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之。”⑤夏炘赠送给左宗棠“《小学》、《孝经》、《近思录》、《四书》 四种，刻本极精”，左宗棠把这些书转交给在湖南家乡的儿子“好为藏之”，表示“若我治军之暇尚有余力，当翻刻《小学》、《孝经》、《四书》、《近 思录》四种以惠吾湘士人。”⑥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以闽中为理学之邦，思有以“续闽学之绪”。闽学，即朱熹创立的理学学派，因朱熹大半生在福 建讲学得名。清康熙朝理学家张伯行曾任福建巡抚，号清恪公，编有《正谊堂全书》，收入程朱学派之书 55 种 500 余卷，收录原则为“必须与程朱相合 的话始行录入”。①左宗棠为自己能总督闽浙、莅官福建而自豪，认为这是他① 《〈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4、5 页。② 由于朱熹的父亲曾读书于安徽歙县的紫阳山，朱熹居住于福建崇安时题名书房为“紫阳书室”，朱熹因 此被学界奉为紫阳先生，其学派为紫阳学派。③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8 页。④ 《〈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8 页。① 《〈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11 页。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③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六。④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5 页。⑤ ［清］夏炘：《景紫堂集·自订年谱》。① ［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 208 页，复旦大学出版倡行闽学的大好时机，便在福州设立正谊堂书局，厘订重刊《正谊堂全书》。 他在《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中指出：“曩者仪封张清恪公孝先生之抚闽也，与漳浦蔡文勤公闻之先生讲明正学，闽学大兴。清恪汇刻儒先遗书五十五种， 扫异学之氛雾，入宋儒之堂奥。本爵部堂乡举以后，即得是刻残编读之，以未睹全书为歉。兹来清恪旧治，亟询是书，仅存四十四种，而鳌峰书院所藏 版片蠹蛀无存矣。爱择省会文昌宫设正谊堂书局，饬司道筹款，就所存本先付手民开雕，余俟访寻续刻。书成散之各府县书院，俾吾闽人士得以日对儒 先商量旧学，以求清恪、文勤遗绪。”②他还颁布了《正谊书局章程》，对刊刻《正谊堂全书》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要求“分校者按卷先读一遍，校一 过。将副本及别刊本再校一过。破蛀者补缀完善”③，以确保这套丛书的质量。该书从同治五年（1866 年）开雕，至同治八年（1869 年）竣工，成为宋儒理 学著作之渊海。左宗棠为福州正谊书院写下联语，希望书院能培养更多的闽学后继者。联语写道：青眼高歌，异日应多天下士； 华阴回首，当年共读古人书。①左宗棠在为此联作的按语写道：“卅年前湘塾见正谊堂刻儒先书廿余种， 心诚好之，以不得见全编为憾。持节来闽，访求清恪汇刻旧本，盖亦仅有存者。同治五年春，自粤班师回闽，开正谊堂书局，属同人搜致开雕，意将以 此绪闽学之绪也。工未半，复奉西征之命。临行，同学诸子请数语志诸楹间，遂书此示之，并以为别。”②左宗棠在任陕西总督期间，还根据不同省区的地 方文化特色推行他的主张。他在陕西强调恢复宋学的另一重要学派关学。关学为北宋张载创立的理学学派，因张载长期在陕西关中地区讲学而得名。二 程弟子认为关学来源于二程的洛学③，杨时说：“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④尊奉理学的左宗棠自然对张载的关学也 倍加推崇。他在泾阳力主兴复学舍，即使“费至数千金，以惠寒畯”，也要“复勤旧业”，“将见儒术盛而世教修，关学遗风无难复振于今日”。⑤张载 于儒家《六经》研究较深，关学即以此为特征。左宗棠在陕西和甘肃复刻《六经传注》，“但愿边方髦俊熟读深思，庶延关学一线，老夫亦不枉此一行也”。 他指出：“晚近读书，不知讲明义理，藏之心而体之身，但以之习章句，博科名，以求世俗所为富贵利达而已，此心何可令古昔圣贤见乎？”①左宗棠在 督办新疆军务期间，针对民众“鲜明义理”的状况，刊刻发布了道光朝钦颁《敬阐〈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韵文》，以此来提倡“正学”。左宗 棠说：“何为正学？今学校中所奉之先师孔子，乃我中国第一圣人。所传授社 1985 年版。② 《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50 页。③ 《正谊书局章程》，《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0 页。① 《福州正谊书院》，《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71 页。② 《福州正谊书院》，《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71 页。③ 洛学力北宋程颢、程颐创立的理学学派。因二程长期在河南洛阳讲学而得名。④ ［宋］杨时：《杨龟山集》，卷五。⑤ 《泾阳绅士姚德禀捐建泾千学舍请书匾额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55 页。① 《岷州吕牧恕禀请颁发书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94—295 页。的学问，皆是堂堂正正，无一毫偏倚，是以唤做正学。”他强调将崇正学的 这篇韵文遍颁乡塾，“诚使乡塾子弟无不诵习，为父兄者更为之讲解详说，则吾民亿万年皆享升平之福矣。”他引用了程、朱的话，指出：“程子尝言：‘古诗简奥，欲别作诗令学者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朱子亦言：‘《曲礼》 中所有韵语皆古人教小儿遗文。’恭读宣宗成皇帝钦颁《黜异端以崇正学韵文》一篇，并谕令乡塾童子诵习，与程、朱两大儒教人之意若合符节。”②从上述内容来看，左宗棠对程朱理学确实达到了虔敬信服的程度。进一 步考察他的思想渊源，可以看出左宗棠在以下五个方面直接继承了程朱理学 的宗旨。第一，理气论。 在中国哲学中，理和气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指事物的条理、规律或准则，后者泛指一种细微的物质。程颖、程颐把理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认 为：“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①他们在论述理气关系时，不仅主张理在气先，还认为理是永恒存 在的，而气则有生灭。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气说，进一步认为理作为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他说：“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 根也。”②“所谓太极者，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之耳。”③同时，朱熹虽然也认为理气不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④，但他仍强调理 本气末。可见，程朱理学的理气论实质上是理本体论，它的理论作用显然在于论 证封建制度的永恒性。左宗棠承袭了程朱理学的理气论，形成了为清王朝封建统治效力的世界 观。他说：世有升降，升降者，运数使然，非道有隆污也。 气有强弱，强弱者，禀赋使然，非道有异同也。是故就文而言，则朝代家数之分有之，至语夫道，则其原出于天，其是衷诸圣，亘古今来之易也。很明显，这段话 的立意在于说明天理之道不可改变，道出于天，是不能更易的，与二程的说 法相通。左宗棠还说：“设位而以易行，是天地者易之门也，而以观于圣。无极 往而太极出。当夫机椷未析，圣人原与天下共其本原。理所触而气以附，气所附而形以全。”①此说类似于朱熹的观点。第二，理欲观。 程朱理学的中心内容是把理欲观与天理论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其伦理文化的核心环节。程颢、程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 存，则与禽兽何异矣。”②朱熹对此加以发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② 《黜异端以崇正学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68—571 页。①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边书》，卷二。②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四。③ [宋]朱熹：《朱文公集》，卷七八。④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⑤ 《答吴南屏》，《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八。① 《会试文·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17 页。② ［宋］程颢、程颐：《粹言》，卷二。论。他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③“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 胜则天理灭。”④因此，朱熹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宣扬“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⑤程朱理学的理欲观是一种反人道的理论，它的作用是在于让人们放弃任 何欲望，而听命于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以“灭人欲”来维持封建主义的“天 理”得以永存。左宗棠同样主张去人情之逸乐，而维护所谓的天理。他说：人情耽于逸乐，当无事之时，觉眼前无复可虑，耳目口体之欲日盛，而天理日见 其消亡，冥然顽然仅存入形而已。本然之善，具之生初，所谓性也。然四端初发，非忍则不能坚，非坚则不能达。善念之起，若存若亡，旋生旋灭，所谓务决去而必得者无有也。浮游其耳目，陷溺其心 思，而善念日销，恶念日积矣。这就是说，人的欲望日盛，“而天理日见其消亡”。要存天理，就须从忍、坚、善等做起。 左宗棠还说：“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字，蚀尽无他，学术不明，天理澌灭故也。”②比较程、朱与左宗棠的言论，其共同之处都是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 主张存天理而灭人欲。所不同的是，程、朱所处的时代还在大谈天理，反对人欲，此说盛行于宋、元、明三朝。但经几百年的时代变迁，左宗棠所面对 的则是人欲盛而“天理”亡的局面。于是左宗棠竭力主张倡程朱之学术，复兴濒临澌灭的“天理”，借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所以，左宗棠一生都以清 朝的忠臣自诩，且受到清廷数十次颁谕嘉奖，是不足为怪的。第三，性与理。 性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宋儒以前有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和由董仲舒开其端而经韩愈承其后的性三品说等等。程朱派理学家另辟蹊径， 把性纳入理的范畴，以理为宇宙的本源，也以理为人性的本质，提出“性即理也”的观点，从而湮灭人性，去追求所谓的“理”。二程说：“在天为命， 在义为理，在人为性。”“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①朱熹说：“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 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②左宗棠则把性与道联系起来，提出“性受于天”，“道可见性，而性不 外道”的主张，同程朱理学的“性即理”的论述并无二致。他说：性皆受于天。天无私于圣，降衷之所以有恒；圣不必求寄于天，率性之所以明 道。是人离性以求性，而性不存；圣本性以求性，而性无不存也，则存存之说也。而性功至矣，而道义出矣。盖性居夫道之先，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即见道，即见性，见道见性，即见易 也。操修在一己，夫固有恃原而往者焉。性为义之本，义以成性，而性先有义。即见义，③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五。④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⑤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① 《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二九。② 《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四三。①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二二。②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即见性，见义见性，即见易也。③无论是左宗棠的性即道，还是程朱的性即理，都是把“道”或“理”作 为“性”的本质来看待的。程朱即认为道、理、太极三名一实，均指宇宙的本原和规律，并对道赋予理学的道德准则，左宗棠论证“道可见性，而性不 外道”的目的显然是要求在谈论人的本质这个“性”的概念时，要服从于封建统治这个“道”的规范。第四，“涵养须用敬”。 涵养，指人的身心道德方面的修养。程朱学派在论述作人之道方面，强调要“用敬”来达到致圣的目的。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①意思是说人在身心道德修养方面要“持敬”，在读书方面要穷理而致知。 左宗棠在道德行为的修养方面，多次引用程颐“涵养须用敬”的话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说：宗棠自维气质粗驳，动逾闲则，年来颇思力为克治，冀少变化其旧。然而，消融 不尽，乖戾时形，即或稍有觉察，旋自宽假，病根蟠固愈深，随处辄见。寻思致此之由，觉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现已深自刻励，严为课程，先从寡言、养静 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②左宗棠在教导儿子读书写字时说：“读书先须明理，非循序渐进，熟读深思不能有所开悟。”“即如写字，下笔时要如何详审方免谬误。”“程子 作字最详审，云‘此即是敬’，是一艺之微亦未可忽也。潦草即是不敬，虽小节必宜慎之。”③“儿志在读书，吾所深喜，然程予以玩物丧志为嗜书不知 要者戒，亦所当知。”①第五，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关于道德行为和物质利益或功利关系问题的讨论。孔子提出“义然后取”和“见利思义”②的命题，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③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然而，董仲舒却对孔子义利观的本义 予以篡改，宣扬“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④二程和朱熹更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二程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人义。天下之事， 惟义利而已。”“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是利。”⑤朱熹说：“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无不利之 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盖是君子之心，虚明洞彻，见得义分明。”⑥那么，本书传主是怎样样看待义利之辨的呢？左宗棠在青壮年居家时期③ 《会试文·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18 页。①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②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③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2 页。①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65 页。② 《论语·宪问》。③ 《论语·述而》。④ 《汉书·董仲舒传》。⑤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一、一六。⑥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二七、五一。曾写过一篇《名利说》，对名与利的关系及利义之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 指出：天下员顶方趾之民无算数，要其归有二，日名也，利也。人率知之，能言之。然 试察其志之所分与其途之所自，合则亦日利而已矣，乌有所谓名者哉！名有三，日道德之名，文章之名，一艺一伎之名。古人吾弗能知，吾思夫今人之 于名。以道德名者，人因其道德而名之乎？抑己因其名而道德者也？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归于厚实已矣。以文章名者，亭林顾氏所谓巧言令色人哉？负盛名招摇下天，屈吾身以适他人之耳目，期得其直焉，不赢则又顾而之它尔。以一艺一伎名者，其名细，今之君子不欲居，然亦百工之事也。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顾 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又何比比也！徇私灭公，适己自便，此皆宋儒谢氏所谓小人儒者也，利也。夫恒情所谓求利者 有其具，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也。此之所谓求利者亦有其具，不以其财，不以其力，以其廉耻易之而已。诗日：“不素餐兮”，“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古人盖以为诧矣，今何以恬然若无足深诧，且相与睨而艳之，恤恤乎恐彼之不如耶？廉耻之道衰，嗜利之心竞。意其弊必有受之者， 而非斯人之谓哉？从这篇《名利说》的内容分析，左宗棠对待名与利的基本看法有三点：其一，他对天下趋利忘义的社会现象深为担扰，试图以宋 儒的理论去辨析义与利的关系。他认为天下虽有名和利两个概念，但根本的一个便是利字，为名也是为利，名与利“合则亦曰利”，“乌有所谓名者哉”。 如那些以道德为名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美德才得到名，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了名便有好的道德，他们不过是“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取得有道德之 名完全是为了利。以文章名者同样以其“盛名招摇天下”，目的还是为了利。他们“徇私灭公，适己自便”都是嗜利忘义，他们都是来儒所说的“小人儒 者也”。因此，左宗棠所担心的是“廉耻之道丧，嗜利之心竞”，只好搬出宋儒的“圣人以义为利”的古时丹。其二，左宗棠固然承袭朱熹之说认为一 艺一伎之名“今之君子不欲居”，但重要的是，左宗棠对从事一艺一伎为业之人通过“尽吾力食功”表示赞赏，表明他对从事劳动所取得的名和利都是 认可的。他指出“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他的这种名利观有利于农、工、商的发展。其三，左宗棠对于那些“不以其财， 不以其利，以其廉耻易之”的求利者给予批评，并引用《诗经·伐檀》中的名言，指责不劳而获者采取卑劣的手段所得到的利。这与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观点十分吻合。 当然，左宗棠在义利辨中不能不深深烙下以程朱为宗的痕迹，他在为官期间触及到义与名利的问题时，仍旧从程朱理学寻求理论依据。他说： 程子云：“一命之士，存心利物，于世必有所济。”不佞窃取此意，亦谓：“一命之士，存心报国，于国必有所济。”唯存心为一已之私者无取焉。一己之私 谓何？名也，利也。心在名利，则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为私之念重，为公之念轻，天下将何赖焉？经过左宗棠的发挥，他把义升华到“存心报国” 的高度来认识，这就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了。需要指出的是，左宗棠在义利之辨中，所反对的“利”是指那些以道德① 《名利说》，《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3—244 页。① 《光禄寺典簿陈彝爵禀由山西取道赴辕听候差遣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02 页。之名、文章之名取利的人，还有那些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以及那 些不以其财和力而以其廉耻取利的人，这些人一心追逐名利，自然“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如此嗜利可以说是见利忘义。反而左宗棠对一艺一伎 为名者以尽其力、食其功利的做法表示赞同。因此，不能把左宗棠完全说成是一个反对谈利的人。左宗棠把名和利作为两个同一性质的概念加以论述，名和利的归结点为“合则亦曰利”。以往一些论者在关于左宗棠名利说中常常把“名”与“义” 作为相同的概念来论述，认为“名”与“利”的关系即“义”与“利”的关系，这是不妥的。从左宗棠的义利之辨来看，左宗棠指责的“名”与“利”是自私自利的 利，是见私利而忘大义的利，这种利是不可取的。而对于可取的利，即在本书关于其经济思想一章中所论述的兴农业之利，振兴工商之利，挽回洋人夺 去之利，等等，左宗棠则是大力提倡的。二、“穷经将以致用”穷经致用，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是左宗棠文化思想中既与儒学传统相 联系、又同近代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务实”思想。孔子收徒授学，号称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培养了 一批经邦治国的有用人才，这固然与孔子的谆谆教诲有关。他对弟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①他还注 重道德教育，主张“博学于文”②和“行己有耻”③，提倡学与行的结合。这便是孔子创立原始儒学所倡导的学以致用的学风。孔子之后，儒学在其两千年的发展史上，可谓学派林立，各有其说，致 使孔子思想的原貌被其崇拜者在阐释过程中改变了原有的形态。尤其是宋明理学大谈天理、理欲、人性、心性，抽象化地把孔子倡导的经世意图演绎到 空疏清谈，脱离了儒学经世的轨道。于是，明末清初特别是有清一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通经致用思潮滥筋与勃兴的新格局。清初大儒顾炎武上承晚明思想家高攀龙“学者以天下为任”④、”徐光启“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⑤的主张，以“天下兴亡，匹夫固宜有责”自勉， 楬著“经世致用”的徽帜，以“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矣”。①顾炎武的文化思想以“崇实致用”的实学思想为特色。他摈弃“明心见性空 言”，代以“修己治人之实学”②，主张“凡文之下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③，强调“务本原之学”。④他针对明代“言心言性”，“置 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空疏浮泛学风，重新发挥了孔子“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积极思想，将其实学思想建立在博学与行 己相联系的基础之上，并以此为“圣人之道”来鼎力倡导。他指出：所谓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 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 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他认为只有做“行己有耻”的有本之人和治“博学于文”、“好古而多闻”的务实之学，才能达到“圣人之道”的境界。 与顾炎武同时代的黄宗羲、王夫之也提出了通经致用的思想。黄宗羲主张“治天下，为民用”，强调“经世应务”，认为“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① 《论语·子路》。② 《论语·颜渊》。③ 《论语·子路》。④ ［明］高攀龙：《与李肖甫》，《高子遗书》，卷八。⑤ ［明］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徐光启集》，卷二。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 146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② ［清］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卷七。③ ［清］顾炎武：《与人书》，《亭林文集》，卷四。④ ［清］顾炎武：《与周籀书书》，《亭林文集》，卷四。⑤ ［清］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三。迂儒之学”。①王夫之同样认为研究学术是为了“述往以为来者师”，以实现“经世之大略”。②顾、黄、王的主张在清初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健实 学风。顾炎武在治学方面，主张复兴汉代的经学，提出“理学，经学也”③的新 说，强调“治经复汉”，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④当然， 顾氏所复兴的经学不是以阐发经文微言大义为特色的今文经学，而是以对经文进行考据和训诂为特色的古文经学，他“治音韵为通经之纶，而通经为明 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⑤他“学有本源，博赡而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未，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⑥他是以“通经致用”为目 的开创清代以考证之法研究经学的大师。然而，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继顾氏而起的以振兴汉代古文经学相标榜的 汉学家们，固然沿袭了顾炎武等人倡导的考证、训诂的朴实治经方法，并且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乾嘉之际所兴盛的以考据学力特征的清代汉学，又使得 这些汉学家们面对故纸，专重名物的考究、文字的训诂和典章的钩稽，却抛开了顾氏崇实致用的治学之本。他们“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①， 致使乾嘉汉学在经世的功能方面几乎误入“万马齐暗”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但是，清朝的统治自乾隆中后期起开始由盛转衰，嘉道之际社会危机不 断加剧，这又不能不使许多学者重新审视儒学经世致用的内在价值，主张冲破汉学脱离实际、繁琐考据的藩篱。于是，自嘉庆未至道光、咸丰年间，在 学术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今文经学批判汉学和宋学抨击汉学以重振经世致用实学的两条思想脉络。今文经学派主张“引经致用”，以刘逢禄等人开其 先，其弟子龚自珍、魏源等人承其后。魏源指斥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②治宋学者批驳汉学“驳杂细碎”，从恢复理学正统地位 和反对“汉学专制”的角度，试图通过提倡义理之学和经世实学来达到挽救清朝衰世的目的。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基本上沿顺着这条路径而走 上了经世致用之途。前面谈到，左宗棠主张“恪以程朱为宗”，表明他是以宋学为圭臬的。 左宗棠的义理、经世之学得力于他的老师贺熙龄的诱导。道光年间宋学家唐鉴曾这样评价贺熙龄：“君掌教城南，辨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 经为有体有用之学。”③左宗棠在城南书院师从贺熙龄，贺对“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于左“尤加器异”。①贺熙龄对左宗棠① ［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集》，卷一一。②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③ ［清］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④ ［清］顾炎武：《与人书》，《亭林文集》，卷四。⑤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 134 页。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日知录提要》。① ［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 4 页。② ［清］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魂源集》上卷，页三五九。③ ［清］唐鉴：《御史贺君墓志铭》。①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8 页。从学所获深为赞赏，他说：“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 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下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②贺还作诗对左评述道：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 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贺在该诗的自注中称：“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 如指掌。”③左宗棠从顾炎武的崇实致用思想中汲取了养分。他 17 岁时便从书肆中购 得顾氏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悉心研读，“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④他在义利之辨中，认为那些皓首穷经以“文章名者”而“招摇天下”的人， 即是“亭林顾氏所谓巧言令色人哉”。⑤他对吴立纲“以朴学称”，“尝手抄《史》、《汉》、《文选》及顾氏《日知录》”⑥的做法深表赞许，并在自己 为官期间对“名儒顾亭林先生在明季时饱经忧患，所著《日知录》”中的经世之方予以实践。左宗棠承继了以今文经学谈经世致用的龚自珍、魏源的思 想，其中他尤对魏源推崇备至。他说：“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实则龚博而不精，不若魏之切实而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 所见之伟为不可及。”②左宗棠居家时，对家中所藏由魏源编辑的旨在“备矇诵，知民务，集群虑，研几微，究中极”③的《皇朝经世文编》进行了反复认 真的研读，“丹黄殆遍”。他致书陶桄说：“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世务。《皇朝经世文编》、《五种遗规》两书，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④他被 魏源所著《圣武记》和《海国图志》深深吸引，认为：“默翁《圣武记》序次有法，于地道、兵形较若列眉，诚著作才也。后四卷附武事余记，其谈掌 故，令人听之忘倦。”⑤而“《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左宗棠穷经致用的思想是建构在对乾嘉汉学专重训诂、考据进行批评基础之上的。他指出：夫穷经将以致用也，而或泥于章句训诂之学，捃摭遗义，苏索经余，前人所弃， 后复拾之，纵华辨之有余，究身心之何补？或好为诡异凿空之论，影借旧闻，创为新学，古人所无，今故矫之，既隐怪之可伤，复源流之不辨。若是者博士赏之，纯儒羞之，曲学主之，至人辟之，职是之由也。方兹文教幸彰，典籍明备，洞本澈原，超汉轶宗。士 生斯时，有不濡染圣化而振启版蒙者哉！左宗棠十分重视儒术的经世作用，他曾作诗抒发了这个方面的情感。他说：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② ［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左斐中像赞》。③ ［清］贺熙龄：《寒香馆诗钞·舟中怀左季高诗》。④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7 页。⑤ 《名利说》，《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3 页。⑥ 《吴县吴君家传》，《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98 页。① 《醴泉县孟令丕荣禀遵雇车辆移送咸阳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87 页。② 《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一八。③ ［清］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叙》，《魏源集》，上册，第 156 页。④ 《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⑤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九。⑥ 《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一八。① 《会试文·癸已科第一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06—407 页。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他还写诗道： 犹作儿童句读师，生平至此乍堪思。学之为利我何有？壮不如人他可知。 只恐微才与世疏，圣明何事耻端居。 河渠贾让原无策，《盐铁》桓宽空著书。学道渐知箴快犊，平情敢妄赋枯鱼。 幽闲岁月都无累，精舍优游乐有余。从左宗棠的这些诗句来看，他是怀抱着以“儒术策治安”和“谈时务”的雄心壮志的。他对学 不为利、学“与世疏”的“空著书”现象表示不满，认为学了儒术而对治国之方“原无策”，实乃幽闲岁月“耻端居”。左宗棠对读书与致用的关系极 为重视。在左宗棠的家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俯拾皆是。左宗棠指 出：读书更要勤苦，何也？百工技艺及医学、农学，均是一件事，道理尚易通晓。至 吾读儒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他告诫其长子左孝威说： 尔今年小试，原可不必，只要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③非多读经书，博其义理之趣，多看经世有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亦不能言之当 于人心也。尔初学浅尝，固宜其视此太易。今岁并未见尔寄文字来，阅字画亦无长进，可见尔之不曾用心读书，不留心学帖，乃妄意幸博科第，以便 专心有用之学，吾所不解。且尔欲为有用之学，岂可不读书？欲轰轰烈烈作一个有用之人，岂必定由科第？汝父四十八九犹一举人，不数年位至督抚，亦何尝由进士出身耶？当其未作官时，亦何尝不为科第之学，亦何尝以会试为事。今尔欲急赴会试以博科①名，欲幸得科名以便为有用之学，视读书致用为两事，吾所不解也。左宗棠与同时代的通经致用学者都主张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提倡“力 行”。魏源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俱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② 曾国藩认为：“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③左宗棠指出：“所谓识字者，非仅如近世汉学云云也。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 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此等字识得数个足矣。”④他还指出：“纵② 《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6 页。① 《二十九岁自题小像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7 页。② 《与孝威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 页。③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1 页。①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88—89 页。② ［清］魏源：《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 7 页。③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第 1 册，第 40 页。④ 《与癸叟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 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⑤左宗棠主张恢复实学和提倡“实事求是”精神，批评了空读书、空著书 和不切实际的空疏学风。他指出：“近人著书，多简择易成而名美者为之，实学绝少。仆近阅新书，殆不啻万卷，赏心者不过数种己耳。学问之敝，人 才之衰，此可概见。”①“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 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甚么人物？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 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②因此，他强调“多看经世有用之书，”主张“士之有意用世者，盖欲行其志”③，并身体力行地运用“实事求是”的 思想，以此作为自己军政实践的指针。他在筹办台湾防务的奏折中指出：“募练水兵，以求实效，必须镇道得人，同心共济，而部中不复以旧制相绳，庶 几实事求是，而船政可举也。”④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内设船政学堂，亦取名“求是堂艺局”。他在光绪十一年（1885 年）病逝于钦差大臣、督办福建 军务任前，仍念念不忘他说：“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⑤可见左宗棠一生都是以经世致用力已任的。左宗棠经世思想的核心是“穷经将以致用”。诚如他自己所说：“吾读 儒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展示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他把读经求知的范围展拓到面向社会的不同领域，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左宗棠对地理学有较深入的研究。他认真阅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 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均是为了日后待机“施行”。他对绘制地图颇感兴趣，认为以往的地图由于时代的变迁、 疆索沿革的变化已不适用，便“拟先作皇舆一图，计程画方。方以百里，别之以色，色以五物，纵横九尺。俟其成，分图各省，又析各府，各为之说。 再由明而元而宋，上到禹贡九州。此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其目的是“以志绳史，以史印志”。①左宗棠鉴于“近人著书，多简择易成而美名者为 之，实学绝少”的状况，按照顾炎武“著书不如钞书”②的古训，模仿顾氏纂辑《日知录》的办法，钞录了《畿辅通志》、《西域图志》以及各直省通志，“于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记录，为数十巨册”，③以图“以史印志”。 左宗棠说他“从事地学图说，拟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但条列历代兵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