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务，指出“治军首重得人，用才贵于善任。同一军也，用之或胜或不胜， 则将帅之才否不同也；同一才也，用之或效或不效，则任使之宜否不同也”。“臣与刘典为布衣交，在军中虽有僚佐之谊，欢若弟昆。臣与刘典共事 最久，相知最深。其为人刚明耐苦，廉于而有志节，臣可保其断不负国，断不厉民。其用兵最长于审察地势，临阵必身先士卒，以倡勇敢之气。然性稍 褊急，有所见必直达其是，亦以此常见件于人。臣尝言之曾国藩，而曾国藩不甚以为然；言之杨岳斌，并奏请帮办杨岳斌军务，而杨岳斌尤不以为然。”③ 《答曾涤帅》，《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五一。④ 《答福州税务司美里登》，《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一四。⑤ 《答徐树人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二三。⑥ 《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页二七。⑦ 《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四九。⑧ 左宗棠：《请催调各路营勇来浙并速发捐输部照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5 页。⑨ 《请将营官杨正谟革职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90 页。① 《请将参将杨海泰等分别降革片》，《左宗棠未刊奏折》，第 9 页。①左宗棠重用刘典，使其成为自己的左右手。 左宗棠在用将方面，还强调扬长避短，发挥将之所长。他指出：“人才未能一律，长短互见本是常情，惟在识其真而用得其当，乃期各奏尔能。”②他认为对有功的将官必须破格提拔，以激励人才涌现。他主张“于哨官中拔 营官，营官中拔小统领，再于小统领中求大统领，否则破格求才，恐终无济”①。左宗棠在募兵问题上强调“兵之用在精”。他招募楚勇时，令崔大光等 人严格把关，认为“凡勇夫人等，务须一律精壮朴实，毋得以吸食洋烟及酗酒、赌博、市井无赖之徒充数。”②他一贯主张“兵在精不在多”③，要求将 领在添募兵员时坚持“挑选精壮，无论南北籍贯”的原则，并格守“兵不可多，饷不可少”的“八字秘诀”。④他指出：查营勇病故逃亡，势所不免。然无精壮有根着勇丁挑补，宁缺无滥。本大臣爵阁 部堂师行十二省，所部楚勇而外，各省壮丁收录亦多，然必慎简营哨之才，令各就所知展转招致，从不准以无业游手充数，故较之他军尚能得力。若临时随意招添，不暇查询来历，若辈多系游勇营棍，懒惰成性，不守营规，令严则逃，造谣生事，无所不至，尚望其出力那？其实若就见存入马之数加意简练，率之西行，兵在精而不在多，亦未 尝不可得力。可见，左宗棠所率之军能够有较强的战斗力，是与他上述建军思想分不开的。① 《请简派帮办军务大员以资赞助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34—135 页。② 《答李质堂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四。① 《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五二。② 《札崔副将大光等招募楚勇》，《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71 页。③ 《秦丞国辅禀贼众兵单未便轻进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8 页。④ 《谭提督玉龙禀请调赴前敌效力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63 页。⑤ 《札统领卓胜军金提督停募勇丁》，《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21 页。二、“整军，乃可经武”“整军，乃可经武”①，是左宗棠治军思想的重要体现。“练兵”，是治 军的关键。左宗棠说：“用兵最贵节制精明，临阵胜负只争一刻工夫。譬如在家读书、作诗文、习字是平时治军要紧工夫，而接仗不过如入场就试耳。 得失虽在一日，而本领长短却在平时。”②他强调了平时练习本领在治军中的重要地位。左宗棠对练兵的内容作了这样的阐述：“训练”二字不可偏废。练其技艺，一可当十，到临阵时自然所向无前。至兵下 列名行伍，将来功名官职未可限量。做官要想如何始能成一好将，当百姓要想如何始能成一好人，日日存一向上的念头，要好的心思。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不可不随时讲究，心中明白，自然作事不差。将官时以此训其千把外额，千把外额时以此教训兵丁，则人人 知道理，有志气，乃是第一好营头，不在吃朝廷钱粮也。这是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78 年）督办新疆军务时说的一段话，它含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对 军队要“练其技艺”，即加强军事技术的训练；其二，对官兵进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方面的训导，即从封建政治教育的角度使将士“知道理，有志 气”。特别是关于后一层面的涵义，左宗棠更为重视和反复进行阐述。他说：“大小操演固宜加勤，然非调之随征，俾令历练有素，则虽技艺可观，终不 足恃。盖打仗以胆气为贵，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以练技而未练胆之故也。”①“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②应当指出，左宗棠以治心学来治兵，即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武装官兵的 思想，这在对付以荷枪实弹的外国侵略军时也不能不说是行之有效的。诚如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所指出的：“阅刘锦棠所行，俄官文稿声口似涉粗率， 然据理辩论，亦不得不尔。与外人交涉，当强者不可示弱。屡接各将领信，均言军威之壮，西域种人实为震慑，甚且谓其能飞。向之以枪炮队称雄者， 皆嗒然若丧。盖不明练心、练胆之术，而但侈器之精、技之长、阵之整，固有时而穷此矣。此次天威震荡，足令西域闻风胆落，惟威宜养而气不可屡洩”③这说明在近代战争中，武器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人的因素也不能不说是更 为至要的。在晚清以装备洋枪洋炮为特点的军队近代化过程中，楚军能够屡战不殆，且特别能打硬仗，的确体现了左宗棠所强调的“练心”、“练胆”、“养气”的作用。 同样，左宗棠对加强军事训练的重要性也有足够的认识，且揭露了清军在“练兵”中的腐败之处。他指出：夫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之不勤与不练同。今日之制兵，陆则不知击刺，不能乘 骑；水则不习驾驶，不熟炮械。将领惟习趋跄应对，办名册，听差使。其练之也，演阵图，习架式，所教皆是花样，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省标尚有大操、小操之名，届时弁兵呼名应点，合队列阵，弓箭、藤牌、鸟枪、抬枪次第行走，即毕，散归不复相识；此外各标营则久不操练，并所习花法，所演阵式而忘之矣。水师战船失修，朽腐殆尽。① 《答金和甫》，《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二五。②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6 页。③ 《督标中军尚副将兆嘉禀阅过督标等营春操事竣并境内得雨日期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25 页。① 《答徐树人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四○。②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五五。③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二○。将领巡洋会哨，但有文报而无其事。遇需巡缉，辄雇民船代之。弁兵无船、炮，无以练习，名为水师，实则就岸居住，一登海船则晕呕不堪，站立不稳，遑云熟习沙线，惯历 风涛。设遇有事，奚望其有万一之幸乎？是则练兵为救时之急务矣！左宗棠还认为自同治初年在直隶军额之绿营兵内挑选士兵仿湘军营制加以编练的“练军”， 是空有其名，并无其实。他指出：“方今制兵之不足用，由于饷薄而兵不能精，亦由营伍习气已深，骤难更革。承平无事之时，制兵徒供差遣。千、把、 外、额按缺递升，副、参各员，专讲应酬，何知战阵？一旦令当前敌，所用非其所习，纵令壮健过人，而阅历未深，难免仓皇失措。”“是虽有练兵之 名，究难睹练兵之效。”因此，他建议将“营伍习气得以蠲除，未经战阵之兵丁得久经战阵之将并节制训练，倡其勇敢之气，亦将争白濯磨，日有起色 矣”。左宗棠则亲自对省标各营严加训练，身赴校场，校阅战阵，观看连环枪炮、喷简等武器的施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期于有勇知方，以收实效”②。 然而，能够像左宗棠这样身体力行地对军队严加训练的军政大员在晚清军事史上是并不多见的。 在左宗棠的治军主张中，他所坚持的一项原则是“整齐队伍，严明纪律”。③他一再强调“驭军之道，纪律为先”。④他在创建楚军时即仿曾国藩的《湘 军营制》制订了《楚军营制》，并“自成师以出，无日不以此申儆各营，亦无日不以此为课程”，认为“近来兵事稍稍顺利，其得力亦颇在此”。⑤他在 总结江南大营于金陵溃败的原因时说：“近观金陵局势之坏，不在无健将劲兵，而在军无纪律及队伍不整之故。本京堂恩力矫其弊。”⑥于是，他反复告 诫部下将领须恪守军纪。他在给部将王德榜的信中说：“军律难整易坏，断宜随时加意约束，务恳严饬营、哨各官，自相稽察，不可稍事徇隐。”①他又 致函高连升说：“军律却须切实讲求，不可因闻谤而生愤。请饬诸营、哨加意整理为要。”②左宗棠还强调用严明的纪律对官兵加以约束，以处理好军队 与地方、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他指出：“行军最要纪律严明，方期军民相安，诸事应手。否则处处皆荆棘，一步难行也。”③此外，左宗棠在督办陕甘军务 和督办新疆军务时曾分别在给“恪靖”前路统带官刘端冕、总理西征军营务处刘锦棠的指示中说：“前檄该提督等申明纪律，除临阵外不准滥杀，不准 奸淫妇女、搜抢财物、烧毁粮食，如敢故犯，准随时军法示惩。盖不但目前整军勘乱之计，亦所以销弭异日怨毒隐伏之根也。”④“进规南路应剿者陕甘 叛回（按指白彦虎）、安集延夷兵耳，积年叛弁耳，此外缠回及先附贼而后反正者均应宽贷，亦天理人情所宜。所部各营均知法度，老湘风气尤冠一时，① 《闽浙兵制急宜变通谨拟减兵加饷练兵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24—125 页。① 《复陈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758 页。② 《校阅省标各营官兵春操事竣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226 页。③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④ 《请将营官杨政谟等革职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90 页。⑤ 《李副将金旸禀驰抵江省并拔营赴剿日期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9 页。⑥ 《李副将金旸禀驰抵江苏并拔营赴剿日期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9 页。① 《与王郎青》，《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六七。② 《答高果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二八。③ 《丁提督贤发禀派队护送粮运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12 页。④ 《刘提督端冕等禀在胭脂沟等处击贼夺获军械辎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46 页。此次如能各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 之怀，不但此时易以成功，即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⑤左宗棠把严整军纪提到了“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表明他的治军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他在 总结收复南疆的经验时说：“此次官军进征，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完善如初。”⑥这固然不免有夸张之意，但较之当时各支清军军纪败坏，四处烧杀奸 掠的情况，他所督率各军的纪律严明确实是很难得的。左宗棠还主张裁撤冗疲和庸劣将弁兵丁以整军。他认为“兵之应亟汰者 四：老弱疲乏之兵，吸食洋烟之兵，虚名占伍之兵，塘汛零星之兵。此皆无所用亦不可练者。外此各标协营听差、传号、书识各名色不与操练之兵，实 为军政之蠹，亦应酌量裁减，以实行伍。约计应汰之兵至少不下四成余。兵既减少，则员弁亦可酌量裁并，所裁之廉俸、薪乾亦可留养练兵。大概挑留 可练之兵五成有余，即以裁兵四成有余之饷给之，饷、米并计，守兵每月可得银三两，战兵每月可得银三两数钱。日用足敷，无须别营生业，自可聚居 勤练，而免散漫荒嬉之弊。”①对于清朝绿营之弊端。左氏此论可谓一针见血。当时绿营兵有 60 余万人。人数虽多，却并无多少战斗力。这一方面由于训练 荒废，另一方面则缘于兵多饷缺，以致出现了冗疲充斥的局面。按绿营营制，守兵月饷银一两，战兵月饷银一两五钱，但实际上由于“库款告匮”，士兵“每月仅获半饷”。这样，“每兵所得月饷，不足供一人十日之食，余二十 日则悬釜待炊，衣履无出”，“如是少壮者不愿入伍，而入伍者多老赢疲弱，穷无所归之人。其市井之徒，或挂名册籍，以小贸、佣工为本业，而以余暇 应差操”②。因此，左宗棠提出了裁撤绿营兵四成以上的建议，以力矫其弊。他对时论“以兵改勇”的呼声表示赞同，但又表示不能“借以兵改勇各色为 开销实饷地步”，防止出现“兵饷虽加，仍无实际”的结果。他认为应在“以兵改勇”之际对军队加以整顿，指出各省之兵“相沿既久，军营恶习太深， 将弁只知当差赚钱，兵丁只知吸烟、赌博、诈索陋规，于打仗、守城诸事毫不得力。此时以兵改勇，必先将行伍积习一律划除，从新整顿，方期实 效。而欲兵勇得力，必先将管带之营哨各官逐一挑选，务得其才。不必定用本标副、参、游、守、千、把、外额办事管饷，办文册不准仍用营书队目。 惟责令营官选哨官，哨官选十长，十长选兵丁，方期选募训练一气呵成，渐得以兵改勇实效”，“必期一兵得一兵之用”①。左宗棠还认为：“武营习气 太深，整饬不易，其庸劣不职者，应即随时参劾，以肃戎行。”②他一经发现不称职官弁，即随时予以革职。左宗棠在筹划进军新疆之际，除精挑出关之 兵和精择出关之将外，还主张对金顺等“虚拥多营”、“坐食迁延”的情况加以整顿，并上奏清廷请敕金顺能“深思兵贵精实之义，汰去虚冗疲乏将弁 兵勇，归并成营”，这样才能够“制胜有权，免贻异日之悔”③。此外，左宗棠注重对将士勤苦耐苦作风的培养，强调“治军者知以习劳⑤ 《答刘毅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六二。⑥ 《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二五。① 《闽浙兵制急宜变通谨拟减兵加饷就饷练兵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26—127 页。② 《闽浙兵制急宜变通谨拟减兵加饷就饷练兵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124—125 页。① 《延榆绥刘镇声集等禀请以兵改勇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08—109 页。② 《请将废弛营务之朱纶等三员革职片》，《左宗棠未刊奏折》，第 548 页。③ 《敬筹采粮转运核实支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482 页。戒逸为教”。他指出：楚军所至，皆于战阵余暇务屯垦，勤树艺，筑城堡，兴水利。凡民力不逮者，均 师人代之，工竣薄给赏犒以酬其劳，而省官钱无数。可见治军者知以习劳戒逸为教，恤民勤事为心，其军必可用，于国事必有济。①防营无事，修筑城堡，开耕荒地，差操之余种菜栽树，以习劳练其筋力，以作苦 范其心思，胜于坐食嬉游多矣。本大臣爵阁部堂积苦兵间，所至皆以此为务，而所部亦自成风气，无敢扰累百姓者。②臣之度陇也，首以屯田为务，师行所至，相度形势，于总要之处安营设卡；附近 营卡各处，战事余闲，即释刀仗，事锄犁，树艺五谷，余种蔬菜；农功余闲，则广开沟洫、兴水利以为永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种籽以赒贫苦，官道两旁种榆柳垂杨以荫行旅。自臣以下至营哨各官，于驻营之地，日巡行省视，以劳来而劝勉之。所部楚军，向用农家，不收游手，其将领又多由佣耕作苦而来，故以其所习课其所能，不 烦教督而自劝。至所属蜀、豫、淮各军，则固未能一律绳之。③这些言论既淳朴又感人，集中体现了左宗棠在整军方面确有与众不同的特色。 值得称道的是，左宗棠能够自觉地与将士同甘共苦，且以身作则，诚以待下，廉以率属，从而鼓励了士气，使整军经武得以可靠的保证。他在家书 中说：“军兴既久，饷绌日甚，我军欠饷三月有余，刻忧饥乏，有时事机必赴而运掉不灵，无如之何。幸诸将士相从日久，知我无丝毫自利之心，尚不 至十分迫索耳。”①“自入军以来，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冀与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丰，恐先世所贻余福至吾身而折尽耳。”②“我在 军中，作一日是一日，作一事是一事，日日检点，总觉得自己多少不是，多少欠缺。”③“带兵五年，不私一钱；任疆圻三年，所余养廉不过一万数干金， 吾尚拟缴一万两作京饷，则存者不过数千两已耳。”④他还在上奏时指出：“臣之驭军，别无才能权智，所恃者诚信不欺，丝毫不苟，不敢以一时爱憎稍作 威福，致失人心。行之既久，湖湘子弟习而安之，虽欠饷积多，尚无异说”，因此在远征新疆之际，“将士闻臣荷新命，多赴兰州自请随征出塞者”⑤。于 此可见，左宗棠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德高望重、业绩卓著的军事统帅，正是他砥节励行的结果；楚军之所以有较强的凝聚力，且治军效果显著，也得益 于左宗棠的身先士卒。① 《刘镇厚基享请附奖工程人员并卓胜军开拔各情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95 页。② 《延榆绥谭镇仁芳禀报神木游勇拒捕毙兵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06 页。①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9 页。②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4 页。③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8 页。④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88 页。⑤ 《杨昌浚如能去浙度陇可资臂助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342 页。三、“用兵之道” 左宗棠善于讲求“用兵之道”。这也是他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 左宗棠制定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计划，向来主张“规摹局势，先后缓急”①。还在浙江镇压太平军之际，左宗棠便“亲履行阵，于军情、贼势、地形刻 意讲求，颇有所悟”②，从而较为准确地确定重点打击目标，其战略意识不断成熟。在镇压捻军和陕甘回军时，他的基本战略是“先捻后回”，“先秦后 陇”。他指出：“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因此，他主张先进剿 捻军，然后镇压陕甘回军。他还认为：“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枝，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勘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 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③这就是说在镇压陕甘回军的过程中，以进兵陕西为先，然后进 取甘肃。当阿古柏匪帮侵入新疆，俄国又派兵占据伊犁后，左宗棠积极“筹布出关大略”，认为：“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 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驻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①他还指出对新疆局势应“从内布置、从新筹 度”，“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②。左宗棠制订收复新疆的战略计划正是在认真“规摹局势”后作出的。 他认为：“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腴疆，所谓富八城者也。 其自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地势高寒，山溪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而西抵阿克苏四城，地势褊狭，中多戈壁，谓之穷八城。以南北两路而言，北八城广， 而南八城狭，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③因此，“此次进兵，先北路而后南路。如大军攻剿古牧地乌垣、红庙一带，帕夏敢赴北路之援，官军猛打数仗， 自可挫其凶锋。将来下兵南路，声威已张，或易著手。”④“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 也。”⑤这样，先攻北疆，次取南疆，然后索还伊犁，形成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正确战略思想。在进行战争的战略策略方面，左宗棠主要强调了“布置后路”、“缓进 急战”两个方面的问题。左宗棠一贯主张布置和严防后路，以便前线军队能够长驱直入，无后顾 之忧，层层推进，稳扎稳打。他在浙江同大平军作战时说：“办贼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①他在进兵① 《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98 页。② 《复奏筹画进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37 页。③ 《敬陈筹办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372 页。① 《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73、177 页。②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一。③ 《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91 页。④ 《答张郎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二○。⑤ 《新疆贼势大概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421 页。① 《复奏驻军开化马金街正可兼顾衢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27 页。陕甘的过程中也说：“凡战事总须严防后路，最忌一泻无余。”②特别是在收 复新疆的用兵谋略上，左宗棠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方面的思想。他在玛纳斯南城既克，北路一律肃清的情况下，认为“官军方图下兵南路，扫荡而前，北 路所宜筹者防，南路所宜筹者剿，大致判然。主剿之军，步步向前，步步顾后，克复一城一堡，即宜分兵驻守，要隘冲途，均须设局防护，以通运 道而速文报。程途愈进愈远，兵力愈分愈单，其不得不预筹增调以为之备，固也。”③正是鉴于底定南疆路途遥远，保固后路更加困难也日趋重要的特点， 左宗棠一再强调指出：“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罅隙可寻，则转运常通，其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牵掣，可保万全。譬若兵器， 丰其本而锐其未，锋芒自无顿挫也。”④他还指出：“实则用兵之道，前进必须先固后路，坚扼乌垣等处关键，庶规取南路得以一意驰驱，论功固无防剿 之分也。”⑤“缓进急战”是左宗棠总结出来的颇为有效的用兵策略。所谓“缓进”， 就是在战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部署；所谓“急战”，就是在战争的进行过程中速战速决。左宗棠说：“自办军务以来，拿定主意，宁肯缓进，断不轻退。”①这表明他不同意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出兵的做法。他在收复南疆的战 略准备方面可以说有独到的见解。刘锦棠率军于光绪二年（1876 年）秋克复乌鲁木齐之后，认为已基本肃清北路，从而主张急于出师南路，拟进兵事宜8 条，请左宗棠批复。左宗棠指出：“以见在局势言之，则今年万元进兵之 理。总统新病甫愈，将养复元尚须时日，所部患病甫痊者亦多，非缓养不可即戎，一也；玛纳斯南城未复，助剿之军未能归营，二也；蜀军、嵩武转运 军粮于药未能加以迫促，三也；古城采运不能迅速，民车民驼既经周守迫压从事，人多逃散，见难招致，而伏贼四出，劫掠频仍，人皆视为畏途，该总 统前存之粮尚未运竣，后采之粮凭何转挽？四也；节届大雪，冰凌载涂，南进之后战事、运事均难着手，而人马已形困瘁，五也。思之，思之。察看情 形，通筹利病，进兵之期非俟明岁春融不可。天时人事皆显而易见，智勇所不能违。”从左宗棠的这段批文内容来看，“缓进”即做好准备和部署要充 分考虑三个因素：一是投入战场的兵力和将领的状况，需要经过养精蓄锐，然后才能发动下一个战役；二是要集结优势兵力配备和补充好军队的武器弹 药和粮饷；三是应详察天时地利，根据自然气候的变化选择有利的进兵时机。“惟进兵虽俟明春，而目前应办之事必应迅速办理”，“如此则明岁春融师 期不致再误，而局势仍以缓进急战为义，可以制胜矣”①。左宗棠重视与强调“缓 进”，意在为“急战”做充分的准备，一旦准备得当，时机成熟，便“取急风雷雨之势”②民因而他把“缓进急战”视为克敌致胜的法宝。“急战”是吸 取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讲的“速战”主张，强调在“缓进”的过程中速战速② 《答陈舫仙》，《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二，页五一。③ 《请裁汰北路征军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577 页。④ 《西宁刘道禀乌垣克复急宜进攻南路应办事宜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73 页。⑤ 《湘军刘总统禀规取南路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91—392 页。① 《复仲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9 页。① 《湘军刘总统禀病痊筹议进兵南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84—385 页。② 《湘军刘总统禀规取南路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93 页。决。 春秋时期的兵圣孙武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③“其用战也（贵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④ 孙子这种兵贵神速，以速战来解决战争的战略思想颇为历代兵家所推崇和汲纳。左宗棠既继承这一思想的合理因素，又针对用兵新疆地域广袤、行程较 长的特点，根据自己多年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在缓进中求速战的战略思想，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在战略 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的“战略方针”⑤，同左宗棠的“缓进急战”主张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左宗棠能够成功地完成收复新疆的壮举， 可以说是他“缓进急战”策略思想的实践结果。他自己也总结说：“南疆底定，以事功论，原周秦汉唐所创见。盖此次师行顺迅，扫荡周万数千里，克 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而决机制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至其本原，则仁义节制颇有合于古者之用兵。”①左宗棠用兵之道所坚持的原则是一个“慎”字。他说：“‘慎’之一字， 战之本也。”希望“诸君其勉之又勉，毋以逆耳置之。”②左宗棠在督率军队行军打仗的过程中，无论在制订和实施战争谋略，还是在运用战术方法方面， 都尽量做到“慎之又慎”。③他指出：“打仗是过硬的事，一分乖巧著不得。”④他尽管对收复新疆抱有充分的信心，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却仍怀抱慎重的念 头，强调在执行战略的战术安排上应重视敌人，认为“如果缓进急战，慎以图之，西事或犹可为耳”⑤。“贼势虽甚衰弱，然悬军深入，不可不倍加审慎， 能劲气直达，而又后顾无虞，庶免差错。”⑥左宗棠还常常告诫部将即使在胜利在望之际，仍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忌骄傲，务必谨慎。他反复指出：“惟 事到将成，尤宜加意稳慎。须饬诸将勿争功好利，致有贻误。”⑦“南疆勘定有期，幸稳慎图之为要。”⑧“官军即会攻喀什噶尔，兵力足资分布，大功告 成为期定当不远。惟屡捷之后不期骄而自骄，当时以此申做所部，勿忘敬慎之义。是为至要。”①“功到垂成之际，更宜小心，随处随时详审周密，庶免 疏虞。‘慎’之一字，彻始彻终，不可忘也。”②左宗棠在长期的军事活动中很少失误，当归因同他始终不渝地坚持“慎以图之”的原则。在左宗棠的戎马生涯中，他逐步由独当一面的领兵将领发展成为统帅一 方的军政大员。他作为一名将领，在战略战术的谋划方面要亲自过问，正如③ 《孙子·九地篇》。④ 《孙子·作战篇》。⑤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08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① 《与孝勋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04 页。② 《李道耀南等禀分营驻扎徽县等处并缮禀错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67—168 页。③ 《李道耀南等禀分营驻扎徽县等处并缮禀错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67 页。④ 《答刘峙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页二八。⑤ 《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二七。⑥ 《答张郎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九至十。⑦ 《雷提督正绾等禀全剿峡口获胜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17 页。⑧ 《湘军刘总统禀攻克达坂城擒获安集延夷人押解肃州监禁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09 页。① 《湘军刘总统禀连复阿克苏乌什两城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3 页。② 左宗棠《湘军刘总统禀剿办回匪麻木尔并收抚余众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6 页。他所说：“臣自咸丰十年忝任军寄，军中事无巨细，均出亲裁。营务人员非 别将一军，独当一路，遇有军事，皆须咨禀而行。”③但他成为率领各路大军的统帅后，则主要对战略计划和策略予以确定，并对进兵战术提出建议，而 把战役的指挥权和战略、战术的具体实施交给前敌将领负责。左宗棠认为：“军事胜负，难以预决。然必彼此互相知照，战状毫无虚饰，庶主兵者得以 随时布置，克协机宜。”④因此，在进军新疆时，“其前路进止机宜，已面授总理行营营务处西宁道刘锦棠，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制”⑤。他还强调：“兵 事无遥制之理，缓急之宜，分合之用，惟该总统相机酌之。”①这表明左宗棠并不是揽权独断、我行我素的武夫，而是一个善于用将的高明军事统帅。他 认为战略的制订并非难事，关键是怎样去实施战略目标，如何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对于两者的关系，他的阐述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指出：至用兵之道，规摹局势，先后缓急，尚可预为商酌；至临敌审儿致决，瞬息不同， 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只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臣自忝预军事，至今阅时颇久。窃维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只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贼不应，并有贼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始叹古云“多算胜少算”及“每一发兵，须发为白”非虚语也。平时用兵，亲临前敌，于地势、贼情、军情审之又审，尽心力图之，可免贻误。有时不必亲履行阵，但画定大局，料定贼情，用其相信之将领并所部之人才，亦可集事；惟过则归己，功则归人，以策后效，以励将来，可常胜而不败。盖于所部将士知之有素，所部饷需计之已深，故随事随时泛应，而可期其曲当也。若以此骤加之别部，行之异地，譬如盲人道黑白，又若挚人手足，令其搏斗求胜，不能尽人之长，适成己之短，其害将不止人、己两负。此可见遥制之难 矣。左宗棠不仅于此重申了其善审机微和慎之又慎的主张，而且着意阐述了兵事“断无遥制之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前敌将领的 才能。左宗棠“精择出关之将”，选用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处事务，目的也在于此。他在谈论营务处的作用时说：“军中以营务处之权为重，而委任之 意却难尽同。大抵营务处之设，有隆其事寄者，亦有等诸虚设者，得其人则崇其事权，虚衷委任可也；不得其人则躬亲经理一切，战事则与各统将 谋之。取其更事多、阅历久，任事之人即论事之人，尤无隔阂之可虑也。”②刘锦棠恰是得力的人选。左宗棠称赞刘“英锐果敏，才气无双，近察其志虑 忠纯，尤堪重任。现令率所部老湘全军从征，并委总理行营事务，俾随征各营得有禀承，庶资展布”③。他委刘锦棠以前敌全权指挥权，强调：“师期迟 速，一听该总统酌定，本爵大臣阁部堂不为遥制。”④刘锦棠也未负左之厚望，“每战身先士卒，忠勇奋发，独出冠时”①。他在率军进击南疆阿古柏匪帮的③ 《复陈定边安定失陷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4 册，第 329 页。④ 《巩秦阶张道瑞珍禀请兵援剿甘南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33 页。⑤ 《会报抵兰出塞日期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420 页。① 《总统湘军西宁刘道禀筹办防剿各情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71 页。① 《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98 页。② 《湘军刘总统禀周道汉闻赴回籍请遴员接办营务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08 页。③ 《请敕两江迅解老湘全军月饷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330 页。④ 《湘军刘总统禀攻克达坂城擒获安集延夷人押解肃州监禁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09 页。① 《湘军刘总统禀剿办回匪麻木尔并收抚余众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5—416 页。战斗中，“筹策之周，赴机之速，古今未尝有也”，以致左宗棠在肃州大营“一俟接到贵京堂详细续报，红旗驰报，仰慰宸廑”②。左宗棠在督办福建军 务令王诗正率楚军援台时，也嘱其到台后可根据“军情瞬息千变”，一旦“机会可乘”，要“相机行事，不必过于拘牵”③。左宗棠在用兵的过程中非常讲求阵法，其中最典型的是采用了孙武的“常 山率然”之阵。孙武说：“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