一个人亲理政务，每天要批的奏折要几大筐，两百多个，弄得他虽然是起义军出身也实在干不了，所以就让翰林院的学士们给他当秘书，这就组成了一个内阁的班子。所以，明代所谓的内阁本来就是一帮文字秘书。 从行政权上来说，按照明代标准的行政制度来看，实际上最高的行政权力除了皇帝自己，那就是以吏部为首的六部，而监察权则在都察院手里，两者是相互平行的。内阁说起来什么都不是，它只是皇帝的一个秘书处而已，尤其是它对行政系统的六部和监察系统的都察院严格说起来都没有领导权。 但由于内阁最靠近皇帝，而内阁成员往往由身为六部长官的大学士担任，所以内阁对六部逐渐有了真正意义的领导权，这样内阁就渐渐掌握了最高的行政权。但对监察权还是没有控制力的，所以明代的言官很嚣张，因为他们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 可现在考成法实施之后，六部向六科负责，六科又向内阁负责，这也就变成行政系统要向监察系统负责，而监察系统要向内阁负责，内阁名正言顺地掌握了行政与监察两大系统的最高领导权，这样，内阁首辅才真的和前代的宰相一样，真正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绝对权力。所以，这时候虽然还是没有宰相的称呼，而张居正的内阁首辅的性质已经和前代的宰相没有什么差别了。 中国封建政治的本质特点就是集权政治，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封建文化环境下，没有集权制度的保证，很多事根本不要想做得成。张居正用一招简单的考成法，理清了权力系统，为它的变法运动打下了一个最牢固的政治基础，这种制度上的成效，其意义毫无疑问是非常巨大的。 张居正曾经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张太岳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那意思是说，天下的事并不难在没有规矩，而是难在没有按规矩去做事的习惯。这背后更深的意义则在于，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官僚队伍，最重要的习惯就在于要勇于去“做”、去实践，所以他的考成法其实不是“法”，而是逼着人们去做事的方法。 这也是我从张居正那儿学习到用这个“考成簿”来规划自己生活的关键所在。我经常对自己的孩子说，人生最重要的习惯叫作“四做”：第一个，做，别怕错！第二个，快做，别磨蹭！第三个，专心做，别马虎！第四个，边想边做，动脑筋！ 做！快做！专心做！边想边做！ 有了这“四做”，人生无难事矣。所以我把我那做事的本子叫考成簿，不叫记事簿，是因为我的本意不是怕忘事，而是要用这种考成的方法来激励自己。让生活因此而生生不息，努力向前…… 张居正一招简单的考成法，真可谓是化腐朽为神奇，为国家的治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可也为他自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严峻后果。 那么这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到底是什么？面对这个严峻的后果，张居正和他一手创立的“考成法”又将何去何从呢？请看下讲：《背后来的冷箭》。第79节：背后来的冷箭(1) 第十六讲 背后来的冷箭 杀气 上一讲我们讲到张居正大力施行考成法，真是文成武德，一统山河，天下为之一清，官场为之一振，整个帝国开始从久病沉疴里缓过劲儿来，渐渐走上了一种良性循环。 可就在张居正为他的考成法而自得的时候，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这件事儿说大不大，可后来的动静却搞得很大，而且它的结果和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到底是什么事呢？ 我们知道，张居正实施考成法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整顿官僚队伍。要严格施行考成法，那就要严格施行对官员的奖惩制度。张居正曾经为此特制了十二面大屏风，放置在文华殿小万历读书的地方，名其曰“全国官员分布图”。把全国分成十二个大行政区，各大行政区的官僚系统大名单都用浮贴粘在屏风上，每十天换一次，这样就可以看出全国官僚系统的人事变化来了。 这东西放在文华殿，表面上是为了让小皇帝对全国官僚系统的人事变化一目了然，但其实显现的却是张居正改革官僚系统的决心。 要知道，那些屏风上的名单可是十天一换啊，如果根本没有什么变动的话，那也就不需要换了。有人说这十天换一下，至于嘛？那些地方官可怎么工作啊，这周期也太短了些吧！ 其实这就理解错了。这种频繁的变动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是十天一换，只是换那些变动了的，没变动的还是大多数，所以换得也不是太多；二则这个屏风主要还是用于考成法的初期，这时候因不称职而被降职、罢免的官员比较多，到后来官僚体制改革完成，官员队伍稳定了，这个变换也就没那么多了。 但不管怎么说，在张居正任内被撤职的九品以上的官员就达两千多人，这比明朝除了万历新政这十年其他所有时期的总和还要多得多，所以他借考成法来整顿官僚队伍的力度那还是相当大的。 这么多人给他撤了职，也就是丢了饭碗，这些人在心底还不把张居正恨得个要死啊。所以，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不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对张居正如潮般的诽谤向来都没有停止过。 就在考成法实施之初，就有一些官员弹劾张居正，说他的考成法“执事太严”、“时政苛猛”。御史傅应祯在上表里甚至说张居正又是一个“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王安石，并强调说“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之误宋，不可不深戒”。（《明史?傅应祯传》） 那意思就是说大宋的元气就毁在王安石的那场改革里，现在张居正虽然打着“祖宗成法”的旗号，但他本质上跟王安石一样，他的万历新政就是一场变法运动，皇上你要还支持他的话，我们大明就会跟大宋一样，断送在他张居正变法里了。 傅应祯虽然是在攻击张居正，但他对张居正的评价还是很准确的，他看出张居正的万历新政考成法就是一场变法改革运动。可惜，像傅应祯这些人虽然也很聪明，但都是些顽固的保守派，他们只知道因循守旧，对于改革那是怕得要死。现在像考成法这样的紧箍咒要念到自己脖子上了，所以当然要急了。他们甚至还借口雷击、天旱和地震等自然灾害来造谣，说这是老天爷对考成法不满意才降的天灾。 对于这些攻击，张居正根本不屑一顾。 他说这些人所谓的引经据典，把他比作王安石，那都是“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张太岳集?卷三十九?杂著》）这话直接就等于在骂这些人是在放屁，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那意思是说就你们那点智慧与眼光，我张居正根本就懒得搭理你们。这些家伙现在狗急跳墙了，纷纷来指责我张居正，不过就是因为考成法动了他们的利益罢了。 认识到这一点，张居正对于严格执行考成法更下定了决心。他认定不施以严刑峻法，就不会根治腐败的官场习气；而官僚队伍要是顽疾不除，一切改革的举措还是无从谈起。 所以他曾经反复表态说：“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书牍十一《杂著》） 那意思是说，他是信佛的，要不他也不会帮太后崇佛了，但如果他现在的岗位是刑场上的刽子手，担负着对大奸大恶之辈下刀的责任的话，他也不会因为他信佛就抛弃他的岗位职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作为一个刽子手，他就要在法场上“把根留住”！ 从这句话中，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得到张居正——有决心！有勇气！更有杀气！！！ 所以面对攻击与非难，张居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见招拆招地把考成法推行了下去。 犯忌 为了保证考成法的推行，张居正不避亲疏，对自己，对自己身边的人，尤其是对他一手提拔的那些亲信、学生、部旧一向要求得都特别严格。 这一严格，还就出事了。 张居正有一个学生叫刘台，隆庆五年的进士，当时的主考官就是张居正，说起来他应该算张居正的学生，那也是张居正的嫡系了。第80节：背后来的冷箭(2) 但张居正的学生多了，一开始的时候张居正和这个刘台也没什么特殊的关系。但巧的是，这个刘台一开始当的官刚好是湖北江陵的县令。那江陵可是张居正的老家啊，这一来刘台可就动心事儿，琢磨着怎么才能跟那位张首辅扯上点特殊的关系。 于是他走了张居正他爹张文明的路子，把老爷子的马屁拍得足够，在张家建宅拿地这些有关张家利益的事上都大开绿灯。江陵曾经因为长江改道，而产生很多荒滩地，这些土地那可都肥沃得很。因为是荒滩地嘛，本来应该算是国家的，但刘台为了拍张家的马屁，就把这些当作正常的无人认领的田地进行“失物招领”。有人会奇怪，把这大片肥沃的江滩地进行“失物招领”，那岂不是太没脑子了？那谁都愿意来认领啊，那还不要抢破头了？ 实际上，他们这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样子而已。刘台先举行江滩地的失物招领，再有意唆使张居正他爹张文明来认领，在江陵这块儿，除了张家，谁敢来认领这大片的土地啊？ 所以，刘台这拍马屁的招儿那可谓是炉火纯青了。 因为巴结上了张文明，刘台在张家的眼里那可就不是一个一般的官儿了。张文明写信给儿子，把刘台怎么怎么能干，在当地的名声怎么怎么好都反复提起。这个刘台呢，除了拍张家的马屁，其他的方面确实也还不错，也还挺能干，所以张居正经过考成法的考察，后来也就提拔了刘台。到万历三年的时候，刘台已经做到了辽东巡按御史。 这个官儿属于都察院系统，也就是监察系统，就相当于中央派到辽东地区的特派员，可以监管整个辽东地区的大小行政官员，那权力还是很大的。 刘台初上任不久，正好碰到辽东地区一场大战，名将李成梁率部与蒙古的后裔泰宁部落一场混战，最后大获全胜。作为辽东巡按，再加上自己又是张首辅的得意门生，刘台挺身而出，迫不及待地在第一时间写了一封辽东大捷的表章上奏朝廷。 可就是这份表章惹出事儿来了。 本来仗打胜了，刘台上表报捷那应该是好事儿，可刘台这样做却犯了个忌。 犯了什么忌呢？犯了考成法的忌！ 考成法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张居正称为“综核名实”，也就是说该你做的事，你一件都不能少；不该你职责范围内的事儿，你千万别越俎代庖、横插一杠子，那叫越权行事，也是要受考成法的惩处的。 那么，这个刘台作为辽东巡按，他有没有资格来上报这个辽东大捷呢？ 答案是没有。 明代的巡按、巡抚、总督都是都察院系统的官职，也就是说都是监察系统的官儿。地方上真正的行政长官是布政使，军事长官则是都指挥使和总兵。这个巡按、巡抚和总督不过是中央的特派员，派到地方上监督各地的军、政官员而已。 但就监督而言，巡按和巡抚的职责还不一样。自明英宗以来，明朝法制上就有明确规定，巡按不得过问军事，而巡抚却可以过问军事，比如辽东巡抚的官衔全称就是“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 所以刘台他要是辽东巡抚，他上这个有关军事大捷的表章就一点儿事也没有；但作为辽东巡按，他上这个有关军事大捷的表章，严格来说，他就越权了。 刘台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心的话，这是好事儿啊，我又是张首辅的门生，人家说“家鹊报喜”，那说起来是张首辅培养了我，提拔了我，把我当自己人看，这种喜事怎么也得自己人先报上来吧！ 所以这点越权他就没放在眼里，急急地赶在所有人前面把辽东大捷的表章先给上了。 但张居正一看到这份表章，心里的火腾地就上来了。 张居正心想：虽然辽东大捷让人高兴，但刘台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这份表章是你该写的吗？你急急地上表报这份喜、邀这份功干什么呢？你不知道你自己的职责所在吗？而且，我现在正在推行考成法，要“综核名实”，要全国上下官员都要明确岗位职责，你这不是顶风作案吗？第81节：背后来的冷箭(3) 说老实话，这要是别人，不是刘台，依张居正一贯在人事上比较谨慎的风格，他顶多也就是写封信善意地提醒、批评一下，让他下次注意。可这是自己的学生啊，而且还是自己最近刚刚提拔上来的，虽然不能说是亲信，但也是自己要培养的人才。张居正向来对于自己的人要求得特别严格，况且考成法的实施就要改革官场的弊病，你要以身作则啊。所以，考虑到这一点，考虑到刘台跟自己的关系特别近，张居正才决定要严格处理刘台，请圣旨降谕严加斥责。 要知道，在官场上被皇帝降旨斥责，那比降他的职还要让人难堪，能受这“待遇”的人那才能有几个啊！ 所以刘台这气啊，心里堵得个要命，怎么也想不开。心想：我不就是稍稍越了点权嘛，我又没越权谋什么私利，又没越权导致国家利益受损，不就是越权打了个报告嘛，你张老师、你张首辅至于这样对自己的学生吗？ 说老实话，刘台这抱怨看上去也是有道理的。说起来，确实也就是打了个报告，也不算什么大事。况且还是打胜仗的报告，你要说是打了败仗，迁怒下来，还可以理解。这打了胜仗了，至于为这点小事生气吗？ 另外，刘台还是张居正的学生，还在江陵任上呵护过张家，张居正至于为这么点小事发这么大的火吗？ 这就要说到张居正的远见卓识与深谋远虑了。 看起来，刘台只是违反了考成法的规定，受了考成法的惩罚。但张居正关心的重点，是监察权对地方军政决定权的影响。 张居正对于这些中央特派员的权力过大，甚至严重干预地方军政长官的决定权向来心怀忧虑。他在这件事后给一位地方巡按御史的信中说：“近来抚、按诸君，不思各举其职，每致混杂，下司观望，不知所守，以故实惠不流。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职，而侵越巡抚之事，违道以干誉，徇情以养交，此大谬也。”（书牍十三《答苏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抚按职掌不同》） 这段话是说，这些中央特派员到了地方，本身在军政领域并不专业，但喜欢指手画脚，干政预政，以至于下面的人也不知道听谁的好，人事关系也很混乱，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要出乱子的。 其实张居正这个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国家行政，最要紧的一条就是职责分明。考成法的原意也是为了要达成这一点。古语尚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个特派员在身边儿，他什么事儿不管懂不懂还要下个命令、弄个指示什么的，这和平时期还好，要碰到战争时期可怎么办？那不乱了套才怪。 这一点有一个很好的印证，那就是在张居正死后，到了万历四十七年，兵部右侍郎杨镐经略辽东，与努尔哈赤展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辽东大决战。这一战本来明军不论是在兵力上还是资源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而且杨镐作为主战派是以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任辽东军区司令员的，可见在战争意志上那也是没问题的。可是最后萨尔浒一战，明军全线溃败，从此明朝与后金之间强弱易势，大明朝走上了一味防守的被动局面，也最终走上了亡国之路。 说起来，杨镐辽东大败有很多原因，但有一条，当时的中央特派员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督战，一再催促，以致仓皇进兵，误中埋伏，这不能说是一条最直接的失败原因。 要从杨镐辽东大败的意义再回头看张居正要制约这些中央特派员的权力，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张居正现在对刘台的斥责那真是叫“防微杜渐”！真可以算是一种卓识和远见啊！ 可惜，张居正死后，明朝再无张居正！世间再无张居正！没了张居正的大明朝，又焉得不败乎！ 学生告老师 我们话说回头，张居正的这片苦心刘台哪能理解啊！他只觉得这位张老师是小题大做，有意跟他为难。他想不通，自己好歹还算是张老师这边儿的人，自己好歹对张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张居正怎么能这么对他呢？ 他想：难道——张老师、张首辅要舍他这“小卒”？ 可问题是，人家舍卒都为了保车、保帅，他张居正又没什么要保车、保帅的，现在舍他小卒又是为哪般呢？第82节：背后来的冷箭(4) 人啊，就怕瞎琢磨。刘台这个人聪明、能干，但就是心眼小。自己憋了一肚子气，越琢磨，这气越不顺。 刚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刘台越权上奏事件之后不久，我们前面提过的那位傅应祯又上书攻击张居正。这一次傅应祯攻击的可不是张居正位高权重，也不是攻击他的变法运动，而是攻击张居正的赋税政策。 上一讲我们说过，张居正通过考成法整顿了官僚队伍，但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财政上收缴了大量的欠税，尤其是大地主阶级通过土地垄断、隐瞒不报、逃税漏税的很多欠款被追缴了上来。张居正很高兴，下一步就准备趁势要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要清丈田亩、试行著名的“一条鞭法”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傅应祯来攻击他的赋税政策、经济政策，张居正一下可恼火了。 那些对他本人的攻击，以及对他改革思想的攻击，他都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他认为这些理论上的争论没意义。但干涉到具体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这个经济政策才见了一点点成效的时候，傅应祯上这么一本，可真把张居正惹恼了。他上奏小万历，把傅应祯革职查办，发配边疆，并声明要彻查以傅应祯为首的反改革小团体。 正好这个傅应祯跟刘台又是多年的好朋友，两个人的私交向来不错。这下张居正要彻查傅应祯背后的小团体，刘台第一时间就联想到了刚刚发生的越权上奏事件，以及自己与傅应祯的关系。于是，刘台确定他原来那位敬爱的张老师看来是要对自己下狠手了。 有了这个念头，刘台一不作，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洒不了油。于是他一狠心，铤而走险，走了一步谁也没想到的奇招。 什么奇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