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七阿哥哲亲王永琮也从来没有见过十一阿哥成亲王永　。十一阿哥成亲王永　倒是活得长久一些，他倒是见过和　。但是，他应该从来没有见过七阿哥哲亲王永琮。理由如下：在《清史稿?卷221?诸王七》中，明确记载着1823年他死的时候是72岁（周岁71岁）。也就是说，十一阿哥成亲王永　应该出生于1752年前后，他的年龄要比和　稍小一些而已；也就是说七阿哥哲亲王永琮1747年死的时候，十一阿哥成亲王永　还应该没有出生才对。因此，十一阿哥成亲王永　没有见过七阿哥哲亲王永琮。既然故事中的主角七阿哥哲亲王永琮从来没有见过故事中的两个配角—十一阿哥成亲王永　和和　，所以，我的结论是：本故事纯属虚构，纯属对于和　的栽赃陷害。野史上记载的和珅家产尽管上面的故事纯属虚构，纯属对于和　的栽赃陷害，但是和　的家产很多，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历史上，尤其是野史上，记载着和　的家产有很多。但是具体有多少，各种说法不一。现附上三份不同出处的和　抄家清单。清单一（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犯罪全案档》）：正屋一所十三进，共七十八间；东屋一所七进，共三十八间；西屋一所七进，共三十三间；东西侧房共五十二间；徽式房一所，共六十二间；花园一座，楼台四十二所；钦赐花园一座，亭台六十四所；四角更楼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堆子房七十二间（档子兵一百八十名）；杂房六十余间。汉铜鼎一座、古铜鼎十三座、玉鼎十三座；宋砚十方、端砚七百十余方；玉磐二十架；古剑两把；大自鸣钟十架、小自鸣钟三百余架；洋表二百八十余个；玉马一匹（高一尺二寸、长四尺）；珊瑚树八株（高三尺六寸）；大东珠六十余颗（每颗重二两）；珍珠手串二百三十六串（每串十八颗）；珍珠、素珠十一盘；宝石素珠一千一十盘、珊瑚素珠五十七盘、密素珠十三盘，小红宝石三百八十三块、大红宝石二百八十块、蓝宝石大小四十三块；白玉观音一尊（高一尺二寸）、汉玉寿星一尊（高一尺三寸）、玛瑙罗汉十八尊（高一尺两寸）、金罗汉十八尊（高一尺三寸）；白玉九如意三百七十八支、宝石珊瑚帽顶一百三十二个、嵌玉九如意一千九百八支、嵌玉如意一千六百十支、整玉如意二百三十支；白玉大冰盘十六个、碧玉茶碗九十九个、玉汤碗一百五十三个、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银碗碟三十二桌（四千二百八十八件）、白玉酒杯一百二十个、水晶杯一百二十个、金镶玉箸二百副、金镶象箸二百副；赤金吐盂二百二十个、白银吐盂二百余个、赤金面盆四十三个、白银面盆五十六个、白玉鼻烟壶三百七十四个、汉玉鼻烟壶二百七十六个；镂金八宝大屏十六架、镂金八宝床四架（单夹纱帐俱全）、镂金八宝炕屏三十六架、赤金镂丝床二顶、镂金八宝炕床二十四张、嵌玉炕桌二十四张、嵌玉炕桌十六张；金玉朱翠首饰（大小二万八千余件）、赤金元宝一百个（每重一千两，估银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元宝一百个（每重一千两）、生金沙二万余两（估银十六万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八千七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白银五百八十三万两、苏元银三百十五万四千六百余两、洋钱五万八千元（估银四万六百两）、制钱一千五百串（折银一千五百两）；人参六百八十余斤（估银二十七万）。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十万）、古玩铺十五座（本银三十万两）；玉器库二间（估银七千万）、绸缎库四间（估银八十万）、磁器库二间（估银一万）、洋货库二间（五色大呢八百版、鸳鸯呢一百十五版、五色羽毛六百版、五色哗叽二百版）；皮张库二间（元狐十二张、色狐一千五百二十张、杂狐三万六千张、貂皮八百余张）；铜锡库六间（共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七件）；珍馐库六间、铁梨紫檀六间、玻璃器库一间（共八百余件）；貂皮男衣七百十三件、貂皮女衣六百五十余件、杂皮男衣八百六件、杂色女衣四百三十七件、绵夹单纱男衣三千八百八件、绵夹单纱女衣三千一百十八件、貂帽五十四顶、貂莽袍三十七件、貂褂短罩四十八件、貂靴一百二十四只；药材库二间（估银五千两）；地亩八千余顷（估银八百万）。注意：本清单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　犯罪全案档》，应该将本清单作为研究和　家庭财富的正史依据。清单二（选自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查抄和住宅花园清单》）：正屋一所（十三进七十二间）、东屋一所（七进三十八间）、西屋一所（七进三十三间）、徽式新屋一所（六进二十二间）、花园一所（楼台四十二座）、东屋侧室一所（五十二间）、钦赐花园一所（楼台六十四座、四角更楼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杂房（一百二十余间）、古铜鼎（二十二座）、汉铜鼎（十一座）、端砚（七百余方）、玉鼎（十八座）、宋砚（十一方）、玉磐（二十八架）、古剑（十把）、大自鸣钟（十九座）、小自鸣钟（十九座）、洋表（一百余个）、大东珠（六十余颗，每颗十两）、珍珠十八颗手串（共二百二十六串）、珍珠数珠（十八盘）、大红宝石（一百八十块）、小红宝石（九百八十余块）、蓝宝石（大小共四千零七十块）、宝石数珠（一千零八盘）、珊瑚数珠（三百七十三盘）、蜜腊数珠（十三盘）、宝石珊瑚帽顶（二百三十六个）、玉马两匹（高一尺两寸，长四尺）、珊瑚树十棵（高三尺八寸）、白玉观音一尊、汉玉罗汉十八尊（长一尺二寸）、金罗汉十八尊（长一尺八寸）、白玉九如意（三百八十七个）、　玺大燕碗（九十九个）、白玉汤碗（一百五十四个）、白玉酒杯（一百二十四个）、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银碗碟（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嵌玉如意（一千六百零一个）、嵌玉九如意（一千零十八个）、水晶酒杯（一百二十三个）、金镶玉簪（五百副）、整玉如意（一百二十余枝）、金镶象箸（五百副）、白玉大冰盘（二十五个），　玺大冰盘（十八个）、白玉烟壶（八百余个）、　玺烟壶（三百余个）、玛瑙烟壶（一百余个）、汉玉烟壶（一百余个）、白玉唾盂（二百余个）、金唾盂（一百二十个）、银唾盂（六百余个）、金面盆（五十三个）、银面盆（一百五十个）、金面盆（六十四个）、银面盆（八十三个）、镶金八宝炕屏（四十架）、镂金八宝大屏（二十三架）、镶金炕屏（二十四架）、镶金炕床（二十床）、四季夹单纱帐（全）、老金缕丝床帐（六顶）、镶金八宝炕床（一百二十床）、金镶玻璃炕床（三十二床）、金珠翠宝首饰（大小共计二万八千件）、金元宝一千个（每个重一百两，计银一百五十万两）、银元宝一千个（每个重一百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估银一千七百万两）、生沙金二百万余两（估银一千八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洋钱五万八千圆（估银四万零六百两）、制钱一千零五十五串（估银一千五百两）、人参六百八十余两（估银二十七万两）、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查本银四千万两）、古玩铺十三座（查本银二十万两）、玉器库两间（估银七十万两）、绸缎库两间（估银八十万两）、洋货库两间（五色大呢八百板、鸳鸯一百十板、五色羽缎六百余板）、皮张库一间（元狐十二张、各色狐一千五百张，貂皮八百余张、杂皮五万六千张）、磁器库一间（估银一万两）、锡器库（共估银六万四千一百三十七两）、珍馐库十六间、铁黎紫檀器库六间（八千六百余件）、玻璃器皿库（八百余件）、貂皮女衣（六百一十件）、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杂皮女衣（四百三十七件）、棉夹单纱男衣（三千二百零八件）、棉夹单纱女衣（一千一百零八件）、貂帽（五十四顶）、貂莽袍（三十七件）、貂褂（四十八件）、貂靴（一百二十双）、药材房（估银五千两）、地亩八千余顷（估银八百万两）……注意：这个清单只是关于查抄和　的住宅和花园的结果。与我们前面抄录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　犯罪全案档》里面的总体数字大同小异。清单三（出自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查抄和家产清单》）：房屋3千间，田地8千顷，银铺42处，当铺75处；赤金6万两；大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共十万两）；小银元宝56600个，每个重100两（共566万两）；银锭900万个，洋钱58000元，制钱150万文；吉林人参600余斤；玉如意1200余柄；珍珠手串230串，桂圆大珍珠10粒，大红宝石10块，蓝宝石40块，银碗40桌，珊瑚树11支，均高三尺有余，绸缎纱罗共14300匹，毛呢哔叽20000板，狐皮550张，貂皮850张，又各种粗细皮56000张，铜锡器361000件，名贵瓷器10万件，镂金八宝炕床24座，西洋钟460座，四季好衣服7000件，家人606名，妇女600名，……我们依照薛福成《庸庵笔记》中的两份记载合并起来分析如下：查抄时曾把和　的全部财产编列为109号，其中已经估价的有26号，共值银约2亿6千4百万两；未估价的83号，照此推算，又应值8亿4千2百万两有余，全部合计约值11亿又6百万两。和珅的家产到底相当于清朝多少年的收入如果我们认定上述11亿又6百万两这个数字是真实可信的话，那和　的家产到底相当于清朝多少年的财政收入呢？不同的历史学家又有着不同的解释：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应该相当于清朝15年的财政收入；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应该相当于清朝16年的财政收入；也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应该相当于清朝20年的财政收入。尽管这些数字不太一样，但是都在15年到20年间徘徊。这些数字都是如何算出来的呢？我们首先就要了解一下清朝政府每一年的财政收入这个数字。当时满清政府每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这还真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满清政府每一年的财政收入是不一样的，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动态的！我们只能采取一个基本接近于大清朝乾隆年间的财政收入的数字。个别的历史学家认为，大清朝乾隆年间的财政收入每年应该是6000万两左右。我们如果以这个数字作为基本数字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来和　的家产到底相当于清朝多少年的财政收入：264000000÷26×109÷60000000＝18.4年≈18年当然，有些历史学家习惯于对贪污犯的家产进行夸张，因此，他们在计算出和　的家产应该相当于大清朝乾隆年间的18.4年财政收入这个数字之后，不是把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舍去而是升位之后再把≈19年这个数字再一次进行整位的四舍五入，便得出了下面这个奇怪的数字：264000000÷26×109÷60000000＝18.4年≈19年≈20年这就是一些历史学家考证出来的和　的家产相当于大清朝乾隆年间的20年财政收入这个数字的计算过程！但是，一般的历史学家是不能同意这种随意夸张的算法的。他们认为，大清朝乾隆年间的财政收入应该是7000万两左右。我们如果以这个数字作为基本数字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来和　的家产到底相当于清朝多少年的财政收入：264000000÷26×109÷70000000＝15.8年≈16年这就是有些历史学家考证出来的和　的家产相当于大清朝乾隆年间的16年财政收入这个数字的计算过程！那么，15年这个数字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呢？应该说，15年这个数字与16年这个数字是极为接近的。我们可以认定，他们计算这个数字的基数是一样的：都是认为大清朝乾隆年间的财政收入应该是7000万两左右；都是认为计算的过程应该是264000000÷26×109÷70000000＝15.8年。两个数字的关键区别只是小数点以后的数字是应该升位还是应该舍去的问题！认为和　的家产相当于大清朝乾隆年间的15年财政收入的历史学家认为小数点以后的数字应该舍去！原因如下：前面，我们说过，在上述三份不同出处的和　抄家清单中，薛福成《庸庵笔记》中的两份记载属于野史，不应该作为考证的依据。真实作为考证的依据只能是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　犯罪全案档》。而这上面记载的数字与属于野史的薛福成《庸庵笔记》中的两份记载是有些区别的。最为明显的区别是关于和　家里面土地拥有数量的记载，薛福成《庸庵笔记》中的记载是8000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　犯罪全案档》里面没有和　家里面有土地的记载！当然，说和　家里面没有土地是不可信的！因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　犯罪全案档》里面的记载也是有严重缺陷的！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　犯罪全案档》里面的记载有严重缺陷的情况下，关于和　家里面到底有多少土地的考证，我们只能查阅所有关于这一时期清朝的其他可信的正史里面的记载，包括《清实录》、《清史稿》、《清史列传》等著作，对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　犯罪全案档》里面的记载进行修订！其结果是包括《清实录》、《清史稿》、《清史列传》等著作里面，关于和　家里面的土地加在一起（不重复计算）也只有1200顷左右！与薛福成《庸庵笔记》中的记载相比，少了6800顷左右！正是因为少了这6800顷土地！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而6800顷土地又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和　的实际家产应该是相当于大清朝乾隆年间的15年财政收入才是合理的！15.8这个数字里面小数点以后的数字应该舍去！当然，由于和　家产中存在大量的不动产和难以估价的稀世珍宝、古玩、字画等，因此，上述简单的计算也是不恰当的！确切地搞清楚和　家产的折银数量是非常困难的。和　的家产是否有这么多，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不管怎么说吧，和　家里面的财富的数量可以有争议，但是和　家里面有很多财富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在于，和　如此众多的财富的来源。只有搞清楚这些，我们才能判断出和　本人是否是贪官！和珅敛财的手段实际上，和　作为乾隆皇帝的第一宠臣，和　财产的来源，应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乾隆皇帝的赏赐！也就是说，和　财产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是正当的合法收入！除了乾隆皇帝大量的赏赐之外，和　敛财的手段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大发人情财；二是利用职权进行贪污；三是利用吏部勒索百官；四是进行投资经营。一、大发人情财在朝为官，重要是能消息灵通，尤其是职位较低不能接近权力核心的官员，能否从大官口中得到瞬息万变的内部信息，决定着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为了得到这些信息，总会有人不惜花费巨额财富打通关节。所以历史上才多见官员巴结、勾结太监之类的事情发生，为的就是能从皇帝身边的人口中得到朝廷上一点一滴的风吹草动，好见机行事。和　的地位无疑也是追逐者的首先目标。他只凭朝廷的“内部消息”就可以大发“人情”财。比如，1780年发生的一件事，就让和　发了不少的财。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乾隆皇帝决定第五次南巡。此前刚刚投靠了和　的泗阳县令国泰，接到了和　的密信。信中说皇上此次南巡，必然会去祭祀孔庙。祭孔之后一定会途经泗阳县，皇帝经过的地方应在距离县城东边五十里的地方。和　命国泰在此精心筹建一处行宫，以博皇上的垂青。国泰马上调集全县能工巧匠，在和　指定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行宫。乾隆祭祀过孔林、孔庙后向南进发，路过泗阳县境时，果然发现了这座优美别致的建筑，命人进入行宫，只见行宫修建得非常好看，令乾隆顿生世外之感。乾隆当即命和　召见国泰。国泰面见皇上，从容应对；和　在一旁赞不绝口。两人博得龙心大悦，马上降旨擢升国泰为道台（相当于地级市市长）。国泰感恩不尽，立即给和　送去了大量的金银。其他投靠和　的官员，知道和　略施小计国泰就擢升为道台之事，心中也兴奋不已，纷纷主动送礼给和　。从此事中可知，和　为官有他“好”的一面：他为国泰无偿地提供了一条消息，让国泰抓住了升迁的机会，国泰升迁后一定会回报和　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人也不会觉得和　收受他的礼品是不道德的行为。二、利用职权进行贪污从28岁起和　长期担任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而户部的职责就是管理天下钱粮。因此，和　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进行贪污。注意，我这里用的是“可以”，为什么呢？真的没有什么证据证明和　在利用这个职务进行贪污。我见过一个有关和　在此任上进行贪污的野史笔记。说的是清朝时规定京师统一在崇文门征税。乾隆知道这一职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肥差，就把它赐给了和　。和　呢，他对崇文门税关的控制也很严格：所有往来的商人、官员，甚至连进京应试的考生也都一律要收税。外地进京的官员，职位越高收取的税金也越高。山东布政使（相当于省长）陆中丞由山东任上进京朝见皇帝，到崇文门税关时却拿不出关吏索取的高额的税金。无奈之下，只好把自己的衣服被褥都放在城外，只带一名侍从，两手空空的进城。他对守门的吏卒说：“我只是孤身一人，并没有什么东西，凭什么要收我的税。”这样才得以进城面见皇帝。进城之后，不得不向别人借了被褥一用。有的人就认为和　是在利用职权进行贪污。在这里，我有几个想法需要说明：第一，在户部尚书任上，和　是否贪污过无从查考。我们刚才所说的山东布政使的事来源于“野史”，一是不足为凭；二是即使是事情是真的，也只能证明是和　用人不当，不能证明是和　贪污的—毕竟那是和　下属的行为。第二，说实话，担任户部尚书，每天看着那么多的钱，钱啊，从自己的手中进进出出，如果缺乏了监督机制，要想做到不贪污，也实在是太难了。除了户部之外，和　还掌管着内务府的粮库、绸缎库、颜料库、圆明园茶膳房、选办处、上驷院、太医院、御药房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这就意味着他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他还负责各种内宫所用物品的制造，宫殿园林的建造和维修。实际上，和　虽然不曾担任工部的职务，却把工部的职权也收到自己手中。这样一来，他就把整个国家的财政大权都由自己控制了。上述这些，都为和　贪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三、利用吏部勒索百官和　从32岁起长期担任吏部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长兼组织部长）。而吏部的职责就是管理百官。因此，和　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勒索百官。当然，也有那真的跟和　较真、不想被和　勒索的人存在。朝廷中每隔几年，就会命各地的大臣回京述职，以检查全国各地的治理情况，地方上的大臣进京的时候，一般都会携带一些珍稀之物，作为贡品进献给皇上。有一年，有个名字叫孙士毅的总督，从安南（今天的越南）前线回京述职。总督被称做“封疆大吏”，掌管一省或几省的行政和军事，是朝廷中的大官，一般都是皇帝极其信任之人，他们在朝中的地位颇高，一般的官员对他们都非常敬畏。话说孙士毅前往金銮殿面君，在宫门之外偶遇和　，和　一眼就看到他手中拿着个东西，就向他要来一看，原来是一个用珠子做成的鼻烟壶，大如雀卵，雕刻精巧，晶莹剔透。和　一见，便爱不释手，口中连连称赞，把玩了一会，就对孙士毅说，孙大人如果不嫌弃在下的话，能否把这个玩意送给在下呀？孙士毅见和　竟然当面索要，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如实说道：“此物原为进献皇上，而且下官已经向皇上奏明了，和大人喜爱，本当赠给和大人，不过下官不好向皇上交代了，望和大人见谅。”和　没想到孙士毅竟然拒绝了他，觉得很没面子，只好掩饰说：“我只不过是一句玩笑罢了。”孙士毅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被搪塞过去了，谁料几天之后，孙士毅又在军机处见到和　，和　手拿一个鼻烟壶对他说：“孙大人，我也请你看一个鼻烟壶，比你那个如何？”孙士毅一见大惊，和　手中所拿的鼻烟壶正是他进献给皇上的那个。和　得意地笑道：“孙大人不必惊讶，此物乃是皇上所赐的。”孙士毅经由此事明白了和　在朝中的地位与权势，此后对和　再不敢有半点不敬。想一想，也是。你回京述职，给国家最高领导人—皇帝—带些礼品回来，却不给直接提拔你、管理你的人事部长和组织部长带些礼品回来，也是不太象话。从这点上来说，和　索要贿赂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之常情吧。还有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明和　收受贿赂的情况。据说，江苏吴县有一个大珠宝商，将特大珍珠藏在金制的圆盒里面，外面配有精致的小木箱，一个要卖二万金。尽管价格不菲，但是一些官员还是争相购买，还惟恐买不到。有的人问这些官员：你们买如此昂贵的珠子，有什么用途啊？这些官员回答说：献给和中堂。虽然，这两件事情也属于“野史”，不足为凭。但是这类事情在和　身上肯定发生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主动索贿的，更有主动行贿的，而且主动行贿的还大有人在。张杰、汪虹在他们的著作《和　传奇》上提到，向和　行贿的高官，闽浙总督福长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云贵总督李侍尧、吏部郎中和精额、宗室寅著、浙江巡抚伊龄阿等都在其中。该书还提到和　索贿行贿两件具体事实：和　妻子死后，两淮盐政征瑞送去助葬银20万两，但和　嫌少，要他再送缎匹珍宝，结果合计送了40万两。皇太极长子豪格爵位可世袭，传到曾孙辈时，应由直系蕴住之子承袭，但蕴住侄永锡为了夺取爵位，把两处铺面送给和　，托他在乾隆面前说情，和　接受贿赂，满足了永锡请求。四、商业经营活动有的人认为，和　的钱财都是不义之财，都是靠贪污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其实，这大错特错了。和　的钱财，很多都是靠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取得的。在这些商业经营活动中，为和　带来最多财富的，还是兼并土地。野史上说他有8000顷的土地，但和　有史实可查的能够收取地租的土地共有1266顷。不过，无论如何，和　个人拥有很多的土地是毫无问题的。他的土地大都分布在北京南部以保定为中心的地区，另外甚至在东北的锦州地区，也有他的土地。他的土地中，一部分来自乾隆的赏赐，另外的绝大部分就是和　自己出钱购的。土地买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一件大事，大部分的地主都不会轻易出让土地。但白莲教起义等一系列不安定的事件发生后，很多地主都不愿再保有土地，纷纷把土地换成更为保险、安全、便于携带的金银，地价随之大大下跌。和　有天生的商业才华，他瞅准时机，压低地价，用极少的钱买入了大量的土地，安排自己的亲信管理，收取极高的地租。买地过程中，他确实是做到了只认钱财不认人，不管是他的亲戚还是朋友的土地，他都毫不留情地把价钱压到最低，最大限度地购进。而且，他采买土地，并不采用普通的买卖方式，而是用所谓“典买”的方式，也就是说，土地主像去典当行当东西一样，将土地典当给和　，而不是和　一次性购得。典当的价格自然要远低于市价了，原来的土地主可以在筹足银两支付高额的利息之后，再将土地赎回。在这期间，土地上的一切收益就全归和　所有。原来的土地主，根本没有能力赎回、或者不想赎回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就成了和　的永久财产。和　为了敛财，还经营着几十家当铺。除了经营房地产和当铺外，和　还经营粮店、酒店、古玩店、瓷器店、灰瓦店、柜箱铺、弓箭铺、杠房、鞍毡铺、小煤窑。此外，他还购置了80辆大马车，搞起了长途贩运。在当时的社会人人都看不起商人的背景下，虽然和　身居高官，但他竟不顾名誉与商人为伍，这一点嘉庆帝也骂他是无耻小人。???问题在于，大清朝规定，在旗的满洲人是不允许搞各种商业经营活动的。也就是说，尽管和　的各种商业经营活动都是靠和　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心血干出来的，但是从法理上来讲，这些活动本身还是非法的活动。虽然这些商业经营活动不能叫做贪污受贿，最起码也是以权谋私。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敛财这一点上，和　的确是到了痴迷的地步，他为此费尽了心机，几乎当时所有能想到的敛财途径全被他涉足了。五、其他手段当然，也有一些事情是很难区分和　具体是用了什么手段敛财的。如乾隆第六次南巡时候的一件事。乾隆在第六次南巡之前，远在扬州的一个地方官员叫汪如龙的收到了和　的快马秘信，和　随信寄去了“香妃”的图形，告诉汪如龙可以按图形中的样子为皇上找寻美女，如若办成这件事，定会有好处。原来，乾隆后宫中原有一名贵妃，深得乾隆喜爱，被封为容妃，因她不仅天生丽质，美貌绝伦，而且天生体内有异香，所以人称“香妃”。容妃原是回疆进献来的美女，后来回疆大、小和卓部起兵叛乱，乾隆派出大军镇压。乾隆对叛邦之女容妃，也不得不日渐疏远，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南，建造了一座楼，名为宝月楼，并将宝月楼比做月宫，楼中的容妃也就事实上成为幽居广寒宫的嫦娥了。日渐抑郁的容妃很快就过世了。乾隆皇帝很是伤心！和　正是感觉到了这一点，才命汪如龙寻遍江南，一定要找出一个形容酷似容妃的女子，以解皇上的忧烦。和　密信的到来，无异于给汪如龙打开了通往财富和权力之路的大门。乾隆南巡驾临扬州，果然对汪如龙找到的这个女子非常珍爱，从她那里，年迈的乾隆回想起已飘零远逝的青春，感到很久未有的温暖和幸福，汪如龙被乾隆大加赞赏，官职立刻提升。为此他还特地送给和　二十万两白银，乾隆也更加信任和　。和　心想，对待汪如龙这样的人，必须能够以威势强制于他，不然一定不会去除他的野心。于是，和　私下召见汪如龙，一见面就摆出了一副严酷的表情，仿佛满怀怒气，令汪如龙心中忐忑不安，原有的骄矜、狡猾先已经去掉了一半，进而，和　忽然说道：“恭喜先生讨得皇上如此欢心呀！”一双眼睛如同结了一层寒冰，气势逼人，汪如龙越发不知所措静静地等待着和　的教训，只听和　忽然怒斥到：“你可知罪！对皇上惑以美色，致使君王不朝，论罪当斩！”汪如龙顿时大惊失色，双膝跪倒，口中忙称罪不止，乞求和大人能网开一面，说自己早已心仪大人，定当好好进奉。和　闻听，觉得自己的目的差不多达到了，这才缓缓舒展开紧蹙的双眉，换上了一副和气的表情，汪如龙深深感到自己虽然富甲一方，诡计多端，然而，在大清朝的天下，还是命悬一线，和　才是真正能翻云覆雨的人物，如若能死心塌地依附于他，让他明白自己的忠心，日后才会鸡犬升天官运亨通。汪如龙经过和　的这一番威慑，将原有的跃跃欲试之心尽数收敛了起来，心甘情愿地为和　做一名爪牙。为了向和　表明自己的忠心，他将家里祖传的一幅名画送与和　，并在画中夹带了一张银票。汪如龙的苦心自然没有落空，很快就升官了。从上述和　敛财的几种手段我们可以看出，和　应该说的确是一个贪官！和　真的是太有钱，太爱财了。他敛财的手段在当时的社会里也太高明了。他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大清朝的利益。应该说，嘉庆杀他，不冤。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乾隆皇帝不杀他呢？难道一代明君乾隆皇帝会对和　的贪婪一无所知？如果明知和　贪婪，为什么不提醒和　或索性杀掉和　呢？难道乾隆皇帝是真的离不开和　吗？其实诸位有所不知，乾隆皇帝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知道，当时的贪污之风已经蔓延全国了。与其自己去收拾局面，还不如等自己的儿子继位后，杀一儆百来得痛快。这样，也好迅速确立未来新皇帝的威信！和　现在的贪婪，只是给自己的儿子进行储备而已！那么多钱，他又不会花掉，放在谁家还不一样？！其实，为什么嘉庆皇帝一亲政就将其杀掉呢？难道真的是和　的贪婪这么简单么？第十章 对手：怎一个阴险狡诈了得？在第八章里面，我们在谈到王亶望案件的时候，曾经说到《乾隆王朝》与《铁齿铜牙纪晓岚》两部电视连续剧关于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的说法，而且事实的真相居然与这两种说法又是完全相反的。其实《乾隆王朝》与《铁齿铜牙纪晓岚》在很多问题的阐述上面，都是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的说法，而且事实的真相也居然与这两种说法又是完全相反的。这不仅仅表现在对待贪官污吏的处理问题上面，还表现在对于其他正义人士的描写上面。在《乾隆王朝》中，正义人士包括了和　、阿桂、刘墉、纪晓岚、钱沣等人；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正义人士包括了纪晓岚、王杰、董诰、海升等人；在其他作品中，正义人士似乎还包括了刘墉、王尔琢等人。其实，我们读者也知道，这些电视连续剧本身就是戏说，有很多不真实的东西，不应该当真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电视连续剧这类的文艺作品，虽然高于生活，但是却也源于生活。因此，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很多问题都应该有其出处，应该有些真实的东西。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我们大家比较认同《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和　是个不折不扣的贪官的话—我也赞同这一观点，那么，刘墉、纪晓岚、王杰、董诰、海升等人当中哪些是真正的与和　斗智斗勇的勇士呢？哪些人不是呢？还有哪些真正的英雄还在等待各种影视剧作品戏说一番呢？这就是我们这一章要讲到的内容，和　如何与他的对手相处。在与和　发生真正的较量的人当中，应该说，较量的成功者为数甚少，失败者比比皆是。也就是说，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英雄不多，烈士不少。我们首先以一个成功者开场。烧车御史谢振定?和　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得宠于乾隆皇帝，曾把持朝政二十余年，聚敛了巨额财富。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将和　玩弄权术、施展淫威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朝中官吏大都惧怕和　的权势，或趋炎附之，或惧而避之。但是，也有那个不怕死的、也有那个不惧和　淫威的。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有一个真正的“英雄”形象—烧车御史海升。在《铁齿铜牙纪晓岚》这部电视连续剧中，海升是纪晓岚的部下。剧中说，海升看不惯和　的所作所为，又拿和　没有办法，所以以和　的家人非法乘坐和　所拥有的一品官员的大轿为借口，在街头公然放火烧毁了和　的大轿，从而给纪晓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多亏了纪晓岚铁齿铜牙，巧妙地周旋过去。而同样一件事情，在《乾隆王朝》中，却又完全变了味道。《乾隆王朝》第二十四、二十五集里面，故事是这样展开的。先是和　帮助所谓的清官普道昭升了官而且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嘉奖，和　又给所谓的清官普道昭题写了一个字“廉”，以提醒普道昭为官应该永远清正廉明；湖北中丞李矩璨得知此消息后，也向和　求“廉”字，结果却遭到了拒绝；这个湖北中丞李矩璨怒火中烧，发誓要报复和　；事有凑巧，和府的管家刘全恰巧非法乘坐和　所拥有的一品官员的大轿，结果被李矩璨发现，李矩璨借机火烧和　大轿、抓捕了和府的管家刘全；后来，李矩璨在和　的淫威之下，被迫释放了和府的管家、和　的救命恩人刘全。在真实的历史上，放火烧毁和　大轿这件事情还真的发生过。不过，放火烧毁和　大轿的人既不是纪晓岚的部下海升，也不是向和　求“廉”字遭到拒绝的湖北中丞李矩璨。放火烧毁和　大轿的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被乾隆皇帝的孙子道光皇帝称之为“烧车御史”的谢振定。谢振定，字一斋，是湖南湘乡人。他是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的进士，为人刚直不阿，早就不满和　的横行不法，立志要杀杀和　的锐气，灭灭和　的威风。主子得势，奴才也嚣张。一次，和　的一个宠奴乘坐一辆豪华后档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路人见是和府的车子，都怒而视之，远远回避。这个宠奴是否是和府的管家刘全，正史上没有记载，只是说他是和　的小妾的弟弟。此时，正在巡城的御史谢振定，恰遇这辆建造、规格远远超出许可的马车疾驰而来，他马上下令命人将车上的人带来，来人来到谢振定面前，不但不认错，反而破口大骂，呵斥谢振定，旁边的护卫告诉他，这个人是和　的手下，他的姐姐还是和　的一名爱妾，平日横行惯了，劝谢振定还是不要招惹他为好。没想到和　家奴根本不把谢振定放在眼里，全然不理，照样全速前进。谢振定怒不可遏，大喝一声：“给我把这奴才抓起来!”，随着谢振定一声令下，随从立刻快马追赶，将这个家奴从车子里揪下并摔倒在地；谢振定令剥去他的衣衫，痛加责打，并当众烧掉了那辆豪华的车子。围观的人们无不拍手称快。正史上记载，和　得到这一消息后，暴跳如雷，认为这是谢振定成心跟他过不去，第二天就指使心腹罗列罪名弹劾谢振定。后来，谢振定还真为这件事被罢了官。但谢振定不畏和　权势、火烧和　华车的事迹传遍了京城。从谢振定被弹劾罢官一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和　在这里利用了他心目中的官场游戏规则中的第五条（前四条参见第七章）。第五条　要在平时建立好自己的关系网。当自己遇到一些官职比自己低很多的边缘人物如谢振定之流捣乱的时候，由关系网中的这些“朋友”来出面处理。话说几年以后，乾隆皇帝死去，和　失去靠山，早已怀恨和　并觊觎其财富的嘉庆皇帝立即下令将其逮捕，半个月后将他赐死狱中。不久，谢振定也被重新起用。正史上还记载，谢振定有两个儿子，长子曾考中进士，出任河南裕州知府，道光皇帝曾接见过他。接见时，道光皇帝听了他叙述的家世，曾说：“你原来是烧车御史的儿子”。从此，谢振定“烧车御史”的美名便传开了。谢振定的家乡湖南湘乡的人们则称谢振定的后代为“烧车谢家”。“烧车谢家”现在在湖南湘乡还有很多后代。而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出现的英雄形象海升，历史上也确有其人。不过，他从来没有过火烧和　华车的英雄壮举。历史上记载他的只是一个杀妻案例。正史上记载，军机章京（军机处的普通工作人员）海升因为素来与妻子不和，一怒之下殴杀了自己的妻子，却上报朝廷其妻子“自缢身亡”，其妻弟贵宁不服，上告乾隆说军机大臣阿桂袒护海升。当时，和　也是军机大臣，但是资格却远远不如阿桂，而且两个人又素来不和。所以，和　一见陷害军机大臣阿桂的机会来了，便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暗地教导贵宁一定要告状，而且尽量往阿桂身上引，那么自己必定为其撑腰，报其姐被杀之仇。贵宁心想有和　撑腰，必可诛杀海升，为自己的姐姐报仇。于是欣然同意。于是他告诉和　，曹文植可以做证阿桂袒护海升，和　找到曹文植，并许以重金高官。曹文植不愿陷害阿桂，又得罪不起和　，只好以“母老”为借口，辞官归隐，一走了之。最终的结果是和　无凭无据，也不能奈何阿桂，阿桂只是被罚去了一年的俸禄（也就是薪水、工资）。和　只好继续与阿桂妥协，同朝为官。在《乾隆王朝》中，挟私报复和　的小人湖北中丞李矩璨，《清史稿》上没有相关记载，我不知道他的事迹。御史曹锡宝敢真正与和　斗智斗勇的人除了有我们刚刚讲过的“烧车御史”谢振定之外，还有御史曹锡宝。曹锡宝的官职是御史。御史相当于什么官？就相当于地方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曹锡宝也想扳倒和　，但是他知道没戏。他想，我敲山震虎，我弹劾你和　的家人吓唬吓唬你和　。我每天搞调查，天天追着你们家的奴才，我调查调查你和　家奴才谁谁怎么怎么样了。终于让他查着一个事。谁的事？就是刘全的事。刘全是和　家里面的大总管，曹锡宝发现刘全的房子违制。我们到北京，你看，看四合院，所有的门都不一样大小。有的门很小很小一点点，有的门则很大，有的门口三开的，有的门是两开的，有的门是一开的，有的门上把手上有红的青铜器，有的是五个的，有的是七个的，没有九个的。九个的那是皇上的家！都不一样，那是官位的象征，和　可以，和　的奴才就不行了。他发现刘全家，刘全家的门宽了，房子高了，刘全用的车，他有三匹马，你刘全用车可以，你只能一匹马，为什么？你是奴才啊，你不能驾三匹马，你驾三匹马，皇上驾几匹，一辈一辈涨啊，曹锡宝发现这个事以后，马上给皇上写奏折。皇上当时在哪儿？皇上在避暑山庄过70大寿，咱们前面不是讲了吗？正在避暑山庄接待人家班禅六世，和　在那儿陪着翻译。结果曹锡宝想从北京动身，曹锡宝还没动身，六百里加急，人家和　知道这个事了。谁告诉和　的？吴省钦，吴省钦这个人早年曾经在咸安宫官学教过书，咸安宫官学，和　念书那个学校，他教过书，咱不是说，在那所学校里大部分都是翰林，吴省钦就是那个少部分，不是翰林的那种人，他没考上进士，但是学有专长。从这点上来说，吴省钦是和　的老师，但是和　上去了，吴省钦还教书吗？最后和　主持科举考试，想办法点了吴省钦的名，让吴省钦这时候考上了进士。这样一来，吴省钦就变成和　的学生，您就知道吴省钦这个人了吧，典型的马屁精。吴省钦知道以后，连夜就跑到承德避暑山庄，到那儿就汇报给和　，和　连夜赶回北京训话，刘全你得怎么做，然后和　回去，一夜之间所有事情都办好了。曹锡宝那儿还磨蹭，还没走到密云。等曹锡宝到了承德，和　不干了。和　找皇帝，曹锡宝弹劾和　家的奴才刘全，和　就在底下，和　在皇上那儿信誓旦旦地说：皇上，我管理家臣不严，很有可能出现这种事，我天天忙这个，忙那个，我没有时间管理我的家臣，我的家臣很有可能犯此错误，我希望您亲自审判。严加惩处，杀一儆百，从我开始，您就审我和我的家人。审什么啊？一审不要紧，人家刘全这事什么都没有。人家刘全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就到承德了。刘全还说呐：我们家有钱，但是我知道皇上您勤俭持家，勤俭治国，勤俭办事，所以我们家所有的人都这样，我是奴才，我再怎么着也不能忘记我是奴才的身份。您瞧，我哪儿有车，我天天走，您看我走的这身汗。装得可像了。最后皇上没办法，教训曹锡宝说：你曹锡宝就是公报私仇，甭说刘全没有你这儿事，即使有也是应该的。办多大事，和　得陪我办这个事，和　该办的事，在北京该办的事都得刘全去办，超点制怎么了？得罪你了？应该的。最后将曹锡宝革职。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纪晓岚与曹锡宝关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当曹锡宝要弹劾和　的时候，纪晓岚虽然为朋友担心，但也仅仅是以宋人的《咏蟹》诗相赠：水清讵免双鳌黑，秋老难逃一背红。意思是说，现在弹劾和　，恐怕时机不够成熟。但曹锡宝没有听从纪晓岚的告诫，毅然上书，弹劾和　。结果乾隆大怒，要将曹锡宝治罪，此时的纪晓岚再也不像上次救卢见曾那样，尽心为朋友出力，而是在乾隆面前竭力表白，声称自己毫不知情。结果由于他表现得过于露骨，反而使乾隆认为纪晓岚正是幕后指使者。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出，纪晓岚绝对不是敢真正与和　斗智斗勇的人群中的一员。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纪晓岚所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尽力不与和　同流合污而已。礼部侍郎尹壮图敢真正与和　斗志斗勇的人除了“烧车御史”谢振定、御史曹锡宝之外，还有一位，就是礼部侍郎尹壮图。说到尹壮图，我们还要先从和　创设议罪银制度谈起。和　在乾隆一朝，对朝政的最大改革也许就是设立了议罪银制度：犯罪的官员据此可通过交纳一定的银两来代替惩罚，依旧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甚至有些巴结讨好的官员，即使没有犯错，也会先交上几万两银子，为日后未雨绸缪。这一制度深为乾隆欣赏，为他带来了无数的白银供他挥霍不消说，和　自然也从中得到了极大的益处。然而，竟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一制度提出了异议，这个人就是礼部侍郎尹壮图。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考中进士，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入阁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他上书乾隆皇帝，向皇帝直言议罪银制为朝廷带来的不利。关于这件事，《清史稿》中有详细的记载：“高宗季年，督抚坐谴，或令缴罚项贷罪，壮图，以为非政体，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上疏言：‘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千万者，在桀骜者借口以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不得不望属员之倾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望玩具之愈，请永停此例，奴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亲职，毋须再膺外任。’”他上书说：“各省督抚大员犯了过失之后，蒙皇恩浩荡，不立即革去他们的官职，只罚他们若干银两，以示惩罚，也有一些官员自愿交纳罚金，对于那些多行不法的官员来说，这无异于为他们的行为找到了借口，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胡作非为。即使那些清正的官员，也因为得到了下属交纳的银两，如果遇到有府库亏空等案件，也不得不为下属包庇恶行。所以，罚银的制度虽然很严格，却非但不能令官员们羞愧，反而容易滋生他们的不轨之心，请求皇上永远废除这一制度。”乾隆接到奏折后，大为不悦，下诏书说：“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今指实覆奏。”让尹壮图指出他们所说的事实何在。《清史稿》中同样收录了尹壮图回复上谕的奏折：“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培养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察查望。”这实际上是对和　执掌大权十多年以来，贪污营私，贪赃枉法，造成全国各省银库亏空的指控，请求皇上能否派出大臣下去调查清楚。乾隆看了以后更加气恼了，尤其是尹壮图在奏折中提出，调查的官员要秘密查访，让和　也是愤恨不已。和　对乾隆说：“尹壮图所谓的密访实在是不成体统，不能任由他身为朝廷命官任意查访，必须给他指出范围，也不致搅得各地百姓不得安宁。”乾隆感到和　言之有理，又下令尹壮图每查一地之前，要用快马通知地方的官员，这样一来，和　已经可以高枕无忧了，想那些府库亏空的府县，在尹壮图到来之前就接到通知，怎会不想办法暂且充塞过去，尹壮图还能查出什么来。不过，和　对这件事不敢丝毫大意，他又加了一层保险，向乾隆推荐向来忠心依附于他的庆成陪同尹壮图查访，乾隆也首肯了。下诏命尹壮图与庆成一起去各省调查府库，每到一处必会用五百里快马通知各地，不使地方惊慌，而且二人必须尊重地方上的官员，不得以钦差的身份压人，尹壮图要听从庆成的安排，助庆成行事。在尹壮图还未出发之前，和　已然做好了铺垫，将事情筹备得万无一失，等待着尹壮图的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和　在临行前召见了庆成，向他面授机宜，他已经派人通知了沿途各省作好安排，庆成要做的是要严格控制尹壮图的行动，不让他与地方官接触，以免横生事端。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用下令约束他。经过这一番周密的安排，尹壮图还被蒙在鼓里就同庆成一起出发了。他们第一站来到了山西大同，大同知府是和　的舅舅明保，此人为人贪婪无度，靠着巴结和　，才做到了知府，他接到和　的密报后，把户部铜厂、锡厂里的白银拿来挪到大同的官库之中，做出了整整齐齐、不缺分毫的样子。等到庆成与尹壮图来了，明保对尹壮图恭恭敬敬，但是在接待上却是粗茶淡饭，对尹壮图说他为官一向节俭，请大人不要见怪，尹壮图不明就里，反而对明保甚是钦佩。等到将尹壮图送回驿馆之后，明保才把庆成邀到家中，预备下奢侈的宴席加以款待，灯红酒绿，宴饮无度，席间他们不停地嘲笑被欺骗的尹壮图。查验府库自然一无所获。尹、庆一行继续前行，以后所到之地，官员的所作所为更令尹壮图不堪忍受，他们对庆成热切地接待，有说有笑，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尹壮图一般，把他冷落一旁，一到晚上，就有人把庆成邀去赴宴，而尹壮图则一个人留在馆驿之中，连饭食也没有人预备。几处地方走下来，尹壮图也渐渐明白了和　的意图。满心愤懑，却无可奈何，只有仰天长叹，向皇上写奏折，承认自己夸大其辞，实是捕风捉影了，没有真实凭据，调查中也未发现有什么破绽，向乾隆皇帝请求回京后处罚自己。乾隆在这种情况下，多次下旨，历数尹壮图的奏折乃是：“希荣卑鄙，饰词谎奏。”史书上记载乾隆“案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与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在这种情势下，尹壮图只好说：“沿途绝没有见到商人、百姓有什么不满情绪，全都安居乐业，其乐融融了。”等到尹壮图回到京城后，就被刑部以“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而被关进了大狱，判处斩刑。后来，乾隆宽大为怀，免去了他的死罪，不久尹壮图就称故辞官回乡，直到嘉庆四年又被嘉庆皇帝重新起用。我们可以看出，和　在与尹壮图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他心目中的官场游戏规则中的第六条。第六条　对于一些重要的对手如尹壮图之流的弹劾，如果弹劾内容会涉及到许多官员的前途问题的时候，就要动用所有力量，精心准备，设计陷害对手于不仁不义的地位，让其永世不得翻身。有意思的是，在尹壮图案发之后，纪晓岚曾经打算为尹壮图求情。乾隆皇帝听说之后勃然大怒，当即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御史钱沣和刘墉敢真正与和　斗智斗勇的人，还有曾经弹劾过国泰的御史钱沣。钱沣，字东注，又字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生于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死于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的进士，曾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制使，户部主事和湖广道监察御史等职。他一生以教书法闻名于世，出生于平民寒素之家，从小养成不媚时俗、不畏权贵的品格。为官清廉，刚直不阿，身为御史，一心效忠朝廷，勇于弹劾，敢为他人所不敢为，言他人所不敢言。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钱沣上书弹劾正在山东做巡抚的国泰，贪纵营私，索贿舞弊，使举朝上下为之震惊。案件的当事人是国泰。国泰的来头很大：他本人是皇妃的伯父，又与和　关系极为密切；其父四川总督文绶又是刘墉的老上级。您想一想，这样的一个人，与乾隆皇帝、和　、刘墉关系都极为密切的一个人，谁敢不拍他的马屁呀？所以他一路下来升迁得很快：先是泗阳县令，后又任刑部主事，再后任山东按察使，再后任山东布政使，1777年任山东巡抚，成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他任山东巡抚之后，就伙同山东布政使于易简，贪赃枉法，挪用库银，造成山东下属各府衙门的国库亏空，官场乌烟瘴气。不仅如此，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继续开征收税。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名。您说，这样的一个人，谁敢得罪他呀？还别说，还真有些人敢得罪他。不过可不是刘墉。这些人是谁呢？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和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1782年初，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上书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建议乾隆皇帝将他调到京师为官。乾隆皇帝一想，呦，弹劾到了我的伯丈身上来啦。不会吧？国泰不会干这种事情吧？找个人问问吧！找谁呢？还是找山东布政使于易简问问吧！乾隆皇帝找于易简，可是找对了人了！于易简这个人，是前任大学士于敏中的弟弟，因为国泰权大势重，平时就对其巴结逢迎。本来布政使与巡抚官阶相同，都是从二品，只是布政使是文官，巡抚是武将，但均为封疆大吏。于易简却对国泰极端献媚，甚至向国泰长跪禀事。这时于易简一见皇上询问，便极力为国泰辩白，坚称国泰没有贪婪横行庇护劣臣之事，只是对属员比较严厉。乾隆相信了于易简的话，两次下谕说，国泰并无劣迹，只是办事认真欲速见效之过，没有采纳阿桂的建议。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可是一个不怕死的主！他知道大学士阿桂的弹劾没有起到作用，就在四月初继续上书乾隆皇帝，再度弹劾国泰。您说，钱沣此时此刻的再度弹劾国泰是不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幸运的是，乾隆立即于四月初四日连下两谕，委派尚书和　、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为钦差大臣，立即前往山东，“秉公据实查办”。乾隆皇帝为什么会如此安排呢？派三个人前去山东查案！是不是显得自己更加重视此案呢？非也！您想，乾隆皇帝如此安排可以说是意义深远：和　，与国泰的关系极好；刘墉，是国泰父亲文绶的老下级；工部右侍郎诺穆亲，是皇帝本人的亲属。这三个人，谁还不明白我乾隆皇帝要力保国泰安全过关的意思？不过，样子还得装一装，再下几个命令吧。四月初六日，乾隆猜想和　必然会对自己的意思心领神会，肯定已经迅速对此案件的后事处理安排完毕，于是就对军机大臣下旨，讲了查审国泰一案的方针和办法。他说，钱沣弹劾国泰、于易简贪纵营私，致历城等州县的仓库亏空。今派和　等“严切查究”。仓库亏空之事，和　等逐一对比印册盘查，自能水落石出。而索贿行贿之事，就比较难办，双方都不愿如实呈述，可对各官晓谕，若伊等供出实情，其罪可从轻处理。此谕由六百里加急传谕和　等人。四月初八日，乾隆又谕军机大臣：原任山东济南知府吕尔昌，系国泰用的人，推荐其任安徽按察使，必然知道国泰劣迹，著传旨令吕尔昌据实指控国泰、于易简的贪婪不法，毋许丝毫欺隐，否则重惩。我们再说钱沣。钱沣怕和　会预先做好安排，暗中动手脚，就与刘墉商议，他一个人微服先行，由刘墉稳住和　。和　、刘墉、诺穆亲三位钦差大臣则于四月初四日离京，前往济南。和　果然对于乾隆皇帝的意思领会得很好。和　判断，刘墉必然会和自己的想法一样，力保国泰过关的。不管怎么说，刘墉也是国泰父亲的老下级嘛！于是，和　在去山东的途中，就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教育、防范钱沣的上面了。他一方面极力袒护国泰；一方面威胁钱沣不要认真查讯。结果钱沣坚持秉公办案的立场，丝毫不怕恐吓。和　看到一计不成，便又施一计。他秘密地通知国泰事情的前因后果，让他迅速做好防范准备。国泰知道消息后，赶忙向商人勒借银子存放库中，凑足了库银数量，暂时掩盖了亏空情形。而此时的刘墉，居然一改平日小心谨慎、不敢过分得罪和　的态度，一路之上经常与钱沣秘密的商议对付和　和国泰等犯罪分子的对策。刘墉为何会一改平日小心谨慎、不敢过分得罪和　的态度，要坚决查处国泰呢？根据我的分析，促成刘墉改变自己平日形象的主要原因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乾隆皇帝连续几封六百里加急的圣旨起到了作用。其实，这是刘墉对于乾隆皇帝真实想法的误解造成的。刘墉在这点上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矣。第二、本人家传的工作作风。刘墉的祖父和父亲一直都是极为清廉、对于贪官污吏一直是疾恶如仇的。刘墉在心底里也有着这个方面的遗传基因，只是在不合适的时机不敢表现出来而已。第三、强大的舆论工具的影响。这次弹劾国泰非比往常，前有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弹劾，后有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继续追查，势头实在是太猛了。连皇帝恐怕也保不住国泰。这也正是自己露脸的好机会。刘墉就带着这种极端错误的想法走上了与钱沣配合、与和　作对之路！危险啊！话说和　一行到达山东后，就盘查仓库。和　命令差役抽视了几十封银，数量和册籍所载相符，和　便下令返回住处，实即表示已经盘查完毕，没有亏空了。应该说，国泰的贪污案就应该结束了。钱沣呢？他的弹劾，不是被定为诬告，便是以风闻言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结局。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刘墉的指点下，钱沣提议将库封存，和　同意。封库之后，一行人员就回去了。原来，钱沣在刘墉的指点下，发现了所验证的银子、四品官的暖帽数量多少不等，银子的成色也不对；而国家仓库存放的银两，一律是五十两为一锭，银的质量很好，银色正常，而用来验证的，是商人的银子，一锭有多有少，银色也不正常，心知其中必然有诈，故建议将库封存。钱沣马上细心访问侦查，最后了解到是巡抚勒借商人银子，冒充官银，放入库中。钱沣便派人四处宣告，如果被借银存入库中的商人，不将银数呈告官府，请交归还，便将其银没收。第二天，三位钦差与钱沣一行，再到银库，打开库门，查验银的颜色和每锭银的数量，确实不对，不是帑银。这时，商人纷纷呈禀银子被借的缘故和数量，将银领还，“库为之空”，一下子就使山东亏空帑银4万两的真相，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此时的和　迅速改变了脸色，他一想，得啦，我呀，我丢车保帅吧，别管他啦。和　立即出卖了国泰，马上与刘墉、诺穆亲抓紧查审国泰贪纵不法案，结果查实国泰贪污索贿总计8万两。此时的和　只能与刘墉一起如实报奏乾隆皇帝，查实国泰贪污索贿总计8万两。乾隆皇帝大怒，命令刘墉、和　缉拿国泰回京，并开仓赈济山东百姓。此时的皇妃已经在乾隆皇帝面前为国泰说情；有一些了解乾隆皇帝性格的御史也从旁附合，建议减轻对国泰的处罚。乾隆皇帝呢？他现在处在骑虎难下的地步了，他从四月初四到四月初八前后五天的时间里面连发四道圣旨，在全体官员面前表示一定要从严查处国泰贪污案；查处的结果呢？贪污索贿总计8万两啊！乾隆皇帝心想，我还是得征求一下刘墉这个直接负责查处国泰案件的钦差大臣的意见。刘墉呢？他居然还没有搞明白乾隆皇帝的真实意图，还在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建议严厉处置国泰。乾隆一看，这个国泰，你让我把这个人丢尽了，你呀，你别活了！于是在三天的时间里连下四道上谕，宣布：国泰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押解于易简至京面审；革国泰、于易简等人官职。六月初，乾隆皇帝勒令国泰、于易简二人于狱中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