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紫笋来。“①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也有“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②之句。吴兴是湖州的古郡名，紫笋贡茶，产长兴；阳羡，是汉朝宜兴的古县名，唐时一度称为义兴县。这些史实，表明这一地区在我国古代茶业史上，还是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的。那么，“三兴”，扩大些，整个江、浙和安徽一带，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和业茶的呢？这一点，古今都有不同的说法。如唐朝“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韩翃，在一篇文中曾指出：“吴主礼贤，方闻置茗；晋臣爱客，才有分茶。”③韩翃这里所说的“吴主礼贤”，就是指三国末帝孙皓初见韦曜时，曜酒量不大，“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的故事④。至于“晋臣爱客”，是据《晋中兴书》吴兴太守陆纳，唯以“茶果”招待名将谢安的记载⑤写的。孙皓接位之前，被封为乌程侯，其封邑即包括今吴兴、长兴二县。上面所举史料，或发生在吴兴，或与吴兴有关，由此可以看出，韩翃这里最先提出的浙西饮茶、艺茶历史，是始于三国至两晋这一阶段。但是，稍后的杨华，则称“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⑥这也就是说，杨华对吴地包括“三兴”饮茶、种茶的起源，比上说的看法要迟一些，①见《全唐诗》卷三六六。②见《全唐诗》卷三八八。③韩翃；《为田神功谢茶表》，《全唐文》卷四四四。④陈寿：《三国志·韦曜传》。⑤《晋中兴书》已佚，此记载据《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⑥杨华；《膳夫经手录》，茶。340茶　史　初　探·９２３·他认为是起于晋和南朝初年。唐朝以后，对“三兴”地区饮茶、艺茶的起始，各书或从三国西晋说，或引“晋宋以降”说，虽说法不一，但基本上是沿续唐朝不同的看法。至明朝后期，周高起在宜兴、长兴的一部地方性茶书——《洞山芥茶系》中，最先提出了“相传古有汉王者，栖迟茗岭之阳，课童艺茶”①的看法，把这一带种茶的历史，提前到了汉朝。随后，清人邵晋涵在《尔雅·正义》中更进一步提出：“汉人有阳羡买茶之语，则西汉已尚茗饮”②；把宜兴产茶和茶的贸易，更确定为西汉时便已有之。自此，在宜兴、长兴的一些县志和有关史籍中，对上述两条记载，相随碾转引录，把这一地区茶文化起源西汉和汉朝的传说，几乎变成了一种定论；以致笔者在前几年的许多论著中，也以讹传讹，以伪当真，犯了不少传谬播误的过错，如拙文《江苏茶叶历史资料综述》、《太湖地区茶生产的历史和传统》，甚至在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中国茶叶史》中，也都一而再的复述了这些资料。直至最近，笔者在参与编写《太湖地区农业史》过程中，发现有误，才在《中国农史》上专门作了订正③。现在基本搞清，所谓汉王在茗岭“课童艺茶”的传说，是明代在茗岭建立茶神庙以后，“俗误刘秀庙”④，群众七传八绕，把茶神和东汉光武帝又联系了起来，经想象就附会出这样的说法。至于《尔雅·①周高起；《洞山岕茶系》，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②《尔雅·正义》，释木第十四，槚。③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正误三则》，《中国农史》１９８９年３期。④同治《增修宜兴县旧志》，卷一，山。341·０３３·茶　史　初　探正义》中“汉人有阳羡买茶之语”的记载，则可能是完全由邵晋涵对王褒《僮约》“武阳买茶”的错断误释所产生的。《僮约》中的“武阳”，地指今四川彭山县。常州治位武进县，清初武进一析为武进、阳湖二县，二县县衙和常州府治共设一城，所以，其时常州城也有俗称为“武阳”的称法。武进不出茶，常州茶叶历来都产宜兴，宜兴西汉时古名阳羡；邵晋涵如果不是故意作假，那么，很可能就是这样错误地把“武阳”误改为“阳羡”的。不过，我们说明清时流传的宜兴、长兴艺茶起始西汉和汉代的史料不可靠，也不肯定唐人提出的“三国两晋”或“晋宋”说就正确。上面不带反证的意思。相反，我们认为唐时把江南地区饮用茶叶的记载，作为这一地区有茶的最早起始，显然也总是落后于现实的。所以，在经过比较全面的查考以后，笔者还是同意顾炎武的看法：“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①；茶从巴蜀较快地传播开来，主要是秦汉特别是汉代统一全国以后的事情。具体到“三兴”一带，据三国时孙皓“以茶当酒”的史实，我们现在仍然相当肯定，“三兴”甚至整个江南饮茶、植茶的起始，最迟也不会晚于东汉末年的看法。（一）“三兴”地区贡茶和贡焙的发端如前所说，唐朝宜兴、长兴，是以贡奉“阳羡”、“紫笋”而名甲天下的。那么，这一地区唐以前是否有贡茶，唐朝的贡焙具体又设置何时呢？关于这一问题，近时常见有人引用《中国茶①顾炎武：《日知录》，茶。342茶　史　初　探·１３３·叶历史资料选辑》的这样二条资料：县西北“乌程　温山，出御荈；二十里县西北四十长兴　啄木岭，每岁吴兴、毘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里，在金山后陆羽云：青岘啄木于此，有境会亭”①岭茶与寿州同。其实，上抄两条资料，过去都称其为南北朝宋山谦之所撰《吴兴记》的佚文，是不对的。如长兴“啄木岭”条的内容，就明显不是南北朝而是唐以后人所写的文字。如其双行小字中“陆羽云”的一段话，试问：刘宋时的山谦之，怎么能引录中唐时陆羽的文章呢？！或许有人说，小字夹注，可能也可以是后人作的注释，正文或许也还是山谦之写的。这也不对，每岁湖、常二州刺史采茶“宴会于此，有境会亭”，这“宴会”、“境会亭”，也都是唐朝设贡焙以后的事情。对这条资料，过去不少论著中或作为“南朝饮茶风习”②，或作为湖、常两州设焙的时间，常常引来作为信据。笔者查考以后发现，把这条资料误作出谦之《吴兴记》的佚文辑出，可能是《辑吴兴地志》所犯的错误。因为在嘉泰《吴兴志》中，《辑吴兴地志》中所辑的其他《吴兴记》内容都可以查见，唯啄木岭这条，根本无此记载。表明这条资料不是在宋以前，而是在明以后才混作《吴兴记》的佚文的。至于第一条“温山出御荈”的记载，也有一些疑点。如有的志书记的，不①刘宋·山谦之：《吴兴起》，见《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第２０６页。②王洪军：《唐代的茶叶生产》，载《齐鲁学刊》，１９８７年６期。343·２３３·茶　史　初　探是称“御荈”，而是作“御芹”①。芹菜是水生蔬菜，不大可能成为山产珍品的。联系《桐君录》“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②的记载；晋陵是常州的旧名（《桐君录》约成书于５世纪），一般据此认为，“芹”当是误刻，南朝时三兴地区出“御荈”是有这种可能的。如果这一看法不错，那么，这一地区最初贡茶的记录，可上溯到南朝初年。至于宜兴、长兴贡焙设置的时间和过程，虽然也有把后来贡茶院迁至顾渚吉祥寺的时间作为入贡起始的个别例子，但是，由于史实比较清楚，多数意见都根据宜兴《茶舍记》的刻石，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如嘉泰《吴兴志》即载，唐义兴（宜兴）县《重修茶舍记》云：“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典是邦，僧有献佳茗者，会客书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③这里把宜兴、长兴贡茶的起始过程，讲得很清楚，具体的时间是在代宗接位不久李栖筠任常州刺史时。至于正式设焙，嘉泰《吴兴志》进一步指出，自李栖筠“始进”以后，征献漫广，宜兴县贡茶的负担愈来愈重，“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折造。”这也就是说，由只贡宜兴“阳羡”，到扩增进献长兴“顾渚紫笋”，正式在宜兴、长兴设立贡焙或贡茶院，是代宗大历五年（７７０）的事情。据《吴兴统记》的记载，最初的贡茶院，是设在顾渚虎头岩①嘉泰《吴兴志》，山志。②《桐君录》，原书佚，陶弘景在《证类本草》中引过。③嘉泰《吴兴志》，食物故事，茶。344茶　史　初　探·３３３·后的顾渚源头，共“建草舍三十余间，自大历五年至正（贞）元十六年（８００）于此造茶。“①至贞元十七年，刺史李词以院宇隘陋，造寺一所，“移武康吉祥额置焉，以东廊三十间为贡茶院”，这样才真正把贡焙移到了“顾渚山下”。所以，现在有的文章中，把顾渚贡焙的设置定为“贞元间”或“贞元十七年”的说法，是不对的。（二）关于陆羽隐居浙西或苕溪期间的史料述辨陆羽从上元初（７６０年）结庐苕溪，至兴元（７８４年）前后移居信州（今南昌），在浙西隐居了２０多年。如前所说，在这期间，他荐举阳羡茶入贡，结果在宜兴、长兴建立了贡焙，对两浙茶业的蓬勃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他又“闭关对书”，广结“名僧高士”，撰写了《茶经》等几十种著作；这一阶段，也是他一生中最活跃和最有成就的阶段。因为这样，所以学术界对陆羽的这段历史，尤其重视。如近年茶叶界或根据各地的方志记载，或根据陆羽的有关诗文，对陆羽的行踪和系年②，发表了许多考述。这些文章，考释清楚了过去许多不甚清楚的问题，但在少数文章中，也程度不等地存在乱断、错释和误引等情况。为防止和减少以讹传讹，下面将笔者发现的几处错引错释的记述，再专门作一次考订：①《吴兴统记》，原书佚，此据《辑吴兴地志》引。②周靖民：《陆羽生平系年略》，１９８７年《陆羽研究集刊》。345·４３３·茶　史　初　探《陆文学自传》和《新唐书·陆羽传》，都称陆羽在“上元初，更隐苕溪”或“结庐苕溪”，但也有的史籍中，称陆羽是“隐于浙西”。苕溪发源于天目山，分东西二支，分别在湖州和余杭汇入太湖。浙西的范围更大。那么，陆羽隐居苕溪和浙西，其地到底是指哪里或作如何解释呢？说法很多，众说纷纭。如钱时霖认为，“苕溪即指湖州”；因为《辞海》的释文称，“苕溪：浙江吴兴县的别称，因境内有苕溪得名。”①丁克行则根据有些诗句，进一步划定陆羽隐居湖州的情况是，至德初年（７５６）正式流寓吴兴杼山的妙喜寺，一直到上元初仍隐居于此。此后，还隐居杼山附近的龙山；大历三年（７６８），又移居州治的苕溪草堂，大历八年，更迁居湖州青塘门外的青塘村②。如果说丁克行还只是作为商讨提出讨论的话，有的则把一些极不可靠的推测，名之为“陆羽年表”或“陆羽生平系年”等等，武断地肯定了下来。那么，对此究竟应怎么看呢？笔者认为，史籍所说陆羽“隐居苕溪”、隐居“浙西”或“南越”，只是一个概略的说法，并非专指某一固定的地点。事实上，陆羽这段所谓“隐居”，言隐不隐，经常与“名僧高士，谭宴永日”；居也不久居，不时周游名山大川，频频更址迁寓，他在苕溪和浙西的许多地方就都生活过。所以，把隐居苕溪，释作吴兴，即使泛指吴兴郡也是不对的。因为在上元至兴元移居信州的这段时间中，陆羽除吴兴或湖州的属乌程、长兴、武康各县外，在余杭和江苏的宜兴、丹阳、苏州等地，都曾有设寓和侨①钱时霖：《从有关茶诗看陆羽行踪》，１９８４年《陆羽研究集刊》。②丁克行：《陆羽和湖州名茶》，载１９８７年《陆羽研究集刊》。346茶　史　初　探·５３３·居的线索。至于根据某些诗句中提到的地名和意境，即半猜半测说陆羽某年居住在某地等等，则更是虚妄。举例来说，如丁克行在《陆羽和湖州名茶》中，根据陆羽自传“至德初，秦人过江，予亦过江，与吴兴释皎然为缁素忘年之交”，以及“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湄”的记载，联系皎然曾在杼山妙喜寺做过住持、陆羽在杼山建过三癸亭和留有几首与友人游山的诗作，就肯定地说，陆羽在至德初“到了湖州城西南郊的杼山妙喜寺”，“上元初陆羽仍隐乌程之杼山”；“此后陆羽还隐居过妙喜龙山……龙山与杼山妙喜寺甚近，相距约三公里。皎然有《赋得夜雨滴空阶送陆羽归龙山》诗“。在所引的诗文中，与龙山有关的，实际只有“归客龙山道，东来杂好风”一句。那么，根据这些，怎样能得出上述具体结论呢？我只能说这是一种大胆的设想或联想。关于丁克行同志把诗中的龙山，定为吴兴杼山附近的龙山，作为定论还嫌考证不足（如此山唐朝是否也叫龙山，陆羽居此还有什么根据），但从陆羽隐居苕溪这点来说，地点上还是有这种可能的。有的人完全根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龙山条所述，选地点与吴兴最近的无锡县的龙山，称：“大历六年，陆羽从苏州移居无锡龙山，皎然送别而作此诗。”①这样说法，就更属想当然了。先说陆羽居龙山吧。陆羽居龙山一节，有皎然诗为证，这是无可怀疑的，问题是陆羽隐居的是何处的龙山？首先再说明，龙山和东山、西山、方山一样，是随处都见最常用的山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所录，真可谓挂一漏万，是不能据以为①《陆羽诗踪》，载１９８４年《陆羽研究集刊》。347·６３３·茶　史　初　探结论的。事实也是这样，地名大辞典中没有提到三兴有龙山，乌程龙山丁克行已说，此外，宜兴、长兴也都各有自己的龙山。如宜兴县的龙山，嘉庆旧志就记述得很具体，称“在县南五十里，下有武陵洞”①。至于长兴，叫龙山的还不只一处。如现在城西北城郊乡有龙山和龙山村；城西南２２公里的龙山，一名浮云山，与安吉相界；另二界岭乡也有一龙山②。至于叫伏龙山、黄龙山、四龙山或别的以龙为名的山头，简称龙山的就更是不胜枚举。如长兴水口乡与顾渚村相邻的“龙山村”，驻地上龙湾，即以西面小山岗形似龙，由上龙湾简称龙山村的。所以，见到或自己知道一个龙山，就信口把史料中提到的地点随便确定下来，是十分不可靠也不严肃的。这里，我顺便自我订正一个错误。钱时霖同志在《从有关茶诗看陆羽行踪》中，提到“陆羽也在长兴住过”；根据是皎然有一首《喜义兴权明府自君山至集陆处士羽青塘别业》的诗，指出经我考查是“长兴青塘”。在早先我与友人交谈或文章中，把长兴西北青塘山、青塘村误定为陆羽青塘别业的地点，是极有可能的。这也是我犯的一个盲目不作深究的错误。因为据长兴县志记载，陆羽不只经常往返于顾渚和湖州之间，而且在《流寓列传》中还专门搜有陆羽的传，说明陆羽也确实在长兴居住过③。不过，后来笔者在《湖州府志》和乾隆《乌程县志》中，都发现了青塘别业的确切记载，称“陆羽别业，在青塘门①嘉庆《宜兴县志》，山志。②浙江长兴县地名委员会编：《长兴县地名志》。③康熙《长兴县志》，卷八。348茶　史　初　探·７３３·外“①；是在乌程而不是在长兴。青塘，三国孙休时筑，是湖州城郊至长兴的一条隔太湖的塘河；青塘门，是湖州城的西北门；丁克行进一步指出，陆羽别业可能就在今弁山之阳距城二三里路的“青塘村”。联系皎然有关陆羽寓所作几首诗外，青塘虽然一直通到长兴县，但青塘别业是在乌程而不大可能在长兴，这也是大致可以确定的。另外，上面所说，陆羽上元初隐居苕溪，是隐居“乌程的杼山”，有的则称“是居住在吴兴县东郊苕溪旁”②，上面说法不一，但都是指湖州城郊的范围。其实，所有这些说法，也是有悖史实的。嘉泰《吴兴志》陆羽的传中，讲得很清楚，“桑苧翁：唐陆羽，字鸿渐，初隐居苧山，自称桑苧翁。撰《茶经》三卷，常时闭户著书，或独行野中。”③这里就明确指出，陆羽最初隐居苕溪或浙西哪里呢？不是湖州城郊或乌程县，而是在余杭。嘉庆《余杭县志》多处提到和证明，陆羽流寓浙西的第一住地，是在余杭的双溪镇附近④。因为，如上所见，陆羽隐居地的标志，不是苕溪，而是苧山，是苧山附近的苕溪两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