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南京后，每做生日，部下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要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后来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1861年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京城的3000名美女中挑出180人收入天王府。天王府宫中有横直均八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一共拥有多少个女人，恐怕永远难以准确统计。据一本叫做《江南春梦笔记》的书说，天王府连太监也不设，妃嫔加上服役的女官，总计有2300多名美女，陪侍洪秀全一个男人。1864年京城沦陷，其子洪天在被俘后的口供中说：“我现年16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88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9岁时就给我娶了4个妻子。”这里，天王的88个后妃，已超过了历代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了。爱好声色犬马的咸丰也只有18个妃嫔，相比之下逊色多了。这88个后妃，一律没有封号，统称为妻。因妻妾太多，洪秀全自己连姓名都记不住，怎么传唤享用呢？洪秀全来了个古今中外后宫史无前例的创举，数字化依次编号，于是就有了第25妻、第73妻等旷古未闻的名目。至于上千个如花似玉的宫女，更是比妻妾还要等而下之的备用享乐工具，所以连个数字编号都摊不上。洪秀全不理朝政，把精力放在了管理后宫上。他制定了许多奇怪的“数字化”清规戒律，使后宫女人终日生活在非人的苛政之下，动辄得咎，比牛马都不如。在攻克南京前17天，天王在芜湖江面的龙舟上突然颁发了一道严分男女界限的诏令：“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并且，用四个“斩不赦”限制身边妇女与外界联系。天王虽对朝政不发令旨，却平均三四天写一首诗管教美人。1857年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经典官书之一《天父诗》，收选了500首天王大作，其中476首是洪秀全进入南京初期三年中写给后妃的夫权独白，实际上就是苛刻的数字化教条，叫妻妾宫女们背诵。如在诗17、诗18中．他订了个数字化的“十该打”条规：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眼左望右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洪秀全还不厌其烦地进行说教，要求妃嫔们从细节抓起，侍候好他这位宫中“太阳”。如诗197：“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诗237：“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诗294：“因何当睡又不睡，因何不当睡又睡。因何不顾主顾睡，因何到今还敢睡。”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洪秀全的数字化后宫(2)在这些“天父诗”里，哪里还有洪秀全在初创拜上帝教时所倡导的“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而且看毕天王的这些“诗歌创作”，我们就会明白他为什么四次参加科举都考不上!洪秀全在美女群中享受了11年的帝王生活，终于在湘军的隆隆炮声中，不得不抛下他的后宫粉黛魂归天外。洪秀全的数字化后宫，说到底就是其极端*的反映。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可怕的曾国藩(1)可怕的曾国藩流沙河回忆高小初中，国文教师选讲《曾文正公家书》，催人瞌睡，记不起讲些啥。校长每周训话，又抬出曾国藩大圣人做榜样，烦死人了。20世纪40年代来成都读高中，《曾文正公家书》有廉价本，青年路书摊上摆着呢。本想翻翻，听同学说蒋介石爱读此书，便决心不看了。50年代做了编辑，又听同志们说此书“反动透顶”，想看看到底如何反动，图书馆里又没有了。跃入60年代，读了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篇文章，才晓得曾国藩加冠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觉得这顶帽子有趣。现今混到60岁快退休了，突然瞥见湖南大学出版社精印的《曾国藩家书》，非常吃惊，买一本来瞧瞧。瞧瞧之后，更加吃惊。好厉害哟，曾国藩之为人!这家伙，上承三省吾身的祖训，下开自我批评的先河，时刻不忘修身养德，狠抓自己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堪作样板。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31岁，从十月初一那天起，灵魂深处爆发反革命，给自己订了个“日课册”，名之曰《过隙集》，天天在上面写。写些啥？“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天天写《过隙集》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念念欲改过自新”。《过隙集》必须字字写正楷，不但写，而且做。十月初九日，也就是《过隙集》刚写到第九天，便猛省从前与小珊结仇怨，错在自己当初“一朝之忿，不近人情”，是夜即到小珊住处“登门谢罪”。长谈之后，过了四天又请吃饭。效果嘛，“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想那《过隙集》中一定写了不少丑念丑事，此亦足见他的自我批评敢于刺刀见红。太可怕了，这老反革命，不，壮反革命!这家伙，可以说是无限热爱本阶级的最高领袖道光皇上。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月初十日，欣逢皇太后70寿辰，他以新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身份，同满朝文武跪在一起，抬头有幸目睹龙颜（其实看见的是给太后跪拜时高耸的龙臀），立刻想到皇上春秋已高，种起子来仍然强壮，61岁那年种出了八阿哥，今年64岁又种出九阿哥，可见“圣躬老而弥康”。又目睹“七阿哥仅八岁，亦骑马雍容，真龙种气象”。这些都是特大喜讯，宜函告家人，以分享幸福。这家伙，进士出身，先任礼部侍郎管文教，后任刑部侍郎管司法，从不掌兵。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革命军解放南京城，关他屁事。部长级京堂官不当了，这时候倒跑回湖南去办团练，募湘军，还说“系为大局起见”。从此做定了革命死对头，可怕，可怕!这家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吃一堑，长一智，败不馁，胜不骄，愈打愈顽强，一路攻下去。咸丰四年十一月，攻下黄梅县，迫近九江府，函告家人：“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果果此人热得发昏，太平天国就有希望。可惜他不发烧，仍然“寸心兢兢，且愧且慎”，“唯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两月前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而“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保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第二年打败仗，回头整顿水师，以鄱阳湖为根据地，“日日操练，夜夜防守”，“不敢片刻疏懈”。不时巡弋长江，隔断武汉南京两处的太平军，使之首尾不得相应。第三年，亦即咸丰六年，战局扭转，到处反攻。两个弟弟也上战场带兵打仗，凶猛异常。湘军名震东南，他却函训三子：“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尔等）为大官，但愿（尔等）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这家伙，身许社稷，魂绕家园，信函一封接一封地寄回湖南湘乡曾宅，给家人撞警钟。自身既为皇上侍讲学士，能通天了，深恐老父在家乡卖人情，诫以“莫管闲事”，嘱其谢绝一切请托。听说“父亲大人近来常到省城县城”替人说情，又赶快提醒他：“此是干预公事!”朝廷将要委派新学官去长沙，又预先说明白：“父亲万不可去拜他。”以上都是道光年间事了。咸丰四年四月，屡次打败仗后，“幸湘潭大胜”，又函告家人：“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同年九月，收复武汉有功，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又恐家人头脑发烧，赶快提醒四位老弟：“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行营时，又函促家中子侄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规定“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咸丰十年，奉旨署两江总督，后兼钦差大臣，功名到顶峰了，还在发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可怕的曾国藩(2)这家伙，不但严束家人，频撞警钟，而且狠抓九弟的活思想，及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九弟曾国荃咸丰六年率湘军三千人入江西援吉安，由此登上战争舞台，同三年前的胞兄一样，做定了革命死对头。咸丰八年二月，国荃弟前线来信，诋上级长官为“傀儡膻腥之辈”，不乐意听彼辈的指挥。国藩兄复函批评，说此语“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担忧“将来恐不免于龃龉”，提醒他勿忘了去年所赠箴言。两月后又去函，说顷接别人来信“言弟名远震京师”。下一句就敲戒尺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弟须慎之又慎!”同治元年二月，知悉国荃弟与同事关系紧张，又批评他只看见对方脸色凌厉，看不见自己的脸色同样凌厉。又举出他的来信“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并指出他的随员和仆从在外面“颇有气焰”，而他本人做何面目，不言而喻。三月后又去函，责备他不太廉，指往年刮钱买田地一事，警告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持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不到一个月又去函，专谈听取批评，哪怕批评的不是事实，态度也得“抑然”，不得“悍然”，并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八个字。天哪，这八个字原来竟是这家伙的语录!想起来怪不自在!这家伙，“抑然”了一辈子，毫无进取意识，常诵的格言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常求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同治二年四月，知悉九弟升官，署了浙江巡抚，花似乎全开了，他怕，随即奏请将自身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两顶帽子分出一顶给别人戴，“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同治三年七月，打下南京城，灭了太平军，两顶帽子之上又封侯爵，他倒“弥增歉悚”起来。两年后，他55岁，上疏请求解除本兼各职，注销爵位，仅以退休人员身份“留营维系军心”。同时函训长子曾纪泽（此人后来成了能干的外交大臣）：“读书乃寒士本色，切不可有官家风味。”次年函达太太欧阳氏：“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得失荣辱看淡了，打起仗来心不乱，特别可怕。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以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37岁跳升内阁学士，该享受绿呢车了，仍坐蓝呢车。补礼部侍郎缺，仍坐蓝不换，其慎可知。军务虽忙，“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每日仍看书数十页”，其勤可知。两江总督卸任，工资尚结余二万两银子，其俭可知。遗嘱不许出版文集，其谦可知。总而言之，此人可怕!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谁埋葬了北洋水师(1)谁埋葬了北洋水师余岳桐真正的战争，永远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在中国，连孩子都知道，是日本的联合舰队打败了北洋水师，是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造园子，致使邓世昌的炮弹打不响!可是，金一南的军事随笔《军人生来为战胜》告诉我们：就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26年间每年投入海军经费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经费投入的60％!就硬件装备方面来讲，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清朝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因此，仅从武器装备、经费投入等方面来看，日本联合舰队要战胜中国北洋舰队是困难的。但结果却是，庞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未沉！“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一流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到底是谁埋葬了北洋舰队？”金一南先生发问了。一、真正的战争，永远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失败往往首先从内部开始。清政府的专制体制及其必然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的*。从身居要位的历届海军大臣，到北洋舰队普通的一员，大家首先考虑的不是民族国家和军队的利益，而是个人的利害。再强大的部队，也难以抵御这种*的侵蚀。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李鸿章等人纷纷崛起。他们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轰轰烈烈。在相当一部分清朝权贵们看来，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因此，朝臣们为了削弱李鸿章，不惜削弱北洋海军!限制北洋海军就是限制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户部尚书翁同，以太后修园为借口，连续两年停止发放海军装备购置费，以限制李鸿章。后来恭亲王失势，李鸿章失去台柱，更加势薄力单。他不得不与醇亲王以及各位满族朝臣和好，满足醇亲王挪用海军经费（实际上削减海军实力）的要求。而李鸿章实则欲借海军重新获得一片政治庇荫。就是这样一些人在掌握着北洋海军的命运。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以后，军费投入就越来越少。海军只是他们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筹码，谁还真正为海军的发展考虑？金一南大声感叹：将如此之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的民族，怎么去迎接外敌发出的强悍挑战！二、上行下效，鼓励奴才的体制中必然包含着排斥英才的事实。在这种体制中的民族、国家和军队，纵有铜墙铁壁，最终也会被摧毁；纵有匹夫之勇，终究无力回天。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以来，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当时，北洋军舰上实行“责任承包制”，公费包干，管带负责，节余归己。因此，各船管带平时把经费用在个人前途的“经营”和享乐，无暇对船只进行保养和维修。打仗用的舰船不但不保养备战，反而为了个人私利挪作他用。军队参与走私，舰船常年不作训练，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由于只对上、对个别掌握着自己升迁的权势负责，而无须对下、对民族国家负责，因此，欺上瞒下，蔚然成风。平日演练炮靶、雷靶，唯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先量号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百发百中。不明真相者还以为自己强大无比，不可战胜呢!还有一件事情令作者金一南先生无法解释：北洋水师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战时用弹仅存3枚（定远1枚，镇远2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对此，李鸿章不是不知：“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但最终因为他“个人”内外交困，忙于政治周旋，因此正事一直没有落实。这样一支军队，这样一种军纪和作风，这样*和糜烂，一旦打起仗来，如何不败？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谁埋葬了北洋水师(2)三、不败才是奇怪的。先看布阵。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布阵就陷入混乱。丁汝昌的命令是各舰分段纵列，摆成掎角鱼贯之阵。而到刘步蟾那里竟然变成了“一字雁行阵”。而实际战斗时的队形却又变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说明了什么？即使如此勉强的阵形也没有维持多久，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成型。再看开战。战争一开始，平日缺乏现代素质的官兵在有效射距外慌忙开炮，定远舰刘步蟾指挥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从第一炮开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再勇敢的士兵，无人指挥，又有何用？这就是平日严阵以待、训练有素的舰队？再看战场厮杀。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我定远舰在相距400米距离上发射鱼雷，未中。日本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向其发四炮，又有两炮未中。战场上只有由硬件和软件联合构成的实力，没有虚假和侥幸。黄海海战中，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9倍以上。对军人来说，很多东西仅凭战场上的豪壮是不能获得的。往往最为辉煌的胜利，孕育在最为琐碎枯燥、最为清淡无味的平日训练之中。金一南意味深长地说。四、军队平日*，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是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北洋报沉的日舰，后来又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我军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销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艰难的处境最考验军队。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金一南先生写道：首先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其次是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逃遁。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毛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遁，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而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尽脸面地毁灭了。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到底是谁打败了北洋水师？军人生来为战胜。不错。但要战胜敌人，首先必须战胜自己!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曾赵之辩：清朝能撑多久(1)曾赵之辩：清朝能撑多久雷颐清军因明亡于李闯而吴三桂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如果不是曾国藩回乡组织湘军拼死*太平军，不是他开启引进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晚清不可能出现所谓“同治中兴”，清王朝可能更早就寿终正寝了。然而，尽管他对清王朝忠心耿耿、效尽犬马之劳以保其江山社稷，但与机要幕客赵烈文的一次小小论辩，却使他开始忧虑清王朝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其寿命到底还有多长。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他与曾国藩的这次谈话及此后曾国藩对清王朝命运的思索。只要没有紧急繁忙的军政事务，曾国藩晚上往往喜欢与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50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为康、乾、嘉——的“君德”固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对赵烈文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沉默很久后，曾才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之陨”。“”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宗之陨”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曾对此问题的看法仍十分复杂和矛盾。虽然有时承认现在“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但有时又对清王朝仍抱某种希望，认为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为人聪颖，慈禧遇事“威断”，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而赵烈文则坚持己见，认为奕“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容易被蒙蔽。要想挽救颓局，像现在这样“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默运天心”颇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但在此更可将其理解成为一种“天道”、某种“历史规律”，现在局面如此不堪，如无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仅靠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实则无济于事，而奕、慈禧均非能对体制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难免分崩离析的命运。赵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见，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奕、慈禧的“幕客”，对此二人的判断却准确异常，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奕确是朝廷中少有的开明权贵，近代初期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与他有关，因此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1898年清王朝救亡图存最后机会的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却坚决反对，证明赵在1867年对他作的仅“小智耳”的论断不虚。慈禧乃至大清王朝以后不断为其“威断”所蔽所误，已为众所周知，无须再赘。赵的眼光，确实老辣。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曾赵之辩：清朝能撑多久(2)不过，曾对赵的论断仍无法或不愿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由于直隶管辖京城四周，曾国藩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奕及文祥、宝等高官，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对此，他当然倍感荣耀，直隶总督之职位不仅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而且使他能对全国的形势有更多了解，这时他才知道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他对刚刚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文祥、宝、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们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分析点评的结果是他们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他们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加庸碌无为。曾国藩不禁哀叹清王朝的未来“甚可忧耳”。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预言它不出50年就彻底垮台正好44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赵已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并未看到自己的预言和预感“成真”。对他们来说，这或许倒是一种安慰。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李鸿章的傲慢(1)李鸿章的傲慢端木赐香大清对外交往史上，出现过一个特别傲慢的人，这个人就是李鸿章。大清官员在对待外夷方面，态度随着大清武力的一败再败而逐渐发生改变，大致的规律是前倨后恭。而李鸿章却变化不大，总的来讲，是一直坚持“倨”着。李鸿章当然有倨的资本。他是大清历史上第一个在外交舞台上与“鬼”周旋的人——大清第一个外交家。李鸿章近1米8的个头，堂堂的仪表，站到外夷前面，一点儿也不逊色。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他的才情，他在“鬼”面前的不卑不亢甚至略显傲慢的大员风范，居然引起了诸多欧美人士的好感。“鬼眼”之下，李鸿章甚至有半神半仙的气质——濮兰德的《李鸿章》里，记载了74岁的李鸿章在一个英国人眼里的形象：“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他正被人领入听取辩论。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坚定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从容貌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虽然李鸿章的倨也表现在对内方面，但他的倨更多的表现在对外，也就是对待外夷方面，这一切很有意思。广为流传但未得查证的一个版本是，1896年6月27日，李鸿章在德国拜访“铁血宰相”俾斯麦。乍见面时，两个人着实互相客气了一番，可是当俾斯麦说出“我闻有称阁下为‘东方俾斯麦’者”时，我们的李鸿章当即脱口而出：“噫!我只听说过有位‘西方李鸿章’，可是阁下吗？”果然出口不凡。有关李鸿章倨傲的版本特别多，虽然有些是野史兼小说家言，不能算作信史，但我觉得这些事情发生在李鸿章的身上，也算是合情合理。特别是他与小日本的较量，其中的细节描写最有意思，且姑妄录之于下。故事一：1870年，日本使臣柳原前光带着日本外务府的文书，拜见李鸿章，要求两国通商，订立条约。李鸿章认为日本是蕞尔小国，与我通商，是求我们来了，为了显示“礼仪之邦”，大国风范，当然要同意。奈何总理衙门不同意，指示：只许通商不许签约。李鸿章认为不是什么事，赞同签字。1871年，日本大藏伊达宗城与柳原前光又来了，说：贵国已同意我们通商。我们这次来，是要建立一个友好条约。李曰：就来两人？是不是太无礼了？日人曰：李中堂大人，大清国人口众多，大大的；我们日本是大清国的孩子，小小的。我们来这里，是小孩找大人，来的人不应该太多的。李大笑：小小的。同时伸出小拇指对着他们。谈判的时候，李鸿章看帖子很细，发现其中一条：日本国可运输货物到中国内地，也可到中国内地购买货物。李在两个“可”前各加一个字——“不”!故事二：1874年，日本觊觎台湾，清日战争一触即发。台湾的清兵超过日军三倍，但统帅沈葆桢认为大清没有铁甲舰，恐不是日本对手。侵台日兵人数本就少，又染上了疫病，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也有些怯战。双方都怯的结果，便是李鸿章与柳原前光坐到了谈判桌上。李吸着自己的水烟袋，对坐在自己面前的柳原视而不见。中国第一外交家吐烟圈的水平超过了好多小流氓，在鬼子们的面前，他当然不放过任何显示自己吐烟圈水平的机会——可怜的柳原前光被呛得一阵儿咳嗽。还没有咳嗽完，李鸿章一口痰吐了出来，命中率真高，不偏不倚，正好落到了柳原前光的脚上。李的侍卫们实在憋不住，竟有笑出声儿的。柳原前光受不了了，说：大臣阁下……尚未说完，李鸿章的漱口水又全喷出来了，落到了柳原的裤腿上。柳原急了，站起来，“八格牙鲁”冲口而出，两个侍卫把他摁下去。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李鸿章的傲慢(2)李鸿章这才懒洋洋地开口：干什么来了？柳原说了好多，中心意思是：不打了，给俩钱。李：呸!要钱没有，要打奉陪。送客!上面两个故事，自然也是野史小说家言。类似的故事还有，虽没有如此极端，但李鸿章的傲慢架子还是有的，不是埋头喝汤目中无人，就是大吐烟圈不理人家。一是天朝本身就傲慢，二是李鸿章本人也有傲慢的资格，三是小日本在明朝时长期为我贡属国。小日本这时候想在中国争得与西方列强一样的“最惠国待遇”，咱对它的评价是：想得美!综上所述，日本使者在谈判桌上受些闲气也是正常的。受过李鸿章之气的，还有日本名臣伊藤博文，这个倒是真的。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中法战争之时，“朝鲜京城又有袭击日本使馆之事，盖华兵韩兵皆预有谋焉。朝鲜之为藩属、为自主，久已抗议于中日两国间。纠葛未定，日本乘我多事之际，派员来津交涉。乃方到而法人和局已就，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今见虎狼之法，尚且帖耳就范，蕞尔日本，其何能为？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彼伊藤于张邵议和之时，私语伍廷芳，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一句话，李鸿章的傲慢居然吓得堂堂的伊藤心有余悸，也不知中堂大人是否向人家鞋上吐痰来着，但是能把人家吓着，估计动作不小……可是时移世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是10年之后，李鸿章比伊藤还要不堪，亲自跑到日本求和去了，不知一直傲慢的天朝老臣意下如何？只听见梁启超一句动情之语——“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当然酸心，不只是为大清，更多的是为李鸿章。谈判桌上，伊藤博文耍的就是二百五：“为免彼此争论，空耗时日，唯有同意与不同意两句话。”也就是说，老头儿只有点头yes摇头no的权利。后来就连这点头与摇头都有些难了，老头儿回住处的路上，被日本一愤青小山丰太郎一枪击中左目。当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前来看望时，老头儿在病床上眯着未受伤的一只眼乞求对方：能不能快点开始谈判？老头儿的傲慢于此荡然无存。可能正因为这一点，一年之后的李鸿章在见到俾斯麦时才会不耻下问：“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之善？”“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没想到俾斯麦给了老头儿一个德国特色的回答：“首在得君专，得君既专，何事而不可为？”德国刚刚统一于铁腕之下，当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可是中国的老太后还不够专吗？难能可贵的是，那么专的老太后，始终对李鸿章充满了信任。能在老太后手下得以善终，已经够幸运了。历史也给了李鸿章一扇精彩的窗户，这窗户就是他晚年的游历欧美。可是傲慢的老头只发现了欧美的器物之美，他发现不了器物之后的东西。所以，他搞了半辈子的洋务，用杨小凯先生的术语来讲，失败的根源还在于“后发劣势”。李鸿章旅游到英国，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都能着迷，并不惜重金，给老太后购回一台。我觉得他忽略了最不应该忽略的一件东西——他在代表西方*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觉得那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说：“无甚可观。”毕竟是大清的栋梁，老先生骨子里还是傲慢的。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破落八旗(1)破落八旗余钊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只允诺付给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每年400万元，清朝政府以往发给八旗贵族的俸银、禄米一律停发。对于满洲八旗贵族来说，长期以来的一大笔固定收入突然之间化为乌有，使昔日的王公贵族失去了经济来源，陷入坐吃山空的境地。政治权力的丧失，也使王公贵族们失去了大量收受贿赂机会。过去有权有势时，朝中百官争相阿谀逢迎，奉送金银财宝，如今的王爷失去了权势，变成了平民，不仅没有人来送礼，往往还要反过来给民国新贵们行贿纳银，以求得到军阀政府的庇护。清代的王公贵族都拥有大量土地，每年可以向耕种这些土地的佃户收取巨额地租以及各种农副产品，这些土地被称为“庄地”，是清初八旗跑马圈地从农民手中抢占来的。辛亥革命后，王公贵族失去了政权，广大佃户、农民乘此时机拒不交租，展开了抗租夺地的斗争，其结果使王公贵族失去了巨额的地租收入。袁世凯虽然下达了大总统令，逼迫佃农交纳庄粮地租，广大佃户依然抗租、占地，王公贵族既然收不到租银，王府中的开支又很大，只得变卖庄地。这些庄地大多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一些地主、官僚和军阀。清代北京城内仅王府就有几十座，贝勒、贝子府也有许多。王公们只有这些府邸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到了民国时期，清王朝一倒台，这些府邸成了王公贵族的私产，连同大量金银珠宝，本来可以使贵族子弟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但由于贵族们的后代过惯了挥霍浪费的日子，在没有了俸禄之后仍然不知道节省，依然讲排场、比阔气，造成坐吃山空、入不敷出的状况，最后只能靠变卖家产打发日子。再加上一些王府的管事、庄头乘机盗窃主人的财产，或吞没租银，或偷卖庄地，贵族子弟们又是十分懦弱无能，使得王府的财产大量流失。北京城里的各大王府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就迅速败落了。赫赫有名的睿王府，在民国时期，每年减少7900两俸银，1500石禄米，地租收入也急剧减少，后来王府将东北、河北的庄地都卖出去了，每亩只卖了3角5分钱，尽管固定收入几乎断绝，王府的开支却比清朝时还要大。因为过去对八旗贵族有种种限制，不准随便外出交结部院大臣、封疆大员，不准没事串亲戚，不准无故离京。民国时期这些限制都没有了，贵族子弟们就玩得更痛快了。睿亲王魁斌死于1915年，他的两个20来岁的儿子中铨、中铭过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老子死后更没人管了。为了比阔，哥俩儿花费巨款修建新房、花园，每个房间都安上电话，又添了西餐厨房，出门不坐轿，而要坐马车、汽车。王府里预备下两辆汽车、八辆马车，家里还买了大量洋货，价格十分昂贵。这两个少爷还经常和一群豪门子弟在前门外聚赌。1919年，兄弟二人卖掉了西郊的别墅，拿着两万元钱，带着*到天津去玩。两天的工夫，连花带赌，钱就全没了。如此大肆挥霍，一掷千金，靠的是变卖家产。过了还不到10年，家里值钱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于是又靠典当房屋借钱。王府中的500多间房屋典出去后借了10万元，过了没多久又花完了，只得把王府附近家人居住的20多间小房卖掉，后来又把祖坟墓园中的建筑和树林全都卖掉。到了1924年，由于交不起借款的利息，被债权人告到京师审判厅，翌年法院把王府的房屋查封了。本来这些房屋能卖几十万元，足可还上欠债，但是懦弱无能的中辁听说法院查封了房屋和家产，吓得躲了起来。家人也以为一贴封条，房子和东西都属于人家的了，于是匆忙搬家，将府中的汽车、马车等物品都送给司机、车夫作为工钱。王府中物品只运走了六七十车，因无处存放，暂时寄放在当铺里。40多个箱子的衣服只开了一张200多元的当票。可笑的是，40多箱的衣服后来居然无人过问，以至于两年以后，这些衣服都成了死当，全归当铺所有了。王公贵族后代的无能和懒惰真是令人吃惊。睿亲王的后人又将看坟的养身地1000多亩卖给了看坟人，每亩仅8元。再往后就靠当衣服、首饰混日子。原来雇用的十几个人也雇不起了。到了1931年，由于穷得没办法，中铨想借移灵的机会把祖宗棺材里的陪葬珠宝取出来卖钱，因为和县衙门分赃不均，被人告发，法院判了中铨7年徒刑。他坐了5年监狱，于1939年去世。他的三个侄儿只得靠摆小摊维持生活。昔日豪华富贵、炙手可热的睿王府还不到30年，就一败涂地了。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破落八旗(2)民国时期庆王奕劻退出了政治舞台，长期在天津租界里定居。奕劻和其长子载振把大量现金存入东交民巷的各家外国银行，这样既能收取利息，又不会被军阀抢去。父子俩还进行商业投资，并且向民国的一些新贵赠送古玩、珠宝，以此来保证自家生命财产的安全。1917年奕劻病故，两年后载振三兄弟分了家。1924年载振迁居天津，并投资商业、旅馆业，办起了新业公司。他还利用巨额资金做黄金、美元的投机生意，还买了一些股票。载振三兄弟迁居天津后，留下一些佣人看管北京的庆王府。1927年国民军方振武将他的司令部设在庆王府内，一年后离去时，将府中的家具物品都拿走了。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载振兄弟将庆王府卖给了日伪华北行政委员会。载振一家平时的生活异常奢侈，加上妻妾成群，鸦片烟瘾又很大，庆王府的日用开支浩大。日军占领天津时期，新业公司经营不力，业绩一落千丈，载振只得靠变卖古玩、珠宝、玉器维持生计。1948年，载振病死在天津。载振的三弟也是个吃喝嫖赌样样都会的花花公子，在赌场上常常一晚上就输掉一两所房子。他的妻子、儿子、儿媳也跟他一样吃喝玩乐抽大烟，几年下来，把卖王府时分到的十几万元财产挥霍一空，然后就卖珠宝、玉器、古玩、首饰、衣物，最后终于陷入贫病交加的境地，于1925年死去。他的两个儿子后来靠捡破烂或向亲友乞讨为生。醇亲王府在清末出了光绪、宣统两个皇帝，并长期领取亲王双俸。民国时期，其他王府的俸银禄米都停发了，唯独醇亲王载沣每年可以从清廷内务府领万两“岁费”。直到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这笔岁费才停发。载沣父子不会理财，家里的财产都交给管家处理。因坐吃山空造成家境逐年衰落，后来只得变卖家产，将府中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都拿去典当、出卖。1939年，载沣将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卖给了日伪政权，得款20多万元，存入银行吃利息。抗日战争胜利后，位于后海北沿的醇王府的境遇比起其他王府来要好一些，还没有当卖一空。民国时期的八旗贵族子弟中，一些人因饥寒交迫而死，一些人逐步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还有那个肃亲王的女儿、知名度很高的金璧辉，投靠日本军阀，摇身一变成为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曾在北京城作威作福，抗战胜利后在北京被处以死刑。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末代皇帝的最后一次婚姻(1)末代皇帝的最后一次婚姻贾英华“皇帝”谈恋爱对于溥仪与李淑贤的婚姻，流传最多的一种说法是：周恩来总理给他俩当的“大媒”。其实，溥仪与李淑贤的这桩婚姻纯属偶然，介绍人是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和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周振强。1962年的一天，周振强来政协上班时，拿来一张女子照片，大家好奇地传着看。一问才知道，这是周振强的朋友沙曾熙拿来让周振强帮忙给介绍对象的一张照片。传来传去，照片传到了溥仪手中，他忙问：“照片上的女子是干什么的？”当他得知照片上的女子是医务工作者时，立即对照片上的李淑贤表示感兴趣。溥仪在抚顺监狱里的时候，就想当个医生，出了监狱，还想当医生，是周总理给他泼了一盆凉水：“你不懂医，治死了人可怎么办？那影响可就大了。”溥仪虽然没当上医生，但总想找一个医务人员做妻子。见了李淑贤的照片，溥仪就跟周振强提出来，想见一见面。1962年正月初七那天下午3点，李淑贤由沙曾熙陪同来到了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当时，周振强已经陪着溥仪到了那儿。溥仪很大方地伸过手来跟李淑贤握手，一眼看上去，溥仪很朴实。他向服务员要了两杯咖啡、牛奶，又和气地问李淑贤：“李同志，不知道你能不能喝得惯？你尝尝。”那天，李淑贤的手里头正拿着一本医学书，溥仪拿过去瞧了瞧，然后对她说：“我在改造时也学过中医，我对医学一直感兴趣，看过不少医书，还帮着医务室做过护理工作呢。西医嘛，我也懂一点儿，量血压也会……”李淑贤觉得挺好笑，溥仪坐在那里根本不管你愿听不愿听，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溥仪又主动问起了李淑贤的年龄，李淑贤说：“我今年37岁了。”“可是我已经55岁啦……”溥仪遗憾地叹道。李淑贤脱口而出说道：“只要感情好，年龄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听了这话，溥仪很认真地对她说：“你要考虑一下，咱俩年龄有一定差距，是否今后对婚姻有影响啊……”溥仪见过李淑贤没几天，就向全国政协领导同志汇报了这件事。全国政协派人调查了李淑贤的情况：李淑贤，现年37岁，在朝外医院当护士。事实上，李淑贤不仅结过婚，而且不止一次。李淑贤又名李茹，汉族，原籍浙江杭州。她一直自称高小毕业，其实，她小学只念过几年，连写一封信都很困难。李淑贤10岁时母亲去世，16岁时父亲去世，在后母的逼迫下，曾一度嫁人。据记载，1943年，李淑贤曾与一个北平伪警察局的警察刘连升正式登记结婚。1955年刘连升被政府逮捕，后被查明是反革命分子，遂被政府枪决。1957年，李淑贤又与一个叫陈庆之的人结婚。这位陈先生是人民银行的一个普通会计，婚后，两人始终感情不和，于1960年10月离婚。1962年4月30日晚上7点，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欧美同学会旧址，溥仪与李淑贤举行了结婚典礼。离婚风云婚后一个星期，李淑贤发现溥仪的生活习惯怪异。溥仪夜里往往不睡觉，直到凌晨两三点钟以后，他仍然亮着100瓦的灯，在灯下翻来覆去地看书。有时候，李淑贤夜里睡着了，一睁眼醒来，看见溥仪正亮着灯，戴着眼镜，仔细地端详着她的脸。她一看钟，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他不碰李淑贤的身子，只闻闻她的头发和脖子，直到把她惊醒为止。每到这时，李淑贤总是没好气地说：“您这是干吗呢？还不睡觉？”溥仪只是笑笑，然后又转身看他的书……李淑贤是个结过婚的人，知道夫妻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她心里头虽然纳闷儿，可也实在张不开口——没法问呀。就这样，他们这对新婚夫妻过了一星期的“特殊生活”。一天早晨，溥仪跟李淑贤说，他要到医院去。于是，他俩一起到了人民医院。谁知，溥仪根本没看病，直接就进了注射室。趁着溥仪正打针的时候，李淑贤走了进去，溥仪立时慌了神——她过去一看，原来他打的针竟是荷尔蒙。李淑贤当了多年护士，自然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下真相大白了。李淑贤气愤地跑回家，抱头痛哭了一场。没过一会儿，溥仪也耷拉着脑袋回了家。半晌，他也没说一句话。李淑贤实在憋不住了，厉声责问他：“你为什么打这种针？”溥仪脸上一阵白一阵黄，无奈地开了腔：“我实在对不起你。当时，我不能告诉你。那么多女人我不喜欢，就是喜欢你，这事只得瞒着你……”溥仪说到这儿，突然跪在地上，不断地掉下眼泪：“你要和我离婚，我也不活了。你要什么条件都可以提。你还年轻，我同意你交朋友，我不管你，我不能给你带来一生的痛苦。”起初，李淑贤一声不吭，到最后，李淑贤的心软了，她拉溥仪起来，说：“现在生米做成熟饭了，也就这样了。”瞧着可怜巴巴的溥仪，她落泪不止。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末代皇帝的最后一次婚姻(2)生活中的不和谐依然存在，两人时常闹矛盾，李淑贤又说到了离婚。那是1963年11月10日下午3点多钟，一辆车接溥仪和李淑贤来到了人民大会堂。走进福建厅，远远地瞧见杜聿明夫妇早已到了，冲着他俩直招手。约摸下午4点钟，周恩来总理满面春风地走进大厅，亲切地和溥仪握手，十分关切地询问溥仪：“你近来身体好吧？”周总理和蔼的目光扫向了李淑贤，对溥仪说：“祝贺你啊，成立了温暖的家庭。”周总理的一句话使李淑贤感到心情特别紧张，因为这段时间他俩正闹矛盾呢。周总理一边和李淑贤握手，一边指着她对溥仪说：“你娶了我们杭州姑娘啦。”在场的人听了周总理的话都笑了起来，总理也笑了，他那特有的爽朗笑声在大厅中久久回荡。这次，是周总理接见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和夫人。下午6点多钟，周总理又和他们步入新疆厅共进晚餐。临别时，周总理特意跟溥仪和李淑贤说：“你们夫妻要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听说你俩身体不是太好，不能生小孩儿。我不是也没有小孩儿吗？”稍稍停顿了一会儿，他又幽默地说：“全中国的小孩儿都是我的小孩儿嘛。”听得出来，周总理对他俩的家庭现状十分清楚。回到家里，李淑贤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自从周总理接见以后，李淑贤再不好提起离婚了。最后的生活1964年9月底，溥仪主动去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原本计划劳动两天，可只干了一天的活儿，溥仪就出现了尿血。李淑贤赶紧陪他去人民医院看病。医生初步判断他是前列腺炎，当时只是给溥仪打了止血针——维系生素K之后，他俩就回了家。这么一直拖到11月，溥仪尿血十分严重了，才住院诊治。专家初步诊断发现溥仪肾区出现了两个小瘤子，而且“病灶”已经转移。后经过进一步诊断，溥仪被确诊患了肾癌，切掉了左肾。这次手术进行得比较顺利。住了几个月的院，溥仪出院了。但没过多久，因劳累过度，他又尿血了。实际上，溥仪的右肾这时也发生了癌变。1965年12月，身体虚弱的溥仪又住进了医院。真是祸不单行，住院没几天，他又得了尿毒症。因病情持续恶化，医院请了许多北京的名专家来会诊，这次连周恩来总理的医生蒲辅周也赶来了。蒲辅周给溥仪开了几服中药，溥仪吃过几天中药后，病情才有所减轻。又过了几天，经过治疗，溥仪的病情渐渐有了好转，脱离了危险。溥仪虽然出院了，但身体再也恢复不到以往。后来“*”开始了，溥仪的心情也愈加不好。不久，又一次住进了协和医院。住了几个月的医院，溥仪的病情有些好转，并于1967年4月29日出院回家。打这以后，溥仪在家里艰难地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5个月的时光。后悔嫁溥仪溥仪在家养病期间，走路已经非常困难了，几乎是一步一挪。在生活上他也无法自理，洗脸都费劲，洗澡得由李淑贤来帮忙才行。他不断地吃药、看病，几乎天天奔医院。溥仪不愿看外边那些复杂的世事。他确实老了，老得不太关心院子外边所发生的事了。那段日子，溥仪特别爱喂蚂蚁。见到厨房里有蚂蚁，他便用棒子面作诱饵，把蚂蚁从厨房里引到院子里来。他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喂蚂蚁。当时，他的腿肿得非常厉害，走路已经挺困难了，他就搬一把椅子坐在上面，逗蚂蚁玩，直到把院里的蚂蚁几乎都招到身边。除了吃饭，他能整整一天都在喂蚂蚁。溥仪从来不弄死蚂蚁，李淑贤听他说过，小时候他就曾在宫里跟蚂蚁玩个没完。如今，他到了暮年居然又回到童年的游戏里来了。这，距他逝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溥仪病重这段时间，李淑贤时常闷坐在家里，想想自己跟溥仪结婚的这几年，她后悔了。原国民党“军统”少将董益三的夫人宋伯兰女士，曾一度是李淑贤的好友。据她回忆：“‘*’那些日子，李淑贤没事就到我家去串门，大部分是发牢骚。原来她不太讲过去的婚姻历史，如今倒翻来覆去地讲她的一嫁、二嫁、三嫁的故事。一边说—边哭，哭她今后怎么办？哭她的命苦——到现在落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十分悲痛的样子。在李淑贤和我的谈话中，她挺后悔嫁了溥仪，说连一天福也没享过。”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末代皇帝的最后一次婚姻(3)溥仪是在1967年10月17日夜里逝世的。中国末代皇帝的最后一次婚姻，随着溥仪的盖棺论定而告终结。然而，冥冥之中的溥仪永远也不会获知自己最后一次婚姻背后的内幕故事了。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溥仪在苏联的俘虏生活(1)溥仪在苏联的俘虏生活马骏杰1945年8月1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沈阳机场神秘降落，占领了沈阳机场的苏联红军很快将这架飞机包围起来。舱门打开后，一个衣着华丽、神色慌张的男子从飞机上走了下来，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这使“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十天后，他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抛下“皇后”婉容、“福贵人”李玉琴及其他家眷，乘小型飞机飞到沈阳，准备换乘大型飞机逃亡日本。但溥仪万万没有想到，苏军几乎在同一时间占领了沈阳机场，当他和随从走出机舱时，便成了苏军的俘虏。第二天，在苏军的押解下，溥仪等9人前住苏联，先后被关押于赤塔的莫罗科夫卡收容所、伯力红河子看守所、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等处。在这些地方，他过了5年的特殊俘虏生活。待遇优厚的俘虏生活苏联的所有收容所都从来没有关押过一位“皇帝”俘虏，因此，苏方对身份特殊的溥仪实施了特别优待。莫罗科夫卡收容所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向他交代了政策，并询问他们有什么要求。随后的生活待遇，更是出乎溥仪等人的意料。苏方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疗养者一样：在膳食上，他们每日四餐，早餐有面包和各种点心、咖啡、茶等；午餐至少两菜一汤；下午三四点钟还要开一餐，叫“午茶”；晚餐常吃西餐，内容更为丰富，有牛舌、牛尾、果酒、点心等。溥仪等人不知道，当时苏联的经济还相当困难，百姓的生活水平非常低，商店里出售一种叫“黑列巴”的面包，里面掺杂着草秆、糠皮等东西。在起居上，收容所为溥仪准备了单间，还专门安装了有线广播，播放音乐和俄语新闻等节目。闲暇时间，溥仪等人不需要劳动，可以散步、聊天。开始苏方对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有一定限制，后来限制逐渐减少，溥仪可以在山上、山下、河边、树林随便走走，活动范围比他当“满洲国皇帝”时都大。更有甚者，当苏方知道溥仪会弹钢琴，还将一架钢琴搬到了他的住处。这一切都使溥仪感到意外，更有些忘乎所以。溥仪对他带来的随从一直都端着“皇帝”的架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他整日诵佛念经，打坐修行，还让随侍放哨，好让他摆弄诸葛神课、金钱卦等玩意儿，占卜自己的未知命运。他的这些做法从未受到苏军的干预。1945年10月，溥仪等人被送往伯力红河子看守所。这里的条件比不上莫罗科夫卡，但生活也相当舒适。后来，在苏联方面的启发教育下，他们开始学习一些马列的书籍和苏联党史，也参加一些清扫卫生、领取食品等劳动，但溥仪从来不参加劳动。后来，溥仪又被转入第45特殊战俘收容所，苏方对他的优待依然如故。溥仪请求留居苏联从成为俘虏的那一刻起，溥仪就有一种恐惧，他担心苏军会将其移交给中国政府。因为在他“执政”伪满洲国期间，先是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了出卖我国东北主权的《日满议定书》，将东北的所有主权拱手相让，使东北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及亚洲诸国的军事基地；后又颁发了《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等，进一步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政策。他的所作所为给中国人民乃至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深知，中国人民一定会清算他的罪行。因此他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谁战胜了谁，都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只有留居苏联，才能保全性命。”进入莫罗科夫卡收容所时，溥仪向苏军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长期留居苏联。几天后，他又让其弟溥杰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要求允许他留在苏联。书信递到了苏军中校沃罗拓夫手上，但没有得到答复。此后，溥仪又多次给斯大林写信，均石沉大海，这使溥仪十分沮丧。上层路线走不通，溥仪就开始拉拢他身边的苏联看守人员。溥仪从长春出逃时，随身携带了不少价值连城的珍宝，其中有珠宝、首饰、翡翠、玉石、怀表等。他经常用这些宝物讨好苏联军方。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溥仪在苏联的俘虏生活(2)刚到苏联时，一位苏军军官看上了溥仪的手表，那是一块白金外壳的长方形手表，价值不菲。军官伸出没有手表的手腕，望着溥仪笑。溥仪心领神会，立即将手表摘下，戴在军官的手腕上。在伯力看守所时，苏方要求代他保管所有物品。在登记时，看守所所长看见一条项链十分华美，带着羡慕的神情说：“我要是有这样一条项链送给我妻子，那她该多么高兴啊!”溥仪当场将这条项链送给了他。一天，苏联当地的内务局局长邀请溥仪到隔壁的别墅去吃饭，溥仪不知道苏方为什么要宴请一个俘虏。当见到那位局长时，溥仪才明白了苏方的用意。局长告诉他，苏联虽然胜利了，但还需要恢复战争创伤，遇上了今年的干旱，收成不好，困难很多，希望溥仪将贵重物品贡献出来，以解燃眉之急。回到看守所，溥仪左右为难：如果将珍宝全部献出去，实在是舍不得；如果不献，留在苏联的愿望肯定实现不了。最终通过与其他人商量，决定将金碗、金瓶等一些价值低、体积大的物品献出去，其余的藏起来。藏在哪里合适呢？恰巧他们弄到了一个装电影机的箱子，溥仪的随从李国雄找来工具和铁丝，在箱子里做了一个夹层，将468件宝物放了进去。还有一些既舍不得献，又放不下的宝物，则分给其他人，如溥仪的侄子毓分得一个宝石金手镯、一个钻石袖扣和一袋珍珠；李国雄分得一块钻石、一个蓝宝石帽花和一个祖母绿帽花；其他人也各得三四件。后来，随着囚居场所的变换，溥仪怕这些珍宝被苏方发现，落得个欺骗苏联政府的罪名，决定将部分珍宝销毁。他派人将一些钻石、手镯扔进了江里，将一些珍珠投入火炉。1950年8月溥仪回国时，将部分保存下来的珍宝带回国内，交给了人民政府。然而，溥仪的百般讨好并没有获得最终的避难，苏联方面一直都没有答应他留在苏联。所以，在整个俘虏生活中，溥仪始终惴惴不安，每当见到说中国话的陌生人，就会误认为是共产党或国民党派来接收他们的人员，总是被吓出一身冷汗。国际军事法庭作证8天1946年春夏之交，苏联内务局对溥仪以下各伪满大臣开始了一系列传讯，询问日本关东军如何控制伪满政府，溥仪怎样由天津到东北当“皇帝”等等。溥仪开始不知道苏方这样做是为什么，直到1946年8月苏方通知他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证人，他才明白其中的缘由：原来是为出庭作证做准备。溥仪在苏联军方的押解下，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乘水上飞机前往日本。到达日本后，先后见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法官克莱默尔和中国法官梅汝璈。在法庭上，溥仪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过程。他详细叙述了“九一八事变”后，天津日本驻军司令香椎浩平如何强迫他去旅顺，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怎样威逼他从旅顺到长春去当“满洲国皇帝”，以及他如何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监视，无权甚至无个人的人身自由。当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妻子谭玉龄时，情绪开始失控，他用手使劲地拍打证人台。在讲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再次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认为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先，溥仪大声回击：“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作证完毕后，他又回到了收容所，继续他的特殊俘虏生活。1950年7月30日，苏方向溥仪下达了回国通知。即使此时，溥仪仍对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的翻译别尔缅拓夫表示了想要留在苏联的意愿，但别尔缅拓夫告诉他：“如果现在还是蒋介石的中国，你还有可能不被苏联送回去，但是，现在是毛泽东的中国，恐怕你没有可能留在苏联了。”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四部分 溥仪在苏联的俘虏生活(3)1950年7月31日，溥仪登上了回国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