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同治十年（1871 年）七月得悉俄国派兵侵占伊犁的消息后，即 一面速派徐占彪抵肃州以替出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出关，一面致函请假在湖南的刘锦棠说：“俄入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 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阁下假期将满，希即挑募数千，于九月率以西行，是为至要”。左宗棠还说他“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 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陕甘总督、督办陕甘军务，他的职责主要是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而且他此时已年届 60，又有多种疾病缠 身，他完全可以在陇事平定后告休回籍。再则清王朝自乾隆以来派往新疆主管军政的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等向以满族贵族等旗员充任，当阿古柏和 俄国军队先后入侵新疆后，清政府依然把规复新疆的希望寄托在伊犁将军荣全、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提督成禄身上，而像左宗棠这样的汉族地方要员是 难以得到督办新疆军务职位的。然而外国侵略势力对新疆构成的严重局势，又使左宗棠逐步坚定了收复新疆的信念，进而又向清政府筹议出关大略，敦 促清廷立排浮议，制订用兵新疆以保卫领土主权的决策。同治十一年（1872 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左宗棠连续在家信中谈及他的 想法。他指出：“俄罗斯乘我内患未平，代复伊犁。朝廷所遣带兵大员均无实心办事之意，早被俄人识破，此事又须从新布置。我以衰朽之躯，不能生② ［俄］巴布科夫：《我在西伯利亚的回忆》，第 440 页，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③ 《西国近事汇编》，卷三，页一四，光绪三十二年上海石印本。④ 《派兵前赴肃州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113 页。① 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第 185 页，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① 《与刘毅斋京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四七至四八。出玉门。惟不将关内肃清，筹布出关大略，遽抽身退休，此心何以自处？”②“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断不能生出玉门矣，惟西陲之事 不能不预筹大概。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驻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 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使我如四十许时，尚可为国宣劳，一了此局，今老矣，无能为矣。不久当拜疏陈明病状，乞朝廷速觅替人。如一时不得其人， 或先择可者作帮办；或留衰躯在此作帮办，俟布置周妥，任用得人，乃放令归，亦无不可。此时不求退，则恐误国事，急于求退，不顾后患，于义有所 不可，于心亦有难安也。”①左宗棠以新疆军务的“局外人”能对谋略规复新疆考虑得如此周密，这正是其甘于以“边荒艰巨为已任”的体现。接着，左 宗棠于十二月上奏请简派新的陕甘总督并钦差大臣以收复新疆。他说：“关外局势，以区区之愚揣之，实非从内预为布置，从新预为调度不可”。“何 敢自惜残生，置身事外！”他建议特简贤能接任陕甘总督篆务的理由是“精力心思迥不如前，设有疏误，边城安危必更烦朝廷异日之擘画，问心何以自 安！”②显然，左宗棠并非知难而退，他的上奏目的从根本上讲是强调对收复新疆必须“从内预为布置，从新预为调度”。他对荣全等人的所作所为是不 满意的。他试想说服清廷简派陕甘总督去谋略新疆的用意已是不言自明。清代官场上欲进先退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对左宗棠的做法亦可以如是观。正如左宗棠所说的那样，当俄国侵占伊犁后，清廷派伊犁将军荣全“前 往收回伊犁城池”，令乌鲁木齐都统景廉“相机规复乌鲁木齐”，调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迅速出关赴任所。荣全从蒙古的科布多行至新疆的塔尔巴哈台（今 塔城市），向俄人交涉收还伊犁，俄国侵略者则采取狡狯蛮横的手法，宣称已向清政府说明他们无久占伊犁之意，只是“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 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①，使荣全在谈判交涉中不得要领而归。景廉、成禄都按兵不动，待机观望。特别是成禄自同 治四年新疆人民起义后不久就窜至甘肃高台逃避战事，他“屡奉谕旨，敕令出关”，却直至同治十一年仍“尚无出关确耗”。此时，阿古柏已窃据乌鲁 木齐二年，俄国侵占伊犁一年。成禄不仅在高台“截留省粮，为数甚巨”，瞒报营数，其“实数不过五六营”却自称十二营，以多领军饷，而且“久驻 高台，蓄养戏班，相为娱宴”，“并遣人赴都接取第三妾来高台”，把“荒边远塞，竟视为安乐行窝”，甚至“虚报胜仗”，可谓”“谬率乖张”。因 此，左宗棠在同治十一年上奏说：“如成禄者，此时迁延不进，固失事机；即令勉强出关，终难期其振作有力，克当一路”②，建议将成禄撤职。鉴于新疆问题的严重性，总理衙门于同治十二年（1873 年）初向左宗棠 询问有关情况。左宗棠在写给总理衙门的复函中，首先指出俄国侵占伊犁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见乎词。尊处持正论折之，实足关其口而夺其气。惟自古盛 衰强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势。以现在情形言之，中国兵威且未能加于已定复叛之回，更② 《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72—173 页。① 《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77 页。② 《请特简贤能接任陕甘总督并钦差大臣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403 页。①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五四，页四，《交涉志二》，宣统三年刊印。② 《成禄出关难期振作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254—256 页。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机窃踞。左宗棠旋又对荣全、景廉等关外所用清军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俄国“狡然思启，必将不夺不厌，恐非笔舌所能争也。荣侯深入无继，景都护兵 力本单，后路诸军久成迁延之役。兵数虽增，仍多缺额。且冗杂如常，并无斗志。望其克复要地，速赴戎机，实无把握，并虑徒增扰累，以后更无从着 手。”于是，左宗棠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应办事宜和用兵方略，他指出：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傅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遣使奉国书与其国主，明定要约，酬资犒劳，令彼有词可转。彼如知难而退，我又何求。即奸谋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劳逸之势攸分，我固立于不败之地。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要之，目前要务不在预筹处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择 出关之将，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左宗棠的上述建议可以说为清政府筹划规复新疆从总体上进行了谋略，此后左宗棠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基 本上是沿循此战略构想进行的。特别是左宗棠提出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主张，反映出他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爱国主义色彩是多么鲜明！ 左宗棠在同治十二年八月率军攻克肃州（今酒泉市）从而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即把战略重心移向关外，同治十三年（1874 年）正月，他调派广 东陆路提督张曜所部“嵩武军”抵达玉门关。三月，清廷派前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和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率军出关。张曜也随即率军行至哈密。七月， 清廷以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大臣。八月，清廷命左宗棠在肃州设西征总粮台，督办粮饷转运。此时，金顺所部前锋与额尔庆额 马队已抵达新疆古城。尽管清廷给予左宗棠的职权是负责从关内筹解粮饷以达古城，但左宗棠 仍为谋略新疆积极献计献策。左宗棠认为景廉“以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采粮一石，运至古城需银十余两，劳费多，停止之”，遂“奏请出关粮料，应由 关内接济”①的做法是不妥的。其实，从关内运粮至哈密，每石“已费银十一两有奇”，再“由哈密至巴里坤、古城又千余里，均责关内转挽接济，是西 师永无见贼之日矣”。②因此，左宗棠对景廉只派前锋抵古城，按兵不动，且留主力于肃州、安西，“观望不敢继进”③的所作所为是不满意的。左宗棠上 奏陈述了他对出关之师粮饷转运和设立粮台的看法。他说：“军行粮随，移台之举自不容已。西疆地形，以天山为界，划分南、北两路，哈密全部 介居其中：由哈密北行，迤而西，历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各城，达伊犁，为北路，准部旧地也；由哈密西行，历辟展、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各城， 达喀什噶尔，为南路，皆回部错居之地。”因此，景廉进军北路，不宜在肃州设粮台，而应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粮台以供支北路之军。他认为“应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一至三。①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268 页。② 《答吴桐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二○至二一。③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268 页。顶为筹措，厚其储峙，备支应续进之军”。①左宗棠的这一建议未被清廷采纳， 他只能“实力筹办，力任其难”。②正当左宗棠为出关各军筹办粮饷转运之际，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日本侵 略台湾问题展开了一场关于加强海防的讨论。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1874 年 5 月6 日），日本政府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 3000 人陆续从琅登陆， 进犯台湾。清政府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为督办台防大臣，率自造轮船赶赴台湾，加紧布防。日本虽未敢贸然开战，却在外交上捞到好处，清政府迫于 压力，于九月二十二日（10 月 31 日）签订《台事专条》，规定中国赔款 50万两白银，日军撤出台湾。日本侵台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很大震动。总理衙 门在九月二十七日的上奏中指出，对于日本侵略台湾拿件，“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日本“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 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③总理衙门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 6 项旨在加强海防的措施，请求饬 令沿海、沿江有关大臣讨论。当天，清廷发布“上谕”，令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署江苏巡抚李宗羲、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沈葆桢等 10 余人 详细妥议，限一月内复奏。于是，有海防之议。此时左宗棠因在陕甘总督任上，所辖并非滨江、沿海地方，不在饬议之列，但总理衙门认为他“留心洋 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将筹议海防的 6 条措施等函寄左宗棠，希望他能“筹议切实办法，以为集思广益之助”。①内地督抚将军中，受总理衙 门之器重者唯左宗棠一人而已。同治十二年十月十三日（1874 年 11 月 21 日），左宗棠收到了总理衙门 的来函。他函复总理衙门筹议海防的 6条措施可谓“因应之妙，道合自然”，“闳远精密，无少罅隙”，认为就“海防言之，凡所筹画，宜规久远”。这 表明左宗棠对加强海防是完全赞同的。同时他感到用兵新疆主要依靠沿海各省协济军饷，担心“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纷纷请停缓协济，则西 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拨之饷，大局何以能支？”②左宗棠如此估计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他在督办陕甘军务时常常遇到沿海省份应拨协甘之饷拖欠的情 况，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复奏中不仅是要停止西征之饷，而且竟谬提放弃新疆，实令他为之寒心和气愤。十一月初二日（12 月 10 日），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论及“筹饷” 一条时公然提出放弃新疆的主张。他认为乾隆年间统一新疆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己为不值”，而且新疆已被俄、英势力围困，“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何况“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 域”。因此，他强调只能重视海防。他指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他建议对西征军“可撤则撤，可停则 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①① 《敬筹移设粮台办理采运一切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19—121 页。②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278 页。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页一九。①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奏折附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1 册， 第 105—106 页。②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四六、四七、五二。① ［清］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页一九。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1875 年 3 月 6 日），清廷下“旨”令亲王、郡 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廷臣对沿海、滨江各地方大员的复奏和左宗棠致总理衙门函进行“廷议”，限一月内复奏。二月初三日，清廷不待廷议复 奏汇集之前，又“密谕左宗棠通筹海防、塞防全局并关外兵事粮运”。清廷将李鸿章停西征之军和西征之饷的奏议转寄左宗棠，令他统筹全局，酌度机 宜，妥筹具奏。清廷在“上谕”中认为：“如可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原于财用不无裨益。惟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 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②看来清廷在海防和塞防孰重孰轻问题上尽管模楞两可， 但为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其规复乌鲁木齐的用意主要是防止“回匪”。从这个目的出发，清廷加强塞防的意图在这个“上谕”中是显而易见的。清廷不 仅令左宗棠统筹全局，还将协助左宗棠办理粮台的户部侍郎袁保恒因“彼此龃龉，殊失协和之道”而撤回北京，并以左宗棠“老成谋国，素著公忠”， 令其专司粮运事宜。清廷还令左宗棠就关外景廉等统帅及兵力的情况予以密 陈。二月十二日左宗棠接到军机处的密寄“上谕”后，于三月初七日（4 月12 日）呈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片》。左 宗棠批驳了李鸿章的论调，提出收复新疆与加强海防并重的主张。他指出：“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肯定 了乾隆皇帝用兵新疆，统一祖国的功绩，认为“圣意闳深”，“拓地二万里”。他针对“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而放弃新疆等条陈，强调指出：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 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今若画地自守，不规复乌垣，则无总要可扼。即乌垣速复，驻守有地，而乌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然后兵渐停撤，而饷可议节矣。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 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①从李鸿章、左宗棠的见解来看，就塞防与海防的关系而言，李鸿章单纯 强调海防是片面的，主张放弃新疆亦是错误的。左宗棠能够从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着想，虽身处西北，仍关心东南沿海的防务，他坚持用兵新疆是从维 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角度考虑的，其“海防与塞防并重”主张的提出，无疑丰富了国家总体防御的战略思想。在晚清的海防与塞防之议中，左宗棠的主张 是正确的。左宗棠还建议对关外统帅加以调整，认为景廉“泥古大过，无应变之才”， 请求“以景廉之任改畀金顺”②，由金顺任乌鲁木齐都统，以统驭关外诸军。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被清廷所采纳。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 年5 月 3 日），清廷发布“上谕”，称左宗棠筹办海防塞防的奏疏“所见甚是”， 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仍帮办军务，调景廉等来② 《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54—155 页。① 《复阵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88—191 页。② 《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96—197 页。京供职，授左宗棠关外用兵、粮饷转运等各项权力。这样，身兼陕甘总督的 左宗棠又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新职踏上了规复新疆的征程。这对于左宗棠来说，他多年甘愿引边塞之苦为荣，决心收复新疆的愿望有了实现的 可能，可谓英雄有用武之地！就左宗棠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而言，清朝最高统治者 不仅对海防与塞防同样予以重视，而且一改以往任用旗员节制、统辖新疆的惯例，不是以金顺接替景廉负责关外用兵事宜，而是赋予左宗棠以督办新疆 军务全权去收复新疆，表明一向在反侵略战争中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此时也强硬起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清政府难得做出的一次正确抉择！对于左宗棠的新使命，署两江总督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在致 左宗棠函中称此为“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①这一评说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左宗棠本人在接受新任两年后的回顾中也说：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生平梦想所不到， 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无总要之处可以安兵；乌鲁木齐各城纵克，重兵巨饷，费将安出？伊犁为俄人所踞，喀 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无疑，左宗棠用兵新疆，并非要为个人利益去“立功边域”，他甘愿“引边荒艰巨为已任”的“不 自忖量”之举，恰出于对祖国边疆安危高度负责的责任感。尽管征途坎坷，困难重重，但他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规复新疆的历史重任。① ［清］刘坤一：《复左宗堂》，《刘坤一遗集》，第 4 册，第 1823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② 《新疆贼势大概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422 页。二、运筹帷幄，进规北疆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军务，可以说是为中国近代反对外国侵略斗争史揭 开了新的一幕。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承担起收复新疆重任的唯有左宗棠。对此，就是左宗棠本人也是十分清楚的。他在家书中说：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衰病余生，何能担荷重任？惟密谕“英、俄有暗约扰我西路之说，英由印度窥滇之腾越，俄窥喀什噶尔，使我首尾不能顾”。 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左宗棠预筹出关的举措主要包括进行军事部署和充分考虑、实施后勤保障问题两个方面。 在军事部署方面，左宗棠注意从制订战略战术计划和整顿营伍以提高战斗力两点入手。还在左宗棠被任命为督办新疆军务前的有关加强塞防的奏折 和函牍中，他已陈明先歼灭阿古柏匪帮，然后索还伊犁的战略构想。他还认为实现收复除伊犁外的新疆领土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应分为两步走，即首先平 定北疆，接着再底定南疆。他分析新疆地形时说：“天山南北两路”，“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①他督办新疆军务后，认为必须布署周妥，乃可定师 期，令刘锦棠“自定出关马步二十余营，以缓进速战为义”。②左宗棠召集各军“分统来兰会商办法”③，共同讨论军事问题。随后，左宗棠确定了消灭阿 古柏势力的具体步骤。他指出：“此次进兵，先北路而后南路。如大军攻剿古牧地乌垣、红庙一带，帕夏敢赴北路之援，官军猛打数仗，自可挫其凶锋。 将来下兵南路，声威已张，或易著手。”④“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当北路进兵时，安集延或悉其丑类与陕甘窜逆 及上回合势死抗官军，当有数大恶仗。如天之福，事机顺利，白逆歼除，安集延之悍贼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势较易。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 也。”⑤在进行战斗部署的同时，左宗棠还依照“整军乃能经武”的古训，一面对已出关和准备出关的军队予以整顿，将金顺、景廉、穆图善等部加以裁 并，一面强调“精择出关之将”，任用“英锐果敏，才气无双”的刘锦棠总理行营事务，对其他“统领、营哨各员，均酌简相信员弁乐事赴功者用之”，⑥并对各军严加训练。 在筹划军队的后勤保障方面，左宗棠把精力主要用在筹粮、筹饷和筹转运上面。左宗棠认为行军打仗离不开粮食的供给。他说：“师行粮随，事豫 则立。”因此，“师行北路，宜用北路之粮，不但节费，亦免粮耗。”他建议北路于归化（今呼和浩特市）设立北局，南路以肃州（今酒泉市）为南局， 负责北、南两路的粮食补给。他还命令已出关各军在巴里坤、哈密等地办理采粮、开垦，并对“蒿武军”统领张曜“在哈密办屯垦水利，事必躬亲，不 惜劳瘁”的做法给以肯定，认为“以后踵而行之，固此奥区，保绥戎藩，可① 《与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3—194 页。① 《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191 页。② 《答曾沅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三九。③ 《答刘岘庄》，《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四○。④ 《答张郎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二○。⑤ 《新疆贼势大概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421 页。⑥ 《请敕两江迅解老湘全军月饷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330 页。成数十百年无穷之利。”①左宗棠为筹饷问题在议论海防、塞防两者并重时强 调应保障西征用饷。西征军的军费每年支出约 800 万两，但实际收到的各省协饷只有 500 万两。后来“各省之协济洋防者，又皆以洋防为急、塞防为缓”， 以致西证军“出款日增，入款大减”，光绪元年西征军“每年只发一月满饷”。②因此他多次上奏请求敕下各省如数拨解协饷，并主张暂借洋款以补不足。西 征军饷源匮缺的情况受到清廷重视。光绪二年（1876 年）三月左宗棠督率大军出关之际，清廷发布“上谕”称，“左宗棠出师塞外，必须士饱马腾，方 足以壮军威而张挞伐。各营将士踊跃前驱，尤深廑念。各省协解西征饷银未能足数，致有积欠口粮。此次远道进兵，粮饷必须充裕。加恩着于户部 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①左宗棠对此“感激涕零”，“不能自己！”②出征将士总算有了物质上的保障。除筹粮、筹饷之外，左宗 棠还十分重视粮食和军火物资的转运问题。西征之师须驰骋数千里，筹划转运也并非易事。左宗棠主张关内运粮以车驼为主，关外则以驼运为主，解决 了粮食转运的难题。他还通过上海采办转运局、汉口后路总粮台、西安总粮台等转运军火物资，并由兰州机器局自造枪炮供应前线。经过近一年的积极备战，左宗棠于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876 年 3 月16 日）离开兰州西进，三月十三日（4 月 7 日）抵达肃州（今酒泉市），就 近指挥收复新疆的战略决战。从四月初开始，左宗棠与刘锦棠“熟商进兵机宜”之后，令刘“率各营 长驱大进”③，开赴新疆哈密，旋进至古城。五月，“蜀军”徐占彪部出关进驻巴里坤。此时，张曜部“蒿武军”已先期驻扎哈密，金顺所辖军队在济木 萨、古城一带活动。左宗棠目送出关各军，心情格外激动。他说：“前军已陆续开拔，大约五月内始有战事。万里长驱，每营仅发四个月盐菜，无却步 者，忠哉我军。”④“出塞诸军，英气勃勃”⑤，这正是对为保卫祖国领土而挺进新疆的西征军出关情形的真实写照！左宗棠规复新疆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进取北路乌鲁木齐、玛纳斯二城， 重点是攻克乌鲁木齐。新疆北路被阿古柏匪帮侵占后，原陕西回军的首领白彦虎从甘肃逃至新 疆投入阿古柏的怀抱，成为民族败类。阿古柏盘踞南疆，在北疆则委派所谓的乌鲁木齐阿奇木伯克马人得联合白彦虎代行其统治，据有乌鲁木齐和玛纳 斯等城，其主要兵力集中于乌鲁木齐东北面的古牧地。此时，先后出关的西征大军已由东向西依次进驻哈密、巴里坤、古城、 济木萨。左宗棠认为，金顺驻军济木萨，距乌鲁木齐尚远，“贼之精锐多在古牧地，是处距阜康县城九十里”。因此他命令刘锦棠“到济木萨后，以大 队径驻阜康县城，出队捣古牧地。此关一开，则乌垣红庙子贼不能稳抗，白① 《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等画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288—289 页。② 《清敕各省匀济饷需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328—329 页。① 《钦奉恩谕拟缓借洋款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461 页。② 《钦奉恩谕拟缓借洋款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462 页。③ 《驰抵肃州各军分起出关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458 页。④ 《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一五。⑤ 《与雷纬堂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一六。逆必窜吐鲁番，以寻去路”。①根据左宗棠的部署，刘锦棠带轻骑至济木萨金 顺行营，商定进兵方略。然后，刘锦棠返回古城，率湘军马步各营于六月初 一日（7 月21 日）抵济木萨。刘锦棠、金顺二军会合后，均于六月初八进至 阜康。白彦虎知悉清军已兵临古牧地附近后，便从乌鲁木齐移踞于此，试图负隅顽抗。阿古柏也从南疆调遣援军前来助战。刘锦棠于八月二十一日潜师 夜赴，会金顺所部，进袭黄田。由于“官军奋威猛击”，二十二日“攻拔黄田坚卡”。二十三日，刘锦棠派营分扎古牧地城正东及东北面。次日，大军 开始攻城，各营“士气愈奋，皆冒枪炮斩关而入，立将城关攻破”。二十七日，刘锦棠、金顺饬所部各营急攻，于第二天攻克古牧地城。白彦虎带领残 部向南疆逃窜。刘锦棠乘势于八月二十九日（10 月 16 日）直捣乌鲁木齐。这样，被左宗棠视为“新疆关键”①的乌鲁木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刘锦棠、 金顺会同署伊犁将军荣全派兵于九月二十一日（11 月 6 日）又乘势克复玛纳斯城。阿古柏匪帮在北疆的势力被全部驱除。① 《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二九至三○。① 《会师攻拔古牧地坚巢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大慨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491—494 页。三、决胜千里，底定南疆左宗棠在乌鲁木齐克复后，即筹划进军南疆的第二步战略计划。他一面 拟商金顺布置各城堡要隘和善后事宜，一面“咨调张曜、徐占彪会同刘锦棠进规南路”。他认为：“不得乌鲁木齐，无驻军之所，贼如纷窜，无以制之， 不仅陕甘之忧，即燕晋、内外蒙古将无息肩之日”②。左宗棠认真分析了南疆的局势，他指出：“安集延酋帕夏已派贼骑五千， 合乌垣、红庙逸去之贼，踞乌垣南二百余里之达坂城即噶逊营，以拒官军。帕夏自踞托克逊，筑三城为犄角，与其悍党守之”。白彦虎窜入托克逊，阿 古柏“待之甚倨，并勒其随行贼众剃发易服，傍三城以居”。“察度南路贼势，守吐鲁番者拒哈密官军，守达坂者拒乌垣官军，皆所以护托克逊坚巢也。 而达坂、托克逊，尤悍贼麇聚之区，贼骑皆多至数千，守御甚固。”③因此，要进兵南疆，必须集中兵力击破吐鲁番、达坂、托克逊这三城所形成的犄角 防线，痛歼阿古柏的主力，这样才能为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今莎车县）、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等“南八城”打开通道。 左宗棠在对南疆的敌情进行分析研究之后，认为规复南疆仍须采用“缓进急战”的战略战术，告诫刘锦棠在北路肃清，“屡胜之后，尤宜慎宜加慎， 勉力图维，断不可掉以轻心，致贻后悔。”①因此，他不同意刘锦棠提出的在克复乌鲁木齐后急于进攻南路的建议，指出：“所议会师进规南路八条，可 采者多，已分别咨行照办矣。惟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罅隙可寻，则转运常通，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牵掣，可保万全。”②左宗 棠决定第二年春季进兵南疆，同时强调“目前应办之事必应迅速办理”。他命令刘锦棠、张曜、徐占彪等部抓紧进行军队休整和军需补给工作，并奏请 调派驻山西包头的“卓胜军”记名提督金运昌率所部至乌鲁木齐，以替出刘 锦棠部南下。光绪三年（1877 年）春，西征军南进的时机成熟。此时，金顺已被清廷 任命为伊犁将军，驻守玛纳斯以西，负责北疆西部地区的防守，并监视伊犁俄军的动向。金运昌所率“卓胜军”抵达乌鲁木齐，与刘锦棠部湘军换防。 三月初一日（4 月 14 日），刘锦棠亲率马步各营及炮队由乌鲁木齐逾岭而南，进军达坂城，开始了规复南疆的战斗。与此同时，张曜和徐占彪分别从哈密 和巴里坤西进吐鲁番。这样，西征军对达坂、吐番鲁、托克逊一带的阿古柏匪帮主力形成了从东面和北面的攻击态势。阿古柏面对着清军攻取乌鲁木齐和即将进规南疆的局势，极为慌恐不 安。于是，他试图通过英国主子说服清政府让其在南疆“立国”。光绪二年（1876 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利用处理“马嘉理案”与李鸿章谈判之机， 要求李鸿章转告总理衙门，称英国可以代阿古柏乞降“立国”。总理衙门将此事函告左宗棠。左宗棠认为阿古柏“窃踞南八城及吐鲁番”，且勾结白彦② 《详陈攻拔古牧地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战状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册，第 509—510 页。③ 《搜剿窜贼布置后路进规南路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548 页。① 《与刘毅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一四。② 《西宁刘道禀乌垣克复急宜进攻南路应办事宜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73 页。虎盘踞乌鲁木齐等地，“中外共知”。威妥玛代其请降，又称阿古柏为“喀 王”，“请为属国”，竟“敢以此妄渎尊严”，实属可恶。左宗棠拒绝了威妥玛的“说情”，揭露了其真实用意，即“英人代为请降，非为安集延，乃 图保其印度腴疆耳，俄英共争印度数十年矣”。左宗棠表示向南疆进军的信心和决心是不容动摇的。他致函总理衙门大臣说：“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即噶 逊营、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大恶仗，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①阿古柏企望英国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的图谋未能得逞，便想依恃 天山之险布重兵于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以继续顽抗。达坂是由乌鲁木齐进入南疆的必经通道。从达坂至东南方向的吐鲁番有 200 里，至西南方向的托 克逊为百余里。因此，阿古柏在达坂重点设防，委派爱伊德尔呼里防守于此。吐鲁番旧有满、汉两城，阿古柏遣白彦虎等据守此地。托克逊为阿古柏侵入 新疆后长期经营的老巢，其主力盘踞于这里，阿古柏看到清军来势勇猛，便 离托克逊到距此700 里的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遥控战局，并令其 次子海古拉守御该城。阿古柏自以为“设险重叠，有恃无恐”，却不料在刘锦棠等部“取急风迅雷之势”①的打击下，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在仅仅11 天之内就全部被西征大军所攻克。三月初三日（4 月 16 日），刘锦棠率部抵达柴窝铺，留营驻扎。当天夜 晚，刘锦棠调派兵力“乘贼不觉，径趋达坂”，“立合锁围，杜贼窜逸”，向达坂发起进攻。第二天，刘锦棠亲率大军“环列圆阵，匀布整齐”，敌军“擎洋枪指击，并发开花大炮”。“我军伤亡十余人，屹立如故”。刘锦棠 在自己的坐骑中弹立毙的情况下，又“易马而前”，饬各营奋勇攻城。经数日激战，刘锦棠率军于三月初七日攻克达坂城。接着，刘锦棠率各营于十一 日“潜师夜起”，至十二日抵白杨河。刘锦棠分兵二路，一路由道员罗长祜等带领驰往吐鲁番会同张曜等部主攻此地，一路则由刘锦棠率领“由西南进， 直捣托克逊城”。经一夜激战，刘锦棠部于十三日晨攻克托克逊。同一天，张曜、徐占彪，罗长祜等部也一举攻占吐鲁番满、汉两城。白彦虎、海古拉 自闻西征大军即将攻托克逊时，便分别从吐鲁番、托克逊“踉跄而逃，曾不 停趾也”。②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克复后，左宗棠指出：“以目前局势言之， 南八城门户洞开，应即整旆长驱，以符‘缓进急战’之议。”他正告阿古柏：“如知去逆效顺，缚白彦虎，献南八城，固可不重烦兵力；否则，深沟高垒， 先据形势，图老我师，则官军分道长驱，集粮转馈，事不容已。”①左宗棠决定迅速收复南八城。他命令刘锦棠速谋进取，务出万全。调张曜同赴前行， 兼筹粮运。饬徐占彪留吐鲁番办理善后，西征大军已锐不可挡，南八城的收 复也为期不远。阿古柏在西征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知人心已去，日夜忧泣”，遂于四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三○至三二。① 《湘军刘总统禀规取南路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93 页。② 《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详细情形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宗棠全集》 奏稿，第 6 册，第 654—659 页。① 《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详细情形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宗棠全集》 奏稿，第 6 册，第 659 页。月行至库尔勒“饮药自毙”。②海古拉集结残匪向喀什噶尔溃逃，又被其兄伯 克胡里杀死。阿古柏建立的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之 中。清廷在“关外军情顺利，吐鲁番等处收复后”的有利形势下，令左宗棠 就南疆和伊犁问题“通盘筹画”，“统筹全局”，迅速密奏。左宗棠在上奏 中指出：立国有疆，古今通义。顾祖禹于地学最称淹贯，其论方舆形势，视列朝建都之 地为重轻。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