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尽管此时童贯如日中天，然而，毕竟这是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外国。因此，还是有大臣提出疑义，认为以一个生理不健全的人代表皇帝出使，实在有碍观瞻，会让人小看为偌大一个国家无人可派。谁知，徽宗皇帝不作如是想，他相当以童贯为骄傲：“契丹人听说我国有一个童贯，屡屡打胜仗，很想见识一下。正好就此派他去考察考察辽国的情形。”于是，把他的官职加为检校太尉，以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以太尉童贯为副使，前往辽国进行国事访问。从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那浪漫而*的性格，他不大会让自己被世俗的、传统的、刻板的东西所束缚。然而徽宗皇帝的这一次浪漫，为帝国的灭顶之灾和千万人的家破人亡，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那是后话。不久，童贯终于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这个崇高的职衔，这也是一项打破历史传统的安排，就是说，也是前不见古人的。又不久，童贯受命领枢密院事，成为全国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军事首长，开了宦官主持枢密院之先河。然后，拜太傅，封泾国公爵。就此，童贯位极人臣，辉煌灿烂。当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到了此时，至少蔡京心里肯定是明白了童贯的厉害，知道了自己与这个老宦官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是不同的。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范仲淹的改革是怎样失败的(1)范仲淹的改革是怎样失败的马立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早已成为激励志士仁人的千古名句。但范仲淹的主要事业并不是写散文，而是北宋中期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总的来说，宋仁宗赵祯在1022年登基之后，还不算坏皇帝，可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内外交困的仁宗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考虑改革了，此际，他想起了范仲淹。本来范仲淹还有动摇，也许仁宗求治心切，没有充分考虑改革的艰难吧，但皇上的信任已达极致，臣子还有什么可说的？几天之后，他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交仁宗。在这个奏折中，范仲淹说出一个真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范仲淹这个奏折在中国改革史上大大有名。仁宗接到范仲淹的报告，极为高兴。经研究，除第七条军事建议之外，其余九条，补充细则，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所谓的“庆历新政”。其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是非常棘手的烫山芋。宋代冗官太多，历史有名。当官的路子五花八门，科举考试当然最正宗，除此之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人人谋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首先，宋代科举取士名额出奇的多。就取士人数来看，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倍，可谓空前绝后。官员数量当然大大增加。但是，科举出身好歹要考一考，还算公正合理。更多的问题，出在“门荫”制度上。“门荫”又称“恩荫”、“荫补”，就是俗话说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做官”。皇帝宗室子弟以及外戚后裔封官封爵，是历朝通例，且不细表。除此之外，还有“纳粟”，即买官。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慢慢成了制度，越来越多。以上因素叠加起来，自然冗官太多，素质下降。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湖北钟祥调研时发现，当地第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办公。3年下来，州政荒芜衰败。替换他的刘依，也已经70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总理）的名字都不知道。欧阳修给仁宗写报告说：陛下想一想，这样的干部，能够治理好地方吗？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首先是削弱“门荫”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同时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就是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和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三年，不得私自请求连任，任期超过三年的，请皇帝下诏罢免，另择合格官员担任。同时，范仲淹派王鼎、杨纮、王绰三个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分庸吏贪官。范仲淹撤职不合格的干部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他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一旦动真格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称范仲淹为圣人的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人性。结果是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暗中开始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一个办法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新政开始不久，监察御史（监察官）梁坚就上书弹劾陕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军区副司令张亢贪污挪用机要费。这两个人一向为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机要费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小笔机动钱，在使用上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见此，不惜辞职，起而为他俩辩护。但对方也以辞职要挟，有一个与范仲淹作对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监察官）也闹辞职，而且真的不来上班了。早先，滕子京曾经批评仁宗好吃好喝，语词有点夸大，闹得仁宗下不来台，很是不快。这会儿，仁宗不免有点儿记旧仇，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二人贬官。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范仲淹的改革是怎样失败的(2)再就是栽赃诬陷。前朝老臣夏竦曾遭欧阳修等人弹劾而贬官，对范仲淹、欧阳修等十分痛恨。老夏喜欢书法，精于字形字体的研究，他还培养身边一个丫环也迷上了这一道。庆历四年（1044年），他唆使这个丫环模仿名士石介的笔迹，渐渐以假乱真。石介是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经常写文章和诗赋议论朝政，十分大胆。老夏真够黑的，竟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写的一封信，篡改添加的内容暗含着要发动政变把仁宗拉下马。夏竦把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举报。仁宗看了这封信，不太相信，可内心也起了嘀咕。特殊利益集团还有一个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搞非法组织。当朝宰相贾昌朝、前朝老臣夏竦等大官僚以及王拱辰等人，暗中串通，指使谏官钱明逸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扰乱朝廷。他们推荐的人，多是自己的朋党。凡是他们一党的，竭力保护张扬；不是他们一党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这一告，触到了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第三年（963年）9月，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这方面表示了决绝的态度，决不让步。仁宗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一道底线。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庆历四年（1044年）4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仁宗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以为然。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37岁的欧阳修直抒胸臆，一不作、二不休，在4月份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就等于向仁宗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这是向仁宗的家法和底线挑战。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于庆历新政，等于自杀。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他们是绝不承认自己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于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这一年6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11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贬官到陕西彬县地区当一把手。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城。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宰相杜衍的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并永远削职为民。欧阳修则贬官到安徽滁州。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范仲淹的改革是怎样失败的(3)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执行，幸亏包拯等人还尽力为抑制“门荫”等措施说了一点好话，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缓了一点。庆历新政仅一年多就失败了。要等到二十几年之后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现。后来王夫之总结“庆历新政”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在这一点上，仁宗不如他的孙子神宗，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会中道失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无愧地做到了。不过，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志士仁人，总笼罩着悲剧的色彩。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岳飞之死(1)岳飞之死维舟1142年初的隆冬季节，宋将岳飞遇害于风波亭。这一悲剧使他本人成为汉民族主义的高度象征之一，在身后赢得了仅次于关羽的战神般的地位，并塑造了牢不可破的忠奸对立斗争的神话。这给很多人一种感觉：假如当初朝廷公正，这样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过事实也许恰恰相反，岳飞之死之所以成为悲剧，乃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南宋初年的军事形势几乎所有岳飞的故事都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假如不是奸臣当道，岳飞冤死，本来宋军是可以收复中原的。这也是后人怀念、推崇岳飞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性假设。其中最著名的传说就是岳家军在朱仙镇大捷后，迫于十二道金牌而放弃经营中原。邓广铭早已证明：朱仙镇以五百骑兵败金军十万、十二道金牌等均非史实，而是岳飞之孙岳珂虚构出来的。岳飞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实际上夹杂进了很多汉族人因愤懑而未能满足的愿望。但历史事实往往更严酷。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确取得了一些胜利，并罕见地在平原上以骑兵对阵决战的态势击败金军，不过战果其实颇为有限：如颍昌之战金军参战有3万骑兵和10万步兵，而宋军的战果是杀敌5000，俘虏2000多，缴获马匹3000多匹；郾城之战宋军对阵金军万骑兵，战果仅夺得战马200多匹；小商河之战杀敌2000多。以上还是宋朝方面的记录，当时国史大抵夸胜讳败，不可尽信，但即使完全信任宋方记录，看起来金兵的损失也远未达到丧失反扑能力的程度。而更困难的在于收复失地后能否长期坚守。中原地势平坦开阔，最能发挥骑兵优势，而不利于步兵守卫。宋军几乎90％都是步兵，这在冷兵器时代与骑兵对垒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之一。所以李纲才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当时宋军约近20万人，而其中大部分战斗力远不及岳家军，要靠这支军队在野战中彻底击败金军并坚守住收复的失地，其难度是可以想象的。即使是在严肃的历史著作中，岳飞的悲剧长期以来也被描绘成南宋政局主战和投降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而忠奸是毫不含糊的价值对立，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建立于一个假设上：抵抗到底，必定获胜。然而历史上的困境往往在于：有时使尽全力也不能取胜，那么该怎么办？势弱的一方，通常选择很少。历代诟病宋高宗急于求和，与秦桧共为阴谋，尽管他的做法有可争议的地方，但作为一个皇帝，他首先考虑的是赵氏王朝能一直维持不坠。南宋初年基本被动挨打，岳飞北伐的短暂突击式的胜利，在高宗看来乃是为数不多的可与金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北伐是手段而非目的。被低估的宋高宗长期以来，宋高宗是一个在历史上得到颇多劣评的皇帝，原因之一是他对待岳飞一事极不得人心。愤激者痛斥他丧心病狂地执行投降路线，其原因是他贪生怕死、又贪恋皇位，不想迎被俘的二帝南归，甚至暗示他受惊吓不育，导致精神不健全。这些指责在我看来很靠不住：一、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报宋徽宗死耗，而五年后才杀岳飞，因此不存在宋高宗担心徽宗南返夺位的问题；钦宗也未必能动摇他当时的地位。二、他已经是皇帝，何来卖国投降动机？三、如果他一味执行投降路线，那么岳飞一死，按说最大的障碍已去，金军为何也无大举进攻？北宋灭亡时，康王赵构受钦宗蜡丸密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星夜驰援。但他本人不久也被金兵俘虏，但伺机逃脱。之后战乱中宋军一路溃败，赵构饱受追兵惊吓，这一点也常被用以论证他的怯懦无能的性格缺陷。然而宋徽宗31个儿子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贾志扬《天潢贵胄》中评说：“宋朝之得以复兴，要归功于赵构的逃跑。”当时如果他没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战死，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更糟糕的局面：女真人不是在17世纪，而是12世纪就征服中国了。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岳飞之死(2)事实上在南宋，当时已经出现了不少冒牌宗室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关键的纯正血统的皇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当时的南宋是很可能会崩溃的。从当时危乱的局势来判断，宋高宗有能力与金维持一个不胜不败的分立局面，已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政治任务，而不必因为失地未收复就轻易对他加以激烈的指责。单就当时的政治任务而言，我认为宋高宗是一个遭到低估的政治家。祖宗之法与岳飞之死宋承唐末五代之乱，赵宋对骄兵悍将极为戒备。自建国始，直接领兵将帅不得参与军政大计，以防止他们利用机会发动政变；而主管军政大计的文官，虽有权调动军队，制定战略决策，却又无一兵一卒。1071年—1073年，王韶对西夏作战，王安石力排众议，付以王韶相机处理前线军务的全权，决不遥制。取胜后，神宗也对王安石极为嘉奖，但对王韶随即一再提出的向西夏本土进军的建议，却一直不予采纳。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赵宋一贯的猜忌武将传统，王安石进军西夏本土与岳飞收复中原的建议，在皇帝看来都是臣下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宋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野老记闻》）宋廷在对武将压制的同时，又一向加以优渥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钱每月300贯，从二品的节度使却有400贯；节度使的公用钱更惊人，每月3000贯至1万贯，而岳飞建节两镇，月薪至少万贯无疑。自高宗南渡，财政拮据，官员的俸禄只支1/3—2/3，“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这无疑也激发了岳飞效忠的决心。高薪养兵的用意，在于使之乐于享受，而无政治野心。《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秦将王翦伐楚，出兵前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赏赐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齿，王翦却说：秦王惯常猜疑，如今将秦国所有大军全交给了我，我不这样做，难道让秦王对我起疑吗？岳飞没有老将王翦那样洞察世故。我们后人在看待岳飞故事时，遭遇到一个强有力因素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岳飞是个赤诚的爱国者。宋高宗和我们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逻辑，难以判断岳飞是忠臣还是野心家。岳飞接近士大夫，又清廉自好，颇得军心，能答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这样的话，显示出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与野心常常是一回事。在宋高宗难以确认岳飞是否忠诚的情形下，他宁可错杀。岳飞的悲剧在于：他身居高位，但性格刚正清廉，对政治简直毫无头脑。他忠诚正直的一面曾使他成为高宗最欣赏的将领（南宋初年，岳飞是提升最快的大将），岳家军番号正式改为神武后军时，高宗亲笔题写“精忠岳飞”战旗，赐白银2000两犒赏，以笼络其心。后来岳飞眼看收复失地无望，表现得极为愤恨，称病3个月，不肯复职，遭到李若虚严厉责备：“是欲反耶？……若坚执不从，朝廷岂不疑宣抚？”岳飞显然并未意识到自己这番举动已遭朝廷疑忌，1137年秋又上书建议立皇储，遭高宗训斥，下朝后面如土色；1138年，再提增兵，反对议和，这更触犯高宗忌讳。岳飞不知政治顾忌，以为自己问心无愧，直言进谏，即使在当时朱熹看来，却是“骄横”了。岳飞在狱中听一个狱子说：“君臣不可疑，疑则为乱。故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不禁悲愤难当，然而只有大书“天日昭昭”四字，实至死未知这一猜疑也与自己平素没有心机和政治觉悟有关。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被骂死的明朝被骂死的明朝荷青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看看明朝的名臣，哪一个没有被这些言官“骂”过，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大明帝国如果没有他们，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正常运转。这些言官骂别人，同时也不断地被人骂。给人“挑刺儿”是最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个毛病，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总能和你联系在一起。你在位时骂你，罢官后还要骂你，活着骂你，死了还要骂你，好像不把你搞臭，就显不出这些言官的水平。崇祯时期，明朝危机重重，明代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焕照样被“骂”，直至被凌迟处死后，骂声还在继续。清军入关后，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是专心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还在继续“骂”，继续“内讧”，到了这个程度，明朝只有灭亡的份了。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大家之所以有此观点，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一个辉煌的瞬间，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万历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也是被言官骂成这样子的。敢于骂皇上，直接骂，毫不留情地骂，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在我们看来，这不是进谏，简直就是人身攻击、诽谤侵犯名誉。但万历皇帝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这以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有一个革职的处分，后来者，则干脆什么处分都没有。万历皇帝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任由他们去骂吧。孔子曰：“苛政猛于虎。”在明朝，这些文官“骂声猛于虎”。皇帝尚且如此忍让，何况那些舞刀弄枪的武将？能干的人都给骂下台，大明朝靠什么来支撑？勇于进谏、尽人臣之责本是件好事，但无端地放纵，奖罚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本意，最终反倒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这也许值得我们借鉴吧。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真相并不总是最重要的(1)真相并不总是最重要的十年砍柴留下活扣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的黄昏，北京城发生一件惊天大案：一名男子企图闯宫袭击太子。《明通鉴》有详细记载，史称“梃击案”。当时，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初审后，拿出一个初步意见：“罪犯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察其形迹，似乎有疯癫症状，仔细看他的容貌，实乃狡猾之人，请交给刑部严加审讯。”巡察皇城的官员，并非没有审察一件突发案件的能力，而是这个案子牵连到太子。一个流窜进京的农民，袭击太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非同寻常。这个负责皇城治安的小御史很聪明，将案件的基本要素查清楚，如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住址，以及他对嫌疑人的初步判断。他知道，再往下深究，不知会牵出什么，干脆把这个皮球踢给最高司法机关——刑部。刘廷元给这个案子的发展留下有意思的活扣：张差行动好似疯癫，但是，看上去有些狡猾。如此案件，可大可小，怎样做都可以。不愧是一名在皇城办差的老练官员。意见相左这个案件一发生，立刻引起朝野政治方面的联想。万历帝喜欢郑贵妃所生的福王，迫于祖制和群臣的压力，不得已立长子为皇储。如果太子不幸死在老皇帝前头，福王肯定会顺利登基。因此，朝廷内外怀疑嫌疑人背后的指使者是郑贵妃和她的弟弟、当朝大臣郑国泰。案件由刑部复审，郎中（一个司局长）胡士相，顺着案犯疯癫这条线，拟好奏禀的草稿，说张差在老家收购和存放的柴草，被人烧毁。他上京申冤，走到东华门，遇见一人，告诉他：“持木棍进入，可当冤状。”于是，他误入东宫。此人按律当判死刑，罪加一等，就是立即处决。按刑部的复审意见，无非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上访户，脑子有些不正常，申冤无门，做出过激行为。如果案犯一死，背后所有的秘密当然就会消失。稍有司法经验的人，不可能相信这样的解释，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迅速将张差处死，则难免让人觉得是有人想灭口。刑部主事王之采深为怀疑。按理说，郎中是主事的上司，上司如此下结论，他没必要多管闲事。那时候，真有较真的人。有一天，王大人在刑部大狱值班，私下里讯问张差。几番言语往来，张差回答：“不敢说。”王大人让跟随的人退走，留下两名吏员。当时，问案和笔录必须有两个以上办案人员在场。张差交代，他小名叫张五儿，被人引荐给一个宫内的太监，太监说：“事情要是办好，给你几亩地。”然后，他被带到京城，进了一个大宅院，一个太监让他吃了一顿饭，然后让他冲一次慈庆宫，遇到人，就把对方打死。慈庆宫居住的是当朝太子、后来的泰昌帝朱常洛。这样一个审讯结果，仍然不太符合逻辑。如果宫内真的有人指使张差谋害太子，肯定不至于这样小儿科。王之采将审讯结果写成揭帖，请代理刑部尚书张问达上奏。王的奏折送入后，皇帝尚未批复，廷臣接二连三上奏折，支持王之采。这时候，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认为王的奏折荒谬，请求皇帝明示办案方针。朝廷再发文到蓟州，命令详查。当地知州戚延龄查询后，报告案犯得疯癫病的原因：郑贵妃派太监在当地建佛寺，需要大量烧制砖瓦，于是，老百姓纷纷买薪草囤积赚钱。张差将田产变卖，买了大量薪草。有人放火将其薪草焚烧，他受到刺激，持着木棍，进京告状。这个结论和郎中胡士相的复审意见差不多，加上这番地方政府的调查，完全可以结案。胡士相催促代理尚书张问达，就此写成结案意见，上呈皇帝。他们摸清了万历帝这位超级懒汉的习性，奏章十有*不会批复，而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这个案子一拖，就会不了了之。据理力争那时，认真的官员不只王之采一人，刑部员外郎——副司长陆梦龙力争在奏报皇帝前，大家公审一次案犯，查出真相。陆员外郎的建议合情合理，张问达无法拒绝。于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共十三个司局，近二十名官员，一起公审案犯。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真相并不总是最重要的(2)那天，张差一点也没有表现出疯癫的样子，在刑具的震慑下，他画出进东宫的路线图，并交代案情，与王之采私下讯问的结果有所差异。据张差交代，在朝阳门外刘成家的大宅院里，太监庞保、刘成养了他三年，送了金壶、银壶各一只，并让他打上宫门，打了小爷，便有吃有穿（小爷，是宫内太监对皇太子的称呼）。此时，真相水落石出，这是一起典型的雇凶杀人未遂案，杀害的对象是皇位继承者太子。太监背后肯定有指使人，如果再查下去，顺藤摸瓜不是难事。于是，科道官员何士晋上奏折，将幕后人指向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而且暗示郑贵妃和此案有牵连。如果一旦查实何士晋的判断是正确的，郑贵妃伙同外戚要谋害太子，万历帝再宠爱郑贵妃，恐怕也不好偏袒。接到这份奏折的万历帝大怒，又不能明确惩罚何士晋，否则显得自己心虚，不久，找了一个理由，把他调到外地做官。此时，希望案子马上了结的，除了可能是幕后指使人的郑贵妃姐弟，还有皇帝和内阁大臣方从哲。郑贵妃姐弟的理由不需要解释，而皇帝除了偏爱郑贵妃和福王，还有一个理由是，从稳定朝局的政治层面出发，这个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案子牵扯到太子、郑贵妃和皇帝，将太子和皇帝、郑贵妃的矛盾摆到明面上，将带来多大的危机啊。大明最高当局可能会发生地震，以当时大明文臣党派林立、攻讦为常的习气来看，不知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大明朝廷从此将永无宁日!皇帝出面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才不会去考虑这个层面的问题。他们只想索真相，求公道，尤其是谏官，就是靠这个博得声名的。案子到了这个地步，只能请求圣裁。此时，皇帝犯难了，此番如此重大案件，关系到国脉，他再公开包庇郑贵妃，强行结案，也担心天下悠悠之口。于是，他先谕令郑贵妃老老实实做人。此时，郑贵妃知道了厉害，乞求太子，说明自己毫无恶意。然后让当事人太子出马化解。万历帝亲自临幸慈宁宫，在皇太后灵位几案前召见太子，并让内阁大臣方从哲以及其他文武百官，站在旁边作见证——万历帝久居深宫，此番走到台前，说明他是何等郑重。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为何不早立别人呢？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孩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心里有什么话，当着群臣的面，全说出来，不要隐瞒。皇帝把话说到这里，太子马上表态：那个疯疯癫癫的案犯要马上处决，不能再拖。并对众大臣讲：“我们父子十分亲爱，外臣议论纷纷，只能成为无君之臣，也使我成为不孝之子。”当事人都这么说了，案子哪还有继续追查的必要。皇帝谕示刑部，明确给案子的处理定调，说张差是个疯疯癫癫的奸徒，闯入东宫伤人，罪在不赦，立即处决。太监庞保、刘成严加提审，明确定罪，不许牵连他人。于是，张差被凌迟处死，两个太监在宫内用私刑处死。至此，一件意图谋害皇储的案件，就这样成了一个葫芦案。死的只是三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有更多牵连。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大明朝一场大风波就这样消弭了。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帝作了一个最高统治者的明智选择，太子的表态赢得孝顺、大度的名声，郑贵妃再不敢觊觎其位。至于那些要追求真相的官员呢？他们的一腔正义豪气，被耗散在封建政治那个大八卦炉里。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朱元璋的反贪运动(1)朱元璋的反贪运动张宏杰所谓“学《大诰》运动”，即朱元璋晚年为了整顿官僚队伍清除*现象，而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一场官民大学习和群众大造反运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对贪污*最深恶痛绝的一个。这种痛恨，既源于血液，又源于理智。作为一个前贫民，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己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生怕这些硕鼠咬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治之网。朱元璋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他生性苛细，连多用一张信纸在他眼里都算贪污。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网巾一个，袜一双”。官员犯了别的错误尚可饶恕，唯有贪污，绝不放过。在反贪运动的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银子的，就剥皮楦草，摆在衙门前示众。按说这一规定已经残酷至极，不想他后来公布的政策更为极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对贪污之官，朱元璋宁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邀上恩，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从洪武四年（1371年）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运动。如洪武四年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八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千古奇文《大诰》虽然惩贪措施如此严厉，*却从来没有绝迹。大的*消失了，小的*却仍然层出不穷。朱元璋没有想到或者不愿想到的是，造成*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惩贪措施不严厉，而是中国的贪渎文化过于根深蒂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因为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权力的制约乏力，*机会遍地皆是。想让官员不贪，几乎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不现实。而朱元璋的低薪制又加剧了*的蔓延。史称明代“官俸最薄”，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合五两银子，这五两银子不光要负担县令个人的生活，还要供养家庭，支付师爷们的工资。因此，如果不贪污，大明王朝的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对于官员如此悍不畏死，甘蹈法网，朱元璋震惊之余，把原因归结于旧朝不良思想的污染。他说，经过一百年的元朝统治，人心不古，导致“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其中官员们尤其如此。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次强制性的深入的全民思想教育活动。为此他亲自制作了《大诰》这一千古奇文，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所谓《大诰》，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以大量的说教。由于是朱元璋亲笔所作，所以这本书文辞鄙俗，体例杂乱，多语句不通之处。因为以威胁恐吓官吏百姓为目的，所以他选取的案例都是血腥残忍令人发指者。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下令说：这本大诰，“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终洪武年间，《大诰》三编共印行数千万本，成为近代史上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明王朝从城市到乡村，每家每户的正堂上，都供着一套《大诰》，令全国人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大诰》。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朱元璋的反贪运动(2)全民性的捉贪运动为了彻底消灭*现象，建设一支纯而又纯的官员队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于广大人民群众。洪武中叶，大明帝国里发生了一件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朱元璋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三十四》中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我设各级官员的本意，是为了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是不才无稽之徒。……现在，我要靠你们这些年高有德的地方上的老人以及乡村里见义勇为的豪杰们，来帮助我治理地方。如果要靠当官的来给百姓做主，自我登基如今十九年，我还没见到一个人!一开始，皇帝赋予百姓的是监督权。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洪武十九年（1386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官员。另一章中又规定：百姓们捉拿吏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那么“全家族诛”。赋予“卑贱”的农民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于这场全国范围内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抱以极大的希望。在一则命令中，朱元璋谈到他的设想：“如果天下百姓都听我的，认认真真照这个命令办，那么，不出一年，天下的贪官污吏都变成好官了。为什么？因为良民时刻监督，坏人不敢胡作非为，所以各级官员都不得不做好官，做好人。”在动员加恐吓之下，朱元璋兴起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送到京师。于是，大明天下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们要对百姓下跪求饶了。无日不杀人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皇帝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不幸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勾当。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原来是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以致自残肢体。连不少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为牵连到空印案之类的大冤案中送了命。济宁知府方克勤是有名的清官，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没有换新的。因为牵连到了“空印案”里，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杀死。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为贪污，朱元璋迅即把他处死，之后剖开滕的肚子，想看看这个贪官肚子里都有些什么。孰料剖开之后，发现里面全都是粗粮草菜，只好悻悻地长叹一声：“原来是个大清官啊!”最*的王朝之一虽然惩贪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纯而又纯的状况最终也没有出现。官员们认为反正动辄得咎，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连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破产了。因为有了权力，可以处理一般的案件，村老也很快*，以权谋私，甚至贪图酒食贿赂。皇帝晚年，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曾经有过困惑和动摇。然而，他始终认为自己亲手写订的《大诰》是一部“宝书”，不忍舍弃。在临死前一年，朱元璋“特命有司，将《大诰》内的条目，拣其精要者，附在《大明律》内”。他希望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依《律》与《大诰》拟罪”。然而，在朱元璋去世的第二个月，建文帝就在《即位诏》中宣布：“今后官民有犯法者，执法机关一律只按《大明律》断，不许深文周纳。”这个“深文”显然就是指《大诰》。虽然没有哪个后世皇帝敢明确宣布废除《大诰》，但在朱元璋死后直到明亡，《大诰》再也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虽然朱元璋自己很欣赏，他的子孙们却羞于提到太祖皇帝这本文字粗鄙内容血腥的著作。到明代中叶，《大诰》已经鲜为人知。曾经发行数千万册的这本宝书，到明末在民间几乎一本也没有了。这也许是朱元璋从来没有想到的。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朱元璋的反贪运动(3)更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他在世时，通过他堂·吉诃德式的努力，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在他死后，*又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愈演愈烈。明代中后期，*现象在各级官吏争先恐后的疯狂和无耻状态中，向政治肌体的一切环节蔓延扩散，并最终积聚成为汹涌的巨涛，吞没了整个王朝。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史书。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女人与政治(1)女人与政治熊召政一一位史学界的前辈曾对我说，他准备写一本《性与中国皇帝》的书，专谈皇帝的性事对政治的作用。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因为这方面的事例，在中国皇帝中举不胜举。张贤亮先生的大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不失为一部名著。借用他的题意，则性事与爱情的演绎，女人与男人两相吸引，都不可或缺。政治与性，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风马牛不相及。但在皇帝那里，却变得密不可分了。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皇帝不仅是政治的主体，也是性的主体。这两方面，他都可以为所欲为。就说朱元璋吧，在政治上，他在统治初年诛杀多位大臣，甚至居功至伟的开国元勋，也难逃其厄。在性事上，他娶老婆上瘾，皇后与嫔妃四十多个。这些女人，有的是部属的女儿，有的是对手的爱妾，有的来自民间，有的贡自番国，可谓品种齐全。我们常常感叹，后宫佳丽红颜老去，熬成黄脸婆了，也没有机会侍奉圣上。但朱元璋不是这样，嫔妃们隔不多久，就会得到他的“亲御”。因此，他生下了二十六个儿子，还有几位公主。这么高的产量，不仅在明代，就是在历朝皇帝中，也是高居上游。曾有一位学者说，*对于皇帝来说，是精神放松的最好方式。因为，政治太残酷，皇帝的压力太大，故把*当成政治的瑜伽。这观点乍一听有道理，但细究起来亦不尽然。因为皇帝除了像宋徽宗、钦宗以及明末崇祯时的思宗这样为数不多的倒霉蛋，的确处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大多数的皇帝，都始终保持着“宁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决不可负我”的显赫。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导致他们丧失忧患。政治与性事，都被他们看成是游戏。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应是明正德时期的武宗皇帝。他一生好巡游，凡到之处，无论是宣府、榆林、扬州和南京，“民女为之一空”，这里头既有未嫁的少女，也有风姿绰约的少妇。常言道国家国家，国就是皇帝的家。换句话说，国事可称为皇帝的家事，而皇帝的家事亦是国事。因此还有一句话：“天子无私事，宰相无小事。”在明代，皇帝的家事如娶皇后、封嫔妃，立太子等等，往往酿成重大的政治事件，引起皇帝与大臣的尖锐对立。若要探讨皇帝的情感生活，则基本上可用“先结婚后恋爱”六字概括之。因为皇上选老婆，是一件重大的国事，都是由礼部主持，司礼监的宦官参与。依据既定的非常苛刻的条件在民间征选，层层筛选至极小的范围（大约在二十人左右），再提请皇上的生母或嫡母亲自目试与口试，从中选出一个正室（即皇后），多名侧室（即嫔妃）。皇上结婚，也不是一对一，而是同时和一群女人结婚。即一个皇后与多名嫔妃。因为这种特殊的婚姻制度，导致皇宫内的女人，一代又一代，进行着无穷无尽的“窝里斗”。盖因皇宫佳丽成百上千，但真正的男人只有皇帝一个。这个男人不仅能给她们带来肉体的快乐，更能给她们带来精神的慰藉与俗世的荣耀。所以，为了争宠而进行的女人间的战争，其残酷程度不亚于男人们进行的政治纷争。男人的尔虞我诈，女人的钩心斗角，都是把*与自卫上升为一门艺术。事实上，任何一种动物，只要激发它的攻击性，都是非常可怕的，人不例外，女人也不例外。骆宾王的《讨武曌文》中，骂武则天“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是书生之见。试问一下，狐媚如果不能惑主，她能在后宫的三千粉黛中脱颖而出吗？这种脱颖而出的女人，不仅要美丽，而且要有智慧；不仅要千娇百媚，还要心狠手辣；手中不但握有令君王愉悦的*散，更有让对手无法逃脱的八阵图。这样的女人并不很多，武则天、慈禧太后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两位。在明代，出过两个非常歹毒的女人，一个是宪宗皇帝宠爱的万贵妃，一个是熹宗的乳母客氏。至于“母仪天下”的女人，也出了好几位。她们不似武则天、慈禧那样玩男人于股掌之上，也不像万贵妃、客氏那样让所有的女人花容失色。这一类女人的代表，应数隆庆皇帝心爱的女人李贵妃。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女人与政治(2)二关于李贵妃，明史有传，但记载甚简。中国的史书，历来重男轻女。虽然太后、皇后都有传（贵妃还不一定有），但只记取姓，不记其名。在野史中的记载中，这位李贵妃叫李彩凤，郭县人。父亲李伟是位乡村的泥瓦匠。家乡遭受虫害之后，李伟携家带口到北京城里谋生。京城居大不易，何况这样一位流民。李彩凤随父来京时，只有十二岁。三年后，生活无着的李伟，将李彩凤送往裕王府，当一名使唤丫头。可以说，这是泥瓦匠李伟一辈子做的最为正确的一件事，他一生的荣华富贵从此开始。裕王朱载是嘉靖皇帝的第二个儿子，太子早夭，他成为老皇帝的独子。成年后被封为裕王，离开紫禁城别赐王府居住。嘉靖皇帝一生笃信道教，身边永远有一帮道士环绕。他每日斋醮，以期长寿。道士陶仲文（后来升至礼部尚书）深得他的信任。陶道士告诉他长寿的第一要诀是“二龙不得见面”。他深信不疑，去世之前的十几年，从来都不肯召见裕王。他害怕小龙克老龙，影响自己的寿命。在那些年头，裕王很痛苦，甚至心惊胆战。见不着父亲虽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更大的担心在于嘉靖皇帝的乖戾多疑。作为儿子，法定的皇位继承人，裕王得不到父亲的慈爱和肯定，因此他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裕王的特点是喜欢酒和女人，这是逃避政治的两个最好的选择。关于他是如何喜欢上李彩凤的，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没有任何记载。我们只知道，李彩凤进入裕王府邸时，裕王已有了正室陈王妃。陈王妃为裕王生过一个女儿，不久就夭折，从此再没有生育。对于裕王的拈花惹草，陈王妃比较能够容忍。在古代，河东狮吼只限于民间。在皇宫，女人是不能干涉皇帝的性事的，为了博取皇上的欢心，女人中的“至尊”只能动用自己的威权背着皇帝惩治那些企图邀宠的女人。而地位稍低的女人则要尽量避免强势女人的制裁，而让皇帝成为爱情的俘虏。李彩凤打从走进裕王府，似乎就得到陈王妃的格外提携。历来宫女与王妃的关系，是老鼠与猫的关系。但她们两人不是。这大约是因为陈王妃生性贤淑，能够宽恕待人；而李彩凤聪明伶俐，有着屈己奉人的高明。她很快被陈王妃安排到裕王书房里当一名答应。这是一种级别很低的丫环，负责料理纸笔墨砚并在裕王读书时陪侍在侧。像裕王这样的天生龙种，永远都不会缺少女人。珍馐百味罗列在前，先是垂涎欲滴，继而胃口全无，这几乎成了一种规律。在这样的男人面前，女人要想讨得他的欢心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李彩凤却做到了长期固宠，仅此一点，就证明她是一个魅力非凡的女人。她进裕王府的第三年，就为裕王生下第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成为万历皇帝的朱翊钧。两年后，她又为裕王生下第二个儿子，即是后来的潞王。凭着这两个儿子，李彩凤由一个卑微的宫女晋升为才人。裕王登基成为隆庆皇帝后，陈王妃被晋封为皇后，李彩凤则被晋封为皇贵妃。隆庆皇帝在位6年就去世，死时只有36岁。在明代十几个皇帝中，隆庆既不像洪武与永乐那样雄才大略，也不像武宗和世宗那样颟顸跋扈。他是一个平庸的皇帝，但庸而不昏，于政事不走极端，故很少处罚大臣。但是，他毕竟因为沉湎酒色而英年早逝，这一点，对李贵妃刺激很大。隆庆皇帝死时，李贵妃只有28岁，她儿子朱翊钧登基时只有10岁。朝廷进入了“主少国疑”的非常时期。如果时光倒转，回到1572年旧历5月，我们就能看到李贵妃牵着10岁的儿子住进乾清宫时紧张的表情。丈夫去世了，她感到悲痛；儿子当了皇帝，她感到欣喜。但儿子太小，国家又那么大，政事又那么烂，无不让她萦心。今天，我们常常看到那些祖母级的女人，还在扮嫩，还在想表现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美丽姿容。殊不知当年那位正嫩着的李贵妃，突然经历到“昨夜西风凋碧树”的骤变之后，一下子变得苍老。这苍老不是表现在容颜上，而是表现在心灵。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女人与政治(3)因为没有机遇，许多人潜藏的才华一辈子都不可能展现。别人讥讽他庸碌，他自己也承认庸碌。如果隆庆皇帝迟死10年，李贵妃的政治才能恐怕永远都不会有释放的机会。三男人的政治凭经验，女人的政治凭直觉。李贵妃虽然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从政，即便儿子登基后，她也没有动过垂帘听政的念头，但在儿子登基的第一个月里，她的确起到了“摄政”的作用。在那一个月里，她做了两件事：第一，撤换司礼监掌印太监，将孟冲换成了冯保；第二，撤换内阁首辅，将高拱换成张居正。明代的朝廷，有内廷和外廷之分。内廷为太监，外廷为文官。内廷二十四监局，总控于司礼监；外廷九大部院以及全国各级衙门，总控于内阁。因此，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内阁的首辅，有内相、外相之称。这两个人，一个掌管皇上的家事，一个掌管皇上的国事。用对了人，内外和谐，政事顺利。用糟了则阴阳失调，泰去否来。孟冲与高拱，均是隆庆皇帝信任的老人。孟冲是厨师出身，文化不高，歪门邪道的事儿也不多，缺点是死心眼，心中只有隆庆皇帝一个人。皇上要找女人，他不遗余力，因此李贵妃不喜欢他，认为皇上的死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说高拱，是一个既有资历名望又有实际经验的政治家，优点是为政清廉，做事勤勉，且敢作敢为，每有革新除弊之举，上下称快；缺点是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从隆庆元年入阁，就一直与同僚搞不好关系，一连五六个阁臣都被他排挤走了。最后，连自己的政治盟友张居正也不放过。所以，到隆庆皇帝去世时，他在内阁虽然一手遮天，却成了孤家寡人。大凡为官之人，在权力更迭之机，莫不谨言慎行，先图自保，再求发展。高拱自恃是两朝老臣，不但是隆庆皇帝的老师，又临危受命，成为新皇帝的顾命大臣。因此在新皇帝面前，摆出太师的架势，尽管他提出的建议无可挑剔，但因为过于严肃，脸色不大好看，故让10岁的小皇帝产生惧意。这时，他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与冯保结怨。冯保在宫内的时间，比高拱入仕的年限还要长。论资历与经验，他都在孟冲之上。隆庆皇帝登基后，先前的司礼监掌印陈洪退休，选拔接班人时，高拱推荐了孟冲而没推荐冯保，其时孟冲只是御膳房的管事牌子，而冯保已当了12年的司礼秉笔太监并兼东厂提督，地位仅次于陈洪。让他接印，本是顺理成章的事。高拱大约看出冯保是只“笑面虎”，城府太深不易驾驭，这才力荐平时与自己关系颇深的孟冲。隆庆皇帝对高拱言听计从，孟冲顺利当上“内相”，冯保自此对高拱产生了仇恨。万历皇帝是在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举行的登基大典。到了下午三时，便有一道中旨传到内阁：免去孟冲司礼监掌印之职，冯保接任。什么叫中旨呢？就是不经过内阁讨论，径由皇帝直接发布的圣谕。明代的圣旨颁布，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大凡朝臣呈给皇上的奏疏，需要给予回复的，先交皇上读过，然后再转至内阁。阁臣提出批复的建议，另抄在一张纸上，是为批黄，亦叫拟旨。批黄送呈大内司礼监。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再根据皇上的意见抄录成文，是为批。这种批有的完全照抄内阁的拟旨，有的略加改动。如果皇上不同意内阁的拟旨，就发回内阁重拟。有时候，为了一道批复，奏疏会在内阁与司礼监之间来回*好多次，以期最后达到统一。但是，朱翊钧登基后的第一道圣旨便绕开了内阁。高拱立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不仅涉及到违背公文制度的祖制问题，更是皇权对相权的轻视和忽略。何况走马上任的冯保又是高拱的宿敌。据说，当传旨太监读罢圣谕，高拱一怒之下，将黄绫圣旨掼到地上。传旨太监吓得脸色都变了，咕哝一句：“这可是圣旨啊!”高拱厉声斥道：“什么圣旨，10岁孩子懂得什么，还不是你们这帮太监鼓捣出来的，迟早要把你们都赶走!”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女人与政治(4)传旨太监跑回大内，立即将高拱的态度禀报给冯保。冯保又赶紧来到乾清宫，向李贵妃和新皇上作了回奏。冯保添油加醋，将“10岁孩子懂得什么”改成“10岁孩子如何当皇帝”！据说李贵妃母子听了，既震惊又害怕，抱在一起哭了一场。10天后，小皇上再传中旨，勒令高拱致仕，驱逐出北京，一刻也不许停留。空出来的首辅职位由张居正接任。一个28岁的女人，一个10岁的孩子，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决定了一位60岁的名满天下的资深政治家的命运。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李贵妃换掉了内相外相，冯保与张居正联袂登场，从而拉开了万历新政的序幕。考察整个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李贵妃做出的这两桩走马换将的决定，的确是可圈可点的英明之举。有的皇帝如武宗、世宗、熹宗等，终其一生，也未做出过这等漂亮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据此说李贵妃有着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手腕，那就大错特错。如果说男人的忧患在国家、在苍生，女人的忧患则是在家庭、在亲人。李贵妃撤换孟冲与高拱，起用冯保与张居正，并不是为了朝廷社稷、天下苍生的福祉，而是出于母爱，为了给儿子找两个可靠的人。冯保是朱翊钧的大伴，即男保姆。朱翊钧闹百日咳，整夜不能睡觉，冯保让朱翊钧骑在自己背上，在砖地上转磨儿，两只膝盖都磨出血来。所以，李贵妃母子对他倚重甚深。而张居正则是朱翊钧的老师。他的严谨与沉稳，还有他的洁癖，都深得李贵妃母子的尊重与喜爱。尽管我们承认英雄创造历史，但政治不是一个人的事业。纵观历史，凡成就伟业者，除了有一位胆识超常的领袖，还得有一个互相信任的精英团队。万历初年的新政之所以能够迅速推开并取得巨大成就，就因为李贵妃、张居正、冯保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权力铁三角”。其时朱翊钧尚小，凡由皇帝决定的事情，都由他的监护人李贵妃拍板定夺。母爱可以让一个女人极度自私，母爱也能让一个女人产生超常的智慧。将母爱融入政治，要么一塌糊涂，要么充满和谐。值得庆幸的是，李贵妃不但是一位慈母，更是一位严母。她将自己的这两个功能转植于两位信任的大臣。在小皇上面前，冯保近慈，张居正持严。两相配合，国事家事就显得井然有序。四关于万历新政，史学界一直给予肯定。拙著《张居正》也因人及事，对这一历史时期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所以这里再不用赘述。但是，我仍要从女人的角度，谈谈李贵妃的历史功德。张居正上任首辅后，首先就是给隆庆皇帝的两位遗孀上尊号。因为新皇上登基，老皇上的后妃要升格为“太”字辈，如太后、太妃等。明朝进封制度规定：“新天子登基，尊老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亦封为太后，但加徽号以示分别。”这意思是，陈皇后是当然的皇太后，李贵妃作为皇上的生母，也可以进封皇太后。但是，为了显示两个皇太后的差别，则应在陈皇太后前边加两个字的尊号。冯保与张居正商量：鉴于李贵妃担负着小皇上的监护作用，两宫太后不应该有差别，都应加两个字尊号。虽然，这件事在礼部实施过程中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但因张居正的强力支持，最终获得通过。陈皇后的尊号是仁圣皇太后，李贵妃是慈圣皇太后。从此，两宫太后遂无差别。陈太后与李太后两人，打从认识一直到死，始终感情和睦、亲如姐妹。李太后地位比陈太后低下时，她对陈太后奉事唯谨。后来母以子贵，她与陈太后身份齐平但实际占优时，她对陈太后依然奉事唯谨。每天清晨，她都会带着儿子到陈太后处请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这一点令陈太后非常感动，她多次要李太后取消这个礼节。李太后的回答是：“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在我手上不能改。”两人始终以姐妹相称。在明代，后妃之间这样的亲密无间，是难得的佳话。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女人与政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