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俄国和双占区的关系　　1946年7 月，贝尔纳斯在巴黎问莫洛托夫：俄国在德国真正想要什么？莫洛托夫告诉他说：一百亿美元的赔偿费和参加囚大国管制鲁尔区。如果说这是漫天要价，那144 么斯图加特讲话对于俄国获得优先机会的权利必然会是一种威胁，因此俄国和俄占区的新闻界发动了一场剧烈的谩骂，以致克莱将军不得不在协调委员会中提出抗议。不管怎样，有很多迹象表明，大约在1946年初夏，俄国人对自己的赔偿政策作了一番估量，断定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拆运机器而不丢失重要零件，很难办到，而要把机器重新安装起来并用俄国劳动力有效地使之运转则更为困难。一个俄国少校问一个德国工程师：拆除某一个装置需要多少人力，花多长时间。德国工程师告诉他，需要二百个工人于四天，那个少校便回答说：“那我给你二千个工人，但必须在两天内完成。”这个故事描述了他们的一般做法。为了弥补熟练人员的缺乏，他们把许多德国犯人扣留在俄国而不遣返，还“说服”一些德国技术人员离开他们在俄占区的家乡和家属到俄国去工作（不顾波茨坦协定中并无只字提及把劳力用作赔偿）。但是这种“说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46年11月罗伯逊将军在协调委员会中提出了一系列使俄国人尴尬的问题，终于使俄国人放弃了这种做法，至少是暂时放弃。利用俄占区的前景越来越受到注意。　　这种方针的改变可能与日丹诺夫及其追随者的影响日益增长有关，他们想利用东德为基地，向西传播共产主义。远在1945年12月，俄占区的一批工厂已转归俄国所有，而不是予以拆除，并将其产品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运送到俄国去。据说1946年曾从俄国把棉花、羊毛、麻和皮革输进俄占区使工厂继续生产。在贝尔纳斯的斯图加特讲话之后两个星期，签订了一项协议，决定从俄占区把谷物和家庭用煤运往西德换取钢铁。1947年初，又同双占区签订了一项包括价值一亿零五百万马克货物的类似协议。莫洛托夫7 月份在巴黎表示愿意考虑每年生产一千万吨钢，并且承认德国的和平工业应该有机会在145 更大规模上（超过工业水平计划的规定）发展只要这种工业发展确实是为了满足德国人民和平需要所必不可少的。1946年10月，斯大林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他认为德国被允许的工业水平应该提高。索科洛夫斯基对管制委员会说，他认为钢的生产能力应为二千一百万吨（这些话也许一部分是出于宣传，企图与西方盟国争夺德国人心，不过看来背后还存在着一种经济动机）。但是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得用现有生产品作为赔偿的问题对俄国更为重要了。他们还对通过鲁尔区的国际化而分享其产品的前景越来越感兴趣。　　这种想法有其悠久的历史。战争时期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曾为此进行游说。罗斯福在德黑兰曾经建议把鲁尔区置于联合国家管辖之下。摩根索的计划和史汀生的强烈抗议都包含着这一点。1944年10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曾向丘吉尔提过类似的建议，丘吉尔说他“对这个主意也不反对”，在雅尔塔他又对此表示同情。法国一直强烈要求这样做。斯大林在波茨坦又提出这个问题，但那时美国人已另有打算，此事就被搁置作为对赔偿问题取得协议的一个部分。当时这种想法引起了贝文的注意，因为他不“主张把那种性质的另一个武器库奉送给德国那样一个好战的民族而不受任何控制”。他在1946年2 月21日说道，他心里仍然考虑着这个问题；他的直觉是要把这个地区放在国际管制之下，为欧洲的共同利益来利用它的生产。可是实际困难似乎逐渐表现出来了。不管政府属于何种性质，鲁尔区的居民显然仍将是德国人。如果政府官员是在国际基础上配备的，那么他们和当地居民可能会不断产生摩擦，这些居民实际上将被剥夺管146 理自己事务的权利。然而，假定政府是由德国人组成的，如果他们愿意和德国其余部分重新联合，而且他们是很可能这样做的，那么又怎么能阻止他们呢？这就只剩下了一种主张，即在一个作为德国一部分而由德国人治理的国家里，由一个国际权力机构来经营鲁尔工业，这是一种本身就孕育着许多困难的概念，尤其是这个权力机构是要按照管制委员会的原则办事的话。1946年10月22日，贝文宣布英国政府不能接受法国关于使来茵兰和鲁尔区成为独立国家的建议，虽然他认为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安排，即在停止占领德国其余部分之后，在这两个地区留下一支盟国部队。不管怎样，对俄国人来说，问题一定变得越来越清楚，无论作出什么安排，他们参加伪机会是很少的。　　毫无疑问，他们断定人家曾经有意欺骗他们。因此当1947年3 月外长们在莫斯科开会考虑德国问题时；莫格托夫重复提出一百亿美元赔偿的要求，同时要求废除双占区联合协议。他提出作为回报的仅仅是答应重新考虑建立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大概他认为俄国人真正想要的东西，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可能什么也不答应，因此他把价抬高尔会失去什么。美国人可能准备考虑允许从现有生产品中拨给一定数量作为赔偿，以换取对方同意一个较高的工业水平，他们不打算拿它来换敢波茨坦协定业已规定的经济统一。不管怎样，俄国人正在他们的占领区内取得现有生产品，看来他们从来就不怎么关心工业水平计划中关于决定拆迁什么厂和留下什么厂。他们一定认为在西方重新运交赔偿物资中，他们可能得到的额外物资，还不足以补偿他们在自己占领区内自由行动所可能受到的限制。就西方盟国来说，它们认为自己是被迫采取权宜之计，把西德树立为一个单独的实体，只有在得到比俄国人准备提出的还要具体得多的合作保证作为报答时，才能众弃这个计划。因此，莫斯科会议以僵局告终，当第二年秋天在伦敦继续讨论时，各方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而且在那时，俄国人已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拒绝147 在马歇尔计划中进行合作。管制委员会继续开会，到1948年3 月为止。委员会有时能够在个别措施上取得一致意见，特别是在具有消极的反纳粹性质的问题上。管制委员会最后一项重要工作是为莫斯科会议准备一份报告。但甚至那份报告也主要是一纸阐述分歧意见的声明。对一些原则问题的协议毫无进展。在许多特殊计划方面，关于币制改革就无法制定一项共同计划。这里的主要障碍显而易见纯粹是有关新币发行的控制问题。美国人在发行军政府马克纸币以后，不准备让纸币印版转入俄国人的自由控制之下，而俄国人也不准备让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在他们的占领区内不受限制地进行工作。进一步的障碍不只是盟国间缺乏信任，而是关于建立德国中央机构的整个问题，因为建立某种中央发行银行，几乎是币制改革所不可缺少的前奏，而只要德国仍然分裂成两个或更多个独立部分，推行不相一致的经济政策，这样一个银行就很难发挥作用。俄国人把币制改革看成是社会重新调整的一种手段，西方盟国则将其看作是恢复战前安定的一个途径。由于西部的情况好转，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失败就越加严重。因为从一方面看，如果要继续进步，币制改革越来越有必要；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单独行动，显然会加深东西德之间的裂痕。拒绝向一个方向移动，反而要越来越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面。　　第六节 “异乎寻常的严寒期”　　在战争期间，纳粹政府大量增加公债和货币流通量，但由于严格执行物价和工资冻结措施，阻止了由此而自然引起（在缺乏任何相应的增产情况下）的通货膨胀。结果是货币保持了它的票面价值，却失去了它的通常目的。占领当局从本国带来了这样的信念，那物价飞涨乃是一桩坏事，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避免。因此他们忠实地维持纳粹的稳定物价政策，虽然他们执行这种政策的权力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降低了。然而他了却放弃了复杂的组织共同基金和补贴金的措施。这种措施在所有国148家，包括英国，一向是维持物价稳定所必需的。货币流通量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因为俄国人印发了占领区马克。管制委员会在1946年5 月同意大量增加税收来吸收一部分多余的货币，但这样做产生了新的赤字，而原来有的赤字却并未消除。在1945—1946年的条件下，工业效率和生产力急剧下降，单位成本因此增加。然而销售价格却受到和其他价格同样的冻结。结果是如果物价管制行之有效，企业就会受到破产的威胁。代之而起的是出现两种物价制度，一种是官价，一种是黑市价格，更经常发生的现象是相当数量的产品并未进入市场，却在以货易货的交易中处理了，或是留待能获取相当利润时抛出。“据一个具有特殊地位能够作出判断的德国人估计，重工业以外的工业产品，现在有百分之三十未列入虽送管制委员会的报表中。”　　实际情况是，自从纳粹统治初期以来，德国当局（占领国亦然）曾试图推行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经济资源的流动主要是根据官僚机构的命令而不是依靠财政上的吸引力。他们取得的成就竟至使金钱成为无用之物。他们所未曾预见到的是官僚机构的命令也会丧失效力。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整个经济生活就会有崩溃的危险，因为一个现代工业社会不能靠以货易货来起作用。大家逐渐明白，一定要想个办法来使货币再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只要意识到币制改革不可避免时，人们当然不会象平时那样去保留现金了。　　立即产生的一个后果是。1946年收获季节后，竟然不可能从农民那里征收到正常的上交农产品。他们如果把产品交给当局，那就只能换到毫无价值的货币。倒不如把东西留在农场里，向城里人换取“动产”，或者用来喂牲口（从而逃避他们所痛恨的屠宰法规），或者囤积起来，直到钞票值了钱再卖。在这种情况下，检查和其他查禁方法只能限制逃避而不能予以杜绝。到1947年3 月底，美占区内上交的小麦和裸麦，只有正常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九，大麦只有百分之七十二，燕麦只有百分之五十二。据报道，英占区在1946年10月有四百五十多起宰牛供应黑市的案件，四百多起用土豆和甜菜非法酿酒的案件。在149 汉堡，黑市几乎和合法营业一样重要。配给证和票证可通过行贿或偷窃手段从食品办事处搞到，并以高价出售。　　这就成为进口方面的最大困难。尽管1946年5 月华盛顿作了安排，整个夏天向德国运送粮食的情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在世界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要获得必要数量的粮食固然是个问题，而美国海员的罢工又造成了运送的拖延。同意于5 月份供应的粮食，应在9 月份全部运到，但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运来。在这种情况下，10月14日把一般粮食消费者的定量标准恢复到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即使是出于好意也算是一个大胆的行动了。毫不奇怪，从一开始，这一行动就遇到极大的困难，无法兑现。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10月底官方所能供应的面包量只是八千五百克而不是一万克，而且没有谷类食物。据说在杜塞尔多夫，甚至比这个标准还低百分之五十，在埃森和米尔海姆只是稍微少欠缺些，而乌珀塔尔送出的一份报告则声称，那里巴有十天见不到面包了。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煤，产量太低，出口占的比例太大。鲁尔区劳动力短缺，矿工的平均年龄为四十三岁，进矿井的新手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开了小差。虽然矿工本人有额外配给量，但他们的家属却得不到什么。他们需要花时间去给家里人找吃的，这就很能说明为什么有百分之三十的缺勤率。此外，他们需要用一笔钱去黑市购买比限价高五倍到十倍的土豆、面包和面粉之类的食物，他们的工资就显得太低了。1946年9 月的产量停留在1945年12月的水平上，而五百万吨的库存已经用完。　　恶性循环开始了，缺少煤，钢铁工业就不能生产足够的钢，以供应煤矿进行必要修理的需要。1946年秋，煤的产量大约是每月五百万吨，而西方占领区所定的基本最低需要量是四百二十万吨，出口是介乎一百十三万吨到一百七十四万吨之间。150 要说服其他西欧国家相信下面的情况是不容易的，即它们如果同意给德国留下更多的煤，便有获得德国工厂产品的好处。这是因为其他西欧国家也都缺煤，没有理由偏爱德国。从德国的长远利益来说，完全断绝对老主顾的供应也非上策。到1946年9 月为止，煤的分配，包括出口，由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但就在这个月，俄国人宣布，他们只能把该占领区司令官认为在其需求之外剩余的煤提供出来，于是英国人最后也不为集中储备提供他们的供应量了。然而英占区出产的煤实际上仍继续和美国人、法国人协商分配。根据协议，10月份出口量削减十万吨，以后从12月到翌年3 月每月减为五十五万吨。1947年4 月，最后根据可调整的原则达成了协议，保证向西方国家占领区供应合理的最低数量，但出口数字将随生产上升而自动增加。　　1946年10月，盟国管制委员会决定矿工工资可增加百分之二十，11月份英占区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煤炭生产委员会，由各有关部门的代表来执行一项决议，即运用一切可行的提高生产的办法，并采用各种能够想得到的鼓励方式。不足的供应，特别是住房、食物和消费品都保留给煤矿区，限价出售，保证矿工拿了工资能够买到东西。采矿事实上成了占领区内最有特权的一种职业了。这样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2月初，日产量达到二十万吨，是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到1947年1 月，日产量是二十万八千吨。　　然而粮煤供应困难，意味着西德在进入1946—1947年冬季时，这两种物品既无库存，也无从分配。任何地方只要粮食一到，就得分发；粮食不到，配给量就无着落。煤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一个大量吏用水路运输的国家里，这是自我麻烦。铁路运输已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车头和车厢的载运量，公路运输由于缺乏轮胎和零件同样受到限制。一旦水路冰封，通过这些水路运送的货物将无法转到别的运输线上去。供应物资不能分配，定量无从维持，煤气和发电厂无煤可烧，火车和卡车因缺乏燃料而不能开动。德国没有物质条件来熬过一个严寒的冬天。精神上的准备也不充分。欧洲胜利日到来以后，对于即将来临的“冬大的战斗”，曾经作过大量宣传。人们下定决心，准备受苦受难，结果，1945—1946年的冬天异常温和，并无太多的麻烦或埋怨就挨过去了。但是人们过于轻信，以为今后情况就会好转，事实上第二个冬天在各方面都比前一个冬天要艰难得多。　　在伦敦或德国的英国主管当局在这种情况下所抱的态度不能说完全是侥幸的。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政策完全正确。情况也许是这样，他们本当向美国人施加更多的压力以加速粮食的运送，向其他盟国施加更多的压力以减少他们对德国煤的要求。他们本该更迅速地使煤的生产占绝对优势。但是，这些事都不是直截了当地去做，而是对所有这一切都采取了步骤。再者，他们一再否认对德国的情况感到满意。另一方面，他们的反应过于经常地以一种保证的形式出现，说什么对付这个问题，一切可能做的事情现在正在做！将来也会做。关于配纺量的一些声明，不知不觉地说得太乐观了；有一个困难问题是经常信赖那些与最低层的情况不相符合的书面数字，而最低层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那些负责人似乎断定，既然在那时候他们几乎无能为力来改善情况，最好的办法还是努力增强信心。不幸的是其结果往往看来似乎是心安理得。　　1946—1947年的冬天，在英国也是严寒。但在德国，严寒的天气从12月中旬开始一真持续到翌年3 月下旬。至于粮声匮乏问题，到1947年的收割季节才真正解决，据说5 月下旬乌珀塔尔的配给量每天只有六百五十卡路里，别谈保证超过八百五十卡路里了。美占区的平152 均配给量当时是一千零四十卡路里。与此同时，克莱将军宣布，从美国运送的粮食有十三万吨逾期未到，德国筹集的粮食比原来的估计短缺二十万吨。公众的情绪进一步低沉了。扒窃煤车的现象到处都有，造成公用事业的供应比以往还要困难。黑市买卖和出卖配给卡的情况几乎到处都是。德国的平民百姓没有足够的粮食吃，家里又没有任何燃料（已有必要取消原定的配给量），其景况是难以忍受的。幸亏这种匾乏情况并未延续很久，对人的体质还不至于造成长远的影响（也许除了那些家庭主妇和孤苦伶仃的人），不过痛苦还是不少的。占领国和民主制度的威望一蹶不振。鉴于英美公众为使德国人的处境不再恶化下去而作出了牺牲，这尤为不幸。除了币制改革（时机尚未成熟），其他的根本补救方法都已经着手实行了；真正可惜的是那些方法未能更快地显出成效。德国经济的主要结构是健全的，仍然完好无损的那部分工业设备是足以为和平时期的目的服务的，尽管这年冬天的一系列事件所产生的后果之一遮盖了上面这一事实，从而造成一种认为德国虚弱的夸张印象。然而；日益明显的是，德国的复兴必须由德国人自己动手。尽管盟国作过重要的贡献，但在它们管制下所能取得的成就毕竟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对德国人来说，自己的命运应由自己来掌握，这个观念没有其他的推动力能够取代。为安全着想而要德国人丧失这种观念，所付代价太高，这是英国人所不能做的，是美国人所不愿再做的。　　第十章　财产的管制　　财产分配的方式是决定任何社会性质的主要因素。在德国，几乎没有一个领域在盟国政策中比这点更占重要地位了。人们普遍认为，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主要归因于普鲁士的容克地主与鲁尔和莱茵兰地区的工业家们对德国事务的影响。要根除这两个祸害，当然得剥夺这两个集团能够施加影响的物质基础。可是，波茨但议定书中提到这个问题的只有一段（关于经济原则的第十二段），要求分散德国经济，以消除“目前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如何来解释这种明显的矛盾呢？当然，问题在153 于波茨但协定大部分是以美国的草案为依据的，而在占领国中，美国人对这方面又最不感兴趣（法国人可能是例外），他们赞成解散卡特尔，鼓励竞争。俄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明确主张，他们不打算和西方盟国合作，而英国人在社会党政府执政下，也有自己的主张，但是拿不定能做到什么程度。在这方面，整个占领时期的历史就是俄国人实现他们主张的过程，不管是好是歹，他们对易北河以东德国社会的性质实行了一项永久性的改革。另一方面，英国人起初满足于一些原则性的措施而不实现任何永久性的财产转移。因此，当政策上遇到的实际困难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当德国人的支持减少而美国人的影响增加的时候，已采取的步骤就可以在不剥夺新业主的情况下改变过来。在西部已经采取的这种行动几乎完全是由于美国的鼓励。　　第一节 土地　　在俄占区内，土地改革的一般特征已经叙述过了。其结果是大部分土地都分成十二英亩到五十英亩的单位，归农民所有。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在思想上一般都不那么革命。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可用土地看来已经作为公共财产拨给了社团、党派或研究机关。可是，必须记住，这类土地中的一部分以前就是这样归属的；社团公有在德国决不是无人知道的。但是，新业主并不能随便耕种分得的土地；有一套细致复杂的组织建立起来去计划生产，每一个业主须按照定额完成任务并交纳农产品。工具由农业合作社大量拨给，按需要分配；这对顽抗倔强的人显然是一种惩罚方法。但在本卷所涉及的时期内，没有对土地公有化进一步采取什么重要措施。　　这些改革对产量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因为其他不利因素也在起作用，例如肥料的匮乏，机器和劳力的短缺，以及土地肥力由于战时过分生产而耗竭。但是，这些出素在整个德国是相当一致的，而东部和西部产量的下154 降却有显著的差别。小土地所有制总是没有大土地所有制效率高（或许除开某些特种产品），这是农业经济中司空见惯的事；而按照现有规模进行土地再分配，在开头一两年必然会妨碍生产。这就是对此种措施的批评所集中的要点之一。在德国是如此，在西欧也是如此。固然，故意地减少粮食生产总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但是俄国人的信条是，酋先要做的事就应先做，他们总是先考虑社会利益，把物质福利放在次要地位。如果下两年俄占区的口粮还是比西部高，那么俄占区原来可以送到西部的剩余粮食就不存在了。　　在西部占领区内，土地改革远不是非常迫切的事，因为比较起来，那里大地产是极少的。然而三个占领国都声称支持这个原则，虽然答应对被没收土地的所有主予以补偿。在英占区内，大农场都作为一个单位来经营，不能分开来经营，否则会立即减产。讨论一直进行到1947年9 月，才公布了一道法令草案，规定三百七十五英亩以上的土地都要交出来（在东德是二百五十英亩）。这项措施由德国人来执行，进度很慢。同样，在美占区，只是因为美国大施压力，各级州政府才通过了取得居留地和土地改革的法令。对占有土地二百五十英亩以上者要按照比例相应增减制征税，结果一块七百五十英亩的地产就要减少百分之五十。土地登记是执行计划最主要的前提。在巴伐利亚州，一直到1947年，逃避登记是普遍的现象。虽然巴伐利亚州的宪法规定，“为公共利益的迫切需要”，可以征用农业和森林土地，美国人提出的要求却未收到任何效果。在符腾堡一巴登州，情况也是如此。大黑森州的宪法授权征用历史上曾经是政治弊病和军事力量中心的大地产，但是这项条款很少被利用。在法国占领区，大致也是这样。当莱茵—法尔茨州的宪法于1948年155 制订时，有一条规定是实行土地改革，但征用大地产时，须有农会的专家核准为先决条件。巴登的宪法实际上漠视了这点。没有人能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各占领国都违反了德国人的意愿。要不是盟国施加压力，德国当局是什么都不会做的。而且几乎看不出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徒然地迫切要求他们的同胞把土地转让给他们。德国方面的主要刺激来自难民和社会主义者。　　第二节 工业财产　　西德大工业垄断者的财产，是按照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第五十二号法令的规定充公的。1945年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I ·G ·法本，即德国化学染料联合企业的全部财产，它在西德拥有一百六十九个工厂。ll月16日，克虏伯公司，连同其所有附属机构，也被同样处理。12月22日宣布在英占区内所有的煤矿主无偿地把产业交给“德国人民的托管人”英占区当局。“这些工业将永不归还原主。”对钢铁工业，行动较缓，但以后做起来也是一样；1946年8 月20日发出了一道布告，把所有权移交给托管人军事总督。这个行动的目的，说是要减少生产能力，以适应和平的需要，打破经济力量的集中，准备重新组织工业体系。贝文在1946年10月22日的演说中，追溯以前的情况时说道：〔鲁尔工业〕以前掌握在与德国军事机构有密切联系的工业巨头们手中，他们对希特勒的资助，在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德国侵略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先生及其一类的人恢复以前的地位而加以滥用，以致酿成悲惨结局。我们的意向是，将来这些工业企业应为公众所有，归公众管理。……对这些重工业实行国有化的要求，在德国没有比今天更为强烈了。156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这些步骤当然是空谈。在1945—1947年这个时期的德国，重要的不是所有权而是管制，当然，关键工业的管制以及这些工业赖以维持生产的原料的管制都掌握在盟国手中。美占区内I ·G ·法本的资产，在1945年7 月就已被美国人没收了。英国人没有等到1945年12月22日的通告发表，就在埃森设立北德煤炭管制局，自从上一年4 月间该区被占领以来，这个机构就一直在发展着。当时，只要一个工业企业能够投入生产就是成就，根本谈不到分配利润的问题。以前的许多产权所有人都被指控为战犯而关在监狱里等候审讯。这可能在盟国方面造成一种印象，好象改革比实际进行的多。假使当时有可能设立德国煤炭和钢铁委员会并授以实权，那么各种机构将会成立，后来就较难把那些工业再归还原主了。但是，当时认为这样的委员会需要对某种由代表选出的机构负责，鉴于这些工业对西德十分重要，因此认为这种机构不能只代表一个州。可是，在这个阶段，德国没有高于州一级的这种机构——确实，在英占区，州立法机关的选举一直到1947年4 月才举行。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不清楚的，就是如果让德国人自己来决定，他们是否一定会赞成国有化。即使工会，对卡特尔和托拉斯也不是那么故意加以反对的，而大工业家的统治，大部分一向是温情主义的，并不是不受欢迎的。社会民主党人赞成国有化，也不一定能在整个西德赢得多数。在一个占领区单独实行工业国有化，也不切合实际，肯定和波茨但宣言保证实行共同经济政策的精神不相符合（美国人曾经利用这个论点，否决了大黑森州宪法中关于工业收归国有的一项条款）。甚至在钢铁工业被宣布为公有财产之前，英国人接受了合并的原则，给了美国人在决策方面的直接发言权。现在美国人相信的是非卡特尔化，而不是国有化。mpanel(1);　　这样，在占领的最根本问题上，西德出现了政策上的冲突。导致德国工业支持民族主义扩张的过失，是由于工业规模过大和权力集中呢，还是由于工业的私有制？一方面，可以认为，造成沙文主义的各种力量，象对“鲁尔157 工业巨头们”产生影响一样，会对管理国有化工业的部长们产生影响，所以所有权的转移不会改变对外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规模大有利于效率的提高，而形成权力大大集中的倾向是由于基本经济力量的压力，因此，如果象卡奴特王那样硬要对之加以阻挠，肯定会遭到失败。如果对卡特尔化有坚决的要求而没有强大的抑制力，仅用立法手段去加以阻止，也是无能为力的。而且两种哲学部提出这样一个比较根本性的问题，即一旦认为把职权交还给德国人是经济恢复的先决条件，则任何一种违反他们的意愿而强加于他们的办法能执行到什么程度就很成问题。如果单纯改变经济组织，而没有随之改变可以影响管理经济组织的德国人的心理，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　　至于鲁尔区力量的集中，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煤业和冶金业垄断组织巨头斯廷内斯的继承者联合钢铁公司，控制了全国钢铁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二，占有差不多百分之二十的煤矿。克虏伯公司占有钢铁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十一，煤矿百分之八，而赫施集团则占有钢铁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七点五，煤矿百分之四。在1938年，六个集团共生产鲁尔区全部钢铁的百分之九十五；鲁尔区的矿有百分之五十五与钢铁业有直接联系。这样，煤价在牺牲矿工一些工资的情况下得以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而由此产生的损失却从廉价生产的钢铁所获的利润中得到补偿。　　英国当局并不严格反对分散力量的一切主张，确实，作为波茨坦协定的一个真心诚意的签字国，他们也不能这样做。可是，美国原来的建议，却把工业力量过分集中的定义规定为：雇用的工人超过三千，在任何领域里掌握的生产能力超过百分之二十，或者每年营业额超过二千五百万德国马克。英国人则一开头把工业力量过分集中的定义规定为：雇用工人超过十万名。此外，美国人要把非卡特尔化作为必须履行的义务，除非军事总督特准予以豁免。而英国人则要求军事总督在采取相反的行动之前，对任何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一定要确证为事实上的过分集中。英国赞成组织规模大，便于严密控制，而158 美国却赞成组织规模小，给予实际的行动自由。　　美国的建议提交管制委员会，没有结果。俄国人认为这些建议不恰当，还利用英国人的犹豫不决来证明英国人支持大企业。后来决定占领区合并，英美观点才比较趋于一致，并于1947年2 月公布了实质上相同的法令。克莱将军同意以一万工人为限额，一面却已经允许了某些豁免，结果引起他那些比较激进的顾问们的愤慨。可是，英国的法令对超过限额的企业，并不是强制执行的，而美国法令却是这样做的。对钢铁和煤炭企业则另予特别待遇。　　1947年初，伦敦的管制局重申政府关于基础工业国有化的意图。同年3 月在莫斯科会议上，贝文试图与马歇尔将军就这项政策取得一致意见。然而这位国务卿因为没有和克莱商议，表示不能同意。这时，克莱已经回到德国，他对这种企图十分不满，认为是要背着他对他所强烈反对的事作出决定。因此，这件事就送请克莱将军和罗伯逊将军来作决定。他们二人同意不采取任何不利措施来损害德国人将来希望建立的经济形式，让他们在再度掌握自己命运时从自由企业和社会主义之间自己作出选择。虽然这种解决问题的开明打算是无可非议的（英国保守党有时也曾赞成这个方案），但结果是，从此对国有化再也不采取什么措施了。只有美国能单独对德国提供必需的外援，从而能控制德国的经济政策。1947年秋，在英国无法维持英镑兑换时，美国人承担了提供双159 占区进口计划所需的全部美元开支。英国政府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接受推迟实现国有化的方案，希望一朝举行选举，可能会产生一个社会民主党占多数的政权来保证实现国有化（事实证明，这是徒然的）。在战事方酣之日，有些人会愤怒地反对把对世界和平具有这样严重后果的事让德国人自作主张。事实是，任何由英国管制人员片面强加于德国人的比较激进的政策将是违背美国人的意旨的。而这些人自己也不相信这种政策是明智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用民主方法来支持这项政策，肯定是个尚可议论的问题。但是，非卡特尔化是否能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或永久的取代办法，也是个问题，因为要旷日持久；不会有什么成就；在这里就不须加以叙述了。　　在俄占区，虽然国有化开始得慢，那里的情况就不一样，俄国人的首要目的是使工厂开始生产。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战争结束阶段接管了为厂主或经理人所遗弃的工厂，后来这类厂仍由他们进行管理。只是在非纳粹化委员会宣布没收纳粹分子及其同谋者的财产之后，才通知州政府去接管任何规模的工厂。到1946年夏，接管了大约七千个工广，其中两千个厂和合作社联合管理，还有两千多个厂和“有民主倾向的人士”共同管理。在萨克森和萨克森—安哈尔特等地区进展最快，也最彻底，在图林根和勃兰登堡进展最慢。就象在农业方面一样，整个进程做得象是德国人自愿的行动；946 年6 月在萨克森举行的一次公民表决，据说有百分之八十的票是赞成国有化的。但是，直到1946年底，纯粹德国的企业只有百分之四十收归国有，尽管这些企业占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　　然而，仍在私人手中的工厂是不准自行其是的。在初期就引进了俄国计划生产的方法，对每一个企业规定了定额。尽管俄国人毫不迟疑地采取制裁手段，或许使漏报产量的情况不如西部那样严重。使生产计划与消费互相联系的问题并不存在，因为根本情况是供不应求；只不过是根据现有的总产量，计算一下可能增产多少，从而确定原料160 供应、分配、零售和出口的定额罢了。还有是通过银行去进一步加以控制，银行是受中央财政管理机构管辖的公共机构。　　然而在工业领域里，有一个特殊的飞地，1945年12月间，苏联军政府公布了属于德国政府、纳粹党及其他非法团体的二百个企业的两份名单，这些企业不予拆除而转为俄国所有，“以提供就业机会，并以部分产量维持德国经济”。这些工厂由柏林的一个中央机关控制，和这些厂有联系的，有负责运输和银行业务的专业附属单位。1947年设置了中级管理机构来管理每种工业的所属工厂。这些企业里的所有高级职位都由俄国人担任、德国的地区行政机构对之无权过问。而各厂所需原料，尽可能从德国资源中供应，如果主要原料确有短缺，则可以从国外进口，甚至还可以从俄国进口。大约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产品在德国销售，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德国人的慈悲，而是因为这些工厂是生产重要产品的，没有这些产品俄占区就维持不下去。这是一个巧妙的策划，几乎使俄国人同时一举两得，且不提1947年春有些厂归还给德国人时所表现出来的效能了。　　可以看出，同西方盟国相比，俄国人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需要具有明确的意图，而且敏于采取应急措施。但是，仅从本卷所包括的很短时期内的有限资料来进行这种比较，是危险的，因为从这样一个有局限性的角度来看，俄国人好象在分散工业家们的力量、重新开始生产和取得战争赔款等方面，做得比较好。到后来事情才变得一清二楚，原来他们是以脱离劳动群众和放慢生产为代价而做这些事的，最后要使占领区工作维持下去，不得不实行残暴的专政。可是，在所有权和组织形式方面所进行的过激的变革，要使之全部恢复原状，是永远办不到的了。　　第三节 财产的管制　　最后，还须提一下关于西部占领区内对属于国家、纳粹党及其附属机构、出名的纳粹党人或其同情者以及被逮捕或开除公职的人的财产所采取的政策。这种财产多数被充公，由管制工作委员会保管。在英方和美方的法律161 管理处里设立了财产管理分处来处理这类事项。既然很清楚，不能让所有的财产（大部分是工厂和设备）搁置起来，只有准许盟国人员或和纳粹没有瓜葛的德国人去使用和经营，一般要付租金，所收的租金存入冻结款项帐下，财产所有权不准转移。开头的用意是，到将来某个阶段，四国对所有这类财产的处理将作出决定，在这以前，财产必须予以冻结。以后看来四国对此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便另外产生一种假定，就是说占领当局把权力归还德国人时会对财产作出安排，这将成为执行财产转移协议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时也就会决定由谁来接收冻结的资金。由于财产管理分处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律师，因而采取此种不表示确定意见的态度是合适的，但是在盟国政府对财产如何处理问题没有集体地或单独地作出任何其他决定的情况下，这种制度本身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一方面，选择适当的新厂主是个问题。往往还有一个危险，即在盟国权力管辖下进行的财产转移，在占领期满后，可能被德国政府取消。此外，占领当局还须对各个人秉公处理，这样就可防止他们永远剥夺他人的财产，即使是有所补偿。可是，另一方面，有些财产对社会非常重要。倘若能够选出适当的德国人来暂时使用这种财产（而且也不得不这样做），这就很难说为什么有时不能让个人永未取得产权。为了对付将来的德国政府有可能取消以前的决定，应在占领期间进行许多改革；让别的德国人成了实际上的所有主，至少将使取消过去的决定较为困难。任何性质的再分配拖延的时间越久，以前的所有主收回财产的机会就越大。而以前的所有主被剥夺使用权，是因为他们对“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给予积极的支持。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占领当局宣布要予以根除的。这个问题是个人非纳粹化问题的主要部分，但到处都一样，英美人虽然花了好多时间和精力不让一些人占据要职，却对于保证适当人选担当重任并尽可能使他们固守岗位则很少注意。按当162 时的情况来看，好些拥护盟国的德国人取得的财产所有权是靠不住的，而他们却需要这些财产来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因为，当最后和德国当局进行财产交割时，讨价还价的事情太多，几乎没有时间使所有这类情况都得到充分的保证。盟国不愿干涉私有财产，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干涉，占领的根本目的能否达到，就成问题了。在取得这种财产的过程中，纳粹党人毕竟还是进行过粗暴干涉的。而盟国进行干涉的恰当时机，就象占领工作的许多方面一样，应该是在占领开始的时候，那时人们指望采取彻底的措施，而且盟国当局有充分时间掌握新的所有权，直到它能熟悉情况为止。　　第十一章　解除武装、归还和赔偿　　在占领的头二年，很多盟国军官在德国忙于寻找和销毁军用物资、武器、弹药和防御工事，解散德国武装部队所属各部门，以及系统地销毁一切军事档案，包括人员名单。然而，这项工作很少涉及政策问题，就不详细记载了。无论如何，在西部占领区内，这项工作是做得认真彻底的，虽然俄国人在这点上表示怀疑，甚至不断有怀疑的感觉。英国人把尚未释放和复员的德国武装部队人员置于他们的军官管辖之下，这种办法为俄国人提供了怀疑的口实。向西方军队投降的有七百万士兵，解散肯定需要时间，因此不能让他们完全处于无组织状态。保留原有的编制，由他们自己的军官来和他们打交道，从行政管理的意义上讲是妥善的，但使俄国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利用这点来加以宣传，说什么保留这些编制是想利用德国人作雇佣军来打俄国人。1945年11月初，这件事在管制委员会内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结果英国提出了一项计划，把剩下来的一些部队单位予以解散，并在解散前，先把它们分散开来。当然，德国人继续在各占领区当占领军的仆役、司机和其他从属人员，而英国人认为管理这些人员最有效的办法是把他们编成服务组，置于工长监督之下，不准佩带军章。这个办法是无可非议的，甚或有利163 于安全，可是俄国人始终抱着怀疑态度。　　另一个引起摩擦的原因是穿德国武装部队制服的问题。在1945年秋，穿这种制服是管制委员会所禁止的，可是当时缺少衣服，许多退役军人（特别在他们无家可归的时候）没有别的服装可穿。在西部占领区内，只令取下一切军衔标记，不反对穿德国军服。俄国人的做法却不同，下令不准穿军服，明确指出必须执行命令，这对退役军人未免苛刻，逼得他们想出种种应付办法。俄国人对西方盟国不这样做很不理解，把他们的人道主义动机误解为对军国主义暗中表示同情。当1946年4 月间外长会议在巴黎召开的时候，俄国人再度谴责英国人未能对德军解除武装。这个申诉提交给了管制委员会。管制委员会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巡视所有四个占领区并汇报解除武装的进展情况。但是美国人坚持这个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应包括拆除军事工业，俄国人却不同意。结果管制委员会未能打开僵局，只有交给各国政府来处理。最后这个专门委员会始终未能出发到各占领区去进行调查。　　实际上，在指定成立该委员会的时候，英占区内的退役士兵只有七千名尚待遣散，他们都不是德国人，不愿回乡。还有十万六千人在服务组工作，三千四百人被监禁着。到1946年7 月，找到的武器和弹药约有四分之三已被销毁，包括所有的飞机，剩下的军需品大部分需要倒入海内，直到1947年初才最后处理掉。大约有同样数量的主要军用建筑物被毁掉，还有一百二十个飞机场移作生产粮食之用。对次要的建筑物，由于有一些盟军需要使用，拆毁工作进展较慢，而对剩下的一部分，是否可以充当和平用途，必须逐个加以考虑，但管制委员会的计划规定到1951年6 月完成清理工作。在美占区，工作大致是平行地进展的。而大量事实证明俄国人把他们认为有用的物资保留下来，并在其占领区内生产大量军需品。　　在这整个时期内，一揽战犯仍被监禁在德国以外，其中大多数是在大战结束阶段前被俘的。鉴于当时德国缺164 乏粮食和住房，却有充分的人力，而别国却需要劳动力，因此这些人的尽早复员并不被认为是当务之急。例如，在英国，如果没有战俘劳力的话，农产量肯定会下降，这样可以用来援助德国的粮食就会减少。此外，感到担心的是，把没有亲身经历过德国崩溃的笃信纳粹主义的人仓卒遣返，就会加强德国国内敌视民主的力量。如果认为这种担心是正确的，只有把亲纳粹的分子留在国外十多年，才能适当地解除忧虑。可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决定按照各人的政治历史情况来甄别战犯，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可靠分子”（也就是反对纳粹主义的人），在遣返前给以某种训练。这种训练和德国国内教育部门所进行的工作是同时并进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十二年纳粹统治所造成的一般知识的缺乏，俄国人则给他们的许多俘虏以不同的训练，灌输另外一种不同的思想。　　1946年8 月间，英国人在议会的压力下，提出了一个从英国遣返战俘的计划。对“可靠分子”、因特殊情况应予照顾的人以及具有技能为德国所迫切需要的人，予以优先考虑。第一个月遣返三千人，以后的平均遣返人数增加到每月一万五千人。那年9 月，估计在英国适合遣返的战俘有三十九万四千人，在英联邦其他地区还有五十万人；在中东的战俘，由于缺乏运输工具，遣返特别成问题。在俄国的战俘，估计为八十九万（1947年3 月莫斯科会议上官方发表的数字）到三百五十万人；如果后一个数字过高，那么前一个数字肯定太低了。大约有十万名病残战俘已于1946年夏季遣返，还有十二万个“可靠分子”于8 月底在东德普选前被释放了。法国差不多有一百万名战俘，其中有许多是在前几个月里法国被说服释放其他国籍的战俘时，与美国交换来的。这些德国战俘直到1948年4 月才全部释放，其中有七万五千人自愿留下。最后一批德国战俘是在1947年6 月离开165 美国的。据说，南斯拉夫、比利时、荷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那时共有十六万名战俘。　　管制委员会的另一个行动是寻找德国在1940年和1945年间从被占领的欧洲攫取的私人财产，并将其归还原主。这类财产的清单读起来好象一家成批回收废品店的存货单，处理的产权有：一千一百十三个教堂里的钟，二千条驳船，一千一百只小船，七百个火车头，一千六百七十匹马，二千八百辆铁路货车，一万四千五百件衣服，二千六百台无线电收音机，大量的机械，霍勒里斯机器，家具，可移动的油泵，马戏场设备，从万森博物馆攫取去的一整批殖民地树木的科学珍藏，荷兰女王的皇家火车，实验室，镭，无轨电车，马达救火机，地毯，钢琴，飞机推进器，高加索的卡拉卡尔羊，雪茄烟和三十六节货车装载的艺术品。若讲掠夺，德国人树立了一种典范，真是无奇不有。　　非军事化的最重要而又最艰巨的部分，无疑是拆除兵工厂或能用于战争目的的工厂，以及超过和平时期生产需要的多余工厂。盟国的领袖们在波茨坦同意于两年内完成整个工作时，不可能预见到这个问题后来变得多么复杂。在实际拆除工作开始前，必须采取五个步骤：　　（1 ）对个别工业准许什么生产水平，要确定下来。（2 ）经济管理局必须决定在这个工业中为达到所准许的生产水平，哪些厂是需要的，哪些厂是多余的。　　（3 ）对每个多余的厂必须按照协议的原则进行估值。　　（4 ）对可以利用的工厂，必须列具名单交各个有权获得赔偿的国家传阅，以便它们能投标认购它们所需要的厂。　　（5 ）工厂必须在各申请国之间进行分配。对于一些准备全部关闭的工厂，头两个步骤当然可以不采用，七十四个厂就这样选定下来，于1945年秋预先交出名单，尽管英国人表示反对。另一方面，后两个步骤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重复，因为管制委员会首先要在东166 西方之间进行分配，接着指定分给西方的工厂必须由驻比利时的盟国间陇争赔偿管理局来进行分配，这个机构是按1945年12月巴黎赔偿协定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在那次会上，还共同拟定了一份表格，指明总数中哪一部分应归哪个国家。盟国间战争赔偿管理局直到1946年6 月才进行分配，那时有个别的厂当然早已被拆迁了。例如法国人早已把曼海姆电厂拆迁，以供卡昂地方的需要。mpanel(1);　　克莱作出关于暂停移交各厂的决定，并没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因为，除了预先交出的那份清单上所列各厂外，工作都在其他各个初步阶段进行着。此外，在6月28 日，经决定，对美占区内专门从事军用物资生产的一百十七个厂免予摧毁或拆除。英国人作了同样的决定。这就使协调委员会能够在1946年10月签署一项共同议定的关于摧毁一切战争潜力的计划。每一个占领国要公布其占领区年兵工厂的名单，然后制订出摧毁这些兵工厂的计划。其他属于准备减产而不予淘汰的工业，其工厂的命运如何，须待工业水平计划是否修订再作决定。结果，盟国间战争赔偿管理局于1946年年底所接受分配的工厂只有三十一个，价值为六千四百万德国马克，而这一机构的任务看来变得只管分发机器了。修订过的英美双占区工业水平计划是在1947年8 月遭到法国的抗议之后公布的。这个计划把要拆除的工厂从一千六百三十六个减少到六百八十二个，其中三百零二个肯定是属于军事性质的。剩下来的三百八十个厂，是根据这样一种原则选定的，即在任何一个工业方面，要拆迁的厂，其生产能力仅相当于希特勒当权时期为准备战争所精心建立起来的工厂的生产能力。在1949年，甚至这种要拆除的工厂数字又按比例减少了。　　不能认为盟国拆除兵工厂严重危害了德国经济。后来的估价可归纳如下：西部占领区赔偿的最高数字估计占工业总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五。用作赔偿的工厂主要是那些以和平时期生产结构来衡量存在着生产过剩现象的工业，如钢铁、化学和工程等。事实上，西部占领区的赔偿只达到计划数字的四分之一，而且分几年偿清。奇怪的是在1949年达到最高点。直到1946年底，才拆除了一百个厂，按照战前价格估计，值二亿一千丑百万德国马克。到1949年底，累计达到七亿一千四百万德国马克。而原来的估计数字167 是三十亿德国马克。赔款额总数等于1949年新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虽然东部占领区的战争破坏和战争赔偿都比西部严重和庞大，即使在东部这两种数字总计也没有超过1936年以来工业资金增加的数目。　　战后的德国具有比战前同一地区里更大的生产能力，赔偿实质上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虽然人口增加了，但必须看到，战前很大一部分工业是从事军备生产的。农业和运输方面损失最小，因为有从别国掠夺来的牲畜和车辆作补充。　　但在1946年，甚至在1947年，不可能预见到事态发展的结果，以致盟国拆除兵工厂的政策引起了几乎德国各界人民的恐慌和反对。他们准备接受摧毁军火工厂以及诸如修理潜艇的掩体装备等，但是原计划包括双占区内不属于这一范围的一千三百三十四个工厂，甚至在1947年的修正计划中还包括三百八十个工厂。面对着一连串的反对、抗议、罢工和恫吓，有些行动，诸如汉堡的勃卢姆和沃斯造船厂或埃森一博贝克的克虏伯钢厂的拆毁等，还是不得不进行到底：这些厂雇佣的工人（往往是流亡难民）冒着个人生命危险进行反抗。果然不出所料，德国当局找出种种借口来反对拆毁这些厂，而盟国却须对各方面的要求和建议进行调查研究，越发延长了本已拖延很久的进程。这种拖延是整个事情最令人不满的方面，而所以拖得那么久，是由于盟国想对这样严峻的问题尽量做得细致周到以及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所造成的。　　因为，如果全部拆毁工作能够按照原定办法于l947年8 月前完成的话，事情就大不相同了。德国人在对战败所受的打击记忆犹新的时候，可能不会竭力反对拆毁工厂的政策，而且，在几乎不可能获得新厂的时候，移交的机器对接收者来说价值要大得多。实际上，许多机器运到时已开始变得陈旧，而对德国人来说，用新厂来填168 补这个如此方便地腾出来的场地，是件荣幸的事。德国政府甚至以补偿盟国充公的财产为借口，能对重新装备的费用予以补贴。但是，如果要尽快地完成拆毁工作，那么或者要把计划范围缩小，或者要采取一种简便得多的手续。　　事实上，这一进程拖延拉长，伤害了占领国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获得的持久利益非常少。一旦德国人恢复了信心和精力，他们就寸步必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对拆毁了的工厂的工人，美国人本来不打算给他们提供另外的就业机会。在英美双占区有五十万失业者，更多的人勉强维持朝不保夕的生活，受到这种影响的工厂，其人员对于寻找其他工作的前景，对于盟国的政策加在他们及其同伙身上的压力不得不感到恐慌。即使向他们解释受影响的工厂在工业中所占百分比很小，他们也得不到什么安慰，因为他们即使不是依靠这很小一部分工业过活，他们也知道有别人靠此过活，而且有理由设想，如果这个百分比扩大，自己所在的企业也可能成为牺牲品。这样一来，要煽动民族主义之火是不乏可加的油料的，而实际上西德的全部人口，不论工人和雇主，不论保守派和社会主义派，不论男女，都加入了反对盟国政策的行列。广义地讲，事态已发展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即使说拿走的物资只是用以赔偿纳粹政策对别国所造成的损失，也没有说服力，就算不谈发动战争是犯罪的行为。若说这些厂对和平时期的需要是多余的，德国人立即会回答，新德国因人口增加了五百万，国内生产的食物缺乏，所以比以前需要更多的工业。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在所有的占领区内，关于推行这种政策的理由和范围，向德国人所做的解释工作太少了。但是，即使情况有利于进行这项解释工作，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要想大力引起人们更多地注意这个话题，可能引起更大的反感，而不是消释疑虑。　　要给德国提供一种合理的生活标准，要使民主制度169 有生存的机会，要想得到德国人的合作（这是恢复经济所不可缺少的），拆除工厂的政策不得不放松执行。如果迟迟不放松，达到其他那些目的也就要推迟了。这点同样适用于没收个别德国人在国外的资产，包括财产，以及诸如专利权、商标等。德国人埋怨这是违反国际惯例。对于这种埋怨可以立即援引纳粹党自己过去违反这类惯例的事实来加以反驳。今天个别人，作为参与国家所有行动的一分子，也不能指望推卸自己的责任（即使从他未能阻止这些行动的意义来讲）。实际的困难是难以使遭到损失的人甘心蒙受损失，而为了不使关系永远坏下去，这种协调也是必须做到的。经验只显出在计划阶段有些英美人原已预见到的进退两难局面罢了。惩罚性的解决办法怎样才能使迟早总要找到的积极解决办法不至于受到挫折呢？　　设备的拆卸和转移，同二十五年前用外汇支付赔款的办法相比，结果证明在技术上也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指望德国对遭其破坏的一些国家重新提供设备，并暂时用其现有生产品来供应这些国家的需要，是完全合理的，而且结果可能是合乎这些国家的长远利益的。但是这会引起别国生产者的强烈反对，要不然，他们可以承担填补这个空隙的工作。此外，用现有的生产品来支付赔款，意味着减少出口方面的岁入，会引起英美当局的强烈反对。同过去一样，看来现在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从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取得赔偿，那就是把他们当作农奴看待，让他们为胜利者当奴隶。可是，这样做的人是不会讨人喜欢、受到效法或支持的。而如果奴隶关系在原则上被认为是错误的，那未问题就变得更加因难了。　　第十二章　非纳粹化　　非纳粹化也许确实是占领工作方面最有争论的部分，但是由于记不清这个政策为什么提出来，其目的又何170 在，所以很大一部分指责是极不中肯的。脱离当时的背景来研究问题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此事也不例外。追溯一下非纳粹化的由来，可能不会使争论结束，可是至少会把争论集中在一点，即在当时的情况下，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行不通的。　　一个多少要用自由主义政府装饰门面的现代工业国家的人民，如果不是被一种从事于十字军东征似的神圣事业的信念所激发，他们是不可能被引诱去经受战争的艰辛劳顿和单调无趣的。如果对他们说，战斗是为了生存，这句话无论多么真实，似乎还嫌不够；必须使他们感觉到，为生存而斗争是关系到世界大局的事。张伯伦在1939年9 月3 日说过：“我们将要与之斗争的是那些邪恶的东西”，随着战局的进展，人们愈来愈倾向于认为邪恶就是纳粹主义。罗斯福说过：“无条件投降意味着纳粹主义和纳粹党的完蛋，纳粹主义一切野蛮的法律和制度也随着完蛋。这就意味着在德国的公共生活、私人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一切军国主义影响的消失。”丘吉尔也差不多是这样说的：“我们要一道战斗下去，直到……把纳粹主义连根拔除，使纳粹党再也没有力量继续为非作歹。”他们所允诺的是不但要根除纳粹主义，而且要树立正义。“德国所有那些对人类痛苦直接负有责任的人，应予以严厉的惩罚。”“正义一定要伸张，凶恶残暴之辈必须给以应得的惩罚。”俄国人也表示了强烈的愤慨，虽然他们的主导思想表现得比较露骨。在战争结束对，集中营里骇人听闻的情况一透露出来，终于证实了以前已经传开的确有根据的关于集中营里种种暴行的消息。人们一致认为，对犯了这种惨无人道的罪行的人，如果继续让他们掌权，则侵略的丑恶惨剧还会重演。必须采取某些行动去拔除德国公共生活中的种种弊害的毒根。也有好些人，不一定是嗜血成性或野蛮残暴，他们感觉到有充分事实证明，纳粹分子的行为不论用什么样的文明标准去衡量，也是邪恶的，决不能不予制裁。纳粹党魁们对文明社会的原则漠然不顾，只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　　因此，战争一结束，普遍一致的意见是“纳粹主义必须根除”。“根除”这个词用得非常有意义；一个政治信条往往很容易被当作恶性肿瘤看待，以为能用物质手段去17加以处理。能在惩罚罪犯和肃清其支持者的影响之间划清界限者，为数不多。而肯花点工夫去确切解释一下“纳粹主义”究竟是什么，或者考虑一下一个过于概括的定义具有什么含意，这样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如果其含意是认为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德国已经深深地扎了根，以至于不能根除，那毕竟是太悲观了。惩罚的政策比较强调惩办，而积极的政策则必须假定有转化的可能。所以在任何占领政策中，某种非纳粹化的措施肯定是一个必要的因素。　　清除纳粹分子的另外一个理由当然是为了安全。一旦采取完全占领的政策，对反抗行动的可能性就要予以很大的注意。在占领初期，纳粹主义实际上出人意外地消失了，这和严厉的防范措施不无关系。纳粹党曾有八百万成员，另外在各附属组织里还有四百万人，约占人口的五分之一。在第三帝国摇摇欲坠走向崩溃的时候，关于纳粹党人策划地下活动的传说和韦雷沃尔夫组织在准备行动的威胁甚嚣尘上。那些对德国传出的迹象进行研究的人们倾向于持有这种严肃的想法。即盟国要求无条件投降这件事可能被纳粹党人利用来否认德国已经屈服，或者否认积极的作战状态以及它所证明为合法的一切行动已经停止。事实上这些顾虑是受了宣传的影响，而不是产生于现实情况。上述种种顾虑，对于盟国司令官所应持的态度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他们一开头就下决心坚持彻底清洗。把非纳粹化工作交给公安部门去负责，在初期是比较有道理的，到后来还这样做就不那么合理了。　　但是，在考虑实际贯彻执行非纳粹化措施的时候，出现了五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如果当初对这五个问题都清楚地加以阐述，以后的工作就会顺利得多。　　（1 ）哪些人该撤职？显然，头头和一切比较危险的人物必须撤掉。可是，谁该算是头头？显然不可能把占人172 口五分之一的人都拘留起来，或完全不让他们担任公职。事实上，什么是纳粹主义？特别是对那些只是为了保持职位而参加纳粹党的人该怎么处理？　　（2 ）假定能把那些需要撤职的人员大致分成几种犯罪类别，那么对各个人该属于哪一类又如何来鉴定？简直不能指望他们对自己进行甄别，也不剪能指望他们甘愿静候别人来对他们作鉴定。盟军中懂德语并了解德国政治情况、有把握做甄别工作的人员也不多。倘若让德国人担任这项工作，恰当的人选怎么定？例如，不可能用德国的审判官来担任这项工作，因为所有的审判官必须是纳粹党员。反纳粹的人并不等于是当然的适当人选，而且也不能只凭他们个人的白述就接受他们。对那些自称是有名无实的纳粹党员的声明，怎么来加以鉴别？很清楚，会有许多人提出这种声明而又拿不出充分的证据。（3 ）鉴于以前绝大多数高级行政人员都是纳粹党员（无论是通过挑选或者是为了情况所需要），把他们全部撤掉，将使管理国家的工作极端困难，尤其是在战争及其失败造成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行政管理方面要求具有很高标准。怎样找到足够的干练人员来管理国家？何况在德国投降前的设想是强调尽可能让德国人自己管理自己。　　（4 ）从长远着想，对所有被撤职的人员怎样来处理？不可能无限期地把他们关起来，甚至也不可能不让他们担任公职。这样做会引起骚动，使人忘掉他们受惩罚的原因，并会在许多民主国家内引起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对他们表示同情。某种大家认为公道的量罪处罚的制度必须建立起来。为了做到公平合理，各个案件需要按照普遍适用的法律条款和量刑标准来加以考虑；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反盟国自身认为一直在为之奋斗的法治原则。但是，这就意味着需要建立机构和搜集证据来审理八百万人，这是一桩庞大而又耗费时间的工作。　　（5 ）而且，除非犯罪者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思想有所转变，撤除公职除达到惩罚的目的外，完全是有弊无利的。因为，有关人员只要有才干，一旦惩罚期满，在社会上还会重新掌握领导职位。如果那时他们还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他们受到的处分可能一到占领结束就会煽起他们的仇恨，播下民族主义反动的种子。能够做些什么事使他们的思想有所转变呢？怎样来证明他们的思想确已转变了呢？173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采取的步骤是提出惩处战争罪行的方案。这些方案的拟订以及在纽伦堡和其他地方进行审讯的情况不属本卷范围，但是必须记住这两方面的进展情况乃是非纳粹化的主要背景。此外，把纳粹党党卫队等组织作为它们本身就是犯罪组织而予以起诉，使彻底搞好非纳粹化工作的问题复杂化了，因为据决定，这些组织的成员必须看管起来，在原则问题未澄清前，不可能进行审讯。　　考虑到盟国的政治家们都强调必须“根除纳粹主义”，出乎意料的是，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都认为非纳粹化是理所当然的原则，而没有试图决定确切地该做哪些事。这个原则的实际含意似乎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六七号指令中才第一次详细载明，其中第六条的原文如下：mpanel(1);　　所有参加纳粹党的活动而不是挂名的党员，所有纳粹主义或军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以及所有其他对盟国目的抱有敌意者，都要撤销公职，都不得在半官办及私人企业或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这种企业或组织包括：（1 ）市政、经济和劳动组织；（2 ）德国政府或其附属部门拥有重大财政利益的法人组织或其他组织；（3 ）工业、商业、农业和金融业；（4 ）教育机构；（5 ）报刊、出版社以及其他发布新闻和宣传材料的机构。凡有下列行为者均不得视为挂名参与纳粹党的活动，而应认为是纳粹主义或军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1 ）在党内及其附属组织内，或在宣传军国主义的组织内担任过地方到国家一级的职务，或以别种形式积极参与过这方面的活动；（2 ）受权或肯定参与过纳粹的任何罪行、种族迫害或歧视行为；（3 ）曾经公开宣称笃信纳粹主义、种族主义或军国主义；（4 ）自愿向纳粹党或纳粹官员和领导人提供巨大的道义上或物质上的支持，或在政治上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对以上各类人，不准因为行政方面的需要、方便或权宜之计，留在上列各类职业范围内。　　把领袖们反复申述的内容详细地写进指令，这样认真做的原因是出于华盛顿方面恐怕军事管制当局对德国人不够强硬，这恰巧极其清楚地表明了打算进行的工作规模之广泛。如果要把纳粹分子驱逐出工业、商业、农业和金融业，驱逐出政府部门和教育、新闻事业，实际上德国人生活中将没有一处不受到影响。然而鉴于在对德国工业家们的一些审讯中透露出来的情况，很难说这样大幅度的清除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如果要把工作搞得彻174 底的话。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当然是要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遵照执行的，尽管，如前所述，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意见，而下级的美军司令官们也往往自行其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对计划的主要附加条款是开列出有嫌疑组织的名单，并把这些组织中各种不同职务的人员分为三类：即“必须下令逮捕”，“必须撤职”，“是否撤职尚须斟酌”。还决定那些在1937午以后参加纳粹党的人应视为确系“挂名”党员，理由是到那个时候（纳粹党员名册由一度保密转为公开）重要的职位必须由党员掌握。这个决定虽然是合理的，但也表明问题是多么复杂，因为这样一来，盟国就不能起用那些早年参加过纳粹党的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原希望该党真会实行其申明过的某些宗旨，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而脱了党。然而，在当时情况下，根据既定政策，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指令可说是制订得再好不过的了，因为这些指令给了下属官员们一个相当明确的指导。用这种方法来对待一种不能预测和必然要变化的情况，看起来好象是不朗智的，但是任何其他安排也会大大增加立刻发生的种种矛盾。　　当然，计划和现实不久就有距离了。虽然某些出名的纳粹党人转入地下，但在1945年9 月美占区已有六万六千五百人被拘禁，同年年底，英占区有七万人被拘禁。另外，从1945年5 月到1946年9 月之间，在英占区有十五万六千人被撤职，还有八万六千人申请到具有禁止性质的部门工作而遭拒绝。对有关必须撤职和是否撤职尚待斟酌的指令应如何解释，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如找不到适当的人来代替时，纳粹党员可以留在关键岗位上，这些问题都发生了困难。7 月份，美军某一司令部发出一道命令，规定从所有这类关键岗位上撤销纳粹党员的职务，一律改为斟酌执行而不是强制执行。这分明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六七号指令的规定，而巴顿将军却把纳粹党员和非纳粹党员的关系同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关系进行类比，认为拒绝执行非纳粹化的指令175 是正当的。多亏在德国的美国新闻记者们直率的报道，结果在10月间把他撤了职。有两个独特的案件引起了纷纷议论，一是法格茨先生被美方任命为不来梅市的市长，然而他曾经当过纳粹省长的柏林代表；一是原来由美方任命的科隆市市长，由于他同国社党有瓜葛受到了抨击，在10月间被英国人撤职，理由是他在处理住房问题上没有尽到责任。他的名字是康拉德·阿登纳。这个事实正清楚地说明订下这么一个严格的标准，缺点是不少的。美军当局有好几个月拒绝把在美占区内负责运输业务的纳粹党员撤职，理由是这会引起运输瘫痪，可是当克莱将军在1945年12月间坚持把运输业务移交给一个在他的工作人员监督下的德国管理局来管理时，撤职的决定就执行了，并没有造成什么灾难。在英占区，粮食和农业管理处比较成功他说服其上级相信在面临当前粮食匮乏的情况下，不可能冒着供应脱节的风险而撤销纳粹粮食采购机构（中央农业管理局），尽管从农民征购来的粮食不足，有时据说是由于担任这项工作的德国人不可靠。盟国专家们拒绝十分严格地实行非纳粹化，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这意味着用业务比较生疏的新手去代替受过训练的熟手，纳粹官员并不是那么一下子就会暴露出他们的缺点的：不善于找出马脚的盟国军官们碰到显然和他们同样类型和同样背景的人，就感到为难了。　　为了解决鉴定纳粹党员的问题，盟国设计出一种个人问题登记表（Fagebogen ）。如果这件事做得有些近乎是酒楼茶肆中的开玩笑，那么缺点不在于这件事本身（其目的不过是搜集判断个人情况的证据），而在于不可能立刻建立起一个制度来处理这些材料。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理由，一位军政府官员在某地呆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是例外，而新来的人每每感到难以发现他们的前任做了些什么，更不要讲为什么要做的理由了。所以德国人只得填写一连串的个人问题登记表，向每一个新来的当局递送一份，指望能有一个领导人给他们定一个确定的和公认的类别。他们的希望每落空一次，他们对盟军这种176 办法的信念就减少了一些。然而在集中研究——实际上就是通过四方谈判——制订一种程序并把适当的指示传达给地方官员们以前，地方官员们对于个人问题调查表，只是向身边的公安和反间谍部门的同事们征求一下意见，以便决定暂时让这个人留在原来的岗位上或任命他担任另外的职务有无危险。而负责回答这类问题的官员们在作出回答时所掌握的证据又极不充分。个人问题调查表本身漏洞很多，很容易让填写人弄虚作假；为了堵塞漏洞，把表中提出的问题逐步增加到多至一百三十三项，盟国官员中会讲德语并熟悉德国情况的又为数很少。大多数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又不得不担负特殊的任务，于是非纳粹化的问题就照例交给那些在美国或英联邦各国公安警察部门任过职的人。如果说指导谁该撤职的原则并不总是很呢确的话，那么指定由谁来补缺的原则更是儿乎不存在了。最省事的办法是征求德国人的意见——但是妨碍盟国官员作出判断的那些因素，也同样妨碍他决定应听取哪些最好的意见。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挑拨是非，飞短流长和耍弄阴谋就极为盛行，或者是让那些嘴巴灵巧又善于看风使舵的人、道貌岸然的反动派或者可以冒充不关心政治的保守分子占了便宜，那就不足为奇了。　　在最初几个月，俄占区的情况似乎也没有多大出入，虽然那里成立了反法西斯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活动又受到了支持和鼓励、因而使得征求德国人意见的问题大大简化。俄占区把非纳粹化的责任交给德国人担负的甚至比美占区还要多。俄国人并未有计划地把共产党员都安插在所有重要岗位上，而且能够毫不踌躇地任命那些估计会被他们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人去任职。俄国人用什么人是根据他们对某个人能不能唯命是听的估计，但是也让人明白无误地知道如果不中他们的意，处置起来是毫不留情的。正如一个俄国人向一个德国人所说的那样：“因为我们不大可能在政治上受影响，我们敢于尽量利用纳粹分子的聪明才干。对于你们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因此，他们起用马克格拉夫为柏林市警察局长，让施泰德勒在他们的经济管理机构中任职，让贝希勒当勃兰登堡州的内政部长，此外还使用了代表纳粹政权在巴尔干各国多次进行外贸谈判的兰德韦尔、第三帝国首屈一指的机车工程师奥赫尔和坦克专家奥古斯廷。法国人同俄国人基本上差不多，原则上不信任一切德国人，但是却认为，通过接触，就能识别谁在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工作靠得住。所以法国人对于纳粹分子的经历不是那么挑剔的。177 然而原来的意图是在四国共管的基础上统治德国，为此，在非纳粹化方面如在其他方面一样都必须拟订出共同的方针政策。拟订这种政策的第一步已在波茨坦协定第二部分第三、第五、第六段中有所规定，而这些规定又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六七号指令所体现的政策的继续。第二个必要步骤就是根据经验拟订出更详细的有关逮捕和撤职的类别。内务和交通管理局进行了这顶工作，因而在1946年1 月盟国管制委员会颁发了第二十四号命令，这项命令不过是把美占区和英占区业已实施的政策略加修改而已。它对被逮捕和撤职的人最后怎样处理的问题仍无规定。1946年10月颁布的第三十八号命令中有四国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这个方案基本上代表了美英双方准备采取的方针。但是在此项命令颁布以前，无从着手对非纳粹化问题采取最后行动，结果使得成立必要机构的问题在占领的头十八个月里实际上挂了起来，尽管法国人和俄国人在起草有关法律过程中都运用各自的影响力求条文规定从严，然而他们对已经制定的法律并不认真对待，这就使得情况更加难以令人满意。英国议会对这一结果的批评是不合情理地过于严厉的，正如当时海因德所解释的那样，为了应付法国人和俄国人，英方曾经不得不作出很大的让步：　　我们在德国政府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发言权。……在管制委员会中即使我们按照民主的原则办事而不采用否决权的原则，当我们发现我们的伙伴在某一政策上意见一致时，要想在我们的伙伴们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决策上采取一种含有否决性质的态度，而又毋需面对一切反击，那是非常国难的。　　实际所采取的办法是采用包括一百三十三项问题的登记表（Meldebogen）的新格式，对几乎所有的成年进行甄别，这在美占区贯彻得非常彻底，就是德国人自己去搞，也难以比它高明。美方当局要求每个十八岁以上的人填表登记。结果造成三百万人受指控，九十三万人被判刑。在英占区，到1949年1 月1 日非纳粹化工作最后结束时，共计有二百十四万四千零二十二人受审查。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只有得到德国人的协助才能实施；在美占区，最高峰时共有五百四十五个法庭进行审理，工作人员达到二万二千人。这一套法庭组织受美占区三个州总178 理签署的“清除国家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法律的约束，规定从1946年6 月1 日起，各州由一位专门的“政治教育部长”负责一切非纳粹化事宜，但在政府部门及报刊、电台等直接影响舆论的机构中任命职务均属例外，仍由美国人自己作主。　　按照这一制度，对每一份强迫登记的表格，都必须予以审查，分别列入下面五类中的一类，首犯，罪犯，次要罪犯，从犯，免予追究者。对每一类都按情节轻重规定大小不等的必要的处罚，例如对主要罪犯判处监禁两年到十年，强迫劳动，没收财产，褫夺公职，褫夺公权等。对从犯则仅要求他们向纳粹受害者救济基金缴纳款项。对各个案例都有定期复审的规定，如悔改表现良好可改变其犯罪类别，降为次一类。最后，每人都发一张格式一样的身分证，上面载明持证者在非纳粹化法律下的身分；作出了安排，使身分证在西德全境有效，以免无休止地重复进行审查（除非发现犯罪的新证据）。1945年夏在慕尼黑造纸厂中即将化为纸浆的废纸堆里意外地发现了纳粹党党员及辅助人员的完整卡片目录（德国人也许认为把卡片烧毁是不应该的浪费），这对核实表格中所填写的内容是否真实可靠帮助很大。　　然而美国人决不满足于德国人执行非纳粹化法律的方式，经常要求处理得更严格一些。1946年11月，克莱对各州总理说：“如果德国人不愿意于这件事，军政府有能力、有决心自己来干。”他们特别反对把“从犯”官复原职，坚持要由美方向已对这类案件全部进行复查。德国人回答说这样做是对法律规定的程序节外生枝，虽然法律程序中规定了特别审理，但审理的原则尚未商定。如果这种纠纷出自美国人和德国人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不同，那么这应当通过讨论予以澄清，而不应当由美方片面处理。德国人还争辩说，一旦“从犯”免除了处分，他们同其他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不然，这种差别待遇应在判决书中予以说明）。因此，在谋求职业方面，他们同其他人处于179 同等地位，就资历而言他们倒还胜人一筹。对于那些曾任文职官员的“从犯”，如果象美国人所坚持的那样把他们从政府机关中赶出来，这就意味着剥夺了他们享受养老金的权利，这是对情节较严重的罪犯的一种处分，因而也是德国人的案情审查委员会不愿给予的一种处分。　　英占区到1947年10月才把审理案件的职责移交各州政府。1946年7 月设立了由德国人组成的陪审团，以备地方公安官员咨询，同时还规定被审查者得向德国人复审委员会提出申诉，但这种委员会纯属咨询机构。如同美占区一样，委员会的成员由地方政府提名，规定必须保证有一位工会代表。在盟国管制委员会第三十八号命令发布后，英占区于1947年2 月也按上述命令的规定，参照美占区的做法，实施了一套罪犯分类办法。　　然而所有这些措施主要适用于未扣押的纳粹分子。这些措施在初期对那些应予拘捕的几粪罪犯，如德军高级军官、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头予以及纳粹党的教导队成员等的问题并无影响。前面已经讲过，在纽伦堡军事法庭对他们所属组织的地位作出决定以前，并不打算对其中许多人进行处理，而纽伦堡军事法庭到1946年秋才对此作出决定。所以他们被关押了一年多之久，并未进行审讯。拘留营的状况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粮食定量在某个时期下降到每天只有九百卡路里，而被拘留的人是没有机会靠掠夺来给自己补充口粮的。由于整个德国的粮食和住房都极为匮乏，改善拘留营食宿条件的要求只能放在未位来考虑，尽管这是不幸的，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到1946年夏季末，这一情况在英国引起了很多人注意。批评者抓住这一条不放，说是对“未经审判不得监禁”的原则未予尊重。对彼拘留者进行甄别的职责是由情报人员承担的，而情报人员还有好多别的工作要做，因而多少影响他们的甄别工作。于是甄别工作又从情报人员手中转给由英国官员组成的一些三人小组去办理，而并不要求他们熟悉德国事务（因为倘若提出这种要求，势必又会由于合格人选缺乏而造成耽搁）。这样一来，在押的德国人由1946年7 月的四万二千人减至1947年5 月的一万五千人。但是，毫无疑问，甄别工作进展太快，无180 法保证可靠，或处理的分寸一致。后果之一是等到纽伦堡军事法庭作出裁决时，一些被判有罪的组织的下级成员中，有许多已经释放，把他们再找回来交给盟国特别法庭去审判就不那么容易了。当时还有两万到三万在押人员有待上述盟国法庭去审理。然而他们仍须经过通常的非纳粹化程序的处理。　　随后几年有这么一种倾向，即把盟国关于战争罪行和非纳粹化的政策轻率地断言为考虑不周并且根本行不通。在本节开头部分，作者已经试图证明这样的批评，至少其中那些比较极端的论调，完全是脱离历史实际的；人们见到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要设法惩处德国的领导人并从德国根除纳粹主义。许多德国人在纳粹政权统治期间曾经无可否认地犯过骇人听闻和惨无人道伪罪行，主张放过这种罪行不予惩处就等于主张不要在国际关系中建立道德准则，这种主张当然要遭到许多人（包括作者在内）的强烈反对。把惩处局限在那些直接犯有罪行者的范围内也是不公平的。尤其重要的是人们认为有必要采取某种措施以防止德国的侵略不断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光靠物质上解除武装显然是有种种缺陷的。在最猛烈地批评盟国完全未能履行其战时声明的人中，会有那么一些德国人，他们的意见对于盟国倒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一种经不起检验的对非纳粹化进行批评的论调，这就是认定它是一个政治过程，因此不应当把它当作一个司法过程来对待。如果坚持按这种表面上很动听的主张去办事，那么除了人人有权自行其是地惩处纳粹分子而无需考虑去建立准则之外，很难设想它还会有什么意义。果真这样做，有可能会导致大批人不经审讯就被杀掉，虽然其中有些人固然是罪有应得，但同时势必有人借此机会泄私愤，图报复。这样就会作出一些专横的决定，而在处理各个不同案件的罪行与刑罚之间的关系时，也必然有很大出入。既然英美人声称他们作战是为了使法治得到尊重，既然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主要谴责之一就是蔑视法治，他们不可能始终如一地支持这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的真正吸引力在于速度，而采用其他办法也肯定是能够达到这种速度的。　　再说，以非纳粹化会招致苦难为理由或者以拘留营的状况太象集中营为理由来谴责非纳粹化、那就更站不住脚了。拘留营的精神和宗旨毕竟与集中营全然不同，即使条件恶劣，但对这种状况的不能改善要最终负责的，如前所述。乃是那些住在同一拘留所的人。时常还能听到人们这样说，先处理小人物的这种合平常理的原则，意味着在人们还普遍地保持着战时对纳粹主义的态度时就定了他们的案。给果，他们遭到较重的惩处，而主犯们反而得到从轻发落，因为后者是在人们对纳粹的强烈憎恨开始减退之后才被审理的。这种看法忽视了这一事实：小人物已被释放而得到自由，而主犯们还要在拘留营中忍受好多个月的困苦生活。而且，民主制度的最大坏事之中就是小人物自以为无足轻重，如上所述，这种想法在德国颇为流行。对纳粹小人物的痛苦遭遇过分关心是方向不对的感情用事。　　最后，更不能仅仅由于非纳粹化引起德国人的广泛不满并且妨碍了盟国取得德国人的合作，而对之加以谴责。鉴于德国人口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曾经反对过纳粹主义，盟国不论采取什么治病救人的措施都很可能遭到阻挠。的确，德国人阻挠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正好证明需要采取那些措施。严重的是社会各阶层都联合起来阻挠，而盟国对之最为倚重的那部分社会舆论（特别是教会）是批评得最厉害的。这就表明：不管在原则上非纳粹化是如何有道理，但在执行中方法上肯定有不对头的地方。　　第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时间拖得太长了。造成拖延的原因上面已作了说明，但却不容易知道怎样才能消除这些原因。任何一场战争结束以后，“兴奋激烈之后紧接着不可避免地又变得冷静”，而且只是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被征服的人民是顺从听话的，征服者的态度是坚决的。非纳粹化的规划本应对这一因素给予更多的注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拟订的程序过于繁复了。本来有可能使机构和手续简化一些，而仍然能够做得公正并符合法治182 原则。本来也有可能更早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尤其是在英占区，虽然人们必须记住，造成拖延的主要原因是过分拘泥于四国共同商定的处理原则。　　其次，计划太庞大了。这样说是意味着一些较小的人物应该不列入非纳粹化之列，或者给他们一个机会以最简便的手续恢复公职。要说界限应当划在哪里，那是不容易的。但实际上对于“从犯”给予惩处究竟有什么用处，是很值得怀疑的；在盟国的控制一旦放松以后，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恢复了公职，往往这种处分的唯一结果是使他们怀恨在心。如采用一种更快、更直截了当的刑罚制度，效果也不见得差；如果计划不那么庞大，贯彻实施计划所需的时间就会少得多。　　第三，整个方针政策的拟订过分偏重刑罚，而对非纳粹化所涉及的人的思想改造问题考虑得太少。理想的办法本应是改造与惩处并重。毫无疑问，有许多罪行最为严重的纳粹分子是不可救药的，有充分的理由把他们拘禁足够长的时间，以使那些比较具有民主倾向的德国人有机会立足并发挥作用。防止极权主义的复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持纳粹政权的人当中易于感化的有多少，而在非纳粹化过程中他们受到的待遇恰恰适足以造成相反的后果。还有人说，很多德国人内心知道他们过去错了，但是出于心理上的理由，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惩处只会促使他们抑制犯罪感，而理想的处理办法则应当有利于解脱这种犯罪感。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完全避免施加惩处，但是倘若惩处采取的是以下一些形式，即近乎自动地以金钱、实物或劳动等形式作出贡献来弥补他们（在德国内外）造成的损失，来帮助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很难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更富于积极意义。人们常常批评俄国人轻易地把一个人的纳粹经历置之脑后，只要他乐于加入共产党（或德国统一社会党）；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很值得怀疑，但是这种争取人心的做法确有值得称道之处。183最后一点，过分注重非纳粹化是不幸的，因为这样做就迫使美国和英国当局把当时可资利用的有限的时间和知识过多地用于消极方面，而不是集中力量尽可能地发现最良好的人才，让他们担当重要职务，并努力扩大第二流人物的眼界，要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找到第二流人物。根据正确的认识，发现和使用人才的工作才是盟国在德国的真正目标，因为这种工作有取得持久效果的希望，而禁止纳粹分子担任公职的命令是在占领一结束就会作废的。毫无疑问，在纳粹分子的心目中，那些担任了公职的人将会沾上与占领军合作的污点，因此一旦他们失去了盟国的支持，就有被赶下台的危险。然而当时这是军事占领摆脱不了的根本困难，而军事占领是不能指望永久存在下去的；如果说在占领初期，蒙哥马利元帅和麦克纳尼将军都讲过要占领十年，那么罗斯福则曾经想过只占领两年。有限的占领时期必须设法用来使反纳粹主义扎下根来，并使其代表人物处在能够维持下去的地位（从外界给以尽可能长期的支持）。显然，把思想和人与外国军队的刺刀紧紧结在一起所带来的不料因素必须牢记在心，但是制订政策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坚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而不是害怕激起反应。　　发现适当的人才乃是关键。在形成英美政策的背后，在战时发表的演说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模模糊糊的假定：以为一旦把纳粹分子解职并让他们去从事最卑贱的工作，这时就可以找到足够的未玷污的德国人来治理国家了。这就严重低估了德国中产阶级的弱点，严重低估了他们所受反民主思想影响的程度。俄国人实现彻底改革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要求彻底改造社会，因而能够识别他们的朋友。在东德要想把时钟倒拨很多，永远也不可能了，但是为达到这一点所付的代价只是用一种极权主义代替另一种极权主义罢了。只有重建社会的基础才能粉碎国社党集团的势力，才能堵死回到过去的道路。这种社会改造必然要遭到那些被剥夺了财产和权势的人们的猛烈攻击。因此就需要用武力来维持，而要让武力获得成效，也许不得不把权力交给那些和纳粹分子一样冷酷无情和胸襟褊狭的人去掌握。西方盟国宁愿恢复纳体上台以前的旧制度，希望通过对那种制度进行一184 番改革，便鬼以防止历史的重演，这种故革因为人们对纳粹主义所导致的结果记忆犹新，决不是微不足道的。除此以外，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方法。但是，是否有可能取得成功则颇成问题，应该集中精力于积极的行动，以便使这种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第十三章　行政和政治　　第一节　行政　　德国行政体制的重建向盟国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这个体制曾被纳粹党加以大刀阔斧的改革，例如，区的重要性加强了，命令和政策不是申选举出来的机构开始执行，而是采取了自上而下传达的方式。显而易见，要肃清纳粹的影响，必须包括取消同他们的政治观点有直接联系的那些改革。但并非他们所有的改革都是坏的；例如，1935年的德国地方政府法令（镇法令）在许多方面是要不得的，但也包括一些符合现代行政思想的改革。凡属纳粹的东西是应当一扫而光呢，还是应当把好的留下来呢？应当建立什么去取代已废除的东西呢？恢复1919年到1933年存在过的政府体制就算对头了呢，还是应当根据需要进行一些变革呢？应当由占领国决定哪里需要变革呢，还是可以让德国人自己去自由选择呢？使纳粹党有可能取得政权这一事实，说明了1919年的体制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很少德国人会赞成原封不动地恢复这个体制。的确，可以这样认为：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和第三帝国的兴起是德国公共生活中存在着比较深刻的缺陷的征候，而传统的政府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缺陷是负有责任的。果真如此，整个模式或许就需要加以改造。　　对于英方内务和交通管理处的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分部来说，麻烦似乎在于德国人“不顾一切地考虑到效率，这种考虑导致他们为集中而集中，象绵羊般地服从于使少数追求权力的人得以飞黄腾达的独裁政体的效率”。与此适成对照的是盎格鲁一撒克逊民主的精髓却185 在于地方自治的传统以及地方居民生气勃勃地参与管理自己的事务。假如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传统的德国体制若不触动，那就会助长正需要予以消除的弱点，并与树立政治是众人之事这一观念的其他措施背道而驰。那些对这方面要求改革的人并没有忽视经济因素的影响，但他们同时也的确相信：一个国家的政治性质可能受到它的各项建制的影响，而德国政府体制需要彻底革新这件事，正提供了一个机会，对德国政治活动的性质也许在长时期年产生有利的影响。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他们指山了拿破仑引进德国的一些改革。　　当然，有人在回答中可能争辩说，一个国家的建制之所以采取现存形式，是自为仓些建制适应于在这个自家的人民中占支配地位的特征；阶以，那些引进外国建制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样的建制只能发展来适应别的条件和具有别的特征的人民。“不要因为日本人这样做，就去把蕨的嫩芽烧来吃。适合于东方边陲地区一些吃苦耐劳的种族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于你。”引进德国的许多改革正是受到了过样的批评，并在德国人重新管理自己的事务以后，大多被弃置一旁。然而，这种批评忽视了问题之所在而竟收到效果，未免太不花力气了。如果有人认为，建制当然能够影响政治生活，但又补充说，建制必须适应民族特征（大抵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那末，他就几乎等于说：用有意识地操纵环境的办法去改变民族特征，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样，就很难看出，民族特征到底怎样才能加以改变。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谁也不会否认：民族特征——环境——建制——民族特征这样的关系是复杂的。然而、任何人只要不是采取完全宿命论的立场，准有可能对这个环节中的某一点施加有效的影响。德国的经验也没有驳倒这一点，因为186 实行更多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可能正是由于所作的努力维持得不够长久。　　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出发点包含在波茨坦协定第二节第九段中，要求把行政引向“分散政治结构及发展地方职责”；两个占领区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向更高一级前进的速度以及留给德国人责任的大小。如前所述，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创立一个生气勃勃的由地方参与的自治政府的传统，这个自治政府既要训练在更高一级活动的政治家，还要提供一个核心，抵制任何有独裁意向的中央政府。问题是怎样在可资利用的短时间内去创立这种传统。为此，英国人希望使地方议会在进入更高一级以前应尽可能长时间地独立活动；美国人却认为要容许自治政府很快地走完各个阶段，以便德国人在外国监护人的督察下能有最大限度的实践。英国人希望把他们本身发展的初期阶段曾经历过几个世纪的进程压缩成几个月；美国人则指望通过几年的反复试验就足以把民主政府的本能培养起来。英国的计划制订者有意避免把任何完全类似英国体制的东西强加于人。“我们坚持保留德国体制中一切我们认为能够按照民主原则发挥作用的东西……但我们要反复灌输英国地方政府的精神。”美国人倾向于把更多的责任留给德国人去制订计划，只是在那些计划未能体现他们（象英国人那样）认为是要点的时候才感到失望。法国人尽管在国内政治方面受地方问题的影响，但为安全着想，与其说要建立强有力的地方传统，倒不如说要避免产生任何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们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要在州政府和地方议会之间建立任何特殊的均衡关系，不如说是要阻止把大量权力授给州一级以上的政府。在俄国人中间，为了安全考虑，需要分散权力，却因为实行计划经济需要进行中央控制，这一愿望被抵消了。各个占领国都不免倾向于认为，解决德国困难的办法，在于引进对其本身的体系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　　美国人早在1945年7 月就开始在镇（最小的行政区）、市和乡村区（大体上相当于英国的郡一级的市和乡村区）建立他们所精选的议会，英国人在9 月也照此办理。美国人的仓促行事不是完全出于原则上的考虑：187 如果德国人要学可民主方法，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迅速从地方一级开始。而且，这将有助于我们大量减少军政府所需人员的数目。由于那么多的军官在最近几个月要返回美国去，我们即使有一个有力的补充人员计划，也肯定不能为许多地方支队提供合格人员。况且，在我们任命的官员由德国人选举的人员替换之前，我们简直不能撤走地方支队。但是，并不是出于提供人员的考虑才使克莱写信给他手下的另一个军官说：“及早进行选举是美国的信条”（他特别在“信条”下面划了很粗的底线）。他把部下的疑虑撇开不管，那么固执地坚持要贯彻这个政策：美占区镇一级的选举在1946年1 月20日至27日举行，乡村区选举在4 月28日举行，市选举在5 月26日举行。于是，除了州以下的公安支队以外，所有军事管制政府的官员都陆续撤走了。英国人对选举的问题并未给予同样的重视。在为指定的议会（到1946年4 月他们已建立了八千一百个这样的议会）挑选成员时，他们试图把发言权给予为纳粹主义所不容的届民中的所有重要阶层，并把在德国正常条件下不打算从事这种活动的男人和更多的妇女安排到地方政府中去。据认为，如果给予这些机构稍长一些时间去取得处理自己事务的经验，那是不会有害的。因此，到1946年9 —10月间，英占区才举行了第一次选举。这次选举为下述两方面铺平了道路，一是从较低级的人员中迅速裁减英国人员，二是代之以单一的县级驻扎宫，他们在占领后期是要成为领导人物的。　　举行选举的一个必要的准备工作是颁布修改过的地方自治条例（镇法令），规定地方自治单位如何组织，投票如何进行。为此，美国人在1945年9 月和11月先后向德国的州政府发出指示，命令他们准备必要的立法，规定应该遵循的一般方针；这些一经拟就，须经美国人批准。这个方法收到了缩小州和州之间差异的效果。英国人成立了一个精心挑选的十七人咨询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的协助下，他们制订了如1946年4 月的第二十一号法令之类的法规，向全占领区颁布。没有打算把这些法规在各占领区之间进行协调，或者把它们提交盟国管制委员会；他们有意识地欢迎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因为这样有助于分散权力。188 英国法令的第一个特征是有关市长的地位。按照传统，德国的市长既是地方议会的首脑，又是它的主要行政官员；通常由人民投票直接或间接选出，任期十二年。在此期间，他可以受到指责，但本能撤换。他经常直接接受中央政府（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官员）的命令，而不需要向他的议会打招呼。英国人所坚持的主要改革是把他的立法职能同行政职能分开，而把后者委托给一个称为“市政秘书（市长官）”的新官员去执行；这样，就在实际上回到了拿破仑和冯·斯泰因改革以前德国通行的体制。这个改革把德国市长降低到英国市长的地位，这样的市长与其说是一个专职的行政长官，不如说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这一改革背后的意图是要表明：制订政策的责任在于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同时强调：行政长官只是议会的仆人，依靠议会信誉进行工作。法令还规定：议会每年应有三分之一的成员退职，并应举行新的选举。乡村区也坚持实行了同样的分权，在那里，议会主席的行政职能交给一位首席县长官去执行。mpanel(1);　　这些改革在德国人中是不得人心的，他们对这个新体制感到生疏。批评的理由是：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要物色足够的能胜任愉快的非纳粹分子来管理国家，而需要填补的职位倍增，更额外地大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德国人还拒不相信，一个富有聪明才智的人在面对是和非的抉择时，能够假装成不偏不倚和缺乏主见：他们甚至认为不赞同一个政党的政策，而又愿意效忠，是软弱和不真诚的表现，而且，他们相信，政策必须出自专家，因为只有专家才具备必要的知识；他们认为，相应地调整专家的权力和地位才是比较现实的做法。在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德国人获得修改体制的自由后，就立即把体制修改了；1950年，他们重新采用了“委员会宪法”（参议会宪法），其中规定：议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由专职的和非专职的委员组成；并由一位专职市长担任主席。然而，在北莱茵- 威斯特伐利亚，1952年的镇法令实质上还保留了英国体制的主要特征。　　在美占区，做法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市长有时需要由议会任命，有时则由人民投票选出。没有打算分割他189 的职能。但是美国当局坚持：如果他是由议会间接任命的，他的任期只应为二年；而且，现在又有一种随之而来的趋势：即使是由人民投票选出的，任期也要缩短。　　第二个重要的改革是关于投票的方法，人们普遍感到；在魏玛宪法下，各级政府的比例代表制被强调得过分了；据认为，这样做鼓励了分裂的小党派，使联合成为不可避免，使投票与其说为了一个名额，不如说为了一张名单，从而取消了投票人和代表之间的个人关系，因此，各级政府也就遭到了削弱。英国人迫切希望引进他们的以简单多数票选举的一人选区制度，但是，咨询委员会的德国人担心：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可能使得反对党总是得不到足够的选票以获得一个席位。因此，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决定只有百分之六十的席位按这种方式去填补。如果获胜者以绝对多数压倒所有其他的候选人，构成这一多数的逸票就集中记在他的党的帐上。如果没有赢得绝对多数，落选者的票数总和与获胜者的票数之间的差额按所得票数比例在竞选失败的政党中进行分配。这样一来，从各个选区得到的选票就好加在一起集中分配给各个党，而统筹分配的相对数字就决定了每个党可摊到的其余百分之四十席位的份额。这就保证了少数党也可有一些代表，并给了所有党派一个机会，甚至在没有被直接选上的地方也可向议会提供具备特殊资格的人员。也许有人怀疑：这样做也给一定数量的政治交易开了方便之门。这个制度有它的优点，因而在1952年的选举中，北莱茵- 成斯特代利亚州仍保留使用。然而，下萨克森州则放弃了这个制度，采用一种直截了当的多数票选举制度。　　在美占区，美国官员决定对选举方法不表示意见，而让德国人自行选择；1946年的地方选举中使用了比例代表制，但德国人已在口头上表示反对，因而后来采用时有所修改。例如，在黑森，一个党至少要得到总票数的百分之五，否则就无法取得任何席位；而在符腾堡- 巴登和巴伐利亚，至少要在一个地区获得总票数的百分之十。　　在法占区，地方政府的形式已由占领当局在1946年6 月至9 月间颁布的条例规定下来。在镇和市，他们试图引进他们的有关选举市长和助理的制度，即由地方议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然而，乡村区的区长仍然是任命的国家官员。法占区的各个州一有机会就回复到采用传统的制度。1946年夏天首次举行了地方选举。　　俄国人除了废除纳粹的法律之外，出人意料地很少干预德国人关于地方政府的安排。如果说，这并不是他们想要表示宽宏大量的结果，那也许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重要的是保证把可靠的人安插到关键位置上，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通过一个主张独裁的党组织或借助于宪法改革都是可行的。1945年夏天建立了指定的议会；1946年1 月举行了县镇级的市长选举。俄国人撤销了普鲁士行政上介于县和省之间的中间一级管辖区；而在西部，这种管辖区却被保留了。　　西方盟国所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分散德国警察部队。这多少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据认为，若干分散的由地方控制的警察部队被用作影子军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且，对于一个妄图做独裁者的人来说，如果他不能抓住一个神经中枢，而要去控制若干支部队，那他所遇到的障碍将会更大。但是，若与把警察作为敌对权力的大陆传统相比较，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以警察作为公民的朋友而享有盛名的，这又主要归因于地方的自治和控制。同样的考虑使得一些人坚持剥夺警察的武器（即使只是用来射击在某些乡村地区糟塌庄稼的野猪）。尽管为了推行这两项改革煞费苦心，却没有一项能坚持下来。在战后德国的混乱情况下，人们很快发觉有必要允许警察使用卡宾枪，即使不是正规地携带；而且，近年来还可看到一种稳步发展的趋势，要把地方部队在州的基础上重新统一起来，盟国对此几乎一点也不表示抗议。在俄占区，从来不想做这种事，相反，在1947年初设立了一个特殊的中央行政机构来控制警察。　　作为战争的结果，把也许是最永久性的改革引进德国行政机构的是在州一级发生的，就是说使国家成为一个由大小约略相等的各州所组成的联邦。虽然各州人口多至一千二百万，少至五十万，却没有一个州具有普鲁士迄今保持的那种优势地位。这个州之被废除主要为了缩小军事影响，却为德国史无前例地进行更加合理的再划分开辟了道路。再说盟国管制委员会，它并不进行指导，而仅仅在各占领区独立采取的行动上盖章而已。到1947年2 月25日通过正式撤销普鲁士的第四十六号法令的时候，所有新建的州在几个月之前就已诞生了。　　给予这些州的自治权的大小，在各个占领区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理论上的设想在实践中已作了相当大的修正，这是因为占领国鉴于经济情况而不得不实行集中控制。如果法国人和美国人在分散权力方面走得最远的话，那么，所有四个占领国的目的都是要用人为的办法去剥夺中央政府的权力。因为，其所以强调要有一个联邦宪法，是出于这样一个信念：象德国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存在一个高度集中的政府，就会变得不适当地强大，从而走向侵略，但是，一个联邦通常是由一些独立的州组成的，这些州感到有共同行动的必要但又不放心无保留地放弃各自的特性。然而在德国，一个联邦国家却是通过分割一个一直在稳步走向统一的国家而建立起来的。分散权力是根据政治理论——而且是外国的政治理论，而不是根据更为现实的国家利益。当然，德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要求各州政治上独立的情绪，尤其是在南方；即使没有盟国的占领，这种情绪在战后也有可能对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提出要求。但是，谁也不能忽视：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德国人对他们应属于一个单一的国家越来越觉得重要；由于占领而使他们的国家分裂，已把这种感觉转化为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激情和一个世界问题，要求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思想意识是那么强烈，以致很难希望创建一个权力高度分散的国家。单就这个国家的幅员来说，相当程度的权力分散乃是效率高的政府所93必不可少的；一般说来，1945年以来建立的样板是够方便的了，虽然不久之后，有人开始批评州政府的一整套部长和部的设置是铺张浪费。但是，期望德国宪法会象美国宪法那样维护州的权利是不现实的；这里的环境差异是那么大，不可能机械地把制度移植过来。这里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要维持州自治的企图就没有指望，倒是有可能造成自治的自行废除。　　英占区是在1946年7 月才开始定型的，当时旧普鲁士的两个省，即北莱茵和威斯特代利亚（到那时为止两个省一直把鲁尔分成两半）合并成为一个州；其目的是要把主要工业区和某些农村供应区连在一起，以便成为一个平衡的单位，第二年11月，汉诺威、奥尔登堡、不伦瑞京和绍恩堡一利珀诸州合并组成下萨克森州。然而，汉堡和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合并的计划却放弃了，仍各自保持为单独的州，即使它们合并在一起，人口仍然比占领区内其他两个州都要少。所以，到1946年底，英占区的未来划分就已经确立了，虽然州一级的选举到1947年4 月才举行，但州政府以及作为其咨询机构的指定的议会却早已存在了。但是，德国正受盟国管制委员会下面的占领当局统治，这些州政府打算干什么呢？如果州政府打算要干的只不过是执行命令，贯彻别人决定的政策，那么，它们就没有必要设置部长和议会议员。但是贝文说过，为了遵照波茨坦决定行事，英国人打算把德国的行政尽可能分散，并制定宪法，使德国避免走向松散的自治州邦联和中央集权国家这两个极端。现在正是通过为州政府确定某些职能而开始实现联邦主义的时候了。　　结果发布了从1946年12月1 日起生效的第五十七号法令。它在四个项目表中列出了一些禁止或限制州194 一级立法的事项，其原因或者是要把这些权力保留给最后的联邦政府或占领当局，或者是限于种种条件，移交这些权力暂时还不可能。这一措施的宽宏大量的意图只是虚有其表，因为这些项阁表中就包含了四十四个事项。移交给州一级的主要职能包括教育、公安、公共卫生、行政和选举程序（这几方面提出的一切方案在实施以前还必须经过英国驻在各州的高级专员批准）。但是，考查一下保留的权力就可表明：其所以那么不放手；并不是由于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那个范围所保留的权力只能说是适合属于中央的一些权力。占领当局保留的权力大大地缩减了州政府当局的职权；然而在当时的德国经济情况下，把这些权力留在英国人手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那个阶段实行分散权力难免会引起摩擦和混乱。按照当时的情况，甚至交出那些要移交出去的权力，也在掌握这些权力的盟国专家中间引起深深的疑虑。然而，回顾起来，采取这一步骤，无可怀疑是明智的。德国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学会自治，只有接收一些权力去行使，才能实践。所有他们现在要接收的权力必须及时移交给他们；假若移交得迟，那么剩下来给予盟国官员仍以顾问资格进行监督的时间就会比较短了。当盟国不再是下命令而只是提出建议的时候，一些最密切和最富有成果的接触终于建立起来了；德国当局逐渐珍视他们的帮助，甚至采纳他们的意见。一种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的关系建立起来了，这种关系比起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关系来更有可能持久。同时，州的永久性宪法就可更加从容不迫地予以解决。　　美占区照例走在英占区前面，州一级的指定议会早195 在1945年8 、9 月间就已建立起来。巴代利亚具备成为一个单独州的条件是无可争论的：另一个州则是把原属符腾堡和巴登而没有划入法古区的那些部分合并而成的。本来打算使黑森和黑森，纳索成为独立州；但在1945年9 月，根据德国人的建议，却把这两个地区合并成为大黑森州。不来梅飞地直到1946年10月还由美国官员按照英国人的指示治理，但是，由于“不来梅一直不满意这种安排”，这块飞地就完全移交给了美国人，美国人就在1947年7 月把它建成为一个在自己古领区内仅有四十八方四千四百七十四人的独立州。在其余三个州内，咨询议会于1946年1 月以指定产生；制宪议会也于第二年6 月选出，立即着手起草宪法。还指派了专门的美国官员来联系这项工作。经坚持而作出的几项主要改动是：删去大黑森宪徒中有关国有化的条款；删去巴伐利亚宪法中某些可能不适幽地限制未来中央政府权力的词句；增加规定实行彻底的非纳粹化的条款。但是，在开始进行这一工作之前，麦克纳尼将军坚持：每部宪法都必须包含充分承认言论、宗教信仰和结社筹自由的个人基本权利的条款。按照美国的模式建立了立宪议会来决定所有制订的法律的合法性。有些特别规定还禁止任何会影响政府民主性质的改革。美国人还坚持，宪法和随后所有的修正案都必须通过人民投票来批准。这一工作在1946年底以前就及时地着手进行了。当工作正在举行时，1946年9 月30日向美国军官和文职人员发出了一个指令，虽然没有立即公布。指令规196 定了对州政府的一些特别要求，例如遵守国际法规、四国决议、占领当局的命令和民主的基本原则。指令还列出了1947年1 月l 日以后留给美国军政府当局局（州级和州级以下）的一些职能。美国计划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明显的慷慨大方，在某种程度上已为动辄提出意见所冲淡；必须记住，列举出来的那些指示把仍然由中央担负的诸如粮食：农业、占领区间的贸易、物价、出版和广播等职能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尽管如此，美国人在把责任交还给德国人方面，其行动要比英国人迅速。美占区的特点也许使得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这样一个政策。无论如何，这个政策证明是成功的。　　在苏占区，由于波兰占领了奥行- 尼斯线以东的领土，使得重新划定边界成为绝对必要。这样，就把波美拉尼亚分成了两半，它的尾部同梅克伦堡衔接起来了。原为普鲁土一个省的勃兰登晕仍然维持原状；但是，普鲁士的萨克森省和安哈尔特州却组成了一个新的州，即萨克森- 安哈尔特。同图林根一样，萨克森州没有动。根据1949年7 月9 日发表的一个公告，在所有这些州中建立了德国政府，表面上，有相当多的职权移交给了这些政府、然而，俄国人的方法却是通过可靠的工具来进行工作，把自己的愿望蒙上德国人自愿行动的外衣。懂得了俄国人会冷酷无情地对待越轨行为，也就懂得了几乎没有哪个德国官员或政治家在未搞清占领国是杏会承认他们的行动之俞，敢于采取什么行动。因此，真正的权力还是保留在俄国人手里。州一级的选举于1946年10月举行，随后由挑选出来的议会受命着手起草宪法；所有的宪法都仿照千篇一律的样板，包含了一大堆装饰门窗的词句，并把相当大的权力交给中央行政机构。即使这样；下文将谈到，冲突并未能避免。197 法占区是由下列几个部分组成的：巴登的南半部，符腾堡的南半部，以及由一些杂七杂八的小地区于1946年8 月组成的莱茵- 法尔茨州。1946年11月，各个州从区议会成员中提名，组成了协商议会，并起草了宪法，于1947年5 月通过州一级的选举予以批准。随之产生的权力分配由6 月9 日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下来。列举出来的关于州政府无权处理的问题一览表，比别的占领区要短得多，从而反映出法国人反对任何类型的中央集权。　　有人讲反话说：最大的权力正在交给最小的和经济上最落后的、几乎不能自立的州。　　法占区也包括萨尔。在占领初期，这个地方是作为第四个州而被管理的。但是，这个地方的资源对于法国钢铁工业极为重要，只有借助于这些资源，法国钢铁工业才有希望与复苏了的德国工业相抗衡。萨尔的三个钢铁厂已掌握在非德国人的手里、另外两个在早些时候也被法国人没收了。但是法国政府需要作更加持久的安排，要在德国人能够处于任何反对地俭之前就把这种安排固定下来。因此，1946年秋，法国外长皮杜尔在华盛顿提出这个问题时，美国就深表同情地接受了；贝文也表明：英国政府原则上不表示反对。就凭这一点，克尔兹将军于1946年12月20日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上宣布：他的政府将在第二天宣告建立萨尔和法国之间的关税同盟（这暗示萨尔和德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委负会的其他三个成员国都对这种单方面的行动提出了抗议，不过克莱的抗议出于不意地比他的政府所要提出的更强硬了一些；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都没有制造任何严重的困难。并入法国的另一个德国地区是施特拉斯堡讶面的港口和桥头堡克尔。1944—1945年冬，当这个城市还处在前线的时候，这里一方三千个德国居民中大多数人都疏散走了；但在被占领后，有几百人实际上是被法国人赶走的。九千个法国人被安置下来，在这个城市的东部边缘建立198 了边防哨所。其目的据说是要抵消在战争期间希特勒牺牲施特拉斯堡而给予克尔的刺激。　　引起英国人和美国人关心的问题，特别在州一级，是德国文职机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由于德国的传统，许多严格地说来是属于政治性的职位（如市长）都由文官充任，因而那种在英国，其次也在美国通行的政治和行政的严格区分，在德国从未发展起来。文官要不偏不倚，或者说要抑制个人的想法，这一观念对德国人似乎是陌生的。因此，他们认为职业文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甚至以党员身分坐在州议会席上，而仍然担任行政职务，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简直没有必要去描述这种情况给阴谋活动提供的机会，或者去描述这种情况可能给一个在气质上与其大多数官员不一致的政府所设置的障碍。不能马上可以弄得一清二楚的，倒是这种情况所给矛那些不仅比别人更懂得怎样操纵官方机构，而耳善于运用个人干预绕过政治障碍的人的权力。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属于一个狭隘的阶层。这种人通过考试进入官场，因而使得长期的法定训练成为必不可少；他们享有一种实际上是绝对的任职的保证；他们习惯于对上级百依百顺地服从，就象他们希望下级所做的那样。这种情况自然而然地助长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在别处的文职官员中也是众所周知的，即管理国家的事最好让专家们去干，公众干预国家事务的机会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些人不仅给中央政府，而且也给许多地方政府提供了工作人员、因而人们能够普遍感到他们影响的存在。特别在美占区作了许多尝试，去扩大招聘人员的基础；打破机关内部严格的级别界限；不那么强调法定的训练：使服务条件和指派人员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的控制；尤其是坚持这个原则，即一个官员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以前必须辞职（而不仅仅是调动工作）。但是，德国的文职人员，一直持有某种正当理由，自认为是一种胶合剂，能团结整个国家渡过风暴，证明他们既难以说服，也难以强制。在占领期间的各个阶段，无论在哪一个占领区，都不曾证明有可能会激起足够的公众感情和兴趣来对难于处理的官场强行改革，因而这方面发生的变化就相对地要小些。至于州一级以上，占领国的官方意见认为，只应该建立波茨坦协定规定的中央行政部门；占领区边界只不过作为军事边界这一概念，排除了在占领区一级建立德国行政机构的任何必要。俄国人却首先违反了这点，于1945年7 月至10月间在他们的占领区建立了十二个中央行政部门。如果这些部门的真正目的是要充当波茨坦协定规定的全德机构的缩影，那么，法国人的坚决反对，却使这些部门只具有管理苏占区的表面任务。共产党人似乎没有实行绝对的控制；许多工作人员具有中产阶级的背景，或者是社会党人。主席和副主席都山苏联军政府任命，只有三个部门的主席是共产党人，虽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三个部门之外，所有其他部门至少有一个副主席是共产党人。　　起初，这些部门只起顾问作用，它们不直接对州政府发指示，而是通过苏联军政府与之联系。然而，随着它们影响的加强，就渐渐感到这个办法太转弯抹角了。它们不仅开始发布命令，而且在1947年，有一次当州一级的立法被认为导致了中央计划不能完成时，它们就把立法取消了。只是由于建立了一个中央经济委员会，才使一场正面冲突得以避免，这个委员会由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经济部长担任正、副主席，并有中央各部门和合适的党派组织负责人参加；据认为这个机构发布的命令，考虑了州的意见，从而不至于伤害州的感情。在本书涉及的时间内，象苏占区那样的全区代表大会是独一无二的（当然，除了党派的代表大会之外）。甚至在由于法国人在管制委员会上的阻挠而无限期推迟了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可能性之前，美国人早在1945年10月；也已开始对建立一个占领区的权力机构采取行动了。美占区三个州的总理受到鼓励，通过每月在斯图加特与克莱将军会晤一次，行使一种协调机构的职200 能。这种州标委员会开始时只起最低限度的秘书处的作用，后来逐步扩大了它的职能范围。1946年1 月在法兰克福设立了一个隶属于州际委员会的运输部，管理整个占领区的铁路、公路和水路这输；同时，还在慕尼黑建立了一个邮政部。1946年3 月设置了一个掌管全占领区粮食和农业的专员，接着在5 月间又设置了一个掌管和控制物价的专员。6 月，每个州总理又委派了一名代表于休会期间在一个常设的部里工作，其下已设有六十八个附属委员会，配备了下级官员。1947年3 月州选举之后，由于从三个州议会中抽出七十二人组成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加强了州总理的权力；这种形式的委员会一直保持到1948年6 月为一个双占区的机构所代替为止。英占区的情况发展得比较慢。1945—1946年冬，为了解决个别问题（明显地是粮食问题），建立了德国的各种行政机构作为英国管制当局的必要助手。这些机构如要向州政府下达贯彻实施的命令，必须同时通过英国的渠道从占领区一级向州一级下达同样的命令。1946年3 月，这些机构在明登合并成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这个机构到7 月份（当它开始接管某些行政职能时）拥有将近四百个工作人员。然而，在这个阶段，这个机构的发展却被双占区的联合所阻止；之后，它就被吸收进上述的双占区机构中去了。这些双占区机构由于没有具备可以恰当地称为立法的职能，因而不大象卅际委员会，例有些象苏占区的中央行政机关。在英占区，制定法律的职能在占领区咨询委员会中得到了发展；1946年3 月6 日，该委员会在汉堡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五个（后来是四个）州的行政首脑，四个在要政党的首席代表，两个工会会员，两个合作会社会员，十一个属于占领区中各种职能机构的德国负责人（当然，其中有些也是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设有一个由德国人组成的秘书处和一个由英国人组成的联络部。委员会在成立初期只能讨论由英国当局交付讨论的一些事情201 （诸如土地改革和划定州界等）；而且，只能在其议事日程上列入经英国同意的一些项目。如果委员会的重要性一开始是受到限制的话，那么，罗伯逊将军却煞费苦心地加强了它的重要性；他亲自参加它的大多数会议，并且作了指示，占领区内通常发布的所有法令和指令必须征求它的意见（虽然不一定被采纳）。为了处理由此产生的事务，委员会建立了若干小组委员会。1947年6 月州选举以后，委员金改由各个州议会选出的议员组成；一年以后，它就被并入一个双占区机构中去了。委员会自始至终都是作构一个咨询机构而存在。但它的影响和威信却不断地得到加强。　　在法占区，一个协调的民事行政机关于1946年1 月在科布伦茨开始行使职权。但是，由于法国当局在中央集权问题上的观点依然如故，这个机关从不具有真正的意义，这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协调工作都由法国人自己去完成。　　1946年10月4 日和5 日，英占区和美占区十一个德国州政府的首脑根据他们自己的倡议，在不来梅举行会议。在苏占区和法占区的对等人物也受到邀请，但在最后一刻，前者送来了托辞，后者派来了观察员。会上一致同章，要求盟国管制委员会为全德国建立一个州际委员会和一个议会的时机已经到来。会议还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为进行各种贸易交流开放占领区边界，以此作为恢复工商业的第一步。这两项决议对于贯彻他们所提出的政策时将会遇到的实际困难均未多加考虑，因此除在公众中产生一些影响外，结果是一无所获。为了消除在非纳粹化标准和程序问题上的分歧，还建立了一个由每个州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盟国当局没有鼓励——但也没有否决——重复这种试验；1947年6 月6 日在慕尼黑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法占区代表没有获准去出席这次会议；而苏占区代表则在其他代表拒绝讨论这个国家的政治统一问题时，退出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几项报当含糊的决议，要求盟国澄清德国的政治前途，增加粮食供应，在经济事务上给德国人更多的发言权。这些决议的卖际效果等于零。　　从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或许除了在苏占区之外，其他占领区当局对于提供任何中央政府性质的东西这一问题都采取了实验性的和谨慎的姿态。这样做不仅符合波茨坦会议规定的政策；而且英国人和美国人长期202 不愿做出任何事情来减少在占领后期从政治上重新统一德国的机会。可是，另一方面，给予每一占领区某种协调的权力是必要的；甚至法国人也意识到这一点。这个问题不可能指望盟国管制委员会发布指示；法国人以及后期的俄国人准会对任何这样的建议进行抵制。结果，英古区和美占区各自所采取的步骤不相一致，与俄国人的布置也不统一。对德国人来说，这些步骤显得不必要地缓慢而不完整。如果德国人或占领国本身的短期利益是有决定意义的话，早期在尽可能广泛的地区实行集权，本来会有很多好处。但是对于要求把分散作为对付一个强大和独裁政府的解毒剂来说，集权则是完全背遭而驰的。而且，对一个如此羡慕军装的民族，在其生活中灌注一些异样的内容，不是没有道理的。　　整个行政问题是一个从盟国管制委员会方面显然得不到丝毫启发的问题。如果人们想到盟国管制委员会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不仅表现在合宜的组织形式上，而且还表现在对“民主”一词的解释上，这就不足为奇了。唯一稍有意义的决定要算是1945年12月规定六条选举原则的协议。虽然这六条原则在执行过程中是受人称颂的，俄国人却证明这六条原则解释起来可能产生极大的差异。除了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内容以外，对于哪些权力应属于中央政府和哪些权力应留给州这个基本问题，从未达成协议。当问题提出时，总被一些人零零碎碎地应付过去。这些人与其说是立宪理论和文宪程序的专家。不如说是一批行政官员。他们从德国外部得到的指导，只是分散权力的要求，此外几等于无。除了进行州的划分以外，制订联邦共和国的宪法草案要留待德国人以后去解决。在地方政府部门，引进了许多改革，但站得住脚的却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付出的辛劳也许好象是不得其所。但是，地方事务的自决是不让中央政府过分强大的最好办法，而抑制中央的权力乃是“占领的基本目203 标”之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困难之一是国际力量和经济力量把可以用来说服德国人相信这些变革的价值的时间缩短了。力量在思想还没有足够时间扎根之前，就得撤退。如果说这是不可避免的，那只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战胜国联盟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它的“基本目标”应当是什么？　　第二节 政治　　在德国重建民主，显然取决于恢复党派制度，而恢复党派制度则是盟国政策的主要特点之一。英美人会促其发展，自不待言；而俄国人也参与并确实领导了这一运动，乍看起来比较使人感到惊奇。的确，早在1945年7 月25日，他们就在全占领区登记共产党员，允许他们重整旗鼓，给予他们可靠的有利条件。但是象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里一样，他们不想给予共产党员独占的地位。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不久以后就获准开始活动了。这样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希望按照与其盟国相同的方针来行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急欲在当时建立一套政治机构以便在日后好让他们控制整个德国，那就很难说了。如果两种动机都能使同一行动成为可取的话，他们就可希望干了坏事而被认为是无辜的。他们在别处推行的政策也表明了他们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列宁主义的实践，懂得在共产党人牢固可靠地实行专政之前能够取得资产阶级全面合作的种种好处。甚至在一开始，他们就设法让共产党人占据要害职位。　　在美占区，各党派于1945年8 月27日获准在县一级建立组织，于1945年11月23日获准在州一级建立组织，于1946年2 月获准在占领区一级建立组织；根据要求，各党派需将各自的纲领呈交占领当局，并且定期汇报活动情况。活动经费的详细来源必须随时提供，领导人的履历要经过周密审查，不管怎样，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未经美国人同意不得召开公众大会。各种政治文献的抄本必须呈送情报管制当局。制服、徽章、袖章等，根据管制委员会命令，均需禁止。总而言之，他们希望各党派宛如缸中金鱼，一举一动不得越雷池一步，尽管当主要政治人物被认为确有真心诚意之时，规章条例可不十分严格执行。1945年9 月14日，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宣布允许各党派在英占区内成立组织，“以便在德国发扬民主精神，为日后进行选举作好准备”。控制各党派活动的20章程与美占区的章程大同小异。在法占区，发展比较缓慢，活动带有条件，要接受德国只应是一个松弛的联邦的原则。　　在早期，占领区边界仍被视为次要的问题，除某些地方性的特殊情况外，各党派在三个主要占领区内都是在相似的基础上组成的。这时出现的党派很自然地与纳粹过去所镇压的党派完全一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具有相当的历史传统，自由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经分裂，后来又成为一个受到欢迎的重新组合的政党。最令人注目的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崛起，它是战后欧洲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德国的反映，即：形成民主党的是基督教而不是天主教，并且包括一个明显的激进派。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联合以达到共同的基督教目标，这种思想是在共同抗击法西斯主义中兴起，并在共同反对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成熟的。但是这种思想在德国的某些地方却引起了物议：在威斯特伐利亚，个人之间的仇恨以及罗马天主教会内部之间的仇恨，滋长了一种复活旧的中央党的企图。该党由施皮克尔领导，他曾是布吕宁的同事，在加拿大度过了战争年代。在巴伐利亚，新党称为基督教社会联盟。其他主要属于地方性的政党有巴代利亚党、下萨克森国家党和在阿尔弗雷德·洛里茨领导下的经济重建党。洛里茨是个生活丰富多彩的巴伐利亚人，他“时而享受豪华生活，时而饱尝铁窗风味”。这个党在组织方面最明显的特点是不象有些政党公开自称为保守派。但是，这决不是说所有够格参加政治活动的德国人都是进步的，也不是说法国的激进社会党是个具有先进政治观点的党。后来，某些保守党的确出现了，但是它们公开承认它们所自夸的民族主义观点却不为人们所重视，倒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吸205 取了保守党思想的主要部分，从而对两党的性质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自由民主党内有一个支派，真诚地信奉传统的自由党原则，包括经济生活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这就是说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派别，大部分是由实业家和职业阶层的人士所组成，他们极力反对社会主义，也同样反对教权，并敌视权力主义思想。但是一部分实业家之所以对自由民主党感兴趣，不是由于信奉自由这个原则，而是希望因此能够得到完全自由以便如愿地经营业务，避免政府用规章约束他们。赫尔穆特·赫尔茨是他们在俄占区的首领，威廉·海勒（1933年以前的自由党员）是他们在西部占领区的首领（后由弗朗茨·布吕歇尔继任）。基督教民主联盟继承了鲁尔和莱茵兰一带中央党的普及工人运动的观点，这与温和的社会主又有所区别，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派在柏林的领导人是雅各布·凯泽。他认为与反动政策性质相同的任何东西在俄占区都是没有希望的。该派在西部的领导人是卡尔·阿诺德，他是杜塞尔多夫的市长。他们的影响在1947年2 月阿赫伦起草的第一个党纲上有显著的地位。党纲上说，每一项经济的目的应当适应国民的需要。他们抨击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宣扬消灭卡特尔垄断经济，主张工人广泛参与工业管理，提倡有利于公共福利的政府管理方法。由阿登纳博士领导的该党的另一翼则希望用生产和竞争代替福利事业来作为主要经济目的，但在早期，这一派的名声不很大。直到1949年，这一派才成功地说服了该党接受杜塞尔多夫纲领（主要由巴伐利亚工商业部长、新接纳的党员路德维希·艾哈德博士起草）。该纲领把避免通货膨胀置于维持全部就业之上，号召“受物价控制机构支配的各行各业互相合作》。基督教民主联盟，虽然不完全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一直保持优势，因此在南部和西部势力很强。德国新教徒的主要势力在易北河以东。柏林、萨克森和图林根工业区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堡垒。因此，显而易见，只要德国保持分裂状态，基督教民主联盟将是最强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强弱似乎取决于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或分裂基督教民主联盟并在魏玛路线基础上与其进步一翼联合的可能性。105 除法国外，每一个占领国都与某个政党有特殊的密切关系。英国左翼团体一直把德国资本家不受约束的力量视为德国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且认为，如不经过某种程度的社会改组，稳定与和平的前景是渺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这样的社会改组，虽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其学说的基础，但英国工党政府同他们却有许多共鸣之处。不少美国人把社会民主党当作仅次于共产主义的祸水，同情自由民主党的经济观点，但是发现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般社会态度与他们最为气味相投，如果他们本身是天主教徒，那么尤其如此。该党与俄国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不容量疑的。但是德国政治家们却不把外国主子的垂青当作一种纯粹的幸福。社会民主党杰出的领导人库特·舒马赫非常清楚，过去他的党国被贴上国际主义者的标签，其含义是对德国利益漠不关心，因此吃过苦头。他决心不让这类事重演。尽管英国一些大臣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接触频繁，但后者还是不停地要求参与德国政府的工作，虽然在德国崩溃以后，他们一直是灰心丧气的。他们的纲领除了提出推广国有化，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及通过调整工资和物价来公正分配商品等典型的社会主义要求外，还对祖国的政策提出许多批评。他们要求保证供给足够的食品和燃料，要求民主管理占领区或双占区的行政事务，要求停止解除武装，还要求德国人参与管理钢铁和煤炭工业。他们尤其要求废除古领区边界和重新统一德国。对这类达不到的要求可以用种种现由来反对，但谁也不能把这看成是不合作。共产党人的处境更为困难，原因是俄国人无意容忍他们提出这种公开批评。同时德国的反俄情绪发展得那么快，以致任何同俄国人公开接触的党派，其行动都极为不便。在西部占领区，他们在马克斯·赖曼领导下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甚至在惨淡的岁月里也是如此。而在东部，工人们却如此地偏爱社会党人，以致俄国人（传说是受谢尔盖·图尔帕诺夫的鼓励）急切地想加以利用。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联合运动据说在1945年秋就已在图林根和萨克森开始了。在俄国人的鼓励下，他们在柏林成立了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2月23日号召合并并建议其他占领区中的这两个党接受联合纲领，207 分管党内主要机构，以便共同协力。谈判秘密地进行了两个月，除了奥托·格罗提渥以外，社会党领导人对这种主张都抱冷漠态度。但是，双方毕竟都是工人阶级的党，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有许多人（带有某种正义感）认为，在1930—1933年，由于缺乏工人阶级的团结，致使纳粹攫取了政权。据报道，图林根一个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说过：“纳粹分子给我带上手铐，押到柏林……的一位共产党员同志面前，我自言自语说，”为什么需要纳粹分子把我们带到一起呢？‘“此外，格罗提渥是社会民主党在柏林的领导人，而不是全德的领导人，他可能会想到，一旦德国统一了，他的党内的主要职位将会落到别人手里。他可能指望，新党将更多地具有社会党的性质而不是共产党的性质。不管怎样，社会民主党在柏林的执行人在他的劝导下，于1946年2 月27日追随共产党投票赞成两党合并，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由格罗提渥和共产党人威廉·皮克共同领导。新党的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包括来自西德的代表。但是西德当局对他们实行联合的措施有所怀疑，当柏林的社会党人于3 月1 日召集群众大会声明反对联合时，当局的怀疑更深了。因此他们不承认西德的新党，或者拒绝发给他们的占领区内出席执行会议的代表所需要的通行证。一批颇有勇气（鉴于俄国人的态度）的柏林社会党人决定在3 月31日组织一次党员表决，得到了西方强有力的支持。但是俄国人却拒绝配合，也不允许社会党在俄管区内活动。西方三个管制区，有百分之八十二的票数反对联合，而在莱比锡举行了同样的表决投禁，据说一千六百名代表中只有一张反对票。　　这一插曲的结果是实质上没有提高共产党的威望而把东部占领区的社会党摧毁了，同时在东德与西德之间进一步划出了鸿沟。德国统一社会党精心建立了一个极权主义组织，有中央书记处和八个部。共产党人掌管了大部分重要职位，常常是党政结合，他们与前社会党之间的均势保持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联合前两党间所开展的斗争后来仍在内部继续下去。1947年期间，共产208 党开始占了上风。同时，俄国人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公开表示偏爱。该党成员不仅可以例外地接触官方情报（包括确切的统计，在计划经济中，这是很重要的东西），他们还配给到较高定量的口粮及额外的燃料和农着，享受特殊的旅行设备，发给汽油和假日工资。有一度新闻纸非常缺乏，而他们的报纸却受到厚待，可以比竞争者刊印更多的版数。不仅象自由德国工会和德国农民协会这样的组织被用来为党的利益开展运动，而且其他一些政治性质不甚明显的社会组织也同样被利用。和纳粹分子一样，共产党人认为，没有哪一行应置于他们的影响之外。从战后的早期开始，旨在帮助反对纳粹的各种团体（法西斯主义牺牲者联盟、国家社会主义追随者协会）在东德的生活中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不仅使遭受迫害者得到安慰，而且受到感化。妇女被组织进民主妇联，青年被组织进自由德国青年，知识分子则被组织进了文比协会。相形之下，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则感到前途困难重重。1945年12月，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巴德戈德斯贝格会议之后，它的领导人安德烈亚斯·赫尔梅斯和瓦尔特·施赖贝尔以及自由民主党的科希因为不愿执行俄国人的命令而被迫辞职。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凯泽因拒绝合作，又拒绝辞职而受到俄国人加施加的很大压力。他自己住在西柏林，俄国人对他无可如何，但俄占区支持他的人却被逮捕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报纸被迫刊登攻击他的文章，直到最后在俄占区内不可能为他再搞什么政治活动时才罢休。柏林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报纸编辑鲁道夫·佩歇尔也被迫辞职，取代他的是一位更顺从的人。但是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却不准解散。俄国人似乎十分想操纵反对党，以示他们对德国人的宽容，同时，他们也可能认为不迫使所有的敌手都转入地下乃是明智的做法。　　这些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1946年9 月举行地方选举时，德国统一社会党赢得的票数在梅克伦堡占百分之六十九，在勃兰登堡占百分之六十，在萨克奔占百分之四十八，而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所得票数在梅克伦堡分别占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十，在勃兰登堡分别占百分之十九和百分之十六，在萨克森各占百分209 之二十（余票根据柏林社会党的命令予以销毁）。10月份在州的选举中，德国统一社会党得票四百六十万张，其他两党总共得票四百八十万张。但是票数的分配情况是这样的：在萨克森和萨克森一安哈尔特，他们的票数占绝大多数；在图林根勉强占百分之五十，在其他地方则低于百分之五十。在此基础上，他们接着在萨克森的九名阁员中占了五名，在萨克森- 安哈尔特的六名阁员中占了三名，在图林根的九名阁员中占了六名，在勃兰登堡的六名阁员中占了三名，在梅克伦堡的八名阁员中占了四名。五个州中，他们在四个州取得了内政部的要职。　　这些结果好象还是稳健的，但俄国人的偏爱与强制手段对这些结果伪影响程度，可以从同时在柏林进行的选举中得到说明，柏林全城的选举是在军事管制总部同意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由四方组成的小组视察投票情况，以便把投票人所遭受的压力减到最小程度。社会党得票九十九万张，在全城二十个行政区内领先。基督被民主联盟得票四十五万四千张，而德国统一社会党只获得四十万五千张。这次选举的结果，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无疑地使俄国人为之震动。这是他们首次在德国同比较老于世故的公众的自由意见打了一次交道（前一年11月在奥地利，他们也受到了多少相似的震动）。这充分说明，一经批评和比较，就暴露出他们是多么不得人心，他们的宣传是多么无能。对苏联军政府的影响越来越深的日丹诺夫派，被巧妙地将了一军，他们似乎对自己的失败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仔细研究了盟国的方法，对美国人采用的对意见进行典型调查的技巧，尤感兴趣，好象他们设想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施加影响，是因为他仍能更灵活地适应公众的情绪。很早以来，柏林市市长一直是由奥斯特洛夫斯基博士担任的。他虽然是社会民主党员，但是他的同僚却认为他对俄国人的愿望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因此他们在选举获胜后，就逼他辞职，另选恩斯特·罗伊特接替他的职位。罗伊特过去是共产党员，知其底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俄国人认为他是一个讨厌的人物。在纳粹统治时期，罗伊特一直住在土耳其，所以没有通敌之嫌，但是，他的当选送到军事管制总部去作必要的批准手续时，俄国人不予批准，此事提交盟国管制委员会后也毫无结果。西方盟国认为第一次选举完全合法，不同意再搞一次选举。为了解决由此而产生的困难局面，由罗伊特的副手路易丝·施罗德尔女士接任市长。　　与此同时，1946年夏季美占区的州一级选举中社会党人在黑森领先（虽然不是占绝对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克里斯蒂安·施托克组织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联合内阁。在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赢得了绝对多数，结果其领导人汉斯·埃哈德博士就任总理，他的前任德国社会民生党的威廉·赫格纳博士仍留在内阁任副总理。在符腾堡- 巴登，选举结果不是决定性的，民主人民党的赖因霍尔德·迈尔博士继续领导着包括四名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四名社会党人和一名共产党人的政府。美国人倾向于鼓励联合，作为一种促成各党共同工作的办法，以减少削弱各个州政府力量的相互猜忌。　　在英占区于1946年9 月举行地方自治选举时，基督教民主联盟比社会民主党获得较多的选票和席位。但选举的一个特色是无党派的候选人赢得了一批席位，虽然他们所得的总票数不尽基督教民主联盟，英国官员认为这批人的当选是没有政治背景的新来者在提名委员会里所做工作深得人心的结果，但基督教民主联盟则更多地倾向于挑剔选举制度上的毛病。10月份县一级选举却呈现出不同的情景；基督教民主联盟只获得一千一百万张选票，而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千一百七十万张选票，前者赢得三千五百十八个席位，后者赢得二千五百十九个席位。共产党人赢得一百三十九个席位，中央党赢得一百九十个席位。1947年州一级选举的结果如下：选举之后，阿诺德就任北莱茵- 威斯特伐利亚州总理；欣里希·科普夫仍然在下萨克森州领导一个联合内阁：　　在石勒苏益格，赫尔曼·吕德曼领导下的社会党政府取代了施特尔策。1946年9月法占区的地方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获得一百三十万张选票，社会党人获得五十六万张选票；1947年5 月的州选举中，基督被民主联盟在各处都占优势。211 当然，选举情况并不是在各个州都是可以相比的，但最后结果说明了基督教民主联盟是实力最强的政党。有一定数量的小党派和中立派游离在两个阵容之间，可能为随便哪一个营垒吸引过去。许多没资格参加选举的纳粹分子不会老是受到排斥，以后他们可能加强右翼的力量。此外，上述选举是在战败后反应初现之际举行的，在这种情况卞，右翼政党的这些支持者由于一时尚未受到这种反应的影响，也许认为隐瞒他们的真实观点是得计的。在西部，的确毫无迹象表明人们强烈希望开展什么社会革命。问题的发展有几分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时势变得并不十分有利的话，那里的大多数人会坚决要求民主。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人确实认为党的名称加上民主二字远不止是随波逐流，但党的追随者也的确包括某些不太热情的民主主义者。问题的最后解决也许要由这样一批德国人来决定，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有很多人明白表示他们厌倦政治，不肯从事政治活动或参加任何一个政党。　　第十四章　宣传工具　　要想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就不得忽视人们读的和听的东西。但是，在有关德国投降的文件中只有一处提到宣传工具问题，即在1945年6 月5 日的柏林宣言中有一条，规定除由盟国代表指导背外，所有广播电台和电信设施均应停止活动。在波茨坦协定中唯一涉及该问题的是一条规定：“除了维持军事安全的需要外，允许言论、出版及宗教信仰自由”。盟国管制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年中，除了受理一个并非专管此事的管理局所提出的一项查禁纳粹书籍的禁令之外，未曾审议过这个问题，而这项禁令的提出则是无视英美当局将近一年中所实际奉行的政策的。到1946年4月下旬，政治管理局设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来处理宣传报道问题，但那时各盟国的政策已经确文，因而该委员会除了争论之外几乎是一事无成。英美两国政策的如此相似，是由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心理作战部在德国投降前所作的共同安排，而并非迫于形势。然而这对法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俄国人则更是毫无影响。　　第一节 报刊　　212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方案中的三个阶段已在前面叙述过了，即封闭原来的报刊、由军政府出面办报和批准德国人办报。继《法兰克福评论报》（1945年7月31日创刊）之后，到那年年底在美占区批准出版了二十三种报纸，总发行量达到三百十七万份。此后两年间又增加了二十一种报纸。这就使美占区的每个主要城市都有一份自己的报纸。柏林美管区有《每日镜报》，于9 月批准出版，由埃里克·雷格任编辑。对比之下，英国批准的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一方面，即使让德国报界人士在英国人的直接监督下工作得稍微长久一些，预计也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危害；另一方面，当时对于批准办报的依据还存在着争论。美国的观点是，在新闻纸张和优秀的办报人员都缺乏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地区中获准创办的报纸数目应该少一点。而且，他们只批准那些代表几种观点的集团办报，希望借此来阻止德国政治家的分裂倾向，使任何报纸都无法只拥护某一政党的政策而排斥其他。如果让读者听取几种观点，就会促进讨论。美国人赞成各报之间的竞争，于是其他报纸随后便应运而生，以1946年4 月创刊的法兰克福《最新新闻》为开端，这些报纸在许多城镇创办起来。但在英国人中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却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除非给予德国人实践的机会，否则即不可能指望他们恢复民主政治的习惯。在占领当局掌握着那么多权力的情况下，这种实践在一段时间内必须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讨论；而如果各政党没有自己的喉舌，讨论就会受到阻碍。因此，在任何地区都按平均五人一份来规定报纸的总发行量。对任何申请办报的政党，都根据对其实力的估计给予一部分发行量（在1946年选举提供出更为可靠的证据之后，作了必要的更动）。对于这种办法来说，唯一的例外是，有些农村地区，看来办一份以上报纸很难不亏损，因而在这些地区准许发集团办报执照。现在看来，美国的政策比英国的政策高明一些。其高明之处在于，由于拥有较雄厚的财力，没有太多的狭隘观点，总的说来报纸的质量比较高。　　第一份获得英方许可证的报纸是1946年1 月8 日开始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不伦瑞克报》。不久其他报纸也相继得到批准，到这一年的仲夏已办了三十五种报纸。4 月份，英管区“官办”报纸《柏林人报》为《电讯213 报》所取代。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很快达到将近五十万份，成为该市一家最大的报纸。其编辑阿尔诺·朔尔茨恰巧是该报所取代的“官办”报纸的主要撰稿人；该报曾给社会民主党人以强有力的支持（那时社会民主党正处于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艰昔斗争之中）。　　苏管区的主要报纸仍然是《每日评论报》，但每天至少出版七份各自独立的报纸。在苏占区，各政党获准办报，但只有统一社会党获得畅通无阻的发展。属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报纸始终处于困境之中，其结果是水平不断下降。直到1947年，俄国审查人员一直坐在办公室里对每一份行将出版的报纸进行审查：甚至在取消这种审查的时候，还通过新闻通讯社发出关于处理新闻报道的严格指示。1945年末，经法方讹准，柏林出版了第一份晚报《信使报》，由《法兰克福报》原驻巴黎的一位记者担任编辑。　　英国人和美国人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改革德国报刊并提高其水平，不仅编排方式以西方标准来衡量是完全过时的，特写几乎没有，而且编辑部评论与新闻之间的界线也非常模糊。据信，这种情况曾帮助纳粹分子控制德国人的思想，因为普通的德国读者不是受到鼓励专从直言不讳的新闻报道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是习惯于接受夹叙夹议的新闻，因而把偏见和事实混淆起来。必须把C ·P ·斯科特的名言“评论自由，事实神圣”由新奇之谈变成家喻户晓。根据许可证上的条款，要求编辑把新闻单独刊登，并且规定他们不要在第一版登载任何其他东西。对许多德国人来说，这种变化因为素不熟悉而不受欢迎；管制一取消，就出现了某种倒退现象，农村地区的报纸尤其是如此。但总的说来，这次改革已扎下根来，尽管有些报纸（主要是有插图的周报）也学到了一些不大好的手法以求报道耸人听闻的消息。为反复灌输办好报刊的原则，曾作过很大的努力，并安排了一系列的课程和讨论。　　当获得许可证的报纸开办的时候，原来的意图是要对报纸进行仔细的监督，如果发现任何被认为有害的言论时就予以申斥。许可证的条款允许实事求是的评论，甚至允许对盟国政策进行合理的批评，同时又要求领有许可证者不得发表任何中伤污蔑盟国或妨碍盟国政策实施的文章。但事实证明不可能实行严密的控制。虽然尽量任用会讲德语的官员来负责报界工作，但这样的人太少，并且还有许多别的任务，不允许他们对各种报纸每期刚214 出版就及时阅读。即使他们确实发现了某些问题，在未同所在部队首长商量之前，甚至也许在未同司令部商量之前，也不能加以制裁。因而总要到出版好几天以后才能对那些冒犯当局的文章进行评判，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评判的结果也差不多总是只对被告告诫一下就轻轻放过。在这方面，美国人的度量也许比不上英国人，但无论在美占区或是英占区，很少吊销许可证，就是吊销也只限于几个星期；大部分受到这样惩罚的是共产党报纸，这些报纸对当局的冒犯不仅是明目张胆的而且是蓄意的。　　这种不加严密控制的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可取之处的，其理论如下，德国人只有通过无拘无束地做些蠢事，才能学会如何明智地运用自由（评论家们认为许可证的条款本身约束得太死，那他们一定是听信了德国人的抱怨而没有阅读德国人的报纸）。但是德国人看到的是正在按照德国的观点来撰写的新闻稿件，这一事实加上有必要提高德国人尊重客观报道的标准，使盟国认识到拥有它们自己的喉舌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当盟国远征军司令部的政策到1946年年中左右得到彻底贯彻时，在大多数宣传工具中就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齐头并进的指导思想。一方面，给予德国人适当的、越来越多的自由去办他们自己的报纸、电台等等，甚至把负责批准的任务也交给了德国机构。另一方面，使德国人办的报刊、电台与盟国直接控制的报刊、电台竞争。后者有意避免使人觉得太象进行宣传：而另一方面，他们的有利条件是说话比较具有权威性，而且在消息来源、人员配备和新闻纸张供应等方面也享有优先权。这类报纸中首先出现的是《新报》，由美国主办，从1945年10月起在慕尼黑出版。它每周出三期，而由于新闻纸张缺乏，德国人得到批准的报纸仍被限定每周出两期。该报文章的重点不是放在“最新”消息上，而是放在新闻特写和关于整个世界，特别是美国的背景知识方面。因为出版这些官方报纸的另一个目的是旨在消除德国人对外国的无知和误解——纳粹留给德国的遗产之一。丰富的内容是这些报纸的主要魅力之一。尽管德国人无疑是有保留地阅读这些报纸，但这些报纸还是逐渐受到欢迎。mpanel(1);　　英国办的同类报纸是《世界报》，1946年3 月在汉堡215 开始出版，当年秋季增加了埃森版，次年夏季又增加了柏林版。其目的是使《世界报》成为一份比《新报》更侧重新闻报道的报纸，因而它除了采用路透社所发消息外，还从伦敦得到特殊的新闻供应。它很成功地达到了一百万份发行量，按德国标准衡量这是异乎寻常的，尽管这个数字后来下降了。该报的主要困难是物色一个第一流的英国新闻工作者，这个人既能讲流利的德语又愿意按照管制委员会内部等级制度的规定领取薪金。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而且，英国的政策是在柏林和伦敦决定的，报纸却得在汉堡出版，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加无法解决了。不仅英方主持办报的人员缺乏编辑才能，而且其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熟悉英国的政策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结果是，虽然《世界报》被认为是阐述英国观点的，但它常常阐述的只是德国编辑人员所想象的英国观念，这就必然造成麻烦。该报有一个方针是毋须始终支持占领国的行动，但德国编辑人员当然感到难于掌握分寸。如果经济形势的压力并未使高级英国官员无暇把对于该报的一般口头支持转变为落实到物色人员和调整薪金方面去，那就很难令人置信这个问题竟会无法解决。问题还在于人们未能理解编辑部把政策化为社评不能仅仅根据临时的指示行事，而必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尽管如此，该报还不失为英占区最好的一份报纸，对德国报刊产主了有益的影响。　　另一种英国的官方刊物是画刊《世界一瞥》，在英国出版（因为德国缺乏纸张），不定期地出售。第三种是模仿《读者文摘》的《新作品选》，也在英国出版，由英美共同指导。美国人在德国出版了《现代》画报月刊和文学双月刊《美国评论》。所有这些刊物的基本任务是向德国人提供客观的报道和扩大他们的视野，为了使刊登的宣传材料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只给它裹上一层恰到好处的“糖衣”。与这些刊物平行的有大量的不同种类和价值更为悬殊的德国刊物（至1946年底，美占区有二百五十五种）。由于对读物的需求达到饥不择食的地步，以致任何可以出版的东西部有销路，但因纸张缺乏，随之需要对发行量加以限制，这就意味着报刊的价值从未受到真正的考验。这样一来，在申请发给一种新期刊的许可证时，就有一个216微妙的问题向盟国提出。不批准就有审查专横之嫌，然而，每增加一种新刊物又意味着原有刊物的发行量要减少，而这些刊物很可能是更值得支持的。这个问题是凭经验来解决的，凡申请出版的报刊看来已经够多或者申请者的背景并不很硬的，则一概不予批准。　　占领区边界的划分情况使得苏占区拥有德国的纸张和造纸材料的生产能力过大，而法占区也拥有与其人口不相称的资源。美占区情况较差，英占区最糟（尤其是在重要化学药品或亚硫酸纸浆的产量方面，纸浆产量只相当于全德供应量的百分之四）。而且，造纸厂也象其他工厂一样，由于缺乏必要的原料，特别是缺乏煤，都开工不足。1946年5 月，英占区一百七十家造纸厂中实际开工生产的只有四十家。克莱将军提出的经济政策排除了向国外大量采购纸张的可能，而国外也是供不应求。当然，报纸无论如何不是纸张供应的唯一竞争者，书籍（特别是教科书）、定量供应卡、竟选传单、小册子、商业单据和无数其他用途都要求配给，甚至包括肠衣和烟卷也要用纸。真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意识到现代文明有多少方面要依靠纸张。人们可以轻易地说，由于限制报纸每周出两期，每期出四版，限制书籍每版印五千册，宣传工作所应得的纸张配给是很不充分的，但其他非基本用途的纸张配给也是很少的。无可否认，若不是偶然遇到有“黑市”纸张的人，使无法扩大发行量；然而这种“黑市”纸张绝大部分是数量少而规格不一。因此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不考虑各种纸张类型，不考虑配料及其供应，不考虑各种造纸厂适合于制造何种纸张以及种种类似的因素，而空谈“纸张”本身，那完全是欺人之谈。　　为了给最初几家官方报纸提供新闻，成立了在盟国控制下的通讯社，美占区于1945年7 月在巴特瑙海姆建立了德意志普通新闻通讯社（DANA），稍后英占区在汉堡建立了德意志报刊服务社（DPD ）。这两家通讯社都靠占领国的一家通讯社提供国外新闻，而由自己的记者提供国内新闻；这两家通讯社很快建立了交换新闻的关系。217 德意志报刊服务社通过一条直达线路从伦敦获得消息。后来私人报刊获准出版之后，这些通讯社仍然受盟国控制；当时很难在领有办报许可证的人与通讯社的负责人之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关系。但是，从来没有打算让这两家通讯社永远由政府控制。盟国要等获准出版的各报都站得住脚，然后鼓励业主联合成一个合作团体，再将通讯社移交给它。德意志普通新闻通讯社和德意志报刊服务社先后于1946年10月和1947年1 月完成这一移交工作；而这两家通讯社又于1949年合并为德意志新闻社。　　由于在四方委员会之外还有某些非官方的接触，俄国人充分了解英美对德国报刊的政策。但这一政策不是共产党人的头脑所易于理解的。俄国人对西德报刊登载批评他们的文章很恼火，而且容易在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敏感。然而这不过是责人严而律己宽，因为在俄国严密控制下的东德报刊经常刊登攻击西方政策的文章。很难说到底是哪一方先开始攻击的，因为这需要首先确定什么是公正的评论，而在这一点上几乎毫无可能取得一致。而且，批评开始是攻击德国各政党的政策，后来才一步步发展到攻击它们的后台盟国的政策。象英占区和美占区负责处理那些攻击占领当局文章的机构一样，四方委员会审议控诉的机构，工作进展也是缓慢的，对柏林报刊的审议则是例外。结果是，提出控诉也不见得有任何明显的效果，在相互作出某种保证之前，各方都不愿严格约束自己的报刊。由于东西方之间总的关系趋于恶化，双方所掌握的德国报刊对对方的评论也就变得越发肆无忌惮了。所有这些相互攻击，有多少是出于恶意，有多少是出于误解，则很难说；无庸置疑，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并且互相影响，愈演愈烈。　　1946年8 月20日，英国驻柏林的司令官在军事管制总部就苏管区报刊上的反英文章提出了抗议。简直是不可能有的巧合，就在同一天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就英管区报刊上的反苏文章提出了抗议。这就导致克莱将军两天以后在同一个讲坛上就苏管区报刊上的反美文章提出抗议。一时毫无效果，于是克莱在协218调委员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要是我们准许德国报纸批评每一个盟国，那是令人遗憾的。另一方面，美国代表团也不会任人在身上抹黑而不以牙还牙。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必然要设想四方规定再也不适用了。”几天前才担任俄方代表的库罗奇金将军回答说，他愿意并且赞成停止“这些诽谤”。在表示了这种少有的和解态度之后没几天，库罗奇金将军就不再是俄方代表了，但是协调委员会还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直到10月12日盟国管制委员会在第四十号指令中对德国报刊所能享有的自由活动权作出了规定。这些报刊可以自由讨论德国的政治问题，评论占领国的政策，对外交事务进行如实的报道。禁止刊登下列四类文章：（1 ）助长散布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2 ）散布谣言，旨在分裂盟国或挑起德国人对任何占领国的敌意的文章。（3 ）矛头指向盟国对德国问题的会议或管制委员会的决定的批评文章。（4 ）呼吁德国人采取行动反对各自的占领区总司令所实施的民主化措施的文章。对英占区和美占区的报刊来说，上述情况大多已在许可证上作了规定，予以禁止，该项法令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空文。没有建立任何机构来处理会方的控诉或进行惩罚，而没有这种机构就不可能期望有任何真正的改善。然而，即使有了这样一个孤零零的机构，也解决不了上述问题，因为任何四方机构往往都会陷入僵局。互相攻击是一种根本冲突的征兆，而非孤立的事件。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美国当局公布了一项规定：任何报纸、杂志或其他出版物，如果是来自那些没有缔结互相自由交换协定的占领区，一律不得在美占区出售。这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形势，因为俄国人禁止西部占领区或西柏林的报刊在其占领区内发行，却把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材料寄往西部。美国人提议同俄国人缔结上述协定而219 未得到响应，此后不久，他们就禁止俄占区和柏林俄管区的材料入口。英国人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第二节 广播　　俄国人在占领柏林时控制了该市的广播电台设施，而且不多久就弄到了一班德国职工在他们监督下播送节目。但是，这些播音室位于市内划归英国管辖的区域内，发射机位于划归法国管辖的区域内，而相互连接的电缆据说要经过位于美管区的一个转换站。尽管如此，当其他盟国进驻柏林时，俄国人没有表示要放弃控制的任何迹象；他们自我辩护说，他们没有其他合适的发射机能对他们整个占领区进行广播。英国军事当局因不愿在一个尴尬的时刻甘冒发生一场冲突的风险而予以默认了。在1948年之前，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去大胆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英管区对于站在播音室门口的俄国警卫人员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位于三处的设备再加上俄国对广播节目的控制，引起了一个笑话，说柏林电台已经是四国联营的了。　　在德国投降之前，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曾订出计划，打算使用这部德国长波发射机作为四国向全德广播的电台。在一段时期内，美国人还在继续渴望实现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计划，好象不愿承认这个似有可能的天地从来只不过是个梦境罢了。试想一个组织机构有时尚不能就其管制委员会本身的僵局同意在半途就予以宣布，怎么可能期望它就定期发布新闻公报的条件取得一致意见呢？而且，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是让各个盟国轮流管理，每次管上一小时或一天，然后再交给下一个盟国，要是这么办，那会给德国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在发射机这个问题上俄国人是掌握着解决问题的钥匙的，但是他们丝毫无意于同任何人分管。　　1946年2 月美国人在柏林建立了自己的广播电台（RIAS，美管区广播电台），进行有线广播；由于效果不佳，第二年秋天便用一部低功率发射机来代替有线广播。1946年8 月英国人也在柏林装置了一部低功率发射机，220 转播通过陆上通讯线从汉堡传来的节目。两个电台都未征求俄国人的同意。但是，尽管英国的陆上通讯线要经过俄占区，俄国人却从未试图认真加以干涉（这和约束英国人不去占领俄国播音室，差不多出于同样的原因）。　　美国人在其占领区忠实贯彻他们鼓励联邦制度的原则，为三个州中的每一个州都建立了独立的无线电广播系统，在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纽伦堡都没有发射机。为了有可能进行发射，这些发射机使用了一个或两个在战争期间“解放出来”的频率。最初这些电台使用的是临时凑集起来的设备并且大部分由美国人员操作。虽然训练德国人员的工作开始得很早，但在几年之后美国人才放弃控制。尽管不反对广播广告，也无意于采用商业广告电台的形式。　　英占区在这方面的政策受到下列情况的支配，就是只能选用两个波长：三三二米和二二五点六米，后一个波长还是“合用”的（就是说，欧洲其他地方有一个电台也用这个波长，因而只能使用低功率）。因此，不可能播送两套收听范围都很广泛的广播节目；但如果用三三二米的波长向该占领区的一半地方播音，那么二二五点六米的波长就显得太弱了。无法照顾到其余的所有地方。汉堡播音室及其附近很强的发射机实际上是完整地被占领的，而科隆播音室和朗根贝格的发射机却遭到严重破坏，尽管还能修复。根据这种情况，西北德国广播电台（NWDR）把总部设在汉堡，播送单套广播节目。汉堡发射机与朗根贝格发射机同时用三三二米的波长和一百千瓦的功率播送，而弗伦斯堡、汉诺威和柏林的低功率发射机都用二二五点六米的波长播送。这种解决办法遭到了批评，其理由是这种办法过于把占领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了，莱茵地区的某些人则吵嚷着要求播送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广播节目（而不是各地选送的共同节目）。另一方面，这种办法却能使为数有限的合格的工作人员最充分地发挥作用。由于得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慷慨支援，广播电台才有可能聘到一批既精于广播业务又能讲流利德语的英国管理官员（报刊方面却未能聘到类似人员）；尤其是西北德国广播电台的中心技术部应深深感激那些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当时成立了221 一个德国工作人员的班子并精心加以培训，以便于该系统迅速发展；到1946年底，已经在酝酿着把控制权交还德国人的形式问题了。一方面，由于缺少波长（如果不缺少其他什么的话），不可能考虑播送商业广告节目的电台；另一方面，为了将来，人们认为重要的是提供尽可能多的防范措施，防止政府利用这个系统作政治宣传（这种情况甚至在1933年之前在德国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关于西北德国广播电台的章程问题，曾同占领区咨询委员会的有关委员会、各政党的领导人、教育家、教会人士、工会干部、报纸编辑以及有代表性的音乐家和演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在讨论的各个阶段，总要征求布雷多博士的意见，而他也直抒己见。布雷多博士是德国广播界的里思，在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天辞去了职务。　　1947—1948年间提出的解决办法，虽然是作为军政府的一项法令来颁布的，但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而是英国人和德国人经验的结晶。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成立一个理事会，根据章程规定，其成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当选，而不能以任何政党或团体的代表名义当选。要找到没有公开参与政党活动的知名人士，在德国比在英国要困难些；就是有意放过机会不发表个人观点的人，也不多见。因此，委任理事的方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如果让州政府去委任的话，章程中又没有任何条款能够排除把政党支持者塞进该理事会的可能性。最后采取的解决办法是把进选任务交给一个评议机构，其成员是根据职权来选出的，不仅包括各州总理而且包括文化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首脑。当然，如果政治上的党派偏见本来就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而一个组织又是属于这个社会的，那就是再别出心裁，最终也无法把政治排除于这个组织之外。有人可以这样说，在那种形势下，本来可以放得明智一些，承认不可避免的现实，规定各党派有适当比例的代表，不是另搞一个机构，而这个机构却很可能更容易受到政治弊病的侵蚀，因为它对这类弊端出现的可能性总是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当时认为重要的是向德国人反复灌输党派之争要适可而止的思想，而且似乎有意识地要使之形成制度，以便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作用。有趣的是，当美国人也在适当的时候着手移交时，他们采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解决办法。看来西北德国广播电台已在德国树立了相当高的威信，这部分地是由于从很早开222 始就允许它有评论自由，这种自由常常使美国人震惊，并引起法国人和俄国人的抗议。西北德国广播电台后来常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温床，正如它当初被说成是纳粹主义的温床一样，这一事实表明它相当成功地走了一条中间路线（它在预示政治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姑且不论）。在移交给德国人管理的后期，英国管制官员担任德国理事会下的第一任总经理。这种情况为任何别的占领区所未有。　　本来的意图是，为了适应西北德国广播电台交还德国人这一情况的变化，应该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德广播来向德国人宣传英国的观点。由于对德广播节目无法使全英占区都听得到，1946年便作出安排，让它使用东弗里斯兰的诺尔登发射机，这个发射机原来是为纳粹对外广播而建造的，后来为英军广播网所使用。美国也采用类似的办法，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但是经验表明，各地听众都愿意收听最近最强的电台，除非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个电台的可靠性。总的说来，四德各广播电台当之无愧地赢得了听众的信任。　　第三节 书籍　　德国是一个传统的书籍之国。但当占领开始时，德国却是书籍奇缺。许多书籍已被纳粹销毁，其他许多书又不准进口。书店、图书馆以及私人的大量藏书均被炸毁殆尽。一个巨大的空白有待填补。但也存在着是否应该更加扩大这个空白的问题。对纳粹书刊怎么办？　　英美之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最初作出了一个决定，223 反对拟订禁书目录性质的东西或纵容任何形式的公众销毁。这种行动只会引起对受害者的同情和鼓励逃避查禁；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使禁书全部销毁。另一方面，人们自然不肯让所有纳粹书刊都保存下来，等着去培育反动派。即使思想不能扑灭，但总可以使之易于或不易于传播。主张对反自由主义的书刊不作任何取缔，肯定是自由主义过了些头。因此早期所采取的政策是禁止出售、转让或以其他方式传播纳粹书刊（至于哪些是纳粹书刊，未作比较详细的规定），但另一方面又未作法律规定，而是鼓励德国人自己去做选择和销毁的工作。　　这项政策在1946年5 月受到了冲击，当时内政管理局凭着它对非纳粹化的职责，注意到缺少法律规定，于是根据俄国人的倡议拟定了一项法令来加以补救，盟国管制委员会通过了这项法令。该法令责成市长、地方当局、书商、图书管理员、中小学校长，甚至私人收藏者在两个月内向占领当局交出“一切含有纳粹宣传内容的书籍、小册子、杂志、报纸合订本、纪念册、手稿、文件、地图、计划、歌曲集、电影片、幻灯片（包括旨在给各种年龄的儿童阅读的任何东西）”，以便销毁。但英国当局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执行这项法令（这种结论毫无疑问在俄国人看来证实了他们的最坏的猜疑）。实际上所做的工作只是稍微强化原先的政策，派新闻管制官员去视察一下据悉存有图书的主要场所罢了。这些官员一方面保证这项法令多少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又竭力避免不必要地销毁书籍。这整个行动遭到了批评，理由是这样做不但毫无必要，而且只会有害；但是，由此可能造成的小害不得不同英国人断然拒绝合作所造成的后果进行权衡。关于法占区和俄占区如何执行这一法令的情况，没有材料可资介绍；但是，如果俄国人不设法去销毁更多的材料，那才是怪事。　　在美占区和英占区，要求书籍出版商也象报纸业主一样申请营业许可证（到1946年6 月，英占区有一百八224 十五家）。他们在任何一个时期所能使用的印书纸张数量，由管制当局根据他们所订计划的规模和重要性按大致的比例进行分配。除特殊情况外，每版限制在五千册以内。书籍出版商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选择出版书籍，但在营业许可证中告诫他们不得出版鼓吹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或种族主义思想的书籍，不得出版煽动反抗盟国或挑拨盟国之间不和的书籍，等等。出版带有上述倾向的书籍要受到吊销营业许可证的惩罚；如果他们对有些问题拿不准，可以在出版之前把手稿送交盟国当局审查，大多数书籍出版商似乎都极力希望把稳一些。结果，没有一份许可证被吊销，因而让书籍出版商完全自由地出版他们喜爱的书籍，似乎也不见得会有多大问题。但是各占领当局都不会率先冒险这样做，而且，纸张既然如此缺乏，对书籍出版商的数目加以某种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当时的条件并不十分有利于著作活动，出版的书籍也不很值得注意。　　填补这一空白的一个明显办法是翻译英美的书籍。但是，只要德国马克不能兑换外币，向作者支付版税的问题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障碍。马克不能兑换成英镑或美元，而不住在德国的外国人不得在德国积聚不能兑换外币的马克（理由是这种积聚在马克可以自由兑换时将造成额外的紧张）。作为一种解决办法，英美两国政府用美元或英镑有选择地向一些挑选出来的作者购买一定年限内在德国出版他们书籍的权利；然后又把这些版权以不能兑换外币的马克卖给德国出版商，而马克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英国书籍的选择工作是在伦敦的一个小型顾问委员会的帮助下进行的；鼓励德国出版商提出他们愿意出版的书目。选定的书籍决不是局限于政治题目。大约有二百种英国书籍就是这样出版的，美国书籍的数量更大。很遗憾，一些本来最有用的书籍的德文版权被卖给了瑞士出版商，无论出多高的价格用英镑向他们购买，他们都不肯放弃版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无从作出切实可行的安排。不然的话，这项计划是会执行得使人人都感满意的。当然，有些英美出版商和作者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们的书籍被认为不适宜于包括在该计划之内。　　看来俄国人无须为批准出版营业许可证操心。他们把纸张分配给他们所宠爱的出版商，同时讲清楚，出版异端书籍将意味着给出版者带来麻烦。他们采用这种办225 法，无疑能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当然，英美的政策是从长期占领这种设想出发的，在此期间应让负责任的、有民主思想的出版商有机会确立自己的地位，以抵制随后可能出现的反动潮流。　　第四节 其他宣传工具　　管制的范围还扩大到剧院和音乐会，只有那些忘记了第三帝国的音乐和安排演出的窍门所起作用的人才会对此感到惊奇。英美的原则是，给剧院经理或剧场所有人发营业许可证，以迫使他们对演出的性质承担个人责任。实际上现在很难想起有过查禁某个节目的例子，虽然酒吧间的歌舞表演常常接近这个限度。然而要在这个领域内非纳粹化是特别困难的，而且产生了以富特汪格勒和格林德根斯为首的若干有名判例。一方面人们可以说，艺术与政治无关，但同时又很难容许那些曾受纳粹宠爱的人若无其事地继续登台表演。这方面，时间最能医治创伤。但是这一部门的管制官员的工作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他们帮助歌剧院和戏院从当局得到建筑材料、燃料、额外的口粮、通行证以及无数其他补助，要是没有这些，剧院是无法演出的。根据一项与选择书籍相类似的计划，引进了许多外国剧本。由于演出者缺乏材料，而管弦乐队和歌唱家又缺乏精力，这就导致人们强调象格鲁克、汉德尔、莫扎特等这类作曲家的那种比较古老、比较朴素的风格。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虽然可以自由演奏瓦格纳的作品，却似乎乐意把他的作品束之高阁的原因之一。在文化活动方面，法占区由于法兰西话剧团、香榭丽舍芭蕾舞剧团和巴黎交响乐团的巡回演出而显得具有特色。　　在电影方面，由于取缔大部分引起非议的纳粹影片而造成的空白，通过上演带德语字幕或德语配音的英、美、法、俄故事片而填补起来了。德国人对这些影片的反应是不同的，而且要找到足够的既适合德国观众口味又可望增强盟国威望的影片，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万国影片公司（UFA ）在巴贝尔斯贝格的主要制片厂都在俄国人手里，而西部地区仅有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制片厂都在慕尼黑市外。这种情况再加上缺乏资金、原料和各种设备，意味着德国影片摄制丁作进展缓慢。上演的第一部影片主要是靠在英占区拍摄外景制成的，1947年1 月开226 始发行。英美当局联合拍摄每周一辑的新闻纪录片《银幕上的世界》，强制上映。　　在1945—1946年之间的冬天，一些地方军政府的官员，特别是在英占区，开始把过期的英国报纸和德国报纸放置在任何一间近便的房间内，让群众进去阅读。这种安排深受欢迎，因为德国人都非常希望看到新闻，报纸（特别是外国报纸）又很难弄到，而且很多德国人也乐予以任何借口坐在一间暖和的房间里。1946年3 月在柏林临时举办了一个名为“今日英国”的展览会，目的在乎影响社会民主党与统一社会党的论战；前往参观的人数表明这种展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以上面两件事为起点，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设想，要在全英占区一连串建立六十个新闻中心，附设阅览室、图书馆以及用于演讲、放映电影和举办展览会的各种大厅。这种设想做起来就不象想象的那么容易了。寻找房舍，进行整理，在德国建立一个供应中心，以及安排报刊、书籍和展览材料的交流，都要花费时间。但是到1947年5 月，已办起了六十二个这样的中心，都用一个共同的名称“桥梁”。这个数字后来必然要减少，但是那些保存下来的中心仍然是英德文化联络的基础。美国人仿效英国人的做法，到1947年7 月建立了二十三个新闻中心。俄国人也不甘落后，1947年春天在柏林的菩提树大街开办了一个堂皇的“俄罗斯文化之家”。　　第五节 效果　　上述种种努力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德国人成为一个见识广博、头脑冷静的民族，把这点记载下来是会令人愉快的，但是，尽管许多人在这方面取得了进步，却还有相当多的人在这些年中继续相信最荒诞无稽的谣言，继续对德国以外的世界抱着极其错误的想法。问题不单单在于他们认为占领国故意要压迫德国，而是许多人以乎无法理解为什么“可怜的德国”竟如此令人憎恶。很自然，他们会批评盟国无力供应更多的配给物品，但是他们拒不相信其他许多国家也缺乏食品、煤和原料，而且这种匮乏却是纳粹的野心所造成的。象施兰格一舍宁根博士那样的资历较深的负责的德国领导人也许会证明，要不是由于美国和英国政府在牺牲自己的情况下运来了食品，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就会死于饥馑。但在英国人发现一般德国人非但看不到他们所受待遇中包含的慷慨大方，却只是谈论饥荒是故意制造出来的时候，他们特别感到痛心，因为这些供应曾要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1946—1947年的冬天，象“世界粮仓是充裕的”这样一类大字标227 题经常出现在德国报刊上，时至今天，盟国为拯救灾难所作出的那份贡献差不多已被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这就引起了种种怨言，说盟国新闻处无能。　　宣传工作收效不够大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物资缺乏，使得很难对德国人施加有力的思想影响。英国报界说了一句公道话，承认通过一份每日四版的报纸无法向广大读者作充分报道。但是，盟国却想通过每周两份、每份四小版的报纸来向那些有更多隔阂要消除的德国人作报道。不错，还有广播电台，但是一般说来，每个地区只能清楚地听到一套广播节目，而文娱节目又必然占很大比重。在这种情况下，对德国报刊所采取的政策也许是过于放任自流了；本来可以责令那些获准出版的报刊拿出一定版面来强制登载实事求是地阐述盟国政策的文章，而不是让它们完全自由地想登什么就登什么。但是，既然过去多年的宣传使德国人形成一种习惯，遇到有人要他们相信某种事物时总要怀疑一番，那么要发表不会引起异议的文章，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　　而且，决不要以为一事无成。各报刊都系统地报道了纽伦堡审判的情况，同时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和发行了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和杰克逊法官先生的开幕词（遗憾得很，在最能发挥影响的时刻迅速公布那些关键性的德国文件的做法被排除了，唯恐任何这类文件在审判过程中被认为不可靠）。大批的书籍，如欧根·科贡的《党卫队国家》和彼得·德·门德尔松的《纽伦堡文件》等出版了，这些书籍都不受每版五千册的限制。英美的官方报刊一再登载关于外国食品供应情况的文章。第一批在英占区各新闻中心巡回展出的十二组图片中就有三组是有关上述主题的。许多地方官员也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强调这些事实。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广播节目强调英国援助的意义到了那种程度，以致收到听众表示愤慨的信件，抱怨他们显然是想损害德国人民的自尊心。　　真正的困难与其说在于未能成功地进行报道，不如说在于无法使这种报道为人们所接受。盟国是同那么一种人在谈话，他们常常根本不要听，即便是听了，也很快就置之脑后。正如有人提出的那样，这里存在着一种心228 理上的障碍，妨碍着他们承认：世界不是无缘无故地讨厌德国人；别的国家也缺乏供应；德国是罪魁祸首；如果不是占领者大发慈悲，德国的处境会更糟糕。大多数德国人在心灵深处也许意识到这些事实；但是，要公开承认这些事实，似乎就意味着对许多长期被奉为典范的东西缺乏信仰。说盟国是正确的，就意味着说德国——不仅仅是纳粹分子——错了；而这对于任何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来说，是一颗难咽的苦药丸。英国人和美国人越是起劲地进行说教，其唯一效果也许是使听的人越不愿意听。　　归根到底，要解决这种僵局还得靠德国人来做工作，而不是靠占领国做工作。有些德国人是准备面对现实进行斗争的，1946—1947年冬天刊载在一家柏林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任何一个稍微尊重事实或真理的人都无法否认，1918年的那种战后气氛再次笼罩着我们。我们在进行一场“民族”抵抗运动。对被征服和被占领的现实感到反感；本能地团结一致反对一切非日耳曼人；什么事情没有完全达到人们根据诺言和指示所预期的结果时，他们就随心所欲地批评一通；对供应缺乏报之以鼠目寸光的抱怨：“还不如在纳粹时期好”；只要对自由稍加限制就大声疾呼“这是民主吗？”；以到处散布占领期间和占领以后的不愉快经历为乐事：不愿经受艰难困苦，嘴里却说：“喏，他们是以上等人自居”；沾沾自喜于搞挑衅性的小动作；尽情奚落痛切忏悔的思想；只看到德国的什么东西被取走了，却不愿去想想德国人过去从别国人民那里拿走了什么；不愿记住，除了德国造成的破坏之外，还有对于我们侵略的野蛮暴行的义愤；一提起德国官兵所犯的罪行，就采取愚蠢的“别相信”的态度；闭眼不看对波兰人、犹太人和俘虏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别出心裁地指责“别人”通过签订条约帮助希特勒上台；抱着错误的“民族国结一致”的观念，妨碍人们站在实际存在的“另一个德国”一边——凡此种种，都是出于虚假的爱国主义或幼稚的利己主义的动机，在这些动机的驱使下各党派人士闭目塞听，不考虑正义和道德。　　归根到底一句话，不可能期望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即便处在灾难的冲击下，数月之内就改变多少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思想习惯。而想象力、无私和客观性这些品质。是有组织的团体很少能够表现出来的，尤其在处于逆境之时。最有希望的迹象也许是给德国带来的一两种变化，预示着在盟国营制取消之后确能继续下去，而有些德国人也透彻地感觉到这些是存亡攸关的问题。这些成果能229 保持多久以及这些人的影响能有多深，只有在未来才能分晓。　　第十五章　教育　　盟国处理教育的方法清楚地反映出四个占领国对思想灌输问题的不同态度。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迫使人们不仅改变表面的信仰而且改变内心深处的信念呢？因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追求前者而忽视后者显然是没有什么益处的：这样做只能意味着：外部压力一旦消失，旧的习惯就会故态复萌。然而促成内心变化是不能凭借压力的。相反还明摆着一种危险，即凭借压力以求达到此目的将会引起消极反抗，从而实际上使促成变化的机会减少。但也并非全然如此。有些人可能会有足够的毅力和信心在其信仰受到攻击时更加坚定不移。但是，很多人则感到难于使自己的信念保持下去，除非那种信念经常受到来自外界的鼓舞。而且，如果新思想宣传得振奋人心，取旧思想而代之，以致令人无从觉察旧思想的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旧思想在受到压制时要保持不变的希望就更少了。因此，要考虑直接行动能否在思想领域里取得成效，必须认真考虑采取这种行动的那些人过去搞得冷酷无情到什么程度，对另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办法已经开展宣传到了什么程度，以及重新肯定旧观点的途径有多少。　　在德国，具有最积极的新主义的是俄国人。他们本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阐述的真理的信仰是受过精心培育的，这就使他们毫不怀疑直接行动的价值；象大多数狂热的信徒一样，他们一心一意要传播他们坚持不渝的信念。正如一位外界的观察家所写的那样：“政治灌输和宣传是存在的，但是这种灌输和宣传是巧妙地裹着新思想、新书籍杂志以及新展览会等糖衣的炮弹。”他们在这方面的不利条件在于德国东部现存的各种信仰具有根深蒂固的特性以及西部占领区所奉行的种种信仰的传入（甚至可以直接听到）。尽管共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但他们无法使“铁幕”隔音。法国人也对采取直接行动毫无顾忌。人们原来猜测，他们对德国人固有的怀疑态度会使他们不相信有可能改变人心。但也许正是这种怀疑态度使他们认为，既然德国人不会自己转变，那么，直接行动尽管230 有其缺陷、却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此外，他们把大多数成年的德国人都看作是不可改变的，因而他们不那么寄希望于宣传一种政治信念，而是寄希望于唤起青年人热爱学习而又热爱客观态度。美国人把他们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固有尊重与为活动而活动的天然嗜好结合起来。其结果是，一方面他们不太愿意采用向德国人填鸭式地灌输思想的方法；另一方面当德国人不能自我灌输时，他们又感到难以坐视不管。英国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要宣传的那种信念本身就包含着不相信通过命令把信念强加于人的价值。不过，要是他们遇到困难较少而又拥有较多财力物力的话，他们的政策也许会更加坚强有力。　　在盟国管制委员会最早的一些决定中，有一项是德国的小学于1945年10月1 日复课。其主要出发点是使儿童不再流浪街头，使他们脱离无所事事、缺吃少穿的家庭，脱离这种势必诱使青少年道德败坏和犯罪的环境。许多年龄较大的男孩曾被纳粹分子抓去为防空炮火观测目标或执行其他战争任务。在汉堡，1943年以后，除了职业学校和中学高年级之外全都停课了。尽管使孩子们返校是如此重要，但做起来却障碍重重。不仅校舍被炸毁，而且即使校舍完好无损，很多也因其他重要目的而被征用。现在一所大学欢迎一车玻璃就象在正常时期欢迎一个新的研究所一样。儿童们本身也不大有条件学习；一个起码的要求是建立一套学校膳食制度，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即使每餐只有一盆汤或一块巧克力，那种终究能得到点东西的心理作用也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更严重的问题是缺乏教师，因为过去纳粹强调对青年进行思想灌输，使大部分原有的中年和青年教师在政治上不合要求。在俄占区几乎有一半的教师因不宜任教而被解职了；在英占区有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七名教师被逮捕、解雇或者不予聘用，在审查期间，有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余人失业。据说法国人一开始走得还要远，清洗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教师，虽然其中若干人后来又获准返回学校，担任较低的职务。总的后果是，那些留任的教师从年龄和教学231 方法上来说，或者是旧时代的遗老，或者是另外一些本身也是在第三帝国时期受教育的、未经多少专门训练的年青教辅人员。在美占区，教师的平均年龄是五十二岁，百分之五十以上年过六十，而在大黑森州，三分之一的人员未经任何训练就开始教学工作。尽管如此，每班学生的平均数却是六十人，在英占区则是七十人。在下萨克森州的一所学校里，一名男教师要对付一百四十一个孩子；他只有一本书，而且是借来的。最后，当然没有教科书；几乎所有纳粹时期的教科书都不合适，而许多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教科书即使不太陈旧也好不了多少。好象书籍出版工作的困难还不够多似的。为了出版教科书，还要增加一个编写合适的课文的向题。　　在这样的环境下，西部占领区内的盟国人员做出了奇迹：东部占领区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是那里的工作更多地是德国人自己干的。英占区教育部门的部署及其工作人员的配备都是为了进行监督而非直接管理，但是事卖证明许多直接管理工作是避免不了的，而且地方官员必须负起广泛的责任，有时甚至要管到州政府文教部长的人选问题。在英美两个占领区，教育部门是管制工作委员会所辖各部门中地位较低、名声较小的一个部门；除非是既有胜任的资格又以教育事业为己任的人，很少有人愿到教育部门工作，正因为这样，教育部门的人员在胜任称职、品德高尚和富于理想等方面，反而超过一般水准。到1945年底，英占区已有一万一千二百五十所初等学校开学，学生人数达二百五十万；到1946年9 月，在学人数达三百一十万。有一部分学生只受到半日制教育，因为有许多学校必须实行二部制：有时候儿童们甚至还要等着轮流使用一枝铅笔。其他占领区的进展也大致如此。中等学校于1946年春开始复课。至于大学，英、美当局原来的意图是等到非纳粹化已有成效，校舍修整就绪后再开学，但是1945年夏俄国人着手使柏林大学复课，法国也于此时使提宾根大学复课，其余两个占领区也就跟着照办：格廷根大学于9 月复课，海得尔堡、埃尔兰根、马尔堡三所大学于11月复课。教师和教材可就不232 是那么好办了。俄国人在六所大学开办“师范部”以培训师资（备有供初等学校毕业生就学的专门设施）：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倾向于按照魏玛共和国时代普鲁士邦实施的制度开办专门的师范学院。为了迅速提供教师，在筹设短训班方面显得大胆创新；英方规划要在三年内培训一万五千名师资。在英占区设立了负责编印教材的德国中央咨询委员会，于1945年12月着手工作，到1947年底共计编辑出版了一千零五十万份教材。俄占区由于拥有丰富得多的纸张资源，1946年底即已出版了一千一百万份教材。法占区采用瑞士出版的教材或纽约德侨委员会编印的教材，到1947年年中。已经足以保证每个儿童有一套书籍。令人奇怪的是美占区的工作进展最慢，那里是由德国人组成的各种委员会负责的；到1947年年中只出版了二百万份教材，其中讲现代史或政治的书一本也没有；直到1948年底，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在德国，教师一向比教材显得更为重要，然而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师资的性质意味着灌输的观点是老一套的（或者，换句话说，是民族主义的），要不就完全回避主题不讲，即使这样的做法使基督教改革运动以后的历史事件无法讲授。在英占区，1945年11月创办了一个学校广播网，颇有成效，它在某种程度上暂时取代了教材。　　在所有上述活动中，英美工作人员都是同他们的德国同事们（每每是招聘来的）并肩工作，不是以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而是双方无分男女，都为了一个共同任务而工作。给予德国人的实际帮助开始减轻他们的怀疑，从而使个人之间的友谊得以建立。这一点在随后把教育责任移交给州政府的时期证明有巨大的影响。在英占区，这种移交是在1946年12月1 日开始的，美占区也差不多同时移交。此后盟国的教育官员只担任顾问，但是他们所能给予的帮助以及这种帮助完全无私的性质得到了公认，使得德国人很愿意听取英美顾问的意见。此333 时使用“砖头和灰浆”的阶段也将告结束；中心问题已不是补充足够的师资和设备，而是考虑怎样组织教育和应当给儿童教些什么。正是部分地由于承认了这一点，英占区当局对教育部门的体制重新予以考虑，于1947年月任命一名教育顾问，他可以同军政府副总督直接联系工作，尽管在名义上他是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其他占领区似乎都没有类似的任命。俄国人从一开始就授予各州政府以名义上的广泛权力，同时通过党的渠道继续予以控制，这样德国人可以自由作出抉择，但他们怎样抉择是事先已经决定了的。法国人对教育严密控制的时间持续得较长，从而引起很多摩擦（但有一部分摩擦应归因于法国人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mpanel(1);　　在教育政策和方法方面发生的主要争论并非由盟国引起，而是在德国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1933年以前，德国的教育实践总的说来颇力落后，但同时也有一些个别的最先进的改革试验。盟国的贡献在于把其他国家解决这些共同问题的经验提供给德国。其中首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教育事业的各个主要部门相互协调，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以便使儿童们在受过共同的初等义务教育以后，能够按照各自的才能选择合适的中学——实际上这同英国1944年教育法所要建立的制度基本上差不多。如同英国的情况一样，私立学校同这个学制的关系，甚至私立学校本身继续存在的问题，都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与这个总的争端相联系的还有下列次要问题：（一）统一的学制应当是属于某一个教派的还是属于各个教派的；（二）允许专业化到什么程度；（三）古典语文在教育中应占什么地位；（四）教育是否应当免费。在德国享有最高威信的完全中学，同英国的情况差不多，一向强调古典语文的学习，但是英国从阿诺尔德时代以来，文科中学的目标是培养见识广博的和诚实的公民，而德国的中学教育则侧重于谨严的治学素养和对于某一学科的详尽知识。增设讲授科目并未能影响这一普遍的治学方法，外界的观察家从中看到了德国人之所以缺乏切合实际的判断能力，缺乏内省以及过于注重理论的基本根源之一。　　统一的初等和中等学校制度在俄占区得到最充分的234 承认。1946年夏，俄占区每个州都颁布了内容相同的“德国学校民主化”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所有儿童都必须受十二年的综合中小学教育，其中初等教育八年，接下来四年是在三种类型的中学（大体上分别相当于英国的文法学校、全日制职业学校、部分时间的职业学校）选读一种。一切教育均属免费。废除所有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但是允许教会保有必要设施以便在课后进行宗教教育，费用由教会自理。虽然课程侧重于“现代的课目”（从十年级起俄语列为必修课），选读文法学校的儿童仍有可能修习拉丁文。计划是有雄心壮志的，因为其目标在于提高所有儿童的初等教育水准；在这个阶段如果学得不好，接下来四年的提高阶段将不足以使天赋较高的儿童达到大学所需要的水平，整个教育水准将因而下降。在故后的困难条件下实施这一计划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那些对此不抱同情的批评家们则可能报之以各式各样的非难。但是这一措施的确一举结束了一向统治德国教育的阶级差别。　　法国人实施了类似的改革，其中初等教育占六年。法国人忠于其反教会的原则，废除了所有教会学校，因而与天主教会发生了冲突。他们建立了师范学校类型的中等学校以培养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法国人的政策是把组成西南部德国的各个面积不大、基本上彼此独立的州置于法国影响之下，按照这项政策，占领当局确定法语为必修的第一外国语，并十分强调灌输法国文化。　　俄占区和法占区的学制对盟国管制委员会1945年11月23日颁布的有关教会学校的指令几乎不予考虑，这一指令“要实施到德国人民能够自由地并且决定性地表达其愿望时为止”。它以谨慎含糊的辞句规定：对于涉及依靠公共基金的教会学校的问题，以及涉及那些由各种宗教团体维持和领导的德国学校中的宗教教育问题，有关的盟国当局应当在各自占领区颁布适合当地传统的暂行规定。它应当考虑到德国人明确的愿望，并符合有关教育管制的一般指令的要求。……凡是依靠公共基金的学校都不应剥夺儿童接受宗教教育的可能性，也不得强迫儿童上宗教课。英美当局按照这一指令都组织了公民投票来了解家长们的愿望。公民投票的结果表明，普遍要求设立教会学校，只有某些大城市例外，特别是汉堡。罗马天主教会极力支持办教会学校，路德派新教人士亦然；科隆市的红衣主教弗林斯甚至于主张教会有权过问师资培养和起草教学大纲。家长们可能由于对纳粹把学校改成不信教的做法记忆犹新，也倾向于教会办学。另一方面，一般教师，忏悔教会和某些天主教神甫赞成不要由某一教派办学，而是把宗教教育列入教学大纲，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理由是教育制度应以团结全体人民为目标，而不应使教派的分歧加剧和永久化。　　英占区和美占区把管理教育的职责移交德国当局，这意味着应当由德国当局而非山盟国去决定各该地区未来的教育制度。每一州都有权自行安排，各州之间问取得一致的进程证明是缓慢的。大多数州都朝着统一学校的方向有所前进，虽然没有哪个州实行象在东部那样的教育制度。盟国管制委员会发布的唯一补充指示是1947年7 月（这时管制委员会几乎已经不起作用）达成协议的十条原则。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则有：对六岁至十五岁的儿童实施全日制义务教育，部分时间的义务教育实施到十八岁，其中小学为六年；要求组织中小学课程衔接起来的综合教育体系；规定不收学费，教科书免费，对继续升学而经济上有困难者给予补助；允许私立学校继续存在；规定师资宜在专门的师范学院进行培养而不是在综合性大学培养。象在许多其他领域里那样，管制委员会并不要求它所作的基本决定在进行其他可行的工作之前就予以贯彻实施，而只是想在各个占领区已经明显出现的趋势之中找最大的共同因素。　　德国教育界面临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大学教育。德国的大学曾经是举世闻名的学术中心；但是它们也曾经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中心，这一点却没有象前者那样为世人所公认。德国的大学曾经是实施学阀统治的场所，在大学里只有教授才有权授予其他人以讲学权，只有教授才拥有对出缺的教授席位进行任命的权利，尽管这方面要受到国家一定程度的控制。大学的学习方法鼓励人们专攻狭窄的领域，以培养学者而非培养有广泛文化素养的人材为宗旨。象马克斯·韦贝尔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为实施这种极端专业化的制度进行辩护，虽然认为这必须作为“精神贵族们的事务”而继续留存。最后，过去德国的大学几乎淡不到有什么奖学金制度，因此大学教236 育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能上得起学的中产阶级学生所享有的特权；本世纪中，其他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使那些具有接受大学教育才能的人受到大学教育，而在德国几乎看不到相应的措施。进入大学的关键仍然是完全中学所发的毕业证书；这样就为那些只上过其他类型中学的人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纳粹主义浸透到大学的各个方面，盟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根除这一影响。俄国人扫除纳粹影响的办法是把所有大学教师解聘，只让那些他们认为政治上可靠的人恢复任教。法国人行动迟缓，接纳了因与纳粹有牵连而在其他占领区被解聘的一批教师；在美因茨（法国人在此重新开办了一所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关闭的大学）有百分之十的教授是从其他职业界招聘来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只把名声最坏的教授解职，而把其余的人交给德国法庭去处理，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对于那些被纳粹指控为民主分子而遭解聘的教授拖延了他们复职的时间。这种方法当然不会导致把所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同情者撤职，更不会导致把基本上持有反对民主的政治态度的人全部撤职。治学与日常生活无关的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那些曾经同纳粹分子进行过斗争的教授们也看不到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有什么关系，只要他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学者就行了。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人们争论说，如果试图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就会遭到德国学术界的普遍反对，招致对思想自由进行干预的种种责难，而且随后更可能产生反作用。最明智的办法也许是只把那些罪恶昭彰之辈撤职，而对其余的人力求逐步施加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注意物色填宜于担任大学校长这样关键职务的人选。然而这种权宜之计有其必要这一事实本身也就证明了问题的根深蒂固已到什么程度。　　接着对大学的教学和招生问题也采取了同样的方针。英美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是要让德国人了解，但不强加于他们。虽然改革的主意使某些教授讨厌（这在其他国家学术界也并非全然没有先例），另外一些人则表示他们的脑筋至少开了窍。这个建议的方针终于取得最大的成效，这是说在1948年成立了大学教育委员会，负责对英占区大学教育提出改革建议；该委员会的主席为德国合作社运动的领袖，其他成员有四名教授，一位新教徒，一位罗马天主教徒，一位工会工作者，一位妇女，还有瑞士和英国的教育家各一人（后者曾经担任过牛津大学巴利237 奥学院院长）。大学教育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中包括下列各项：发展通才教育以补（而非代替）传统的专业教育之不足；改革大学的监督管理制度和组织，使之与周围社会有所接触；促进学生的集体生活以弥补由于旧的学生会暂时消失所造成的缺陷（原来的学生会以成为民族主义的温床而臭名远扬，在盟国管制期间受到禁止），还提出建议，扩大招生来源（虽然没有达到俄国人所达到的那样程度，俄国人的目标是要使三分之一的大学失来自工人阶级）。规定大学的任务是为人类服务。这样彻底的改革计划使德国人感到困惑。虽然对所建议的某些次要改革项目采取了一些措施，委员会报告的主要结果仅仅是启发思考——也就是说它的真正结果可能要到将来才见分晓。　　英美在这一领域所采取的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致力于组织交流和互访。早在1946年，仅在教育部门就组织了一百五十名德国人去英国参观学习和参加各种学程的讲习班，而去德国访问的英国人也有一百人；以后几年中这种活动的规模还要大得多。1946年12月，英占区的德国居民首次参加在威尔顿花园——这是扩大战俘背景情况介绍的中心——举办的讲习班，以后被送去参加这种讲习班的人日益增加。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其他个人或团体来英国进行几天或几个月访问的政界人士、警察、医生、律师、牧师、新闻记者、青年领袖、妇女、政府文职官员、市政官员、无线电技术员，学生等团体以及其他人等。这些数字也不包括美国人所作的相应努力。当然，不能指望把所有的来访者都争取过来支持东道主的观点——当你想到德国人也被送到莫斯科访问时，这也就够令人快慰的了。但是在西方组织参观访问的基本原则大多是使来访者增长知识和经验，而不是对他们进行说教。在英占区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官员，即使在占领初期有过更宏伟的想法，要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但很快也就放弃了这种想法。他们所作的努力，主要是（但不完全是）在教育当局的推动下，通过说理和示范来进行实际的说服教育。我们在回顾过去所作的种种努力时，不管其最后成效如何，很难不对那些有关人士的目标和动机表示敬意。238至于谈到成效，凡熟悉德国情况的人，都会看到各界人士，尤其是经济和工业界人士中，还有很多人对民主思想仍然格格不入。在教育界本身，仍然有非常多的狭隘的反动传统继续在起作用，甚至盛行起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中产阶级的事，这个阶级现在感到自身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威胁。教学把知识与智慧混淆起来，而不善于培养判断能力和激发首创精神。但是印象已经形成。问题依然是那些已经意识到改弦更张的可能性的人们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和巩固，或者终于不免为一股反动浪潮所乔没。毫无疑问，如果更多地依靠直接行动，似乎收效更快。但是法国人却因此招致强烈的抵制，而美军企图对其占领区内的青年灌输民主方法的大胆计划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俄国人所完成的改革虽然不大可能会被完全推翻，然而他们为取得这种成就所采用的方法却激起人民的深仇大恨。在考虑俄国人的成就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仅仅是彻底的社会改革的一个方面，而后者不可能不对教育制度有所影响。这里，象在其他许多领域里一样，我们遇到了西方盟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教育改革要以社会改革为前提，而社会改革又要以加强民主精神最强的社会阶层的力量为主旨，因为对他们来说，民主有重大的切身利害关系。……　　德国的教育问题，犹如其他一切地方一样，是一个社会问题，从长远观点来看，只有把德国的再教育当作整个社会改造过程中一个组成部分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魏玛共和国徒劳无益地试图把民主的理论移植到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有势力的分子对民主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这个教训应当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英占区进行再教育的成效……最终要这样来衡量：看看通过再教育给德国人灌输的思想使社会制度的性质能起多大程度的变化，看看德国人对于教育与社会之间具有更广阔基础和更先进思想的相互关系的概念接受到什么程度。　　在西方国家占领区中，有些人声称上述观点是本末倒置，他们认为决不能说教育最终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而应当认为正是教育才有力量成为改造社会的出发点。当然，这两种对立的理论与实际对照起来是过于简单化了，没有人会否认教育对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关于这些问题的最新思想并不赞成把教育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首要出发点在儿童中培养同他们的文化大相径庭的特征、态度和习惯不是改造世界的办法。每一种新的宗教，每一种新的政治学说必须首先争取到一批成年的追随者，建立起一个小规模的文化核心，使他们的后代在这种文化的框框内茁壮成长。……如果有些人要想改变我们的传统，而且怀抱着能够自觉改变传统的希望，他们这种希望虽属鸟托邦式的但或许还有可能实现，那么他们首先必须聚集足够多的成年人，跟随他们一起对我们深受文化浸染的传统态度稍作改革。对于那些想把其他社会某些进步传统移植进来的人来说，上述论点也同样适用。……成年人要这样转变态度，进展是缓慢的，而实现这种转变更多地依靠有特殊才能或贤明的个人，而不是依靠大规模的教育计划。　　第十六章　两种积极的影响　　工人与教会是历来反对纳粹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他们的态度对新的形势显然是举足轻重的。因此有必要谈一谈这两方面的情况。　　第一节 工会　　俄国人和西方盟国都注意到促进工会活动是可取240 的。1945年6 月10日，俄国人宣布任命一个八人临时委员会来照顾柏林工人的利益。就在第二天，该委员会自行宣布组成自由德国工会，这个团体终于证明既不自由，也非一般所谓的工会。7月10 日，俄占区的工人受命在“自由工会”中团结起来。波茨坦协定中有关政治与经济原则的第十段写道：“除了……维持军事安全的需要外，准许成立自由工会”。盟国管制委员会首次通过的几项法律中有一项是解散纳粹的劳工阵线，给予工人组织起来的自由。　　有这样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立即出现，那就是组织一个单一的工会并按地区建立分会呢，还是按不同的工业系统组织许多工会。俄国人本能地采取第一种解决办法。果然，在俄占区建立起十八个附属工业工会，并允许这些工会推荐出自由德国工会委员会中的半数委员。但是主要的基础是地方工会。它由各个工厂的小组组成，通过地区及州委员会而至自由德国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批准备工业工会推荐给自由德国工会委员会的人选，同时由大会本身任命其余的委员。但是，正如在共产党国家常见的情况那样，从最低层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民主体系，其面貌是非常使人迷惑的。自由德国工会原有的职员一开始都是指定的，甚至连民主选举的幌子都不要，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人。虽然随后要经过一道表面手续，即由他们所建立的组织来确认他们的职位，但这是一种预定的结果。各工会不允许掌握自己的基金。实际上自由德国工会是一个与政治统治者密切关联并由中央指挥的组织。其主要目标在于控制占领区内的工人，同时却蒙骗工人，使他们认为在管理自己的事务方面有发言权。因此，它比德国劳工阵线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在柏林，自由德国工会想建立一个统辖四个管制区的单一组织，但意见分歧很大，军事管制总部未能批准它的章程。　　西部占领区的发展受到反对东部占领区做法的反应相当大的影响。但它们也受到1933年以前的工联主义印象的影响，当时的工联主义运动分裂成三个平行的组织，一个是“自由”或社会主义工会，一个是基督教全国工会，还有一个是民主的或“自由主义的”工会。这种妨碍共同241 行动的互相竞争对纳粹分予有利。因此，那个时期的幸存者很想从这个教训中吸取经验。他们有些时候曾经设法保持一个地方组织的骨干，使他活动下去，并在德国崩溃后带头重新开展工会运动。他们坚持这样的主张，即工会运动必须团结一致，而其必然结果是工会必须超然独立于各政党之外。某些政治右倾的人不喜欢这种政策，他们一方面怕自己的党会失去以前来自各个工会的支持，另方面怕单一的工会运动可能为社会民主党人或共产党人所利用。但不管怎样在最初几年里，这些疑虑就消释了。　　英美当局从自下而上建立新社会的目标出发，一开始就坚决主张由各地的工人自发地组织工会，美国人实际上想从一个个工厂做起，而英国人则允许“任何一群在就业问题上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工人”来组织工会。按照这种想法，英占区组织工会的进程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自称是代表一批工人说话的某个人或若干人向军事管制政府提出申请，请求批准把这批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工会，明确规定希望从哪些阶级吸收工会会员，宣布该工会的宗旨和已经拟定的章程，还要确定组织工会的区域范围。第二步是：批准后，工会组织人按计划吸收会员，筹集捐款，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临时章程。第三步是：要求组织委员会的委员按新章程的规定重新选举。　　这些规定旨在防止少数精明强干而能说会道的人获得支配工会运动的权力，从中渔利、达到个人自的。要这样做是多么容易，德国工人对民主程序还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从一个厂的情况就可以了解。盟国官员在这个厂里发现选举的结果与众所周知的许多工人的愿望不符。他们调查了有关投票的安排，一切都很正常。只看在进一步追究之后，才发现选举的组织者事先在选票的空白处填上了候选人，而并未向投票人解释可以另选别242 人。没有哪个德国人看出这有什么毛病。但是，每个工会要在分别进行的两个阶段（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先把计划送呈盟国批准，那就会使进展缓慢，而政界对于这种程序喷有烦言；然而这种做法是英国工会代表大会和世界工会联合会所赞成的。　　缓慢而稳健的发展也有助于消除另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由于想避免从上面强加严谨的框框从而采用允许运动自下而上发展的方法而产生的。由于各州工会组织机构倾向于采取不同的形式，因此不易于互相联合组成较大的工会。在北莱茵一威斯特代利亚州，德国人原来建议把各行各业的工人组成单一的总工会——自由德国工会。管制委员会英方的人力管理处（多半由劳动部的人员所组成）并不赞成，这种反对意见受到了1945年秋季访向德国的英国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团的支持。菜茵兰当局转而采用这样的办法，即把各个工业系统的全体工人组织成各种工业工会。在汉诺威地区，以地方为基础组成总工会的做法得到了赞助，而在汉堡则认为应把职员和其他一些领薪水而不是拿工资的雇员分开来各自组成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的意见逐步协调，于是1946年8 月在比勒费尔德召开了代表大会，决定“按区域划分并按职业类别和部门细分的工业自治联合会乃是……具有最高效能的一种组织形式。”在10月份又一次召开大会时，英国当局对德国人说，他们欢迎建立占领区一级的工会组织，这个组织具有其本身的特性并在正式的组织基础上向一切工会开放。这就顶示英占区内每个工业系统的各个工会此后将逐步合并为十二个组织系统。除公共事业和运输系统外（铁路工人迫切要成立自己的工会），这一合并过程到1947年4 月业已完成，于是第一次具有充分代表性的会议那时就在比勒费尔德召开，赞成建立占领区工会联合会，选举了联合会的职员，由老资格的科隆人汉斯·伯克勒任主席。这个机构由代表大会和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组成。代表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执行委员会在理事会的监督下进行工作。理事会由一名主席及每个有选举权的工会的一名代表组成，联合会的经费来源是由能充分支配本身基金的工会提供捐款。　　在美国占领区，重点放在成立“办事处”而不是组织工业工会，这样出现的组织多至一千四百个。美国劳工联合会支持成立工业工会的主张，而产业工会联合会则倾向于集中化。一直到关于自由德国工会的争论已见分晓时为止。1947年自由德国工会在柏林的选举清楚地说明一个集中的组织机构很可能落到共产党人手中。从此以后，美国当局从不鼓励成立集中的组织转而公开予以否定。此外，他们在这方面还采取了反对在占领区一级建立工会组织的政策，虽然他们同意在1946年8 月成立由一州一个代表组成的非正式的三人委员会来协调全占领区的工会活动。1949年三个占领区合并后的统一工会组织最后成立时，据说在执行委员会中英占区的代表人数超过了美、法占领区。但是，大规模的组织缺乏经验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还难以肯定，这种大规模组织已使南部占领区处于不利地位，莱茵兰和鲁尔的工业集中也可能与此有些关系，甚至有关人员各人的品质才能也都有影响。“法占区的占领当局不情愿给予工会任何真正的自由，但被说服在1946年9 月颁布一项命令，允许以一个工业为基础组织工会，但只能到州一级为止，而”一般工人的“工会则特别予以禁止。各工会组织之间的接触受到世界工会联合会的鼓励，但世界工联日益为共产党人所控制，它希望夺取工会运动，使之成为谋求统治的一种斗争工具。这就置西方国家占领区当局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不能十分有效地禁止占领区之间的接触，各工会声称希望有这种接触；而占领当局则十分明白它所包藏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西德领导人无愧于工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在几次占领区间会议召开的过程中，他们成功地做到不为自由德国立会所诱惑，没有中计使谈判破裂。mpanel(1);　　各占领区的工会会员迅速增加，但到1947年，会员总数仍然是八百万名左右，而工人人口却已接近二千七百万。这种增长对工会运动的作用究竟应该是什么引起了争论。盟国管制委员会在1945年10月12日的第十四号指令中继续推行纳粹的工资冻结措施，虽然承认有244 必要作某些调整。工会一心想避免再次发生1922—1923年那制通货膨胀，对此措施表示热烈欢迎。盟国管制委员会还在1946年1 月26日颁布第二十六号指令，规定每日工作时间为八小时，每周为四十八小时。不过，大多数工厂总是因为缺乏燃料而缩短开工时间，相对来说工作时间就成为不太重要的问题了；同时，即使企业单位能够支付较高的工资（事实上是付不出的），但由于很多交易是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工资水平几乎成为无关紧要的事了。凡此种种，使得工会在签订集体合同确定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很难发挥作用。这方面的工作，在英国人看来，或在某种程度上在美国人看来，乃是工会的主要职能。此外，在国家不加干预的情况下通过自由协商来确定工资标准，这个问题在德国还是陌生的，因为在1933年之前，工资标准就早已通过法令规定下来了。工会一向习惯于依靠强制仲裁的办法求得国家的支持，甚至在劳资双方已事先达成协议的地方也是如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部有人提出一种要求，要把工会与正在产生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就象苏占区内的自由德国工会那样。事实上，在许多领域内，已经为工会会员参加各种咨询委员会（例如非纳粹化咨询委员会）和参加控制煤炭与钢铁工业的各种临时组织作好了准备。但因害怕它们同国家机器联系得过于密切，害怕重新卷入好容易才摆脱掉的党派政治，从而损害工会的独立性，所以在公共生活的许多方面，他们在进一步行动上以及在给予工会以一种法定地位上，都有点迟疑不决。这种迟疑不决的原因常常不能为德国人所理解，结果他们对英美管制当局产生了某种不服从管制的情况。　　工会施加主要影响的领域是参与联合决定或共同决定。这同德国在1919年到1933年就已盛行而在投降后又开始在各地自发出现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密切相连。工厂委员会由一个工厂里全体人员（雇主除外）选出，所以通常包括不止一个工会的成员。这样，按照传统和章程，工厂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工会的竞争对手，也必然成为以一个工业为基础组成的工会的竞争对手。英国人和美国人担心工广委员会可能落入左翼分子的手中，而且可能建成一种与效忠的工会相竞争的组织；俄国人则把工厂委员会视为增进工人阶级团结的一种手段。如何对待工厂委员会的向题被迫提出来了，因为有些委员会的成员，按特有的德国方式迫切要求象魏鸩共和国时湖那样确定该组织的法律地位，于是盥自管制委员会柱1946年1 月10日的第二十二号法令中对此作了规定；工广委员会的组成不是强制性的，按照法令要求，其明确的权利与职能只限于在工厂一级主持劳资双方谈判。但为了防止两种形式的组织发生冲突，法令坚持要工厂委员会与工会密切合作；西部的工会由于同样的原因，企图通过公布一项与个别雇主签订的“模范协议”来确定工厂委员会的地位，并且开展活动来保证工会会员在工厂委员会内取得席位。这样就使共产党人的希望落了空，他们原来想利用工厂委员会去重新取得因受工会运动发展的影响而被剥夺了的对工人的控制。然而英方的人力管理处担心，在德国组织起来的劳工事业可能因工厂委员会的发展而遭到削弱，并非获得加强，事实证明这种忧虑是有些道理的。“你们的工厂委员会不是从工会运动中产生的，……〔它们〕是依靠本身的权利，根据一项法令并在该项法令的……培植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在你们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要在你们的组织上进行移花接木。”德国工会联合会成功地把工厂委员会置于恰如其分的严密控制之下，但工厂委员会仍然是在单个工厂内照管工人利益的组织，而工会在一般工人看来则是在高一级起作用的外部组织，使人感觉到它主要是收集捐款的。同时，工会的利害关系所在及其对雇主的不信任导致它要求获得的管理权力，远远超过英国工会参与共同协商的权力范围。在英国当局看来，这又是危险的，而且野心太大了。德国人却回答说：情况有所不同，英国制度的用意是信赖雇主们的诚意，而这种情赖在德国是不存在的。这种心情在汉斯·伯克勒于上面提到的会议上回答卢斯先生的话里作了很好的说明：我们谈到工人在作出决定时应享受平等待遇，并非是空喊口号。我们想争取这种平等是有其最紧迫和最现实的理由的。我们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这个充满前所未有的事件的时代里。工人再也不愿容忍任人摆布的境遇了。必须记住，两次大战及其产生的后果把我们德国经济的缺陷完全暴露了出来。把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引入两次大战并造成如此可怕后果的，并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不管是政治领导还是经济领导。既然我们总是被迫承认德国的雇主阶级目光短浅、顽固不化，既然我们下定决心不再被引进我刚才说到的那种可怕的情景中去，田此我们迫切要求在这方面取得我们的权利。正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决不会象我们雇主那样心胸狭窄、顽固不化、目光短浅。　　根据“模范协定”，要同工厂委员会协商的不仅是有关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等问题，而且包括人员配备和晋级提升等一切问题，协定还要求雇主向工厂委员会就生产程序和生产计划提供定期报告，并让工厂委员会查看公司的帐目。这些权利后来进一步得到扩大，在非卡特尔化的工业中更是如此；“联合决定”在战后己取代了工业的社会化。成为西德有组织的劳工所主要关心的事了。　　它虽然不完全受到雇主的欢迎，但在德国经济恢复时期确实有助于避免劳工的骚动。要不是这样，可能容易出现持续坚持提高工资的要求。　　1946—1947年冬，由于工会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反抗只对共产党人有利，所以它们对工人们施加了一种可贵的起抑制作用的影响。但是，为了保持对会员的影响，它们不能落得个唯命是从地与盟国消极合作的名声。的确，从很早的时候起，工会就坚持不懈地要求改变盟国的政策。工会发出了下列呼吁：停止拆毁可以用于和平目的的工厂，彻底整顿粮食分配机构，迅速追返战俘，把行政职权交还德国当局。如果认为因为这些工人是反纳粹的，是反共的，他们甚至在有关工业组织问题上也和英美人意见一致，这将是一个错误。恰恰相反，他们同别人一样热衷于使自己的国家从盟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而对于上述那些问题，他们首先是站在德国人的立场上去考虑，然后才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去考虑。　　第二节 教会　　因参与1944年7 月20日事件而被处死的忏悔教会领袖迪特利希·邦赫费尔在1941年向一个朋友承认，他正在为他的国家的失败而祈祷，因为他认为这是德国用以抵偿它所造成的一切苦难的唯一方法。决不是所有的德国教职人员的态度都和他相同：有一批人一度则被纳粹钓饵的票面价值引上了钩，真以为国社党会帮助教会达到它的目标；有些时候，这种幻想历久不灭。许多教职人员坚持教会应超然于政治之外的传统观念，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准备按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要求而对之绝对效忠；当然，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抵抗。因此，他们对盟国的胜利，普遍报之以拯民于水火的颂歌。盟国的胜利也因那些曾在新教教会掌过权的德国基督教徒迅速销声匿迹而被欢呼；他们的领袖米勒主教自杀了，余下伪人以罕有的谨慎退居幕后。象工会一样，教会也很明白，它们内部的勾心斗角妨碍了它们对国家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抵抗。第三帝国的经历使它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且普遍地渴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不让这种团结烟消云散。甚至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也有了友谊和合作，虽然因为不可能存在具有那种水平的思想统一，在新教教徒内部发生了一种最为重要的变化。1945年8 月底，符腾堡的主教武尔姆召集了所有可以邀请到的教会领袖在特赖萨开会，决定把新教教会生活中三个最重大的运动联合组成一个新的团体——德国福音派教会。这三大运动就是武尔姆本人于1941年创建的“教会阵线”、“忏悔教会”以及巴代利亚、符腾堡和汉诺威的所谓“完整的”教会。后者曾经避免在1933—1934年间被迫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塞入他们的宗教会议。选出一个十二人的理事会作为临时的“教会政府”，而永久性的教会制度则被推迟到时局较为稳定的时候再行制定。德国所有主要的路德派、改革派和联合派教会都接受这一决定。实际上，忏悔教会希望立即实行彻底的改组，而保守的路德派则厌恶任何革命性的背离旧宗教的改革信条，上述决定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妥协。作为组织成员的教会都保留其自主权，然而单一的组织机构是为代表大家去行动而建立的，其结果是稍胜于一个联合会而略逊248 于一个教会。　　特赖萨会议上保守派的主旨之一涉及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忏悔教会认为，路德派与国家的联盟对德国新教教义来说是不幸的，应切断这种联系。比较保守的教徒则认为国家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教会的支持。再则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教会的收入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经费短缺将会妨碍急如星火的许多慈善工作和重建工作的进行。但是即使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教会经费所依靠的税款，也是由国家征收的。有极其充分的理由证明，考虑教会与国家分离还不是时候。因此反而采取了与盟国当局接近的措施，其结果是盟因管制委员会在翌年1 月的一项决定中继续维持原定的税收安排。　　三个西方盟国在各自的机构中成立了小型宗教事务部门来处理同教会的关系问题；在英、美方面，这些部门起初都是教育部门的组成部分，而且因为这些部门涉及的都是行政管理工作而不是教义，所以配备的尽是非宗教人员。美国宗教事务部门的负责人把诊一部门的任务规定为：　　（1 ）不参加教会改组，它只能在内部完成；（2 ）保证信仰自由，只要不被滥用；（3 ）向教会提供一向由政府给予的方便，（4 ）肃清一切纳粹分子，严防在宗教掩护下复活纳粹主义。总之，这一部门的作用是实行监督，而不是给予积极的帮助，这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六七号指令的总政策是一致的。俄国人虽然似乎没有建立宗教事务部门，但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他们不迫害教会，也没有给教会特殊的照顾（除了在某些地区，把牧师和医生一道列入粮食配给中的第二类）。准许继续做礼拜，但如前所述，忏悔学校和一切青年宗教活动都被禁止。任何一个教会如果得不到传教的机会是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而德国共产党人施加的比俄国人还要严格的那些限制，缓慢地但是必然地驱使教会与政府当局对抗，于是进一步的压制就接着发生了。然而，教会在任何时候都不曾受到镇压，尽管在奥得河以东，德国的传教士连同他们的会友被波兰驱逐出境，而且要求新教和天主教用波兰语做礼拜。249 在英占区，宗教事务部门的工作还以随军牧师同德冈教职人员的接触作为补充。1945年10月，奇切斯特的主教出席了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其后又在柏林参加一次宗教仪式，当时他说：“我十分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讲道。我作为世界教会的一个仆人来到这里，向你们伸出友谊之手。”下一个月，英国教会理事会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德国。代表团的到达正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作一次广播之时，他向德国教会伸出友谊之手，同时呼吁在基督教基础上有一个新的开端。在法占区，新教的首席随军牧师也负责宗教事务。“但是，在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中，都普遍存在着对所有占领当局的失望和不满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误解所造成的。有些军政府官员对于教会的故时经历一无所知，而教会方面则认为这是理当知道之事；另一方面，盟国对实施其政策的目的几乎未作明确的解释。但是即使这些表面上的障碍已经消除，产生分歧的其他原因依然存在，而这些原因乃是盟国对德政策的症结所在。奇怪的是，那些分歧却因为新教教会（虽然不是天主教会）是德国唯一公开表示悔罪的团体这一事实而加深了。在特赖萨选出的宗教理事会10月份于斯图加特会见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时候，他们提交了一份声明，其中有如下的言语。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同我们的人民一道感到十分苦恼，并负有共同的罪责。我们非常痛苦地说，无穷无尽的灾难是通过我们带给许多民族和国家的。……不错。我们曾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同可怕地体现在国家社会主义暴力政权中的那种精神作过多年的斗争，但是我们要谴责自己没有更加勇敢地挺身作证，没有更加虔诚地进行祷告，没有以更愉快的心情去信仰，没有以更大的热忱去相爱。……我们寄希望于上帝，通过各个教会的共同服务，当前日趋强烈的暴力与复仇精神会在全世界得到控制，而唯一能治愈备受折磨的人类的和平与博爱的精神会占优势。这份声明不是没有遇到挑战。许多比较保守的教徒，即使他们当年一向是反对纳粹的。也认为向盟国单方面承认德国的罪责是错误的行动。他们之中有人曾这样说：”历史上犯罪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由彼此互相犯罪的那些人来共同负责的。“天主教教会从大主教到乡村牧师据25说都一致拒绝接受德国集体犯罪这一观念。帕德博恩的天主教大主教说，他虽然尊重斯图加特声明的精神，但并不认为这种声明应在青年人能听到的范围内公开发表。”为了影响一个人，你必须承认他的正确与直率之处。“其他的人则认为，盟国没有理由为自己的胜利而骄傲，因为这是上帝的功劳，而不是人类的武器所能办得到的事。在这些人士中，对于他们认为盟国想把集体罪责加在德国人民身上那种伪善的做法，怀有很大的憎恨。虽然事实上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但由此所激起的情绪并未有所改变。甚至斯图加特声明的执笔者以及他们的盟国同事都感到不安，生怕这个声明会象凡尔赛条约中的战争罪责条款那样被人加以利用。发起斯图加特声明的忏悔教会领导人回答这些批评说：担心自己的行动被人利用来反对自己，不能作为一种借口不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改悔若以别人的改悔为条件，则将失去其价值。在新教教会领导人看来，他们过去挺身反对纳粹以及现在始终反对上述批评的事实，应该受到盟国的尊敬。同样那些责怪自己没有充分发言反对纳粹的人也决心不再重犯这个错误。大家认为，教会已经从战争中作为这样的一个团体而出现，它能够在没有德国政府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战士来为战败的国家而工作。而且他们发现盟国政策中有许多东西是他们所不喜欢的，是他们认为背离战争时期所许下的诺言的。德国的分割，一些人被逐出东部，粮食与燃料的匮乏，设备的拆除，煤炭的输出，战俘未能遣返，甚至当局不愿给教会办的报纸配给纸张，所有这些都被谴责为错误的。非纳粹化的范围和做法，以及纳粹分子未经审讯就被关押，都是造成不满的特殊原因。教会力求由自己来决定在其内部合乎需要的非纳粹化范围，而要促使它们合作来实施盟国的法律是颇费周折的；在英占区，不得不用命令来迫使天主教教会实施盟国法律。但是教会曾经抵抗过纳粹，在盟国面前无意于卑躬屈膝；诚然，它们相信，它们今后要在这个国家树立权威就得取决于现在的不屈不挠。武尔姆主教在答复大主教的广播讲话时写道：我们以严肃的责任感和关心来提请你注意，盟国的胜利251 并不单纯是善对恶的胜利。随着对我国的军事征服和占领而来的是对平民百姓施加暴力行动，此种行动在盟国国内也激起了同样的愤愤不平。从那时起，在某些占领区采取非纳粹化措施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也并不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给人以更高度的正义和人道的印象。在最后一批原料和机器从德国那些与军备生产毫不相干的工业部门拿定的时候，向德国人民发出的许多呼吁，要他们设法自救，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听起来只是一种嘲弄。谁也讲不出目前在德国东部上演的悲剧严重到何等程度。但看来我们必须作这样的设想：它将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成为牺牲品。红衣主教福尔哈贝尔和巴代利亚新教主教迈泽尔于1945年12月联名要求美国当局尽快处理政治逮捕案件，给予囚犯家属通信的优惠待遇，并放宽关于限制发给老年有病者养老金的规定。1946年春，由科隆的红衣主教弗林斯和莱茵兰的主教们就有关在俄国及其他地方德国战俘的命运共同签署了一份严重抗议书，并按指示在所有天主教堂的布道坛上宣读，结果成为一种正义的呼吁。后来，在1946—1947年冬，红衣主教弗林斯因说了下面的话而使占领当局颇为愤慨，他说：”我们也许阻止不了个别人拿走维持其生命和健康所迫切需要的东西，如果他不能靠工作或请求来获得那些东西的活。“　　德国教会在它们与盟国的关系方面所特别坚持的是需要获得那种它们视为基督教徒的待遇。明斯特的主教冯·加伦在大战期间对于纳粹扬言要对盟国的轰炸进行报复曾经予以驳斥。他在1945年宣称，这件事使他有权利“用同样的方式去谴责许多出于仇恨和渴望对我们先前的敌人进行报复的言行”。而武尔姆主教也在前面所引用的信件中质问道：英国人和德国人难道不应该“在为我们的罪孽而殉难的上帝面前并以他的名义来订立一个盟约，宣布宽恕而不是复仇吗？”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要求，如果不在某些地方使之终止，将会把世界引向灾难。　　毋需多加思索就可明白，这样一种态度在盟国当局看来是多么讨厌。有些人认为，教会为了争取以“宽厚的”252 和平取代“严峻的”和平，出来阻挠占领的目的。另一些人比较单纯地认为，没有哪个德国人有资格对于处理其国家的方法怨天尤人。显然牢骚埋怨不仅倾向于强调占领的缺点，无视占领的成就，而且毫无历史常识。他们不去注意盟国对德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也不注意那些政策又是在怎样巨大的困难情况中贯彻执行的。他们也无视这样的事实，即战争的进程使德国为四个独立的大国所占领，而各大国对其余三国都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有时候那些批评好象是故意不想去了解各项政策为什么要制定的原因。但这种意见龈龋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谁要把绝对价值用之于人事，就可能产生这种冲突。而教会在所有的组织团体中最有资格要求以运用绝对价值为其任务，而且拒不承担考虑到种种困难的任何义务。这是至善论者与事务家之间年深日久的冲突。此外，德国的教会因为太不关注政治领域，不坚持把宗教原则运用于公共生活而长期受到谴责。这是教会领袖们在战后想予以克服的一个缺点。尼默勒牧师在特赖萨会议上说：“在真理、正义和自由的思想方面，基督教的信仰与民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必须在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1946年1 月在德特莫尔德召开了英占区的教会领袖和国家官员的会议。决定教会承认在建立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事态方面有合作的任务。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一概念就意味着基督教具有从事政治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当时的巴代利亚州总理赫格纳博士在1945年11月说道：“每个好基督教徒可以无保留地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可以无保自地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具有同样趋势的另一个迹象是忏梅教会在柏林建立了一个神学研究院，该院学生并不专门研究神学而是探索向一切科学提供一种新的宗教基础。　　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赞美的发展。如果教会要在世俗事务方面产生影响的话，它们就会试图对构成德国真正政府的盟国施加影响，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教会所持立场的种种原因到时候终于在英美工作人员中得到更好253 的理解和尊重。谁也不会愿意去设想，盟国政策遭到批评的方面正是人们要想突出赞扬的方面。但是，西方盟国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明显地产生出盟国在寻求解决德国问题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有一批人或许希望找出最能与跟国求同之处，但他们不愿意按盟国的条件来合作则是清楚不过的。他们同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一道，首先要求由本国负责的领袖人物自由地解决自救问题。他们虽然愿意考虑外来的思想，但不打算全盘采纳。比较保守的教徒并不特别相信民主的种种优点；他们中有一位说道：“借助于一种政治制度来设法医治德国人民的唯我独尊的毛病，就好象把马缰绳套在马尾上一样。只有在人们已达到成熟阶段，能亨人间的自由，克尽人间的义务的时刻，政治制度才可以认为是名副其实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首先要求盟国帮助的是创造经济和外事方面的条件，使新社会有机会生存下去。与其说教会对共产主义敌意很深，倒不如说这种敌意助长了对于盟国的政策心怀疑虑，这种政策好象永远要把德国一分为二，要让德国东部的同胞几乎没有希望早日得到解放。这些人并不是按照恰好为盟国所喜欢的任何调子跳舞的木偶——因为他们之所以象木偶，仅仅是由于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后面牵制。　　第十七章　结束语　　本书已就盟国占领德国头几个关键性月份的情况作了概述。这种占领不仅应视为一个历史过程——虽然所有这种过程都是独特的——而且是一次行之非易的修好实习。盟国要寻求答案的基本问题是：怎样才能防止德国发动扰乱世界的周期性侵略呢？用什么办法才能最有效地使战败国服从战胜国的意志，并确保在以后的岁月里战败国所推行的政策能够遵循为战胜国所满意的方针呢？　　在理论上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有三个，一是剥夺战败国的侵略手段，二是消除其侵略欲望，三是明确指出侵略必将吃亏。要剥夺侵略手段而不在同时剥夺生活资料是难以成功的，在军队依靠工业的今天尤其如此。因此，254 这就往往引起侵略欲望，结果与第二种方法背道而驰。但是，推行第二种方法必须包括形成一种思想观念，这是命令或武力威胁所无能为力的。况且，对社会进行深入观察就可以突出地看到思想观念在一定文化中普遍流行的程度，而此种思想观念乃是一定文化的历史、社会、经济和地理环境的产物，不易于用产生某种效果的方法去加以塑造。　　既然没有激情就无从进行战争，在愤怒和复仇情绪的鼓动下，往往促使采用第一种解决办法。但在同时，经验与人情两者都否定惩罚性的解决办法，而主张宽大。在大多数情况下，持这两种见解的人都是非常坚决的，无法完全对之施加影响，但他们又是过分优柔寡断，不能毫无保留地自行其是。结果所采用的折衷办法往往被认为憾事，其原因是：惩罚太甚，不能消除侵略欲望；宽大过度，则不能消灭侵略手段。有人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中的任何一种只要系统地贯彻到底，就可望取得成功，而中间道路必然是行不通的。　　这一结论是否正确，也许值得怀疑。不管怎样，这种结论背后的思想是空想主义的，因为产生这两种解决办法的动机都是出自人的本性，在媾和的任何时期都有可能出现。而且，教养儿童和改造罪犯的经验似乎都表明需要宽严结合，或者如大卫王所说的怜悯与诚实相结合。只讲严格的人，遭人憎恨；一味让步的人，不受尊敬。两者之间的中间道路于是就包含在重修旧好的第三种办法之中了。因为，要明确指出侵略必将吃亏，如果只说侵略将遭到压倒一切的力量的回击，这是很不够的，还得展示出和平政策必将开花结果的某种前景。处理个人之间的问题，要做到不偏不倚尚且不易，涉及到国家之间的问题，那就更难为力了。一方面，要表明使用武力将在实际上遭到反对，而且是决定性的反对，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另一方面，要在国家之间建立那种在处理个人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相互尊敬和体贴的关系，也更为困难。两者之间所需要的那种均衡，是无法开出一个精确的处方的，正确的比例如何，将因时因事而异。然而，尽管难以找到正确的比例，但是只要能够这样去做，它仍然是成功地争取和平与成功地制订对外政策的关键。　　对于一个已经一败涂地的国家，需要进一步向它表明，对征服者进行侵略必将吃亏，而且要使它自动接受将255 来的和平解决办法。但是，战胜国如果是几个国家的联盟，那么只有在这个联盟团结一致时，那样做才会取得成效，而在历史上，胜利的联盟陷于分裂是屡见不鲜的。如果盟国能就一项共同的政策达成协议，那就会大大推动它们在德国缔造和平的工作：有关的政治家们有足够的理由去为保持四大国之间的合作而作出牺牲。的确，任何人只要想到四大国的分歧对未来世界产生影响的全部含意，就不会想把他们的努力斥为短视、无知或徒劳无益了。万一历史证明是使人误入歧途的，那么世界前景倒确实是光辉灿烂的了。同时，毫无疑问，因为四个战胜国在如何对待战败国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分歧，所以要作出一番努力来达到四国的协调一致，这样一来，要找出一种正确对付德国人的方法，其任务就大为复杂了。　　英美所抱目的的基本点是把一种政治和社会制度引进德国，而这种制度比第三帝国曾经推行过的更接近于“民主生活方式”。俄国人也宣称他们的目的是建立“民主政治”，用词的一致一时掩盖了思想上的根本分歧。俄国人处理赔偿问题的最初做法，除了适应于外国人的刺刀所支持的专制政府外，是否还适应于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这是值得怀疑的。这一困难处境，看来他们自己在一定时候也承认了。然而，这种做法与促进以人民抉择为基础的自治，肯定是水火不相容的，而这种自治却是西方政策所公开宣布的目标。英美因为希望同俄国人保持团结，在波茨坦条款中接受了许多惩罚性的东西，这些与他们平时解决政治问题的态度不一样，与他们为德国设想的政治前途也不一样。嘴别是工业水平计划，装模作样地要求德国人合作，可是又竭力策动德国人反对任何这样的合作。在一时感情激动之下，美国领导人可能接受摩根索计划，然而几乎令人不可想象的是，经过若干年，讲英语的各族人民居然会准备支持该计划所包含的那种苛刻程度。在制订一项能为四大国所一致支持的对德政策方面，过决非是唯一的困难。　　俄国人不仅在惩罚德国方面显得更加无情、而且在256 改造德国方面也显得更加严厉。他们对于要建立的那种社会，以及要促其实现的方法都是坚定无疑的。他们所受的马克思主义训练使他们懂得，任何人如果要在社会上树立某种思想观念，必须从变革社会制度开始，特别是从变革经济权力的分配制度开始。当然，西方盟国认识到，要建立一种他们希望看到的社会，有必要进行一些变革，但是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引进不同的政治制度。他们知道，德国的某些制度曾经助长了纳粹主义的兴起，因此准备强制推行一些其他制度，即使这些制度对德国是陌生的，不受德国人欢迎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的改革范围已扩大到诸如教育方法以及新闻宣传等方面，同时英国人还主张实行基本工业社会化。不可否认，俄国人并未立即实现土地、手工业或整个工业的社会化。但总的说来，美国人和法国人不曾干涉财产分配问题，而英国人虽然在社会化方面采取了一些步骤，但进行得并不彻底；俄国人却这样子了。西方盟国即使没有明确阐述过他们的原则，他们还是按照原则行事的，这就是说，他们想要建立的政治社会和德国现行的经济制度之间并无不相适应之处。民主政治，只要在开头若干年内能牢固地建立而又加以保护，以后就能扎下根来。任何这样的想法。都抹煞了德国和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根本差别。　　在英美，在较为集中的工业化产生出城市工人阶级之前，种种条件使得经济发展有可能早日开始，并给予中产阶级以足够的力量好从成功的革命中赢得政权。在德国，这种情况之所以不曾出现，主要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未能把这个国家巩固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由于一些小的独立国家的长期存在所造成的倾轧和衰微，还由于地理上的某些不利之处。在德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觉醒之时，工人革命的危险已经露头了。马克思明确教导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踏脚石。英美中产阶级对于通过他们的革命所固定下来的自由传统充满了信心，而且几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样的信念，即医治人们对社会不满的方法就是对政治和社会进行改革。然而，德国的中产阶级却对激迸倾向采取了较强的防御态度。当他们在1848年和1918年有可能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并用以打垮敌军、地主贵族和军事特权阶层的257 时候，他们却屈服于害怕对革命失去控制，因而再度向保守力量和民族主义力量妥协，以保证免遭危险。最成功、最富有的产业家们同地主贵族同心协力，接受了他们很多的社会观点，成为维持现状的主要支柱之一。无甚成就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本应产生出一些自由社会的领袖，却由于1923年的通货膨胀和1932年的经济萧多而进一步遭到削弱。mpanel(1);　　这一历史背景（这里是概括而言，略去了许多次要原因）给我们提供一种依据，大大有助于说明德国社会中显而易见的软弱性，如果我们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批判地加以观察的话。但是如果不认清这一点，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中产阶级之间的表面相似之处，诸如对文化的兴趣，对知识的尊重，对卫生、工作方法和家庭生活的态度等，往往都会使人认为他们的思想背景实质上是一致的。如果情况真是如此，一旦德国中产阶级牢固地掌握了政权，当然会出现英美那样的政治社会，这种预料也可能是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德国中产阶级却给民族主义和纳粹党提供了一些最热忱的拥护者。因此，把他们看做自由的保卫者，必然是值得怀疑的。被出卖过一次的通行证，还有再次被出卖的可能。　　有人自然会说，既然德国中产阶级不可信赖，权力就决不应落在他们手里，而应掌握在别的比较能够信得过的人手里，特别是要掌握在工人手里。在这里，权力必须是指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战争期间，英美公众普遍认为，鲁尔和莱茵兰的企业家们和普鲁士容克地主一样，同德国军国主义关系密切，必须同样地严厉对待。但是，既然俄国人的土地改革有效地从根本上打击了容克地主的权力，并产生了一个阶级，可以随时抵制任何开倒车的企图，那么还要妄称纽伦堡的起诉、非卡特尔化以及其他用来对付企业家的措施对他们起了很大的制服作用，那是无稽之谈。因此有些人就认为，土地改革应有彻底的工业社会化与之相配合，工人也应和农民一样成为（不管怎样在名义上）力量源泉的主人翁。据说，只有如此，才能充分保证不再发生受工业巨头资助的（如果说不是受其策动的）独裁政治的反扑。258 这种分析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财产所有权的重要性的论述极其相似。但是这种治疗方法的提出，难道不正是根据德国和西方民主政治两者之间似是而非的类推吗？它假设：在权力移交之时，德国人不论多么勉强也得接受其后果，正如皮尔和迪斯雷利领导下的托利党人接受议会选举法的修正案以及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保守党人接受坎贝尔一班纳曼内和阿斯奎斯内阁的措施一样。但是，一度实行过的大体上以英美保守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之所以被接受，主要原因是对于那些国家由于历史发展而产生的权力实际分配情况作过一番现实主义的估价。这样的接受改革，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普遍的。法国就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而在德国，其可能性也是很有疑问的。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改革，就不可能仿照英美式样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因为，只要社会内部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集团，自认为有权用武力推翻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并自认为已强大到足以伺机而动，那么无保留地让这个集团充分享有各种自由，就会招致灾难。无论如何，我们还无法断言，德国工人被授予权力之后会愿意按照自由主义路线来治理国家。然而，即使他们愿意这样做，反动力量也可能十分强大而残忍，除非无产阶级政权是同样的残忍和独裁，就不可能被制服。从政治上来脱，西德人民阵线若不把共产党人包括在内，就不能指望取得政权，而共产党人是包藏着破坏联合以达到自己目的的祸心的。英国驻德国的高级官员也许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财产问题是多么重要，而美国人则公开反对对自由企业进行任何干涉。但是，如果看到西德社会的根本改造只能靠一个左翼独裁政权去维持这件事的严重危险性，那末，把未能实现这一改造看成是重大错误，那就未免太轻率了。　　情况既然如此，剩下来的问题是：能否在现存的体制内再花些工夫来更换上层人物，以便把可靠的民主分子安排到负责岗位上，并以强迫转让个人财产的办法把这种变革的某些方面固定下来，从而使倒退现象难以发生。可是实际上，深谋远虑和不愿干预的情绪妨碍了采取迅速行动。一旦战败的时刻已经流逝，那么对这种强行干预的阻力几乎是不可克服的了。当然，这种行动是否可行，能否持久，是大有问题的。的确，愤愤不平的业主们一定会象抗拒社会化一样，激烈地抗拒这种转让。实践证明，剥夺公认的纳粹分子的社会地位的种种尝试多259 数成了昙花一现。说不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如果他们的经济资源实际上转给了别人（而不为国家所有），那么，一旦德国人恢复了行动自由，在新秩序内拥有一定物质利益的集团的产生以及能够调度出来予以支持的力量，并不足以阻止非正义的倒退进程。甚至还不能断言，新业主就一定会比老业主开明。但是，如果得出的结论是认为这方面的任何做法都不切实际，那么我们就可以比以往更加明显地看出盟国在德国可能做的事情的局限性。　　不管怎样，有待于政治改革和非纳粹化的现存社会结构在实际上的继续保持，除了说明在有可能就四大国的共同政策取得一致之前，必须填乎鸿沟之外，还出现了东西德之间的另一基本差别。的确，逐步形成这样一项政策的前景一开始就是很渺茫的，虽然从彼此的利害关系来看，作此尝试是正确的。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等人已经提供了再清楚不过的记录，说明在战争期间团结的利益显得更为突出的时候，在一起工作尚且是多么困难。不单单是对权力和国家安全的必要考虑使得当时的情况大抵如此；一旦共同的危险消失之时，战胜国都要去追求各自不同的目的了。思想观念在环境中扎根之深以及各种环境所必然具有的差异之大，造成各国看法上不可避免的差距。用互相忍让、互相谅解来弥合这种差距，不仅需要对此情况有所认识（从承认差距的存在开始），而且需要具有善良的愿望。然而，在俄国人方面，正是这种寻求谅解的愿望，似乎被共产主义教义的原则所排斥掉了。这种教义不仅宣传它的信条是绝对真理，而且教导其信徒们只能按照集体的自身利益、物质力量和争取统治的斗争去考虑问题，只要有一点肤浅的马列主义知识就可以看出，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密切合作是不大可能的，虽然由四国组成的政府就是一种将其效率寄托于这种合作的实验。只要有一点肤浅的历史知识就可以看出，不管怎样，就英国人来看，俄国通常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同盟合作，不如说是威胁恫吓。事实上实行四国共同政策的企图，在执行这一政策的德国行政机构建立之前就早已破灭了。德国问题的整个性质也随之改变了。　　当各占领国开始执行各自不同的政策时，占领区边界就有了它们本来并不具有的政治意义。西方国家之间的分歧是表面上的，很快就消除了，而实际代表两个互相260 竞争的社会制度并受两大敌对集团战略利益支配的东西方之间的分歧，则是最难处理的。何况，这个根本性的划分把一个国家分成两部分，而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比任何别的国家吏为民族团结的观念所迷住。这种情况不是任何一个民族所能泰然处之的，德国人更是万万不能。它对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政策永远起着鼓励作用：它直接助长战争而不利于和平。它还雪上加霜，丧失领土给俄国和波兰，对此，德国人无论如何是不会听凭摆布的。产生巨大灾难的内在可能性之大，足以说明为什么政治家们愿意作出巨大的牺牲以期避免旧事重演。然而，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的话，那么西方盟国至少可以放手逐步制订一项和他们平时的政治态度更为一致的对德政策。再也没有必要去采取一种强硬的方针，以消除俄国人的猜疑了。这倒不是占领德国的英美人乐意得出这一结论。他们似乎不愿承认四国合作的实验已告结束，并且暂时保持这样的态度，不论德国人是否喜欢，凡是被认为对他们有益的就给予他们。　　但是，形势发展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没有把德国当作一个经济单位对待，加上波茨坦解决办法所依据的不现实的考虑，使得这一解决办法成为西方的绝对责任。当人们清楚地看到，执行工业水平计划使得英美人面临这样一种抉择：究竟是眼看德国挨饿呢，还是向俄国输送赔偿物资呢？他们认识到这个重担是英国不能无限期承担下来的，而美国则不准备承担。必须使西德做到自给自足，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允许西德人民管理自己的经济，而且要向他们提供一种生活可以过得去的前景以资激励。在西德，人口日增，资源渐少，要开辟上述前景，就需要比以往更为加强工业化而不是拆毁工业。　　然而，经济自由与政治控制是不相容的。一个现代工业国为了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就要求大批作为政府后盾的居民自动进行合作。德国人在受到战败的震动之初，曾经准备给予占领当局至少是服从命令的那种程度的合作。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军政府为德国人办事比他们自己的任何领导人可能都要好得多。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46年残冬，盟国确保自愿合作的能力就迅速衰退了。如果西方既想避免对德国经济进行长期补贴，又想261 避免加强公开施用独裁手段，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快速度把权力移交给当时已经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并且依靠他们的良知，依靠为将来追求占领的基本目标而可能向他们施加的影响。把权力归还给德国人是东西方之间以竞争取代合作之后的必然后果。原来有些人指望新思想有时间在德国扎根而想依靠的那种优势力量，已为露骨的拉锯战所取代了。而且，在请求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给予支持的时候，又坚持要人家改变特性，这是不易办得到的。1919年后，德国人不得不在战胜国中间“赢得同情”，而1945年的战胜国却由于他们本身的纠纷被迫在德国人之中竞相争取同情了。　　如果说盟国在开始占领时失之于过严，如果说英国人和美国人稍许花了点时间使自己适应于变化了的形势，那么，后来的倾向却是流于宽大无边。起初，看来他们对于取悦德国人的想法几乎是采取蔑视态度的，到后来他们却显得迅即不记旧仇，宽恕为怀了。无可否认，一旦德国成为世界均势中一个有争议的、或许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时，征服德国人的躯体就会同征服德国的灵魂成为一个齐头并进的目标了。然而征服人心仍然象占领初期那样重要，即使其所以重要的原因已经变了。因为，德国仅仅站在西方一边，这是不够的。它可能会这样做，也许因为它相信西方军队能够用来支持他们重新统一和收复失地的企图。将对西方事业增援而不是威胁的德国只能是这样的德国：它接受了西方世界的观点，从而放弃以武力解决为唯一有效解决办法的观念。硬说这种态度在德国已成习惯，或者说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那是悍然不顾事实的。只要德国人认为西方要对他们的支持付出某种代价时，这种态度就不见得会加快树立起来。当然，德国的身心都属于四方这一点很重要，但这并不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德国就有照此办理的可能。战争期间的考虑欠周也许使得某些人指望转化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后来的痛苦经历表明了非纳粹化之难。即使真正的障碍的确在于作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但改变这一结构的直接尝试是否可以奏效，我们仍然有理由怀疑。根262 据1945年以来发生的全部情况来考虑这个问题，很容易使人把盟国要推行制度改革的建设性纲领的整个想法责难为自以为是、空谈理论而且不切实际。从这个观点来看，背景情况使得变革的范围非常有限，因此德国的未来完全可以交给德国人去处理，他们一旦在第三帝国明显地遭到失败时，是非常愿意把它推翻的。　　然而这样讲就忽视了下述的困难：一旦第三帝国不愿承认失败，因而迫使盟国军队打进德国中部，盟国就难以袖手旁观了。他们一到那里，权力自动会转入他们手中，他们也就无法避免对政治后果施加影响。立即撤退意味着把德国抛进那个在中欧十分容易蔓延开来的饥荒、疾病和内战的险境中去。情况很可能如此，如果内战爆发，三个主要盟国就会发现自己被拖进敌对方面，因为他们生怕看到真空地带被一个敌视他们的政府所占据。如果英美人不肯冒风险让一个共产党政府进入鲁尔，那么，俄国人也不甘冒风险让一个“反动”政府到达奥得何。何况俄国人还要从德国人那里得到赔款，他们如不填满欲壑，是不甘心撤走的。　　假定全面占领不可避免，根据奥地利的情况来类推，立即建立起一个中央政府似可避免造成分割局面。但是，成立中央政府正是所有占领国都决心避免的大事之一，因为他们相信分散权力会削弱德国，使之不那么富于侵略性。必须记住，从地理上、经济上和战略上来看，奥地利不同于德国。一方面，奥地利的价值不如德国大；另一方面，把一个几乎没有生存能力的国家再分成四个部分是不切实际的，在德国还不仅仅是不经济而已。即使产生了一个中央政府，在一个厌恶其政策的大国占领区内，哪里有什么机会去行使它的真正职权呢？建立一个解除了武装、中立化而又统一的德国所遇到的巨大困难是，两大集团的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放弃一个地区；如果把这个　　地区完全置于另一集团的影响之下，就很可能在力量均衡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甚至从军事意义上说，如果不存在占领区，分裂本来是可能避免的。美国人对英国提出在全德建立混合行政机构的建议加以拒绝，其263 理由尽管是可笑的，但采纳这个建议只会把已发生的争夺地位和势力变成另一种也许更为尴尬的局面。那就会意味着俄国人进入鲁尔，盎格鲁撒克逊人到达奥得河。　　试问哪一个影响最大呢？　　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以前或进行期间，如果问题变得更为明确，根本分歧可能早就暴露出来了，因而也就有理由和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一道争辩说：冲突本来就该这样促成的。除了别的以外，它既可防止大大推迟德国恢复工作从1945年8 月到1946年8 月的停顿，还有可能防止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组织为了避免盎格鲁撒克逊人勾结起来反对俄国人的现象而于1945年7 月拆散。可是后人也许会责怪西方领袖们明目张胆地把一场争吵强加在俄国人头上。如果答案好象是本不应该让局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么，对问题的探讨就必须追溯到1945年以前，因为在盟国采取了一些政策，使德国不可能早日投降并产生了俄国可能长驱直入中欧的危险之时，实际上大局已定了。　　然而，提早媾和必然是在德国武装部队力量遭到决定性粉碎之前的妥协性和平，而历史却似乎给了我们这样的教训：甚至象1918年那种程度的妥协性和平（那种妥协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也会是一个错误。妥协性和平可能意味着消灭了纳粹党，但丝毫也不意味着根除了德国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魏玛共和国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启示：如果让德国人自己进行改革，工作是不会做得彻底的。1945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盟国誓把德国侵略的心理根源挖掉。任何放弃这一做法的政策会被所有遭到德国占领的国家看成是一种背叛，会立即使俄国疏远，会在英美内部引起最激烈的争论。而且，任何人如果在战争期间企图争辩说，纳粹主义不可能根除，或者根据德国的条件要提出一个开明的解决办法是办不到的，那就等于说西方为之而战斗的原则对谋求和平是不适用的，而且会作出直接有利264 于摩根索派的行动。决不要忽视，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的意见，是作为一个善意的、建设性的尝试而提出的，旨在寻求另外一种办法来代替纯粹惩罚性的解决办法。　　反对这个政策的论据是：它把一种心理状态看作是个人力量可加以改变，而不受产生这种心理状态的环境支配的。假使这种设想是不对的，那么就可以说，这种尝试最多只能希望取得有限的成功，也许会完全落空。可是，事实上盟国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已经相信，而且有某种理由相信，如果德国的情况保持不变，二三十年内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就有卷土重来再次威胁世界和平的严重危险。他们几乎不相信，放手让德国人自己去干，会产生足够的变革。要是换用另一套由他们自己出面干预的办法，把变革强加于德国人，也不见得会完全令人满意。然而，这也只能是唯一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既然淮也不能把摩根索方案说成决非破坏性的方案）。断言一种局势不可收拾，无助于政治上的成功。　　再者，承认心理状态对环境的决定性依赖关系和相信个人的道德责任是不相容的。如果人们的思想方法完全是受外界决定的，那么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就不能有所褒贬。这也许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虽然马克思本人对此是有保留的，而马克思主义者也很少或根本就不按这种观点行事）。这种观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盟国因为相信个人有超脱所处环境的某种可能性，所以始终把他们的政策建立在这样一种希望的基础上，就是说甚至德国人也有可能及时地建立一个稳定和宽容的体会。他们不肯承认，改变德国面貌的那种精心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今天也无须说它已经失败了。　　当然，在今大的两个德国中存在着许多倾向，必然要引起消息灵通的观察家担忧。但是，对这些倾向感到吃惊的任何人只会期望发生奇迹，或者对俯拾即是的证据熟视无睹，更重要的是德国内部的一批人，他们似乎也分担着忧患。当然，一个国家不能完全摆脱它所处的环境，因此指望在德国寻找完全象我们在英美所熟悉的那种发展是徒劳无益的。如果对这一点有不断深入的领会，盟国的政策本来可以变得更加灵活机动。但是，德国社会必须按照德国的条件来塑造，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然要成为极权主义的或侵略性的。有头脑的德国人对于他们的历史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是清醒的，这表现在他们对欧洲观念的普遍欢迎，对重新武装的深感犹豫。而且，纳粹主义所造成的灾难是不容易使人忘怀的，在东西方冲突中，谁会最先受到打击也是不容易使人认清的。有些德国人看到某些人为自己的信念奋斗而遭到了失败，明白了邪恶之所以占上风的终极原因。热心于建立自由社会的人是众多的，他们已经立下了巨大的功绩。在继续贯彻占领的积极目的的过程中，西方政策的任务是加强对这类人士的影响，而不损害他们的爱国声誉。为此，现在仍然和往常一样，有必要在宽与严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不可否认，俄国人的态度曾一度失之过严，现在又鼓励宽大无边。但是，如果我们打算赢得德国人的尊敬和合作，我们就必须经得起暂时的惊慌和烦恼的影响。调整这种平衡以适应一时情况所需要的良好判断力以及防止左右摇摆所需要的坚定性，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危险找到成功的出路仍然提供了最好的希望。　　第一章　盟国政策的形成　　第一节　莫斯科宣言　　盟国战后对奥政策的第一个宣言是在1943年10月30日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结束时拟定的，其内容如下：联合王国政府、苏联政府和美利坚合人国政府一致认为，奥地利这个首遭希特勒侵略之害的自由国家要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　　三国政府认为1938年3 月15日德国对奥地利的强行吞并是无效的。从该日起奥地利所产生的任何变化，三国政府决不受其约束。三国政府声明，他们希望看到重新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并为奥地利人民以及面临同样问题的毗邻国家寻求作为持久和平唯一基础的政治与经济安全而开辟道路。　　但要提醒奥地利注意：它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战，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但是在最后处理时，必然要考虑到它对自身解放所作的贡献。　　虽然这是第一次联合宣言，但三国政府对于奥地利在战后欧洲的地位问题，在这以前当然已经作过相当考虑了。就英国而言，重新确定奥地利的独立，在一个时期内已经成为它所正式承认的一个作战目标。早在1939年11月12日，当时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在广播演说中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1940年11月9 日，他在官邸演说中明确宣布，奥地利是英国为之而开战的国家之一，英国获胜后将予以解放。1942年9月9 日，当下院一位议员质询解放奥地利是否为政府作战目标之一时，艾登就是请他去查阅丘吉尔的这篇演说的。艾登补充说，政府当然不能在现阶段就承认或支持将来中欧任何具体的疆界划274 定，但同样并不认为本身要对1938年及以后奥地利发生的任何变化承担责任。这番话也许应该根据1942年2 月13日丘吉尔致艾登的备忘录来加以考虑。丘吉尔在备忘录中对奥地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希望维也纳可能成为“多瑙河联邦的首府”。当丘吉尔本人考虑到奥地利在战后重建的欧洲所处的地位时，这种设想显然占有突出的位置，因为他在德黑兰和雅尔塔都以不同的方式坚持这种设想，而且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多次提到过。　　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在1943年2 月2 日进一步确定的，当时掌玺大臣克兰伯恩勋爵在上院重申，英国的作战目标之一是“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奥地利人民”，但又提出警告说，这个国家未来的政治地位，“从现在起到盟国胜利之日这段时期内，一定要受到奥地利国内及其国外若干事件的影响……而且必须取决……干将来奥地利人本身的态度，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目前正在和我们的敌人并肩战斗”。　　无庸置疑，英国官方决心恢复奥地利独立的这些声明反映了英国公众对奥地利友好的真情实意。老一代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仍然保存着感情上的联系。而青年一代中有许多人还缅怀着两次大战之间在奥地利山间湖畔欢度假日和追求三十年代在奥地利风行一时的事物，那是当年威尔士王子游览基茨布厄尔和韦尔特湖时开始盛行的。1946年格鲁贝尔以奥地利外交部长身分访问伦敦时，忿然看到英国人或许只把奥地利人视为“有趣的、生活丰富多彩的人民”，而认识不到他们是“欧洲国家大家庭中一个正派、勤劳而有才能的成员”。然而情况比有趣和丰富多彩更糟。许多英国人简直难以想象一个外表如此乐观而友好的人民，竟会对德国纳粹主义那样一种僵化的信条真诚地表示同情。　　但在比较小的熟悉奥地利的人的圈子内，在表示同情的背后，毫无疑问更为普遍地存在着内疚之感，因为1938年西方抛弃奥地利时，英国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如今政府领导人保证要完全改变对奥政策，使这些人的内疚之感得到宽慰。八年后，一个英国议员（空军中校沙克275 尔顿）坦率地说：1938年奥地利遭到德国蹂躏是由于我们软弱无能。1938年的2 月和3 月……我正在柏林。当时的情况很明显，除非这个国家说一句决定性的话，奥地利就会灭亡——而奥地利是灭亡了。因此我感到我们对这个不幸的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　　形成英国公众舆论的另一个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是奥地利流亡者和前奥地利大使乔治·弗兰肯斯泰因爵士在英国致力于宣传奥地利的事业。诚然，这些沛亡者大部分不是正式的政治避难者，而是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他们的活动同其他国家具有流亡政府声望的逃亡集团的活动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1940—1942年间，在伦敦有两个主要团体。奥地利办事处是由社会党前议员海因里希·阿利纳主持的，成立于1939年，从1940年到1942年出版了《自由奥地利》月刊。1941年又组成了自由奥地利运动，把各种政治流派从共产主义者到君主主义者的许多小团体团结在一起，奥地利办事处也从属于这个组织。自由奥地利运动出版了德语周刊《时代之镜》，直到大战结束之后。除这两个主要组织外，还有第三个组织，即奥地利社会党人伦敦局，大部分是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包括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和奥斯卡·波拉克那样的杰出人物在内。奥斯卡·波拉克后来成为维也纳的社会党日报《工人报》的战后第一个主编。这第三个组织拒绝加入自由奥地利运动，其部分原因是该局的许多成员虽然反对纳粹，但在一个时期内还抱着与一个民主的德国联合起来的想法。这三个组织如能团结一致，显然是有利于奥地利的。但在1942—1943年间虽然作了多次努力，并由英国政府多方予以鼓励，结果还是没有联合起来。奥地利办事处脱离了自由奥地利运动。1943年11月，在秘密的奥地利工会代表弗朗茨·诺维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自称为奥地利社团代表，是由自由工会、伦敦局、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党人等聚集起来组成276 的。奥斯卡·波拉克在1945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宣称，奥地利社团代表乃是真正的代表，而自由奥地利运动实际上完全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它并不包括其他正式的政治团体，仅仅吸收了具有非共产主义见解的个人。　　在大战期间，流亡的奥地利人和英国的许多同情者都作出努力要在英军中组成一支奥地利部队。丘吉尔本人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个计划，但从未实现，虽然到战争结束时，据报道大约有三千名奥地利人在英国军队中服役。　　在莫斯科会议前，关于奥地利的未来地位，美国似乎不曾有过比较正式的声明。美国忙于对日作战，又受孤立主义影响，国务院所关心的是战后大国合作的总的原则问题，而不太注意对待个别国家的具体政策，特别如本书前半部所论述的，战后如何处理德国尚无定见，把这一切综合起来，在1941—1943年间，从大西洋彼岸来看，奥地利问题似乎是一个很小的问题。1941年12月，丘吉尔首次会见罗斯福时，如果谈到了分割德国——看来有可能——他会顺带提到奥地利问题，这样猜测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罗斯福总统在1942年1 月建立了战后问题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在研究分割德国的计划期间，毫无疑问考虑过奥地利问题。然而，有鉴于陆军部和国务院的意见分歧长期阻碍美国制订一致的对德政策，注意一下这样的事实也许是并非毫无意义的：1943年10月28日，当时的陆军部长、前任国务卿史汀生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他对那时正在莫斯科讨论的恢复奥地利独立问题的怀疑：他们显然一点也不领会，需要从根本上作出适当的经济安排来使和年持久巩固。……如果恢复二十五年前凡尔赛和会对奥地利所安排的地位，为什么他们会使奥地利271 重新处于不能自给自足的状态，看来他们对此全然没有考虑到。战后的中欧要有饭吃。要吃饭就得免除关税。mpanel(1);　　美国在莫斯科会议前的想法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最后一个奥地利国王查理士的长子奥托大公所采取的态度，他是前奥地利流亡在美国的最引人注目的避难者。1940年他和其他许多纽约公民一起注册去服选征兵役，但根据法律他是一个匈牙刊人，因此不能为美国军队接受。显然，他一度希望大家承认他是一个奥地利流亡政府的首脑，在美国到处演说，声称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匈牙利人都受他统治。1942年，他取得很大进展，足以打动美国陆军部接受一项计划，由他的军事委员会招募一支奥美特种军团。但是侨居美国的几个经过政权更迭的国家的前政府成员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国的流亡政府都立即提出强烈抗议，国务院不得不出面干涉，并于1942年4 月正式否认它有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的任何意图。陆军部接受暗示，在8 月份宣布奥托服兵役不合格，不能予以接受。然而直到1944年4月11日，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才感到有必要否定美国防务哈佛小组主席拉尔夫·巴顿·佩里教授关于美国偏爱奥托大公的主张，声明美国政府将授胁任何一个与共同敌人战斗的组织，不过这种援助“所采取的形式，不应损害大西洋宪章所规定的一国人民享有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基本权利”。　　法国的对奥政策，由于明显的原因，直到较晚的时期都不是重要的因素。然而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大战之前有许多奥地利人逃往法国，1939年，这些逃亡者中的大278 多数人已经投身于法国军队。许多人在让他何选择进拘留营或进外籍军团中服役时，都选择了后者，不料后来在法属摩洛哥给德国人关进了拘留营，然后由盟军把他们释放再度参加部队。作者本人认识的一些人，在他们最后回国之前的四年间都相继穿过法、美、英三国的军服。在法国本上有一个奥地利民族阵线，它与受共产党人控制的自由奥地利运动有联系，述有奥地利解放协会和社会党等组织，都因民族阵线带有共产党色彩而拒绝与之联合，但它们与民族阵线一样，也同法国抵抗运动合作。在自由法国部队中确实组成过一支奥地利部队，那只是1945年4 月25日的事了。　　莫斯科宣言发表前苏联的对奥政策，早在1941年12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时已有先兆了，艾登向丘吉尔汇报说，他首次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交谈时，斯大林就扼要叙述了他对战后欧洲和处理德国的计划，显然毫无保留地建议“把奥地利恢复为一个独立国”。此外，与此有关的是，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后。有三个著名的奥地利共产党人曾在苏联避难，他们是前共产党书记约翰·科普莱尼希，恩斯特·菲舍尔和弗朗茨·霍纳。菲舍尔后来在莫斯科电台向奥地利作定期广播，直到他在战争结束时归国为止。霍纳后来在南斯拉夫积极从事游击活动，成为奥地利游击队的领导人。共产党人的宣传，不论是在莫斯科电台的广播，还是在英国和别处的自由奥地利运动的宣传，其主题都是宣扬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阵线。在伦敦的若干非共产党组织曾提出恢复1929年修改过的1920年共和国宪法，作为奥地利战后政治结构的暂定基础，对此，共产党人在莫斯科会议前后均未加以反对。　　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中，似乎很有理由指望1943年三国代表在莫斯科坐下来讨论奥地利问题时，对于宣布279 一项总政策会不难达成协议。事实井非如此。在1955年，可以得到的对当时发生的情况叙述最详的材料是美国代表团成员菲利普·E ·莫斯利的记载。他说，艾登、科德尔·赫尔和莫洛托夫三人在首次会谈中都同意发表一项关于奥地利的声明，鼓励奥地利人“为本身解放作出贡献”，并允许他们独立。这样一个声明的草案是事前在伦敦和华盛顿分别准备的，到莫斯科作了比较，英国人宁愿采用美国的文本。因此这一丈本就“借给”了英国人，由艾登在会上提出，其后提交由威廉·斯特朗爵土（联合王国）、詹姆斯·C ·邓恩（美国）和安德烈·维辛斯基（苏联）组成的起草委员会。　　就在这时候，苏联的政策第一次显示出有了变动。在起草委员会的几次冗长的会议上，维辛斯基坚持要另加一条，断然地强使奥地利承担“政治上和物质上对战争的全部责任”。英国和美国代表立即予以反驳，他们认为这与三国已宣布的目标，即把奥地利当作侵略的受害者来对待，显然是前后矛盾的。他们争辩说，奥地利不仅在被德国并吞后不丙是一个国家，因而对1939年及以后希特勒的行动绝对不能负责，而且，提出“物质上的”责任，意味着奥地利要接受赔偿的要求。要求赔偿与公开声称希望重新确定奥地利的独立，两者几乎是互相抵触的。不管怎样，奥地利经济的全部资源只能补偿德国战争破坏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他们虽然抵制，维辛斯基还是固执己见。最后英美两国代表作了这样一种程度的让步，把那条修改成“奥地利……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战，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仍然是不幸的一句活。实际上还不止是一句不幸的话。这种让步虽然是真心诚意地为了想象中的盟国团结的利益而作出的，但现在回顾起来，却铸成了大借，给战后处理奥地利问题经年累月不断带来纠纷，甚至在1955年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后对其经济还继续产生破坏作用。　　对另外一个问题，苏联也表示反对。莫洛托夫严峻地拒绝了艾登提出的关于允许欧洲小国联合起来的建议。这一建议无疑是反映了丘吉尔的“多瑙河联邦”的计划。280 如前所述，1941年1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对艾登第一次谈到战后的目标时，只是提到把奥地利恢复为一个独立国。1943年苏联加进要奥地利承担责任的条款，乃是克里姆林宫业已增强自信心的一种尺度。1941年冬，德国军队一直在敲着莫斯科的大门，苏联正处于时运最坏、声威最差的时候。有某种迹象可以设想，当时斯大林甚至相佰希特勒在其全部力量被摧毁之前可能会同盟国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对于西方盟国可能打算保存德国的实力用以对抗苏联的做法，自然要加以关注而采取对策了；而让奥地利独立就可以抵消西方盟国的这一企图。可是到了1943年，苏联着着胜利，使战后前景完全改观。单纯救亡图存的问题不复存在了。德国的侵略狂澜已被堵住，而且已经逆转了。基辅解放在即。首先是纳粹侵略者给苏联本身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就使赔偿损失成为苏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向一个刚恢复完全独立的国家索取赔偿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承担：“对战争的全部责任”，那就可以据理向其索取赔偿了。　　莫斯科会议后三国外长发表的比较全面的公报被视为三国协调的新迹象，受到评论界的欢迎。在这一片赞扬声中，关于奥地利的宣言很自然地变得微不足道了。但是警告之声仍然可闻。12月2 日，《泰晤士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一方面祝贺莫斯科会议不采取公开宣布对待具体国家的政策的做法，一方面指出关于奥地利的宣言使人一眼就看出它是“这一良好准则的例外”。《泰晤士报》认为，毫无疑问，奥地利人急切地等待着联合国家把他们从希特勒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但也毫无疑问，全体奥地利人将有决心也有力量使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存在于欧洲，它的政治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与1919年所建立的组织根本不同。《泰晤士报》说，这种政治和经济安全的需要在宣言中诚然得到了承认。但是，对整个欧洲的未来组织应该首先作出决定，然后才能对具体国家的前途作出明细的决定，而且决定的内容是受组织的性质制约的。这项原则运用于“奥地利问题具有特殊的说服力”。281 显而易见，丘吉尔在设计多瑙河国家联邦时就是从这同一观点出发的，史汀生在考虑奥地利的经济生存能力时也是从这同一观点出发的。这一观点，在英国得到了其他方面的支持。但实际上，这种对于整个欧洲组织的关切，由于战后“铁幕”把东欧和欧洲其余部分隔绝开来而落得一场空。何况，麻烦的程度更甚于此。莫斯科宣言把一种模棱两可的成分引进了战后处理奥地利的计划，使奥地利永远不能摆脱。一方面，它是遭受“侵略之害”，应“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因此，按理应当受到与其他被德国占领过的国家如法兰西、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等国同样的待遇。另一方面它又是“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的，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据此推理，它应受到与德国本身相同或相似的惩罚。英美两国代表当年在莫斯科所表示的疑虑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他们对于维辛斯基初稿的修改却并不十分成功。　　的确，宣言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奥地利的地位未定；它承认奥地利是一个特殊情况。无可否认，许多奥地利人曾经在开始时欢迎过纳粹分子，其中一些人也的确热情地执行过纳粹的某些最令人厌恶的政策。但这绝不等于奥地利人正式或甚至普遍地赞成纳粹的整个政策或行动。说奥地利纳粹分子本质上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通敌者，或者比后者更应受到指摘，这也是不确实的。更进一步说，在希特勒进入奥地利的几个星期之内，行政机关的所有主要职位，以及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控制权，都由德国人接管了，就连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也被排斥。多半由于使用同一语言，希特勒在奥地利实行纳粹党的“划一政策”，比在其他地区既迅速而又彻底。到1939年，奥地利己不再具有任何法定权利来表达其民族地位和国家主权了。在这种情况下，说奥地利因为参加了希特勒的战争而要承担责任，这是对事实的一种嘲弄。　　然而，一部分与纳粹德国雷同的事物一经传入，不是282 马上就可消除的。战后对奥计划与战后对德计划有必然的联系，从而遇到随之而来的一切混乱和拖拉，此外还有一个不利条件，即同对德计划相比，对奥计划被认为微不足道，因而是不太紧迫的问题。　　第二节 欧洲咨询委员会　　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会议结束之时，曾决定在伦敦成立一个欧洲咨询委员会，以解决战后欧洲问题并向英、美、苏三国政府提供建议。但在论述三国政府审议奥地利问题之前，这里顺便扼要地谈一谈丘吉尔的“多瑙河联邦”计划的发展情况。虽然欧洲咨询委员会从未特别考虑过这一计划，但到1945年2 月为止，实行这项计划的可能性并未最终丧失。　　战后如何处理德国问题、在莫斯科已经作过一些讨论。11月份在德黑兰，当罗斯福提出把德国一分为五时，丘吉尔建议将德国南部某几个州并入多瑙河联邦。这一建议之所以成为画饼，是因为斯大林表示反对，其态度之坚决与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反对时一样。这事搁置了一年。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又提出这个问题。这一次丘吉尔转告罗斯福说，斯大林与他先前的观点相反，将会“乐于看到维也纳成为包括奥地利、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在内的德国南部诸州联邦的首府”。但他不同意丘吉尔进一步提出把匈牙利也加进去的建议。　　上述安排当然要取决于三国的正式认可，但并未立即遭到罗斯福的反对，他表示愿意在即将在雅尔塔举行的三国会议上予以讨论。但那时丘吉尔虽提出这一问题，斯大林又建议在当时当地作出如何分割德国的决议，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没有进一步予以讨论。丘吉尔本人说，三国虽都同意分割德国，但实际上做起来却非常复杂，五六大内是难以解决的。分割德国问题经提交外长们去研283 究，责成他们拟订一份计划以供讨论。建立多瑙河联邦的建议看来不曾进一步研究。5 月9 日，理查德·劳对下院一位提出质询的议员说，在雅尔塔没有讨论过占领奥地利问题。　　欧洲咨询委员会讨论奥地利问题，是以1943年的莫斯科宣言为基础的，虽然这项宣言含有若干言外之意。必须规定建立一个独立的奥地利政府，恢复1938年前的奥地利疆界，并使奥地利的所有国家机构摆脱纳粹的控制和渗透。但要保证达到这些目标，在奥地利也和在别处一样，显然有必要一开始就予以占领。因此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在战胜国之间公平分担占领的职责。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己于1943年11月16日从阿尔及尔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接受莫斯科宣言中的原则，可是这时它还没有代表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因此奥地利占领区的划分起初只是按三大国占领的角度来考虑的。根据设想，美国将参加占领，因为它和其他两国联合发表莫斯科宣言。1944年1 月14日，欧洲咨询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英国和苏联都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草案。但是，这种设想不久就显然成为泡影了。英国在1 月15日首次散发的划分德国占领区的建议，分配给美国的占领区包括德国南部和整个奥地利，其人口大约相当于建议中的英国占领区（德国西北部）和苏联占领区（德国东北部）的人口总和。这和英国从意大利或法兰西进攻中欧的设想是一致的，这次进攻的部队主要将由当时控制意大利的美军来提供。苏联在2 月18日首次提284 出的建议中接受了英国拟议的东部占领区，但主张把奥地利从占领德国的计划中划分出来，不划归占领德国南部的国家，而由三国共同占领。苏联代表指出，他对英美两国之间如何划分占领压问题不予过问。这两个建议，美国均未接受。3月份，总统送交美国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代表怀南特一项建议，主张美国占领德国西北部地区，而把德国南部和整个奥地利划归英国占领。　　罗斯福总统不愿化美国军队参加对奥地利的占领，似乎是出于两种主要的考虑。第一，他顾虑孤立主义者批评他把美国精力集中于德国而不集中于日本的决定；他还觉得德国战败后，如果将美国军队重新部署到远东去，那么从易于到达德国北部诸港和海峡诸港的方位出发比从南部内陆地区出发要方便得多。第二，他似乎认为占领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地区，有使美国卷入英苏两国在巴尔干半岛抗衡中去的危险。我不希望美国背上战后重新组织……巴尔干半岛诸国的包袱〔他对赫尔说〕。我们远处三千五百多英里之外，这不是我们本身的任务。确切他说，这是英国的任务。……必要的是，美国占领军对南欧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只要哪一天确能撤退，就将尽早地撤退。当时对他有影响的第三点考虑是，法国在战后可能混乱动荡，他认为这说不定会危及驻在南欧的美国军队的交通。总统所持的这种态度，虽然没有得到国务院的支持，却得到了陆军部的赞助。但在那时，政治上的考虑应从属于打赢战争的纯军事目的，这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英国的意见，如俞所述，一开始是从在意285 大利的兵力部署出发的。即使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升迁到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美国军队不复控制意大利的时候，英国主张由美国军队承担占领奥地利的原意，在制定“霸工”计划的过程中仍然未变，因为英国设想由驻扎在英格兰东部的英军攻入北欧，由驻扎在英格兰南部和西部的美军攻入南欧——因此也攻人奥地利。如果采纳罗斯福总统关于美国占领德国西北部地区的建议，那么业已拟就的“霸王”行动的整个军事计划就要受到影响。进一步的考虑是，如果以后要分一个占领区给法国，那么从法国毗邻的南部美国占领区中划出嗓是方便的，而且在美国军队按总统已表明的重新部署兵力的意图撤退时，法国占领区便可加以扩大。　　以美国为一方和以英国与苏联为另一方的意见分歧，由于美国政府内部看法不一致而进一步复杂化了。英国代表身处本国首都，具有一切有利条件，便于获得最高决策人的指示。而美国代表却不得不在驻伦敦的安全工作委员会指导之下进行工作，这个委员会名义上是受权代表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来协调指示的，但实际上却因各自需要取得华盛顿的上级批准而束缚住了手脚。即使在华盛顿，陆军部的民事局有一个时期也拒绝合作，其理由是德国投降与占领德国纯属军事问题，因此安全工作委员会无存在的必要，就此而言，欧洲咨询委员会本身也是多余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咨询委员会中关于奥地利问题的工作遭到严重的拖延，这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与此同时，“霸王”计划的进攻日已迫在眉睫，因此有必要至少让参加进攻的部队得到指示。驻在英国的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和地中海地区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非正式地同意作出一项安排，于1944年4 月10日正式开始详细制定奥地利军政府计划。1944年4 月28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战败或投降前的德国军政府的联合指令”，规定这项政策由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在某所部于敌人战败或投降前攻占德国或奥地利的领土286 时予以实施。指令指出，该指令在“敌人投降前，为与欧洲咨询委员会提出的联合建议相一致”，其内容可以更改。指令还包括一项“奥地利政治指南”，强调占领奥地利与古领德国的政治目标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指南提到，占领区居民可能抱着一种比较友好的态度，这就没有必要完全禁止与之亲善；除了消灭纳粹和维持秩序的指示外，指南还重申莫斯科宣言既定的政策，其昏的是把奥地利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为建立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铺平道路。因此应该鼓励那些“没有因追随纳粹而被玷污的”奥地利人去取代占据许多地方政府职位的德国人。在禁止纳粹教条和纳粹宣伶之外，还要禁止“泛日耳曼主义与重新和德国联合”的宣传。同时，指甫还规定，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应准备给予奥地利比德国更多的政治活动自由。　　但是，尽管有了这些指示，美国参加占领奥地利问题在政治上还未肯定，这说明伦敦的民事工作计划起初几乎完全是按照英国的意见制定的，虽然美国代表当然也随时了解情况。有一个小组着手开展工作，后来成为对德和对奥管制局的一个组成部分。1944年的春夏两季，这个小组在以陆军部的F ·傅丈申爵士为主席的委员会指导之下继续以这种形式存在。经济作战部和新闻部在搜集奥地利当前状况必要的情报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没有这些情报，民事工作就无从进行，可是在其后好多个月年，关于占领区的划分及关于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都几乎没有一点明确的消息。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颁发的指令，一开始就以服从随后由欧洲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政治建议为条件，其日期正好和罗斯福第一次有保留地同意美国占领奥地利不谋而合。怀南特因为要获知明确的政策决定还存在着困难，于是在5 月份飞返华盛顿，带回了总统的意见，同意美国在“国家一级上”参加管制奥地利——例如，通过派遣美国代表常驻维也纳联合司令部，同那里可能建立的任何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接触，但并不真正占领任何领土——287 然而对于派遣占领军的实际规模并未作出承诺。这种让步由怀南特于5 月31日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宣布了。这时候，美国政府内部交换意见的情况再度趋于复杂，因为怀南特的行动看来事先没有通知国务院，特别是没有通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尽管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4 月28日向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颁发过一道指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却于6 月9 白又向地中海地盟军最高司令颁发了另一道指令，坚持美国军队不得使用于南欧，包括奥地利在内。随后出现的混乱以及设法使文件协调的工作，一直到10月才最终解决。那时盟军司令部的工作方始取得真正的进展，准备组织占领初期的奥地利军政府。　　与此同时，欧洲咨询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在7 月1 日建议三国共同占领在1937年12月31日的疆界范围内的整个奥地利。四周之后，即7 月31日，怀南特进一步确认美国接受在国家一级上参加管制奥地利，但只在维也纳派驻一支象征性的部队。　　这至少说明有了一些进步。因此英国代表于8 月21尸提出建议，设想采用三国管制中央的制度而申英苏两国联合予以占领。　　但是，德国西部的两个占领区如何分酞这个中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对这个问题迟迟不作决定，反过来使管制奥地利的进一步规划也延宕了下来。直到英美两国政府首脑于1944年9 月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八边形”）时，罗斯福才最后接受英国原先提出的建议，由美国占领德国西南部地区。此时双方又同意对奥地利应分别进外理。欧洲咨询委员会再次考虑了这种主张，于是11月13日苏联代表提出了一个划分三个占领区的新草案，规定苏联占领下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的东半部，英国占领下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的西半部，外加卡林西亚，美国占领上奥地利、萨尔茨堡，福拉尔贝格和蒂罗尔，包括东滞罗尔。苏联的计划同时规定了三国对维也纳本身的占领：苏联占领东北区，包括内城；英国占领西北区；美国占领南区。288 对这些新建议的讨论，这时受到了新出现的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在丘吉尔和艾登10月份访问慕斯科期间已经取得一致意见，应邀请新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三国政府发出正式邀请的日期定于11月11日。法国接受邀请乃是预料中的必然结局，而且意味着在那天以后不久，法国对于解决问题将有发言权。既然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必须取得一致同意，因此到目前为止解决的任何问题不得不重新予以讨论。第二，1944年10月28日，保加利亚政府和苏联签署了停战协定，美国从这个事件中吸取的经验表明，在任何一个解放了的中欧国家里，占领国所施加的影响之大小很可能直接与驻扎该地的军队的多少成正比例。在保加利亚，尽管管制工作委员会是国际性的，但很快就明显地看出，真正有力量的是苏联，因为它的荤队实际上占领了整个保加利亚。第一点考虑刺激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代表力图使德国占领区的协议得到签署，从而刚好在法国被委员会正式接受之前，即11月14日，签署管制机构议定书和占领区议定书。第二点考虑对说服罗斯福相信下述观点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在奥地利取得一个完全的美占区毕竟是可取的，特别是因为美国接受了毗连奥地利的南部德国占领区，军队的补给问题这时已不大了。从这个观点出发，虽然有相当一庚时间的延宕，1945年1 月5 日怀南特接到了指示，要他接受1943年11月13日的苏联建议，但作了某些修改，修改意见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按军事理由提出并经国务院同意的。法国虽于1944年11月11日应邀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但到11月叮日才实际参加。那时法国代表立即要求在德国划出一个法国占领区，但表示不可能有足够的法国军队去占领奥地利地区，只能在国家一级上参加对奥地利的管制。但是，当美国表示它决定在奥地利取得一个完全的占领区时，法国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于是1945年1 月29日英国代表提出一个新的草案，规定法国完全参加对奥地利的管制，这一草案就变成了最后的占领区协议的基础。289 英国草案对苏联在1l月份提出的建议作了件多重要更动。它不仅设想出一个由福拉尔贝格和蒂罗尔（不包括东蒂罗尔）组成的法国占领区，并且设想法国享有和其他三国同等的地位来参加管制，即在维也纳的盟国委员会中包括法国成员，并在维也纳城的东南部建立法国管制区。此外，原来苏联政府建议的英国占领区，其界线是不顾德国的邦界和奥地利的州界而自定的专区界限，把施蒂里亚州和上奥地利州一分为二；英国人建议不采取这样的划法，而是以1937年12月31日奥地利的国界为基础，按德国在奥地利境内的分区界线来划定不同的占领区。他们认为，这种划法有可能利用现存的州级行政机构，便于管制。根据这点，英国建议把整个下奥地利分给苏联，包括布尔根兰的北半部；把上奥地利和萨尔茨堡分给美国；英国则分到卡林西亚、施蒂里兀布尔根兰的下半部和东蒂罗尔。至于维也纳的划分，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都建议占领国应沿袭纳粹所划的维也纳区，而不是仅限于苏联建议的维也纳城区。英国人把这个大维也纳的西南部划给自己，西北部划给美国；东北部划给苏联。内城则由四国共同占领，由各方司令官任命的四个指挥官组成的盟国间管理权力机构来作出安排。这四个指挥官还负责“大维也纳”区的联合行政管理。一俟军事情况允许，不迟于德自签署军事投降条约或停止首组织的反抗之日，全部协议应立即付诸实施。就建议中的各国占领区来说，苏联代表在接受时提出两个重要保留条件。他希望在苏联占领区内，第一要包括上奥地利中位于多瑙河北部的那一部分，第二要包括布尔根兰州的施蒂里亚部分，因为这一部分是1938年10月1 日纳粹法令颁布后才划出去的。他还维持原来的“小”维也纳的建议，就是说要恢复1937年12月31日的维也纳边界线。苏联代表提出的两点界线更动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可以让苏联控制住奥地利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整个边界，还控制住奥地利境内整个多290 瑙河北岸。然而这两点要求都被承认了。据埃里克森说，对于第一点要求是美国让步的，尽管怀南特加以反对，止步的原因是这一要求“没有重大的军事考虑”。对于第二点要求是英国让步的，旨在希望苏联代表不会继续反对英国关于划定维也纳界线的建议。　　实际上，苏联提出的修正只是对英国草案建议的划分各国占领区有所修改，此外并无实质性的变动。谈判，中最困难的是关于维也纳本身的安排。事实上，细节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把整个文件的签署一直拖到7 月份。这里也应该提一提，虽然法国占领区的范围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暂时取得一致意见，但政府一级一时还没有批准。2 月份，丘吉尔在雅尔塔力争让法国完全参加对德和对奥的管制，斯大林勉强予以同意。但是直到5 月份英美两国之间解决了德国的法占厦的细节之后，美国方始同意英国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提出的有关奥地利法占区的建议。与此同时，民事工作计划也以加速的步伐进展。魁北克会议决定对奥地利的处理要与德国区别开来以后，英国的奥地利计划组——当时在副专员（民事）w ·H ·B ·麦克（后来是亨利·麦克爵士）指导下——便从德国计划组中分了出来，同时管制委员会中英方的人员也经充实，与驻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密切合作。经盟军司令部见历山大无帅同意，T ·J ·W ·温特顿（后来是爵士）准将被任命为副专员（军事），负责协调把管制委员会的英方人员于1945年春季送到意大利与美方的人员会合。美方人员当时已经集结，并于不久前已经进入意大利。法方当时还只在组织过程中。　　第三节 奥地利抵抗运动的影响　　如前所述，莫斯科宣言曾提出警告说，在最后处理时，要考虑到奥地利自己对其解放所作的贡献。这一条291 款所根据的是对其他被占领国家，特别是对意大利所作的类似的政策声明。而写上这条显然抱有双重希望，一是促进反抗运动的兴起，二是便于使摆脱纳粹羁绊的独立政府能产生。虽然看上去这未必是苏联的战后政策，但可以相信，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内兴起一个强大的奥地利反抗运动，会扭转局面，有利于战后阶段对奥地利作比较宽大的处理。但事实上奥地利的反抗运动从未象法国、意大利和希腊那样对盟国政策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从未存在过一个奥地利流亡政府。诚然，有一批参加奥地利抵抗运动的人后来在重新组成的行政机构中担任了职务，但重要的情况是，战后第一个奥地利政府中的领导成员，除外交部长卡尔·格鲁贝尔外，并不是从流亡归来任职的，也不是来自游击司令部，而是在集中营中经过了严峻的考验。伐后第一个当选为奥地利总理的和奥波德·费格尔本人，从1938年到1945年就在各种集中营里度过了五年零八个月。实际情况是，在奥地利开展抵抗运动比在任何其他被纳粹占领的国家里要困难得多。自1938年4 月2 日第一批囚犯一百六十五人被押送到达豪以后，在德国占领初期，盖世太保的控制就在于清除一切能够钡导任何形式反抗的奥地利人。共同使用一种语言，尽管口音与方言上有些区别，对密探的渗透和对管理细节方面的严格监督还是非常便利的。全国一切主要职务都为德国人所把持，警察有效地处于德国控制之下，奥军中尚存的部队被互相隔绝而且远离祖国。还有几个其他因素，虽然未能阻止反抗，但也至少牵制其兴起。第一，纳粹确曾不遗余力地破坏奥地利的国家地位，甚至这个国家的名称都很快消失了，奥地利先是292 变成“东部边区”，后来仅称之为“大德国的多瑙河区和阿尔卑山区”。但奥地利的国家地位是凡尔赛和约确立的，而且无论如何还不过是最近的事。在奥匈帝国的内部战争时期，奥地利人民的一般倾向，不是忠于他们国家的整体，而是忠于维也纳，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忠于社会主义运动或忠于其他局部性和地区性的利益。到1931年5 月31日，蒂罗尔、福拉尔贝格、施蒂里亚和萨尔茨堡等州的州议会都曾分别试图脱离新建立的共和国，伺德国结成联盟。第二，奥地利人在1934年至1938年间已习惯于生活在独裁政权之下。如果说那种政权比意大利或德国的独裁政权温和一些的话，它却仍然没有排除新闻检查和任意逮捕。第三，奥地利共和国在经济上一直是依靠国际联盟的一系列贷款来维持下去的。在以1931年5 月维也纳信贷储备银行倒闭为开端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之后，奥地利的失业和贫困长期持续，显然无可救药。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奥地利人的随和性格使他们不幸地倾向于无所作为，耸肩忍辱，而不愿以卵击石。他们知道西方是袖手旁观（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西方在1938年“优柔寡断”，抛弃了奥地利），他们意识到德国的力量是庄倒一切的，而罗马天主教会一开始就对纳粹统治默然承认——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一种无依无靠和自暴自弃的普遍感觉。　　一些具有几百年民族意识的国家，遭到德国的入侵与占领，其繁荣与财富，在一个世代内再一次被摧毁，那么奥地利国内的反抗运动，在规模上不如这些国家，从所有上述情况来看，本是不足为怪的。而比较令人惊奇的倒是奥地利的反抗最后竟达到那样高的水平。因为到1955年将这段经历的材料充分搜集起来后加以描绘，就可以看出奥地利人反对纳粹主义的范围之广，超过大战结束时的一般推测，秽及的地区比实战期间西方阵线所知道的还要广泛。　　尽管奥地利纳粹分子对1938年的德奥合并无疑地表示欢迎，其他许多人也表示消极接受，但当时维也纳最可靠的消息认为，如果许士尼格能够贯彻他原先的意图293 在1938年5 月13日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他至少可望得到人口中百分之六十五的支持。对此的最好证据也许是希特勒要用压倒一切的兵力来实行吞并。要不是许士尼格在最后一分钟宣告“德国人的血不可流”，继而命令部队不得抵抗，奥地利军队虽然众寡悬殊、孤立无援，但也可能会对德国入侵作出某种程度的负隅反抗。实际情况是，最初的反纳粹运动似乎来自罗马大主教徒，从1934年起，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党尚不存在，他们是唯一能够起而反抗的人。到1938年10月，红衣主教因尼茨尔悔恨自己一开始就投降，于是引火烧身，敢于冒犯占领国，在10月10日写给教区教友一封公开信，阐述信奉天主教的父母有责任按其信仰抚育子女。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罗马天主教徒也许为红衣主教的这种强硬态度所激励，很快就成立了一些各不相属的反抗组织。与此同时，在军队里，在君主主义者中，在共产党小组中也成立了其他反抗组织。共产党小组事实上从1934年起一直是在活动的。战争爆发后不久，奥地利部队就发生兵变，但都未成功。初期的领导人刚被逮捕，别人就立即挺身而出，来接替他们。　　然而，盖世太保的残忍使人们小心翼翼。反抗运动在长时期内只限于这一类的斗争，如在工业生产上采取“消极怠工”，用窃窃私语进行宣传，由医生提供虚假诊断书等。到1942年第一批消息开始传到国外，说前线的奥地利士兵纷纷逃跑，奥地利的工厂多次举行罢工，示威游行，以及包括炸毁多瑙河上科尔诺伊堡港的种种破坏活动等等。1943年3 月，奥地利青年联盟主席彼得·冯·阿尔贝特在伦敦宣称，许多机密报告证实了奥地利“全民的反德态度”，他还谈到“纳粹冲锋队与奥地利工人经常在街头殴斗”。　　1943年下半年，盟军在意大利和斯大林格勒获胜的消息鼓励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最后当莫斯科宣言中关于奥地利部分的内容公之于众的时候，它无疑地激起了奥地利人对他们国家战后将会受到公平待遇的新希望。从那时起，一直到战争结束，有关奥地利国内与日俱增的反抗纳粹的消息开始纷至沓来。大部分由逃亡士兵组成的一支奥地利游击队，在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294 徒在内的反抗组织的松散联盟即奥地利自由阵线领导之下，以福拉尔贝格的儿个地区为中心开展活动。这些游击队的某些部分，被盖世太保和党卫队赶出基地之后，经由卡林西亚和施蒂里亚到达斯洛文尼亚，参加了铁托的部队，于1944年11月在斯洛文尼亚组成一个奥地利营，由南斯拉夫指挥，士兵和军官都是奥地利人。其他反抗组织在布尔根兰、施蒂里亚和蒂罗尔的不同地区也开展战斗，其人员的来源相同而政治目标则各异。作为1944年7 月20日秘密计划的一部分，德国的反抗运动和奥地利的掩护行动建立了联系。在奥地利两个军区的东部，逮捕二十名纳粹党要人的计划执行得很成功。据说，如果不是德国秘密计划遭到失败，奥地利的计划就会完全彻底地执行。实际上盖世太保随即采取行动，逮捕了一万多名奥地利人，维也纳的纳粹法庭每月判处死刑的人数多至四百名，然而这种镇压的凶焰并没有遏止住奥地利的反抗活动。1944年12月，在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一个新的委员会成立了，即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P.OeN.）。它负责指导许多地区特别是维也纳区的反抗运动。各种地方组织加入了这个委员会。特别在蒂罗尔，由后来的外交部长卡尔·格鲁贝尔领导的地方委员会，在美军到达以前夺取了因斯布鲁克的政权，其后成为当地的州政府。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P.Oe.N. ）的军用纹章O5（以5 代e ，因为e 在字母表中是第五个字母），成为整个奥地利皮抗的象征。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是七人委员会，包括社会党人两名，天主教徒荫名，共产党人一名，自由党党员一名，无党派一名。以后伦纳政府的核心就是由这个委员会中的某些人组成的。　　1945年初期，奥地利临时国家委员会首次与外界取得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瑞士的奥地利组织“瑞士联络处”建立的。2 月份，委员会派了一个代表去巴黎，设法与盟军取得了联系，把委员会的活动情况告诉盟军，并要求支持。3 月份，一个年轻的反抗工作者弗里茨·莫尔登访问驻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要求盟军不要轰炸奥地利的非牟事目标。莫尔登获得了一个特殊身分，担任了驻意大利美军的联络官。　　与此同时，奥地利自由阵线于3 月11日发出一份备忘录，说明它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建议允许奥地利招募一个兵团，参加联合国家一边作战。这个建议显然因提得太迟而未能实现。总之，备忘录是在4 月底才送到伦敦的。　　然而，所有这些活动同其他许多国家的活动相比，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国为在那些国家，有了盟国人力物力的渗透，能够建立起具有高度组织性和作战实力的部队，相形之下，奥地利不免处于劣势。1944年9 月，科德尔·赫尔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警告奥地利说，奥地利要作出可为盟国考虑的贡献，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了。一个月以后，乔治·弗兰肯斯泰因爵士从伦敦作了广播，呼吁国内同胞“打开锁链”。甚至在1945年3 月，艾登还对下院议员说，奥地利作为纳粹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地位是“相当特殊”的。“不可想象”它能够和被解放的国家或盟国的领土相提并论；问题已经再三表明，在最后处理时，必须考虑奥地利本身对推翻纳粹主义所作的贡献。他想提醒奥地利人民，时间有限了。然而，他趁机重申英国政府的希望，即应该重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因此到1945年3 月，即解放前夕，盟国的对奥政策仍然不是完全一致的。的确，占领区的划分已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确定了大体轮廓，关于管制机构的协议也确定了主要条款。但是，如前所述，在7 月份之前，两个协议都没有签署。不管怎样，莫斯科宣言中所暗示的矛盾并未消除，即使矛盾所产生的整个影响暂时还不明显。　　第二章　解放　　第一节　从东部解放　　1944年6 月和7 月丘吉尔提议盟军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登陆，罗斯福没有表示同意，而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却一反他往常对西方国家在296巴尔于半岛地面作战信心不足的态度，强烈主张西方盟国应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登陆，向维也纳挺进。这倒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转折。这时苏联军队距离柏林的路程比盟国军队要远得多，而且在波兰遭到了严重的堵击。此外苏联统帅部似乎相信，德国人因为仇恨俄国人，他们会在东线集中一切防御力量，情愿让西方侵入德国。看来切斯特·威尔莫特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认为斯大林希望通过这一建议把足够的德国兵力引出中欧和巴尔干前线，以便红军向柏林和维也纳挺进。可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德国人在阿尔登山脉发动了进攻，有效地把西方国家的进军推迟到2 月份，致使整个前景改观。那时东线苏军进展得非常快速，离维也纳只有八十英里，离布拉格只有一百二十英里，离柏林只有四十五英里了。2 月15日，苏军挫败了德国在布达佩斯的最后抵抗。此外，美国反对动用驻扎在西欧以外的美国后备军，再加上铁托拒绝接纳英军，这就使得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大规模登陆的问题成为泡影。总之，此时的形势发展已使原来要协助苏军挺进的想法变得没有必要了。3 月份的一段时间内，德国人在匈牙利巴拉顿湖的东方和东北方展开猛烈反攻，欲解布达佩斯之围。可是到3 月16日，这一军事行动已经损耗了德军的兵力。俄国人迅速予以反击。在月底之前，他们已经越过奥地利边界。4 月4 日传出消息，说苏军的装甲前卫距维也纳已不到十二英里。四天后（4 月8 日），奥地利首都被围。就在这一天，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苏联政府关于奥地利的宣言”。这一宣言根据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宣言说），奥地利人民与德国境内的德国人不同，他们是“反抗德国人把他们疏散”和“欢迎红军解放奥地利的”。宣言又说，苏联政府不打算占领奥地利的任何领土，或改变奥地利的社会秩序。苏联政府烙守保证奥地利独立的莫斯科宣言，将把宣言变为现实，支持在奥地利根除纳粹统治与重建民主条件和民主制度。这一宣言发表后，托尔297 布欣元帅立即向奥地利人民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尽可能在备方面协助红军，同时保证不触动“个人权利、奥地利公民的所有权、私人社团以及属于私人的财产”。呼吁书继续说，在奥地利人民自己“通过民主方式”重新建立奥地利当局之前，将由红军任命的临时市长行使民政职权。行政人员将从当地居民中挑选。呼吁书以这样的词句来结束：“用你们自己的功绩为奥地利的解放作出贡献吧。你们这样做就会加速全面解放，重建奥地利的自由和独立。”　　在4 月13日维也纳陷落前的五天苦战和在其后苏军占领的最初几周中，奥地利人对于苏联这些诺言的实际意义便有所了解了。在上一年秋季，奥地利全国范围内分散的抵抗组织因德国军队和民团中的奥籍兵士纷纷逃亡来归而得到了加强。纳粹为了保卫奥地利，最后企图招募本地人入伍，称为民团，这是一次夭折的“总体”动员。4 月2 —3 日夜间，反抗组织领导人与苏军司令托尔布欣元帅取得联系，并提出了一个计划。托尔布欣元帅原则上接受了这一便利苏军进入维也纳的计划。4月5 —6 日，德国克雷默尔将军声称，城内枪声可闻，但并非来自俄国人的射击，估计有一万五千名武装的奥地利人在反对德国人。4 月7 日，奥地利各游击小组迎接红军。4 月13日维也纳陷落时莫斯科电台宣布，维也纳居民和奥地利其他地区的居民不仅在战斗时“协助红军，制止德国人的抵抗”，而且通过这样帮助解放维也纳而“保全了奥地利民族的荣誉”。4 月12日，《消息报》指出，“奥地利自由阵线在组织游击小组和成立南斯拉夫军中的奥地利部队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　　然而，尽管苏联官方这样承认奥地利人的协助，并且向全体奥地利居民作出过种种保证，但是维也纳的群众在这时候却亲身经历了所有大规模掳掠和疯狂破坏的恐怖。对俄国军队来说，夺取维也纳被公认为一次长期而298 艰巨战役的顶点。他们曾经看到自己的国家惨遭蹂躏，自己的村庄化为灰烬，自己的妇女为残酷的侵略者所污辱，由于侵略者自诩属于一个优秀种族，使所犯暴行更为人所不齿。此外，俄军中大多数是简单幼稚的士兵，他们在胜利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粗野放荡，他们也不去细辨操德语的人中这一个与那一个的差别。就这种士兵来说，他们要求痛痛快快地满足自己的复仇欲望，也许是不足为奇的。然而，无庸置疑，大多数维也纳人现在只希望结束战争，不管抱着什么保留态度，他们都在准备把俄国人当作解放者来欢迎。假如苏联军队的行为有所节制，与他们司令宫的声明相称，他们赢得的友好与尊敬，很可能不下于他们实际上引起的恐怖与仇恨。他们初期在奥地利的所作所为，正如在欧洲的其他地区一样，使得人们坚定不移地要反对他们。　　同时，我们在回顾过去时也要说一句公平活，维也纳陷落时和后来一个阶段突出表现出来的种种暴行，绝非都是苏联士兵干出来的。伦纳写下了他的看法，说战胜者所造成的破坏，在许多情况下比纳粹分子撤退时所犯下的罪行要轻得多。纳粹分子撤退前的破坏堪称典型，他们把不能带走的一切补给品和设备都搞成废物。就是这些纳粹分子，命令救火队撤出城市，好把许多东西都付之一炬，使人无法抢救。尤其是这个都城的象征、右代圣殿圣斯蒂芬大教堂，也是纳粹分子下令开炮予以摧毁的。　　此外，在各大城市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那么一批不法之徒，其人数随难民逃兵和地痞流氓的流入而激增。流入的这些人是在苏军挺进之前从十几个国家逃亡出来的。果子酒和杜松子酒到处都是，无人收进空室的酒窖。食品和生活日用品的一切正常销售制度已遭破坏。整个社会生活组织暂时处于崩溃状态。在这种幻灭和绝望的时刻，就连那些平素矜庄自持、奉公守法的人，为了苟延残喘，有时候也不得不象小偷土匪那样行动了。　　在乡村里，情况自然要安逸得多。可是，即使在乡村，苏军到达时也免不了犯下种种暴行，这样就使原来欢迎解放者的许多奥地利人猛然醒悟了。事情也怪，正是299 这类暴行所造成的一个事件却决定了奥地利第一个战后政府的成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值得详细一谈。　　卡尔·伦纳博士是老一代的社会党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故后当过奥地利共和国的首任总理，自1934年以后被迫退隐。他曾经叙述过苏军进入时怎样发现他住在塞马林山隘下的小镇格洛格尼茨。4 月1 日和2 日，即复活节后的星期周和星期一，他和镇里其他居民碰到苏军巡逻队挨户嫂查暗藏的枪枝和德国士兵。尽管实际上所有的重要纳粹分子及其亲信都已逃跑，但由于语言障碍，苏军对居民的真实感情却茫无所知。而搜查过程中所产生的情况，据伦纳说“是不会令人轻易忘怀的”。因此在星期二，据他说，为了想“保护人民”，这位七十四岁的老人拄着拐杖，出门去找地方指挥所。街上阒然无人。到处布岗。他向岗哨打听，谁也听不懂他的话。最后在一个小指挥部里他获得申诉的机会，辗转由几个士兵把他护送到邻近的克特拉赫村。那里碰巧有几个苏联军官熟悉他的姓名和履历。mpanel(1);　　这一次偶然的会见立即产生了结果。伦纳连外衣部没穿就被送上卡车，开到山区的一个村庄。他在村里和“高级军官们”谈了一晚。他说，那些军官对他极其尊敬，静听他陈述奥地利人民大众的思想状况，招待他晚餐，还负责把他的行踪通知他的家属。两天后，他彼送到霍赫沃尔克斯多夫的一个农家，受到热尔托夫将军和一批苏联高级军官的欢迎。热尔托夫向他保证，红军对奥地利没有什么要求，他们坚决维护苏联政府声明，允许奥地利独立。他问伦纳是否愿意协助红军缩短战争进程，以减轻奥地利人民的痛苦。伦纳回答说，他愿意协助，但同时讲清楚不愿充当苏联的代理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引导过奥地利人民克服困难，从战争走向和平，现在他愿意以前总理的身分向奥地利人民发出呼吁。俄国人300 对此表示同意。在格洛格尼茨和后来靠近维也纳新城的艾比希尔城堡作了短期筹备之后，伦纳及其家属在4 月21日被接到维也纳，在希青区文茨街上的一所房子里安顿下来。　　伦纳很快就觉得他所考虑的向奥地利人民发出呼吁这件事，现已不很需要了。长期不活动的老政党纷纷重新出现。许多区已建立起临时行政机构，这些机构不是与红军有联系就是得到红军的全力支持。伦纳明白，他的任务不是要奥地利人民回顾民主的过去，而是要去引导和组织已经在行动的民主力量。在以后几天内，他接见了一批第一共和国时期的重要政治家，其中有基督教社会党（后改为奥地利人民党）的领袖利奥波德·孔沙克，有克尔纳将军和社会党的阿道夫·谢尔夫，还有共产党人恩斯特·菲舍尔和约翰·科普莱尼希。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迅即开始讨论。经过两天的辩论，4 月27日就政府组成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其人员组成包括老社会党的代表、基督教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基督教社会党人圃得到陶尔斐斯的支持而未玷污，现在组成了奥地利人民党，向一切政治思想保守的奥地利人敞开大门，只要他们忠于民主原则。共产党不仅能够宣称他们在奥地利自由阵线中作为反抗运动的组织者而起过突出的作用，而且还具有获得俄国人支持的有利条件。临时政府在成立之日发布了奥地利第二共和国的公告。4 月29日苏联政府正式予以承认。　　第二节 从西部解放　　斯大林很可能长期以来就想在大战结束前把整个东南欧和中欧掌握在手中，因此他尽一切可能在西方盟军开到前就确保掌握住维也纳。丘吉尔毫不隐讳地表示他相信这是斯大林的政策，并一再敦促杜鲁门总统有必要在整个战线上尽可能深入东方与俄国人会师。但丘吉尔的意见却彼置之不顾。艾森豪威尔为追求纯军事目标而作出的决定，即尽可能迅速摧毁德国兵力，反而得到了301 支持。他曾叙述，到4月1 日完成了对鲁尔区的包围之后，他的三个主要目标是：首先长驱直入，越过中欧，与俄国人会师；下一步是同时向两侧推进，在北翼切断丹麦德军的退路，在南翼深入并占领奥地利西部山区（即所谓的“棱堡”）。根据情报，纳粹在山区正在准备作拚死的防御战。第三个目标是次要的，而且是要继其他两个目标之后达到的，结果苏联军队已在4 月中旬占领了维也纳和奥地利东部，而美国的第三军和第七军直到4 月底才从西北方面进入奥地利，法国人从西面进入奥地利。萨尔茨堡于5 月4日被占领，次日林茨的德国驻军宣布投降。法军进一步向南挺进，于5月3 日夺取了因斯布鲁克。5 月5 日，德国G 集团军在巴代利亚的哈尔接受了盟军提出的投降条件。　　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北部武装党卫队头目卡尔·沃尔夫将军的倡议下，结束意大利前线敌对行动的谈判从2 月份起一直在进行着。第八集团军在波河山谷进攻获胜之后，4 月29日德军在卡塞塔签署了投降条件。据此，意大利的一切敌对行动于5月2日便停止了。英国的第五军和第十三军随后向意大利东北部推进，从而进入了奥地利。5 月8 日，英国军队开进克拉根福，在尤登堡与占领施蒂里亚的苏联军队会师。　　第三节 南斯拉夫的侵入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复杂问题，就是南斯拉夫对卡林西亚和施蒂里亚南部提出领土要求，因为那儿住着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欧洲咨询委员会并未提出过南斯拉夫参加占领奥地利的计划。但在1944年12月，维莱比特将军向新闻界发表一项声明，代表铁托元帅坚持对克拉根福提出领土要求。1945年4 月2 日，南斯拉夫把一份照会送交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国家，正式要求它们同意南斯拉夫占领包括克拉根福和菲拉赫在内的一个地区，并通知说，在和会上南斯拉夫将要求把这一地区并入302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这份照会并未得到答复。但是一批南斯拉夫部队尾随英军开进了奥地利。5 月8 日，英军抵达克拉根福时，发现南斯拉夫游击队已经占领该地，有些是越过卡拉万肯山脉进入的。有一个时期，以南斯拉夫司令名义和以英国司令名义发布的公告，互相颉颃地张贴在这个地区，双方都告诫居民要服从其命令。南斯拉夫部队在的里雅斯特已同西方盟国发生纠纷，有一个时刻看来西方盟国很可能要使用武力把铁托的部队赶出奥地利。英国向铁托递送一份照会，警告铁托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领土要求。与此同时，伦纳吁请苏联当局协助。据铁托说，其后不久，苏军司令部唐突地命令施蒂里亚和卡林西亚的南斯拉夫游击队撤至战前南斯拉夫的国境线内。接到这项命令的日期不清楚。虽然铁托说遵照命令执行，但不可能立即照办。5 月17日，铁托要求把他的驻奥部队置于英军统帅之下。5 月20日，美国政府致电斯大林，要求他协助同钦托进行谈判，同时通知丘吉尔，如有必要，准备以武力对付铁托的领土要求。局势一连紧张了好几天，后来铁托同意把部队撤离奥地利，但这并不影响他将来对斯洛文尼亚地区提出领土要求。　　第四节 政治上的拖延　　但是，上述事件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四国占领奥地利可以按计划实施。首先，西方军队原先打算取道意大利进入奥地利。因此，英美两国参加奥地利军政府的人员一直在意大利待命，由盟军司令部指挥。结果美国军队从北部和西部进入奥地利，这就是说在美国占领区，进驻的那些军政府人员原来是为占领德国训练的，而不是为占领奥地利训练的。此外，欧洲咨询委员会关于划分奥地利占领区的协议，特别是关于维也纳的各国分区管303 制协议尚未签署或批准。在这一过渡期间，四国军队继续占领着原来控制的地区，其界线是由地区司令官当场决定的。因此苏联军队仍然控制着划归英美的两个占领区的东部。美国占领着划归法国占领的地区的大部分。由于在奥地利不仅存在着大批已投降的德国军队，而且存在着正如一个英国司令官所说的“形形色色流离失所的难民”，因此整个局势动荡不定，而且进一步复杂化了。例如在卡林西亚，有以前由德国人在意大利北部使用过的两个俄国移民兵团，“大约有一万五千名士兵，外加他们的家属”。他们的运输工具是“敞篷四轮马车……上面满载着行李、饲料、妇女、儿童和为数众多的教士，拉车的牲口集形形色色马匹的大成，少数是善跑的骆驼”。　　在以后几周内，奥地利仍然处于僵局。其背景是三个主要占领国的关系日趋恶化。苏联觉察到单独对德停战的危险，曾经强烈抗议英美在意大利同沃尔夫将军谈判时把它排除在外。4 月12日罗斯福逝世，中断了他和丘吉尔、斯大林之间的战时伙伴关系。关于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问题，西方盟国和俄国人存在着争执。艾森豪威尔决定挥戈南下，直捣德国的“棱堡”，前不向柏林挺进，对此，丘吉尔曾同他激烈地交换过意见。尤其是4 月29日莫斯科电台宣布奥地利临时政府组成，使西方国家大为震惊。那年早些时候已有谣传，说莫斯科已经挑选出一个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委员会，充当奥地利临时政府，但消息一直没有证实。在欧洲咨询委员会中从未商定成立临时政府。根据理查德·劳5 月2 日在下院的讲话得知，英国驻莫斯科代办在4 月26日获悉伦纳向驻奥地利苏军司令官建议组织临时政府的消息时，曾受命明确通知苏联政府，英国需要时间来考虑这一问题，因为这是预定共同占领奥地利的四个国家都同样关心的事。美国也有类似的反应。而且伦敦和华盛顿都以某种优虑的心情注意到下列事实，即两个重要的部——内务部和304 教育部——分别由共产党人霍纳和菲舍尔担任部长，这两人在莫斯科度过部分或全部战争时间：副总理由前共产党书记科普莱尼希担任，这是第三个由莫斯科提名的人选。此外，关于西方代表团进入维也纳问题，月初业已商定，但苏联政府却提出先决条件，要欧洲咨询委员会就占领区和管制组织问题达成协议。因此，在西方看来，俄国人大有可能象他们在罗马尼亚已经做过的那样，企图确保他们在奥地利的地位。英国和美国拒绝承认伦纳政府，并对俄国人不让两国代表进入维也纳提出联合抗议，但无结果。关于承认问题的不幸的意外之事，一直持续到7 月份的波茨担会议，到9 月份苏联同意一项折衷方案时才最后解决。写此书时奥地利面临俄国占领的局势。苏联方面没有军政府的组织，这一事实说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愿意把它行使的职权——如果它存在的话——交给奥地利人。但是，这并不能力他们未经盟国同意就单方面组织临时政府一事推卸贡任。　　在奥地利本土采取的这些限制性措施是和伦敦欧洲咨询委员会内妨碍议事的策略同时并用的——顺便提一下，哈里·霍普金斯从1945年5 月26日到6 月6 日以杜鲁门特使身分出使莫斯科，结果改善了总的气氛，苏联直到那时才放弃那种策略。　　谈判过程是颇费周折而且旷日持久的。美国对1945306 年1 月英国建议的正式意见终于在4 月初下达给怀南特。美国人同意四国占领区的建议，但对划分维也纳管制区问题提出一系列反建议。他们要求为四国提供足够的行政管理设施，在美国管制区内为美军提供适当的空运设备，为四国都提供在它们几个管制区的过境通行权，还有四国在维也纳内城适当分配设备问题。特别关于机场问题，他们建议英国草案中划出的维也纳美国管制区应与法国管制区对调，以使施韦夏特机场处于美国管制区的范围之内。　　对于这些反建议和其他国家随后提出的修正案所进行的谈判，因苏联代表提出一个要求而进一步复杂化了。苏联代表要求不应订一个协议而应订三个协议——一个是关于各国占领区的，一个是关于维也纳管制区的，一个是上述两协议的附录。西方国家预见到这一程序的后果将会使维也纳问题难于达成协议，因此坚持只订一个协议，根据原来纳粹所划定的区界在“大”维也纳范围内各国拥有相等的管制区，而在各自管制区内都有一个机场，至于内城则由四方共管。它们还要求有一份“附加说明记录”，其中四国政府要指令各自的司令官提供共同的必要运输、训练、娱乐及其他设备。苏联最后放弃了订三个单独协议的逮议，但仍坚持维也纳协议应以旧城边界范围内的“小”维也纳为基础，坚持苏联占领内城，还坚持维也纳只设一个机场，置于苏联管制区内，由四国共同使用。苏联还建议四国放弃制订一份附加说明记录，而把细节安排留给总司令们在现场解决。欧洲咨询委员会在4 月份收到美国的意见之后，几乎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达成协议。一方面，西方国家以同意“小”维也纳的建议来换取苏联接受四国共管内城和制订一份四方同意的附加说明记录。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获得供美国使用的图尔恩机场和供英、法使用的施韦夏特机场，并获得从这些307 机场到维也纳市的交通运输权，从而部分地控制了它们自己的空中交通。此后，关于维也纳划分管制区的问题便很快达成了协议，英国得到西南部和东南部的五个区，美国得到西北部的六个区，法国得到西部的四个区，苏联得到东北部和南部的六个区。内城由盟国间的权力机构共同管辖。　　在欧洲咨询委员会进行讨论的同时，四国政府之间也一直在互相磋商。如前所述，西方国家在整个5 月份内几次三番想进入维也纳，都遭到了阻挠。经过多次拖延，而且直到最后时刻才作出最后安排，但是，英、美、法的代表团各自在温特顿将军、弗洛里将军、谢里埃将军率领之下终于在6 月3 日抵达维也纳来实地研究问题。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初步讨论，可是他们的行动却遭到那么多的限制，以致6 月9 日丘吉尔打电报给杜鲁门，说“我们在维也纳的代表团已奉托尔布欣元帅之命于6 月10日或11日离开。他们获准看到的东西是严格地限制在市区之内的。答应供盟国使用的只有一个机场。”三大以后，他把致斯大林的电报草稿送给总统，内中强调要把奥地利问题当作紧急事务来解决，“好使德、奥问题的整个安排同时实施”。在同一份电报里，他极力主张俄国人撤出目前古领的奥地利英占区的那一部分，同时英美军队撤出德国的俄占区。　　杜鲁门完全伺意这份草稿，于6 月14日据此致电斯大林。丘吉尔接着发出他自己的那份电报，表明赞同杖鲁门的意见。6 月17日，斯大林回电重申他的意见，认为欧洲咨询委员会应完成其工作；他还说，由于苏联司令官因参加莫斯科的庆祝胜利活动，暂离维也纳，要到7 月1 日才能开始德、奥两地的撤军工作。最后他承认在德国和奥地利“现在为法国军队确定占领区是合乎需要的”。这些安排得到了履行。　　与此同时，西方代表团已回伦敦汇报。亚历山大元帅6 月21日在米兰发表讲话，说他们在维也纳受到俄国308 人很好的接待，俄国人“表示非常愿意毫不拖延地让盟国在维也纳和他们在一起”。事实上，正如已经指出的，此后不久在欧洲咨询委员会里达成了最后协议。但是，直到最后一刻，对于机场问题和附加说明记录问题的意见分歧一直阻挠着协议的达成。英国代表胡德勋爵瞥威胁说，如果这些争端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就中止谈判，后来苏联代表接到必要的指示，才表同意。　　划分占领区的协议最后是在7 月9 日鉴署的，而必不可少的四国政府批准通知书都是在7 月24日收到的。7 月16日，四国总司令的代表在维也纳会晤，作出临时安排，又在7 月24日至26日之间签署了执行附加说明记录和分区协议总则的议定书。议定书被称为“参谋长议定书”——至少在英方看来是如此——调整了占领维也纳的军事条件，因此在总的方面使占领顺利进行，它是具有最大的价值的。在柏林则没有类以的协定。　　建立管理机构的协议是7 月4 日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签署的，比分区协议的签署提早了五天。这一机构与对德管制机构大致相同。最高权力授予由四个总司令组成的盟国委员会。但总司令各在其本占领区内具有最高权力。四个司令都各有一个政治顾问协助工作。盟国委员会的一切决议都要取得一致同意。盟国委员会下辖一个执行委员会，通过各国所属工作人员来贯彻盟国委员会有关整个奥地利事务的决议。工作人员由各国当局任命，包括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组成陆军、海军，空军、经济、金融、赔偿、内务、劳工、法律、战俘和流亡难民、运输和政治等十二个管理处。盟国对奥委员会——注意在这个名309 称中略去“管制”二字，说明奥地利的地位与德国的地位有所区别——的主要任务规定如下：　　（一）保证在奥地利实施6 月5 日在柏林签署的关于战败德国的宣言中的条款；　　（二）实现奥地利与德国脱离关系；　　（三）尽快建立奥地利中央行政机构；　　（四）为建立自由选举的奥地利政府做好准备；　　（五）同时为令人满意地进行奥地利的行政管理工作做好准备。　　第五节 波茨坦会议　　影响战后奥地利前途的最后的主要国际决定是1945年7 月在波茨坦作出的。　　5 月底，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戴维斯去伦敦拜会丘吉尔时，丘吉尔告诉戴维斯，他对苏联单方面在奥地利施展策略表示担心，并于7 月20日波茨坦会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单刀直入地指控俄国人阻挠英美两国人员进入维也纳和迟迟不让西方去占领已经达成协议的地区。事实上，如前所述，四国总司令的代表已经于7 月16日在维也纳会晤，作出临时安排。因此斯大林能够给予这样的回答：协议现在已经达成，必要的部队调动一两天内即可开始。两天后斯大林在主持会议时宣布，苏联军队现正撤到规定的占领区，英美两国部队正进入各自在施蒂里亚和上奥地利的占领区。实际情况是英国军队于7 月24日进入格拉茨。7 月24日至26日，四方代表在维也纳再一次会晤，签署“参谋长议定书”时，已安排美国军队从多瑙河以北的地区撤让，那个地区根据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协议是划始苏联占领的。这样，四国占领区已最后调整到与已经作出的决议完全相符了。会议后期，丘吉尔为奥地利委员会中英方成员的紧急建议所迫，提310 出要苏联协助解决不属俄国管制区的维也纳市民的粮食问题，斯大林同意了，因为该市的粮食供应在正常情况下都是来自奥地利东部，即俄占区。　　这些问题如此解决之后，下一步是解决赔偿问题。俄国人在雅尔塔已明确表示他们很重视战争赔偿。莫洛托夫现在提出，奥地利的赔款应定为两亿五千万美元，以物资抵付，六年为期。这一建议立即遭到英美两国代表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不符合莫斯科宣言中盟国要把奥地利当作一个被解放国家对待的诺言。其后，贝尔纳斯指出，不管怎样，奥地利将需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而一个国家既要接受盟国的援助又要向盟国偿付赔款，这是荒谬的。因此一致同意不向奥地利要求赔偿。8月1日，斯大林在回答艾德礼的问题时，确认了这一决定。当时艾德礼是通过战后英国大选继丘吉尔担任首相的。贝尔纳斯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这一协议应写进议定书中。”事实上，这一协议并未写进议定书。然而，贝尔纳斯说，美国代表至少认为，他们离开波茨坦时已经在豁免奥地利偿付赔款方面取得了成功。8 月23日，当时的外交部政务次官赫克托·麦克尼尔在下议院证实，英国已采取不要求赔偿的政策，正如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会议上所宣布的那样。　　但是，赔偿问题虽然表面上解决了，事实上却以不同的形式再度出现。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斯大林临时提出，苏联分得的德国国外资产虽然已经包括德国在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平和芬兰的资产，但也应把德国在奥地利东部的资产加上去。据说，杜鲁门只提了几个问题，没有和他的技术顾问磋商就表示同意了，艾德礼和贝文虽然比较犹豫，但也跟着表示同意。这个让步在当时显然311 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让步。代表们都很清楚，苏联在奥地利东部已经夺取了“战利品”，同意斯大林的要求只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罢了。当然，“赔偿”二字并未提及。但实际上这个让步正使斯大林如愿以偿。8 月2 日公布的波茨坦协议关于赔偿部分包括下列两条：　　（八）苏联政府对于坐落在德国西部各占领区的德国企业以及除下列第（九）段所规定以外的德国国外资产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九）英国及美国政府对于坐落在德国东部占领区内的德国企业以及德国在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奥地利东部的国外资产，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涉及奥地利的规定留下了可以随意解释的余地。在以后的岁月里，苏联毫不迟疑地利用这一条来为它在奥地利东部进行掠夺作辩解。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假使了解其真实意图，是决不会这样考虑的。这一问题后来成为讨论对奥条约时的一个中心问题，而一开始没有把它解决好，在以后十年内对奥地利的经济犹如脖子上挂上了一个磨石，甚至在1955年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之后，奥地利的资源有很大一部分是为苏联的利益而抵押掉的。　　在波茨坦考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关于奥地利的重要问题是苏联提议把伦纳政府的权力扩大到整个奥地利。会议同意这一问题暂缓解决，等英美部队开进维也纳之后再说，这些部队看来马上就要开进去了。　　第六节 盟国委员会首次会议　　波茨坦会议结束后不多几天，第一批西方占领军队就开进维也纳，8 月23日，英、美、法三国的司令部正式迁至该处。战争已经结束了四个月，盟国对奥委员会可以开始工作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但是一开头就有一个困难要克服。6 月3 日西方代表团第一次进入维也纳时，四国进行了初次接触，关于维也纳的粮食供应问题与苏方当局曾经作过多次讨论。312 俄国人起初不愿意帮助解决西方管制区居民的粮食问题，尽管居民的粮食一向是由东部奥地利供应的。西方盟国自然不能单从军事物资内承担这一任务。斯大林在波茨坦答应过协助西方管制区，这虽已定为政策，但还需要通过就地正式协商来加以贯彻。由于马克·克拉克将军在巴西执行亲善使命，与苏联副司令热尔托夫将军进行的讨论还未能完成最高一级商谈。克拉克将军回来后，8 月底四国总司令在萨尔茨堡附近的克莱斯海姆宫举行了预备会议，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商定于9 月11日在维也纳正式会谈，但关于维也纳粮食供应的安排仍未最后取得一致。　　会议是在苏军司令部帝国旅社举行的，由苏方代表伊凡·科尼耶夫元帅担任主席。其他代表是联合王国中将理查德·麦克里里爵士，美国的马克·W ·克拉克将军和法国的M ·E ·贝图亚尔上将。他们随带各自的政治顾问：W 、H ·B ·麦克（联合王国），J ·G ·埃哈特（美国），叶·德·基谢列夫（苏联）和L ·德·莫尼科中尉（法国），还有四个副高级专员：T ·J ·W ·温特顿少将（联合王国），格伦瑟少将（美国），A ·S ·热尔托夫将军（苏联）和P ·R ·P ·谢里埃准将（法国），由他们四人组成执行委员会。　　会后，向奥地利人民发布了一份重要声明，宣称盟国委员会从那一天起对奥地利全国性的事务行使最高权力，虽然各总司令据此得在其辖区内行使全权。声明重申以1943年莫斯科宣言作为盟国政策的基础，并宣布下一项任务是相应地产生一个牢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以便重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为此目的，民主党派可以允许通过报纸、电台和公共集会发表政见，作为通向自由选举的一个主要步骤。这一声明表达了委员会旨在及早统一奥地利和彻底肃清德国影响的意图。　　会议作出了其他几项重要决议。粮食争论解决了，答313 应从9 月23日起，维也纳居民的每天口粮定量从八百卡路里增至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尽快地恢复铁路、公路的交通运输以及电报、电话的畅通；三个正式的民主政党，即人民党、社会党和共产党，获准继续自由开展政治活动；还成立了儿个四方委员会来研究并汇报有关复兴的许多紧急问题。　　会议的气氛是诚挚愉快的，看不出什么不吉的朕兆。从帝国旅社的窗子里看出去，不可能象从施瓦岑贝格的广场上以后专为盟国对奥委员会开会用的大厦里看出去那样，一眼就见到俄国人所竖立的巨大的红军纪念碑。它以施瓦岑贝格宫为背景，造型是一个苏联士兵，一手擎旗，一手持盾，象征着解放。而维也纳人对苏联士兵却已给予“不出名的强盗”这一称号了。　　第三章　占领　　第一节　任务的性质　　盟国对奥委员会的组织初看起来在许多方面与对德管制委员会有相似之处。驻维也纳的盟国委员会于正常情况下每隔十四天开会一次，而柏林的管制委员会则每隔十天开会一次。执行委员会对盟国委员会的关系与协调委员会对管制委员会的关系也有某些地方相同，虽然执行委员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盟国委员会，而协调委员会则不能代表管制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下面设有许多四人委员会，如同在德国一样，是由若干全国性管理处的主管人组成，在两个委员会中大致上彼此相对应，但也有细微区别，例如在德国，粮食管理处是同经济管理处分开的，而在奥地利，只有一个经济管理处，它的职责之中就包括了粮食和农业。关于占领区，起初总的组织原则也是相同的，即在每个占领区单独设一个军政府司令部，其下属部门均附设于各个全国性机构。维也纳的盟国委员会及其下属四人委员会的主席，和在德国一样，郁是按月轮流担任。在取得记录译本的一致和克服314 语言障碍方面，都存在着同样的困难。如同在德国一样，只有在政治管理处内，仅用俄语转译或译成俄语，而法语是不用翻译的。　　维也纳的组织机构本身也不同于柏林的组织机构。　　有一个盟国问军事管制总部——这个名称，在两个城市里都是相同的——由维也纳市的四国驻军司令和军政府高级官员组成。但柏林没有共管区，而维也纳的内城则由四国共同管理，从占领一开始，其实际活动突出地表现在由一支国际军事警察来巡逻。巡逻队是乘一辆吉普车的四个军事警察，分别来自四个占领国，各自穿着本国制服。　　就人员招募问题来说，盟国对奥委员会也遇到管制委员会所面临的困难，虽然不是完全相同，但有些是相似的。开头招募人员比较容易，因为所需人数较少，而申请去做那些在各方面似乎尚合自己志趣的工作者还不乏其人。但由于迫切要求复员和战斗结束时实行各种长期休假制度，这就产生了应募人员能否接得下去的问题。这一点，两处都是一样的。大家都趋向于想在国内寻找一个和平时期的牢靠工作，这时在物色合适的人员方面，两处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相同的。最后，至少在关于西方政策的调节方面，也存在相似的延宕和困难，其原因在于政府各部门间的职责分工问题。拿英国来说，它把奥地利问题和德国问题并在一起处理，建立一个特别的管制局，由当时的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J ·B ·海因德来负责。华盛顿和巴黎的安排，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这样的趋向，即奥地利问题与大得多的德国问题相比，未免相形见绌，可能受不到应有的重视。　　所有这些相似之处容易使一般人把这两个组织机构等量齐观，或者更精确地说，使人们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出发来考虑盟国对奥委员会，正如过去在计划阶段就有过一种趋向，即按德国情况来考虑奥地利本身的问题。其实，相似之处都是表面的。对奥委员会的工作环境是全然不同的，甚至在委员会存在的初期，来自德国的人也就一眼看得出来。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对奥委员会与315 对德管制委员会在规模上不同；第二，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不同。　　就数字比例来说，在奥地利要管理的人口总数和德国的人口总数比较，几乎少得可笑——是七百万与七千多万之比。奥地利的总面积是三万二千平方英里，而德国的总面积是十三万八千平方英里。对奥委员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即使在最多的时候，也从未超过对德管制委员会总人员的零数。　　规模既小，再加人口集中于维也纳，这就使得在奥地利建立机构的问题大为简化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虽然决非阻止——发展占领区组织机构而损害集中管制的趋势。盟国对奥委员会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维也纳，各种全国性组织的管理处，都相应地距离不远。以英方为例，十二个处绝大多数就都设在申布龙宫内，或设在宫址一端的前党卫队兵营里；其余都设在希青第十三区的征用房屋里。各处之间的距离，乘车只需五分钟，步行也不超过二十分钟。机构这样地集中于维也纳，又说明了四国总司令从一开始就在维也纳度过较多的时间，而远不是象初期的驻德司令那样通常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各自的占领区内。　　维也纳的辖区小于柏林，再加上存在着一个共管区，因而更产生了一种情况，即市内四国管制区的界线并不象在柏林那样划得很严格。四国占领军和奥地利人本身从一个管制区进入另一个管制区从未遭到控制，尽管实际上其他三个占领国的成员为谨慎起见，特别在夜间，并不无限制地进入苏联管制区。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本来住在苏管区的维也纳人，一有可能，就及早采取措施，搬到西方管制区内居住了。把不同的地区划给不同的国家来管制，特别在占领初期，有碍于经济情况恢复正常，这也是事实。有那么一件事记录在卷，1945年底法国军政府坚持需要一张许可证，使马里亚希尔费尔街一边法管316 区的货物能够送到那一边的美管区。然而，在这些保留意见得到适当考虑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从占领一开始，维也纳的统一实质上就保持下来了。　　占领区之间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占领初期的几个月内，安全检查也许是造成占领区之间壁垒森严的主要原因，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希望其占领区成为重要的纳粹分子或战争罪犯的避难所。而且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的匮乏也使占领国和奥地利的地区当局不愿意让货物离开其控制范围。如果他们确信这样外流的货物会用于奥地利本国的话，他们也许不至于会过分犹豫。但不合理的情况是，早期对奥地利的边界，特别是对东部边界的控制，反而不如控制国内占领区界线那样严格。例如，在奥地利南部和东部，有好多星期不能宣布肉食的定量，因为牛羊群都散布在美国和法国的占领区内。其结果是各占领区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实际上在发展其单独的经济实体。这种过程也同样出现在幅员更广阔的德国，如果说这在德国造成了用难和反常状态的话，那末对一个疆域还抵不上德国一个占领区的国家来说，这简直要导致一种悲惨的荒谬现象了。mpanel(1);　　规模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对奥委员会象人们把望远镜倒过来看管制委员会那样，这一点也许已经说得够多了。但这两个委员会之间所以具有决定性的差别，是由于前面已提过的第二个因素，即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德国是被战败的。而奥地利，至少从官方来说，是被解放的。即使奥地利人可以歪曲地说：“我们战败了，还可以活下去；可是让老天爷保佑我们不要再来一次解放吧”，但差别就在于奥地利人从一开始并不被视为要加以管制的过去的敌人，而是被看做要给以帮助的朋友。确实，在占领之初，如果希望无保留地采取这种友好态度，刀是不能兑现的理想。首先，态度之不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四大国间情况之各异。俄国人不管他们的领导人发表过什么官方意见，就一般士兵而言，很少表现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友谊，而他们带来的那种赠品却被认为莫名其妙，这也许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个人方面，他们被禁止和奥地利人建立密切关系，即使有时不顾禁令，或多或少地和奥地利人建立起正常关系，也很可能突然中断，317 或有时生硬地宣告结束。法国人在某个时期内不可避免地感觉到奥地利人和前不久压迫法国的敌人操同样语言。在盟国对奥委员会还没开始行使权力的过渡时期，法国人在其占领区内所遵循的政策并不是严格地始终符合通告牌上的精神的，虽然从德国法占区到奥地利法占区去的旅客总会看到通告牌上写着“这里是友好的国家奥地利”。法国人对本国所遭受的战争破坏满怀惨痛的经历，无怪乎他们在完全控制其占领区后，有那么一个时期对美国要把蒂罗尔的战争工业转变为有利于奥地利经济的和平工业这项政策颠倒过来，开始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予以接管。他们无法从本国取得足够的粮食供应，无怪乎他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仰仗国外，从而消耗了供应奥地利居民的本来不足的粮食。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有一段时期不愿意给予奥地利政治党派和报刊以许多自由，不肯贸然停止那种拆除工厂设备运回法国的做法，这也不足为怪。在这种情况下，法方在许多问题上很自然地对苏方的态度比其他西方国家较少地表示不满了。有一个时期在讨论清除纳粹影响时，总是发现法国代表和苏联代表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法方在四国谈判时则以东西方的调解人自居，以弥补它本身比较缺乏政治力量的缺点，但它这样做却能为达成妥协性解决办法作出可贵的贡献。要它不再充当这种角色而几乎是理所当然地站在其他两个西方盟国那边，这只能是逐步的。　　至于美国人和英国人，尽管他们最愿意看到奥地利人的优点和长处，但如果他们对许多奥地利人曾站在希特勒一边作战到底，而且有些人还正式列入战犯名单这件事一下子就淡忘了，那么他们简直是有乖人性。在占领的最初几周内，美占区和英占区都禁止和奥地利人友好。这一禁令的取消，在美占区约为7 月底，在英占区则稍微早一点，原因是6 月29日丘吉尔给了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一份具有特色的备忘录。318 此外，当三个西方盟国到达维也纳的时候，关于苏军暴行的传闻充斥于耳。过一些时候，他们才明白那些传闻有许多是确有其事的，并非象他们起初所想的那样，以为有人希望破坏战胜国之间的关系而忠实地照搬戈培尔之流的宣传。　　然而，这些保留态度都是暂时的。盟国对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毕竟要区别对待，这是根本的。因此从长远观点来看，它意味着猜疑较少，神经紧张较轻，任意使用强权的诱惑力较弱，对人类苦难自然而然产生同情的抑制力较小。它也意味着总的看来，在再次管理自己的事务方面，奥地利人一开始就受到了鼓励。如前所述，甚至在盟国到达之前，许多地方已经形成了新的管理体制的核心。尽管俄同士兵有过种种不正当的举止，尽管俄国人对奥地利有组织地进行过掠夺，但他们不仅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而且允许这个政府在苏联控制区范围内享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在其他占领区内，三个西方盟国都通过自己的若干方式而且比别人更早一点允许在州一级基础上成立临时行政管理机构，并且采取尽可能通过这些机构来进行工作的原则。所有这一切，从一开始就使占领国与当地人民之间的关系比同时期的德国情况要好得多。　　还有一点是战争破坏的相对程度。奥地利的伤亡人数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死亡或失踪者估计为三十五万人，伤十七万人；1945年底有数以万计的人仍然是战俘，大多数在苏联。这对总数只有七百万的人口来说，遭到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空袭与战争的破坏，奥地利也未能幸免。德国人在林茨建立了一个重工业的联合企业；在兰斯霍芬有一个制铝厂；德国梅塞施密特垄断组织在维也纳新城有一个重要的飞机工厂。这些目标和其他工业目标都遭到猛烈的轰炸——在维也纳新城，经过联合轰炸和最后几次战役，只有十八所房屋完好无损，城内人口从1944年的四万五千人减至1945年4 月的八百六十人。在维也纳市内，许多地方的街道上瓦砾成堆；街灯荡然无存；运输缓慢得犹如涓滴细流。然而，按比例来算，这种破坏程度还不如德国之巨大，因为德国的工业城市是既大又多。在相当多的奥地利农村地区，村庄和小319 市镇实际上还完整地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奥地利西部的一些地区，甚至可以说从未发生过战争。无庸置疑，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委员会开展初步工作，比在德国面临的相应任务要轻松得多了。　　最后，如果加以比较，谁都知道，奥地利人民和德国人民在性格上是有所不同的，即使我们假定奥地利不是被解放而是战败的，这种性格也一定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把性格一般化了，那是很危险的。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西部的居民之间，他们的性格区别也许不太明显。但从总的看来，区别是仍然存在的。奥地利人具有这么一种特性，他们的敌人称之为懒懒散散，不负责任，他们的朋友则称之为快快活活，宽恕容忍，不愿意把事情看得太悲惨。这种特性是“摇摇欲坠的帝国”互让互谅的产物，是奥地利人处于欧洲的一个十字路口的产物，是他们相对地接近地中海的古老文明的产物。这种特性具体表现在他们偏爱莫扎特的轻松愉快的喜剧作品，而不喜欢瓦格纳的宏伟的英雄乐章。盟国对奥委员会的成员完全不受此种性格的潜移默化和息怒消疑的影响者，确实是寥寥无几。　　第二节 政治发展　　（一）1945年的选举　　在9 月11日盟国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盟国对德政策和对奥政策的总区别，已如前述，由委员会的声明加以阐明了，声明说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创造条件。9 月20日，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对此继续加以研究，一致同意伦纳提出的邀请西部诸州代表来维也纳开会的建议。西方各国的成员，特别是英方成员，迄今为止以临时政府无充分代表性为理由一直未予承认，而伦纳也同他们一样，急于要消除这种反对的理由。　　伦纳建议的会议于9 月24日至26日在黑伦街下奥地利州议会召开。其结果是实际上扩大了临时政府，因320 为增添了来自各州的人民党新部长。这些新部长中有外交部长格鲁贝尔，他是蒂罗尔州临时政府的州长；有一个负责财产管理的国务部长，还有几个副部长。会议还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西方盟国对于共产党人弗朗茨·霍纳担任内务部长一直有点耿耿于怀，伦纳也意识到西部诸州都有类似的不安。为了照顾西部诸州和西方盟国的情绪，会议建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来监督普选的安排和控制警察。这个委员会由人民党成员两名、社会党人两名和共产党人一名组成。其次，会议建议11月份举行大选。这些措施大有助于消除西方盟国的忧虑。10月1日，盟国委员会同意向四国政府建议把临时政府的权力扩大到整个奥地利并给予有条件的承认。但在10月20日的第六次会议上，委员会对此通过正式决议，重申盟国委员会是奥地利的最高权力机构，临时政府可以把它的权力扩大到整个奥地利，但必须置于盟国对奥委员会的全面指导之下。会议还规定大选应不迟于1945年12月31日举行，并授权临时政府通过适用于全奥地利的法律，其条件是这些法律要经过盟国委员会批准，并不得与军政府的法律相抵触。　　联合声明的和谐调子为第二天苏联政府的行动所破坏了：苏联政府单方面通知奥地利临时政府，说它决定完全承认该政府并互派大使。但从其后两个月的情况来看，西方的忧虑好象又一次证明是被夸大了。7 月份又召开了两次州会议，起草了举行选举的建议，包括剥夺纳粹分子选举权的规定。这些建议得到了临时政府的同意和盟国委员会的批准。11月25日，奥地利全国开展中央议会和州议会的选举。　　投票是经过精心筹备的。它是在山区冬季雪封之前举行的。尽可能在大黑前收齐票箱，计算选票。如前所述，监督工作由各党派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然而，选321 举自始至终没有发生任何事件，也没有任何关于徇私舞弊的指控，这一事实是令人可惊可佩的。不应忘记，自1930年以后，奥地利人民没有参加过普选，而当时的国内局势也决不是稳定的；褫夺纳粹分子的公权自然要产生一种不满的因素；对选举的实际监督是由缺乏经验、尚未完全组织好的警察执行的。可是，在西方人看来，最令人惊奇的是，在苏占区内没有任何干涉，那里的公民到投票场去投票，享有与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同样的自由。　　投票率是很高的——为应参加投票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四。右翼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得到百分之五十的选票和国民议会一百六十五席中的八十五席。社会党人获得百分之四十五的选票和国民议会中的七十六席。共产党人获得百分之五的选票和国民议会中的四席。选举结果有趣地证明，尽管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两次大战间的党派先后在陶尔斐斯、许士尼格以及纳粹的独裁统治之下遭受压制而销声匿迹，但奥地利人的政治忠诚还是坚持不衰。和第一共和国的初期一样，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农村地区主要是投人民党的票，而城镇则投社会党人的票。但与1934年前那段时期比较，社会党人已经改善了他们的地位。在维也纳本市，选民的大部分逃票是集中的，社会党人赢得的选票不少于百分之五十七，而且从全国范围来看，证明除因斯布鲁克外，各州首府对他们的支持都有所增长。　　在选举期间，三个政党都约定继续结成联盟，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新政府，以人民党领袖利奥波德·费格尔为新总理。12月8 日，盟国委员会接到了推荐的新部长名单。部长职位按比例分配给两个主要政党：人民党八名，社会党六名。余下两个职位给无党派人士，一个职位给共产党。按照严格的公平合理的做法，共产党所获选票甚少，分配名额是没有份的——当然也不能保留原来共产党人的内务部长和教育部长职务。然而，人民党领导人认为完全排除共产党人是不策略的，因此新建一个动力和电气化部，由共产党人任部长，目的在于继续取得该党的合作。这一着是厉害的，使共产党没有理由诉说自己受到歧视。322 盟国委员会没有立即批准这份名单。特别是苏、法两方对于曾与纳粹有过瓜葛的几个人表示不同意。经过四次调整，包括否定尤利乌斯·拉布（后来他在1953年当上了总理），盟国委员会才在12月18日的第十二次会议上批准了调整后的名单。12月19日新国民议会召开会议。12月20日又召开了国民议会和上院联席会议。上院是同时由各州议会选举的。卡尔·伦纳博士当选为奥地利第二共和国总统，所得票数为二百零五票中的二百零四票，一票弃权。伦纳任命人民党领袖利奥波德·费格尔为联邦总理，社会党领袖阿道夫·谢尔夫为联邦副总理。　　菲格尔抓住时机宣布他的政策。他在12月21日的议会开幕词中强调，为了重建和恢复奥地利的自由，需要各党合作，需要重建一支独立可靠的警察力量和司法体系。他呼吁占领国放宽占领区之间的往来限制，并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奥地利进行经济援助。同时他极力主张奥地利有必要与四国合作，他说奥地利虽然是“倾向四方的”，但一向是“传统的通向东方的门户”。因此，它自然要寻求与多瑙河流域重建贸易关系。　　这项政策是无懈可击的。1946年1 月1 日，盟国委员会正式承认了奥地利共和国，其后与新政府互换了政治代表。盟国驻维也纳的代表就是前已提到的那四个政治顾问。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次大选和通过自由选举建立起经四国正式认可的奥地利政府，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这向外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奥地利的民主精神虽经多年的独裁统治和战争，却远远未被压服，不仅能够继续存在，而且变得更为成熟了。两个主要政党各自抛弃了战前基督抄社会党人某些比较极端的教权思想和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伦纳政府当政期间，他们已经显示出能够在一起共事，其合作程度是第一共和国时期所难以想望的。现在他们表明毫不迟疑地同意323 把这种合作继续下去，而且在职务分担方面几乎没有耽搁什么时间就取得一致意见。其所以更为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们即使在各自的观点方面较少地趋向极端，但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各自的纲领，而这个国家的几个地区仍然非常明显地信守其旧时的政治忠诚。　　如果说往日左翼与右翼间的泾渭分明在今天再一次得到肯定乃是确切无疑的话，那末问题也极为明显，奥地利人民是不想和共产主义打交道的。西方国家从这一点上得到了双重保证。这不仅仅是一个吉兆，预示奥地利将保留在西欧民主国家的结构之内发展其政治前途，而且在下列事实上也看到了充满希望的迹象，那就是俄国人在其占领区内允许选举自由进行，而且丝毫不想加以干涉。有人议论说，如果俄国人已经容许在奥地利产生这样的结果，那么在其控制范围内的其他东欧国家说不定也有希望能和平地朝着民主方向发展，虽然从一切表面现象来看情况是适得其反的。　　然而，事实真相似乎是这样，苏联当局过高地估计了共产党人竞选的实力，到选举揭晓时他们不禁大吃一惊。他们似曾估计共产党人可获选票高达百分之三十。如果选举结果真是如此，他们大概希望共产党人仍可掌握内务部和教育部这两个重要的部长职位，在适当时机好从中渔利。选举的实际结果显然促使他们要重新检查一下自己的政策。事实上克拉克上将已经表达过这样的看法：这次选举标志着苏联除搞假合作外，确已无计可施了；并继续说，不久以后他们就着手既要限制苏占区内奥地利当局的自由，又要不顾选举结果给予共产党人以较大的特权。但在当时，苏联观点所造成的损失已经无可挽回了。不管用什么理由来说明共产党获得选票之低，总不能说西方盟国在苏占区内施加了影响。苏联方面不可避免地丢了面子。在任何人的心目中，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其主要原因无疑是苏军在占领初期的所作所为确实使奥地利人丧失了对共产主义可能产生的任何同情。　　更为有趣的是，尽管苏联在政治标准上推行真正温324 和的政策，但还是产生了这样的结果。苏联当局单方面批准成立奥地利临时政府，是不符合一致同意的盟国计划的，这自然或多或少引起埋怨和猜疑。与此同时，伦纳本人决不能称之为亲苏派，他的确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清楚地写过，他在和苏联军事当局谈话时明确表示过这一点。再进一步说，每一个部除部长外，再任命两个不同党派的副部长，保证了临时政府成为真正的联合政府。当时所有的报道一致说，伦纳政府在当时苏占区范围内享有相当程度的行动自由。但严峻的事实是，在缺乏必要的物资以使战后的混乱变得井井有条的时候，在一切动产都被当作战利品运向东方的时候，理论上的自由是无济于事的。　　如前所述，西方盟国在其占领区内所采取的政治态度与俄国人在其占领区内所采取的态度比较，事实上要谨慎得多。一位记者有点夸大其词地总结了这种情况，他说：在苏联占领区是有自由而无物资，在西方占领区则是物资多而无自由。就政治自由而言，到选举开始就一反原来的趋势了，虽然情况还不是立刻和全面的改变。通过自由选举成立了各州政府，国家日常管理工作的责任大部分交给奥地利人自己去担负，占领国的任务自然减轻了。在以后许多个月里，主要问题是带根本性的生活问题，即提供粮食和公用事业，以及恢复国家经济。在这些方面，奥地利的确是一定要依靠盟国的。但这次选举还是标志着奥地利向恢复自由迈出了明确的一步。　　（二）新管制协定　　尽管经过了选举，盟国仍得按照1945年7 月4 日欧洲咨询委员会有关管制机构协议的条款对奥地利政府进行管制。的确，选举后不久，盟国委员会正式通知奥地325 利政府，把奥地利的法制推行到整个奥地利，不得解释为否定盟国管制和监督“奥地利政府和向该政府负责的一切机构及其一切行动”的权利。事实上，奥地利政府所通过的每项法律仍然要盟国委员会一致同意才能生效。虽然法律管理处除了批准外要提出什么建议，那与其说是常规，不如说是例外，但是否决权仍然存在，而且在11月份委员会要求废除临时政府关于军事方面的一切法律时，就曾行使过否决权。　　在已经举行过选举并按选举结果成立了自由选择的政府之后，这种情况还继续存在下去，当然是一种反常现象，而且的确是与莫斯科宣言的规定完全抵触的。这种情况预示奥地利人更加坚信他们要不失时机地对之发表意见了，而时机很快也就到来，那是因为关于宪法问题的情况令人不满而造成的。　　1945年5 月1 日，在临时政府赞助下连续印行了政府公报，其中有五种法律的文本。这些法律谋求调整奥地利的地位，把原来是纳粹德国的一部分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同时恢复1929年宪法的条款。新选举的菲格尔政府于1945年12月19日通过一项法律，再次肯定这些较早的立法。虽然盟国委员会里的三个西方国家成员准备表示同意，但苏联代表却加以拒绝。由于盟国委员会的决议必须得到一致同意，只能对这项法律拒不认可。此外，由于苏联的坚持，1946年3 月30日盟国要求奥地利政府不迟于7 月1 日提出“一份依据民主原则的永久性宪法”。因苏方反对而否决了临时宪法的消息由美方透露给新闻界后，立刻引起了反应。奥地利新闻界抗议苏方出尔反尔，前后矛盾，他们在1945年5 月单独控制维也纳时同意通过法律，毫无意见，而现在却提出反对。接着费326 格尔于4 月12日在国民议会发表一篇演说。几天以后，伦纳总统利用记者招待会的机会用独特的生动语言描述了他的政府的困难处境。据报道，他说：“我一直在扪心自问：四大国希望我们用什么模子来塑造一部宪法呢？要我们仿效苏联的宪法，或者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吗？要我们模仿美国的总统制，或者法国的宪法吗？法国宪法本身尚不存在。各式各样的抗议以国民议会向盟国委员会提交一份正式决议而达到顶点。到7 月1 日，新宪法尚未提出。但盟国委员会并不采取行动。事情就到此为止，因为情况是这样，实际上经新政府再次肯定的伦纳政府的立法仍然生效，而奥地利宪法乃是1929年修改过的1920年的宪法，再加上解放后通过的一切补充性的法律。　　在1946年的春季和夏初，又向盟国提出了几次申诉，要求放松其严格监督并履行它们的正式保证，给予奥地利以自由。强有力地指出，一个经过自由选举并得到承认的政府，居然把立法交给外国，这种怪事真是空前未有的。此后不久，社会党人副总理谢尔夫博士在他和一位社会党议员皮特尔曼先生非正式访问伦敦时，得有机会就这方面的问题向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陈述意见。但就英国而言，事实上修改1945年7 月的管制协定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早在11月选举之前，委员会中的英方成员就已经对此着手工作了。1946年初，在政治管理局内，四方开始讨论英国的草案，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保留权力问题，在占领初期已经造成了种种困难，看来可能在一个时期年对这件事的达成协议，也要起阻碍作用了。但是，经过几个星期的谈判，在6 月份英方担任主席时，以英国草案为基础的新协定最后提交盟国委员会，并于6 月28日签署了。新协定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进步。无怪乎9 月29日伦327 纳在人民剧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有鉴于迄今为止奥地利政府的一切法律都必须获得四国的批准，因此新协定的第六条把这种规定只限制在立宪性的法律方面。至于其他一切立法措施和国际协定，如果在盟国对奥委员会收到后三十一天内，奥地利政府没有接到该委员会持有反对意见的通知，则可视为盟国委员会业已批准。既然在这方面和其他一切方面盟国委员会作出决议时仍须取得一致同意。因此新协定中规定的任何不属于立宪性的措施，即使得到占领国中一方的批准，也不能再对它正式宣布反对。当然这是协定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但除此而外，更进一步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放宽了管制。第四条规定，除少数情况外，盟国委员会应消除一切“对奥地利内部人员往来、货物运输及其他交通方面尚存的限制”，这样一来，占领区的界线就可以视为“各国高级专员职权范围的界线和占领军驻地的界线”了。此外，还允许奥地利政府组织一个管理关税和疆界的机构，盟国本身要尽快地把一切关卡和管制旅行的职能移交上述机构，但不得妨碍占领军的军事需要。协定宣布奥地利政府可以自由地与联合国家政府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但与其他政府建立关系，则必须事先得到盟国委员会的认可。　　占领国只有在这样一些领域内特别保留其权力，可以采取直接行动，这些领域就是有关非军事化，保护联合国家或其侨民的财产，管制流亡难民，在奥地利本身建立管制措施前对进出奥地利的旅行予以管制，以及追查和逮捕四国中任何一国所需要的人员或国际法庭所需要的战犯等等。除了这些领域，以及为了维持法律与秩序和保证贯彻盟国委员会的指示的比较全面的目的之外，在一般情况下，委员会只是通过奥地利政府或其他适当的奥地利当局来行动。新协定还在第一条中规定奥地利政府的权力血扩大到整个奥地利，但奥地利政府及其一切下属机构都应执行盟国对奥委员会下达的指示。事实上这并不是一项重要的限制，因为委员会不经过一致同意是不能发出任何指示的，而自此以后，能够取得一致同意328 的问题，则为数更少。一方面三个西方国家都把新管制协定解释为是要尽可能给予奥地利政府以广泛而充分的权力，因此都木愿意采取任何二种好象没有必要去侵犯那种权力的措施。另一方面，苏方则持有相反的看法，而且实际上是在试图限制新管制协定所给予奥地利的自由。苏联当局的态度当时引起了某种惊讶，的确有人在猜测苏联人签署新管制协定时也许是没有充分了解其含义。但根据英方领导成员的消息，苏联副高级专员热尔托夫将军在新协定签署前本来是反对第六条第一款的，其确切理由是不难想象的，即所谓“我们还在睡觉，法律就已生效”。在莫斯科，协定的全部含义说不定是慢慢才被理解的，尽管看来未必如此。但不管怎样解释，苏联的签字显然被认为是一个错误，因为苏方在8 月份通过执行委员会向盟国委员会提出两份特别针对第六条条款的文件。第一份文件谈的是立宪性法律的定义问题，这是执行委员会致总理函件的草稿里提到过的。苏方认为，5 月31日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那个有问题的定义，事先没有送交盟国委员会审批，因此在法律上无效。实际上委员会中所有三个西方国家的成员都记得盟国委员会早就讨论过定义问题，并特别同意由执行委员会把它拟定出来。西方代表指出，这一定义在5 月31日被采纳后当即成为新管制协定的基础，而现阶段苏方却加以反对，这说明他们是想取消协定中的一部分内容。　　苏联的第二份文件是关于新管制协定如何实施问题。这一文件的内容是要获准使一项决议得以通过，使盟国委员会得以“保留其原先控制奥地利各部的职权”。并“按新管制协定的条款来实行管制”。当然，这等于是违背新协定的整个精神。盟国委员会中的其他三国成员都直率地指出了这一点。由于他们联合反对，第二份文件未予讨论。329 苏联在盟国对奥委员会中的实际做法是对一致同意的决议在字面上做文章，而不坚持那种显然经不起一驳的错误解释。什么构成立宪性法律，什么不构成立宪性法律，这是苏联代表所孜孜以求的问题。虽然他们想使执行委员会5月31 日决议无效的企图未获成功，但在9 月27日盟国委员会讨论奥地利政府的“货物运输法”时，他们又进一步施展手法了。9 月20日，这个法案提交执行委员会，西方三国成员已经同意，苏方成员却提议加进一条，使法律不能适用于“属于占领国的财产和货物”。西方三国成员指出，占领国的财产和货物问题在新协定中已经得到了保障，而且这项法律不是立宪性的，所以应按“三十一天规定”于9 月23日生效。当时苏联代表宣布他们保留在自己占领区内不实行这一法律的权利。9月27日，这项法律提交盟国委员会时，苏联高级专员再次表示同样的态度，所持的理由是它有损于苏联的利益，从这一点出发，他是不能让步的。　　关于奥地利按照新协定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其他许多方面，其情节大都如此。盟国委员会已经授权奥地利政府与所有承认它的国家——德国和日本除外——互换外交代表，而现在是迅速采取行动，按第七条规定授权奥地利与联合国家政府保持外交和领事关系，这样到1946年底已经有了一个正式外交使团的核心驻在维也纳，以保证外国政府能不断获得有关奥地利国内情况的可靠消息。一旦奥地利要参加国际组织为成员国，不管这些组织是不是联合国组织的一部分，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早在1946年3 月，奥地利曾派过一个代表去参加日内瓦教育会议国际局。但是，它所处的反常地位使它在正式会议期间只获准以奥地利观察员的身分参加，下一个月国际联盟本身就在会议期间解散了。尽管有了新管制330 协定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盟国委员会在年底之前对奥地利总理关于奥地利要求申请加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通知一直未予审议。1946年5 月，奥地利总理要求恢复奥地利在国际工人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盟国委员会在8 月和9 月两次予以审议，都因苏联的反对而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苏联反对的理由是国际工人组织是国际联盟的产物，而国联现已不复存在了，奥地利应成为联合国相应组织的成员。11月间。总理又提出这个问题，通知盟国对奥委员会说，他认为根据新协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奥地利有申请成为国际组织成员的自由，这时苏联代表坚持说，在他看来，四国对此取得一致意见还是必要的。其余三国代表不同意，于是这个问题又退回政治管理局。这些事件中的第三个例子是1946年10月奥地利请求允许它参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一回委员会中的苏方成员只是说，他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因此在这一年内，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就没有再讨论。　　然而，苏联的反对实际上不能阻止奥地利政府单独向这三个国际组织提出申请，因为奥地利政府明白，其他三个占领国是会支持它的。到一定的时候，这些组织部接纳了奥地利，从而加强了奥地利的国际地位。费格尔政府在这几个问题上的行动和其他悍然不顾苏联反对而采取的行动一样，是极有胆略的，因为虽然奥地利政府得到了苏联的承认，而且至少存在着这样一种很大的可能性，即此类行动不会导致个人的人身安全遭到实际上的威胁，但危险总还是有的。1946年间，公共安全在维也纳绝无保障，绑架官员的事件也不是无人知道的。　　从此以后，任何一个可以按第六条第一款进行审议331 的问题几乎都一律遭到同样的对待。在政治管理局，三个西方国家的成员总是同意奥地利的提议，而苏方总是反对。这样就要执行委员会和盟国委员会来作决定，而在这两个委员会内，的的确确也只是老调重弹。问题就这样过去了，只在会议记录上记下了意见不一致。结果是把问题再交回奥地利政府。奥地利政府则等待规定的三十一天到期，把法律或其他立法措施予以颁布或在奥地利政府公报上发表。　　（三）非纳粹化　　占领国宣布的两个首要目标是清除奥地利的纳粹影响和使奥地利脱离德国。这两个过程实际上被认为是建立任何永久性奥地利政府的根本性预备措施。战争结束后，四国从到达这个国家的最初时期开始，就在各自占领区内着手工作以期达到上述目标。他们所遵循的政策也许有相当大的差异，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在苏占区内，奥地利当局在很早阶段，即伦纳临时政府成立一周之后，就采取主动，通过了第一个非纳粹化法（第十三号禁令）。接着是6 月6 日的禁止法，6 月26日的战争罪犯法和9 月份工业部门清洗法。这些法律加在一起。构成了这样一种政策，其主要内容是：1938年3 月日日前参加纳粹党者被宣布为犯有重大叛国罪，在纳粹占领下加入纳粹党的奥地利人被认为可以从宽处理，但地方长官以上的纳粹党高级官员则应视为当然的战争罪犯，情节最严重者要处以死刑。这种政策于解放之后就立即开始在俄国人占领的地区内贯彻执行，当时的伦纳政府就在这个地区范围内行使其权力。在此时期，俄国人执行这方面的政策，如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都是通过奥地利的有关部门执行的——在这个问题上，由以共产党人弗朗茨·霍纳为首的内政部执行。　　在维也纳成立盟国对奥委员会之前，其他三个占领332 区内，由西方盟国各自执行其政策。无可否认，所有这三个国家的政策都是旨在集中处理主要的纳粹官员和战争罪犯，对小人物则从轻发落。但实际做起来是五花八门的。　　在西部占领区内，美国军政府有好几个星期并朱着手进行有系统的工作，因为奥地利是以一种不曾料到的方式解放的——这就是说，军政府的官员原来是要去德国的，过一段时期他们不得不把工作移交给专门来奥地利服务的同事。此外，当法国人进驻从美占区划归他们占领的那部分地区时，这部分地区的工作又作了第二次移交。在英占区内，初期的活动不得不只限于卡林西亚，在那里一开始就能够贯彻原定的总政策，因为配备执行奥地利军政府任务的官员是随着第八集团军从意大利进入占领区的。在三个西方国家占领区内，对于奥地利当局本身应准予协助进行非纳粹化工作到什么程度，都存在着混乱，那种混乱持续地存在着。　　10月份盟国承认了临时政府，接着临时政府的权力扩展到整个奥地利。这本应意味着原来非纳粹化法律的效力也同样会扩展到全奥地利的。其实不然，因为临时政府的一切法律须经盟国委员会正式批准才能在全奥推行，而非纳粹化法律直到12月才被批准。因此，西方国家占领区的非纳粹化工作暂时仍然由各占领国紧紧掌握，其方式方法各不相同。　　1945年10月31日，盟国对奥委员会在维也纳成立一个由四国组成的非纳粹化工作局，旨在使这项工作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可是还没来得及考虑问题，费格尔政府成立，情况又起了根本性变化。这就使通过奥地利当局来进行工作，更有其必要了。1946年1 月10日，盟·国委员会对这一客观现实给予某种程度的承认，要求奥地利政府在内务管理局的总的监督与管理下，于两个月内彻底清洗民事部门上层三个等级中的纳粹分子，而且允许该政府自由制定和贯彻自己的反纳粹法律。然而，盟国对奥委员会保留权利，撤换国家管理机构或私人企业中的任何一个官员或高级职员，只要他们是进行过直接反对盟国或奥地利民主力量的纳粹活动，即使这些活动333 根据非纳粹化法律还未一一列入专门项目之内。这一要求所产生的总的效果是把非纳粹化工作的执行权从占领军手里移交给奥地利人，但盟国行使自由决定权而采取直接行动的清洗除外。虽然在这一年内盟国委员会有理由抱怨非纳粹化行动过于拖拉，但从总理给盟国委员会的定期报告来看，进展还是相当大的。7 月26日费格尔报告说，奥地利政府从公用事业和工业岗位上撤换了二十七万名纳粹分子。6月份建立的内阁会议到年底已经“甄别”了大约一万五千名主要文职官员。在同一时期内，应盟国的要求，有四百零八名重要文职官员和实业家已被撤职，而由奥地利主动处理的约五千余名。9 月15日，总理报告说，共有三万九千名奥地利文职官员已被解职或发给年金令其退职，还有二万六千名尚未处理。年底也有一份类似的报告，谈到在私人企业中采取行动的情况，说有二万五千名高级职员和二万八千名雇员已被解职。　　与此同时，政府着手制定一项新的非纳粹化法律，可使整个工作进程按一个恰当的统一标准开展。这项法律最后在7 月24日由奥地利议会通过，送交盟国委员会。委员会中的苏方成员反对这个法律中的许多条款，法方成员也多少表示反对，到12月才取得一致同意，其代价是作了近五十处修改，大大加强了这整个法律的严厉性。奥地利政府不喜欢那许多修改之处，因为接受那些修改，简直要使已经严重缺乏有能力的文职官员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但是，当时有人认为，接受修改和通过这项法律是同奥地利订立和约的先决条件，而订立和约的谈判已定于新年开始，因此修改的内容逐步被吸收到这项法律的新文本中，终于在1947年2 月6 日被通过了。　　这项法律要求对以前的所有纳粹分于进行登记，并根据他们在纳粹党内的地位和履历来一般地划分为“有牵连”和“较少牵连”两大类。它还规定按罪行轻重进行惩处的等级。惩治办法从禁止在某种职业范围受雇到支付“赎罪税”，各不相同，而且可以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再罚或不再罚。这项法律的实施交由奥地利非纳粹化官员去执行，这些人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对一切有关系334 的奥地利人和盟国当局保持联系，并对行政机构的非纳粹化工作个人负责。　　1947年这项法律的实施，其时间已超过了本书的范围。但也许应该注意的是，即使在盟国委员会对法律进行修改使它更为严格之前，这项法律与临时政府通过的早期关于这一问题的法律合在一起来看，其总的结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说明奥地利政府从最早的时候起就已决心肃清希特勒主义的流毒了。也应该说，1946年9月1日由奥地利当局登记的前纳粹党员或候补党员不下五十三万六千人，其中二万二千七百二十九人是党卫队员，六万一千一百九十八人是挺进队员。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合在一起，在全体选民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实际情况是，登记的纳粹分子数字超过了奥地利最大政党的党员数字，因此他们代表着一种潜在的政治力量，对之没有哪个政党可以忽视。　　（四）君主主义者的活动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奥地利政府经盟国委员会同意对于1946年初哈布斯堡王族成员在奥地利重新露面所采取的行动。人们普遍认为卡尔·路德维希大公和罗伯特大公在战争结束后得到了法国的一些支持，而在奥地利本国，他们的事业在早期受到过奥地利人联邦同盟的支持。1946年初，他们在维也纳法国管制区内露了面。社会党报纸立即提出强烈抗议。奥地利政府赶紧重申，前共和国所通过的并在宪法里体现的有关驱逐不肯宣布效忠于共和国的哈布斯堡王族成员的法律仍然有效。继而又通过内务部发布一项正式命令，驱逐那两个大公并解散奥地利人联邦同盟。1 月22日，法国高级专员贝图亚尔上将在盟国委员会的会议上正式声明那两个大公进入法管区并未得到法国政府批准。会议通过决定，保证委员会将帮助奥地利政府执行把哈布斯堡王族逐出奥地利的法律。2 月25日，委员会采取最后的逻辑上必然的步骤，正式禁止组织任何君主主义的政党。　　（五）奥地利的报刊　　正如奥地利的政治活动几乎在尚未完全解放时就重新恢复一样，奥地利的报纸在苏军到达维也纳刚刚两周之后就复刊了。出版的第一份报纸是《奥地利报》，“为维也纳居民办的红军报”，1945年4 月21日首次发行。可是，仅仅三天之后就出版了奥地利人办的第一张报纸《新奥地利报》，它是在三党联盟主持下出版的，后来这三党联合组成临时政府。过了一段时期，直到8 月5 日，1895年创刊的社会党《工人报》和1929年创刊的右翼《人民小报》都在街头再次出现了。在同一天，新的共产党日报《奥地利人民之声》也创刊了。在此阶段，按照苏联的政策，俄国人是不反对奥地利报刊这样复刊的。他们也许可以指望编辑们在这个阶段谈到占领国问题时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小心谨慎，但是，就苏联严格控制国内报纸而言，他们竟肯让具有这种传统的奥地利报纸复刊，在西方观察家看来，真是十分奇怪的事；1945年西方盟国到达维也纳时，也都仿照苏联的先例，开始出版自己的日报。8月26日，美国的《维也纳信使报》创刊；9 月18日英国的《世界新闻》初版问世。这时，逢星期一没有日报，法方对新闻政策方面的问题特别机敏，11月12日出版了《维也纳星期一报》以填补这个空隙。然而，这份报纸到1946年2 月25日就停刊了，法方从2 月18日起即以《星期一世界报》来取代，而在1946年10月1 日又出版《世界晚报》来补其不足。与此同时，奥地利官方报纸《维也纳报》于1945年11月12日复刊，开始其第二百三十八年的发行。11月21日，第一份非德语报纸《英国晨报》第一次在维也纳问世，它原来是由英方于这一年的夏季在其占领区内出版的。　　这样，到1946年底，维也纳的情况如下：　　晨报《奥地利报》（苏方）　　《新奥地利报》（无党派）　　《工人报》（社会党）　　《小人民报》（人民党）　　《奥地利人民之声》（奥地利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