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对国内人民起义这个“内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这个“外患”深感担忧， 他在为善于“忧时感事之作”的四川学者李斗恒的诗集作序时指出：蜀自乾、嘉之交，好民以邪教煽乱，蔓延数行省。值训政之际，仁宗先天下而忧，黜贪奖廉如恐不及，一时朝野澄清，惠泽滂霈，用能搜山狝泽，翦除奸顽，作新斯民，与之更始。越五十余年，岛夷肇祸，粤寇随之，皖、豫寇起，秦、陇、滇、黔戎患并兴，天下绎骚，几无完土。而揆其构祸之由，则吏治窳而民生蹙，本实先病，患乃见于枝叶，其与乾、嘉邪教之变犹一辙也。然则先生所为忧时感事见之诗者，与余今日所处不有同欤？显然，左宗棠对清仁宗（嘉庆皇帝）“先天下而忧”、“黜贪奖廉”之举是称道的， 他把国内人民起义的原因归结于“吏治窳而民生蹙”也是有道理的。左宗棠面对着“岛夷肇祸，粤寇随之”的“外患”与“内忧”，主张从整顿吏治、振兴民生② 《感事四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9 页。①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七。②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一，页一六至一七。③ 《挽林文忠公》，《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80 页。④ 《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85 页。① 《〈就竹山房诗集〉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54 页。入手，以稳固清政府的统治机制，否则，“本实先病，患乃见于枝叶”，因此须 从治本做起。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对福建的政务深表忧虑。他说：“忧患之念日积 怀来矣。闽事败坏至极。所忧者不仅军政之不修、武事之不竞，而在民风之不正、吏治之日偷。自入闽以来，所见所闻无非八九年前各省泄沓颓败气象， 纵此时无巨股阑入，亦必趋于危亡。盖人心日弛，人才日敝，浸浸乎纲隳纽散之虞，非一时所能整顿也。”①在担任陕甘总督时，他又说：“时局方艰， 人才日继，吾之忧也。”②“自度陇以来，目睹地方凋攰，兵事、吏事颓靡不振，阘茸混迹，庸妄接踵，心以为忧。”③可见，左宗棠胸中所怀抱着的“内 忧”，不仅仅是人民的起义，更重要的一面则是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为国担忧的意识成为驱使左宗棠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勇于为维护中 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斗争的动力。他痛感新疆被侵略者强占，强调必须规复新疆，否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 等处，恐亦未能晏然”。④于是，他陈请督军出塞，收复新疆。他对崇厚擅订《里瓦基亚条约》感到气愤，认为“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⑤并对“在事诸公，不能仰慰忧勤，虚张敌势”而“殊为慨然”。⑥他面对法国的武 力进逼，批评了那些“所谓识时务者”的“苟安于目前”①的消极格调，主张上下一心，共同对外，居安而思危，避免鸦片战争的悲剧重演，因而他多次 要求奔赴抗击法国侵略的第一线，将忧国之念转化为备战御敌的实际行动。总之，左宗棠“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封建政治 思想中忧国忧民的精华部分，又揉进了近代中国反对侵略、谋求独立以拯救民族危难的新因素，而后者恰恰构成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的政治基础。①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3 页。② 《与孝威等》，《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47 页。③ 《奏调吕耀斗吴大徵等来营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781 页。④ 《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91 页。⑤ 《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五，页三五。⑥ 《与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36 页。① 《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八。二、忠君与爱国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忠君与爱国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有密切关联的 概念。忠君，是指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处理君臣关系的最高道德规范。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③， 强调按礼制的规定，贵贱有等，主张以礼、忠、信等道德来维系君臣关系，归结点为臣须忠君。宋代司马光更强调“臣之事君，有死无贰”④，把忠君的 观念推向极致。历代统治者更是将忠君与爱国相提并论，以使其臣民在忠君爱国的政治道德追求中稳固统治者自己的地位。清朝康熙皇帝说：“读《离 骚》，当识其大意所在。屈原以忠君爱国之心，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微文见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遂为千古风骚之祖。”①在中国封建社会，忠君与 爱国又浑然一体。本书传主的忠君思想自然离不开传统思想的薰陶，而其由一个三试礼部 不第的举人被清廷破格任用为封疆大吏并能入值军机，更使得他感到是“蒙皇上天恩”、“蒙皇上恩命”，以图报答其“知遇之恩”。从左宗棠的生平 来看，他先后担任的主要官职为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协办大学士、大学士、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管理兵部事 务并在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并管理神机营事务、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等，并被清廷赏加了太子 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赐封格靖伯、赏加太子太保衔、晋封二等侯爵等。左宗棠几乎每次被加官、晋衔、封赏，都要向清廷呈递“谢 恩折”，以表达他对皇帝的感激和效忠之情。正如他在《补授闽浙总督谢恩 折》中所说：臣湘水庸才，草茅下士。读书未通世务，徒窃虚声；学战谬厕戎行，鲜裨大局。 乃荷先皇帝特达之知，由举人不次拔擢，洊至正卿。皇帝御极之初，复蒙界以封疆重寄。自顾何人，膺兹宠遇，敢不竭忱尽瘁，以期稍答恩知。左宗棠的这种情感 在其家书中也随处可见，他说：我一书生，蒙朝廷特达之知，擢任巡抚，危疆重寄，义无可诿，惟有尽瘁图之，以求无负。①我一书生乖窃至此，从枯寂至显荣不过数年，可谓速化之至。绚烂之极正衰歇之征， 惟当尽心尽力，上报国恩。左宗棠的忠君思想决定了他始终站在同人民反抗清政府斗争相对立的一面，他参与或主持镇压过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 义等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在处理国内阶级矛盾中他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卫道士，他甚至把这些活动作为其“平生之志”相标榜，他指出：东南贼势尽聚皖南，只看数月内有转机否。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 未知能遂其志否。③② 《论语·颜渊》。③ 《论语·八佾》。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一。① 《清圣祖实录》，页一二○。② 《补授闽浙总督谢恩折》，《左宗棠全集》，第 1 册，第 228 页。① 《与孝威等》，《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52 页。②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03 页。③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4 页。国恩高厚，报称为难。时局方艰，未知攸济，亦惟有竭尽心力所能到者为之，期无 负平生之志。④朝廷倚注日隆，体念亦甚至，我自当尽瘁以报。⑤左宗棠的忠君思想又影响到他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所持的立场。在左宗 棠的一生中，他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他常常把忠君与爱国视为一体，主张“为国宣劳”，强调愤出 自于义，从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去。这样，尽管他的爱国思想仍然局限在地主阶级的利益之内，把抵抗侵略同忠于清王朝交织在 一起，但他把忠君思想纳入爱国的反侵略的新内容，就使得他能够在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成为反侵略的民族英雄。 特别是左宗棠在已年逾花甲、精力不足的情况下，毅然走上收复新疆的征途，恰与这一思想的支配是密不可分的。对此，左宗棠多有述及：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腹泄自吸饮河水稍减，然常患水泄，日或数遍，盖地气高寒，亦有以致之。腰脚则酸痛麻木，筋胳不舒，心血耗散，时患健忘，断不能生出玉门矣，惟西陲之事不能不预筹大概。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住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使我如四十许时，尚可为国宣劳，一了此局，今老矣，无能为矣。不久当拜疏陈明病状，乞朝廷速觅替人。如一时不得其人，或先择可者作帮办；或留衰驱在此作帮办，俟布置周妥，任用得人，乃放令归，亦无不可。此时不求退，则 恐误国事，急于求退，不顾后患，于义有所不可，于心亦有难安也。①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衰病余生，何能担荷重任？惟密谕“英、俄有暗约扰我西路之说，英由印度窥滇之腾越，俄窥喀什噶尔。使我首尾不能相顾”云 云。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②吾年己衰暮，久怀归志，特以西事大有关系，遽尔抽身，于心未尽，于义未可。吾方头白临边，岂遑分心内顾！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中法战争前后，年过古稀的左宗棠在忠君与爱国思想的支配下又一次担负起反对外国侵略的 重任。光绪八年（1882 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以“力疾经营未逞，朝夕而病久不愈，肢体痿弛，耳鸣目眯，举动维艰”⑤为由请求开缺回籍。但第 二年，面对着法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步步进逼，左宗棠不顾年迈体弱，身体力行地投入抗法斗争。他亲自到吴淞口和沿江查阅防务，并在校阅官兵时说： 此在各人自尽其心，义在则然，何分彼此？但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藉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左宗棠在给皇帝 的上奏中还说：总督亲履行间，所办者辖江海防务，责无旁贷，遇有寇警，应亲临前敌督战，防所 即其汛地，如敌人轮船冲过白茅沙总要隘口，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臣④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8 页。① 《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75 页。② 《与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3 页。③ 《与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7 页。④ 《答王若农》、《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二三，页三九。⑤ 《病势增剧恳恩开缺回籍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六三。① 《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1 页。固不敢妄图一死塞责，置江防大局于不顾也。光绪十年，身为军机大臣的左宗 棠数次向清廷上奏，请缨离京直赴抗法前线，终被清廷派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在记述左宗棠与他辞行的情形时说：“左 侯来辞行，坐良久，意极倦倦，极言辅导圣德为第一事。默自循省，愧汗沾衣也。其言衷于理而气特壮。”③《申报》在报道中称：“左侯相以闽事吃紧， 慷慨请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方之古名臣，曾不多让！”④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然而，在晚清社会中，由于清王朝统治的腐败和在对外战争中常常采取 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近代许多以忠君爱国相砥砺的志士仁人只能抱恨叹息，左宗棠也不能例外。他怀抱“衰年报国”之志，为收复新疆、索还伊犁 立下汗马功劳，看到的结局却是：“庙堂意在休兵，英使威妥玛有从中调处之说，恐不免为其所误耳。”①他“极言辅导圣德为第一事”，甚至以“老命 固无足惜”、“捐驱以殉”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满腔爱国热忱投入抗法斗争，并藉此来一吐外国侵略中国、压迫中国这存于他心底“四十余年之恶气”。 而中法战争的结局更使他大夫所望，他非但不能倾吐 40 余年之恶气，却只能面对着《中法和约》这又一个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而“遗恨平生”了。因 此，以忠君为前提的爱国思想在清王朝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往往是要落空的，清王朝所代表的是满清贵族狭獈的私利而非中华民族整体的 利益，只要外国侵略者不推翻其统治，只要让其统治继续维持下去，它就会以中华民族的利益换取清王朝统治的私利，在近代中国的历次对外民族战争 中，清王朝无一不施展着这一伎俩。左宗棠爱国抗敌的政治抱负不能得以最终实现，与此是有直接关联的。但是，不能因为左宗棠主张忠君爱国而去贬低他的爱国思想。他作为地 主阶级中的一员，不可能要求他不存在忠君的思想。他的忠君爱国思想，比起那些只空言忠君却又向外国侵略势力妥协退让，只倡言忠君而又提不出行 之有效的御敌方略的误国官员来说，还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左宗棠是近代中国继林则徐等人之后的一个爱国主义者，这已为史学界 经过多年的学术讨论所基本认可。他的爱国反侵略举措与其爱国主义思想是相辅相成、完美统一的。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底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自己的祖国怀抱着最深厚的感情。综观近代爱国者的思想，他们都是胸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投入反侵略斗争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曾 作《眺月》诗：“蛮烟一扫海如镜，清气长此留炎州”①，展示出其豪情满怀、斗志昂扬的心境，表现出他抗敌保国的气概。魏源在鸦片战争后写下《圣武 记》和《海国图志》，其中《圣武记》以宣扬清朝开国的业绩而号召人们奋勇抗击“英夷”的侵略，目的在于“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师前圣 前王，莫近于我烈祖神宗矣”。②左宗棠早在道光十二年（1833 年）作《燕台杂感》诗，对“南海明珠”广东受到鸦片烟毒的侵蚀和英国武力威胁颇有② 《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九。③ 《翁同龢日记》，第 4 册，第 1836 页。④ 《申报》，1884 年 10 月 19 日。① 《与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35 页。① ［清］林则徐：《中秋嶰筠尚书招余及关滋圃军门饮沙角炮台眺月有作》，《云左山房诗钞》，卷五。② ［清］魏源：《圣武记叙》，《圣武记》，第 2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版。感慨，强调“五岭关防未要疏”。光绪元年（1875 年），他在为《海国图志》 重刊作序时以豪迈的情感，描述了祖国“土宇宏廓”和“圣哲贤豪”层出不穷的情况，并对魏源“师夷制夷”的“发愤”之作表示赞赏。左宗棠指出：国家建立中极，土宇宏廓。东南尽海，岛屿星错，海道攸分，内外有截。西北山水 之根，以声教所暨为疆索，荒服而外，大隃无垠，距海辽远。以地形言，左倚东南矣，然地体虽方，与天为圆，固无适非中也。以天气言，分至协中，寒暑适均，则扶舆清淑所萃，帝王都焉，历代圣哲贤豪之所产也。海上用兵，泰西诸国互市者纷至，西通于中，战事日亟，魏子忧之，于是搜辑海淡，旁摭西人著录，附以己意所欲见施行者，俟之异 日。呜呼！其发愤而有作也。光绪三年（1877 年），左宗棠率西征大军抵肃州（今酒泉市），在收复南八城后，他即兴作诗道： 今我访酒泉，异境重湖拓。 出关指疏勒，师行风扫箨！ 强邻壁上观，弭伏一丘貉。水国足鱼稻，笋蕨耐咀嚼。 丰年醉人多，仙我共此乐。他年倘重逢，一笑仍夙诺。诗中将左宗棠热爱祖国，怀 寄深情，坚决收复失地，维护祖国主权的愿望烘托出来。因此，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恰是体现了那种“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 厚的感情”。③前面谈到左宗棠“海上事起，忧国心瘁”的意境，正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生动写照。第二，对外国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持有强烈的反抗精神。鸦片战争 爆发后，左宗棠即意识到英国侵略者“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 于是，他亟切寻求御侮之方，指出：“今日情形所急者，必在一省之力足当一省防剿之用，而后可以省兵节饷，为固守持久之谋。其策如练渔屯，设碉 堡，简水足，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而海上屹然有金汤之固，以之制敌。”①左宗棠能在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地指出英国侵略中国乃久已“包藏祸心”，这 同梁廷枬所说：“英夷狡焉，恩逞志于内地久矣”②，林则徐所说英国“早已包藏祸心”，“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原属意计中事”③的观点是有共识的。 因此，自鸦片战争始，左宗棠就萌发了反侵略的爱国思想。此后，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针对外国侵略者挑起的一系列的侵华活动，均能坚定地 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倡导反击侵略，抵制妥协投降，站在主战派一方，力图扭转中国近代备受列强凌辱的局面。诚如左宗棠所说：“遇有寇警，应 亲临前敌，督战防所”，“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④他这种“督① 《〈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55—256 页。② 《秋日泛舟泉湖作》，《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64—465 页。③ ［俄］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168—169 页，人民出版 社 1956 年版。①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至一三。② ［清］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页一。③ ［清］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884 页。④ 《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九。阵誓死”⑤的精神，恰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⑤ 《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41 页。三、“为政先求利民”在为政与利民的关系问题上，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已多有述及，提出 了具有积极意义的见解。孔子说：“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①墨子认为：“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可 为之？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②管子主张：“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③盂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故得乎 丘民而为天子。”④这些主张构成了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对后人起到了启迪 作用。左宗棠出身于“寒素”之家，他早年所经历的贫困生活使他对民众的疾 苦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进而萌发并逐步形成了以“民生为务”的利民思想。在左宗棠的会试文中，他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这一问题。左宗棠认为，为官从政者应当以“为民”作为己任，明“安民之道”。 他说：“古者设官分职，凡以为民而已。以天下之监司寄之大吏，以天下之郡守寄之监司，以天下之牧令寄之郡守，以天下之民寄之牧令。故牧令之职 虽卑，而其任甚巨，其选甚难。”⑤他强调以贤良之官安民，指出：“贤良进而民隐闻，知人安民之道也。”①在左宗棠看来，贤良之官即“循吏”“自《史 记》始作”，后来历代称之为“良吏”、“良政”、“能吏”等。他“读史而有疑焉：论盛治者极于三代，其时岂必无慈惠之师、廉静之吏与其君共拊 循斯民者哉？”“三代之天下，封建之世也。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秦兴，变封建为郡县，于是天子之权不能不分之于守令，而民生之休戚系 之。”他肯定了秦朝郡县制的设立。他认为：司马迁“踵《春秋》而作《史记》，循良之传始置专门，非通古今变而有超越寻常之识者哉！”他强调“物 力之丰，人民之乐，非良有司樽节爱养之力而能致此乎？”他希望“皇上勤求民瘼，澄叙官方，在位诸臣当何如贤良自励，以勉图报称也哉！”②显然， 左宗棠的政治理想之一是切盼出现利民的“良政”。左宗棠主张利民的措施主要有重农桑、兴水利、办荒政等方面的内容。 在重农桑方面，左宗棠指出：农桑者天下托命之具，大利之原，而国家无尽之藏也。是故善养民者，不必损己以 益民，而民自益；善富国者，不必穷民以富国而国自富。其亦于此留之意乎？且夫言农政者，将欲图匮于丰，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也。左宗棠“平生以农学为 长”并主张以农为本。对此，本书关于其经济思想一章中将予以具体论述。在兴水利方面，左宗棠首先论述了水利对于农业的命脉关系，他说：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先。是故王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而岁功之成，尤资夫水利。① 《礼记·坊记》。② 《晏子·非攻》。③ 《管子·牧民》。④ 《孟子·尽心下》。⑤ 《会试文·癸已科第三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08 页。① 《会试文·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36 页。② 《会试文·戊戌科第三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44—445 页。① 《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46 页。大禹开衣食之原，先治沟恤；周文普旬宣之化，先即田功。接着，他又阐述了如 何兴修水利同利民还是厉民的关系。他指出对于兴修水利应当因地制宜，即“因地之利而利之”，否则只能厉民而不能利民。他说： 今将与西北之民谋水利，则开其沟畎，治其陂塘，筑其堤岸，设其闸坝宜也，而孰知其地固不可以沟畎陂塘者乎？土浮沙壅，故善淤也，固不可以堤岸闸坝者乎？土松水悍，将易圮也。今将与东南之民除水害，则决其围坑，浚其川泽，坚其堤防，捞其水草宜也。而乌知不可以用其决与浚乎？决则失业，浚则己劳也；不必其坚与捞乎？坚既伤民财，捞 又夺民利也。不以为利民，先以为厉民矣。①在举办荒政方面，左宗棠鉴于“救荒之政自古不一”的问题，从“管仲 通轻重之权，准岁之丰歉为之；李悝设贵贱之论，准谷价之贵贱为之”论起，通过对中国历史上荒政的阐述，主张恢复推广常平仓、义仓、社仓以“赈民”。 常平仓始设于西汉年间，汉朝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令边郡筑仓贮，谷贱时增价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粜以便民”。义仓之法起于隋朝，“其时有黎阳、 广通诸仓。长孙平请因百姓及军人劝课，收获之时随其所得，劝出粟及麦，即于当社造仓贮之，每年若有饥馑，即以此谷赈济之”。由于义仓设于里社， 亦名社仓。左宗棠认为常平仓与义仓的不同之处在于：“常平粟藏于官，以官赈民者也；义仓以粟藏于民，以民赈民者也”。左宗棠批评了唐代“假义 仓以济他费，既因资于民，及谷不足，则又置库蓄钱，后又兼储布帛。不知民当积困之候，钱与布帛将安用之，是救荒而反益其荒也”。左宗棠对南宋 朱熹将社仓“行之于崇安”的做法表示赞赏，认为推广社仓能够起到“苏艰困而济穷黎”的作用。左宗棠吁请“皇上勤求民痪，恺恻旁敷，即今畿民日 犹给赈。诚哉圣德之隆，超越千古矣！”②左宗棠踏上仕途后，所到之处，无不以“治民各事极意讲求”，力陈“为 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③他在担任闽浙总督时主张“民之治桑，其栽培灌溉，与治水田无异。故 自古治浙有声者，莫不以水利为重也。海塘关系吴、越两省农田，欲及时修复。”①由于左宗棠在浙江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比较得力，从而得到了“东 南诸省善后之政，以浙为最”②的评价。左宗棠在担任陕甘总督经营西北的过程中，不仅重视农业生产，推广区 田法，以提高产量，而且强调兴修水利，以此养民，并把丰衣足食视为治政的前提条件。他说：“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以此为最。论者每谓大乱初 平，宜先休息。不知欲先休息，必先图所以休息之方。水利修则饥寒之患免，劳于前者必逸于后也。”③“古圣王躬耕为治，两汉循吏莫不讲求水利 者，诚以衣食为人生所急需，必有以开利赖之源，而后民可得而治也。”④左宗棠在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为恢复和发展新疆的农业生产，主张“首② 《会试文·乙未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27 页。① 《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46—447 页。② 《会试文·癸已科第五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12 页。① 《敬陈浙江应办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 册，第 584 页。② 金粱：《道咸同光四朝佚闻》，第 18 页。③ 《华州王牧赞襄禀遵札设局开办修筑堡寨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96—97 页。④ 《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97 页。以屯田为务”，他“师行所至，相度形势，于总要之处安营设卡。附近营卡 各处，战事余闲，即释刀仗，事鉏犁，树艺五谷，余种蔬菜。农功余闲则广开沟洫，兴水利，以为水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种籽，以赒贫苦。”⑤他还主张使用机器从事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他认为：“农器为作苦所必需。 乌垣既旧有铁厂，工匠当亦易招集，应仍开厂采铸，以收地利而便民用。”①“须于外洋购觅织造机器，始可节省工力，速观厥成。饬沪局购器募匠 前来，正直趁此时督率原习织造匠工相从仿效，庶事半功倍。”②“泰西水器有裨实用，为中土急宜仿效之事。”③对于左宗棠这种安定民心以求治的思想 和举措，《申报》以《论新疆购用耕织机器》为题发表评论指出：今观左爵相檄购机器一事，则又知爵相加意民事，而又能随地之宜，因时之利， 其意之良而法之美，盖不胜心服焉！新疆之地，荒芜本多，加以连年征伐，民无安居。此时大难初平，疮痍未复，人民稀少，种作维艰，苟无利器以资其用，则地广人稀，荒 芜者何日能治？而且阡陌不分，田区广阔，则运用机器更觉相宜。左宗棠在陕甘、新疆还把交通设施的建设同利民联系起来看待。光绪二年（1876 年），他为 甘肃会宁县的一座新桥命名时，欣然命为“平政”桥，并为此桥写了碑记。碑记中写道：邵阳魏君光焘备兵平庆泾固，巡视斯道，良用恻然。请于余，率所部屯军循山凿 石，去廉利，填塞洼坎，尽岁俸所入以充用，率所部将士千数百人就工作，昼夜罔间。经始今年闰月，凡五阅月而功成。余闻而嘉之，命其桥曰“平政”，并为之记。客有谓余曰：孟子平政之说，就役民言也。会宁之治道建桥，所役者军，公以此 义当之，有说乎？余曰：惟其时耳。凡厥庶民修桥治道，力役有征，农隙为之，其常经也。若夫役不可已而民力不足举之，商旅俱病，又适当征调络绎，军书旁午，驿传攸经，而乃脱辐没踝，灾及行役，将若之何？会宁乱后，遗黎仅存，魏君慨民力之艰，不得已以屯军代役之，其恤民也。桥修道治，会宁休息有年，丁男萎衍，足任斯役，异时缮其坍纪，补其缺坏，有不待催呼而自亟者，追维始事之功不益晓然平政之义矣哉！左 宗棠在入京辅政和总督两江期间，均把治水视为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来对待。他于光绪七年（1881 年）指出：“水利废兴，关系国计民生”，“禹之 治何，为肇事于冀也。”他针对“顺天、直隶水患频仍”的局面，充分发挥自己治水的经验，“用其所长”，令其所部参加永济河的治理工程，终于将 永济河制服，实现了他“大流东趋，官民相庆”，“而十余年积患一扫而空”①的愿望。光绪九年（1883 年），左宗棠上奏描述了江淮水患的情形：“淮 北运河经流漫溢，拍岸盈堤，底水更高于上年”，高邮一带“居民多在水中，偶值西风骤起，自忖无可趋避，倾刻间将尽成鱼鳖，号泣之声闻数百里，情 形惨切，耳不忍闻。”因此，他要求从引淮水入海工程做起，以图根治江淮水患。他指出：“熟察江南时务，有关于国计民生者，惟引淮水仍归云梯关 入海一着，足以截断众流，捍卫淮扬数州县亿万生灵，且可化灾区为腴壤，⑤ 《复陈移屯实边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０，页二八。① 《署镇迪周道崇傅禀乌垣等处善后事宜并金巡检劣迹及捕蝻诸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28 页。② 《赖镇长禀验收后路粮台解到各项机器请委刘道专司局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41 页。③ 《刘道璈禀省城东关外地方宽厂堪以建造机器房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43 页。④ 《申报》，1878 年 12 月 14 日。① 《会宁县平政桥碑记》，《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72 页。① 《复陈涿州工作已可就绪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八，页一九至二一。而于江南盐、漕诸政及各省荒政均大有裨益。此工告成，去水之害得水 之利，从兹江南北禾稻遍野，于漕运民食大有裨补，积久盖藏充裕，治水之费亦可渐次减少，而驱游手于陇亩，徐收经正民兴之效，将视此矣。”②左宗 棠主张治政应当以“视民如伤”为前提，并要有“爱民之心”。他在《燕台杂感》诗中说：“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他于致友人书中指 出：“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乱，故以丛脞为戒。器久不用则蠹，政不常修则坏，故以累省为戒。视民如伤，当铭诸心。”③他正是在利民思想的指 导下来治政的。② 《夙恙难痊恳恩开缺回籍调治仍力疾料理海防水利盐务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页 四五至四六。③ 《书赠徐讱庵》，《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76 页。四、“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吏治，指官吏治事的方法和成绩。左宗棠讲求吏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两 个方面：一是对吏治务求予以整饬，并通过“察吏”来革庸奖循；二是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