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42茶　史　初　探·１３·不读“徒”而读“差（ｔｓｈｅａｉ）”①；槚和“差”的读音就比较接近而共得起来了。说清楚些，也就是“荼”字是巴蜀“苦荼”俗名的省称；苦荼古读ｋｕａｔｓｈｅａｉ，《尔雅》槚字，实际也就是“苦荼”拼读出来之音译。所以，我国秦汉时辞书中用“槚”字，史籍中茶的正名又多用“荼”字，二者不但不矛盾，而且还是可以互通、互证和同源。那么，既是这样，《尔雅》中“槚”字是出现最早的可以肯定的茶字，后来为什么不都从而采用“槚”，如王褒《僮约》“武阳买荼”，《说文解字》“荼，苦荼也，从艸余声”②，《广雅》“荆巴间采荼作饼”，在汉和两晋的文献中，又大多用荼字以致最后演化出来的是茶而不是与槚有关的字呢？因为当时能看到和看懂《尔雅》的，主要也只是少数一些儒生。另外，槚是“苦荼”的拼读，荼是“苦荼”的省读，二者没有正确和妥贴之分，所以，一切取决于用者习惯。民间特别是大多数劳动人民，他们不知道《尔雅》的苦荼是怎样写的，他们写茶，当然也就只会就省而不会去讲什么拼读之字了。荼和槚字，是源之于蜀人所说的“苦荼”，那么蔎和茗、荈三字呢？蔎字的字源，比荼、槚更明确，《方言》清楚指出：“蜀西南人谓荼曰蔎”，蔎是汉字蜀西南荼的方言的音译。这里应该附带指出，巴蜀“苦荼”、“蔎诧”和“葭萌”等茶的方言，都是双音节，为什么唯独蜀西南称茶曰“蔎”是一个音节呢？其实蜀西南人称茶，也应当是两个音节的，这里①林鸿荣：《茶事探源》，载《中国农史》１９９４年２期。②许慎：《说文解字》，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43·２３·茶　史　初　探“蔎”是汉人的音译，很可能是汉人在择用什么同音字时，将双音节合成一个音节了。所以，笔者相当肯定，“蔎”不是真正的蜀西南茶的方言，而只是按汉人习惯取蜀西南方言拼读的音译。荈，孙楚《出歌》“姜、桂、荼荈出巴蜀”，晋代时，人们还指“荈”为巴蜀的方物，自然其称也是巴蜀的方言了。那么，荈是不是即“荼荈”的省称呢？这现在还正在探讨中。一种意见，认为荈即“荼荈”的省称，据《三国志》“密赐荼荈以当酒”，认为“荼荈”一词，可能也当汉以前就存在，而荈字最早见之于三国时张揖的《杂字》：“荈，茗之别名也”①；《杂字》可能就是首将“荼荈”简化。另一种意见，认为《杂字》从时间上说，较《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还要早，故荈和荼荈这双音节茶名无关。那么与什么巴蜀方言有关呢？与司马相如《凡将篇》中的“荈诧”有关。“荈诧正读为ｔｈｕａｎｔｓｈｉａｉ，乃是巴蜀双音节口语的汉语音译”②。茗字和荼、蔎、荈、槚的字音都不同，它是据巴蜀什么茶的方言而来呢？林鸿荣先生认为，它是由“葭萌”转化而来的。关于葭萌蜀人谓茶的方言，我们在上节已经讲述清楚。据查，葭萌演化而来的茗字，最早见之于两晋。如《尔雅》郭璞注称：“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即是。葭萌明杨慎考“萌音芒”③，怎么又能导出茗字来呢？林鸿荣认为杨慎和①三国魏·张辑：《杂字》，此据唐·陆德明《尔雅释文》引。②林鸿荣：《茶事探源》，载《中国农史》１９９４年２期。③杨慎：《郡国外夷考》，葭萌。44茶　史　初　探·３３·后来清代的一些儒生释“萌音芒”，是误释，“萌”的正确读音，因读“明”。他引王力先生《同源字典》这段话证说：“清人说，古代读‘家’如‘姑’，读‘明’如芒等等，那也是不够准确的。假如‘家’、‘姑’完全同音，‘明’、‘芒’完全同音，后代就没有再分化为两音的条件。我们认为上古韵部也和中古音摄相仿，有两呼八等。‘家’与‘姑’，‘明’与‘芒，虽同韵部，不同韵头，’家‘是Ｋｅａ，’姑‘是Ｋａ；’明‘是ｍｙａｎｇ，’芒‘是ｍａｎｇ。韵头不同，后代就有分化的条件了。“林鸿荣接着指出，这Ｋｅａｉ“ｍｙａｎｇ”，当然是古蜀人称“葭萌”的口语。这一古蜀方言的读音，也是后来我国史籍中四川地名“嘉明”和今天四川茶乡一些集镇还往往称“嘉明”的来由。换句话说，巴蜀方言“葭萌”的“萌”，从来就是读明不读“萌”。笔者赞成林鸿荣先生此说，同时也肯定他所说的“茗”由蜀人方言“葭萌”而来是可以成立的。上面，我们以有关史实，证明了《茶经》茶之名荼、槚、蔎、茗、荈等字，源于巴蜀上古茶的双音节方言。其实实际不只上面几个名字，可以说我国历史上所有的茶和茶义的名与字，无不都出自巴蜀方言。这一点，除巴蜀再没有别的省可以举出我国史籍中的茶名茶字，是出自他们的方言了。既然我国乃至全世界的茶名茶字都源出巴蜀，巴蜀是我国和全世界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也就不言自明了。写到这里，记起西晋文学家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诗。诗太长，这里不妨照《茶经》引录其下半首：“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程卓累千金，骄侈拟五侯。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临林钓春鱼。黑子过龙醢，45·４３·茶　史　初　探果馔踰蟹蝑。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这最后四句，特别是”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二句，不正是我们所说巴蜀是世界茶业和茶叶文化摇篮的最好证明吗？46茶　史　初　探·５３·三、秦汉和六朝茶业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初兴于巴蜀，自秦人收蜀而后，随国家的统一和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的加强，我国茶业不但在巴蜀，在全国其他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步发展和传播开来。笔者在过去有的文章中说过，“如果说先秦是茶业和茶叶文比在巴蜀的孕育阶段的话，那么，两汉三国南北朝，则是我国茶由巴蜀向外渐次传播的阶段”。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早期饮茶和茶叶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一种与茶叶生产相结合的传播。如果茶叶的饮用没有可靠、固定的茶叶来源，即不能当地生产，仅仅依靠不稳定的少量茶叶贸易，茶的饮用也就不会约定形成为社会风俗。这一点，我们可用中原饮茶的史实为例，两汉时，饮茶和茶的生产，大致就从巴蜀传到了荆楚，但汉时中原除《尔雅》和《说文解字》一类的辞书有茶的释文以外，未见有其他任何茶事记载。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茶由两湖进一步传到了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但黄河流域除西晋南北统一的短时间，如左思《娇女诗》所示，茶叶的饮用在上层社会有一定发展外，三国东晋和南北朝，因南北分裂，北方不说民间就是上层社会，也鲜有饮者。这一时期南方饮茶为什么逐步不断发展了起来？主要的一点，这里茶叶的饮用和茶树的种植是同步发展的。先47·６３·茶　史　初　探秦我国早期茶文化如果从文化归属的角度上说，只是巴蜀的一种区域文化内含。由汉至南北朝，随茶的饮用和茶业在我国南方的一步步发展，我国始出巴蜀的茶叶文化，扩而展之，也一步步与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相会相融，由原始、简约也不断充实、丰富，进一步也就由巴蜀扩展为整个南方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本章，我们按时序对南方饮茶和茶业的传播发展，稍展开一说。（一）两汉茶业简说秦代时间不长，史籍也没有留下多少茶叶资料，可以约略不谈。两汉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不只《尔雅》和《说文解字》等一类字书中，在一些医药著作和笔记小说中，也都出现了茶的专门介绍和记述，是我国也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记载的最早时代。自此以后，我国茶叶便进入了有文字可据或信史的时代。这里有必要补说一点，前面我们谈到，《尔雅》关于“槚、苦荼”的释文，可能是我国现存确定的茶的最早记载。但这不是说笔者就和某些训诂者一样，认为“六经中无茶字”。不，我过去在有关文章中，对《诗经》中的有些“荼”字，联系西周时我国正处温暖期，平均气温较现在要高２℃这点，认为系指茶并不是不可能的。至于《诗经》中哪些“荼”字是指茶，哪些是指苦荼而非茶？我没有研究，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中，所以我特意把《尔雅》槚字，用“现在确定的茶”这几字来避开六经中至今仍争议未决的荼字。48茶　史　初　探·７３·两汉茶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茶区的扩大上。陆羽《茶经》在汉代茶事中，列举了这样的四桩人与事：“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司马相如和扬雄，是西汉蜀郡成都的二个名士，在茶叶产地上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丹丘子和黄山君饮茶的故事，就反映这时茶的生产和饮用，由巴蜀经荆楚一直传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了。据考，丹丘是今浙江宁海县“天台山的支脉”①。上述传说中的汉代两位“仙人”，他们一寓浙东，一居皖南，都是下江的地仙。关于汉代长江下游已经种茶的资料，还见于清·邵晋涵《尔雅正义》“汉人有阳羡（今江苏宜兴）买茶”，以及明·周高起《洞山岕茶系》汉王“栖迟茗岭（宜兴和浙江长兴的界山之一）之阳，课童艺茶”②等记载。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传说；就是丹丘子、黄山君服茶“轻身换骨”的故事，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早斥之为“谬言误世”。所以，用这些来作为长江下游已经产茶的根据，显然也是有失妥当与没有说服力的。汉朝长江下游和我国东部沿海有没有茶叶？还有待考古或其他史料来证明，但是，这时长江中游的荆楚广袤范围内已经有茶和饮茶，当是无可疑义的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今湖南就有“荼陵”（今茶陵）的地名。如陆羽《茶经》引《茶陵图经》所言，因为“陵谷生茶茗焉”。关于西汉茶陵一带就产茶，还可见《史记》“炎帝葬于茶山之野”①吴觉农：《茶经述评》，１９８７年，农业出版社出版。②朱自振：《太湖西部三兴地区茶史考略》，《农业考古》，１９９０年１期。49·８３·茶　史　初　探的记载。据嘉庆《茶陵州志》考证，茶山，就是茶陵与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阳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间多生茶茗故名。①“西汉时，荆楚茶业就一直发展到了今湖南、广东和江西接壤的荼陵，这还可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获得证明。据报导，在１号和３号墓葬中，都发现了记述随葬物品“一笥”和“笥”的竹简和木牌。“”为何物？开始无人知晓，后经湖南考古所周世荣研究员考证，其字即“槚”的异体字②；当然，墓主是西汉贵族，但即便如此，把一箱箱茶叶随葬，不但说明其时长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饮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这时湖南种茶也颇已发展。在两汉南方茶业有一定发展和传播的同时，四百多年间自然也会有少量茶叶流入北方，但可惜缺乏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如关于宫廷饮茶的情况，现在能找到的，也只有《赵飞燕别传》所讲的飞燕梦见先帝“赐吾坐，命进茶”③这样一句。但这还是后人编写的小说，是不能作为信史来引用的。由两汉不多的茶史资料来看，这时我国茶叶生产、饮用和茶业的中心，还是在巴蜀，这一点，可用神爵三年（公元前５９年）正月十五王褒和家奴便了订立的劳役内容——《僮约》来作证明。王褒在详细规定的便了的劳务中，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这样两句。对于这两条资料，古今意①嘉庆《茶陵州志》，山川。②把“”释作“槚”，最初是由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周世荣研究员提出的，承周先生专告我研究和传出经过。③明·陈霆：《两山墨谈》，卷十四。50茶　史　初　探·９３·见还不统一，如道光时黄汝威集释顾炎武《日知录》中称：“王褒《僮约》，前云炰鳖烹荼，后云武都买荼，注以前为苦菜，后为茗。”①这注应是顾炎武所引《僮约》原注。后面的武阳买茶，这里刻为“武都”，说明在明以前流传的王褒《僮约》中，即有把“武阳”误刊为“武都”这样正误二个版本。现在很多文章都提到范文澜《中国通史》中“把武阳错改为武都”，其实范文澜只是错引不是“错改”。《日知录》所引注释中把前面的“荼”释为苦菜，可能与断句有关；其是把“烹荼”和前面的“炰鳖”联成为句。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烹茶应和后面的“尽具”相联，尽通假作净，故前一句也当是指茶。不过，《僮约》中比较能说明蜀郡茶业的还是后一句内容，其不但表明巴蜀西汉时已经形成若干茶业产区，而且也反映这时还形成了诸如武阳一类专门销售茶叶的市场。很明显，茶业重要产区和茶市的形成，其本身就是饮茶和茶业一定发展的一种标志。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汉朝饮茶和茶业虽然获得某些发展，但由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仍将茶（“荈诧”）列为药物来看，说明汉朝茶的饮用，还遗留有早期药用的某些原始性状，还只能说是我国茶的早期饮用阶段。（二）三国两晋茶业的发展如果说汉代茶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的话，那么，三国和两晋时，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国东部地区，①《日知录集释》卷七《荼》，此据拙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51·０４·茶　史　初　探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传播开来了。先说三国的史实。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①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接位前为乌程（今浙江湖州）侯，此内容当记述的是永安三年（２６０年）以后的事情。因为其接位之初，效法孙权一度曾把京城迁至武昌，以图抗衡和进攻中原，但第二年便迁回建业（今南京），并渐渐变成为骄纵残忍的一个暴君。韦曜原名韦昭（陈寿写《三国志》时避司马昭讳而改），字弘嗣，云阳（今江苏丹阳）人，博学善文，皓命之为侍中，领国史；后因不肯按皓意为其父写本纪被诛。上引“密赐茶荈以当酒”的故事，表明三国后期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已开始流行饮茶。因为孙皓“密赐”，说明宫廷中已备有茶叶供用；二是韦昭能喝下多升茶水，说明他也已经有嗜茶习惯，要不然他当可要求密赐其他汁水来当酒。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孙皓、韦昭都是地地道道的下江人。关于三国时吴下已普遍饮茶的情况，我们还可从《秦子》这段记载来得到说明。其称“顾彦先曰，有味如臛，饮而不醉；无味如茶，饮而酲焉，醉人何用也？！”②“臛”指肉汤，“酲”指醉后神志不清。茶也是“饮而不醉”的。我国史籍中常有“茶能醒酒”的记载，这里的“酲”，或许是醒之误。所谓《秦子》，是孙吴时秦菁撰写的作品；顾彦先是顾荣的字，①《三国志·吴书》韦曜传。②《秦子》，原书佚，此据《北堂书钞》卷一四五引。52茶　史　初　探·１４·吴郡吴县人，仕吴为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亡，又仕晋，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等职。在晋惠帝时，因见皇族纷争，常常醉酒不肯问事，上面所说的“醉人何用也”？！很可能就是指这时的心境。这条史料，不但可以作为三国时江南饮茶的旁证，而且也有力说明，西晋的短暂统一，特别是南方士族和商人到北方去为官与经商，对中原地区的饮茶，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但是，这不是说北方饮茶就是从晋开始的。事实上，我们从曹魏张揖著作中有关茶字的介绍，如《埤仓》荼作；《杂字》荈，茗之别名①；《广雅》荆巴间采荼作饼，其饮醒酒，令人不眠②。这三部字书一部比一部不同，从这点上说，我们认为在三国时中原即存在个别或偶然的饮茶情况，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关于中原最早的可靠饮茶记载，毕竟还是先见于西晋左思《娇女诗》。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淄博）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娇女诗》共５６句，这里不妨将陆羽《茶经》节录的１２句转抄如下：“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姐字惠芳，眉目灿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陆羽不亏为文学大家。选辑上引几句，就将左思这首长诗准确、形象和生动地节缩了出来。其中与茶有关的，只是“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二句。这二句，把左思二个娇女用嘴吹炉急等茶吃的情景，活画出来。①《埤仓》、《杂字》均已早佚，此据唐·陆德明《尔雅释文》引。②这段文字，引自《太平御览》卷八六七，但不见于今本《广雅》。53·２４·茶　史　初　探或许有人会说，西晋尚茶的官员也不止左思。确实如此，如为左思《蜀都赋》提供“岷邛”情况的著作郎张载，以及《晋书》提及的以“茶果”待客或作宴的陆纳和桓温①，就都是当时饮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但这些人都到过南方，唯左思少年时期闲居临淄，后随其妹左芬入宫移居京师，直到张方暴乱都邑时，才举家离开洛阳适冀州，并不久病死冀州。这就是说，左思住家一直没离开过北方，所以，其《娇女侍》中的茶事诗句，无疑是洛阳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饮茶的最好铁证。三国吴和东晋均定都现在的南京，由于达官贵人特别是东晋北方士族的集结、移居，今苏南和浙江的所谓江东一带，在这一政治和经济背景下，作为茶业发展新区，其茶业和茶业文化在这一阶段中，自然较之全国其他地区，也就明显更快地发展了起来。首先从茶的饮用来看，如果说三国江东茶的饮用还主要流行于宫廷和望族之家的话，那么到东晋时，茶便成为建康和三吴地区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说新语》载，任育长随晋室南渡以后，很不得志，一次他到建康，当时一些名士迎之石头（位当于今南京江边），“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于是便问人云：“此为荼为茗？”②对于从中原初来江南的人说，荼和茗都弄不清楚，一坐下来就上茶，自然就更觉得新奇了。可能因为饮茶和以茶待客的约定俗成，所以东晋有些豪门望族，这时往往便以茶来作为标榜他们俭朴的一种①《晋书》，列传第四十七《陆纳传》，第六十八《桓温传》。②刘义庆：《世说新语》，纰漏第三十四。54茶　史　初　探·３４·标志了。另《晋中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及安去，纳仗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①《晋中兴书》早佚，这条资料是陆羽《茶经》所引，时间、地点和陆纳与谢安的职务，与《晋书》所载有些牴牾。《晋书》的记载是陆纳在出任吴兴太守前，历官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等职，为官比较清廉，“纳至郡（湖州），不受俸禄。顷之，征拜左民尚书，领州大中正将应召，外白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临芨，止有被襆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迁太常，徙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②（以后与上引大致相同，从略）。由晋书这段记载来看，陆纳在湖州任职的时间不长，陆纳与谢安相会，是在纳回建康任职以后的事情，且这里的“卫将军”如作上述标点，就属陆纳的加封，与谢安无关，不能作为“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因为吴觉农先生《茶经述评》提出这一问题后，有人干脆就否定这条资料的真实，所以上面特地把《晋书》作一引正，肯定这则故事的核心——陆纳视茶为“素业”，各书所记还是一致的。既然把茶已看成是一种“素业”，自然说明这时茶的饮用一定已相当普遍。在三国两晋江南饮茶发展的同时，不难想见，其时当地茶树的种植，当也有一个相应的发展。可是十分遗憾，在我①原书佚，此据陆羽《茶经》引，《太平御览》的引文，也与之相同。②《晋书》，卷七十七，《陆晔》附传。55·４４·茶　史　初　探们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直接记载，只能根据有关资料作些推测。如南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中载：“乌程温山（今湖州郊区）出御荈。”吴觉农先生研究，认为可能指的就是三国吴孙皓的“御茶园”中生产的茶①。笔者对这条资料也作过考证，认为南朝时三兴地区出“御荈”是有这种可能的②。根据上述二种意见，我们不说温山御荈就是三国孙皓时所用的茶叶，即以后一种“可能是刘宋时进御的”看法来说，如所周知，任何地方从开始种茶到进贡茶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就凭这一事实，我们也可相当肯定，湖州包括现在江苏宜兴一带的茶叶生产，至迟在两晋时可能就有一定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从晋杜育《荈赋》也可得到某种印证。《荈赋》前四句为：“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这首赋和荈草“弥谷被岗”的灵山是指什么地方？现在无从查考。不过，笔者从《宜兴县志》中偶而发现，这首诗和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杜牧的《题茶山》等诗，都作为歌哦宜兴或宜兴人的作品，而收诸该志的“艺文”部。如果不是《宜兴县志》编纂搞错，那么由这一线索也可证明，两晋时在宜兴的某些山岭，其植茶也相当兴盛了。在三国两晋江浙茶业有较大发展的同时，如东晋裴渊《广州记》所载：“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①吴觉农：《茶经述评》，１９８７年，农业出版社出版。②朱自振：《太湖西部三兴地区茶史考略》，《农业考古》１９９０年１期。56茶　史　初　探·５４·人以为饮“①；茶在我国南部沿海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早期，我国两广地区，茶和皋卢是相通的。如刘宋时《南越志》也载：“茗，苦涩，亦谓之过罗。”②这里应特别指出，在这一时期里，茶在我国中部和南部沿海虽然获得了某些发展，但是，当时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还是在荆巴和西蜀。如西晋张载的《登成都楼》诗吟：“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以及孙楚的《出歌》句：“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制茶技术上，如张揖《广雅》所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茶的最早加工记载。《广雅》讲制茶，为什么要以荆巴为例？无疑，这是因为它们有代表性。这一点，从这时有关文献中记及的茶叶产地也可看出。如《华阳国志》在《巴志》中提到“丹漆、茶、蜜”皆纳贡；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腊”。《蜀志》载：“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又《南中志》也载，平夷县“山出茶、蜜”等等，以上是巴蜀西晋以前产茶的情况。荆楚的情况，《荆州土地记》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④此外，再就是刘琨给其兄子刘演信中提到的“安州干茶”。其称“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⑤，人们在经常饮用茶叶的①《广州记》，原书佚，此据《北堂书钞》引。②沈怀远：《南越志》，佚，此据《北堂书钞》引。③此据陆羽《茶经》引。④原书佚，此据《北堂书钞》卷一四四引。⑤《北堂书钞》作“吾患体中烦闷，常仰真茶，汝可信致之也。”此据《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57·６４·茶　史　初　探过程中，对有些地方出产茶叶的药效，也已有所比较。这是晋以前我国文献中提到的也是我们现在能见的最早的茶叶出产情况。我们引述这些所要说明的，是这些产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荆楚二地；其所以如此，显然是与这二地出产茶叶的数量和质量有关的。在罗列了三国两晋上述茶叶情况后，我们透过这些零星史实，联系汉以前的茶史资料，多少也就能够朦胧看出，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系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如前所说，我国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历史虽然非常悠远，但是从文献记载来说，汉以前乃至三国的茶史资料十分稀少，以至对这时的茶，只能称之为是一种只流传巴蜀的区域性的简单饮料文化。至两晋以后，随着茶叶文化与我国各地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的进一步相会、相融和相互影响，也随着文献记载的增多，这才初步显示和构建出了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的特点及系统。举例来说，由于士人愈来愈多的卷入饮茶行列，两晋时，不仅出现了《登成都楼》、孙楚《出歌》等吟及茶事诗歌和出现了杜育《荈赋》一类专门描述茶的茶文化艺术，而且也为茶叶抹上了一层节俭、朴素、清淡廉洁的色彩，使茶叶文化多少注进了一些儒家“尚仁贵中”的基本思想。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时，随这一时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广为传播，孕育中的茶叶文化，也自然地融进了不少道教和佛教的有关思想和文化内容。这一点，我们从陆羽《茶经》引述的《神异记》中的“丹丘子赠大茗”的故事，《食忌》关于“苦茶久食羽化”的传说，就可明显看出，这即是两晋时茶叶文化受道教文化影响的反映。至于佛教，《茶经》58茶　史　初　探·７４·中也搜录有晋《异苑》剡县陈务妻以茶祀坟获报的故事，《续名僧传》关于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的记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