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秀：一个纽约内衣设计师的时尚手记序 离心最近的作品 西川2010年6月下旬的一天，位于北京蓝色港湾的“单向街书店”门口贴出一份海报：“内衣设计大师于晓丹与Julia Breitwieser：为你讲述内衣设计的秘密”。如果我不是对“于晓丹”这个名字非常熟悉，我可能不会觉得给她戴上个“内衣设计大师”的高帽有什么不妥，正因为熟悉她，才会在心里惊得了不得：这是那个我熟悉的于晓丹吗？她做翻译、写小说，这我知道，而居然，她还是“内衣设计大师”！是不是离得太远了点儿？也许是因为她的日常工作与我毫不沾边，从没领会过她的内衣设计，所以生活中我很少将她与内衣设计联系在一起。现在看到了她《内秀》的书稿，我有些惭愧了。虽然她自己说“大师”不过是书店的广告语，但我终于知道：这个清清秀秀的于晓丹，小哑嗓的于晓丹，有时候病怏怏的于晓丹，一吃到好东西就会喜笑颜开的于晓丹，一点小事也能让她哭鼻子的于晓丹，竟已经在内衣设计这条路上走了那么远！我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于晓丹是另一个人，是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大名头小说《洛丽塔》的中文译者。《洛丽塔》目前国内已有十余个译本，晓丹的译本是最早的之一，1989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读的《洛丽塔》就是她翻译的。因为读她的译本早，后来读谁的译本都觉得不对劲。于晓丹真真正正的出身是英美文学研究。她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外国文学评论》杂志当过编辑，研究过纳博科夫、贝克特、雷蒙德·卡佛等等。为了写这篇序言，我从我的书架上翻腾出她出版过的书，竟有好多本，其中包括她编辑的《玫瑰树——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英国卷》、她翻译的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雷蒙德·卡佛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这些书，奇怪，居然没有一本是她送给我的，全是我自己从书店买的。这在我，颇能说明这些书对我的重要性。2009年于晓丹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1980的情人》。这一次她把书送给了我，好像只有这本书才是她自己真正看重的。我以前大概知道她写些东西，但究竟在写些什么她很少说，我也就不甚了解。没想到她一出手就是长篇。这部小说先是发表在了《当代》杂志上，继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且很快就进入了中国小说学会2009年度的长篇小说排行榜。再后来，好像就有人要找她签合同，想将小说拍成电影。这样的写作、发表、出版经历，对一个作家来说，简直不像真的，就像于晓丹“忽然”又变成了“内衣设计大师”，听起来也不像真的。她不断地制造些让人惊奇的事，可见面聊天的时候，却总是笑呵呵地说些另外的东西。但她内心该是有点小小的骄傲的，我猜。《1980的情人》写的是当年青年人的爱与死。书中的人物（自小学外语的学生）、人物说话的口吻（尤其是其中的北京腔）、一些场景、一些故事的背景，都是我熟悉的。我一直抑制着自己，不去沉湎于1980年代的青春往事，尽量不去怀旧，只管往前走，直到有一天沉淀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观。但是读晓丹的书，分享她的记忆、她的敏感、她细致独到的观察、她的沉浸与感伤，我想：也许我不该这样抑制自己。也许吧，198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故事，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小说家的于晓丹，有她波西米亚的一面。她有时会穿一身精致的丝绸，脚上却着一双不知是什么民族的土布鞋出现在你的面前。我一直将此视为她的文学趣味的表现，万不曾想到其中竟有她日后职业选择的消息。1990年代中期，她离开社科院，去了美国，变成了一位内衣设计师。对内衣这玩意儿，尤其是女人的内衣，我实在说不出什么，但从她走上内衣设计这条路，我认出了另一个于晓丹，有些小资，讲究品味，仔细，理想主义，热爱美，以至于不无（也许是）小小的任性、小小的疯狂，甚至，（也许是）小小的歇斯底里。晓丹跟我说起过她上小学时，班里的男女同学们曾合伙批斗她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倾向”。那应该是“文革”最最末期或结束后不久的时候吧，学校里的气氛和社会风尚应该还停留在“文革”时期。我想，也许正是她的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造就了她。“小资”的好的一面就是它促使你在生活中力求别开生面，在审美和品味上努力向着别有洞天的方向行走；在特定的时期，它使你对人性的坚持更执着一些。晓丹的“小资”让我想起1980年代初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中文系的某文学大拿曾评价我也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我还想起戏剧导演孟京辉的自我解嘲：他说他具有“无产阶级情怀、小资产阶级情调”！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硬环境中，我们和软“小资”竟也纠缠了这么久！我了解晓丹的“小资”，因为我们是发小，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那所学校是寄宿制的，我们都是小学入学，从那里考入大学。在当时，北京的寄宿制学校似乎仅此一家。寄宿制学校学生的特点之一是，大家就像一家人。晓丹比我小，是我学妹。我第一次见她，她应该是十岁。2009年外语附校建校五十周年之际，校友会编辑印行了一部大型纪念画册。我翻到于晓丹他们班同学当年读书时的合影——那时候她可真小呀，稚气而可爱。那时的她，是怀着一颗文学之心呢还是一颗内衣设计之心？我估计是前者，那时候的女孩子恐怕对内衣也像对爱情和性一样，没有多少认识。我是到现在也不知道目前国内的内衣设计是怎样一种状况。日本著名诗人佐佐木干郎曾在一家日本服装公司工作，负责市场调研。他告诉我他曾经每年往中国跑一趟，到上海、北京调查中国女性内衣的样式、尺寸型号的变化情况，并由此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女性生活方式的影响。看完《内秀》书稿，我更认同了佐佐木干郎的经验，即内衣的发展的确是与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而晓丹除了用一双内衣设计师的眼睛在观察，也用她那颗文学的心在体会。她笔下那些不同肤色的人，在这一行的种种奇遇，很多都像现成的文学故事。国内的内衣设计师想必也有一些，但像她这样有着文学气质的，一定是凤毛麟角吧。从外语附校毕业以后，尤其是她去美国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其实并不多，直到2007年年初，我去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任教一学期。刚到纽约大学，我就在东亚系办公楼旁边的街道上碰见了于晓丹（她的先生廖老师任教于纽约大学）。这一次重逢，令我立刻意识到，以后（不论是在2007年的美国还是回国以后）晓丹这个朋友再也不会丢了。跟她重逢的时候，她在纽约已生活了十几年，可听她的口气，仍然对这座城市充满热情。我当时似乎还有点惊讶，但现在看了她的书稿，我想我知道了一点原因。一个能成就人梦想的城市一定有它独特的魅力和生命力，虽然晓丹这本书只写了这个城市一个隐秘的部分 ——内衣设计师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承载着她对纽约的好奇、爱与遗憾。她每一次回到国内，我们两家人就少不了吃饭、聊天、逛街。她还像小尾巴一样跟在我后面去逛潘家园，买些小玉件、老绣片 ——这些东西大概都和她的内衣设计有关。本文开头提到的 Julia是晓丹的好朋友，2010年夏天来北京正赶上晓丹生病，就由我单独带她去逛潘家园。Jul ia看样子也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喜欢电影、文学和诗歌，我的直觉告诉我，一个好的内衣设计师也许正应该像她们。我猜想，这可能也是晓丹想在她这本书里表达的意思：即使在最浮躁、喧闹、虚荣的外部环境下（比如她所身处的服装工业），我们还是应该多一点对自己内在的关注。想必这本书的读者会有不少是年轻的女孩子，希望她们在读完书里那些有趣的故事以后，也能意识到，越是看似美丽的梦想破碎起来也越容易，多一点 “内秀 ”也就越发重要。女人的内衣看似最不重要，但因为晓丹，我现在想，它几乎就是离心最近的作品。祝贺于晓丹出版这本《内秀》。这本书写的是一个我们大多数人不甚了解的天地，而她已在其中有滋有味地徜徉了许久。2011年1月7日壹 裁剪文字到裁剪衣服的距离纽约时装学院入学记常有熟或不熟的人问我移居美国后改学服装设计是否心血来潮，其实不是。只不过在国内，像我这样没有任何绘画天赋的人，怎么敢想进美院或工艺美院这种高门槛的学府学设计呢？若还是在大学毕业后、甚至工作后，有了一定的岁数，再改学一门风马牛全不相及的专业，更无异于痴人说梦了。可到了纽约，也许是艺术和实用的界限不像我们那样分明，这样的梦就做做无妨。我第一次向纽约时装学院递交申请时，没被录取。明说的理由是我的绘画基础太差，没明说的，等我后来工作以后才悟到，恐怕还嫌我过于无知。那年对报考服装设计专业的要求，是以一种水果为灵感提交一件设计作品。我到水果店转了又转，最后相中了一只菠萝。那时完全不懂灵感是什么，只是每天对着菠萝端详，倒也有了些想法。可有想法，却画不出来，画出来的怎么都只是个菠萝。收到拒绝信当晚，我跑到哈德逊河边伤心了很久，觉得“美国梦”破灭了。有在美求学经验的人劝我：这有什么，在美国这种事再正常不过。要是是你真喜欢，便不必求得正式录取，到学校选课上就是了。大设计师汤姆·福德当年上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注册的是“内建筑”专业，上了三年才发现自己迷恋时装，最后一年选的都是时装设计课，后来不也成了时装大师吗？这样，我又打起精神，到学校注册了两门课：一门立体裁剪，一门缝纫。缝纫课老师名叫Seggio，面善，胖胖的像个半职业的家庭妇女。我们那个班有三十几个学生，大部分都像我一样是“业余”的，可她从不怠慢。对于中国女孩子来说，缝纫不算难，因为我们从小多少都踩过母亲的飞鸽缝纫机。只是这堂课上用的是电动工业机器，比我们用过的脚踏机快很多，常常一脚下去“嗖”地到了头，着实需要适应一阵。可即使如此，我们的手也比一般没有摸过缝纫机的美国女孩子，尤其是班上的几个黑人女孩子要灵活很多。我的所有作业几乎都得了“A+”。虽然当时不太知道选这门缝纫课对于以后会有什么实际用处，但我发现跟着Seggio老师踩出各种各样不同的漂亮针脚，非常专业地做成一件成衣总能让我兴趣盎然。有一天课上，Seggio一边给我修整机器，一边拉家常似的问我为什么不读学位。我告诉她原委后，她立刻生起气来：“这个工业不只是需要绘画人才，学校这么做是非常错误的。”那时下一个学期的招生工作已经临近尾声，她没再多说，只让我赶紧重新递一次申请。这次申请交上去一周后，我收到了录取通知。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仍时常想起Seggio老师。前两天我上学校的网页找她，却发现直到现在，她还只是个兼职的助理教授。另类“贵人”我们一生中遇到的人，其实都是“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的。只不过，在空间一定的前提下，有些人可能让我们到达某个终点的路长些，有些短些。短的那些我们爱称其为“贵人”；可其实，长的那些，也许才是真贵。Wong老师姓王，却非亚裔，而是嫁了台湾人的白人。她是我内衣专业的指导老师，虽然后来曾说我是她最好的学生之一，可上学时我却从没有这种体会。她一直不会念我的名字，第一堂课点名，她对着花名册看了半天，最后叫得像“阿历克仙”，让我狐疑半天不知该不该答应。后来她干脆放弃了，改叫我的姓，听着像一个“玉”字，每次叫都好像很不耐烦。我的内衣作业向来是A，可她挑优秀作品时从没挑过我的；直到我用透明塑料材质配红缎带做的一件胸衣“艳惊”了课堂，她才勉强把它摆进校橱窗里。我的毕业设计，大家都猜测会获内衣专业最高奖，连我的模特都做了获奖准备，最后却落了选──她把大奖给了一位活泼开朗的黑人同学。那年我们毕业秀的校外指导是Crabtree & Evelyn的首席设计玛莎，两年后我在工作的公司大楼里意外碰到她，她告诉我她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是很想把奖给我的，只是Wong老师不肯。可为什么不肯她已记不得了。这个疑问一直存我心里，让我时常想起毕业前那段既兴奋又格外辛苦的非常日子。那时我挨了Wong老师不少的训，有一次是因为我擅自修改了设计草图；另一次是我按照她已认可的草图去买布料和辅料，可到供应商那里却一时心血来潮，把本应橘色的辅料买成了丁香色。回来给她见了，她立刻吼起来，强迫我拆了已经缝纫了一半的衣服，重新买料从头做起。我又羞又急当堂恸哭。那时为了赶毕业大秀，我们都已经几天几夜不曾合眼，神经处在崩裂的边缘，班上同学像是受了我的传染，接二连三地洒泪，教室里一片愁云惨雾。不过，除了一个同学，我们最后都坚持了下来，那天晚上的秀至今让我感动不已。毕业后我一直没机会再回学校，也再没联系过Wong老师。五年后，我供职的内衣公司获得了年度全美内衣界最高奖，我作为设计师受公司邀请参与盛事，在酒会上又与她相遇了。我递上名片，那张名片上印的是我的英文名字。她念了几遍，高兴地搂着我合了好几张影。我忍不住，还是问了那个始终没放下的问题。她想了想说，大概是我希望你能知道，在这个工业里你一个人再好也是不够的，你需要一个团队，而且，你也应该让大家知道你需要。她晃晃我的名片，说：“比如，有个让大家都会念的名字就是一种很好的表示啊。”我的第一个“超模”我的设计师生涯用的第一个模特，是位西班牙裔女孩儿，名叫珀翠莎。之所以叫她“超模”，是因为她实在太瘦了，非常符合现如今那些职业“超模”的标准。学校每年的毕业大秀，都会给每个毕业生雇用一个模特。我们画完草图并得到老师和毕业秀校外指导的首肯后，老师就会把模特的照片和基本数据分到我们每个人手里。珀翠莎，老师说，是她特意为我挑选的，身高5英尺8英寸（米左右），三围34-24-34，穿衣尺寸2-4号。老师认为从照片和她的数据看，她会符合我的设计风格。因为是做T台秀，不做平面展示，所以我们必须根据模特的尺寸量体裁。可第一次模特来班上量尺寸，珀翠莎就因为某种原因没到。为赶时间，我便按照2号在纸上做了第一个版型，然后把纸版转换到muslin上。她终于露面的那天，我很是吃了一惊。首先是她的瘦，简直一把骨头，几乎是我们那个班里最瘦的一个模特。其次是妆浓，破洞牛仔裤，一头波浪长发，一副大耳环，完全一派西班牙女郎如火如荼的样子，跟我的风格颇有距离。她匆匆套上我裁剪好、粗略缝上的muslin，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我的草图。“这是什么？”她指指衣服中间用水彩笔画的方框。我告诉她,“那将是一幅中国水墨画。”她扁扁嘴，一副不懂也无所谓的样子。版型在她身上当然不合适，我在两腋下各抿进一寸似乎仍有空隙。她看看表，说声“糟糕”，问我，“可以了吗？”然后匆匆脱下muslin，换上自己的衣服，捡起地上的大包，咚咚地跑走了。这次试衣我们对彼此似乎都有些失望。她瘦成这样，我必须改版，而她呢，也好像不大欣赏我的设计。第二次试衣，仍然是用muslin，她又是匆匆而来，看都没看就往头上一套。还是肥，我问她是不是又瘦了。她说，没办法，她同时还给别的公司做模特，必须再瘦一些才行。我只好又在腋下各抿去半英寸。她脱下muslin，捡起地上的大包又咚咚跑了。二次试衣虽然仍不完美，可改完之后也只能定稿，必须用正式布料做裁剪了。因为是昂贵的纯丝质纱和丝质绸缎，为慎重起见，我裁好料子后先用手工缭缝了一遍，想等最后一次试衣后，再用机器锁边纫完。那天我把缭好的mannequin衣服套到mannequin上，就靠在高凳边等珀翠莎。一会儿，我的“超模”推开木制门，老远见到我的mannequin，捂住嘴便飞奔过来。“OMG！OMG!”她一连叫了几声，扔下包，一把抱住mannequin，然后从上面轻轻取下我那薄如蝉翼的睡袍，又举起丝滑如凝脂的吊带睡裙。“这就是你说的中国水墨画吗？”我点点头。她说，“OMG，真是太漂亮了！哦，girl，”她不大会叫我的名字，总是叫我“girl”，“我相信你一定会获内衣专业大奖。相信我的眼力，我去年穿的那一款就得了大奖的。”上T台的头天晚上我到后台去帮她彩排。她从书包里拎出一双足有三寸高跟的银灰色透明无帮鞋，“你看，配你的美丽衣服合适吗？”我感激地点点头。知道明天大秀以后，很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她了，我把提早准备好的一副景泰蓝筷子送给了她。大秀开场前的当天下午，我去后台再看她最后一眼。她已经化好妆，梳好头，在我的衣服外面披着她自己的风衣，异常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看见我，她笑着指指脑后。在她高高挽起的发髻中间，我看见横插着一支景泰蓝筷子。晚上的大秀，我们内衣专业的秀排在第二位，珀翠莎是第二组第二个出场的。奇异的是，到了台上的她，一点也没有太瘦的问题，的确是飘逸又光彩夺目。我的老师没错，她真是我那身衣服最合适的代言人。肝肠寸断的毕业秀狂欢如果问我们上学时最难忘的事是什么，估计我们所有人都会脱口而出：毕──业──秀！这个秀，从氛围和每个人投入的感情上讲，跟布莱恩公园的纽约时装周真是不相上下，不过是设计系每个毕业生只需完成一件作品，系里每个专业──童装、针织装、晚礼服、西服、内衣，等等──各自组成一台相对独立的小秀，一晚上四个小时上演完布莱恩公园要一个星期才能演完的内容。当然，最大的区别是我们还不用品尝销售压力的滋味，它完全是一场毕业前的狂欢。为了这场狂欢，学校的耗资可是不菲。布料辅料全赞助不说，还帮我们每个学生选雇了模特。送到我们手上的资金不但足够我们买全材料，而且是足够买市场上最好的材料，这着实让我们过了大瘾。完成作品的时间是一个月，这一个月对我们每个人却都像炼狱一般，因为除了很少几个同学在假期做过实习，或有过些许工作经验，大多数人对工业流程一窍不通。老师和老师聘请的校外指导（通常是有名的设计师）从看我们的草图开始，修改、归纳，再修改再归纳，构思出内衣专业相对集中的几个色彩主题，然后手把手地帮我们每个人确定布料，指导我们打版、裁剪、试衣、缝纫，直到完成。到作品全部完成时，我们的老师大多嗓音嘶哑，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能完成作品的同学也多半脱了层皮，但可惜的是，仍有脱了皮也没有完成的，或没有希望完成的，老师便只得狠心地把她们排除在T台秀之外。这样的时候，总是班上最黯然的时候，看着她们恸哭着离去，我们也都肝肠寸断。但是，老师说，没办法，时装工业就是这么残酷，你不行就只能出局。因此，当大秀终于要上演时，我们都为自己能存活下来感到幸运，也就更想使劲感受完成一个工业周期后设计师的快乐。这场秀是纽约时装学院每年最大的盛典，不但时装界的名人会来，一些社会名流也会捧场。作为学生，我们每人可以邀请三位家人或朋友陪同出席。我当时只有廖老师一个亲人，于是另外两张票，一张给了我们的好朋友肖健，另一张给了我的老朋友徐冰。请徐冰来，最主要的原因是，我那件毕业设计“大作”上有他的贡献。我的设计是两件套睡衣，里面的一件是灰色缎面配橘色缎带吊带睡裙，外面的一件是灰色硬纱配橘色缎带睡袍，两件衣服上都设计有一幅水墨画装饰。但我自己并不会画，当时想到了徐冰。他是版画出身，我打电话问他能不能帮我画幅水墨梅花。他问我画在什么上面？我说在丝绸上。他说应该可以吧。于是，一天晚上，我下了课，就带着裁好的几块料子坐地铁去布鲁克林找他。那时他刚刚从Soho搬到布鲁克林，安了新家，工作室就在新家地下室里。W我拿出料子，他拿出毛笔，嗫嚅着，“这有什么难的，我不明白你怎么就不能画？”我说，“唉，我就真的不能。”他一边往布上画着，一边继续嗫嚅，“不就是梅花嘛，照着画不就是了。”他一共给我画了六块，最后我用了两块。完成作品的那天，《纽约时报》正好刊登他得了美国麦克阿瑟大奖的消息。我立刻拿着我的衣服跑去对老师说，哦，这就是今年麦克阿瑟奖得主为我画的。我的老师说，“让他来看秀啊，我要见见他。”来看秀那天，他穿了件黑呢外套，我也穿了一件闪亮的丝绒衫，都很郑重。看照片我才发现，他当年也有过那么一头墨黑的自然卷发呢。开演以后，他几次问我，“哪儿呢？哪件是你的？”我说，“还没出来呢。”等出来了以后，他还在问，“哪儿呢，出来了吗？”我正在兴头上的极度兴奋立时被打击了下去。是啊，我的作品只有那么一件，我的模特从台侧走到台前，很快就走了回去。尽管如此，大秀结束后，我还是亢奋得无法平静，他们便说陪我去喝酒。我们走了几条街，走进一家意大利餐馆。我跳着脚走了一路，坐到餐桌上时，心还在飘。跟他们碰完杯，徐冰慢悠悠地说，“什么时候能看到整个一台都是你的作品啊？”我不记得我是不是很快清醒了，但我记得我像小学生似的对他说：“不知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呢。”贰 纽约时尚圈儿的那些事儿第一份工作的选择还没有出校门前老师就常对我们说，第一份工作的选择很重要，它很有可能决定你未来的职业轨迹。现在回头看，此话千真万确。虽然你总有可能回到起点再重新选择，但走的路要曲折得多。比如说，如果毕业后直接进入大企业，以后若想为私营小公司工作就会相当困难；反过来也许好些，但还是会有程度不同的“别扭”。倒不是没有被聘的可能，而是即使受了聘也多半难以适应。我的一个朋友走的就是这个途径，最后到了小公司，只干了几天便辞了职，只好再回到大公司里去。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不难理解，在这个行业里，每一种不同的经营模式都会直接影响到员工的工作环境和方式；当一种方式渐渐成为习惯后，改变起来和被接受起来就都不易。当年我们作为内衣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可选择的工作，从公司种类上分有这样几种：其一，全美知名的合作制企业，如“五月百货公司”，“联邦百货公司”，其旗下均拥有遍布全美的数家大中型百货商店，比如梅西百货，罗德与泰勒等，公司里设计和生产的是“私有品牌”，即公司所有、只在其下属百货店里销售的品牌。其二，大私营公司，多半为家族式企业，比如Komar，Carole Hockman等，这类公司一般有自己的品牌，但更主要的是拥有高级品牌的经营许可，能设计、生产和销售像Ralph Lauren，Vera Wang，Oscar de la Renta，DKNY等这些大牌，同时也给上面所说的第一种合作制企业的“私有品牌”提供设计和生产。其三，像Maidenform、“维多利亚的秘密”这种以品牌命名的专营公司，主要经营那个品牌，自己做设计，同时也向其他公司订购设计和生产，再销向全美不同档次的百货店铺或自己的店铺。最后，多如牛毛的私营小企业，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品牌，只给上面第一和第三种公司提供设计和生产。上面这几个种类的公司我都有幸供职过，因此多少有些体会。对于一个立志要一辈子做设计师的人来说，这四种选择应该说各有其利，并非大公司就样样都好。按我这些年的经历看，如果你最终想做一名大品牌设计师，或创立自己的品牌，那就尽早进入大企业，或尽早接触品牌经营模式、市场模式，最后能水到渠成地做出自己的品牌。Anna Sui，Donna Karen，Tom Ford等名牌设计师计师走的都是这样的路。而如果你没有太大的野心和抱负，只想享受时装工业的所有细节和机会，那私营小企业自是再合适不过了。麻雀虽小小公司最大的特点，是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工作内容可能比大公司还多。更加上小公司的老板们都恨不得拿属下个个以一当十，当不了十，也起码要当四当五，因此身兼数职在小公司里一点不新鲜。设计师除了做最基本的款式设计外，电脑软件被广泛使用后，也大多要能使用电脑做平面设计图，甚至做美术图案设计、绣花图案设计；更要懂技术，能检测样品，还能下工厂，实打实地跟工人沟通，下指令；有的甚至还要能见供货商，需要对材料有些基本知识，能订购布料、辅料等；等样品出来后，还要懂得如何布置展示间，参与订货会，出差见买家，为自己的设计当推销员──言而总之，最好是全能。在私营公司干上一年，对这个行业的里里外外差不多就能心中有数了。喜欢的也许就上了瘾，对每个环节都十分享受。这也是为什么在小公司干过之后，很难适应大公司的原因。设计师在小公司参与一件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直至进入商店的全过程，等老板用涨工资的方式间接告诉你销售成绩不俗时，你就立刻能切切实实感受到这个工业一个完整周期所给予你的最大成就感。我们在商店看到自己的设计在货架上售卖时，总爱说一句，“这是我的宝贝儿。”这句话其实也只有小公司的设计师才真正有资格说。因此对刚入行、还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来说，在私营小公司起步其实不错，它能让你很快知道你想要什么和想要什么，有时候，后者可能比前者还更重要。我毕业前的第一次面试，是在“五月百货公司”圣路易斯总部。当时那里有个“技术设计师”的空缺，也就是打版、做第一件样品的人。那之前我只在一家成衣公司实习过一个月，见过技术设计师的工作状态，以为他们不用参与任何复杂人事，只管踏踏实实、安安静静地躲在角落，对着一方硕大无比的高桌，做好打版的本职就行，便懵懵懂懂觉得自己会喜欢这份工作，于是递了简历。面试官是位技术设计师出身的亚裔女性，她打量了我几眼之后问，“你知道技术设计师是干什么的吗？”我点点头。“他们不做任何设计，只是辅助设计师的，你知道吗？”我立刻犹豫起来。等她再问，“你真的一辈子只想跟那些纸版、剪刀和技术数字打交道吗？”我便彻底含糊了。最后，我把简历从“五月百货公司”撤了下来，再找工作时便专注于“设计师”一项，再也没有考虑过“技术设计师”。很幸运，还没出校门、第一次面试我就碰到了一个懂行的人。如果没有她，我的设计师职业不知要从哪里开始，甚至不知道最终能不能开始呢。在小公司找到自己的位置工作一年以后，有家大公司出现两个空缺，一个是通常意义上的设计师（现在改称为“创意设计师”），一个是“美术设计师”。两个职位都给了我offer，公司让我自己抉择。结果我没有半点犹豫就选了前者，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做过别的选择。没有小公司打的基础，我恐怕不会这么快就知道我更适合什么，不会知道设计本身能带来的喜悦有多大，也不会知道跟一切有关设计的人事打交道会如此有趣。我也更庆幸毕业时没有坚持去“五月”做技术设计师，因为我很快发现我对数字完全是一团浆糊，凡事几乎一沾数字就错，挨老板的骂大多因此而起；这样的先天条件对做技术设计师简直就是天灾。因此，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激“五月”那个面试官的敏感和无私。要不是她，我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自然，如若不是小公司的锻炼，我也不会同时得到第二家公司两个职位的选择机会。从小公司出来的人，大多一身“多”技，老板即使用不到你所有的技艺，也喜欢有这么一个“全能”的人可以随时使唤。所谓“艺不压身”，老板的心理跟他的雇员一样。当然，不喜欢的人，小公司也很快能用它残酷的一面让人对这个工业产生厌恶。这一行的压力，竞争的残酷，从业人员素质的低下，在小公司里往往表现得都更夸张，暴露得更彻底和极端。我的同学中有四五个，而且是在校成绩很不错的几个，都只做了不到半年便放弃了，早早地就告别了表面光鲜绚丽的这一行。私营小公司最大的问题是不规范，老板如同太上皇，受不到任何方面的约束，那些入不了工会的白领员工，其生存环境因此比大公司恶劣许多。就拿工作时间来说，小公司加班是常态，朝九晚五反倒成了异想天开。我工作最长的一天是十八个小时，半夜两点回家，只休息了四个小时，就又被召回公司。工作时间长还不算什么，最不幸的是遇到“病态”甚至“变态”老板，而小公司普遍压力大，老板就普遍都有“病态”倾向，骂人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们释放压力的主要方法，一天不“骂”就难受。公司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雷霆万钧、吼声震天，而且他们也欺软怕硬，吼的对象大多是女性和像女性一样没点血气的男性──对同性恋倒大多不敢造次。我工作过的两家小公司，两个老板都像患有“语言虐待狂”，其中一个要每天服抗忧郁药物，骂起人来又要服抗兴奋药物。有一次我的老板冲一名女设计师无端发作，被公司一名销售听见，他忍无可忍，对着自己办公室的桌椅一通狂捶，才迫使老板最终有所收敛。总之，在小公司做事，一定要有根超坚强的神经。好的是，有小公司这碗酒垫底，以后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呢？大公司的苦与乐给大公司做设计师，自然有它“轻松”的一面。部门分得细，设计、生产、推销规划、销售等，各司其职。即使是设计部门，还要再分为“创意设计”、“美术设计”以及“技术设计”。其中，“创意设计师”便是我们通常说的“设计师”，负责一个季度的整体和初始款式设计；其余两种设计师是辅助第一种的，一个负责衣料的印花或局部印花设计，一个负责把创意设计师的设计草图变成样品，打版师、车工、绣花工等都在这个部门。因为有这么细的分工，大公司的创意设计师跟小公司比，最明显的不同是可以无需操作电脑。历史久点的大公司里总会有些年龄不小的老派设计师，他们的办公室里往往连电脑都不配置。设计师甚至也不需要多好的绘图技巧，我毕业作品的导师、Crabtree& Evelyn的主设计玛莎就基本不会绘图，草图画得像小学生作业一样一板一眼，不过能够表达她的设计想法，足以和技术师沟通。懂点技术知识当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大公司的设计师完全无需插手打版、裁剪、缝纫等技术细节，在样品出来以后能挑出毛病、提出修改意见足矣。不过，说实话，老派设计师往往都是技术通，习惯于设计和打版一条龙，样品车好后亲自做试衣。这在以前是她们的生存强项，但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这些好手艺却越来越“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有的完全派不上用场，甚至还容易招惹技术部门的怨怼，嫌她们指手画脚太多。我自己会用工业缝纫机，有一次赶活，十几个车工都腾不出空，我等不及便自己上阵，本来以为是帮她们解难，不料却招出了她们的心里话──虽然是玩笑：“你不要太能耐了，给我们留碗饭吃好不好？”从那儿以后，我就再也不碰她们的机器了，而且后来听说，她们都是工会会员，抢工会的活儿甚至能招来大麻烦的。公司高层主管也不鼓励设计师们“越界”，他们认为分工细，是给设计师们创造的理想的“创作”环境，设计师理应感激地享受这个“优待”，全力以赴地投入设计或与设计有关的一切，只要能和技术部门良好合作，把样品顺利创作出来就皆大欢喜了。样品进入展示间后，设计总监往往就会来催促设计师赶紧出去逛街、看展览、找灵感，快快进入下一个设计周期。至于你的衣服谁来卖、怎么卖、卖给谁，就都不是设计师该操心的事了。可话说回来，如果卖不出去，那设计师要么要操的心就大了，要么真的是彻底不用操了。所以，在这种大公司“养尊处优”惯了的设计师，要再去适应小公司样样自己拳打脚踢的生存环境，自是十分艰难。“养尊处优”的代价什么事有利就一定有弊，待遇越好，压力就越大，这在时装公司里是尽人皆知的现实。我们年薪五十万的设计总监，每天要拎着手提箱上下班，不知道的人以为她天天要奔赴机场呢。做设计师，并不那么风光，有时车工看见我们狠劲摔门、眼睛肿得像大桃时都会暗自庆幸她们做的不是我们这份差事。一件设计作品能否最终变成商品，是时装公司的生存根本。早几十年，这个根本还基本取决于设计本身，可现今，像DVF的创始人黛安那样靠一件裹裙打天下的事，连想也不用想。今天的设计从草图变成样品后，设计师就基本跟它脱离了关系。变成样品的设计，要能最终被摆上商店货架，后面要“阅历”无数，非得有足够的幸运不行。比如，服装标价的技巧，展示间如何布置，设计师设计的一组作品在样式和花色上如何搭配才能吸引买家的注意，真正进入推销阶段时的谈话技巧，等等──这么多环节，如果不是天时地利人和，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一个小纰漏，都很可能让优秀的设计“胎死腹中”。我供职过的一家公司曾拿到过“le mystere”的睡衣许可，可是只试做了一季，出了几十件样品，见过一家高档百货公司的买家，一个订单都还没拿到，文胸和内裤为主这个品牌的计划书就被公司扔进了垃圾桶，设计师也被立刻辞退了。其实设计没问题，样品美轮美奂，问题出在了标价上。对市场估计错误，标价过高，把高档百货店的买家给吓跑了。做标价的部门回过头来想改，却已经晚了，买家早已转向另一家公司，选购了另一个新品牌。再重新做一季，公司的损失会更大，因此快刀斩乱麻，放弃吧。整个过程，最“冤”的就是设计师。在大公司里，设计师基本都处于这种“不知情”状态，没有机会接触买家，不参与销售和预算会议。哪些设计最终被买家买了，为什么买，买了多少，除了季度报表出来以后，公司会草草做个通报给设计师作下一季设计参考外，设计师对结果几乎从无知晓。因此，有没有被辞退，往往就成了对他们业绩考核的结论。可这个结论，设计师本人无从知道是否公正。在这个工业里，设计是重要的环节，但也只是一个环节，它非常依赖于其他部门，尤其是销售部门。因此，如果对市场了解不够，这种脱节就很容易让设计师在设计时犯不着边际的错误；而在出现生产和销售等问题时，既处于风口浪尖上，又处于完全无力还击的地步，只能束手待毙被一辞了之。所谓木秀于林，虽然现在时装业的传统很多已荡然无存，但设计师是那个“出头椽子”的传统却似乎一直顽固地存在着，因此大公司里设计师被辞退的频率总是高于任何其他职位。冤则冤矣，但这是“优越感”的代价，看你愿不愿意接受吧。自由职业者的喜纽约大大小小的街心花园不少。如果风和日丽，或即使飘点小雨，从早到晚，都常能在花园里看到不少抱着电脑的人。这些人，如果上去问一句，很有可能就是自由职业者。在美国的劳动大军里，自由职业者占三分之一，纽约的比例会更大些。所谓“自由职业者”，自然不包括偶尔帮人打杂的人，而是每年年底要上缴非固定收入税的劳动者，也就是说，这些人的雇佣者也许是不定的，但收入还算相对稳定。可以雇用自由职业者的行业繁多，凡可以按计件或计时付费的工种都符合条件。时装行业便是这么一种，几乎每家大公司，尤其是设计部门，常会雇着三五自由人，或为填补不时之需，或者就已成一种配置模式。我认识的几个从英国来的设计师，即使可以做全职，他们也大多选择了自由职业。一是因为他们大多没有身份的困扰，二是手艺好，有足够资本在工作时间上跟老板讨价还价。比如他们大部分人一周只愿做四天，纽约周四晚是酒吧日，周五他们就都想在家睡懒觉了。如果有条件，比如一技之长，估计大部分人都愿意自由。的确，从不少方面看，自由职业比固定职业有很多优越性，要不说出来也不会常常被人羡慕。自由的，首先是工作时间：不用上闹钟，天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也不用朝九晚五，坐在办公室里挨分秒；若是有球赛，任何时候都想看就可以去看，只要晚上回来把该干的活儿干完。其次，自由的工作地点：坐在公园、咖啡馆里都能叫“上班”；拜现今通讯的发达，即使到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海滨别墅，或阿尔卑斯山里的度假村，只要电脑能被网络覆盖，自由职业者们就随时可以“开工”，用不着向老板汇报行踪。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美好的经历，有两年的夏天我偷偷潜回北京，白天会朋友喝茶吃饭，晚上西半球上班我才上班。等我后来把北京的礼物放到纽约同事的桌上时，她们都瞪圆了眼睛。这些好都是看得见的，自由职业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却不大为外人所见，是带给心灵的：它是把劳动变成了一种自觉。当周围的朋友都在抱怨老板“贪得无厌”时，自由职业者发现他们完全没有这种抱怨的机会和必要。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想干就干，想干多少就干多少，完全没有受制于人的苦恼，因此总能拥有相当健康的劳动态度和心理。另外，由于是按时付费，老板们为节约成本，大多会尽量减少对他们的超时使用，完全不像对全职工那样，恨不得强迫他们每天干到天亮。而从自由职业者的角度来说，他们也不像全职工作时那样抵触加时劳动，因为按照劳动法，对按时计价的劳动者每周四十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雇佣者必须支付倍的报酬。就是说，你干得多就一定挣得多。干得越多年底报税表上的数字就肯定越大。总之，无论什么时候，有活儿干都好像成了自由职业者们的福音，干活经常是他们最感快乐的时刻。劳动像是完全成了自觉自愿的行为，这样的劳动态度像是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自由职业者的忧当真的成了看似令人羡慕的自由劳动大军中的一分子后，你却发现自由的代价其实非常昂贵。最直接的，你再也不能享受全职工所能享受的一切福利：没有了稳定的健康保险；生病没有病假，不工作便没有收入；带薪休假也没有了，多休一天就少赚一天的钱。如果遇到公司裁人，尤其是经济危机时期，自由职业者和正式雇佣工的待遇差别就更明显了，年薪高的后者每周最高能拿到四百美金的政府失业救济，工龄长的人一次可得到十三个星期的补助，而自由人则就立刻分文无进了。其次，自由职业者最让人羡慕的自由时间，等你真成了自由人后会发现，实际上能享受到的并不多。不少人因为失去了基本工资的保证，反倒比全职工作时更忙碌，劳动更超负荷。我和好朋友茱莉亚前后脚离开我们曾全职工作的内衣公司后，不约而同地成了自由职业者，说是自由了，可我们能约着见面吃饭的机会反倒比以前少了很多。她是单身，纽约的消费高，居大不易，每月总有一天一睁眼就有一大笔房租在那里招手。有一段时间她曾在一个星期内赶三份工，在三家公司之间跑来跑去。虽然疲惫不堪，但她不敢放弃任何一份工，怕有一天会出现一份工都没得做的时候。刚刚自由时，我们见了面，她最常问我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要是没有项目做了怎么办？”是的，很多时候一个自由职业者的感觉就像“应召女郎”，总是在被动地等待中。不指望等到一个“好人家”，就是能随便等来一个差不多的主顾有时也不容易。若几天没人（工作机会）来招呼，你就会生出强烈的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更因为总是要独自面对，常被数倍放大。因此，很多自由职业者会患有一定程度的心理疾病，寂寞，寡言，渐渐丧失社交能力和愿望。如果没有强大的自律精神和坚强的抗打击神经，能做下去的可能性很小，也会十分艰难，其实非常“弱势”。为了这部分“弱势”群体，1995年，纽约成立了一个自由职业者联盟。可是，这么多年来，这个非盈利组织能给自由职业者带来的实惠很有限，因此凝聚力始终不够。比如，医疗保险是自由职业者最大的后顾之忧，可联盟所能提供的个人医疗保险投保费竟高达每月五六百美金甚至上千，因此参加者一直寥寥无几；恶性循环，参加的人越少投保费就越高，基本形同虚设。目前，自由职业者联盟的实力还远不能与工会相比，它只像颗小沙粒，身微言轻，掀不起像捷运局大罢工那样的风浪。美国工会组织发展到今天，已经有足够能力让“在会”与“不在会”的劳动者有很多根本的利益不同，比如，老板可以随便命令我们设计师加班──设计师属于白领，是不能入工会的；但要让入了工会的车工们加班，则必须首先征得她们的同意，并且必须对她们加班的时间付一倍半的工资。工会能如此保护蓝领工人的利益，谁不因此而趋之若鹜呢，连我们都遗憾自己没有资格加入。自由职业者联盟要想有工会这样的力量，真正成为自由职业者的代表组织，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年一月，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为自由职业者提出了减税计划，联盟现正在积极推动，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鼓励所有自由职业者参与投票。若这一计划能最终通过，它倒总算给自由人做了件实在的好事。你被解雇了！“嘿，你有时间吗？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除非这个电话是你正在偷偷约会的老板秘书打来的，否则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你会在接下来的五到十分钟里被公司辞退。在美国，被解雇并不是多么丢脸的事，差不多出来工作的人都有过这种经历。被辞退的原因，有时并非你做得不好，相反，倒是你做得太好，老板付你的薪水太高，他宁肯用雇你的钱再雇三四个菜鸟心里才踏实，你能拿他奈何？不过刚开始工作时我也不懂。我做的第一份工，公司的销售给老板干了七八年，大概是暗示要提高分成比例，老板干脆把他辞了。我想他一定非常沮丧，便打电话去安慰。我多希望是他炒老板的鱿鱼，而不是老板炒他；可他的反应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你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自己辞职呢？”他觉得我的想法完全不可思议。后来知道，按照美国劳工法，只有被辞退才能享受救济。因此，除非已谈妥了下一份工作，否则一般人不管多不愉快也绝不主动辞职。去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家救济金制度还能正常运作时，不少人都很巴望能过几个月不干活也拿失业金的日子呢。要是突然被解雇，滋味当然不好受。要避免，平时就要敏感一点。一般人回头想，其实总能或多或少回忆出老板要裁人的预兆，比如公司里开始有嘀嘀咕咕，老板取消了周五早晨的免费黄油、面包，现煮咖啡改成了速溶等。这时候，你就应该让你的第六感活跃起来了，防患于未然总比坐以待毙明智。可以给猎头公司递简历了，也可以跟朋友打探着有没有别的工作机会。而最最要紧的，是要尽早不露声色地把一切你认为重要的东西搬出你的办公室或格子间；因为解雇对你来说也许构不成多大伤害，伤害你的，尤其是伤害你感情的，是如果你的老板在宣布解雇你之后紧接着还下达另一个命令： “某某人现在就陪你离开这所大楼。”那时，无论你是觉得难堪还是气炸了肺，也没有抗议的权利了。按照法律，公司在解聘雇员时，可以不给你再回一次办公室的机会，你也没有回到座位上收拾东西的权利。即使是你认为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按照你当初跟公司签订的合同规定，只要是放在公司，一切物品都归公司所有。我从前一个老板的老婆，在一家有名的投资银行做了将近二十年的部门经理，被解雇时，便受到这种被保安当场 “押 ”出大楼的待遇，连她放在办公室御寒的毛衣和全家福照片都不许带走。这样极端的故事在投资银行或律师事务所这种客户信息比较敏感的公司里发生较多，稍微懂点公司法也就不会觉得委屈；倒是像我们这样没有多少公司秘密的地方，要是再享受到被押解离职的待遇，你心灵所受的伤害往往才会更大，因为它看起来实在像是一种单纯的侮辱。我的一个设计师小同事，接到解雇通知时一直坚强地面带笑容，但当她要带走桌上的名片盒却被主管阻止时，她的眼泪终于潸然而下。“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盒名片是我的全部积累，没有它，我怎么开始我的第二份工作？”她委屈地哭诉着，可我们这些老油条都替她的天真难过，不过也都知道，她下次再被解雇，一定不会上演这一幕了。一般工作时间越长，在办公室堆放起来的东西就越多。报税单、录音机、球鞋、镜子、口红、擦手油、妇女用品，甚至婚戒，有的人几乎把半个家都储藏在了办公室里。一个小提醒：事先转移物品，要尽量做得隐秘，不能一下子彻底清空，尤其是桌上的东西千万不要大动，以免引起老板或老板线人的注意。恶魔穿Prada前两天美国电视台才第一次播放电影《恶魔穿Prada》，我于是草草地又看了一遍，看完还是觉得好看。手上正好有书，就顺手又翻了翻。书是先于电影出来的。刚出来的时候，有不在这一行做的朋友问：“书里写得像不像？你们就是那样子吗？”我说，“写得挺像，尤其是那个恶魔米兰达。”电影的背景虽然是时尚杂志，可直接转换到时装公司也万无不可。这个行业的确是个疯狂的行业，女人成堆，像米兰达那样的脸几乎处处可见，而且还不一定有电影里米兰达那样的生成逻辑。大多数像她的脸都毫无缘由地哀，毫无缘由地怒，阴晴不定，无规律可循。她不吃饭也常常忘了你需要吃饭，她没有孩子就常常不明白你为什么一挺上大肚子周日就不能出来参加公司的例会。书刚出来时，我们这些能从主人公身上照见自己影子的设计师们，几乎要关起门来弹冠相庆了，纷纷对号入座一番后，自己也像是出了气。书里写得最像的，要数米兰达的矮且瘦。如果要照书里的形象找演员，斯特里普肯定要出局，需要的是一个瘦要瘦到比鲁豫还瘦的演员才更贴切。放眼看看我们身边像她的女人，就说内衣界那几位著名的女设计师和女“总管”吧，无论是那个菲律宾人，还是那个土耳其人，无一例外，都有那么瘦，或那么矮。常常是，我们一旦受了米兰达们的气，最爱咬牙切齿刻薄她们的外貌：“那么干巴巴的一个人，怎么能指望她们有不干巴的感情？”电影里最不像的，是这么样的一个女人会有丈夫，甚至孩子。我们碰到的，也无一例外，要么从未结过婚——自然也不会只是老女人；要么就是结了又离了，要么没离也跟离差不多；有孩子的几乎没有。书在这一点上比较接近真实。因此经历多了，我们也总结出不少经验，比如，以后进公司，面试之前一定先打听好，你的顶头上司这个女人有了家没有？或者这个男人有个比较稳定的伴侣没有？没有，就趁早算了，她这把“螺丝刀”肯定不会只是用来拧她自己的，她那么旺盛的精力和大把的时间不把你的生活也搅得天翻地覆才怪。话说回来，真实往往不够娱乐。要是按书里写的拍成电影，准会吓坏不少对时尚这一行满怀梦想的女孩子，更会被那些花钱买票结果却一晚上没好心情的看客们骂。好莱坞可不会这么做，它给你造梦还来不及呢。可造梦也得造得可信，时尚电影不是光时尚就行，还得落实到生活的细节。小说作者到底在这行做过，给电影提供的细节很充足，好莱坞只需软化太硬太有棱角的地方就行，让米兰达也有她的前因和后果，不是生下来就那么恶魔，这样，正常的观众看着就舒服了，不会觉得突兀。当然，有老戏骨斯特里普，她那张即使不动声色也那么生动的脸，再凑上为这戏不惜掉磅、仿佛脱了胎换了骨的英伦美女艾米莉·布朗特，这电影，真是想不好看都难。瑞典狮吼我全职工作时，曾碰到过五个男老板；五个都不是gay，这在时装工业里倒也不算多么意外，对社会学研究也许不能有太多贡献。能有些意义的，可能倒是，不知为什么，不是gay的男老板身上常带有悲剧色彩，总不如gay们在这个工业里那么游刃有余。我这么说，一点儿没有简单归类的意思，更不是戴有色眼镜，而的确是觉得他们每一个人现在想起来都让我有点难过。无论是我炒了他们还是他们炒了我，我好像都不记恨，也从没记恨过。就说我的第一个老板吧，他是个快六十的瑞典人，鹰鼻长脸，个头高大，脾气极其暴戾。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有两百八十天在天上飞，余下待在办公室里的日子却没有一天不吼。吼声之大，老让我担心他的心脏随时可能停止工作；吼的时机永远出人意料，常让我们的心脏也供血不足。吼的对象当然主要是我们──他的“眼前人”；也吼供货商、运货商，隔着太平洋、印度洋跟工厂吼，最后发展到跟买家竟也敢吼。那一年内他吼走了两任会计，四五个设计，也终于在年底将至的时候吼走了一个跟了他很长时间的买家。虽说那个买家天天来让他陪着聊天死活吊着他不下订单确实够烦，但无论如何人家是钞票。因此人家刚摔门出去，他立刻就打了蔫儿，讪讪地跑到公司的销售约翰门口，嗫嚅起来：“对不起，我可能把你的客户彻底得罪了。”那时我刚工作，对这个工业涉世未深，哪里受过这种岂止是非人道、简直就是非人的“虐待”，常忍不住哭。有一次，他又莫名雷霆发作，气得我躲到储备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隔着老远吼我过去。我不应。他再叫，我还是不应，极不愿意让他看见我的软弱。那时也不知哪里突然来了牛脾气，铁定心思不再理睬他。他最后大叫，你到底是想干还是不想干了？对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听着他在那边暴跳如雷，我只装做事不关己，最后竟然洗了手准备出去逛街，并且决定：他只要再吼一声，我不但走，而且要摔门而走。没想到，他却突然安静了，过一会儿悻悻地跑到我们的大设计门口，很委屈地跟她告状：“Em竟敢当着全公司的人不尊重我。”大设计跑来跟我说，我笑了，突然觉得他像个老小孩儿。从那儿以后，他再没吼过我，我自然也就没走。第二年五月我计划去加州度假，走的那天正好有个重要客户要来。前一晚我为赶展示板一直工作到深夜两点，回家只睡了四个小时，就又被销售叫起来到公司“见客”。老板那时带着大设计正在印度出差，我们刚跟客户谈完，他的越洋电话就打了过来。我听销售在那边跟他汇报良久，挂上电话没一会儿，公司会计悄悄走来递给我一张支票，说是老板给我的度假奖励。离开他好几年后，我们在街角碰上。他一把将我抱住，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那时他已经六十有五了，差不多是我离开北京时我父亲的年纪。俄裔打版师和华裔车工亚洲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兴起，给美国本土时装公司的经营模式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其中最直接的后果是，为了降低成本增加竞争力，很多公司都关闭了旧有的内部车间，把打版和样品加工这个技术部门整个移到了海外，造成大量打版师和车工失业，连带曼哈顿岛上很多车衣工厂倒闭。不过大浪淘沙，能留下的，都一定是最好的。我工作过的内衣公司，大部分都没有本土车间了，但也有几家幸存者，比如老牌私营内衣公司寇玛就有全套从打版师到绣花工到车工的庞大车间，而且就设在我们的设计室门外。每天出出进进，听着机器一片哗哗的响声，就似乎总能听到传统时装工业的余音。在这种技术部门，少数族裔总是占大多数，一是因为技术部门对语言的要求不是太高，二是，我个人觉得，少数族裔大多动手能力强。打版师里印度裔和亚裔都不少，可最好的，我碰到的都是俄裔。车工也是来自五湖四海，波多黎各、玻利维亚、巴拿马，而最好的要算华裔。俄裔打版师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喜欢成双成对。我在不同公司合作过的最好的两个打版师，维多利亚和伊莉阿娜，都各自有一个和她们背景、年龄，甚至性格都很相像的同伴在一起工作，形影不离，吃饭一起，加班一起，碰到难题也一起讨论解决。我的老板“花”曾说，她们是心连心的，雇一个就要雇一双。俄裔师傅都很认真，有时甚至是较真，聪明，眼光好，技术更绝对没得说。能碰到一个好的打版师是设计师的福气，因为说到底，设计师无论多么美好的设想，如果没有打版师帮他们变为成衣样品，就总是纸上的一幅美丽图画。因此，打版师的品味和经验往往对设计师来说是致命的，致命的好，或致命的坏。也正因此，许多资深打版师的薪水会比设计师还高。我在寇玛时，因为做不同的品牌，共与三个打版师合作过。一个美国人，你把草图给她，她返还给你的样品好像总不如你所想象的，我们把这叫做设计被“降级”。一个印度裔，返还给你的，不多不少，往往是你所期望的，算是与设计“平级”。最后一个就是维多利亚，每次交给她草图，她返还给你的都会超出你的预想。有时一个不怎么成型的设计图，到了她手里也好像有了生命，立刻鲜活起来，我们把这叫做设计“升级”。而这就是一个好打版师和普通打版师的区别。公司虽然说一视同仁，但谁都知道，每每有重要的设计作品，总是会交给好打版师做的。像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对来自前苏联的师傅们多少会有天生的亲近。有时觉得她们像自己人，想跟她们聊乡情，也总以为会从她们那里得到共鸣。可是不然，聊了几次后发现，她们都对故国怀有很深的敌意，连说都不愿说起。问她们是不是会像我们一样想家，她们只是不屑地摇头，好像这是个多么愚蠢的问题。打版师傅把布料裁剪好后，还要交由车工缝纫才能最终完成一件作品。我最好的几个车工都是亚裔，而且是华裔。她们聪明，因为手艺好，有时也不免倔强，甚至不怕跟老板翻脸。对于我，她们常常给予无限的期望，看到我被老板训，她们会过来给我打气，看到我忙碌没吃饭，她们会送来几块饼干。无论我什么时候让她们赶工，她们都从无怨言。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她们说，“Emily，有一天你一定能比瑞基做得更好”——瑞基是我们公司最大牌的设计师，也只给大牌做设计。而当我决定离开公司时，她们真是比我还难过，就好像我把她们的希望带走了一样。叁 大时代与小流年现在不是从前的时代了十几年前我在纽约时装学院上学时，常听我的专业课老师们感叹，“现在可不是从前了。”她们摇着头叹着气，好像很替我们在这时候才进入这一行感到惋惜。我们的老师有不少是从时装工业的前线退回到学校这个大后方的，退回的原因，据她们讲，大多是因为留恋从前，无法适应眼下的工业状况；而从前，大概就只有在校园这块“净土”上才能感受蛛丝马迹了。我偶尔会问，你们口里的“从前”究竟前到什么时候？她们大多不假思索地说，至少是十年二十年前吧，我们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学徒的时候；至多可以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甚至更早。我们那时的主课，在上到一个月的周期时，总会穿插一堂“回顾大师”的时装历史课。课堂设在校档案室里，大家围坐在一张阔大的高台周边，等着老师从仓库推出满满一铁架几十年前的“古董”。这些古董服饰大都是名人捐赠的，被包裹在优质的棉罩里。每次老师拉开衣罩的拉锁，我们都凝神屏息，心情既兴奋又紧张。Balenciaga出现的次数最多，老师总是小心翼翼翻开他衣缝里的每一处细折，让我们看他缜密的手工，然后说，瞧，Balenciaga当年就是用这么得体的裁剪、优雅的线条培养了几代女人的品味──从英格丽·褒曼到格蕾丝·凯莉，从肯尼迪夫人到提娜·周。这种历史课往往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那时的大师们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美还是不美”。他们只用他们认为最美丽的蕾丝、花边、纽扣，最凉、最润、最上等的面料，不厌其烦、精雕细刻地制作他们认为最美的服饰。Balenciaga说，“穿我衣服之女性不必完美，甚至无需美丽，我的衣服自会使其拥有这一切”──这几乎立刻成了我们所有学生的信念。在校园里，老师从不说成本、定价和基本订单量这些词汇，我的课堂笔记里连“yardage”这个织物码数字都从未出现过，总而言之，任何非时装设计本身的因素好像完全不存在，或完全无需被我们考虑。“创造，我要看到你们的创造力！”我们的老师常常这么要求我们，“如果你们在学校里不尽情地享受你们的创造力，享受创造力的自由能给你们带来的狂喜，大多数同学进入公司后会发现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了。”创造力！我们那时只恨它不够，不能每时每刻在每一节创作课上都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从没想过有一天它竟会受到束缚，甚至成为一种束缚。我们的老师真不愧“前线”下来的，果不其然，等我们进入公司，天马行空的日子立刻就结束了。我还记得进入公司的第一天，我的设计总监立刻抱给我一大摞公司的设计档案。就照这个画吧，长短不变，肥瘦不变，如果你愿意，用透明绘图纸垫在上面描也行。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设计师生活吗？我那时一口气咽了好几下口水。我们的大老板偶尔也要求我们的创造力，可他却是为了敲开沃尔玛的大门，让我们把每码七分美金的英国蕾丝换成每码一分五的廉价替代品；把原本5×5平方英寸大小的绣花图案缩减到2×2英寸；在找到了每米两美元的丝绸供货商后，还要看能不能再找到九十美分的供货商。如果他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了，而且帮他顺利拿到了订单，我们一定会成为他嘴里的“天才”，除了逢人便被夸耀，遇到他心情愉快，性情慷慨，还能因为“削减创造力”而得个大大的红包。久而久之，“什么是最好的”就不再为我们所关心，“最好的”前面被加上越来越多的定语，以致最后，这六个字变成了长长的一句话：“什么是在现有条件许可下我们所能做到最好的。”“最好的”也从来不是公司上下讨论的话题，从供货商到生产商再到销售商在乎的似乎只有一个：什么是最好卖的。设计师们总是在和创造力做着妥协；如果你不肯妥协，那无非是你的品牌没了，像Andrea Gabrielle；要么是你没了，像我的很多设计师同事们。其实，对于时代的疑惑也并非今天才有。早在1968年，Balenciaga就因为不参看书中“流星”一文能向他再也无法尊重的那个时装时代妥协，关闭了他在巴黎的公司，退出了江湖。 对于设计师而言，今天的时代是不是连他退出的那个时代还不如了呢？不要设计师行吗？前面说过，在美国时装公司里，“设计师”一般分为两部分，一是“创意设计师”，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设计师”──以前名片上也都这样笼统地称呼，后来才多出了“创意”两字。另一部分是“技术设计师”，就是为创意设计师进行技术支持的，比如打版师等。这些年，拜电脑软件进步所赐，又多出一个设计师种类，“美术设计师”，在综合的时装公司里，这类设计师也是为创意设计师提供支持的，不过是平面美术的支持。我毕业前到外面公司实习时，碰到不少过来人悄悄跟我说，要是图安全，就选择做技术设计师吧，做创意设计师太不牢靠。说白了，他们是劝我做个“现世安稳”的打版师，每天只需对着一方阔大桌面（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制版）就可以妥妥帖帖赚一份不薄的工资，干的年头长了，甚至比创意设计师赚得还多。我似懂非懂地应聘过一两家公司技术设计师的职位，结果因各种原因不了了之，最后还是走上了创意设计师的路。做了这么多年，回头再想当时那些过来人的话，才体会他们的用意。时装公司有很多普遍现象，其中最普遍的现象之一就是设计师流动性大。公司里工龄最长的，如果问一下，多半不出在设计部门，而是在技术部，甚或后勤部门。原因在于工业竞争太残酷，在产品进入店铺这最后一步之前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一旦出了问题，无论哪个环节，也不管多大的事儿，一般的规律总是：管销售的一定要怪管运营的，管运营的一定要怪管生产的，管生产的一定要怪操作技术的。这几层还都算实在，问题有迹可循。若最后果真出了麻烦，比如像销售不理想这样的状况，那前面的每一层都会一股脑把责任推给做设计的，因为设计最虚渺，设计师也就最百口莫辩。而把责任推给设计师，对于上面任何一层，都显得最安全，也最顺理成章。因此，在我做过的几家公司里，哪一家都是设计师走的最多，有主动走的，更多的是被动走的。不走，能干二三十年的，都得像我的老老板当娜那样，不结婚，不生子，还要精瘦，可以不食不眠不过日子费尽心机地跟所有与创作无关的人和现象斗。常跟公司里的老人儿聊天，他们总会摇着头说，现在的时装工业不是过去的样子了。连汤姆·福德这么大牌的设计师也能被Gucci说炒就炒掉，这在从前想都不敢想，更何况普通的设计师。曾看过一部叫《伊夫·圣洛朗，巴黎玛索大道5号》的纪录片，讲大师创作最后一组年度系列的完整过程。他指挥着他的团队，仍然采用全部手工的古典缝制方式，制作出一件又一件优美华服。他周围所有人都既安静又辛苦地忙碌着，只有他举手投足悠然自在，工作状仪态万方，甚是迷人。这样的设计师也许还有，但这样的心理状态大概再也没有了比如德国大设计师吉尔·桑德，带着她自己创建、以她名字命名的品牌加入PPR大资本公司；一年之后，双方因理念不同分道扬镳。她的人离开了那家公司，可她的品牌却不能被她带走，因为根据合约，它已不属于她个人。现在这个品牌每年仍继续在巴黎时装发布会上出现，但结尾出来鞠躬的却是公司新雇的设计师拉夫·西蒙斯。这种从前只在设计师去世或退休后才会发生的事情，如今竟发生在一个活着且尚有工作能力的设计师身上，可见今天已的确不是设计师的时代了。流星我第一次在百货店里见到“Andrea Gabrielle”的睡衣系列，就对她一见钟情。那时我还在上学，便立誓毕业后要投到她的名下。可是学校的“工作银行”里没有她的半点信息，翻遍了当时的几本纽约时装公司“黄页”，也都找不到她的名字。她就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仙，做着天仙一般的设计，过着远离尘世天仙一般的生活。快毕业时，有一天我的内衣专业指导Wong老师询问我对未来工作的想法，我立刻问她，“您认识昂缀亚·伽布耶吗？”我至今认为，“昂缀亚·伽布耶”是美国本土出现过的最好的睡衣品牌，现在的Natori，甚至VeraWang都不及它一半的细腻和清雅。上学期间，每次做市场调研，我都一定要去看她的专柜，后来，隔着甭管多远，也不用看吊牌，只用眼睛一扫我就能认出她在哪里，能背下她至少过去三个季度用过的布料和色彩。昂缀亚从没用过印染花布，她最擅长的是素色的各式丝绸，以及点绣、挑丝、玫瑰花朵、扇贝边等手工细节。对睡衣来说，一个款式上能有一两处细节就称得上富有创造力了，可她的一款设计上常常能有四五处，且每一处都美轮美奂，既饱满，又绝对不淤，看起来是那么舒服和秀美。她身上仿佛有种老派设计师的平静，对她手下的布料和辅料充满强烈的爱和耐心。那个手工扇贝边不知要花费她自己多少时间，她的工人多少时间？那个挑丝果真是她自己或她的工人一针一针挑出来的吗？简直不可思议。她的风格典雅柔美，符合我对睡衣的所有幻想和理想。那时，如今的大名牌 la perla还只是曼哈顿上城五大道上一家主要经营鲜艳泳衣的小专卖店，可昂缀亚却在纽约所有高档百货公司里都设有专柜，最高档的Bergdorf Goodman里几乎内衣区的半壁江山都是她的。那时的她，在我看来，就是个天才，完全可以和前辈大师，比如Balenciaga，比如 Yves Saint Laurent，相媲美。Wong老师告诉我，她和昂缀亚是朋友，她几乎是看着她从第一个订单做到那时的规模的。“哦，真的吗？”我激动得心快要蹦出来，接下去就要向她提及我的理想──“可是，”Wong老师口气一沉，“昂缀亚的公司现在遇到点麻烦，很可能快不行了。”我大吃一惊，倒抽一口冷气忙问为什么。老师摇摇头说，“现在不是从前的时代了，仅仅有设计天赋是不够的。”她试着帮我跟昂缀亚联系了一次，可是没有回话。果然，一年以后，“AndreaGabrielle”就从纽约所有的百货公司退出，很快销声匿迹了。直到今天我一直挂念着她，一直盼望她能有重出江湖的一天。无论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只要她肯出来，我都愿意跟着她，为她再从助理做起。越来越多被新市场规律所困顿的品牌，靠出卖品牌或出售公司，都成功地借势于新市场资本而找到了苟延的出路，可为什么昂缀亚不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为什么一直在对这个市场说不？她甚至不借助于任何媒介传出任何消息，白页、黄页上没有，报上没有，连嗅觉那么灵敏的互联网上也没有。今天，你如果“谷歌”她的名字，出来的不是演员就是模特，都跟她没有一丝关系。即使跟内衣业内的人提起，得到的反应也几乎都是：“昂缀亚？昂缀亚什么？”似乎会念她的姓的人都没几个了。要梦想，还是要现实？大凡设计师都有做自己品牌的梦想；求其次，也希望给大品牌做大设计。我进入美国顶级私营内衣公司寇玛时，讲的便是这个条件：我要个大品牌。他们满口应承给我一个像Calvin Klein那样级别的品牌后，我才向猎头公司点了头。可是，上了班很快发现，那个大品牌的牌照合约，公司其实尚未谈妥，说难听点，他们是把我骗进来的，想骗进来再说。为了稳住我，公司“暂商标时”把我安排到“私有品牌”部门，为几个品牌做零散和应急设计。所谓“私有品牌”是美国中低档百货公司甚至折扣百货店自己拥有、也只在自己店里销售的品牌。它们的知名度一般不大，跟CalvinKlein之类根本不具可比性。可是话说回来，这些“私有品牌”面子差，里子却光，是很多时装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公司上层对这些牌子的重视程度有时甚至超过同公司里的“名牌”。原因嘛倒也简单，在五大道高档百货公司里卖上一年的Vera Wang，绝对赚不过沃尔玛的一笔小订单，因为，高档店Saks Fifth Avenue在全美只有五十四家，而沃尔玛光在美国就有三千八百家，如果夏威夷州也算在内的话，平均每州七十六家。果然，尽管暂时，我也很快就有了“辉煌”业绩。为中档百货公司Sears新创立的一个“私有品牌”做的一组设计，第一次试销，连样品都没做全，只给买家看了我的设计图和展示板，出乎所有人意料，一天竟给公司拿下一笔半百万的订单。老板们高兴坏了，公司总裁亲临总结会，我的顶头上司、设计部主席当娜甚至让我出来代她鞠躬“谢幕”，并几次暗示会给我奖励。我本来已发誓再也不做“私有品牌”，可面对这样的成绩也不免暂且陶醉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候，公司上下突然有小道消息开始流传，说有个大品牌的合约谈成了，虽然不是他们当初答应我的那一个，却更高级也更符合我的品味。设计师们私下里议论，纷纷推测我最有可能做它的主设计，我也不断向当娜旁敲侧击，表示我当初进公司时的意愿。可结果，主设计一职，公司外聘了。知道消息后我万分沮丧，几乎没有心情再做下去。大约是为了奖励我那个半百万的订单，那年去巴黎看秀，当娜只带了我一个设计师。我对她没有给我那个大品牌一直耿耿于怀，一上饭桌就借题牢骚几句，最后终于惹恼了她。“到此为止！这是我最后一次听你说这件事。”我们从巴黎又飞去里昂，正好碰到公司做那个大品牌的设计组。我听说他们参加完巴黎的内衣秀后，还会去伦敦逛街，不禁又羡慕嫉妒恨各种负面情绪泛滥。也是在饭桌上，那两个人越说越起劲，我越听越沮丧。就在这时，当娜突然指着我对他们说：“你们这次到法国来，甚至去伦敦的旅费，都是她挣的。”他们朝我望了一眼，立刻不再说什么。瞧，这就是理想和现实，作为设计师你要不要妥协？胸罩战争帮了英国人的忙在英国，平均每个女人每年购买十只胸罩，每年用于购买新内衣的开销为八十三英镑。这虽然高于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还算正常；另有报道说，英国某些富婆一年能买一万五千英镑的内衣，这就让我们做内衣设计的都要疑惑，她们买的是什么内衣？总而言之，英国女人有购买内衣的嗜好。不单是内衣，她们对一切纺织品服装都有强烈的购买冲动。可糟糕的是，2005年6月，欧盟开始实行纺织品配额制，对从中国进口的文胸等三种服装类产品进行限制。三个月后，来自中国的几千万件服装，其中包括三百万件文胸在欧洲港口搁浅无法靠岸。一时间伦敦一片慌乱，早就习惯于中国廉价C罩杯胸罩的女人们担心再也没有胸罩可买得半裸上街了。更多的人担心，不出数月，热闹的蓝水街和邦德街的店铺将空空如也，热爱逛街的伦敦人周末将无街可逛，特别富的人甚至发愁信用卡也将无处可用了，这对英国人来说，真不啻世界末日似的灾难。这就是曾被戏称为“胸罩战争”的中欧贸易战。当年欧盟贸易长官皮特·曼德尔森与当时的中国财长薄熙来在北京为此事进行了长达二十四小时的激辩后，才总算让八千万件中国制造的服装上了欧洲大陆的岸。这场战争之所以在英国反应强烈，是因为英国人出了名地爱购物，尤其爱买衣服。不分贫富，也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没有牛肉或异型黄瓜吃，却不能没衣服可买，而且贫有贫的买法儿，富有富的去处。女人们的手包是Kookai的还是Chloé的并不重要，买到手的愉快心情不分伯仲。更有数据显示，英国人一天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购物。世界第二大连锁超市Tesco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永不关门。网商店Net-a-port每月新增一千五百名顾客，每人每月平均消费五百英镑，而且购物时间集中在晚上六点到早上十点──也就是说，英国人连睡觉都在买东西。英国的药店里甚至有卖一种叫Capramil的药，专治那些不能自拔的购物癖。然而，自从曼德尔森先生发起这场“胸罩战争”后，英国人的购物习惯不得不发生了改变。买不起意大利制造或法国制造文胸的女人们，只好减少购买内衣的数量，从以前拥有十只中国造文胸削减为两只法国文胸。鞋子破了，他们也不再敢顺手扔掉，而是会修修再穿。购物中心不再是家人周末的唯一去处，除了花钱，他们也开始考虑其他的消遣方式，比如钓鱼，英国人有了“钓鱼周”，不但不用开支，还锻炼了身体，可谓一举数得。对于这场贸易大战的争论一直没断，也许不久就会证明它是荒唐的，完全没有实施配额的必要。不过，谁也不曾料到2008年底会有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么一来，这场“胸罩战争”倒也许帮了英国人的忙呢。起码他们不至于像美国人那样，在突如其来的危机前惊慌失措，为了抢点便宜货，发生沃尔玛门前踩死人的事件。跑清仓每年的夏末和初冬，如果你正好在纽约，也正好有shopping的欲望，除了根据一般旅游手册的指点可以去五大道或苏荷区血拼，还有一片你也许从未注意过的角落，也很值得你逛上一逛。而且也许，逛了之后你会觉得比五大道更让你痴迷。这种地方大多掩藏在曼哈顿中城的服装区里，掩藏在一栋栋繁忙的时装公司办公大楼里，不做广告，也不发传单，且常常只持续两或三天转瞬即逝，因此，不大为外人所知，也像是不欲为外人所知。对于这样的两三天，很多爱美女士会早早地开始惦记，早早地在日历上做好记号。尤其是初冬那一季的几天，因为临近年关的缘故，对它的期盼和喜悦会来得格外强烈些。听上去好像是公司的年底派对酒会，呵呵，不是，我说的不过是时装公司自己组织的乱糟糟却又热闹非凡的清仓售。没在时装公司做过的人怕是很难想象，每个设计季结束以后，每家公司里，每个设计师屋内，打版师傅和生产管理员的身边，好的、坏的，残次和合 格的样品能堆起多少。老牌公司从前的做法是把这些样品放入仓库，当做档案储存起来。可曼哈顿的房产近十年翻了数番，有能力租仓库的公司已凤毛麟角，这些样品到一个销售季结束时就成了公司的负担。渐渐地，很多公司要么把样品分给或以几乎不要钱的价格──二美元或五美元一件，或二十美元一包──卖给内部员工，要么像近年来，由公司出面在公司内部举行半公开清仓销售，回馈社会的支持，也从社会谋点收入。这个时节，在曼哈顿时装区里，虽然一栋栋公司大楼外表看似风平浪静，可只要你往上多走几层楼，就会发现几乎每层都有一到两家正如火如荼地摆着货摊。从这些货摊，你也能看出不少时装业的信息。去年以前这样的清仓售的情景大多是这样的：大一点的公司，比如美国本土名牌Rebecca Taylor和Nanette Lepore，会腾出或租用几百上千平米的一整层楼，将挂满样品的货架挤挤挨挨堆入其中。从各种渠道得到消息的女人们像赶集一样一早赶去排队，人潮如涌，大有挤爆电梯间的架势。待时辰一到，公司敞开，这些女人又像入股市一般蜂拥而进，奔跑着扑向货架，根本顾不得细看，三把两把抢夺下尽可能多的衣服。这种清仓售通常是没有试衣间的，有的甚至连帘子也没有，只在地上随意立上几面镜子。女人们无论老幼，更无论身份地位，人人抱紧满满一怀的衣服，寻到个角落就开始脱衣试装，赤身裸体地跟其他女人争用镜子。几年前从大陆来的设计师韩枫也难得地搞过一场清仓售，不过还算“斯文”。我那天从里面出来时正看见谭盾太太进去。几天以后，她出现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为台上的谭盾鼓掌，穿的正是那次清仓售上的一袭绿裙。可是，这样的热闹景致，在前年九月雷曼兄弟倒闭之后的第一个冬季就立竿见影地消失了。货仍不少，Tracy Reese仍占用了一整家店铺摆摊──可见时装业对华尔街的风云突变毫无防备，不过，毫无防备的又岂止是时装业呢？可是人少了，尤其是白人女性的面孔少了，几乎一个都看不见，看到最多的是来自香港和大陆的女人，而且她们仍能优哉游哉地掏着钱包。都说华人存钱的习惯在危难时才显出可贵，清仓售也是个证明。到了今年，情景就愈发惨淡了。货量大大缩水，Nanette Lepore往年怎么也要推出八列样品货架，今年只摆了两列。看得出，时装业已经在做调整。面对前景不明的市场，削减生产最保守可也最安全，但对人的心理却也伤害不小。变化最大的，要数T台样品，往年满满一面墙的T台样衣，今年只剩了零星几件，说明这一季大牌时装公司的新设计也被大大压缩，这就难怪今年会有那么多设计师失业呢。看到这副景象，我们的心里更不免打起鼓来。高岛屋，一个时代的终结2010年4月，我在北京突然听到纽约高岛屋即将关张的消息，真恨不得立刻飞回去见证这一令人心碎的历史时刻。等上网看去，发现网上3月底即发布了关店的消息，消息下早已是一长串像我一样“心碎”人的跟帖。第一条帖上只有一个“No”字，后面却尾随了四十三个悲愤不已的“o”！大凡去过纽约高岛屋的人，估计都无法也很不情愿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吧，似乎我们都能预感到，高岛屋的关张对五大道将意味着什么。我认识纽约高岛屋，是1996年年末临近年关时，一天在五大道上闲逛，突然看见一大片落地玻璃窗里满眼的芬芳。于是推门进去，像大多数一走进去就不想再走出来的人一样，从此开始了我的“高岛屋情结”。虽说是家百货店，可一楼却是间大花屋，而且花木之美几欲使人窒息。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日本的插花艺术好则好矣，却也稍嫌做作小气。可是这家高岛屋里的花木虽然还是日本品味，却透着纽约的气魄，几乎每一棵花木都像一个放大数倍的艺术插花，或妩媚或挺拔，馥郁芳香。后来听店里的销售说，很多大设计师过年时都在这里采购，我完全可以想象信奉东方禅意的唐娜·凯伦会从这里买走一株一层楼高、缀满白花的干枝梅，放在她麦迪逊大道旗舰店背后的天井里。高岛屋是日本人饭田新七于1829年在京都创建的，当时只是一家卖旧衣和棉布的零售商，后来发展成日本大型连锁百货公司，圆圈里一个“高”字的标志逐渐遍布全日本，又陆续进入台北、巴黎和新加坡。纽约的这一家1958年开张，最早只卖和服。1991年，赶着日本资产泡沫前的最后一浪，公司投资在五大道夹54街上兴建了一座二十层小楼，1993年店铺迁入，正赶上物质主义兴盛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出于对纽约高岛屋的热爱，2003年去东京出差时，我特意跑去新宿的那家看。一去却发现，两家虽是同名，可从装饰风格到管理模式都很不同，几乎不具任何可比性。新宿的一家只是东京众多大百货公司中的一座，大楼外形敦实，内部空间宽敞，货品也是一般东京百货店里价格中偏高的行货。纽约的一家，门脸却只有巴掌大，虽说整座楼有二十层，却不过窄窄的一条；店铺虽说占据了楼下六层，每一层却不过二百多平，是一座极为精致的小型百货店，也是典型的纽约五大道铺面房。可是典型却并不“规矩”，不用说跟东京的高岛屋比，就是跟整个曼哈顿岛上的百货店比，纽约高岛屋也堪称其中最特殊的一家。它是一家百货公司没错，却又好像不止于一般意义上的百货店，说它像一座精巧的商品艺术博物馆也许更合适，摆放在店里的每一件物品要么是世传的，要么便是可以传世的，总之大多是在世界上任何市场上不大见得到的。就连它的购物袋都那么独一无二，也可以成为五大道街头一景；它的礼品包装细致大方，无论多么便宜的东西──当然这样的东西很少──被包在里面立刻就成了最拿得出手的上品。我一直觉得在纽约高岛屋购物更像看展览，看到的是五花八门的工艺品，每一件都值得你细心地看，得到的总是一次独特的艺术享受。大凡有过在高岛屋购物经历的人，差不多都有与我一样的感受。离开一楼的花屋坐电梯上去，第二层是男女外装及用品；第三层是女装和首饰及其它配饰；第四层是餐室家具和餐具；第五层是内衣、童装和卧浴室用品；第六层是香水和化妆品。然后再乘电梯到地下一层，原先这层只卖茶叶和茶具，后来开了一家幽静的茶室，坐下来喝杯茶或点些简单餐饮，高岛屋之行就可以画上完美的句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