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追寻历史的真相 序言尽管这个社会充满了喧嚣和浮躁，然而，我们还是注意到，近年来人们对哗众取宠的虚构逐渐厌倦了，对媚俗的戏说也越来越冷淡了，而历史类读物却在慢慢地持续地升温。这种阅读兴趣的变化，实际是一种价值取向的变化。研究包括学习历史，重要的其实不是那些在岁月中流传下来的东西，而恰恰应该是那些未曾流传下来、甚至是不断消失的东西。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的更为明确，要区分“记载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对于“记载的历史”即“官史”和所谓“信史”，应该敢于质疑。“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对历史与现实才有意义。这也就是说，“记载的历史”遗漏了许多“客观的历史”，许多历史的真相被湮灭或被遮蔽了。历史的真相之所以被湮灭或遮蔽，原因很复杂。例如，有些是因年代久远而被岁月的灰尘所埋没；有些是各个时代叙述历史的人因为各自利益的考虑或个人顾虑，难免有所保留、有所舍弃；有些则是话语权力中心对历史的清洗、掩盖和篡改。真相是脆弱的，将其孤悬或搁置，就可能永远被历史所遗忘；真相同时也是坚强的，即使在杜绝讨论、禁止质疑、万马齐喑的强势下，洞察真相的脚步也会虽然迟缓却是不屈不挠地前行。何况，历史在不断地进步。于是，那些被忽略或语焉不详的历史被重新发现和解读；而那些贻害社稷苍生的流言、那些用某种逻辑遮蔽或扭曲的伪史，则被证明是可耻的，也是不能得逞的。真相的宝贵面目，终于一点一滴地被阳光所照射。我们要感谢历史学家的勇气和责任感。近些年来，史学界在占有新材料、扩大观察历史的眼界、在内容和观点上推陈出新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一个又一个的历史真相被还原了，被重新定义和解释。这里有当事人的夫子自道，属于私人化的记忆叙论；也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环境的改善而得以解密的档案和史料，还有有力的史料钩沉、事件和人物的重新评论，以及合乎逻辑的推理，都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和意义。这里没有夸大其辞的铺张，只是把真相默默地摆在那里。面对这样的文字，我们会产生新鲜、错愕、刺激乃至黄钟大吕般震撼的感觉。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臧否，我们不追求所谓“宏大的叙事”，也不追求书斋里僵硬的学术探微，而是以一种轻松活泼的文字来反映历史一步一个脚印的收获和进步。我们注重的是细节所创造的历史，把那些原本为尊者讳为胜者讳因而被遗忘、疏漏、润色或掩盖的鲜活而不容置疑的细节揭示出来，置于聚光灯下，让大家感受到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真相及其延伸出来的思想意义。此外，我们还注重对比所创造的历史。前人所述的前史，后人所述的前史，以及今人所述与前人、后人在路数、观点、境遇等方面各自不同却又有着勾连纠缠的前史，在这种勾连对比之下，所得出的往往就是历史的真相，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当然，本书所收文章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需要我们咀嚼、回味和讨论。历史是记忆的生命、时代的见证、生活的老师和过去的使者，只有当它的真相被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时，我们才会感受到历史因为探寻而不再蒙羞而鲜活而精彩而富有价值。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本书对正在匆匆赶路的各位读者有所启迪、有所裨益，那么，这种与历史的对话才会有意义。张秀枫2008年1月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腰斩酷刑：从产生到消失(1)腰斩酷刑：从产生到消失朱飞鲁迅说过：中国人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至于坚韧挺拔的腰骨，构成了做“人”顶天立地的形象，向来关系着中国人的“气节”与“风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他们的腰板硬得多，宁可像玉一般碎成一把绝响，也不愿求瓦全苟且偷生。统治者也许是怕这些知识分子嶙峋的风骨，就杀气腾腾祭出了“腰斩”的酷刑来，妄图断了国人的“脊梁”，教化出奴性的顺民。一其实腰斩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历史的进步”。因为殷商时代的死刑，保留了不少原始部落享受人肉大餐的习俗，烧、烤、蒸、煮，无不围着口腹之欲打转。如“醢”是把人剁成肉酱，“脯”是把人做成肉干，“炮”是把人绑在大火炉的金属外壳上烤成熟肉，而“镬烹”则干脆把人扔到饭锅里煮成肉羹。到了周代，“砍斫”逐渐取代“烹饪”，成为死刑的主流。周代的死刑有车裂、斩和杀三种。其中的“斩”就是腰斩，而“杀”才是后世所谓的斩首。最初腰斩行刑时用斧或钺，因为青铜毕竟要软些，不够锋利，必须做成斧钺，砍下去才有力度。待铁器普及后，刀渐渐在斩刑中唱起了主角。不过刀虽然锋利，却容易磨损，用起来更要求技巧，得像庖丁解牛一样，谙熟腰椎骨空隙，否则，一刀下去不能砍断，场面自然尴尬，会遭围观的人群嘲笑其手艺不精，有损刽子手的“职业操守”。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腰斩开始启用更顺手的铡刀，不仅刃利背厚，不易磨损，而且对杀人技术要求比较低。包龙图那著名的三口铡刀，其实并非电视上演的那种用途：把人头塞进去，刀起头落，仿佛中国式的断头台，而是腰斩时用的，把人截成两段，“手足异处”。二腰斩在行刑时，犯人必须*身上的衣服，使腰部裸露出来，伏在铡床或木、铁的砧板上，正是刀俎之间“我为鱼肉”的架势。普通人至此怕早已魂飞魄散了，但总有那么个别不畏死的“牛人”。秦末楚汉相争，韩信离楚投汉，还是个无名小卒时，因犯军法当受腰斩。一同被处死的13个人被斩之后，轮到了韩信，他居然仰躺在砧板上直视将加诸于己身的刀刃，大呼：“刘邦那小子不是想夺天下吗？为何要斩杀壮士！”当时夏侯婴做监斩官，听闻此言，被他的勇气和豪壮折服，大呼“刀下留人”，不仅没有杀他，还将他推荐给刘邦，让他做了个管粮饷的都尉。汉代还有一个叫张苍的人，其命运更是让人叫绝。根据《史记》记载，张苍以宾客身份随刘邦攻打南阳时，因犯法被处腰斩。他脱掉衣服，往砧板上一伏，体格高大，肥白得像葫芦瓜一样，在普遍营养不良的囚犯中显得分外出众。当时的监斩官王陵看到后，十分惊异，认为他是个美男子，就禀告刘邦，赦免了他。此人以后立了大功，还当了丞相。人的主要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被从腰部砍作两截后，还会神志清醒，过好长一段时间才断气。犯人的家属往往会打点一下刽子手，让他行刑时从上面一点的部位动刀，可以使犯人死快点；如果有人想要犯人多受点罪，就贿赂刽子手从下面一点的部位动刀，甚至将被腰斩之人上半截移到一块桐油板上，使血不得出，可使犯人多延续两三个时辰不死，真是残忍至极。三公元前208年，大秦帝国左丞相李斯被腰斩于首都咸阳。李斯相秦，厥功甚巨。灭诸侯，成霸业，一统天下，始皇帝的千古功绩，有一半得算到李斯的头上。但位极人臣又怎样？功烁古今又怎样？他堂堂大秦丞相率领百官向阉人赵高小心赔笑，仍逃不开被指鹿为马的小人诬陷，身被五刑（黥、劓、斩左右趾、枭首、剁成肉酱），腰斩于市，夷灭三族！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腰斩酷刑：从产生到消失(2)李斯杀了一辈子人，这位《大秦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在骊山脚下坑掉数百名儒生，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如今，轮到他领教自己厘定的酷刑，在自己培养出来的刽子手的刀下，俯首就刑。在腰斩前，李斯对着一起奔赴黄泉的儿子，追忆起当年领着孩子们，牵着咻咻嘶叫的猎狗，出来蔡东门，在秋日衰草丛中，追逐成群狡兔的无忧岁月。“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一句痛悔交加的呼喊，是这位河南汉子对其追逐权力的一生的彻底否定和决绝。四骊山春暖，鲜花一般的高阳公主带着一帮随从外出游猎。她因失意而郁闷，尽管是唐太宗最宠爱的女儿，她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命运——被作为至高的恩赐，赏给大功臣房玄龄的儿子。房家老二房遗爱不学无术，空有一身蛮力，气愤之余，高阳公主从结婚那天起就不接纳丈夫。在骊山的一间草庵里，她遇到了正在潜心研读佛经的年轻和尚辩机。辩机是玄奘的高足，长安城最负盛名的僧人之一。英俊饱学的辩机，成就了浪漫热烈的高阳公主的爱情梦想，他们的纠缠延续了七八年之久，有了两个儿子。后来，一直在自我情感中四处逃避挣扎的辩机，被选去译经，没有再见到高阳公主。但他藏匿的公主赠送的玉枕，被小偷偷了出来，在销赃时被官府逮获，公主与辩机的不伦之恋也就此大白于天下。唐太宗大怒，下诏将辩机处以腰斩极刑。据说当辩机横卧在铡刀之下时，发现刀刃上一只蚂蚁在爬动。辩机无比爱怜地拈起蚂蚁，轻轻放到一边，然后从容地躺下，在市井小儿幸灾乐祸的围观中，以最污浊和最惨烈的方式终结了生命。悲恸几至发疯的高阳公主，从辩机被腰斩的那一刻起，就发誓要报复。半年后，最疼爱她的父亲去世了，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掉，一点都不难过。她开始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荒淫无耻的生活，甚至勾结他人谋反。“辩机是我的骄傲，房遗爱才是我的耻辱。”高阳公主这么说过。辩机已死，她所有的骄傲也被腰斩了。五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率师南下。军师道衍送至城外，在马前向他跪拜：“臣有秘事一件相托。”朱棣问他何事。道衍说：文学博士方孝孺，素有学行，城破之日，必不肯降。殿下万万不可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绝了。当时方孝孺已经是名闻天下的第一大儒，其学识品德为四海所称颂，朱棣也有意借用他的威信来收揽人心，所以答应下来。当燕军攻破南京后，惠帝*宫中，文武百官多见风转舵，投降燕王，方孝孺果然拒不投降。朱棣派人强行押解方孝孺上殿，方孝孺披麻戴孝而入，悲恸至极，哭声响彻大殿。朱棣劝他辅助自己即位，就像周公辅助成王一样。方孝孺厉声质问朱棣，那为何不立惠帝的儿子或弟弟为君呢？朱棣无可奈何，只好命人把笔墨摆在方孝孺面前，强迫他撰写新皇即位的诏书。方孝孺接过笔，狂草四字：“燕贼篡位。”掷笔于地，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见方孝孺宁死不屈，威胁他说：“你不怕被诛九族吗？”方孝孺义无反顾地回答：“即使诛我十族又怎样！”朱棣怒不可遏，命人把方孝孺从嘴角直割到耳朵，方孝孺满脸是血，仍忍痛怒骂不绝。明成祖一怒之下，把方孝孺的门生和朋友算作第十族，连同其九族在方孝孺面前一一诛尽，被杀者共达873人，谪戍荒者更逾数千。方孝孺始终没有屈服，被腰斩于南京聚宝门外。传说腰斩后，方孝孺还以肘撑地爬行，以手蘸血连书十二个半“篡”字才断气。六历史上最后一次腰斩判给了清代河南学政俞鸿图。雍正年间，俞鸿图督学闽中（今福州市），科考防范颇严，操守亦称严谨。未料他的小妾与仆人串通，收取贿赂，其妾把考试材料贴在俞鸿图官服背后补褂之上，俞鸿图穿出去，仆人轻轻地揭去授给应试者，而他一点也没觉察到。事发后，雍正皇帝将俞鸿图处以腰斩极刑。俞鸿图仓促受刑，及赴刑场方才知道身受腰斩，要求死得痛快爽利一点也来不及了。原来刽子手对于腰斩犯人，一向索取规费，得了钱则刀斧锋利快下，可令其速死，以免长受痛苦；不得钱则故意缓缓而下使其迟死，血肉之躯寸寸受割，其痛楚可想而知了。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腰斩酷刑：从产生到消失(3)腰斩之酷烈，连性格刚戾的雍正皇帝也动了恻隐之心，遂命封刀。如果记载不误的话，从周代到雍正年间止，施行了约两千多年的腰斩刑罚，算是寿终正寝了。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古来难保是晚节古来难保是晚节杨红林一公元前208年7月，秦国的丞相李斯与他的儿子被押往咸阳的街市处斩。临刑前，这位曾显赫多年的丞相，回头对儿子伤感地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同出上蔡的东门去打猎追逐狡兔，又怎能办得到呢!”接着父子二人相对痛哭。李斯为自己当初所犯下的政治错误深深懊悔，如果不是他的晚节不保，哪能落得满门抄斩呢?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外出巡游时，突然得病死去。这时，随行的丞相李斯被中车府令赵高拉入了政治漩涡。在赵高的极力诱惑下，也由于贪恋权势，李斯竟参与策划了一起宫廷政治阴谋。他们对外封锁秦始皇的死讯，假传圣旨，逼公子扶苏自尽，立昏庸的胡亥为秦二世。然而仅过了两年，羽翼丰满的赵高就鼓动秦二世将李斯治罪，下令将他腰斩于咸阳，并“夷三族”。司马迁曾评价说，李斯能辅佐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并位居三公之职，但晚年却阿谀奉承，随意附和，听信赵高的邪说，废掉嫡子扶苏而立庶子胡亥，真是太愚蠢了。二还有一些官员，虽然政治上没有犯什么大错，却因对钱财的贪婪而导致晚节不保。明代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即宰相）徐阶曾对国家的安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整顿吏治，招纳贤良，使海瑞、戚继光、张居正等官员得到重用，一时成为众望所归的名相。然而，当徐阶在朝中执政时，他的子弟们倚仗其权势在家乡华亭横行不法。据说徐家在苏淞一带竟侵占田地24万余亩，引起了巨大的民愤。在朝廷舆论的压力下，徐阶被迫提前退休。1559年，吴中一带发生饥荒，著名的清官海瑞受命前来赈济灾民。海瑞首先来到当地首富徐阶家，希望他配合朝廷，退还百姓的田地，并遣散一部分家奴。然而，贪财的徐阶却消极抵制，还悄悄向朝中党羽写信，唆使他们弹劾海瑞，结果造成海瑞被罢官。徐阶的所作所为，不但在老百姓中引起了公愤，也被他的政敌抓住了把柄。不久，在新任首辅高拱的支持下，徐阶的两个儿子被判充军，一个被革职为民，他家数万亩田地也被没收充公。当官兵前来带人时，徐阶的儿子们抓住他的衣服号啕大哭，徐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吾方逃死，安能相活？”三更有一些官员，为官的大多时间都享有良好的声誉，但到晚年却由于生活作风问题为世人诟病。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刑部尚书、太子少傅的高位。可惜的是，他却越来越暴露出道德品质方面的一些缺点。据说有一次，两名青年诗人张祜和徐凝去拜谒白居易，并分别写了一首诗让他评点。本来连徐凝都自认远不如张祜，不料白居易却对张祜的诗横加批驳。原来他是嫉妒这位年轻诗人的文采，生怕他超过自己。晚年的白居易还沉湎于女色。据记载，白居易在晚年曾蓄养了大量家姬，并为了寻求新奇，在10年内就更换了3批。作为大诗人，他的地位无可动摇，但他的晚节却在后世遭到了极大非议。历史上的寇准为人刚直而敢于言事，由于在抵抗辽国时的功劳，寇准被提升为宰相，受到天下万民景仰。当时民间就流传有“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的说法。晚年的寇准，在个人生活上追求新潮和时尚，喜好歌舞和酒宴。由于他家中经常举办大型歌舞晚会，寇准下令在其豪宅中到处都点上蜡烛，即使厕所、马厩里也不放过。他家每天都要消耗大量蜡烛，而蜡烛在当时对于老百姓而言还是绝对的奢侈品。每当他家的歌舞晚会结束后，寇准都会慷慨地对演员进行赏赐。为了劝诫，他的一位小妾曾作了一首诗：“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孰料寇准竟不以为然地回应道：“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像寇准这样的生活作风注定要成为政敌攻击的对象。结果，朝中另一位大臣王钦若便乘机向皇帝说寇准的坏话，最终，寇准丢掉了宰相一职，被贬到了遥远的雷州担任小官。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状元的命运(1)状元的命运卫炳熹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的“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1283年间，可考的榜数为745榜，共产生了592名状元（一说504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各代的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为777人。中国古代社会，“官本位”思想相当浓厚，从庶民百姓到达官显贵，无一不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自孔老夫子起，“学而优则仕”成了亘古不变的知识分子的奋斗之路。那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科学技术极不发达，还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以科学研究为终生事业的专家。因而，苦读寒窗数十年，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为的就是以文入仕，为的就是跻身宦臣，光宗耀祖。状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读书人的毕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巨大殊荣。一旦殿试第一，马上就由吏部考试任其官位，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书郎，或掌修国史，或做天子侍讲，从此也就步入了凶险难卜的仕途，开始了宦海沉浮荣辱的漫漫人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老其一生，终于登上了显赫的高位。如唐代，姓名可考的状元147人，事迹可考者29人，其中就有5位宰相、8位尚书一级的官员（含次官）。而清代，114名状元中，官位累至一品尚书层次的达20人之多。可以说，在官场努力升职，成为状元这一群体实现人生价值的至上追求。一介书生，考取状元实在不易。全国无数读书人，经过乡试、省试，最后到殿试夺魁，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宋代大文豪苏洵就曾发过“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的感慨。特别到了清代，考到白发满头仍然是个“童生”的不乏其人。四五十岁中进士，人们并不觉得他年龄有多大，“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就是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生动写照。如宋代共产生了118个状元，据《中国状元全传》载，其中生卒年可考者51人，其中20岁—30岁中状元者37人，占％，最小的18岁，50岁以上中状元者2人。清代共有状元114人，生卒年可考者54人，其中20岁—30岁中状元者19人，占35％，最小的21岁。50岁以上中状元者5人，最大的62岁。状元之路绝不易于巴蜀之道。唐代，进士科考试主要是三场，其后各代基本沿用下来。一场是贴经，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填空。主考官从诸子经书中选取一行，然后把其中的三个字贴盖住，让考生读出被贴的字是哪几个，其用意不过是考考生的背功，测试一下考生对经书的熟练程度。第二场考诗赋，每个考生作诗一首、赋一首，这一场极为重要。如唐开元二年（714年）赋试的试题叫《旗赋》，且规定必须以“风日云野，军国清肃”八字为韵。当朝状元李昂写了一篇27句327个字的赋，全文洋洋洒洒，文辞雄劲，用韵准确，在录取的27名进士中，名列第一。第三场考试策，就时务出个题目，让考生回答自己的见解，目的是想看看考生对治国方略的独到见解，以为国家选择治国平天下的英才。这三场考试都实行淘汰制，每场皆定去留。只要一场考不好，状元梦随之破灭。宋仁宗后，又对科考进行了修改，按策、赋、贴经、墨义的次序，让参试者并试四场，综合平衡后再定夺。考生考完后，由“读卷大臣”排出前十名，呈送皇上，最终由皇上根据个人评判圈定谁为“第一甲第一名”。所以说，能中状元者大多都是当朝才子。他们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或有良好的文化氛围，或有独特的天赋异质，往往具有众人称颂的绝代才华。如明代状元杨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十三岁诗名满京华，被诗坛领袖李东阳收为高足，十九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状元，成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郎。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状元的命运(2)在这七百多位状元郎中，也不乏平庸之辈。为数不少的人高中状元后，一事无成。他们性格怪僻，饮酒成癖，穷困潦倒，暮年凄惨。唐代昭宗光化二年（899年）状元卢文焕，穷苦之极，连顿酒也喝不起，可谓够可怜的了。还有许多状元，为官一任，了无政绩，终生平平。更有甚者，投降叛军，诬陷谄媚，被史书称为“奸邪小人”。如投降金兵、助纣为虐的北宋状元莫俦。此等状元，无以入史，难留清名，可称状元中的不肖败类。在状元科考中，有时也并非全凭真才实学，有的人就是靠走关系或是偶然原因高中状元的。唐代就有“许愿状元”牛锡庶、“自荐状元”尹枢、“相扑状元”王嗣宗等，从其绰号即可见其为人。状元裴思谦则更为恶劣，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礼部侍郎高锴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他标榜公正，宣言杜绝请托。裴思谦凭与赫赫有名的大宦官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的关系，要求高锴让他当状元。当时，文宗皇帝是个傀儡，仇士良权倾朝野，裴思谦怀揣仇士良的信，公然对高锴说：“裴秀才非状元不放。”高锴沉思良久，自知无力相抗，不然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只好无可奈何地把裴思谦录为状元。天下*，皇权旁落之时，貌似公正的科考常常难脱权宦重臣的掣肘，成为宫廷政治的玩偶，这不能不说是科考状元的悲哀。历代状元中，大多出身名门望族。他们从小就处在优裕的家庭环境，既有重臣之后，又有名士之家。有的甚至是父子状元、祖孙状元、宰相子、尚书婿。父辈的荣耀和辉煌的地位为他们登上科考的顶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人就是靠名臣的举荐和培养，顺利圆了状元梦。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状元出身寒门。他们全凭自己的才智成为一国学子之冠。特别是宋太祖，为了革除唐代权贵操纵科举、营私舞弊的沉疴，在科举中加强对权贵子弟的监督限制，有意选拔了一批平民子弟科举及第。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状元吕蒙正，幼小时就被父亲赶出家门，随母流落龙门山，栖居山间石窟中。元代杂剧名家关汉卿的《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便是以吕蒙正的贫寒生活为素材创作的戏剧。孤贫寒酸的吕蒙正，依靠自己的天赋才智和刻苦学习，31岁大魁天下，42岁位居宰相。成为两朝辅弼，万众景仰。各朝历代，都有像吕蒙正这样的状元郎。他们成为庶民百姓通过科举之路出人头地的幸运骄子。科举考试是封建统治者为国家选拔官吏的一条重要途径。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见新科进士从考场中鱼贯而出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一千多年来，科举制度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真才实学的治国安邦人才，构成了统治集团从中央到地方官僚队伍的中坚支柱。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历史奇观：状元们以文得名，而在文学艺术上有较高成就者了无几人，很少有人步入大家之列。他们身为状元，诗赋词文，无所不通，往往都有诗书传世，有的甚至著作等身。然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高中之后，从此潜心仕途，无意文字，热衷于官场得意，专注于富贵得失，已经无心无力对文学艺术加以执著探索。700多位状元中，除杨慎、柳公权等几位获得较高的成就外，大多数人都文绩平平，难传千秋。状元难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唐宋两代265名状元中，苏轼等八大家，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无一人摘取状元挂冠。这一极为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至今仍是困惑人们的古代文化之谜。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道德丰碑下的殉葬品(1)道德丰碑下的殉葬品吴钩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状元文天祥被元王朝杀害前，曾留下一首“衣带铭”：“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文天祥的道德自白，也是儒教意识形态下正统读书人的精神写照。儒家赞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身家性命与仁义忠节相比，是不十分值钱的，正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芸芸众生逝世了，如烟云消散，不留痕迹；舍生取义的圣贤后裔们，则在身后竖起万人景仰的道德丰碑。我读史书时，每遇到一座这样的道德丰碑，心头总是油然生起崇敬之情。直至有一天，我发现，这光彩夺目的丰碑不单由烈士的血肉筑成，底下还垫着被烈士拉来殉葬的累累白骨。每念及此，对先贤的道德形象难免就暗生疑窦。比如，南宋末年，文天祥被掳后，陆秀夫与张世杰一道共撑危局。1279年3月，南宋小朝廷与元军在广东崖山海面决战，宋军败，陆秀夫自觉护驾无力，决心以身殉国，乃先驱妻子入海，哭拜幼帝：“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然后抱起九岁的小皇帝，以匹练束在一起，用黄金玉玺坠腰间，从容投海，完成了舍生取义的最后一个规定动作。对陆秀夫而言，他的死已经成全了自己的千古忠名。如果陆秀夫孤身蹈海，我会对他保持完整的崇敬；可是，想到陆的妻儿，不是死于敌手，也不是为敌所虏，而是被丈夫驱逐投水，还有一个尚不懂世事的9岁小皇帝，也糊里糊涂“当为国死”，成为陆左丞相的道德殉葬品。我心里实在纳闷：为着一个崇高的道德目标，决意殉道的人是不是就可以要求旁人跟他一样舍生取义？舍生固然可取义，杀身固然为成仁，然而，“取义”、“成仁”，是不是可以成为舍他人之生、杀他人之身的正当理由？对于儒教意识形态下的道德志士来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孔夫子只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没有说，己所欲，亦不施于人。既然一个伟大的道德目标可以让自己为之献身，旁人当然也不应该苟且偷生。换句话说，要他们为大义放弃生命，来成全自己的道德追求也是合乎道理的。明初的方孝孺是一位青史留名的德高望重之士。野史相传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起草登极诏书，方坚拒；再迫之，乃书“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道：“汝独不顾九族乎？”方答：“便十族奈我何？”朱棣果然就诛了方氏十族。旧时株连，最严重的是诛九族，诛十族则自方孝孺始。朱棣的残忍令人发指，方孝孺“威武不能屈”的胆气也的确让人肃然起敬，但他一句“便十族奈我何”，却令我有些不寒而栗。流氓帝王杀人，仗恃的是暴力，有时还难免自知理亏，要百般掩饰。比如方孝孺死后，天启二年（1622年），朱明皇帝还得录方氏遗嗣，给予祭葬及谥号。道德志士拉殉葬品，依据的是道德律令，于是更显得理直气壮，于心无愧。且看《唐书·忠义传》的一段记载：“张巡（唐朝将领）守睢阳城，尹子奇（叛军）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请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这就是历代赞颂的“杀妾飨士”之事。在野蛮战争中，破城之后大肆屠城、杀降卒的事情并不鲜闻，这里体现的是血淋淋的丛林法则，没什么可说的。但张巡杀妇幼以飨军士，与其说是丛林法则下的野蛮行径，不如说是基于精忠报国追求的“道德”抉择。本来道德的形成正是人类告别丛林法则的标志，何以在道德感召下的张巡却做出了比丛林法则更血腥的“屠杀”？为了守住一座城池，为了尽忠朝廷，不惜杀掉两三万老百姓，吃掉两三万老百姓，最后终于博得一个“忠义”之名，写进了《忠义传》。我怎么也想不通，这是哪一门子的“忠义”？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道德丰碑下的殉葬品(2)当人们对道德志士竖起的丰碑大加礼赞时，我忍不住为这些丰碑下的道德陪葬品感到戚然和悲愤。历史是不公平的，杀身成仁的志士至少已经“留取丹心照汗青”了，被杀身成仁的殉葬者却连名字也没有留下，至死也不明白何以成了道德志士的陪葬品。没有人追问他们是不是愿意为志士的道德理想献出性命，也没有人在乎他们被驱入茫茫大海、被推出午门斩首、被宰了煮食之时，如何恐惧、惊慌、疼痛、无助、挣扎，历史只记住了道德志士们壮怀激烈的远大抱负、慷慨赴死的崇高气节。我以前曾写过一篇《受虐的“道德*”》，点破了某些道德志士的奴性倾向：“不负明主”、“表忠心”之类是志士们的道德本能，即使心迹一时为主子所不明，肉体上付出惨重代价，也在所不惜，甚至更显忠烈，心头道德*不由油然而生。现在想来，既然有人习惯从“忠君”中体验道德*，且让其继续体验去，只要不拉住旁人与他一块儿分享这*就行了。相比之下，对那种为着崇高道德理想而不惜扯上旁人垫背殉葬的道德烈士更需要警惕，最好敬而远之，保不准哪一天他们成就了千秋忠名，在历史上竖了一块道德丰碑；而我们这些无辜的平民百姓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丰碑底下的道德殉葬品。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1)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李开元层层加码的糊涂账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的问题，不但成为秦国历史上一个迷雾重重的谜，也成为历史学上一桩千古聚讼的公案，更成为两千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秦始皇姓嬴名政，出生于战国时代的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他的父亲子异（后改名为子楚），是在邯郸做人质的秦国公子。他的母亲是出生于邯郸豪门大户的舞姬，史书上没有留下她的名字，只称她为赵姬。子异和赵姬的相遇结合，其间有一位第三者介入。这位第三者，就是吕不韦，在邯郸经商的大富豪。正是由于吕不韦介入子异和赵姬之间的缘故，嬴政出生以后，他的生父究竟是谁，是子异还是吕不韦？也就成为一桩说不明白的事情。生父不明，对于一般的庶民百姓而言，是一桩难言的家事；对于家天下的皇室而言，可就是一桩关系王朝命运的国事了。这关系到六百余年世代承继的秦国政权，究竟还姓不姓嬴，秦国是否在秦王嬴政即位时，就已易姓革了命？因为如此事关重大，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的问题，不但成为秦国历史上一个迷雾重重的谜，也成为历史学上一桩千古聚讼的公案，更成为两千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考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桩公案起源于《史记》，换句话说，都是司马迁惹的祸。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叙述秦始皇的身世说：秦始皇是秦庄襄王子异的儿子。庄襄王作为人质在赵国时，在吕不韦家遇到赵姬，一见钟情，娶以为妻，生下了秦始皇。出生的时间是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出生地是邯郸。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里叙秦始皇的出生时说：吕不韦与绝色善舞的邯郸美人赵姬同居，知道赵姬有了身孕。子异到吕不韦家作客宴饮，见到赵姬而一见钟情，起身敬酒，请求吕不韦将赵姬送与自己。吕不韦开始非常生气，后来考虑到自己已经为子异的政治前途投入了大部分财产，为了“钓奇”获取投资的成功，他不得不顺水推舟，将赵姬送与子异。赵姬隐瞒了自己已有身孕，嫁与子异如期生下了嬴政。子异于是立赵姬为自己的夫人。同一《史记》的不同篇章当中，对于同一事情有不同的记事，这就是谁是秦始皇父亲之问题的由来，宛若司马迁为我们布下的迷魂阵。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记事，究竟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哪一个是历史的真相，哪一个是人为的虚构呢？父亲子异的态度从嬴政出生开始，一直到嬴政继承王位为止，子异从来没有对嬴政是自己的儿子有过任何怀疑。他始终一贯地承认他是自己的长子。我们暂时将断定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子异还是吕不韦的问题放下，先来搜寻旁证，着眼于事件的当事人。我们首先来考察子异。子异是秦国第32代王孝文王的儿子，名子异。子异出生于他的祖父秦昭王在位的第27年，相当于公元前280年。他后来继承王位，做了秦国第33代王，谥号庄襄王。大概是在子异18岁时，也就是秦昭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左右，秦国和赵国定约和好，互相交换王室子弟以为人质，子异以王孙的身份来到赵国首都邯郸做人质，被称为质子。子异在邯郸时，正是长平之战爆发前夜，秦赵两国为了争夺一统天下的主导权，表面定约言和，背地里扩军备战，准备决一死战，因而，子异在邯郸的处境非常窘困。子异与吕不韦结识，大概是在到邯郸后的二三年间，他从吕不韦那里得到赵姬并同居，是在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三月以前。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嬴政出生。当时，子异23岁。就在赵姬怀嬴政的当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爆发，赵国大败，四十万赵国降军被秦将白起活埋，邯郸恐慌震惊。次年，秦军乘胜攻入赵国境内。秦昭王四十九年，秦军开始长期围困邯郸。嬴政在战乱中出生以后，子异一家陷入赵人仇恨的汪洋大海中，随时有不测的危险。秦昭王五十年，吕不韦和子异冒险逃出邯郸，回到秦国，赵姬和三岁的嬴政留在邯郸，被赵人仇恨追捕，九死一生，依靠赵姬家人的掩藏，得以幸免于难。回到秦国的子异，正式做了王太子安国君的继承人，另外娶妻生子。当时，嬴政4岁，与母亲一道隐藏在邯郸，音信不明。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2)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去世，嬴政的祖父安国君即位做了秦王，是为孝文王。以此为契机，秦国与赵国和解，赵国将赵姬和嬴政送还秦国。子异与赵姬和嬴政母子离别六年重逢，夫妻父子间生离死别的感动，依人情不难想见。已经正式做了王太子的子异，以赵姬为太子正妻，以嬴政为太子继承人，对发妻和长子，作了不忘本的交代。当时，嬴政9岁。孝文王即位时已经五十多岁，正式即位三天就去世了。子异接替王位做了秦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即位以后，赵姬成为王后，11岁的嬴政成为王太子，吕不韦被任命为丞相。三年以后，庄襄王死去，13岁的嬴政继承王位，赵姬成为王太后，吕不韦继续留任丞相。由于嬴政尚未成年，政权由母后和吕不韦摄理。通过以上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嬴政的出生开始，一直到嬴政继承王位为止，子异从来没有对嬴政是自己的儿子有过任何怀疑，反倒是在历经了长期的生离死别，另外娶妻生子以后，对赵姬和嬴政厚爱有加，始终一贯地承认他们是自己的正妻和长子。在复杂的秦国王室和政府内部，在王室联姻的敌友各国之间，也都不见有任何质疑的动静，听不到任何流言飞语。至此时为止，秦国的国事、秦王的家事，一切井井有条，顺理成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秦国王政和父亲子异的角度来加以考察的话，直到嬴政即位成为第34代秦王为止，谁是秦始皇的父亲的问题，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仲父吕不韦的动机吕不韦不但没有作案的动机，只有避嫌唯恐不及的谨慎。所谓献有孕之姬以钓奇的风闻，只能是坊间留言，后世添加花絮。吕不韦被秦始皇尊为仲父，也就是仅次于父亲的父辈，他是涉嫌谁是秦始皇生父的另一位嫌疑人。如果我们历史地考察吕不韦的一生，并不难看出他与嬴政的关系。吕不韦是濮阳人，濮阳是当时卫国的首都，故址在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市南。吕不韦出身商贾世家，从事国际贸易大获成功，被称为阳翟大贾。阳翟在今天的河南省禹县，是韩国的旧都。所谓阳翟大贾，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总部在阳翟的商界大鳄。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做生意遇见子异，马上以商人精明的眼光，敏锐地察觉出子异特殊的商品价值，以为奇货可居。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计划，吕不韦大胆地做了事业和人生转型的决断。他毅然决然将生意清盘兑现，整个地投资于子异的政治前途，他包装打造子异、公关游说安国君的正妻华阳夫人，目的在于使子异成为王太子安国君的继承人，将来继承王位，可谓是最高风险的投资。如果说吕不韦视子异为奇货可居的金蛋，在他那无与伦比的商业眼光里，华阳夫人就是孵蛋器。吕不韦投资子异以后，华阳夫人成为他的公关对象。华阳夫人出生于秦国最有权势的芈氏外戚家族，她的祖父，是秦昭王的舅舅，被封为华阳君的权臣芈戎，华阳夫人的称号，就是直接从华阳君继承下来的。华阳君芈戎的姐姐是秦昭王的母亲，安国君的祖母，也就是多年秉持秦国国政的宣太后，一位秦国的慈禧太后。华阳夫人嫁于安国君，是亲上加亲的政治婚姻，安国君之所以能够立为王太子，多多仰仗了宣太后和芈氏家族的力量。以后的事态发展，一步步都在吕不韦的预计和操控当中。吕不韦以质子子异之使者的身份，携珠宝重金来到咸阳，首先买通说动华阳夫人的兄弟姐妹，通过他们的协作疏通，游说华阳夫人成功。华阳夫人认领子异为自己的养子，再在枕边吹风，使安国君正式立子异为王太子继承人。可见，一、吕不韦成功地将互惠互补，双赢共利的商业原则运用于政治，通过连环套式的投资计划，促成了子异与华阳夫人联手合作，在王权争夺中胜出，最终取得秦国政权。二、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使子异成为王太子继承人的历史事件，表面上看来复杂而富有戏剧性，其实质是嬴姓某系王子与芈氏外戚之间再次缔结政治同盟。三、子异的王室血统问题，是整个事件的关键。在吕不韦看来，子异的投资价值，全在于他的王室血脉。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他的卖点也全在子异的王室血统。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3)吕不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等的智慧人物。他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和整个人生都投资到子异的政治前途上。吕不韦的行动，宛若孤注一掷的豪赌，全部赌注都压在子异所独有的秦王王室的血统之上。纯正的秦王血统，正是奇货可居的本质，也是决定吕不韦行动的根本利害所在。对于吕不韦来说，维护秦王血统的纯正和可信，是他不敢有稍许怠慢的死活问题。历史人物的活动，自有其当时当地的动机。在我们将谁是秦始皇的父亲之问题作为一桩历史公案来审理的时候，如果我们视吕不韦为嫌疑人的话，可以说，他不但没有作案的动机，他只有避嫌唯恐不及的谨慎。所谓献有孕之姬以钓奇的风闻，只能是坊间的留言，后世添加的花絮，不但与一位大商人、大政治家的行为完全不符，而且毫无实现的可能。以上，我们通过对于可能是秦始皇父亲的两位嫌疑人的审查，大体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从嬴政的出生一直到他即位，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是否是子异的儿子。也就是说，谁是秦始皇的父亲之谜，从秦始皇的出生一直到他即位，是不存在的。后世添加的流言不是历史的原貌。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秦始皇为何要修万里长城(1)秦始皇为何要修万里长城张永廷张馨文长城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它盘踞在重峦叠嶂之间，蜿蜒在沙漠之上，气势磅礴，坚固雄伟，被视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曾有权威人士做过统计，修筑长城所用的砖石，如果用来修建一道厚1米、高5米的长墙，这道长墙足以环绕地球一周；而如果用来铺筑宽5米、厚35厘米的马路，则可以环绕地球三周以上。但今天的人们在感叹其浩大伟岸的同时，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够体味出其背后的辛酸。修筑长城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给平民百姓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千多年前修筑长城的起因听起来颇为荒唐。“亡秦者胡也”，万里长城因一句谎言而修一提到万里长城，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尽管秦始皇不是历史上修筑长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但在人们的印象里，长城与秦始皇有着不解的渊源，提到长城就不能不说秦始皇。秦始皇是一个有着强烈危机感和忧患感的帝王。当上皇帝之后，他并没有因一统天下的成就而陶醉，相反却一直忧心忡忡。大秦帝国是在暴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反对的声浪即使很小，但大规模爆发却从未间断。如何谋求大秦帝国的长治久安，是他的心愿也是他的心病，这件事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他。大秦帝国在将新政推向全国的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为了获得民众对大秦帝国的认可，安定天下民心，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开始不断地巡幸天下。他巡游的地点先是选择在秦国境内，试行一年之后，逐步推广到秦国以外的领地。始皇二十八年，他从咸阳出发，经齐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到达海边，又转经江苏、湖南、浙江、湖北返回咸阳，其行程几乎遍及整个中国。即便是在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他的旅程仍然漫长得令人生畏。巡幸天下使得秦始皇的思想意识受到很大冲击，思维方式也受到很大影响。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处于西部边陲，论武力它可以雄霸天下，但若论发达程度，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与齐国等中原核心地带相比都有着不小的差距。巡幸之旅虽然辛苦却也令秦始皇大开眼界，一种流行于齐地的方术吸引了他，使他对求仙问道以及寻求长生不老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方术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这可能有助于排解他身心的巨大压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位名为卢生的方士逐渐成为秦始皇的宠臣，他就是那位编造谎言引动秦始皇修建长城的主角。卢生原本燕人，虽然仅为一个方士，但对秦始皇的施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说到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历史学家都绕不开两件事，一是修长城，二是坑儒，这两桩事的始作俑者都是卢生。按理说，当时正值壮年的秦始皇不应该对生死问题有那么紧迫的危机感，但长生不老似乎与长治久安有着天然的关系。为了寻求不死药，秦始皇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物力，求仙、封禅无所不用其极，最为典型的是派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到东海求仙，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但却一去杳无音信。秦始皇寄予厚望的方术之道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他所面临的现实威胁反而越来越大。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他在东巡的过程中遇刺，虽然幸免于难，但受到的打击非同小可。不过两年，他在咸阳微服巡行，又一次受到袭击。这一次的打击更甚前次，当年遇刺尚在秦地之外，这一次危险发生在首都咸阳。连京城的安全也成了问题，他内心的无奈与恐慌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对神秘主义的倚重更为强烈，他急于想找出威胁秦帝国的准确原因和有关自身安危的确切答案。始皇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15年，他派卢生去求仙人指点未来的发展方向。卢生此去没有任何收获，回来后，他对秦始皇大肆歌功颂德，吹拍溜须，言辞间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对人们的阿谀奉承，秦始皇已听了很多年。他需要的不是这些，他强烈渴望的是对巩固政权真正有益的东西。于是他再派卢生入海寻求仙人指点，总是无功而返的方士这次带回了一本《录图书》，这本谶书上记录着一个惊天秘密：“亡秦者胡也”。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秦始皇为何要修万里长城(2)一直渴望对手的秦始皇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打击的目标，他内心的焦躁与不安便要迅速释放。卢生一句搪塞责任的话引发了中国一场空前的战略大震荡。秦始皇立刻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征匈奴，把匈奴逐出河套赶到阴山以北。秦始皇仍然不放心，为了防患于未然，又不惜血本，征用七十万劳工，历时多年，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止辽东，绵延万里大规模修筑长城，以绝胡人亡秦之患。胡人究竟有什么样的威胁，使得秦始皇如此兴师动众？卢生所传“亡秦者胡也”中的“胡”为何人？他们对秦帝国的威胁究竟何在？秦始皇为何要下此血本豪赌明天？秦时指的胡人，就是以后的匈奴。追溯历史渊源，匈奴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就秦国而言，其早期的建国史堪称一部与胡人的斗争史，中间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秦昭襄王时，胡人威胁到秦国的北部边境，秦国出于东进的考虑，对胡人采取了筑城防守的策略。战国中后期，胡人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他们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令中原国家头疼不已。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革新武装，在与胡人的斗争中大获全胜。秦始皇统一全国时，匈奴人逐渐由一盘散沙汇合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国家，实力又有所增强。匈奴首领称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孤涂”是天子的意思，“单于”是广大的意思，中原人习惯上将他们简称为单于。当时双方边境相对稳定，秦军与匈奴间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军善战，匈奴人不敢轻易挑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匈奴所处的形势险恶，他们西临大月氏，东接东胡，南面强秦，三面都有强敌存在，匈奴不敢轻举妄动。按照当时的情势判断，如果秦帝国不主动挑起事端，匈奴是绝不敢轻易南下的。秦始皇是个有雄略的帝王，他早有征伐匈奴之心。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国刚刚完成统一，秦始皇就有意趁热打铁，一举收服匈奴。他在庙堂之上召集群臣廷议此事，受到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对。李斯认为与匈奴交战有弊而无利，他分析双方的情势之后，给出了不可攻击匈奴的几条理由：首先，匈奴居无定所，很难将其制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城池居住，也没有财富需要保护，根本不怕攻击。第二，攻击匈奴，大秦将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派轻骑兵速战速决，粮草供应问题很难解决；而如果派辎重大兵压境，则部队的机动灵活程度受损，很可能追击不上匈奴。第三，即便取胜匈奴，结果也是无利可图。匈奴地处蛮荒，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对秦国的发展壮大没有多少效益。另一方面，俘获的匈奴民众也不好驾驭，弄不好还是安全隐患。但若将他们杀掉，那更不是天下苍生和陛下所愿意看到的事。李斯得出的结论是，劳师远征匈奴只会消耗朝廷的力量而没有实际收益，不利于秦国的长远发展。应该说李斯的分析相当有见地，日后形势的发展也与他的分析有许多吻合之处。李斯是秦始皇最为倚重的大臣，他的观点在秦始皇那里有相当分量。再加上中原刚刚统一，百废待兴，稳定中原局势显然比贸然进攻北方更为妥当，秦始皇只好将北击匈奴的打算搁置下来。一晃6年过去了，中原的稳定并没有如期望中的那样取得很大的进展，秦始皇感受的威胁反而越来越大。这种威胁常常是莫名的，因为不知秦国的未来如何，因为无处发泄内心的恐慌，秦始皇非常焦躁不安。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当燕人卢生向他献上“亡秦者胡也”的图谶时，秦始皇的情绪为之一振，他觉得大展身手的时机到了，消除大秦帝国隐患的时机来了。在他看来，如果不立即北击匈奴，秦帝国很可能会亡于日益壮大的胡人之手。他委派能征善战的大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精兵强将向匈奴发起了强悍的冲击，一举收复了河南与榆中地区，第二年又收复高阙，直抵阴山及河套地区。匈奴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不仅抵不过蒙恬的攻击，还担心东西两翼受到袭击，最后干脆逃往大漠北方去了。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秦始皇为何要修万里长城(3)秦军对匈奴此战，表面上看应该是大获全胜，但正如李斯当年所指出的那样，胡人居无定所，没有不能放弃的地盘，他们随时可以迁移，秦军的胜利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可言，反而为自身平添了不少麻烦。匈奴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法令秦军非常头疼，为了防止他们的侵扰，秦始皇决定修筑长城。一马平川的地方适合匈奴人骑射行动，修筑城池限制他们的特长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修城御敌并不是秦始皇的首创，早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各诸侯为了抵御对方的进攻，就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修筑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被称之为长城。公元前4世纪前后，燕、赵、秦等国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也相继修建长城。修筑长城御敌是古已有之的办法，并不是什么创举，但却被秦始皇发挥到极致，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秦代以后，没有修过长城的朝代寥寥无几。秦始皇不仅把赵、秦、燕、韩等国的旧有长城连成一线，又增筑扩充了许多部分，形成了长达12000华里的万里长城。秦始皇不仅筑长城，还修建了直道。他的想法是，长城可以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保证秦不为“胡”所灭。而直道的修成，可以使秦国的骑兵在三天三夜之内直抵阴山，给“胡人”以致命一击。在今天看来，长城是一项了不起的奇迹，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秦代，修筑长城对黎民苍生来说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与劫难，秦始皇修筑长城为秦帝国的最终灭亡埋下了祸根。长城功过万古评说，秦究竟因何而亡？秦始皇是我国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而他所倾力打造的长城也是争议不断。关于长城的功过，或褒或贬，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孙中山先生对万里长城评价很高，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秦始皇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但修筑长城的功劳堪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如果没有长城捍卫中原，中国可能等不到宋、明，在楚汉时代就已亡于北狄了，更谈不上汉唐时代的兴盛。他继而把汉民族同化蒙古、满族的功劳也归到了长城名下，因为长城的存在使得中华民族的同化力得以壮大巩固，才能够“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孙中山先生虽然对长城青睐有加，但一些有见地的史学家对此却并不苟同。他们敏锐地指出，秦帝国看似解决了北患，但战场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秦始皇终其一生，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匈奴问题，游牧民族虽然一时被震慑却绝对没有屈服，“灭秦者胡”是他内心挥之不去的痛。长城的防御作用也非常有限，汉唐之所以兴盛不是因为长城，而是其开放的文化与国力的强大。大明是修建长城最下工夫的朝代，然而终免不了被外族所灭的命运。长城从来就没能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明朝兵部尚书刘焘对此的感受非常深切。他说修建长城是自古以来没有办法的办法，修长城抵御外患是一个怪圈，几乎达到了恶性循环的程度。修长城下的工夫越大，人们对外敌入侵的担心就越强烈，国家的钱财耗费也就越多，部队的战斗力反而更弱。国家没有哪一年不为修长城耗费巨资，但长城的功效与价值却并不能体现出来。长城成了消极防御的代名词，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修建的长城，因为防线过于漫长，僵化消极的城墙很难抵得住敌人的突然来袭，其弱点显而易见。清朝入关以后，决定不再修筑长城。康熙时，边防总兵蔡元向朝廷报告说长城有许多部分倒塌，要求进行补修。康熙很不以为然，他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历代经常修缮，但从来都没有因此而免除边患。明末清太祖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不在修城而在修民。他指出：“民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秦始皇死后，其子胡亥设计害死了长子扶苏夺得帝位，称为二世皇帝。二世胡亥继位，横征暴敛，变本加厉，终于引发农民起义。大秦帝国最终亡在二世胡亥手中，这使得人们又想起了那句“亡秦者胡也”的预言。汉朝大儒郑玄曾对“亡秦者胡”加过注解，称这里的“胡”指的不是“胡人”而是“胡亥”。这种事后诸葛般的解释，我们权且一笑听之。但笑过之后不免疑惑，大秦帝国究竟因何而亡？是谁灭亡了大秦帝国？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秦始皇为何要修万里长城(4)其实杜牧那篇传诵千古的《阿房宫赋》说得再明白不过：“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亡秦者非胡人，也非天下，而是秦自己。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毛泽东谈魏晋南北朝(1)毛泽东谈魏晋南北朝芦荻编者按：1975年5月至9月，毛泽东因患眼疾，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为他读书。在读书间隙，毛泽东就文史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话。本文是芦荻教授的回忆文章，从中可以了解到毛泽东的读史情况和论史方法。1975年的一个暮春之夜，我如在梦幻中一般，被带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面前。灯火辉煌的游泳池大厅里，身着洁白棉针织衣裤的毛主席，端坐在单人沙发里。他面容有些憔悴，双目茫然地投向前方（后来我才知道，主席患重度白内障）。这和我心目中认定的“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毛主席形象，有如此大的反差!我不禁惶恐、紧张，心头还升起了困惑和迷茫。平息我情绪波涛的，是他老人家和我共同背诵了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直到读到含有我的名字的末句，我才恍然悟到毛主席吟诵此诗的动因。这风趣典雅的幽默，不仅让我平静下来，而且迅速地拉近了我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距离。我不禁为老人家高超的、艺术的领导魅力深深感动。毛主席对《西塞山怀古》诗是熟悉的。背诵时，流畅自如，吐字有力，节奏鲜明，没有留滞和停思。但是，我觉察到他脸上浮漾出沉重的表情，语音、声调中还流露出苍凉之感。《西塞山怀古》，是吟咏魏晋之交西晋挥师金陵、东吴降灭的史迹的。诗中隐含着中唐以后作者吊古伤时的感慨。从毛主席后来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魏晋南北朝这段中古史，感思甚多，谈到某些细节，如数家珍；对关于魏晋南北朝的评价问题尤为关注，并批评了传统上贬抑、否定这段历史的观点。我从教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主要的分工段恰好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对这段文学的发展、创作和社会文化背景比较熟悉。我了解，自中唐以来，士大夫对魏晋南北朝的评价，除其间的书法、绘画和个别作家外，大多持批判的观点。北宋的大作家苏轼在他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曾赞美韩愈所说的“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和隋。“文衰”、“道溺”四字，可说是对魏晋南北朝批判观点的高度概括。这种批判观点，后来成为传统的定见，并一直为后世所承袭，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不赞成这种因袭和定见。1975年6月18日，毛主席让我找出苏轼的这篇文章，读给他听。他边听边摇头。他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说罢，他用右手按下半抬着的左手的一个手指。又说，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主席还谈到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说：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扩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他的意图。这是政治、文化方面的发展。说罢，他又按下第二个手指。说到文化思想，毛主席非常激动。他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主席还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又说：其实，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很有名。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毛泽东谈魏晋南北朝(2)说罢，毛主席不禁又按下另一个手指，而且还大笑着说，什么“道溺”!我送那时两个字，叫“道盛”!关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创作问题，毛主席谈得最多。他说，苏轼说那时期“文衰”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把那时的作品摆出来看一看，把《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拿出来看一看，是“文衰”还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他又大笑着说，我再送给那时两个字，叫“文昌”。看来，毛主席对苏轼的这篇文章，有些耿耿于怀。在中南海期间，毛主席让我给他读的作品，大部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文。到中南海的第一天夜晚，毛主席要我读了庾信的《枯树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还读了阮籍的《咏怀诗》。为了《枯树赋》的注文问题，他还写过一个批示，说明他不同意清人旧说的意见。他曾让我给他读过五遍《枯树赋》，赋末有“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诸句，每每读后，他便沉默不语。毛主席赞赏江淹《别赋》的情真意切，语丽辞清，还为《恨赋》写过批语，批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骄奢满溢。为了解说这个“溢”字，主席还琅琅背诵了《西厢记·长亭送别》中“泪添九曲黄河溢”的那一大段曲文。已是垂暮衰病之际，他老人家竟还有如此认真谈学论文的盎然意趣和如此惊人的记忆力，这实在令人钦佩，令人惊奇!毛主席也曾畅论魏晋的*，赞扬曹氏父子的诗文。他高度肯定曹丕的《典论·论文》，还背诵过曹丕的七言长篇《燕歌行》，认为在那时的七言诗中算是一篇佳作了。主席更激赏陆机的《文赋》，说曹、陆的这两篇文论，标志着文学创作新的里程碑和文学理论发展中质的飞跃。还说《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更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大大地发展了“诗言志”的简单口号。他认为，陆机能如此理解诗体，能提出“缘情”的命题和辞采华美的要求，这正是由魏晋以来文人诗歌创作的丰富实践所提供的时代认识，也是陆机个人辛勤创作的实践之心得与体会之结晶。因此，他不同意杜甫的“陆机二十为文赋”的断语，认为二十岁的小青年，实践没那么丰富，是提不出如此成熟的诗论的。论及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时，毛主席多次谈论谢灵运和他的山水诗。他说，山水诗的出现和蔚为大观，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优秀的唐人诗作中，就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山水诗。说着，他击节吟咏了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他说，这样的山水诗真是诗中的瑰宝，天地精灵之气的化身。但是，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人开辟的山水诗园地，没有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派，唐人的山水诗，就不一定能如此迅速地成熟并登峰造极。因此，他认为，就此一点，谢灵运也是“功莫大焉”!又说，连李白都激赏谢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并“一生低首谢宣城”，为什么苏轼辈却大叫“文衰”了呢？从多次有关魏晋南北朝作家作品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隐逸、对乱世之中高蹈自洁等处世思想，是不赞同的。对于一些热衷功名、攀龙附凤的失败者，却又故作清高的态度和文字，更是嘲批有加。在毛主席身边读书、学习的时日里，每每老人家的一席话，的的确确令我有胜读十年书之感。令我自恨的是，自己学识浅薄，基础不牢，不能探讨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学术问题。毛主席曾让我读《三国志》，读《晋书》，但却丧失了向他进一步请教这些史籍的机会。主席还问我，是否读过《南史》和《北史》，如何评价李延寿父子的史学观和两书的价值，我只有惭愧地告诉他，我没有认真读过。他笑着说，一个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教师，没好好读过《三国志》、《晋书》和南北史，这是不够的，要认真补上。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毛泽东谈魏晋南北朝(3)毛主席曾说，如果有时间，他要自己写一部魏晋南北朝史。我一直在思索，主席如此重视魏晋南北朝，他将怎样写这部中古史？历史永远都会留下很多遗憾。伟大的毛泽东主席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其中是否就包括他的这一个未了的心愿？常记得，我初见毛主席的当夜，在诵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诗后，他竟站了起来，在工作人员的扶持下，绕着游泳池大厅的南半边，走了一大圈。他昂首挺胸，双目远凝，身形笔直，伴着播放的“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张元《贺新郎》）的昆曲节拍，口中低吟，快步疾行。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已经是眼不能视、言不能畅。目睹他老人家当时的神韵风采，我不禁黯然神伤：此时的毛主席，是在显示他仍有肩负四海、左右天下大势的威力吗？还是在瞻视未来、胸中有万马奔腾？还是，依然要坚强地，向步步逼近他的死神应战？还是，他要向汹涌而来的新的历史波澜挑战？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副手中的高手(1)副手中的高手牟丕志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三人在创建汉室江山的过程中，立下了盖世功勋。令人感慨不已的是，他们三人的命运大不相同，韩信被杀，张良退隐，只有萧何做了刘邦的副手，与刘邦和平共处几十年，虽然也有过一些波折，总算有始有终，终老天年。翻遍二十五史，一同打江山的副手大多是白忙活，最后不但没有好处，就连性命也难保。萧何能够当刘邦的副手，在官场上风光几十年，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当副手的高手。萧何是一个人才，用现在的话说，是司法专家、民政专家、后勤专家。刘邦当平民、当无赖的时候，人家萧何已经在沛县当小吏，在政绩考核中，曾名列榜首，说明他是一个很有水平、很能干的官。但萧何没有官架子，看得起平民刘邦，把他当朋友看待。这时，刘邦常常巴结人家萧何。萧何为人忠厚，待人诚恳，处处帮助刘邦，对他日后起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后来，刘邦起兵造反，想到萧何，让他当县丞，这是萧何当副手的开始。萧何是文官，负责处理财税、安抚百姓、颁布政令、为军队供应粮草等后勤工作，做得极为出色。在多次战役中，当刘邦处在最危急的时刻，多亏萧何前来支援，才使刘邦化险为夷。特别是夺取秦都咸阳后，众将都在争抢金银财宝，只有萧何保护了秦朝的文书档案、律令图书等，所以刘邦才能对全国的军事要塞、地形地貌、人口多少、经济现状了如指掌。打下江山，萧何在评功中获得了第一名，为此，刘邦恩赐他上朝时可穿鞋带剑，不必遵循常礼。可是，萧何处处遵守礼仪，他知道，皇上可以让你放肆，那是对你的恩赐，你铭记在心就是。你要真的放肆，就是对皇上的大不敬，那是要倒霉的。所以，他把分寸掌握得极为得体，没有因为细节问题为自己惹是生非。这是萧何的明智之处。萧何能够平安地当刘邦的副手，最重要的不是他能干，而是性格温顺，凡事听命于刘邦，有好事全让给刘邦，能够委曲求全。所以，刘邦平定天下后，对萧何网开一面。《史记》上记载，萧何做事好请示，无论是制定法令制度，还是建宗庙、社稷、宫室、县邑，总是尽快向刘邦报告，得到同意后，他才开始实施，从不自作主张。这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勤请示、勤汇报，按上面的指示办，看上去好像是没有主见，其实，这是最为高明的主见。刘邦是个大老粗，痞子出身，对治国之道一窍不通，萧何想怎么办，他一般都会同意。萧何凡事等刘邦同意才办，这样，效率可能低一些，但确实保险。他的这一做法使刘邦极为高兴，最后，论功行赏时，把功劳的第一名给了萧何。在刘邦看来，这个副手既能干，又没有野心，是靠得住的，所以，刘邦破例没有铲除萧何，君臣得以相安无事几十年。萧何老谋深算，懂得克制自己就是保护自己。他和吕后一同诛杀了韩信，又得到封赏，被拜为相国，刘邦还给他配备五百名士卒的卫队。萧何知道，表面上这是对他的赏赐，实际上刘邦已经产生了怀疑，自己得到的好处太多，刘邦觉得很不舒服。他深知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于是，他果断地把全部的家产捐出来当军费。这样一来，刘邦自然十分高兴，没有任何推辞，就收下了。可见，萧何的家产早就让刘邦惦记上了。如果萧何不主动交出来，说不定哪一天刘邦就找一个借口，抄了萧何的家。那样，大家就得撕破脸皮，肯定不会愉快。然而，萧何再老练，也有想不到的地方。萧何的思路是全心全意为刘邦效忠，做到尽心尽力，安抚好百姓，忠于职守。可这样一来，他会深得民心，得到更多百姓的爱戴，更让皇帝害怕和担心。此时，一个门客警告萧何：“你离灭族不远了，这样孜孜不倦地做事，老百姓越来越爱戴你。皇帝多次派人询问你在干什么，其实，是害怕你占有关中地区啊。你为什么不多买一些田地，用低价赊借，败坏自己的名声呢？只有这样做，皇帝才安心。”萧何听从了门客的建议。为此，刘邦大为高兴。想想看，萧何如果不这样做，就凭刘邦心狠手辣、极爱猜疑的性格，能放过萧何吗？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一部分 副手中的高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