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你不知道的外交史：中国外交六十年【作者】王逸舟,谭秀英【本册章节】第1-55章【简介】本书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60年取得的外交成就，回顾了艰苦卓绝的外交历程，从外交的各个侧面分别阐述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成长轨迹，梳理了外交学研究的历史和成果，并从理论高度，总结了新中国外交实践和取得的宝贵经验。是一部难得的新中国外交史专著。[1]第1节：第一章 走过从前，走向未来第一章 走过从前，走向未来　　2009年，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人们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走过艰难的从前，也将见证这个国家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的特殊历史。对于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来说，六十年的中国外交乃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无疑是一个富有历史教育意义，又极具分析难度的对象。国际社会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经过艰辛的努力和走过曲折的道路，当代中国外交逐渐成为全球范围最卓有成效的大国外交之一，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地位不只依靠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得到提升，也通过中国外交的持续而有效的努力得到了大力彰显。从新中国外交六十年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出不断发展、提升的历史性变化，其间既有宝贵的经验，也不乏深刻的教训。总结这份遗产，认真思索它的启示，可以攻玉，可以御敌，可以自我提升，可以贡献他人，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从研究者角度看，分析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追踪新中国外交六十年的成就与教训，有许多路径和思路。比如，人们可以追溯中国几代高层领袖的外交大手笔、大战略，对于不同时期中外关系变化的奠基作用；可以探讨中国外交制度的调整及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对于全球外交民主化和制度化潮流的积极推动；可以分析中国大国外交的战略性对话协作框架及设计，对于中国改善周边环境与发挥全球角色的作用；可以讨论中国 以人为本、外交为本 的新时期外交理念，对于当下中国外部形象提升的潜在价值；可以追踪中国军事外交的起源与演化，看看新中国对外交往的这个特殊层面在整个中国国际关系和战略方位的位置；可以观察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思潮在中国的起落以及它对于中国外交的现实和潜在影响；可以研讨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从摩擦到沟通再到合作的不同阶段，并由此发现中国外交下的国际组织方略，等等。这些在本书不同章节专门加以讨论的主题，均有可能发展成为深化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具体方向，是中国外交学界未来阶段理应深化的工作。　　这里，我想从中国外交发展的不同阶段着眼，对中国外交及中外关系历史性变化的线索做出若干勾勒。它既是个人的研究心得，也算是统筹本书各章的一种框架。首先，把中外关系的重大变化，置放在三个 三十年 的重大参照系下。这是一个简明且显著的对比，展现了 历史性变化 的含义。其次，再把新中国外交六十年分成 毛泽东时代 和 邓小平时代 两大历史性阶段，分别冠以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 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外关系 的称谓，之后，再把六十年化为六个小的时期，看看不同时期中外关系有何具体变化，研究它们间的递进与矫正，关注彼此间的异同；在对六个时期的分析过程中，笔者尝试不同变量的检测，看看外交视野中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如何演进，中国外交在这一过程中又是如何进步的。[2]第2节：第一节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1)第一节 三个 三十年 ：中外关系的重大　　历史参照系在笔者看来，具备大历史的纵深感，是恰当把握新中国外交地位与作用的关键之一。当中国外交被放置在更加宏观的历史镜头下时，人们很容易纠正原先的误判与狭隘，立即看到新中国外交相对于旧中国的质变，看到新中国外交内部不同时期的跃进。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外关系（1919-1949）　　评说当代中国外交成就及其对中外关系的作用，不能不对比近代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不能不提到以签署丧权辱国条约、协定为重要特征的近代中国外交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 1919-1949年的三十年是研究新中国外交及中外关系的时间距离最近、反差最强烈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认识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外交方位，不能不深刻理解它此前的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历史是传承的、影响是深刻的。这方面最好的作品，仍是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深入研究兴趣的读者，不妨阅读一下这篇名作。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344页。　　1919年以五四运动为标志，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高举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旗帜，对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推动和各种国内外先进思想的强烈追求，使俄国十月革命的精神迅速传开，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有了一种全新的变革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随后的中国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从那以后的三十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可歌可泣的伟大解放斗争的三十年，是朝着结束百年来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和连年战乱的局面、实现国家独立的三十年，也是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壮大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在国内，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政党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摸索了一整套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经验。在国际范围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力量，逐步摸索 以俄为师 的各种办法，在主要从事国内武装革命的同时，争取尽可能广泛的国际支持和合作。革命根据地既是传播革命思想、积聚革命力量的播种机，又是向外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之伟大意义的平台。除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不朽名著《西行漫记》外，另一位同样经历长征、同样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伟大朋友的美国作家、著名记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也有一本广泛流传的作品《中国的战歌》。阅读《中国的战歌》，就不难知道长征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期待世界的理解与支持，也不难懂得为什么他们只能做出革命和造反的抉择，更由此联想革命年代的氛围与风骨如何持续影响了老一代革命领袖在新中国建立后一段时间的外交思维与决策。参见。 美。] 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美。]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著：《中国的战歌》，江枫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在反法西斯斗争和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军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某些联系渠道，初步接触和理解了近代国际外交的各种知识与手段。如果说，在1840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尚未完全从旧时的朝贡体系和 天下 概念中摆脱出来，仍然对于西方列强主导的近代国际体系困惑不解和无从应对；那么，在1919年后，以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展开的伟大革命思想和实践，则接受了最新的世界进步理念，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的落后愚昧有了深刻的批判，创造出富有战斗力和创造力的革命做法。这是有趣而富有动感的崭新画面：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的实际的落后与被压迫状态；另一方面是中国革命者所表现出的新的气质与精神状态在不断孕育和壮大。这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一个破旧立新的过渡时期：中国整体上被视为一个积贫积弱的 东亚病夫 ，中国的旧政权和各种旧势力的确腐败残破不堪，中国远远离开了昔日的世界中心位置，处于受支配、受压迫的边缘地位；以西方列强为主宰的国际体系，表现着恃强凌弱的霸权特征，对于维持中国弱小和被分割的实际状态心满意足；有关近现代史上世界列强对中国的凌辱、盘剥以及中国外交的软弱应对的详细描述和分析，参见熊志勇、苏浩《中国近现代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尚未掌握国家政权和外交工具，但他们代表的新兴力量日益强大和崛起，代表着中国广大地域和民众的要求，朝着夺取政权、实现革命的目标挺进。[3]第3节：第一节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2)小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段特殊 前史 。从客观形势上看，中国已沦为受帝国主义列强操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以前曾经有过的某些综合国力优势丧失殆尽，中国与西方主流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严重不平等的、不公正的关系，偌大的一个国家被视为 东亚病夫 ，完全谈不上对人类和国际社会的贡献与作用。在这三十年间，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认清了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里落后挨打的悲惨地位，同国内的反动势力和支持纵容它们的外部强权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新旧力量的此消彼长和民心向背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沉睡的东方巨人开始觉醒，中国自身的革命和解放，中国参与的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对于国际体系的转变起到一定作用。虽然延安等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对外交往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外交不同，尤其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同世界打交道，开始准备应对执政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国革命时代和革命观念，也给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国内政和外交打上深刻的印记。　　二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外关系（1949-1979）　　研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二大参照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也是世人所说的 毛泽东时代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掌政权的第一个三十年，是很大程度上承袭革命战争年代的基本思路与做法、发展新中国的对外交往、确立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正式关系、定位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位置的 初级阶段 。　　在世界历史的画卷中，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既强大又贫弱的国家，一个让社会主义阵营无比振奋、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惊恐担忧的国家，是一个经济上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又提供不出有任何吸引力的发展模式的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段时期的特殊国际背景以及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特殊国内实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立即实行 一边倒 的对外方针这方面，可参见外交部档案专家徐京利的作品《另起炉灶--崛起巨人的外交方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尤其是第九章 打扫屋子的铁腕行动 ，第272-313页。，从而使苏联模式得以在中国引进和广泛实施。新中国外交的最初阶段，深深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决定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很快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表面上的与以各战胜国的等距离外交，变成实质上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合作关系，不管是自觉还是被迫，这一位置适应了冷战开始后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的全球政治逻辑。国外研究毛泽东的一位著名学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 R.Schram)，对这一时期的发展总的线索有一种比较客观的判断。他指出： 总的结果是一种曲折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强调的重点是间歇性地一个时期强调阻碍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各种困难，一个时期又强调所有新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所固有的非凡力量，这种力量可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 见［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著：《毛泽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242页。应当指出，即便在冷战逐渐风行的时期，中国外交仍有一段努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自己与一大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结为同志或盟友的经历，它同时积累了中国外交制度化、按国际惯例办事、同国际社会对话与合作的宝贵经验。然而，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内外各种原因，中共与苏共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成为对峙的双方。随着这种国际大背景的转换，中国的外交也不得不做出某些调整，朝着更加 左 倾的方向演化；与此同时，它也加强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中国的怀疑和排斥的基本态度。到了 文化大革命 时期，国内政治的某些极 左 做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损害了中国外交在周恩来主持下的稳健平和方针。必须看到，总体上逐渐偏向 左 倾的毛泽东时代，在最后阶段显现了某些积极的调整动向，尤其是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中美对话的开启，中国外交的钟摆再次强劲回摆，出现了向国际体系中心趋近的势头。只是这种势头短暂且乏力，并没有像后来的邓小平引导的改革开放进程那样，能够全面地引导中国走向国际体系的负责任大国的位置。随着邓小平的再次受贬、毛泽东晚年的极 左 错误达到极点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的混乱失序，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整体形象和作用仍然相当边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和政策，对于中国这一时期的基本定位和外交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在笔者看来，中国外交学界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导向及其实践的评价是清醒的、公允的和有共识的，可参见下列著作：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郝雨凡等编：《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4]第4节：第一节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3)小结：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三十年，是一个既有伟大成就也有重大失误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和具有崇高威望的政治人物，创造了一个拥有世界1/5人口的红色政权，彻底粉碎了西方列强继续奴役中国、并用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梦想，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时代创造了不可逆转的坚实基础。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给几百年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宰的当代国际体系以巨大震撼和冲击。总体上观察，新中国第一代掌权者基本上延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与做法，对于一个熟悉长期革命与战争的政党和领袖尚未完全适应和平发展的长期年代的要求（不管是国内建设与发展，还是国际斗争与交往）。在对外关系领域，延续革命的传统与适合国际外交惯例两种线索之间的关系构成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微妙复杂的 双重变奏 。如果把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的中国对外关系大体称作 社会主义革命年代的外交 ，并不为过。不论这三十年间中国外交如何曲折，有哪些亮点和调整，大致的偏左方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只能基本上由此加以判别，即它是一种斗争大于合作、猜忌压倒协调、对峙多于对话的关系，是 造反者 对抗 权势者 的态势。　　三 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中外关系（1979-2009）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三个大的参照系。鉴于邓小平的主要设计师作用以及江泽民、胡锦涛对邓小平路线的继承性，把这一时期称为 邓小平时代 （与 毛泽东时代 的提法相对应）是一种有道理、有意义的说法，也可以把它叫做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与头三十年的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相对应），或索性简称为 改革开放年代 。　　与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相比， 邓小平时代 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所有领域、所有工作完全转向服务于发展、有利于民生、着眼于综合国力提升的轨道，一切不适合这一重心的体制和观念都在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改革，对外开放尤其对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开放与借鉴成为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这些转变与调整，使得前三十年具有的革命的、斗争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大大减弱。与内政相一致，中国外交工作迅速适应了新的主题与要求，努力营造适合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国际氛围。邓小平对于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一个具有转折性意味的重大判断：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中国应当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它与此前立足于准备世界革命、防备外来的各种帝国主义入侵、准备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战的认识有根本差异，也正是这一点创造出新时期中国人全力搞建设的信心与智慧，鼓励了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交往与合作的勇气和办法。比较而言，中国这艘大船在毛泽东时代的主航标是与形形色色的各种内外反动势力抗争，确保国家的政治独立不受干涉，并最终解决了 中国人民站立起来 的重大课题，一扫百年来外部各种列强分割欺负压迫中国之辱；中国这艘巨轮在邓小平时代的基本航向则是努力推进使 中国人民富强起来 的目标，创造了改革开放的特殊机制，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激发了人民群众追求美好富裕生活的强烈欲望。这中间当然存在无数曲折与干扰，出现了各种问题和麻烦，不过总体而言，从邓小平执政的时期到江泽民接替的时期再到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当权，三十年间由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航向始终没有改变，经济目标的优先性一直得到高度保障，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由此一步一个台阶，不断迈向新的高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决定了中国外交的着力方向，也决定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善方向。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国让世界感受到逐渐壮大的实力与潜能、感受到一个充满活力与新貌的大国气象以及中国公众深入了解世界和让世界更好认知中国的愿望；即便是那些对中国抱有成见与敌意的国家，也越来越无法压制中国的声音，无法把中国排斥在各种全球或地区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外。在世界范围内，这一时期也恰好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集团化和一体化迅猛发展的阶段，中国在与国际经济紧密联系、相互协作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发展中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经济一个新的拉动力量，由一个地区性强国走向有全球意识和责任及影响的大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包括中国学者自己在内，对于中国是否算是全球大国的说法仍然众说纷纭。只是到了最近几年，特别是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三位事实的确认，各方面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有全球利益和影响的大国的定位，才有了比较趋近的看法。然而，究竟这个全球大国是什么性质的大国，朝着何种方向演化，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成功与失败的前景如何，争论并没有完结。[5]第5节：第一节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4)四 小结　　看待最近三十年的中外关系，必须从邓小平奠定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及其后果出发，由此分析中国力量的优势与不足以及扬长避短的具体目标。英国著名的世界经济史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指出，从公元14世纪到20世纪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按人均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中国经济一直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 这种停滞源于当地的制度和政策，但由于西方霸权的殖民剥削而被强化了。 这是自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史）最显著的特点之一。然而，从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世界经济史图表看，中国经济的恢复和活力又是特别抢眼的事实。在他制作的 中国与西欧人均GDP水平的比较（400-1998年） 、 中国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比较（1700-1998年） 等图表中，上述事实有清晰的显现。他的结论之一是： 在过去的1/4世纪中，复兴的亚洲（包括中国、印度和其他所谓的'亚洲虎地区'）已经极大地缩小了它们因落后产生的差距。 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图1-4和图1-16，第30-31、34页。安格斯·麦迪森在另一名著中指出，1950年前后中国的人均GDP仅有西欧的1/10左右（439 : 4579 国际元 ），而到了2001年，西欧国家的人均GDP仅仅是中国的三倍半多一点（1925 : 6583 国际元 ）。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地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提升的一个时期。从外交角度分析，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使中国与外部主流世界的关系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性质与态势，从原先的紧张和对峙局面，转向一种新的求同存异、合作对话过程；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得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中国越来越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中一个建设者、负责任大国与 利益攸关方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与影响力，早已不是处在国际体系边缘的角色所能想象和具备的。可以说，在21世纪初，由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新现实、和平发展及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加上一批主要来自发展中世界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体系越来越像一个富有动感的、充满变化可能性的格局，而不再是旧时那样由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主宰的某种 给定 样式。尽管这中间依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存在着某些怀疑与障碍，中国在最近三十年的飞速成长与进步，是带动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及人类进步的最重大、最积极的因素之一。因而我们也有理由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新世纪初期已经越来越具有建设性和全球意义。[6]第6节：第二节 中外关系在六个时期的演化：一种综合性的评估(1)第二节 中外关系在六个时期的演化：一种综合性的评估　　这里提到的 毛泽东时代 和 邓小平时代 ，并非标准的教科书提法，但是在笔者看来，它们不仅是研究者极为便利的分析框架，而且恰当地提示了我们进入细节的入口以及面临复杂矛盾的具体现象时须铭记在心的大范畴、大思路。给定这样两个大的阶段划分，我们可以将 毛泽东思想引导的时代 与 邓小平路线开创的时代 ，细化为六个具体的时期，并进行有意义的对比。　　它们分别是：　　1.探索新中国外交定位的建国初期（1949-1956年）；　　2.苏共二十大之后的中国外交调整时期（1956-1966年）；　　3.极 左 路线占上风的 文化大革命 时期（1966-1976年）；　　4.启动改革开放新航程的时期（1976-1989年，邓小平执政的年代）；　　5.冷战结束后的适应与调整时期（1989-2002年，江泽民执政的年代）；　　6.新世纪以来的全新成长时期（2002年至今，胡锦涛着手新布局的年代）。　　关于这些时期的具体内涵，学界和外交部门都有许多研究和公论，不必在此赘述。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它们对外交的塑造影响及对中外关系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后果。确实，衡量尺度的确立，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本报告提出的综合性视角的评估，纳入了如下一些参数，尝试建立一种比较直观和容易对照的画面（及结论）。　　这些参数主要包括：　　1.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保障与维护程度；　　2.与中国建交国家的数量及地域分布；　　3.中国与邻国和周边地区的和谐程度（邦交、争端、战争或协作事件）；　　4.重大外交战略（领袖人物外交思想、方略等）的出台（次数）及影响；　　5.国民生产总值中外部因素（海外利益）所占比重；　　6.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　　7.中国在全球政治与安全系统里的影响力（包括加入国际组织与提供公共产品情况分析）；　　8.作为中外关系变化折射之一的外交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繁荣程度。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参数可以不断细化，对评估对象的分析将根据数据的获得而持续深入展开。下面仅仅是对六个时期进行初步评估的结果。　　一 新中国外交定位期（1949-195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当代世界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几乎所有国家都意识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不再是旧时那种仰人鼻息甚至任人宰割的 东亚病夫 ，而是一个有坚强意志和独立决心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是通过艰苦卓绝的战争和广大民众的支持，赢得了治理国家的权利与位置。尽管台湾地区仍然被西方帝国主义大国实际支配，但整体上祖国大陆的版图不再受西方及沙俄列强宰割，而是真正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自己的手中。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国家主权的回归、有力保障与维护。1949-1955年，中国人民见证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建交浪潮，在苏联的带领下，遍及欧、亚、非广大区域的多达22个国家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尽管尚未得到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也没有完全解决与多数邻国的边界划分纠纷，但新生的红色政权第一次获得了世界范围的承认。参见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64页。新中国外交掌舵人周恩来最早设想的、并且与主要发展中大国印度共同倡导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通过万隆会议和其他场合得到一定程度的响应与传播。同时，应当指出，这一时期的中国距离国际体系的中心位置仍相当遥远，冷战开始后西方主导的、以联合国为象征的国际社会关系上的全球对峙态势已折射到中国：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及多个重大国际组织之外，因而只能选择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靠拢的方针，苏联模式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各个方面被中国全面引进并扎根；毛泽东用 另起炉灶 、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和 一边倒 的形象说法，提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的重大抉择。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出现的国际缓和与合作气象中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总体而言不能用 和谐 与 合作 表达。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也是单一朝向的，基本上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加上一定数量的苏联援助，海外利益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可以忽略不计，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近乎微不足道。在百废待兴的前提下，中国人也不可能提供多少全球公共产品，加入的国际组织数量十分有限（主要是参加了由苏联集团建立的一些国际机构，例如，在工青妇及和平运动领域）。作为中外关系思想、理论教学和一种折射的国际关系及外交学，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十分薄弱，只能借用稍许改造后的旧中国存留的一点底子（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开始了起步的努力。[7]第7节：第二节 中外关系在六个时期的演化：一种综合性的评估(2)总之，在第一时期，新中国与外部世界刚刚开始磨合，两个阵营的压力与影响逐渐呈现，探索定位的努力有了一定成绩，但客观形势制约的总的内政和外交方位，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倒向苏联，与西方冷战架势对峙的大局。　　二 外交调整时期（1956-1966）　　1956-1966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段十分特殊而重大的时期。虽然东西方对峙及冷战的总体局面没有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这一时期却出现了深刻的裂痕。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随后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掀起了巨大波澜。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先是惊愕不解，继而强烈抵制，最终选择与苏联分道扬镳。不论后人如何判断中苏分裂的原委与责任，包括毛泽东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态度与决定，就中国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判断，这场争论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开始向更加 左 倾的方向调整，国内一波甚于一波的 革命运动 给对外工作造成直接的压力，中国人的世界观与全球战略更加注重两大阵营之间的 中间地带 。在这一时期的国人那里，除了原先来自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外，又增加了对苏联老大哥控制野心的担忧，维护国家主权的任务似乎变得更加繁重。这一时期中国与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更显密切，在新建交的27个国家里有24个属于 穷兄弟 。中国与多半为非社会主义的邻国关系却没有多少改进，邦交正常化及解决领土争端事宜没有积极推进迹象，与印度的边界战争暴露出本应患难与共的两个发展中大国关系的脆弱。像前一时期一样，世界经济与中国的联系仍然很少，外部迅速发展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及科技进步，对于这个人口大国似乎没有什么影响。新中国建国初期一段时间，来自苏联的援助突然中断，也对新中国本来薄弱的工业基础造成不小的打击。有意思的是，作为中苏决裂的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中国在一些既不愿受西方资本主义支配、也不希望依附苏联阵营的国家和地区那里受到欢迎与拥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重要成员，后者是中国的天然盟友的思想得以萌芽，为下一时期毛泽东提出著名的 三个世界 论断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 前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积极动向是，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政治教学工作得到由上而下的推动，毛泽东、周恩来都感受到培养自己的国际斗争及对外交往人才的迫切需要，因而建立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建立，便直接受益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详细情况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史编撰小组2004年编写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四十年》。关于广义上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及其启动过程，联系文中叙述，可参见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大学、专业系及课程（如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几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成立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所大学的国际政治学系的建立）。[8]第8节：第二节 中外关系在六个时期的演化：一种综合性的评估(3)在有关国内政治的权威解说与教科书里， 文化大革命 前的十年通常被认为是犯有各种错误但同时富有改进和成长潜力的一段时间，只是后来这一进程被极 左 路线所中止。事实上，在笔者看来， 文化大革命 前的十年与 文化大革命 本身的十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存在着由弱至强、从小变大的一条线索，即毛泽东在党的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上所强力推动的 不断革命 ，始终是一个决定性的导向。应当承认，关于 文化大革命 十年的中国外交，不管是指导思想还是行动策略或者是具体过程，中国外交学界的讨论是不够的，很多地方存在缺失与误判，有相当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认识。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总体上中国学术界对于 文化大革命 历史检讨不够、存在许多政治敏感性和不方便深究的局面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也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外交学者有理由更加平心静气地、客观细致地研究和叙说这段历史。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外交温和思想与合作方针受到了一定的压抑，这与国内经济社会建设领域的类似情况是一致的。在外部强权打压与内部 左 倾影响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新朝着紧张的方向演化。　　三 极 左 路线占上风的时期（1966-1976）　　1966-1976年是毛泽东发动 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留有惨痛记忆的特殊时期，也是当代中国迄今为止与外部世界关系最紧张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开端是中苏决裂的高点，两个曾经的盟友一度剑拔弩张，由珍宝岛冲突点燃的火种几乎引发全面战争；与此同时，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关系似乎仍然是一种相互敌对的态势。可以说，这时中国人面临和感受的是最严峻的安全压力，一种史无前例的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封锁遏制中国的局面。在国内政治的背景下，极 左 路线达到极端状态，各方面的生产和建设陷于停顿，被迫服从、服务于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铲除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 苏联修正主义 在这一时期的代名词）祸根的总体要求。显然，外交工作不可能不受到消极影响：除了 三砸一烧 （砸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驻华使馆以及火烧英国代办处）这类有极其恶劣影响的行动外，世人见到了中国提出的 解放仍在受苦受难的三分之二地区 和实现 世界一片红 的口号，见到了在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非洲一些国家类似 输出革命 的做法，见到了不惜代价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 同志加兄弟 的特殊国家间关系，见到了全球各地反帝反殖力量对毛泽东思想和政策的此起彼伏的呼应（即便仍然处于相对弱势位置），见到了一个位于东方的、有别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苏式战略的另一个红色中心。有关世界史的一般教科书，记录下的主要是上述情景，即中国与主流国际社会及主要阵营的全面对峙；然而，细细观察却不难发现，在看上去 全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 的造反派外表背后，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外交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导下，出现了静悄悄的果断重大调整，以适应美苏争霸全球、给予中国夹缝中求变、求生存的机会的局面： 三个世界 的理论是对中间地带学说的重大发展，确定了在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一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多数国家的第二世界以及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的中国定位，即反对第一世界的霸权、争取第二世界的合作、支持第三世界的事业；利用美国人对苏联的恐惧，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对话及缓和的大门，从而使中国在安全压力大大缓解的同时，其全球战略位置变得有利和灵活；得到第三世界广大新独立国家支持的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从而为改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创造了条件，也为后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条件。虽然后面提到的这些变化并没有根本改变和扭转极 左 年代的内政氛围，没有根本改变中外关系上的紧张对峙局面，而且不被当代外国史家视为主线索而记录追踪，但它们是分析一个完整复杂的画面所不可或缺的成分，是解读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承前启后与历史巨变的钥匙之一。叶自成对毛泽东外交思想及战略的分析，比较复杂，也比较有辩证思想。他指出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一面，同时看到毛泽东内心中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霸权的深刻不满与挑战意志以及毛泽东外交谋略里面包含的复杂矛盾关系。参见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138页。像前一时期一样，从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保障与维护程度衡量，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成功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中国与美国的相互交往，引发多国争先恐后与中国建交的新一波浪潮，包括了一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66-1977年有62个国家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孤立中国甚至消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阴谋彻底失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的独立不羁的强大政治形象，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包括他发明的游击战争理论）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不过，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远谈不上和谐：中苏边界问题严重存在，中国受朝鲜半岛的冷战形势严重制约，中国直接参与了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是冷淡的，中国与东盟各国严重对立，这些折射出 文化大革命 时期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特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仍然被边缘化，国际贸易和此时如火如荼的全球科技进步浪潮对这个大国仍然是无关紧要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很多国家视为一个有输出革命抱负和具体战略的威胁。不用说，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各种事业的发展相当停滞和缺乏活力，有些领域和部门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工作亦无例外地受到冲击，大学和研究机构先是 关停并转 ，后来虽然有所恢复却成效甚微。[9]第9节：第二节 中外关系在六个时期的演化：一种综合性的评估(4)总体而言， 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给毛泽东时代的中外关系以严重的消极影响，新中国建国后温和路线和极端路线的较量，最终以极 左 势力占上风，直至盛极而衰才结束。不管中国外交部门做了多少艰辛的挽回努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好斗形象逐渐被定格、固化，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整个外部社会的关系上 斗 多于 和 。但是，辩证法教导人们，事物发展过头，会朝相反方向转化。　　四 启动改革开放新航程的时期（1976-1989）　　1976年粉碎 四人帮 ，扭转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以1978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它既是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新阶段，也是中国与世界各方面关系突飞猛进的全新阶段。在新中国历史上，邓小平是第一位提出了有别于毛泽东的重大战略思想和论断的国家领袖，对于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三十年中国的发展航向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尤其是在邓小平实际执政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对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定位，他作出了两次极其重大的贡献：首先，为了启动改革开放航程，邓小平作出了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当今世界主要问题、中国应抓住时机搞 四个现代化 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判断。由此中国内政外交出现了一系列新举措、新方针、新布局。例如，依据现实的变化，同时与美国和苏联改善关系（中美建交、中苏开始双方关系正常化谈判）；正式宣布了不结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外交工作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大力招商引资、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发展与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经贸关系；提出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的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绝不等于贫穷落后，鼓励尝试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建立经济特区和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及用 一国两制 谈判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大力消除各方面对于发展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种种疑虑。正是这一切举措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恢复了生机与活力，迅速培育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与制造基地，一举改变了中国经济成长乏力、缺少致富路径、与世界经济主流格格不入的局面。从邓小平执政时期开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大幅度增加，外部因素对于中国发展的贡献度迅速上升，中国人对于全球经济和人类发展也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巨大能动作用。其次，在1989年政治动乱之后的一段特殊困难时期，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极力制裁和改变中国的不利国际氛围，也面对国内种种困难和混乱乃至非议的巨大压力，邓小平作出了对外要 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对内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经济建设仍为全局重心的战略决断。这一时期他有关国际形势的各种重大判断，有关在艰难时境下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机遇的一系列方针，如对苏东剧变原因的分析、反对美国霸权及西方制裁的办法、国际时局的长期走向、发展中世界可能面临的新挑战、中国即便将来强大了也不当头不称霸、中国不搞阴谋只有阳谋等精辟论述，不仅在当时引导中国渡过难关、转危为安，至今看来它们仍然具有强大鲜活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邓小平执政时期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当代中国外交史上继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之后另一伟大遗产，是长久散发光彩和被后人铭记的光辉一页。在邓小平实际执政的年代，总体上观察，中外关系的发展有着一种全新的量的扩展与质的提升。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保障与维护程度，与中国建交国家的数量及分布，中国与邻国和周边地区的和谐关系，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海外利益的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与作用、中国人对于全球安全和政治的看法及影响力以及中国国际关系学和外交理论研究的兴盛，都有极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全新气象与进步，这一切也为此后的充实、完善和提高奠定了明确方向与扎实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把当下的时期仍然称为 改革开放阶段 ，仍然把邓小平理论视为指导改革开放的主要思想学说之一，今天的中国仍然被很多外部观察家称为是 邓小平的中国 。[10]第10节：第二节 中外关系在六个时期的演化：一种综合性的评估(5)如果说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那么邓小平则是当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建筑师；他们两人，一个创立了新中国并给前三十年刻上 社会主义革命 的深刻烙印，一个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航程并给后三十年以 社会主义建设 的历史标记。邓小平实际执政时期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奠基期，经受住了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的巨大冲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辟了与毛泽东时代完全不同的新发展期、新合作期。中国的国际形象，也由过去那种比较边缘化和 造反者 的角色，转向现在这种比较负责任大国和 建设者 的位置。 邓小平现象 （或者说 邓小平进程 ）在当下仍然是进行时。　　五 冷战结束后的适应与调整时期（1989-2002）　　在邓小平之后，以江泽民为首的领导集体继承了改革开放的大业，率领中国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 20世纪整个90年代，既是全球范围的适应与调整期，也是中国走出1989年政治动乱后西方 制裁 和压力的阴影、恢复改革开放之初那种强劲发展势头、迅速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前列的时期。这个经常被外界视为 过渡时期 、被国内很多媒体形容为 承前启后 的时期，实际上经历了大风大雨和各种艰难考验，却总体上实现了安定和谐、平顺向上，这是非常不易的、值得一书的。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看，在实践层面，沿着邓小平开辟的航向，中国领导层和外交部门有效地化解了美国及西方的 制裁 和围堵压力，使中美交往中的人权问题与贸易问题脱钩，缔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大力拓展了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平稳实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在经过多年谈判之后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妥善处理台海危机、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中美撞机事件等重大危机。在战略思想层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在国内发展上创立了 三个代表 的重大学说，而且在对外关系上全面深刻地论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与基本步骤，提出 重大战略机遇期 的重大判断，率先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东盟地区）宣示了 平等协作、互利共赢 的新安全观，并且对国际社会阐述了不同社会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的方针，丰富和发展了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邓小平外交理论、战略与国际关系实践。依照本书提出的衡量框架，在江泽民主政的十三年，中外关系的各个重大指标都有相当的提升和加强。例如，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得到新的保障（以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为突出象征）；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新的突破（在保持朝鲜的传统友谊的前提下实现与韩国的建交是一个典型）；同周边国家的和谐程度得到加强（特别是在解决边界问题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了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关系）；提出一系列重大外交方针和国际战略思想（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以及战略机遇期概念）；在中国国家利益中，海外利益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不断提高，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里程碑）；中国在全球政治与安全系统里的影响力得到增强，开始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与战略外援（中俄主导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样板，中国对阿富汗的大量经援是另一个典型）；学界有一个公认看法，这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学的研究及教学进入了继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启蒙运动（大力倡导 解放思想 、加强引进和学习过程）之后的又一个 黄金发展期 。尽管这一时期也有各种不足与遗憾，例如，台湾问题作为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的逐渐升级，中日关系相对中美关系、中俄关系和中欧关系而言进展缓慢，中国与非洲传统友谊面临新的难题等，但瑕不掩瑜，它为当下的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而且总体判断，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新的突破，中国实现了又一段跨越式成长。[11]第11节：第二节 中外关系在六个时期的演化：一种综合性的评估(6)对比江泽民的十三年的开始与结束，不难见证巨大的反差（与进展）：苏东剧变及1989年政治动乱后，一度风雨飘摇、形势恶劣，国际上多不看好中国的前景，认为它将步苏联解体的后尘；而当江泽民把接力棒交给胡锦涛时，这时的中国已俨然是国际力量格局中最有希望的新兴大国（乃至出现了各种版本的 中国威胁论 ）。这当然与以江泽民为首的领导集体及外交部门的辛劳智慧有关，但它更是千百万中国人的心血、力量与成就所致，是改革开放总体方针延续与升华的结晶。　　六 全新成长时期（2002年至今）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这个时期，是继邓小平、江泽民之后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推进改革开放大业的新阶段，也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达到新的高度、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对外关系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站在全球角度观察，当下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性大国以及国际力量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全新时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与压力急剧上升、中国快速增长的海外利益同原有国际秩序经历复杂磨合的全新时期。在国内背景下，新一代领导集体制定并提出了 以人为本 、推进 和谐社会 和 科学发展观 等重大战略口号及目标，深化和丰富了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在外交工作中，与内政的要求相适应，同样制定和推进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及要求）。例如，提出了 外交为民 的方针，外交领事保护制度出现了重大改革，不断适应着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形势；国家领导人在国务活动和世界讲坛上大力倡导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 和谐世界 的口号，外交部门在具体推动建设和谐的周边关系、有协调的大国战略对话与伙伴关系、实施与发展中国家的新型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及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机制并发挥更大作用方面，实施了大量有创意、有成效的行动；胡锦涛主席近一时期在内外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的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以及 统筹两个大局 的指导方针，使得中国的对内、对外工作有了新的大国气象和风范。这一时期，与中国新的领导集体更加务实、亲民、谨慎的要求一致，中国外交制度也有新的建设与发展。例如，推动的新一轮外交礼宾改革，更加务实、精干和节约；外交部增加了直接为百姓服务的诸多安排，像设立外交公众活动日，成立公众外交处，逐步开放外交历史，各级外交领导上网与网民对话，设置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机制，加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等等。中国的多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均有创新与突破，如召开大规模、有影响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建立与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以及各个地区强国的双边战略协作与对话框架等，丰富和加强了中国外交的渠道及影响。在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在注重维护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和主权安全的基础上，加大了对国际义务与责任的投入，中国人担当了更多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制度的高官、参与了更多重大国际规则的制定，涉及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维和行动、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法庭、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等不同领域和机制；中国在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全球贸易新一轮谈判、全球金融改革与危机应对、全球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与反恐怖、联合国系统的改革（包括安理会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得到日益广泛的承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21世纪之初就达到了历史的新高：中国已和全球170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与200多个国家及地区建立了经贸联系和其他合作关系；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最大的新兴市场和外资投向地、主要大国中增长速度最快和持续能力最强的国家、对世界经济新时期发展有显著拉动作用的金砖四国的 领头羊 。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家权益的保障程度、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重大外交方略的出台次数、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带动力和对于国际安全的保障力乃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的进步步伐，等等，都是以往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然而，也应当看到，当中国人站到全球新的高地上，既看到更大更美的风景，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感受到 高处不胜寒 、 树未大先招风 的特殊压力与孤寂，一种在过去罕见的外部 呼吁与要求 ：中国经济的成长及强劲对外需求，被很多国家和声音视为新的 中国威胁论 或 新殖民主义 的根源；中国和一些与西方有矛盾的国家的正常经贸交往，被解读为 培植势力范围 和对抗现有国际制度；甚至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也强化了外界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定位的质疑；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曾经是中国传统盟友的第三世界兄弟）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开始向中国伸手要钱、要援助、要承诺，其中很多超出中国能力所及和中国公众的想象（思想准备）。中国外交提供的战略外援和国际公共产品，相对于其他世界大国，尤其是老牌西方国家，仍然有一定的差距；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北欧地区各国（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被认为是提供的国际公共援助在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最高的国家群体。大体上，这些国家的国民和政府把0.7%左右的人均GDP捐献给了国际和平进程，特别是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各种地区热点冲突的调解进程，如有关中东和平的 奥斯陆进程 、有关斯里兰卡内战的调停进程、有关柬埔寨政治和解和联合国的介入进程、有关印度尼西亚政府与分裂省份亚齐相关政治势力的对话进程，等等。作为案例之一，下列作品可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它属于挪威政府发布的白皮书之一）：Leiv Lunde & Henrik Thune, ed.,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Policy for a Globalised World, The Case of Norway, Report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Refleks Project, December 2008。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中国公众的期待有距离，与中国的经济成长速度和规模不太对称，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当代政治、文化独特大国的身份不一致。中国在新时期的新起点上与外部世界的磨合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充满挑战的过程。[12]第12节：第三节 总结经过最近三十年的卓越努力，中国站到新的制高点上，中国与世界关系也具备了不同以往的面貌、性质和潜能。总体上判断，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进程，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功的最大来源，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外交理念与实践的主要动因，当然还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出现全新局面的根本所在。当下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推进的大业，是对上述基本线索的延续与扩展，是改革开放进程的新阶段、新贡献；中国与世界在新世纪初期的关系，由此展现出新的前景、新的亮点。　　第三节 总结　　（一）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之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充满了曲折与变化。对中华民族来说，它是一种大悲大喜、刻骨铭心的记忆。随着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再到一个强盛起来的世界大国，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于中国的态度，也相应出现了由看不起和盘剥指使、到敌视对峙和封锁裁制、直至对话利用/协调合作/对话施压等多重复杂手段并举的巨大变化。　　（二）新中国建国之前，中国外交并非绝对 空白地带 。无论是毛泽东领导的延安革命者与美国有关方面的军事交往，还是周恩来指导下的对西方左翼人士的工作，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复杂学习过程，直至新中国建国前期中苏在对日作战和收复中国东北问题上的多重协调（及争取工作），都带有 外交 的印记和 国际关系 的雏形，是新中国外交的准备适应阶段，是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 前史 。看待新中国建立后的外交方位，不能脱离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与思索。　　（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比起蒋介石政权的状况，在对外关系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国家亦不再是任人宰割和欺辱的对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也有一些值得回忆和推崇的重大战略举措和创造（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缔造、中美交往大门的开启、三个世界思想的提出等）。然而，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条件，尤其是国际冷战大格局以及 继续革命 的内部逻辑，新中国建国前三十年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始终存在着某种紧张对峙、令人倍感压力的状态，中国一直处于国际体系的相对边缘位置，中国在国际社会的 造反者 形象大于 建设者 作用。　　（四）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最重要的受益者之一，中国也逐渐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以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为国内重心的指导方针，同时带动了对外关系和整个国际战略的调整变化。中国经济从一个濒临崩溃/缺少活力的状态，转变成一个充满生机/增长迅猛的形态；中国多数民众摆脱了长期困扰他们的贫困落后生活局面，朝着小康水平的方向迈进，并且在此过程中大大增强了个人的自主性和法权意识；中国外交从 文化大革命 前后一个相对被动和矛盾的状态，变成了沉稳坚定，目标明确，越来越有想象力和大国气势的新兴外交。不论磨合过程出现了多少新的问题与矛盾，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朝着总体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向大步迈进。中国与当代国际体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进步构成当代国际进步最显著的成就之一。　　（五）外交与内政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块的。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中国外交的各种问题与主要成就，虽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大格局的变动，它更是国内政治、指导方针和总体局面的直接延续。 打铁先要本身硬。 中国对自身的设计及塑造方式，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应对。中国本身的进步，直接影响着中外关系的发展演化。从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线索观察，人们有理由对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展持乐观态度。[13]第13节：第二章 中国外交的国际背景透视(1)第二章 中国外交的国际背景透视　　科学判断国际形势，是现代国家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走过了不平凡的六十年，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透视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流变，离不开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把握和应对。中国领导人善于根据不断变幻的国际风云，适时制定和调整中国对外政策，使中国外交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大变革孕育着大机遇和大挑战，昭示着中国外交正在迎来下一个辉煌的六十年。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面临的国际形势　　毛泽东外交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国际背景，主要表现为战争与和平的相互交融。毛泽东历来注重 冷眼向洋看世界 ，密切观察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准确把握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据此制定和调整中国对外政策。　　一 一边倒 时期的国际形势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外交实行 一边倒 方针。首先，这是从美苏主导的冷战对峙格局出发做出的一种战略选择。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已经展开激烈对抗，这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最重要的国际条件。客观地说，面对两极对峙带来的外部压力，中国外交回旋余地十分有限。毛泽东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明确宣布： 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毛泽东：《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载《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全国工商联第二届委员代表大会各省市代表团负责人座谈会上，再次阐述了 一边倒 的必然性，参见《 一边倒 对不对？》，载《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279页。其次，美国和苏联对待中国革命的不同态度所形成的客观局势，决定了中国外交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在对待新中国问题上推行错误战略，试图从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和台湾等中国沿海岛屿三条战线对中国进行封锁、遏制，直接促使中国领导人将 一边倒 外交方针视为打破西方国家封锁的一个锐利武器。最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及其战后安排，极大地影响了 一边倒 外交方针的发展趋势。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导致 一边倒 格局固定化和长期化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和随后中美两国军队在朝鲜的对抗， 一边倒 的局面有可能不会持续那样长的时间。需要指出的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都明确向美国做出了缓和的姿态，但美国并没有回应。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可以这样认为，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对外工作并没有真正打开局面。即使同周边少数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例如，1950年4月1日，中国同印度建交），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相互交往也不是很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虽然朝鲜战争的结束使东北亚地区局势有所缓和，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朝鲜半岛的长期对峙，对中国在东北亚地区乃至周边地区的战略安排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14]第14节：第二章 中国外交的国际背景透视(2)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依然面临外部形势的重大压力。美国在战略部署上仍在从东南亚和台湾这两条线上逼近中国，中国还要为获得进一步的安全环境做出努力。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在这种情况下， 一边倒 外交方针便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大力支持越南、柬埔寨等印度支那国家取得抗法战争胜利的同时，中国围绕台湾问题逐一击破美国的战略进逼。1954年9月，美国组织八国在马尼拉建立 东南亚条约组织 ，以敌视、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同年12月，美国一意孤行，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加强对新中国的军事威慑。为了反击美国从战略上对中国的层层进逼，中国政府于1955年1-2月相继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迫使美国在中国周边三条战线上步步后退。　　直到印度支那战争停战，中国外部环境才有了明显改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力争打开外交局面。毛泽东指出， 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 ， 我应与一切愿与我建交的国家建立关系 。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看来，打开中国外交局面理应包括同西方大国尽可能建立和发展一些关系（例如，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与英、法等国进行了接触），但是受制于当时的条件，中国最终将 打开大门 的重点确定为：积极发展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广泛关系。中印两国于1953年12月举行的关于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关系等问题的谈判，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同周边民族国家之间最早的一次重要谈判，有利于周边国家更加准确地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真实意图。1954年6月，中国先后与两个重要邻邦印度、缅甸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到195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有25个，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经站稳了脚跟。　　二 两个拳头打人 时期的国际形势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重大变动时期，既有整体意义的变化（如西方经济保持高速发展），也有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如美苏关系在对抗中不断妥协）。　　总体上，国际局势表现为缓和与紧张的轮流交替。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局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曾做出乐观估计。1956年9月，陈毅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世界上争取和维护和平的力量不断地发展壮大，执行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国际反动势力处于日益削弱和孤立的地位。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国际局势肯定地趋向和缓。 陈毅：《目前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政策》，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25日。1959年10月，毛泽东在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认为，争取10-15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毛泽东：《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载《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385页。1960年5月，毛泽东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仍然坚持 国际局势很好 的判断。毛泽东：《同蒙哥马利元帅谈国际局势》，载《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21页。然而，国际局势中的不稳定因素，如越南战争的升级、中苏关系的恶化，很快改变了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趋缓的积极看法，进而使中国外交更多地服务于战争准备的需要。[15]第15节：第二章 中国外交的国际背景透视(3)具体来说，国际战略力量经历动荡、分化和改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苏关系表现为既对抗又妥协。虽然冷战仍在继续，但是美苏对外政策均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例如，苏联自苏共二十大以后积极奉行 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的外交路线，推动国际局势一度出现明显的缓和迹象。1961年8月 柏林墙 事件引发的柏林危机以及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1963年8月5日，美、苏、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就是当时美苏关系的生动写照。20世纪60年代，美苏对抗的战略态势表现为 美强苏缓 。第二，东西方两大阵营出现分化瓦解。随着美苏对各自盟国的控制能力明显减弱，两大阵营的内部矛盾纷纷暴露出来。在西方阵营内部，法、美矛盾尖锐化，欧共体成立、联邦德国提出 新东方政策 。东方阵营内部发生 波匈 事件、 布拉格之春 、中苏交恶。这样一来，战后初期形成的两极对峙演变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争霸。第三，第三世界开始崛起。万隆会议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在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蓬勃发展，不结盟运动方兴未艾，77国集团登上国际舞台。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在赢得独立后陆续走上了和平、中立的发展道路，沉重地打击了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改变了超级大国任意操纵世界命运的局面，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简言之，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两极格局发生动摇，世界多极化趋势初现端倪。　　引起中国外交格局变动的最主要外部因素是中苏关系的全面倒退。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最后导致两国从正常关系走向对抗。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苏联对美奉行缓和战略，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巨大压力。从当时的国际条件看，美苏之间不可能真正实现和解，但是双方断断续续释放出的缓和信号将中国推到了世界政治矛盾的风口浪尖，似乎中美对峙是美苏对峙的主要原因。在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苏联却积极谋求与美国缓和，这无疑加深了中苏两国在战略利益方面的冲突。对于苏联试图将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的做法，中国领导人自然会做出不同形式的抵制。1964-1969年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更直接感受到的威胁来自苏联。特别是1969年3月发生的中苏珍宝岛冲突，使本来已经恶化的中苏关系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加剧了毛泽东对苏联威胁中国的迫切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逐渐走上了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相对抗的道路，即对外工作突出意识形态的 两面开弓 。[16]第16节：第二章 中国外交的国际背景透视(4)影响中国外交格局变动的第二个外部因素是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殖民主义体系在亚、非、拉地区土崩瓦解--亚洲出现了7个独立国家；非洲大陆诞生了35个新独立的国家，其中1960年就有17个国家取得独立（这一年被称为 非洲独立年 ）；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也有6个国家获得独立。世界范围内空前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坚定了中国同时与美苏抗衡的信心。1964年7月，毛泽东指出： 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 毛泽东：《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载《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34页。为此，毛泽东果断地调整中国国际战略，将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重要战略依托，主张在世界范围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力图打破美苏的围堵。在支持亚、非、拉国家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形成了影响深远的 世界革命 思想。　　配合中国外交格局变动的第三个外部因素是西方阵营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爆发为中国发展对西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定认识基础。1956年10月，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促使毛泽东将 中间地带 理论发展为 两个中间地带 理论。毛泽东认为， 苏伊士运河 事件反映了 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确定了 两个中间地带 的含义：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 毛泽东：《中间地带有两个》，载《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6-507页。 两个中间地带 理论的实质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把帝国主义世界看成铁板一块，对其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予以区别，以便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反对主要敌人。　　另一方面，西欧国家不再简单地奉行追随美国的对外战略。在美苏争霸取代两大阵营对抗的情况下，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西欧国家出现谋求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趋势，有利于中国与西欧国家改善相互关系。为了更好地把握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历史契机，中国在国际斗争中更加注意把西欧国家与美国区别开来，并对西欧国家维护独立和主权的斗争给予适当支持。特别是在1963年、1964年毛泽东提出 两个中间地带 的战略思想后，中国把对西欧的外交政策提高到国际反修斗争中 发展第二中间地带、争取间接同盟军 的战略高度，日益重视发展与西欧国家的关系。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重大进展，例如，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这被西方舆论喻为震撼世界的 外交核爆炸 ，也对美国孤立、封锁中国的政策提出了挑战；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双边贸易总额从1959年的6.5亿美元发展到1969年的11.26亿美元，增长了72.9%。同上书，第361页。所有这些，不仅有助于打破美苏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也为后来中国与西欧国家普遍实现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7]第17节：第二章 中国外交的国际背景透视(5)三 一条线 时期的国际形势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局势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一是，世界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同时，欧洲、日本等主要力量的自主外交更加明显，中国重返联合国，第三世界的力量有了明显增长。二是，世界经济走向多极化。美国政府先后于1971年12月和1973年3月宣布美元贬值，标志着美国丧失了世界经济霸主地位；1975年召开的第一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中形成了美国、西欧和日本三足鼎立的局面。与此同时，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仍保持足够活力，大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 亚洲四小龙 ）开始崛起。三是，美苏争霸出现了 苏攻美守 的态势。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进行战略收缩之际，苏联强化了战略攻势。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在稳住欧洲后打着 缓和 的旗帜大举向第三世界扩张。例如，苏联发动 南下攻势 ，从东南亚（海路）和西南亚（陆路）两个方向出击，在世界各战略要地向美国霸权发起挑战。四是，苏联的对外扩张使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变得异常严峻。苏联不间断地叫嚣对中国进行核攻击，在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增强军事存在，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些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直接构成了军事威胁。　　毛泽东从容抓住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的主要矛盾，有意识地立足国家安全和自身利益调整对外政策。中国改变了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局面，集中精力缓解苏联对中国的压力，平衡国际战略力量。例如，中国改善了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同朝鲜、罗马尼亚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修复和改善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等等。历史证明，毛泽东在晚年已经基本放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传统外交模式，推动中国外交逐渐回归正常轨道。中国对外政策的成功转变，不仅使中国逐步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困境，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也使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从此真正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　　在中国外交回归正常轨道的过程中，尤以开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最为显著。毛泽东从国际战略全局出发，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对抗苏联，重新构筑反对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注意到，从1969年起，美国开始进行战略收缩，并且逐步走向 一个中国 的政策，这可能会给中美关系缓和带来一定契机。1972年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结束隔绝状态并开启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美关系正常化引起了连锁反应，中国迎来新一轮建交高潮。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不仅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同当时世界上独立的130多个国家中的110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与美国、日本和西欧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邓小平说：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由此可见，毛泽东通过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功地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格局，为中国后来实行对外开放廓清了道路。[18]第18节：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1)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敏锐目光洞察国际风云，科学分析世界发展潮流，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要判断。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调整了 一条线 外交政策，推动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日趋完善。邓小平外交思想顺应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对外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 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形势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虽然国际形势异常严峻，充满着战争的危险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对国际形势的估量却还是老看法。对此，1980年前后，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和宦乡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李一氓主持撰写的报告提出，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不但有可能避免，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打不起来。据李一氓转告，政治局专门讨论了中联部上报的《讨论稿》，并请他列席。在谈到战和问题时，大家还一时转不过弯来。邓小平就说，你这个李一氓呵，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但是这个问题终究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和思考。参见何方《李一氓和宦乡建言外交政策》，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7月10日。，但是仍有不同以往的变化，如美苏争霸转入僵持，对外开放密切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明显加深。特别是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为中国外交带来更大的回旋余地。第一，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势头得以维系。中美关系因为里根政府对台出售军火出现一些波动，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的签署标志着，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得以确立。第二，美国对苏联推行全球性进攻战略。苏联入侵阿富汗，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 重振国威、扩军备战 ，志在从苏联手中夺回世界霸主的地位。第三，原先处于尖锐对抗的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积极变化。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的讲话传递了改善中苏关系的信息，立即引起中国领导人的关注。邓小平指示外交部，迅速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中苏关系缓和由此发轫。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内部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国际形势的上述变化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并在1982-1983年间为中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新战略。[19]第19节：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2)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缓和与合作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第一，美苏关系明显趋于缓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不仅没有实现预期战略利益，反而失去了同美国较量的战略优势。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对外政策逐渐放弃与美国争夺军事优势，而改为全面收缩战略。第二，与美苏缓和相伴随，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升，西欧、日本等其他主要政治力量继续奉行自主外交路线。第三，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上升。在世界经济不稳定、低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普遍进行了经济调整和改革。这种经济调整和改革，促使经济利益在国家对外交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局势相对稳定，经济进入调整发展时期，为中国外交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 邓小平眼中的世界格局转换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风云突变，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骤然严峻起来。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 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320页。邓小平反复强调，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邓小平指出： 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20世纪60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 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按照邓小平的战略判断，中国的政策即使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　　面对乱象纷呈的外部环境，邓小平对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做出了正确判断。当时，国际国内出现了对世界 新格局 的种种议论和看法。邓小平纵览全局，明确指出： 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很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对于有人怀疑中国的发展前途，贬低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的言论，邓小平始终把中国看做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并指出： 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邓小平对中国国际地位的确定是实事求是的，如实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国力及利益诉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第20节：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3)在世界格局的转换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并未出现明显波动。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冲击波，邓小平顶住了西方一些国家的重压，依然坚持中国外交战略的国际目标，即 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 。同上。一些西方国家的遏制和制裁不仅没有达到使中国屈服和孤立的目的，反而使中国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到1992年，中国已同15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国能够保持对外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与世界建立了日益广泛的联系。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要求中国继续推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政策虽然是国内政策，但是它同样需要对外政策的紧密配合。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给西方国家、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诸多重要机遇和现实利益。　　三 邓小平应对国际局势的若干举措　　邓小平深刻洞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国际战略思想，赋予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以崭新的内容。　　（一）强调实行真正的不结盟　　在邓小平看来，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一条线 外交战略越来越不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需要，这是因为如果中国继续联美反苏，势必会加强美国的霸权，引起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失衡。为此，中国外交调整了 一条线 战略，不同任何大国建立战略关系，不支持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　　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不同任何大国建立同盟关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邓小平指出：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按照邓小平的设想，新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包含新的内容，即实行真正的不结盟，这既有利于维持国际局势的稳定，也有利于保持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当然，坚持独立自主，绝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国际力量的支持，拒绝同国际力量合作或者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也不意味着中国只顾自身利益而不愿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21]第21节：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4)邓小平提出的不结盟政策，也包括不与第三世界国家结盟。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讲过这样一段话： 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页。后来，邓小平又多次重申 不当头、不扛旗 的思想。 中国永远不当头 ，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国际战略判断，更能准确体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　　（二）重视国家利益的基础作用　　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出发点。通过总结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邓小平明确提出，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最高准则是维护国家利益。他在会见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 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 邓小平：《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对于制定一系列正确的外交战略、加强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提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积极推动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1988年12月，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 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他反复强调，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负起应负的责任。中国在国际问题上要有所作为，即积极推动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任务。　　与此同时，邓小平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指出： 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邓小平：《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必将是一个充满较量和斗争、经历各种风险的长期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必须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22]第22节：第三节 世界格局转换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1)第三节 世界格局转换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世界格局进入交替时期，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同前两个时期相比，中国与世界大国的关系总体良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大国姿态融入世界。在继承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同时，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根据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新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外交政策。　　一 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基本特征　　两极格局的意外终结，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的最重大变化，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冷战结束后，世界明显进入变动时期，国际局势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变化。　　（一）世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　　在全面观察和深入分析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基础上，江泽民指出：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载《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政治多极化进程加速发展。第一，欧盟和欧洲大国独立自主倾向继续发展。1993年1月1日，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启动，实施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四大自由流通；1993年11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洲联盟建立；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流通；欧盟加快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务的建设，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明显上升。第二，大国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调整。大国之间建立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如中俄两国于1996年建立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美两国于1997年建立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这既是世界多极化的重要表现，也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三，地区及跨地区合作不断推进。例如，1996年3月创设的亚欧首脑会议机制化，1999年6月创设的欧盟-拉美首脑会议逐渐成熟。　　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过程充满曲折。首先，多极世界与 单极世界 的斗争仍然激烈。作为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确立单极世界的战略引起其他大国的反对，但是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还没有形成。其次，国际局势仍存在不稳定性因素，对多极化趋势产生干扰和冲击。例如，冷战思维仍在继续，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民族分裂等局部冲突不断蔓延。总之，多极化格局的形成，是各种政治力量重新组合和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必然充满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23]第23节：第三节 世界格局转换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2)（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成为国际交往中最活跃的环节和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市场的国际化；国际投资的迅速增长，带来了资本的国际化；国际金融交易大大超过世界生产和商品交易、服务贸易，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全球贸易规则日趋统一，国际经济协调越来越重要。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也是曲折的。第一，经济全球化具有明显的双重作用，积极、消极影响此消彼长。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消极作用日益突出：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加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主权受到发达国家的威胁等。第二，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阻碍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先后爆发，凸显了变革国际金融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第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反全球化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1999年11月30日，反全球化人士在美国西雅图举行大规模游行，导致原定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开幕式被迫取消。经过 西雅图风暴 的洗礼，世界范围的反全球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经济全球化应该是全世界各国的事。为使更多的人尽可能地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需要逐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江泽民指出： 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各个方面都占有优势，因而他们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江泽民：《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载《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目前这种全球化也扩大了南北差距，许多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被边缘化。从战略角度看，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少数国家富裕、多数国家贫困的基础上。 江泽民：《当今世界的三个大问题》，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0页。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严峻的挑战。　　（三）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的焦点由军备竞赛走向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在综合国力诸多构成因素中，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日益重要和突出。世界各国纷纷大力增强综合国力，力求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的重要特征。[24]第24节：第三节 世界格局转换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3)经济实力成为国际竞争的中心。没有经济实力的支撑，国家参与综合国力竞争在主权和安全方面就会受到威胁。江泽民指出： 当今，大家生活在一个互相依存的世界里，经济已超越国界，成为互有影响、利害相关的最重要因素。 江泽民：《把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载《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页。为此，各国积极调整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一场规模更大的市场化浪潮席卷全球，特别是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引人注目。　　科技对综合国力的贡献明显提升。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高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知识逐渐取代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高技术产业逐渐超过传统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支柱。为此，各国竞相调整科技战略和政策。例如，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提出 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1994年，欧盟制定了第四个科研发展框架计划；1994年10月，日本提出了《研究信息流通新干线网计划》等。　　（四）国际安全形势发生新变化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　　第一，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渐显露。冷战结束后，一触即发的大战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非传统安全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主题。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首次明确地使用 非传统安全/人的安全 概念。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它们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第二，传统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说明传统的安全威胁有所下降。但是，一些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还未消除，再加上美国近几年频频对外出兵，如2001年10月以 反恐 为名入侵阿富汗。因此，在认识到非传统安全威胁带来的新变化、新挑战的同时，仍要强调保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第三，两种威胁相比，非传统安全威胁明显上升。特别是 9·11 事件对国际安全局势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性影响。 9·11 事件后，恐怖主义走向国际化、网络化和大型化，成为国际社会一大公害，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5]第25节：第三节 世界格局转换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4)二 江泽民应对国际局势的若干举措　　江泽民指出： 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江泽民关于中国发展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江泽民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课题、新挑战，反复强调要始终坚持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江泽民指出：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谁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 江泽民：《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载《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努力下，中国较好地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坚持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竞争与合作的水平。　　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努力推动区域合作。例如，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组织的经济合作，努力加强与欧盟等区域组织的合作。尤其是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取得重大突破。2001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第五次中国-东盟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拥有18亿人口和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继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的世界第三大市场，为中国、东盟及亚洲国家带来更多新机遇。　　（二）维护国家安全，创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　　江泽民在立足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下，从战略高度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安全观。江泽民指出： 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 江泽民：《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载《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 维护国际安全，必须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应该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解决争端。 江泽民：《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载《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页。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 在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江泽民的新安全观以实现真正的持久和平为宗旨，服务于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体现了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理念和新型国家关系准则，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26]第26节：第三节 世界格局转换初期的国际形势及其应对(5)江泽民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江泽民强调，必须把国家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注意维护国家安全，既要注意经济安全、防范金融风险，又要重视非安全因素的影响，反对恐怖主义。1997年7月，东南亚各国爆发金融危机，将经济安全问题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即中国的开放必须建立在国家经济安全得到保护的基础上。 9·11 事件后，江泽民对国际反恐斗争做出迅速而积极的反应，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标本兼治，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联合国和安理会应在国际反恐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另外，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合作。中国在平衡推进核裁军、防扩散等国际安全事务方面，始终发挥建设性作用，与有关各方保持密切合作；中国积极与亚太各国开展安全对话与合作，努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三）尊重并推动世界文明的多样化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江泽民指出： 历史经验特别是近百年的历史经验一再告诫人们，强求一种模式的后果是严重的，总会引起对抗、动乱甚至战争，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世界多样性是客观存在，应该正视它、适应它。 江泽民：《把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载《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1页。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顾当代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实际，强行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这种霸道行为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9·11 事件后，江泽民思考当今世界形势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江泽民指出： 文明的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是世界交流的起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江泽民：《当今世界的三个大问题》，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0页。江泽民还指出： 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在当今世界上，我们提倡'和'，也就是说，各国应当在政治上互相尊重，经济上互相促进，文化上互相借鉴。 江泽民：《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524页。2002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访美期间同美国总统布什会谈时指出， 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的多样化的世界里。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长期共存、取长补短，在竞争比较中共同发展，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江泽民：《对当前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几点看法》，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页。江泽民的这些论述立足于世界文明的发展现实和前进方向，体现了我们党对如何正确对待国际文明形势的新认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7]第27节：第四节 21世纪初期中国领导人的世界(1)第四节 21世纪初期中国领导人的世界　　眼光和战略思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002年11月）以来，国际形势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尽管当今世界还远不太平，也不够和谐，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深化，各种全球性挑战明显增多，但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发展机遇大于挑战。党中央领导集体大力推进全方位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越来越鲜明地展现着更加自信、务实、开放和负责的大国风范。　　一 国际范围内的积极变革　　当今世界，国际大势的变革虽然存在不稳定因素并面临各种挑战，但是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一）世界经济保持增长势头，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进入新一轮低速稳定增长时期。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2006年美国、欧盟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3.3%、2.8%和2.2%。虽然2008年下半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但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不会发生根本性衰退。　　以中国、印度、俄罗斯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大引擎。2007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一份评估报告中指出，2006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有一半来自上述三个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有效地缓解了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经济低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的冲击。2007年10月2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de Rato）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全球经济增长并未出现 滑坡 ，在新兴经济体的带动下，世界经济仍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方兴未艾。一是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2007年1月，欧盟从最初的6国发展到拥有27个国家、4.9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约15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二是区域经济合作对世界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截至2006年底，区域集团内贸易总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55%-60%，未来仍有一定上升空间。三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内涵不断深化。除了从资金、技术、劳务合作到建立商品和资本共同市场以外，有些区域合作的经济功能开始日趋综合化。例如，欧盟由经济一体化向政治、军事一体化趋势发展，上海合作组织从安全合作朝着经贸、科技、文化等各领域全面合作方向发展。　　（二）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国际形势总体稳定　　 金砖四国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新特征。 金砖四国 的国际地位明显上升，在国际秩序建设、国际事务解决方面的影响力显著提高。这些国家的软实力建设取得明显进步，四国的文化因素互补优势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普遍加强了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机制。例如，始于2003年6月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并且于2005年7月形成八国集团加上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 G8+5 ）这种机制化的新型南北对话模式。[28]第28节：第四节 21世纪初期中国领导人的世界(2)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随着大国力量对比逐渐相对均衡化，各大国之间相互借重的成分明显增加。美国 一超 在与其他 多强 的实力对比中，逐渐处于被动地位。 9·11 事件以来，美国一味推行 单边主义 外交路线，引发了西方盟友的不满。世界各大国继续保持协调磋商的良好势头，彼此间的务实合作增多。大国均能理性处理相互矛盾和分歧，彼此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国际事务领域，特别是在朝核、伊核、中东安全等热点问题的解决方面，大国日益重视多边机制的重要作用。　　（三）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力量和国际地位不断增强　　推动发展中国家整体地位提高的积极因素继续存在。发展中国家各具发展优势和战略特色，相互合作空间十分广泛。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大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对于提高南南合作的战略层次和改善南北关系意义重大。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进一步加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机制支持。　　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正在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6年11月，中非论坛北京峰会的成功举办说明，中国在推动南南合作方面的努力初现独特魅力，成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团结和合作的新起点。中国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具有自身逻辑的新的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西方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的话语垄断，不仅吸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关注，也为它们带来了许多重要发展机遇。可以预见，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将继续朝着互惠、务实的方向发展。　　二 当今世界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机遇和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必然会提出一系列挑战。当今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影响和平与发展的各种难题并未消除。　　（一）世界经济发展存在难题　　全球经济失衡加剧。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4月15日发布的《2007年世界发展指标》的估计，21世纪前四年全球贫困率持续下降。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的人口比例在2004年下降至18.4％，但是仍约有9.85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每天生活费为两美元的贫困人口比例也在下降，但是在2004年仍有26亿人依然生活在这个标准之下。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失望情绪，对抗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新的挑战。2009年4月，胡锦涛指出：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少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社会稳定面临巨大挑战。 胡锦涛：《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9年4月3日第1版。受肇始于2008年下半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继续萎缩，全球通货紧缩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经济环境更加严峻，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29]第29节：第四节 21世纪初期中国领导人的世界(3)（二）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　　国际局势总体和平并不等于天下太平，引起地区动荡的因素尚未彻底根除。首先，世界热点地区依然存在，不稳定事件屡见不鲜。例如，2006年10月9日，朝鲜宣布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2009年4月14日，朝鲜宣布将重新启动核项目并退出六方会谈；2009年5月25日，朝鲜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再度引发紧张局势。其次，大国争夺世界事务、地区事务主导权，控制世界重要地区、重要资源的斗争不断加剧。例如，在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发生不同形式 颜色革命 的背后，不难发现美国在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内推行 民主战略 的痕迹。　　当前，从东北亚、南亚、中亚、中东到北非地区，构成了一条热点问题的 弧形地带 。在东北亚，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目标仍需不断努力，朝鲜核问题时有反复，朝鲜半岛形势的发展存在变数。在南亚，印巴核对峙虽告一段落，但是两国关系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矛盾，南亚地区形势不容乐观。在中亚，美国以 反恐 为名实现驻兵后，与俄罗斯展开了一场无休止的争夺势力范围的 龙虎斗 。在大中东地区，伊朗核问题的出路可谓是扑朔迷离，国际舆论的反应不一；美国于2004年6月提出的推动中东-伊斯兰世界民主化的 大中东倡议 ，在伊拉克不仅 失灵 ，而且引起社会动荡；巴以和平谈判 雷声大，雨点小 ，巴勒斯坦 内斗 不止，例如，哈马斯与法塔赫于2007年6月在加沙地带爆发冲突。在北非，苏丹南部的冲突打上了大国争斗的烙印，种族和教派冲突时起时伏。这条特殊的冲突地带告诉人们，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仍然面临严峻考验。　　（三）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全球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全球性环境问题可以分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类，前者主要是由人类的各种活动向环境中排放各种污染物引起的，如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等，后者主要是指由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引起的，如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锐减。为了根治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国际社会曾经进行了诸多努力，例如，2002年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执行计划》和《政治宣言》两个基本文件。然而，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一直深陷 小步舞 的怪圈，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例如，美国于2001年3月退出《京都议定书》，诱使一些发达国家在承担全球气候变暖责任上相互推诿，人为地增加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难度。随着环境恶化的继续蔓延，世界各国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30]第30节：第四节 21世纪初期中国领导人的世界(4)环境无国界 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国的共识。切实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共同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倡导绿色革命势在必行。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力推实施 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 计划--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2050年前再减少80%，使美国成为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先者。在奥巴马看来，快速大规模地开发新能源技术，是解决全球气候改变和美国能源对外依赖这一对孪生问题的最好办法。至于奥巴马的 绿色经济复兴计划 对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影响，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为了缔造 我们共同的未来 ，世界各国应进行坚持不懈的交流与协作，展开广泛和有效的国际合作。　　三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　　新世纪国际形势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对党中央的国际战略思想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即 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确定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战略全局高度做出的一次开创性理论创新。人类走向何方，世界迈向何处，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这要求我们抓住并用好各种发展机遇，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及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倡议。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积极回应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世界的普遍期望，开创性地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中，掀起了国内外舆论热议中国的世界理想的高潮。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基于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2005年12月，中国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指出： 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加广阔的市场。事实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2/22/content_3954937.htm。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以何种方式实现发展，对国际社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世界目光聚焦中国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向世界明确宣示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　　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符合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谋求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的正确理念和时代潮流。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给人类提供了加深交往的全新平台，但并不必然带来各国之间经济往来的顺畅和相互合作的加深。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必须树立平等、合作、共赢的理念，完善国际经贸规则和制度，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必须摒弃贸易保护主义和双重标准，坚持通过磋商协作的方式妥善处理经贸摩擦，反对动辄使用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载《人民日报》2008年1月24日。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就是要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在国际交往中实现双赢、共赢。[31]第31节：第五节 总结：当代中国应对国际形势的思想启示(1)第五节 总结：当代中国应对国际形势的思想启示　　能否准确判断和科学把握国际形势，直接关系到中国外交战略的科学性。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在过去的六十年中，中国领导人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形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为未来中国外交正确应对国际格局的大变动提供了若干思考线索。　　一 准确把握时代主题至关重要　　认识时代主题属于最高层次上的国家战略判断。同样，对时代的科学认识，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调整对外战略的基本依据。时代主题的转换，是国际形势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判断国际局势始终离不开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世界的主流是战争还是和平？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 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 的基本思路，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提出了 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 的著名论断。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毛泽东有独到的见解--尽量争取世界和平，但从不奢谈和平，更不乞求和平。尽管毛泽东一度认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迫在眉睫，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但是就他的本意来说，还是充分估计到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并更多地寄希望于避免战争、争取和平，而把战争作为争取和平、制止战争、应付突发事件的一种必要手段。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3页。也有学者坚持类似观点，并强调指出： 在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中，战争与和平是交替出现的，只不过不同时期主旋律有所不同。第一个时期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第二个时期是战争危险与和平建设并存的年代，第三个时期是战争与革命思想'复归'的年代。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90页。不幸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毛泽东晚年对世界战争爆发的危险、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可能均出现偏高估计，对国际环境的恶化做出过度反应，导致多年来国民经济以战备为中心。这种对时代特征的误断给中国外交带来严重干扰，教训深刻。[32]第32节：第五节 总结：当代中国应对国际形势的思想启示(2)在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中，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尤为关键。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多次讲到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提出了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进一步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同年6月4日，邓小平明确指出： 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7页。邓小平提出时代主题的转换，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国外交的调整和发展提供了坚实依据。依照这种战略判断，邓小平把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确定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国际形势，如何科学地看待时代问题，是摆在刚刚诞生的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在国庆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辩证地分析了当代世界矛盾，进一步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不断深化，认为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载《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虽然 冷战结束了，但人类长期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要问题远未解决 。江泽民：《把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载《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页。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　　不管国际风云怎样变化，中国领导人始终能够以深邃而宽广的历史眼光和世界眼光洞察国际形势，坚持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进入21世纪， 9·11 事件打破了美国 本土安全 的神话，致使美国的安全战略出现重大调整，由此引起并牵动了大国关系的新一轮调整，甚至影响到原有的世界格局和国际政治关系。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导致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那样： 当前，各国的相互依存在加深，大国的互动在加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用辩证的观点看，总体和平、缓和、稳定，局部战乱、紧张、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态势。 江泽民：《当今世界的三个大问题》，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9-520页。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再次申明：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由此可见，在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体系中，和平与发展将长期处于支配、制约其他战略目标的地位，决定中国外交的基本走向。[33]第33节：第五节 总结：当代中国应对国际形势的思想启示(3)和平与发展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相互关系，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认识存在内在的统一性：世界和平是促进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平问题是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各国的共同发展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和平与发展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并不是说当今世界已经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了。这些科学判断是中国认清世界大局的基本依据，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外交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 密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把国内和国际形势联系起来综合分析、通盘考虑，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方法，也是中国外交不断取得进展的基本保证。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 中国的前途同世界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对于世界走向进步和光明是有力的支持，而中国革命和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又是同争取世界光明前途的各国人民的奋斗分不开的。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第1版。中国是当今世界发展最迅速、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纵向看，中国正处在几千年历史中发展最快的时期。横向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在对世界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日趋紧密。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及全球最具潜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从国际体系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例如，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虽身遭其害，但毅然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采取了 同舟共济 的方针，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尽力协助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过渡期的结束为显著标志，中国的高速发展对世界的扩散性影响日趋明显，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也在与日俱增，这使得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变得更为迫切。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对于进一步做好中国外交的各项工作，将产生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有利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新形势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要切实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34]第34节：第五节 总结：当代中国应对国际形势的思想启示(4)首先，要坚持 量力而行 的原则，正确处理自身实力与战略意愿之间的关系。世界发展潮流浩浩荡荡、不可抗拒，但是它们的影响必须通过中国的内部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过程中受国际局势的变化、其他大国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开展外交工作的最大国情，是中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在1987年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指出：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江泽民指出： 要韬光养晦，收敛锋芒，保存自己，徐图发展。我国国情与国际力量对比决定了我们必须这样做……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绝不当头、有所作为，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关键是要善于把握形势、抓住时机。 江泽民：《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载《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中国日趋具有多重属性，除了自身所特有的发展机遇和难题以外，也面临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大国所共有的发展机遇和难题。这样一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在吃透国情上下工夫，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邓小平曾说，中国既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小国。这说明对中国的地位和前景做出科学判断并非易事。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会越来越大，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伴随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发展寄予更多厚望，当然其中也不乏消极言论（如 国强必霸 ）。客观地说，中国在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全球事务的有效解决等方面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与中国现实中的 人均 国力基本匹配。中国告别 韬光养晦 ，需要一定时间以及成熟时机。因此，中国外交只能在继承传统、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适时根据形势变化进行必要调整。　　其次，要掌握 顺势而为 的主动权，注重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6页。在当今这样日趋开放、合作的时代，中国外交应善于将自身国情与世界发展趋势结合起来，做到内外兼修，既要把有利的国际条件转化为有利的国内条件，又要把有利的国内条件转化为有利的国际条件。[35]第35节：第五节 总结：当代中国应对国际形势的思想启示(5)胡锦涛指出： 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新世纪中国外交的最重要任务是最大可能地为国内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就是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一个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一个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环境、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从时间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外交在致力于把握好21世纪头二十年这个战略机遇期的同时，也要尽可能为争取战略机遇期的延长夯实各种条件基础；从空间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外交要致力于推进整体的战略布局，即 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 ，大力推进全方位外交。　　三 坚持判断国际形势的辩证思维　　国际局势具有综合性。科学认识国际体系，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坚持挑战与机遇并存，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消长，总体趋势与局部问题并立，是正确判断国际形势的基本前提。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领导人对亚、非、拉地区的革命形势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指出： 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毛泽东：《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载《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尽管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此等国际局势变化并未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足够重视。坚持用联系的眼光观察国际问题，有利于我们妥善应对各种外部因素，用好外部环境中的积极因素，化解不利因素，做到因势利导。　　国际局势具有变动性。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国际局势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1998年8月28日，江泽民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都在发展，还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比如，知识经济正在兴起，并初见端倪。 江泽民：《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载《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影响国际局势变化的因素是多样的，如国际力量的对比，霸权主义的发展，全球问题的凸显。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页。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往往蕴涵一定历史机遇。例如，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中国自身比较优势的发挥日益明显，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通过跨越式发展来追赶先进的机会。同样，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是变动的，这对中国外交创新工作机制提出了现实要求。例如，近年来，中国公民和企业 走出去 的数量显著增长，仅2006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就达3452万人次，是改革开放前30年总和的120多倍。考虑到海外安全局势日趋复杂，中国外交进一步加强领事保护预防和应急机制建设，积极践行 以人为本、外交为民 的理念。坚持用发展的眼光观察国际局势，善于从国际条件的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有利于我们以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眼光推动中国外交更上一层楼。[36]第36节：第五节 总结：当代中国应对国际形势的思想启示(6)国际局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国际关系即使错综复杂，也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准确把握大国关系变化及其趋势，是科学判断国际局势的重要尺度和关键因素之一。只要大国关系不出现重大变化，国际局势总体上就会保持稳定。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一次或者几次偶发事件，不会迅速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的总体趋势。正如人们熟知的那样，一场海湾战争并不意味着国际秩序会自动实现 破旧立新 ；一次北约轰炸并不意味着主权等国际关系基本行为准则失去约束力；一场突如其来的 9·11 事件并不意味着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发生根本逆转；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世界政治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鉴于此，凡是成熟的大国，其外交政策在一定历史时期必然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6页。 风物长宜放眼量。 只有着力把握国际形势发展的总体特征，而不局限于一时一事的得失，才能有利于我们掌握正确认识外部环境的主动性。　　一句话，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应学会长时段的动态考察。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 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这段充满睿智思想的论述，对于正确应对国际局势的 变与不变 ，增强判断国际形势的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进一步提高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孔子说， 六十而耳顺 。过去的六十年间，随着国力的增强、影响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国际大环境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互动更加密切、更加直接、更加有力。国际环境的大变化不断对中国外交提出更高要求，推动中国外交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外交的大发展，本身又是世界大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改善着国际环境。在稳健的大国心态引领下，中国对外工作既立足自身又放眼世界，既充满自信又保持谨慎，其 世界眼光 更加宽广， 战略思维 更加深邃。可以预见，中国外交在面向新世纪、抓住大机遇的伟大征程中，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下一个六十年！[37]第37节：第三章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轨迹和特征(1)第三章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轨迹和特征　　国际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得到了迅速的成长，其影响已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构成了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甲子一轮回，中国与国际组织都发生了巨变。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快步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世界也在接纳中国，塑造中国。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不断地调整、磨合和适应，也折射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嬗变和国家利益的再定义。本章着重从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或制度的角度，考察新中国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对于国际组织的概念和内涵，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这里主要借鉴了饶戈平和王逸舟两位学者的看法，他们对 国际组织 的定义大体一致。饶戈平从国际法的角度把国际组织的类型界定为四种：国家间论坛性组织、条约性组织、传统的协定性政府间组织和国际组织间的联合机构。参见饶戈平《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组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王逸舟界定的国际组织具有比较广泛的内容。它不仅指正式的国际机构和组织，还包括政府间协议和国际公约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国际规则和惯例。参见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多视角透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这里考察的重点是从中国的单向角度，来理解中国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系。，勾勒其变迁轨迹，归纳其演变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演变轨迹　　在过去的六十年里，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演变从大的时间段来划分，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在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又可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发展阶段的划分，中国的教科书和专著对此有大同小异的论述，有的是以重大事件为线索，有的是以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为依据。本章第一节的内容参考了以下作品：张历历：《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发展》，载渠梁、韩德主编《国际组织与集团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76页；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多视角透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张贵洪主编：《国际组织与国际关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叶宗奎、王杏芳主编：《国际组织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一 寻求国际承认，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第一个时期（1949-1978年）是中国争取国际承认，以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主轴，与国际组织进行有限的接触和合作的时期。这个时期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标志，可分为两个阶段。[38]第38节：第三章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轨迹和特征(2)第一个阶段（1949-1971年）是新中国登上国际舞台，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为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而斗争的时期。为了获得国际社会承认，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为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重要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主要对美国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行动进行了斗争。1949年11月5日，周恩来外长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韦·哈尔夫丹·赖伊（Trygve Halvdan Lie）和第4届联大主席卡洛斯·P.罗慕洛（Carlos P.Romulo)，并郑重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丧失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与事实根据，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要求联合国立即将国民党当局代表开除出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以所谓 中国侵略朝鲜 为借口，在第6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操纵大会通过决议， 延期讨论 中国代表权问题，在随后的9次联合国大会上，美国都使用同样的手法来阻挡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到了1960年第15届联合国大会表决美国的 延期讨论 提案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反对美国的主张。美国眼见形势的发展对自己不利时，又把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作为一个主要问题，以需要大会2/3的多数通过为由继续加以阻挡。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尽管美国联合日本等国企图在联合国内部搞 双重代表权 ，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同时保留 中华民国 的代表权。但美、日等国炮制的 双重代表权 提案不仅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也遭到了主持正义国家的抨击和谴责。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在经过大会的激烈辩论之后，最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 23国提案 （即联合国2758号决议），这一决议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也意味着中国和国际组织的互动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除了积极争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外，新中国在这一时期还试图与一些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和接触。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体系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雅尔塔格局。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敌视、封锁和遏制政策的情况下，加之自身的国家性质，自然把对外政策的重心放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主要是与当时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因此，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主要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如1955年8月，中国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由苏联等八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的 华沙条约组织 的一些活动。1956年6月，中国、波兰、苏联、保加利亚等十国组织了 铁路合作组织 ，中国参加了历届部长会议和一些专业会议。中国还参加了世界民主联盟(总部设在布达佩斯)、国际学生联合会（总部设在布拉格）、国际妇女同盟等组织的活动。另外，20世纪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向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万国邮政联盟等国际性的组织提出过加入这些组织的申请。后来，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与改组，中国和战后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也就是中国外交的 一大片 时期。这时，中国最主要的考虑还是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不是与国际组织建立联系。[39]第39节：第三章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轨迹和特征(3)第二个阶段是1972-1978年，以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与国际组织建立或恢复合作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国在对外关系上迎来了建交的第三个高潮。中国和一些重要的国家大幅度地改善了关系，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中国先后与联合国的附属机构建立了联系，并参与其中的活动。1972年，中国参加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等组织的正式活动。1973年11月，中国代表团出席第17届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并当选为理事国。1975年3月，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出常驻代表团。与此同时，中国还与一些地区性组织建立了联系，例如，1975年5月，欧洲共同体发表声明， 共同体所有成员国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共同体不与台湾保持任何官方关系或缔结任何协定 ，并通过谈判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此外，中国在这一阶段还同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国际大坝委员会、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亚洲运动联合会、非洲工会统一组织等国际组织恢复和发展了友好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参与的国际组织从1966年的1个发展到1977年的21个，参与的非政府组织从58个发展到71个。Gerald Chan, China's Compliance in Global Affairs, New Jersey: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51.　　二 积极参与，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第二个时期（1979-200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全面接触、开展多边合作，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时期。在这三十年里，大致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1997年，它是中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组织的阶段。1979年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年，中国的中心任务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改革开放已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大大促进了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发展，由此而开启了一个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组织的时期，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开始申请和参与了联合国的维和事务。1988年，中国成为维和行动委员会成员；1989年1月，中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五名军事观察员。在经济方面，中国开始加入到全球经济体系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中去。1980年，中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理事国，也参与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事务。1989年，中国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1982年，中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关贸总协定；1986年，中国申请全面加入关贸总协定。在人权领域，中国也与一些国际组织进行广泛的对话；1979年，中国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并于1982年成为其理事国。在环境方面，1992年，中国政府在里约热内卢会议期间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核不扩散体制方面，中国先后签署了《南极条约》（1983年8月）、《外层空间条约》（1983年12月30日）、《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1987年2月10日）和《非洲无核区条约》（1996年4月）等国际条约。1984年，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承诺履行该机构所规定的义务；1992年3月，中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6年9月24日，中国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40]第40节：第三章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轨迹和特征(4)第二个阶段是1997年到现在，这是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组织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一方面是中国延续了加入国际组织的进程，而且参与的领域、范围和程度更为宽广，重点放在周边地区层次上。在人权领域，1997年10月27日和1998年10月5日，中国先后签署了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环境领域，1998年签署了最为重要的环境公约--《京都议定书》。在经济领域，一方面，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它标志着中国在经济上开始在制度化层次上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则更积极主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制定本国的国际组织战略和塑造国际组织形象。例如，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中国开始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紧密的关系，1997年12月，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在首次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确定了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针。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有力地推动中国和东盟的地区一体化进程。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 10+1 ）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自此全面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2004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并在2005年7月20日开始实施降税。2005年7月，中国和东盟国家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提出了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2007年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服务贸易协议》。中国与东盟将于2009年8月签署《投资协议》，《投资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双方圆满完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任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展顺利。　　更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４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在上海正式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建立了 上海五国 机制。2001年， 上海五国 机制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同时还构建了多样化的东亚合作机制，如东盟＋中国（ 10＋1 ）、东盟＋中日韩三国（ 10＋3 ）等，并在朝核问题上积极作为，开展多边外交，推动六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与此同时，中国还和八国集团展开积极对话，2003年６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出席了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首次对话会议。近几年，中国积极参与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会议。在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过程中，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已经融入了多边外交的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就明确提出 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 。-11/17/content_632296.htm.当2008年国际社会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时，中国没有置身事外，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积极与国际组织一道，共同应对这场危机，担负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责任。在2008年底和2009年3月初的20国集团（G20）两次峰会上，中国不仅是积极的参加者，而且还成为峰会的一个主角。在20国集团峰会上，中国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要求在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基础上,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和有序的方向发展。　　从上述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和制度的过程来看，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有限的参与是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当然首先是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或一些友好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承认。在邓小平时期或者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参与国际组织主要是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充分利用国际规则和制度来服务于国内的经济建设，中国是以一种工具论的方式来理解国际规则和制度，而参与的步骤和方式是与国内的改革开放密切相关的。到了江泽民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中国开始与国际社会全面接轨，无论是参与国际组织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中国不仅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现有的国际组织，而且还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主动谋划地区国际组织的战略，初步建立起了中国周边的地区组织网络。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发展构成了世界发展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在国际组织以一种和平发展大国的责任意识来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推动国际组织向更加公正与合理的方向发展。参见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多视角透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8页。[41]第41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1)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并成为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放眼世界就会发现，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实际上都生活在稠密的国际制度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双边和多边条约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制度安排。据国际协会联盟（UIA）统计，20世纪初的1909年，各类国际组织只有213个，到1956年总数多达1117个，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则骤增到26656个。从1990年到1998年，各类国际组织以平均每年净增2500个的速度发展，到1998年底，国际组织总数已高达48350个，比1990年的26656增长了81%。饶戈平：《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组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如图3-1所示。　　图3-1国际组织的发展历程（1951-2005）资料来源: 根据国际协会联盟（UIA）网站下载的1999-2005年《国际组织年鉴》数据整理获得，转引自王玲《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比较研究》，载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页。　　中国在冷战期间与国际组织接触很少，参与非常有限，改革开放开启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步伐和范围都在加快和扩大，开始了实质性的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构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参与国际组织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42]第42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