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决定，现在暂时都不表态，以他这么多年对事情的洞悉，对事务繁杂、争执剧烈的官场关系的处理，凭经验可以判断出，现在还没到表态的时候。他不能直接拒绝同壕的同乡战友，弄到最后三对一，让自己陷入孤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噩耗传来，湘勇的顶梁柱式人物胡林翼病死于任上。这对率先倡议倒戈夺权谋划的左宗棠，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左宗棠一直跟胡林翼交情最好，也跟他最谈得来。左宗棠与曾国藩谈不来。他俩性格，几乎全相反，直接沟通难以谈成事。而胡林翼天才的智慧，公子哥儿的做派，“喜任术，善牢笼”的风格，让他在衔接这两人关系上能发挥巨大作用。野史流传一种说法，胡林翼事先基本设计好了：夺权成功，左宗棠来做皇帝，曾国藩与他自己来掌握军机、内阁大权，分别做宰相。为什么是左宗棠当皇帝呢？胡林翼从21岁跟左宗棠认识，当时就下了结论，“品学以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同时，左宗棠性格豪迈，敢作敢当，精力充沛，体健胜牛，如此全面的大才，完全可以承载起掌管中国的重任。当然了，这只是胡林翼的看法。作为左宗棠一生交情最好、相互也最了解的朋友，胡林翼认定左宗棠可以做。对于这些流传甚广的野史，左宗棠研究专家杨东梁认为完全不靠谱。因为没有任何正史记载。即使用严谨的学术逻辑推论，也全都是荒诞不经的天方夜谭。但小说家对这些野史格外感兴趣，唐浩明在长篇小说《曾国藩》中，还专门写到过曾国藩晚年对自己没有倒戈的反思，隐约流露出过某种后悔之意。根据民间野史与小说家言，胡林翼一死，最支持左宗棠、也最了解左宗棠的人从世界上消失了。夺权大计，就此暂时搁置下来。想法既然已经挑明，而且大家普遍都有，事情就还没完。胡林翼追悼会期间，左宗棠悲痛欲绝，他回忆道：“交公幼年，哭公暮齿。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褊（biǎn，狭小，狭隘）？我忧何诉，我喜何告？我苦何怜，我死何吊？追维畴昔，历三十年。一言一笑，愈思愈妍。”左宗棠哭声哽咽，满脸被泪水浸湿。回想21岁那年，两人在北京会试，芳华还在，青春不死。如今一转眼，已经天地两隔。交往28年，如果没有胡林翼一再推荐，没有他在关键时候多次相救，左宗棠哪里还有今天呢？胡林翼以自己灵活、机巧的性格，弥补了左宗棠多少性格上的缺失！这样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如今先自己离开人世，就像被生生打断了胳膊，怎不叫人痛彻心扉？！左宗棠真性情之人，暂时无暇顾及夺权。这时，一个乱晃荡的名士来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闿运。王闿运是肃顺幕府的红人，上次救左宗棠，做过传话筒。王闿运，1833年生于湖南湘潭，现年28岁。其人年少轻狂，狂傲之风，在左宗棠之上。王闿运是文学家，但首先是个经学家。他跟左宗棠一样，不满足于著书立说，醉心于做天下大事。王闿运读破万卷，能言善辩。他不愿像左宗棠一样，用行动去实践经世致用，而是选择做一个社会活动家、独立名士，飘忽行世，从经史子集中窥测夺取天下的玄机。王闿运头脑极其聪敏，年纪轻轻，已将古今学问研究透彻。读破历史，他得出结论：五千年来，中国读书人事实只可做三件事：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功名之学是曾国藩们走的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王闿运看不起，觉得层次太低。诗文之学呢，就是关起门来，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做一个纯粹的学问家、文学家，王闿运也看不起，觉得对天下的影响力有限。王闿运对史书深度体会观察，独立思考后，发现了“帝王学”最适合自己。“帝王学”是一门什么学问呢？“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的玄之又玄、深不可测的天人之学。王闿运既然发现了它，当然要拿自己做试验，身体力行去实践它。说得神乎其神，看上去万分玄奥，让人高不可攀，用白话概括，“帝王学”也简单：总结洞悉历代帝王权力交接瞬间的全部背后机密，了解他们的人事把控上不为人知的谋略，造出时势，来为自己夺取最高权力服务。在千篇一律的仕宦面孔前，王闿运鹤立鸡群，特立独行，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纵横家。书生夺权，没有实力，最简捷的途径，靠忽悠。王闿运从小以战国苏秦、张仪为榜样，以游说四海为职业，以合众连横为己任。自此，王闿运专门出入帝王将相、总督巡抚之间。但因口气过狂，位低人卑，常遭人鄙视，郁闷了一阵。他又从孟子书中找到了启发。孟子有句名言，叫“说大王，则藐之”，看到君王，首先就在心理上看不起，在气势上压倒他。孟子见梁惠王时，隔老远就指着他的脑袋说：“望之不似人君。”你这个什么梁惠王，长得不但像小偷，还像个被抓到的小偷，好意思说自己是个什么君王？王闿运活学化用，发明一句话，叫“见大官，则藐之”。巡抚、总督或更高级别官员，每次只要碰面，不分缘由，首先看不起他，劈头盖脸，引经据典，将人家臭骂一顿。湖广总督端方讨好地送给他一个砚台，他拿起砚台，旁若无人，大笑道：“端方端方，不端不方”。借砚骂人，端方听得脸都绿了，却只好赔笑。此类狂放故事，多不胜举。[5]中国出了个王闿运，从此“官不聊生”。高官们后来见他背影怕得不行，隔老远就毕恭毕敬对着他烧香。王闿运虽志大才疏，但有读书人的风骨，不媚雅，不媚俗，不媚权。曾国藩后来送他一栋豪华别墅“湘绮楼”，专门请他写《湘军志》。他毫不隐讳，好事坏事全进书，因写得过于真实，将曾国荃攻克南京后的烧杀抢，全部真实地记录下来，害得曾国荃紧急追查，密令销毁原版，气得要请黑社会暗杀他。王闿运凭两片薄唇，纵横天下。他实在过于渊博，一般水平的学问家、官员，听他一席谈，最后都像进了云山雾海，茫然不分天地四方，只好被他牵了鼻子走。但看出他门道的人，则有点讨厌他。郭嵩焘就很不喜欢他。有次他听王闿运吹，听完后评价说，闿运先生的话，“将使东西易位，玄黄变色，而实祸中于国家矣，尚得为衣冠视息之伦乎？”郭嵩焘认定他是“祸国大家”，比纵横家始祖鬼谷子还可恶。眼下中国变乱，谋取帝王高位、检验帝王学的成色，对王闿运都是绝无仅有的千载难逢机会，他当然要紧紧抓住。他抓住追悼会的空隙，来游说曾国藩。他说，曾国藩啊，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你带兵冲进北京，当面宣布西太后垂帘听政非法，支持八位顾命大臣，将小皇帝扶上来；一条是你在东南举起大旗，打出为天下万民做主的口号，将天下反对慈禧太后的人，全部凝聚起来，我再跟肃顺提议，让他出面，邀你来做皇帝。王闿运正在肃顺手下做幕僚，曾国藩当然会揣测他提肃顺的用意，莫不是肃家门下说客？但曾国藩自己是关系谋略家，听出了王闿运的单纯与幼稚，他居然还没有预判出肃顺作为顾命大臣潜在的危险。这个28岁青年，好像他来发个邀请函就可以让曾国藩做成皇帝，这话口气很大。王闿运知识渊博，才思敏捷，弄得江湖名气大，曾国藩口才不行，既欣赏他，也有点怕他。两人躲在军中密室，王闿运口若悬河，曾国藩心细如蚁。听着听着，曾国藩心里开始暗笑：夺取天下哪里比得你写文章、喊口号，土地要一寸一寸来夺得，皇位要一枪一枪来打下，我曾国藩虽然反应没你快，难道小王你只需凭智巧将我忽悠得晕头转向，天下就可以唾手得到了吗？没这回事。王闿运继续口水四溅，曾国藩神情冷漠。等他说完了，曾国藩用食指沾着茶水，在桌上漫不经心地写着、画着。王闿运低头一看，是一连串的两个字：狂妄！狂妄！狂妄！……满腔热情被迎头浇上冷水，王闿运戛然而止，不辞而去。王闿运踌躇满志醉心的帝王学，第一次被曾国藩用几滴茶水就浇灭了，怎么会死心？游荡江湖后，又回衡阳船山书院教学生去了。他这次是真选对路了。王闿运学问根底深，口才一流，天生做老师的料，果然教得桃李满天下：除了教出画家齐白石，做了康有为的太老师，还教出了个著名的学生杨度。帝王学在学生手中梅开二度：杨度帮袁世凯搞君主复辟，自己差点做成宰相。只是“筹安会”臭不可闻，王闿运也嫌弃它，预感到大祸临头，辞职报告都来不及打，主动辞去中华国史馆馆长，快马加鞭躲回湖南。帝王学的发明人王闿运用自己和杨度做了两次实验，被实践证明破产。王闿运是举人身份。像左宗棠在陶澍家做家庭教师一样，他也在肃顺家做过家庭教师。左宗棠的理想是做当代诸葛亮，志在相国；王闿运的理想是做当代“六国宰相苏秦”，志也在相国。论天分，比才华，看狂放，与左宗棠难分高下。但他一生不干实业，不办实事，弄得智慧空对空，所谓“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一生惨败，败在没有实体支撑起大梦这点常识上。王闿运信奉“经世致用”，但却不接地气，不通过办事来践行理想，却梦想依靠“顶层设计”，单靠谋略与算计来实现拜相封侯。他因此也成了左宗棠最生动的反面教材。学生杨度挽王闿运联“旷代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委婉而含蓄地指出来，王闿运要想做天下大事，只能走左宗棠式的实干路，否则，即使是“旷代圣人才”，也只能做个逍遥世外的飘逸仙客，大出息是没有的。王闿运虽对左宗棠有过救命之恩，但左宗棠自称“家本寒儒，世守耕读”，对名士极其反感。他教育儿子左孝威说：名士是“不祥之物”，做人“尤不可有名士气”。因为“名士之怀既在，自以为才，目空一切，大言不惭，只见其虚骄狂诞，而将所谓纯谨笃厚之风悍然丧尽”。这段话间接地将王闿运否定得一干二净。问鼎大计，因胡林翼去世，左宗棠无望，曾国藩冷淡，无疾而终。谁都清楚，三人缺了任何一个，都干不成。楚军规模太小，没有湘勇加盟，最好不问。但问鼎的小打小闹，还没有完。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官集团大员曾国荃、彭玉麟、鲍超[6]等人密谋，决定拥戴曾国藩自立。这天夜里，高级将领30多人齐集大厅，打算重演“赵匡胤黄袍加身”。曾国藩早有预料，他赶紧挂出一副对联，以表心迹，劝手下别干傻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班湘官大员愣住了，不知道曾大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对联含蓄得不能再含蓄，但看着看着，他们明白了。“倚天照海”，背靠着天，照看着海，还得靠老天。谁是天？皇帝。当然没想法自立称帝了。他们哪里知道，曾国藩一生最怕的事，是别人劝他当皇帝。早年已经有过两次机会。一次是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说他势力雄大，已经举足轻重，为什么不独立出来，与自己联手干？曾国藩马上派兵打他，再不跟他见面。一次是忠王李秀成被俘，他公开表示：愿以长江两岸数10万余部，拥戴曾国藩称皇帝。曾国藩听得心惊肉跳，第二天就给在安庆的儿子曾纪泽写信说：“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正法。”不但没听进去，反而抓紧将劝自己当皇帝的李秀成杀了，好像要灭口似的。外人看来，曾国藩既不近人情，更不可理喻。理学大师将自己的情感、欲望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终于让人越看越模糊。曾国藩为什么生怕别人来劝他当皇帝？未可问焉曾国藩与左宗棠同是湘官集团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一言一行可以兴邦，一言一行可以丧邦。所以，当胡林翼将左宗棠的对联给到他后，没有当场答复。过几天后，胡林翼要给左宗棠回音，曾国藩琢磨着改了一个字：“似可问焉”改成了“未可问焉”。曾国藩改好后迅速给胡林翼瞄了一眼，马上点火烧掉。他怕留下证据。这一改，意思就完全反了。他劝左宗棠不要猛狼打起病虎的主意，放弃倒戈夺权。曾国藩为什么劝阻，还要烧掉？与朝廷对他早有防备有关。前面述及，曾国藩第一次督湘勇打下武汉，咸丰帝喜出望外，在奏折上批示说：“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当即发布新的任命，叫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他还对军机大臣们说，军兴以来，出征将帅连战皆败，而曾国藩以一书生，竟能建此奇功。军机大臣出来提醒，咸丰皇帝马上收回任命，而改授“兵部侍郎”空衔。朝廷对湘勇的态度，一直矛盾加犹豫。一方面，恨不得湘勇强大，可以一夜间剿灭太平军；另一方面，又非常担心它强大起来，某天拥兵自重，挥师北上，将刀架上自己的脖子。湘勇不是“经制兵”，非国家正式军队，他们跟太平军一样，起于陇亩，经费自理，唯一的不同，是枪口对谁的问题；太平军专心来消灭朝廷，湘勇在帮朝廷作战。只要湘勇调转枪口，就成了“湘勇天国”。而朝廷在军费、粮饷、编制上，对它根本无法管制，这正是担心的根源。曾国藩不能说对倒戈夺权之计全无想法。他考虑后，发现不行。根本的原因，(W//R。S/H。。U)首先在自己的旗子上。1853年，曾国藩一介书生领兵，起兵之时，就在出征檄文道出了他兴师的理由，是太平天国引进“拜上帝教”，根本是个邪教，将中国传统的道统全部破坏了，弄得“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道统既坏，曾国藩要以捍卫文化的名义，来驱邪立正。为了说明起兵的合法性，他将正义性进一步扩大化，说：“将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天下凡是读书识字的人，都不能再袖手旁观，而应该站出来捍卫道统、文化。而我曾国藩不过是这千百个读书识字人中的一个。中国古代有名教，名教崇拜文字，认为字有灵性。出师的名义，落纸成文字，既是号令部队的旗帜，也是对外宣传的文告，还是百年后的墓志铭。既不好改，也不能改。比较三国，蜀国的政治纲领是“兴复汉室”，刘备早期一直打中山靖王刘胜的牌子。但刘备骨子里的目的，并不是要“兴复汉室”，而是要先“三分汉室”，再“自创汉室”。但口号既然弄得天下皆知，道德正义就成了他的立国之本。为了这个口号，诸葛亮明明知道“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迫于道德前后要保持一致的压力，不得不六出祁山，穷兵黩武，霸蛮去“兴复汉室”，最后将自己弄成个军事实力跟不上个人能力的好战分子似的。蜀国是被立国之前这个政治纲领拖累亡国的。曾国藩熟读“三国”，看清了这点。他是文人，通历史，重伦常，内心顾忌感很大，不可能像五代后周武夫赵匡胤上演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自立为帝。左宗棠极力主荐湘勇倒戈夺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左宗棠来说，则没有任何道德的压力。他既非进士出身，也非体制内成长起来的高官。他的民间独立身份一直明显：跟张亮基合作，他是打酱油的；跟骆秉章合作，他是帮忙的。相见则同欢，不欢各分散。他没有发布任何檄文，也没有以任何口号，来号令属下卫道。他所以出山打天平军，目的是“保卫桑梓”，热爱家乡跟保卫政府，没有多少关系。曾国藩的道，是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曾国藩将人所有自然的、本能的、真实的一面，全部按照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刻意地扭曲、改变、掩盖，真实的曾国藩，云遮雾罩，云深不知处。左宗棠的道，是孔孟儒学，“求真理，立功业”。信奉“经世致用”，是“求真理”的理论基础，一心梦想做当代诸葛亮，是“立功业”的行动基础。这些都不可能被集权的意识形态所桎梏住。但曾国藩即使夺权成功，只会被后人归为王莽一类。已经位极人臣，权力的诱惑，无法激发他再生出巨大的贪婪心。而夺权的目的，无非想名垂青史。现在湘勇已经功勋卓著，顺其自然做下去就可以名垂青史，倒戈夺权反倒可能遗臭万年，不如不动。“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就是曾国藩反复权衡倒戈利弊后，得出来的坚定结论。即使这些顾虑用“打落牙齿和血吞”的莽撞与冒险可以全部消除，就曾国藩本人受到的教育，也决定他做不出来。曾国藩受教育路径与左宗棠完全不一样。曾国藩一直是体制内熏陶出来的，儒家文化的孝臣忠君思想，在日夜的跪拜与磕头中，几乎已经沉淀为他的基因螺旋。“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封建官僚的规矩、保守、固化程序，让他瞻前顾后，丧失了“豪雄盖代”的气概。以曾国藩谨慎的性格，对夺权成功后，能不能稳住阵脚，维系长久，也没有多少把握。湘勇内部有分裂的可能性，淮军势力脱离出去也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八旗骑兵主力在北方依然存在，捻军起义、回民叛乱，西方列强的眈眈虎视，曾国藩都会将它考虑成政治与军事风险。而且事前他没有这个打算。事非预不立，曾国藩办团练时理想就是卫道，而没有想过倒戈，中途也就没有夹带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比方暗地囤积军队，专留作推翻朝廷用。临时变动计划，会多么粗糙难成啊。作为湘勇统帅，周全考虑下来，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真正的政治纲领，他们没有。太平天国往小处说有“天朝田亩制度”，往中处说有“资政新篇”，往大处说有人人平等的“天国理想”。湘勇如果夺权成功，也不过是改朝换代，甚至只是朝代的中期过渡，也就是打倒老皇帝，自立新皇帝，弄出个“后清”政权。这在当时可以过把皇帝瘾。除了叠床架屋瞎折腾，历史进步作用，几乎没有。不错，曾国藩与左宗棠发起的洋务运动，是经世致用的科学与技术思想的实践，属于新鲜血液，正能量，能引领未来。但纯粹的科学与技术，不能当作引领政权的意识形态。何况，曾国藩创办洋务运动，目的只在维护政权稳定。1861年，他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企业，只生产子弹、火药、枪炮。这与左宗棠创办甘肃呢织总局，专注民生大异其趣。而不着眼民生，先军政治，这样的政权没有未来。事实上，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后，之所以垂帘听政成功，正在于对政权制度有创新，她的权力结构，有内阁责任制的特点：皇帝保留问责权，办事实权在宰相手中，五个军机大臣，行使宰相职权，已经打破了皇权独裁。历史的潮流，天下的大势，逼得皇权现在必须下放分权。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洋务运动带来新的市场经济初步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民主共和开始萌芽。谁能在意识形态上引领未来，谁就能掌握主动权。显然，精通传统儒学的曾国藩不懂得这些。他所以办洋务，因为在技术上他信奉经世致用，但作为整个满清王朝第一号的理学大师，在意识形态上，他是集权政治的忠实拥护者。这一点《讨粤匪檄》已经说得很明白。太平天国即使被他定义的邪教，但多少有资本主义的内容。而曾国藩刚好对这些资本主义的新东西最排斥，他用三千年前周朝的“华夷之辨”，来处理中西文化的冲突。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拱立一个睥睨天下的天朝上国，这种极度保守的观念，与国门已经洞开，时代需要平等、民主、自由的改革开放意识，完全在反其道而行！所以，湘勇无论是否夺权，无论夺权是否成功，意义都不大。湘官们密谋问鼎，只能心中想想，变不成行动。这也注定了，左宗棠还要与朝廷合作。通过政府这个平台，继续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在国家与社会完全混同的19世纪的中国，官职与爵位，让左宗棠与普通官僚无异。诸葛亮是一个国家理想主义者，现在的官员左宗棠，最醒目的价值，在于他朴素的国家理想主义追求。左宗棠心忧天下，忧的是天下苍生的幸福，这种政治理想，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发展。清朝这座大房子，在迎风摇晃。忧心的左宗棠要马上赶过去，打下地基，建造梁柱，支撑这座将倾的大屋。一个擅长打地基、造梁柱的“建筑工”，声称必须多造顶梁柱才能救朝廷，这时碰到一个专门搞粉刷的“裱糊匠”，此人声称给腐朽木刷红漆、粉饰太平才能救朝廷。“建筑工”碰到“裱糊匠”，狭路相逢，都要对这座房屋来做修理，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激烈争斗？中国边防保卫战，即将打响。[1] 清朝皇帝在承德时的寝宫。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曾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澄湖，致有爽气”，题名“烟波致爽”，将它列为三十六景的第一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皇帝携东、西等后妃出北京至热河避难，居于此殿。[2]这次政变，因同治热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表现了手腕，也迎合了历史潮流。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的顾命大臣，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皇权由此出现二元：议政王奕訢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点是皇太后与奕訢联合主政，但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随之产生一个新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左宗棠后来就在这种体制里做军机大臣。[3] 鼎是古人用来做饭的锅。周朝及以前，中国权力最大的人是厨师，他掌握给每个人分饭。毛泽东说，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吃饭的力量最大。所指不同，意思相近。世界上什么东西权力最大？掌握别人做饭的工具。周王后来就铸造一口大锅，立九足，象征九州。周鼎一立，象征国家政权。周王朝势力衰弱，诸侯雄起，实力对比改变，猛狼开始打起病虎的主意。春秋时，楚庄王陈兵于洛水，向周王朝示威。周王派出使者去慰劳，“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楚庄王就问使者：周鼎有多长、多宽、多高、多重？周使怀疑起来，你问这些长宽高干什么？以前可从来没人敢来问，关心天子也不是这么关心的。回去后，楚庄王野心暴露，果然按同等规格、尺寸，自己也造了口一模一样的鼎，然后发起战争，刀锋直对周天子：你傀儡，我称霸。[4] 彭玉麟祖籍今衡阳市衡阳县渣江镇，1816年12月14日生于安徽省安庆府。清末水师统帅，湘勇首领，人称雪帅。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曾左彭胡”，是大清“中兴四大名臣”。是湘勇水师创建者，也属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之一。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5] 类似的故事还有。袁世凯曾请王闿运出山当中华民国国史馆的馆长，王闿运上任第一天就宣布：全馆人员都放假回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月五号来领薪水就可以了。后来每月五号，一帮老翰林都到他的保姆周妈那里领工资，一月要发掉工资1万两白银。老翰林拿了钱过意不去，问为什么不要他们坐班，王闿运说：“这中华民国有什么史可写，不就是梁山泊与瓦岗寨罢了”。他当了几个月，又宣布解散中华民国国史馆，不辞而别，自己回到老家湘潭，耍足了名士派头。[6] 鲍超（1828－1886），晚清湘勇著名将领，最早跟从广西提督向荣，后加入湘勇水师，提升至参将。咸丰六年后，改领陆军，带领的部队称“霆军”，为湘勇主干之一。曾与太平军转战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官至提督，封子爵，后来参与过淮军镇压捻军战斗。第十二章 海塞激争左李之交1868年8月，西捻军首领梁王张宗禹被追击，转战至徒骇河边，下落不明，捻军至此覆灭。继扳倒杨霈后，这成为派系实力变化的又一个转折：满官集团空留虚名，实际权力急剧旁落，整体正在被边缘化；会干事、能成事的汉官集团，正在通过事功，逐渐接管清廷实权，主宰国家命运。汉官集团的领头人是曾国藩。汉官集团有两大势力集团：一是湘官集团，二是淮系势力。1868年，曾国藩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自此退居二线，成了朝廷的装饰品，汉官集团的黏合剂。以左宗棠为标志的湘官，以李鸿章为标志的淮系，在引领中国的未来。他们在各自的职权范围，通过个人的能力，在尽力解决中国面对的实际难题。但左宗棠与李鸿章很快就因政见不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引发争论的由头，在中国国防。晚清懦弱，国防成了全国头等大问题。1868年，清朝属邦布哈拉汗国，被俄罗斯侵占后并入版图。以俄罗斯、英国为主的国家，正在抓紧侵占中国大西北，新疆全线告急。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其后30多年，日本、法国、英国，同时打起台湾、东南沿海一带的主意，中国东南沿海防线，危机丛生。前者简称为“塞防”，即边塞地区的国防；后者简称为“海防”，即东南沿海一线的国防。塞防、海防全线告急，到底怎么办？方法有五种：一是集中精力先搞好海防，再去搞塞防；二是聚精会神先专心坐实塞防，再去搞海防；三是将海防与塞防同时抓起来搞好；四是放弃塞防，只专心搞海防；五是放弃海防，只专心搞塞防。这五种选择，朝廷只能取一种。如果两个人来选择，选项不同，解决思路、方法也会迥异，就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负责国防的人，一个是左宗棠，一个是李鸿章。他们选项果然不相同，第一个回合的奏折，就激烈地撞了头。像一头飞奔着的倔强蛮牛与一头飞跑着的飘逸骏马一样迎面撞上。左宗棠说：“海塞并重”，将海防与塞防同时搞好，他专门去安定稳固边塞，选了第三项。李鸿章说：“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应放弃塞防，专心搞海防，选了第四项。“一个边防，各自表述”，共识没有达成，朝廷陷入纷乱。朝廷其他大员也都来发表看法，五种选项都有人选，各持所见，众说纷纭，清廷被诸多政见弄得一时迷茫。皇权制度下，不可能在所有参与进来的官员中来一次“全体官员公开投票”，做一次表决。意见如何选择，最终怎么定夺？左李依然在激辩，听上去都有道理。左宗棠与李鸿章，争论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李鸿章，1823年生于安徽合肥，比左宗棠小11岁，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1845到1846年，李鸿章第一次参加会试，落榜后以“年家子”[1]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致用”学问。李鸿章后来成为淮军创始人和首任统帅。淮军创办的原因，跟湘勇有关。湘勇从一开始就遭到朝廷猜忌。曾国藩为了分散朝廷注意力，借1861年太平军进攻上海为由头，按创办湘勇的模式，带学生李鸿章在淮河流域复制一批团练。到1862年，一支13营的军队在安庆组建成功。李鸿章跟曾国藩气味相投，在围剿太平军上默契，所以曾国藩也费了很多心血，悉心来栽培。李鸿章不负曾望，从性格到气质到办事方法，越来越像曾国藩。而左宗棠跟曾国藩做事的原则、方法完全不同。现在李鸿章能不能跟他合得来，真是悬乎。李鸿章少年得志，24岁中了进士，列二甲第13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读经世致用学问比左宗棠晚了15年。两人在经世致用上大方向一致，但个体区别很大，一是进入仕途的方式不同，二是地域性格有差别。李鸿章科考入仕，与曾国藩、胡林翼相似，看重关系，关系就是生产力。左宗棠民间入仕，特立独行，无依无傍，看重办事，技术就是生产力。安徽地处中国南北交界，地域性格有北方的厚重、质朴，兼具南方的细腻、轻柔，合在一起，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形象（蒋介石评胡适语），矛盾地和谐。湖南地处中国南方第一门户，在南北兼具的性格上，加了一点独具的辣。辣有着“鲜明的草根性，强烈的刺激性”。这是一种大缺大全的性格，倔强、激进，文武交融，理性中有感性，感性中有理性。李鸿章集中了安徽地域性格的优势，左宗棠集中了湖南地域性格的优势。和谐与辣，地域性格造成的差异，是他们发生摩擦的原因之一。表现出来，左宗棠面对欺压时，不愿退缩，选择进攻，“平生最恨是和戎”；李鸿章面对困难时，不敢前进，选择退忍，“既忠于传统，又颇具改革精神”，爱好“和戎”，以“裱糊匠”自居。李鸿章跟左宗棠最早打交道，可追溯到湘勇刚创办那阵。1852年，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每天军务虽然繁忙，但他办事效率高，多出的时间，常去曾国藩幕府串门。从湖南巡抚衙门到曾国藩的幕府，骑马也就十几里路。曾国藩为人好客，家里饭甜菜香。左宗棠刚好饭量大，又是个美食家，特别爱吃鸡（今天的宫保鸡丁，又叫“左宗棠鸡”），有事没事去打牙祭。他吃起来很快，席间有说有笑，与朋友辩论。时间久了，李鸿章与左宗棠、彭玉麟在饭桌上辩论时常谈不来。李鸿章北方高个子，一米八几，在矮个子湖南人堆里十分打眼，不免经常被拿来开玩笑。玩笑开得多了，他感到恼火，就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发牢骚说，从左宗棠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出“湘人胸有鳞甲”；从彭玉麟身上呢，可以看出“老彭有许多把戏”。即是说，左宗棠的倔强骂人，彭玉麟的灵活骗人，让他受不了。这话后来传进彭玉麟耳朵，他很生气。下一次吃饭聊天时，想到借拿湖南人与安徽人来做个比较，贬一贬李鸿章。左宗棠放下筷子说，我最近读了宋朝沈辽一首《答谢杨圣咨》的诗，发现一个怪事，里面有两句话，“当时皖皖同朝露，不计星星向暮龄”。两个皖字连用就是“明亮”的意思，为什么一个皖字就不是呢？彭玉麟说，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因为安徽人心地不光明的太多了。李鸿章想起背后书信，顿时满脸通红。他反驳说，一个安徽人就叫“皖人”，很多安徽人，就叫“皖皖人”，可见安徽人本来都是心地光明的。现在为什么不光明了呢？因为有鳞甲的湖南人将安徽人带坏了。“鳞甲”本来是攻击左宗棠的，但彭玉麟的父亲（尊人）在合肥青阳做过很长时间的司巡检。说湖南人带坏了安徽人，不是摆明来攻击他？彭玉麟火起来了，质问：你怎么可以辱骂我的先人？挥起拳头冲上去。李鸿章也正在气头上，挥拳迎接。一高一矮，两人认真起来，打得热火朝天，扭成一团，难分难解。旁观的来劝架，强行拉开，但两人用力过猛，都拉不开。（“二公互殴，相扭扑地，座客两解之，乃已。”）官员口角扯皮打架，诗文换拳头，顶多有失风度，算不得什么大事。因为不好说，曾国藩只旁观，从不掺和。他忍不住时，也偶来发表意见，左宗棠就据理力争。左宗棠思路快，口才又好，曾国藩反应跟不上，不知不觉被问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生活小事大约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www.wrshu.com]行事风格。生活上谈不到一块，在大是大非上，左宗棠与李鸿章也谈不来。左宗棠后来训练楚军时，规定将帅要以诚对待部下，曾拿李鸿章来做反面教材，说：“淮军以诈力相高，合肥又以牢笼驾驭为事，其意在取济一时，正虑流毒无底。”[2]左宗棠批评李鸿章以欺骗和设圈套来作为做事的手段，虽然取得了一时成功，但后患无穷。其实欺骗和设圈套不是李鸿章个人，而是清朝官场流行惯用的潜规则，左宗棠最好的朋友胡林翼也是“骗子专家”、“圈套高手”。左宗棠也批评胡林翼，但跟他交好，因为胡林翼有血性，重情谊。左宗棠接受不了李鸿章温和性格里的心机。左宗棠自嘲为“狭”，就是气量小，其实是爱较真，不怕得罪人，将别人见不得人的一面曝光。他以“诈力、牢笼驾驭、流毒”这些字眼来评价李鸿章，当事人听上去十分刺耳，旁人听就比较客观了。左宗棠与李鸿章第一次合作，是剿灭捻军。左宗棠南方人，不习惯北方捻军的游击战，非但没有赶跑，反而将西捻军快赶进了北京城，李鸿章受了连带责任，气得直骂左宗棠是“当代曹操”。而清朝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曹操都被描成白脸大奸贼，而不是后来鲁迅说的“至少是个英雄”。左宗棠听了十分生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当代诸葛亮，怎么成了曹操？两人最糟糕，关系最僵的一次，是西捻军剿灭后。李鸿章以为大功告成，大办酒席。没想到，左宗棠又向皇帝上奏折，说西捻军首领张宗禹并没有投河自杀，而是逃走了。他要李鸿章拿出张宗禹的尸体来证明自己举报错了。李鸿章自然找不出来。皇帝果然怀疑起来，问李鸿章：怎么回事？李鸿章说：已经消灭了，只是找不到，不信朝廷可以派左宗棠去找。左宗棠当真派出士兵，到处悬重赏去找张宗禹尸体。当然，最后也没有找到。淮系将领刘铭传听说了，气得半死，破口大骂：左宗棠这个王八蛋，也不想想，现在盛夏，张宗禹尸体早腐烂了，到哪里可以去找来做证？我如果碰到左宗棠，非一刀砍了他不可！李鸿章则无所谓，笑着说：麻子，你气什么气呀？让人家去搜嘛。这次左宗棠举报张宗禹没死，就像湘勇打下南京后，他举报幼天王没死一样。当年曾国藩与此时李鸿章的反应一样，很生气。但幼天王确实没死；至于张宗禹，是死是活，永远是个谜案了。民间至今还在流传，张宗禹确实没有战死。后来或者出家为僧，也有可能落难到了孔家庄。[3]左宗棠的举报，看准事实，认死理，死较真。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都在那里。这种性格好还是坏，福还是祸？左宗棠自己不会去考虑。与认死理、死较真风格对应的，是他的刚正、直率、敢担当的性格。易中天曾提出“性格互补结构”概念，认为湖南人“霸蛮”，必然有“灵泛”补充。性格矛盾对立、相互转化，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左宗棠因为这种性格，得罪了李鸿章，也得罪了曾国藩，还得罪过许多朋友。可也有人喜欢：陶澍临死前与他“结亲托孤”，看中的是他这点；林则徐对他“事业托孤”，还是看重他这一点。现在，慈禧太后也发现了他这个性格。清廷国防正危机四伏，“少争论”、“不争论”需求强烈，朝廷不允许重臣左宗棠与李鸿章把大量时间花在空口辩论上。大敌临头，大事在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但在封建集权社会，“不争论”首先得靠一个实权人物来平息。已经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的眼光与判断，变得重要起来。海防，还是塞防？到底起用左宗棠，还是听信李鸿章？她要二选一。西北危急中国海防与塞防同时出现了大危机。左宗棠知道，要破解这个危机，首先得弄清楚：这些危机，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危机，最早起源于日本的处心积虑。1609年，萨摩藩发动了侵略琉球的战争，以武力征服了琉球王国，背着中国，将琉球北部的几个岛屿全部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成立侵略台湾的机构：台湾都督府。授命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率军舰5艘，从厦门进犯台湾。此时已经经过两百多年，日本企图篡改历史，禁止琉球群岛向清廷进贡。总理衙门派何如璋去日本交涉。交涉首先需要确定中方原则。李鸿章下指示说：“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百唯不暇，亦且无谓。”按照这个意见，琉球舍弃给日本，对中国有大好处。原因是琉球跟中国远而跟日本近，为琉球每年对清廷的那点小小的贡品而跑大老远跟日本打一仗，是贪图虚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如此现实功利，难免目光短浅。用长远眼光来说，李鸿章错得彻底。因为本来独立自治的琉球，一旦沦落为日本附庸，则完全可以成为日本侵占台湾，进而侵略中国的一块跳板。以军事家百年的战略眼光，以政治家千年的长远布局来看，李鸿章等于在为中国挖坑。（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证实）。晚清朝廷伤病缠身，病痛不止。相比于远隔东海的琉球，另一个发生在陆地上的更大危机，正如一把尖刀，锋利地插入中国的脊背。那就是新疆刚成立的阿古柏政权。阿古柏政权是怎么产生的？1864年，新疆民间发生动乱，库车、和阗、喀什、吐鲁番等地，动乱的首领，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与清兵互相攻伐，局势陷入一片混乱。（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占据喀什旧城的柯尔克孜伯克司迪尔自立为“帕夏”，为了树立威信，决定派手下金相印去浩罕城迎回号称“圣裔”的布素鲁克。其父张格尔多次入侵南疆，被立为傀儡。1865年春，浩罕阿力木库尔汗派阿古柏率领50名骑兵护送布素鲁克去喀什。一到喀什，布素鲁克和阿古柏便组织兵变，将司迪尔逐出喀什。3月，司迪尔率7000余柯尔克孜兵回袭喀什。阿古柏仅带100名骑兵夜袭敌军，击溃了司迪尔，接收了司迪尔势力的阿古柏迅速组建了数千名士兵的军队。4月11日又攻克了英吉沙，并将司迪尔残部彻底逐出新疆。在阿古柏的扶持下，布素鲁克于1865年4月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表明了一统南疆七大城（一般认为是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的野心。1868年，英国派遣特使会晤阿古柏。1868年，阿古柏分两路，一路派侄子沙迪?米尔扎去阿拉木图，到了塔什干和圣彼得堡，一路派亲信穆罕默德?那扎尔赴印度旁遮普会见英国总督，争取英国支持。英国给他赠送了一大批军火，还允许他在印度招募工匠回喀什设立军工厂。同年，俄国派赖因塔尔上尉来喀什沟通，1872年6月，俄国派人前往喀什会晤阿古柏，双方签订通商条约，俄国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有了大批先进的杀伤性武器，阿古柏1870年5月攻占了吐鲁番，切断了北疆和河西走廊的联系，又收降了以白彦虎为首的陕甘回民起义军残部，实力进一步增强。到1871年底，迪化、玛纳斯、鄯善先后被阿古柏攻克。同时，俄国为阻止阿古柏进一步扩张，出兵占领伊犁。这样，清军除塔城、乌苏等还有少数据点外，已经全部从新疆撤出。俄国与英国都在极力扶持这个外来政权，阴谋让新疆“去中国化”。1872年，俄国与阿古柏签订条约：俄国承认“洪福汗国”，“洪福汗国”给予俄国控制区内贸易权。阿古柏随即派遣阿吉托拉回访圣彼得堡，并访问奥斯曼帝国，身兼伊斯兰教领袖哈里发的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封阿古柏为“埃米尔”（意为“受命的人”，伊斯兰教国家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的称号），并派遣军事教官去喀什噶尔，这样阿古柏在伊斯兰教法上就获得了合法地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笔致信阿古柏，拉拢关系。1874年2月2日，“英阿条约”签订，除了“俄阿条约”内容，还规定双方互派大使。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因为阿古柏这个外来入侵政权迈出脱离中国的第一步，变得岌岌可危；如果再朝前迈出一步，就要被俄国与英国联合起来瓜分。东南沿海与西北边陲同时遇此大难，清廷该怎么做？在慈禧太后表态之前，要看左宗棠与李鸿章想怎么做。李鸿章抢先发表了他对新疆问题的全面看法。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写了一本长达九千字的《筹议海防折》。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中，李鸿章系统提出并论证了“放弃新疆、专务海防”的主张。新疆本来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要抓紧时间送给别国呢？李鸿章说出自己的理由。第一，新疆土地贫瘠，难以开发，如果不送给别国，这块百无一用的土地，不但不能帮中国赚钱，反而消耗掉国家大把的钱。李鸿章提笔这样表达：“而且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卮漏，已为不值。”第二，新疆邻居都是虎狼之国，强而且多，就算我们现在守得住，不代表我们将来也守得住。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根本没有力量去守得住了，早放弃早得利，为什么不早放弃？曾国藩早年也主张放弃新疆。“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力恢复，将来定不能守。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在这两点论证基础上，最后他作了指导性的结论：现在中国应抓紧丢弃新疆领土，将派去新疆的兵，“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将这些撤、停省出来的钱，用到海防上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打比方来劝导朝廷：新疆呢，就像中国的手和脚，东南沿海呢，就像中国的心脏。手和脚被人砍掉了，有什么关系呢？照样可以活；心脏被刺中了，就有大麻烦了。李鸿章继续提笔给朝廷写道，“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颠倒黑白，将卖国卖得这么有理，卖得这么名正言顺、苦口婆心、冠冕堂皇，实在叫人担心。李鸿章论述没有摆事实，而只是论观点，继续在清王朝闭目塞听的路上越走越远。他没有去了解世界，不知道当时中国已经被动地卷入了世界争端中。翻开美国的历史，有一则故事，值得借鉴。那是发生在李鸿章出生前一个世纪的事。故事是关于美国当年买下了位于北美洲西北角的阿拉斯加（Alaska）的事。阿拉斯加是西半球最大的半岛。北接北冰洋，西临白令海峡和白令海，南靠太平洋和阿拉斯加湾，东与加拿大育空地区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壤，面积150万平方公里，略小于新疆。阿拉斯加本来属于俄国领土。1784年，俄国人在该地三圣湾建立居民点，宣布主权；1799年，俄国正式将阿拉斯加纳入版图。但俄国后来发现有点麻烦，阿拉斯加跟中国新疆一样，地势偏远，土地荒凉，难得管理。1867年，美国当时一位政治家，愿意花720万美元买走。俄国那位跟李鸿章想法差不多的外交官，头脑发热，拍板成交。俄国人拿到那笔巨款，以为狠赚了一把，暗自高兴。其实算下来，一亩地才卖几分钱。俄国的外交官回去后受到朝廷表扬，一块垃圾土地被卖出宝贝价钱；美国的政治家买回后全民指责，720万怎么买了块有六个英国大的荒地？就在李鸿章现在提出专注海防放弃塞防的时候，他不知道俄国已经品尝到了苦头。不说阿拉斯加成了美国挑战、侵略俄国的跳板，弄得俄国人每年额外支付军费来对付，早超出区区720万美元的数万倍，未来千年军费支出还看不到头，关键是，阿拉斯加被探明是美国资源最丰富的州，潜力抵得上六个英国。也就是说，六个英国加在一起，被俄国外交官卖了720万美元。如果英国可以拍卖，俄国外交官就有本事卖出120万美元的价钱。那么，左宗棠又是怎么看的呢？朝廷将李鸿章的上述意见，下发给左宗棠参考。左宗棠还没看完，拿起来就丢了。他自己早有主见。左宗棠想不通李鸿章的逻辑：琉球地小，他建议扔掉；新疆地大，他力主放弃。看到李鸿章的比方，左宗棠冷笑了一下：到底是自己砍断手和脚好，还是被一刀刺中自己的心脏好？你以为自砍手脚为最佳方案。怎么就不去想，还有既不自砍手脚，也不自刺心脏的选项呢？你还可以选择将刀锋对准侵略你的人的手脚与心脏嘛。左宗棠冷静下来，并不急着反驳。支持左宗棠塞防的恭亲王，对李鸿章就没有这么客气。他看完奏折，抓过桌上的大盖碗，狠狠地往地上一甩，哐当！从牙缝里蹦出三个字：李鸿章！西北军情紧急，软弱不是办法，投降不是方法，自割自残是违法。唯一的出路，是面对周边大小国家的挑战，为捍卫主权，用拳头打出中国气魄。帝国的外交与主权问题，“唯铁血可以购公理，唯武装可以企和平”。朝廷内意见分歧如此之大，一场在道理上说服对手，在政见上扳倒对手的大较量，无法避免。左宗棠有什么办法，争取朝廷来支持塞防？海塞并防站队伍，分派别，组团队，压服人，是中国官场政见斗争的传统，这次也不例外。“海防派”以李鸿章为首，很快就凝聚了一班人。浙江巡抚杨昌浚、两江总督李宗羲、湖广总督李瀚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江西巡抚刘坤一、督办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成了这一派的支持者。“塞防派”除了左宗棠，鼎力支持的有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漕运总督文彬。“海防还是塞防”争论正不可开交，半路又杀出个“江防派”。他们更加保守，认为重点既不在海，也不在塞，而在长江、黄河。这派主张的人，有长江水师统领彭玉麟、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裕禄。“江防派”的意见，像在建议头痛医头发，完全不靠谱，没有几个人相信。但“海防派”既然有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牵头，一旦面对左宗棠出面挑战，他们就展开了自己的拿手好戏，四处搞人际关系网络圈，组团来打击“塞防派”。集权体制中，每一个政见成败背后，都事关官员的切身利益。利益面前，他们会奋起力争。1875年1月，刚参加完同治皇帝的丧礼，李鸿章回到天津，马上规划“倒塞行动”。他的策略是党同伐异。“党同”的做法，是给河南巡抚钱鼎铭写信，发动他来打先锋。钱鼎铭根据李鸿章的安排，上奏折请将豫军撤回河南，让想西征的左宗棠削弱军队。“伐异”的方法，是将支持左宗棠的江西巡抚刘秉璋一手拉、一手打。打的方法是骂，说他“坐在屋内说瞎话”。通过骂将他拉成“海防派”。刘秉璋是李鸿章的老部下，碍于情面，不好再支持左宗棠。通过李鸿章不遗余力的鼓动，中国的官方与民间，几乎同时形成一种舆论氛围：放弃新疆是爱国行为，收复新疆是卖国举动。在站队的政治压力与官僚的利益诱惑支配下，不少大员成了李鸿章的信徒。在“海防派”的成员里，沈葆桢的名字列入，让左宗棠格外受刺激。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得意女婿。在左宗棠办理洋务运动时，曾重点培养过他，举荐他做了福州船政大臣。如今大权已经在握的左宗棠，始终不忘柳庄时与林则徐的湘江夜谈。林则徐对塞防认识最深，左宗棠想，这些沈葆桢应该知道。毕竟，林则徐临终前事业托孤，就是将收复新疆的历史担子，一把压到左宗棠肩上了。这些都是“心忧天下”的大事，是国家与民族利益，而不是左宗棠个人私家事情，沈葆桢也应该想得到。左宗棠心里气啊。收复新疆这副担子，没有交给你沈葆桢，已经愧对祖宗了。左宗棠猜测沈葆桢是出于官僚利益、人情考虑，违心地背叛了林则徐，也背叛了自己。左宗棠一生从不背后议论人，但他会当面骂人。以他刚直的性格，自然骂得一点不留情面。他拿着沈葆桢的折子，当着幕僚与部下的面，骂沈葆桢是卖国贼，是林文忠公家的败类，连丧权辱国的李鸿章都看不清。又说林则徐当年被沈葆桢这个大骗子欺骗了，错将女儿嫁给了他。又说曾国藩当年瞎了眼，还保举推荐沈葆桢。骂着骂着，他放声大哭起来，说自己也是天下第一无用的人，眼看着林文忠公守住的伊犁，被俄国人占领了，自己竟不能收回来。在场的人听着，有人愤慨，有人惭愧，有人跟着他一起哭了起来，场面悲切，促人泪下。这恐怕是左宗棠一生中唯一一次因朋友背叛而大哭。当年在湘阴旱涝灾害相继袭来，全家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他也没有哭过。左宗棠势力单薄，有心保疆，无力争权。他此时最大的痛苦，是不能自己做主。还能怎么办呢？哭不是办法。他只能通过事实论述，用耐心说服的方法，抛出自己一颗心，争取朝廷的支持，实现收复新疆的大愿。左宗棠冷静下来，深思熟虑，给朝廷写了一个“为什么要、又为什么能”收复新疆的奏折。他抓住重点，从反面论证，如果不加强塞防，会带来什么后果。“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按这个速度，北京被俄国侵占，掐指可算。左宗棠含泪写着，逐渐感觉到，这次西征，有点像当年诸葛亮北伐了。他以诸葛亮作《出师表》的心情，继续写道：我本来只是贫困乡间的一个小小的读书人，多亏了咸丰、同治两位皇帝的信任，才得到现在显赫的头衔。如今，官位已经到顶了，爵位也已经到头了，这些是我年轻时想都想不到的。现在国家边防有难，我只想纯粹去救难，哪里还会想到奔赴新疆再去建功立业，谋个官职头衔？（“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久为生平所梦想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而且，我今年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眼看着黄土就要掩埋到脖子上，既没有功名想法，也不为贪图私利，只想一心担当起国家的边疆危难，为朝廷分担解难。如果不是为了这些，我自己早就放弃了。即使最愚蠢的人，面对这种情况，也应该知道自己怎么选择呀。（“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及不自忖思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坠泪，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坠泪，其人必不孝；读韩愈《祭十二郎文》而不坠泪，其人必不友。读左宗棠“西征表”而不坠泪，其人必无血性。左宗棠这篇“西征表”，情感与文采，完全可以与《出师表》相媲美。为什么要抛出心来呢？左宗棠生性如此。再愚蠢的皇帝，也分得清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在装假。上奏人的感情、动机到底怎么样，他感觉得出来。当年骆秉章不动声色地用官场计谋去扳倒杨霈，不就被智商并不算高的咸丰皇帝一眼识破，骂他“无耻已极”吗？李鸿章就不敢像左宗棠这样写，他的内心禁不起坦白。利益面前，官官相护，大家都在装，内心里个个比别人都透亮。装的人多了，就是力量。他希望借助这股力量，来培养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只要朝廷的皇权存在，既得利益集团就不会垮，李鸿章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就可以稳如泰山。这些话，他能掏心掏肺抛出来吗？但李鸿章没有预料得到，一个风雨飘摇、随时可能垮塌的王朝，为了江山稳固，需要一个可以向它交心的人，需要一个可以给到自己安全与保护的人，而不是总是粉饰太平，向他报喜不报忧，将皇帝忽悠到棺材边了还大喊“吾皇万寿无疆”的机灵奴才。左宗棠用他的刚直、真情，直通朝廷内外，简洁、明快、高效。“西征表”奏折递交上去后，1875年5月3日，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召开廷议。军机处、户部、总理衙门各尚书、大臣，当着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展开专题讨论。可以想见，无论站队，还是利益，他们几乎都朝着李鸿章方向一边倒，只有军机大臣文祥力挺左宗棠，力排众议。但出乎现场多数人意料，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坚定地采纳了文祥的保荐，当场宣布：任命左宗棠为统帅，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新疆军务”。一切兵、粮、饷、运，都全权交付左宗棠一人负责。西北告急的节骨眼上，塞防形势急转直下，超过左宗棠预期。朝廷对他依赖般的信任，与诸葛亮当年完全一样。慈禧太后之所以力排众议，原因在于王朝是她个人的，责任全由她独当。大臣们可以从既得利益出发，关注个人可以从朝廷中瓜分什么好处；她不能。整个朝廷的安危，才是她关注的利益点。臣子想个人好处，皇帝需要的是能担当分忧的能人。慈禧26岁就能凭本事夺过国家权力，当然有能力驾驭这帮臣僚。她已经全部听明白了：李鸿章说的是朝廷自残的两种方式，接近实情，但傻瓜都不会主动自残。左宗棠的“西征表”，让她看到了信心，也感受到了力量。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主动请缨，收复国土，无利可图。根据朝廷“谁坚持，谁办事”的规矩，左宗棠从闽浙总督将调任陕甘总督。陕甘比起闽浙，不知穷了多少倍！古往今来，哪有主动要求去贫穷地区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在直隶享尽荣华，正是怕自己去陕甘吃苦，所以才极力主张放弃。想到这里，慈禧一阵心寒：“外托君臣名义，内结防范之心”，口里唱着高调，其实包藏祸心。慈禧眼下刚40岁，从能力到精力，都还处于上升期，没有老年政治那种暮气，也没有后来显山露水的独断专横。李鸿章一听，确实傻眼了。他一直在组团竞争，以为胜券在握，没想过惨败。李鸿章反对收复新疆，除了怕自己支持会派自己去陕甘穷困地区吃苦，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只是他说不出口：如果左宗棠去收复新疆，打仗的银子还不得李鸿章来支持？假使一直收复不回来，自己就得一年一年送银子上前线，事情做了，看不到政绩，做这种冤大头，亏大了。如果左宗棠万一收回来了，则他的功劳已在自己之上，自己搬起银子砸别人的口袋，岂不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周瑜了？李鸿章独自在家生闷气。但这种反方向吹的微风，已经挡不住楚军猎猎战旗飘扬的雄风。左宗棠马上要调兵遣将，浩浩荡荡杀进新疆。去新疆前夜，左宗棠脑子掠过几个画面：18岁那年，他在长沙棚户区买到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21岁那年，他在湘潭桂在堂与夫人周诒端学习舆地，自绘地图；27岁那年起，他在陶家读中国地理百科全书；38岁那年，他在湘江与林则徐对谈新疆边防。这些当年看来完全无用的经世致用学问，45年后，竟然马上可以全部派上用场！左宗棠心中涌起一股激动。但国防大事，谈何容易？！更何况，众人都反对的事，一定是最难做的事。人要取得成功，要主动去做难事。要取得巨大成功，就必须去做一桩世上最难做成的事。左宗棠逢难必挺。他怎么在戈壁荒漠的不毛之地上建立起自己的不世功业？[1] 是指“科举时代称有年谊者的晩辈”，是同年登科者两家之间的互称。安徽合肥人李文安与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是1838年的同科进士，属于“同年”。李文安是李鸿章的父亲，李鸿章现在拜曾国藩为师，在师承关系上又属于晩辈。[2] “合肥”即是李鸿章，他是安徽合肥人，所以他又叫李合肥。东汉以后，人名取字才越来越讲究，情况也越来越复杂，还常常以被取号人的地望、官爵、谥号等命名，如北宋王安石称王临川。[3] 民国版的《沧县志》曾披露过张宗禹投河后的去向，曰：“张酋败后，逃至邑治东北之孔家庄，变姓名为童子师，后二十余年病死，即葬于其庄，至今抔土尚存焉。其临殁时告人曰：‘吾张宗禹也。’”第十三章 西征幕后祭旗西征1875年5月3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新的任命打断了他的洋务强国梦，也中止了他退休回湘阴柳庄做幸福生活梦。他只能继续做当代诸葛亮大梦，由一条转战江湖的野龙，蜕变成一条出边入塞的飞龙。1876年初，左宗棠出征前夕，情势十分紧迫。阿古柏政权蠢蠢欲动，准备搞“疆独”。设计都做好了，脱离中国，投入俄罗斯怀抱。回想起林则徐在1850年湘江夜谈对左宗棠的预警：“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预言现在终于变成了让人悲哀的事实。左宗棠兴师，先在政治上取得正义。他明确宣布：“大军规复旧疆，是吊伐之师，与寻常讨贼有异”。“吊伐”是吊民伐罪，“讨贼”是讨伐家贼。这用“外战”与“内战”将征伐阿古柏卖国政权与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区分开来，矛头直指背后的英国与俄国。楚军这时成立已有15年，历经剿灭太平军、平定捻军，安定陕西、甘肃回族变乱，士兵个个身经千战。新疆地域广漠，大规模地出征，楚军势力单薄，已经无法胜任。左宗棠在楚军的基础上大加改造，成立西征军。从率领楚军的将领，变身西征军的统帅，左宗棠要转型，从身先士卒，变成善于用将。组建西征军，左宗棠用将，继续沿用楚军的要求：用武人不用文人，重经历不重学历。任命的西征大将，有两位重要人物：一是老湘营的统领刘锦棠[1]，一是曾做过手下旧将的将军张曜（yào，照耀）[2]。刘锦棠的老湘营，不属湘勇直接管辖。追溯渊源，可到1852年。1852年，湖南巡抚张亮基命令曾国藩调集湘乡团练1000多人分两批赶到长沙，王錱带领一营。王錱第一次出战在曾国藩的指挥下进行。王錱以2千团练对阵太平军数万精锐，在岳州羊楼洞一败涂地。部下尽死，王錱侥幸乘船逃脱。王錱认为失败原因，全因曾国藩瞎指挥造成，宣布要脱离湘勇。王錱其人，很有特点。他思维敏捷，口才超群，声音洪亮，遇事爱发议论，争论时总想盖过别人一头，闭门吟颂的谦谦读书人对他多有反感。但个性张扬的另面，王錱却有他不可替代的优点：自负但从不浮夸，学习武术最勤奋，武学造诣很深，擅长军事训练，精通战略战术，论带兵打仗的实际本领，当时湘勇无人能出其右。王錱骡子脾气，倔强勇猛、独立性强，不怎么服管，与左宗棠有点相似。曾国藩用人要“朴诚”，王錱完全不合他的味道，指责他既不听指挥，又战场脱逃，不是人才，向朝廷打他的小报告。跟直管领导闹翻，像头上压了块天花板，王錱在曾国藩手下干得无比郁闷。岳州之败后，王錱自作主张，招湘勇3000多人，以图东山再起。曾国藩对未经他批准擅自招兵再次恼怒，命令王錱除原带一营外，新招的湘勇，只留二营或三营，营官由自己来委派。王錱手下勇丁人数被砍到只剩十分之一。这还不算，在军费、后勤供给等方面，曾国藩也对王錱作出种种限制。王錱率真直性之人，哪里受得住这种打压？马上与骆秉章走近。骆秉章下令不裁人，让王錱驻在省内，听候自己调令。据《续湘军志》说：“錱亦不愿受曾国藩节度，乃独成一军，隶于湖南巡抚，是为老湘营之始。”王錱与曾国藩从此在组织、制度上完全脱离关系。曾国藩将王錱彻底否定，让王錱心里很受伤。但左宗棠与王錱气味相投，两人一见面，左宗棠认定他是一等一的人才。王錱感动得一塌糊涂，从此将左宗棠看成知音。王錱是真正的湘勇元老，办团练事实比曾国藩还早一年。他不服管教，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现在独立成军，自主安排，严明纪律，令出身随，声势日壮。自此时起，人们称王錱的团练为“老湘营”，区别于曾国藩统领的湘勇。老湘营在王錱的带领下，战斗力超前强大。王錱带领老湘营取得一生中最辉煌的战绩，发生在1857年5月至6月。那次战斗，王錱率3000士兵孤军深入，对垒太平军10万余兵。老湘营一鼓作气，杀掉太平军1万多兵，自己只伤亡几十人，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从此每逢出战，太平军都相互先告诫“出队莫逢王老虎”。清人罗正钧的《王錱年谱》说：太平军只要看到“老湘营”旗帜或者王錱本人，不逃即躲，绝不正面迎战。王錱很得意，也有意从此让地方团练冒充自己，打起老湘营旗帜，换上他们的衣裳，以壮团练声势，太平军也从来不敢靠近。“老湘营”从成立起，没有打过败仗。曾国藩领导下取得的岳州之败，成了王錱一生中在湘勇旗下唯一吃到的一次败仗。左宗棠创办楚军后，邀请王錱加盟。王錱与左宗棠无争不吵，配合默契。从此王錱孤军深入，历经百战，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为楚军品牌立下汗马功劳。王錱这种绝无仅有的军事奇才，在整个清朝也就一例。但天妒雄才，1857年，王錱病死于江西战场，年仅32岁。王錱死后，老湘营由王开化、张运兰各领一半。刘锦棠的叔叔刘松山在张运兰手下做部将。[3]1864年，张运兰战死，刘松山接任，改归左宗棠调遣。刘松山跟着左宗棠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平捻”和“安定回民”变乱。刘锦棠父亲刘厚荣战死时，他才9岁。抱着为父报仇的愿望，叔叔刘松山带他开始了戎马上的铁血童年。16岁那年，刘锦棠已成长为“少年将军”，带兵上马杀敌。1870年2月14日，老湘营统领刘松山在甘肃金积堡战死。左宗棠大胆起用老湘营营务总理刘锦棠接替。这年，他26岁。刘锦棠从此就成了左宗棠的嫡系。西征路途艰险，体力消耗巨大，左宗棠决定大胆起用年轻人。1876年初，刘锦棠按左宗棠要求，将老湘营扩充到2万人。这年，刘锦棠32岁，老湘营营务总理罗长祜，才28岁。左宗棠不是科班出身，用人不看门派，唯才是举，着眼五湖四海。他第一个打破湘勇的地域局限，在西征军里起用张曜。张曜生于1832年，比左宗棠小20岁，祖籍在浙江上虞。张曜靠在河南固始办团练起家。咸丰皇帝刚登基那段，他驱赶捻军有功，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十分赏识，上报朝廷。咸丰皇帝以他“御捻护城”有功，赐封号“霍钦巴图鲁”。“巴图鲁”是满语，相当于汉语中的“勇士”。稍后，他做了固始的知县。做知县期间，他抵御李秀成围城立功，1860年提升为知府，晋升为道员。第二年击败捻军，又提升为河南布政使。此后，他率军长期转战于河南、河北、山东。河南布政使本来是个文职。也是命运多舛，御史刘毓楠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以“目不识丁”罪名向朝廷弹劾张曜，而咸丰皇帝居然批准了。这跟左宗棠当年被樊燮弹劾为“著名的劣幕”一个模式。张曜远没有左宗棠那样运气，他的“目不识丁罪”被朝廷认定成立。清朝历来重文轻武，张曜由布政使一下子降为总兵。张曜由文官眨眼变武官，仍归僧格林沁节制。张曜感到委屈。他的文才其实了得，写得一手好诗，曾经做出“酒阑乘兴独登台，万幕无声画角哀”这样的好诗句。但不幸被独裁专制皇帝认定为“文盲”，至少也是真的“假文盲”。申诉无门，张曜只好自己假装成真文盲，镌刻一枚“目不识丁”印章，时时佩戴在身，可能是自励，也可能在自嘲。张曜做事能干，为人廉洁，处世慷慨，完全符合左宗棠的“廉干”标准。左宗棠对出身不高、受过挫折的人十分欣赏，认为他们有真才干，靠得住，可以委托重任。张曜底层出身，没有酸腐的名士派头，也很对左宗棠的味道。现在，张曜以提督的身份，随左宗棠西征新疆。西征军除刘锦棠、张曜两员大将压阵，同征的两路分别由金顺、刘典和徐占彪、易开俊、董福祥等大将统领。至此，西征军吸收了来自湖南、河南、四川、安徽、陕西、甘肃、新疆、黑龙江、吉林等9省人才；楚军作为左宗棠的嫡系部队，也并入到浩浩荡荡的西征大军中去。西征军全部加在一起，共121营。打仗的、烧火的、做饭的、搞运输的，加在一起，具体数目大约在8.7万。明确了“吊伐之师”的政治定位，确定了西征军的将领，组建了庞大的军队阵容，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训练军队。左宗棠坚持“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的原则，依然按训练楚军的模式，搞起他的独特练兵法。练兵的主要课程，一练心，二练胆，第三才是练力气与打仗的技术。军队训练到位，出兵边塞，严肃军纪，就成了大问题。新疆地远人荒，交通不便，军需物资赶不及，常年闹粮荒。但左宗棠对军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绝对做到对百姓秋毫不犯。面对军心乱动，他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保证军纪。史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小校在酒泉南门，实在饿不过，就抢了一个妇女卖的“甜米黄”吃。[4]妇女大哭，正在出营巡视的左宗棠听到了，闻声赶来。问明原由，左宗棠马上命令军队集合起来，要妇女当面指认。妇女逐一验看，果然认出抢“甜米黄”的小校。左宗棠提醒她：你不会认错吧？妇女狠命地点头，不会错，就是他！左宗棠叫来刀斧手，将小校绑了，剖开肚子看证据，果然发现“甜米黄”。左宗棠一声令下，刀斧手当即斩首示众。从此，西征军里再没有抢夺老百姓的事情发生。新疆大漠，军粮的问题，一直是头等大事。左宗棠年轻时在湘阴做“湘上农人”时发明的科学种田技术，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他在哈密实现屯田制度，规定士兵战斗时就做军人，战场下来就做农民。这种农民具体怎么做？那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不是农业专家，根本没办法来指导。左宗棠对中国农业研究的时代水平，相当于今天中国的袁隆平。他不但可以内行领导内行，而且还可以内行指导外行，凭个人早年的学识，改变新疆的面貌。《左宗棠全集》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左宗棠当年具体的做法：战事余闲，即释刀仗，事锄犁，树艺五谷，余种蔬菜；农功余闲，则广开沟洫、兴水利以为永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种籽以赒（zhōu，救济）贫苦，官道两旁种榆柳垂杨以荫行旅。自臣以下至营哨各官，于驻营之地，日巡行省视，以劳来而劝勉之。……所部楚军，向用农家，不收游手，其将领又多由佣耕作苦而来，故以其所习课其所能，不烦教督而自劝。该准备的都准备了，马上可以开打了吧？还不行。天下大事，千头万绪，要万事俱备，不欠东风。组织人马、训练士兵、安排军事、粮食，这些繁杂的具体事务，才完成了茫茫大事中的一件。老大难的事情，在后头等着。内辩外攻收复新疆，属国家大事；中俄国际战争，属于天下大事。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处理大事的方法，首先得在宏观上做划分。左宗棠运用政治家的眼光、军事家的方法，对西征新疆这项庞大的工程，作了理性的分析与周密的规划。他明白自己要集中精力解决好两大问题：一是政治问题，二是军事问题。要处理好两种关系：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无论问题还是关系，一切都是围绕人展开的，归结到一点，就是人的问题。而人的所有问题，无非是人心问题。怎么消化问题，处理好关系，幕后工作做得是否扎实、到位，就成了能不能收回的关键。这需要先从解决人心入手。左宗棠清楚地知道，组建西征军，对士兵练心、练胆、练战技，还只解决了微观问题上的内部问题。作为成熟的政治家，左宗棠脑海里在反复斟酌朝廷内部关系。要处理好的至少还有：一、海防派与塞防派怎么在争斗中保持合作？二、塞防派怎么将自己一方的观点，通过行动与奏折，跟朝廷沟通到位？三、在塞防派的内部，通过什么来凝聚人心，形成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在如此之多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与关系中，左宗棠需要理出一根主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他确定的原则，是“内辩外攻”。为什么是“内辩”而不是“内斗”？因为内部问题，说到最后都是自家的问题，将对方斗得越惨，自己受到的拖累也会越大。塞防派虽然已经在行动上大胜海防派，但两派的利益，说白了都是国家利益。中国人内部的事情，除了合作，还是合作。如果内部不合作，左宗棠成了“光杆统帅”。没钱没粮，没法包打天下。但跟政敌怎么合作？最好还是用辩驳的手段，从观点上去赢得对手，堵住政敌的嘴，赢来做事机会。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还在千方百计地考虑怎么拆台。左宗棠既已出征，马上面对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从哪里来？只能从海防派那里来。左宗棠做过统计，收复新疆，一年需要的白银开支，在800万两左右。但朝廷的国库，早已空虚，每年名义上可拨下500万两，而实际到账只有200万两。亏欠如此之多，左宗棠只有向朝廷求助。但中国商人哪里凑得齐这笔巨款？左宗棠想到，在保卫台湾时，沈葆桢曾有过向洋商借款的办法，他请求朝廷允许自己按照沈葆桢之前筹备海防时的方法，筹借洋款1000万两，每年付洋商8厘利息。清廷既然充分相信、并且全权委托左宗棠收复新疆，当然不会再打折扣，答应下来。但国家内部钱财已经被贪污腐败掠夺一空，外部存款已经被列强强权压榨干净，政府的钱库里也没有余钱。朝廷只好要沈葆桢“代为筹借”。不说还好，这下又捅到了旧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