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5

“空城计”好学不好做。太平军将领看过《三国演义》,你再摆架古琴坐到城头去弹,等于告诉敌人:此地无兵,快来捉我。得有自己的创意,不能照搬古人。左宗棠决定以诸葛亮的智慧来做当代人的事情。他先派人加急传令王开琳、王开化星夜回来救援。在城内则大肆张灯结彩,大放鞭炮,摆酒庆贺,四下传言前方石门已经捉到了李秀成。左宗棠自己穿上四品朝服,站在门口春风满面,迎接宾客,庆祝大捷。太平军的奸细听到了,马上出城,向李容发报告。李容发一听,大事不好,救父亲要紧,马上搬兵回石门。然而,到了晚上,李容发又朝左宗棠杀来。另一路探子已经飞来告诉他,李秀成正在前线指挥打仗,根本没有被抓到。还没开打,就已经上了左宗棠一个大当,他气得吐血,恨不得马上攻城。但来回一折腾,天已经黑了下来,只好命令部下,赶快绑好云梯,准备天亮再攻。天蒙蒙亮,李容发准备吹号攻城,去活捉左宗棠。突然听到楚军前后同时擂响了战鼓,呐喊声地动山摇。原来王开琳、王开化接到密报,已经星夜赶了回来接援。太平军腹背受敌,阵脚全乱,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李容发发现自己连上两当,既怒又怨还窝囊,带着一肚子气,逃回石门,拣回一条小命。这个“空城计”比诸葛亮导演的要精彩得多。诸葛亮的“空城计”到底有没有,历史上还有争议。左宗棠将这一仗作为自己毕生经典之笔。《左宗棠逸事汇编》中记载,左宗棠拿诸葛亮跟自己比较,认为这次成功的关键,是利用了敌方的间谍,帮自己暗通消息。这是诸葛亮“空城计”里没有的,所以自己已经称得上当代诸葛亮了。他说:“诸葛公料司马懿必不敢入空城,我却料李秀成必回师返救,料人料事,虽起诸葛公于地下,亦不过如此也。”出湖作战,战绩醒目,左宗棠倍感振奋。他晚年从新疆回到湘阴,还常拿它跟湘阴老家人闲聊时吹牛逗趣。眼下他当然没闲工夫吹牛,战事正紧。李容发败走,黄文金再来。1860年12月20日,黄文金统领数万人马,来切断祁门湘勇的生命线。黄文金带兵有个特点,看不起打不赢他的人。他称曾国藩是手下败将,很是鄙夷。但他见识了左宗棠的厉害,不是一般的怕,他带着大军压过来,一路上心里不停地发毛。这次左宗棠再不敢来空城计了。诸葛亮的特点是“一生惟谨慎”,左宗棠也是外松内紧,空城计不得已而用之。楚军跟黄文金短兵相接,硬碰硬,以会打仗著称的黄文金如自己所担心的,果然输了,他自己也在战斗中负伤。曾国藩很高兴,马上向朝廷报功,左宗棠被提升为“三品京堂候补”。太平天国开始急了。黄文金都不行,那最后只有派他们最厉害的侍王李世贤来跟左宗棠征战。李世贤以善战著名,战功显赫,爵位叫“天朝九门御林军忠正京卫军侍王”,一个靠真本事打出来的将领。他曾在天京两度告急之际,配合忠王李秀成彻底摧毁清军江南大营,立下过“救驾之功”。这样一位枭将,可不会怕左宗棠。这次双方一交手,左宗棠被打败。左宗棠一败,后果就严重了。景德镇失守,祁门生命线被切断。湘勇3万,30天内等不到军粮;军心大乱,曾国藩再一次想到自杀。他又给幕僚欧阳兆熊写好遗嘱。曾国藩到底选择自杀还是奏功?全看左宗棠最后是输是赢。1861年4月,左宗棠迎难而上,主动出击,以5000兵引诱李世贤10万大军,在乐平城展开生死决战。军事力量相差过大,为了抵消太平军在数量上压倒性优势,左宗棠战前先安排楚军士兵在城外挖筑掩护的战壕,再引水进战壕,将两头堵住,水顺着壕沟溢漫。这样,就可以大大地限制住太平军骑兵。战阵铺开。强强狭路相逢,接上火力,战斗打得天昏地暗。双方各有胜负,成败陷入胶着。人算不如天算。楚军人少,已经陷身大军包围,眼看沉没于敌军汪洋大海。陡然间,天空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骤然袭来。暴雨妨碍双方士兵的战斗力,也极大地消耗他们的精气神。左宗棠抓住机会,指挥将领再次发起猛烈的反击,兵分三路,越战壕而出,在泥泞中肉搏。楚军独特的“练胆”训练,关键时刻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在同样恶劣的环境里,楚军士兵心理素质过硬,在士气上开始压倒太平军。李世贤部下士兵渐处下风,体力出现不支,精神近乎崩溃,开始败逃。楚军乘胜追击,越战越勇,胆气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李世贤大军全线败逃,一万多太平军战死阵地。李世贤差点被活捉,他换上士兵服,蒙混逃脱。10万太平军第一次尝到了5000楚军的厉害,李世贤知道再留在江西与左宗棠决斗,是自寻死路。1861年夏天,他临时改变全军战略部署,从江西转入浙江。沿路碰上清军绿营抵挡,太平军如入无人之境,见兵杀兵,见将杀将,兵不停步,马不停蹄,长驱直入,顺利攻克常山、江山。->文人书屋<-3月,命候补三品京堂左宗棠帮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5月,又授左宗棠太常寺卿。[6]“襄办”改成“帮办”,表示曾国藩已经将左宗棠当作自己最得力的副手。从入张亮基幕府起,左宗棠出山已经10年,这是他第一次被授予真正有实权的官职。到这时,太平军主要将领,基本都与楚军交过手。结果几乎都以太平军败逃告终,他们开始害怕与楚军作战。但湘勇与楚军还在合力,对他们进行围剿。左宗棠在乐平集结楚军,再向婺源挺进。沿路见“人物凋残,为之悲悯”。他知道,这里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他们的陵墓还在那里,但经过战火的洗劫,程颢、程颐、朱熹的故居已经荡然无存,制度礼仪在民间也丧失得一干二净。程朱与湖南,与长沙城南书院有一段很深的教学渊源,算自己的师祖了。左宗棠恭敬地下马入城,“吊死扶伤,至深感喟”。李世贤一入浙江,浙江的八旗、绿营全线崩溃。从1861年9月到11月,短短三个月内,地州城市该占领的全被占领,太平军剑锋直指督抚府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大惊失色,连忙向朝廷写信,称浙江关系重大,请求安排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这是最难得一见、主动求退的官员。平时官员们忙跑官,战时庸官们忙禅让。朝廷一看,明白事态严重性,数天内就下了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两个月后,根据曾国藩的保荐,“浙江巡抚着左宗棠补授”。曾国藩这时已经学会了把准时机。从早年岳州、宁乡、靖港失败,曾国藩发现了,凡是自己指挥的战斗,基本上都会失败,他改作躲在后方指挥,多以胜仗告终。曾国藩是帅才,战略布局与政治运筹,是他的长处。历经8年军事与政治双重的血火考验,在官场江湖的刀山火海中出入,他已经蓄养得深不可测。不但摸透了朝廷上下的脾气,对官场套路,玩起来也炉火纯青。攻打浙江前,他迅速定下“救浙策略”:表面上积极上奏请示朝廷,推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暗地里又不下令楚军入浙作战。像动物世界里雄师捕杀角马,瞬间的算计与爆发可以做到分秒不差,曾国藩耐心等到李秀成攻破杭州城,才当机立断,下令左宗棠火速开进浙江。同时密奏皇帝,保荐左宗棠做浙江巡抚。经过这一年多的合作,曾国藩已经离不开左宗棠。他很清楚,楚军以一当百,但就5000兵的家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清军在太平军屠戮下死得越惨,则越证明湘勇有存在价值。只有让浙江被打烂得不成样子,他再安排左宗棠去收拾烂摊子,才可以造成“天下不可一日无湘勇”的局面,湘官集团的主动权才可牢牢把在手中。这在政治谋略里叫“倚敌自重”,曾国藩将它演绎得淋漓尽致。可怜官员王有龄,成了曾国藩与朝廷钩心斗角的牺牲品。王有龄,福建省候官(今福州)人,生于1810年,比左宗棠大两岁。他年轻时“为人倜傥,有奇气”,不屑读八股之学,跟左宗棠一样,科考取仕因此断路。但王有龄祖辈多高官,到自己这一代,沦落为平民,感到愧对列祖列宗,内心惶恐不安。24岁那年,赶紧去“报捐盐大使”。“报捐盐大使”,就是花钱买官。清朝卖官爵捞钱是乾隆爷的发明,为了充盈国库,他开了“捐官”先例。“盐大使”是八品官,买下来也不算很贵,办执照、上下打点,要1000两银子左右。费用是左宗棠买秀才文凭的10倍。1841年,王有龄去浙江报到,经系列“差遣”后,署理新昌县。用今天话说,做了代理县长。代理县长虽然是花钱买的,但王有龄办事能力强,比考上的官员水平还要好,史书评价他“干练廉明”。一则小故事,能看出他治县有方。刚到任时,新昌县内多盗贼,王有龄说:“此为饥寒所迫耳。”没有去抓,只出榜公示:“归田者不问,再犯者弗赦”,盗贼们自行解散,纷纷回家种田。到1851年,王有龄凭出色的政绩,做上湖州府知府。随后因为能干,不断获得升迁,先后做上江苏按察使、布政使。也就在那时,太平军杀进福建,占领浦城,并以浦城为根据地,围攻延平、建宁等府。王有龄马上报告巡抚,亲自安排部署攻防,解了延平、建宁之围,收复了浦城。1860年,王有龄收复杭州有功,升做浙江巡抚。他这个巡抚当得太不是时候。太平军被曾国藩“围点打援”逼迫,纷纷往江浙一带逃。要命的是,最厉害的李世贤被左宗棠打得带大部队转移过来了。1861年10月,余杭、绍兴等地相继沦陷,饷源断绝,援师阻隔,杭州“成孤注无可解救”。王有龄有士人气节,坚决不降,与众将官仍坚壁清野,死守两个多月。奈何太平军攻势凶猛,熬到12月29日凌晨,杭州城还是被攻破,王有龄只好以身殉节。王有龄是在书房中自杀的。陪同他一起自杀的,有浙江省各大小官员,以及王有龄的家属、女眷。数百人集体自杀,场面血肉模糊,与尸体横陈的战场一样,残酷凄凉,叫人不忍目睹。论办事能力,王有龄是个好官。他擅长治理,清正廉洁,爱民如子,与三国时的刘表相似。如果生在和平年代,他可以做个好父母官;但生在乱世,他只能替朝廷殉葬。王有龄菩萨心肠,死前仍不忘百姓。为了防止太平军破城后屠城,他留下遗书:“饥不食腐鼠,渴不饮盗泉”。李秀成看到,被他感动了,破城后,不但没有屠城,反而对他进行厚葬。[7]王有龄一死,浙江彻底沦陷。左宗棠任浙江代理省长,追击太平军余部。在这里,左宗棠再次追到了强敌李世贤。楚军凭气势发起凌厉的攻势。这次与上一战一样,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李世贤士气不振,开始一路败逃,逃到江山、花园岗。在花园岗,两军再次碰上了乐平城同样的情形。这次左宗棠改用火攻。处于攻势的左宗棠,借大火烧得太平军快要无路可逃。节骨眼上,倾盆暴雨骤然袭来。灼烧太平军的熊熊烈火,瞬间全被暴雨浇灭。太平军备受振奋,击鼓出战,楚军将寡兵少,失去火助优势,措手不及,顿时大败。一次歼灭李世贤部的机会,又这样溜走了。真是成也暴雨,败也暴雨,天助自己,也助对手。几场大战下来,左宗棠清醒地发现,楚军靠气势是万能的,但不是无所不能的。要彻底消灭太平军,凭楚军5000人马,有点单薄。于是马上打报告请求朝廷调拨人马。经过重新整编,楚军增加到27000兵,规模初具。在左宗棠整装待发的时候,李世贤也抓住空隙,又重新召集7万人马,去保卫天京。洪秀全这边拒绝李部进京,却严令李秀成回援天京,李世贤只好又改向安徽南部撤退,借以回避楚军锋芒。让太平军闻风丧胆、望风而逃的楚军,眼下成了湘勇事实的脊梁、朝廷倚靠的中流砥柱。依靠楚军这支特色军队,左宗棠的战功,越打越大;他的官位,越封越高。已经大权在握的左宗棠,怎样抓住时机,收拾乱局,将事功迅速做大?[1] “四品京堂候补”是个什么职务呢?京堂是明清时各衙门长官,意为“堂上之官”。清代对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大理、太常、大仆、光禄、鸿胪等寺及国子监的堂官,一律叫作京堂;职责是负责文书,草拟者叫京卿。中期之后,对官职小但任务重的人,另加三品京卿、四品京卿者,也叫京堂。其实就是不好封官,又要给左宗棠地位,就弄了这么顶帽子,供他暂时戴用。[2] 湘军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的有15人,位至巡抚的有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投入到曾国藩麾下,还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师、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容闳等,成为晚清历史最显赫的一页,后来的洋务运动也主要由湘军人物一手发起。[3] 事实上,此时曾国藩如果与左宗棠换个位置,两人的合作或许会更好一点。曾国藩一生谨慎,左宗棠一生豪迈。谨慎属阴性,尚柔,善谋;豪迈属阳性,性刚,善断。做老大要什么本事?一要敢拍板,二要会用人。这需要阳刚气足的人来做。阴柔善谋的人,可以做个好参谋,用人可以,拍板不行。但两人既然已经串位,也只好将就着这么干了,以后的磕碰,肯定会有的。当然了,如果左宗棠率领曾国藩,不见得一定就好,也可能出大错。如果左宗棠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好大喜功,他自己会犯大错,曾国藩也可能会被他活活拖死、整死。[4] 左宗棠这方面跟毛泽东最接近。毛泽东说“老粗出人物”,对武人将领格外看好。这样安排,在战争年代无疑是优势,所谓处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但和平年代,需要懂科学的知识分子。[5] 打仗的人最后才学怎么打仗,左宗棠这个想法很新很大胆。这跟他的精气神有关。左宗棠是个精力旺盛得超过蛮牛的人,自己胆气足,部队胆气跟着足,士气这么旺,一般的军队,碰到他气势上就先垮了。两军相逢勇者胜,打仗的技术,学与不学,总之差不了太远。冷兵器时代,胜败关键,看谁不怕死,谁打得猛。[6] “太常寺卿”是掌管朝廷宗庙祭祀之事的长官,虽属正三品,但也是个虚职。[7] 残酷的战争年代,让王有龄生不逢时。王有龄买官入仕,以他的才干与廉洁,反受到体制内外一致好评,这构成了对清朝官场最辛辣的反讽。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第十章 一起一落总督闽浙左宗棠带领楚军,以血肉之躯打拼,换来浙江巡抚官帽。1862年1月23日,清廷正式授予左宗棠浙江巡抚官衔。准确地说,这是画在纸上的官帽。浙江事实已经完全被太平军占领,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已被太平军武力推翻。朝廷以太平天国的土地做封辖地,是何心意呢?往好里想是鼓励士气,信任忠臣;往坏处想是惠而不费,批发官帽来换取前线士兵的鲜血。戴上这顶纸糊的官帽,左宗棠已经没有退路。他必须拿下浙江全境,坐实成为真正拥有浙江土地与民众的巡抚。这当然还要付出成倍的血汗代价。前线将士正在流血浴火,朝廷内部陡生事端: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行宫(今河北承德市)。咸丰皇帝一病死,慈禧太后紧急发动政变,将重用汉官集团的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都处理掉了。这对湘官集团一班人,无疑带来巨大的冲击。肃顺是将左宗棠从刀口下救出来的第一恩人,也是曾经提拔曾国藩、胡林翼的上级。湘官集团的命运变得悬拟起来。如果朝廷顺藤摸瓜,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可能会被一锅端。慈禧太后工于心计,喜怒不形于色。表面上看,她像不知道肃顺跟湘官集团有什么瓜葛,照着咸丰的老样,对湘官一如既往地重用。表面上的平和,掩盖不了骨子里的凶狠。慈禧太后铁腕肃敌,开始垂帘听政。对左宗棠来说,远在千里之外,除了奏折的审批对象变了,还不能感觉到什么明显不同。他与湘官集团就此事专门秘议,曾国藩态度不冷不热,他也就不再过问了。安心下来,静观一会,他对朝廷玩弄权术、关系,到底再没有什么兴趣,又埋头办自己的事。官帽一戴,他感到肩头责任陡然变重:自己既然已经奉命治理浙江,浙江土地上的民众都需要自己负责;既然又奉命督办,东南地区的大局也需要自己来负责。但大战对社会已经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浙江被打成了一副千疮百孔的图画,烂纸一张,要治理好,百废待举。左宗棠行走浙江,看到的全是“昔时温饱之家,大半均成饿莩,忧愁至极,并其乐生哀死之念而亦无之”的乱世衰象。“所过之地,分粮煮粥,俵散钱米,然涓滴之泉终难有济”。他的眼眶湿润了。民众物资极度匮乏,作为责任压肩的父母官,他能够做的,是带头在浙江搞节俭,以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他给自己立下两条清规戒律:一、凡是不到宴请宾客的时候,绝对不用海产品做菜;二、寒冬腊月的天气,只穿乱麻和旧棉絮做成的衣服。他身先垂范,将自己的工资管起来,每月除了向柳庄家人寄200两白银做基本生活费,其余全部捐掉救灾。单是宁波海关一地的收入,左宗棠每月可得8000两白银。他全部捐掉,直接转账划拨给赈灾机构。左宗棠这样做,不为装样子、做形象工程。他既没有在全省发起大规模的官场节俭运动,也不以自己节俭就标榜道德,而是充分考虑全省官员的个体差异性,承认“未必人皆似我之省约”。自己只做个示范,官员是选择学习还是反对,都由他们自己决定。既不开会表彰,也不私下惩罚。处身乱世,战火仍在烧,战争大于建设。为早一天将巡抚帽子戴稳,将浙江土地、百姓夺回来,1862年2月13日,左宗棠率军开进浙江开化县。这时,他遇到了打仗以来一个大难题,军粮严重短缺,士兵几乎要酝酿哗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在左宗棠伤透脑筋也拿不出办法时,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主动求见,来人叫胡雪岩。胡雪岩一进门,就拜倒在左宗棠脚下,仰问左大人有什么需要帮助?自己愿意效犬马之劳。左宗棠愁眉紧锁,随口问:你能不能10天内帮我筹集10万石粮食?胡雪岩很着急地说:10天?士兵肚子不是早饿空了吗?左宗棠惊讶起来:难道你还可以更早给到我?胡雪岩说:如果巡抚大人需要,我3天内可以运来。左宗棠岂止需要,是太需要了。于是很信任地说:我等你运来。三天后,胡雪岩果然如数送来10万石军粮。左宗棠长嘘一口气。过了几天,胡雪岩又送来意外惊喜,加赠楚军20万石。天上掉下个胡雪岩,帮忙解决了军粮难题。打仗的事,有谱了。左宗棠高兴得不行,当着胡雪岩的面,朗诵起苏东坡的词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左宗棠形容当时的情形,心怀感激,说胡雪岩“前次浙亡时,曾出死力相救”。真是奇怪,左宗棠每到危机关头,总有“贵人”相助,让他化险为夷。难道真有某种神秘力量,在悄无声息中安排一切?其实,胡雪岩捐助左宗棠的真相,说出来就一点都不神秘了。这些粮食事实早运到杭州了。胡雪岩为保险起见,将它偷偷藏在海湾某个港口附近。胡雪岩原来是准备将这30万石军粮全部赠送给王有龄的。胡雪岩与王有龄,在早年结交下了一种在当时看来非常独特的官商关系。胡雪岩童年时家里很穷,靠帮人放牛养活自己。等到年龄稍大,他就去了一家钱庄(相当于今天的银行)当学徒。穷苦人家的孩子能吃苦,胡雪岩埋头做事,从扫地、倒尿壶之类的杂活干起。三年师满,庄主见他工作勤劳、办事踏实、做人机灵,就提升他做了“跑街”。“跑街”就是帮老板讨债以维持生计的人,每天的工作,相当于在证券投资者与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之间来回传递信息。讨债与传递信息做久了,胡雪岩摸出门道,草根要混出个人样来,得巴结官员。但自己位卑人微,与其巴结,不如培养。他看中王有龄,赌他的前途,就冒险挪用公款500两白银,借给王有龄买“代理县长”。财务出了这么大个漏洞,经不起查账,庄主当即开除了他。古人说,腰缠万贯,不如薄技在身。有了在钱庄工作的经验,胡雪岩不怕失业,他已经知道怎么自己开银行。他先在湖州贩卖粮食,赚点小钱养活自己。期间四处活动,筹划自己在杭州设银号。设银号需要官方批准。刚好王有龄仕途顺畅,从县令到知府一路往上升。对自己落魄时帮助过的大恩人,王有龄懂得怎么回报,就帮助他开办了“阜康钱庄”。从此以后,王有龄出面支持,政府的公款,就全部存到“阜康钱庄”里,【www.52dzs.com】由胡雪岩全权处理汇兑事宜。这种企业,相当于在今天办了家国办民有的垄断银行。垄断银行生意奇好,原因是浙江地处东部沿海,商业贸易自古发达,工商业文明有几千年的底子,到清朝已经形成全民皆商。商人多,交易大,汇兑工作像人吃饭一样频繁,利润也就像钱塘江潮水一样平地狂涌奔来,胡雪岩几年内暴富。尝到了利用权力的滋味,品味着商业利润的甜头,胡雪岩在“商人与官员勾肩搭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钱越滚越多。1860年,太平军攻打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召集绅商,问计如何守城。胡雪岩站出来回答:守城最重要的是粮饷。他自告奋勇,愿意筹钱办粮。王有龄同意了。绅商们现场捐钱填票,胡雪岩拿了银票,冒险穿过交战的前线,去后方大船买粮。由于王有龄文人不懂军事,带领的绿营实在太不禁打,而太平军又掠杀成性,被湘勇追杀得紧,因此破釜沉舟,不计代价地猛攻杭州城。太平军大兵压城,曾国藩按兵不助,王有龄坐城待死。等胡雪岩九死一生买粮运来,才发现杭州城已被攻破。自己苦心资助、全身依赖的王有龄一死,竹篮打水一场空!胡雪岩一阵天旋地转,感到手脚冰凉。自己辛苦投资的官场代言人,居然死了!冷静后,他想:得赶紧找一个隐秘的地方,将粮山米海的船舶藏起来。一方面得防备被太平军劫持,另一方面得再度耐心等待浙江省新东家的到来。度日如年地等待了两个多月,左宗棠果然盛气凌敌地出现了。胡雪岩迫不及待,主动求见,孤注一掷,将宝全转压到左宗棠身上。左宗棠回忆胡雪岩告诉他的情景,“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杭城垂陷,胡光墉(胡雪岩字)航海运粮,兼备子药,力图援应,载至钱塘江,为重围所阻,心力俱瘁。”左宗棠被胡雪岩的真心实意打动了。有了后勤资助,楚军如虎添翼,左宗棠率士兵乘胜追击,在浙江再度赶上李世贤。强强遭遇,你迫我击,互有胜败。但楚军的转机很快就出现了。朝廷从楚军的生猛战绩中看到了希望,也不遗余力来支持。1862年秋冬交替的时节,新任命的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带了8000兵赶来助战。左宗棠实力陡增。太平军势力却在锐减。这时,曾国藩的弟弟曾老九——曾国荃已经率领湘勇将南京团团围住了。太平天国首都告急,李世贤奉命回南京增援。主帅一走,留下的部队,失去了灵魂,像一群无头苍蝇。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士气消长也在改变。楚军粮食管够,肚子有饭,打仗有力。到1863年2月,左宗棠发起猛攻,三战三捷,太平军防线彻底崩溃。浙江全境,已经可以预期重新回归清廷。掌权才3年的慈禧太后,看到沦陷区卖一顶官帽子,就可以换回全部失地,更加乐意做这样的买卖。这段时间,慈禧打心眼里高兴。看着左宗棠浙江连捷,她嗅到了清廷中兴的希望,也庆幸自己没有借清理肃顺将湘勇统帅顺手给清算掉。对比自杀的前任巡抚王有龄,慈禧已经明显看出一个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同一个浙江,王有龄来抵抗,总汇报说“全浙糜烂”,看得叫人灰心;左宗棠一来,军粮不问国家要,军饷也不要国家发,却打得太平军落荒而逃。真是没有不好的地,只有不会耕的人。慈禧太后冷静盘算:左宗棠这样的人才,既然可以振兴一省,是不是将来也可以用来振兴一国?想到这里,慈禧太后不再犹豫,定下决心,全力支持左宗棠。1863年5月,清廷又下谕旨:闽浙总督着左宗棠补授,仍兼浙江巡抚。闽浙总督与两江总督平级。这距离两江总督陶澍预言左宗棠将坐上自己的位置,已经过去25年;距离左宗棠第一次出山,刚好11年。太平天国已经日薄西山,灭亡指日可待。虽然再没有大战,小追击战仍然不断。左宗棠得寸进寸,步步为营,逐步推进,到1864年4月,如期攻破杭州城。在一群亲兵的拥护下,左宗棠第一次走进浙江巡抚衙门,坐上巡抚交椅。一个40岁才出山、48岁才做官的草野读书人,面对这种身份陡变,一时难以平静下来。早年的率真与狂放,遭遇的屈辱与嘲笑,如今全都成了历历往事,如烟如梦。捧着光荣与梦想,左宗棠百感交集。慈禧在北京接到战事节节胜利的奏折,笑开了花。她说:左宗棠虽是一员儒将,带兵打仗还是挺有本事的。10天后,论功行赏,左宗棠加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到1864年10月底,左宗棠又被朝廷加封为伯爵。左宗棠被不断飞来的荣誉跟勋章压得做梦都要笑醒了。今天的左宗棠,不再是当年湘阴农村那个心高气傲的小青年了。那些年,不断遭遇挫折,导致失意,产生彷徨。带着一种激愤,他自称当代诸葛亮,希望“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现在,他功成身高,要践行“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了。朝廷将荣誉主动送上门来,他头一次变得谦让,说:“封赏伯爵,自顾何能?允收成命。”但朝廷封下的赏,哪里有收回的道理?便又下一道谕旨,对他先表扬夸奖一番,最后说:“着无庸议”。告诉他不用再装清高。但左宗棠还在推辞。朝廷最后答复,就七个字:“知道了,毋须固辞。”慈禧有点不耐烦了,左老三不是一直高调吗?今天怎么谦虚起来?皇上给你的赏,你领了就是,再辞我就发脾气了。三辞过后,左宗棠于是名正言顺地接受了伯爵的封号。左宗棠如此谦虚,一是贵族伯爵的封号,对昔日“湘上农人”像块一吨重的勋章,接住它不无惶恐。二是左宗棠第一次面对巨大荣誉,激动失措,学曾国藩又不像,谦虚过了头。荣誉面前,左宗棠首先想到感谢左家祖先。他说:这些都是我的先辈们积下了恩德,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开始兴盛了,而在我身上体现出来了而已。我很担心因为自己得到太多,用得过度了,反而招灾,让祖上的恩德在我身上“陨坠”,所以“夙夜兢兢,实不敢有一毫喜色”。被荣誉肯定、激励,左宗棠信心更大。浙江全境既定,他继续挥戈南向,剑锋直指福建。这时南京已被焚城。[1]太平军余部约30万人,在李世贤率领下,在福建漳州建立了一个占领区。太平军余威仍在,清廷不无担忧。为了激励左宗棠,彻底消灭太平天国,1864年11月9日,他的伯爵封号晋级为一等,赐名“恪靖”。叫“一等恪靖伯”。[2]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52岁的左宗棠,跟臣相诸葛亮,只有一步之遥了。[3]左宗棠决定尽早扫清太平军,以腾出时间来治理和建设。早年会试路上抄下的经验,柳庄科学种田的实验,今天在福建与浙江都可以派上大用场。太平天国这时已成散兵游勇,彻底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到1866年2月,在广东黄沙嶂,太平军最后一支部队被楚军追上,追到一个叫金盘堡的地方,杀死了部分,俘虏一部分。至此,太平天国彻底覆灭。从1860年8月10日成立楚军,在长沙金盆岭召开誓师大会,正式走出湖南开战,到今天彻底消灭太平军,5年半。左宗棠回忆,5年多来,在战争陷入胶着状态的时候,自己也曾有过彷徨。彷徨中,请算命先生打过一卦。算命先生说,“嘉湖做战场,末劫在钱塘”,如今,嘉应州有钱塘的废墟,正好和末劫的说法相对应。而“金盆岭”和“金盘堡”居然也前后相应。他怀疑是不是真有命运一说?慨叹道:这真是一个神奇的事情(“亦一奇也”)!从1852年入幕指挥打仗,长达14年的残酷战争生活,终于告一段落。左宗棠再度想起隐居、柳庄生活的幸福梦,在战后闲静时思念起来,竟然如此绚烂多彩。那是个出彩的美梦,也是自己27岁那年所憧憬的生活:“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如今功成名就,是要好好体验一下生活了。想到这里,他不禁心驰神往,当天写信回柳庄,告诉大儿子左孝威说:我盼望已久的“从此可解甲归田”马上可以实现了,这“岂非幸事?”左宗棠对和平生活如此渴望,缘于他对战争的负面作用看得很清楚。他说,《易经》里有句话,“圣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很明确地将战争定义成“毒天下”,打仗是迫不得已。他希望通过治理好国家,永远不让战争发生。天下的叛乱都是从小地方发起的,如果平时有好的地方官保护好老百姓,清查保甲,分清好坏,切实地办理好这些实事,将叛乱消灭在萌芽状态,哪里还需要什么戡乱?!太平天国之乱是前车之鉴啊!他教育儿子们,希望他们将来做个能耕作也能断文识字的人,不要再学自己。[4]14年来,左宗棠身份最大的变化,是从乡绅、教书先生,民间乐善好施的慈善运动发起人,摇身变成闽浙总督、一等恪靖伯。无论是平乱,还是治理建设,他都被慈禧认定是一等一的人才,朝廷已经离不开他。他与林则徐一样了,“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他的官开始越做越大,官帽上那颗红宝石,变得越来越大。那就是传说中的红顶子,象征权力与荣誉,是数以十万计的血肉之躯结晶出来的光。生在乱世,除了戡定叛乱,他别无选择。眼下,他还要去打仗。等待他的,是又一场艰苦卓绝的拼杀。只是,这一仗打下去,他的前途遭遇意外:自己的官帽打落在地,脑袋差点也跟着掉地。帽落平捻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彻底覆灭,几乎同时在陕甘地区,朝廷又逼出捻军起义与回民变乱。捻军起义声势之浩大,可以跟太平天国相提并论。捻军产生原因,就含在名字里。捻军名字的含义,意即揉捏而成的军队。捻军源于捻子(也称捻党),产生于清康熙年间。“捻子”最初是安徽、河南一带游民,他们有捏纸,将油脂点燃,烧油捻纸作法,节日聚众表演,为人驱病消灾收点钱。早期捻子只向乡民募捐香油钱,兼卖油捻纸。但“捻子”成员相互熟悉后,阶层迅速聚合,组成一个秘密民间组织,成员由游民也转移成农民、手工业者为主,活动在皖北淝水和涡河流域(涡河位于淮北平原,是淮河第二大支流)。到嘉庆末年,捻子集团增多,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经常在安徽亳州、阜阳,河南、江苏、山东等地护送私盐。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国家自然灾害,战乱频繁,物质严重短缺,“捻子”趁乱做大,通过向老百姓敲诈勒索、恐吓取财,获得组织经费,进而组成捻军。捻军每个人头上都披着搓捻得像酒鬼一样的头发,作为军队标志。表示起义的队伍由原来许多小股武装、后来逐渐搓捻成大股武装。人多的一股叫大捻,人少的一股叫小捻。捻军到了后期,首领主要是两个:西捻军梁王张宗禹,东捻军遵王赖文光。捻军规模日大,因利益冲突,与清政府逐渐发生武装冲突,朝廷派兵镇压。但当局上层腐败,地方治理不力,加上太平天国支持,导致越冲突越镇压,越镇压越强大,强大到捻军终于起义攻城。清廷感觉到了捻军的威胁,派出蒙古族将军僧格林沁将军带兵镇压。1865年4月,数万捻军从山东汶上进入郓城的水套地带,僧格林沁亲自率军追剿,双方在曹州发生遭遇战。僧格林沁用“军分三路合击”战术围剿捻军,结果惨遭失败。他的三路部队全部败退到已被捻军抢光、烧光、杀光的荒凉村庄。捻军在村庄间开始全力反击,僧格林沁的部队被死死围住,粮草、水源断绝,僧格林沁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突围。捻军再次打破常规作战,发挥神出鬼没的游击战优势,僧格林沁军队被打得晕头转向,分不清东西。一路跌跌撞撞,僧将军逃到一个叫吴家店的地方。清点一下亲兵马队,已经消耗了近半。要命的是,这时,投诚归入僧部的捻军叛变,帮反击的捻军里应外合夹攻。僧格林沁内外交困,慌了手脚,抽出佩刀,乱砍一气。捻军强悍,战斗一久,僧格林沁的战马活活累死,人扑通倒地。捻军蜂拥上来,乱扎乱砍,僧格林沁转眼尸首异处。僧格林沁可是蒙古贵族出身的清军大将。他是道光皇帝姐姐的过继儿子,1825年继承科尔沁郡王爵,先后做过御前大臣、都统等职,在八旗全面衰落的晚清,像祖先成吉思汗一样英勇善战。这样一位一流王族大将阵亡,让整个清廷彻底震撼。明白捻军是一个强大的军事武装集团,是个拥有大规模杀伤实力的暴力组织。朝廷紧急升级战争规模,以消灭太平天国的规格,来对付捻军。国难思良将,朝廷首先惦记起曾国藩。1865年,功成名就的一等勇毅侯曾国藩,正坐在两江总督的官位上,享受权力与生活。54岁了。从1853年创办湘勇起,经年用脑过度,带兵在前线遭遇恐吓过多,先后自杀三次,一旦平静下来,才发现身体垮得厉害,精力明显下降。朝廷一纸令下,命曾国藩领兵去扫平捻军。曾国藩一看,心里窝了一肚子气。去年湘勇攻下南京,朝廷暗地里威逼他自行解散湘军,他感到十分憋闷。表面装得十分顺从,暗中移花接木,将湘勇转移成淮军,培养学生李鸿章做接班人。[5]现在他手无寸兵,朝廷对他不用防范。曾国藩却十分谨慎起来。已经功成名就,拜相封侯,位极人臣,可以摆资格,没必要节外生枝,弄得晚节不保。“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曾国藩爱惜羽毛到了敝帚自珍的地步。他生怕在暮年走错一步。尽管朝廷一再催促,他只管发牢骚,上奏折尽力推脱。朝廷一看不对。你翅膀硬了,我动不了,但我可以诱惑你。于是照湘勇当年先授实权再办事的方法,任命他做“剿捻钦差大臣”,授他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八旗、绿营文武的权力。这种封官许愿,超越了侯的待遇。曾国藩对“曾侯”变“曾公”有兴趣。遗憾现在湘勇裁得只剩数千人,他管辖的淮军,统帅却是学生李鸿章,而缔造淮军的李鸿章,却无权统兵,“帅”与“军”分离制衡,师生相互牵制住了。曾国藩知道,眼下凭实力干不出实绩。但也愿意被动去做个样子,以取得主动权。毕竟朝廷这样来敬酒,再推脱就是大不敬。但曾国藩此时已成理学大师,完全没有了办团练之初的草莽,甚至连草莽冒险的进取心、血性、锐气一同丧失干净。圆熟与世故,让他的军事思想由攻转防。总结了僧格林沁猛攻导致失败的教训,他提出自己的战略部署:在安徽、河南、江苏、山东四省十三府重点设防,改变“尾追之局”,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他在战区坚壁清野,设立了“良民册”与“莠民册”。有良民证的不问,没有良民证抓到立即法办,试图从细胞里瓦解捻军。曾国藩又在运河、沙河与贾鲁河上推行“河防”:强行在土质松软的河岸上建立堤墙工事,试图借这道“新的长城”,将捻军困死。但这边堤墙工事还没修好,捻军大部队已经快马加鞭,从开封以南轻松突破河防,挺进到清兵薄弱的山东。山东是北京的天然屏障。朝廷内部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文官们质问:刚刚剿灭18省太平军的湘勇优秀统帅曾国藩,剿捻已经两年,只能剿出这点水平吗?不敢相信。有官员直接弹劾他,说曾国藩“自污”,就是故意装无能。曾国藩自知理亏,怕污点伤及名誉,出来回答质疑:“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趁机提出隐退。向朝廷请半年病假,没批准;又请求开缺,以散员留军效力,仍没批;最后他请朝廷削掉自己的封爵,还是没批。清廷开始拿曾国藩头疼起来。用不得,骂不得,罚不得。他早说了不来的嘛,他打不赢,你不信,现在理反倒站到他一边了。军功如此显赫的侯相,主动申请削掉封爵,是摆老资格,谁敢真动他?谁动谁威信扫地,等于自残。批准请假吧,又没人顶他;以散员留军,更是烟雾弹。清廷哑巴吃黄连,反复权衡,只好临时换帅: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李鸿章继任“剿捻钦差大臣”。李鸿章行吗?朝廷没底。但有一个人让朝廷有底。左宗棠。太平天国被剿灭后,朝廷防湘勇统帅防得厉害,担心曾国藩与左宗棠结盟。现在战争已让曾国藩走开,朝廷第一个想到要将左宗棠请进来。但这只是朝廷的想法。左宗棠对战争开始敬而远之。战争以屠杀敌人为职业: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是“毒天下”,不得已而为之。左宗棠的兴趣,在办事、搞建设。早年湘水校经堂传授的“经世致用”教育,已经深入他的骨髓:青年时期在湘阴农村,他实践农业科技,研究的是科学种田;现在做闽浙总督,治理福建、浙江,他对工业科学再次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工业科学如何去践行?左宗棠想到,得在马尾办一个船厂。1866年7月14日,左宗棠规划了福州船政局(马尾船厂),作为中国第一家军舰生产基地。配合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创办“求是堂艺局”,即福州船政学堂。学堂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学堂为制造学堂,又称“法语学堂”,主设造船专业,意在培育船舶制造和设计人才,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可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也称“英语学堂”,意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专业为驾驶,后又增设轮机,下设英语、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学等课程,优等生可选送英国留学。开办福州船政学堂,用左宗棠自己的话说,“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习”。福州船政学堂1866年12月23日开局招生,严复以第一名被录取。作为主体的福州船政局制造新式兵船、炮舰,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造船企业,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左宗棠筹来47万两白银做创办经费,马上动工。他规划:以后常年经费从1866年11月起,由福建海关月拨五万两,养船经费则由福建省厘金局(相当于今天的税务局)提供。这是洋务运动大潮中的第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左宗棠因此成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就在左宗棠满脑子规划中国未来船厂时,捻军大乱。他的洋务计划跟着被打乱。朝廷一纸命令,左宗棠被召唤,从闽浙总督的位置上走下来,直奔平捻前线。左宗棠有点依依不舍。毕竟,自己刚刚打下的福建、浙江,经战乱后百废待举,船厂才起了个头,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怎么搞,洋务怎么弄,他才理清思路。不能抓全局,就抓重点建设。左宗棠想:船政大业是百年大计,决不能就这么半途而废。接替自己的新任闽浙总督叫吴棠。吴棠为人怎样、办事如何?会支持船政局,还是会反对?左宗棠没底。自己与吴棠平级,无权管理,万一吴棠兴趣不大,或者反对,一纸文件下令将福州船政局关了,就可惜了,自己人走政息,白搞了。左宗棠得马上找个船政大业的接班人。这个人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能完全听命于自己;二、熟悉情况,是福建本地人;三、言必信,行必果,有非凡的执行力。环顾中国官场,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找谁呢?左宗棠将人物在脑海里逐一自问,一个名字突然跳了出来:沈葆桢。沈葆桢,福建省侯官县(今福州市)人,生于1820年,比左宗棠小8岁。左宗棠想到他,中间还有层特殊关系: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16年前,林则徐约见左宗棠,湘江夜话,以新疆事业托孤。现在,左宗棠就要去完成林则徐未竟的大业,对他的外甥兼女婿,以船政事业托付,这一切不是太好了吗?沈葆桢自己的想法怎样呢?左宗棠没底。他决定当面谈,因为沈葆桢就在眼前。沈葆桢与李鸿章是“同年”,因在江西抵抗太平军有功,1861年被曾国藩向朝廷举荐,做上江西巡抚。但就在巡抚任上,母亲突然去世,沈葆桢回福州老家丁忧。怎样才能让沈葆桢出山?左宗棠根据自己青年时代被张亮基、骆秉章请出的方法:亲顾家门,现场邀请。第一次光顾“沈庐”,左宗棠热情高昂,亲自到福州宫巷请沈葆桢出山。不想热嘴吃了冷豆腐,沈葆桢只一个劲地推脱说“重孝在身”,不能赴职。左宗棠拿不准沈葆桢是不是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诚意,那就充分表达诚意试试看。不久又马上第二次光顾“沈庐”。不想又白去一趟。回去后,左宗棠看明白了,沈葆桢要的不是自己的诚意与姿态。那他要什么呢?经过一番换位思考,左宗棠想明白了:沈葆桢有许多难处,最主要担心受吴棠制约,办不好事。对症下药,自己先帮他扫除掉这些障碍,再请出山不就水到渠成了吗?左宗棠立即着手办两件事:一,向朝廷上奏折,申请将福州船政局升级为朝廷直管部门,不归闽浙总督管辖,“凡船政奏折无需经过巡抚衙门,仍由沈葆桢会臣领衔”。二,命令胡雪岩准备好办船政局需要的银子,而且以后船政局凡是需要用钱的地方,全部由胡雪岩负责解决。第一件事很快又来回应,朝廷很快批准了左宗棠的申请,当即下发了圣旨。胡雪岩经商事业正如火如荼,当即向左宗棠保证资金到位。左宗棠带着圣旨“三顾沈庐”,对沈葆桢宣读:“朝廷已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随时调遣,责成署蕃司周开锡不得稍有延误。”沈葆桢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左宗棠送的这个“大礼包”太突然,诱惑力很大:政府优惠政策有了,钱也不要自己发愁了。于是答应下来。1867年二月初一,朝廷根据左宗棠的汇报,下旨令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就这样,沈葆桢服期还没有满,就正式出任了“福州船政大臣”。船政局掌舵的人选落定,左宗棠松了口气。通过诚意感化与政治智慧运作两手,他如期达到了目的,也相信请沈葆桢是找对了人:“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沈公而已。”找好了船政大臣接班,左宗棠接令再去剿捻。他想起与林则徐的湘江夜谈,事业托孤,西北对中国更重要。1867年3月,左宗棠统帅楚军,挥师出发平捻。捻军这时又有了新变化。原来是一个整体军队,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在1866年10月已分为东、西两部。西捻军由张宗禹率领,东捻军由赖文光率领。左宗棠负责剿灭西捻军,东捻军由李鸿章负责。到潼关后,左宗棠酝酿了一个平捻的计划,取名“兜剿”。当时,捻军主要集中在西安以北的富平一带,南有渭河,北有北山,东有洛水、黄河,西有泾水,自然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的天然封闭圈子。但捻军的作战风格与太平军完全不同,战争的发展不断超出左宗棠的预算。因北山一带的防兵过弱,被西捻军突破,“兜剿”计划失败。捻军也不像太平军跟楚军搞阵地战,他们的战术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左宗棠始终无法抓住它的主力。问题的严重性不止这些。楚军在陕晋边界与黄河沿岸打捻军,却意外冲出一支回民武装,完全转移了楚军的注意力。捻军大股,趁机顺利逃到黄河西岸。要防止捻军过河,楚军被逼由进攻变成了防守。左宗棠想,军队过河需要渡河工具,没工具他不担心。但南方人不知北方气候,左宗棠失策了。12月22日晚,突然刮起南风,黄河水冻结成坚冰,捻军踏冰顺利过河,杀进山西。山西全省震动了,北京感觉到了威胁。朝廷惊恐,当即给左宗棠下达严重警告,“着交部严加议处”。左宗棠自己又急又气。楚军自出来打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哪里遭遇过这种耻辱性的大失败!“南方牛”碰到了“北方马”。捻军行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楚军气势跟胆魄完全失灵。追赶灵活诡异的“滑捻”,他有点沮丧,心急火燎跟着捻军沿黄河后面追。好不容易追到山西,捻军不知何时已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河北了。河北距离北京城,也就一步之遥了。朝廷上上下下吓得跳起来,对左宗棠作了他带兵以来最严厉的批评,又下死命令:只要北京出了问题,“唯左宗棠是问”!左宗棠自尊又自负,哪里受得了这种气?逢难必挺的他,第一次被逼得想到自杀。与此同时,李鸿章负责剿灭东捻军。自取代曾国藩,他用离间计,打了许多胜仗。李鸿章安徽人,对捻军习性了如指掌,战场节节顺利,杀了对手几万人,到1868年1月,活捉了东捻军头领赖文光。东捻军已灭,不想西捻军却进入河北。慈禧太后紧急召集军机大臣开会。指出:西捻军5万,已经打进定州了。左宗棠的楚军干什么去了?是拿左宗棠开刀的时候了,要革职,夺了他的花翎,脱去他的黄马褂,留在任上,戴罪立功。紧接着又安排:令李鸿章火速回师北上,保卫北京。军机会议才开完,直隶总督官文(1867年11月29日新上任)发来紧急奏折,称捻军已经进犯了保定,先头的侦察兵,已经有一股出现在北京卢沟桥一带。养心殿会议室里,刹那间一片死寂。儿皇帝同治坐在慈禧前面,第一次发话。他一张口,叫人心惊:如果左宗棠将捻匪放进北京了,就咔嚓一下砍了他的脑袋,让那些不卖力打仗的人看看!慈禧太后一惊,目示他不能乱说。皇帝开金口,命令不能改。她马上补充一句,看来对左宗棠还不能马上就重罚,楚军是他的,杀了他容易,指挥楚军,就难了。左宗棠的脑袋,此时成了朝廷手中的西瓜。捧起还是切掉?全看朝廷胃口。朝廷决策者们商定:左宗棠杀不得,得换思路,恩威并施,既罚也赏,对左宗棠与李鸿章挑明,谁灭了西捻,就重赏谁。这时,朝廷的精兵、重兵,集中赶来,保卫北京,周围达10万之多。但西捻军首领张宗禹5万人马还在河北、北京一带穿梭,如入无人之境。朝廷大小官员,每天又惊又怕,捧着脑袋睡觉,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提走。朝廷见重赏不行,又来硬的了,再次处罚左、李,并下令:限期一月,将西捻军全数歼灭。歼灭自然是一句空话,左宗棠这样的军事天才,一直在卖力的统帅,能歼灭早就歼灭了,不用你催。但不能歼灭,不是左宗棠无能,而是朝廷自己军事安排制度出了问题。左宗棠看出来了,他抱怨说:“数百里内,大臣三,总督一,巡抚三,侍郎二,将军一,如何统御?”大佬扎堆,谁也不会听信谁,谁也无权指挥谁,朝廷不将关系理顺,大佬们无法发挥,只能带着一身本事等死。跟西捻军作战,成了一场无期徒刑。到底责任在谁呢?慈禧太后当然不会将责任归罪到自己。≮更多好书请访问:www.wrshu.com≯根据这次会议的指示,左宗棠的官爵稍后全被削了。在官场奋斗十多年,这真像一场别墅换别针的游戏。折腾几下,终点回到起点。左宗棠与李鸿章虽然严重不和,但只能联手,也只能孤注一掷了。只有打赢,他们才能拣回原职原爵。西捻军最后居然奇迹般地被歼灭了。原来,西捻军高层内乱了。左宗棠攻势凌厉,李鸿章率淮军助阵,西捻大军被团团包围。军事高层内部压力巨大,意见开始发生分歧,逐渐产生争吵。张宗禹脾气上来,怒火攻心,将带头内乱的10多个将领一口气全部杀了。这一下军心大乱,将领人人自危,不再争夺北京,而纷纷寻求避战自保。李鸿章乘隙配合猛攻,西捻军大败而逃。左宗棠乘胜迅猛追击。1868年8月,楚军、淮军联手将西捻围困在鲁西北。天助左宗棠,连日下起瓢泼大雨,捻骑不能奔驰,优势丧尽。楚军以练胆起家,擅长肉搏战,这下优势全发挥出来了,个个势如蛟龙,胆壮如虎,西捻军哪里扛得住,瞬时全线溃败。张宗禹在逃离中失踪,西捻全军顷刻间覆没。西捻军一灭,左宗棠的官帽,又被慈禧太后拣起来了。拍拍灰,戴到他头上,说几句左老三真不错的话。出生入死,一起一落。面对光荣与耻辱,左宗棠充分体验到了带兵打仗与为官从政的起伏,也充分感受到了朝廷与官员间的人情冷暖。如果在前线卖命时从传言中听到儿皇帝同治说要砍掉他的脑袋,他会作何感想?左宗棠是不是想过:我为什么要揣着脑袋,来忠于这样窝囊、黑暗、无情的朝廷?专制独裁的皇帝制度,无论官大官小,生活在里面的人,都会不寒而栗。慈禧发动政变那段时间,朝廷上下昏乱,社会完全混乱;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末世王朝迹象尽显。左宗棠难道不想改旗易帜,对清廷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倒戈夺权?[1] 1864年,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率领湘勇攻破天京。历史记载,曾国荃虽能征善战,但屡屡屠杀平民,军纪极差,杀人如麻,南京屠城,为人诟病;南京城破后,曾国藩上奏入南京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详细记载曾国荃城破南京后,“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彭玉麟见状不满,致函曾国藩,要求他大义灭亲。烧毁南京后,曾国荃立功,被朝廷任命做湖北巡抚。[2] 封爵是中国古代帝王对有血缘关系的亲族或功臣授予的一种称号,是社会地位高低和享受物质利益多少的标志。一般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或功劳的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封爵制度开始于唐虞夏时代,爵位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清朝完善旧制,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成熟,定世袭七品官为恩骑尉从,确立了二十七等世爵制,依次为:公,分一至三等,超品。侯,分一等侯兼一云骑尉,及一至二等侯,超品。伯,分一等伯兼一云骑尉,及一至三等伯,超品。子,分一等子兼一云骑尉,及—至三等子,正一品。男,分一等男兼一云骑尉,及一至三等男,正二品。[3] 诸葛亮25岁那年,刘备前往南阳三顾茅庐(南阳卧龙岗或襄阳古隆中,有争议),答应出山辅助刘备。28岁时诸葛亮出任军师中郎将。40岁那年,诸葛亮任蜀汉丞相,领益州牧。42岁那年,永安托孤,刘禅即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4] 《左宗棠家书》“谕知兵事不宜滥用”原文:吾少时好谈兵,于古今兵事,颇有独见灼知之处,遂以此为当道所推许。驰驱戎马,忽已十馀年矣。祸难方殷,未知何时始能底定,长摄归田。然每念及尔等,则惟愿努力作耕田识字之好秀才,佳子弟,不愿学老夫也。盖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易》曰:圣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明指为毒,可知用之者必不得已也。盖天下之乱起于一县,平时保民治匪,果有好地方官,清查保甲,分别良莠,结实办理,自然无事,不宜随便用兵。无论宵小踪迹,出没无常,发兵捕剿,百不得一。即兵实可用,带兵之人实在能干,亦只可用壮声威,以振良民之气,而寒宵小之心。至于清查村堡之人,仍以用本地绅民为主。若以昏懦之官,带无纪律之兵,下乡查访,所到之地鸡犬一空,首要各犯早已闻风远遁。甚或妄拿良民,要功冒赏,而良民亦激为匪祸,且至数年不息。三省教匪,即由地方官派兵查拿而起,其前鉴也。比园平阳会匪一案,感而书此。[5] 淮军是在曾国藩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军队。因为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称“淮军”。成立的原因是,1861年,太平军向上海进军,上海守备清军不能抵抗,外援英军未到,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总督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军务,湘军驻安庆,上海地方官绅派代表向他求援。曾国藩早有用湘军制度练两淮勇丁的计划,当即命他的得力幕僚李鸿章招募淮勇,于1862年3月在安庆编成一军,称“淮勇”,又称“淮军”。第十一章 密谋问鼎似可问鼎1868年底,平定捻军,军务稍息。这时,左宗棠从官场上已风闻儿皇帝同治曾对自己下达过斩杀令,脚底陡然升出一股凉气。左宗棠有点痛惜地回忆:1861年下半年,湖南籍的官员们,曾对清廷政权去从,有过一次倒戈密谋。扳倒杨霈,湘官集团与满官集团力量对比开始失衡;樊燮事件中,斗赢官文,湘官集团迎来蓬勃发展的夏天。湘官集团事实主宰了中国的命运,这已经是朝廷上下公开的秘密。湘官们难道不想再造一个新王朝吗?而清王朝此时恰好处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颠荡中。对手握王朝军事实力的湘官,问鼎近在咫尺,机会千载难逢。1856年至1860年,英国与法国联手,以“亚罗号事件”及“西林教案事件”为借口,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联军杀进北京,咸丰皇帝北逃热河。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撒手人寰[1]。根据遗诏,皇后钮祜(hù,福)禄氏和懿(yì,美好)贵妃叶赫那拉氏同时被尊为皇太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钮祜禄氏就是后来的慈安太后,习惯称东太后;叶赫那拉氏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习惯称西太后。咸丰皇帝临死前,交代了三件后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瑞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顾命大臣;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御赏”印章名义上由两宫皇太后共同把管,实际掌握在叶赫那拉氏手里。八位顾命大臣如果想要拟发圣旨,得同时加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才能生效,就是说,他们必须征得叶赫那拉氏的同意,才能下发文件。一权两印,会出问题。从遗诏宣布时起,叶赫那拉氏与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之间,围绕“权力到底归谁所有”,酝酿一场潜流暗涌、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8月11日,两宫皇太后慈安、慈禧主动召见八大臣。这次召见的目的,是个见面沟通会,讨论两宫皇太后如何来“垂帘听政”。慈禧想出个“垂帘听政”的构想,能不能做成,自己没底。她想先探一探顾命大臣的反应,再定对策。肃顺是八位顾命大臣的头,一听她要“垂帘听政”,激烈反对。理由:一是,咸丰皇帝遗诏没有安排这个事情;二是,根据清朝祖制,也从来没听说有过皇太后可以“垂帘听政”的先例。两宫皇太后一听都很生气:祖宗没有做过的事,我们难道不可以改革创新?王安石不是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吗?死守祖训有什么出息!慈安皇太后才24岁,慈禧皇太后也不过才26岁,她俩以青年女性的泼辣劲头,与八大臣当场展开激烈的辩论。肃顺性格刚直,是个火暴脾气,已经55岁高龄,论年龄算长辈,搞了一辈子国家政权,知道国之大事,死生之器,不可不慎。如今大权被两个20来岁的年轻女子笔直道理弯弯绕,绕得八大臣居然理屈词穷,肃顺当时就火冒三丈,“哓哓置辩,已无人臣礼”,在朝廷上当众骂起娘来。史籍《越缦堂国事日记》里说,肃顺当时气愤至极,声音震动四方,骂得这座临时皇宫的台阶都在隆隆作响,才满5岁的儿皇帝同治被他的怒吼早吓得放声大哭,尿湿了裤子(“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两宫皇太后却没被吓倒,仍然坚持要“垂帘听政”。“一个权力,各自表述”,辩论共识达不成。八大臣再次商量:先答应两宫太后也可以;吵架惊了大行皇帝,在地下也不安,不妥;回到北京再解决这两个妇人不迟。就不信8个饱读诗书的老头子辩不赢2个没读什么书的年轻女子。不想,问题就出在“回到北京”上。农历九月二十三日,咸丰皇帝的棺材由热河避暑山庄运回北京。八大臣跟着同治皇帝和两宫皇太后,从承德启程。两宫皇太后上月已经探出了肃顺的态度,心里有底。慈禧心想,对付这帮老家伙,必须拿出蝎子心肠来。于是暗地密谋布置,只等回京,马上和八大臣搞一次胜券在握的生死决斗。两人带着同治皇帝,只陪了一天灵驾,谎称皇帝年龄太小、自己是年轻妇道人家,沿路多有不便,抄小道飞速赶回北京。八大臣哪里想得到两个20出头的小寡妇会设阴谋?依然梗直了双脚,跟着咸丰皇帝的棺材,心情沉重,边哭边走。碰巧这几天从河北到北京一路在下雨,道路泥泞不堪,行进十分缓慢。两宫皇太后比八大臣足足提前4天到京。她俩充分利用这4天安排,对八大臣设计完满圈套,决定采取霹雳手段。26岁的慈禧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对搞宫廷斗争,却像先天就懂,无师自通。她当即在大内召见29岁的恭亲王奕訢,通过他,将政权、军权、人事权,全部掌控起来。事实上,奕訢早在热河时就与两宫皇太后全部密谋安排好,已经做好了关键的两步:第一步,迅速提拔醇郡王奕缮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实际军事权力。这样,慈禧握稳了枪杆子。第二步,御史董元醇提前造舆论,上奏折请求太后权理朝政、选一二名亲王辅佐。这样,慈禧又握稳了笔杆子。奕訢提前回到北京,早早笼络了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发动政变所需要的全部准备。农历九月三十日,八大臣终于到京。他们沿路商量,吸取上次辩论失败的教训,苦思出不少怎么当面对付两宫皇太后弯弯绕的话,务必将她俩说服弃权。八大臣正准备早朝当面发表意见,没承想两宫皇太后抢先用军事做后盾发动了政变。同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在皇宫里当着满朝文武,宣读在承德就预先由醇郡王奕譞(xuān,聪明)写好的谕旨,不由分说,宣判了八大臣的罪状。一切来得太突然,八个大男人目瞪口呆!都还没反应过来,已被两个青年寡妇现场“双规”。1861年农历十月初六,26岁的叶赫那拉氏慈禧,以同治皇帝并两宫皇太后的名义,果断地对八位顾命大臣做了以下处决:肃顺判处斩立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余五位,革职查办,发往新疆,效力赎罪。肃顺是八大臣的头儿,反抗最烈,遭遇最惨。他不知道,自己在热河临时皇宫里“声震殿陛”的痛骂,让慈禧痛恨入骨,忍到现在,快速将他斩于菜市口,总算出了这口怨气。通过辛酉政变,慈禧太后扫清了障碍,攫夺取了中国最高的皇权,如愿以偿,实现“垂帘听政”。[2]天上有乌云翻滚,地上必暗流乱涌。那段时间,正好是湘勇破太平军最艰难的关口。安庆的咽喉,被曾国藩用“围点打援”战略成功掐断,形势急转直下,太平军已成强弩之末,湘勇实力如日中天。全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政治的权力握在慈禧太后手里,军事的实力握在曾国藩手里。政治想利用权力的运作,将军事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军事未必就不想通过武力的手段,再来发起一次军事政变,直接夺取政治的权力?这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辛酉政变那段时间,朝廷内部的秘密,对湘官集团几乎全部封锁。他们在充满了焦虑、不安的各种传言中,只知道一点,咸丰皇帝死在热河。其他细节,基本靠猜。但正在膨胀的军事实力,让湘官集团内部在酝酿该发生一点什么了。那段时间,湘官集团各大员通信频繁。通过樊燮事件,湘官几乎全员出动,通力营救。通过这次行动,团结性更强了,凝聚力也更大了。现在,他们固然需要讨论作战计划,但战斗之外,他们还商谈了些什么?商谈的秘密内容,不见于任何正史。当然,这种绝密级的事情,正史也不可能取到材料,但野史说得有鼻子有眼。左宗棠后人左景伊通过研究,揭开了鲜为人知的秘密。他们在激烈地讨论两个事情:一是湘勇打败太平军后的前途问题;二是天下与国家未来的归属问题。两个问题归结为一个,就是湘勇到底是将来解散,还是现在起来倒戈夺权?根据野史记载,综合各种版本,梳理后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个提出倒戈夺权的,是左宗棠。他军务缠身,托胡林翼给曾国藩送了一副对联:神所依凭,将在得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翻译成白话,神州现在要靠国藩兄带领湘勇,老曾你最大的功劳是取得神州;所以,中国最高权力这口锅子,到底有几斤几两,你去拿来掂一掂,掂得起来,就提过去算了。这里用到了一个典故:“问鼎”。“问鼎”就是图谋夺取国家政权的代名词。[3]左宗棠意思直接,劝曾国藩带头号令,将湘勇组织起来,挥戈倒逼,夺取清朝政权。曾国藩将对联拿在手里,表情生冷,神态严峻,不说一句话。胡林翼见他没有表态,担心建议被及时否定,便又快速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说:我也有一联,不妨一起来向仁兄请教。曾国藩伸手接过,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胡林翼“喜任术”,说话转弯抹角,本来看不出什么意思。但有了左宗棠的铺垫,用意就显现出来了:用霹雳手段推翻清朝政府,用菩萨心肠来安定天下苍生。曾国藩看懂了,欲言又止,摇了摇头。曾国藩没表态,湘官集团一班要员,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机遇关口,他们都急切盼望,能从曾国藩那里得到一个他们想要的确切答复。曾国藩一手培养起来的爱将彭玉麟[4],这时也按捺不住了。彭玉麟现在已是安徽巡抚,他从池州专门赶到安庆,给曾国藩送来一封密信。曾国藩小心翼翼地拆开,几个大字,让他的三角眼发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彭玉麟为人用情专一,持身严谨,这种性格与曾国藩同类,因此他们很谈得来,曾国藩常常引为知己。但没有想到,这个与自己一样,平时胆小谨慎的学生,居然也来鼓动他夺权。面对众人的鼓动,曾国藩的心被架空了。在众星捧月的时刻,他战战兢兢,隐约有那么一丝激动。但他害怕这种激动,很想让心落下来,哪怕能踏实一刻,也好。彭玉麟见曾国藩没作声,自己先表态了。他说,我看今天,已经进入混乱之秋,咸丰皇帝早死,现在皇位落到一个六岁(虚岁)的娃娃手里,这是国家之大不幸。这个时候,凡是有爱国心、爱民心的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当仁不让,将国家与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但举目四顾,除了我们,没有其他人能够了。现在湘勇既然将灭掉长毛贼,担当起擎江山的大任,湘勇的统帅,理所当然就是一国之君。彭玉麟这一番直接而激烈的话,让曾国藩张口结舌。他一直以为,彭玉麟与自己最合得来,会十分谨慎地,甚至是避而不谈地面对目前的局势。让他没想到的是,左宗棠用对联虽然生猛,但还算含蓄;胡林翼狡猾闪烁,听风打拳,多端多义;而彭玉麟居然会如此直接,如此通脱地将问题一下子全部挑出来。三个湖南人同时来劝,曾国藩已经没有退路。他必须在“顺从儿皇帝”的朝廷与“夺取政权”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不能骑墙,不能似是而非,更不能举起左手打右边的人、举起右手打左边的人。他必须直接、干脆、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否则湘官集团内部意见分歧,会发生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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