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全史：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理1945－1946年　　　　作者序　　作者还在大学本科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在当地报社门前阅读有关1930年9 月14日选举结果的报道，获悉纳粹党已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这是作者头脑中有关德国的最初印象之一。作者对纳粹上台所造成的局势极为关切，因此在1939年以前曾五度返回德国，凡是能到手的印刷品都一一阅读，并与德国朋友保持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三年期间，有机会接触盟国掌握的有关德国平民状况和士气的绝大部分情报。1945年6 月回到德国，同年9 月作为盟国管制委员会（英方）的一个官员前赴柏林，其间从1946年4 月至1947年9 月任对德新闻管理处主任。其后辞去该职，赴伦敦任职，但后来又曾两度访问德国。　　以上所述作者的详细经历可以说明：当1952年末皇家国际事务学会询问作者能否撰写一本阐述占领初期情况的书时，作者真是跃跃欲试。然而这并不是一项能轻易接受的任务。要写一本符合要求的书，首先得搜集大量事实材料，这些材料需要到各图书馆去查考，而作者身负的其他任务又不容许就此课题进行持续的研究或写作。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办法帮助扫除了障碍。首先作者的妻子表示愿意承担大部分具体的研究工作；没有她的协助，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其次，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明确表示这本书只需对事实勾画出一个轮廓而不必对问题的每一个方面详加论述。　　尽管如此，这本书是作者利用零星时间拼凑而成的，疏漏之处很多。作者愿意在一开始就把最突出的一些缺点讲清楚，这对批评家或许不无裨益。　　首先，所选定的历史时期是武断的。因为本卷是《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1939—1946年）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会建议本书论述的历史从欧洲胜利日起至1946年12月31日止。从德国问题的观点来看，后一日期委实没有特殊意义，仅仅是双占区财政安排生效的前夕。但是思考再三，选择其他的日期作为终点同样会遭到反对。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解体，货币改革，对柏林的封锁等都处在一个历史时期的中间而不是开始或末尾，如果把这几个历史事件都罗列进来，势必要大大增加本书的篇幅。而且在1947年内也找不到明显的终点日期。在这种情况下，本书论述的时期乃从1945年5 月7 日开始至1946年12月31日止，但是为了阐明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或勾画出一幅较完整的景象，需要越出这两个时间界限时，作者也毫无犹豫之处。这样做，无疑会使体例欠完整，然而对读者还是较为方便的。　　第二，有许多题目完全放过了，包括一些重要事情，如：法律改革，公共卫生，德国思想的发展等等。还有一些题目，特别是德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只作了粗略的叙述。对比起来，关于新闻宣传机构的论述也许失之于过长，与其地位不相称；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处理，是鉴于过去对这一问题尚无其他充分论述的材料，而本人对这个问题又特别熟悉。总而言之，作者的目的是广泛地论述。而不作详尽的描绘。这个题目写上七本书肯定也是值得的，作者没有这样做，也许还是受到一些读者欢迎的。事实上，全书已比原计划的字数几乎超出了一倍。　　第三，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阐明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原本本，而不是仅仅编纂大事记。同时读者也可能非常希望从这样一本著作中找到有关占领的主要事实和统计资料。为了不让这两项材料妨碍叙述，作者尽量将其集中放在脚注中，这就可能使很多书页下面塞满了脚注。对使用本书的大多数读者说来，不妨将脚注略去不看。　　第四，一个老问题，即对几桩平行发生的历史事件如何展开叙述。作者所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使材料的安排务求有利于突出要说明问题的最主要方面。以第二章为例，关于战时演变是按国家分头叙述的，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重复并需采用大量的前后参照材料。由于有关这一时期的编年史料早已出版，而且毫无疑问今后还会有其他类似的著作问世，本书的目的不在于重复叙述史实，而是要说明各占领国对德国的不同态度。有关占领的主要史实则放在经济发展状况的历史中加以叙述，因为这则乎是全部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本书叙述的体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象到处流浪的米迪安军队那样的倾向，时而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因此希望批评家就整本书而不要就某一部分进行评论。　　第五，作者在阐述某些为自己所不同意的观点时，则力求客观，但深信完全排除个人偏见则不可能，同时也不想掩饰自己是站在英国自由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来研究5 阐述这段历史的。在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看来，英美两国演化形成的政治制度是人类设计过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唯一的前提是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人们，首先要能适应这种必需的相当严格的条件，这一政治制度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作者在写作时力求避免以恩人自居的面貌出现，作为一个非德国籍的自由党党员，在探讨德国问题时是很容易造成这种印象的。如果作者能做到不期望猪也会飞翔的话，那么他也很容易使人感到好象他之怜悯猪正是由于猪不会飞翔。　　初稿写成以后，承蒙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慷慨协助，把油印稿分送给从不同角度关心德国占领问题的友好审阅。他们提出的意见不仅使作者避免了许多事实错误，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想法，使作者澄清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由于种种原因，不便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谨借此机会对他们不辞劳苦给予协助公开表示最深切的谢意。同时必须申明，本书中所表达的观点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本书于1954年秋定稿，因此在这以后出版的书刊材料：只在个别情况下予以引用。　　迈克尔·鲍尔弗　　1955年10月　　大战期间，就存在着一个“德国问题”，从这个意义来看，那就无所谓“奥地利问题”。关于战后处理奥地利人的最好方式，不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既未在私下进行过剧烈的争论，也未在报刊上长期刊载过通讯报道。1943年11月，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声称奥地利是首遭希特勒侵略之害的自由国家，只不过说出了事实真相，这一真相对任何一个客观看待事实的人都是不言而喻的；外长们表示希望看到奥地利重建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相信会得到英美公众舆论的充分支持。　　换句话说，盟国战后对奥地利的任务，从未象它们对德国的任务那样，首先考虑的是对一国人民进行再教育，而是考虑重建一个国家。虽然在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享受独立的最后四年是处于独裁政权统治之下，但盟国的决策人看来从不怀疑，奥地利在摆脱了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的外部压力而重新建立国家之后，必将成为一个遵循西方路线的正统的民主国家。它们所怀疑的只是，奥地利如果在1938年的疆界范围内恢复起来，从经济方面来看是否能生存下去。大西洋两岸的人认为，它是生存不下去的，可能需要在经济上（如果说不是在政治上）和东南欧其他国家联结在一起。尽管存在着这些疑虑，但并未妨碍一致同意这样的基本政策，即把奥地利从德国分离出来，清除纳粹影响，不作过分拖延便将其重建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政策为四大国所接受，并被看作是盟国占领的目的。而占领则被视为实质上是一种过渡阶段，是做好准备以便把行政职责移交给一个通过自由选举成立的奥地利政府。　　本编拟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在战争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怎样胜利完成占领过程的第一个步骤，在1945年11月通过自由选举成立一个保证维护民主原则的奥地利政府；1946年6 月怎样采取第二个步骤，签署一项新管制协定，扩大奥地利政府的权力，限制盟国的权力；以及尽管取得这些初步成就，但在1946年底之前，原来的占领目的又怎样变得扑朔迷离，进一步的发展又怎样因占领国之间的意见分歧而遭到阻碍。在这短短的半年之中，奥地利与其说是一个处于重建过程中的国家，倒270 不如说是冷战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也许是一个次要的棋子，但却象某些开局着棋手法中为赢得优势而被牺牲的卒子一样，其所处战略地位使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正如莫斯科宣言在提到“毗邻国家”‘时所暗示的，奥地利的前途对整个中欧、南欧和东南欧必然要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是奥地利并不象一个卒子，到1946年底它要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种意愿是通过它那个自由选举成立的政府顽强、巧妙而勇敢地表达出来的，那个政府是由这样一些人员组成的，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由于战争时期受纳粹之害而复活，足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精神现在却为奥地利的“解放者们”的抗衡角逐所培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政府的存在，所以在奥地利进行的冷战和德国的情况相比，武器竞赛或许不是那么露骨，气氛也肯定不是那么激烈。　　本编完稿后，奥地利的独立最终已成事实了。根据这一发展对所述情况稍加修改，并着重指出在当年评论时预期可导致这一后果的那些因素，也许是值得的。然而，实际上在1946年底，凡是熟悉奥地利情况的人，几乎谁也不想预言奥地利的发展前途。而作者只是力求按当时发生的事件和出现的形势来作一番叙述而已。所发表的一些看法，只是作者个人的意见，绝不代表别人。　　战胜的盟国竟然采用四国占领这样一种麻烦的办法来恢复一个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国家的主权，甚至认为有必要先把这个国家与别国隔绝开来，这对未来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确实是似乎难以置信的。为此，有关盟国战后对奥政策的背景所作的叙述，也许超过了有确实需要之处。由于盟国所起的主要管制作用是在战后立即产生的混乱已经消除之后，所以关于盟国执行管制的细节则记述得较少。　　英国官方文件无法利用，因为政府决定官方文件的公布须待大战正史的刊行。本书史料来源只能局限于已发表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资料。大部分资料是美国的。熟悉这个题目的人都会一眼看出小卡里·特拉弗斯·格雷429 森的渊博详实的著作使作者获益非浅。有关1944年和1945年间在伦敦着手制订奥地利民事工作计划的资料，271 有关从战争结束到盟国对奥管制委员会工作开始这段期间的资料，都特别难于找到。在此谨向在这些方面予以协助并对初稿提出意见的友人以及盟国对奥委员会的老同事们致谢。　　约翰·梅尔　　1955年10月　　第一章　投降时的德国　　1945年3 月19日，在盟军沿雷马根桥渡过莱茵河之后，希特勒发布命令，要求把敌方进军沿线所有交通道路，铁道车辆、卡车、桥梁以及水坝、工厂和供应品一律予以破坏。他对施佩尔说，如果战争的结局是失败，德国也要毁灭。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连保存最原始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任何必要去加以考虑了。“相反，不如由我们自己把这些东西通通破坏为好。”施佩尔在另外一个场合还说过：“他是在精心策划，让人民和他自己同归于尽，”很久以前，希特勒还对劳施宁说过：“我们可能要遭到毁灭，果真如此，我们就要把全世界都牵着和我们一道毁灭——让全世界化为一片火海。”现在这种威胁确实出现了。第三帝国从头到尾摆出了一副妄自尊大、盛气凌人的架势，并竭尽全力地把德国推进了一个现代国家所未曾经历过的最大的灾难之中。　　事实上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只是阵发性地实施过一阵。盟军在德国本土作战，节节向前推进时，的确遭到过不少拚死抵抗。这样一来，在飞机轰炸所造成的破坏之外，又加上作战带来的损失。德国当年在格尔尼卡、华沙和鹿特丹等地播下的种子，现在已经亲自饱尝其恶果了。许多德国城市，如科隆和纽伦堡等地的中心已化为一片废墟，使一些曾经游历过的外国人几乎无法辨认了。科隆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住宅破坏殆尽；在杜塞尔多夫有百分之九十三的住宅不能居住；法兰克福的十八万套住宅中有八万套被毁。据计算，如在柏林每天开出十列有五十辆车皮的列车来运输瓦砾，要历时十六年才能运完。在英占区的五百五十万套住宅中有三百五十万套或完全被毁或严重损坏。在波茨坦协定所划定的德国领土范围内，原有一千六百万套住宅，其中有二百三十四万套被毁，还有四百多万套至少损坏了百分之二十五。盟国一些听过有关房屋破坏情况汇报的人员，刚刚进入德国时，看到还有那么多建筑物仍旧屹立在那里，开始感到很惊奇。其实大多只剩下一个外壳了。大城市的建筑物没有伤痕的寥寥无几；以汉诺威为例，未遭破坏的建筑物不到百分之一。受害的不仅仅限于大城市；较小的城镇，如希尔德斯海姆和海尔布隆也损失惨重；即使乡村亦未能幸免。作者于1945年6 月曾乘飞机从法兰克福至慕尼黑，沿途所见至为惊人。开头看到好一些村庄在外表上还完好无损，后来就看到另外一些村庄，恰巧是德军进行疯狂的最后抵抗的场所，都变成一片焦土了。一般来说，1939年只住四个人的地方，现在有十个德国人挤在一起住，即使这样，还使用了一些不能叫做住宅的地下室和临时房舍。　　遭到破坏的不光是私人住宅。公共建筑物，办公楼，剧院，艺术馆等等也全都毁坏了，在纽伦堡，四十座新教教堂中有三十座被毁。在柏林，所有一百八十七座福音派教堂全部遭到轰炸或炮击，其中六十九座被毁坏无遗，在科降有百分之九十二的学校被毁或严重损坏：在怕林有一百四十九幢校舍被毁，三十六幢严重损坏，二百二十一幢需要大修，八十一幢移作他用，只余下一百六十二幢完好可用的。全国二十三所大学中有十四所建筑物遭到严重损坏。　　盟国依靠空军优势使德国运输陷于瘫痪，从而加速了胜利的到来。然而经验证明，只有广泛而持久地进行9 空袭，才能有效地破坏交通运输。对德同进行这种轰炸的结果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英占区的一万三千公里铁路只剩下一千公里可以行车，而且这一千公里还是不相连接的，一万二千辆客车中，有五千辆无法使用，其余的也大多严重损坏。机车中可用者不到一半。全德国有二千三百九十五座铁路桥梁不能使用，在英占区和美占区的九百五十八座主要的河道桥梁中有七百四十座不能使用，其中包括跨越莱茵河的所有桥梁。没有一条航道是通航的（只要想到莱茵河社伊斯堡以下的航运量比苏伊士运河或巴拿马运河的航运量还要大，就不难理解航运破坏的影响之大）。英占区的运河网上有五百四十座遭到破坏的桥梁需要拆除。在汉堡有五十艘商船，十九座浮船坞，还有许多较小的船只沉没在港口。英占区有一千五百个长途电话交换台被破坏，相当于1939年该地区所有设备的一半。西方各国的普通公民现在把方便的交通运输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以至于忘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此；在德国交通遭到破坏似乎暂时中断了文明生活。　　有些最严重的战争创伤并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易于体察。从1938年至1944年期间，公共债务由四百亿德国马克增加到三千五百七十亿德国马克，纸币流通量由一百零四忆德国马克增加到七百三十亿德国马克。用硬性冻结物价和工资的办法来抑制物价和工资上涨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只能使纳粹政权消失后的通货膨胀来势更猛。以数量增加了的货币去猎取数量较少的物资，而价格维持不变，结果使占有货币便成为次要的了。人民群众由于普遍期待着某种货币改革和削减债务的措施，因此对货币的信心便进一步遭到了破坏。这是促使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因素。失败，幻灭，以及认为努力一直是徒劳无益等意识，很难提高人们的品德标准。在德国，这种情况是在纳粹匪帮持续统治十二年之后出现的，因为纳粹千方百计把德国人经历过1918年的灾难和101922—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而仍保持下来的优良传统破坏殆尽，即使那些并不赞同纳粹分子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们的毒害，德国主要地是已经失去了道德感。　　生命的损失也极为惨重。据统计在战斗中德军死亡人数达三百十万人，平民死亡人数达十万人。另外五十万平民死于空袭；由于战争直接造成死亡率增加而死于非命者估计达四十万人；此外据信有二十万人死在集中营里。阻在西德就有二百万人残废。又据统计，1924年出生的德国人当中每一百人就有二十五人死亡或失踪，另外三十一人程度不等地变成严重残废者，1939年全人口中男性占百分之四十八点八，到1946年下降到百分之四十四。战前妇女比男于多一百四十六万三千三百人，这一数字已增加到七百二十六万九千四百人。在二十岁到四十五岁范围内，女性和男性是一千四百八十二与一千之比。结核病患者由1939年的四万二千人增加到1943年的七万五千人。　　死亡率既然激增，活着的人要想吃饱肚子，这就很难说了。农业方面，牲畜头数大大下降；据统计1937年英占区共有牲畜一千四百八十万头，即使在1944年仍有一千三百九十万头，到1945年则已下降到九百十万头了，　　主要是缺乏饲料所致。未来谷物和马铃薯的生产由于缺乏肥料和人力而受到威胁。德国的农民一向是靠碱性矿渣肥料来提高贫瘠土壤的单位产量的，但矿渣肥料乃是钢铁生产的副产品。过去农业劳动力充沛，有可能实行集约耕作。但在战时此项劳力是由外籍工人提供的，战争一结束他们就迅速回国，而他们所顶替的德国人或者已经阵亡，或者还在部队里没有复员。运输的梗阻更11增长了普遍的不安情绪，而且给囤积产品提供了借口，那些产品如果上市出售，很可能只是换回无用的钞票。　　德国遭受的损失并不完全是由敌方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纳粹党的划一政策——用单一的政治观点向一个铁板一块的国家进行渗透的主张——把许多最有才干最优秀的公民不是置于死地，就是从公共生活领域中驱逐出去。1933年以前的一代人中幸存下来的都已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即使其中有一些后来还很活跃；他们的天然的接班人或者死亡，或者移居国外，或者缺乏实际的管理经验。有十二年之久，其中一半是战争岁月，德国人接触世界上各种主要思潮和文化活动的机会受到阻碍，而当权者则不遗余力地传播一种冒牌货来取而代之。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如果他们能够做到不戴纳粹的有色眼镜来观察人生，或者有机会得知事实真象并据以进行自由探讨的话，那就算是幸运的了。mpanel(1);　　上而所说的就是盟军进入德国时所面临的一些情况。战争所造成的破坏颇为引人注目，但其结果在很多方面都被夸大了。在一片瓦砾堆下有好多重要的机器设备仍完好无损或者很容易修复。的确，1945年5 月鲁尔地区的煤炭上业日产量只二万五千吨，而战前平均日产旦则力四十万吨。钢的生产量甚至更低。1945年8 月美占区的钢铁厂中恢复生产的只有百分之十五，而产量只达总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五。次年秋天的一项估计证明，即使在作为英国皇家空军空袭主要目标的鲁尔地区，也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厂房和机器给破坏到不堪修复的程度，就全德国而言，不堪修复的厂房和机器只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交通运输易于破坏，但也易于修复。1945年5 月英占区铁路总里程中只有十二分之一行车，到次年11月仍未修复通车的则只有十三分之一了。在屡遭空袭的汉姆，候车室至今仍保留其仿造时廉时代的人理石浮雕。德国有些港口几乎未受损伤，即使在汉堡港也还有一些深水停泊地是完好无损的。一位英方军管官员对德国工厂情况作了一次典型调查，发现德12国工厂的库存物资和原材料比英国工厂要雄厚得多。煤产量是下降了，但是地面上还有存煤二百万吨。　　再者，1944年以前，德国靠掠夺欧洲各国发了横财；其他各国所受损失有甚于德国。因为德国不仅从被占领国家拿走粮食和消费品，而且在许多为别人所根本料想不到的地方没有非同寻常的宝物仓库，储藏着价值不等的珍贵物品。据说一位为此感到困拢的美国民政官员向其上级讲过这样的话：“现在我可以使用五个管工业的官员，但是首先请给我派一名负责清理掠夺物资的官员。”有二十万台机床拆迁到德国，德国的机床总数由1938年的九十六万六千台增加到1945年的一百三十万台。仅法国一国就支付了七千亿法郎的占领费用。结果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战争期间大大提高。在欧洲，包括英国和苏联在内，唯有德国1944年的工业总产值高于1938年。受损失的主要是德国的社会资本；德国工业设备所遭到的长期性损失并不算大，虽然战败后的混乱情况和交通的破坏使它看起来似乎损失比较严重。即使在社会领域里，情况也不是一片凄凉。一位熟悉英、德两国情况的苏联军官在波茨但会议期间曾对一位英国记者说，他认为德国人看上去比英国人更丰满，没有英国人那么疲惫，芽着也比英国人强。这位英国记者在德国各地旅行了四个月以后倾向于同意苏联军官的看法。　　战事闹哄哄地结束了，接着是潮水般的人口流动。首先有七百万德国武装部队向西方盟国军队投降。美占区在美军进驻前已从德国东部流入一百五十万人，他们在苏军挺进时弃家西逃。英占区的情况也大体相同。遭到轰炸的大城市有一千万居民撤退到乡下，虽然，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有点令人惊异的是人口的流动方向似乎倒转了过来；例如，从什切青抵达柏林的最后一列火车，据说满载着原来从柏林撤出的人口，他们急于在征服者到达前回家照管他们的财产。4 月间，纳粹分子曾试图把政府各部门一分为二，分别从柏林朝南北两个方向撤退：13有些在中途搁浅，携带的档案卷宗象雪片一样沿铁路线到处飞扬。在德国各地多种多样的隐蔽场所中都挖掘出文件、档案、博物馆的文物和私人收藏的珍宝。随着纳粹政权的倒台，有六百万外籍工人以及许多盟国的战俘象断梗的飞蓬一样到处流动，他们纷纷挤向公路，急于觅道还乡。在这个日益紧缩的地带内除了拥塞着上述形形色色纷然杂处的人群之外，还有八百多万盟国军队蜂拥而来。　　从东西两方涌进的人流到了易北河畔就煞住了，犹如上涨的浪潮在高水位上停住了一样。把德国划分为几个占领区，虽然大体上是按照外交方案行事的，但却立即造成了不少困难，这是在随便哪个发达国家所必然要出现的一种情况。例如中部德国的采矿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零部件依赖于鲁尔地区。纺织工业的纺纱业集中于威斯特代利亚，而织布业则集中在萨克森。主要在美占区生产的照相机，需要俄占区供应光学玻璃，法占区供应镜头和快门。俄占区的人口不到全国的三分之一，但造纸工业的生产能力却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俄占区生产的钾盐占全国的百分之六十。美占区工业的全部用煤和俄占区工业的部分用煤要靠英占区的鲁尔来供应。德国汽车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有百分之六十八集中在美占区，而这些工厂也是修理它们所制造的汽车所需零件的唯一来源。瓷土、石膏以及烧制细瓷容器所需的特种耐火粘上等邻是巴伐利亚州的陶瓷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但只产于俄占区。要想复兴工业，就得保证不同地区的物资交流能够继续畅通无阻。而运输体系的解体意味着即使没有政治上的麻烦存在，恢复生产也殊非易事。　　人们得吃饱肚子，才能工作，可是食品供应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俄占区的牛肉、羊肉、牛奶、黄油、奶酪，水果、蔬菜、鱼和蛋等都供应不足。俄占区只拥有全国乳牛存栏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但拥有的羊则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八。易北河以东的大农场过去一直向兽尔和莱茵兰工业地区输送大量制造面包用的谷物、马铃薯和糖（虽然在14这种看来不合逻辑的经济体系失去管制时，有一部分谷物已从西方运到了东方）。举一个虽然小却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德国种甜菜所需要的种子大部分靠马格德堡附近一小块地方供应；如果在1945年夏季该地区还属英军占领时未能将甜菜籽供应各地，那么1946—1947年英占区和美占区的食糖配给量就还要少得多了。据克莱将军的记载，西部各占领区在1935年至1938年间的农业生产，只能配给每一消费者一千一百卡路里热量的食品。　　这就是盟国军队进驻德同时的情景，由此可见他们当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但是盟国自身不能把全部甚至是大部分注意力倾注于德国。他们心怀异志，如何取得协调，这个问题姑且不论，几年来他们自身就处于紧张状态，他们的正常生活方式也遭到破坏。在1945年8 月以前，人们都认为盟国的力量须得转入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一旦结束，临时参军的大部分战士迫切要求脱掉军装；他们的亲友也都吵吵嚷嚷地要他们回国。不出几个月，美国军队实质上陷于解体。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占领军部队内部人员的不断流动，这些都有损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和目标的持续贯彻。俄国所面临的重建任务比德国还要艰巨。英国如果不能迅速恢复起点几等于零的出口贸易，就要挨饿，因此必须把最优秀的人才留在国内。法国不得不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几个方面重起炉灶。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等国都因道德国占领而苦难深重。在从战争转向和平的过程中，到处都充满了难题、紧张和不安，这就使各国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事务。在这种转变过程结束之前，甚至在结束后的几年之内，各方面的匾乏部不得不加以考虑。对德国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牺牲不幸的受害者而优待残忍的敌人。　　第二章　各占领国的态度　　第一节 美国　　美国政府最初对战后世界秩序表态的文件是大西洋宪章，但是这个文件并未具体提到德国。然而大西洋宪章第八节对德国的战后待遇明显地有所预示，要求对那15些“在本国国境之外进行侵略或可能要进行侵略”的国家解除武装。这个意见未见于丘吉尔起草的初稿中，而是由罗斯福提出来的。大西洋宪章所保证的利益不一定适用于德国，这一点到1944年才趋于明朗。1942年美国采取了制订对德政策的下一个步骤，由国务院成立战后问题咨询委员会，其成员主要是不担任公职的名流。他们的一般想法是通情达理，温和适度的，成为国务院制订政策的开端。具体他说，他们反对强行肢解德国的任何尝试，理由是这样做只能激怒德国人起来造反。但是这种态度并没有为他们的上级所采纳。从一开始罗斯福总统似乎就赞同分割德国，一般说来罗斯福是主张强硬路线的。正是罗斯福，他在出国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前告诉他的军事顾问们说，他要使会议采纳“无条件投降”的定则。他所以如此做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他永远不能忘记威尔逊总统的烦恼；他认为威尔逊制订十四点政策作为光荣投降的依据，给战后世界招来不知多少麻烦，因为各国对十四点是否遭到违反这一问题争论不休。1943年2 月12日总统在白宫同记者们谈话时说：“我们不想伤害轴心国的普通老百姓。但是对于他们的罪行，对他们的凶残暴虐的领袖，必须给以应有的惩罚。”同年3 月，艾登告诉罗斯福，说斯大林很可能坚持把德国分割为几个国家，罗斯福对之井无异议，只是表示希望通过鼓励分裂的运动来促其实现。罗斯福的个人助理霍普金斯问他：如果掀不起这样的运动又怎么办？总统说，不论情况如何，必须把德国分割为几个国家。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也赞同分割德国。在194316邱10月莫所科会议期间，他的上级科德尔·赫尔国务卿说，这是美国领导人一般都赞同的方针政策，虽然专家们部认为行不通；艾登和莫浴托夫也都说英国和俄国的情况也大体相仿。　　然而美方代表团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是由专家们负责起草的，事前准备这份文件时就曾按照总统指示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过磋商，因此，其中体现了英国人以前的想法。这份文件已经包含着全部占领德国并把德国划分为几个地区的主张。但是除了提议要德国放弃东普鲁士（考虑到东普鲁士同德国的传统联系，这个建议很可能会遭到激烈反对）以外，文件没有提到分割德国的问题。文件规定要摧毁德国制造军备的能力，要根除纳粹主义，但是要维持德国的经济统一并建立地方分权的民主政权。规定德国要对它造成的物质损失进行赔偿，但容许德国人享有“能过得去的生活水准”。规定德国的经济活动要由联合国进行监督。应制订人权法令，以保证言论、信仰和出版的自由。莫斯科会议同意接受该计划作为讨论的基础，会议决定在伦敦设置欧洲咨询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拟订对德政策的细节。　　然而就在下一个月的德黑兰会议上，英美苏三国首脑对于他们的外交部长刚刚讨论通过的方案竟很少理睬或不予理睬。罗斯福重申分割德国的主张，建议把德国分为五个部分，把基尔、汉堡两市和鲁尔、萨尔两个地区交由联合国管制。此项建议稍作讨论之后，便交给欧洲咨询委员会去研究，在讨论这一建议时，斯大林显得比丘吉尔还要冷淡。欧洲咨询委员会于1944年1 月14日召开首次会议，工作进展得很缓慢。一开始，就出现了障碍，英、美两国对德国西北部应作为谁的占领区的问题争持不下。这一争论直到1945年9 月魁北克会议时才得到解决。事情并不止于此。代表美国政府出席会议的是驻伦敦大使约翰·G ·怀甫特，为了使他得到的指17示不致自相矛盾，在华盛顿设立了对外称为安全工作委员会的机构，任务是协调国务院、陆军和海军三方面的意见。陆军部的代表来自民政局，这是最近成立的机构，准备研究处理将要出现的军事管制政府的各项问题；其大部分成员是穿军装的律师，他们倾向于把整个问题视为管辖权问题。起初他们坚持“德国的投降和重建纯属军事问题，须由军事当局作出决定”。在他们同意派出代表参加委员会以后，派出的人却是一位下级军官，无权表态承担义务。既然不急于作出决策，压力可能就不那么大了，因为很多人认为就处理德国问题的方案取得协议，则机还不成熟，不如留侍战争接近结束时再议，那时战后世界的轮廓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了。然而得到怀南特大使大力支持的国务院则争辩说，恰恰相反，应当乘胜利之日尚属渺茫的时候尽可能取得一致意见，而在这一阶段即使达不成协议也不至于有什么危险。欧洲咨询委员会的确作出努力来划分临时占领区的界线，虽然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44年1 月对罗斯福总统表示，他反对把德国划分为几个占领区，主张采用盟国共同占领的办法，至少英、美两国不要分家。然而他的主张被否定了，主要原因是陆军部认为美国在战后不可以同英国绑在一起，必须脱开手，以便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居中斡旋。　　美国国务院按其既定方针行事。它在1944年7 月向欧洲咨询委员会递交了一个新的方案，提出更多的论据来反对分割德国，并强调盟国有必要制定共同的对德政策。美国国务院还起草了另一份文件，对英国以前提出的赔偿建议提出反对理由，而代之以在较短时期内由德国用实物进行有限赔偿的提案。但这些都只是国务院和对外经济管理局的主张，既未得到华盛顿其他政府部门的赞同，也未得到总统的同意。总统如曾过目，肯定会认为失之于过分宽大。这种态度可以用来说明他为什么乐于倾听提出新的原则的原妥。　　美国财政部在政府中的影响通常不如英国财政部那么大，但是准也不能说这回在小亨利·摩根索的怂恿下18美国财政部对德国问题的干预是无关重要的。财政部长摩根索以前已经有好几次表现出他很关心主管范围以外的事务，还在德国飞弹轰击英国的高潮时期，他就访问过伦敦。他似乎在情感上强烈反对德国，德国迫害犹太民族的暴行对他触动很深，由于这种情况，又由于他相信英国会赞同过于宽大的和平条件，他起草了一个臭名远扬的方案，问华盛顿后即呈交总统。　　对摩根索方案的大多数批评意见都把这个方案视为无知之作，这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方案的缺点倒在于聪明过分。他提出这个方案井非单纯出于他对德国的盲目仇恨，而且还出于他对其他方案的吹毛求疵。摩根索行事过于仓促而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正象丘吉尔所说的那样，他把自己的想法引向“超逻辑的结论”。他论证道：如果盟国仍然采用1918年以后试图对德国施加的那种控制，不管实施得多么严格，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通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是堵塞不住的。毁掉现有军备无济于事，在德国人再度需要武装的时候，原有军备早就过时了。没收德国的商船队也没有用，只能迫使德国人建造质量更好的新船只。转入和平生产的军火工厂随时部能再改回去。管制委员会不可避免地总有一天要停止其职能而被撤销。用实物而不用货币赔偿则会加强德国的工业实力，从而削弱接受赔偿国的工业实力。德国掠夺去的财物很难一一识别和收回。取缔纳粹主义只是将其驱入地下。强施民主，将遭失败，因而很快变得不受欢迎。由联合国对德国进行再教育更是一种行不通的理想：“有哪一位教育家敢于断然声称外来的教育可以成功地强加于六千万人民呢？”mpanel(1);　　在摩根索看来，采取裁军和让德国改弦更张等积极措施是徒劳无功，自拆台脚的，除了无情地把德国化为一个在今后许多年代再也不能为非作歹的国家以外，役有别的选择。他主张剥夺德国的工业，不仅仅作为赔偿，而且作为保障盟国经济安全的措施。他所提出的问题对于任何负责在战后缔造和平的人来说都是基本的问题，对19之确实没有简易的答案。摩根索主张对德国要残酷无情，这表明他未能理解一个文明国家虐待另一个文明国家有一定的限度，越过限度是行不通的。正如史汀生后来对罗斯福所说的那样：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要德国人为他们的罪恶付出代价。……〔而是〕在于在今后许多年内……能否象财政部的方案所设想的那样，把七千万人的生活控制在仅能维持温饱的低水平上。……一个从属的问题是：即使能够这样做，这对世界上的其余部分从经济上或精神上来看是否有好处。　　我们对摩根索方案的缺乏人道之处可以表示反感。　　我们可以谴责这个方案行不通，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不准备实施，也不相信别人会贯彻实施。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摩根索方案毕竟对至今还没有人拿得出良策的问题提出了首尾一贯的答案。　　在这时刻，种种方案都正在草拟，以备万一，因为人们认为盟军将突破德国防线，西线战事将于1944年秋结束。那些负责组织军政府的官员不得不在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还没有对如何处理德国问题作出明确指示的条件下起草指令。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德国处按照同美国国务院制订的原则相类似的指导思想编写了一本军政府人员工作手册，这本手册确定了对德国居民供应食品的数量以维持每人每日二千卡路里为目标，理由是标准再低，人们就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了。虽然手册也承认占领初期的食物供应量可能只够维持每人每日配给一千二百卡路里至一千四百卡路里之需。手册还规定德国可以保留一些重工业，1944年8 月，这本手册的油印本落入摩根索派驻欧洲的私人代表手中，他立即把这本手册送回华盛顿。总统审阅以后，一反常态，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批评手册的起草者对德国人太手软了。手册被迅速收回，再没有编写出别的手册来代替。罗斯福在1944年8 月26日写给科德尔·赫尔的一封信中说：最重要的是要让德国的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回德国是一个战败国。我并不想让他们饿死。举例来说，如果他们为了活命，除自己的食物之外还需要救济的话，那就让他们每天三次到部队的粥汤食堂领粥汤好了。……必须让全体德国人都痛切地理解整个德国都曾参与了破坏现代文明准则的无法无天的阴谋。20对残忍表示激动愤慨是自由主义者最美好的品质之一，而罗斯福是以兼具高尚的情操和锐利的政治敏感而著称的，系统的思考问题则非其所长。再者，这时盘桓在他头脑里的主要问题是有关作战的决策，而这也是三军参谋长们要专心致志去思考的问题。罗斯福的健康情况正开始恶化。1944年的前七个月，哈里·霍普金斯一直是在住院休养，而赫尔本人在1944年10月宣布退休前也已害了一阵子病。这样一来，总统身边就没有一位懂得战后欧洲问题或深刻地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了。我们还不要忘记，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对德政策，规定对德国实行长期的军事管制（赫尔提到要管制二十五年至五十年），而罗斯福在雅尔塔告诉斯大林说，美国国会根本不会同意让美军驻扎德国的时间超过两年。正是处在这种情况下，摩根索找到机会让罗斯福倾听他的意见。　　到8 月底，陆军部长史汀生向罗斯福诉说道：虽然美军即将进入德国，但对德政策尚未制订。于是罗斯福总统就任命了一个由赫尔、史汀生、摩根索和霍普金斯四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考虑德国问题。四个人的副手于9 月2 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怀特阐述了摩根索的想法，讨论毫无结果而散。四人委员会于9 月5 日开会，翌日又开会，这天总统亲自到会。摩根索坚持他的观点。霍普金斯似乎主张把德国的钢铁工业予以废除。赫尔提出的方案主要是以国务院的想法为依据，但是他建议应该把德国的经济“压低到勉强维持温饱的水平”，主张“消除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大国的地位”。这些意见似乎是他个人的意见，他所作的这些补充并未征得国务院的同意。与赫尔对比，史汀生的主张显得比陆军部前几个月所起草的方案更为胸怀宽大。就这样，在盟军己开始进驻德国，敌军在欧洲的抵抗随时可能瓦解的时刻，眼看再过几天就要在魁北克召开重要会议，总统还没有就战后对德政策作出决策，而他授命协21助他工作的四位高级顾问却还是各执己见，无法结合。　　召开魁北克会议的本来意图是只讨论军事问题，所以开会之初，赫尔和艾登都不在场。另一方面，摩根索却受到特别邀请，于会议中期到达，向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提出了他的方案，在9 月15日得到两位领导人的草笠同意。方案规定把德国划分为独立的南、北两部分，对鲁尔实行国际共管，把萨尔割让给法国，把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划归波兰，并且规定“把构成军事实力基础的关键工业拆除和毁坏”。请英国的读者们不要忘记，当时使总统和首相很伤脑筋的一个问题是英国战后面临的生死攸关的经济问题。在签署上述方案的同时，双方还就向英国提供六十五亿美元的信贷达成了协议，还期望英国打进德国重工业所失去的市场。有些人提出批评，说德国工业乃是欧洲繁荣所不可缺少的，摩根索回答说，英国可以去填补这个空缺。关于德国西北部划归哪一国作为占领区这个争吵不休的问题，总统也屈从了英国的要求。　　背着主管部门作出决策，总是要引起轩然大波。这次美方代表团从魁北克返回华盛顿，马上就爆发了一场风波。消息泄露出来了，舆论反应不利。后来内阁的四人委员会复会讨论时，史汀生和赫尔联合起来反对摩根索，形成了一种僵持不下的局面。面对着一片抗议声，总统否认他有把德国降为农业国的任何意图；他还告诉史汀生说，他不知道怎么会在魁北克协议中有关德国的这一段上签字的。他说：“准是不假思索就签了字。”他向另外一位官员承认：“他是屈从于一位忠实的老朋友再三再四的要求。”正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是他拒绝在四人委员会上处理这个僵持不下的难题，他说他不22能容忍在自己的顾问中间存在这样严重的分歧。他还告诉赫尔说，他认为同英国人、俄国人进一步讨论如何处理德国工业的问题没有什么益处。他在9 月28日指令对外经济管理局局长利奥·T 克劳利负责协调美国内部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但是到10月20日，他又表示不喜欢“对于一个我们还未占领的国家拟订详细的计划”。民政司利用总统的这种态度，获得了他的指令，终止一切有关战后德国的规划工作，包括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的磋商，到1945年4月，才绕过这个指令所设置的障碍继续前进。　　总统本人在下一次针对战后德国问题的发言倒是更加恰如其人。他在1944年10月21日（正值竞逃运动之际）对外交政策协会的一次集会发表演说：至于说德国，这个播下了罪恶种于的悲剧性国家现在该要收到十倍的恶报了，我们同我们的盟国已经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决不同纳粹的阴谋家打交道，决不再让他们对政府机构保留丝毫控制权，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　　我们将不容许他们保留一点点军事力量——或潜在的军事力量。　　但是我相信，在各族人民当中毫无例外地都有探求真理的本能，都有正义感，都热爱和平——尽管在德国人当中，由于残暴政权的统治，这些东西可能被埋没了。对于上述信念，如果有一天我竟然丧失了希望甚至信心，那么我就是从根本上违背了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　　我们对德意志种族毫无责难之意，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上帝会对人类的任何一个种族作出永劫不复的判处。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有许许多多祖籍是德国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是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忠诚的公民。　　对于德国所有那些应对这场人类浩劫直接负责的人们，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德国人民将不会遭到奴役——因为联合国家决不会从事贩卖奴隶的勾当。但是德国人有必要用他们自己的行动在爱好和平和遵守法纪的各民族大家庭中重新赢得一席地位。在他们攀登这段艰难险阻的道路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保证不要让他们有携带枪炮的累赘。我们希望给德园人永远解除这个负担。　　然而难以弥补的损失已经造成。对于所有那些在华23盛顿或其他地方倾向于实行“仁慈宽大的”和平的人，摩根索插曲是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警告。总统对自己一度同意过的意见，是很容易再度接受的。鉴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工作手册遭到过极其严厉的谴责，愿意给自己招惹同样灾难的人便寥寥无几了。在此后两年内，面临政策抉择的美国人总是倾向于采取强硬的政策而摒弃仁慈宽大的政策，只是由于英国人坚持反对立场，强硬政策才没有被完全采纳。　　其次，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所颁布的一○六七号绝密指令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摩根索插曲的影响，这个指令是1944年冬从华盛顿发出的有关处理德国问题的一份规划性文件。美国推行占领政策的最初几个阶段实际上是受这个文件制约的。它虽在1945年12月曾被“加以说明”，但要到1947年才正式撤销。这个文件不可避免地是总统四人委员会不同意见的折衷产物。这个文件定稿之后，吏汀生无疑是因为回顾自己曾经参与的这场斗争而认为它是一份“相当好的文件”，虽然在两年之后他认识到这是“令人感到痛苦的消极文件”。每一个主张几乎都附有保留意见。没有规定采取“旨在恢复德国经济”的任何步骤——所采取的措施仅仅限于为将来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作出必要的准备或者防止疾病和骚乱而已，德国是“作为战败的敌国而予以占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放”，占领“是为了防止德国再度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规定不采取步骤使德国的生活条件优于毗邻的任何一个联合国家的现有水平。占领当局对德国人的态度要“公正但又要坚定而冷淡”。“切不可”对德国人表示亲切友好。要实施彻底的非纳粹化纲领。大力强调有必要让德国行政机构负起最大限度的责任。但在德国要实行地方分权而并不予以肢解。虽然要实行“工业上的解除武装”，但在某些情况下要对重要工业部门实行监督管制，而并不予以撤销。　　草拟指令是一回事，对指令取得一致意见则是另一回事了。自从斯退丁纽斯接替赫尔担任国务卿以后，美国国务院的影响大为削弱，但它仍坚决反对指令中的大部24分主张，在这点上似乎得到了对外经济管理局的支持。1944年12月美国政府把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指令送交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求他取得其他盟国司令官的同意；他回答说，他们显然是不会同意的。文件后来又送交欧洲咨询委员会审议，但在那儿同样是很少取得进展；实际上，据说国务院已指示怀南特对之不予支持。最后采取权宜之计，即只将指令发给美国部队，才把程序上的难题撇开了。这样一来，从技术上来说，在1945年7 月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解散以前，盟军最高司令官对所属美军有一套政策指示，对所属英军又有另一套指示，对所属法军则什么指示也没有。　　同时，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又重新提出分割德国的见解，分割德国的方案本是上述指令所摒弃的几个方案之一。这次分割德国的意见差点儿就通过了；因为三位政治家似乎都趋向于采纳，只是在最后一分钟，丘吉尔提议应当首先授命三国外长去研究一下，提出确切的建议。“我们正在处理的事情关系到八千万人的命运，只用八十分钟来进行考虑是不够的。”三国外长又把这一问题移交给由艾登、怀南特和古谢夫（苏联驻伦敦大使）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去研究，出乎意料的是分割德国的意见从此就束之高阁了。三国首脑同意把“东普鲁士哥尼斯堡线以南部分和上西里西亚、奥得河以东部分”划归波兰，作为波兰东部丢失给苏联的领土的补偿。但是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提出的下列要求：把波兰西部边界线沿奥得河延伸到同西尼斯河汇合处。最后英美苏三国政府首脑同意征求波兰政府的意见，并把最后决策国待缔结和约时解决。正如事变过程所证明的那样，这个处理公式并非毫无漏洞，而三国在赔偿问题上又滋生了误会。在雅尔塔会议上，苏方第一次正式提出赔偿问题，他们要求德国总共赔偿二百亿美元，其中苏联占有一半。其他盟国没有提出反建议，当英方坚决反对25定出任何具体数字时，霍普金斯给总统递了一个条子说：“既然苏方在这次会上作出这样大的让步，我以为我们不应当让他们失望。如果英方不同意，就随他们的便。”于是就在莫斯科设立了由英美苏三方组成的赔偿委员会，负责研究出具体计划，以苏联提出的数字“作为初期研究时的讨论基础”。这是以掩盖分歧来达成协议的一种措辞。罗斯福还支持英方提出的给法国一个占领区的建议，至于其余方面，雅尔塔会议采纳了欧洲咨询委员会关于占领区划分的意见，这在魁北克会议上已经取得了协议。　　会后发表的公报没有明白提到分割或赔偿的问题。公报强调了盟国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是：从军事上、经济上、精神上解除德国的武装；消除纳粹和军国主义的一切影响；惩办战犯；以及“协调一致地在德国采取其他为保障未来世界和平与安全所必要的措施”。公报中还有一段大概是摘引自总统某次演说中的话：“毁灭德国的人民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只有在根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以后，德国人才有希望过象样的日子，才能赢得国际大家庭一员的地位。”　　总统回到美国以后，的确使用了大体相同的语言为雅尔塔的决议辩护：……无条件投降并非意味着德国人民的毁灭和被奴役。……我们不愿意让德国人民挨饿或者成为世界上其余人的负担。我们处理德国问题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我建议另行成立一个国际性组织，让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迟早都有机会进入这个组织。六个星期之后，罗斯福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对所有的重要争端还不够熟悉，在就职后的最初几周内，主要夫心的是维持罗斯福的政策不变，所以在德国投降前的这段时间内，美国对德国的态度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从上面有关美国对德政策演变过程的简要叙述中也可以看出某些特点。美国人不是生性喜欢权宜之计的人，不是偏爱经过长期争论才最后接受决定的人。他们26最大的优点之一是急于“动手干”的那股劲头。北美洲大陆的幅员辽阔似乎诱使美国人好讲大话，思考问题好作“非黑即白”的结论。美国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有充裕的条件进行无穷无尽的试验，这就使得美国人对研究细节缺乏耐心，对深思熟虑所必需的延搁忍受不了。美国人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很自然地使他们滋长自信，确认其制度尽善尽美。他们对科学方法的尊重使得他们相信，无论什么问题，只要有正确的方法，加上必要的决心，都能够得到解决。美国人除了具有上述品质外，还有反复无常的缺点，容易感情冲动，为一时一事的情绪所左右。按照美国人的舆论，很容易在制订政策时热情有余而认识不足，执行政策时则容易一往无前，不留余地。美国人坚持己见固然是热情不足，但是如果在实践中碰了壁，放弃己见也是非常迅速的。归根到底，美国公众的头脑极灵敏，但是在最后得出正确结论时不免要经过一系列左右摇摆，而这种摇摆暂时会使人大伤脑筋。　　就德国问题而论，美国人的这类倾向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很多的决策必得由一个人来掌握，而这个人行事容易流于机会主义，当时健康状况又每况愈下。美国人一向十分热衷于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德国问题这样一个突出的事例中，使用科学方法竟如此之少。对此，外界观察家实在感到惊异不已。自然，美国有许许多多德国问题专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他们在地位较低的岗位上从事研究工作，他们所有的研究成果，具有一种共同倾向（如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工作手册这个插曲所显示的那样），即主张采取温和的对德政策。但是当你从负责的阶梯一级一级向上升的时候，光就转化为热，从上层掌握决策的一小群人所辐射出来的温度是鼓励采取严厉政策的。而总统本人的态度并非完全首尾一致，既然连总统也没有明确的指针，那么就不可能形成一致同意的稳定的政策了。　　美国人处理德国问题的指导思想是：纳粹分子作恶多端，对他们必须采取严峻措施；有可能把德国改造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世界的前途来说，美苏友谊至关重要（对英关系不适当地过于亲密可能会干扰美苏友谊）。所有这些指导思想都被视为信条，其正确性无需怀疑；虽然其中每一条都可以找到证据来说明其可行，但是实在没有理由说其中任何一条是以冷静研究一切客观事实为依据的。所以把每一条付诸实施时都可能证明是不充分的，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毫不犹豫或毫无遗憾地对之进行更改。此外，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1944—1945年期间的对德政策是由不可思议的少数人27来拟订的。一旦其中死了几个，换了几个，就会由新的班子来掌权，从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　　那股冲动的劲头和不稳定性不仅表现在官方政策方面。按照美国军队的传统，前线指挥官在战略部署上一向享有较大的机动处置之权，作为军政府的首脑自然也享有这种权力。他们之所以担当这种职务是由于有将军头衔而非由于他们对德国或对政治有知识。所以在美国占领区内，各个地方实行的政策很多互相矛盾和不一致。另一方面，德国人抱怨得最多的是美国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行为难以捉摸。他们一会儿板着面孔固执得很，一会儿又变得和蔼可亲，伸手递糖果给你了。他们的指挥官就议论过这样一桩不可思议的怪事。正是那支要对耸人听闻的克龙贝格城堡珠宝盗窃案负责的部队，“在法兰克福的地下贵重物品储藏室里发现了价值将近三亿美元的金条，还有价值以百万美元计的非货币黄金、珠宝以及保证物归原主的文书”。　　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对任何一个战胜国来说，最适宜的政策莫过于宽严结合，恩威兼施，而这也是1945年以后在德国最有把握获得成效的政策。要把宽与严、恩与威掌握得恰到好处，这是极端困难的。但重要的是在全过程中要使两种要素都起作用。如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以求均衡，结果就不很理想了，而美国的倾向就是两头摇摆。对美国政策的主要批评意见就在于此。对于一个初次充当国际舞台领导角色的国家来说，产生这种政策上的摇摆性也是不足为奇的。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诚意，人们通常是不会以错误视之的，而当实践证明需要改变时，勇于改变意见，这也不会使人感到遗憾。如果美国坚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世界上长期以来对美国奉行孤立政策感到痛惜的人是没有多少理由口出怨言的。事态发展毕竟是这样：如果没有美国的宽宏大量、热情和力量，德国的情景一定会变得更为暗淡。　　第二节 英国　　张伯伦在对德宣战时说：“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是同你们，同德国人民作战”，这样就不仅给英国的宣传提供了一个主题，同时也表达了他的许多同胞的情感。当然，只是许多同胞，并非全体同胞。两周以后，《笨拙》周刊刊载了A ·P ·赫伯特（现在是艾伦·赫伯特爵士）所写的一首诗，题为：　　《没有纠纷？》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纠纷，　　音乐、诗歌和啤酒实获其心。　　尽管如此，他们讨厌地不止一次　　挑选出个傻瓜来统治——而且雀跃欢忻。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纠纷，　　但砸烂公用坛罐的并非别人。　　每一次战火都是他们燃起，　　是仅仅偶然巧合，还是有其他原因？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纠纷，　　瓦格纳的作品的确精美绝伦。　　但他们如果一定要再次越轨胡来，　　顶好是让他们断子绝孙。　　我们同德国人没有纠纷，　　他们的事务当然不用我们操心：　　不过看来只有大动一次手术　　（针对心脏和头脑）才能起死回生！　　在英国，关于战争目标的讨论绝大部分是围绕“好日耳曼人”这个问题进行的。1940年发生的事件给公众出了另外一些思考题。有一段时期大多数英国人满足于追随丘吉尔的主张，说他们的目标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胜利”。直至1941年12月，艾登告诉斯大林说：“英王陛下政府在目前阶段对战后欧洲的任何国界承担义务，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随着战败的阴影在消失，战后怎么办的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解决德国问题的出路在哪里，难道仅仅是设法寻找合适的德国人并且确保德国政府的权柄掌握在他们手中吗？难道德国人的性格，或者德国的气候，或者德国的经济状况有什么因素，使得所有德国人都容易变得野蛮粗暴和具有统治欲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又有什么指望可以使之改变呢？有一派顽固坚持后一种看法，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范西塔特勋爵，虽然他们极少有人愿意面对德国人不可救药的论点所产生的必然后果。另外一些人，如E ·H ·卡尔，在对德国人性格的分析上并不一定同前面那一派有何不同；但是他们声称，如果采取惩罚、肢解或持续强制的政策，“到头来将会证明道义上是令人厌恶，物质和人力上是难以办到，经济上是倒行逆施”。持这种见解的人时常争辩说，德国问题只有放在更大的范29围内考虑才能得到解决。“把年青一代的德国人造就成为善良的欧洲人的唯一方法，是让他们在重建德国和欧洲的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提高他们的自尊心。”查塔姆大厦研究小组的成员则采取中间路线，他们在1943年对德国问题进行过研讨，认为不管是完全强制的政策，还是全面合作的政策，都是行不通的。　　大西洋宪章实际上等于说：不要纳粹，不要武装，但在其他方面可以进行合作。这就意味着在政治上的最高一级不容许德国人平起平坐，只要情况是如此，就不容许提出相反的借口。如果在那一级以下存在着合作，那么这种合作就应当是诚挚的，应当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加拖延，不节外生枝地促其实现。……在基本原则上目标坚定，并且有能力在难以预料的情况下促其实现，这比费尽心机起草特殊的防范措施要有效得多。　　公平地说，这种赞成妥协的观点是英国大多数人当中有代表性的意见。普通的英国人相信同德国人打交道应当立场坚定；他们倾向于接受范西塔特的论点，即德国人只懂得实力。但是主张报复的人极少，同德国人当中广泛流行的想法相反，在英国公众舆论中把一个贸易上的对手予以消灭的想法几乎不占地位；说实在话，在前面提到过的查塔姆大厦研究小组的报告中就包括这样的内容：如果采取严惩的政策，为此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是“失去与德国的贸易，因为按照假定的条件德国已贫困不堪”。主张采取这种温和政策并非出于什么特殊的德行；除了可以说这里有天生的厚道以外，它是以经验所证实的一种信念为依据的，就是说采取极端措施则徒劳无益。1945年的一代英国人决心不再重复他们父辈所犯过的错误。J ·M ·凯恩斯（后为勋爵）所著《和平的经济后果》和摩根准将所著《军备的末日审判》两书的论点已深入人心，尽管他们的结论有些出入。德国必须彻底解除武装，而这个任务是不能放心地交给德国人自己去完成的，这包括毁灭军火工厂。对罪行负责的人们必须予以惩处，对受害者个人的损失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予以补偿。但是企图讣德国付出大量的现金赔偿是毫无意义的，虽然也许可以找到某种办法让德国在弥补它所造成的损失方面助一臂之力。除了上述有限的措施以外，试图让德国受苦受难，势必要反过来给世界上其余各国带来不利的影响。持下述观点的不乏其人：如果采取加强德国各州政府权力而削弱中央政府权力的措施，德国对和平的威胁就会小得多，但不能忽视强行实施这一变30革的种种困难。从长远观点来看，唯一的出路看来在于使德同人自己改变心肠。实现这个目标肯定有困难，也许根本不可能，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去尝试。　　1942年成立了以威廉·马尔金爵士（英国外交部法律顾问）为首的部际委员会，研讨赔偿和“经济安全”问题。“经济安全”一词指的是剥夺德国进行现代战争所必要的资源。他们设想了一个让德国支付现金赔偿的方案，从战争结束若干年后开始实施，以防止德国从免去国防费用开支的措施中得到好处。但是他们基本上赞同德国用物资赔偿，而且对可以从德国取得物资赔偿的数量也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另外还成立了由一批官员组成的经济和工业规划委员会，负责广泛地考虑战后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德国钢铁生产的适宜水平问题。对于这些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政府的大臣们都不屑一顾，但是到1943年夏，政府授命副首相C ·R ·艾德礼负责考虑对投降后的德国需要作出的各种安排。全面占领德国的想法恐怕就是在这时开始形成的；毫无疑问，这个想法从摩根准将以及其他一些人所阐明的历史教训，即从德国人逃避执行凡尔赛条约关于解除武装的规定这一事实中得到启发，因而认为下一次盟国必须确保处于有力的地位，能强制执行其拟订的各项措施。把德国划分为几个区，每个区由一个大国占领，提出这类建议的渊源肯定就在于此。英国外交部确实一度详细讨论过整个德国由各盟国共同占领的主张，这个主张在华盛顿也进行过讨论，但是军界的意见一致反对。理由相当明显，虽然其他方案的实际经验可能使共同占领回顾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在当时情况下采取共同占领的方法困难将是非常大的。由英美双方联合占领德国西部似乎更为可行，但是由于下列两方面理由而被排除在外了，一是害怕这样做似乎31是在“结伙”对付俄国人；二是美国人并不愿意把他们的手脚同英国人捆在一起。以艾德礼为首的委员会所草拟的方案得到了“批准”并发到华盛顿，这一方案以后在美国国务院负责起草呈交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审议的方案中有所体现；以后该方案又转送给欧洲咨询委员会审议，但是他们认为不是“很急迫或现实到足以向战时内阁提出”。甚至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艾登对莫洛托夫说：德国问题虽然已由专门人员进行过研究，但英国战时内阁尚未进行过讨论。　　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完全无视（也许是根本不知道）艾德礼提出的建议，并矢口否认斯大林的说法，即丘吉尔在原则上反对罗斯福关于分割德国的提议，却指出，德国被划分出来的各个部分如果不隶属于其他联合体，以后还会重新联合起来。“问题不仅在于分割德国，更重要的是，要使彼分割出来的地区获得生命力。……即使需要五十年才能实现，也是很大的收获。”在1944年10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丘吉尔的主张似乎更为单刀直入，他鼓励斯大林考虑下述方案：建立南德联邦（包括奥地利），单独成立莱茵国，对鲁尔、萨尔以及基尔运河区实行国际共管——这一方案同摩根索的方案如出一辙。　　总之，丘吉尔同罗斯福都不喜欢“对一个我们尚未占领的国家拟订计划”。他在1944年末给艾登的信中说：无论是在这场斗争刚刚结束，或者是在感情兴奋激烈之后不可避免地紧接着要变得冷静的时候，一个受过摧残而震颤的世界上那种百感交集的情绪，要想在小小的篇幅里都写出来，那是错误的。这股令人生畏的感情浪潮支配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而不随大流的人往往不仅会变得孤掌难鸣，而且毫无用处。在这些世事中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一步一步地得来的，或者充其量也只能先走一两步而已。所以明智的做法是尽量把个人的决定保留到所有目前还潜伏着的事实和力量都显示出来。　　这种观点，毫无疑问，使得无条件投降的政策更富有吸引力，人们把这一政策描述为“不仅是对德国采取强硬32政策的公式，〔而且〕是规避讨论德国前途的公式”。往往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政策挫伤了希特勒集团内部反对派的情绪，使得德国在苏军到达欧洲心脏地区以前不可能上崩瓦解。丘古尔在回忆录中仅用十三行篇幅描述了1944年7 月20日的事件，由此可见，他对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但我们不要忘记以下四点。第一，在两次大战中间，德国的民族主义者用来“博取同情的”主要论据之一是这种夸张失实的说法，即盟国未能履行1918年的投降条件；1945年以后德国人一再企图让他们的征服者按海牙陆战公约承担明确义务，由此看来，他们一旦找到机会就会重蹈覆辙。第二，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德国人确信侵略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接受了一个德国新政府提出的投降条件，上述教训就会被遗忘殆尽，正如1918年发生的情况一样，因为今后世世代代的人会争辩说：要不是提出投降条件的人在国家背后戳了一刀，战败的命运是能够避免的。德军必须抵抗到底并在战场上忍受明显的失败。第三，即使反纳粹的反叛集团力量很强大，能够上台，对于那时盟国注定要坚持的条件，他们是否愿意稍加考虑，也是颇为可疑的。“我记得有好几次曾试图起草能使征服德国者息怒的媾和条件。写出来后，它们竞是如此骇人，而且事实上绝不能办到，以致把它们公布出来，只会刺激德国人抵抗得更厉害。”第四，任何政策，其要求如低于无条件投降，那就势必引起俄国人对盟国的怀疑，大大增加苏联同德国单独媾和的危险。如果斯大林按照他一度宣布的那个意图行动的话，即一旦把最后一名德国人驱逐出俄国领土，就停止进军，那么英美两国的任务将大为复杂化。这种障碍实际上并没有消除，因为据说斯大林一直赞同起草确切的投降条件。　　如果说决心把拟定德国投降条件的工作推迟到最后一刻钟是一种明智的政策，那么听任感情用事，随意违背这个方针，就无意义了。要么对那些由专家们经过长期研究后草拟的方案加以仔细研究，要么对这个问题干脆回避。实际情况是这样，问题在最高一级谈谈停停地讨33论过几次，而且讨论时没有任何背景材料。具体地说，丘吉尔面对摩根索方案提不出什么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他方案。“最初我强烈地反对〔限制德国工业的主张〕。但是总统，还有摩根索先生——有好多事情我们都要问他——是那么坚持，最后我们就同意考虑。”当时艾登不在场（他一经得悉有关情况，立即赶到魁北克并激烈谴责该方案）。魁北克会议期间，丘吉尔的主要民事顾问恰巧是彻伟尔勋爵，据科德尔·赫尔说，他敦促丘吉尔同意，因为他为这样的前景所吸引，即按摩根索的办法去做，英国可以解决战后出口贸易的难题，这个问题在伦敦正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同时，总统最后作出让步，同意英国提出的以德国西北部作为英国占领区的要求。这一点同艾德礼委员会最初建议的，并为欧洲咨询委员会所支持的方案是一致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总统要求让美国掌握德国的海港以方便美方的交通运输。“英国的参谋人员认为原计划比较好，还看到如果要改变计划，将引起许多不便和混乱。”据说英国的海军急于要控制德国的海军基地和船坞。为了妥协，对原方案略加调整，把不来梅一地划出，交给美方管理，并同意美方有权使用从不来梅到南德的铁路。同罗斯福总统的处境一样，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议期间讨论外交政策时，他的主要外事顾问也不在场。他告诉我们说，他没有时间仔细审查那个计划，并且说，他在回顾此事时，肯定不觉得他当真会受其约束。或许他也是“屈从于一位忠实的老朋友再三再四的要求”吧。　　盟国方面曾屡次试图把“无条件投降”政策降低调子，或者至少加以解释一下。根据上述种种理由，首相不大同意这样做。“打算向德国提出的实际条件，如果详细列明的话，决没有向他们重新保证的意思。”但是他认识到把德国人“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强的硬于到底的集团，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他已经作过解释，所谓“无条件投降”就是彻底粉碎敌人进行抵抗的意志，并不是说盟国想用残暴的行为玷污他们胜利的武34器。1944年2 月22日他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想法：“无条件投降”一词并非意味着德国人将遭到奴役或毁灭，然而它具有这样的意思：在德国投降时，盟国将不受任何条约或义务的约束。譬如说，大西洋宪章不能当作一种权利适用于德国，这将是毫无疑问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胜利者有权放手行事，但并不是说胜利者有权野蛮地自行其是，也不是说胜利者想把德国从欧洲各国的地图上抹掉。如果说我们受约束的话，我们对文明的良心就是唯一的约束。　　当然，也有好多场合，丘吉尔谈到德国人时是直言不讳的：在我们一生中，德国人曾经两次，加上我们的父辈则有三次，把世界投进他们所挑起的扩张与侵略战争。他们登峰造极地把武士和奴隶的特质合而为一。他们自己不珍惜自由，但看到别人享有自由却极其憎恨。他们一旦变得强大起来，就要寻找牺牲品；他们以铁的纪律追随任何一个领导他们找寻牺牲品的人物。德国的核心是普鲁士。那里是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在四分之一的世纪中，由于条顿民族追求霸权，英、美、俄三国人民曾两次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危险和流血牺牲，因此他们这一次一定要采取步骤，使普鲁士或整个德国再也不能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是德国生活中必须彻底摧毁的两个因素，如果欧洲和全世界要避免更可怕的第三次战争，上述两个因素必须连根铲除。　　但总的说来，丘吉尔的本能和历史知识都驱使他采取一条为本国许多同胞所赞同的中间路线。他在1945年1 月对艾登说，“‘重新扶助苦难的德国’的政策激起我从感情深处”发表意见时，处处受到打击。“关于‘欧洲的心脏不能让一个中毒的社会存在’的论据，我也很明白。”他要把第二次大战打出个胜负分明、不容争辩的结果，但是他不愿意看到在停火以后人们仍怀恨不已。甚至在发表谴责德国人的演说时，他也会中断自己的话说：“我们不是为了同这样的种族过不去而打仗的。”他告35诉我们，在德黑兰会议上，当斯大林提议在战后必须把五万名德国军官和技术人员抓起来枪毙的时候，他是多么愤慨。在雅尔塔会议上，也正是丘吉尔在表示原则上同意分割德国之后，最后一分钟似乎有所犹豫，主张由三国外长把这方案提交一个委员会审议，而终于束之高阁。虽然，他说过“原则上不反对以奥得河为界，如果波兰人想要的话”，但他也提出抗议，说不要“用德国食物把这只波兰鹅塞得过饱，以致因消化不良而死掉”。也还是丘吉尔，他根据英国内阁指示，反对苏联向德国索取二百亿美元赔偿的要求，并且拒不同意确定任何具体数字。“我的脑子里浮现出饥饿不堪的德国的魔影……我们是安稳地坐在那里说：‘你们活该挨饿呢’，还是想法子去让他们活命呢？如果让他们活命，这笔钱由谁来付？如果你有一匹马，要它拉车，你就得喂它一些粮草。”他把自己的处世态度归纳在他的“一生的铭言”中：“战争时：坚决刚毅；失败时：顽强不屈；胜利时：宽容敦厚；和平时：友好亲善。”　　1918年胜利后，英国大选的主要争论是围绕着“绞死德皇”和“挤橘子要把子儿挤尽”这两个问题进行的，这样就使得缔造良好和平局面的任务大为复杂化。1945年，诺埃尔·科沃德的“让我们不要对德国人发泄兽性”这句话，最接近于表达英国公众的情绪。有很多原因使现在的情况遇然不同；舆论、官员以至内阁大臣都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但是一部分功劳必须归功于首相。他主要依靠仁慈为怀的良知而不是凭借组织周到的简况介绍会，使得英国人民没有上那些廉价推销的解决方案的当。令人遗憾的是他对于他的谈判对手未能施加同样的影响；相反，他们似乎合伙引得他接受一些并非真正代表他的思想特色的意见。但是他在国内奠定的基础是牢固的，足以抵消掉他在1945年大选中讲的某些过头话，并且使得英国政界的左翼和右翼在对德政策上没有出现根本分歧。在艾德礼和贝文继任首相以后，执行的路线没有急剧的变化。在“两党合作”这个名词创造出来以前，实际上已经做到这一点了。的确，工党政府对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国有化政策的支持同保守党政权所可能给予的支持自然有所不同，但即使如此，也因下列事实而显得无大区别，这就是说，由于种种原因，两方的支持都不是非常有力的，而且还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即从英国对德国问题的主要态度来看，在力图恩威兼施的精神指导下，英国政36策的推行，只是偶尔在某几个短暂时期内有些动摇。企图在两极之间求其平衡，在决策方面有时候便会陷于无能，而取得和谐的切实措施，又绝不是经常采取的。不过，说句公平活，毕竟是做过尝试了。　　第三节 法国　　法国在德国的地位是异乎寻常的，因为法国取得这种地位主要是靠其盟国特别是英国的宽宏大量，而不是靠它本身的努力。欧洲咨询委员会在最初拟订的方案中并没有给法国设立占领区。1944年11月丘吉尔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将军“强烈要求参加对德国的占领，不只是在英军或美国统帅部下面分一块地盘，而是把地盘置于法军统帅部的管辖之下”。丘吉尔对此表示同情，他“深知无需很多年，美国军队就得回国，英国在海外维持庞大的军队也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同我们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也同我们的资源条件不相称”。他还说这个问题必须拿到盟国间的谈判桌上去解决（虽然立即产生这样的谣言：法国驻扎军队的确切地区已经达成协议了）。自然，在雅尔塔会议上没有法国的代表，尽管戴高乐将军在1944年9 月12日曾宣称：“我们认为解决有关欧洲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法国参加，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管怎样，丘吉尔极力说项，要让法国有一个占领区。在罗斯福声称美军占领期限将限于两年的时候，丘吉尔就更加感到有充分理由这样做了。“如果美国人离开欧洲，英国就不得不单枪匹马占领整个德国西部。这样一个任务是远非我们所能胜任的。”他据理力争，说服了罗斯福，然后他们两位政治家又联合起来设法使斯大林勉强同意。斯大林说他不能忘记“在这次战争中是法国打开大门把敌人引进去的”。据哈里·霍普金斯记载，“温斯顿和安东尼（艾登）象老虎一样拼命为法国争取”，他们的理由是“伟大国家的命运不应该为它们管理机构的暂时状态所左右”，但苏方同意的前提条件是37法国占领区只能从英国占领区和美国占领区中划出一块来，不能影响俄国占领区（这一点也适用于帕林）。又经过几天的争论，俄国人才同意法国在占有一个占领区的同时，也须在盟国管制委员会里享有一席。　　英、美、苏三大国未能完全平等地对待法国，这是无法避免的。法国解放后的情况没有可能在共同协议的宪法基础上选出一个政府来代替法国临时政府。交通运输破坏得很厉害，在很多地方当地的抵抗运动领袖——常常是共产党人——随意处罚，为所欲为。人们对德军占领和维希政权，记忆犹新，心灵上留下深刻的伤痕。他们一直希望在抵抗德国统治中形成的团结会持久不衰，并且会使第三共和国时代最缺少的那种要素得到恢复，但是事态的发展逐渐明朗，证明情况并不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法国内部本来就够激烈的争吵，变得更加激烈了。”虽然有法国第一军在盟军战线的右翼阿尔萨斯作战，但法国的武装部队仍然虚弱得不象个样子，装备全依赖外国供应。法国人嘲弄权威的癖好在占领期间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爱国主义的光辉，而旧有的恶习不但没有随着重新获得自由而消失，反而仍在继续腐蚀公共道德。国家的经济状况混乱不堪，没有外国援助就休想恢复。许多法国人由于意识到这种仰人鼻息的境况，便产生了怨天尤人的情绪，而不是下决心去设法补救。战前人们讲笑话，说奥地利的局势不可救药，但是还不算严重。这种笑话大有同样适用于法国之虞。　　法国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内的形势，因此分不出很38多心思来考虑德国问题。法国人主要关心的是让人家承认他们是一个大国，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一定要按同等条件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使法国的人力物力更为紧张，意味着承担无力承担的义务，法国人还是认为参加占领是他们的权利。“因为我们在共同战斗中遭到了这种削弱，他们在采取任何决策时总是要把我们撇在一边，哪怕是在最轻微的程度上，我们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法国人对自己地位的变化感到如此的困扰，以致花费了很多精力来试图说服其他国家相信法国什么也没有改变。　　一般法国人对待德国的态度确实极少变化。法国人也许不至于否认善良的德国人还是有的，但是他们认为根据这种假定来制定政策是愚不可及的。法国人对改造德国的尝试，采取嘲弄的态度，对德国人灾难深重的前景却并不十分烦恼。按照法国人的想法，二十五年前他们曾经受到盟友的冷落，他们不欲再度受冷落。所以一开始，当情况还比较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力争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力图在德国还不能抗拒的时候，削弱德国。首先，他们想得到煤炭和工业设备来弥补他们的损失，并不打算多伤脑筋去一项项计算索赔的物资是否严格地同损失相当。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法国占领区当作物资补给来源。他们关心的与其说是为了安全而拆除德国的工业设施，还不如说在于从现时生产中得到赔偿物资。其次还有莱茵河边界的问题。“法国如果得不到沿莱茵河全线永久驻扎军队的保证，就不打算结束这场战争。”这个要求是否意味着法国意欲兼并莱茵河以西的全部领土，还不十分清楚。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宣称这正是戴高乐访问莫斯科时提出的要求，虽然美国人认为只要把莱茵河以西的地带置于国际共管之下，戴高乐就准备放弃赤裸裸的兼并土地的要求。戴高乐肯定想兼并鲁尔。他同样想让萨尔归属法国。至于德国西南部的其余地区，戴高乐在1945年4 月说过：“法国从未想要兼并这些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必须同我们和平共处。”　　把德国这个地区划分为若干独立的小邦，这样就很39容易将其置于法国的势力之下，这恐怕是法国政府最希望造成的局面。法国人之所以坚决反对在德国建立任何中央政府，其动机很可能来源于上述梦想。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法国人在占领初期有步骤地努力在其占领区内确立法国的文化影响。　　然而在施加文化影响这项政策的背后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更富于建设性的想法。因为有些法国人尽管不一定对德国人消除怀疑，但他们认识到在欧洲政治中德国人终究是一个因素。法国如果要避免再在对德战争中流血牺牲，就必须在两国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使得两国今后能够合作而不相互冲突。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大多数是抵抗运动的成员，而不是在战时同纳粹合作的人，这一点乍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他们想利用占领德国的机会减少怨恨和复仇心理，从而发展两国之间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虽然他们后来产生不少幻灭之感，但他们的想法必然还要在后来的舒曼计划中重新体现出来。据说他们遭到法国占领军中一些高级军官的反对，这些高级军官多半持有右翼观点，认为战后的法国色彩“太红了”，他们去法占区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享受一番。　　英、美两国的占领方案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斟酌而取得协调的，可是讨论时并没有邀请法国政府参加，因此，法国政府并不认为给它一个占领区就得执行同其他西方大国一样的政策。他们甚至于对分配给他们的占领区表示不满，1945年4 、5 月间有好几周法军拒绝把他们占领的位于美占区的斯图加特市移交给美国人。在戴高乐声称没有法国参加，欧洲的前途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以后，波茨坦会议仍没有邀请法国参加，这对法国人的自尊心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促使法国政府宣布，他们不受任何未经他们同意的决定的约束。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这种局面，即盟国管制委员会成员之一不承认确定委员会活动方针的协议。正象事态发展所证明的那样，其后果极为严重。　　第四节 俄国　　按照贝尔纳斯的说法，在雅尔塔会议上“俄国代表团主要关心的就是赔偿问题”。战争的最后阶段给德国以惨重的打击，但从战争的全过程来看，毫无疑问俄国的损失更为惨重。据官方统计，有七百万人死亡——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远不止此数；有不可胜数的千百万人残废：绝大多数城镇论为废墟，苏联欧洲地区很大一部分乡村也成为一片瓦砾；工业遭到破坏，举例来说，顿涅茨的煤矿完全被淹；有二千五百万人完全无家可归，住在窑洞、战壕和泥舍里，此外还有撤退到乌拉尔和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千百万潜在的无家可归者。最后，也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胜利的代价中还包括着全体人民的极度劳悴，他们为了工业化和重新武装，多年来一直享受不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有这么一个故事流传着：一位西方盟国的军官在柏林看到红军军纪不佳，曾对一位俄国人表示惊讶，他得到如下的回答：“这不是红军，红军已于1941年和1942年在战场上阵亡了。这些是亚洲的蛮夷，我们赶他们去打仗，以击退德国的进攻。”　　俄国和法国一样，需要赔偿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救急，而不是为了报复或安全。早在1942年，斯大林似乎就已经提出过实物赔偿，特别是用机床赔偿。在雅尔塔会议上他重复这一观点说：“上一次”的错误就在于索取现金赔偿。于是他的代表团要求德国应付出相当二百亿美元的赔偿，其中百分之五十应归苏联，赔偿的一半用拆迁的工厂支付，另一半应在十年内以当年产品支付。迈斯基要求把德国的重工业减少百分之八十。他不同意丘吉尔的观点，即德国将因此而挨饿，他针对马和粮草的比喻说：“一定不要让马踢你一脚。”按照俄国人的见解，德国即使按照他们建议的规模支付赔偿，仍能依靠其轻工业和农业过着俭朴和象样的日子。根据罗斯福的倡议，这个问题交给赔偿委员会去研究。尽管英国反对确定任何具体数字，委员会仍奉命以俄国的建议作为初期研究的依据。实物赔偿将采取三种索取形式：拆迁工厂，交41送当年产品，派遣劳动力。俄国人认为他们的主张几乎已被接受，而他们是不会轻易作出让步的。　　先是赔偿，其次才是安全。在三十年内，俄国两度遭到德国侵略，每次均损失惨重。有鉴于此，俄国人有充分的理由期望不让德国的侵略重演。斯大林预料德国在十五至二十年内能够复原。早在1941年12月，斯大林就向艾登提出：让奥地利恢复为独立国家，把莱茵兰地区同普鲁士分开，成为一个独立国或保护国，如有可能，也把巴伐利亚建成独立国家。他还建议把东普鲁士划归波兰，把苏台德区归还捷克。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两次会议上，他也坚持大体上同样的方针。在丘吉尔于1944年10月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又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莱茵兰国家，主张对鲁尔、萨尔和基尔运河实行国际共管。所有这几次会谈都使斯大林有理由相信英美两国领导人同意他的意见（除了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拖延应付，建议把问题交给外长们去讨论以外）。只是经过外长会议的讨论和以后事态的演变才逐渐判明美英两国实际上并不同意分割德国的方案，而斯大林则在1945年5 月9 日对俄国人民发表的胜利演说中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出于安全的考虑，更有理由要求拆除德国的工业设备。但尤其是俄国的历史教训说明：在东欧的广阔平原地带，安全是用空间来表达的。主要目标是把德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向西方推移，获得一个缓冲或保护地带，以防止未来侵略的最初冲击会直捣俄国领土。为使这样的方针得以实行，使波兰政府保持亲苏立场是很必要的。把德国领土划给波兰不仅是对波兰人丧失东部领土的一种安抚手段，而且还造成德国人将来向波兰人提出收回领土的要求，从而增强波兰依附于俄国的利害关系。至于德国失去了那么多领土，可能会激起其忿懑难平的复仇之念，这一点却并没有予以认真考虑，因为不管怎么办，德国人的敌意总是意料中事。抚慰德国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小，以至于谋求安全的唯一出路在于削弱它。　　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提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严格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他们的建议尽管苛刻，但并非出于盲目的感情用事。然而这不是42说他们对蹂躏了他们国土的那个民族不怀有强烈的仇恨。胜利以后，俄国人在柏林到处设置标语牌，写上斯大林在1942年9 月讲的一段话：“把希特勒一小撮同德国人民、德意志国家混为一谈是荒谬可笑的。……历史表明希特勒一类人上了台又复消失，而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则依然存在。”直到1944年年中，俄国对德宣传唱的都是这个调子。但是能够更确切地代表斯大林在战时所持的态度的，是他自己说过的这句话：苏联人民的任务是“消灭每一个侵入我国领土的德国人”。这也许是修辞上的夸张，但是这样说是为了激起抵抗的愤怒情绪，而这种情绪在战争结束后也不容易冷静下来。当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以和蔼的神情”提出需要枪毙五万名德国军官和技术人员时，连丘吉尔也没有把握判断斯大林说的话是否当真。从1944年5 月起，俄国的广播似乎就开始提出战后要把全部德军官兵用于强迫劳动。　　伴随着仇恨的是轻蔑。这就似非而是地使得把共产主义引进德国的问题冷却下来。有一次斯大林告诉米科莱契克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德国，就象马鞍不配安在牛背上一样。”在波茨坦会议上，他曾告诉丘吉尔说，他在1907年看到有二百个德国人未能参加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火车站栅栏门收他们的车票。1945年5 月，有个俄国军官对一位美国人这样说：“我们肯定不打算把共产主义这样高尚的理想带给那样的人民。”斯大林因德国工人未能进行切实有效的抵抗去阻止纳粹的兴起而蔑视他们（他轻易地忘记了他自己不赞成社会党同共产党合作时，对造成这个后果应负多大的责任）。他对共产主义在德国群众中是否受欢迎并不抱幻想，他认识到在德国实行共产主义，不能依靠自下而上的自发运动，只有依靠红军和俄国的实力才有可能。再者，马克思主义学说教导说：首要的任务是夺取生产资料，为此目的，可以利用任何自愿的同盟者，在牢固掌握政权以后，就可以推行共产主义。还有，迅速索取赔偿的机会（这里速度是很重要的）取决于毫不拖延地重新开动资本家的生产机器。为达到此目的，需要从资本家那里取得尽可能多的帮助。所以，如同在东欧其他国家采取的政策13一样，第一步不是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而是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在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里吸收一些资产阶级的傀儡政党参加。　　然而，俄国人很自然要在共产党人当中找朋友，并把那些流亡俄国受过训练的德国人安插到负责岗位上去。关键的职务必须由可靠的人来担任。俄国人绝对地相信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其经济结构的反映，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措施立即冻结银行存款，对主要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实行土地改革。在德国垮台以前，土地改革的纲领已经在俄国拟就，连同赔偿方案在内，这似乎是俄国人为占领德国所做的唯一的明确的准备工作。的确，为了永久摧毁普鲁士军人特权阶层的权力，土地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初期的土地改革还不是实行集体化，而是把土地再分配给小农。这就形成了牢固的阶级力量，可赖以抵制旧政权的复辟。这正是1917年列宁所采取的“妥协”办法，以诱使农民支持布尔什维克而从沙俄军队中开小差，正是此举对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管俄国人在他们所奉行的政策方针上企图表现得多么克制，不管在把共产主义同失败联系在一起考虑时是多么小心翼翼，他们不能不推行一种新政策，建立一个新政权，而其成败势必要影响到他们的威信。他们可能有此打算，把最初建立的政权当成是“预备牺牲的”，一旦他们的政策需要牺牲或解散这个政权，他们决不会因感情用事而裹足不前。但政权的变更不容许影响其基本性质。不管怎样，德国人对于形式上的细微差别是不大计较的。他们反正把新政府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共产党人担当着重要职务，而且因为它是苏联建立的。所以，俄国人对新政府的命运不能漠不关心。这就导致俄国人内部负责索取赔偿的当局同负责与德国人打交道的当局之间，以及在波茨坦的苏军司令部同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军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道理很明显，如果无情地实施从德国搬走尽可能多的物资的政策，势必会造成匮乏和混乱，使得极有经验的和地位稳固的管理当局也穷于应付。造成内部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否仅限于此，是值得怀疑的。斯退丁纽斯曾经提出过下列看法：在雅尔塔会议以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曾经遭到政治局其他成员的44批评，说他们对美、英方面太迁就了，并迫使他们规避承担某些义务。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斯大林把占领东德主要是看成巩固俄国的一种手段，而莫斯科以日丹诺夫为首的另一批人则把东德当作一个据点，来策划共产主义对西德的征服，进而征服整个西欧（列宁不是说过“谁掌握德国就掌握欧洲”吗？）。共产党预料战后可能发生的混乱，以及他们深信会妨碍经济复兴的不景气，都将有利于他们的图谋。但是如果他们要想抓住这一时机，东德的政权就必须做出相当好的政绩来。　　苏联战争赔偿委员会对莫斯科（也许是对莫洛托夫）直接负责，但是似乎同朱可夫及其后任索科洛夫斯基所领导的驻东德苏军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宣传鼓动部的领导人图尔帕诺夫是日丹诺夫的主要代表，他受过工程师的训练，二十年代曾经在德国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战时曾担任红军的政委，一度有人把他恰当地譬喻为“俄国的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他很有才干，冷酷无情；富有幽默感，但是很不善于体察别人对他的看法。此外还有政治部主任兼朱可夫的顾问谢米诺夫，似乎代表第三种政策，谢米诺夫看来象是贝利亚而不是莫洛托夫任命的人。这个人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官员相比，对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有较深的素养，他必定不会象打了胜仗的士兵或头脑顽固的宣传工作人员那样对苏联的实力和前景有那么大的自信。他对于下列两种政策所孕育的危险性大概早就有所了解：一是旨在使德国分裂，二是企图以东德为跳板进攻西欧。象处在谢米诺夫那样地位的人，很可能认为在不牺牲苏联既得利益的条件下，采取一种保持德国重新统一的道路畅通无阻（不管这种统一是否取得西方国家的同意）的方针更为上策，因为这样的德国最终可能证明比一个违背其自身意愿而共产主义化了的德国更有条件成为苏联的有益的盟友。显而易见，这种政策乃是三国同盟和拉帕洛政策的直接继承。　　上面关于俄国阵营内部不同观点的扼要描述中虽然有不少揣测的成分，作者仍然给予一定的篇幅，因为这种分歧对理解俄国的对德政策有所裨益。有些人以为独裁政权的“铁板一块”的特点不仅体现于外表，而且自然地45会导致奉行一种明确一致的单一政策。这些人听到这种内部分歧的存在只会感到吃惊。上述内部分歧在现实情况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阵营内部也会有所反映，而且更为严重，不只限于军事与民事占领官员之间观点上的分歧。但是在西方，人们至少公开承认分歧并且展开讨论。　　不管个别的俄国人持有什么见解，他们很自然地会对西方同家抱怀疑态度。斯大林在其权力上升的过程中，对待昔日的盟友的态度是：一旦这些盟友已经帮助他打倒了直接的敌人，他就会予以抛弃。在国际事务中他也同样如此，自属意料中事。更有甚者，他从未摆脱格鲁吉亚农民的特色。在革命领袖人物当中，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最差，他是主张“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当时对俄国这是唯一可行的政策，而且因为这个政策本身有其吸引人的积极方面。如果说斯大林也注视俄国以外的世界，那么他对亚洲的关注并不亚于对欧洲的关注。他生性对外国人不信任，对资产阶级领导人也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对于任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当作真理接受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俄国人的这种不信任已有不止二十五年的历史。拖延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急欲进入巴尔干地区，英国对压制邓尼茨政府犹豫不决，英、美保守原子弹秘密，突然中断实施租借法，美国不给俄国提供复兴建设贷款（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分割德国问题上变了卦，凡此种种，他必然都会用占主导地位的不信任心理去解释，于是它们又进一步成为加强这种不信任感的证据。斯大林很可能在战时获得如下的印象：他的盟国甘愿让他在东欧各国为所欲为，因为东欧各国的友谊对俄国安全是如此必要，还有在东欧建立“民主”政府的事业决不会被解释为建立西方的代议制政权——无论如何，这种政权已证明不适用于该地区。当英国出兵镇压希腊的共产党人时，他曾经保持沉默，为什么对他在波兰采取的行动又那么大肆渲染？俄国人是否一定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原子弹，以及确实会不失时机地巩固自己的地位，这都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拒不承认客观的态度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它把形成各种态度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动机全都归因于经济上的利害关系。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能体会别人的善意，因此把战时在西方建立起来的对俄国的善意牺牲掉，也满不在乎。他认为只要西方帮助俄国而从中得到好处，不管俄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种善意仍然会保持下去，然后却又自动中断，不管俄国的行动如何。由于历史的机缘，罗斯福46和丘吉尔这两位外国政治家在战时同斯大林建立了某种个人的关系，可是在战争结束时，两人又相继退出了政治舞台。　　即使有寻求了解的愿望，但在这条道路上仍然是障碍重重。有些作者找到了德国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一事实：德国从来没有为罗马帝国所全面占领（或者用这种理论的更精确的公式来表示，德国从来没有完全接受西方关于自然法则的概念），结果是西方文化在后来当作一种外来物强加于德国的。如果这种说法对德国而言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真理，那么把它运用于俄国那就真切得多了。当然，古典文化的译本经由拜占庭传到了俄国，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俄国文化从西方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然而斯拉夫民族所特有的要素并没有被同化，1917年革命后的孤立状态则又大大加强了这一要素。在这些相互隔绝的年代里，一种西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把俄国与西方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理论在俄国是当作福音书一样向人们不断灌输并要求信仰的，而不是当作一种有待检验的假说。结果是当俄国人在德国同他们的盟友相逢时，在表面的善意和假定一致的目标下面潜伏着一堵互不理解的墙。由于双方对于和自己思想格格不入而为对方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只有非常肤浅的了解，这就使情况越发严重了。占领德国的历史很可以看作是把这种隔阂提高到认识水平的过程。　　在互不理解这个问题上，不能忘记语言这个因素。会讲俄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少，会讲英语的俄国人也很少，所以讨论问题都得经过翻译，然而能掌握高度的语言技巧又通晓业务的泽员为数太少了，再说即使有优秀的译员，他们也要休假啊。用第三种语言（通常是德语）相互交谈的办法也好不了多少。还必须指出，俄语远不如法语或德语同英语那样相近。问题远不止是从另一种语言里寻找与俄语单词相对应的字眼（反过来也是如此），因为这种对应的字眼往往是不存在的。象“民主”和“自由选举”之类的词汇对双方人员引起的联想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在于要用一种思想方法去解释另一种思想方法。　　由于俄国人表现得特别敏感，而其自尊心又极强，上述的种种基本困难就使得情况越发糟糕了。虽然他们坚信一切行动都为经济利益的动机所决定，但是这一信念47并不影响他们在社交活动中要显得超凡出众来为祖国增光的人之常情。占领德国是他们三十年来参与国际生活的第一桩大事。对于许多参与此事的人来说，这不仅仅是第一次同资本主义世界接触，而且由于他们是革命的产物，往往又是农民的子弟，他们没有祖传的经验可资借鉴。象暴发户一样，他们死命地装出自己懂得一切规矩和礼貌，而其实是一无所知。在谈判中，他们拘泥于遵守严格的程序，除非这样做使他们理亏。他们拒不回答问题，至少有一些情况是由于没有把握说什么话才合适。一方面，他们最不愿意承认自己一方所存在的混乱、不善于随机应变或效率不高等现象，而结果可能正是上述现象造成他们的行动（例如开会缺席）被盟友看作是故意怠慢或存心不良。另一方面，他们动不动就要生气，其实别人并无冒犯之处。有一次朱可夫元帅大发牢骚，原因是一本美国书上曾写到他比他的夫人矮两三英寸，还说他有两个儿子，其实他比他的妻子高，而且只有女儿。这段话使他大发雷霆，他认为这里面包含着“对个人的轻视和贬低”。在占领初期，俄国人曾提出过一次强烈的抗议，理由是柏林的英国当局竟准许一家受英国控制的报纸登载一则报道而使红军受到侮辱，那则报道说，柏林市中心的一家衣饰用品商号正在为红军制作六万五千件衬衣和四万条裤子。这种情况使双方都不可能判断：无礼的行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存心有意，无辜的行动到什么程度才不致得罪别人。　　人们不难提示说，这些都是暂时的困难，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如果各方获准彼此混在一起并取得相互了解的话。的确，很多俄国人对西方生活方式流露出很大的、几乎是孩子气的好奇心，感到是第一次开眼界。未失其真的俄国人和极权主义官员之间有一种显著的差别，前者好奇爱问，喋喋不休，惯于内省，欢乐愉快，从容沉着，对时间的消逝毫不在乎：而后者在突然记起那些教给他的清规戒律时，就变得沉默寡言，含糊其词，明显地表示出48不违反党的路线的决心。苏联当局在对友好亲善和社交活动施加那种严格限制时，很可能考虑到有那么一批未失其真的俄国人。这不单纯是不让他们“知道西方的真实情况”，而且也是防止无政府主义的本性引导他们忘却和猜疑苏联赖以建国的纪律的基本原则。但不能因此机械地说，如果俄国当局热切地鼓励交往，友谊就会得到保证。当任何谈论和行动可能被曲解时，有机会相聚，很可能是有害而无益。的确，使彼此较易混熟的唯一办法是饱餐一顿，而喝酒的作用则更大。　　第五节 盟国的宣传　　前面所记载的许多事实和言论，都是在事后不多久就透露出来的。普通德国人无从自动地得知其详。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稍加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要求普通德国人从盟国方面获悉一些情况，以便了解盟国的意图，乃是合情合理的。当然，盟国向普通德国人传达情况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无线电台。而广播本身就给研究历史的人出了一个难题。单凭广播数量之多，就使当时的任何一个人难以单独地领会广播的全部内容。至于对过去的广播加以回顾并进行分析，这无异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即使手头有原稿可资利用。幸亏当时传递主要信息，还运用了传单，那是飞越欧洲的英美飞机空投下来的。西方盟国的整个宣传工作是紧密配合，充分协调的，因此可以从传单方面推断出无线电广播节目的总的特征。　　首先要强调一下，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所作的宣传，其主要任务是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目的在于使德国人对他们的首领（特别是对希特勒）丧失信心，对德国取胜的可能不抱希望。广播宣传煞费苦心地利用希特勒之矛来攻希特勒之盾。具体的做法，如英国广播公司播放希特勒过去的广播录音，收到特殊的效果。广播反复论证德国打不赢这场战争，而战争之所以还在继续，原因是那些纳粹头子在拼命挣扎，企图免遭覆灭。对德国部队，则定期提醒他们，投降便可保全性命，而且可望在被俘后得到宽大待遇。反之，继续战斗下去，他们并不能对德国事49业做出什么有益的贡献。还就德国的装备和资源与盟国相比是否能发挥作用，德国官方就一些事件的说明是否确当适宜等问题，千方百计地在德国人中散播怀疑。　　接着宣传的是德国和德国人民在战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前景，但这只占次要地位，描述这种前景，主要运用盟国政治首脑人物的言论。确实如此，在对德国武装部队成员进行心理战的1944年6 月的标准指令中就作过这样的规定：“有关战后对德处置问题，不作具体承诺，只能引用政府发言人所明确表示的。”执行这一政策所发表的许多主要声明，前面已经引过了。在传单上复制那些声明，有必要加以删节，因而关于大西洋宪章不能作为一种权利使用于德国的这一暗示，给删去了。但是这一点在上述指令中是特别强调的，英国广播公司终于把它着重广播了。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内，传单上只有一次提到大西洋宪章，那是1943年秋在引述一项条款时提到的，该条款规定各签字国承担一项义务，“……在世界各国间公正面公平地分配主要产品”。　　论点都是按相应的方针路线来阐述的：对广大的德国人民并无报复之意（1943年秋）；我们无意要消灭德国人民（1944年夏）；［莱茵兰城市的］普通居民对盟国军队无须害怕（1945年1 月）；盟国所决心摧毁的50不是德国人民，而是德国的战争机器（1945年3 月）；结束战争，对德国来说意味着获得一种人们得以生存的严峻而公正的和平（1945年3 月）；大规模报复行动是盟国正在竭力加以反对的事情之一（1945年3 月）。　　但情况还不止于此。因为有一个问题是反复予以强调的，这就是盟国意在完全解除德国的武装，铲除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依法惩办纳粹头目。的确，这种强调反过来正是使“普通老百姓”消除疑虑。德国人一再得到预先通知：盟国是不会与纳粹政府打交道的。英国广播公司越来越少地提到纳粹和德国人民之间的区别。此外，说到德国取胜无望时，总是要提醒一下：德国人如果让战争打到底，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可怕的结局总比无休止的恐怖好得多”，这是英国广播公司反复引用的一句话。　　一旦万物皆毁，回头就来不及了。战争结束得越早，对德国就越好（传单，1944年10月）。　　今日的德国战争工业给摧毁了什么，明日的德国和平工业就要缺少什么。打不赢的战争多持续一天，恢复和平而体面的正常生活的时间就要更长，每个德国人就要更为艰苦（传单，1944年新年）。　　战后德国的经济将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今天的敌国的援助，特别要依靠英国和美国的援助。英、美在原则上并无拒绝援助的意向，英美两国负责的政治家业已再三宣布，他们打算在德国战败后完全解除其武装，但并不希望使德国挨俄和破产。　　但是，在战后抉助战败的德国在经济上重新站起来，这种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限度随着战争的继续而一天天变得狭窄了。整个世界从事抗德战争所耗费的精力越多，用于和平时期的工业物资和粮食的储存就越少，而这些储存是在战后正可以用来帮助德国并加速其重建的。农民当兵的越多，粮食生产就越少。全世界转入军火生产的工厂越多，可以用于重建的产品就越少。如果战争再延长下去，世界粮食匮乏的前景己可预见。　　此外，德国并不是唯一的——也非第一个——在将来必须依靠外援的国家。世界上每一个月所遭到的破坏都会使求援的队伍拉长，德国只是站在队伍的末尾，而等待领取的物资却会日见缺乏（传单，1944年春）。　　战争的继续意味著造成更多无益的损失和牺牲，商且意味着战争将在德国本上结束，这就难免使德国人民遭到毁灭，使其生存化为乌有（传单，1944年8 月）。51打不赢的战争每进行一天，就意味着更多的灾难、混乱与匮乏（传单，1944年冬）。　　战争结束后，在占领期间，德国人喜欢把当时的生活条件与他们认为盟国曾经允诺过的生活条件相比较，从而抱怨盟国食言。所有的事实都说明，就具体允诺而言，德国人记忆中的东西是与现实完全对不上号的。事实上盟国曾反复告诫过德国人，如果战争进行到底（实际是进行到底了），在物质方面所造成的后果将是惨重的，而德国人民承受这种后果不可避免地会最为惨重。英国广播公司常常把德国人民比作坐在一列由疯子驾驶的火车上的乘客，这个发了疯的司机则横下一条心尽量加快车速，直到火车出轨为止。他们唯一的希望是由哪一个乘客挺身而出，不怕付出四十个帝国马克的罚款，拉一拉火车内的警报索。许多德国人都痛苦地意识到他们是处于这种危险的境地，但不准备动手去拉。为了避免产生完全绝望之感，他们只好对战败后将会发生的情况尽可能作最有利的解释。盟国不曾作过明确的承诺，却提出过一系列明白的告诫，这也许是真情实况。但是，他们却谈了不少关于依法惩办纳粹战犯，建立一个坚定、严格而又公正的军政府。再者，他们自以为与纳粹头目相比，他们是正派而诚实的人，承认自己肩负着基督教文明国家的责任，他们的整个态度就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的。这样一种态度在占领军的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时，能用什么来加以解释，就可能产生很大的意见分歧了。对德国的占领，不管是如何完美无瑕，也不能和德国人对公正处置所作的解释一一合拍。如果说有任何期望化为泡影，有任何承诺未能兑现的话，那都是德国人片面的想法，如果他们把占领的实际情况与戈培尔向他们倾注的关于占领前景的宣传作一番比较，他们就有理由感到惊喜交集了。　　第三章　德国人的态度　　据说蒙哥马利元帅在1946年5 月寓开德国之前曾经说过，德国四分之三的人口是“顽强的纳粹分子”。这话并不那么失真，但欠完整。要知道这种论断是否公正以及据此论断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明智，那就得看对“纳粹”这个名称作什么样的解释。如果定义下得正确，可能使盟国免掉许多麻烦。这个问题至少可以通过三个途径62来进行探讨。纳粹分子可以解释为国家社会党党员（或许还有的党员），或者是与该党有联系的某些组织的成员。对律师和行政官员来说，这个公式有精确的优点（而在任何个别案件的犯罪事实一旦确定的情况下），又有无可争辩的优点。因此，这个公式为推行“非纳粹化”所采用，但结果证明是完全不合适的。其次、纳粹分子可以解释为信奉某种特殊教义的人，这种教义的主要宗旨是：　　（一）一种伪科学概念：“雅利安”种族优越，它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　　（二）任何一个社会中，元首有权支配其信徒并向下发布命令，而不接受下面的委托。　　（三）元首及其奉命行动的信徒都享有运用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办法去执行任务的自由。他的目的证明他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均属正当，而他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毫无保留地信奉这些教条的德国人，相对地说，为数大概是不多的。特别是尊重法律条这一点——在德国官员中颇为根深蒂固——使许多对第（一）、（二）两项均无异议的人不肯接受第（三）项。宗教情仰对许多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也可能产生导此相同的作用。但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是对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同情的。这样，信仰纳粹主义就成了一个程度上的问题，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用来测定信仰的程度呢？　　第三种途径可以把战时对战俘进行的调查作为依据。这种调查说明上述见解对于确定特殊类型的性格提出了一种特殊的要求。　　把特殊类型的性格看作“典型的德国式的”，其谬误之处，在了解德国的人看来是很明显的，而对于一切认为要想概括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必然会作茧自缚的人来说，这种谬误也准是很明显的。然而，无可否认，在德国历史上的某几个时期，具有下述独特性格的人在德国社会上一度扮演过不受欢迎的显要角色。当然，一旦有一定数量的这类人物在社会上、政治上飞黄腾达，其他的人会受到鼓励而去仿效。因此详细谈一谈那些独特性格，即使冒着重提旧时争论的风险，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前途将大大取决于当前德国统治者在劝导人民抛弃那些缺点方面获得成功的程度如何。德国人的主要特性包含53以下各点：　　1.德国人处于实力地位时便夜郎自大，寻衅肇事，这一点一直是人们常常议论的。与此分不开的是在战败时表现出同等程度的卑躬屈节。对下级差来遣去的人对上级就会百般奉承。这种转变可以说是很快的。“意大利人讲过这样的情况，德国部队在出色的战斗之后，看不出士气在逐渐低落，但一下子就溃不成军了。……看来好象在装甲车的内层涂有一道消极的色带，突然之间露出了原形。”2.许多德国作家笔下所赞美的社会，从本质上说，一向是一种男性社会。他们把刚毅果断和冷酷无情吹捧到这样的地步，使人感觉到这种下意识地弥补缺陷的意向恰恰走到了反面。温柔娇弱以及与妇德有关的趣味，则被视为是可叹惜的。德国文学中有许多理想化了的妇女形象，但她们只是充当情人或母亲的角色。在家庭圈子里，她们一向是被看作低人一等的，给她们规定的任务只是养孩子，管厨房和上教堂。持有这种观点的男人不仅蔑视软弱，而且把仁爱和宽客与软弱混为一谈。但是比较起来，德国人太易于变得多愁善感，其语言也有助于抒发这种感情。按现代心理学的知识来考虑，要回避这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与同性恋爱现象之间的某种联系是不可能的。3.德国人过去常常表现出他们对暴力感觉迟钝，对施加暴力于别国人民时可能造成的后果熟视无睹。这种虐待狂与上面论及的排斥柔弱显然有关。对不能作有效抵抗者临之以重兵，这可以成为洗雪正待克服的柔弱的一种办法。如果把别人当人看待，就很难以残忍对之了。　　4.德国人的热爱肋章和头衔，经常受到人们嘲讽。但是这种癖好暴露出他们逮恋地位，也进一步反映在他们特别强调严谨和组织。这样一种癖好说明了他们根本缺乏自信心，对世界上其余的人不接受他们在自我评价中表示这种迷恋的那些东西而感到不满。德国人置身于意外的（因而不是组织好的）环境中，往往显得很不自然。5.国家（不管是否以皇帝或元首的形式予以人格化）、军队和政党的要求往往被吹捧得高于德国的一切个人。这种夸张又一次说明了个人缺乏内在的自信心，从而导致他投身于较大的集体去设法弥补个人的不足。这一现象在许多国家内都是人所熟知的，但在德国看来一直是较为普遍的症状。　　6.另一个表明缺乏自信的特征是德国人动不动就要反省。这种倾向偶尔也产生出不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54理论，但托马斯·曼有一次谈到“［在德国人中］把纯理论从人类活力的社会一政治要素中分离出来，以及前者对后者占有完全压倒的优势”。德国人思想的弱点向来就是沉迷于莫测高深的理论和夸张虚饰的言词。仔细检查起来，这一些不是空洞无物，就是陈词滥调。　　7.把德国人本身的缺点推在别的替罪羊身上，这是司空见惯的事。纳粹之所以勃然兴起，攫取了政权，部分原因就在于用他们的教义把1914年开始的德国的失败搪塞过去所产生的效果；把责任都推给了凡尔赛条约，推给了妒忌的外国竞争对手，推给了犹太人、共产党人和其他人等。这个过程彼描绘为恢复德国自尊心的过程。但不能接受批评或不能承认错误，通常不是自信的象征，而是内心的神经过敏。　　以上提到的种种现象都说明德国社会内部一直是动荡与紧张的，其原因在于想用一种社会准则去强行抑制多情善感和消极被动的趋势，而这种社会准则所重视的正是与此相反的情操。在努力适应这种社会准则的过程中，某些人发觉要与之一致并非易事，于是走向极端，以此来谋求克服困难。他们的强悍暴戾，他们的自夸自大，他们的粗野鄙陋，如果由表及里地考察一下，可以解释为他们硬是要适应与个性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映。缺乏自信的主要原因是怀疑——也许是下意识地——这种社会准则是否能长久维持。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纳粹头目都感到这种紧张压力，每一个具有上述任何特性的人都是纳粹党员，更不能说这一弱点是德国人特有的通病。但是，就此种精神状态与拥护纳粹党之间有所关联而言，可以用来作为假设，去有效地帮助说明德国人对战败和占领的种种反应。然而我们再一次提一下。程度上是可能有所差别的。信仰和心理结构，两者都不能为占领当局提供一种检验纳粹主义的严密方法。在非纳粹化时所产生的混乱很大一部分是起因于未能明确区分三种检验方法。mpanel(1);　　战争末期对战俘的审讯表明，他们可以分成另外五个类别。这些类别之间的比例，保持着显著的稳定性：　　1.百分之十是狂热的“铁杆”纳粹分子，他们的思想意识、目的和态度与纳粹领导层完全相同。他们中有受过相当好的教育的理想主义狂热分子，有天生就爱为非作55歹的党棍。他们坚信纳粹教义的正确和德国必胜的前景。　　2.百分之二十五是“持有保留态度的信徒”，这类人中有许多与其说是纳粹分子，不如说是民族主义分子。有些属于这一类的野心家，一般比第一共人受过更高的教育。另一种类型的成员（通常由第一类转到第四类）是理想主义者，因参加纳粹活动而开始产生幻想破灭之感。　　3.百分之四十是非政治上的追随者。这类人比其他类别容易分化为各种阶级。按平均数计算，较之第二类和第四类，他们都是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下面一句话可以代表他们的态度，“最初我们有皇帝，其后来了埃伯特先生和兴登堡先生，现在是那个希特勒，可是我们还得去挤牛奶。”绝大部分的农民、工匠、小公务员和正规军士都认为政治是高不可攀的。“对这一切我是无能为力的，我只不过是个小人物。”匀惯成自然，他们可能重复纳粹的陈词滥调，但这并不说明他们对之坚信不移。显而易见，这一类人向其他类型转化者极少。　　4.百分之十五是消极的反对纳粹的，其来源与第二类大致是同一类型：特别在看来德国难免战败的时候，有大量的第二类人员转入这一类。这样就可以在这一类中发现一些幻想破灭程度较深的理想主义者和本无幻想可以破灭的野心家。这类人的平均年龄较高，因为有许多人在1933年前就成年了。但也有一定数量的人只知道纳粹主义是既定的秩序，无意识地对之厌恶，而无其他明确的理想去敢而代之。然而几年这一类的所有成员都承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效忠于德国的民族传统。他们是爱国者，不太情愿德国打败，因此势必要忧心如焚了。　　5.百分之十是积极自觉地反对纳粹的。其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反对纳粹的，因为他们都另有一种坚定的信仰。有的人自幼即深受德国保守主义优良传统的薰陶，有的人则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有工人民主运动的残存者，还有一些共产党人。家庭背景极为重要。出身于有文化教养和收支平衡的家庭，每个人都趋向于不受上述种种抑制与约束，能客观地观察德国局势，而且尊重人权。这样的人都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小农场主、有外贸经验的商人以及他们的子弟。　　战后的民意测验说明，这几类在比例上的平衡并未56因故败而有多大改变，当然各类人的实际态度起了相当大的变化。狂热分子和相当一部分持有保留意见的信徒，都迟迟不肯承认战败的可能性。直到盟军到达并横渡了莱茵河，这时相当大的一批人似乎还继续相信形势总会有所变化，希特勒会履行他的诺言，拿出什么锦囊妙计来。如此想法，有几分是出于真心实意，有几分是不愿意面对战败给个人造成的后果，还有几分是坚信希特勒的这一论点，即谁承认有可能战败，谁就输掉一半了。然而承认可能战败，也就意味着承认德国的领导出了大问题，这样就直接冲击了第三帝国的理智和感情的根基（总的说来，也的确冲击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根基）。在那样长的时期内为德国人所接受的世界图景突然来了个完全相反的转变，这只能产生一种结果，特别是在伴随着这种逆转而来的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动荡，而又加上长期疲劳轰炸的时候。那些随着英军进入德国的观察家们一致认为全体居民处于一种精神迷乱的状态中。　　许多狂热分子不是进了拘留营，就是隐蔽了起来。但不管怎样，他们对其他德国人的影响到几年之后才会降到最低点。有些人收敛锋芒，和那些颂扬盟国领导的人一起大唱赞歌，或对英、美产品数量之多惊以不止。强调盟国物质资源丰富，在感情上也首先找到了避难所，因为这样就无需承认德国的将士是被打败的。但对别人，将军们本身却找出了一个替罪羊；当他们在责怪笨拙的军事外行从他们手中攫取了战争控制权的时候，纳粹党的狂热分子则重复希特勒的谴责，说将军们谨小慎微，碍手碍脚，使希特勒发挥不出自己的军事天才。还有人非难那些地位不怎么高的纳粹头目，说他们辜负了元首的理想，追求私利，侵吞公款。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责难西方盟国的人，他们说西方盟国没有理解邓尼茨在1945年5 月2 日广播中所讲的话：“希特勒为堵住布尔什维克洪水所进行的战斗，不仅使欧洲而且使全世界都得到好处。”戈培尔在心理的破砖碎石中埋下了一颗未爆炸的思想炸弹，一旦爆炸起来比任何有形的炸弹还要危险。戈培尔的说法是，德国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打的是一场保卫文明的57战役；英、美人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从而容许东方的野蛮主义到达易北河和哈尔茨山，到了那一天，他们就很快会后悔的。纳粹的许多狂热分子和追随者在投降后的几个月内准是抱着这种思想不放，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有朝一日其他的同胞会怀念提出这种思想的人，而胜利者会彼此闹翻，西方会准备重新考虑对纳粹主义的裁决。与此同时，他们默默地等待着，避免引人注目。有一批人做得颇为成功。　　盟国进入德国时准备要在各方面遇到消极抵抗、造反叛乱和阴谋破坏。的确，纳粹头目们曾经扬言以此来接待盟国的。但是，虽然揭露过几起阴谋，发生过几起孤立的破坏事件，出乎意外的主要现象却是平静无事。公开敌视的现象并不多见。因为盟国在其营地和宿舍四周围上了铁丝网，人们很快对之哑然失笑。其所以如此，一部分由于戈培尔所布置的韦雷沃尔夫组织所宣传的景象与党卫军所策划的实际安排之间有差距，一部分由于盟国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德国人的心力交瘁也是个原因：全国精疲力竭，对于半歇斯底里的纳粹宣传机构唆使人们作出更大努力的呼吁感到厌倦。在德国处于如此残破的情况下，谁都明白怠工破坏结果反会使德国人自己受害。但即使不存在上述其他原因，开展广泛的抵抗运动是否与德国人的精神状态相协调，这是令人怀疑的。前面已经指出，战败时的卑躬屈节与强盛时的飞扬跋扈是相辅而行的。　　这并不表明许多狂热分子已经认输了。对他们来说，有负纳粹主义者是德国人民，是这个世界。他们不可能内疚，因为他们仍然认为纳粹教义是正确的。按照他们的说法，盟国关于集中营的种种报道都是言过其实的奇谈——但是，“你不能用温和手段去建立一个国家呀”。忏悔不是德国人的传统。对于那些持有保留态度的信58徒，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用牺牲希特勒及其同伙的办法来保存个人的自尊，即实用主义地忘记了过去他们曾给予希特勒大力支持，只记得他们有些时候表示过怀疑，发过牢骚或持有异议。他们把接受纳粹党员身分时没有被人知道的保留态度在个人的记忆中大加夸张，从而宣称他们从来就不是纳粹分子——而且还能够叫自己相信本身并非纳粹分子。不然他们就运用这样的借口——它包含着相当大的真实性——说党员身分只是一种形式，并无内在意义，为了避免失业，不得不接受这种身分。不过，属于这一类的德国人，他们反对纳粹主义并不象反对纳粹分子那样厉害。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上了当，受了骗啦。纳粹主义原是一件好事，却被办坏了。他们责备纳粹头目，并不十分计较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偏重于他们未能尽责。这种辱骂显要人物的本事，使得他们在某一方面与盟国有共同之处，而后者未必意识到内中隐藏着多少意见分歧。　　虽然他们在承认自己的观念带有根本性错误之前，准备先把别人责骂一通，而他们的思想深处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但被抑制着的错误感，从而产生一股恼火的受挫情绪。从他们对待盟国的态度方面来看，这一点表现得颇为明显。他们倾向于羡慕英国人和美国人，特别是在和英、美人交谈的时候，虽然这两个也是条顿民族的国家对德国的观点置之不理也许是令人气恼的。他们丝毫不指望法国人会大发慈悲，但现实的利害关系足以制止敌意的爆发。正如一个德国人所说的那样：“英国人喜欢我们，但总把我们看成若有若无；美国人喜欢我们，但把我们当作淘气的孩子看待；法国人恨我们不下于我们之恨他们。”因为谁也不能否认，法国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尽管他们有黑人部队，有种种蜕化变质的传闻。但是，俄国人的所作所为所引起的敌意，则因条顿民族蔑视靳拉夫民族的积习而火上加油了。一个英国记者在德国碰到一个俄国姑娘，那姑娘对他说，两年前她从莫斯科疏散到西伯利亚，如果在西伯利亚生活的时候能够吃到德国人在1945年能吃到的粮食，那就会感到自己很幸运了。一个德国家庭主妇在旁边听到他们的谈话，插进来大声说：“可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才有较高的需要哩。”德国人因听任他们所蔑视的民族摆布而感到气愤难平，但却无能为59力。他们把气愤发泄在强烈的仇恨上，发泄在不断争取同情上。任何一则反对俄国人的消息，他们都愤愤然向西方联络部门汇报，暗中指望所汇报的消息会受到重视。这种做法应视为有预谋的制造不和，尽管此事无疑地起了制造不和的作用，但其根本动机是更多地出自本能（反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消息，他们好象也同样兴高采烈地向俄国人汇报。补充这一点，才算是不偏不颇）。至于纳粹追随者这一类人，他们的借口就层出不穷了。如果把“我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作为基本主题，则说法是各各不同的。他们知道的情况是那么少。“当然，我们了解集中营不是休养所，可是我们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对可能出现的前后矛盾毫不介意，接着又说道：“一个人单枪匹马能干什么呢？告密的到处都是，为了一件芝麻大的事，你自己就可能给关进集中营。”“为什么事事都怪德国不好？别的国家［一般指俄国人〕的所作所为也够坏的了。”在盟军越过莱茵河之前，有一个德国人来找盟国军官，要求这位军官制止一个外国工人偷他的自行车。那位军官说，近几年来你们从被占领国家可能已经抢走了大量的自行车。“但是，中尉，”那人气忿忿地回答说，“那时是在进行战争呀。”在某一方面、这些推托之词也许是有道理的。这些人自身卷进纳粹的大灾难，并不是有意选择的。他们赶着纳粹的浪头，这样做似乎是免遭麻烦的最便当的途径。恰恰相反，这样做，遭到的麻烦比任何时候还要多。　　他们的反抗办法是设法摆脱羁绊。在德国，这个办法一直很流行，有士兵，有文官，有圣职人员，有知识分子，也有“小人物”。“政治，让政治家们去搞吧。这类事，对我们来说，太高深了。我们一插手，会引火烧身的。”总之一句话，“你的两所房子都染上瘟疫，就跳不出瘟神的手掌心了。”这是普通人的本能反应，尤其是在情况不妙的时候。　　在占领的头几个月，要使德国人对政治和行政管理感兴趣，是够困难的。又是劳累困顿，又是幻想破灭，又是为日常生活烦神操心，这就使得德国人渴望由别人来代替他们尽可能多做一些事情。谢天谢地，不管是好是坏，战争终于结束了，他们乐得坐下来歇一歇，让盟国来指点怎样管理这个国家。　　当然，谁也不能摆脱掉本身社会背景的影响。尽管这些人的主张是非政治性的，但是他们深受纳粹的毒害，深受德国传统的薰陶。他们中大多数是这样的一种人，对于时代思潮不加批判，不加思考就予以接受。他们会60以同样的情况接受并重复民主的滥调。他们保留着一大堆的看法和设想，从而使自己与盟国隔离，对自由主义态度不作任何真实的理解。他们不明白在谴责纳粹主义方面他们自己作了多少精神准备。他们既没有持久力，也没有思想武装去进行一次重新评价。　　第四类人准是如释重负地欢迎战争结束，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爱国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剧烈斗争也就终止了。实际上这只是改变一下论调而已，就是说与征服者合作到怎样一种程度才算是背叛了德国的理想。无庸置疑，重建工作是有利于公众的，但无需与占领军保持密切的个人关系。无需具有多大的预见能力，就可测知民族主义者在几年以后作出的反应，或者可以看到那些最明显的亲盟国的人将是怎样的情景。在新的体制下，这一类人都转变成“持保留态度的信徒”。在他们脑海里呈现的犯罪问题也是非常尖锐的。狂热分子不承认有罪。第二、第三类人用上述种种方法嫁罪于人而藉以逃避责任。他们推卸责任，虽然在有些人的内心里稍有犯罪之感，就是说他们并未参与其事，只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已。消极的反纳粹的人，他们颇有见识，对自己应负责任这一点是不会不知道的，但他们内心产生一种悔恨情绪与爱国主义的冲突，感到抑郁不伸，毫无建树。他们不愿承认错误或请求宽恕，唯恐被视为放弃了德国人的立场。他们很乐意为自己的态度辩护，可是辩护也无补于事，因为他们所缺乏的是精神上的勇气，而不是智力上的信心。盟国唠唠叨叨地对他们尽讲些犯罪问题，而且要他们认罪，这的确是一个错误。越是要他们认罪，越是造成心理上的很大障碍。解决的办法在于不咎既往，共同合作来建设一个新的德国。有一大批德国人真正热衷于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想法，就此而论，是值得予以注意的。这样，一些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想把他们的爱国主义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来解决他们心理上的紧张。　　在这些论点中，突出的是全体德国人对纳粹的罪行61承担“集体罪责”的观点。有过这么一个传说，这种论点是英美官方所奉行的原则。事实并非如此。没有哪个指令有过这样的提法，没有哪个高级英、美大臣或部长在讲话中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他们所强调的是全体德国人民要对纳粹的行径及其后果分担责任。“责任”这个词，在波茨坦宣言中使用过。英国广播公司费了很大的劲去区分“罪责”和“责任”的意义。前者必然含有谴责的因素，而后者则不然。毫无疑问，驻德军队中的许多下级人员对这两者的区分能力是很差的。“集体罪责”的说法肯定是盟国的个别军官宣扬出去的。但是德国人并不愿为罪责和责任之间的区别而烦心，也不愿去研究个别人的讲话是否代表其上级，这种情况本身是意味深长的。集体罪责是一个考虑极不成熟的概念，很容易加以驳斥。在承担后果这个意义上人人必须分担责任的说法，使得那些设法推卸责任、准备要求获得较好待遇的人都站不住脚了。无庸置疑，集体罪责这一虚构的说法多半是德国人宣扬开来的，尽管他们这样做也许是出于本能而别无意图。他们竟然把大部分盟国评论员引入了歧途。　　对坚定的反纳粹者来说，战争意味着一场恶梦的结束。就他们企图进行积极的反抗而论，他们的处境始终是危如累卵，无从得知哪一次敲门是盖世太保光临。就他们保持消极态度、闭口不谈思想而论，他们必须长期克制自己，不让一言一行失慎，从而暴露出自己的态度。由于迫害和移民，他们的人数日益减少。留在本国的许多人，不是锒铛入狱，便是关进了集中营。如果他们露面时不带有神经病或神经抑制症状，那真是个奇迹。但对他们来说，特别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战争结束也带来了失望。故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盟国不亲近他们，拒绝和平试探的一切努力，要求无条件投降，都表示忿恨不平。他们不能相信，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原来的态度是否还能维持下去。他们认真对待这样一种理论，即战争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意识形态之间进行的。他们希望德国政府交由他们来掌管，而盟国代表则象同事一样在旁协助。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看到政府为外国军人和行政人员所接管，这些人对德国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往往把所有德国人看成一样。总有一天，许多责任要落在他们身上。然而，他们继续受到和别人一样的战败国国民的待遇，他们所受的困苦、所领的口粮，与其他的人一样。62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个有利条件，因为这可以使他们不致沾染上太多通敌的污点，但同时这也使人感到痛心，特别是在大多数其他德国同胞也抱着和他们同样的希望，而结果只能认为盟国对他们视若草芥的时候。由痛心而一直想到罪责问题，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好象是集体罪责这一理论所导致的结果。他们和其他同胞一样，认为盟国是持有这种看法的。反对纳粹者当然并不否认罪责；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恰恰是那些负有最少罪责的人最愿意承认有罪。但他们确实剧烈地争辩说，盟国本身也应该受到同样的责备，因为从凡尔赛以后推行的政策促使希特勒攫取政权，并允许他巩固政权的、正是他们，盟国方面没有哪个通情达理的人有理由拒绝承认在这个意义上也同负其咎，那使在负咎多少的问题上还有争辩的余地。但还有其他许多德国人很想抓住盟国承认负多少责任这一点来作为他们推卸责任的借口。一个德国牧师觉得有必要提醒他教区里的全体教徒，一个回头的浪子并未说过：“父亲，我承认有罪，但我的长兄如果不是那样一个伪君子，我决不会弃家出走的。他应该和我受到同样的责备。”许多反纳粹主义者对公开承认他们并无异议的罪责表现得踌躇不决，唯恐人家利用这一点从政治上来反对他们。他们中有少数人勇气十足地对另一个牧师说：“我们知道，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过去犯了罪，会被人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愿说老实话。”此外，许多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和许多最开明的圣职人员对俄国的政策特别敏感，而且很难理解西方盟国为什么那样丝毫不抱怀疑地继续和俄国人合作。最后的结果是，盟国和那些原可以提供主要帮助的德国人没有搞好关系，这种情况鲜有例外。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也许不是坏事，但却使眼前的问题变得复杂化，特别可能使社会民主党的观点长久遭到歪曲。1945年5 月7 日这一天只是标志着征服德国的最顺利阶段的结束。德国人民在人力物力上被击败了。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使他们在思想上就范。即使说耍人类抛弃辛苦得来的经历是容易的，但这样做首先需要有意志。德国人具有这种意志的并不多，而认识到他们缺乏这种意志者也同样寥寥无几。他们充其量是暂时不作出判断。特别是有那么多的人过去为了反抗戈培尔，对当63局向他们讲的任何一句话都采取完全讥诮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说得他信服呢？这是占领的基本问题，比军事操练还要重要。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胜利成果将会是昙花一现。　　总而言之，事情很明显，许许多多问题将取决于盟国军事管制政府能否成功地管理这个国家，尤其是能否成功地克服明显的物质上的种种困难。没有什么比有能力取得成果这一点最得德国民心的了。然而，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成功意味着能给德国一种差强人意的生存条件，所谓差强人意，不是与欧洲其他部分的生活作比较（在欧洲只是部分地实现这一点），而是与德国人过惯的那种生活作比较，以此为根据，一开始就明显地看出，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办不到的，因为在现存条件下不具备成功的基本要素。回顾一下，在德国防止爆发内战，防止传染病和饥荒的蔓延，所取得的成绩可谓不小。成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盟国一些军官热情的、计划周到的和无私的努力，也主要归功于英美两国的慷慨援助。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人却无动于中，他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事物，忘记了更多地肯定自由民主，否定失败的希特勒。他们很快发现那些在战时一再自称具有许多优越性的人所存在的缺点。生来就不具有民主习性的中欧人，总是要把意见形成的过程误认为是无意义的混乱现象，总是对于一个制度的试验急于求得速效，然而制度的制定并不是为了这样地取得鉴定的。人们可以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去批评管制当局，但从被管制方面来的批评意见经常可以总括成这么一点，即他们并没有按照德国人本来会采用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还有一点，一切实施从本质上来说总毕竟是非日耳曼人的。其次，许许多多问题要依靠一些不仅反对纳粹，而且十分亲近西方人的德国人，去摆脱伤感主义、自悲和自私以及缺乏客观性，这些都是一个战败民族所容易表现出来的特征。能不能找到足够多的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呢？他们能够摆脱本身左右为难的影响吗？他们能够进入公共生活吗？能够在其中做出成绩来吗？民族主义思想必然要在几年内发展到反对一切“通敌”分子，他们能够在本国同胞中建立起足够的威信而不受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感应吗？既然德国的历史进程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成功，64民主就不得不在战败后借外国的刺刀来推行，而且在1919年至1923年，1929年至1931年以及1945年至1948年这三个时期，既受外国统治又遭经济灾难，这就是德国的悲剧。因而力量对比上的悬殊，一直使民主革命不能成功；有许多人在风险不大的条件下本来是可能乐意支持革命的，但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一直是灰心丧气了。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在本章的较前部分，我们分析了一些特性，经验证明这些特性在比较狂热的纳粹主义信徒身上经常表现出来。显而易见，只要这类特性在德国普遍存在，就会出现一种趋势，要求德国的组织制度采用与这类特性相协调的形式，有些心理学家宣称，这类特性的终极原因可以从下述情况中找到：一个严厉和暴戾的父亲对孩子和母亲进行极端的统治，而这个父亲却被认为是理想的化身，孩子必须设法仿效他。孩子在试图仿效他的时候，就要抑制本身所存在的与母亲有联系的温柔感情，而能否成功地仿效父亲，这种疑虑又在他们的内心中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这种解释似乎过于独创，也过于简单化了，但却有力地说明了德国特性的产生根源在于德国的家庭传统，在于德国的教育制度，也在于其他许多组织制度，使成长中的德国人树立起这种人生观。果然如此的话，只要这些传统和组织制度原封不动，指望根本改变德国人的特性和人生观则是白费心机。着手改革那些组织制度的盟国官员们只想运用社会科学调查的结果来对形势施加压力，他们始终没有低估行将遇到的重重困难。但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不能指望他们推行的改革会扎下根来，除非他们能够说服足够多的德国人相信这种改革是合乎需要的。至于其他德国人，他们一定会憎恨改革是对他们最珍爱的传统的打击。光靠发号施令是不够的，需要设法使信服的火焰在少数人中煽起，在多数人中点燃。　　如果说问题是重大的，那末结局也是存亡攸关的。因为在德国，要是能有这样一个政府，虽然无需具有象西方含意的那种民主，但却不受征服欲的影响，毫无使用武力以追求这种欲望的决心，则世界和平将会更大地得到保证。解决德国问题的一个真正自由主义的办法可能在一开始是徒劳无益的，但这一办法不至于使政权不可避免地落到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手中。这就是为什么说为德国的灵魂而斗争——德国和外国人都可望同时进行斗争——是我们当代最需要全力以赴的一场斗争。　　----------------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第四章　急救，1945年5月至8月　　我所统率的盟国军队现在已进驻德国。我们来此的身分是征服者，而不是压迫者。在我所统率的部队占领的德国地区内，我们要铲除纳粹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我们要推翻纳粹统治，解散纳粹党，废除纳粹党所制定的那些残酷、压迫和歧视的法律与制度。我们要把频频扰乱世界和平的德国军国主义连根铲除。军事头目和党的头目、盖世大保以及犯有其他罪恶与暴行的嫌疑犯要予以审讯，有罪者给予应得的惩处。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发布的第一号公告就是这样写的。下面还规定：授予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以军事总督的最高权力：暂时封闭德国的一切法庭和教育机构（情况许可时，将批准其重新活动）；命令行政人员留守岗位，等候通知。公告首次发布时，盟军已于1944年9 月进驻德国了。因此，我们认为颁布此项公告的目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赋予盟国军政府采取初步必要措施的合法权威，而另一部分则是用作心理战的一种武器。就此来看，公告的显著特点是它的否定语气。可惜找不到类似的俄国文件可资比较。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盟国把根除纳粹主义作为首要的作战目标。但在胜利最后到来之日，从表面上来看，这是根本不成问题的。纳粹分子并不留待盟国来“根除”，他们几乎不等本国同胞出来把他们撵走，就干脆溜得无影无踪了。盟国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决定由谁来取代他们的职位。虽然强调把事务交由德国当局去处理，但是有关挑选人员组成德国当局的指导原则却一直没有制定出来。第一批美国军政府人员进入了城镇，那里是一片沉寂，死亡和破坏的迹象触目皆是。他们来到乡村，家家户户挂着白旗，窗根后面有人在暗中觑望。市长和县长是从事先提供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一般的做法是，军政府官员把市镇或乡村里的神父或牧师、地方学校教师以及少数公民叫来，要他们提出市长或县66长的人选。开了几次会，再尽可能地进行多次调查……进出了一个临时行政长官，由他再任命其他专职负责人，诸如警察、消防队长、粮食办公室主任、地方文书、机动车管理员以及其他必需的行政人员。　　初期的军政府工作队是从不适合实战的官兵中挑选的。理由很明显，军队中最能干最活跃的人抽调不出，因为战争尚待夺取胜利。特别是在美国，曾经打算招募具有特殊资格的新人，但招募的人中，多数来自技术界（例如公共卫生工作人员或市镇测量员），而来自德国一般行政机构或知识界的人较少。被选中的人大多参加训练班（有时为了消磨掉整装待命的那段时光，学了许多项目），但训练过程中用于学习军事组织和武器使用的时间和熟悉德国社会结构的时间各占一半。大量情报写成了材料，可是很少一部分转瓢可能运用这些材料的人员手中，能被吸收掌握的部分则更少。有关人员中有一小部分会讲德语，在美国部队中会讲地道德语的往往是德国人的后裔。这种情况势必使他们的看法带上一种色彩，利弊各半。占领初期，军政府工作人员不可避免地要靠当地居民提供意见，而且更多地依赖那种能够提供意见的人。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征尚的意见多半带有保守性。举例来说，会讲英语是举足轻重的，但工人通常不会，而从秘书的魅人外表来看，这些人也许是唯一会讲英语的人，其实并非如此。许多官员因为知道教会是反抗纳粹主义的，所以他们认为信任当地圣职人员是无可非议的，殊不知许多德国神父或牧师的社会观念是多么保守。因此征询来的有些意见并不比其他人的意见正确可靠。有的官员指望依靠过去被纳粹解职的人，他们至少有些行政67管理经验。但许多人必然已上了年纪，他们从小就深受旧传统的薰陶，不一定都能适应新的形势。技术人员倾向于以技术资格来衡量人选，而不考虑其政治上的反对态度，认为这是枝节问题。的确，如果完全不要往日从事经营管理的纳粹分子协助，就不能使德国经济开始活动，虽然这不可能为某个美军司令部于1945年7 月7 日颁布的一项命令作辩解，该命令使得解除纳粹分子在主要岗位上的职务可以斟酌处理而毋须强制执行，这样就藐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六七号指令中的一项主要规定了。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占领德国的地区越大，需要人的单位就越多，因此军政府工作队不断地调动。在海德尔堡，占领的最初三个月内，负责教育和宗教事务的官员就调换了三次，在法兰克福，两个月年就调换了四次。由这个工作队安插的德国人，可能又被下一个工作队予以解职。迫切需要军政府官员，致使稍经训练的人员一派而光，不得不从战场上直接把战斗人员调去担任职务。这批人中有一些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员，但他们要获得对德国的知识必须走一段艰苦的路程。　　手头的一些报道材料也可说明俄国占领区内的初期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下级军官对德国的背景知识甚至了解得吏少。与纳粹党或民族主义有瓜葛的人因具有技术能力而被录用的情况是尽人皆知的。“一两个特别善于随机应变的官员，例如德国参谋部官员及骑士勋章获得者卢伊特波尔德·施泰德勒，马克勃兰登堡的现任内政部长伯恩哈德·贝希勒以及现任柏林警察长的马克格拉夫，都从法西斯第三帝国一跃而进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行列。”并非所有的负责岗位都由被证明是共产党人或工人的人所占据。当然，共产党人和工人自然是俄国人要向其征询意见的部种人物。圣职人员的意见他们很少乐意听取。如果说俄国人懂德语的不见得多于英国人，那么会讲俄语的德国人也不见得是在中学里学会的。　　俄国占领区最引人注目的不同点是那种鼓励成立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办法。早在1945年6 月10日就发布了一项指令，授权普遍成立这种组织。在这种组织主持下68推行了广泛的改革、调整和报复行动。俄国人喜欢用“法西斯”这个词而不用“纳粹”。“法西斯”这个词含义较广，易于用来攻击任何一个他们认为碍事的人。他们并不阻挠德国人自己去做一番清洗工作，因为他们认为任何必要的大整顿可以留待以后去完成。如果善良的共产党人有时候对于希望同他们结伴的人感到吃惊的话，他们本该去读一读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革命的倡导者几乎没有理由害怕搞一阵子革命活动，特别是在革命活动可以赢得那些从中渔利者对他们的统治产生好感的时候。无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个人野心和深仇宿怨得到了满足和发泄，但俄国人对于处理德国人是否得当并不关心。相形之下，西方盟国对鼓动革命形势颇有顾虑，生怕左翼分子会左右局势（正象西欧许多被解放国家所发生的那样）。他们得到的指示——或者没有指示——迫使他们尽可能迅速地冻结局势。他们深信新的管制委员会会尽早制定出如何改组德国的办法。不管怎样，在这样一个早期阶段，要肯定谁可信赖，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临时性的，等到有了相应的法律程序才能把事务处理好。因此6 月份在汉堡解散了一个自由社会主义工会联合会，理由是政治色彩太浓厚了。这种态度对坚定的反法西斯分子产生的影响，前面已经讲过了。结果使那些本来会坚定拥护这个政权的人多少失去了一部分亲善友好之意。理解一下俄国人为什么很自然地鼓励那些为西方盟国本能地排斥的运动，也许比争论西方如果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是否会得到好处，可能更有启发。　　到1945年6 月。四个占领区所属州以下的地方行政当局部已任命了人选。英国政策的主导思想是，在他们不熟悉的国家里推动民主化过程的发展不宜太快，必须予以延长，至少要用好多年时间，正象在他们老家需要几个世纪一样。因此直到9月才建立了提名选举的区（县）议会。但是美国人认为，学习民主的最好方法是将其付诸实践，早在5 月底他们就在巴伐利亚组成了一个州政府。尽管俄国人对组织负责政府不太关心，但他们还是重视速度的。7 月9 日的一份公告就宣布五个州政府的成立（勃兰登堡、萨克森·安哈尔特、萨克森、图林根和梅 克伦堡—福尔波门），把占领区划分成这五个部分。6 月25日。共产党在柏林登记，7 月14日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共同起草了一份政69策公告，规定：mpanel(1);　　1.共同协力清除德国的希特勒主义残余，并按反法西斯和民主路线重建德国。　　2.加速重建国民经济以保证供给衣食、工作和住房。　　3.充分承认个人权利。　　4.保障信仰和思想自由，尊重宗教信仰。　　5.重新赢得信任，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真心诚意地执行占领当局的命令，承担德国方面对战争破坏的赔偿义务。　　各政党需要这样一种广泛性的纲领作为基础以成立联合政府，东德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8 月1 日，一个反法西斯青年组织获准成立，与此同时，其他组织则一律予以禁止。　　英国当局在5 月20日颁布了一项公告，说明占领军的目的是管制而不是统治。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六七号指令也曾强调这样的原则。但欲退居幕后指挥，不久就证明是行不通的。新的德国当局缺乏经验和威信，尤其缺乏物资。如果要在控制饥荒和疾病之前从混乱中建立秩序，则非占领军莫属，因为他们有权威，有物资，也有能力争取外授。军政府工作队认为使生活继续进行下去乃是他们的任务，并互相竞赛，看谁取得最大的进展（据一个工作队谈到，“我们队里的那些人于得挺不错，但愿司令部不要再把讨厌的难民源源不断地送进来”），他们经常被提醒必须把事情留给德国人自己去干。这一最初阶段的工作正适合那些崭露头角的有关人员，他们在德日人中，在整个世界上赢得了相当大的声誉。困难虽大，但却是实际的，具有挑战性的；后来困难变得比较捉摸不定，解决方法的效果就不太明显了。士兵们都乐于在这么大的破坏之后能够从事建设。班子虽小，完成的事业却是壮观的。例如，只有二十八个官员管理了整个英占区的邮政，只有三十个官员管理了水的供应。整理了街道，清除了瓦砾，修理了自来水总管和污水管，恢复了公共事业。新警察队伍的核心组成了，反纳粹的70法官物色好了，法院重新开庭了，临时桥梁架起来了（大部分用军用材料），公路可以通行了，铁路重新通车了（虽然由于桥梁被毁，只限于单轨通行，甚至在于线上也是如此）。莱茵河在8 月间通航了，第一艘载货的驳船从科隆抵达了曼海姆。尽管开办许多学校还为时过早，但已选好合适的房屋加以修缮，并且开始遴选教师。可是，当时教育家们正忙于粉刷和糊纸，无暇考虑教学理论。住房办公室成立了，着手修缮破坏不大的房屋，同时采取步骤来增加建筑器材的产量。德国的战俘以及国家或党的所有高级官员都被集中拘留了起来。收集和销毁德国军事物资的工作已着手进行。四百万外国工人和囚犯被遣送回国。还有二百多万名（大部分是波罗的海地区的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也都被集中收容起来了。有原料和燃料储存的工厂开始小规模生产。所进行的艰巨工作和整个面貌的改观，都无法用统计数字来加以说明。不过，这些工作大部分是以地方为主进行的。要做的事太多，而且做起来又要求非常迅速，因此没有时间去等待管制中心下达具体的指令。而交通联络又不尽可靠，管制中心无从得知地方单位有何打算，更谈不上对之进行控制了。重建起来的公共生活初具规模，还不能在不同地区之间多作物资交流。在俄国占领区，列车满载煤炭之类的必需品开住急需物资的地区，有时不能抵达，因为在中途被地方司令官没收了。唯一能够川流不息，东漂西泊、通行无阻的是人。　　交通的瘫痪意味着消息闭塞，谣言纷起。盟国政策的出发点是认为，第三帝国的任何官方言论或出版物都带有法西斯主义的毒素。因此在第一阶段封闭了所有的报社、电台、电影院和出版社。第二步是建立盟国控制下的临时服务机构。到7 月14日，美占区有八种“公开的”71报纸问世，英占区也有同样多的报纸问世。由于缺乏印刷设备，报纸只有四版，一周两期。每个编辑部驻有一两名盟国官员，其中有些是懂德语的，在业务上监督德国人员。临时新闻服务社成立了，多数是通过无线电收听伦敦和卢森堡的新闻（虽然后来在巴特瑙梅姆建立了新闻发布中心）。电台都被接管，有时几乎没有中断广播，照常营业。卢森堡电台一直到11月仍由盟国管制。但电影院仍然关闭着，因为据说纳粹电影未经仔细审查是没有一部可用的。虽然作了很大努力，准备以盟国的电影取而代之，将英美电影配上德文字幕，但未收实效（为德国专门拍摄影片，所费昂贵，无从考虑）。戏院和音乐厅多半遭到破坏或成废墟。结果德国人因缺乏材料而无法工作，想演出也有同样的困难。蒙哥马利元帅和朱可夫元帅在易北河上会晤时，朱可夫提到影片对形成舆论的重要作用。这时引起蒙哥马利的注意，他看到形势正在发展，因此命令英占区的电影应刻不容缓地予以开放。采取的唯一办法是利用不包含纳粹宣传内容的德国影片。幸好在战争最后几年拍摄的片子多数是逃避现实的作品。经过一番巨大的努力，加速了库存影片的放映工作，准许德国人去看没完没了的再版拷贝的老片子消遣。与此同时，J·阿瑟·兰克经说服，准备给几部英国片子配上字幕说明。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计划的第三个发展时期是让德国人申请出版书报或上演戏剧的执照。出版或演出之前可以不受审查，只要执照领取人遵照执照上所规定的一般规则办事就行了。审查申请的过程是严密仔细的，“公开”时期可望一直延长到冬季。可是美国人表现出他们急于求成的特性，在他们占领区内发出第一张执照，于是《法兰克福评论报》于7 月31日问世，发行额为七十四万一千五百份。俄国人对这类问题的政策似乎是更为经验主义的，他们倾向于在更早的阶段让经过挑选的德国人在外表独立的情况下开办其业务。　　72在这个时期内，有两项最激进的措施是在俄占区推行的。第一个措施是冻结一切银行存款。这被视为一项原则性的措施，允许提出的款项只放宽到三百马克。在西部占领区采取类似的行动乃是临时性措施；盟国当局不久便因他们已取得德国人的信任而毋需对此加以限制，引以自慰。结果是富裕的人可以依靠积蓄度日，而现有的工作可以让急需工作的人去干。在俄占区每个人都一下子处于同等地位，不得不都去寻找工作。俄国的解决办法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困苦，但却促使俄国当局所设想的那种社会早日实现。西方的解决办法是把惩办那些在战争中捞了一把的人（并非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推迟到后期再说。这笔账算得越晚，激烈的程度就可能越小。　　另一个措施是土地改革。土改的某些细节，于德国投降前在莫斯科就已经制定好了。一个德国共产党员埃德温·赫尔恩勒在7 月份携带了土改政策的全面指示从莫斯科飞抵柏林，被任命为新的农业部门的负责人。8 月初颁布了必要的土改法令。组成俄占区的那些部分在战前曾经是大地产所有者的家园。普鲁士容克地主都是左右德国政策、资助德国军队的臭名昭著的人物。如果要根除这种影响（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强调有此必要），从经济基础上打击容克地主，是完全应该的。西方的批评事实上不是针对这一措施的本身，而是针对拒绝给被剥夺者以补偿。　　土地改革名义上是通过德国的一些组织自发推行的。自此以后，任何人不得拥有一百公顷（二百五十英亩）以上的土地，超过上述数字则予以无偿没收。属于“战犯”的土地以及国有，州有或党有的地产也一律没收。被没收土地的绝大部分分配给无地者，包括从德国其他73地区迁来的难民。不足法定数字的则予以补足。有些土地则分配给乡镇团体，包括医院、学校和农业机构。受益者向国家缴付一笔相当于一年粮食收获量的款项，这是按估计量而不是按实际量计算的。百分之十的款项于第一年年底缴付，其余部分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内分期偿清。　　总之，这一措施是严峻的，推行之后将根本改变俄占区的性质。的确，这一措施的结果是建立一个小土地所有者而不是集体农庄的社会组织；百分之六十七点五的土地是分给个体户的。甚至向新土地所有者提供需要共用的工具和耕牛也是一种临时解决匮乏的权宜措施，而不是向集体化过渡的一个步骤。但就是这种事实也使返回原状的希望大为减少。农民一旦分得了土地，要想再从他们手里拿回来，是很可能引起坚决反抗的，除非通过经济侵蚀手段来使之逐步丧失土地。德国的其他地方还没试行如此广泛的改革。尽管别的地区确实不象这儿存在着大地产集中的现象，但这种变化一定会在俄占区和德国其他部分之间造成持久性的差别。然而这种根本性的改革是单方面推行的，绝不想提交四国讨论。波茨坦会议召开之日，正是这一计划大力推行之时，并没有任何资料说明这个问题曾在会上提出过。毫无疑问，俄国人把它视为德国“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步骤，而这一步骤德国人是有权自己采取的。与此同时，最初的结果必然是造成混乱和引起减产。　　在西部占领区，农业方面的头等要事是收割庄稼。虽然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在5 月22日估计现存粮食储存将维持六十天，虽然该司令部在世界粮食匮乏的情况下筹集并运入德国总数达十万吨的粮食，包括种子在内，但到了7 月份，可供给一般消费者的定量已经下降到九百五十至一千一百五十卡路里。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运输工具所引起的分配不当，另一方面是由于新熟的庄稼尚未收割而造成的暂时短缺。为了收割庄稼，火速地执行了一项计划（“大麦战役”），释放了三十万当过农业工人的战俘，遣送他们回乡参加劳动。即使这样做，收成结果还比估计产量低百分之十到十五。情况很明显，要使居民在冬季几个月内免于饥馑，必须进口相当数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可能扰乱农业社会的74措施都被看作是疯癫之举，甚至连纳粹征集粮食的组织部大体上原封未动。　　战争结束时盟国部队驻屯的位置，当然是根据军事需要而决定的，与欧洲咨询委员会所划定井为雅尔塔会议所同意的占领区边界不尽相符。盟军的进攻方向把美国人和法国人带到雅尔塔会议划给他们的占领区边界以北；虽然西方军队没有向东推进到丘吉尔所极力主张的那么远，他们只到易北河为止，但已经深入到划归俄国的占领区边界的北面和东面。丘吉尔已经叙述过他致力于与俄国取得谅解，以便进行占领区调整的问题，并把调整推迟到波茨坦会议之后。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夺取柏林的重要性一样，都没有为华盛顿所理解，因为其时正值“罗斯福心力逐渐衰竭，杜鲁门总统日益掌握广泛的国际问题的权力，两人间存在着严重脱节”之际。　　7 月1 日，下令撤退西方军队。盟国进入柏林问题仍未解决。　　把位于俄占区中心的柏林划出一个孤立的地区一分为三，这个建议原来是艾德礼委员会在1943年制定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为美国国务院所接受，1943年10月经外长会议批准，提交于1944年1 月开始工作的欧洲咨询委员会作仔细审定。就这样它在原则上为雅尔塔会议所接受，但如何使这史无前例的安排得以确切执行则并无进展。1944年5 月，怀南特曾向华盛顿提出磋商明确的条件以保证盟国进入柏林的问题，但陆军部认为既然事先无法得知使用何种交通工具，这个问题必须留待军事指挥官在进驻后去解决。这一原则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之后。6 月29日，朱可夫元帅、威克斯将军和克莱将军在柏林举行一次会议来澄清这个问题。波75茨但会议预定在7 月15日召开。据悉俄国人正在全城按照他们的目的进行安排。这就使得英国人和美国人急于要把自己的部队送到现场去接管。他们要求经由三条铁道和两条公路进入柏林。俄国人说，由于红军复员，只能使用经由马格德堡和波茨坦的单线铁路以及从赫尔姆施泰特那边来的汽车公路。此外，再提供两条空中走廊。俄国人还坚持说，西方国家应供应他们自己地区内的煤和粮食，虽然这个城市过去从来没有向西德抽调过许多粮食供应。　　克莱将军在五年后写道，他感到惊讶，在离开华盛顿出任美国军事副总督之前，他自己没有想到要去走访国务院，也未曾有任何人暗示他这样做。（从现在获知的陆军部民事局对一切有关占领德国的态度来看，这种疏忽就不太令人“惊讶”了。）因而他未能意识到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内“需要一致同意”，会使该组织无法作出任何俄国人所反对的决议。他和咸克斯将军认为最好是接受俄国的建议作为进入柏林的“暂时安排”，同时保留日后在管制委员会上重新提出全部问题的权利。他甚至避免用明文把协议固定下来，唯恐有一个正式文件，确立“比一种（已经拟订或取得一致的）不受限制地进入柏林的权利还不如的东西”，尽管盟国的一切交通往来已决定“不受边防海关的检查或军事当局的控制”。关于二万五千名美军和二万五千名英军于7 月1 日至4 日向柏林开拔的问题已做好安排。7 月7 日和10日又举行会议，解决粮食供应的安排，并决定以四国委员会或四国军事管制总部作为管制柏林的基础。倘若四国组成的政76府按英美所期望的那样行使职权，那么有关西方国家占领区和柏林范围内的交通权利，即使不作出书面协议，也许是无关紧要的。然而结果是由于政治当局轻易信任俄国人的意图，外交家们又未向士兵作简要的说明，三年后引起了麻烦。　　开进柏林的部队所遇到的局面是古怪的。俄国人已做了不少清理工作，尽管他们自己部队住过的房子显出对卫生并不感到兴趣。，街上的尸体和瓦砾已清除一空，但是不知去向的不仅仅是这些东西。　　凡是俄国人所能找到的马匹和七千头牛统统被赶走了。　　他们拆卸了公立屠宰场的冷藏厂，搬走了饭馆厨房的炉于和管子，拆走了各类工厂的机器。我们到达时，他们正好完成对美国胜家缝纫机厂的盗窃。在英占区那边，俄国人把城里唯一的现代化发电厂的发电设备搬走。　　不少被掠夺的设备是否有用，值得怀疑，而且由于无知，他们把那些设备弄得残缺不全。　　德国居民有声有色他讲述了许多残暴和恐怖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添油加酱地越传越快。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德国人对斯拉夫人的态度。此外，部分的暴行是出于误解。镇定自若、毫无惧色的德国人可能不会受到干扰，而对一个会讲俄语的人来说，建立起有礼仪的关系并非是不可能的。当一个城市在长期战争接近尾声、经过苦战而被夺取之时，混乱、射击、抢劫和强奸都难以避免。在西德，这种情况也是人所共知的。然而，无可争议，在柏林，1945年的夏天，的确是一个严酷的季节。官方的粮食定量是每天一千二百四十卡路里，但只能发三分之二；5 月份每天有二千人死亡；到8 月份每天有四千人死亡（1938年的比较数字是一百五十人）；在美占区，7 月份每出生二十个婴儿，有十九个无法存活（战前的存活率恰好与此相反）。燃料缺乏使工业机器停止运转。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痛苦和受惊的表情。警察和消防队已陷于瘫痪。……自来水总管将近有三千处损漏，尚待修理。……运河和湖77泊里仍漂浮着尸体，而被炸弹破坏的瓦砾堆里还正在挖掘出尸体。……大量没有处理过的阴沟污物，不得不倒进运河里去。……八十四个污水抽吸站只有二十二个在运转。　　俄占区的情况也同样杂乱无章，而且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更长。苏联当局不等波茨但会议召开就开始索取赔偿。在他们看来，对适合拆迁的工厂，要获得一份四国一致同意的清单，是毫无问题的。他们任意拆迁各种机器，用随手取得的运输工具运走，经常在中途抛锚而被弃置不顾。由于人所共知的一些理由，看来他们最优先考虑的是交通设备，虽然俄国的轨幅比德国的要宽，但大段的铁路铁轨被整个地拆走。占领区里的大部分线路，包括通向英占区和美占区的仅有一条线路，均改为单线轨道。他们对炼钢厂、胶合板工厂和氢气加工厂似乎也要优先拆迁。　　此外，很明显的是大量非工业用品也被取走。严格地讲，这并不完全是掠夺。大多数俄国部队很久未发军饷，现在他们领到了军政府的马克纸币，这是用美国向俄国提供的铅版印刷的。可是俄国人并不认为对印发的数量负有回收的责任。士兵们期待随时遣送回家，一回国，他们手头的马克纸币就变得一文不值了，因此他们赶紧把纸币换成可携带的财物。如果德国人交出财物，收下差不多毫无用处的纸币是被迫的话，那么他们却也用欺骗的手段把大量的那种废纸塞给无知的农民。　　的确，在俄占区存在的那种风云莫测的生活，使人抓住要害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讥讽说，德国人对俄国人感到愤慨，并不是因为俄国人掠夺范围之广，而是因为他们掠夺的手段太不高明。假如一个俄国人想在火车原定不准备停车的某一地点下车，他就拉警报索。假如俄国人正好需要一辆机车，他们干脆征调最靠近的一辆，倘若被征调的那辆机车恰好是一列即将开出的火车的车头，那就真够倒霉的了，这列车不得不停在车站上，等找到另一辆机车时再开。譬如在施滕达尔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德国列车的车头被卸下来接到开往捷克的俄国列车或接到俄国的货车上去。一个俄国血统的美国观察家于1945年8 月在一幅《菩提树下》的画中概括了俄国在这方面对德国的影响：78整条大街上瓦砾比比皆是。阿德隆河前停着而辆卡车。第一辆卡车里铜器堆积如山：大喇叭、小喇叭和长号，上面盖着博哈拉厚毯子。毯子上坐着三个紧绷着脸的蒙古族士兵。他们的军衣撕得破破烂烂。他们在嚼着面包。第二辆卡车斜靠在三个轮子上，阻断了交通。车上是好几千架没有罩子的打字机，站在那些打字机当中的是一头哞哞叫着的母牛。两个年纪轻的俄国军官把卡车的第四个轮子卸了下来，在一盆泥浆水里检验轮胎，一群默不作声、衣衫褴褛的孩子站在一旁观看。当时在西方社交圈子里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一个俄国士兵怎样拦住一个德国姑娘，向她索取手表。她说她没有表。那士兵对此感到难以置信。但尽管言语不通，那姑娘终于说得那士兵相信了。“象你这样漂亮的姑娘应该有只手表。”他卷起袖子，露出绑在手臂上的一大串五光十色的手表，从中挑了一只最漂亮的赠送给那个姑娘。　　不幸的是，这不过是情况的一个方面。俄国人之所以无能，可能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士兵粗卤无知以及无法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套周详的行政管理程序。同时也由于这样的事实，即怎样对待德国人，在他们看来是毫不在乎的。他们对是否公正这一点不感兴趣，而粗卤的别名则是野蛮。他们处置人的生命和处置私有财产一样随便（对此表示反感最强烈的人，要算英国兵和美国兵）。　　再往东，他们又。一次不同盟国作任何磋商，把一直到奥得河和西尼斯河的整个地区交给波兰政府管辖，不顾雅尔塔协定规定波兰西部边界问题须待和平会议作出决定。而更糟的是，波兰人着手撵走德国居民，并尽其所能大量迁入本国国民。俄国人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他们已经履行了在雅尔塔会议上所作的与波兰政府磋商的保证，并说这一问题仍然可以在和平会议上加以考虑，然而目前既然德同农民都已逃走，土地总得要有人耕种，不过这话只有几分真实性。留下的德国人口，数量庞大，前是波兰人对他们不是驱逐，就是虐待，逼使他们自行离去。德国的情况就仿佛还不够糟似的，难民人山人海地“带着他们的嘴巴”而来，把问题弄得更加复杂了（捷克的苏台德区发生了同样的事，更不用提匈牙利和罗马79尼亚了）。以前这些地区生产的剩余粮食是供应德国需要的，而现在情况起了变化，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原来居民将给德国大大增加吃饭的人口，而这些地区的产品，却要运往东方，让波兰人和俄国人沾光。　　但是，这一措施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防止今后德国的侵略，其困难之处并不那么在于解除其物质上的武装，而更在于确保其人心的转向。然而，如果说蓄意干出了什么事要让德国人在心里留下抑郁难伸的愤懑，同时又煽起他们的民族主义火焰的话，那就是抢走了他们如此大的一片领土。心理上的损害，如果可能的话，要比物质上的影响还要严重得多。丘吉尔把俄国的这一行动称为“一个大错，相形之下，阿尔萨斯—洛林和但泽走廊问题简直是微不足道”。然而盟国最初的计划曾打算从德国割去东普鲁士，而且长久以来，他们无异议地接受对波兰的补偿原则：即其东部丧失的领土以德国两部的土地给予补偿。丘吉尔本人在雅尔塔说过他“不反对以奥得河为界，如果波兰人想要的话”。这句话在地理上的确切意义是不明确的，但是几乎任何一种解释准会牵涉到剥夺德国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的某些部分（虽则无需将德国居民扫地出门）。就其所作所为而论，俄国人是犯了欺骗罪，同时出于对安全的那种目光短浅的考虑，使整个德国问题的解决变得极其复杂了。但是，俄国人给与波兰人的地区，和三位政治家在雅尔塔都准备给与的地区，两者之间究竟有何重大区别是可疑的。条顿骑士的传统使东普鲁士在德国具有如此全国性的重大意义，以致仅仅这一地区的丧失就必然会激起很深的怨恨，在奥得河以东居住着大量的德国人，对他们的安置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问题。从东尼斯河扩展到西尼斯河并把德国人撵走，这一行动促使德国人的怨恨和问题从本质上产生变化的程度究竟有多大，目前势必仍难预料。如果俄国人在作出这种安排之前，等一等国际间的同意，那么土地的割让可能会有所缩减，或者通过讨价还价，他们可能会取得报酬。毫无疑问，为什么波茨坦会议面临着一个既成的事实，其原因就在于此。　　第五章　波茨坦　　从1945年7 月17日到8 月2 日在波茨坦塞西利恩宫召开的会议考虑了包括德国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因此对其全部议论加以叙述，就会离开本书的主题，而就已出版的材料不足来说，这一点不管怎样也是做不到的。但是为了使本书的其余部分便于理解，有关德国的决议必须加以陈述。它分为三大类：（一）“管制初期处置德国的原则”，（二）有关德国赔偿的决议，（三）波兰西部边界的确定，以及与此密切有关的“有秩序地遣返德国居民”的规定。　　（一）“管制初期处置德国的原则”主要是以国务院在1945年春季拟订的一个草案为基础的。它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六七号指令密切平行，几乎不能视为迦太基式的。第（十三）段肯定反映了摩根索要求田园化的思想，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责备“首先将着重于农业及国内和平工业的发展”这一指导方计，要么可能以含糊不清的理由来挑剔一下。强调了地方分权的必要性，但是关于分割的一切想法（实际上在雅尔塔已作出了决定）则只字未提。德国不仅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而且某种“必要的德国行政部门”也要予以设立，其目的大概是要使执行第（十四）段中一致同意的共同政策成为可能。　　根据贝尔纳斯的叙述，这些条款的通过，争论较少。　　管制初期处置德国的原则　　一、政治原则　　（一）按照对德管制机构的协定，德国境内的最高权力由美刑坚合众国、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法兰西共和国占领军总司令遵照各该国政府的指81令，分别在各自占领区内实行；彼等并以管制委员会成员的身分，共同处置有关全德事宜。　　（二）对德国各地居民的待遇，应尽可能一律。　　（三）管制委员会所遵循的占领德国的方针如下：　　（1 ）解除德国全部武装，使之完全非军事化，铲除或控制可用作军事生产的一切德国工业。为达到这些目的：　　（甲）凡德国一切陆海空军、党卫队、冲锋队、纳粹党保安处、盖世太保及其全部机构，参谋人员和各种组织，包括参谋本部、军官团、后备队、军事学校、退伍军人组织及所有其他军事机构与准军事机构，以及用以保持德国军事传统的俱乐部和协会等，均应永远完全废除，以永远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复活或改组。　　（乙）一切武器、军火和战争工具及其制造的专门设备，均由盟国处置或予以销毁。一切飞机、武器、军火及战争工具，均禁止保留与制造。　　（2 ）使德国人民确信，他们在军事上已完全失败，并且不能逃避他们加在本身的责任。德国的残暴作战与纳粹的疯狂抵抗，已摧毁了德国的经济，造成了难以避免的混乱与困苦。　　（3 ）消灭国社党及其附属与监督的机构，解散一切纳粹组织，并确保此等机构与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复活，制止一切纳粹和军事的活动或宣传。　　（4 ）为使德国政治生活在民主基础上最终重新建立并使德国最终能在国际生活中参与和平合作作好准备。（四）一切形成希特勒政权基础或根据种族、信仰及政见而造成歧视的纳粹法律，应予废除。这种歧视不论是法律上的、行政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均不容存在。（五）战争罪犯以及参加策划或推行纳粹计划，结果造成暴行或战争罪行的人，必须加以逮捕并交付审判。纳粹头目、有势力的纳粹支持者、纳粹机构和组织中的高级官员以及其他危害盟国占领或其目的的人，均应加以逮捕和拘留。　　（六）一切不是仅仅在名义上参与纳粹党活动的纳粹党成员以及其他敌视盟国目的的人，不得担任公职或半82公职，不得在重要的私人企业中占据负责职位。这些人必须由在政治和道德品质上能协助发展德国真正民主制度的人所取代。　　（七）德国教育必须完全加以管制，以彻底消除纳粹及军国主义的理论，使能有效地发展民主思想。　　（八）司法制度应按照民主、法律之正义及一切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或宗教信仰均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加以改组。　　（九）德国行政事务的管理应以分散政治结构及发展地方职责为原则。为达到此目的：　　（1 ）德国全国各地应按照民主原则，特别须经过选举委员会，在符合军事安全和军事占领目的的原则下，尽速恢复地方自治。　　（2 ）德国各地的一切民主政党及其集会和公开讨论的权利，应得到承认并加以鼓励。　　（3 ）代表与选举原则，在证明其可能有效地实施于地方自治时，应尽速在区、省和邦政府中推行。　　（4 ）目前不成立德国中央政府。但某种必要的德国中央行政部门，特别是财政、运输、交通、对外贸易以及工业等行政部门，应予设立，受国务秘书领导。这些部门将在管制委员会的管理下进行工作。　　（十）除了维持军事安全的需要外，允许言论、出版及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团体亦将受到尊重。同样，除了维持军事安全外，准许成立自由工会。　　二、经济原则（十一）为消灭德国的作战潜力，武器、弹药、战争工具以及各种类型的飞机和航海船舶的生产均须禁止和防止。金属、化学品、机器以及作战经济直接需要的其他物品，其生产将受严格管制，限用于被核准的德国战后和平时期的需要，以符合第（十五）段所规定的各项目的。被核准的生产不需要的生产能力，将按照盟国赔偿委员会所拟定的并经有关政府批准的赔偿计划，将其迁移，如不迁移，则予以摧毁。mpanel(1);　　（十二）尽可能早地使德国的经济分散，以消灭目前经济力量因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垄断措施所83造成的过分集中。　　（十三）在组织德国经济时，首先将着重于农业及国内和平工业的发展。　　（十四）在占领期间，德国应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为达到此目的，关于下列各项将确定共同政策：　　（1 ）采矿及工业的生产和分配；　　（2 ）农业、林业及渔业；　　（3 ）工资、价格及定量配给；　　（4 ）整个德国的进出口计划；　　（5 ）货币和银行，中央赋税和关税；　　（6 ）赔偿及消除工业中的战争潜力；　　（7 ）交通运输。　　实行这些政策时，应考虑适合不同地区的情况。　　（十五）盟国的管制应施加于德国经济，但以达到下列各项目的所需要的程度为限：　　（1 ）实施工业上解除武装与非军事化，赔偿，以及经核准的进出口计划等；　　（2 ）保证所需物资与服务的生产和供应，以满足德国境内占领军及流亡难民的需要，确保德国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超过欧洲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除英国及苏联以外的一切欧洲国家）；　　（3 ）根据盟国委员会的决定，确保各占领区间日用必需品的平均分配，俾使在全德国出现平衡的经济并减少进口的需要；　　（4 ）管制德国的工业及其在国际上的一切经济和金融往来，包括进出口在内，以防止德国再发展战争潜力及达到上述其他各项目的；　　（5 ）管制一切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德国公私科学团体、研究实验机构及实验室等。　　（十六）为设置及维持由盟国管制委员会所规定的经济管制，应建立德国行政机构，而德国当局必须最大限度地宣布及执行此种管制。因此务使德国人民认清，此种管制的执行及执行中有任何违反之处，概由他们自行负责。任何对德管制如有违反占领目的者，一律禁止。84（十七）立即采取下列措施：　　（1 ）对运输作必要的修复：　　（2 ）增加煤产量；　　（3 ）最大限度地增加农业生产；　　（4 ）对房屋及必需的公用事业，作紧急的修复。　　（十八）盟国管制委员会应采取适当的步骤，对于尚未归参加对德作战的联合国家所管制的德国外资产，实行管制，并加以处置。　　（十九）德国偿付赔偿时，应留下充分的资源，以便德国人民能不依靠国外援助而生活。为实现德国的经济平衡，应规定必需的资财，以偿付经对德管制委员会批准的进口。现有的生产品及储存物品的出口所得应首先用以偿付此种进口。　　以上规定，对于赔偿协定（四）段（1 ）（2 ）两项所指的生产设备及生产品，均不适用。　　有三点值得评论一下。第一，（十四）段虽然要求确定共同政策，却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当然其意图是要由管制委员会来拟定共同政策。但管制委员会是一个四方组织，只有在四方成员都同意时才能行动。实际上，由于管制委员会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对若干问题（例如货币改革）制定共同政策证明是不可能的。西方大国对波茨坦决议所规定的那些应该交由中央行政当局处理的事务，不愿自行其是。于是，在一个时期内，不得不将许多紧迫的问题搁置起来。但是，在波茨但作出决议之时，俄国人早已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对土地改革，赔偿和奥得一尼斯河界线采取了行动。如果这种情况说明了俄国人在总的方面打算遵循的路线，那么，认为管制委员会能就共同政策取得协议就成为一个鲁莽的假设了。　　第二，要求制定共同政策的（十四）段在末尾合情合理地规定，在实行这些政策时，“应考虑适合不同地区的情况”。这是适合一时需要的措辞之一，一位美国政治家曾称它为“模棱两可之词”。这句话在老练的律师手里可以用来摆脱似乎硬性的约束。任何协议附上这样的规定只会招来麻烦，因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协议各方是有诚意的。　　第三，一经仔细考察，就会看出这些段落在允许德国所享有的生活水平方面构成一种含糊概念，而在这关键问题上所使用的语言却变得最不能解决问题。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六七号指令，基本生活水平不得“超过85任何一个邻近的联合国家现有的水平”，管制当局接到指示，要保证商品与公用事业方面的生产，“必须保持德国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超过欧洲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后来的很多讨论都是从这个假定出发，即允许德国享有相等于欧洲的平均生活水平，而且“保证”和“必须保持”等措辞的含意何在，明眼人一望便知。但通过论证也可以这样说——在讨论工业水平时俄国人就是这样说的：“不超过”这三个字使得这句话丝毫没有构成任何承诺。如果因为保持德国享有欧洲平均生活水平而造成协议的其他部分无法执行的话，按照上述解释，只有通过降低生活水平来打开局面。国务院于1945年12月发表一项美国政策声明，承认“既然柏林宣言对占领期间的德国生活水平并未作出规定，各占领国自无义务提供足量的进口物资以保持德国生活水平相等于欧洲的平均生活水平”。事实真相是，德国投降前的考虑过分纠缠于削弱德国的力量和优势问题，以致没有重视可能产生的情况，即碰到的头一个问题是防止德国生活水平的每况愈下，或者（象丘吉尔说过的那样）与其说是个压制德国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个扶持德国的问题。因此在需要确定最低水平时倒反认真考虑规定了最高水平。而实际上，这一条款与整个赔偿一章的关系，在协议的执行中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二）俄国人自始至终所关心的主要是赔偿问题。贝尔纳斯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成了波茨坦会议上突出的争论点之一。据说雅尔塔会议所设立的赔偿委员会从莫斯科带来一份文本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但相对他说，它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委员会一直未能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还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只是在到达波茨坦时，而且实际上是在会议进行时才得知俄国已经在86大规模拆迁赔偿物品。他们指责俄国人，不仅在于这些做法，而且在于俄国人把大片领土转让波兰给德国所造成的后果。杜鲁门总统问道，“如果我们对怎样赔偿还没达成协议的时候德国就丧失了一部分领土”，赔偿问题又怎么能得到解决呢？关于这第二个责难，俄国人否认这两件事有联系。对于赔偿问题，迈斯基想拟定战利品的定义，以证明拆迁沐浴设备和银制品之类的东西是正当的，但他手法笨拙，事与愿违，失去了斯大林的宠信，以致永远从国际生活中销声匿迹了。于是莫洛托夫坦率地承认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并提出在俄国的赔偿要求中扣除那一部分。美国人一再认为俄国人的单方面行动使全面处置赔偿问题无从进行。他们争论说，盟国之间的公平分配已成为不可能，因为其中一国早已自己动手并隐瞒其所得了。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满意的解决办法是让四国各自从其占领区内提取赔偿。由于大概有百分之四十可资利用的工厂座落在俄国占领区，这就使得问题比较容易得到解决。如果再从西方国家占领区百分之六十的工厂中抽取百分之十加给俄国人，那么他们所要求的占总数一半的赔偿份额就会得到满足。　　但是总数究竟是多少呢？斯大林和莫洛托大逼着要定下一个确切的金额，并声称二百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在雅尔塔已经一致同意了的。用巧妙的起草方法来取得一致同意的危险开始出现了。因为赔偿委员会过去只是奉命将那个数字“作为研究的基础”。贝尔纳斯试图解释说，“假如你把某种东西当作讨论的基础，你不一定非要自己接受它不可。”他没有得到多大的成功。然而，他的确设法使斯大林相信，在波茨坦，美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是不打算定出任何明确的数字的。大元帅……于是开始讨价还价。他首先异想天开地提出要大大增加赔偿数字。后来，他又建议从西方占领区拆迁资本设备（用以交换食物、煤、木材等产品）的总数从百分之十二增加到百分之十五。我说，如果他肯撤回其他要求并同意其他两个有争议的提案，我们就同意百分之十五。他表示同意，会议随后不久就结束了。赔偿一章如下：87德国的赔偿　　（一）苏联的赔偿要求，将以拆迁德国境内苏联占领区的物资及适当的德国国外资产予以满足。　　（二）苏联负责在其所得的赔偿额中，解决波兰的赔偿要求。　　（三）美国、英国以及有权获得赔偿的其他国家的赔偿要求，将自西方各占领区及适当的德国国外资产中予以满足。　　（四）苏联除在本占领区获得赔偿外，尚可自西方国家占领区取得赔偿：　　（1 ）在德国和平经济所不需要且应自德国西方国家占领区拆迁的可用的与完整的工业资本设备中，先从冶金、化学及机器制造工业中抽取百分之十五，以交换同等价值的食物、煤、钾碱、锌、木材、陶瓷、汽油产品以及其他商定的商品。　　（2 ）在德国和平经济所不需要且应自西方国家占领区拆迂的工业资本设备中，抽取百分之十，应就赔偿项下交与苏联政府，苏方无须付款或以实物交换。　　上述（1 ）（2 ）两项规定的设备拆迁将同时进行。　　（五）从西方占领区作为赔偿拆迁的设备数量至迟必须在今后六个月年决定之。　　（六）工业资本设备的拆迁将尽速开始，并在第（五）段所规定的作出决定时起两年内完成之。第（四）段（1 ）项所规定的物品交付，将尽速开始，并由苏联自开始之日起，于五年年按照议定的分期办法交付。德国和平经济所不需要因而可供赔偿的工业资本设备，其数量及性质将由管制委员会按照盟国委员会（在法国参加下）所制定的政策予以决定，并交由该被拆迁设备的所在占领区的司令官最后核准。　　（七）在应行拆迁的设备总数确定之前，按照第（六）段最后一句所规定的程序决定可以交付的设备，领先予交付。　　（八）苏联政府对于座落在德国西部备占领区的德国企业以及除下列第（九）段所规定以外的德国国外资产，88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九）英国及美国政府对于座落在德国东部占领区内的德国企业以及德国在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奥地利东部的国外资产，放弃一切赔偿要求。　　（十）苏联政府对于盟军在德国缴获的黄金，不作任何要求。　　波茨坦计划的实质是要使可供赔偿的工业设备数量（就西方占领区而论）服从于全面的经济计划方案。准许德国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超过欧洲的平均水平，而如果德国人民在无外援的情况下，能按这一水平生活的话，首先要能生产出口产品，以偿付必需的进口物资。按照这一水平，如属过剩的工业设备是可供赔偿的，这就包括将予铲除的整个军火工业和将受严格管制的大部分具有作战潜力的工业。遭战争破坏的德国，满目疮痍，一片混乱，流亡难民充斥于市，一旦失去设想的那种工业规模，而又要达到所允许的那种生活水平（如果确曾许诺过那种生活水平的话），德国是否负担得起，是否力所能及，还有侍于观察。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接受那些原则之前，似乎并未对其实用性作过一番现实的评价。波茨但会议所一致同意的只是一种准则而非解决办法——这或许就是会议获致协议的原因所在。它被说成是经过“一番孤注一掷的努力，打破长期僵局，而在最后一刻临时凑成的东西”。这一准则实行起来应如何解释，为了找到这种解释而进行的争论过程，是留待管制委员会去处理的第一项任务。　　还有其他两点要注意。根据雅尔塔会议设立的赔偿委员会曾受权考虑使用劳动力来作为一种赔偿手段的问题，但这一问题从未作过研究，在波茨但似乎也从未提及。其次，尤为重要的是，协议对于从现有生产品中取得赔偿的问题并未明言，虽然在赔偿委员会的讨论中曾经89指出这将成为一个争论之点。雅尔塔议定书曾特意准许从现有生产品中提取赔偿，波茨坦协定在关于德国一章的前言中声称，“本协议的目的是执行克里米亚公告有关德国部分”。另一方面，波茨坦赔偿一章中的第（一）段只讲到“拆迁”苏占区的物资，这一字眼的含义可能稍加引伸便把现有生产品包括进去了。但是乍看起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经济原则第（十九）段中所写的两句活，即“偿付赔偿时，应留下充分的资源，以使德国人民能不依靠国外援助而生活”，“现有的生产品及储存物品的出口所得应首先用以偿付此种进口”。这两句话的通常解释似乎是这样，现有的生产品在被批准的进口物资未获偿付之前，并不供偿付之用。但是俄国人后来争论说，在偿付赔偿之后，这第二条才可适用。有人反驳说，如果照此办理，德国人就不能指望达到那种曾被许诺过的生活水平了，这时俄国人求助于那个含义隐晦的“不超过”一词，从而否认曾对何种生活水平作过许诺。再者，赔偿委员会的美方成员波利于会议后返回美国，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要等到拆迁的工业资本设备的性质和数量由盟国管制委员会作出决定和德国的未来经济有了更明确的解释”，才能就从现有生产品中取得赔偿的数量和期限问题达成协议。总而言之，他当时并不抱着后来美国人所持的见解，即认为从现有的生产品取得赔偿的可能性已被波茨坦协定所排除。　　波茨坦协定是一纸不能令人满意的文件，因为有一两个最重要的段落，不是模棱两可，就是至多也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在由美国官员事先草拟的第二章和在会议期间通过政治协商仔细斟酌订出的赔偿一章之间缺乏一致性，而有重大关系的正是赔偿这一章。人们的确怀疑，90俄国人之所以轻易地接受前一章，是因为在后一章中充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又因为他们对前一章的约定怎样施行于他们的占领区毫不在乎，同时还可以使用他们在管制委员会的否决权来抵制那些不受欢迎的政策。　　（三）丘吉尔和贝尔纳斯详细叙述过美国和英国代表团所作的果断坚决的努力，要使俄国人认识到把那样多的德国东部领土给予波兰人将产生的危险，并使他们认识到大量难民的涌入将使西德负责当局处境困难。俄国人坚持说，上述地区的所有德国人都已逃跑，那里除波兰人外，无人从事粮食生产。倘若德国需要粮食，他们应向波兰购买。斯大休说，把困难加在德国人身上要比加在波兰人身上好得多，德国的工业越少，英国人的市场就越多。当贝文接替艾登的时候，他强烈反对新的边界。俄国人和波兰人怎样都不肯退让。西方大国只能坚持说，波兰西部边界的最后划定，应留待和平会议解决。可是，在此期间，他们感到他们将不得不暂时接受这一既成事实，即这片苏占区的土地是在波兰的管辖之下，同时，在议定书中，对这一问题的协议也被记载了下来。然而，作为补偿，他们倒是使俄国人对“有秩序地遣返德国居民”同意了下列条款：三国政府对此问题从各方百加以考虑，认为关于逗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的德国居民或有关人员遣返德国的工作，应予进行。他们同意应有秩序地并合乎人道地进行此项遣返工作。　　由于大批德国人涌回德国，势必加重占领当局原有的负担，三国政府认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首先应对此问题予以考虑，特别应注意各占领区内这些德国人的公平分配问题。因此三国政府指令各自驻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代表，尽速向各囱政府呈报己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返回德国的人数，并根据德国目前的形势估计今后实施此项迁移所需的时间及人数比例。　　上述情况同时通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波兰临时政91府及盟国对匈牙利管制委员会，并要求他们在三国政府未曾审阅各自驻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代表所呈报告以前，停止进一步驱逐德国人。　　波茨坦会议在随后几年所显示出来的结果证明是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任何有事后认识之明的人都会从协定的字里行间辨别出那些麻烦的种子。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没有更坚决大胆地抓起棘手的问题。人事更动无疑是有影响的，英国方面的人事更动正好发生在整个会议最关键的时刻。杜鲁门和文德礼掌握不了罗斯福和丘吉尔所具备的全部谈判背景，虽然人们准会产生这样的推想，即丘吉尔因为注意到杜鲁门在接替罗斯福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于是有意邀请艾德礼去波茨坦，好保证以后的接待工作不致脱节，而且可以向他的继任者交代清楚哪些是他认为存亡攸关的实质问题。有些事也得归因于急于求成。解决问题要求干练的官员们集中思想，要求对外交报告进行审查，还要求政治家们坐在自己的书斋里冷静思量，而现在则不然，聚集在外国的某个城市，在只有几天停留时间的情况下，被迫安排在早餐和午餐之间，或午餐和晚餐之间，甚或在晚餐之后，仓卒从事，干脆“处理”，以烟云过眼的印象和肤浅的交谈为基础，而交谈则是靠战战兢兢、局促不安的译员所作的不完全的翻译……并在一科既是严格保密又是相持不下的气氛中作出决定。结果如何，可以预料。　　然而，认为开一次比较长的会议就会有所作为，从而减少东西方之间的分歧，那是毫无根据的。诚然，人们不得不猜想，有许多问题可能故意留下含糊之处，那正是因为要想明确规定，反而暴露分歧，危害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如果西方立场坚定，波茨但本来就会同玫瑰宫相似，而且通过管制委员会去管制德国的尝试，可能根本不会实现。也许那样只会有好处。也许把真实情况立即摆在世界各国人民的面前是更为可取的。丘吉尔曾经指出，他本来就想做到这一点，的确，如果按他的主意行事，西方大国来到波茨坦（假定在这种情况下，会议还会召开的话），会用其仍然掌握着的不少俄国占领区地盘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试图评价谁的政策较为明智，还为时过早。92我们暂且还是想法理解一下，任何一个政治家在胜利的时刻，决定把争端搁置一下或者促使其发展所需要的那种感情为好。　　第六章　管制机构　　盟国管制委员会是盟国驻德国军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权力是由英美俄法四国司令于1945年6 月5 日在柏林签署的第三号公告授与的。管制委员会在7 月30日召开首次会议，8 月30日颁布了第一号公告，向德国公众宣布委员会的组成。这份公告确定四国总司令在各自占领区内颁布的法律、公告、命令、法令、通告、规章和指示等继续有效。　　管制委员会由兼备总司令和军事总督职权的四人组成，每月10日、20日和30日在柏林美管区的卡梅尔格里希特大厦集会。就在这个大厦里，一年之前，纳粹法官弗赖斯莱尔曾经将许多与1944年7 月20日未遂事件有牵连的人处以死刑，而他本人则在盟国的轰炸中丧命了。经四方同意，各国轮流担任主席一个月，在俄国人的坚持下美国先任主席。各国均配备自己的秘书，在担任主席期间负责提供官方的会议记录。决议及记录文本必须取得一致同意。每次会议后，要向新闻界发布一份简短的公报。公报内容也要求一致同意，如遇困难问题，则交由一个小组委员会来汇编。开会有争论，甚至无法对公报取得一致意见时，则由各代表团非正式地向本国记者简单介绍情况（并不存在向德国新闻界介绍情况的问题，因为为各占领区报纸服务的新闻社都归盟国经营，并由盟国官员担任其驻柏林代表）。每次会议后，担任当月主席的国家要招待各方，名为“便饭”，却有一次比一次丰盛的趋势，主要是俄国人在增加份量。每隔一个时期总93要通过“节约决议”，但只是暂时起一下作用而已。这一惯例提供了一种非正式讨论问题的机会，虽然还不能说它促进了意见的一致。　　盟国管制委员会倾向于变成一个相当正式的机构。提交这个机构研究的总是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或者是暴露出严重分歧不可能达成协议的问题。在委员会内再光法取得一致意见，则提交各国政府去磋商。在下一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有时在委员会内确乎能够达成协议，但委员会并不完全象一个开展辩论或进行协商的场所。与原来的意图相反，大量工作是在下一级即协调委员会中完成的。其实，军事总督也就是总司令，主要是根据他们的战绩挑选出来的。协调委员会则由四个副军事总督组成，他们把全部时间用于管理德国，千头万绪，一手掌握。协调委员会的重要性不管怎样高度估计也不为过分。它每周开会两次，为盟国管制委员会准备议事日程。它本身也有同样的议事程序的一般规则，是并不正式公布会议情况。　　协调委员会所属管制委员会分为十二个管理局，即陆军管理局，海军管理局，空军管理局，政治管理局，运输管理局，经济管理局；财政管理局，赔偿管理局，支付与归还管理局，内务与交通管理局，法律管理局，战犯与流亡难民管理局以及人力管理局。备管理局的划分及其任务的分配，曾由欧洲咨询委员会于战争结束前六个月作出规划，主要是以德国投降时预期还存在的各个部为基础。占领国各方根据各局的划分成立相应的管理处、配备本国代表。管理局的议事程序与协调委员会大致94相同，主席山当月担任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的国家的代表担任。　　职能的划分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有些打破常规的现象是因为考虑到德国的惯例（例如住房划归人力部门）。为切合当时情况，有些管理局如经济管理局和内务管理局的任务就过于繁重。举例来说，经济管理局不仅要掌管粮食和燃料的供应，还要制定出工业水平计划。内务管理局负贡公安（这就要管理非纳粹化问题，因为这一工作被视为警察部门的任务）、公共卫生、教育和邮政事务，更不用说宗教事务和美术方面的问题了。每个管理局为了处理本身的工作，成立了若干委员会及小组委员会。在1945—1946年冬季，管制委员会的活动达到高峰期间，各种委员会共达一百七十五个以上，但在职责上有些重叠现象，同时在协调委员会一级以下的各管理局之间有关协调问题未作充分的规定。英方后来曾经试图把各管理处归并成“行政管理”和“经济小组委员会”　　两类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这种办法从未运用于四国组织。　　四国代表开会讨论问题不是十分迅速的。没有同声翻译设备。即使有此设备，是否有足够称职的译员能广泛予以利用也成问题。除了政治管理局（只要译成俄语和从俄语转译），其他各处开会时每篇发言都得翻译两遍。这就使得到会者每个人都有时间去思考如何作答（特别是在三种语言中懂得两种的人更是如此），而且使针锋相对的敏捷的辩论几乎无从进行。通常各国代表作三分钟至十分钟的发言，表达其观点。发言大体上按圆桌顺序轮流，但也决非一成不变，直到最后意见似乎趋于一致时为止。为了取得积极成果，重要的是要紧扣主要95论点，避免发挥宏论，因为这样做不是无人欣赏，就是分散了讨论的中心。各方都有本领在细节问题上磨蹭时间，然而超群绝伦者也许要数俄国人，他们有一次“一定要讨论兔肉、干果和浆果是否列入德国食品资源这一问题，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虽然他们承认这些东西井无可资利用的数字”。　　不幸的是论战成为常事，因为对另一方的论点有必要予以反驳。但一进行论战，通常就不考虑任何可以达成协议的办法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大厦里有一个餐厅，委员们惯于在一起用餐。一个老练的会议主席往往把中午的体会时间拖延到对某个争论问题作过初步酝酿之后，希望散了会在餐桌上较为轻松的气氛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便在续会时正式提出来。对就餐时间加以策略性地利用，这并不是唯一的办法；俄国人另有一功，他们比英、美人起身迟，饱饱地吃一顿早餐，十一点钟开会还感到有点仓促。下一餐他们一般要到四点钟才吃，因此肚子饱饱的，争论到下午也无所谓；而别人已是饥肠辘辘，却还要进行比较合乎推理的思考来使对方让步。　　管制工作委员会的设计者原来打算每个管理局都没有一个相应的德国行政管理机构，以便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交由那些机构去执行。虽然波茨但会议决定不设立中央政府，委员会却考虑在财政、运输、交通、外贸和工业等领域分设中央各部。但由于有待解释的原因，这些部并未建立，而在西部，德国的行政管理机构也迟迟没有在占领区一级的基础上开展工作。这就使盟国各方所负担的任务比原来设想的要重得多，因为他们既要负责向德国地方当局转达已达成的一切协议，又要监督其执行。不设德国中央各部，对大多数占领国来说，就不能储备大量专门性德国技术资料以供咨询或参考。碰到要为管理局的会议准备材料或诸如此类的情况时，他们不得不从自己的资料来源中去搜集整理，这样就要在柏林维持一个本来无此必要的较为庞大的班子。俄国人确实早在1945年7 月就在其占领区内建立了若干德国中央行政机构，从而大大简化了他们的工作，但当时由于其他影响在起作用，敏协俄国人所提出的事实或数字都不尽可靠。96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最后结果是使占领区的执行人员与一百英里外的柏林决策总部之间的关系，在组织上和心理上造成了相当大的问题。mpanel(1);　　英国的组织机构是按下列方式建立的：军事副总督只负责军政府工作。下面有两个副手，都是陆军少将。一个（负责政策工作的副参谋长）常驻柏林，掌管协调一切有关四国磋商的问题；另一一个（负责执行的副参谋长）常驻占领区。掌管区内的一切工作。军事副总督本人通常在柏林度过一周的中间几天，在占领区度周未：每周分别在两地举行高级官员会议。各管理处处长之下也有两个（或更多的）副手，大致以同样的方式安排每周的时间和各人的任务。管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哪一方面，一开始很不明确。由于柏林满目疮痍，因而最初考虑把工作重点放在占领区。到1945年秋季，问题已很明显，许多关键性人物必须留在柏林，工作重点需向东转移。十八个月后，四国机构开始拆台。顺序又倒转过来，人们不难想象这种摇摆不定对行政机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占领区总部（移到柏林后一度改名为“占领区执行部”）设在威斯特伐利亚邻近的一些小市镇上，其中最闻名的是卢卑克，本德、赫尔福德和明登。这多少是出于偶然。在战争刚结束时，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司令部就设在它正好到达的地点巴成因豪森。当时认为军政府总部紧靠司令部是合乎理想的。没有一个市镇足以单独容纳所有的工作人员，因此分散在几个市镇。总部设在这个地段，有利条件是：大体上处于占领区的中心，而且座落在通往西南和东北的铁路干线和高速公路的连接点上，此外，如果想把占领区总部设在大城市里，就会遇到严重的住房问题，因为所有大城市都被炸得破坏不堪，要么把德国居民大批迁走，否则就无房屋可供他们安身，要么另行建造专用的大楼。威斯特伐利亚的“市镇”实你上未遭破坏，把德国人挤一挤就可腾出住房了。然而住在被轰炸地区之外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就好象是想从莫尔女、莱德伯里、杜克斯伯里、伍斯特、佩尔肖尔和伊大夏姆等地来统治英国一样。负责监督德国行政管理的那些人把德国的生活条件想得过于美好了。他们遇到有点名望的德国人是比较少的。为了与另一个管理处讨论政策问寂；需要乘坐汽车行驶十英里，这种情况对协作毫无好处。最后一点，以威斯特代利亚为中心，对有些管理处极不方便，它们的工作性质决定其主要活动必须在有特殊设备的地区开展。如果1945年夏季在汉堡或其附近搭赵占领区总部的帐篷或临时营房并逐步改善其条件，这也许会令人更满意一虽然不大舒服。1946年间，永久性的占领区总部按计划在汉堡动工建造，将来可以移交给德国人用作办公楼或公寓。这个计划，在英国遭到严厉的批评，其理由是建筑材料本来应该用来改善德国的住房条件：它突然受到管制工作委员会减员的影响。实际的建筑计划可能偏向手富丽堂皇，而且惹人注目。便如果它在1948年初完成，本可以把其他住房交还德国人使用，提出批评的人忽视了这项计划想要解决困难的意图。　　最初，占领区总部的下一级是军部，共有三个，即驻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和汉堡的第八军，驻汉诺威地区的第三十军和驻伊塞隆伪第一军。洛军军长同时也是其所辖地区的军政府长官（地区的界线主要是按军事上的方便来划定的），有两个旅长作为副手，一个负责军务，一个负责军政府的工作。此外，更下一级的军政府单位；原来是从属于军事组织的，并未考虑到德国行政区域的划分。但不久在州或省一级开始形成行政机构的雏型，军一级军政府人员便自然地围绕这一组织来开展工作。军以下的部队单位也相应地分散驻扎，对州政府下属的98德国行政机构进行管制。筒而言之，这是一个从建立在英国军队组织基础上的军政府体制过渡到建立在德国地方政府组织基础上的管制工作委员会体制的过程。这种过渡在1946年5月1 日起了关键性的变化，因为那一天各军军长放弃了军政府的一切职责；而由文职的州行政长官取而代之。州行政长官的地位与战时英国地区长官有类似之处，其任务是负责即将划归英占区的四个州的德国州政府联系，他们把军一级军政府的班底和所属地区内下一级军管机构的班底都接收过来，直接归占领区军事副总督领导，每月出席一次由副总督召开并由各小组委员会主席参加的会议。这种会议很快成为占领区最重要的会议，虽然许多日常事务仍然经由占领区总部处理。　　管制委员会中英方大多数管理处在各级工作人员中均派有代表，直至区一级，不过政治管理处起初在占领区以下各级并无代表，其他某些管理处的代表只派到州一级。县级管制机构通常仅由六人组成，因此职责不大可能专门化。这种安排导致服从双重领导，例如一个技术官员，他既是支队司令官（或地区长官）的部下，同时又要对上一级有关专业领导负责（象在正规军事组织中那样）。有时候，这不免产生麻烦，但就整个情况来说，指挥系统的工作还进行得相当顺利，虽然命令从上下达颇费时间，占领区总部与基层人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种紧张关系，总部切望缩小地方的管辖特权，而基层人员则认为占领区总部（更不用说柏林）完全不了解实际情况。　　但要了解组织情况的全貌，还必须知道占领区内设有蜂窝般的专门单位，它们仅向占领区总部、柏林、伦敦负责——有时甚至好象是对它们本身负责。在埃森有北德煤炭管制局，在汉堡有北德木材管制局，在比勒费尔德99有管制其他工业的许多机构与铁路总局，在汉堡和科隆有德国人个性研究部，有公共舆论研究所，有广播管制单位，在比勒费尔德附近有一个文具和印刷部门. 此外还有搜集历史文件的单位，有搜集工业情报的单位，有营养调查队，以及其他许多单位，且不提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红十字会之类的国际组织，当然，更不要谈一切与其说和管制工作委员会有联系不如说和军队有联系的许多单位了。每个单位都要求供给住房、粮食和运输工具，而且往往指望获得其他舒适条件。如果供应发生困难，各单位就自己主动设法。一个几乎从无到有的组织在几星期内发展成管理二千三百万人的政府，要对出色的一群专家保持联系并对他们进行监督，不是轻而易举的。谁想要绘一幅完整和连贯的组织图表（如果能跟得上一切变化的步伐），可能会画出活象碎纹石予路那样的东西。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德国人则倾向于放弃这种打算而任其发展。回头来说伦敦，军政府作为一项军事事务，开始是由国防大臣负责的，通过陆军部民事局来过问。但很快就明显地看出，如此紧密地与军事相联系是不恰当的，而外交部又不情愿在本身的许多职责之外再负起管理近五万人的这样一个组织。因此在1945年10月采取一种权宜措施，把责任交给J ·B ·海因德，授与他兰开斯特公爵郡大原这一挂名头衔，并设立一个在他监督下的“德国和奥地利管制局”（在战地很快就以：“海因德营房”闻名）。德国及其管制问题确实是一个柑当大的问题，要求有一个专门的部和大臣来管理此事，但采取的权宜措施却存在着某些缺陷。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乃是一个低级的大臣……负责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工作，它一部分属于军务……很快就和外交部的职责和政策混合起来。这个低级大臣……不得不在白厅中有利害冲突的各方之间求得平衡。其他的部，特别是财政部，准会在最初阶段就插上一手。这位尊贵的先生一定……有点儿象小鱼在大鱼间游荡的感觉。1001947 年3 月帕克南勋爵接替海因德为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并在外交部设有一个办公室，与外交大臣联系比较密切，这时指挥系统便大大简化了。与此同时，仓促成立了一个新的部来解决日常的一大堆原则问题，这样它原来打算结束的混乱情况并未立即有所改变。　　管制局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为管制委员会英方提供文职工作人员。当然，军政府的各单位几乎都是由现役军官组成的，但其中不少人已到复员的时候了，虽然可以设法把复员推迟，但违背个人意愿，是不容易办到的，而且也不能无限期推迟。一批军官准备转入管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但对其他人，还得寻找一些多少适合资历条件的接替者。在德国和英国都成立了口头审查委员会，但象大多数新程序开始时那样，它经历了若干暂时的困难。候选人员不单要（由那些对于必要的才能有所了解的人）去物色并对之进行口头审查，而且谈条件订合同往往花去几个星期时间，准备行装安排行程也要几个星期。如果来了一道不能说不合理的命令，要求所有参加管制委员会工作的人必须先经过一套基本指导课程的训练，这样准备期又要再次延长了。即使是曾经去过德国的人，也要进训练班，用为他们可以给未去过德国的人介绍情况。尽管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这一品质一般说来颇不易得），但要一个军官从德国回来，复了员，又应募参加管制委员会工作，不出六周时间就以文官身分重返原来的岗位，这确乎是困难的。奥利弗·利特尔顿说的活也许是生动的夸张之词，他说：“招募制度……就其速度之慢来说，几乎在一切公务程序中列为首位。这表明其中定有道理。”但是在1946年10月19日等着去德国的三千六百十三人中，有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已领到六周以101 上的干薪。大体上说，从主要是军人转到主要是文职人员的这一过程已成功地完成了。但与此同时，那些在德国“为了使城镇重新活跃起来而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却得不到什么帮助，由于无从确知接替的主要官员是否会在现任官员离职之前到来，接替者到任之后是否能胜任愉快。虽然有现代通讯设备，却很少有可能从伦敦获得何时派遣接替人员的确切消息，因为开展组织工作的职责是由那么多部门分散掌管的。　　招聘人员的主要困难当然在于无法肯定在德国的职业前景如何。虽然那时有许多人信口开河，说什么要占领二十五年，可是财政部却（也许幸而）持怀疑态度。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至少签订了某些长期合同，但期限很少超过七年，而且在这个期间担任文职缺乏充分保障。往往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即从正规部门中抽调固定的官员来解决问题。在不少情况下是按这个办法执行了，把第一流的人员安插到许多重要岗位上去；凡是以正规文职人员为核心的管理处（诸如政治管理处和人力管理处）都是属于做得最有成效的，但只有愿去工作者才能如此抽调，而各部门因为面临着国内的大量问题，并不是都想把本单位最优秀的人员送到从前的敌国去服务的。德国的生活有许多缺陷，但也有若干可以弥补缺陷的优越之处（例如优厚的津贴），这一切并不完全合乎应聘人的心意。而自1939年起出国人员许多都不情愿定居异域，另外一些人则一心想回国，不肯失去获得一官半职的机会，因为国内有那么多文职工作要人去干。为前途焦虑也许是过分了。任何一个在德国干得出色的人很可能会从这个或那个组织得到一系列更多的职务。但是这种焦虑是存在的，从而使提供能够有效地处理管理问题的人员增加了困难。不管怎样，一个新成立的组织总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安顿下来；尽管口头审查委员会精挑细选，还是混进了一些不称职者，不得不予以撤换。配备不当和意102 气不投的情况总是难免的。某些组织形式证明不能达到原来的目的，必须予以改变。但管制委员会就是没有时间能够安定下来。它所要处理的问题都是燃眉之急，而且变化无常。委员会的人员处于经常变动之中，由于情况在变化，人员在裁减（1946年以后），这个组织的确切性质也不得不随之改变。总的说来，英国似乎和其他盟国一样成功地解决了人事问题。　　管制委员会中的英方因为规模大大超过其他三个盟国面时常受到批评。然而，俄国人的方法不同，法国人的条件不同，无从比较，因此只能试图和美国作一对比，即使这样，某些情况还必须提醒一下。不错，1946年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中英方的编制总共有二万五千八百十三人，而美国占领区在1945年12月只有一万二千人，次年4 月裁减到七千六百人。但美方的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是由美国军队担任的，、而英方则专门有一批人担任这项工作，人数超过六千五百人。英方的数字还包括情抵处的三千七百八十人，美方则仍由军队担负这一任务。除去这些数字，英方人数大约是一万五千人。还要提醒一下，英占区工业最集中，遭到的破坏也最严重。美方人员编制之小，多半由于迅速裁减人力，方针审慎仅是部分原因。虽然有些人批评英国人过于谨慎小心，长期把持着行政事务而未移交给德国人，但也有些人批评美国人在德国人尚未充分稳固足以发挥效能之前就把行政事务移交出去，使自己处于无法确定政策能否得到贯彻的地位。时隔仅仅十年，现在回顾起来，这一问题似已开始显得无关重要，因为英方编制从1947年以后就逐步缩减了。　　美占区的组织方式与英占区大同小异，因为两国管理德国的计划是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于1945年7 月14日解散）内共同制定的。开始时两组军官之间的竞争颇为激烈，一方以军事副总督克莱将军为首，他统帅着柏林管制委员会中的美方，另一方以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为首，他指挥着法兰克福的美军司令部民事103（G5）处的人员。在美占区的两个军区和柏林的美管区都配有附属于地区司令的军政府人员，并通过他们向法兰克福汇报情况。有几个地区司令精力充沛，能独立思考，把自动决定问题的广泛自由使用于军政府，这是美国工作人员守则中允许战地司令享有的权力。其结果是，柏林的决策部门几乎管不了占领区里的事情。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向法兰克福递送备忘录，要求让各级传阅。备忘录如果不作一番改写，下级就不会当作命令去执行，这一困难法兰克福是深知的。撇开这点不谈，法兰克福的人员从一开始就认为决策者是他们而不是柏林。他们接受华盛顿的指令，或者向克莱将军转达以备四国谈判之用，或者向地区司令转达以便在占领区内执行。这种做法无视国际协议授权对德管制委员会制定政策的事实。1945年10月，军政府人员脱离军队领导，从属于法兰克福和柏林的军政府办公处，前者仍是陆军参谋总部的一部分，但于1946年3 月撤销。那时美占区已经划分成三个州（巴伐利亚，大黑森，符腾堡一巴登）；管制委员会的人员作了相应的改组，由军政府的行政委员（大部分是文职人员）领导。行政委员直接向柏林汇报情况。　　在华盛顿，仍由陆军部负责美国驻德军政府的工作。但总司令的政治顾问和政治管理处则对国务院负责。有一段时期，由于华盛顿未能胁调各个部所发出的指示而造成混乱情况。有好几次各个部的驻德代表接到了对同一问题所下达的互相矛盾的指令。这一困难大体上用下列方法予以克服，即一切指令均通过陆军部发出，而下达政治顾问的指示仅仅视为建议。在德国也制订出一种对照电文并于必要时要求澄清的程序。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华盛顿，国务院主要与国会外交委员会打交道，而陆军部主要与拨款委员会打交道。经常有人建议104 国务院把职责接收过来，但贝尔纳斯未予支持。管制委员会中的美方因1945年秋部队复员而受到的影响，甚至超过英国，到11月份，三百万人的部队中已有二百万人回国。关于前已谈过的招募人员问题，因距本国较远而更加困难。“美国军政府办公处的几乎每个单位不是人浮于事，就是人手不足或配备很差。”1945年7 月31日，美占区军政府有一百六十五名医务人员；三个月后只剩下七十七名。按照计划，要求在11月30日的人数为五十九名，而其中只有十二名可能具备二个月以上的经验。造成混乱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负责提供人员的部门内部经常变动，因此谁也不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办完一个人的申请手续，各种文件一直是束之高阁，谁都不知道有哪些文件。这一情况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在政策问题方面，很少有人把自己提出的建议贯彻到底。例如。在华盛顿制订对德国工业管制计划的人，没有一个人被派到柏林去执行旨在贯彻波茨但协定的计划。只有少数几个重要岗位，其人员保持着合理的连贯性。　　俄占区的苏联军事管制机构是在1945年6 月9 日组成的。在卡尔斯霍斯特的柏林司令部和五个州之间也没有中间一级机构，理由很简单，柏林本身就处于俄占区的中心。但与美国人一样，中央权力开始时是薄弱的、在早期，莫斯科直接同负责州的司令官打交道。俄国组织机构的最显著的不同点是俄国人在1945年7 月就着手建立德国中央行政部门，这可能是希望在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中央各部成立时俄占区的这种机构就可以作为核心，过了好几个月，英占区或美占区才开始成立占领区一级的德国机构，即使在这时还是强调这种机构的作用在于咨询而无执行权。另一方面，俄国人很快就开始l05 向德国中央机构颁发指令，由这些机构向各州传达必要的指示。这样便自动限制了当地俄国司令的自由行动。他们仍对军政府负责。上级只是通知他们向德国方面发出了什么指令，要他们监督那些指令的贯彻执行，而不是告诉他们遵循什么政策（他们可能服从或可能不服从的指示）。莫斯科也停止直接同他们打交道，但与占领区内独立工作的组织还保持直接联系，这些组织多半是与工业和赔偿有关的，其自主权限制了卡尔斯霍斯特司令部的权力。红军对军政府负有更多的直接责任，在其他占领区内情况并非如此。政治委员制度使红军本身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州以下似乎很少驻有部队。由于建立了德国州政府这种形式的可靠工具，俄国人不需要进行严密的控制。几乎无法证实俄国人是否遇到其他盟国所遇到的人力问题，但从战争中伤亡人数之多和重新建设的需要来看，人力问题可能是存在的。在最初几个月内，他们肯定是人手缺乏，而他们一些最重要的官员直到1945年11月或12月才到达柏林。另一方面，他们大概能够命令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人去德国服务。　　法国驻德国的机构是以法国人根深蒂固地反对建立任何一种类似德国中央政府的机构为根据的。因此，他们的主要司令部仍留在巴登一巴登。柏林的工作人员无权指挥占领区的工作人员，两者都直接由巴黎管辖。柯尼希将军即使出席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会议，也尽可能少去柏林。结果是法国驻柏林人员班子小，级别低，而且缺乏权威。在四个占领国中，他们对四方讨论问题所作出的贡献要算最少（这也许最终意味着他们浪费的时间比谁都少）。他们住在法管区北部边缘的弗罗赫瑙，经常遇到供应困难，特别是运输方面的困难。　　在法占区内，组织机构分力行政管理总署，财政经济管理署和法律与公安管理署，都设在巴登一巴登。各州总部的管制当局集中组成一个州高级代表团。这一机构如何进行工作，看来无从得知，这是很可惜的，因为106 这个机构给人的印象是比英、美的体制更能保持平衡。从表现的特征上看。法国人在设立他们的组织时似乎丝毫不去考虑中央机构的形式，即使设想这种形式对他们来说是合适的。他们对占领区控制极严，委派德国人做的事比别的占领区要少得多。1946年12月，据说他们有一万一千人参加军政府。这就是说每一万个德国居民有十八个法国人来管制，英占区是十对一万，美占区是三对一万。据报道，在巴登一巴登的法国人多于德国居民。不谈一谈柏林，便无从看到盟国组织机构的全貌。柏林由一个小型的管理委员会来治理；四个管制区的司令在一个叫做军事管制总部的机关里聚首开会。每个司令有两名副手，一个负责驻军，另一个负责军政府。负责军政府的代表组成一个附属委员会，它对军事管制总部的关系犹如协调委员会对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关系。在它下面也设有各个委员会，负责主要的市政工作。在德国方面，柏林由议会（市议会）和执行部门（市政厅）来治理，由一个市长领导，接受军事管制总部的命令。各占领国在其管制区内负责管理自治区（专区）的行政机构。在1945年7 月前俄国人单独管制柏林的那几周年，他们把那些合意的人安置在市政厅和专区的大部分行政岗位上（虽然不尽是共产党人）。其中有些人证明为极不合适，西方盟国不得不把他们撤换掉。在1946年10月市议会选举前要更换市政厅的人员是不那么容易的，而且需要运用某种机敏的手段，来防止市政厅在未经军事管制总部授权和在违犯占领国怠愿的情况下，对专区的行政机构进行干涉。但在1945—1946年冬季，军事管制总部确实成功地制订出一个联合粮煤计划，同意确定全城定量和税收的共同标准，并在克服了某些困难之后，成功地确定了举行选举的基础。当然，对这样一些问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其后果一定比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中意见不能一致所产生的后果更迅速；更具体地暴露出来。而在最初那几个月里，还没有哪个占领国愿意承担公开破裂的罪责。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第七章　德国状祝　　如果不考虑到占领时总的形势，便无法理解和评价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前面几章旨在提供种种背景知识，下面几章则想作更深入一步的阐述。然而，所有这一些都好象是一个人在用纯科学资料来解说布吕格尔的一幅画的魅力何在，而特殊情节的色彩却未加描绘。不过，要使一个从未身历其境的人获得一种不偏不倚的印象，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这就要求既具有伊夫林·沃和阿瑟·凯斯特勒的笔法，又得具有格雷厄姆·萨瑟兰和奥斯伯特·兰开斯特的画艺。占领期间生活的最显著特色之一是喜剧与悲剧并存，是宽厚与同情和凶残与罪恶共处。但人们无从知道打着呃说“整个世界在可怕的动荡之中”的乔克塞·戴利什么时候才可能不打断博伊尔夫人哀悼亡儿的哭泣。以下各页充其量只能聊以弥补一下这种缺陷。　　也许要指出的第一点就是：整个社会货币暂时不起作用了。就盟国方面来说，货币已为等级所取代，膳宿供应与交通工具这两项重要的生活必需都依军阶而定。我们在国内讲笑话，说到一个人发迹的情况，他是从用方桌一跃而用写字台，从用玻璃水瓶一跃而坐扶手椅，从用毛毯一跃而欣赏绘画。可是在德国，实际上整个生活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这种基础上实行配给。一个人的军衔或准军衔决定了他住什么房子，在何处就餐，用几个仆人，享受怎样的旅行待遇，住什么样的旅馆，甚至决定他来卧车睡卧铺的权利。什么东西部由当局来提供，大部分由为此目的而从德国国外进口的库荐品中提供。情况竟至于此：如果要请一个颇有名望而不是军人的乐团指挥到占领区来巡回指导，而又要保证他享有应得的舒适待遇，那108 么先决条件就要让他接受一个同级陆军少将“的军衔。这样一来，一切都迎刃而解，要什么就有什么了。在德国，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同级“军衔，虽然作为平民，外表并无任何军阶的标志，但当他们的夫人出场时，”同级陆军中校鲁宾逊夫人“便和德国的传统称呼”政府副参议施密特夫人“媲美了。就连乳臭未干的人也渐渐懂得军阶。曾听到一个男小孩问他的游伴：”你的爸爸当什么？　　我的爸爸是个‘特别’长官。“当然，配给食物和房屋是要收费的，但与开销或工薪收入相比，是不算高的。烟酒要买，但两者都不上税。在英国度过战争年代的人，如果酒痛未偿，可以立即开怀痛饮，因为甚至于松柏酒或德国杜松子酒的售价只有六便士一杯，那是很吸引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机会用钱，或竟无机会用钱，就连看戏看电影通常也是免票入座的。在德国铺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买。只有兵营里的食品店可买到东西，而且削价供应。出纳员是”德国最孤独的人“，向他们提款是很少有此必要的。　　事实上，情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按需要进行分配”（或者不如说按其职务进行分配）。而且一切卑贱事务都是由德国人来承担的，因此在管制工作委员会集团内便不存在低下的等级。诚然，“次等军价”中人不能进入军官俱乐部（不管怎样，在1947年前是如此），但是甚至这些人的家务也是指使别人代劳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德国重享中产阶级的生活，这种生活在他们本国已为战争所破坏。有时人们怀疑，相形之下，俄国人是不是头一次过着这种生活。　　这种仰仗军价来向当局获取各种方便的做法必然要产生流弊。有些人心急如焚，想提出充分理由或错误理由去获取自己无权享受的特权，他们便向有恩可施者摇尾乞怜。行政岗位上比较低级的官员面对朋友或上级的求情说项，如果不受诱惑的话，就感到相当为难。“好朋友的圈子”显得太突出了；善于“钻营”受到不恰当的尊敬。显得荒谬的是，采取旨在肃清流弊的措施往往适得其反，原因在于总是难以用一般的措辞来订出条例，惩办一切坏人，好止所有的好人自由自在地从事他们的许多必要工作。可是，条例订得越严，遭殃的好人就越多，而给逮住的坏蛋却越少。为了使有益的工作不致受到掣肘，行政官员日益需要拥有一切自由决定权。就是这样，如果想彻底执行一项政策而不破坏任何条例，那就非要有相109 当机敏的才智不可。若干主要中心，分散隔离，相距遥远，因此走动是很重要的，然而德国的交通工具不能正常地使用；而尚未用旧的盟国车辆在德国司机和工匠手里很快就报废了。因此要在规定时间从一处抵达别处，就成为一种蛇爬梯子的游戏了。公余之暇如何消遣，这是另一个问题，对那些远高大城市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许多人的生活绝不是快乐的。宿舍一般不舒服，冬天很冷，伙食不一定合口胃。汉堡附近一个军队里的伙食，据说“比战俘集中营外的任何食品都要凉”，没有多少英文书籍可看，也没有多少业余消遣设备可满足人们的癖好。各种福利协会如娱乐报国团（ENSA）、皇家学院准校友会（AKC ）等所开办的英语电影院和剧场，作了很大的努力来弥补上述缺陷，但未能完全奏效。爱好音乐的人倒是最幸运的，他们享有进入德国歌剧院和音乐厅的特权。也许在最初的儿个月里，潜在的麻烦是大家思想上不作久留之计。一个人既然指望几个月后回国或者调至别处，就不值得煞费苦心去作出种种安排来使自己免于无聊了。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最初有比较多的人没有认真努力去弥补他们不懂德语的缺陷，这是英美管制班子中最突出的缺点之一。他们讲话中一般通用的只有少数几个词，例如“完蛋了（kaputt）”、“什么都没有（garnichts ）”、“一直下去（g'radaus）”、“公平（fair）”、“君子协定（gentlenman‘sagreement）”和“不利的（gehandicapped ）”等。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无事可干的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喝酒或跳舞。这个问题本来是不会如此尖锐的，如果有许多工作可做的话，但除开头几个月外，工作量的分配是不适当的。有人在1946年说道：“这个机构好象战争初期的勤务部，上层都是过度辛劳，而下属则多半是任务不足。”如果说失之于权力未能分散，那是没有击中要害。权力分散只会引起混乱，除非在分散之前就制订好若干基本原则。这点只有上层才能做到。但是在德国，由于种种原因，情况瞬息万变，以致一套原则刚刚制订好，马上就不适用，又要重新修改了。当然，在德国也正如在别处一样，总有少数人是根本不想努力工作的。　　这一批人远离本国，多半是单独聚居，与德国人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交往。当然，下层的官员们在公务方面经常要和德国人打交道，但是在高一级的司令部里，初期不存在德方人员。在高一级，打起交道来几乎完全在英国人（或美国人）之间进行，用的是英语。他们的工作是与其他有关部门（包括国内的有关部门）协调政策和草拟110 必要的指令向下颁发。在办公时间以外所接触的德国人往往限于侍者、司机和其他仆役，这种鸿沟的存在有几个原因，而正式禁止与敌国人亲善乃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样，这一禁令于1945年7 月14日解除了）。很少有几个官员能操流利的德语。管制机构的人员中懂德语的极不普遍，而德语几乎是他们每天都要使用的。许多人在原则上厌恶德国人，认为他们应负战争的责任，应对纳粹统治的种种暴行负责，因此他们不愿意和德国人过往甚密。后来的接替者，因为役有亲眼看到德国在欧洲所犯下的累累暴行，厌恶之情便不那么强烈了。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占领区司令部的周围，当地的德国居民大多数是农民和小店主，但也有一批德国人为了这种或那种原因不愿意和盟国人员交往。同时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一切食品都是自己运来的，因此不得不定下一条禁令，盟国的口粮不可供给德国人（为盟国工作者除外），加上要照顾到反德分子的感情，便导致禁止在盟国餐厅或俱乐部招待德国人了。还有一个类似的禁令，就是盟国车辆不许德国人乘坐。由于德国人粮食匮乏，住房设备简陋，到他们家里去访问，动辄使人为难，进入德国人的饭店和咖啡馆，也因一些明显的理由而被禁止。有利于社交往来的一般条件既不存在，与其在缺乏这种条件的情况下花费力量勉为其难，倒不如回到管制委员会的孤立的小大地翼去，这要比前者容易得多。也许当局在早期是原则上赞同与德国人交往的，那就应该采取若干实际步骤使这种交往简化，时候一到，那些最严重的障碍就消除了。但是，全面解禁也一定会产生流弊，造成是非不明。同时，如无正常的社交来往，一些为非作歹的社交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mpanel(1);　　如果说在盟国占领军的圈子内货币已为军阶所代替，那么在德国社会生活中金钱也已不起作用，日益为物物交换所取代。〔在西德〕“抑制”通货膨胀的工作进行得荒谬绝伦，达到了扼杀经济活动的地步。军政府提出了值得尊重的教条，即物价飞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万恶的，于社会不利的。但是在人民忍饥挨饿，政府机构很不健全的情况下，企图用具体的军事命令来管理各占领区内的经济，这只能使经济瘫痪的局面长期持续下去。货币在很大程度上己不再是流通手段和经济核算的尺度，取代货币的是以货易货、补偿交易、以实物支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返祖形111式的经济交往。其恶果有二：一是工业生产的恢复特别缓慢，二是农村饱而城市饥，情况悬殊极大。这项政策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比听任物价飞涨所可能产生的情况还要严重。这种经济方面的问题必须国待以后去讨论。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其社会后果。货币职能的丧失，破坏了西方文明赖以建立的主要基石之一，而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而代之。城市生活是以下面的设想为前提的，即农民愿意把他们的产品拿到城市里出售，换取现金。如果这一设想已成泡影，那么城里人要生活，只有到乡村里去用实物来交换粮食。如果工人们不得不去农场亲自搞粮食，那么用于工作的时间就迅速减少了。而且，不管怎样，为了无人肯接受的金钱而干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一旦诚实的劳动不复为人所爱，德国的道德标准就要遭受又一次打击，这种道德标准已被两次失败的幻灭之感、通货膨胀和十二年的纳粹教育逐步破坏。采用什么手段的问题成为如此突出，以致卧的是杏能证明手段之正确，已属无关宏旨了。老百姓的道德心丧失了，这是盟国肩负其责的一个方面。象法国革命中的西哀士一样，每个德国人所唯一关心的似乎是能够说一声：“我活过来了。”　　这种情况反过来对盟国的道德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有少数盟国人员出来是为了贪污舞弊的。还有许多人手里掌握着德国人想要的东西，如汽油、食品、衣服、燃料、香烟之类，德国人非常愿意拿照相机、手表、首饰或马克来交换。大多数德国人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使征服者的道德败坏，被看作是一种羞国主义的表现。而在盟国方面，战争时期曾经产生过高度自觉纪律的那种共同努力的观念，现在比较淡簿了。往往很明显，譬如在黑市上公开拿不是分配给个人消费而是交托给自己掌管的物资去以货易货，这类行径也不认为是丧失原则。为什么要反对出卖（而不吸）分配给个人抽的香烟，要了解这一点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分析能力。在几年之后，英美的纳税人接到税款单时，不少人就为之瞠目结舌了。只要看来吃苦受害的似乎只是德国人，许多人就感到心安理得，认为有权去捞点油水，补偿一下个人生活遭到战争破坏的损失。1945年10月，驻柏林的美国军队通过货物112 交换赚取不少德国货币，能汇四百万美元回家，超过他们实际领取的薪金，而且这还是在支付了他们在当地的一切生活开销之后的数字。为什么要反对以香烟代替不值钱的马克去赏茶房酒钱，对这一点甚至更难理解。日常生活中需要有人替你做许多零星杂事。女踝坚持只用金钱做酬劳，那就可能无人替你干活。实际上你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以货物换取服役的交易，而这种交换究竟刻了什么地步才变为黑市买卖，那是不易明确的。高级领导也许谴责黑市交易。但他们本身也高不了以货物换取服役——即使他们总是不很清楚为他们安排的照顾背后究竟搞了什么名堂。然而，如果象有些人那样把整个管制机构都说成是烂摊子，那是十分错误的，达到了诽谤中伤的地步，而且看不到他们为了把一个几乎被其过去的统治者蓄意毁掉的德国从内战、饥馑和疾病中拯救出来而付出的大量无私的艰辛劳动。英美管制班子中大多数成员勤勤恳恳，而且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相当成功地完成了一项无人感激的任务。确实，上层人物在作出许多决定时，总是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　　当时的困难之一是缺乏一种能够超然评判官方行动的公众舆论——因为仅有的“无官无职的公民”都是德国人，而他们的意见是不受重视的。国内舆论对当时的情况无从直接了解，自然要用国内标准来作衡量，但这种标准十有八九并不适用。俄国人和法国人依赖德国生活，不在乎负有“对德国人残忍”的名声，毫不隐讳他们是来捞一把的。这样一来，他们无需那么彻底地与德国人脱离接触，决意与之交往，而且处理得比较自然。相对地说，既然对他们所寄期望不大，因此从道德方面对他们的批评也就不多了。一个通过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外国政府在能赢得它所臣服的人民不只是消极的承认之前，必须首先显示出它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德国人正在警觉地观察着盟国在战争时期那样大张旗鼓宣传的优越性到底表现在哪里，他们急于要指出他们新主子的缺点和不足。此外，他们全神贯注于应付自己的困难，而不去注意世界形势；甚至那些人并不相信占领国是在有意让德国人挨饿，有意破坏德国工业好使他们自己摆脱竞争，也不认为有灵药可以医治他们的创伤。因此，尽管德国人有顺从的习惯，政府的113 权力充其量也只能达到力所能及的范围。背着政府搞的那些勾当谁都不闻不问。这种缺乏道德权威的现象，因通讯联络方面的缺陷而增多了。结果在这个国家几乎什么事情都能出现，而且的确出现了。只要你有办法抛出高价，引人上钩，几乎什么东西都能搞得到手。而且差不多任何地方都能去成。按道理从这个占领区到那个占领区是禁止通行的，为了解决住房的难题，当局在1945年12月规定，德国人未经许可不得在自己寓所外过宿三夜以上。实际上新建立的警察无法执行这些规定，而想违法的人总是能够找到门路溜过占领区边界的。　　德国是一个人口大量流动的国家：难民东流西窜，寻觅较好的安身之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复员军人，四处奔波，追踪可能重新团聚的线索；父母寻找丢失的儿女；有时是孩子寻找双亲；罪犯和黑市投机分子流窜谋利；城里人下乡投亲访友，好带回一包食物；前纳粹分子迁地移居，好隐姓埋名；制造商出外收购原粹和修理坏机器的配件；男男女女都在寻找工作；主要是与占领军打交道。不论走到哪里，你都碰得到这一类的大批人流，不是拥挤在一部部卡车上，就是拥挤在一辆辆靠煤气发动的、显然山埃米特或希思·鲁宾逊设计的老式大车里。他们在大路上艰苦跋涉，他们涌向火车，把一节节车厢挤得水泄不通，剩下的人就吊在车顶上、缓冲器上和踏脚板上。虽然毫无疑问会出现大量的贪婪、残暴和虚伪，但也发生了数不清的悲惨事件。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祖传的遗产丧失殆尽，毕生的积蓄荡然无存，精心挑选的收藏损失一空。一个人很容易把自己裹在住着占领军的魔毯里面，忘记周围的人们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生存，偶然间一件平凡的事情使他一惊而醒，突然意识到住得如此拥挤不堪，享受不到一点清静，有一顿没一顿，老是吃那几样东西，除了皮箱里那几件换洗衣服之外，一无所有，淋湿了无法烘干，冷了无法保暖，过这种日子真的不是个滋味。　　按官方统计资料，英占区的平均居住面积是每个人六点二平方米左右——当然，这一平均面积并不是分配得均匀划一的。在其他占领区内，平均面积还要大一点。但是，这种索然无味的统计，即使象人们所说的，在114 杜塞尔多夫有二千七百人没有固定住所，有一万三千人住在防空洞和破房子的地窖里，也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要了解在一个个具体事例中，这种统计数字可能意味着什么：　　七个人住在这间〔屋〕里——父母和五个孩子。……垫在他们铺板上的麻袋里没有刨花，其他的家具是三只凳子和一个小桌子……地面是粗糙的混凝土……　　与其说是恶臭，倒不如说是因为密不通风，不断呼气，凝聚成那种扑鼻难闻的气味。……　　我们走下长长的两段踏级，踏进下面两个可怕的房间。当然，没有天然光线，也没有通风设备。这地方最近被水淹没了四个星期，里面住着两个妇人和五个孩子。……　　〔一个钢骨水泥掩蔽体里有〕一套同样大小密不通风的地下室，每间约七十平方英尺。其中一间住着一个四十五岁的母亲，一个二十岁的儿子和一个十一岁的儿子，还有一个九岁的女儿。只放两张窄床——再不能放更多的东西了——两个人同睡一张床，抵足而眠。　　〔俄国占领区里的一个难民营〕不妨请你想象一下，一个大房间里，铺着一点儿稻草，我们就睡在上面——中间有一个湿淋淋的臭气熏人的“宝座”，总是有人占据着。每天喝一碗清汤，八天吃一只小面包，一丁点儿牛油。早晚都饿着肚皮。每天要拖出几具尸体，我也在等死，因为除此而外别无出路。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人人生疮长虱子，又痛又痒。没办法洗澡洗衣裳。残废和动弹不得的人躺在大小便里。没有暖气，又冷又饿，我们在这里等待死神光临。　　毫无疑问，这些是最坏的事例，在别的世纪或其他大陆上，可能不会显得如此可怕。有人记述一个农民大约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话：“我所要的东西终于都弄到手了，只差在牛棚里铺上地毯，给猪仔拴上珍珠项链。”有人直率地说，如果消费品的生产不能增加，英占区内的每个男子要等六年才能做一套衣服，每个妇女要等四年才能添一件上衣，这种讲法可能有点荒谬。但事实上这样言过其词，才能施加压力，好采取纠正措施。谈到在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一地，1946年11月间就有七十五万个儿童没有鞋穿，这种说法倒丝毫不错。在连续两个冬季无法向各家各户供煤的时候，市政当局在各处成立公共取115 暖室，这种事情倒不是仅仅发生在情况最坏的地方。1946年8 月《英占区评论》指出，即使不是不可能，要确知汉堡饥饿浮肿的人数是困难的，但据统计约有一万人。德国人可能感到非常难受，也可能主要是自作自受，然而他们确实有许多理由感到难受。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内产生了一场社会革命，虽不是预先计划好的，也可能不那么持久，但就其确实存在而言，则并不亚于俄国人所进行的社会革命。有些人，如农场主，敲诈勒索者和那些具有为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贤历的人，都平步青云，蒸蒸日上。工程师、歌剧演员和旅馆老板，有点儿象是二十世纪的贵族老爷，不管政局发生什么变化，肯定为人所需要。另外一些人则一落千丈，每况愈下，特别是那些年老有病者、靠积蓄过活者和职业军人。后者突然发现他们拿枪杆子的职业遭到咒骂，本人毫无前途。和这批人处于同样境遇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逃亡避难者，他们属于各种阶级，具有不同背景，突然间被连根拔起，投进了全然陌生、格格不入的环境。　　也不仅仅是人在经历着沧桑。十二年的纳粹宣传已经教会了德国人不以表面价值对待所见所闻，即使他们知道某些盟国人士在对他们讲真话，但也很少认为那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情况。一周的报纸几分钟内便可浏览完毕，电台节目有限，新书难以到手。1946年4 月之前不可能与外界通信，这以后也仅限于互通短札。到1946年底才能从国外向德国邮寄书报。饥肠辘辘，无所事事，忧煎内腑。德国人对什么事都爱打听，听了马上就向左邻右舍传播。正如精神病患者常生幻觉一样，德国人处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中很容易听信谣言。五花八门的谣言辗转相传。由于明显的理由，谣言中特别吸引人的主题是粮食、燃料和盟国间的争吵。谣传在雅尔塔订过一项秘密协定，要让德国人挨饿三年，过集中营式的生活，这可能只是对事实的加油添酱。人们可能听到这类的传闻，说一些拖网渔船在吕贝克被炸毁，使之不能捕鱼。人们116 也可能了解到，英国眷属接来德国晚于美国眷属，德国人从这一事实推断出英国在考虑进攻俄国。一种更为荒谬的捏造是说英国正把一切可以搞到手的粮食储存在本土，以防备另一次战争。最大胆的捏造是说黄油正从石勒苏益格运往英国。当英方当局予以驳斥时，谣言又起，还添枝加叶，说什么德国印刷工人接到了印上“英国黄油”字样的包装纸的订货单，因而使盗窃行为查不出来了。看来这的确是有意造谣。运用蛊惑性的口头宣传是众所周知的纳粹伎俩。但真正具有重大关系的倒是德国人处于这样的思想状态，就是对所见所闻很容易从坏的方面去理解。他们如此轻信，对谣言就不善于处理，特别是在难以提供肯定性的反驳证据的时候。把一些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请到码头去看起卸英国和美国运来的粮食，这种做法起了点作用，但尽管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一般的德国人还是无从了解国外提供的官方和私人援助的全部真相。企图通过大力辟谣把谣言扑灭于萌芽状态，十分可能促使谣言扩散，因为人们也可能说，“既然他们不厌其烦地辟谣，这个谣言准有点真实性。”在评价占领政策的时候，太容易飞短流长，讲起来好象当局是在对付通情达理的人民。任何这种臆断之谈比通常的谣言更没有道理。　　在这以前，世界上从未出现过四个国家的人民住在第五国人民根生土长的国度里并图通力合作的局面。虽然落后民族往往遭受外国统治，但这样的先例却绝无仪有，即几个文明的工业国竟然接管另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对傀儡政权发号施令）。1945—1947年的德国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异乎寻常的。不论在哪里，突出的景象是盟国官兵成群，他们征用最好的住房，优先使用各种交通工具，试图引进他们熟悉的方式，想从混乱中建立秩序，想保证执行如何处理德国人的协定，想减轻痛苦，想尽量利用他们的机会——或者只是想在他们能够回国前在这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德国人则站在对立的一面，他们茫然若失，好奇多事，怀疑不信，谨慎地检验新的思想，暗下决心尽量不让别人摆布，默默地坚信那些教训他们的117 人不久就会灰心丧气互相争吵。双方面面相觑，各各怀着多种多样的渴望——值得赞美的、现实主义的、自私的或邪恶的渴望。逐渐在混乱之中开始出现一种明显的新的划分，出现种种导致另一类冲突的内在因素，出现东西方之间的挑战。　　第八章　难民问题　　在我们转而考虑占领政策的各个方面之前，最好先谈一谈盟国和德国人不得不对付的最大问题之一，即难民问题。这些不幸的人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五大类：　　（1 ）在战争期间，许多城市居民奉政府之命或出于自愿，疏散到德国和奥地利的农村地区。据说到战争结束时，其人数已达一千万。有些人在轰炸一停止便又返回城市了，但有些房屋被毁者则仍留居农村。这些人并未增加德国的人口，却增加了农村与未遭破坏地区的住房压力。当然，有许多疏散者的老家已为占领区边界所阻隔，由于明文禁止占领区之间的往来迁徙，他们只好悄悄地往回搬。对这一类情况作了特殊的安排，1946年10月估计有五十五万七千人从西方国家占领区迁至俄国占领区，有一百九十万人从俄国占领区迁至西方国家占领区。　　（2 ）在欧洲胜利日，德国有六百万外籍工人，到7 月份西方国家占领区内外籍工人的数字已减至二百五十万人。大部分收容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管辖的流亡难民营里。他们主要是波兰人、波罗的海国家人和俄国人，还有一柴南斯拉夫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害怕重回故土，担心遣返后可能遭到不良待遇（由于这个原因，如果类似的问题在俄古区内发生，可能立即就被处理掉了）。10月份，英美当局开始遣返五十多万波兰人。对个别人并不强迫他们违愿离开，但也不鼓励他们留居。对其他国家的人也采取同样措施，到12月1 日，只剩下九十万人，某中四十万人在美占区。留下来的人大多数是在英占区，到1946年6 月还有三十五万人。俄国人提出波罗118 的海国家人和乌克兰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应予强制遣返，理由是他们都是苏联公民，但这一要求被拒绝了。其他非德国难民从更远的东方源源不断地大批涌入西德。直到1947年4 月，为了想堵住这股人流，才不许新来者前往集中点。这时西方国家占领区共有六十四万九千名难民。后来采取官方的和不完全是官方的移民方法，逐步组织这批人迁居到英国、西欧、巴勒斯坦、南北美洲以及其他地方，但在本书所叙述的时朗内这项工作尚难收效。而且走的人总是年纪较轻，能力较强，身分较高，留下的则都是年老、多病、丧失能力和不守法纪的人。他们感到前途茫茫，不免干出许多伤风败俗的事情。他们的口粮定量比德国人的定量高，因此要额外进口供应品来养活这批多余的人。由于反正有救济当局来养活，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工作。这些人是德国经济上的一个负担，而且不断引起麻烦。　　（3 ）在战斗结束前，有一批住在德国东部各省或东欧非日耳曼国家中的德国人在俄国军队来到前就逃跑了。据说在美军开到时，美占区内已经逃来了一百五十万人。这些人中如果有谁溜回老家去取遗留下来的东西，或者去看一看那边在新情况下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几乎肯定会再折回西方来的。　　（4 ）波兰人、捷克人和马扎尔人一摆脱德国的控制，想起过去纳粹利用他们之中的德国侨民团的情况，就立即驱逐那些侨民，送他们回德国本土。我们看到，在被俄国人置于波兰治理之下的那些德国地区内，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可以预料得到，在胜利之初的一阵激动中，这种举动是仓促行事、并无组织而且是不近人情的。被驱逐的决不能带走他们的全部财物，而是被迫留下许多东西和大部分金钱。他们不顾交通运输情况的混乱，七零八落地通过欧洲，到达俄占区时已奄奄一息，身无分文；他们还想朝西去，却只能发现西方盟国在对大批战时难民119 安排好之前，要暂时封锁一下占领区的边界。　　这种形势使波茨坦的政治家们不得不予以注意，从而要求管制委员会对此作出报告，而在报告提出之前，要求波兰、捷克斯洛代克、匈牙利等国政府暂时停止驱逐德国侨民。这一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被置若罔闻，即使接受此项要求，也会采取种种手段，诸如不发口粮配给卡、不给工作等等，逼得德国侨民无以为生。例如，布雷斯劳的情况是在19月6 日，即盟国的计划准备提交管制委员会之前二十天发生的：拂晓，五个波兰民兵命令一位教师和他的妻子在十分钟内离开寓所。他们的钱全给拿走了。教师夫妇和其他一百三十人到达集中点之后，他俩的手提行李包遭到检查，本来东西不多，又轻了许多。……马车把他们送到车站，赶进装牛的车厢。车上没有任何卫生设备。晚上六点起就锁车厢，早上六点才开锁。……这批乘客连续旅行了十一天。十一个晚上有九个晚上遭到抢劫。管制委员会于11月20日最后批准了计划，规定迁徙的德侨不下六百五十万人。三百五十万人从波兰和波兰所占地区尽可能取道海上归来，其中二百万人被安排到俄占区去，余下的去英占区。一百七十五万苏合德人从捷克斯洛伐克到美占区去，还有七十五万人去俄占区。五十万人从匈牙利去美占区，一百五十万人从奥地利去法占区。迁徙定于1946年1 月开始，持续七个月，头三个月只安排迁徒五分之一。难民在迁徒时有食物和医药照顾。后来的几个协定都保证难民可随身携带一切能带的私人财物，每个人最多带五百马克。　　制定计划是一回事，但执行计划则往往是另一回事。来自波兰的首批德国人致2月26 日才抵达英占区。4 月11日英方占领当局发表一项声明，谴责波兰政府没有遵守诺言。提供的迁徙条件一直不能令人满意，只是由于俄国的协助，难民们才免于一路吃苦。迁来的人中，生病、年老及体弱的比例过高。到6 月份，迁来的人只有百分20之十八是男性，而男性中有百分之四十不适宜于劳动。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迁至美占区的人，情况也大致相同，而且也是一贫如洗。捷克拍留着年青干练的工人不放。由于对此种种提出了指控，遣返安排才有所改进，但情况从未变得令人满意，在迁徙中难民们备尝艰辛。遣返过程比预定的时间要长。1946—1947年冬季，遣返工作中断。到那时，英占区和美占区预定接收的难民都来到齐。　　（5 ）最后一类是从俄占区逃到西方国家占领区的德国人。初期逃出的人并没有后期那样多。一个原因是在1947年底以前俄占区内的生活条件比较起来还算不错。另一个原因是认识“人民民主”是虚伪的，也需要一些时间；许多非共产党人迟迟不愿断定他们只有牺牲他们的正直，才能在那里找到安身之所。从另一方面来说，偷越占领区边界并不困难，有些人因为他们的社会背景，留在东德心神不安，就随着相当数量的商人，黑市投机分子、罪犯和特务偷越边界来到西方占领区了。当然，这些人中有的来自更远的东方。1946年10月份，据估计俄占区居民有九十二万二千人逃到四方占领区，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在英占区，其余全部在美占区。这些难民有许多是偷越柏林分界线过来的，在那里设立了临时收容所来收容他们，直到把他们运送（通常是用飞机）到西德。根据以上数字来计算，从欧洲胜利之日起，平均每天流入的难民数为一千七百人。　　大约有一千万人加进德国的正常人口之中，这在经济方面给盟国和德国当局增添了不少问题。即使没有这许多人流入，情况也并不见得很好，膳宿供应也不见得缘绰有余。实际上粑一切可用的场所、临时营房和收容所都利用起来，也不足以解除老百姓居住得拥挤不堪的困境。俄占区和法占区情况最好，俄占区好的原因是逃往西方的难民大大抵消了从东方迁来的难民，法占区好的原因是它离难民流出的地区最远，而且法方当局以不止他们参加波茨坦会议为理由，拒绝接受组织迁徙的一批批难民。然而在整个美占区，流入的难民占该区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在英占区，流入的难民则仅占该区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点四，但由于英占区人口本来就比较多，再加住宅缺乏，这就构成了差不多的负担。mpanel(1);　　在一个社会集体中，陌生人是很少受到欢迎的，即使讲的是同一种语言。许多难民是几代甚至几个世纪侨居德国之外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讲的话几乎是他们身上唯一的典型的德国特征。有些地区流入的人口改变了居民的整个特点。例如黑森，本来是新教徒占优势，现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则接近于旗鼓相当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在巴代利亚，定居了大量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很快就看出他们对当地产生的影响。这一些结果自然不为原来的居民所欢迎。他们心怀不满，因为不是勉强止房屋与陌生人同住，就是被迫交付额外的救济税款。有些难民精力充沛，有才干，因此飞黄腾达，他们不消多少时间就在新环境里变得水乳交融，但在那儿不一定能得人望。还有许多人不是年老，就是多病，不是毫无能力，就是庸庸碌碌。已交中年的男女一旦突然失122 去生活中的既定地位，并不是人人都能重起炉灶，恢复原样的。这样一些人适应不了环境，对社会起不了什么作用，很可能到死都成为社会的负担。难民们纷纷涌到农村，而不是去城市，因为农村地区有许多完好无损的房园。结果农村变得拥挤不堪。因此，难民问题不是一个工业无产阶级的问题，而是一个农村贫民的问题。　　最后的结果是难民的存在成了德国，尤其是西德的永久刺激一方面，原来的居民给他们弄得很不方便，一心想把他们搞走，另一方面，难民本身因遭受外国的驱逐而感到愤恨不平，又遭受本国同胞的勉强接待而心怀不满，从而缅怀故居，思念既往的生活（在朦朦胧胧的美好记忆中无疑地变得更美了）。唯一能使双方一致起来的是这样的信念，就是说如果收复了奥得河那边的失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既然纳粹利用定居国外的日耳曼少数民族作为干涉和征服的借口，那么住有这类少数民族的国家在德国战败的时候把他们驱逐出境，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指望捷克人允许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继续定后在重要的前线地带，就等于要他们置历史教训于不顾，因为1938年的记忆犹新。波茨坦会议只是承认和设法调整它无力阻挠的既成事实。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同意把德国东部相当大的一片地区划归波兰，尽管他们对西尼斯河线并不赞成。真正要对这种结局负责的是纳粹分子，而不是西方盟国和俄国人，甚至也不是波兰人和捷克人。但是，要指望这种政策的可怜牺牲者们懂得归罪于谁，那反过来将是对人性要求过分了——即使懂得这一点，他们的境遇也不会变得愉快，他们的愤恨也不会稍减。如果说有这么一种情况的话，那就是很可能产生过激政策。避免这种后果的唯一办法是使西德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这样一来，难民的人力和才能就会受到欢迎，他们就会很容易地为社会所吸收。但无法把他们全部吸收到农业中去。这就暴露出波茨坦协定的又一个缺点。协定的一项条款规定剥夺大量的德国工业，而另一方面则又强化工业所必须履行的责任。难民们并不定居在工123 业区，前面已经说过，情况适得其皮，因此解决难民问题，要么把他们再迁徙一下，要么在新地区兴建工业。这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做了。这样做，再加上德国经济的恢复，大有可能不使难民问题变得十分紧迫。尽管如此，在德国居住着那么许多想起德国失地的人，这仍然是刺激民族主义感情的一种因素。毫无疑问，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会立即使难民问题重新突出起来。不管怎样，难民们的阅历很可能使他们因经济衰退而采取极端措施。由于许多难民的生活并不十分有保障，经济衰退对他们的打击将超过别人。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永久存在的。到公元二千年的时候，还能记得奥得河那边生活的人将所剩无几了。但这个日期本身就告诉人们，欧洲不得不经历一定程度的危险。　　第九章　经济事务　　第一节　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僵局　　在1945年整个秋季，经济管理局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努力从事于制定“工业水平计划”，以便把波茨坦协定中的规定具体化，并开出可以从西方国家占领区拆迁作为赔偿的设备清单。但是远在制订任何计划之前，就需要逐步提出整个波茨坦政策所依据的种种设想了。　　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从波茨坦回国不久，使接见了来访的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及其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法国领袖们明确表示，既然没有邀请他们出席波茨坦会议，他们认为会议所达成的协议对他们就毫无约束力。特别是他们对于任何重建一个中央集权制德国的建议感到遗憾，他们要求把莱茵兰从德国划出来交由法国治理，建议建立对鲁尔区的国际管制，还请求允许他们吞并萨尔。他们害怕德国丧失了东部诸省后会将重心西移，而俄德联盟可能会把共产主义带到莱茵河。他们听不进美国人要他们宽心的话。1945年9 月当皮杜尔出席伦敦外长会议时，重申了法国的反对意见。但是，由于124 那次会议不是真正与德国有关，所以在给予法国人若干临时妥协性的答复后，就把问题搁置起来了。　　然而到了10月底，管制委员会接到了关于按波茨坦协定筹建五个德国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提案，克尔兹将军声称，遵照他本国政府的指令，他无法予以接受。这样就把管制委员会想要建立德国统一经济管理机构的措施束之高阁了，而没有这样一个管理机构则很难把德国作为单一的经济整体来对待，也很难实施共同的政策。不管怎样，要使四个占领国对该办之事取得一致意见，要协调五个行政部门的行动，都将是困难的。但只要管制委员会还必须对这些部门下达指令，那就还有可能克服达成协议的障碍，制定出一项明确的政策，使之得到一致的贯彻。在奥地利，以及（有一段时间）在柏林，都达到了这个目的。然而在德国，一旦各占领国负责在各自占领区内贯彻政策，就不可能贯彻得都一模一样，而管制委员会指令中的缺陷必然会被武断地用种种参差不一的方法来加以弥补。四个占领区标明某个国家驻扎部队的界线（这是本来的目的）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很象国家的边境线了。　　但是，盟国管制委员会在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是无权采取任何行动的。人们很快就能清楚地看出，法国的态度并不只是一种暂时的策略。因此这个问题只好权且留侍以后通过外交途径来磋商。海因德在12月份说道：“我国不想看到四国管制机构的垮台。”大约与此同时，贝尔纳斯说，美国准备不等待法国同意就在德国推行中央集权化措施。过了四个月，四国外长在巴黎举行会议，以后就再也没有报到这个问题了。　　这是失去了一个大好时机呢，还是侥幸逃脱了一场危机呢？有些批评家一直不能理解负责的政治家们为什么允许法国参加管制委员会而没有把委员会要实施的政策事先征得它的同意，又为什么当它否决该政策的上个重要部分时迟迟不采取行动。索科洛夫斯基不能相信美国人不在暗中鼓励法国人，他对克莱将军说，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只要美曰中断法国人所依靠的物资供应，就能迫125 使法国人就范了。如果立即大胆抓起这个棘手的问题，使中央部门开展工作。德国可能仍会作为一个单一的整体存在，这一点确实是可能做到的。要理解这种局面何以能听其发展，有必要提醒一下，法伺之所以能在德国立足，是由于雅尔塔的妥协，其代价之一就是不让它参加波茨坦会议，而盟国领导人的更迭可能也影响了立即领会这种立场的含意。要理解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有必要超越德国的范围来观察。正是在这个冬天，有关与意大利和其他附庸国缔结和约问题，法国和中国参预起草和约的权利问题，对日本的管制安排问题，俄国对波斯的政策以及原子能的国际控制问题等，外长们经常展开剧烈的争讼。也是这个冬天，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大会在伦敦召开。人们仍然希望安理会能证明它有能力解决世界上一些带根本性的紧张问题，因而大多数人的目光都转向这一方面了。与过去的许多冬天适成对比，注意力已不集中在德国了。下院在1945年选举和1946年3 月18日之间没有对这问题进行过正式辩论。情况很可能是如此，如果联合国机构能够象其缔造者所希望的那样发挥作用，盟国在德国内部的分歧就可能不太费劲地得到解决，反之，如果对很多世界性的问题意见不能一致，那么在对德政策取得一致方面，即使有任何进展，很快也会反复的。　　有人常说俄国人是决心不执行波茨坦协定的，还说如果法国人没有否决中央部门，那么关于俄国人要想在德国的必要进口物资获得偿付之前，就从其现有生产品中提取出口物资（这也是法国人采取的一种做法）的权利问题，也马上就会陷于僵局的。这个特殊困难是为局势所固有，因此上述论点很有份量——然而把责任明确地归之于俄国人，这可能是有好处的。但克莱将军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情况，他说：“我听到波伦先生评论道，法国人用他们早先的否决解救了我们。后来我听到比德尔·史密斯大使说，当时我们在政治上太幼稚了，不能在这样一个组织里对付俄国人。”要避免把俄国人已经在柏林为其占领区建立的行政机构作为中央部门的核心，确实是很困难的。虽然这些机构中的人员决非都是共产党人，但126 俄国人必然会使他们在任何组织中的代理人掌握全德的权力。对这些部门下达命令非常容易引起摩擦。而且几乎不用多少想象力就可以知道各方必然要竞相耍弄阴谋，行施诡计，每个占领国都企图按照对自己主张有利的方式，操纵所有占领区的德国行政机关。　　9 月10日，管制委员会下令减少“对占领区间商品和服务行业正常交易的一切不必要的限制”。但差不多与此同时，管制委员会却禁止德国人从这一占领区迁移至另一占领区。委员会通过了许多有关税收、住房和劳动关系的法律，但对于发展占领区间贸易或作为先决条件的直达运输问题却没有提出值得注意的计划。12月17日，罗伯逊将军和克莱将军建议对德国人开放所有占领区的边界。克尔兹加以反对，并没有提出理由。索科洛夫斯基原则上同意，但却说：“现时无法切实执行。”事实上当时各占领区主问很少交流物资，大部分生产是依靠当地的原料，并在当地销售。即使大力重建中央管制机构和直达交通运输，也很难使贸易再度正常进行。有技能的盟国人员本来有限，他们中的大部分不是忙于使地方机构运转（尽管进展缓慢），就是忙于制定工业水平计划，这一计划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德国的中央经济政策。mpanel(1);　　第二节 工业水平计划　　经济管理局的工业水平委员会在1945年9 月18日首次开会。委员会手头有一份美国的报告，这是在五个星期之前由卡尔文·B ·胡佛教授根据极不充分的统计材料所编制的（他在文件完成前一周就回美国从事他的教学工作了）。委员会决定，为了遵循波茨坦准则和为了把德国拉到欧洲平均水乎，德国的生活水平就要降到1930—1938年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七十四，这恰好是1932年所达到的水平，而1932年乃是为希特勒上台铺平道路的衰退年。讨论一开始，俄国人立即提出三个问题。第一是波茨坦协定中有关德国生活水平的条款写得含糊不127 清。其次，俄国人坚持在计算生活水平时，必须把一切工业能力也同样拉到欧洲平均水平，而对于那些（由于拆迁或限制）大大低千欧洲平均水平的工业能力则不作任何弥补。这将意味着有意要把德国弄穷，即使为安全着想没有必要这样做。此外，他们不同意在确定工业资源水平时，特别是电力供应水平时，应对德国比较缺乏自然资源以及人口高度集中这两点作任何考虑。至于在计划生效那一年德国可能有多少人口的问题，也同样有争论。当委员会进而考虑个别工业的许可水平时，这些根本性分歧自然要导致所提数字差距极大。一般说来，英国和美国提出的数字相当接近，法国建议的数字要低一些，但三个西方盟国之间要达成妥协是不难的。进一步的协商是要和俄国的数字取得协调。俄国的数字往往定得很低，看来只是为了讨价还价。这种协调工作经常是使俄国数字和西方协调数字之间取得平衡，而不是采用四国数字的平均数。　　钢铁工业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战前德国每年用五百万吨钢（总产量是一千九百多万吨）去制造各种各样的钢铁器具，诸如钉、铁皮、餐具、炉子，管子、工具和家庭用具等。即使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还有九百六十万吨钢划归民用。英国因此认为钢的生产能力应定为九百万啤，而胡佛报告中的数字是七百八十万吨，法国印建议则是七百万吨。俄国人开头提四百六十万吨，通过对预算的统计基础展开争论，后来俄国人把数字提高到接近五百万吨。克莱将军在提出建议数字之前已经向高一级的机构即协调委员会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他叭特有的精力来干预此事小他本人同意七百八十万吨的数字，但他接到了国务院的建议，认为适当的数字是三百五十万吨。因此他建议以五百五十万吨用作国内消费，他之所以能比较心安理得地这样做是因他本人有一种印象：即128 战前德国的消费量为“大约九百万吨或一千万吨”。得到内阁全力支持的英国人为确定一个较为现实的数字而坚决斗争，后来这个问题转到了管制委员会去。1946年1 月10日，管制委员会取得一致意见，认为虽然要给德国留下生产七百五十万吨钢的能力，但任何年度的产量不得超过五百八十万吨。尽管这样，对这两个数字的解释仍有争论，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华盛顿直接向伦敦提出才好解决。　　一旦这些关键数字获得解决，计划的其他部分进展就比较容易一些了，虽然计划的完成还要求进一步作出一系列的妥协。这类妥协，对经济事实可稍加忽视，而对政治压力却不得不多加注意。在最后阶段因追求速度而妨碍了充分磋商，这就产生了计划本身的某些脱节之处。例如化学工业的能力就定得太低，以致不能供应其他工业按许可水平开工所需的原料。但是美国领导人不准备冒这样的风险，即由于挑剔细节而把辛辛苦苦制成的整个计划搞垮。英国人了解这个政策的弊病所在，但不准备在这一点上和盟国发生裂痕。因此他们决定仅仅做出如下规定作为接受这个计划的条件，即德国的西部边界要保持不变，中央行政管理部门要建立起来，德国应被看作一个经济整体，应该为它的出口找寻市场，德国的人口在1949年不应超过六千六百五十万。1946年3 月26日，管制委员会最后取得一致意见。两天后，即距波茨坦协定中所规定的日期大约两个月，工业水平计划便公诸于世了。　　该计划把德国工业分为三类，一类是要予以禁止的，另一类是允许存在但要限制产量的，第三类是听任自由发展的。与这三类相应的工业大致如下，一是直接具有军事性质的工业，一是能够用于军事但基本上还是民用的工业，第三是没有任何军事意义的工业。因此从这方面看来，这个计谢是试图对付发动全面战争所出现的问题的，在全面战争中，这样一个广泛的经济生活领域，可以从和平目的转而服务于军事目的，而一旦战争爆发，除非是与战争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生产，其他喇几乎难以继续下去。29如果说解决方法不能令人满意，这与问题的复杂性不无关系。　　十四项工业要予以禁止，十二项要加以限制。这些工业的全部设备除为达到规定的生产水平所需者外，都要用于赔偿，即使不用于赔偿，也要予以拆除。对于另外六项工业，规定了生产水平，但明确指出所规定的生产水平乃是通盘计划时的估计数字，而不是一种限制，这一点意味着美国对俄国和法国的胜利，因为俄国人一直要求有权把目前超过规定水平的一切生产用于赔偿。根据估计，到1949年，德国的出口要达到三十六亿马克，或仅略低于1936年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六（按不变价格计算）。出口物资的大部分将是煤，药品，纸和纺织品。进口将不超过三十亿马克或相当于1936年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一，其中食物和饲料将不超过半数。这样就会有相当数量的剩余——根据统计数字来判断。然而，出口要达到1936年的百分之六十六，而工业计划产量的总水平（除了建筑）却只是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五十五。因此必须拨出比例相当大的工业产量用于出口，提供国内市场的则相应缩减了。但问题不尽如此。战前德国的出口约有三分之二是出售金属、机械和化学品，而这些工业恰恰是受到最严格限制的。这类工业产品的减少又不得不用煤和消费品工业产品来加以填补。虽然这方面在技术上未加限制，但其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战争的影响。按该计划推算，到1949年，这方面的生产各不相同，如煤可能达到战前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上西里西亚的产量业已丧失），纸张和印刷只达到百分之六十五。而且还必须从这些已经缩减了的产量中提出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出口。国内的生活水平就得厉行紧缩。130 即使我们假定计划具有可靠的数学根据，但关于数字如何取得的情况则很难令人聊信。计划中对德国所提出的种种要求只有碰上好运气才能够达到。自1946年以来，自由世界已对经济计划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根据这种经验。很少有人试图对产量和经济发展作一番核算，除非是进行大概的推测、而且要预计到会有大量差错。工业水平计划的虚假就在于它计算得十分精确，而且没有为难以预见的情况雷下余地，显而易见，这是又一次为了避免盟国之间的分歧而不顾现实。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计划的编制者似乎是受了作为他们计算基础的战前数字的迷惑，似乎是在假定他们正在处理一个已经确立的、正在经营着的工业。诚然德国工业遭受战争的破坏，不象人们起初想象的那样严重，但是它已处于一种难以迅速恢复的停顿状态。同时，世界形势也决不是战前那个样子。譬如，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未来若于年中，粮食和原料与工业品相比就要少一些——但没有为贸易方面的不利变化而自有余地。我们应该看得清楚，把德国经济资源从用于军备转到从事和平时期的生产，从重工业转刻轻工业，会造成好几年的脱节现象——然而这一点几乎没有加以考虑。东部失去的领土，其生产占战前德国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五，谁也说不出怎样去弥补这一损失。甚至更为严重的是没有注意到库存问题。投降时国内还有相当多的物资，能使一定数量的工业重新投入生产，这一情况便把一旦库存告罄该怎么办的问题掩盖住了。连“管道”都没有，更别提里面空无所有了。重建库存使之达到合理水平，需要相当数量的外汇。外汇通常要靠出口物资去换取，生产出门物资则需要进一步的原料供应（包括食物，因为工人必须生活），而原料又需要进口。在某种意义上讲，以积累库存形式表示的德国资产，业已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中挥霍光，虽然考虑到这个市场的情况，“挥霍”这个词似乎用得不尽恰当。事实上这不是重新开始发展一种停滞的经济的严峻向题之一。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刺激问题。德国工业伪战时纪录131 毕竟还是突出的：1944年的生产比1938年高百分之四十。但在1944年，人们仍然认为尚有可为，即使当时的情况只是为了避免故败。到1946年，那只驴子几乎丧失了它所有的胡萝卜。盟国已接手管理这个国家的责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的道德感衰退了。金钱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停止。即使口粮配给标准让德国人使劲干，却也没有什么东西来诱使他们这样干；因而他们的显著个性就一笔勾销了。雇主方面很难得到信贷，没有几个人打算定货。工业水平计划，甚至波茨坦协定本身，都是作了这样的假定，即德国人会全心全意和占领国合作来重建他们的国家。然而与其说是要求他们重建国家，倒不如说是要求他们把生活下降到仅仅足以糊口的程度。如果他们不合作，又怎么样呢？俄国人准备使出残酷无情的手段，这样就可以少为此而烦恼。他们惯于采用专横的严厉手段，只有使用这种手段，计奶中所要求的物资转移才有可能贯彻执行。但就英国人和美国人而言，一旦政策不再是纸上的蓝图，而使其结果在实践中显露出来时，他们国内公众所能容忍的强制手段和铁石心肠是有限度的。同时为了不宝于危害他们的另一目标——建立民主生活方式，他们所能够做的事情也是有其限度的。　　工业水平计划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效果（因为没有实行多久就被放弃），而在于它暴露了盟国在建立和平问题上所具有的本质性的矛盾。这样说，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来追述计划出笼时英美方面感到气愤的情景，只要提一提这种气愤是对要求一个确确实实的和平所作出的反应的第一个里程碑就可以了。　　第三节 赔偿物资暂停交付　　在这整个时期内，西方各占领区的经济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整个冬天，英占区和美占区的口粮配给量要维侍一般消费者每天一千五百卡路里还有点困难。有人认为足够维持生活水平的最低限量需要有二千卡路里，由于难民涌进，人口剧增，而1945年的收成又比预期产量降低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美占区只能从本132 身的资源中提供每天九百四十卡路里的定量，而英占区据估计在战前就奠进何它所需粮食的半数，现在只能提供四百卡路里。因此在1845年6 月1 日到1946年4 月15日期间，英占区必须输入一百万吨粮食，美占区必须输入五十多万吨粮食（时间上略有不同），为了避免陵英美人员依靠德国的供应而输入的所有粮食则不计在内。尽管有粮食输入，1946年3 月间的供应还是开始呈现短缺，英占区的配给量不得不降为一千零十五卡路里。到月底；美占区的配给量降为一千二百七十五卡路里。　　盟国的目标是尽快把配给量恢复到一千五百卡路里。要把定量提高到二千卡路里，在当时情况下只能是遥远的希望。因为即使保持一千五百卡路里的水平也需要大量进口，而在当时世界粮食匠乏的情况下，这是很难办到的。3 月初，由于粮食严重缺乏，美国政府停止对德国的一切装运，虽然在那个月底答应运送五万吨（是真正需要的一半），事实上只运送了一万六千吨。5 月间，赫傻特·莫里森作为枢密院长，专程去华盛顿解决为德国筹措粮食问题。英国已经把手中将近五十万吨原来留作已用的粮食转交纷德国，现在马同意从库存的粮食中再拨出二十万吨。但是英国本身的粮食情况比战时任何时期都更糟，1946年7 月不得不实标面包配给制。幸亏美国政府“无保留地承担了任务，根据现有资源的条件，尽量供应德国”，但是能够供应多少，还得等着瞧。　　在德国内部，正在尽一切可能增加粮食生产。已经作出安排，要在英占区耕种六十五万英亩草地，使下一季133 谷物增产百分之十，土豆增产百分之七十五。牲畜因屠宰而减少，这不仅是为了要提供肉食，而且也是为了减少对可耕种的牧场和饲料的需求。属于奢侈吕的作物则禁止种植。用作酿酒的谷物量则严格削减。当局鼓励在城市花园和分配的土地上种植蔬菜（即使遭到偷窃使原定的消费者吃不到，但至少有人吃迸嘴里去了）。还采取了在当时的社会结构内可能采取的步骤迫使农民交运他们的产品，但粮食生产由于缺乏种籽，肥料和设备而受到了影响，很明显，在几年之内还必须依靠相当数量的进口。燃而，德国的经济是无力偿付进旧的。事实上有一定数量的煤正在出口，以应付被解放国家的迫切需要。因为英国没有煤出口，这些国家更要依靠德国供应了。但是由于德国的煤产量是战前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一出口就使得本国工业即使处于瘫痪状态也无法得到它所需要的煤。情况更严重的是，在削减了3 月份的口粮定量之后，鲁尔区的煤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尽管矿工还有补充定量。因为缺乏煤，钢铁工业产量达不到计划所允许的五百八十万吨，只生产二百万吨。这又反过来对其他工业产生影响，首先是煤炭工业，原因是得不到必不可少的重建所需要的钢。钢铁生产的降低还要造成肥料的缺乏，从而影响国内的粮食生产。然而，即使有了煤的收入，英占区和美占区在1946年全年的总出口也没有超过五亿马克，而计划则预定1949年所有占领区的出口收入是三十六亿马克。如果不再进口原料，就连这种生产水平也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约在1945年和1946年之交，经济管壑处主任德雷珀将军告诉克莱将军说：“我们要取得成功，必须有一亿美元来支付粮食以外的必要进口。”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英占区约有百分之七十的进口是由英国的纳税人来偿忖的。在美占区，情况也没有多大差别。从种种迹象来看，这种负担有增无减。然而，不仅赔偿物资正开始源源不断地从西方各占领区向俄占区运送，而且俄国人并不想抵赖这样的明显事实，即从俄占区向东装运的不单单是机器设备，还包播原材料134 和制成品。如果按照视德国为一个统一经济单位的政策来利用这些物资，就可以减少进口的需要或增加出口的收入。因此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认为把德厨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不仅是一个政治原则，而且成为一种迫切的经济需要了。　　在这个要害向题上，外长们于1946年4 月在巴黎举行会议。法国人坚持要分割鲁尔区和莱茵兰。贝分纳斯代表美国建议必须指派代表对德国经济问题加以考虑，特别是有关下列问题：（1 ）鲁尔区和莱茵兰的前途。　　（2 ）为了整个德国，特别是出口、对留给德国的资源的利用。　　（3 ）在以后九十天内就实现经济统一的程序达成协议的可能性。、（4 ）各占领区边界只作为占领地区的划分之用。　　（5 ）德国的西部边疆。但是，莫洛托大不仅拒绝考虑这个建议，还重新提出一百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说什么罗斯福在雅尔塔已经同意过这个数字，而且声称偿忖赔偿“当然”必须包括当前生产出来的物资。　　与此同时，柏林也逐步呈现出类似的僵局。4 月8 日，克莱将军向协调委员会报告说，俄国代表在经济管理局中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进出口问题必须分占领区来处理，一直到整个德国的贸易有了盈余，赔偿费已经付清的时候为止。俄国人为了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援用波茨坦协定的条款，认为在实行共同政策时应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情况。据此，他们认为整个俄占区的情况是不能运用波茨但协定的基本原则的（或者更可能是不能运用他们感到不方便的那些原则）。克莱将军由此得出结论：苏联政府准备验续运走德国的现有产品，直到他们的一百亿美元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工业水平计划是以进出口平衡计划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计划，赔偿计划就无效了。”在这个月的其余日子里，美国人和英国人决心解决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问题，并建立一个类似135 进出口代办处的机构。然而，法国人和俄国人却以不出席会议等手法来阻挠这个问题的讨论。4 月26日，克莱将军在协调委员会再次批评以占领区为基础的进出口计划方案，并说他下理解如果不建立一个中央机构，怎样能够执行总的计划。代表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的德拉特文将军否认在这两个问题之间有任何联系。　　这种顽固的反对迫使克莱将军采取果断的决定。5 月3 日，他在协调委员会宣布，“为了保护美占区的经济”，从美占区起运的一切赔偿物资，除二十四个预定的赔偿工厂外，将停止交运。他本来觉得不能轻易地放弃工业水平计划，就在五个星期之前，他为了完成这项计划，曾经准备作出那么多的其他牺牲。但是他无疑地感到在此期间经济情况变得如此恶化，使他别无抉择。他的行动曾经遭到批评；理由是：即使把德国视为一个整体，在俄占区当时也没有多少粮食可以送往西德（虽然看来有一些粮食已运往俄国，而且如果俄国人不进行土地改革，运去的粮食可能还要多一些）。有人也指出，由于原料缺乏，西部保留下来的工厂不可能增加多少工业产品。这类批评都没有击中他的埋怨的要害、那就是，俄国人将其占领区的现有产品作为赔偿运走，那些产品如果作为出口物资来销售（或用以替代进口物资），就可能减少英美纳税人为拯救德国免于饥馑所不得不支付的税款。抵国人事实上正在利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人道主义，使他们间接为德国的赔偿出钱，而这种赔偿是未经四国当局认可，而向德国人强行勒索的。无庸否认，把西部那些本来要移交作为赔偿的工厂保留下来，并不能直接缓和西德的经济问题，因为困难在于缺乏原料，而不在于生产能力的不足。人们也弄不清楚，为什么除俄国外，运交其他西方国家的赔偿物资也在一开始就停止，除非这样做是针对法国人的，因为他们也在公开拿走现有生产品作为赔偿（如果是这样，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后来又向法国运送赔偿物资）。但是这一措施确实是唯一能够向俄国人施加压力的一种办法，而且大家都知道，俄国人对这方面是极端重136 视的。此外，英国人和美国人把全钱大量地倾注于他们的占领区，还要指望他们把占领区内贵重的设备交给一个正在从它的占领区内谋财获利的第三国，这显然是不能容忍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当然这项措施是失败的，因为它未能使俄国人改变政策，而仅仅是制造裂痕，从此以后，裂痕就越来越大子。俄国人并不承认波茨坦协定排除用现有产品作为赔偿的做法，他们声称克莱将军的行动是不合法的。他们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设想克莱将军准是受了保卫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的鼓动，他们指责他是美国卖业界的工具，而充当他助手的德雷珀将军则垒华尔街直接派来的。他们认为克莱的行动证明美国政府已经快定对俄国和共产主义采取敌对态度。为此，这种行动就证明为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但是前儿个月的经验使人感到，即使克莱将军再忍耐一点，再施展一下外交手腕，他也下会受到重视的。诚然，同俄国人谈判的根本困难之一就在于他们很难理喻，然而在对他们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时，他们又装得气愤不平。　　实际情况是，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除了诉诸战争外，没有别的可靠办法能阻止俄国人在其控制的区域内为所欲为。历史学家所考虑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俄国人施加这种有效的压力是否值得，盛者为了维持某种表面上的四国友好关系，限于提出口头抗议是否会更好一些，如果拒绝采用这第二种办法，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果让争端早点脓化出头，不必花费八个月的时间去制定一项一出笼就成为一纸空文的计划，是否更为上策。　　假如在1945年8 月到1946年8 月这个期间，也象在下一年那样大力处理德国的重建问题，库存也许不至于用得精光。西方应在什么时刻理解到他们所如此重视的对俄合作，是不能通过合理条件获得的呢？任何人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记住，在这种形势下，双方的论据一般他说是接近平衡的，而对每一方的权衡则取决于在什么气氛中看待这些论据，气氛是逐步改变的，因此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看出那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不可取的，而那个令人反感的答案倒是正确的。从1945年8月到1946年5 月的九个月间，气氛有了显著的改变，特别是在137 美国，因为战争的热情冷却下来了，严峻的和平的实际含义显得清楚了。说英国和美国在德国一开始就自行其是，会干得更好些，这无异是说一个人会干得更好些，如果他在青年时代就已预见到他在老年时代所赞成的观点的话。　　第四节 “双占区”　　克莱将军所采取的行动仍然使西德的根本问题有待于解决。这一问题就是为了重新开动工业机器，怎样筹集资金向国外进口足够的粮食和原料。关键在于煤炭工业。伽果煤产量不能提高，工业机器的所有其他部分只会维持最低速度的运转。但是要提高煤产量，首要问题是要给予矿工们更好的食物和更多的刺激。因此这又回到主要问题上来了。此外，其他工业即使得到了更多的煤，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来，除非再供应其他原料。最后一点，必要的进口当然要用出口来偿付，这显然需要时间，而在着手进口更多物资之前，出口量多半会下降而不会上升。首先，资金问题和物资的采办一样，要在德国国外去进行安排。1946年7 月11日，即盟饲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解散后的第三百六十三天，贝尔纳脓在巴黎外长会议上发言时提出，美占区愿意在经济事务方面和任何一国的占领区合并，如果那个占领国也愿章的话。这番话代表了克莱将军在5 月底（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向本国政府建议的想法。当时的国务大臣诺埃尔- 巴克于7 月29日代表贝文宣布，英国接受此项建议。同时，6月20日，麦克纳尼将军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再次建议按彼茨但伪提议成立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并且暗示如果不采取行动，工业水平计划必须重新考虑（占领区间的经济联合，将被视为通向建立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一个步骤，而决不是与此相抵138触）。柯尼希将军在8 月10日另外提出了法国的建议，按照这个建议，中央机构应是盟国间的机构，主管人由各占领国委派，下属官员可由德国人担任。我们推测一下，如果这个反建议在上年10月提出，会发生什么情况，倒是很有趣的。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反建议于8 月30日遭到否决，主要是由于俄国人反对。虽然在前些时候召开的会议上，索科洛夫斯基曾经不成熟地提过，他的政府将考虑某种“连结”各占领区的方式，但他从未拿出明确的提案。英国人和美国人无意等待，在9 月5日宣布了他们两个占领区联合起来的协议文本。　　协议规定建立若干德国委员会来制定两个占领区中有关经济、粮食与农业、交通、运输、财政和行政事务的政策。由于他们想打开一扇进一步和俄国人协商的门，所以着重强调这种联合不是政治上的联合，仅仅涉及经济领域。然而，这个理论却产生了难题。首先，为了想避免人们产生有个西德首都的印象（同时也由于房屋问题），因而在地理上把各个委员会分散设立：经济委员会设在明登，粮食与农业委员会设在二百五十英里外的斯图加特，运输委员会设在比勒菲尔德，其他几个委员会设在法兰克福。这对协作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其次，他们感到有必要把这些委员会置于某种形式的民主管理之下。虽然英国人最近为这几个部门建立了占领区一级的权力机构，但他们和美国人都还没有着手成立一种类似选举产生的占领区立法机关。因此就不存在任何一种可以使各委员会对之负责的机构；的确，这就是美占区为什么没有建立区一级权力机构的一个原因。于是决定把各委员会隶属于由联合占领区年八个州的总理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此外，各个委员会还有其本身胁指导委员会，由各州的有关部长组成，有权增选一个第九位委员作为无表决权的主席和最高行政官。中央委员会和部门委员会都设有与之平行的英美管制小组。　　这样每个委员会都象一个由八个部长领导的部，依靠对八个部长中的一个部长负责的地方工作人员来执行它的决议（因为委员会本身没有执行权）。每个部长认为他的首要义务是对本州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负责。这就使得作出决议非常困难，而保证决议的执行也同样困难，毅然承当不受欢迎的决议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与管制小组发生了冲突，因为管制小组认为必须优先作出为克服基本经济问题所必需的根本措施。一个特殊的例子是集中食品供应工业区问题。在1946－1947年冬天，德国南部各农业州对就此问题下达的命令都置之不理。所以在1947年4 月巴伐利亚只向北方运送了三百三十吨肉，而不是三千三百八十七吨。另一个困难是由于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大多从英占区一些机构中抽调的，而英占区内社会民主党的势力很强。但在美占区内，有三个州已经成立了基旨教民主联盟政府，所以基督教局主联盟的观点在管制委员会中很占优势。这就导致中央计划的鼓吹者和放任主义的支持者之间发生冲突。1947年夏天进行了一次果断的改组，但新组织机构的工作并无多大起色，直到1948年，各委员会对一个由直接选举产生并授予某些政治权力的三占区经济委员会负责之后，这种体制才能顺利开展工作。事实上这一过程始终是下述情况的临时妥协，即要建立某种中央椰构，又想从头慢慢建起，而且不愿意因在西德成立一个规模完整的政府而导致对俄关系的永久破裂。受到这些条件的限制，人们很难看出怎样才能设计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机构。　　双占区组织的协议原先不包括两个占领国所负财政职责的分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华盛顿谈判产生了一个补充协定，该协定于1946年12月2 日签字，并于1947年1 月1 日生效。这时英国政府对英占区每年必须花费八千多万英镑，越来越感到忧虑。英国向德国人支付的这种赔偿——事实确是如此，而且现在还有增加的危险——是英国纳税人完全有理由感到愤慨的一个负担。此外，我们原定用于有限的必需进口计划的外汇，包括大量美元，在支付本国的进口之前却被用来优先偿付德国的进口。这是我国人民得不到更多食物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不得不把我国很少的资源用来喂养德国人，而我们从德国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酬劳。因此，贝文要求美国人承担联合费用的百分之六十，美国146 人在答复中指出，由于美占区人口比英占区少，他们负担的份额应在半数以下。最后双方同意对半分摊。另一方面。根据估计，英占区已从出口方面比美占区获得较多的收入，虽然这种收入没有按照l945年协议所筹划的那样集中起来，而且一部分已经用于购买粮食了。美国已拿出一笔四千四百八十万美元的款顶，英国拿出一笔相当于这一数目的可兑换的英镑（再加上其他次要项目之后），共计有一亿二千一百万美元的一笔资金交由设在明登的（美国—英国）联合进出口代理公司和华盛顿的联合收购委员会处理。有两年光景，联合进出口代理公司完全负责重新打开德国的对外贸易，消除那些使德国与战时受其侵略的欧洲国家之间产生隔阂的心理上和物质上的障碍。　　进口分为两类，第一类即甲类物资，是在德国防止疾病和动乱所需要的（主要是食物），第二类即乙类物资，包括使德国启立所需要的原料。甲类进口物资是要提供足够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的口粮定量，一俟世界粮食情况许可，就要提高到一千八百卡路里（这实际上是坚持5 月份莫里森的诺言）。德国出口收入首先用来偿付乙类进口物资。在这笔帐上还没有盈余时，占领国不仅要弥补不足之数，而且要承担甲类物资供应的全部费用，虽然预计到一定的时候出口数量将增加到足以挑起这副担子。根据协议，在选择进口来源时，尽量用英镑来偿付不需支付美元的物资，从而减轻英国财政部的美元负担（第二年，由于不能兑换，全部美元费用由美国负担）。允许有潜力的德国出口商直接与海外顾客联系，但在开始时，一切合同须经联合进出口代理公司批准。1947年核定的“出口指标”是三亿五千万美元，实际上只达到二亿二千五百万美元。1948年取得较大的成绩。主要是由于克莱将军的坚持，对德国货物的付款只接受美元，这样就把德国和世界上最稳定的通货联系起来了。这种做法引起毗邻国家（如荷兰）的不少批评，因为它们不久就有了剩余农产品，本来是想用来换取德国货物的，但它们缺少美元，货物卖不出去，蔬菜无人去吃，尽管德国正处在饥馑的边缘。这项政策确实保证了德国的全部出口收入能够换成天下通行的货币，可以用来支付最必要的进口物资。假使有些收入是不可兑换的欧洲货币的话，那就只能用来购买有关欧洲国家碰巧可以提供而德国可能并不那么必需的东西。其结果之一是减轻美国和英国的负担。另一方面，也许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即有些可能出口的物资做不成交易，因为买方缺少美元。德国是要在贫乏的国内市场上多添一些货物呢，还是在人民的食谱上增加一些花样，怎样做更为有利，这是一个可以争辩的问题。贝尔纳斯于9 月6 日，即在双占区协议中的第一项协议签订之后，在斯图加特为这些协议辩护。他在发言中总结了上一年四国讨论时提出的论题并作出了最高一级的认可。如果不按财破茨坦协定的期望和要求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来管理的话，盟国管制工作委员会所同意的工业水平应予变更。……　　根据原来的打算，这个〔非军事化和赔偿〕应该做到这样的程度，即给德国人保留的工业水平要使他们在没有别国援助的情况下，能维持欧洲的平均生活标准。……　　在确定德国的工业水平时并未同意从现有生产品中扣除赔偿。把现有生产品用作赔偿将与现在按波茨坦协定建立起来的工业水平完全不相容。……美国不会同意从德国索取多于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赔偿。然而，波茨坦协定的执行一直遭受阻挠，原因是盟国管制委员会未能采取必要措施使德国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单位而起作用。　　贝尔纳斯继续声称，如果没有经济统一，就无法达到盟国委员会所规定的水准。美国的观点是，德国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应予建立，以便推行一项共同的财政政策，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运输、工业和对外贸易的组织。　　必须给予德国出口物资的机会，以便进口足够的物资，使其经济自给自足。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假如具有丰富142 煤铁资源的德国变成一个贫民院的话，欧洲砌恢复，特别是德国毗领国家的恢复，必将很慢。　　摩根索的基本论点是，德国对欧洲是不必要的。自魁北克会议以来，美国的思想一直是倾向于一种强硬的和平，从今以后就要改弦易辙了。这是实际经验和俄国人的顽固不化合二而一的结果。问题已很明显，首先，强硬的和平只能通过美国舆论所憎恶的措施来实现。其次，即使付出这样的代价，俄国人的合作还是靠不住的。初看起来，斯图加特发言似乎并未大大超出波茨坦协定的范围。但它坚持波茨坦协定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对于两个重要问题（德国生活水平和用现有生产品赔偿），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了波茨坦协议措辞上的含糊之处，而这是俄国人所不愿接受的。发言也指明了美国不可能从欧洲撤退：只要占领庄继续下去，美国军队就要参加。被征服的德国的经济需要，美国预算费用，共产主义胜利的景象，这些都证明比厌恶战争所引起的种种理论要有力得多。英国人长期以来，为了维护一个能生存下去的德国的利益，首当其冲地反对俄国的要求，从今以后感到主导权已经不在他们手里了。　　不是说英国对此持有异议。相反，贝文在10月22日说，英国政府“几乎完全同意贝尔纳斯的话”，他感到特别满意的是，“美国的政策并不要否认德国人改善其命运的可能性”。他也说明德国工业对欧洲的重要性和把波茨坦协定作为整体来贯彻的重要性，而且还说：我们……主要的兵趣在于看到德国不致变成欧洲中心的一个永久贫苦的地区，德国人应能保持适当而合理的生活水平。如果允许这个贫苦地区的情况发展下去，只能得出一个结果，那就是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欧洲，以至整个世界的生活水平拉下来。［在福利和安全之间〕保持平衡，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英占区和美占区联合之后，便采取必要的步骤去重建西德经济。联合的表面目的是把两个区的资源集中起来，以便彼此在需要上可以互相补充。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实际上是次要的，因为所需要的资源在那个阶段根本143 无从在德国国内搞到。美占区生产的粮食确实比英占区多，但数量仍然太少，连满足本身的需要都不够，更不用说有剩余粮食可补英占区之不足了。把两个占领区联合起来也不会生产更多的煤。联合协议真正能够做到的只是建立一种机构，对粮食和原料进行必要的进口并提供资金。事实证明，虽然粮食和原料的缺乏在英占区表现得最为尖锐，但英国当局本身既不能得到足够的供应，也不能为之付款购买。其中缘故简单明了。几乎所有的供应物资都不得不从欧洲以外的地区进口，大多数来自美国，而英国本身的商品和美元都是极其缺乏的。西德没有美国援助则不能振兴，而美国也不准备向一个自己对之根本没有责任的地区提供援助。既然要使一个单独占领区生存下去的希望如此渺茫，似致向其投资将冒严重的风险，那么正如经验所证明的，“双占区”倒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单位。1946年夏末，由前总统胡佛率领的一个小组所进行的访问，出了不少力，向美国当局证明继续向德国运送粮食是多么必要。联合并没有结束英美纳税人的负担。有好几年，他们不得不源源输送金钱，而且很难指望有朝一日能够全部收回。战胜国为战败国出钱，这也许是许多人和多尔顿同样感到愤慨的一种现象，也是和俄国人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现象。问题只能用这种想法来加以辩解，就是说支出额少一点，时间就拖长一点，仍然让德国成为“欧洲中心的一个永久贫苦的地区”。按当时的情况来说，联合已经搞得太晚了，未能使德国避免1946—1947年冬天的困难。但在那黑暗的时刻来临时，已采取了必要的复元措施（除了币制改革），虽然当时还难以置信，万事齐备，只需要时间和精力来付诸实施罢了。德国人当财习惯于讲这句话：“全面投降意味着全面负责。”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人和英国人可以们心无愧地说，他们并没有逃避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