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 163—164 页，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第 272 页，人民出版 社 1991 年版。① 《醇亲王奕譞致军机处尺牍》，《中法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 5 册，第 52 页，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57 年版。② 陈义杰编：《翁同龢日记》，第 4 册、第 1863 页，中华书局 1992 年版。③ 《申报》，1884 年 10 月 19 日。四、“督师南下，遗恨平生”左宗棠于七月二十六日（9 月 15 日）离开京师后，经一月“水陆兼程” 抵达江宁（今南京市）。在这里，左宗棠与两江总督曾国荃商讨了东南沿海的防务问题。左宗棠认为，江苏“防务布置尚属周密”，只有福建海防“情 形吃紧”。因此，他决定立即招募旧部，“迅速成军，开拔前进”。①本来，清廷于七月十九日，即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 第二天，曾在“上谕”中只是令左宗棠“前往浙江、福建交界地方，督兵驻扎，以备策应”。②清廷旋又于九月初九日复谕左宗棠“应遵前旨，在闽境驻 扎，毋庸身临前敌，自不必亲统多营”③，以示对这个老臣的“体恤”，但左宗棠并没有“遵旨”而行，他感到福建防守“兵力尚单，难资分布”，需要 他全面部署，便上奏请求对“如何扼要驻扎”等事宜准其“体察情形，随时具奏”。这样，左宗棠在江宁经半个多月的积极筹措，在组军、筹饷和咨商 南北洋大臣各调派轮船四五艘帮助援台等方面略有眉目之后，于九月十三日 离宁赴榕。十月二十七日（12 月 14 日），左宗棠率军抵达福州。此时，福州城内 正因前此马尾之败和法军又于八月十三日攻占台湾北部的基隆而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左宗棠的到来，使福州人心大定。据记载，当钦差大臣左宗棠带 领军队进入福州城时，“凛凛威风，前面但见旗帜飘扬，上大书‘恪靖侯左’，中间则队伍排列两行，个个肩荷洋枪，步伐整齐，后面一个乘肥马，执长鞭， 头戴双眼花翎，身穿黄绫马褂，主将左宫保是也”。“盖榕垣当风声鹤唳之秋，经此一番恐怖，一见宫保，无异天神降临，所以敬礼如此也”。① 福州人民夹道欢迎“左侯相”，在这位钦差大臣行馆的大厅上贴了一副楹联：数千里节复临，水复山重，半壁东南资保障； 亿万姓轺车争拥，风清霜肃，十闽上下仰声威。②左宗棠在阔别福州 18 年后重临此地，确实是感慨万分的。然而，他此时 无暇回顾往事，只有倾其全力投入到派兵援助台湾和布署闽江防务等紧要军 务中去。援兵赴台是左宗棠要首先解决的难题。他到福州后两天，就根据对台湾 情形进行的“详察”，上奏提出必须“妥筹赴援”台湾的主张。他一面“密敕刘铭传速督所部剋日进兵，规复基隆”；一面根据法军“封禁全台海 口”的严重情况，派杨在元“密赴厦门一带确探情形，设法雇船暗渡营勇援台”，并希望“一俟南洋兵轮赴闽有期，再行调兵分扎马祖澳芭蕉山等 处，以图首尾牵制，不任其肆意久据”①，从而打破法国舰队对台湾海峡的封 锁。左宗棠在福建海军已全军覆没的情况下，原想得到南北洋大臣的支持， 各派舰船四五艘援闽。但由北洋大臣李鸿章操纵的北洋海军却拒不南来，由① 《行抵江宁会筹拨调勇营赴闽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二○。② 《行抵江宁会筹拨调勇营赴闽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二○。③ 《添募勇营并宽筹经费请敕部先拨实饷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二七。① 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 3 册，第 138 页。② 《申报》，1884 年 12 月 19 日。① 《行抵闽省详察台湾情形妥筹赴援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三九至四一。南洋大臣曾国荃控制的南洋海军也借口海路受阻而“遇敌不前”。左宗棠在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又与德国商人商议雇船，也因其“坚以有碍公法为词”而遭回绝。左宗棠感到：“目前军务重在援台，而援台之兵难在渡海”，“似 此海道梗塞，纵有雄兵，不能飞渡”，因而“焦灼万分”。最后，他决定派王诗正统领“恪靖亲军”三营陆续开赴泉州一带，令杨在元从厦门“驰往该 处准备渔船多只，俟王诗正兵勇取齐，扮作渔人黑夜偷渡”。左宗棠嘱咐王诗正抵台后遇事禀商刘铭传，并说“军情瞬息千变，如有机会可乘”，“亦 准其相机行事，不必过于拘牵”。②至十二月底，王诗正统带恪靖各营分起分批渡过台湾海峡，抵达台南，增强了台湾的防卫力量。刘铭传、王诗正督率 各军力挫强敌，终于保住了台湾。孤拔在企图攻占台湾的阴谋破灭，复经淡水之役败溃和基隆被围后又企图进取浙江镇海，结果又被中国守军打退，孤 拔也被击伤，法军只得于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 年 3 月）退踞澎湖群岛，孤拔不久在此毙命。左宗棠督军援台，对于扭转台湾所面临着的严重危局起到 了关键的作用。布置闽江防务是左宗棠要着重对待的第二个问题。闽江海口有一大岛曰 瑯崎岛，岛上的金牌与北岸的长门“为入口最要之地”。左宗棠派福建按察使裴荫森、道员刘倬云等“星夜督工，就该处竖立铁桩，横以铁绠，没入水 中，安设机器，随时捩转起落，以便我船出入，敌船至则起绠以阻之”。随后，他又于“距省城三十里之林浦、魁歧及闽安右路出海之梅花江，概经垒 石填塞，仅容小舟来往”。并在“以上各处均建筑炮台，安放炮位，派兵驻守，可资捍卫而遏敌冲”。①左宗棠还与帮办福建军务的闽浙总督杨昌浚、福 州将军穆图善会商“妥筹一切”，决定“将海口水道标识立即撤去，并督饬水雷教习将各雷火药装齐，沿港遍布”。左宗棠把长门、金牌各炮台视为“闽 港第一关键”，布署穆图善驻军于此。穆图善把从马江中起出的被击沉军舰上的大炮“迅催安妥”，“又将原设各炮次第修备，督同各将弁昼夜巡守。 敌船如敢来犯，立予轰击”。被左宗棠视为“第二重门户”的“闽安之南北岸，亦关系紧要，原设备炮台被敌轰毁之后，正在修整。原设各炮亦有数门 可以开放”。这样，安放在闽江出海口的铁绠，犹如一把铁锁，而长门、金牌炮台和闽安南北岸炮台则宛如两道铜关，可谓铁锁铜关，互为表里。十二 月二十六七日（1885 年 2 月 10 日、11日），左宗棠同杨昌浚先后出省城， 到南台、林浦、马江、闽安南北岸“遍加巡视”。二十八日同到长门、金牌，“各营将士均站队试枪，军容甚肃，各炮台可放之炮亦皆演放数过”。左宗 棠通过检查防务情况，满怀信心地说：“如狡寇果来，势难插翅飞过。”①福建前线的防务大为增强，5 个多月前马尾之战的悲剧此时已不可能再演 了！此外，左宗棠还“拣派勤练明干之员分赴福州、福宁（今霞浦市）、兴 化（今莆田市）、泉州四府各海口设局，会同地方官及本籍绅士办理渔团，择渔户中骁勇善水者作为团长，“勤以步伐，犒以资财，动以功名”，借助 民力“而御外侮”。②② 《派员援台并会等一切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四三至四四。① 《派员援台并会商一切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四三。① 《会阅海口炮台严备闽防并待船援台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四，页一。② 《办理各海口渔团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四八。法国侵略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受挫后，又把进攻的重点转移到中越边界的 陆路战场。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日（1885 年 2 月 4 日），法军向谅山一带的清军发动攻势。广西巡抚潘鼎新节节败退，甚至自动放弃谅山和镇南关（今 友谊关），一直逃回广西龙州。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九日（1885 年 2 月 23日）， 法军占领了中越边境上的重镇镇南关。遂焚掠镇南关后退回谅山。镇南关失守后，清廷将潘鼎新革职。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荐冯子材任广西 关外军务帮办，接替镇南关前敌指挥权。二月初七日（3 月 23 日），法军分兵三路猛攻镇南关，被冯子材率军打退。次日，法军再攻镇南关，冯子材会 同王德榜的“恪靖定边军”坚决抗击，将法军逼离长墙，压下山谷。初九日，冯子材下令各军反攻，各路清军勇猛冲杀，法军全线溃退。初十日，冯子材、 王孝祺率军夺回文渊州。十二日，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三路夹击谅山， 于第二天（3月 29 日）克复谅山，大败法军。这就是威震中外的镇南关—谅 山大捷。张之洞在总结这次战斗时指出：“法二次犯关，非有生力大军，难遽言 战；非冯子材创筑长墙，与王孝祺合军死守，则诸军无所依倚；非王德榜截其后路，断其军火，关内外夹攻，则（法军）亦不能如此大溃。”“法 虏自谓入中国以来，未有如此次之受巨创者。”①可谓当年左宗棠在总督两江时派王德榜募“恪靖定边军”赴广西前线是有远见的。此刻，左宗棠在福建、张之洞于两广，都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 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法军在镇南关、谅山大败后，茹费理内阁因此而垮台。战局对中国来说不仅有利，且大有可为。就连把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的 英人赫德私下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如果真能打到底的话，她（按指慈禧太后）会赢的！”②然而，就在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之后又进而袭郎 甲、攻北宁之际，清廷却于二月二十二日（4 月 7 日）下令前线停战和撤回前线的军队返回关内，并公开向战败的法国求和。其实就是这个赫德，早在光绪十年七月二十九日（1884 年 9 月 18 日），就秉承英国政府希望中法早日结束战争，解决争端，而不情愿战争继续下去使自身侵华的经济权益受到太大影响的旨意，急忙发出密电令中国海 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人金登于即赴巴黎，面见茹费理，劝法国放弃赔款要求并同中国议和。赫德的目的无非是在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后试图阻 挠中国对法国的抵抗。当然，由于赫德多年在华的原因，他对清廷“愿意和平，但不肯‘丢脸’以取得和平”的面目看得也很清楚，并指出：“不幸的 是这里所认为‘丢脸’的，倒并不是丧失事物本身，而是丢掉它的名义。”①所以，他对派金登干去法国活动又抱有希望，即说服法国不要让清廷“丢脸”， 其他均好协商。十一月二十五日（1885 年 1 月 10日），金登干抵巴黎，表 面上是交涉不久前中国海关的“飞虎”号轮船在台湾海峡被法军扣留事件，实际上则要包揽中法“议和”。赫德说：“我正在抓住冲突双方‘死不放手’， 我得把事情亲自抓在自己手里，并尽量保守秘密——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唯① ［清］张之洞：《广军会合各军保关克谅撤兵回界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一○，页二一至二 二。② 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 4 卷，第 124 页，中华书局 1992 年版。① 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 3 卷，第 655 页，中华书局 1992 年版。一机会，我甚至不让大人物李鸿章知道，也不让他插手此事。”②“我只能把 所有的事闷在自己肚里，也不敢把一切都告诉总理衙门。”③很明显，赫德一手操纵了中法之间的“对话”，而指使他派金登于赴法国直接去找茹费理的 人物只能是慈禧太后。对此，赫德不加掩饰地对金登干声称：“目前的谈判，完全在我手里，我要求保守秘密，并不受干预，我自守机密，总理衙门也如 此，皇帝已有旨，令津、沪、闽、粤各方停止谈判，以免妨碍我的行动。”①赫德、金登干实际上在为法国人说话。正如赫德自己所表白的：“我想我们 已脱离了‘绝境’，而且恰巧是时候。因为法军在谅山的胜利（这消息昨天在此地传开）也许会诱使法国再增加要求。”②然而，赫德想使法国攫得更多 的侵华权益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中国军队旋又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使赫德惶恐不安。金登干在法国的谈判由此产生波折，他致函赫德说：“真的看 到这种情况出乎预料地突然发生时，还是使人伤心的。”但是，就在镇南关—谅山大捷即将取得之际，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总理衙门的“新王爷”奕却积极主张对法议和。据赫德于光绪十一年二月初七日（1885 年 3 月 23 日）致金登于函中说：“李在过去三个星期里特别地烦躁不安，他被皇帝派遣与日本为朝鲜事件而派来的特使伊藤博文伯爵谈判，为了不使法国问题妨 碍他，虽然没有上面的命令，他还是对这事插了手。总理衙门——特别是新王爷——在我们直接去找茹费理以后，坚决地支持了我”④。赫德说这番话后 仅 6 天，法军大败于谅山，李鸿章乘机提出了“乘胜即收”⑤的主张。他认为：“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①便致电总理衙门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②这样，李鸿章的主张不仅与赫德的思路相符，而且更与慈禧太后在 不丢掉面子的情况下议和的初衷相吻合。于是，清廷决意停战议和。二月十 九日（4 月 4日），金登干在得到清廷的认可后，代表清政府与法国政府代 表毕乐在巴黎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其内容为中国批准《中法简明条款》；双方立即停战，中国从越南撤兵，法国撤除对台湾的封锁；法国允派一员至 天津或北京，商定所订条约的细目。于是，清廷下令停战撤兵，并于三月二 十九日（5 月13 日）派李鸿章在天津与法使巴德诺开始谈判，以签订正式条 约。面对清廷停战、撤兵与议和的“谕旨”，左宗棠痛感失望和愤懑不平， 他上奏直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指出：法夷犯顺以来，屡以忽战忽和误我大局。上年四月十三日之约，口血未干，即来 挑衅，甚且逞其无赖。一面踞我基隆，一面驶入马尾，乘瑕蹈隙，驯至溃坏而难收拾。② 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 4 卷，第 25 页。③ 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 4 卷，第 35 页。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 81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版。② 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 4 卷，第 35 页。③ 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 4 卷，第 61 页。④ 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 4 卷，第 52 页。⑤ ［清］李鸿章：《寄粤督张香帅》，《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五，页二九。① 罗惇 《中法兵事本末》，见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 248 页，三联书店 1954 年版。② ［清］李鸿章，《寄译署》，《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五，页二四。前车宜鉴，大局攸关。津约五条已置越南于度外，占踞之基隆与新失之澎湖，岂 可再涉含糊耶？自去秋至今，沿海、沿边各省惨淡经营，稍为周密，今忽隐忍出此，日后办理洋务必有承其蔽者。如果基澎不遽退还，则当道豺狼必将乘机起噬，全台南 北不独守无可守，抑且防不胜防。此要地之不得不争，所宜慎之于先者也。此边军之不可遽散，所宜防之于后者也。与左宗棠有同感的张之洞在接二连三 地提出反对撤兵、议和的建议后，自知“人微言轻”，便致电左宗棠希望他能力挽狂澜。张之洞说： 闻洋约十条数日内即画押，无非利法害华之事。洞请发沿海、沿边疆民筹议，不报。洞前后电奏二十二次，三争撤兵，余争条约、地界、商务、刘军、义 民；初则切责，后则不报。人微言轻，无术挽救。若再草草画押，后悔易追！公有回天之力，幸迅图之。张之洞以其少壮有为想挽回局势却“无术挽救”，左宗棠则虽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亟望一吐“四十余年之恶 气”，却也无“回天之力”。左宗棠对清廷的衰朽面目已完全看透，张之洞的电报除去徒然增加他的几分苦恼之外，他已无言以对。他深知清廷发出了“由李鸿章分咨沿海、云粤各督抚如约遵行”的“电旨”和派李鸿章在天津 议订条约，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四月二十七日（6 月 9 日），李鸿章奉慈禧太后之命，在天津与巴德诺 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中法新约》），规定：中国承认越南归法国保护；中国同意在两广、云南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享有减税通 商权；以后中国建造铁路时，应向法国商办。当然，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中，加进了“言明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①的字眼，这也算是满足了慈禧太后 的心态。战争的结局是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事实收场了。五月初六日（6 月 18 日），左宗棠以“身体赢瘦、饮食锐减”，“头晕 眼花”，“喀血时发”②的实情向清廷上奏请求告退。六月十七日，他再次上奏恳求交卸钦差差使回籍，并陈述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微臣衰朽残年，谬 膺重寄，成功未奏，方切疚心。”③中国不败而败，左宗棠何以心甘？！即使在身体病重和失望有加的情况下，左宗棠在六月份仍上两折，对保 卫台湾和加强海防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建议。他认为：“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镇摄。”④清廷对此予以采纳， 于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1885 年 10 月 12日）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福 建巡抚事务由闽浙总督兼管，台湾设立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左宗棠还在专设海防大臣的奏折中提出“师船宜备造”、“巡守操练宜定例”、“铁 路宜仿造”、“士气宜培养”等意见，并指出由新设的海防大臣“驻扎长江，南拱闽越，北卫畿辅”。①在台湾设行省的同一天，清廷下令设立海军事务衙门，命奕总理海军事务，这与左宗棠的建议也有密切的关系。 七月二十七日（9 月 5 日），业已 73 岁的左宗棠在两日前接到了清廷“俯① 《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四，页二二至二四。② ［清］张之洞：《致福州左中堂》，《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 4 册，第 504 页。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弟 1 册，第 467 页，三联书店 1957 年版。② 《恳恩交卸差使回京复命并恳先行回籍调理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四，页二九。③ 《再恳交卸差使展假回籍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四，页三四。④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403 页。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帝国主义侵略类·中法战争案卷》，第 107 号卷。如所请”的“上谕”，但耗尽了毕生心血的他再也无力返回湖南老家了，这 一天他病逝于福州，临终之前，他在口授遗折中说：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 生，不能瞑目！左宗棠死后，清廷发布“上谕”称：“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叠著战功”，“运筹决胜”，“底定回疆，厥功尤伟”，“尽心民事，裨益地方，扬历中外，恪矢公忠”， 着追赠太傅，加恩予谥“文襄”。③他的“左文襄公”之名由此而得。② 《左文襄公实录》，第 8 页。③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404 页。五、立言传世 早在春秋时期，鲁大夫叔孙豹便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①本书传主左宗棠也深悟“立德、言、功，为三不朽”②之古训，在立德、立功的同时颇重立言，并以立言即其思想的底蕴来指导其行动，成为一个善治文书，勤于笔耕的兼政治、军事、思想家于 一身的人物。对于他的“立心行事”，与左宗棠为“同乡布衣之交，共事日久，相知最真”的杨昌浚有如此评说：“凡有利于国家之事，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见无不为，为无不力”，其“果敢之气，刚介之风”足“振顽懦”。③可见左宗棠所立之言与其所立之德、之功有机地融为一体，具备了“虽久不 废”，为后人所称道的价值。于是，尽管左宗棠的著述中不可避免地含有一些封建的毒素，但就其积极意义和价值主体而言，仍可以不朽之作留传于世。 左宗棠生前以幕宾跻身仕途，他先后为担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和骆秉章代拟奏稿，因而《张大司马奏稿》和《骆文忠公奏稿》向来被视为左宗棠之 笔。左宗棠在襄办曾国藩军务时，代曾国藩撰写奏章，这样在《曾文正公全集》中也夹有左宗棠的墨迹。左宗棠致友人函也被视为珍品保存，宁绍台道 史致谔的《史氏家藏左文襄公手札》即是一例。左宗棠声名鹊起之际，其著述屡被《京报》、《申报》所载，一时脍炙人口。光绪七年（1881 年），《盾 鼻馀瀋》在长沙开雕，是为左宗棠首部问世的结集，内容主要由诗文构成。左宗棠辞世后，其奏稿、札件、诗文、函牍及家书被陆续整理刊行，主要形成以下几种版本：《左文襄公奏疏》（3 编），光绪十二年（1886 年）锓版。《左文襄公全集》（135 卷），光绪十六年（1890 年）开雕，杨书霖等 编辑。全书包括左宗棠的奏稿、谢折、说帖、告示、批札、咨札、书牍、诗文，以及卷首和附录张亮基《张大司马奏稿》、骆秉章《骆文忠公奏稿》、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其中左宗棠的奏稿 64 卷，谢折两卷，说帖、告示 各 1卷，批札 7 卷，咨札 1 卷，书牍 26 卷，文集 4 卷、诗集 1 卷及联语，其他各卷为附录。杨书霖等人在整理编排《左文襄公全集》时，信守“凡出自 公手而有关事实者，虽夹片数行必录；幕府所拟，必经公修饰最多者始行编入”的编辑方针①，这对于保留左宗棠的著述原旨和反映左宗棠的言论本意是 有益的，但也使许多出自幕府的文字散逸，实属可惜。然而，这部全集在问世后的近百年内，以其内容广袤、史料翔实的特点颇为学界看重，成为一部 比较完备的巨著。《左文襄公家书》（2 卷）， 1920 年刊行、左孝同辑。内收左宗棠自 咸丰二年（1852 年）至光绪九年（1883 年）与夫人、仲兄、子侄函札157 通，分为上、下两卷。是书为上述《左文襄公全集》所未收，却可视为《全 集》的一个部分，其内容不仅在筹兵筹饷以及用人行政等方面为“有章奏书札所未尽、可相印证者”（左孝同语），而且在训谕家常琐事方面又反映出 左宗棠的人生价值观及家庭教育等主张。继左孝同辑《左文襄公家书》梓行①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② 《祭沈丹林先生文》，《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91 页。③ 《闽浙总督杨昌浚奏》，《左文襄公全集》卷首，页八。① ［清］杨书霖：《《左文襄公全集）跋》。后，上海大东书局、群学书社、新文化书社、启智书局部印行过此书，卷数 或分或不分，内容则没有改动。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了中央书局印行的《左文襄公家书》（《清代十大名人家书》之一），此书体例芜杂，内容可疑， 绝大部分内容是利用左氏给师友朋僚的函札，移花接木、连缀补苴而成的，作伪痕迹显然易见。①《左宗棠全集》（20 册），上海书店 1986 年版，为《左文襄公全集》 光绪刻本的影印本。《左宗棠未刊奏折》（1 册），岳麓书社 1987 年版。该书为《湘军史料 丛刊》之一种，收录左宗棠自同治元年（1862 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的 奏折 479 件。书中所收各件皆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件，为前此各出版物 所未刊。《左宗棠全集》（15 册），岳麓书社 1986 年起陆续出版。该书列入国 家古籍整理出版计划，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负责会同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长沙市湘江师范学校、岳麓书社等单位 组成《左宗棠全集》整理组进行整理出版工作，全书拟分为 15 册，计有奏稿9 册，札件 1 册，书牍 3 册，诗文·家书 1 册，附录 1 册。目前已出版奏稿 7 册，诗文·家书 1 册，札件 1册。《左宗棠全集》奏稿，以光绪年间开雕的《左文襄公全集》奏稿、谢折为底本，另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 辑出左氏未刊奏疏，并从其他出版物搜集左氏奏疏，进行增补。奏稿 9 册中 的前 8册，收录左宗棠起自咸丰十一年（1861 年），止于光绪十一年（1885 年）的奏折。奏稿第 9 册为由左宗棠所执笔的《张亮基奏稿》、《骆秉章奏稿》的内容。《左宗棠全集》札件，包括批札、咨札、告示、说帖，时间起 自咸丰十年（1860 年），迄于光绪十一年（1885 年），仍以《左文襄公全集》的有关内容为底本，另增补了一些内容。《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分为 家书、文集、诗集、联语四个部分。其中家书部分以左孝同辑《左文襄公家书》为底本，用湖南省博物馆藏左宗棠家书手迹进行校勘；文集、诗集、联 语部分仍以《左文襄公全集》的相应部分为底本，另收入湖南省图书馆藏《左宗棠会试文》、秦翰才辑《左文襄公集外文》以及其他原件档案资料。《左 宗棠全集》书牍，内容为左氏于道光十三年（1833 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的函牍。《左宗棠全集》附录，包括有左宗棠年表、左宗棠传记资料选 辑、左宗棠著作版本目录、左宗棠研究论文、书目索引等项内容。这部书一经出齐，势必将成为内容比较完备的、当之无愧的左宗棠“全集”。思想篇① 引自岳麓书社版《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的《编者前言》。第一章左宗棠的政治思想在本书传主的生平篇中，可以看出左宗棠是一个关心政务，洞察时局， 忧国忧民，善于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物。他在人生之旅中的建功立业，正是其思想指导的结晶。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人物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是必要的。 本章所展示的主要内容为：左宗棠在晚清风云变幻、新旧交替的社会环境中，胸怀“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正视忠君与爱国的辩证关系，奉行“为政先 求利民”的施政方针，强调“讲求吏治”的理政之术，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一、“心忧天下”的参政意识 忧国忧民的政治意识，素为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重视。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指出：“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①北宋名臣范仲淹说：“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②清初大儒王夫之认为：“忘身以忧天下，则祸未发于天下而优于吾之所忧也。”③他们的这些主张展示了以忧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 本书传主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忧国忧民、书生参政、经邦治国的强烈意识。 由于左宗棠早年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使他对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表现出关注之情。道光十三年（1833 年），年仅 21 的左宗棠在第一次赴北京 参加会试后写下《燕台杂感》七律诗八首，其中“皆忧危之词，若预知天下将乱”。④左宗棠在此诗的第一首中写道：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青衫不解谈时务，谩卷诗书一浩叹。左宗棠对“世事悠悠”、“升平弦 管”的现象表示不满，主张应以“儒术策治安”。他在第四首诗中写道：南海明珠望已虚，承安宝货近何如。 攘输品俗同头会，消息西戎是尾闾。 邾小可无惩虿毒，周兴还诵旅獒书。试思表饵终何意，五岭关防未要疏。罗正钧认为左宗棠的这首诗“时已 深忧有夷祸也”。①左宗棠对“南海明珠”广东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鸦片侵袭和武力威胁十分担忧，对伶仃洋上“趸毒”蔓延深为愤慨，他针对广东“夷 祸”的严重性，提出了“五岭关防未要疏”的主张，目的在于抵抗外国的武力侵犯。继之，左宗棠又在第五首诗中描述了国内人民的悲惨生活：湘春门外水连天，朝发家书益惘然。 陆海只今怀禹迹，阡庐如此想尧年。 客金愁数长安米，归计应无负郭田。更忆荆沅南北路，荒村四载断炊烟。左宗棠在参加会试途中，目睹了江 河治理不善而水患严重的局面，鉴于此，他写下了“想尧年”、“怀禹迹”的诗句，希望再现“尧年”的太平盛世和大禹定九州、治水患的历史业绩。 左宗棠对粮食短缺、饿莩遍野、炊烟断绝的状况十分不满和不安，他担忧的是如此下去必然要引起国内的动荡不安。左宗棠以一书生，企望能以所学的 知识用于治国，即以“儒术策治安”，来拯救这种危局。但他此时除了忧心忡忡之外，并无施展抱负的机遇，因此，他在诗中不无感慨地写道：报国空惭书剑在，一时乡思入朝饥。① 《孟子·梁惠王下》。② ［宋］范仲淹：《岳阳楼记》。③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④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11 页。①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11 页。贾生空有乾坤泪，郑繁元非令仆才。 洛下衣冠人易老，西山猿鹤我重来。清时台辅无遗策，可是关心独草菜？①从左宗棠的《燕台杂感》诗中，可以看出他的忧患意识主要包含两个方 面的内容：一是担心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力求清除苛政，防止民有饥心而酿成民变；二是对外国资本主义的鸦片输入和武力威胁表示担忧，主张通过 加强国防来抵御外国的侵略。道光十五年（1835 年），左宗棠在第二次参加会试的试卷中针对国内人 心和世道的变故，阐述了他对“人心之忧”和“世道之忧”的看法：又有甚者，仕宦成而薄君亲之爱，阅历久而忘廉耻之真，始逾其闲，犹恤夫人言； 继逾其闲，直恬诸梦寐，盖不至决吾之大闲不止也。此则人心之忧也。又有甚者，逞私见而远贻家国之忧，擅名业而抱人伦之憾。始逾其闲，而犹存公论；继逾其闲，而 习为故常，盖不坏天下之大闲不止也。此则由世道之忧也。②左宗棠在这里不过是重复儒学“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①的论调，试图以重名教来正人心， 以明伦纪来救世道，他在这篇八股文中所说的“人心之忧”和“世道之忧”，反映的是他为加固清朝的统治而服务的愿望。道光十六年（1836 年），左宗棠作联语自勉，展示出他“心忧天下”的 浓重心境。联语写道：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出身于“寒素”之家的乡村布衣左宗棠之忧国优民的参与意识跃然于纸上！道光二十年（1840 年），左宗棠在《二十九岁自题小像》七绝诗八首中， 阐述了他的忧国意识。他说：十数年来一鲜民，孤雏肠断是黄昏。 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 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左宗棠在后来为官时，仍念念不忘这首诗。正如他自己所说：“至今每一讽咏及之，犹悲怆不能自 己。”④他也因此养成了“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袍，冀与士卒同此苦趣”①的生活作风。左宗棠的忧患意识在反对外国侵略中国的民族战争中表现出鲜明的爱国色彩。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英国侵略军占据香港，两广总督琦善一反林则 徐的</TITLE 反侵略之举，将林则徐在广州海口的防御设施拆除，并邀请侵略者在莲花岗参加宴会，公然开门揖盗，使英军乘机进逼广州。对此，左宗棠深为愤 懑，写下《感事》诗四首。诗中道：司马忧边白发生，岭南千里此长城。 英雄驾驭归神武，时事艰辛仗老成。 龙户舟横宵步水，虎关潮落晓归营。① 《癸已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6—457 页。① 《论语·子张》。② 《家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70 页。③ 《二十九岁自题小像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8 页。④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4 页。①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4 页。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 海邦形势略能言，巨浸浮天界汉蕃。 西舶远逾师子国，南溟雄倚虎头门。 纵无墨守终凭险，况幸羊来自触藩。欲效边筹裨庙略，一尊山馆共谁论？左宗棠将林则徐喻为“司马”，讴歌了林则徐保卫 祖国的业绩，并把林则徐比作“长城”。左宗棠感到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书生也要立志报国，辅佐“太平”。他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却无用武之地，不得已发 出了“一尊山馆共谁论”的呐喊。左宗棠在致贺熙龄的信中，说他“近作《感事》四首，聊以抒发愤懑，不可言诗。”①在这封信中，左宗棠指责了琦善的误国行 径，他说：“洋事为琦督所误，奸谋误国，贻祸边疆，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其罪不可仅与一时 失律者比。皇上欲伸天讨，似宜驰使封剑，斩首军前，庙堂战胜之策无逾此者矣。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有人自侯所来，云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 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手’。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别生秘计云云，是殆指此。”②左宗棠希望的是严惩琦善，与英人决战。但他哪里知道，琦善作 为满清贵族要员，在定为“斩监候”不久便被释放了，后被起用为驻藏大臣和四川总督等职。而林则徐却免不了被罢官、发送新疆效力。对此，左宗棠愤懑不平， 他在《挽林文忠公》文中说：“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③这可以说是对林则徐忧国忧民品德的正确评价。左宗棠同 林则徐一样，都成为“忧国如家”的典范。“海上事起，忧国心瘁”④，代表了左宗棠等一批主张反对外国侵略的仁人志士的共同心声。 本书传主在为官期间，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由于左宗棠出仕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为契机，其忧患意识必然带有为清朝的统治而担忧的色彩，反映 了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利益的局限性。然而，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和中法战争时期的忧患意识，却是他为中华民族分忧解难思想的体现，折射出其优国忧民思想的 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