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本书对晚清名臣左宗棠进行了深入研究。生平篇中，将左宗棠同他所处 的时代相联结，突出其倡导洋务运动以促进中国近代化和重视海防塞防以抵抗外来侵略的活动与作用，并注重刻画其心态与行动之间的交映关系；思想 篇中，对左宗棠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洋务、外交、军事诸思想予以系统归纳、阐述和评价，着意揭示其爱国以御侮、经世以致用、求强以自立 等适应近代社会发展趋向的思想底蕴和特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 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 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 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 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 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 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 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 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 早在 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 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 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 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 人物中，遂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 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 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 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己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 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 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522 页。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 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 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 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 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 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领地 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 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 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 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 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 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 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 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 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 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 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 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 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 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 3 页。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41 页。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的缘故。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 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 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 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 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 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 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 组成部分。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 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 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 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 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 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 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 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 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 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 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幅主编和中 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 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 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 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 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1990 年 10 月 7 日左宗棠评传导论左宗棠与他所处的时代在中国近代史上，本书传主左宗棠（字季高，又字朴存）是一个颇为引 人注目的人物。他生活的时代，经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边疆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作为清朝的 封疆大吏，他自然在“靖内”方面与民众的反清起义为敌；作为反抗列强侵略的民族英雄，他又能够在“御侮”方面誓同西方殖民主义者抗争；作为洋 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巨擘之一，他则为中国的近代化立下了创榛辟莽的劳绩。如果把其生平与思想置于时代变迁的发展脉胳中加以认识，那就可以得出初 步的印记：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以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是其功绩；站在人民起义的对立 面，维护与拯救清王朝统治的举措，是其过失。清嘉庆五年（1800 年），乃世纪之交。步入 19 世纪的清王朝，由盛转 衰，不复再现“康乾盛世”的景象，其衰落的迹象，固然表现在统治机制的紊乱，如吏治昏暗、军纪涣散等，但更重要的则是表现在闭关锁国政策和昧 于世界大势。对于这一点，恰是习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最高统治者所没有、也根本不愿觉悟的。世界历史的进程在 16—18 世纪因新大陆的开辟、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产 业革命的相继进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蒸汽机的发明利用和机器工业代替手工操作，大为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坚船利炮成为殖民扩张的有力工具，非 洲、西亚、南亚沦入西方殖民者的樊篱，位于东亚的中国在 19 世纪初正成为其觊觎的目标而濒临被蚕食的危险。然而，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世界大势的这一流变却不屑一顾，他们在闭 关心态的支配下，表现得过于迂腐和昏愦。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英国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抵京后要求觐见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答应予以 接见，同时申明英使觐见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阿美士德不愿行此礼节，结果被立即遣迭回国。嘉庆皇帝依然把阿美士德使团视为“贡使”，殊不晓19 世纪初的英国已经发展成为海上霸主和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他甚至把使 团带来的机器制品看作“奇技淫巧”，曾“敕谕”英吉利国王称：“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器”，①对西方的近代文明采取鄙 斥的态度，主张“实力禁绝”。道光皇帝在他统治的第 20 个年头遇到了鸦片战争。他自继位后，面对西方殖民者的不断侵扰，认为只要简单地闭关 绝市，即可万事大吉，却不料英国的叩关脚步已在加紧。因此，尽管英吉利多次遣使来华，把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国并掠走巨额白银，英舰已在中国 沿海穿梭游弋，但在道光十九年（1839 年）林则徐（字少穆，一字元抚，福建侯官人）到广州查禁鸦片并开始了解外国的情势之前，不仅清朝的皇 帝、大臣们对外国的情况茫然无知，就连驻在唯一通商口岸广州的地方大员也未曾注意一下英国的情况，难怪鸦片战争打了近两年时，道光皇帝还 在“上谕”中问道：“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①皇帝如此昏愦，战争的 结局可想而知。咸丰皇帝更是以虚骄著闻。庚申之役（指 1860 年英法联军之役）的“创巨痛深”并未扭转其闭关的心理，他躲到热河行宫不敢“回① ［清］王先谦编：《东华续录》（嘉庆朝），卷四二。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776—1777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銮”，确缘于不愿至京师同外使就觐见递国书的礼节问题再起纠葛，而他 在派奕为议和大臣时所告诫的“汝不值与该夷见面”的言辞却难以实现。奕在京师同英法代表议和不可能不互相见面，且奕还受到英使额尔金 的傲慢相待。令咸丰皇帝不满的是“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②，他所关心的仍是天朝的所谓“威严”。但第二次鸦片战争津沽失陷、京城 遭劫的结局，已经使清王朝的威严扫地了。因此，清朝的“衰落”是与列强的“强盛”相较而言的。于是，拯衰于兴、转弱为强，摈弃闭关心态而置换开放的理智，成为时 代的需求。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行动预示了中国近代新思维的脱颖而出。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①加以研究的创举和提出“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②的主张， 被其好友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以“师敌之长技以制敌”③而概括之。继林则徐之后，魏源“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忐》，再据历 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而“钩稽贯串”、“前驱先路”所作的《海国图志》，系统地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认为“夷 之长技”主要为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三个方面，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④林、魏的主张触及到坚船利炮 的器物文化层面。善于洞悉社会环境，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的历史人物往往在其共识方面表 现出颇为惊人的相似之处，本书传主即是一例。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左宗棠不过是个湖南的乡曲布衣，而他却能以超前意识在道光十九年（1839 年）即 注意对“海国故事”探赜索隐，且于战发后与其师贺熙龄（字庶农，湖南善化人）讨论战守机宜，主张“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之制敌”。当然， 左宗棠此时的认识水准还未达到“师夷长技”的高度，但他“海邦形势略能言”的自白，则证明他也已睁开眼睛瞄视着“海国”演进的情况。可贵的是， 左宗棠不仅自诩为林则徐、魏源思想的继承者，而且他的行动也表明其为林、魏主张的实践者。他对林则徐被道光皇帝罢免一事深为痛惜，认为“目前人 望无如此公者”。他在读了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等疏稿后，感到此“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①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他与林则 徐在长沙湘江木舟上的会面晤谈，更是受益匪浅。同治五年（1866 年），他在林则徐的“桑梓之邦”创办了福州船政局，正实现了林氏仿造外国船舰的 愿望。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 年）莅福州组织抗击法国侵略之际，在为《林文忠公政书》作《叙》时写道：“军书旁午，心绪茫然，刁斗更严，枕戈不 寐，展卷数行，犹仿佛湘江夜话时也”。②左宗棠实乃林则徐事业的后继者。左宗棠对魏源的《海国图志》推崇备至，赞为发愤之作，并称“同、光间福② 《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第 7 册，第 2334、2547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① ［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 174 页，中华书局 1976 年版。② ［清］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885 页，中华书局 1965 年 版。③ ［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 177 页，中华书局 1976 年版。④ ［清］魏源：《筹海篇》，《海国图志》，卷二，页四至六，光绪二年重刊本。①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七。② 《〈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75 页，岳麓书社 1987 年版。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以制之也”。③左宗棠确实汲纳了魏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精髓，且予以弘扬光大。“师夷”以“制夷”，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新命题。也就是说中国原有 的刀矛弓箭、帆篷舟楫已无法抵御外国近代化的坚船利炮，要变更此况，必须学习外国的长技，使“西洋之长技皆中国之长技”，以抵御列强的侵略。 这一符合逻辑推断的新主张不仅领导了 19 世纪40 至 80年代中国思想领域的发展潮流，而且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与开新起到了非同小可的积极推动作 用。中国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之兴，无疑是“师夷长技”思想结下的硕 果。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震动。诚如时人所说：“夷 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①面对此况，许多有识之士决意把购买和仿造外国船 炮作为救时第一要务付诸于实践。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 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②左宗棠指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 族之所恃”。③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认为：“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④李鸿章（字 少荃，安徽合肥人）建议尽快制造轮船，“以之行驶海口长江，庶为中国御侮自守之用”。⑤洋务派在谋求自强以御外侮方面达成的共识，促成了洋务运 动的兴起。左宗棠正是以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的身份在其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师夷长技”，即向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那么怎样学习，有 无必要学习，乃西学东渐之风还未强劲之晚清社会中颇有歧异的一个难题。左宗棠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他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 中国不能做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②。这种 开放的姿态同顽固派墨守旧习，闭目塞听，以为向西方学习定会“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③ 的心态和“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 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④的表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左宗棠也界定了③ 《〈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57 页。① 《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卷七一，页一七。② [清]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四，页一○，长沙传忠书局光绪二 年刻本。③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二五。④ 《海防档》（丙），《机器局》，第 1 册，第 4 页，台北版。⑤ 《海防档》（丙），《机器局》，第 1 册，第 28 页，台北版。① 《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61—63 页。② 《答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三三。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二五。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页二至四。学西的范围，认为西方的“艺事以语言、文字、制造三者为要”，强调“艺 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⑤他把中学视为“本”，将西学看成“末”，正与中国近代化初始时期“中体西用”的理论 息息相通。这虽然限制了学西的内容，但又给西学的引入加上了“正当学问”的标签，为封闭型的封建文化模式向开放型的融合中西的近代文化结构的转 型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因此，左宗棠在对待“请觐”礼仪这一久争未决的问题时，便表现得开明多了。他认为“泰西各国与中国远隔重洋，本非属国”， 清朝自然就不再应以“天朝上国”自居，把西洋各国来使以“贡使”相待。况且“今既不能阻其入觐，而必令其使臣行拜跪礼，”①这是不可能的。显然， 左宗棠的这种认识不仅同国际交往中的礼节习惯相接轨，更重要的是他摆正了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摆脱了闭关心理的制约。“制夷”，即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这是时代的主旋律。鸦片战争 以降，中国备受列强的侵扰和欺凌，主权受损，领土被割，财富遭劫，生灵涂炭。因此，如何御侮而自强，就成为时务之急。左宗棠说：“自海上用兵 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 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②可见，“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揭示了这个主题。一个颇应引起重视的史实是，在以求强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兴起后的十几年 至二十几年内，曾发生有日本侵台、阿古柏匪帮（左宗棠称之为安集延夷人）和俄国侵略新疆、法国侵华等事件，经实践检验，“师夷长技”带来的成果 改变了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完全失败的记录。日本侵台事件刚发生，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即被任命为台防大臣，率福州船政局制 成的 15 艘轮船加紧布防，使日军感到“抵台南之船均非中国新船之敌”，③未敢轻举妄动。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可谓深谋远虑。在规复新疆的过程中， 左宗棠强调“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①其中在“精求枪炮”方面，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局就加紧赶制军火，以供应西征大军， 保证了进取北疆、底定南疆的顺利实现。中法战争期间，左宗棠派其部将王德榜组织“恪靖定远军”，并负责转运由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制造的 武器装备增援两广前线。随后，任两广总督的洋务派新秀张之洞起用名将冯子材，会同王德榜，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此时，左宗棠己督办福建军 务，挫败了法军侵占台湾和进一步染指东南沿海的阴谋。因此，史学界在为中法战争结局定性时所称的“中国不败而败”中的“不败”，正是张之洞、 左宗棠与爱国官兵的努力使然；“而败”则是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所致。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巩固塞防和加强海防两个方面。对 此，他本人也是引以为荣的。在他人生尽头仅一个月前，左宗棠以豪迈的气质作诗回顾了他出关持节和坐镇东南的历历征程。诗中“提戎敌忾效前驱， 马蹄蹴破天山雪”一句，再现了西征大军随他收复新疆的壮观场景；“海防善后事孔急，将士还须猛着鞭”②一句，则展示了他对海防的关切之情和奋斗⑤ 《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6 页。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页五二。② 《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5 页。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② 《题〈疏勒望云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66—467 页。不息的拼搏精神。所以说，时代造就了左宗棠，而左宗棠也没有负于他所处 的时代。生平篇第一章乡间寒士一、出身于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 年 11 月 10 日），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 湘阴县东乡左家棠的一个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中。左宗棠的祖辈自南宋由江西迁至湖南后，世居湘阴。湘阴位于省城长沙 北面约 30 余里处，濒临洞庭湖，并有湘水这条长沙城下最大的河流绕贯县内，环境优美，交通方便。左家算得上在当地有一定声望的大家族，“支派繁衍，其间忠孝节义， 散见于郡邑之志载及家乘之所传闻，乡人士类能言之。”①左家“先世耕读为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②可谓是一个以七代秀才传世的书香门 第。左的曾祖父左逢圣为县学生员，以孝义著闻，且“居贫好施”，“生平举止端严，所读经史皆手录”。③其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以“律躬之严， 闲家之肃，敦睦家族推济乡里”④而名扬乡里。父亲左观澜乃县学廪生，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贫居教书 20 余年，其“教人为文必依传注诠经旨”。⑤ 生长于这样的家庭中，接受耕读家风的沐浴，自然会深深地受传统思想文化及伦理道德的熏陶。左宗棠一家有祖辈遗田数十亩，岁收谷 40 余石，但靠此来维持一个三代 十口之家的生活也不算宽裕。家境的清贫，使他的父亲左观澜不得不为生计而四处奔波，为人教读，以所得束修维持全家的吃穿费用，甚至出现了“非 修脯无从得食”的境况，遇到灾荒，只能是“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⑥对于这样“寒素”的生活，左宗棠后来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常常回忆述及， 多有感慨。他说：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母归 我时，我已举于乡，境遇较前稍异，然吾与尔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位下沾襟也。吾二十九初度时在小淹馆中曾作诗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贫苦之状，有四旬云：“研田终岁营儿铺，糠屑经时当夕飧。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至今每一讽咏 及之，犹悲怆不能自己。①吾家本寒素，尔父生而吮米汁，日夜啼声不绝，脐为突出，至今腹大而脐不深。吾 母尝言育我之艰、嚼米为汁之苦，至今每一念及，犹闻其声也。左宗棠成长于如此清贫之家里，逐步养成了吃苦耐劳和节俭质朴的生活习惯。 左宗棠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他作为年龄最小的男童，倍受其祖父左人锦的宠爱。左宗棠三岁时，常“读书梧塘”（梧塘为左家先祖课诸子孙处）。 一次，左宗棠随祖父到宅后山上采栗子，他采到栗子回家后能平均分给哥哥、姐姐，“不自取食”。左人锦喜曰：“此子幼时分物能均，又知让而忘其私，① 左宗植，《慎盦文钞·族谱序》，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1 页，岳麓书社 1983 年版。② 《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66 页。③ ［清］郭嵩寿：《湘阴县图志》，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1 页。④ ［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卷一，页一一，道光二十八年刻本。⑤ 《长沙徐君墓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40 页。⑥ 《二十九岁自题小像八首·第四首自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8 页。①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4 页。②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88 页。异日必能昌大吾门。”③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挈家迁居省城长沙贡院 东左氏祠，以开馆授徒维持全家的生计。左宗棠、左宗植、左宗棠兄弟三人随父读书，“不名他师”。左观澜对儿子们抱有厚望。他自己虽是个秀才， 多年未中举人，便 望子成龙，希冀他们以后能步入科举的殿堂。于是，他“教人循循善诱，于课子尤严，数年之间入学食饩，一时从游者甚众”。①左宗棠 四岁时便随其兄听课。他每次听其父“讲授生徒”及其兄“诵读之书，辄默识不忘，偶属对，颖悟异人”。一日，左观澜课宗棫、宗植读《井上有李》 文，至“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句，便问“二桃”的典故出自何处，坐在一边旁听的宗棠即刻答道：“古诗《梁父吟》有之”。②左宗 棠 5 岁起开读《四书》中的《论语》和《孟子》，兼读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大注》（即《四书章句集注》）。他 8 岁开始，学习制艺（即八股文），其父“每命题，必令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③目的是让左宗棠对科举 考试的必读和必考书《四书章句集注》，从小便能够烂熟于心。左宗棠还间读史书，留意书法，“自童儿时，即知慕古人大节，稍长，工为壮语，视天 下事若无不可为”。④这样，左宗棠在童年时代即得到其先辈的循循善诱和严格训导，培养了浓厚的读书兴趣。正如他后来在长沙城南书院的老师贺熙龄 所说：“左子季高从余游，询其学之所自，则一禀于尊甫先生之教。其教于家者，必本于身，肃然翼然，尊卑上下，罔敢稍越。余于是而知季高学业之 成就，其父教然也。”⑤③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4 页。①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 5 页。②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4 页。③ 《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5 页。④ 《答吴桐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一七。二、举业坎坷与涉足经世致用之学道光六年（1826 年）， 14 岁的左宗棠始应童子试。第二年，他又应长 沙府试。长沙知府张锡谦对他的试卷“亟赏之，屡拔置前，欲以第一录送”，但“旋见某生年老”，又抑置左宗棠为府试第二名，并亲自召见之，“加奖 勉焉”。①左宗棠顺利地通过了为取得生员（秀才）资格的童子试和府试这两项预备性考试。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参加院试（又称郡试、道试）之际， 却因其母亲病重而未赴院试，放弃了这次考秀才的机会。道光八年（1828 年），左宗棠于丁母忧期间，“益致力于学”。②正如 他自己后来所说的 16 岁之后为勤勉于学的得力时期。他说：“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十六岁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 则无成矣，勉之！”③左宗棠企望能走科举登第之途，但他又没有把全部心思用在应科举、读 四书、做八股上面，而是对经世致用之学颇加留意。道光九年（1829 年）， 年方 17岁的左宗棠在书铺里购得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 要》，便“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他还买到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乾隆朝名臣齐召南的《水 道提纲》诸书，更是认真研读，“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①他对家中所藏的清道光年间由著名思想家魏源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所编的旨在“经 世以表全编”②的《皇朝经世文编》则是爱不释手，加注评语，“丹黄殆遍”，详加考论。左宗棠对经世有用之学的追求，引起了许多沈醉于八股时文的士 人的非议和嘲讽。对此，左宗棠后来对其儿子追述这一情形时说：“土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③道光十年（1830 年），被左宗棠视为“学术之纯正，心地之光明”的“嘉、 道两朝名臣”贺长龄因丁忧居长沙。左宗棠出于对这位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名臣的敬慕之情，拜访了贺长龄。贺与左交谈，深为其年少学博而高兴，竟“以国士见待”。④其实此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名年仅 18 周岁连生员资格还 未取得的青年人，而贺长龄则早已是进士出身、官至江苏布政使的地方要员。左宗棠受到如此器重，说明他在经世学问的探索上已有足以为贺所赏识的见 解。贺长龄面对眼前这个“颇好读书，苦贫乏无买书资”的青年人，答应出借家中所藏图书。左宗棠“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 不以为烦”。左宗棠还书时，贺长龄又“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贺的“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深深地感动了左宗棠。他勉 励左宗棠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①左宗棠在贺长龄的热情关怀下，学识大有长进。道光十一年（1831 年），左宗棠读书①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7 页。②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 7 页。③ 《与癸叟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 页。①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7 页。② ［清］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魏源集》，上册，第 158 页。③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7 页。④ 《与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一六。① 《清将前任云贵总督贺长龄事绩宣付史馆并准入祀湖南乡贤祠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七， 页三○。于长沙城南书院。当时主持书院的山长是贺长龄之弟贺熙龄。贺熙龄曾任湖 北学政，他“掌教城南，辨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②他对清代乾嘉学派重在考据、崇尚空疏的学风加以批评，大力提倡 经世致用。他指出：“读书所以经世，而学不知要，瑰玮聪明之质，率多隳败于词章训诂、襞襀破碎之中，故明体达用之学，世少概见”。③贺熙龄在讲 学中，对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④培养的学生多为既崇奉宋儒义理之学，又能穷经而致用的有用人材。左宗棠追随贺熙龄“十 年从学”，深受贺氏思想的影响。左宗棠自己说，他“从贺侍御师游，寻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⑤贺对左也尤为器重，曾说：“左子季高，少从 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⑥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还与同窗好友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等人以学行相砥砺。胡林翼“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与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扼塞、 兵政机要，探讨尤力”。①他与左宗棠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识。这一年，左宗棠还到由湖南巡抚吴荣光设立的湘水校经堂学习经学，七次取得考试第一名 的成绩。他在城南书院和湘水校经堂学习期间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一年前，他的父亲左观澜因病去世，左宗棠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日食不给”，只能“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②但贫困的生活并没有难倒左宗棠，他在艰苦的 环境中奋力学习，并争取到优异的成绩。对此，左宗棠曾感慨他说：“自十余岁孤露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③ 道光十二年（1832 年），左宗棠纳资为监生，应湖南乡试。在科举考试中，考生的试卷须先经同考官阅看，择其优者加以评定，然后向主考官推荐， 方能取中。左宗棠的试卷未能通过同考官这一关，被斥为遗卷。但由于这一科是为道光皇帝五十寿辰而开的“恩科”，特命主考官搜阅遗卷，主考官徐 法绩披览五千余卷，搜遗得六人，其中左宗棠位六人之首。同考官疑此为人情“温卷”，不愿补荐，恰湖南巡抚吴荣光监临闱中，他深知左宗棠才华出 众，同意徐法绩复取的六人，加上“在事诸公多有知余姓名者”，④左宗棠这样才考中了举人。重要的是，左宗棠通过这次乡试，在湖南已多少有了一点知名度。 左宗棠参加乡试后，与周治端（字筠心，湖南湘潭人）结婚。由于无钱操办婚事，只得入赘湘潭周家。尽管左宗棠感到“居妇家，耻不能自食”， 但结婚的欢悦和“婚未逾月，湖南省试名录至”①的喜讯都为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而且与左宗棠同岁的周夫人能文善诗，对于夫君的学行关怀备至，倾② ［清］唐鉴：《御史贺君墓志铭》，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8 页。③ ［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卷二，页一一。④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掌年谱》，第 8 页。⑤ 《〈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 8 页。⑥ [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卷一，页一一。① 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卷一，页八。②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 9 页。③ 《与郭意城》，《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五，页六九。④ 《徐熙庵先生家书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81 页。① 《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356 页。心相助，也使他领略到了家庭的温煦。 中举之后，左宗棠的下一个目标是参加第二年春季在京师举行的会试。左宗棠贫不能治装，周夫人则“出百金治行”。此时左的姐姐“贫不能举火”， 他又将旅费百两“悉举以赠”。亲戚闻讯，又凑积“百金”以赠，才使左宗棠得以北行。道光十二年（1833 年）春，左宗棠在北京参加了癸巳科会试，在三场考 试中的三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八韵诗、五篇五经文、五道策问文虽被考官评为：“首警透，次、三妥畅，诗谐备”，“气机清适，诗稳”，②却与进士无 缘。出闱后，左宗棠积所见闻，写成《燕台杂感》诗八首，用“报国空惭书剑在”，“谁将儒术策治安”③等诗句，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在归家途中， 他对沿路各地的“时务”做了考察。谓：“春榜既放，点检南归，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 国家养士之意”。④左宗棠于道光十五年（1835 年）再度北上应试。这次会试，他本可榜上 有名，但临揭榜时，考官发现湖南多中一名，竟取消了他的进士资格，仅给他一个“誊录”。左宗棠不甘心做一名为史馆注籍的誊录，毅然南返湘潭， 在周夫人的协助下，潜心于地理学的研究，并“以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