苕溪分东西两支，其一支流经余杭境内后，更分成南苕溪、中苕溪和北苕溪三支。在北苕溪上游二溪会合处，有一双溪镇，附近有一泉称陆羽泉，其《寓贤传·陆羽》和《山水志·陆羽泉》，均称“陆鸿渐隐居苕溪著茶经其地”；而其南不远处，又有“苧山”或“苧山①乾隆《乌程县志》，卷三，古迹。②周靖民：《唐陆羽生平系年略》，１９８７年《陆羽研究集刊》。③嘉泰《吴兴志》，杂志。④嘉庆《余杭县志》，参见卷三“双溪镇”、“苧山桥”；卷十“双溪”、“陆羽泉”。349·８３３·茶　史　初　探畈“，与嘉泰《吴兴志》所说的情况，也大致相合，所以，笔者认为对陆羽隐居苕溪，不应该抛开这些史实而勉强去附会《辞海》的说法。其实，《辞海》中不全面或错误的地方，也还是不少的。关于陆羽在三兴地区的史料，有我们现在断释错的，也有古人搞错的。如在乾隆《湖州府志》、《长兴县志》等一类当地史志中，在古迹和山志部分读到顾渚山时，往往有“陆羽置茶园，作顾渚山记”等记载①。今人据此，信以为真，错把谬误当发现，肯定“陆羽在隐居苕溪期间，曾在顾渚置办过一个茶园。”笔者查核认为，这纯属张冠李戴，是误把陆龟蒙的史实移给陆羽。事实是如《新唐书·陆龟蒙传》中所说，陆龟蒙“嗜茶，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明清间，不知最初失之何书，误把陆龟蒙置园作陆羽，自此在《湖州府志》和《长兴县志》中或单提陆羽置园，或陆羽陆龟蒙双提，模糊中把陆羽在顾渚山下建过茶园，也几乎传成了信史。不过，在许多陆羽置园的内容中，我们仍能找出其源自陆龟蒙置园的证迹来。如乾隆《湖州府志》的记载就是这样：“陆羽茶园，在顾渚山。《笠泽丛书》甫里先生嗜茶，置园于顾渚山下。“②乾隆湖州志的编篡者，不知“甫里”不是陆羽而是陆龟蒙的别号，跟人传抄，结果反显露了陆羽茶园不是陆羽而是陆龟蒙茶园的破绽来。陆羽在三兴地区的史料最多，错误也最多，就笔者手头知道的错误，就有近３０条，这里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只举例吁①乾隆《长兴县志》，卷三，山。②乾隆《湖州府志》，卷八，古迹。350茶　史　初　探·９３３·请同志们在今后的研究中，都认真考一考再作结论。（三）历史上“三兴”地区茶业的兴衰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前面讲了三兴地区从汉至唐的气候演变，说明了唐朝所以在宜兴、长兴设立贡焙的自然原因。其实，众所共知，茶叶在一定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社会消费品，而不是社会的必需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茶叶生产和消费的发展，与每一时代的经济、文化水平，换句话说，也是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联系的。在汉以前，从总的情况来看，南方包括“三兴”在内，诚如《史记》所形容：“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广人稀”，其经济、文化比之中原还是相对比较落后。但是，经汉末特别东晋永嘉二次大乱，北方士族，难民大批流亡江南，他们为南方的较快开发既带来了众多的劳力，也带来了北方大量资金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所以如《宋书》所载：“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数年中，无风尘之惊，……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经一个世纪的安定建设，在南朝刘宋时，江东很快就甩掉了落后的帽子，逐渐成为一个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江南两汉和六朝的这一社会背景，反映到茶业的传播和发展上，就必然出现汉朝的默默无闻，六朝随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局面。据竺可桢先生研究，秦汉是我国第二个暖期，前面我们推测，“三兴”地区很有可能在汉时便已引种茶叶，但鉴于经济、文化的原因，“三兴”甚至整个东南，都没有茶的可靠记载。东汉和六朝，是我国第二个寒冷351·０４３·茶　史　初　探期，从种茶和茶叶生产的气候因素来说，较西汉要严峻，但如北魏《洛阳伽蓝记》中嘲笑吴人那样：“吴人之鬼，住居健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①；反映这时江南的茶叶，不但如前面所说，宜兴的茶叶已名闻全国，而且“茗饮”和米饭一样，也已成为普遍的饮食内容之一。如果说三国孙吴时，江南茶叶饮用的记载，还只有孙皓宴饮大臣时“以茶当酒”一见的话，那么，如《晋书·桓温列传》所载，“温性俭，每宴惟下七奠（樽），拌茶果而已“；《南齐书》齐武帝萧赜遗嘱，在他的灵桌上，“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并要全国“天下贵贱，咸同此制”②，也即至两晋和南朝时，茶在三兴就已成为标志俭朴的一种物资。上面所说的这二点，要不是茶叶生产有较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如前所说的，这一段气候较其前后的温暖期来说，对发展种茶并不有利。所以，这一段南方特别是三兴地区茶业的发展，社会经济较文化的原因，似乎尤为重要一些。隋唐时期，是我国近５０００年来的第三个温暖期③。这时黄河流域或北方，因开元年间禅教大兴，风行饮茶，于是南方的茶叶生产也较快地发展了起来，因而出现了“茶兴于唐”的说法。至于宜兴、长兴的茶叶，因擅运河和国道交通之便，茶芽萌发较六朝等寒冷期也提前，能够赶上清明王室祭祀用茶的需要，所以在这二县还设立了贡焙，专门采造贡茶。从上可以①杨衍之：《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景宁寺。②萧子显：《南齐书·武帝本纪》。③张家诚等：《气候变迁及其原因》，第二章，１９７６年科学出版社出版。352茶　史　初　探·１４３·明显看出，唐代茶叶生产的发展和贡焙的设置，自然地理条件虽有重要作用，但是，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仍然是主要的因素。以北方饮茶的普及为例，从现象上来说，似乎是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的关系①，但是，南北朝时，洛阳一带禅宗也就有一定发展，为什么饮茶在北朝没传播开来呢？显然，这还是与盛唐的经济、文化相联系的。宜兴、长兴茶叶的入贡，除和这二县或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有关外，如前面所讲，与陆羽等一批各人的倡导，也有一定关系。陆羽除向李栖筠推荐阳羡茶可以进御，导致在宜兴、长兴设立贡焙以外，他在隐居浙西时撰写的《茶经》，对唐朝中期茶业的空前发展，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陆羽对三兴地区的茶叶，不只在《茶经》中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甚至还特地撰写了一本《顾渚山记》，大加宣传。这本书名为山记，“其中多茶事”，实际也是一本茶书，所以万国鼎在编《茶书总目提要》时，就收录了这本书②。除陆羽外，中唐著名诗僧皎然，也写了一本《茶诀》③；主要也是讲这一带茶叶的。再如《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中也称：“羽与皎然，朱放辈论茶，以顾渚为第一”；除著作外，平时言谈宣传更多。宜兴、长兴一带的茶叶，因为陆羽、皎然和许多名人的推崇、歌吟，所以如有的史籍所形容，“越传越广，越广越多”了。关于三兴地区唐以前茶业发展的自然、社会条件，前面谈①详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②万国鼎：《茶书总目提要》，《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二册。③嘉泰《吴兴志》，释道。353·２４３·茶　史　初　探到一些，这里稍作补充，简述如上。下面，我们主要谈谈宋以后这一带茶业的发展和演变情况。宜兴、长兴的茶叶自唐大历年间入贡，终唐一代，贡奉不辍。入宋以后，如《事物纪原》所载：“龙凤石乳茶，宋朝太宗皇帝令造，江左乃有研膏茶供御，即龙茶之品也。《北苑茶录》曰：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遣使造之。“①事实也大致如此，据湖州和长兴的有关方志记载，宋太祖建国初年，顾渚贡焙还沿唐制，每年仍进贡一定数量的紫笋茶和两瓶金沙泉。宋太宗以后，就把贡焙从顾渚正式转移建安（今福建建瓯）了。过去对于宜兴、长兴贡焙，宋以后移至建安或建溪这点，一般的说法，都称建州的茶叶，“陆羽《茶经》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详，往往得知，其味极佳”②；是茶叶品质问题。也即认为在陆羽推荐宜兴、长兴茶叶进御时，对建茶的情况还不甚了解的关系。这样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如唐朝时，一般均知道，蒙顶名品，“号为第一”，其顾渚紫笋、义兴紫笋，均殿其后③。但唐朝的贡焙还是设在宜兴、长兴而不设蒙顶，这就是很好的说明。贡茶基地设置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每年采造的贡茶，是否能在清明前送到宫中？那么，北宋的京城在汴梁，与唐朝贡焙的距离更近了，为什么又舍近求远，移置建安呢？这主要是气候变化的因素（参看太湖流域气温变化图④）。由附①北宋·高承：《事物纪原》，龙茶。②北宋·杨忆：《谈苑》，原书佚，此据《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③唐·李肇：《国史补》，卷下。④此图，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陈家其先生提供。354茶　史　初　探·３４３·图曲线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在北宋后期至南宋这一阶段，有一个明显的降温过程，这也是竺可桢先生所划定的我国“第三个寒冷时期（公元１０００—１２００年）”①。这里附带要说明一句，关于温暖和寒冷期更替的年分和图示曲线，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不能绝对而只能大致地来看。一般说，由温暖期转变为寒冷期，其物候要推迟两个星期左右，这样，北宋的京城虽然距顾渚更近，但由于气温变寒冷，为保证赶上“清明宴”，也只好就舍近求远设焙于建安了。图２太湖流域公元２００年后的温度变化曲线图宋朝改贡以后，如北宋葛常之在文中所说：“自建茶入贡，阳羡不复研膏，谓之草茶而已“②。把这段话说明些，也即是说，宜兴、长兴自改贡以后，就改生产散茶，自此其名声也消损①张家诚等：《气候变迁及其原因》，第二章，１９７６年科学出版社出版。②北宋《葛常之文》，撰年不详，此据《增修诗话总龟后集》引。355·４４３·茶　史　初　探了一段时间。但是，至元朝，三兴地区茶叶的名字又响了起来。元朝的贡焙，仍设在建瓯，可能长兴、宜兴加工的茶叶，适合蒙古贵族的嗜好关系，元朝在贡茶院外，又在顾渚改置了一个名为“磨茶所”的贡茶官署。据乾隆《长兴县志》记载：“磨茶院：即贡茶院，在顾渚山水口镇。［韩县志］按：元置磨茶所，有涵晖阁。明初改磨茶院，洪武八年罢进末茶，并罢其院。“①顾渚磨茶所和唐朝的贡焙一样，也兼管宜兴的贡茶，贡什么呢？宜兴、长兴在元朝主要是进贡一种“金字末茶”②。从南宋时起，虽然王室推崇的贡茶，仍是饼茶或团茶，但一般民间为省工省本，开始风尚起散茶或叶茶来，及至元朝，散茶进一步普及开来；所以，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不仅很快废除了顾渚磨茶院，同时也废除了福建贡茶院。明朝废除顾渚磨茶院，不是不要贡茶，而是改贡芽茶和叶茶；也不是长兴、宜兴茶叶的又一次衰落，而是如《吴兴掌故集》所载：“我朝太祖皇帝喜顾渚茶，今定制岁贡止三十二斤，清明前二日，县官亲诣采造，进南京奉先殿焚香而已。”③过去不少人认为唐朝贡焙废止以后，长兴、宜兴的茶叶就不再作贡，其实宋初、元、明和清初，也即是说在唐朝以后，有断续，但基本上历朝都有贡茶记录。明朝废除贡茶院和磨茶院的旧制以后，改进各地名茶。不过，如上所见，清明由贡茶院供茶祭祀的制度没去，明永乐以后南京祖陵的用茶，规定由宜兴、长兴①乾隆《长兴县志》，卷一，官署。②元·忽思慧：《饮膳正要》。③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物产类。356茶　史　初　探·５４３·专办，这实际仍起到类似贡茶院的作用。明朝贡茶制度改革以后，虽然宜兴和长兴既要向北京进贡芽茶和新茶，又要向南京的礼部供奉祭祀的用茶，但两项加起来较贡茶院的额定数字，还是较少的，所以，有更多的部分可投放市场。在明朝宜兴、长兴的商品茶中，出了一种加工独特的岕茶，明文震亨《长物志》中称：岕茶，“浙之长兴者佳，价亦甚高，今所最重；荆溪（清宜兴县南部新建的县）稍下。“对于这一点，时人沈周说得尤为具体，其称：“昔人咏梅花云：‘香中别有韵，清格不知寒。‘此为岕茶足当之。若闽之清源、武夷，吴郡之天池、虎邱，武林之龙井，新安之松萝，匡庐之云雾，其名虽大噪，不能与岕相抗也。顾渚每岁贡茶三十二斤，则岕于国初，已受知遇，施于今渐远渐传，渐觉声价转重。“①这即是说，岕茶在明朝初期便已逐渐出名，至明朝中期，一跃而又成为名冠全国的“茶之王种”。从元朝进献金字末茶至明朝岕茶的称伯全国，这与这一段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的，还是元到明朝，确当我国第四个温暖期，宜兴、长兴自宋朝起就不再制紧压茶，积长期生产散茶、末茶的经验，加上适宜的气候条件，其所出茶叶的质量、产量，自然就明显上去了。我们由上面附图也能清楚看出，在明末清初，又进入了第四个寒冷期，气象界也称为小冰期。据历史记载，在公元１６５０—１７００年，太湖厚冰，柑橘全部冻死，天气尤为寒冷②。不①明·沈周：《书岕茶别论后》，引自陆廷灿《续茶经》。②张家诚等：《气候变迁及其原因》，１９７６年科学出版社出版。357·６４３·茶　史　初　探用说，这种气候，茶树也大批死亡和受冻害生长不好。过去，许多人对宜兴、长兴历史上的茶叶十分有名，为什么在清以后在名茶中就消失不见，一直大惑不解，或用帝国主义侵略的摧残作解释。现在来看，这无疑和此前的波折一样，这一地区茶业的兴衰和历史气候的演变，是极有关系的。如上所见，宜兴、长兴的茶业，从六朝时起，生以敬客，死以作祭，在推进我国茶叶文化上，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及至唐朝，通过设立贡焙，其作为当时茶叶的生产和技术中心，对周围，如皖南祁门等丘陵山区的影响，一至发展到山中“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的局面①。在宋以后，其在散茶的发展中，又起到了率先或带头示范的作用。所有这一切，无不都显示了三兴一带对我国特别是东南地区茶业发展的突出作用。我们最后再补说这几句，一是再强调一下本文的意义，二是预告还有许多内容将另作续篇。①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全唐文》卷八○二。358茶　史　初　探·７４３·十、“皋卢茶”考述皋卢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所载的“茶的别名”和南海用以为饮的树种。日本有一个茶树品种，也名之为“皋芦”。前几年，日本茶学界为弄清他们的皋芦种和我国史籍所说的皋卢的关系，曾分别致函我国有关茶叶专家，询问中国现在哪些地方有皋卢茶树？日本的皋芦，是否即中国古代所说的皋卢或苦艼？这一问，问出了我国对皋卢的普遍重视。近年来，在我国一些茶叶专著和杂志中，接连提出了不少有关皋卢的考述，搞清了许多过去不清楚的问题。如湖南农学院陈兴琰教授《皋卢茶苦茶的考证》一文，通过一年多的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就基本上证实了我国史籍中的皋卢或苦艼，与日本皋芦茶不是同一科属植物的问题。但是，因为讨论还在继续，自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说清和存在着争议，适巧笔者最近正从事我国方志茶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对前一段我国皋卢问题的探讨，也获得了某些粗浅的看法，现将方志中所见的皋卢情况，刊供国内外茶叶专家作进一步研究时参考。（一）我国史籍中皋卢名物演变的情况我国古代文献中的“皋卢”一名，始见何时？过去大致存在359·８４３·茶　史　初　探秦汉和汉魏年间这样二种看法。前者主要根据《尔雅》“槚：苦荼”这一茶的记载，把苦荼直接当作皋卢，称其名字“可上溯到《尔雅》一书的写作时代”。后一种看法，主要根据《桐君录》的记载，把《桐君录》认为是东汉的作品而得出的结论。笔者在对这些不同的说法略加查考以后，认为我国文献中的皋卢一词，最早还应当称之为始于东晋裴渊的《广州记》一书。不错，学术界一般认为皋卢是由苦荼音转或沿传而来的。但是，如郭璞对《尔雅》的注释所说，苦荼是“蜀人”呼茶的方言；我国古代文献中的皋卢，则是产于“广州”、“南海”、“南越”即今天两广和越南一带的方物。所以，南海一带的皋卢虽然是采用巴蜀苦荼的音读，但《尔雅》中的苦荼，不指南海的皋卢。至于《桐君录》一书，据考证，一般则认为大约成书于南北朝期间。因此，从这些情况来说，过去关于皋卢始见于秦汉和汉魏说的争议，实际都是有失偏颇的。《广州记》，或作《南海记》，原书早佚，据《唐类函》转引《北堂书钞》的引文称：“酉平县（古治在今广东惠阳县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这是笔者查考有关史籍以后，初步认定的我国皋卢的最早可靠记载。这条史料，主要说明这样二点史实：一是反映在晋朝以前，我国华南一带即已存在采饮皋卢的习俗；其二，在我国文献记载中，最早皋卢和茶，如“茗之别名”所示，是混而为一的。其时，华南一带饮用皋卢，或许以为就是长江流域所说的茶；而其他地方，则可能认为皋卢即南海一带所说的茶的方言。至南北朝时，随着荆湖地区茶叶文化的南传，大家逐渐发现和知道了皋卢与茶叶性状上的差别，从而也慢慢把二者有360茶　史　初　探·９４３·意识地区别了开来。如我们从南朝宋沈怀远的《南越志》中，就能够看到这种区分的发端。《南越志》原书也早已散佚，现在从其他史籍的引述中，还可以找到是书关于皋卢的二点不同记载：其一为《太平御览》引：“茗，苦涩，亦谓之过罗”，另一是《本草拾遗》引：“龙川县出皋卢，叶似茗，味苦涩，土人为饮，南海谓之过罗，或曰物罗。”前一条记载，实际是沿用“茗之别名”的解释；后一条内容，说明这时已认识到，皋卢只是“叶似茗”；“似茗”也就是非茗，开始不再把皋卢和茶视为同一的了。在同一本书里，为什么同时存在是茗和似茗这样二种牴牾的相反看法？很明显，这只能用当时社会上对皋卢同时存在着二种不同看法来解释。也即是说：其时一部分人还习惯沿用“茗之别名”说，一部分人，已采用“似茗”新说，开始把皋卢从茶中区别出来了。如其后的《桐君录》所示：“南方有瓜卢木，亦似茗”，慢慢就再不提“茗之别名”的说法了。至唐朝，文献中把皋卢列为非茗，就更加清楚。如陈藏器《本草拾遗》载：皋卢“叶似茗而大，南人取作当茗。”陆羽《茶经》对茶的描述也说：“其树如瓜卢，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茎如丁香，根如胡桃”，就把皋卢作为栀子、蔷薇一类非茶属、茶种植物来记述了。所以，从我国古籍记载的情况来说，线索还是清楚的。至唐以后，除引述《广州记》等旧说提到“茗之别名”外，所有记载，都只称皋卢为“似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