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这些不过是断子绝孙卑鄙无耻的阉人，竟然敢每次敲诈到本大帅头上来！（“尔等乃后之卑鄙阉人，竟屡次敲诈本帅！”）国家的大事情，败就败在你们这帮混蛋身上，不要说我没有银子，就是有，也不会给你们一分钱！（“国事败坏于尔辈身上，毋说吾无银，若有，亦不予分文！”）左宗棠一而再，再而三将清政府的潜规则打破了。[6]当年在骆秉章幕府，左宗棠“内清四境”，整肃官场，打死了许多“苍蝇”，打樊燮差点弄得自己人头落地。现在做上朝廷重臣，他又要拿左右朝政的太监们的潜规则来开刀，准备来打“老虎”，他能大获全功吗？经验与教训历史早有。与左宗棠个性、风格比较接近的，是本朝皇帝雍正。雍正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年继承皇位，1735年去世，在位仅12年8个月。但这短短时间内，他做的改革比当了61年皇帝的父亲康熙还要多。雍正勤政为民，除了每年生日睡满8小时，每天只睡4个小时。大量的时间里，他批阅了海量文件。执政近13年，单是文件批语就写了1000多万字。这些批语，集中贯穿了“雍正新政”的主张。他在任内提出“新8条”，全面挑战官场潜规则。其中最醒目的，就是全国之内“打老虎”：实行“耗羡归公”，实现“养廉银”制度；全力打击私吞、私分国有资产的既得利益集团。[7]雍正上位短短几年，就将各种腐败事情全部列为“陋规”，通过国家顶层设计，来规范出最严格的“制度反腐”：“养廉银”实现了制度化的“高薪养廉”；“耗羡归公”则由中央统一掌管官员的福利发放。雍正皇帝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建造了清朝历史以来最清廉的政府。雍正皇帝看得见自己的反腐成绩，但他无法看见，因为无法突破集权的体制，改革为更大的腐败埋下了伏笔。[8]左宗棠权力远不及雍正，他本应有所顾忌。所以能全面挑战王朝陋规，全在他是收疆重臣，功高位显，可以保持个体的相对独立性，我行我素。左宗棠并非刻意这样，出山以来，他一直这么为人处事的。与张亮基，待骆秉章，对曾国藩，看不惯就骂。现在他已经是朝廷重臣，别人奈何不了。左宗棠的独立性，卧龙出山，主政湖南时有效，战龙出湖，纵横战场时有用，统帅大西北时可以发挥，但他没有想到，到了朝廷，看似飞龙在天，却感觉像飞龙被关进了笼子。权力再大又能如何？哪怕他是雍正皇帝。源头滋生腐败，治标而不治本，永远解决不完。在清廷全盘腐败的时代，左宗棠有勇气挑战，并争得局部胜利，意义也不是没有：国家无论制度多么完善，要想政府高效廉洁，都离开不了人去践行、力争。写在纸上的制度都是死的，要靠人用行动将它激活；没有人去激活，制度等于没有。左宗棠虽在对腐败治标，但他用行动激活了反腐制度。显然，左宗棠的独立个性，不会只限于挑战“帝国陋规”。（“陋规”是封建官僚制度里的一个专有名词。上级来了要招待，要请吃，要送礼，要送钱，就属于“陋规”。翻译成现代话，吴思叫它“潜规则”，易中天则称它是“非典型腐败”。）他刚直的个性，非凡的办事能力，注定会正面冲击到风雨飘摇的帝国大厦的根基：官僚制度。官僚制度是催生官僚主义的温床，官僚主义是官僚制度的副产品。1963年，周恩来总理曾列举了官僚主义有20种表现。概括地说，官僚主义是脱离民众、摆官架子、不担责任、不干实事、假公济私的行为。官僚主义是产生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根源。左宗棠在湘官集团中的地位随之也发生了变化，曾国藩在1872年病死，左宗棠事实上已经成了湘官集团的领袖人物。进京后一次次冲击清廷陋规，是扳倒杨霈后的必然，是无意为之的第二轮冲击波。第二轮来挑战，左宗棠是功成名就、功德圆满，还是会功亏一篑，功败垂成？冲击官僚左宗棠入值军机处，在工作中开出的第一炮，是以“廉干”的行动，冲击晚清臃肿低效、人浮于事的官僚体系。慈禧太后病好后，两宫太后在勤政殿召见左宗棠及军机处各位大臣。清廷官僚集团积习已久，早请示，晚汇报，中间只跑跑龙套。谁也没料到，左宗棠叩头面见后，第一句话就说，要修治北京城的桑乾河、永定河。他说：“臣从山西入河北，所见大出意外”，尤其皇城附近郊区，河道堵塞，水到处乱流，而沙尘暴严重，田地几乎一片荒芜，再这样下去，过几十年，北京城非被沙尘暴淹没不可。因此，他主动申请，自己带三千步兵，来“修治河道，治沙植树”。慈禧太后每天沉溺于政治斡旋，对眼皮底下的“北京治沙”完全陌生，听到十分吃惊，问：两位王爷、众位大臣，你们知道这些严重情况吗？这一句问得大家都傻了眼。只好照实汇报：我们确实不知道，当地的县官也没有报告上来。慈安太后很不满，她说：你们平时都说关心百姓，现在北京眼皮底下的风沙水害都不知道，偏远的地方，想必就更加不知情了，你们平时大概都没有出过北京城，地方官也跟你们一样不关心，这怎么得了？赶快把当地县官们都撤职了，赶紧叫上来，我要问个明白！慈禧太后当即宣布：现在就去查办地方官的家产，拿来“修治河道，治沙植树”。搞建设的事情，具体交付左宗棠与李鸿章负责。这次会议，让一班平时相安无事的军机大臣们胆战心惊。以前瞒上压下，没出过岔子，现在半路杀进个左宗棠，原有的政治生态，一下子全破坏了。左宗棠只想做事，而追查出的事实，用意并不在政治上打击同僚，但无意间却造成了一个事实举报，弄得大臣们颜面尽失。他这第一天上班不关心政治反着眼民生，等于当场给懒政者扇了记响亮的耳光。从这一天起，军机大臣左宗棠看到哪里，走到哪里，总会无意打破官僚集团固有的规则。其一是提高鸦片烟进口税。林则徐虎门销烟，结果将自己销到了伊犁，禁烟全面失败。左宗棠为了再次禁烟，利用经济杠杆的力量，发明了“以税抬价”的做法。洋烟每百斤进口税从原来的30两白银，增加到150两。这样做，既可增加政府税收，又因价格门槛，减少烟民数量。左宗棠没有去想，从林则徐走后，中国对外政策就断了骨气，除了退让还是退让，现在左宗棠将断骨又接上了，做法是对的，但将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妥协求和的整体规划打乱了。凑巧的是，左宗棠入值军机处，正碰上《中俄伊犁条约》兑现。左宗棠研究专家杨东梁指出，曾纪泽与俄方谈判时，俄方勒索要1200万卢布，后面一路减，减到400万，曾纪泽不同意，只答应赔250万，俄方又增加到500万，最后曾纪泽同意赔偿400万。现在恭亲王在具体落实。为了缓和与俄国的矛盾，他同意具体赔偿中增加到1200万。恭亲王是慈禧当年发动辛酉政变的得力助手，也是体制内创新的积极推动者，是左宗棠的积极支持者。但左宗棠为国事不会顾忌人情，还是忍不住插手进来了。《中俄伊犁条约》本来就是自己统帅大兵压向伊犁争取过来的，现在他还要争取。俄国人惧怕左宗棠，又妥协下来，从1200万降为400万。为国家节省了大笔钱财，做皇上的当然高兴。但具体办事的官僚，就觉得钱少难开路，以后跟俄国难处好，毕竟外交外交，天天要交。执行的恭亲王与问责的慈禧，在这件事情上态度相反了。左宗棠与俄国公使谈判回来，慈禧太后马上召见左宗棠，当面夸奖他：“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声威。”这句话是对左宗棠的最好的褒奖，左宗棠也觉得自己办对了，信心更足。有了前面三件事，慈禧太后对左宗棠印象很好。她觉得，左宗棠做个封疆大吏固然可以为自己独当一面，做个朝廷重臣也可以为自己撑腰分忧。从此，慈禧每次都力排众议，用颇有预见性的决策，对左宗棠从物质上与精神上予以支持。左宗棠与慈禧在许多事情上观点接近。从1861年垂帘听政以来，慈禧对左宗棠的信任与支持，基本就没有变化过。当年西征新疆，李鸿章咄咄逼人地攻击，慈禧太后为他辩护，说“宗棠乃社稷大臣”，后来她干脆还口头规定，“三十年内不准参左宗棠。”这种君臣之间的信任，是左宗棠得以放开手脚，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动力。但左宗棠没有想到，在慈禧太后的鼎力支持下，自己全副身心投入进去，用一股清新的急流，全面冲刷清朝的浊水，就必然会得罪官僚集团一大批既得利益者。集权政治绕不过的一个怪圈：上级很满意，同级与下级总会有不满。他们就是满清腐朽而庞大的官僚集团。面对它，左宗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发起冲击。根据左宗棠的方式，他会锋芒毕露地来打破旧规则。这就必然需要建立新规则，来达成以下两点：一、官僚集团内，每个官员都必须会做事，认真做，还要做好，不贪不腐，执政为民。二、对外政策，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卖国求和，这需要壮大自己，让国家强大，发动民众都起来支持，打破官僚集团的精英政治垄断传统。这个新规则对原有的臃肿低效、人浮于事的官僚系统，会造成无穷的压力，弄得每一个混日子的既得利益者都难以再混下去。但问题恰恰是，晚清官场，相当部分既得利益者在混。不少人的官位本就是花钱买的。像浙江巡抚王有龄那样买了官既有责任心又有治民能力的都已经凤毛麟角。八旗子弟，王公贵族，都是世袭继承的，他们除了混日子还真的什么都不会。买官的原指望从职位上捞一把，现被左宗棠搞得既辛苦，又不赚钱，谁还会花钱买官？世袭继承的，都指望混既有体面的身份，也有潇洒的日子，一旦混不下去，还不如跟左宗棠拼命。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就是这个典型。他跟杨霈一路货色，是左宗棠当年西征必须打穿的天花板。1873年1月17日，左宗棠参劾，朝廷下旨将成禄拿问，后经审讯，判处死缓。但混官不只杨霈、成禄，官文、崇纶、富阿吉、崇厚，还有很多。只解决官员，不解决制度，左宗棠忙得过来吗？只有少数有远见、想办事、能办事，不愿与体制一起慢慢耗老，随体制一同被埋葬的清醒者，才会赞同左宗棠的方法，但他们不是成了政治斗争牺牲品（肃顺），就是被政治现实逼得弯了腰（奕訢）。古人说：“利不十，不变法。”没有十倍的利益就不改变原有的规则。但哪里有一种改革，可以让利益增加10倍？没有“制度红利”，“改革红利”注定水花镜月，昙花一现。当一个王朝都倾向于腐朽堕落，而“裱糊匠”李鸿章粉饰太平能赢得粉丝，真正的民族梁柱可能被视为异端。“劣币驱逐良币”，打破规则的改革者，首先被体制淘汰出局。于是，有看不惯的、甚至直接遭遇到左宗棠方式威胁自己利益的人，就这样提醒他：在朝廷为官嘛，想顺利，“多磕头，少说话”。而朝廷的条框也太多了，这里等级森严，一举一动，讲究上司下门，先来后到。比方每次发言，根据规定，恭亲王先回答，醇亲王再回答，然后才轮到军机大臣。左宗棠多年做地方官，地方开会，从来没有按套路来过，习惯了民间江湖的率真、自由。从楚军到西征军，他从来都推行，谁厉害谁先说，谁牛谁打先锋。一切凭实力说话。现在年过花甲，从头再学关系学，比水牛学跳舞还难。左宗棠上朝不按顺序发言，慈禧太后无所谓。她只需要会办事、能帮自己出力的顶梁柱。同僚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本事不如左宗棠，事功基本没有，办事基本不会，出人头地就靠这个发言顺序。所以，有被冲击到的同事就提醒他：这里的规矩，总是跟着王爷走的，当上头问及，我们才能开口。左宗棠一听，哈哈一笑。他心里很反感，但不好说出来，打算以恶作剧的方式来否定它。第二天，他很安心地跟着恭亲王，恭亲王走到哪，他就跟到哪。恭亲王上厕所，他也跟着上厕所。开头几次，恭亲王还没在意。次数多了，他觉得很奇怪，就问：左大人，你为什么老是跟着我？连我每次上厕所了，你也刚好要去上厕所？左宗棠说，可不是吗？宝大人（军机大臣）吩咐我，说这里的规矩不同外面，凡事跟着王爷走。恭亲王哈哈一笑，没怎么在意。可宝大人知道了，羞愧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左宗棠越来越不自在起来。他甚至无法适应这里慢节奏的工作。多年来，带兵打仗、搞洋务，边疆屯田、植树忙惯了，老感到还有许多大事在等着他办，而悠闲度日，他感到时不我待。想起1841年听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他一介书生，手无寸权，在湘阴柳庄叹息“世局已极颓靡，惟闭户私忧，仰天长叹已耳！”40年后，等自己做了军机大臣，成国家军事政策的决定者，他才明白，在如此臃肿低效的机构里，老年左宗棠正是青年左宗棠痛恨的对象。他甚至明白了自己20年来军事报告审批的全部机密：1861年自己带领楚军、1876年自己统帅西征军，每次都是在前线奋勇血战，前线十万火急，他打报告给朝廷，批示却总慢得像老黄牛。原来，这里掌权的都是些像他这样的老头，每天的工作就是闲坐聊天，碰上一两件事，相互间先商量个来，又商量个去，事情磨得掉光了皮，像鹅卵石光滑，才报告给皇帝。左宗棠习惯了前线高效的指令，对这种耗时间耗生命的日子，心中愧疚。他年轻做过农活，知道下层辛苦，做事求问心无愧。但一帮以八股文起家的高官，哪里知道左宗棠这些感受？依然在寻章摘句中打发日子，玩笑甚至开到了左宗棠头上。慈禧太后曾偶尔问起：早起上朝辛苦否？左宗棠答：经年用武，早起弄惯了。慈禧太后对“弄惯”不懂，一问才知是湘阴方言，“习惯”的意思。大学士李鸿藻以此为典故，做了个打油诗来笑话他：军营弄惯入军机，饭罢中书日未稀；坐久始知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左宗棠还没有完全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朝廷，一身的文艺细菌，看到哪里惊心到哪里。八股起家的看重辞藻，经世致用学问只认办事能力。左宗棠觉得他们酸腐，但身边大部分都是李鸿藻这样的玩弄酸腐辞藻的人，他们觉得左宗棠粗野。事实上，左宗棠一直都在丰满理想中野蛮生长。左宗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官僚集团。它与自己完全异质，自己却无力对整个官僚集团进行颠覆重建。这次与“樊燮事件”完全不同了，那次是集团对集团，势均力敌，从下往上冲，有把握赢。这次特立独行的左宗棠凭个人力量向集团发起挑战，是平级对撞，赢不了。官僚集团也明白了，不能将左宗棠同化，只有将他排挤出局。事情发生在左宗棠早朝迟到后。左宗棠在军机处本来不用正点上下班。慈禧考虑到他年事已高，给了他这个特权。但碰上光绪皇帝的生日，这是清朝的“万寿节”，是最隆重的全国性节日，全体大臣必须参加。为皇帝祝寿，是朝廷大事。延误怠慢，轻者丢官，重者入狱。1881年8月14日，光绪皇帝10岁大寿。官僚们早早都到了乾清宫，按照严格的等级、规矩，向光绪行礼。左宗棠醒得晚，迟到了。他到时流程走了近半，只好直接过去行最重要的“三跪九叩”大礼。左宗棠毕竟快70岁了，跪起不便，同僚们九个叩叩完了，他还欠两叩，不好一个人再叩，跟着起来了。礼部尚书延煦一直在数左宗棠跪叩多少次。看他起身，抓住把柄，马上上折参劾，说左宗棠不过一个“乙科举人”，算怎么回事呢？朝廷没有嫌弃他，“皇恩可谓厚矣”！可是堂堂内阁宰相，居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竟益骄蹇，蔑礼不臣”。这跟当年樊燮事件中弹劾“著名的劣幕”一个模子。只是这一次帽子更大，问题还要严重得多：蔑视礼教，反对皇帝。果真如此，政治路线上完全不正确，10颗脑袋也不够砍。但这次事件好就好在直接发生在慈禧眼皮底下，她看清楚了，这算个什么事！“骄蹇”是事实，可左宗棠就这么个脾气，你反对我还喜欢呢！“蔑礼不臣”太夸张了，自己已经考察他30年，要不臣早就不臣了，不用等到今天。她不仅欣赏左宗棠办事忠心，而且对他人品颇有几分敬重。慈禧看到这个折子，当时就留住不发。但延煦用心实在险恶，料到慈禧会偏袒，一开始就用了明折。这等于现在的公开举报信。朝廷上下很快都知道了：左侯相又让人给参了。慈禧看压不住了，说：朝廷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委派醇亲王奕譞来处理。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父亲，他本人也觉得弹劾太夸张。但这个举报太符合政治需要，自己不敢直接反对，于是找到军机章京领班许庚来问计。许庚在军机处上班，他将一切看在眼里，对前因后果十分清楚：左宗棠到军机处后，天天喊要与法国人开战，大家不胜其烦；他办事又喜欢独断专行，大家都有些吃不消。但许庚与左宗棠关系铁，两人经常可以随便拿对方开玩笑，当然会想方设法来保左宗棠。许庚给醇亲王出主意：要给左侯相出一口气，那就必须反过来“申饬”（斥责）延尚书。一般人没资格去指责礼部尚书，所以只有王爷您上个折子，纠劾延尚书，到时朝廷再发个明谕，批评他小题大做，事情也就解决了，左侯相面子也保住了。慈禧支持，醇亲王来出面，许庚应对，攻击左宗棠的延煦，自然讨个没趣，反被臭骂一顿。这时的左宗棠，不再是“樊燮事件”时的愣头青，是功高盖世的重臣，怎么可以说赶走就赶走？！事后，慈禧太后猜测左宗棠年岁大了，事情干多了，会影响起居。于是免去他的“总理衙门行走”一职，考虑让他少参与政事。左宗棠为什么这次早朝迟到了？他17岁的夫人章氏没忍心从熟睡中叫他醒来。左宗棠什么时候娶了第三个老婆？两宫太后同时召见他那次。慈禧太后将身边的章才人赐给了他。因为细心的慈安太后聊天中知道了，左宗棠的两位夫人都已去世了。章才人，西安人。西安自古盛产美女，“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沟的炭”，民谣道出的是这个事实。章才人身材苗条，样貌出色，美人胚子。她的父亲是西安知府，因才貌出众，被选入宫中。老牛面前摆上嫩草，左宗棠当面辞谢。他说，“臣年事已高，体衰多病，而章才人正青春年少，实在不敢接纳。”慈禧太后说：你不要小看这件事，这是朝廷赐给你的，你带在身边，就没有人敢议论了。你看以前那个曾国藩，大行皇帝（对刚去世的咸丰皇帝的敬称，一般在皇帝去世后至谥号、庙号确立之前用）国丧期内还私纳民女赵曼做妾（民间广泛流传的叫赵曼；唐浩明在《曾国藩》中称是陈海燕，系胡林翼帮忙物色），弄得自己声名狼藉。你跟他不同，你为大清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晚年怎么可以在凄清孤独中过日子？左宗棠一听，答应接纳。有西方作家将左宗棠的私生活描写得混乱不堪，以致完全没有一点事实影子。也有西方作家因左宗棠生活作风过于正派，反过来怀疑他不是正常男性。波尔格干脆说，“他憎恶女性，不知出于天性，还是出于成见”。这些谣言，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在对待女人与性的事情上，左宗棠的态度与他的人品一样，表里如一。[9]慈禧太后许配章才人给左宗棠，是动了让他安心养老的念头。既然军机处无法让他适应，他也再没有精力，帮助自己冲击官僚腐败，再注入新的血脉，开创一个全新局面，那么，就让他到地方上再发挥，安心度过晚年吧。1881年9月，慈禧太后召见左宗棠，说，朝廷命你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你愿去吗？接着道出了自己的目的：“上海万商云集，洋人占有租界，动辄有纠纷，那里东邻大海，外国兵船常来，朝廷借你威望，以资震慑，此其一。再则，你年岁已高，不必事事躬亲，派人去办就是，两江是富庶之地，你的儿孙又多，平时又不积钱，这次去多少留下几个钱给后人吃饭，也是为国操劳，留点余荫。你听懂了么？”清朝共设有八大总督，有两个最为显要，一是直隶，二是两江。直隶总督是权把子，两江总督是钱袋子。让左宗棠告别陕甘总督的清贫，去富裕的江浙地方做官捞笔钱，也算朝廷对他的恩赐。走马上任之前，清廷赏假两个月回籍省墓。1881年10月28日，朝廷正式发布任命。11月，左宗棠从北京起程，先回到长沙司马桥左公馆，与家人团聚。1882年1月21日，左宗棠从长沙携全家回到湘阴柳庄。别梦依稀，故园39年前，柳庄仿诸葛亮南阳故居的模样还在。左宗棠想起青年时代以当代诸葛亮自称的日子，看着自己手书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对联，想起自己说出的“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时，不被人嫉”，70年来的艰难时岁，如今历历都成过往，不禁会心一笑。他得准备去两江总督赴任了。陶澍58岁时预言自己将坐这个位置，不想在自己70岁时真兑现了。清廷让他去两江，一个目的，是为了让他去富裕的地方多捞点钱。这说明，左宗棠身上依然没有钱。左宗棠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1] 1877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通远门外（今兰州第一中学校址）创办。从德国买进的全套机器，是甘肃第一家毛纺织厂。毛纺厂总投资301312两白银，建有厂房三排。开工后聘请了德国专家来兰州安装调试设备，进行技术指导。1880年9月正式开工，织机只投入10台，日产成品呢8匹（长50尺，宽5尺）。1934年9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拨款30万元，工厂又复工生产，主要产品是呢毯，供应西北各地军需。1938年国民党军政部租用该厂，改组为军政部兰州织呢分厂，以生产军毯为主。[2] 甘肃与陕西本为一省，省会在西安，康熙五年（1666年），甘肃单独成省，辖今甘肃全省、宁夏全区、青海河湟地区，新疆乌鲁木齐、哈密一带。但乡试却没有分开，两省士子仍合闱，同在西安参试。甘肃离西安路途遥远，最近几百里，最远几千里。来回一趟，多则几个月，所需经费也成倍增长，致使许多学子饮恨寒窗，无缘会试，甘肃文化教育事业也因此而日见衰落。左宗棠认为陇右僻远，文化落后，“合闱”不利甘肃士子。为方便甘肃考生，发展甘肃文化教育事业，振兴西北经济，左宗棠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力奏朝廷，陕甘必须分闱，这一年冬，清廷准请。[3] 封建帝国时代，自有宰相一职，中国最早实行的是“宰相实权”制度，但皇帝很快发现，自己被宰相架空，形成了“虚君实相”，堂堂天子成了摆设。于是从唐朝往后，皇帝们开始挖空心思，怎么将下放给宰相的权力收回来。内阁说白了是对宰相的分权，相当于将一个宰相分成许多个宰相。这个制度最早设立于明朝，共设有6个级别，分别为“四殿、两阁”。两阁即“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统称“殿阁大学士”。清大学士分“三殿三阁”，官阶为正一品，地位高于明代。[4] 1864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被同治皇帝诏封为“一等毅勇侯”，加封太子太保衔。[5] 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蒙古激战，为及时处理军报，始设军机房。清乾隆即位后，改称总理处，1738年始名军机处，办公地点设在乾清门西边。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无定额，均为兼职。军机大臣由皇帝亲信的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兼任。军机处职能原为承命拟旨，参与军务，随着时间推移，军机处已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机构，逐渐演变为清代全国政令的策源地和统治中心，其地位远高于国家行政中枢的内阁。军机大臣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被称为“枢臣”。军机大臣取代内阁大学士成为清朝事实上的宰相。[6] 对于朝廷内的官员，左宗棠无疑替他们说出了心里话，做出了想做的事，叫人拍手称快。在今天，我们仍呼吁、渴望出现这样的官员，并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官员，就可以全面杜绝腐败现象。[7] 雍正改革可以概括为“新8条”：一是实行“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二是“摊丁入亩，地丁合一”，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三是清理国家财政钱粮亏空，以铁的手腕把侵吞的库银收回来；四是建立“会考府”，审核钱粮奏销；五是开放洋禁，发展海外贸易；六是“改土归流”，进行民族区域的地方行政改革；七是废除贱籍、酷刑，实行社会改革；八是创立军机处，加快改革步伐。[8] 因为帝国制度下的集权，国家一旦有钱，除了穷兵黩武，对外搞权力扩张，还真不知道怎么花。因为对内为民生谋幸福，从来就不是帝国目标。这正是“君主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分水岭：君主政权里，天下人都是皇帝个人的私人财产；民主政权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产。在前一种政权里，没有基本人权的老百姓，事实都是皇帝用来享乐的工具，皇帝当然不会牺牲享乐，为自己的“工具”谋幸福。所以到了乾隆一朝，尽管反腐的条条框框，限制了官僚集团的手脚，但国家赚来的钱又锁着发霉，弄得官僚集团贪欲被禁，节衣缩食，“幸福指数”直线下降，终于全体反对，搞不下去了。[9] 左宗棠娶了周诒端，关系毕生不错。也许他太爱又太尊重妻子，甚至始终没有娶小老婆的想法，娶张夫人是因周夫人没生下男孩子，怕断绝香火才建议促成。如今，章夫人又是在前两位夫人亡故的情况下，才许配的。左宗棠这就叫“君子爱色，爱之有道”。早年在陶家开馆设徒，陶澍还有6个年轻漂亮的小老婆在守节，有细心的研究者指出，左宗棠并没有跟他的“女亲家”们闹出绯闻来，他坚定地守住了道德底线，超越底线的事情绝对不做。第十六章 粪土千金商督商办1882年1月27日，左宗棠从柳庄出发，14天后，到达南京市江宁区，正式出任两江总督。在古稀之年，终于可以来放手建设，左宗棠一上任就全身心投入进去。2月阅兵过后，他就开始考察南运河堤工。亲身调查运河堤工、民堰、礼河大坝、淮河水利，他发现两江的开发建设，最重要的就是朱家山、赤山湖两处工程。朱家山地处滁州、来安、全椒、江浦、六合5个地方的中心，漂水、上元、江宁三线贯通，修好了它，干旱水溢之地“圩田均受其利，亦可免漂没人畜庐舍之惨，而粮船、货船可由内河而行，不必再犯大江风涛，尤属民商两便”。在朱家山兴修水利，是块难啃的硬骨头。雍正、乾隆、嘉庆三代，总督专门讨论过开发，都因工程过大、预算过巨，中途而废。左宗棠喜欢挑战难事，也不管自己已是古稀老人，铁下心来，霸蛮也要办成。他确定项目后，多次亲临现场勘验，找到了打通的方法，“计朱家山自开工以来，届今两易寒暑，乃得以告竣，统计各处工程，以言里数，朱家山工程绵延一百二十余里。”从1882年2月上任，到1884年3月卸任，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两年。两年内，他集中精力做了四个方面的事：兴修水利、整顿海防、开发矿业、兴办洋务。[1]从1866年筹划福州船政局起，左宗棠办洋务已经有16个年头了。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弊病这时开始显露出来：国家所有制与私人产权发生激烈的冲突。16年来，洋务运动在全国陆续兴起，模式一直是“官办”。用今天话说，政府办企业。这个模式利少弊多，左宗棠发现弊病主要是“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怎么克服“国办企业”产品毛糙、生产出来还要赔本的弊端呢？左宗棠找原因，发现是产权不清所致。他从理论上先分清国家、私人、洋人三者之间的利益，结论是：“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取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民利仍还之民”。左宗棠下令放权：商业的事情，商人自己说了算。在实施中怎么保证商人独立自主，商人利益归商人，而不被国家剥夺？左宗棠的方法，是在体制中做变通。1882年，他奏请朝廷批准创办利国驿煤矿，该矿名义上仍是“官督商办”，实际上已是“商督商办”，股东有了基本的独立自主权。[2]利国驿煤矿办后赢利，左宗棠将成功的经验推广。1885年，左宗棠在督办福建军务期间，还向朝廷上折，建议中国学习西方制糖技术建厂，左宗棠建议，将企业全部由“官办”转轨成“商办”。他鼓励民间自己开办新式企业，从这里尝到了甜头，也看到了振兴国家经济的希望：如果政府不去自己办企业，只负责鼓励老百姓多赚钱，老百姓必然对有钱的商人心生羡慕（“如官倡其利，民必羡之。”），老百姓纷纷去从事经商活动，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发家致富了，政府通过税收杠杆，不要搭进成本，还可以收取商业税。这大大节省了“官督商办”模式中政府派官员去企业支付的管理成本。（“官本既还，只收税课，不必派员管厂。”）左宗棠从18岁自学经世致用学问，又没有任何体制内教育经验束缚思维，以旁观者的眼光，对比中西差别，他一眼就看出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出在中国文化身上：中国人将智慧都消耗在四书、五经、八股这些大而无当的虚空学问上，外国人的聪明都落到了科学与技术构建起来的经济实体方面（“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人将伦理道德作为立国的根本，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末等小事，外国人则不然，他们推崇科学技术，看轻伦理道德。（“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中国文化一味追求务虚，导致近代工业完全落后。左宗棠决定通过办洋务来改造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受中华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他有着很强的文化本位心理，看清楚了中国的短处，但接受不了这种文化自卑：虽然中国人的长处不如外国人，但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跟着他们学习就可以了，让西方独霸科学技术专长，那是不行的。（“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左宗棠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大权在握的总督，接受了就要顶着责骂与非难，毅然去实践推行。他给二哥左宗植写信说，湖南本土的老乡们顽固保守，如果在家乡听你说起我要学习洋人，一定怕污染了耳朵，骂我被外国人洗脑叛变了。（“湘人固闭，殆必闻而掩耳，谓我变于夷矣。”）他希望二哥帮自己向乡亲解释清楚。为了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与西方列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1882年，左宗棠推荐胡雪岩到上海开办蚕丝厂。眼下，胡雪岩已经成了左宗棠扶持起来的中国首富了。1862年，胡雪岩借助王有龄开办阜康钱庄，做上了商人；1874年，他依靠左宗棠的支持，创办胡庆馀堂，做成了大商人。胡雪岩的商业才华，因与左宗棠合作而找到舞台。左宗棠发现，胡雪岩是个商业奇才，完全可以胜任“后勤部长”。早在1864年，楚军攻陷杭州，左宗棠出面支持，将领们在战争中获得的数百万两银子都存进阜康钱庄，胡雪岩用这些钱做资本，从事投资，“岁获利数倍，不数年，家资逾千万，富甲天下”。后来，西征军的粮草、枪炮、子弹，左宗棠都放心交给他去办。胡雪岩积极帮左宗棠从国外贩来军火，而且都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武器。1875年，左宗棠在兰州前线，胡雪岩从上海贩到“来复枪”1万多支。他还帮左宗棠为前线指挥官每人配备了一个双筒望远镜。胡雪岩利用官商结合，一方面通过贩卖军火，大发战争财，另一方面也为西征胜利立了大功，清廷不吝奖励：御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商人属于四民之末，“商而优则仕”实属破天荒。亦官亦商，官商结合，胡雪岩暴富，总资产接近4000万两白银，是清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但就在他官位显赫发达，商业如日中天之时，事业面临灭顶之灾。李鸿章正在密谋怎么一手将胡雪岩推上绝路。这事当然因左宗棠引起的。多年来，李鸿章与左宗棠个性不同，政见也始终不同。左宗棠主张对外国人战斗，李鸿章主张“和戎”。左宗棠在洋务运动中扶持民营企业，李鸿章主张洋务只办国家垄断企业。李鸿章与左宗棠一直摩擦不断，个人私怨，政见矛盾积压30多年，终于到了有你无我的地步。左宗棠先下手，趁李鸿章回老家“丁忧”，将他体系内的官员都打击了一遍，开除的开除，贬谪的贬谪。李鸿章回到北京后，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决定报复，而报复的首选对象，是胡雪岩。胡雪岩作为中国第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用富可敌国的财富，做了左宗棠主战政策的最有力的支撑。要扳倒左宗棠，先要扳倒胡雪岩。扳倒了胡雪岩，左宗棠就失去了经济基础，不攻自倒。李鸿章今后还可以拿胡雪岩到处做反面教材，证明左宗棠主战必败，胡雪岩民营必垮，朝廷就会反过来支持他：外交政策专一于“和戎”；洋务运动只办国家垄断企业。李鸿章细致制定了“倒左必先倒胡”的详细战略规划。胡雪岩当然蒙在鼓里，大业恰好在这时启动。1882年，他花掉2000万两白银，办成上海蚕丝厂。蚕丝生意是一场国际贸易。胡雪岩发现，华商当时各自为战，洋商背后操纵了价格权，弄得生丝价格日跌。胡雪岩高调坐庄，对抗洋人商战。洋人收价4两，他以每担5两的价格，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独家垄断了市场，导致洋人无丝可买，国际价格暴涨。就在胡雪岩垄断国际市场，眼看着要做成世界首富，却突然传来坏消息：一是意大利生丝当年突然大获丰收；二是中法战争爆发，国际金融危机袭来。怎么办？收生蚕丝已经投入了2000多万两白银，现金大部分套进去了。但这时如果降低价格迅速抛售，不至于亏本。不幸的是，对国际资本运营半生不熟的胡雪岩，自己的商业判断与决策这时已经出现了失误。更要命的是，当口上，李鸿章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授意商人盛宣怀向洋行放风，造谣说胡雪岩资金即将清空。赊款的洋行宁可信其有，纷纷跑来向胡雪岩催款。胡雪岩只好从阜康钱庄调来80万两银子还账。商战有如兵战，属于“阴事、诡道”，阴谋与算计是常事。盛宣怀通过电报间谍，对阜康钱庄调款数目了如指掌。他预估胡雪岩的现金差不多都调出了钱庄，马上派一些大户到银行提款挤兑；同时让人四处放出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已经血本无归。经过盛宣怀的造谣与煽动，前来提款的存户踩破了门槛，阜康钱庄当天兑取一空，被迫宣布倒闭。阜康钱庄成了压倒胡雪岩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原因是，钱庄早年名声在外，不少贪官都将自己贪污得来的巨款存进来了。李鸿章启动“倒左必先倒胡”战略第二步，通过举报，借助朝廷权力，对胡雪岩下达抄查令。贪官们最先得知消息，都抢着要来挤兑现金，怕迟到一步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左宗棠出面来挽救危机。他亲自“按簿查询”，对账发放。贪官的钱来路不正，照实兑换，等于自首，“皆嗫嚅不敢直对，至有十余万，仅认一二千金者，盖恐严诘款之来处也。文襄亦将计就计，提笔为之涂改，故不一刻，数百万存款，仅以三十余万了之”。尽管如此，左宗棠毕竟垂暮老人，精力严重不济，两江总督府里的政府性事务，都让他应付不过来。胡雪岩孤立无援，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己跌入万丈深渊。在自己商业决策严重失误与李鸿章为首的官方势力和洋人势力的双重打压下，胡雪岩很快就彻底破产，胡庆馀堂接着宣告倒闭。胡雪岩童年时放牛娃出身，阜康钱庄、胡庆馀堂相继倒闭后，又一贫如洗。李鸿章下达抄查令，胡家“押追着落，扫数完缴”，胡雪岩跟一个老放牛娃一样，家徒四壁。阜康钱庄和胡庆馀堂相继破产，标志“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彻底失败。它警示左宗棠：在封建集权社会里，“商督商办”只能是一种理想，暂时无法实现。扶持民营企业家的洋务梦破，左宗棠还拿什么搞建设？官场首善中国首富胡雪岩来自一贫如洗的创业者，大权在握的左宗棠曾经颠沛流离。回想20岁倒插门周家，对比今天总督两江，像从海下7千米的蛟龙一号去看天上400千米的天宫一号。左家七代书香门第，家族富裕，到了他这一代，怎么就快到全家饿死的边缘了呢？固然有国家动乱、经济凋敝的原因，但主要因为左家有慈善传统。左宗棠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醉心社会慈善，一路捐款救济他人，捐捐捐，捐到“宗”字辈（从祖父到孙辈，辈分字依次为“人观宗孝念”），终于财稀粮空，要靠外族接济。左家大方得过了头。人首先需要自己活下来，才有力气推己及人，去爱他人。但过度大方不是没有好处，慈善的家风培养出来的后代，较有爱心。有爱心的家庭教育，是后代出人头地的基础。慈善心从小培养，日后慈善就会成为本能；长大再教育，慈善日后会成为理性行为。本能发自内心的，不可更改；理性来自于外在力量，有很大的随机性。对以战争起家的左宗棠，本能慈善特别重要。如果缺乏善心，心被战火烧起来，容易走极端，一味爱好破坏。如果人格缺乏慈善，没有同情心，追求的目标就不会志在“心忧天下”，反倒可能“心坏天下”。慈善的家风，从小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慈善教育，成就了左宗棠做大事的底色，也让他在事业做大后可以稳住。左宗棠一生中最早最感人的爱心事迹，发生在1838年第三次会试失败回家的路上。考后，他在北京转悠了半年，无钱回家，朋友送他300两银子。一两银子在明朝中期相当于今天600至800块钱，清朝中晚期相当于220块钱。左宗棠回湖南的路上，碰到一个老大娘欠钱，五个壮汉逼债，他当即拿出200两替她还债。左宗棠缺钱，却不怎么在乎钱，反而总不差钱。左宗棠做陕甘总督时，职务工资加红包，有两万两，另加“养廉银”两万两，年薪四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年薪千万。他更多的钱，来自一个肥差：陕甘茶马使。每年可得4万两。近10年下来，积累了38万两，他全堆在库房里。怎么花？他每月给家里寄150两至200两。11口之家，月消费200两，放在今天，算有一套中等别墅、开奔驰的中产生活。说不上奢侈，谈不上省俭。左宗棠对家庭生活的态度，既不像严厉的海瑞，廉洁到家里年年岁岁只吃得起青菜，将艰苦朴素搞成怪癖，被黄仁宇定义为“古怪的模范官僚”，也不像李鸿章奢侈豪华，家里常年挥金如土，完全不顾苍生在贫困线上挣扎。慈禧太后安排他做两江总督，已主动暗示他为后代积财。但左宗棠不但没有捞钱，反而将工资的95%，全部充公。充公的方式，各种各样，除了直接捐款，还有办学校，或者投资国家建设。他出手非常大气。1876年春，左宗棠移师肃州，将做陕甘茶马使得来的工资38万两白银，一手全部交给手下大将刘典保管。他立下字据，宣布自己财产充公。这些钱怎么用？他规定两条：一、绝对不可以挪作西征军费；二、下任总督到任，交点清楚，做将来西北急需之用。这笔钱对当地老百姓起了大作用。1906年5月，陕甘总督升允只用掉左宗棠留下的不到一半（16万5千两），就在甘肃兰州建成了黄河大铁桥（后命名“左公桥”，至今百年仍在使用，今已改名“中山桥”。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兰州起跑点就在此桥）。左宗棠还捐款办学校。1877年，左宗棠在兰州城外城西北角修建了兰州贡院。工程浩大，用工170万个，耗时1年，材料本应投资在10万两以上，但左宗棠为了节省，调集闲着的军人当民工，又发动军队自制材料。一个大工程下来，材料费节省到才花3000多两。报告上奏到工部核算，费用应该有10多万两，但左宗棠只写了3000两，根据国家标准，这是用料不合格的工程，不能报销。左宗棠如果硬要申请国家报销，就得做假账。凑个假数字报上去吗？左宗棠不愿意。他明白，做假账的结果，是以3000两的成本，反赚国家10万两，这等于开了一个以公肥私的口子。如果其他官员都来仿效，以后不知道要造出多少豆腐渣工程来。左宗棠哈哈一笑，将报销单私藏，自己掏工资充公了事。拿个人钱，办社会事，“化私为公”，左宗棠在晚清中也是个开创，这跟“抬棺上阵”收复新疆一样，惊世骇俗。左宗棠年轻时受钱的折磨可不少，他真的超脱了利益，将钱财看作身外之物了吗？左宗棠写的《名利说》，道出了答案。左宗棠认为：天下人做事情，都逃不过两个目的，名与利。但哪里有纯粹的名呢，名其实也是利的一种。作为利益的名，有三种：一是道德之名，二是文章之名，三是一艺一伎之名。但道德之名是什么？很悬乎。到底是人有了道德才出名，还是出了名才想起道德呢？见得多的，是道德或者在朝廷上出卖，或者在民间到处贩卖，这些人不过是欺世盗名，以名求利，“归于厚实”罢了。至于文章之名，更加不靠谱。像王闿运那种人，不过是借文章忽悠天下，满足自己做当代苏秦的野心。顾炎武也是那种巧言令色的人，“负盛名招摇天下，屈吾身以适他人之耳目”，总在等待买主，没赚到好处，又转卖其他东西去了，像个投机分子。一艺一伎（jì，技巧、才能）之名，就是像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商人贩卖一样，通过具体办事，来得到利名。这事确实很小，君子们都看不起。但他们做事，都不欺骗和侵害别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自己的好处。这样的利，以及这样出名来获利，真实可靠，既不出卖良心，也不出卖廉耻。[3]左宗棠用自己的独特名利观，来处理天下事情。他希望自己像“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商人贩卖”一样，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获得一艺一伎之名。但总督是个官位，左宗棠职位上能追求的，事实上更接近道德之名、文章之名，像曾国藩那样，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以图不朽。哪怕这些德、言都是假的。而左宗棠宁愿放弃立德、立言，期盼获得立功之名。这有难度。总督工作不同于做工务农经商，不是一艺一伎。在总督的位置上，怎么拒绝道德之名、文章之名的虚假，心安理得获得一艺一伎的利名？左宗棠需要通过行动继续来回答。廉干传后男人一生最难获的事情是有权，最害怕有的事情是没钱，但最难处理的事情，却是家庭与事业的关系。无论精英还是平民，伟人还是凡人，这方面做到平衡不容易。学左宗棠“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毛泽东，青年时期与萧子升有过争论。萧子升批评他：“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毛泽东反驳：“大丈夫当扫天下，安事一屋？”他后来还说了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战争年代，这话有道理。但战争里也有和平，尤其到了和平年代，大男人无法避开家事。何况，革命的首要目的，不就是为了让每个家庭都请得起客、吃得起饭吗？左宗棠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回到家庭，就与普通人一样了。他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丈夫、父亲的事业再大，不管是剿灭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平定捻军、安定回民、收复新疆，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天下家庭的幸福，让老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有条件去追求幸福。否则左宗棠出山干什么？以“心忧天下”为己任的左宗棠，自己首先得追求到了幸福，才有说服力。左宗棠的家庭生活，算得上幸福。他与妻子周诒端感情和好，相敬如宾，从结婚时起，周诒端就一直支持他、帮助他、鼓励他。在最贫困的时候，她从心灵上、物质上帮助左宗棠挺过难关。但后来左宗棠入幕，家庭生活改变了。周诒端与他两地分居。一直等到左宗棠做上闽浙总督，才将夫人接过去。但随后平定捻军、安定回民、收复新疆，接二连三的战事，让左宗棠与家人聚少离多。左宗棠任闽浙总督那几年，夫妻俩有过相互陪着一起慢慢变老的幸福时光。周诒端是“闺中圣人”，年轻的时候，她对丈夫满意，对家庭知足，对生活安心，平时相夫教子，空余时写诗。但人一老，就不免考虑起后事。她终于问起左宗棠的工资来，这么多年来，左宗棠寄多少，她就收多少。现在住到一起，她想问明白，丈夫每个月到底收入有多少钱？左宗棠告诉她一年有4万两白银，周诒端吃了一惊。好你个左老三，以前每月才给家里寄二十分之一，这么抠门。她说，我每月有你寄的那点钱，足够了，你还存了那么多钱，我看咱俩是不是考虑该给儿子和孙子们买点田产了？左宗棠没有回答。周诒端见她不作声，又想起一事，说：咱家看门的何三，来了好多年了，他为人忠厚又老实，前几年老伴过世了，儿子也夭折了，晚年不好过啊，你看能不能按一个兵勇的标准补给他粮饷？一年也就四五十两银子，钱不多，他可以安生养命。左宗棠这下没犹豫，张口答应了。周诒端说：我还有个事情不放心，借机会顺便问一下，你每年那么多钱，都是怎么花掉的？不是我做妻子不放心，是实在难以理解呢。左宗棠不好解释，就笑呵呵地说，反正我没有拿去吃喝嫖赌，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查访。周诒端说，我不是要问你这些，我是问你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左宗棠有点尴尬地看着她，笑了笑，说：你不问我还忘了，我这人公私不分，我的年薪、养廉银，基本上都花到国事上去了。周诒端不听解释还好，一听更加糊涂了：国家不是有拨款吗，再说你那点钱，放到口袋里是算多，放进国库里去，也太少了，能撑起什么事？左宗棠说：主要解一些燃眉之急。当兵的有个三长两短，受冷了，挨饿了，家里有老人过世了，我能不想办法帮他们一把？到地方上办事，国家的拨款总会差一些，我不补上去就会耽误事，为了早点做事，我也不在乎这几千上万两银子。原来我在福州办了个船政局，推荐沈葆桢在掌管，这回经费又吃紧了，我自己带头捐了6万两。这些花钱的事，我本来都要与你商量的，但你在湖南，每次都来不及，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了。再说，我挪用私款做公用，账本在胡雪岩那里，有据可查。周诒端一听，十分意外。她读书不少，还没听过哪个朝代有当官的将自己的工资放进国家库房里的。就算自己满足湖南那个中产生活，可她还是不愿意看着子孙跟自己一样，应该更好点才对。这样一想，她心里有点气了，说：你将朝廷的钱和自己的合在一起，最好还是分清楚，将来万一查不清，你“挪用私款”被说成“挪用公款”，是是非非，真说不清了。那就随别人去查，随别人去说好了。左宗棠知道妻子说的是气话，只好笑着说。左宗棠当然不可能知道，在他之后，美国后来出了两位在职不拿薪水的“大公无私”总统：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和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他们比自己晚了半个多世纪，可也没有“私款公用”的记录。不久，周诒端又提到给子孙买田置地的事。人老了，总想后事，事没办妥，心里就不踏实。左宗棠知道，必须得有一个交代了，他就拍着妻子的肩膀，说：诒端，咱们商量一下，我看最好不买了，你想想，子孙比我强，要田地干什么？子孙比我弱，他能守得住？左宗棠内心更深一层的考虑，是看出自己的后代中，还没有像自己天分的人，那么就走常人之路。天才有天才的走法，从“身无半亩”起家，清楚家族怎么才能兴起。何况，从苦水中泡出来的人，希望自己经历过的，后人也经历一下。左宗棠考察三个儿子，左孝宽、左孝勋“性质近厚”，左孝同“天分颇优”。他相信与其希望儿子中出一个有才干的人，还不如出一个道德敦厚的人（“子弟得一才人，不如得一长者。”），左宗棠盼子的最高目标，就是希望他们都成为“老实秀才”。他对下一代的担心确实很多，“聪明者怕其沾染名流习气，庸下者怕其沾染纨绔习气”。左宗棠是这样安排自己的遗产的：他跟二儿子左孝宽交底（长子左孝威已去世），只拿出2万两养廉银作遗产，三个儿子，每人5千两；侄子左世延父亲死得早，欠了一屁股债，给1千两还债；再拿部分给自己买祭祀田地和墓地，剩下的捐给国家。左宗棠清楚，子孙平安幸福，要靠自己开创。如果给得太多，像李鸿章那样，借由政府办企业的洋务运动，将国家的钱基本都赚进自己口袋，给儿子留下2000多万两，后人成了纨绔子弟。当然，也不能给太少，自己当年买秀才要108两也拿不出，进京赶考还要倒插门得来路费。人穷志短，会错失机会。5000两最合适，既不假唱道德高调，也不假装以廉出名，而是实实在在：既可以解决后人衣食之忧，又让儿子们无法“玩钱丧志”。到底是鱼是龙，是骡子是马，得靠自己。人可以拼自己，不能“拼爹”。安排好了遗产，左宗棠也考虑自己身后名。他很明确，自己要“一艺一伎之名”。取得这个名的方法很简单，自己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取自己该得的实在名声。左宗棠对待乡亲的态度，也很特别。从湘阴小地方干成了封疆大吏，乡亲们闻风而动，隔三岔五找上门来，要钱，求找工作。凡是借钱的，只要说明困难，他觉得可以借，当场就给了，数目不论大小。只要是托他帮助找工作，一律没门。他打发手下的人安排送回家。路费也不是一次给，在南京给一半，另一半要老乡去武汉领。这样就避免了老乡拿到钱后逗留，乱花光了回不去。路费一般在50两银子左右，回家还够花上一阵。人情与原则，都照顾到了。左宗棠刚做浙江巡抚时，将8000两平余银捐掉，但又不鼓励别人学他，因为他考虑，其他官员生活未必像他一样节省，如果家庭开销大，则会入不敷出，而自己独自霸占一个清官的虚名，将其他官员都逼进了窘迫的境地。所以自己索取的和给予的都应该以人道与正义作为准绳，而又不能不近人情。（“应知取与皆当准之与义，而又不可不近人情也。”）有一则小故事，能很清晰地传达出左宗棠不取道德、文章虚名的人生观。湘阴准备建一个义庄，以帮助那些鳏寡孤独的人，扩充备荒谷，在灾荒年自救，请左宗棠捐款。左宗棠当即委托李仲云代自己送过去了。跟儿子谈起，他不建议学自己。说：这是义举，我分内应该做的。局外人有的说我做作，也有人说我清廉，他们都不知道我的心啊。[4]做自己“分内应该做的”，自己该做的绝不推脱，也决不要求别人都来学习自己，很朴素实在，不高调，真实、不遮掩。这就是着眼办事官员的风格。左宗棠以这个原则，来带兵打仗，为官一方。现在他也以这个标准，为自己求得实实在在的“一艺一伎之名”。左宗棠自做官后对清廷充满了感激，他“以布衣直取卿相”，缘于朝廷格外厚恩。他通过拼命工作来回报朝廷，这也是他不断捐款、私款充公的一个原因；既不是愚忠，也不是盲从。在他的内心里，物与我，人与我，群与己，界限都分得清清楚楚，他对自己做“分内应该做的”的定位，有着鲜明的理想色彩，这个目标一点也不高，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现在，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朝廷奖赏的这种半做官半养老的安排，让左宗棠晚年终于有时间享受一段天伦之乐。他在柳庄拜亲访朋，再准备将家人从湘阴接到南京。左宗棠与家人在一起，一般比较严肃。毕竟带兵打仗出身，加上性格刚直，不是慈父形象。但他有时候也开玩笑，开起来比一般人更好笑。去两江任总督前，在长沙司马桥住宅，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团聚，他吹嘘多年来打仗的事，比较起湖南人物来。他说：湖南人做上两江总督，历史以来只有三个，陶澍、曾国藩和我，但他们两个没有我幸运。家人纳闷，问为什么？左宗棠说：你想想看，陶澍一生没有拜相，曾国藩虽然封侯拜相了，但是他没有回湖南老家。家人听明白了，同时“哦”了一声，有点道理。不过呢，我也有一点遗憾，我有一点比不上曾国藩。左宗棠又说。家人都停住了，等他说出答案。左宗棠看着大家，用手抚摩着下巴，说：我的胡子没有他长呀！一家人顿时笑得前仰后翻，十分开心。其实笑声现场让人还是多少有点伤感，家人中已经有四位不在了：二哥左宗植已经离世了，妻子周诒端不在了，儿子左孝威与女儿左孝琪不幸病亡。这些伤感的事情，都发生在左宗棠进入陕西平定捻军前后。妻子周诒端1870年3月与左宗棠在汉口见面回家后即去世了。左宗棠得知噩耗，回想妻子一生“贤明淑慎，常履忧患，终生不知安闲享受之乐”，一面竟成永别，心中极度悲痛，“形未瘁而神已伤”。他怎么会忘记，倒插门周家那段时间，自己失魂落魄，妻子写诗细心安慰，负责他的衣食起居，帮他描绘地图，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他们像牵牛与织女一样，命运紧紧连为一体，妻子先去，左宗棠的心像被带走。他预感等到大西北的事情大致办得差不多了，自己也远离凡尘杂事，将追随妻子而去。（“计西事粗平，吾亦将辞尘界而同归大暮矣。”）大儿子左孝威因病死去时，左宗棠刚好收复了肃州，清廷授予他“东阁大学士”（内阁宰相）。悲喜交加同至，祝贺的人站在门口道喜，凭吊的人站在屋内哭泣（“贺者在门，吊者在室”）。左宗棠自己没有一丝高兴，“连日形神惘惘，了无生趣”。他想，自己所以受到老年丧子的惩罚，都是因为官位、荣誉升得太高太快带来的。但荣誉有什么用呢？身外之物，供自己死后挂在旗子上给别人看看而已。儿子才是自己今生最看重的骨肉血脉啊！因此，他的态度很特别：凡是来吊丧的人，他一律拱手道谢；对来祝贺他升官进爵的人，全部臭骂一顿。他说：你们这些人，“可谓全无心肝者矣”。亲人相继离去，他不胜哀痛，夜里醒来，常失声痛哭。左宗棠声名已扬世界，但他确实累了。年过古稀，他很想在家含饴弄孙，用子孙的童稚亲情，消解自己战场杀戮那钢铁般的意志力。半生来，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晚年功勋累累，青山还依旧，夕阳却落红。坐在柳庄门前，看青山绿水、望高天淡云，左宗棠回忆40岁入张亮基幕以来的日子，30年来的战争生涯，顿觉像一场秋梦。自己本是一介书生，以研究农业科学和地理学为志业，一心想经世致用，学用结合，建设桑梓。没有想过今生要带兵打仗。保卫家乡，保卫国家，只是出于人的本能，更没料到做成军事统帅，是时势注定了今生命运。他曾梦想像牵牛星一样，在天上与人间自由来往，种田、读书，“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却都没有实现。对已定的卓著人生道路，他心中总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惆怅。他厌倦了战争，也痛恨战争改变了自己的书生形象，弄得“主兵之人，如秋官然，生长之气少，肃杀之气多”。他将自己家人这些年来遭遇的无数变故，都归结于战争带来的“未尝非权威过重所致”。但左宗棠没有后悔过。“心忧天下”固然要心忧家人，但主要是心忧国人的幸福。明白自己怎么去追求、去实现国人的幸福，荣誉不过是一朵昙花，他关注的是做大事，以及大事实现后的效果。就在他为两江管理与建设操尽了心，好不容易偷得浮生三月闲，国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朝廷又要来烦劳他了。[1] 再次到任后，左宗棠主要做了以下事情：1883年1月，巡视水利。2月，到朱家山督查，处理山东教匪一案，创立渔团。4月，督修运河。6月，筹军火、募新军，增援广西、云南抗法。9月，出阅渔团。1884年1月，出巡上海、靖江，2月，到朱家山巡视水利。期间，他还经常挂念新疆、关注前线。[2] 利国驿煤矿由徐州道员程国熙令胡恩燮创办，胡恩燮委托儿子胡碧徵为煤矿提调。胡氏父子与两淮盐商有密切关系，胡碧徵是这个矿业的重要股东和实际主持人。左宗棠放权，煤矿从提调到股东，都是商人。经营管理“不请官款，一律由商集股办理”，“资本盈亏商自任之”。经费发生困难时，左宗棠则准许产品销售减税，以及由“江宁潘司酌提库款”大力扶持。[3] 在《名利说》中，左宗棠集中阐述了他的“义利观”：天下圆顶方趾之民无数，要其归有二，曰：名也、利也。人率知之，能言之。然试察其志之所分，与其途之所自合，则亦曰利而已矣，乌有所谓名者哉！名有三，曰道德之名，文章之名，一艺一伎之名。古人吾弗能知，吾思夫今人之于名。以道德名者，人因其道德而名之乎？抑已因其名而道德者也？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归于厚实已矣。以文章名者，亭林顾氏所谓巧言令色人哉？负盛名招摇天下，屈吾身以适他人之耳目，期得其直焉，不赢则又顾之它尔。以一艺一伎名者，其名细，今之君子不欲居，然亦百工之事也。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顾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又何比比也？徇私灭公，适己自便，此皆宋儒谢氏所谓小儒者也，利也。夫恒情所谓求利者有其具，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也。此之所谓求利者亦有其具，不以其财，不以其力，以其廉耻易之而已。诗曰：“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古人盖以为诧矣？今何以恬然若无足深诧，且相与睨而艳之，恤恤乎恐彼之不如耶？廉耻之道丧，嗜利之心竞。意其弊必有受之者，而非斯人之谓哉？[4] 《左宗棠家书》与诸子丁卯（谕知办义庄等事）：先世贫苦忧瘁，惟积功累德，以有今日。吾蒙国恩，禄入甚厚，岂能但顾其私！自应先就宗祠学塾为之。试馆改造，义学举行，究需钱若干，尚须添置义庄，以赡族之鳏寡孤独，扩充备荒谷，以救荒年，吾苦力不给耳。带兵多年，不私一钱，任封疆数年，所馀养廉银不过一万数千两，尚拟缴一万两作京饷，则所馀不过数千已耳。现拟托李仲云代为拨兑，收到宜从速办理，勿因循也。此系义举，分所应为之事，至沾溉子孙，则非我意，而外人尚谓我矫，或称为廉，均不知我心也。第十七章 挂剑枝头援越抗法1883年5月，中国大西南出了大事：从云南到贵州到广东，法国以越南为跳板，对中国发起侵略攻击。法国对中国西南三省垂涎已久。早在1859年，法国就联合英国，对中国大沽口发起战争。战争挫败后，法国转移阵地，将舰队开进越南。1862年，法国攻下交趾的首府西贡（今胡志明市）。越南投降，签订《西贡条约》，割让交趾。占据交趾后，法国商人活跃起来，四处寻找在越发财机会。一个叫久辟酉的商人在河内意外发现，这里可以通往中国云南红河。久辟酉利用这条河道，偷偷向云南贩卖军火。越南官员发现后，要求法国总督召回。1873年，法国派海军官员葛尔里前往调查久辟酉，不想久辟酉能说会道，反将葛尔里说服，回去后建议总督派兵并吞越南北部。越南政府由此对葛尔里痛恨入骨，秘密联络黑旗军领袖刘永福，在狙击中伏杀掉葛尔里。刘永福是中国广东省人，黑旗军曾是太平天国南部一支，约2000人。因军队打着黑颜色的旗帜，故名。太平天国失败后，刘永福在中国无处藏身，逃到越南。刘永福这次为了赢得越南政府认可，把葛尔里等五颗法国人头送给越南国王阮洪任，国王很高兴，任命刘永福做三宣副提督，相当于兵团副司令。法国对刘永福的做法很生气，苦于抓不到他，就拿越南出气，借口越南杀死了葛尔里五人，改签《西贡条约》，规定三点：一、法国承认越南是独立国；二、越南外交由法国代理；三、开放红河自由航行。法国要清廷做《西贡条约》的公证人，清廷当即拒绝。理由是：越南自古就是中国的藩属国；没有我们承认，越南怎么可能是独立国？三条规定都无从谈起。法国决定用事实说话，再给清廷一点颜色瞧瞧。1883年初，再派大军进攻越南首都顺化，越南国防军被瓦解，国家完全沦陷，国王投降，内政外交，从此全归法国管理。越南有骨气的官员都不甘心做亡国奴，一边另立阮洪任儿子阮福吴当国王，一边暗地派急使到中国紧急求救。中国接到求救信，吃惊不小。越南沦陷，中国西南门户对法国已经全面洞开，而法国吞并中国大西南的野心早写到了脸上。形势严峻。是“拒越迎法”，还是“援越抗法”？慈禧太后问大臣意见，习惯性扫视四周，想起左宗棠不在。左宗棠这时正在湖南休假。前段时间，他以精力严重下降，“动辄遗忘”为由，请求休假调养。朝廷开始没批假。慈禧发布任命前说得已经够清楚，主要是借他的威望，镇住外国人，政府工作干不好可以请人代干；顺便让左宗棠抓紧借职务便利，多捞点钱。但左宗棠牛脾气，朝廷不批，他就三番五次打请假报告。慈禧一看，是真不行了，好言安慰一番，批了4个月假。朝廷第二个想到李鸿章。李鸿章就在北京，朝廷发布任命可以不商量，慈禧下令李鸿章去广东督办越南军务。李鸿章接到任命书很生气。他说：如果因为我向来会带兵打仗，国家有困难就想到派我去当先锋，也不想想我老人家年纪一大把，这样做难道不是很轻率吗？这就好比用颗大钻石做子弹去打麻雀（“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也不想想划不划得来，这事真是亏朝廷说得出口，想一想都叫我特别的寒心啊（“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慈禧太后拿李鸿章没辙了。李鸿章这时头顶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一堆官衔，跟他的老师曾国藩在剿灭捻军前一样，喊不动，骂不得。慈禧心中不禁掠过一道阴影：当年派曾国藩剿捻，剿了两年无功而返，秋后算账算责任，还好像朝廷错了似的。李鸿章会不会历史重演？李鸿章虽然比左宗棠小11岁，但确实刚满60岁，是花甲老人。如今他已拜相封侯，拿资格来抗命，朝廷奈何不了。慈禧烦闷，无计可施。没想到，左宗棠主动站出来了。左宗棠4个月假才休了1个月，就在湘阴柳庄知道了战事。他马上自动销假，写成一篇《时务说帖》，去北京见光绪皇帝。他说：这次侵略比以往还严重，中国马上要面临被瓜分的危险，现在只有跟法国来一场大决战，才能解救被瓜分的危局。左宗棠主动回来请命，慈禧太后当即批准，任命他“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福建军务”。吊诡的是，不愿主动带兵出战的李鸿章，这时却手握朝廷军政大权。1883年5月1日，清政府已经给李鸿章下发了谕旨：“现闻法人在越势更披猖。……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秉承。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左宗棠已经71岁，无力再亲自招募兵勇。1883年10月，左宗棠调来广东东莞人王德榜，命他按当年楚军的模式，招募士兵。王德榜根据自己的人脉，在湖南永州招募湘勇7个营，在广东东莞招募粤勇3个营，共8000士兵，组成“恪靖定边军”。恪靖定边军沿用楚军、西征军模式：首先练心，再次练胆，最后练打仗技术。两个月后，恪靖定边军练成。王德榜带领4营驻守谅山，4营驻守镇南关，另外2营增援，挺进谅山。王德榜向朝廷请示战略指示，得到这样一句话：如法军打来，战亦违旨，退亦违旨，已电总理衙门请示。根据清廷的这个指示，跟法国人作战不好打：上阵杀敌是违抗命令，撤退逃跑也是违抗命令，那就只剩一个动作：站在原地不动，等着被法军来打死。王德榜接到这种奇怪的指令，当时就懵了，不知道自己是战是退还是守，当场发起脾气来。这个战略中国当时只有一个人想得出来——“督办越南事宜、节制三省防军”的李鸿章。李鸿章以“钻石打麻雀”作比方，自己不去打，左宗棠迎难顶上，他又来幕后干涉，指手画脚。对战争的结果，李鸿章也做了指示：“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打败了固然不好，打胜了还要更差。王德榜再次发怒了：“不胜不败”的战略指导怎么执行？法国士兵又不是排好了队等中国士兵去对准胸口练枪法，打仗是双方拼命的事，谁有把握控制自己刚好打出个“不胜不败”？李鸿章代表朝廷连下两道“神战略”的时候，法国却一点也不客气，正在磨刀擦枪，计划大举进犯。1884年2月，法国政府任命米乐为法军统帅，取代孤拔。兵力迅速增加到16000人，图谋侵犯北宁。中国士兵无奈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既不能战，也不能退，法军顿时如入无人之境。3月12日，攻下北宁；3月19日，太原失陷；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到1884年4月，中国军队在李鸿章的指导下，让法军顺利地攻破了镇南关。东部法军统帅、将领尼格里大喜过望，他哪里想到打中国会这么顺利？被胜利冲昏了头，他派士兵在镇南关的废墟中插上一块牌子，口气张狂地写道：“广西的门户已经不再存在了！”法军一路打得出奇地顺利，此时已经完全走出了大沽口失败的阴影，胃口也被极大地刺激起来：原有以越南为据点的预想太保守了，对中国的土地，应再次进行详细的瓜分谋划，将日程表提速。中国西南防线在法军出师必胜的攻击下正全线崩溃。李鸿章如愿以偿，得到谈判机会。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约》，规定：一、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二、法国约明“应保全”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三、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商约税则时，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通过条约，法国不但实现了《西贡条约》的欲望，还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它的野心。签字未干，法国决定再次起用孤拔为统帅，组成远东舰队，开进福州、基隆口岸，准备随时发动攻击占领。海防跟着面临崩溃，清廷终于急了。李鸿章“和戎”，弄得西南不保，福建马上也要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了，这个战略决策是重大失误！朝廷内部责任追究斗争白热化。追责下去，权贵们树大根深，关系盘根错节，根本动不了，追着追着，完全走样，反倒演变成权力斗争。军机处责任首当其冲，被迫全面改组：礼亲王世铎取代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实权则转移到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手中。改组的军机处，急需梁柱撑起来！1884年6月13日，左宗棠再次入值军机处。朝廷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恩准他留在福建“值军机处”，领导中国援越抗法。1884年8月26日，慈禧听取左宗棠的意见，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全国下发文件，谴责法国“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求”，“先启兵端”，要求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早已愤怒的前线军人，终于不用再听李鸿章的战略遥控了。冯子材趁战局混乱，率军进入镇南关，与王德榜率领的恪靖定边军相互呼应。他们对着法军插的牌子，也立下坚决挑战的一块：“我们将用法军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枪对枪，炮对炮。一场生死大战，在镇南关对阵。战斗一开始，王德榜与冯子材配合夹攻。法军攻势凶猛，冯子材节节败退，王德榜派兵来增援。胜败关口，王德榜根据左宗棠发明的“楚军兵法”，决定采用刘锦棠的打法，派一支正面部队与法军佯攻，另派出一支奇兵，翻过荒山野岭，去攻打法军后路。法军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打法，战前毫无防备，后路军薄弱，经不起声势浩大的猛攻，顷刻覆灭，武器全部没收。前线一听后路被截断，武器失去后援，军心大动。恪靖定边军发挥楚军风格，排山倒海压过来。地动山摇的冲杀声中，潮水一样的中国士兵，将法军冲得片甲不留。战场统帅尼格里被打得遍体鳞伤，差点阵亡，躺在担架上逃过一命。谅山—镇南关大捷，是整个中法战争最关键的一战，中国转败为胜，扭转了中法实力对比。中国兵乘胜追击，连克文渊、长庆府，逼近北宁。北宁义军两万，也来响应。法国军队兵残将败，灰头土脸，士气全丧。恪靖定边军带领中国军队却越战越猛，越打越精神。全国各地民众闻风而动，打出冯子材的旗号，为中国兵挑饭、打杂、做向导。法军眼看在中国要全军覆没。这一震撼性的国际消息，瞬间传到法国国内。法国上下全部震动，他们起来抗议政府，矛头直指总理茹费理。发动这场战争的茹费理内阁当天倒台。[1]可惜的是，清廷并没有下令再乘胜追击。朝廷上下，从1840年以来，已经形成一个思维模式：一旦胜利，马上求和。“和戎”的李鸿章早已定好了调子，“战亦违旨，退亦违旨”，“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胜利初现，李鸿章的“和戎”主张，在朝廷上下又引起附和。与上次从俄国口中取回伊犁后一样，清廷迅速派人签订和约。1885年1月，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插手干预，清廷授权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作中国代表，同法国外交部进行秘密谈判。金登干得到清廷授权后，4月4日同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毕尔签订了《中法议和草约》（又称《巴黎停战协定》）。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签订草约，正式文本由法国政府代表兼驻华公使巴德诺来到天津和李鸿章敲定，即《中法新约》。《中法新约》由李鸿章迅速签订。新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越南改由法国来保护，从此与清廷无关；中越人民往来两国边境，发放护照；中国与越南北圻陆路处，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保胜以上，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以居住。法国在战场上大败，但通过与李鸿章签合约，取得了战胜也难以达到的目的，法国从此打通了来往中国西南的商路。战胜的中国却按战败国处理，签合约的消息传到前线，王德榜与冯子材“拔剑砍地，恨恨连声”。“和戎”声又起，秋后算账。凡是没有根据李鸿章两条“神战略”打仗的，都得惩罚：王德榜因为不听李鸿章指挥，所以打了胜仗，李鸿章对他将功作罪，“革职治罪”。彭玉麟出面抗议，处分又改成“只革职，不治罪”。冯子材也没有幸免，李鸿章对他处理稍轻：调离原职。中法大战，中国“因胜而败”，左宗棠痛恨连声。但他已是一个73岁的老人了，每天“食少事烦，经常咳血”。他知道来日不多，抓紧时间，写下一篇全国海防全局的完整规划蓝图——《清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一生以行动与实干改变不合理世界的左宗棠，这时只能以思想来影响后世了。他深知海防重要。当年他坚持主张“海塞并防”，行动上“先塞防、后海防”。之所以这样做，考虑新疆塞防容易收复土地，而中国海防岸线漫长，固防是长久之计。通过5年西征，中国大西北已经固防，可以保百年太平，现在他要集中精力来坚固中国海防，这是千年大计。作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的创办人，作为中国海军事业的创始人，当时有谁比左宗棠更懂得海防呢？关于海防他谈了18年，写了几百份奏折，而中国海军的现状，还是和太平天国覆亡时一样，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了。左宗棠通过办洋务也弄明白了，中国文化“重义理、轻艺事”的弊端，只能靠经世致用来克服，靠科学与技术来改造。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左宗棠明确告诉后人：中国的未来在海洋。如何让中国以长江、黄河为标志的河流文明，通过独立自主、平等开放的方式，与蔚蓝深邃的海洋文明对接，让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海洋强国，这是未来几百年里中国国家管理者应做的事。在奏折中，左宗棠向朝廷建议，设海防全政大臣，要求统一事权和加强海防建设，共提了7条切实可行的意见。当天，他紧接着再上奏《台湾紧要请移福建巡抚镇摄折》，建议移福建巡抚驻台湾，奏请台湾改设行省。10月12日，清政府设置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批准台湾改设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写完规划蓝图后第38天，左宗棠带着“此生未完成”的遗憾，在福州去世。时间定格在1885年9月5日，一个同1812年11月10日一样普通的日子。两个时间点中的73年里，一个从生下来就被寄托了“牵牛星降世”美好愿望的平凡人家的孩子，通过自己坚定的理想，执着的奋斗，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许多独特的传奇故事。左宗棠合眼长眠，李鸿章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这个与他争论了一生的政敌，这头铁骨铮铮的蛮牛，终于不会再站出来跟自己唱对台戏了，他终于可以放手按自己的意愿来主持中国外事。李鸿章从此一心单角度影响慈禧，独角戏一唱，又过去了10年。1895年，慈禧太后已满50岁，真正是个老太婆了。这个当年泼辣敢为、工于心计的女人，26岁发动政变，将力拔山兮的武将，笔底波澜的文臣，统统制服到裙裾之下。24年来，慈禧经历过太多政治大风大浪，有种阅尽人间沧桑的心态，来看待王朝内外的各色人等，这种心态，恰是衰老的表现。进入老年的她，开始显露“老人政治”的固执、霸道、独裁。放眼朝廷，再也见不到左宗棠这样的人站出来为她撑腰，终年如一相伴的，只有李鸿章和颜悦色的动听声音。他满足了一个女性强权者时刻需要把控住一切的心理需求；也让慈禧体验到凭借权力随心所欲、指使一切所带来的巨大快感。李鸿章利用慈禧的心理转变，尽力迎合讨好，在她的荫蔽下，及时推销政见。1894年，中日海战在即。慈禧要准备好她的60寿诞。钱从哪里来？李鸿章帮她提早从北洋海军的军费中挪用600万两白银来修建颐和园。这一下波及了左宗棠生前建好的墙角。左宗棠是中国海军的奠基人。遥记1866年7月14日，左宗棠接过慈禧幕后确定的、以同治皇帝名义作出的批复，于当年秋天在福建福州的马尾成立了福州船政局，三请沈葆桢出山，自己又捐赠了6万两白银做启动资金，真正耗费大量心血。这个存在过41年的船政局，是北洋海军的母体，共造了40艘舰船。北洋海军1888年正式建军。但不妙的是，从创建那天起，军费就被官僚贪污、挪用，没有人想认真去办事，去用心管好，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大炮轰隆隆打起来。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按照“和戎”战略，本着保存嫡系淮军和北洋海军实力的目的，企图通过谈判和解，后又寄望于西方调停，均告失败。日本从汉唐以来，一直在向中国这位老师学习。积蓄了1000多年的能量，学生挑战先生的野心愈来愈强。日本终于对中国北洋海军发动凌厉猛攻，李鸿章命令北洋水师不能还击：“战亦违旨，退亦违旨”。这个决策，直接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左宗棠30年海防建设规划的辛苦经营，被李鸿章毁于一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下关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一举开了中国割地求和及超巨额赔款的先例：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2]这些左宗棠都看不到了。他看到了又能怎样？封建集权的体制，注定会走到这一天。个人有再强的办事能力，也无法挽救没落的王朝、垂死的帝国制度。左宗棠为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注入活力，不是青春焕发，而是回光返照。73岁的朝廷重臣，终于累死于国事，老死于任上。人死入泥，盖棺论定。如何评定左宗棠的一生？盖棺未定左宗棠带着“中国如何面对未来海洋”的问题和遗憾离世，朝廷却为怎么给他加谥（shì）号而争论不休。[3]从西汉到清末，中国历代宗室、百官得谥号共10473人。根据清代赐予大臣谥号的规定，一品大臣过世，按例请皇帝决定是否授予谥号。一品以下官员除非特旨，一般不授予谥号。得到谥号的人，只有曾入翰林，或者获授过大学士头衔，才能称“文”。“文”为谥，号在“文”后。有清一代，谥号“文正”最高，“文忠”次之，“文恭”再次之，后面依次还有“文襄”、“文成”、“文端”、“文恪”。左宗棠去世后，大学士额勒和布，协办大学士阎敬铭，考虑选定“文忠”上报。慈禧太后一看，“文忠”两字不能准确概括左宗棠生平。于是问军机大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切合实际地表扬左宗棠平定中国西北、收复新疆的字？回答是“文襄”。清代“文襄”，多授予有学士背景、同时又有军功的大臣。比方小左宗棠25岁的张之洞，后来因在抗日与镇压两湖农民起义中军功显赫，被谥为“张文襄公”。但咸丰皇帝曾有过规定：文武大臣阵亡或在军营中积劳成疾，或者一生的武功并没有成功的人，不能谥号“文襄”。左宗棠收复新疆武功大成，但保卫大西南却事功未成。慈禧太后明白，左宗棠对朝廷功劳巨大，自己不能在谥号上小气，这样对不起左宗棠，于是又问：本朝得到过“文襄”谥号的有哪些人？回答有靳辅。问：靳辅有武功吗？答：靳辅是治河名臣，他花去30年时间治理河水，最后病死在任上。康熙皇帝认为他治河就等于在中国开辟了新的疆土，所以特别关照。慈禧太后说：要说开辟疆土，左宗棠才完全称得上。看来，也只有“文襄”两个字，才配得上左宗棠，就这么定了。慈禧太后一锤定音，“左文襄公”从此作为左宗棠的谥号，流传下来。这个谥号，核心是“襄”字。襄的含义，一是帮助，二是同“攘”，扫除，三是完成。“左文襄公”四个字的含义是：左宗棠以文臣身份，帮助清政府用武力戡平叛乱，赶走侵略者，实现国家统一。作为官样头衔，从朝廷角度去看，这大致不差。左宗棠以事功著称，他的角色定位，是给朝廷“帮忙”。也正是一个“襄”字，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区分开来。曾国藩、李鸿章同是进士出身，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朝廷的人，是体制内人。他们的人生，与朝廷完全融为一体。曾国藩谥号“曾文正公”，李鸿章谥号“李文忠公”，无论文正，还是文忠，在封建时代，他们代表朝廷，某些时候，他们就是朝廷。但左宗棠就不同。他48岁前，流落民间，是“湘上农人”，江湖人士。入幕期间，也是以完全独立的身份，与政府合作。48岁后，他正式进入体制，这段时间，作为高官，他的身份与曾国藩、李鸿章才没有区别。但做官员时，他面对的事情、行事的方法，与曾国藩、李鸿章大相径庭。曾国藩一生事功，是以体制内的“教育部副部长”身份，号召湖南底层农民、落魄书生，组织起来，去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李鸿章与曾国藩类似，他组织淮河农民、书生，多了平捻、定回的功劳。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只是曾国藩的帮手，他一生中真正独立操办的大事，只有一件，收回新疆160万平方公里领土。曾国藩与李鸿章打的主要是内战，左宗棠主要打外战，尤其最后两年与法军开战，是纯粹的国际战争。曾国藩与李鸿章属“内战高手”，左宗棠则是“外战英雄”。即使在战争时期，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曾、李落在政治运筹，倾向于卫道；左宗棠落在办事，倾向于建设。洋务运动的大潮中，左宗棠走在最前列。在福建时他创办过福州船政局，成为中国海军事业的奠基人；在陕甘时则创办过甘肃织呢总局，这是中国西北第一家工业织布厂，也算是开发大西北的先声。左宗棠考虑国防建设，呼吁在新疆建省。战争之外，他在新疆设置开科取士的机构，不打仗的时间，不是屯田，就在种树。在新疆时，仿照在柳庄时种柳树的经验，在新疆种下了槐树、杨树、榆树、柳树。其中柳树最多，绵延千公里，数以千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