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本来是反对塞防的。他再次气愤起来：是你左宗棠要去收复新疆，我一直就没同意过，现在好了，你做事，我借钱。你会帮助自己反对的人，援助自己反对的事情吗？不会。对不住，我也不会。沈葆桢不但不愿意“代为筹借”，反而又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算起了旧账。他找出新的理由，认为赶紧放弃新疆才是上策。趁现在没开打，放弃还来得及：新疆广袤万里，一二年也平定不了，即使收复，与强俄为邻，今后朝廷麻烦可多了。借洋款要海关担保，海关应接不暇。西陲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需饷也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责各省接济吗？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又无可担保了。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这哪能忍心！此臣等所以反复再四而不敢为孤注之一掷者也。（“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皆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间所能就绪。即使事机至顺，逆回弭首，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正重烦朝廷擘画，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关坐扣，如取如携也。洋人取之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向日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前；今令兼筹协饷之息，能如期以应乎？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不得不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饷需亦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将责各省于还债之外另筹接济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更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沈葆桢逆潮流反对，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与李鸿章私交很深，从同学到同事到同僚，都在一条船上，当然要继续帮李鸿章说话；二是沈葆桢在私利上考虑：只有朝廷同意加强海防，才会重点投入和关注，自己的政绩才可以瞩目，官才越做越大，油水才越来越多，官场网络才越结越广。沈葆桢当然清楚自己现在怎么做。至于千百年后中国会怎样？天下、国家、民族大义，这些事情既大又遥远，他为什么要考虑？沈葆桢这种清廷精英不自觉地混同于平民，国家与社会的希望又见灰暗。沈葆桢一唱反调，李鸿章马上唱和。为了保证沈葆桢不会“代为筹借”，他马上写信支持，并表明观点：一说“左帅拟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谓豪举”。二说左宗棠老谋深算，向洋商借款数目巨大，为何自己不出面，却让别人“代为筹借，能不另有所谋？”李鸿章知道，收复新疆现在已经符合“政治正确”，很难攻倒，他决定到左宗棠个人身上来找理由。“豪举”是典型的皮里阳秋，讽刺语气；“老谋深算”则是躲在左宗棠身后，闻他身上有没有曹操的奸雄气味。左宗棠已经64岁了，垂垂老年，听到这些攻击，不生气了。他说：要做成一件大好事，怎么能没有人反对？好事多磨么！随别人猜。根据“内辩”的定位，左宗棠不能将关系搞砸，怎么办？他决定妥协，主动来缓和与李鸿章们的冲突。上奏折将借洋款的数量，从1000万两缩减为400万两。左宗棠明白，政治上的事情，不能空谈理想，得注重现实；现实筹钱困难，自己就得妥协。对内，左宗棠并不是不妥协的人。左宗棠这样一心为国家着想，能省则省，委曲求全，没想到慈禧太后不干了。她说：左宗棠真为朝廷着想，也不能太难为他，那400万两也太少了吧？慈禧一语定音，1000万两就这样定了下来。关键时候，慈禧还是拿得出气魄。李鸿章气急败坏，马上找到军机大臣文祥质问：国家财政空虚，海防需大量银子，如今银子被塞防用了，还准左宗棠借洋款，要知道西征是个无底洞，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文祥很简单地回答他：左宗棠不是一个奢侈的人，他每天都住在西北大漠的营帐里办公，一个花甲老人经常吃红薯、嚼杂粮，一顿饭最多不过一片猪肉，已经很不容易。而且，作为掌握国家命运、为民做主的重臣，应从整个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要以大局为重，从长计议，才能获得后人的赞许和尊敬，绝不能从门阀利益着眼，更不能形成宗派。牢骚发了没人听，反被文祥指桑骂槐、狠狠教育了一顿，李鸿章回家独自生闷气去了。但洋款不好借，它事实上也一直是左宗棠的一块心病。尽管政府批了，左宗棠依然节俭，又推迟一年才借，以减少利息。[5]这段筹借洋款来解决边防危机的历史，不但在当时，就在后世，也引起了诸多非议。但研究左宗棠的专家，都倾向于支持与赞同。杨东梁就认为借比不借好，理由是：一、这与那种附加了政治条件、损害国家主权的借外债，不可相提并论；二、重息借外款，从经济的观点看，当然不合算，但是如果没有这笔贷款，则西征军根本不能出关，而收复新疆的大业，必将成为泡影。内部的问题千丝万缕，用耐心总算温和细致地解决了。外部的问题，却还有一堆等着要办。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最好先从人心入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让扶持阿古柏傀儡政权的英国、俄国等这些外部力量，通过中国内部主动发出的力量，来改变力量对比格局，来改变人心，通过制服或谈判的方式解决。谈判目前显然无望，那么，唯一的方法，就只有先通过军事暴力的强制性手段，将外部的力量打服、压服。打服、压服的，不是无生命的土地，是活跃在这块土地上敌对力量中的人心。国际领土争端，只遵循赤裸裸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没有温情可言，要改变敌人的心，首先得让自己具备威慑力。这就是左宗棠所以要发明“练心，练胆”，并在西征军中继续沿用的原因，他需要士兵有一股震慑敌人的气势。左宗棠8万余大军压进西北，边陲如将地震。首当其冲遭遇到冲击波的，是英国与俄国。你要冲击我，我先恐吓你。左宗棠厉兵秣马、调兵遣将时，云南突然发生了一起“马嘉理案”。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公民。当地民众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将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借此事件，后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现在，英国公使借本国公民马嘉理被打死了，扬言要攻打云南，配合俄罗斯，借此牵制西征军。恰好此时，俄罗斯军官索思诺夫斯基（简称索氏）装成商人，来左宗棠军中探听虚实。左宗棠知道这是个“洋蒋干”。脑袋一转，当即定出策略：以礼相待，以军威逼。索氏以精通新疆地图出名，他将自己带来的地图给左宗棠看，原来是康熙年间的地图。左宗棠看了几眼，很不在意地说：还过得去！《康熙舆图》，今天已经稀有。但后来中国的疆域又扩大了，你这个版本太落伍了，我给你看一个新的。说完将自己的地图搬出来，索氏一看，乖乖，《乾隆内府舆图》，最新版，自己好多不知道。弄斧到班门，还不快躲？他赶紧收起自己那张，从此在左宗棠面前闭口不谈新疆地图。他还直纳闷：这个中国人，听说只是个小举人，才来新疆多久，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索氏明白了，对地理的了解，俄国人已经比不过中国人。就想再看西征军的武器装备。于是试探地说：左大帅，如果你需要军火，我们可以接济你。左宗棠说：感谢，我们自己够用了。他让索氏进中国自办的兵工厂兰州军火局，看了西征军的武器装备，果然都是仿照英国与德国的枪炮自制的，有大洋枪，小车轮炮，三脚劈山炮。又让他看西征军操练。西征军延续了楚军当年遗风，胆气冲，气势壮，训练起来虎啸龙跃，场面杀气腾腾，让人望而生畏。索氏一看，当即得出结论：这支8万多兵的西征军，从武器到士气，战斗实力与同样规模的欧洲军队相当。那还打什么仗呢？无论英国，还是俄国，都不可能调集8万军队，来新疆与西征军争雄。索氏回去后，当起西征军的义务宣传员，告诉俄国政府，不要掺合，与中国这场仗，打不赢。索氏的宣传，对左宗棠稍后顺利收复伊犁，有一定帮助作用。而左宗棠凭借他的细心，从与索氏的交谈中也听出来了。俄国与英国既勾结，也斗争；既联合，也防备。他们都生怕中国与任何一方结盟，彼此都盯得紧。双方都担心，一方如果突然袭击中国，必然先抢占到地盘优势。[6]左宗棠当即得出判断：这样两个松散合作的国家，不可能联合起来，同时向新疆、云南开火。“马嘉理案”的威胁，是只打雷不下雨的恫吓。他决定反过来利用英国与俄国的矛盾，让他们因利益陷入争夺，从内部分化瓦解联盟。方法之一是从利益着手，以利诱惑，从俄国人手中购买480万斤军粮。这一下搞蒙了英国人，不知道俄国人什么意思，不满情绪增加，防范心理更重。方法之二是凡是牵涉英国与俄国的利益，一律暂时不碰，英国与俄国一时找不到共同的敌人来抗击，联盟更加松懈。没有英、俄的干扰，1876年4月7日，左宗棠顺利到达肃州，在城南设置大本营。4个月后，西征军攻下乌鲁木齐，阿古柏傀儡政权的灭亡，已经是可以预期的事。英国利益受到直接威胁，这下急了，赶紧终止了贷款，同时在上海《申报》上造谣，说西征军已经“败退关内”。谣言当然阻挡不了西征军继续缓进的步伐，而且很快在事实面前破灭。见谣言无效，英国终于想到内外夹攻，从内部分化与瓦解中国。内部的合适人选，英国首选李鸿章。1876年9月13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与李鸿章谈判，商谈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李鸿章很爽快地代表中国人签了名。威妥玛见李鸿章好说话，约好上门去拜访他。到了李鸿章家，威妥玛以商量的口气说，我们打算在左宗棠与阿古柏之间“居间调停”，我们计划安排阿古柏来向清廷投降，新疆作为中国的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我俩合作来促成这件好事，怎么样？这比李鸿章坚持的全部放弃新疆，结局好像要好得多。李鸿章当场满口答应，提笔写了篇《述威使代喀酋乞降》，找到总理衙门奕訢汇报：“喀什噶尔回王现求印度大臣介绍，转嘱该使探询中国之意，能否准喀酋投诚作为属国，祗隶版图，不必朝贡，免致劳师糜饷，兵连祸结。……如可准行，当令喀酋派使来京妥议。……该酋不敢深信左帅，欲向朝廷乞命，嘱为密致钧处。”奕訢拿到奏折，先不表态，问左宗棠意见。左宗棠说：现在谈什么判？只要粮饷军火供应到位，收复南疆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事就不要英国人替我们瞎操心了吧？（“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左宗棠用一句话坚定了朝廷的信心，彻底打断了李鸿章的调停，也打碎了英国人的企图：“西征军蹑踪追剿，尽复旧疆，岂容他人饶舌”？——我们正悄悄跟在敌人后面，计划全面剿灭，新疆要收复的都快收复完了，外人最好不要七嘴八舌干扰我们。李鸿章再次碰了一鼻子灰。毕竟，慈禧太后也看到了，朝廷官员也都看到了，左宗棠的西征军正在以席卷一切之势，全面收复新疆。比照开打前的争辩，李鸿章一开始说收不回，人家借钱收；你不但不帮忙，还处处抬杠；人家满怀信心，你又说收回来也没有用；还打出了“中国要保护心脏就应该被人砍掉手脚”的怪异比方，反正没有一句好话。当初亏得没有听你的，现在眼看着就要收回来了，你却帮英国人来传话，你到底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呢？左宗棠用政治家的战略、军事家的谋略，将人与事，内政与外交，政治与军事这些棘手的问题，逐一耐心处理好了。还有一件绝不能遗漏的事：怎么对待新疆人民？军队到底是一把嗜血不长眼的屠刀，战争也不是游戏，而是大规模的屠杀活动，所过之处，容易伤及无辜。对待南疆各族人民的政策，关系到民心向背，以及边疆的长治久安。左宗棠发布了“三大纪律”：“只打真贼，不扰平民，不愁乏食”。万事俱备，8.7万西征大军打出“恪靖”旗号，气势浩荡，分三路开进新疆，收复故土。缓进急战1876年4月，64岁的左宗棠统帅西征军，驻扎在肃州东南大营。一个花甲老人，行军在千里无人烟的西北大漠，前尘往事逐渐浮现心头。他想起少年时代，在长沙橘子洲边碰到的张半仙，他免费给自己看相，说了许多今天已经实现的预言，不禁感慨嘘唏。从预言中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年老力衰，今生可能要命交新疆了，像诸葛亮当年北伐崩于五丈原一样。最近，左宗棠脑海里经常盘旋杜甫那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那种悲怆情怀，让他胸口发紧，难以自抑。自己少年时代以当代诸葛亮自居，果然走上了同样的路。现在已经做成了当代诸葛亮，比古亮还多活了10岁。新疆难道是五丈原，自己快活到头了？想到这里，左宗棠抬头，看苍茫大漠，前生曲折，如风似沙，内心泛起一种苍凉，胸口激荡一股沉雄。在这旷无人烟的漠北，他吟咏王翰的《凉州词》来释怀：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吟完，拉着统领刘锦棠的手，说：这些年来，我坚持收复新疆这块宝地，朝廷内支持我的人不少，反对我的人也有很多，如今我年纪大了，万一在西征的路上死了，很难安心瞑目。还望老弟将西征大业进行到底，我如果在地下有知，也可以含笑九泉了。刘锦棠听了，含泪笑道：大人过于悲壮了！我们都能看得见凯旋归来的那天的。左宗棠越来越发觉，年轻时以“今亮”自称，那是一种自豪，没想到如今功名比肩，而事功将要超过，这顶帽子却变成一种拖累。自己已经很难走出诸葛亮的阴影。诸葛亮的故事，如今像一道魔咒。每想起一次，心口就像被划了一刀。从这往后，他再不敢以诸葛亮自比了。自己就是左宗棠，是一个独立天地间，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新疆地广人稀，暑寒交替，这么大又这么难的一块土地，怎么打？军事会议上，左宗棠定下了八字战略与战术方针：“先北后南，缓进急战”。作出“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颇费了左宗棠一番心思。左宗棠在实地观察后，结合半个世纪来的研究，发现天山横亘东西，将新疆分为南北两部，南北各有八城，北八城土地平广，南八城土地狭促，地势总体特点，是北高南低。而龚自珍早已说过，“北可以制南，南不可以制北”。同时，北方的反叛军队容易打，而南方不但难打，而且伊犁邻近，一旦开打，容易将俄罗斯军迅速卷入，难度进一步加大。“缓进急战”则是结合左宗棠的个性特点，在用兵战术上的创新。左宗棠处事“惕厉”，事前处处谨慎小心，反复认准了，才迅猛出手。这种手法，跟新疆的地广人稀、条件艰苦也有关。“缓进”，是大部队缓慢谨慎地推进，这样不会中敌人埋伏，不会掉进敌人的陷阱；而“急战”，则是以天兵空降的雷霆万钧之势，在胆势上将敌人瞬间压垮。楚军当年打垮太平军，凭的就是这个。两者一结合，则成了无坚不摧的铁军。但实际战争的难度还是超出了预想。打浙江时，江南风光，山清水秀，即使饿肚子，有水喝，空气不错，阳光不错，心情也不错。新疆大不同了，沙漠地带，稍有大风，便飞沙走石。这里夏天烤得熟鸡蛋，冬天冻得死活鱼。加上老湘营这帮湖南人，从小适应了南方气候，可能受得了西北那种热，哪里受得了这种冷？踏入新疆就开始水土不服，上呕下泻。离家万里，他们都思念起南国，不愿打仗了。左宗棠犯难了。怎么办？士兵全部泄气了，打不得，骂不得，要鼓励他们，有什么法子？刘锦棠鬼点子多。他找到左宗棠，说：你曾经告诉我，宋朝将军狄青用占卜的方法激励士气，咱们今天是不是也来用一用？他俩一合计，策划了一个事件。左宗棠刚宣布出征命令，大军正准备开拔，突然，一个士兵从行伍中跑出来，高叫：左大人，左大人！我有要事相告！亲兵拦住了他。不想他叫得更厉害：我是刘老将军派来的，有事要向您报告！士兵们都看到了，也都听见了，队伍顿时乱了。左宗棠对亲兵挥挥手：别拦住他，让他过来说话。士兵一把跪在左宗棠面前，喊道：我是刘老将军派来的，刘老将军要出关打先锋，到新疆去活捉叛贼白彦虎！左宗棠大声问：你说的是哪个刘老统领？士兵又喊：难道左大人您忘了？就是刘松山统领呀！他的队伍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发饷了，怎么打仗？左宗棠这才恍然大悟地说：放心吧，你快去向刘老统领报告，我现在就给他的老湘营发粮饷。士兵听了，啊呀一声，仰面倒地。过了好久，他又爬起来，像什么都没发生，归队了。西征军各营都蒙了，不知道士兵是人是鬼。左宗棠立即命令全军在阵地前设起祭坛，买来大量的纸人、纸马、纸钱，对刘松山进行祭奠。左宗棠带头，全体将士“咤”的一声，都跟着跪下，对着长空叩头。浓烟吞噬着烈焰，烧着翻滚的猎猎空气，在一张张血液贲张的脸膛上奔流。刘锦棠主祭。他站在台上高呼：刘老将军！英灵在！数万双眼睛齐刷刷射向高空，像要将同声的呐喊为英魂慰行。大漠苍茫，烟雾慢滚，幻象丛生，刘松山魂魄毅立，仿佛正在遥相助威。左宗棠感应到了如沸如扬的士气。灵魂与军魂如长空飞龙壮舞。左宗棠回忆，刘锦棠攻破金积堡后，他亲自审讯回族降将，降将们陈述了一个骇人的事实：刘松山被回族叛乱首领马化龙杀害后，金积堡内每到夜深人静，经常能听到兵器铁甲在激烈厮杀的声音，好象怒吼的大浪汹涌扑来（“时闻戈甲之声，如怒潮涌至”），回军怀疑是西征军夜里攻城，不敢脱衣服睡觉。11月16日夜里，左宗棠亲耳听到，平凉城外发出巨大的呜呜声，守城的将士怀疑野狼在城下嚎叫，从城墙上放绳子下去察看，却什么也没看到，更加惊疑不定。左宗棠在营帐中也坐立不安，靠来回走动消除不安，他感觉军营气氛几分怪异，却茫然不知在发生什么。第二天就得到军马报告：昨天是叛军首领马化龙被俘的日子。左宗棠一下子明白了，刘松山的魂魄还活在自己身边，时时相助相告，这次是他在显灵，“乃知前史所载忠魂毅魄，灵爽昭彰，实不得谓为虚诬伪托也。”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战阵前指挥冲杀，左宗棠终于相信了灵魂。士气低沉的此刻，他祭出刘松山将军，就像在每一个西征军将士胸前贴上了一记饱满的精神图腾。刘锦棠带领西征大军出关，沿路所见，全是一望无际的荒凉大漠，数万只乌鸦，盘旋在部队行经的上空，给枯燥的行军带来一阵凄凉的喧闹。刘锦棠骑在马上，剑锋一指，说：刘老将军的英灵在护卫我们，他派了这么多乌鸦来帮我们助阵来了。将士们正在想“乌鸦当头叫，灾祸马上到”，心中惶惑，经这么一说，似全都恍然大悟，精神马上振奋。事实上，乌鸦跟着军队，全因地广人荒，无处觅食，异常饥饿，跟着行军队伍，是为了在军队开灶吃饭后找吃一点残米剩饭，不至于饿死。乌鸦越聚越多，绕着士兵，飞前舞后。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与乌鸦嬉戏，成了士兵解除无聊长途行军的疲劳与困乏，消除寂寞与惶惑的唯一风景。乌鸦超前飞行，义务充当了大军的向导。经过10多天艰苦卓绝的行军，到1876年7月1日，西征军抵达新疆古牧地。等待这支超负荷行军部队的，不是休整，而是大战。古牧地是乌鲁木齐外围的主要据点。刘锦棠判断，攻下古牧地，白彦虎就守不住了，“必窜吐鲁番以寻去路”。他决定当即发动猛攻。为了麻痹敌人，刘锦棠派士兵白天列队训练，挖掘枯井，装作要走大路。待到深夜时分，刘锦棠下令，紧急集合，秘密行军，兵分五路，由小路直取黄田。这次突袭，依靠锐不可当的气势，将黄田守军冲得狼奔豕突。西征军乘胜紧追，直逼古牧城下。刘锦棠下令全城包围，就地建筑炮台，只用3天，就完成了合围。炮火密集轰炸，古牧城正东与东北两处城垛轰然坍塌。第二天，刘锦棠下令手下10余员大将，对古牧城发起总攻！快响炮、七响炮、劈山炮连发，子弹像倾盆大雨，向古牧城内倾泻。在西征军的迅猛攻势下，守敌6千多人全被歼灭。战争推进十分顺利，到1876年9月，西征军在连克乌鲁木齐满城、迪化州汉城、清真王所筑王城后，又顺利推进，收复了新疆北部全境。新疆北部迅速收复，朝廷大喜过望，不断下谕旨催促左宗棠快点收复新疆南部。左宗棠倒一点也不急了，他将上谕收起藏好，说：“任他千变万相，老僧只有不睹不闻一法待之。”他像老和尚入定了那样，只按自己的设想来推进，外界一切声音都干扰不到他。朝廷开始怀疑他“拥兵自重”、“养敌自重”。看来事情失败会带来悲观，胜利却也会带来猜忌。做大事无论是成是败，件件有利皆有弊，关键是怎么化弊为利。左宗棠的方法，就是只陈述想法、计划，并不辩驳，装聋作哑。事实胜于雄辩，没必要将一颗心提前掏出来，乱了方寸，按自己的计划，他能够做得更好。朝廷连催了几次，见没有用，也明白了，既然是全权授权左宗棠，当然得按他的想法来。况且，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么。一件收复新疆的大事，看上去摸不到边，推进也重重困难，经左宗棠运用智慧分解，将它化解成一件件具体的小事，集中主要精力各个解决，从易到难，在正确的战略与正确方法的指引下，新疆北部的问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一生事业的巅峰，精彩迭起，异彩纷呈。告别当代诸葛亮的左宗棠，怎么率领西征雄军，在国际战争中打出中国人的气魄，用他个性而独特的方法，顺利收复新疆全境？[1] 刘锦棠（1844—1894），字毅斋，湖南湘乡人，外号叫“飞将”，积勋至州同、巡守道，获得过朝廷授予“法福灵阿巴图鲁”的荣誉。1880年底，左宗棠调离新疆赴京任职，刘锦棠接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84年11月，40岁的刘锦棠被授予甘肃新疆巡抚，仍接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历时几代人追求的新疆建行省的愿望，终于在刘锦棠身上实现。1894年，中日关系紧张，清廷电召他赴前线抗敌，因旧病复发去世，终年50岁。[2] 1887年任山东巡抚，1892年6月，驻河畔，抢护史家坞、王阳家等处险工。7月疽发于背病故，追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并准于在立功省份，建立专祠。今济南大明湖游览区内张公祠仍存。[3] 刘松山，获赠太子少保，加骑都尉兼一云骑尉，入祀京师昭忠祠，立功地建专祠，谥“忠壮”。平定捻军与回民叛乱后，追论前功，加一等轻车都尉，并世职为二等子爵，官至山西按察使。[4] 甜米黄是甘肃的特产，用黄米（糜子）磨成粉，入曲发酵，等到略有酒香后，放在小碗里，按瓷成半圆形米面团，上笼蒸制而成。色淡黄，其味松软，微甜，有天然异香，有醪（láo）酒的清香味。[5] 左宗棠一直崇尚自力更生，借洋款为万不得已。西征5年，共花掉白银5850万两，向洋商借款仅占23%。[6] 左宗棠上奏朝廷指出：“俄、英倏婚媾，倏仇雠（chóu，义同“仇”），十余年前尚战争不已，彼此忌嫉，至今如故。其衅端则肇于争印度、争土耳其。”为了利用英、俄矛盾，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政权，左宗棠主张暂不涉及伊犁问题，避免分散力量，两个拳头打人。第十四章 抬棺收地先之口舌按照“先北后南”的战略规划，左宗棠首攻北方乌鲁木齐。攻克后长驱直入，顺利收复新疆北部。1876年10月，金顺被任命做伊犁将军，英翰任乌鲁木齐代理都统，大兵集结，合力压向新疆南部，向伊犁推进了一步。左宗棠定出战术规划：先得吐鲁番城，扼住叛军咽喉，打通天山南北。刘锦棠率领老湘营，以万夫莫当的气势，顺利攻下。至此，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三城，构成了一个铁三角，新疆南部八大城市的门户豁然洞开。争夺南疆门户是西征军收复新疆关键一战。刘锦棠命令罗长祜、谭拔萃各率领3000兵进攻吐鲁番，与张曜、徐占彪两军会师，自己则率领7000兵，直捣托克逊。刘锦棠活用左宗棠的“急战”，率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雷霆万钧的气势，向托克逊城一瞬间铺天盖地压过去。城门守军根本没料到西征军瞬间已从天而降，枪多还没拿起，只好仓促参与反击。刘锦棠亲率大军，冲散敌军仓促发起的包围，长驱直入，杀入城内。托克逊城主帅海古拉被西征军的速度与气势完全打垮了。打不赢，躲不起，只有逃。他气急败坏，下令纵火烧城，弃城溃逃。刘锦棠马上命令灭火，并对城内2万多名各族同胞进行安抚。徐占彪与孙金彪的另一路呢，也采用“急战”战术，在戈壁中疾速行军。尚未近敌，先用炮火，遮天蔽日。七克腾木瞬间被攻破。第二天，又一举攻下了吐鲁番东南的辟展，斩杀了首领才米邪斯。第五天，徐、孙两部分路，所向披靡，一口气打下了鲁克沁、连木沁心和胜金台诸城。到第六天，两军如期会合，攻克最后一关：由哈拉和卓城直捣吐鲁番。吐鲁番城守军已有准备，看到西征军旗号，当即倾巢而出，与达坂城、托克逊两城败逃军队会合，主动决一死战。徐、孙两部联合追击，气势有如卷席，两兵陡然接火，发生猛烈遭遇战。战斗才一打响，罗长祜、谭拔萃率部会合，追杀过来。三部在野外包围，有如关门打狗。敌军惊骇万分，被西征军惊人的速度与猛烈气势彻底打垮了，根本无法抵抗，马上弃城败逃，西征军乘胜追杀。吐鲁番城边的汉城守军见大势已去，开门投降，西征军接纳，并进行安抚。“三城战役”打完，全部作战时间加在一起，只用了12天。但战果累累，共消灭叛军2万多人，占到阿古柏总兵力的一半。至此，南疆门户全部收复。左宗棠看到“缓进急战”战略被事实证明正确，掩饰不住自豪地说，这么快速而伟大的胜利，实在是收复新疆用兵以来从没有过的事情啊。有人高兴有人愁。白彦虎这时早已望风逃进南部。驻守在南部的阿古柏，此刻感到危在旦夕。272名部下写联名状，威逼阿古柏向西征军求和。阿古柏又气又怕，坚决不干，与部下殴打起来，被打晕过去。部下乘机在茶水里偷偷下毒，阿古柏当夜剧痛而死。阿古柏的大儿子伯里胡克与小儿子海古拉抢班夺权，伯里胡克派人暗杀掉弟弟，自己替代父职。叛军难再成气候，国内大局已定。西征军的大炮，开始瞄准核心敏感地区伊犁。[1]“伊犁”是蒙古语，“光明显达”的意思。俄国占据伊犁，是偷偷摸摸的。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沙俄首任领事扎哈罗夫驻伊犁惠远城，13队俄国商贩来伊犁做贸易，86个俄商最后留驻伊犁。这是俄罗斯人居住伊犁的最早记录。1871年初，俄国强行侵占伊犁，俄罗斯人开始规模移民。这年9月，俄国感到，偷偷摸摸不是办法，派出外交官向清政府发通知：我们已经占领贵国的伊犁了，贵国看这个事情怎么办？俄国问“怎么办”是客气话，只是不好意思直通通地宣布：你的伊犁被我占领了。现在，左宗棠统帅大兵压境，英国与俄国空前紧张。伊犁成了一触即发的敏感区域。根据“缓进”战略，左宗棠按兵不动。军事准备到位，政治上他再定出一个战略方针：“先之口舌，继之兵威。”政治战略的具体执行方法是：“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俄国有意求和，清廷决定派出钦差大臣去谈判。派谁呢？军机大臣文祥已经死了。军机大臣沈桂芬主事，他推荐了一个人，叫崇厚。崇厚，全名完颜崇厚，满洲镶黄旗人，做过三口通商大臣、署直隶总督，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出使法国，代表中国谢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去外国赔礼道歉的专使。[2]崇厚有个习惯，爱跟人吹牛，说自己精通洋务。话传出去，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外交官、首任驻英法大使郭嵩焘嘲笑他：不错，你精通害怕洋人。第一个代表中国政府去俄国彼得堡谈判，崇厚很得意。去俄国，他可以选择两条路：一条走陆路，经过左宗棠所在的肃州大营，从伊犁直入，大约需要两个月。一条走海路，需要绕道欧洲，时间会更长。走陆路快：优点是既可以现场考察伊犁边境线，又可以征求左宗棠的意见；缺点是沿途都是大漠孤烟，战火纷飞，走得灰头土脸，辛苦可以想见。走海路慢：缺点是兴师动众一行人，沿途资金耗费巨大；优点是可以坐上豪华游轮，显出天朝上国神圣庄严、威加海外、不可一世的大国气派。崇厚拿不定主意，决定请教李鸿章：一、到底要不要先听左宗棠的意见？二、到底走陆路，还是选海路？李鸿章说，左宗棠见不得，他的观点有火药味，你要是带着他那一身火药味去谈判，不是还没谈就先预示要谈崩了吗？至于怎么去，李鸿章建议他坐豪华游轮。中国古来视四方为蛮夷小藩，当然需要声势浩大，彰显大清国威，亮出天朝气势。崇厚问，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李鸿章说，伊犁肯定要收回来的。别的方面，你看着办。只要不影响这一点，就可以。崇厚记下了，踏上豪华游轮。1878年6月22日，夏烈暑浓，人疲头乏，崇厚代表中国政府，从北京出发了。同僚见崇厚取得出国旅游的机会，都羡慕不已，出发前连日摆酒设宴饯行，弄得崇厚每天将喝酒当工作，“酬酢之多，苦无暇晷”。崇厚接二连三忙应酬，像当年去调查左宗棠的钦差大臣富阿吉一样，昏昏沉沉，摇摇晃晃，抬脚踏上游轮。这艘航行国际的游轮，比富阿吉当年坐的要阔气得多，也洋派得多。上有西洋美女，有牵狗的，有玩猫的；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在这里也配备了，流行音乐听得他心里痒痒，舒服如睡。海风拂起，白浪滔天。船内玩腻了，他出来透气，边欣赏异海夏日风情。见海鸥飞过，不忘品一口香槟；有海燕掠过，记起挥手致意。沿路经过法国，崇厚逗留、欣赏；再路过德国，又游玩了一番。赶在1878年12月31日，崇厚费尽铺张排场，总算游历到了俄国圣彼得堡。俄国一帮办事的人，马上前来接船，按外宾的最高规格接待。一踏上俄国的土地，崇厚就被冰雪之国的异域风情结结实实给迷住了。他打算磨一阵子洋功，白天常去研究俄国美不胜收的风景，晚上忙研究各式异域娱乐风情。这段时间里，俄国高官和商会名流每天都派专人来陪他，每天为他举行一场高规格的盛大宴会，到了晚上又为他开专场舞会。在酒席舞林的灯光掩映下，崇厚陶醉在热情友好的异国他乡，“乐不思中”了。他有理由一点都不着急。就在他出发后28天，清廷再下谕旨，将他升格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自己既然代表朝廷，可以自行拍板，急什么急。拖到1879年1月20日，他才想起要去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递交国书。酒席舞林本是俄国人的刻意安排，崇厚却理解成自己有面子，是中俄友好的见证。这种心态去看，他也就无从发现，俄国人将狼子野心用糖衣炮弹包裹了起来。崇厚果然吃糖衣上了瘾，将国际争端当成国内钦差了。直到3月15日，他从酒席舞林中脱身，挤出时间，第一次给总理衙门发回电报：“外部允还伊犁，商办通商，分清边界，其商亏，并代收代守兵费，已允还给数目尚未说明，尚无图利之心。”清廷上下一看，摸不透崇厚什么意思：按他的说法，俄国人比中国人还体谅中国，谈判形势一片大好。可能吗？1879年10月2日，崇厚没有与总理衙门沟通，自作主张，代表中国政府，与俄国顺利达成《里瓦吉亚条约》。条约共计18条，除了第一条规定“伊犁空城归属中国”外，其余都惨不忍睹：中国开放西边领土，天山南北路俄国人可以自由免税通商，俄方可以在其中七处设领事馆；伊犁西南的领土全部重新再划定一次，将霍尔果斯河以西及特克斯河流域等一大片土地割让给俄国；俄国帮中国代管伊犁期间，中国赔偿俄国代管费500万卢布。崇厚不知道这个谈判结果怎么样。凭李鸿章的交代，自我感觉还可以。反正任务是完成了，伊犁不是争回来了嘛。回程中，再过把海上豪华游轮的瘾，也是件比较享受的事。事实上，条约刚签订，俄国就电告到中国总理衙门。清廷当即否定，复电崇厚再谈。但崇厚等不及，他自作主张，“不候召命，擅自归国”。只因他接到家人电报，夫人身患重病，他急着要回家。崇厚前脚才迈出俄国大门，清廷上下已经大惊失色。这哪里是什么平等条约，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对属国的命令！慈禧太后先不表态，将《里瓦吉亚条约》先派人送给左宗棠看。左宗棠逐一对条约进行批判，全盘否定。《里瓦吉亚条约》在北京城里已经传开，市井同时响起一片痛骂声。崇厚一回国就听到言论风暴，骂他“辱命误国”，心里开始发抖，怎么办？他不敢回北京上报，先躲到天津避风，寻李鸿章保护。李鸿章安慰他说：你这次没有谈崩，至少没有谈得两国打仗吧，那就是功德圆满了。不过啊，你这次让步确实也太多了一点。现在朝廷上下都有意见，我也不好怎么帮你了。崇厚急了，那怎么办？李鸿章说，就看左宗棠了。他支持你，就什么都好说。对了，你怎么去前没有专门问左宗棠？崇厚一下傻眼了：你不是有言在先，左宗棠有火药味，问不得吗？但李鸿章位高权大，现在又是救命稻草，得罪不起，只好哑巴吃黄连，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当初，就在李鸿章建议他走海路时，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上奏本，批评走海路大错特错，猜到了开头，也预见了结局：“使臣议新疆必先知新疆，自宜身历其地，体察形势，知己知彼，则刚柔操纵，数言可决。今航海而往，不睹边塞之实情，不悉帅臣之成算，胸无定见而遽蹈不测之地，将一味迁就乎？”李鸿章之前安排好不见左宗棠，就没告诉崇厚这条意见。崇厚内心里埋怨李鸿章背叛了自己。崇厚的生死，这时已经完全捏在左宗棠手里。左宗棠的意见很快就出来了：俄国偷偷摸摸，单方面宣布占据伊犁，在九座城市内烧杀掠夺，将背叛中国的人，变成自己的傀儡，中国派人去讨还，它不但不还，反而在中国到处抓人，在边境捣乱，他们处处都理亏。如今讨还的事，必定得做。我们的方法，是先跟他们打口水仗，后面以大兵压境，对他们正面做直接威胁，则不可能讨不回。如果俄国还坚持崇厚这个卖国条约，则我就要传令南路西征军，从阿克苏、乌什两条路杀进伊犁。我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让俄国就范！朝廷听了左宗棠这段气壮如牛的话，有底了。左宗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朝廷内，清流派官员张之洞、黄体芳、张佩纶、宝廷，都站出来了。他们代表体制内的正能量，呼应左宗棠，要求朝廷“废除崇约、严惩崇厚”。崇厚要为自己将严重的领土争端当成轻松的出国旅游，付出代价。1880年1月，清廷迫于舆论压力，将崇厚革职议处，判为“斩监候”。这相当于今天被判“死缓”。清廷按照左宗棠的建议，将《里瓦吉亚条约》再交各部，征求批评意见。通过类似官员“公开投票表决”的方式，“官意”很快就出来了：要求再谈。一个月后，清廷正式向俄国发出国书，否定并拒绝接受“崇厚版”的《里瓦吉亚条约》。俄国接到国书后恼羞成怒，马上部署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中国进行包围。左宗棠这边，早已做了各种可能的预见，做了周密的部署，动了大打的念头。他将“恪靖”大旗一挥，迅速兵分三路，向伊犁压过去：中路军五千，由张曜率领，向伊犁发起正面进攻；西路军一万，由刘锦棠统帅，直扑伊犁巢穴而去；东路军一万，由金顺统帅，防止俄军东窜；各后路也纷纷部署妥当，集结待命。两国对垒，兵临城下，剑拔弩张，千钧一发。中俄边境，战争乌云瞬间如同硝烟，遮天蔽日。崇厚害怕谈话有火药味，弄得举国战场弥漫硝烟味。一场关系到中俄边境范围重新划分与两国命运的历史大决战，一触即发。现在是大炮轰打，还是桌前再谈？决之战阵1880年上半年，俄国兵力陆续增加了5倍，紧急调集一万人马赶往伊犁，严阵以待；同时，西伯利亚奔出9000多骑兵，费尔干纳派出4000多步兵，也正向伊犁赶来，大规模在西北边境集结。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也响起一片喊打声。对俄国挑衅看不下去的官员，血性喷涌，站了出来。陕西提督雷正绾（wǎn，控制），直接写信给左宗棠，主动申请自己冲到前线，与左大帅“并髻（jì，盘曲的头发）出关”。左宗棠被中国人自发激起的爱国情绪鼓动，更加坚定了信心，认为一旦开战要“急战”。左宗棠的必胜把握，源于一个重要情报：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刚刚结束，财政已经枯竭，赤字高达5千万卢布，国家无力支撑大战；英国也正在对俄国实行牵制政策，不许俄国向中国深入发展，俄国实力又无法抗衡英国，这决定俄罗斯不能想打就打。俄国国内确实非常糟糕，灾情严重，粮食缺乏，农民在蠢蠢欲动，酝酿起义，沙皇正抽出力量，准备镇压。左宗棠由此准确推断：俄罗斯无力发起全面的大规模的对中战争。伊犁一旦大打，西征军大部队可以顺势压过边境，俄国国土到底要沦丧多少，还是个未知数！左宗棠的推测一点没错。俄罗斯正在提心吊胆，害怕左宗棠的西征军打进来，目前虚张声势，只是为了吓人壮胆。[3]根据对实情的把握，左宗棠最终决定“缓进”。纯粹的武夫，才会单凭武力。左宗棠是政治家，文韬武略，他要充分利用有效信息资源，将军事与外交的手段结合起来运用。俄方终于等不及了，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1880年2月19日，清廷下发文件，任命大理寺少卿、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1880年7月，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代表中国，再次应邀到俄国谈判。俄国明白，在战场自己优势已经丧失，只有谈判前加大军事威胁力度。为了吓倒曾纪泽，它调集一支20多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从日本出发，逼近北京。左宗棠听说了，鄙夷地一笑。楚军靠胆魄、气势打垮过多少敌人？俄国人也来玩这套，这叫班门弄斧！他决定给俄国佬一点颜色。这天吃完早饭，左宗棠将部下、也是湘阴老乡的虞绍南叫来，说：你抓紧去办一件事，帮我造个“千年屋”。“千年屋”是湘阴方言，就是棺材。虞绍南说：大军正要趁势出征，做个这样不吉利的东西做什么用？左宗棠哈哈一笑，说：我要带兵亲征，移师哈密，带着它上路，随时准备躺进去，埋骨在西北。左大帅要造口棺材抬去带兵收复伊犁的事情瞬间传开，国内国际同时炸了锅。一位相国高官，一个封疆大吏，居然要亲自披挂上阵，跟俄国军人赤膊拼命，士兵个个激动得血脉贲（bēn，激奋）张。[4]有部下看不过去，劝说：大帅您手下多的是身经百战的名将，他们对付俄军绰绰有余，您为什么还要拖着病痛之躯，亲临前线？左宗棠回答：我要出关，考虑很久了。就算没有战事，我也想去看看，不然，怎么了却五十年来的心愿？为了收复新疆，别人都反对，我硬坚持挺着，不也过来了吗？这一关，我必须再闯过去，否则前功尽弃！虞绍南马上去造棺材。他一开始准备选用胡杨。胡杨又叫胡桐、英雄树，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腐，但质地不够细。后换成了檀木。精心做好后，刷上黑漆，请左宗棠验收。左宗棠躺进去试了试，爬起来说，蛮好！以后我就睡在这里面了。没想到，爬出来后，左宗棠用手一摸，棺材很厚。再掂盖子，很沉。他转喜为怒，质问：什么木料？从哪里搞来的？虞绍南如实相告。左宗棠用湘阴话骂道：你是个混球！随便找点木料，轻一点就可以，为什么做这么重，用这么贵重的木材？！虞绍南默不作声，三天内，再造了一口用白杨木做的棺材。做好后不辞而别，赶回湘阴老家。左宗棠马上反省到，老乡虽然理解错了，但自己脾气发大了，态度过于粗暴，马上写封道歉信，并派人送去200两白银，追了过去。虞绍南骡子倔强脾气，收信拒银，再没回来，在湘阴隐居了。左宗棠怪虞绍南办事太实在，只知原则性，不懂灵活性，不会转弯：就算自己真死了，也不可能真用这口棺材。用棺材做道具，表明一种姿态，抬出国际政治影响来。道具真枪实弹，比生铁还沉，这戏不好演，但又不能事先跟虞绍南说透，只好靠他领悟。偏偏虞绍南一根筋，好心办了错事。棺材造好后，老管家曾昆厚来了。他看后想了想，提了一个建议，抬口棺材上阵，应是吉祥之物，而不应是不祥之兆，所以黑漆应改成红漆。左宗棠觉得有道理。三天后，棺材漆得红光透亮。但给统帅造口棺材抬着去打仗，这实在过于惊世骇俗。棺材虽然造好，抬不抬得，部下还在争执。掌管关内外粮运的史念祖认为，抬不得。道理摆在那里：现在伊犁有俄军大兵压境，俄军公开挑衅，大帅你抬口棺材去打，不是摆明打不赢，我们会全军覆没，所以您才要以死相拼，打死了我们就把您就地埋起来。您都死了，这不是等于告诉将士们，我们都有去无回了？左宗棠解释说：我为什么要抬口棺材出关打仗？就是为了告诉天下人，西征大军，上下同心，抱定了必胜的信心。俄军在那里虚张声势，对我们搞恐吓，我们这边呢，不搞假的，我们全是真枪实弹。林公有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抬棺打仗用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要躲祸。现在曾纪泽正在俄罗斯谈判，我以必死的决心兵临城下，做他谈判成功的坚强后盾。万一没谈好，或者谈得不如意呢？我马上率领军队杀进伊犁，一天之内就可以拿下来。无论是哪种预计，都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众将士恍然大悟，佩服左宗棠深谋高见。左宗棠带棺上阵，主要是三个用意：一是激励全军将士奋勇杀敌，视死如归；二是以极端的方式惊醒李鸿章那帮和事佬，事要成功，全在自己的决心与努力，不是求和与怕死可以得来的；三是让俄国明白：我左宗棠可是铁心要收回伊犁的，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谈判桌上，俄国政府都得死心认输。带棺上阵具体怎么做的？一直有两种说法，一是“舁榇出关”；二是“舆榇出关”。“舁”跟“舆”同音不同义。“舁榇”（yú chèn）是由人抬着棺材，“舆榇”则是由马车装着棺材。左宗棠出关，军旗招展，烟尘飘扬。棺材开始由8个士兵抬着，左宗棠不忍心，抬了一阵，叫他们将棺材装上了马车。西出玉门关，一路行军艰苦。1880年8月，西征军抬着大红棺材，驻军于哈密。左宗棠上相亲征的消息传进民间，沿路民众千里迎接，十里相送，端茶送水，擂鼓壮行，场面情深意重。消息通过密探，迅速传到俄国，俄国上下全被这口大红棺材切切实实给镇住了！这是什么打法呢？搞不懂。难道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俄国政府有点害怕起来，毕竟国库空虚，底气不足。他们担心这个倔强得让人胆寒的湖南老头蛮干。沙皇知道，战争一旦打开，一年半载刹不住阵脚，他担心持久战。而经俄国事前挑衅，中国人的士气，已被这口棺材全激活了，后援军事还在接力跟来。已经在家养病的鲍超，率领15000名“霆军”，在直隶乐亭封住俄军入侵警戒线。[5]山西巡抚曾国荃，也早带领一万兵马抵达山海关，在中国东北划下一道高压警戒线。外攻内守，在西征军兵临城下的高压态势下，几番针锋相对，折冲樽俎，寸土必争，曾纪泽在俄国打开了谈判的话头。俄谈判官员格尔斯说：我们打算和谈，可你们总是固执己见，还在西域调兵遣将，听说你们那个左大帅还抬了口棺材，看样子准备跟我们拼命。可是我们并没有打算兵戎相见啊？曾纪泽说：打不打，你们皇上决定。我们现在只是积极准备而已，你们不是也说还要出兵辽东湾吗？格尔斯说：那是因为你们真想打仗，我们并不想。你们不想打，重兵包围伊犁干什么？一个回合下来，格尔斯明显处到了下风。但就在曾纪泽谈判顺利逼进的节骨眼上，左宗棠突然接到一纸调令。1880年11月初，朝廷命左宗棠马上回北京面见皇上（“入京陛见”）。这又是李鸿章通过总理衙门给朝廷出的主意。眼看着新疆即将被收复，李鸿章纠结到极点：左宗棠一旦打赢了，自己以后在朝廷根本说不上话，会完全边缘化。赢不得，输不起，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将左宗棠调离指挥前线。朝廷命令不能违抗。左宗棠心感憋屈，惆怅赴京。俄军密探马上报告。格尔斯完全被搞蒙了，搞不懂清廷葫芦里卖什么药。猜来猜去，只有一种可能，皇帝在这个关键时刻召见左宗棠，是要面授机宜，全面部署进攻俄罗斯的计划。这样一想，他心乱如麻，马上报告沙皇。沙皇本想通过军事恐吓，用谈判解决，不想动武，也担心真动武。第二天一早，格尔斯又赶紧约曾纪泽来谈。格尔斯先试探地问：听说你们左宗棠已经奉朝廷之命进京，恐怕要挑起战事了，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曾纪泽说：这是谣言。格尔斯一听，心里更加没底了。自己明明探听到了最新进展，为什么曾纪泽要掩盖？目的只有一个，麻痹自己。格尔斯不知道，曾纪泽说了大实话，他确实不知道。格尔斯说：俄中两国，和好两百多年了，如果为伊犁这点小事就打起来，怎么说都不合情理吧？曾纪泽回答：是的，“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但为了领土主权之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广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格尔斯倒抽了一口气。活该自己倒霉，碰到两个湖南蛮子。左宗棠抬着棺材统领重兵进驻哈密，直逼伊犁与自己对话，曾纪泽现在用“能打数十年仗”的口气与自己交锋。打不得，谈不赢，无计可施，焦头烂额。格尔斯回去想了一晚，怎么也扛不住了，只好又赶紧汇报沙皇。沙皇一听，寝食不安。沙皇倒不是很惧怕中国，关键是怕左宗棠。左宗棠兵临伊犁，现在打还是谈，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掌握主动权的人，可以放心将别人当猴子耍；被动接受挑战与挨打，提防的滋味可不好受。左宗棠大兵压境，曾纪泽桌上顶牛，俄国并不想硬碰硬。怎么让兵去牛走？唯一的办法，是抓紧签约。仅仅两天，沙皇下令格尔斯赶紧与曾纪泽签约，以免节外生枝，夜长梦多。1881年2月24日，《中俄伊犁条约》应俄方要求在圣彼得堡签订。这个条约对中国而言，在领土、主权方面，当然比崇厚所签订的条约，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因为崇厚前面已签订一份条约，这次属于“改约”，俄国为了达到目的，避开左宗棠、曾纪泽，直接恫吓清廷，所以最后结果对中国依然十分不利。中国虽争回大片土地、主权，但赔偿的卢布增加到900万，比原来反倒增加了400万。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6]这个条约签得太快了。但快对中国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再磨上半年，俄国发现左宗棠回京真相，则中国又将由主动变成被动。20年前，潘祖荫说得一点没错：“是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没有了左宗棠的威慑力，伊犁能不能收回，新疆能不能再守住，未知数了。一个从体制到人都彻底腐败了的朝廷，气数将尽，终究不是一个人就可以一直撑起来的。但不管怎么样，左宗棠在最危险的时候，撑住了清朝大楼最危险的西北面危墙。1882年3月22日，金顺作为新任命的伊犁将军，正式率领清兵，浩浩荡荡开进伊犁，结束俄国对中国领土达11年的殖民强占历史。[7]新疆全境的成功收复，比外人预想要容易。左宗棠真正用在新疆打仗的时间，不到两年。北疆仅半年多便全部收复，收复南疆也不到1年。迅速取得成功，原因在以下几点：一是清廷听取了左宗棠的意见，改变最初的犹疑不决、摇摆不定，坚定了收复决心；二是左宗棠出师的性质正义，出师前定位准确，得到民众的支持；三是左宗棠制定的“先北后南”战略、“缓进急战”战术完全正确；四是西征军组织纪律严明，练心、练胆，气势逼人，行动上雷霆万钧；五是左宗棠制定了正确的俘虏政策，“攻心战”作用巨大。此外，左宗棠作为军事统帅超凡的个人魅力、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战，以及胡雪岩提供的良好后勤保障，都对战争超常顺利，有着重要作用。这也证实：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胜利往往要靠政治与军事两手交替使用。前期的政治战略决策，比纯军事的嗜血斗狠，重要得多。也正是基于这个考虑，左宗棠5年里的主要精力，多花在政治运筹与军事准备上。这是晚清在领土谈判上唯一的一次扬眉吐气。至此，新疆全境收复。回想5年前，慈禧太后征问左宗棠：收复新疆，要多久？答：全部收复，需要5年。今天，左宗棠如期兑现了自己对朝廷的承诺，在忍辱负重中承担起个人对中国与历史的责任。事情办好了，荣誉与利益，自动扑面而来。左宗棠要被委以重任，登上一生权力的巅峰。处理关系不怎么用心的左宗棠，怎么告别做当代诸葛亮，来当好军机大臣？[1] 伊犁作为中国的领土，最早见于《汉书》。伊犁名字，来源于伊犁河。“伊犁”两字为维语，取义于“犁庭扫闾”，意思是“将庭院犁平整，用来种地，把里巷扫荡成平墟”。简单地说，伊犁就是“光明显达”的意思。伊犁先后称过“伊列”、“伊丽”、“伊里”，定名“伊犁”，则到了乾隆年间。清朝统一西域，1762年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统辖天山南北各路。[2] 1870年4月，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事件。育婴堂中有30多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民间开始传言：怀疑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绑架杀死中国孩童当药材用。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教堂人员与围观人群发生口角，抛砖互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镇压，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理论，怒而开枪，打伤知县的远房侄子刘七。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6月24日，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开军舰来到天津，向总理衙门抗议。清廷派曾国藩来处理。曾国藩到天津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他确认育婴堂并无绑架杀死中国孩童当药材，当场处死涉嫌杀人的中国民众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法国等损失46万两白银，并派崇厚出使法国道歉。曾国藩这样处理后被国人痛骂“外惭清议，内疚神明”。[3] 俄方谈判代表若米尼当时公开放风说，“只有痛打他们（中国）一顿，才能使他们老实下来。”私下里却说，“但是我得承认，这种必要的做法，对于我们涸竭的财政来说是十分困难的。”[4] 抬棺上阵的发明人是《三国演义》中曹魏将领庞德。庞德因惧怕蜀汉将军关羽，才抬一口棺材去拼命。左宗棠一介书生，不是武夫，但他从这个故事里得到启发，跳出逞强斗狠的匹夫之勇，赋予了它战略意义上的政治与军事含义。这就是当代诸葛亮在活学活用。[5] 鲍超（1828－1886），湘军著名将领，字春霆，四川奉节人。隶属湘军水师，1856年改领陆军，所部称“霆军”，是湘勇有生力量之一。与太平军转战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官至提督，封子爵，一生参加过500场以上战役，身被伤108处。1880年被清廷授湖南提督，为保卫伊犁奉命召集旧部，驻守直隶乐亭（今属河北），加强防务。《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又称病辞职。[6] 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带领随员抵达圣彼得堡。俄方以条约一经签订，不能更改为由，拒绝开议。几经交涉，才表示同意。8月23日，中俄双方举行首次改约会谈，曾纪泽提出交还伊犁全境，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交界仍照旧址，领事只添设嘉峪关一处，新疆贸易不能处处免税等六条“改约”意见。俄方认为这是“将从前之约全行驳了”，决定不以曾纪泽为谈判对手，另派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和布策来北京谈判，以便就近直接对清廷施加压力。清政府获悉吉尔斯和布策即将来华，“深恐大局不可收拾”，立即指示曾纪泽作出更大让步，力争在俄定议。10月2日，中俄圣彼得堡谈判复会。在此后的长期谈判中，双方就交还伊犁、赔款、喀什噶尔与塔尔巴哈台界务、通商、松花江航行、添设领事等事项进行反复交涉。俄方代表恣意勒索，态度强横，动辄以“中国若仍不允，则不得在俄再议”相要挟。[7] 光绪年间，金顺与被派往新疆办理勘界事宜的大臣升泰总是发生意见分歧，而升泰为了避免争执，遂借口生病起程返京。清廷遂以“擅自回京，玩忽职守”罪欲严办升泰与金顺二人，后念及边疆紧要，正是用人之际，才从轻发落，将二人革职留任。1887年，金顺应召回京述职，途中因宿疾发作病逝，清廷追封其为太子太保，谥忠介。第十五章 军机之谜挑战陋规1880年11月14日从哈密起程，1881年2月24日，左宗棠终于抵达北京。左宗棠此时已经69岁高龄。他知道，此生要永久告别新疆了。回程前，想起30年前与林则徐湘江夜谈，他心里隐约生出一些不安。保卫边疆是万里西征的第一步，建设好边疆才是自己真正的历史责任，也是林公事业托孤的大愿。在西北13年，在新疆5年，左宗棠有空就抓紧建设。他先后创办了西安制造局、兰州制造局、兰州火药局和甘肃呢织总局（兰州机器织呢局）等新兴企业。1877年，他将在福建办福州船政局的经验带进甘肃，创办了甘肃呢织总局。这是甘肃省第一家大型轻工业企业，也是第一家引进德国先进技术的大型经济体，引领了中国西北办洋务的潮流。[1]甘肃织呢总局当时不仅在西北是独家首创，在中国机器毛纺织业上也是开历史先河，在近代中国纺织业史上更是肇始启后。像到陕甘后发现农民种桑养蚕是因地制宜，可以让当地脱贫致富一样，左宗棠创办甘肃织呢总局，基于西北地理条件下，盛产的羊毛是一座埋藏的富矿。左宗棠自述：“陇中空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在这个穷得让口袋发愁的地方叫苦，就像躺在金矿上喊穷一样无知，因为这里羊毛之多，冠盖全国，“但取以织褐织毛毯，价不甚高，业之者少。羊毛每斤值银一钱几分，每年可剪两次，民间畜牧之利，以毛为上。”但真要将甘肃织呢总局从构想变成现实，是一件耗费心血的事。左宗棠每次办事虽然出手大气、豪爽，但调查时总是格外细心、谨慎。1877年冬天，他尝试安排兰州制造局制造委员赖长自制水轮机，用羊毛织成一段呢片看样品，拿来棉布织品一比较，无论是手感、舒适度还是质量，羊毛呢片都好到哪里去了。他决定正式创甘肃建织呢总局。统帅做事，第一重要的能力是拍板。但定下来后，第二重要的能力在用人。会办这事的人不用找，手头就有。谁？胡雪岩。1878年，左宗棠写信给胡雪岩，要他想方设法帮自己买来织呢的机器，运到兰州。胡雪岩当时在上海担任采运局补用道，对国际采购业务了如指掌，他马上交给上海同德商泰来洋行一个名叫嗲喱口己的经理去办。嗲喱口己满口答应下来，他先取得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同意，然后这边聘请德国技师前兰州设厂，那边则通过德国亚享地区织呢技师石德洛末，一口气从德国买来各种机器60多架。其中，24匹马力、32匹马力的蒸汽机各1架，织机20架，其他大小配件，数以千计。嗲喱口己将这些大大小小的机器装了4000箱，通过海上航道，从德国运到中国。这倒还容易。但在海港卸下机器后，通过中国内河，只能运到湖北汉口。从汉口到兰州，不绕这一点弯，也有1700多公里，全是荒山陆路。这些庞大生沉的铁器，转运变得异常艰难，费工费时。这4000箱机器怎么运到？左宗棠安排人想尽了办法：小部件机器，就几箱直接堆放在小船上，再由几个人用肩膀抬着船，一路跋山涉水，扛到兰州府；大部件的机器，就先拆成零件，再打包装箱，按小部件机器的方法运。但碰上特别长的机器零件，经过狭窄的山路时就犯难了，卡住了，过不去。于是又派人先去将山路凿开阔，将两旁的树枝砍掉，再几个人抬过去。人工抬与扛，这样霸蛮苦干，经过1年多时间，到1880年4月，所有机器硬是被左宗棠安排全部运到了兰州。那边运来机器的同时，兰州这边也没闲着。左宗棠委派赖长主持厂务，将厂址选在兰州通远门外前路后营基址（今兰州畅家巷），厂房分东厂、中厂和西厂三部分。德国人造的机器，中国没人会操作，怎么办？左宗棠采用福州船政局同样的办法，高薪聘请德国员工来（工程师月工资白银150两），签订合同规定：德国员工一方面是织呢局的员工，同时也是中国工人的师傅，负责把整套技术传授给中国工人，但他们与织呢局，是只有合同时限的纯粹雇佣关系。织呢局高薪聘用德国籍机匠13名（另说7名）。为降低生产成本，普通工人只在陕甘士兵中挑选。工资发放则规定，匠人每月白银7两多，艺徒每月白银3两多。休假安排是：工人每天工作11小时，每星期休假1天，一年放5天年假，三大法定节假日：万寿圣节日（皇帝寿辰）、端午节、中秋节，各放假1天。筹建工作全部到位后，1880年9月16日，甘肃织呢总局正式开工生产。机器一天轰隆隆干下来，可以产呢8匹。每匹长50尺、宽5尺，合40丈。投资生产后，核算成本，购置机器、运费、建造厂房、员工薪资全部加在一起，花费白银超过1百万两。左宗棠费尽心血建成甘肃织呢总局，在中国工业史上虽有开创性的意义，在当时生产赢利情况如何呢？不尽人意。最大的问题来自产品销路。大西北的老百姓祖辈没见过昵织品，没兴趣消费这时髦玩意儿。而运到中国沿海地区去卖，竞争对手直接是欧美商家，人家全是熟工熟手做的，产品质量比你过硬。你降低价格卖掉，兰州走陆路的运费，却是欧美海运的数倍。甘肃织呢总局在成立当时，注定是个赔本工厂。左宗棠当然预先想到了，他着眼的是未来。但1880年年底，左宗棠奉调离开兰州，再没有热心人来督管，织呢机器开起来有一搭没一搭，这样半死不活，开办到1883年。这年，一次意外事故，导致锅炉破裂，无法修理而停工，只运转了两年的西北第一大新工厂，宣布夭折。从短期效果来看，左宗棠好心办了一件窝心事。但以百年的长远眼光来看，左宗棠独家首创中国现代化新工厂，等于为中国大西北的人们拨开了埋在富矿之上的泥土，替他们发明了一台“掏金机”。事实为证，1906年至1908年，兰州道兼农工商矿总局总办彭英甲修好了锅炉，重新请来比利时技师，再度恢复生产。新中国建立后，兰州市人民政府在原来遗留下来的两架顺毛机的烂摊上，投资建成了极具规模的现代化毛纺厂：兰州第二毛纺厂。此外，在新疆主政期间，左宗棠还办了几件影响至今的大事：他充分发挥了青年时代自学的舆地学、农学知识的实际作用，大力兴修水利。到1880年，已修筑的具备一定规模的水渠达20处，总长541里。在哈密短短的几个月里，左宗棠发起并组织最早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修建的坎儿井，至今当地老百姓仍在使用。全部统计下来，不包括陕西、甘肃，单在新疆一地修整和新修干渠就多达940多条，支渠2300多条，坎儿井185处，灌溉面积达1100多万亩。他还利用在柳庄种树的经验在西北栽柳树，以巩固路基、防风固沙、为戎马驻足、利行人遮凉。13年来，每到一个地方，发起植树造林，西北道路柳树已超过1000万株。单是从陕甘交界的长武县到甘肃会宁，就多达26.4万株。西北大漠，形成了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奇观，是真正的“环境友好型”优胜美地。百姓亲切地管它叫“左公柳”。在陕西、甘肃期间，他用东南沿海发达区的方式来设计大西北。为普及教育，他广开义学；为推广汉族先进文化，他增设书院，刊发书籍。他实行陕甘分闱，[2]推行经世致用教育，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结合早年在渌江书院做山长的实践，左宗棠总结出：中国内所以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回民变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学术不讲”。他认为好的社会，是政府清正廉洁，民众知书达礼。本着通过教育来传播学术，改良人心，建设一个太平世界，他在西北修建了兰州有史以来第一个、同时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贡院——兰州贡院。院内可容纳4000多名学生。1875年秋，作为甘肃举院的兰州贡院，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乡试，考生达3000多人，比以往多出3倍。他还有许多建设计划要做，但战争拖住了手脚。卸任在即，谁来接力自己未竟的事业呢？他推荐刘锦棠。如今，被紧急召回北京，预示又要上一个新台阶。用30年的奋斗攀登官场台阶，左宗棠印证了1856年他跟胡林翼说的话：“弟才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1862年由太常卿升任浙江巡抚，同年做上闽浙总督；1864年受封一等恪靖伯；1873年12月14日被授协办大学士，1874年9月18日继授东阁大学士；1877年阴历十二月，由一等恪靖伯，晋升成二等恪靖侯。66岁这年，拜相封侯，位极人臣。这次“入京陛见”，左宗棠只保留了东阁大学士头衔，以内阁宰相身份入朝。[3]到北京后稍作安顿，左宗棠换上朝服，雇一辆骡车，轻车简从，到达北京内城崇文门外，求面见皇上。随从上前向门卫报告，却吃了个闭门羹。守门的小太监说：入崇文门要交钱，请左大人先交钱。那你问问他，要给多少钱？左宗棠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小太监说：左大帅是封疆大吏，按这个级别算，起码得交4万两。左宗棠听了随从转告，吓了一跳，从骡车上下来了。他走过去，有点恼怒地看了小太监一眼，说：本大臣是皇帝下旨，命我进京的，如果见皇帝需要付钱，那这笔钱应该由朝廷来付。小太监头一次听到竟然还有这样的规矩，也吓了一跳，说：曾国藩当年受封一等毅勇侯，也是从这个门进去的。[4]他交了5万两白银作进门钱，你怎么可以破坏我们的规矩？左宗棠一听，有点不耐烦了：原来如此！左某没有钱，今天只好破了这个规矩。你怎么可以没钱呢？小太监很不解，你在地方上做了那么多年高官，捞也捞得差不多了，这么小气，到我面前装穷？左宗棠见论道理说不清楚，也进不了，决定硬来。他说：我从西北来，你不让我进，我就回西北去；但见不到皇帝和皇太后，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你们后果自负。4万两白银是笔大钱，小太监做不了主。他从入紫禁城做奴才，见过的高官比牛毛还多，今天头一次碰到个怪人。别人都给得，他就给不得？僵持住了。左宗棠毅然转身，打道回宾馆。相持了一天，没有动静。左宗棠一点不急，他安排随从：等吧，该干嘛干嘛。小太监这边扛不住了，赶紧报告太监总管李莲英。李莲英碰到了左宗棠顶牛，心想：拦住皇帝召见的内阁宰相，一旦太后问起罪来，可担当不起，赶紧通知放行。消息很快传遍京城。左宗棠如此低调入京，又遭遇如此蛮横的待遇，朝廷上下引起震惊。恭亲王奕訢请示慈禧太后，由醇亲王奕譞率领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同时到永定门外迎接左大帅凯旋。左宗棠坐上大轿子，随醇亲王进入紫禁城，在待漏院（百官早晨集结起来准备朝拜皇帝的地方）休息，准备第二天面见皇帝。第二天一早，左宗棠来到太和殿。对守门的小太监说：前陕甘总督、大学士左宗棠奉诏求见皇上和皇太后。小太监早已听说了左宗棠上次拒交“进门钱”的事，这次见他又两手空空，心里十分不高兴，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左大人，你见皇上和皇太后既然需要我去通报，难道你就没有发现，你身上缺了一点什么东西吗？我身穿黄马褂，头戴一品官红翎，手中有皇上之诏，心中有太后之命，还缺少什么？！左宗棠再次恼怒起来。小太监也不怕，这里又不是战场。他以为左宗棠没听懂，干脆直说出来：左大人，实话对你说，求我通报，连王爷都要给红包，托我在太后面前美言几句，再说，我也不是为自己收钱啊，我是为李大总管收，自己又没份，你犯不着对我发什么脾气，你不给钱，今天还真进不了殿门。左宗棠火气陡然又来了，他开口痛骂：敌人百万大军都拦不住我，你一个小太监算个老几？（“吾尝入百万军中，无人敢阻挡者，安识汝曹小辈！”）何况我的工资收入，自己计划怎么花，还感到不够，哪里还有什么零花钱给你！我是接到皇帝命令来的，你不准我见，老子再回一趟新疆就是了！这就是野史《左宗棠轶事》中记载的著名的“跺脚骂殿”。小太监以为左宗棠是吓唬他的，偏不听，仍一副轻蔑的姿态，爱理不理，偏着脑袋，神态傲慢，傻傻站在那里。左宗棠大喊一声：走！轿夫抬起他，就往回走了。左宗棠从太后眼皮底下走了，小太监这下腿发抖了，飞跑着悄悄报告李莲英。李莲英一听，脸跟着变色。他赶紧跑进殿里，坐立不安，思考对策。西太后慈禧最近病了，东太后慈安召见。她也在等呢，见李莲英那副样子，莫名其妙，就问：小李子你在干什么呀？怎么左宗棠还不来觐见呢？李莲英赶紧说：您还别说，奴才的手下刚才问他要点银子，没想到这老头又小气又蛮横，一个子儿都没给，还说要回西北去，威胁我。慈安太后一听，笑着骂道：小李子，你也太自不量力了吧！左宗棠功高盖世，性情刚直，先帝对他向来言听计从，我有什么能力要求他给你钱？你赶紧向他道歉，派人去讨饶，求得他同情，还能保住一条小命。李莲英马上对小太监下新命令：赶快去追，尽说好话，请进殿来。≮更多好书请访问：www.wrshu.com≯左宗棠这才重新整理好衣冠，堂堂正正走进殿内来。慈安太后召见左宗棠，是一个感人的历史场面。慈安与慈禧有区别，慈安讲慈爱，慈禧钻计谋。左宗棠踏步入殿，慈安太后第一眼见到他，大吃一惊。眼前这位铮铮铁骨保全大清江山的重臣，五年前还意气风发，何时已显得老态龙钟了？她不由自主地说：左宗棠，你再靠近一点，抬起头来，让我看看。慈安太后端详了一会，含泪说道：左大臣，你衰老多了！两人对面说着，听左宗棠回忆新疆往事，不禁感慨嘘唏。左宗棠遭遇慈安太后的同情，不禁感情大动，不能自持，眼泪大滴大滴地掉。他感到失态了，掏出手巾，不停地擦。慈安太后心软，跟着他情不自禁地掉眼泪，唏嘘声不断。过了好一会儿，慈安太后才稳定情绪。问：左大帅，你怎么老是擦泪啊？左宗棠说，西北长年有大风沙，臣被风沙吹出了眼病，见风见光就流泪，平时要戴墨镜才能出门。慈安太后赶紧说，那你现在就戴上墨镜吧。左宗棠犹豫了一下，觐见皇太后戴墨镜是不恭。但慈安坚持，他只好抖抖索索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时有点紧张，竟然掉地，打碎了。左宗棠有点惶恐，不知所措。慈安太后吩咐身后太监：快去，我的镜台左边用黄绸缎包有一副先帝用过的墨镜，帮我拿来。随后转交给左宗棠：这是洋人赠给先帝的，先帝生前常用，它能治疗眼病，左宗棠，你戴上试试。左宗棠戴上咸丰皇帝那副墨镜，慈安太后详细问起他的家庭、身体、生活，其中的艰苦，远远超过她的预想。这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将心比心地体谅左宗棠，没想到边疆这么摧残人。她感动得一塌糊涂，声泪俱下，问不下去了。左宗棠也激动得老泪纵横，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以额头撞地，磕头不止。殿内各位亲王及文武大员，被这个感人的场面打动了，全都热泪盈眶，不断擦泪。等再见过小皇帝光绪，左宗棠捧着墨镜，退出太和殿。第二天，左宗棠得到朝廷新的任命：入值军机，任总理衙门大臣，管理兵部事务。[5]他正式做起了朝廷重臣。这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小太监来传旨新任命，左宗棠当面赏了他100两银子。太监无比惊奇，将左宗棠看了又看，左宗棠以为他在感激自己慷慨，一高兴，又加赏了50两。太监随即又问到咸丰皇帝那副墨镜。左宗棠以为自己加了钱，太监正高兴，来趁机给自己拍马。左宗棠并不喜好，但这次毕竟是好事，他心情不错，就再拉扯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抓紧将他打发走了。事后左宗棠才知道，太监问眼镜，哪里有心思拍马？是索取赏银。根据朝廷潜规则，数目在10万两！左宗棠才给了150两，以为人家在感恩戴德，其实是意犹未尽。太监拿左宗棠没奈何，内部叽叽喳喳议论着：事不过三。他们集体起哄，闹到恭亲王那里。恭亲王也没办法：这钱不是朝廷明文规定，不能强行要左宗棠出；但不出又破坏了潜规则，以后官员们都学样，太监们就断了财路，太监一旦集体罢工，皇宫会后院起火。恭亲王苦笑一下，摇了摇头，他自掏腰包，垫出8000两白银，替左宗棠平息了事端。但这事才平，新事又起。一次，小太监给左宗棠送来一张纸条，李莲英要为父亲做寿，请左宗棠送5万两银子做礼金。左宗棠怎么看得惯这个事，又怎么受得了这种气？他再次“跺脚骂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