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训吏”和“恤吏”来提倡为官之道。（一）整饬吏事与“察吏”吏治的好坏，关系到封建统治机制能否正常运行。因此，历代统治者面 对着吏治腐败的状况，都对整顿吏治予以关注。然而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恰恰又使得其吏治的整饬难见成效。清王朝自乾隆朝后期起，吏治日趋昏暗。 嘉庆初年，曾处理了乾隆宠臣和珅贪污一案，嘉庆皇帝也力图振刷纲纪，但官吏的腐败已成普遍现象，其处理胡齐伦贪污案采取大事化小的办法即表现 吏治整顿乃困难重重。嘉庆皇帝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各省地方官积习因循，稍能守法奉职者，已不可多得。”①道光皇帝也曾采取一些措施整顿吏治，甚 至做出节俭的样子，时常穿着打有补钉谓之“打掌”的旧裤子，试图有所作为，扭转颓风，结果也未能使政务有什么起色。道光朝所面临的不过是“日 之将夕，悲风骤至”②的政局，“公卿大夫日以薄书期会相责成，而天下之利权，非中饱于私家，即漏卮于海表。”①对此，左宗棠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②，主张从整饬吏事入手。 左宗棠意识到人民群众反抗清王朝的起义与“吏治不修”密切相关。他说：“惟吏治不修，故贼民四起，此时再不严治好民，慎择牧令，事更不堪 问矣。”③“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④因此，他主张：“勘乱之道，在修军政，尤在饬吏事。军 政者弭乱之已形，吏事者弭乱之未发也。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才具者政事所由济，心术者习尚所由成也。浙江吏事因循废弛已久，故大乱随 之。深维致乱之原，于属吏之庸鄙猥诈者，实不觉恨之深而绳之峻。”⑤左宗棠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利益出发，强调对吏治的腐败进行整饬，目的是 为了防止天下大乱。这固然表现出左宗棠所持的阶级立场，但他认为整顿吏治为“弭乱之未形”，说明他对社会“致乱”的原因还是有比较深刻认识的， 揭露出清朝吏治的腐败成为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左宗棠对整饬吏治尽管决心很大，但清朝吏治昏暗已成积重难返之势。 对此，左宗棠多有述及。他说：“闽省吏治、军政之坏，由于因循粉饰已久，积习相沿，骤难更易，一省之大，筹兵则无一卒之恃，筹饷则无一月之 储。问守令，则朴于者难得数人；察局员，则练达者未能指数。”特别是随着捐官风气盛行，许多人“一经得官，即可兼权子母。入仕之始，即怀苟利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九。② [清]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第 8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① ［清］黄彰年：《林文忠公政书序》，《陶楼文钞》，卷八。② 《〈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74 页。③ 《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八。④ 《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三七。⑤ 《甄别道员厅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164 页。之心，取息稍丰，又可为捐升之本。而且委署必计年限，更换多因调剂。其 作官也，伊若经商；其视官也，一如传舍。”左宗棠深为“吏治不修，官司不知教养为何事，治本之策已亡；官司不知政刑为何事，治标之策复失”而 感慨，他在上奏中表示了如此心境：“自入闽以来，所见所闻竟有出意想之外者，中夜以兴，罔知攸措。”①他在家书中同样说道：“闽中兵事尚无他， 所苦在本地无一将一兵之助，而吏治民风竟颓敝无可下手处。”②“惟吏事则贪庸者多，尚难整理，是为焦烦耳。”③左宗棠的可贵之处，是知难而进，主张对昏愦、贪庸之官予以革职，对 精明、廉正之官给以褒奖，并强调“为治之道，兴利不如除弊，任法不如用人”④，在吏治的整饬中把“察吏”作为如何用人的重点来对待。左宗棠数次上奏主张将那些“年力衰颓，昏鄙不职”而“难膺表率”、“貌似有才，心殊狡诈”而“有玷官箴”、“庸懦糊涂”，“性情乖谬”而“不堪造就”、“才庸识暗，贪利忘公”而“庸劣不职”⑤的官吏革职。他甄 别官吏的方法为：“凡属官之贤否，政事之得失，舆论之是非，俱默为存记，时加访察。”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左宗棠不仅革去了一批贪庸之官的职位， 而且对那些“为守兼优”、“堪膺表率”、“廉干朴勤”、“舆情爱戴”、“守洁才长”的“官声卓著、政绩昭彰者”力请加以任用，以表明“澄叙官 方至意”。①左宗棠寄希望于“良吏”任政，并亟“求治事之才”。他说：“良吏难 得，良吏而兼将材者更难得。”②“维经武之道，丰财居一；理人之术，得才为先。闽省吏治、军政之坏，实均因贫困而起。则治闽之要，首在理财。理 财之要，在于修明政事。孟子所谓‘无政事，则财用不足’者此也。今欲修明政事，则必先求治事之才。”③在左宗棠看来，清朝的衰败与缺乏人才有关，“偌大世界，能胜督抚者竟不可多得”。④他认为“东南大局，若有实心任事、 稍通方略者三数人及早经理”⑤，局势将会对清政府的统治有利。于是，他强调指出：“我国家自强之道，莫要于捐文法，用贤才，任亲贤以择督抚，任 督抚以择守令。政事克修，远人自服。”⑥他的结论是：“任法不如任人，人存而斯政举；兴利不如除弊，弊尽而利自生。”⑦可见，左宗棠所遵循的是儒 学政治思想中“人治”的观念，把为官之人的道德品行和才干视为吏治好坏 的关键。① 《沥陈闽省困敝情形请调员差委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2 册，第 5—7 页。②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6 页。③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8 页。④ 《敬陈浙江应办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585 页。⑤ 《甄别道员厅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164 页：《参革庸劣知县刘荣亮等员折》，《左 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468页。① 《特保政绩卓著知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537 页。② 《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三六。③ 《沥陈闽省困敝情形请调员差委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2 册，第 7 页。④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16 页。⑤ 《复仲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9 页。⑥ 《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70 页。⑦ 《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2 册，第 326 页。左宗棠不仅主张将庸劣之官革职和任用政绩卓著者来整顿吏治，而且强 调对那些鱼肉百姓、贪赃枉法的官吏雷厉风行地进行惩处，他在处理江苏道员杨坊“因奸致富，又复为富不仁”，“膜视邦族奇荒，不加拯恤”时指出：“杨坊以市侩依附洋商致富，十数年间，拥资百万，捐纳道员。从前在浙经 手洋务，往往从中渔利，人所共知。此次因浙省奇荒，谕令捐米五万石赈恤灾民，竟敢藐抗不遵，委催罔应。”鉴于此，左宗棠上奏“相应请旨， 敕下江苏抚臣将已革道员杨坊派捐京米勒限追缴，再行押解来浙捐输赈米，以杜规避。”①左宗棠主张“察吏必先惩贪”，他面对贪官污吏充斥的状况指 出：“国家好好地方，好好百姓，尽为若辈搅坏，殊深发指。”②他强调对欺压民众的官吏应绳之以法，指出：“朝廷设官，所以为民，当为地择人，不 当为人择地。当留其贤者久任其职，责其成功，加以拔擢，其不肖者重法绳之。”③他主张对“鱼肉缠民，假权作势”者应“收回魁柄，惠此一方”。④他在查处甘肃徽县知县杨国光营私一案时指出：“杨令国光前在署徽县任内 一意营私，声名狼藉，业经本爵大臣阁部堂札饬撤任查办。”但在查办过程中，不仅该知县的下属们纷纷“设词开脱”，“代为弥缝”，而且作为其上 司的巩秦阶道的道台也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表面上以“实事求是自任”，而实际上却是“随俗波靡，于应办各事并无整顿实效，此次委查杨令国光劣 迹又漫不加察”。左宗棠不无感触地说：“甘肃官场恶习，惟以绚庇弥缝见好属吏为事，不复以国事民事为念，驯致上下相蒙，吏事废弛。若再事因循， 不知伊于胡底。兴念及此，实深叹恨。”①于是，他将包庇杨国光的县丞、道台给予记大过处分。左宗棠在整饬吏事时，主张对陋规严加革除。他指出：“吏事之坏，大 部见得而不思义者，实阶之厉。当官而不能持廉，则属吏得以挟持之，丁书得而朦蔽之，层累脧削，往往本官所得无多，而属吏丁书取赢之数且数倍过 之。日久视为应得之款，名曰陋规。踵事增加，无有纪极。家肥国瘠，职此之由。究竟攘夺之财，每多意外之耗，蠹国者未必即能肥家，而公家经入之 数已不可复按矣？兴言及此，良用慨然。”因此，必须“裁革各项杂项，最为正本清源要图。”②他还指出：“官评以操守为重。属吏馈赠、官价派买与 衙门一切陋规不准收受，例禁綦严。晚近以来仕风不正，道府取之州县，州县取之民间，上下交征，吏事遂不可问。做官不要钱，是本分事。”③ 左宗棠对查处陋规态度严明，特别是在茶务以票代引的改革中做出了“如有丁书巧立名色需索规费，查出立毙杖下”④的规定。左宗棠力主对日趋腐败的吏治加以整饬，他通过察吏即检察官吏是否遵 循封建的道德法律，是否有政绩来断定官吏的处置，这对于惩治贪官污吏和奖掖清官良吏从而整顿吏事，是有积极作用的。他主张采用亲自考察和听取① 《请勒追革员京米捐款再行押解来浙捐输赈米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244 页。② 《答徐树人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三五。③ 《答护陕抚谭文卿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二，页一四。④ 《答张朗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一六。① 《崇藩司保等详查前署徽县杨国光营私一案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19—320 页。② 《福建盐法吴道大廷禀裁革陋规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 页。③ 《凉州府刘守思询禀到任裁革陋规及征收畜税等银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46 页。④ 《札试办甘省茶务章程》，《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12 页。舆论相结合的察吏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他“于文武各员性情才识，无不随 时详加考察”，对各官“或因公接见，询以吏治得失；或接阅禀详，考其政绩设施；凡人才藏否，舆论是非，具已默为辨别，得其梗概。”①（二）“训吏”、“恤吏”与为官之遣如果说对业已腐败的吏治严加整饬和通过察吏辨别是非有助于吏治改进 的话，那么对官吏进行教育训导和对其施以体贴亲恤更对吏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左宗棠对这一点认识得非常清楚。他说：“今日道府以上至督抚均 言察吏，而不知察吏之外尚有训吏、恤吏两端。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斯其成就者众，而转移自速也。”②他还说：“知府须知一府之事， 欲知民事，必先亲民；欲知吏事，亦须亲吏。今人但言察吏而不知训吏，但言课吏而不知亲吏，故贤否混淆，而属吏亦无所观感。所谓亲者，不在勤接 见、通声气，要有一副恳心肠与之贯注，见善则奖，见过则规，宽其不逮，体其艰苦，则中材自奋者必多，而吏治乃有蒸蒸日上之意。”①可见，左宗棠 在主张察吏（课吏）的同时，更强调训吏和恤吏（亲吏）。在“训吏”方面，左宗棠主张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对官吏“兴教劝学”。左宗棠说他“区区于戎马倥偬之余，教稼劝学，姑启其端，以俟后之君子已耳。”他将清初名臣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分发给官吏，“俾其知所儆畏”。他引用古人“一 时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书”的名言，认为“有怀匡济者必取诸此。”②他还于同治十一年（1872 年）在兰州精心选编了陈氏的施政文书、汪氏的《称职 在勤》以及清朝专论吏治的文章共 18 篇，编成《学治要言》一书，“颁诸寅僚”，其目的是“冀同志诸君子玩索是编而有得焉”，“因公接晤时，当即 是编相与考订往复，以求一是”。他强调：“学优而仕，往训攸章，未有不学而临民者。近世士夫竞习帖括，尚词章记诵，而经术早荒；鹜利禄功名， 而儒修罕靓。甲科之选已不古若，军兴捐例频开，保叙辈出，宦途日益猥杂。求仕风之进于古不已难哉？”③于是，他试图用《学治要言》训导官吏，使官 吏牢记“官必爱民，乃为尽职”④，“地方官职在牧民，民之事即己之事也，一举一动，皆须从民生起见”①，“当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②等古训， 并希望由此形成“善气所召，休祥应之，造福于民者，已必与焉”③的新氛围。第二，通过对属吏禀详的批答训导官吏。在左宗棠的批札中，他多次在核阅 属吏享详时亲加批答，对训导部下提出了剀切的要求。如他在批复临潼县知① 《密陈提镇司道府年终考语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607 页。② 《答周受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一七。① 《凤翔府原守峰峻禀陈到任察看地方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70 页。② 《翁藩司同爵禀呈〈四种遗规〉等书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7 页。③ 《札甘藩司发〈学治要言〉》，《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05 页。④ 〔清〕陈宏谋：《申饬官箴檄》，见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 1 页，光绪十五年（1889 年）陕西藩 署重刊本。① 〔清〕陈宏谋：《通饬留心图册檄》，见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 8 页。② 〔清〕汪辉祖：《称职在勤》，见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 45 页。③ 《札甘藩司发〈学治要言〉》，《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05 页。县伊允侦禀接印视事情形的批札中说：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 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却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做官，便不见好。甚或信任官亲幕友门丁差役，不但人说不好，即自己亦觉做得不好。今以百姓之事交付官亲幕友门丁差役，若辈本非官，官既非真，心安得真耶？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当引为大戒。因来禀虽是到任例禀，而其中有“东国迂儒”及“自 愧疏庸，难膺繁巨”等语，预以无才自命，觉其用心非真也，姑书此箴之。④在“恤吏”方面，左宗棠以“恤之使可以为善”为出发点，论述了官职高卑与缺 分肥瘠的关系。他说：官职高卑，缺分肥瘠，晚近士大夫所较论者。此不过数十年勾当，若作得数十年 好官，干得无数济民利物事业，不强于富贵庸人耶？昔人谓当官无政〔绩〕，便似宝山空回。诚能修职业，时时存一毋负此官之想，则官成名立，位虽卑而品则高，身虽瘠而 民则肥，所得多矣；况官不必卑，禄不必薄乎。显然，左宗棠不是主张为官者只能为苦行僧，而是强调其不要计较职位高低、傣禄厚薄，关键之处是于出 政绩，才不似“宝山空回”。他还主张对官吏体贴关照以鼓励其有所治绩。他在批复陕西绥德州知州成定康的禀文时指出：“该守积劳成疾，实深挂念。 血性男子，遇事不肯放过，不肯随人，固是本色。然当百忙之中，亦须稍存暇豫之意，庶心神和适，不致竭蹶。古人云：‘爱其身以有待也’。又云：‘能事不受人迫、促，乃为入粗入细经纶好手’。愿贤者百尺竿头，再加进 步。”②他在批复甘肃甘州府知府龙锡庆的禀文时说：“该署守洁己爱民，早所深悉。当此时局艰难，非虚心观理、实心任事不可，于行己、事上、养民、 使民一切尤宜细心斟酌，务期措置咸宜，方为尽善。黄署道于事理或体察未周，或用人欠酌，尽可随时据实婉商，和悦而诤，自可转圜。若婞直自将， 无论于使民之义、养民之惠多有窒碍，即以该署守行己、事上言之，亦有未尽。可深思之。”①在左宗棠讲求吏治的主张中，他多次述及为官之道，其主旨是官要以爱 民为己任，提倡为官者做事要处以公心。他还希望于此来培养官吏的素质，以使日趋衰败的吏治有所起色。他指出：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 所恶勿施，久久官民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选矣。勤理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专讲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痿痺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 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他还说：见事贵乎明理，处事贵乎心公，理不明则不能辨别是非，心不公则不能裁度可否。 惟理明心公，则于事无所疑惑，而处得其当矣。忠者行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法易；处古人之位，行古人之事难。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居官之七要也。凡所为，当下即求合理，勿谓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余无不苟矣。去弊当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未，众人之所暂快，贤知之所深虑也。李景让母郑氏曰：“士不勤而禄，犹灾其身。”① 《阳曲县高令崇基禀交卸介休后即可驰赴新任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04 页。② 《绥德州成守定康禀攻克霍家沟寨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124 页。① 《甘州府龙守锡庆禀地方公事各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65 页。② 《陕西延榆绥道禀考察官吏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14 页。亦可为居官怠职者戒。一命之士，苟存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天下事无非分所当为。凡事苟可用力者，无不尽心其间，则民之受惠者多矣。作官常忧不能尽其职，则过人远 矣。左宗棠的这些主张，寓意深刻，发人悟醒，在今天看来，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① 《书赠徐讱庵》，《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76—277 页。第二章左宗棠的经济思想在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中，农业一直居于主导的和向受重视的地位。在 近代经济成份的变迁中，工商业的抬头与崛起，给中国经济的近代化注入了活力。作为“耕读之家”出身的左宗棠，自然倾心于农学，致力于农业，这 是他的可贵之处。他同时又能关注于近代工商业问题，表明其确曾顺应了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向。左宗棠“平生以农学为长”的追求、“以农为本” 的主张和“纾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的呼声，构成了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一、“平生以农学为长”和以农为本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同农业这一社会经济的主要产业联系在一起 的，“以农立国”的国策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对农业问题的研究和重视也素被人们所关注。孔子早在春秋时期便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①， 即强调不违农时，以利于农业生产，并把生产足够的粮食作为一项治国之道。此后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农业与国计民生关系的论述颇丰。孟子认为：“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②，他把解决温饱同稳固政权的统 治结合起来。管子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凛，国多财则远来者，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③，初步触及 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联系。韩非子说：“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④于是，不仅历代统治者把农业作为“本务”行其治国之道，采取“劝 民农桑”、“以农为本”的政策和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等扶植农业生产的种种措施，而且在社会民众的心理中也流行着“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 织，或受之寒”⑤的普遍观念。这样，本书传主作为一个出身于耕读之家的地主阶级士子自然会把农业问题看得至关重要，对农学倾注了精力。左宗棠对农学的注意始于少年时代。据他自己所说，由于“家世寒素， 耕读相承，少小从事陇亩，于北农、南农诸书，性喜研求躬验而有得。”⑥他把农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细加研究，甚至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早 岁甘于农圃，不乐仕进，所求易足，无营于外，心亦安焉。”①当然，从小就熟读儒书的左宗棠如同中国封建社会中无数士子那样还是迈上了科举考试之 路。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科举考试的答卷中，左宗棠也对农业问题做出了自己经过多年探研的心得总结。他在道光十三年（1833 年）癸巳科、道光 十五年（1835 年）乙未科、道光十八年（1838年）戊戌科三次会试中，系统 阐述了有关农学的思想。左宗棠提出了重视农桑和怎样劝农的主张。在癸已科第三场五道策问的 第三问中，左宗棠指出：民于何养？日农桑。天事不至，有形之灾；人事不至，无形之灾。是故 勤作之家必无甚贫，乐偷之子鲜能长富，有由然也。农桑可不重乎？惩惰民，以刑劝；敬老农，以礼劝；省讼累，以时劝；修田具，以器劝，于是而民有 不安于饱煖者乎？②左宗棠在乙未科的会试卷中又指出：农事极其精，而劝相必及矣。夫事不极其精，而遽冀其获，难矣。耘籽交至，此 黍稷之所以茂也。故于适亩时而寓劝农之意。且天下之所待以养者，农也。晹雨为有形之灾，而人能补之；辍忽为无形之灾， 而天地之利不能救① 《论语·学而》。② 《孟子·梁惠王上》。③ 《管子·牧民》。④ 《韩非子·诡使》。⑤ 《汉书》，卷二四。⑥ 《复陈移屯实边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０，页二九。① 《答沈吉田》，《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一二。② 《会试文·癸巳科第三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08 页。之。临民者将欲为国厚其生，为民谋其食，而苟无情意以行于劳民劝相之间，则 其事终不修，而其农终不劝。从左宗棠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人与自然同农业生产的关系作了比较合理的论述。他认为农业生产中遇到自然灾 害是无法避免的，但人的积极性的调动对发展生产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强调应当勤于耕作，并对如何劝农提出了用刑劝以惩情民，用礼劝以敬老农， 用时劝以省讼累和以器劝以修田具的具体措施，左宗棠还对官员提出了“为民谋其食”的要求。后来左宗棠于闽浙总督任内在浙江“劝谕耕垦，并给发 耕牛、籽种、农具，借资补助”②，于陕甘总督任内在甘肃主张“亟应劝农耕垦”③，并“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官 绅士庶有能实力奉行、著有成效者，准予择优奖叙”④，都是左宗棠重视农桑和劝农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左宗棠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重视农业的，把农业作为治国之道的根本大计是天经地义和不可动摇的。他说：“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先。是故王 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大禹开衣食之原，先治沟洫；周文普旬宣之化，先即田功”，“全春秋而全省，农可称神。”①左宗棠心目中的上古农业理想 国的图景是“率彼妇子，而南亩和迎春之曲。勤则不匮，无情农以自安。”“是以自天降康，君子有谷。而因地之利，王用勤民。”他企盼“皇上躬先 万姓，典重四推。进无逸之图，稼穑维宝。”②左宗棠对兴农桑与开利源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细致的阐述，他在戊戌科的 会试文中指出：农桑者天下托命之具，大利之原，而国家无尽之藏也。是故善养民者，不必损己 以益民，而民自益；善富国者，不必穷民以富国，而国自宫。且夫言农政者，将欲图匮于丰，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也，顾其事亦有难言者焉。 官斯土者，非习斯土之人也，其地之肥硗，候之迟早，水泉之何出，土物之何宜，器具之何使，必不及其地之民虑之早而知之审也。不以为利民，先以为厉民矣。虽然，因地之利而利之，不必强西北皆水田，东南皆陆海；因民之利而利之，不必强东南民食麦，西北民食稻。枣栗亦有其利，不必拔而植桑；棉苧亦惟其宜，不必转而为茧。而又 以其时，行其野，历其乡，询其利，访其宜，不以为己之功，并不以为官之事，亦何利之不可兴哉？显然，左宗棠承继了孔子“使民以时”的恩想，并把农业问题视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是“大利之原”之所在。他把国家的农 业政策同“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联系起来，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并希望“皇上廑念民依，敦崇本计，丰盈有象，乐利永怀，卦亩时登，爻闾胥慰， 其以此也夫！”②左宗棠还对地方官员不知农时、不懂耕种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指出他们不是“利民”，而是“厉民”，申明农业生产不能依 靠长官的意志行事，只有这样才能兴利。① 《会试文·或耘或籽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20 页。② 《浙江绍金衢等属水灾分别履勘安抚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466 页。③ 《请豁免甘省积欠钱粮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6 页。④ 《请奖励劝教兼施之州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27—28 页。① 《会试文·乙未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27 页。② 《会试文·乙未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27—428 页。① 《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46—447 页。② 《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47 页。在这篇会试文中，左宗棠对中国农学发展的概况作了评述，提出了自己 的见解。他指出：古今之言农政者，《夏小正》、《豳风》其最初者矣。刘向《七略》别“农家” 为一流，经生而知本务之急，识已卓矣。贾思勰《齐民要术》取材博而考核精，识者虽讥其言之太文，然求之于古盖亦难焉。宋陈旉《农书》三卷，自谓胜于贾书，今按其书，多切近时用，诚与华士不同。他如元代之《农桑辑要》、鲁明善之《农桑衣食撮要》以及王伯善之《农书》皆各悉其土宜物性，为古今所不易得者，而《农书》尤赅博绝伦焉。 明周王守藩开封，念天灾之流行，民生之日蹙也，于是乎有《救荒本草》之作。别 其性，分其种，著其味，其于一物数名及形状同而实异者必谨志之。视鲍山之《野菜博录》，兹为精矣。徐光启《农政全书》，凡古今载籍所言利农之器、宜植之品、播种之时、任土之法靡不旁搜远绍，著为成编，卷帙繁多，高至尺许，其致力也勤，其用力也①苦，宜世之说农田者宝之也。道光十八年（1838 年）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落第后，他决计不再走科 举考试之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农学及地理学等经世之学的研究上来。他说：“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三试礼部，既无意仕进。”②“自戊戌罢第归来，即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尝自负平生以农 学为长，其于区种一事，实有阅历。”③左宗棠从中国古代农书中吸取精华，主张以区种为良，作《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他指出：“区田之制，农书 传之。创自伊尹与否未可知，若语农务之粮良，古近无以过。盖论农之理，具六善焉；论农之事，兼三便焉。”左宗棠认为在农业生产的基本理论中， 实行区田法的“六善”有：第一，“今法田必秧种”，也就是说要用“水渍谷”，“逼使芽”，“甫芽布诸秧田”，“区田法布谷于区，手覆按令着土， 足履区旁高土，水不绉，谷不易其所，有撮谷之利而无其病”。第二，“凡农之道，厚之为宝”，土地与肥料是农业的宝藏，“土宜禾，粪宜土，粪欺 土者穰，土欺粪者荒”，于是农民治田先治粪，“粪与田称，禾之良也”。“区种法，区用熟粪二升，一亩一千三百五十二升，旁土不粪，土受粪者止 亩四之一，实土载粪，粪圜禾，质取其熟，力取其多，以视恒田倍十有加”。第三，“禾畏旱畏风”，“今田竟亩不为畎，费水多”，而采用“区田法费 水止今田四之一，水易足”，区田法还可以使庄稼避免风灾，“区深一尺，禾自出叶已上至结实时，旋助区土壅之，无虑七八寸，振林之风不损”。第 四，“禾畏虫”，今农田“禾长掩亩，气不得利，郁蒸所至，并钟五贼。积热在土，盛雨卒加，为湿裹燥，根则受之，是生蟊”。采用“区种法，空四 旁，风贯行间，緉緉然，郁者通，结者解，虫类无由滋”。第五，“区种务勤锄厚壅”，“隤土附根，深可七八寸，旁根绝，正根王，穗蕃硕而长，圆 粟而少糠，米饴以香，多沃而食之疆”。第六，“先农尽地力，又惧地力乏”，从而采取“岁易之法易其田，代田之法易其圳”的做法，这是合理的。但“今 农为田，宁普种而薄收，地稀种则诧，禾稀谷则无究之者”。采用区田法可以“岁易其所，不甚其取，旋相为代，地气孔有”，起到“尽地力”的效果。 左宗棠还认为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实行区田法有三项便利之处：一是“区田用力虽频，不甚劳累，力小者亦任。开区治田，担粪引水，壮夫任之；和土① 《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46 页。② 《与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6—197 页。③ 《与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六一。布谷，锄草土壅根，余丁力可给。老自六十已下，稚自十岁已上，主妇 童女自治馈应饷外皆量力而趋。人无冗而力无虚”。二为“区田法治田少而得谷多”。三乃“力作不惰，易乏为饶，反瘠为沃，效莫捷焉”。 左宗棠对区田“良法于数千百年而未能多睹其验”而感到愤愤不平，他力主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区田法，使“读书养素之士，世富习耕之家，未作趁食之 民，游手无俚之子，皆能自营转雇，称力而食，一家为之一家足，一邑为之一邑足，天下为之天下足。聚民于农，人朴心童，几蘧之理，于焉隆矣。嗟 乎！吾言区田之利，吾农重思之，不诚如此乎？”①左宗棠所要推广的区田法，也称区种法，即把农作物种在带状低畦或方 形小区内的一种农作法。其长处是作物种在低畦处或小区内能蓄水保墒，区内深耕细作，集中施肥、浇水，适当密植，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和较多地获得 收成。战国时期已有将农作物种于低畦处的记载，汉代赵过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代田法，记胜之又进一步对此总结研究，提出了区田法。此后，历代虽沿 袭了此耕作方法，但未广为推行。为改变这种状况，林则徐对区田法即非常重视，他说：“田父尔勿喧，听我区田歌。区田所种少为贵，收获乃倍常田 多。下不遗地力，上不违天和，及时勤事无蹉跎。”②左宗棠进一步把区田法画成图样，以求推广，并在《〈广区田制图说〉序》中阐述了他的见解。左宗棠以“力耕读书”自勉。在力耕方面，他主张学用结合；在读书方 面，又强调学以致用。他常常到田间“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之，日巡行陇亩，自号‘湘上农人’”。③左宗棠阅读了近儒著论之书“殆不啻万 卷”，感到的是“近人著书，多简择易成而名美者为之，实学绝少”，而“赏心者不过数种已耳”。①因此，他对好友罗汝怀说：“阁下有志著述，愿拌数 十年精力专攻为之，幸勿如近人之为之也。仆近因农家为人生第一要务，而古近颇少传书，思有所述，以诏农圃，志此者数年矣，而尚未得成，卷帙不 过十数篇，精力想尚可及，后晤时当详告之，亦人世不可少之书也。”②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经过左宗棠数年的苦心钻研和不断实践，终于写成了 一部农学书。该书以左宗棠的表字（左字朴存）题名，称《朴存阁农书》。由于这部书稿没有刊刻，未能实现左宗棠编写这部书为“人世不可少之书” 的目的，该书也没能成为传世之作。但他通过是书的写作，进一步扩大了视野和加深了对农学的认识，并批评了清代学者著书不重“实学”而唯求“名 美”的不良倾向。左宗棠对农学的重视，也为他保持耕读家风和日后任官期间在各地注意发展农业奠定了基础。左宗棠曾在湖南湘阴县东乡柳家冲置地 70 亩，以古农法耕柳庄之田，以 尽地利。他致函尊师贺熙龄说：“宗棠自耕之田，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者行之，闻甚良。茶圃所入，今岁差可了清国课，逐渐增加，于人事不无裨 益。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耻而广惠爱者大矣。”③这与管子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有相通之处。左宗棠还致函贺熙龄称：“宗① 《〈广区田制图说〉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4—247 页。② ［清］林则徐：《区田歌为潘功甫舍人作》，《云左山房诗钞》，卷二。③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23 页。① 《与罗研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六。② 《与罗研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六至三七。③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人至三九。棠于农学颇有所窥，尝问之而得其事，亦学之而得其理。以为今之农者，与 今之学者弊正相等，皆以欲速见小，自误而以误人，其关系天下不小也。”①左孝同在评价其父于柳庄的耕种业绩时说：“府君于柳庄艺茶、种树，期尽 地利。湘阴产茶，实府君为之倡。”②左宗棠在担任了封疆大吏后，军务繁忙，戎马控偬，辗转数省，每到一地无不重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他“自负平生 以农学为长，师行所至，辄教将士种树艺蔬，为残黎倡导，并课以山农泽农诸务。故劫余之区，得稍有生意；兵民杂处，临去尚颇依依，亦当年为 农之效也。”③左宗棠力倡保持耕读家风，教育子女不负他“平生志在务本”的愿望。 他在为亲族子弟题写的联语中写道：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 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左宗棠在给其长子左孝威的信中说：“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尝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⑤他给其次 子左孝宽的信中也称：“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若必谓功名事业高官显爵无忝乃祖， 此岂可期必之事，亦岂数见之事哉？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①显然，左宗棠主张耕读务本，反对 片面地去追求名禄。左宗棠把重视农业生产作为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的重要措施来看待。他 指出：“迩自海氛不靖，泰西各国乘吾戒备不夙，群起而侮之。”反抗外来侵略的办法之一是“农服先畴本务，则耕食足、织衣足也，庶几长为太平有 道之幸民与！一旦寇仇至，富强贫弱一心敌忾，其不待征调以为兵，转挽以为食也。况夫习战阵，筹守御，有防海固圉之责者，固不乏其人欤。孰与伈 伈伣伣怀不可终日之计，苟旦夕之安也。”②这反映出左宗棠以农为本的农业思想同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脉博是紧紧扣在一起的。在左宗棠的农业思想中，还折射出他主张以农产品的市场商品化来实现 转贫为富的倾向。他说：“民勤耕织，衣被之余转售海舶，比户熙熙，其富庶可知也。”③表明他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并不仅仅为了自给自足，而是要 把剩余的农副产品纳入市场的流通领域，“转售海舶”，这对封闭的自然经济无疑是一个冲击。左宗棠以农为本、重视农学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那种把左宗棠的重 农思想说成是为了保护中国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论点是缺乏依据的。在左宗棠的农业思想中，他以农学为长是为 了经世致用，以古农法中有价值的理论指导耕田是为了以尽地利，他振兴农业的主张是为了开百世之利源，而且他劝民农桑、丰衣足食的务本思想又与①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四○。② ［清］左孝同：《先孝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23 页。③ 《与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六一。④ 《左氏家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69 页。⑤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 页。① 《与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6—197 页。② 《〈宝山县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68 页。③ 《〈宝山县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68 页。抵御外侮结合起来，并有农产品商品化的思想倾向，说明他以农为本的主张 并没有维护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原意。更重要的一点是，左宗棠的重农思想中并未带有抑商的因素，反而他强调的是既重农也重商，力主保护工商业，表 明他的农业思想既吸取了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的精华而又不泥古，他重视农业、保护工商的思想超越了那种维护封建自然经济的重本抑未思想。因此， 左宗棠的农业思想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稗益。即使是晚于左宗棠的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同样强调以农为本，重视农学。郑观应（字正翔， 号陶斋，广东香山人）说：“中国伊古以来，以农桑为本。内治之道，首在劝农。阡陌广开，闾阎日富，似于耕作垦荒之事，我行我法，得以自用其长 矣。”①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认为：“万宝之原，皆出于土，故富国之策，咸出于农。上古重垦辟，有尽地力之教。”②孙中山（名文， 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广东香山人）主张改良农业，认为“收获之多寡迥乎不同者，农功之勤惰为之也。”他建议对中国古代农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加以推广普及，使这些书不仅为“文人学士博 览所资”，更应做到“家喻而户晓”，以改变那种“虚有其文”的状况。他强调指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 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①加强对农学的研究推广和重视农业的地位，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