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看破杨霈的用心，迟迟拖延不动。但朝廷来催促了，只好与杨霈联兵东下，临时调来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的兵，前往参战。湘勇一鼓作气，顺利攻占武昌。杨霈抢先奏报邀功，拿到奖赏便过河拆桥，而湘勇筹集犒金、粮饷的事，他不闻不问。湘勇的开销可都是自费的啊！打了胜仗不但没有奖赏，反倒换来饿肚子加疲劳，另加欠一屁股军饷。曾国藩十分懊恼，胡林翼更是气得骂娘。杨霈如果只让曾国藩讨嫌，还可能只是走进险路；但得罪湘官集团，很快就会被大家齐心协力送上绝路。湘官集团要继续上升，正好杨霈就成了急需打穿的一块天花板。曾国藩动起脑筋，对杨霈设局。首先是全局战略的设置上，曾国藩搞成网络联盟体：胡林翼巡抚湖北后，曾国藩将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湘官，联成一片，形成一片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集团。杨霈进来揩油，正好钻进局中。1855年春，杨霈驻守黄州，太平军攻势猛烈，打得他像无头苍蝇，先逃到郸水，再逃到汉口，又逃到德安，最后逃到枣阳。胡林翼刚补署湖北巡抚，也就是代理省长。他带兵在武昌外围转战。杨霈借口“防贼北窜”，走避德安，续退随州、橐阳，再向皇帝提要求，要调在武昌作战的胡林翼移驻汉川。用意很明显：用胡林翼做挡箭牌。这下再次惹恼了湖南湘官集团一班人。曾国藩打赢了，你代表人家抢先报功；胡林翼很厉害，你要求人家帮你挡箭。不扳倒杨霈，这仗还怎么打得下去？左宗棠政治判断力最好，他最先看清楚、想明白，决定发起一次系统周密的“倒杨”行动。对“倒杨”流程，做了严谨的部署。他设计由骆秉章来开头炮。首先得等待时机。机会说来就来。咸丰皇帝接到杨霈“防贼北窜”的奏折，就来问骆秉章意见。骆秉章根据左宗棠的意思，一口气质疑了“五个不解”，结论是直接弹劾杨霈。骆秉章向来温和，这次锋芒毕露，咸丰皇帝看后，很不高兴，懒洋洋地回了句：“知道了。”然后就明责实护，说杨霈固然是缩头乌龟，辜负了皇帝我老人家一片心意（“固为退缩，有负朕恩”），话锋陡转，反责怪起骆秉章来：你还好意思举报杨霈，你也不看看自己，在南方做了两任巡抚，皇帝老子我原来还盼望你能有点作为，没想到你却告诉我，你已经老了，倚老卖老，年纪轻轻，居然就为自己退休提前做起准备，缩头乌龟都练到了你这个地步，真是再也没有比你更无耻的人了啊！（“汝两任南抚，朕尚冀汝有为，乃自陈衰老，预为归息地步，无耻已极。”）骆秉章被骂得面红耳赤，“倒杨”首战告败。左宗棠不急，他做好了第一步失败的准备。又开始第二步，通知胡林翼去开炮。咸丰皇帝虽然以骂代堵，封了骆秉章的口，但还是不放心，想听听直接当事人胡林翼的意见。根据左宗棠的安排，骆秉章可以说观点，胡林翼就只能说事实了。骆秉章是外人，表态不会惹猜疑；胡林翼是当事人，事实胜于雄辩。1855年5月12日，胡林翼这样向咸丰皇帝陈述：当今国家的形势，最大的事情是赶紧进攻武昌，“乃可内固荆襄”，“时局乃有转机”。这等于完全否定了杨霈“要调武昌作战的胡林翼移驻汉川”观点，也呼应了骆秉章的“五个不解”奏折。咸丰皇帝有点慌了。怎么这两人不谋而合，想到了一块？他开始重新思考，是不是该听听骆秉章？还没来得及问，5月16日，曾国藩在江西上奏了一个《湖北兵勇不可复用折》，全篇指责杨霈胡乱治军，还揭发了他在广济大营溃败后，狼狈败逃的事实。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都是封疆大员，他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相继指责杨霈问题累累，咸丰皇帝就感到事情严重了。皇帝号称至高无上，其实不是万能。当官僚集团多数站出来与你对抗，皇帝就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所以皇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高官来结盟。咸丰皇帝心里比谁都清楚，杨霈无能，是个南郭先生。但他不担心杨霈无能，他担心的是杨霈与南方汉官搞不来。当初自己让他做湖广总督，其实是为了玩满官与汉官的平衡。因为南方的汉官掌握了实权，以杨霈这个满官插进来，是为了分化汉官，避免他们结盟，尾大不掉，生出意外。皇帝需要的不是杨霈的能力，而是这个满人身份，以及分化汉官的周旋能力。皇帝思考这类问题，不会凭屁股决定脑袋，全凭血液成分决定脑袋。三人相继弹劾，表示杨霈得罪了三人。对咸丰皇帝来说，情况严重了。他必须做出抉择：到底是保杨霈让自己来得罪三人，还是讨好三人来开掉杨霈？这次他没有犹豫。咸丰皇帝算得出来：清朝的江山，假定同时去掉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灭亡是可以看得见的事了。杀掉一百个杨霈，会危及清朝江山吗？不会。在关键时候，咸丰皇帝用现实功利取代了血亲情感。正是“血亲诚可贵，满人价更高；若为江山故，杨霈可以倒”。左宗棠用锦囊妙计，三下就打穿了天花板，湘官集团头顶现出一片蓝天，破板再升空间辽阔，精英汉人的井喷期，即将到来。以独立身份入幕，没有聘书、没有官衔、没有职位的左宗棠，自己就处在井喷口。左宗棠当然想不到，改革已经触动利益，这比触及失势者灵魂还痛，必然会引发利益集团争斗。左宗棠这条踌躇满志的战龙，马上要被卷进官场旋涡。置身滔天骇浪，生命危在旦夕。左宗棠怎么闯过生死大关？[1] 张亮基没有做过正式任命的湖广总督。1853年2月至1853年9月，张亮基“署湖广总督”，署即代理，也就是在考察期。相当于今天做代理省委书记。[2] 唐玄宗开始以文学侍从官选充，职责是专草拟内命诏诰，包括起草任免宰相，宣布征伐命令等。唐德宗以后，翰林学士进一步成为皇帝亲近的顾问兼秘书官。经常值宿内廷，参预机务，被称为“内相”。清代废翰林学士，翰林院的职责，包括掌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稿等。长官称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所属职官如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统称翰林。[3] 据骆秉章研究会专家研究，洪秀全是新华镇官禄布村人，骆秉章是炭步镇骆村人，两地相距不过二三十里。这一对老乡，一个立志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领袖；另一个则为捍卫清王朝的“中兴名臣”。为了各自的利益，两人在政治舞台上互相厮杀争斗了十多年。[4] 三国时期，赤壁大战前战云翻滚，曹操大兵南下，说只带了83万兵，跟孙权来吴国打猎玩一玩。孙权一听，内心惊惧，汗不敢出。抵抗还是投降？诸葛亮、周瑜力主抗战，张昭等人力议投降。孙权无动于衷。战又怎么样，不战又如何？举棋不定。鲁肃拉孙权到一边，问了一句悄悄话，孙权决心瞬间锁定下来。鲁肃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投降曹操，仍可谋得一官半职，你若投降，可就没有安身之地了。”孙权醒悟，决心抗曹。[5] 曹操本来有头风病，陈琳做檄文，从曹操祖宗十八代骂起，全面否定。曹操看后，气得不行，头痛居然好了。从此他说，陈琳的文章可以治疗头痛病。弄得在后面排队等着来骂曹操的人目瞪口呆，抓紧自捂嘴巴，以免义务为曹操治病。[6] 什么叫“左都御史”？帝国集权社会，朝廷设有专门行使监督职权的机构，叫都察院，左都御史即是都察院的长官。清代以“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其品级几经变化，定为正二品。左都御史起什么作用？概括地说，就是“钦差大臣加特务”。除“专职纠劾百司”外，还行使两项重要职能：一为天子耳目，即所谓的言官，道听途说即可打小报告上奏；二是重案会审，即重大案件组织由三法司会审。[7] 这样的场面，古往今来，实在少见。在刘邦草创队伍时有过，在三国刘备刚起家时有过，在清末民初那些起事的英雄好汉们身上发生过。但在任何一个有规章有制度，等级一层压着一层的正规朝代，用放大镜都难得找到。[8]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阐述中分析，要将“能力”与“权力”分开，就要做到“真正的平等”。关于平等概念，在现实中有“不平等”、“假平等”、“真平等”三种。一是不平等：分为“天生的不平等”和“人为的不平等”。“天生的不平等”是自然界本身没有平等，人类也没见过“天赋的平等”，如人生而有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之分。“人为的不平等”是专制帝王造成的，即帝、王、公、侯、伯、子、男阶级制度。二是假平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产生于打破人为的不平等，而又忽略天生的不平等；二是不分圣、贤、才、智、平、庸、愚、劣，一律求其平等，亦即平头的平等。三是真平等，是起点的平等，让各人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根据各自天赋的聪明、才力，充分地去发展造就，每个人发展造就的机会完全相同，结果却大不相同，这就是真平等。[9] 八旗由清太祖努尔哈赤在1601年创立，初建时设四旗：黄旗、白旗、红旗、蓝旗。1614年，因归服地盘越来越广，军队花色越来越杂，于是将四旗改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统率满、蒙、汉三族军队。绿营则是顺治初年，朝廷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他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的。以绿旗为标志，称为绿营，又称绿旗兵。咸丰皇帝以前，数量是八旗四倍。第八章 刀下留人祸起刚直左宗棠一手策划，扳倒了满官杨霈：1855年6月，咸丰皇帝临时换人，官文接任湖广总督。官文是谁？满洲正白旗人。出身军人世家，最初是殿前蓝翎侍卫，后做到荆州将军。官文来到湖广，取代杨霈，领导八旗、绿营，与曾国藩领导的湘勇共同平定太平天国。官文其人，不谙政事。比起崇纶、杨霈，一茬不如一茬。他处理事情，不论大小，决于家奴，时人戏称官文的总督府有“三大”：妾大、门丁大、庖人（厨子）大。咸丰皇帝提拔湖广总督，理想的人选，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血统上属满人，在能力上可以监督、分化汉官；二要会周旋关系，与汉官、主要是湘官，总体上能保持良好关系，不会崩盘。两条标准一套，官文脱颖而出。官文本事如此一般，为什么可以快速升迁？全得益于湘勇统帅曾国藩胆小谨慎、八面玲珑。官文打仗不行，但铁心跟着曾国藩走。每次报功，曾国藩都主动讨好，将他写到第一名。咸丰皇帝知道，就官文那点水平，打仗他是打不出功劳。但朝廷要的就是曾国藩这个姿态，表示满汉一家，团结精忠，皆大欢喜。曾国藩变相拍马，目的在尊重朝廷。皇帝虽然知道曾国藩有用心，但要的就是他的姿态。官文因此成了骑在前线流血奋战湘勇头上的不倒翁，是中国绝无仅有的福将。[1]但左宗棠性格刚直、率真狂放，自称“胸中有天地正气，要做古今第一完人”，对满官就没这么客气了。到他眼皮底下想胡作非为？没门儿。这段时间，左宗棠代表骆秉章，正在对湖南官场进行整肃。“内清（湖南）四境，外援五省”，不仅要清太平军，也要清湖南官场。这一清，查出问题来了。湖南永州镇有个总兵，叫樊燮（xiè，调和），湖北恩施人，虽为汉人，其实是总督官文在湖南布下的一个棋子儿。近墨者黑，此人入了满官集团，染上八旗毛病，无能又懒惰，贪婪又多欲。左宗棠清查湖南官场，发现樊燮有三大罪状：一是，永州防兵号称两千，实际常驻城内只有300人，在总兵官署当差的，则只有160人。樊家的厨夫、水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都由防兵来做，给樊燮家人煮饭、挑水、养花、做点心、剃头，等等，薪水则全部从军费中支取。更过分的是，防兵的工作，居然还包括给他的姨太太洗衣服。二是，贪污挪用军饷高达1000多两白银，铜钱3000多串，官米难以计数。三是，违背“武职骑马”的规定，偏要坐上八人抬的大轿子。[2]第一、第二条加在一起，叫“以公谋私，贪污受贿”，放到今天同样是渎职罪、腐败分子。第三条罪状在今天看来没什么，在当时却最严重。叫“非礼”。《论语》有规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对“非礼”的认定有标准，叫“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即“僭越”（僭jiàn，超越本分）[3]。武官坐轿，是“非礼”、“僭越”。“僭越罪”在封建集权社会，可以定性为死罪，要满门抄斩。左宗棠最痛恨的，当然是前面两项。他以办事能力立身，以廉洁能干行世，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长处的反面：业务不通，为官贪婪。最让左宗棠恼火的，是樊燮仗着官文的后台，将永州百姓与部下的愤怒与怨恨当作儿戏，肆意欺横：管理厨房的人烧煤过多，被他罚数十军棍；管理轿务的兵丁，轿房灯具失修，也被罚军棍；他自己下基层视察，负责沿途招待的一个把总因故迟到，被他指令拖到船边，扒了裤子打屁股。左宗棠长年生活在社会底层，看不得下层人受欺负，“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这是普通人的人格底线。樊燮连踩数根红线，是可忍？孰不可忍！左宗棠大刀出鞘，迎面直指樊燮。左宗棠将这些举报与罪状收集起来，与骆秉章专门做了沟通。骆秉章趁进京见咸丰皇帝的机会，上了一本弹劾樊燮的奏折。换来的处理是：“着交部从严议处，即行开缺”。但上有官文罩着，樊燮这次安然无恙。1859年4月，骆秉章再参一折。咸丰皇帝这次认真了，批示：“樊燮着即行拿问，交骆秉章提办。”樊燮这下变乖了，老老实实赶到长沙，面见骆秉章，接受“双规”。总兵见巡抚，相当于地方军分区司令员见省长，自然卑躬屈膝。骆秉章听完申辩，爱看不看地白了他一眼，说：你去找左宗棠吧，由他来发落你。樊燮原本想过主动去找左宗棠。他通过关系打听到，左宗棠是个小举人，人卑微，但权力大，“左都御史”名声在外。权大位卑的人好贿赂，塞点钱，帮自己说几句话，麻烦也就过去了。但巡抚大人骆秉章要他听候左宗棠发落，他反倒不想见了。心想，自己好歹是一个总兵，朝廷二品武官，虽然永州是小地方，但在那儿是土霸王，作威作福，要下雨天都不敢刮风，要云彩太阳都得躲起来。如今要听候一个据说没有任何级别的小举人来发落，心里迈不过这道坎。官场讲究关系对等，左宗棠地位对不上樊燮，这叫掉面子。不错，求他办事可以，听他处置？不行。樊燮一路走，一路想。想法不对，行动就乱。樊燮心情杂乱，左右彷徨，不知不觉，走到了巡抚衙门左宗棠的办公室外。左宗棠当然知道樊燮来了。在衙门内，他考虑的却是另一回事：樊燮本来就是自己揪出来的，现在送上门来，当然得威严有加地教训他一顿；清理湖南官场陋习，杀鸡骇猴，以儆效尤，先拿他开刀。樊燮这边却还在为左宗棠品级对等的事纠结，还想着来个什么样的见面礼：跪呢，还是不跪？这是一个问题。他琢磨后坚定认为，堂堂二品武官，不能向小举人下跪。樊燮进门，双手作揖，算是行礼。左宗棠本来心气很高，今天居然碰到比他还傲慢的人，而且还是他瞧不起的、正要拿来开刀的人，内心的愤怒，可以想见。左宗棠大喝一声：武官见我，不论大小，一律要下跪请安，你为什么要搞特殊？快给我请安！樊燮到底土霸王做久了，不把左宗棠当回事，愤怒地回敬道：我朝哪有二品武官给小举人请安的先例？！我虽然地位不高，但我是朝廷二品大员。左宗棠一听，脸都气黑了。樊燮已将他的自尊心打得粉碎。他最忌讳的事情，一是没考上进士，二是有权力无品级。樊燮一句话全挑出来，这是存心挑战自己的底线。左宗棠性情刚直，疾恶如仇，头一次被一个自己将审判的贪官反骂，还真是反了，哪里受得了这种气？这头倔强的蛮牛，终于发出狮子般的咆哮：“王八蛋，滚出去！”故事发生到这里，一场无可挽回的、牵动中国官场命运走向的历史性大较量，重重地打出了第一拳。左宗棠赶走樊燮，一些版本还有细节：骂完后，打了他几耳光，还想抬脚踢他，有记载说踢中了，有记载说没踢到。结局可以想见，樊燮一出门，骆秉章下令，将他就地革职。樊燮一介武夫，从此对左宗棠怀恨在心。仇恨是世上最大的力量。樊燮开始动用一切手段，寻找机会，对左宗棠进行报复。樊燮本人摇不动左宗棠，但打狗看主人，他背后有官文。官文一看形势不对，感受到了威胁，决定出面整左宗棠。樊燮负责为官文搜集左宗棠的黑材料。搜来搜去搜不到，他换了个办法，就地取材，给左宗棠列出两大罪名：一是“劣幕”，因为左宗棠名气大，叫“著名的劣幕”；二是左宗棠大权独断，越权干政，导致湖南巡抚衙门“一官两印”。对于第二点，前面详细说了，是晚清官场一种体制内制度创新。但当时不这么看，如果有确定的证据，可以举报。而“劣幕”就是莫须有罪名了。不用法律的绳墨去度量，举报“坏人”，不讲证据，很容易陷入人身攻击，让所谓的正义，沦落为官场斗争需要的幌子。这下惊动到咸丰皇帝。皇帝亲自过问，案件升级为大案。左宗棠当即被隔离出湖南幕府。谁来处理左宗棠案子？咸丰皇帝指派官文。让人心惊肉跳的是，咸丰皇帝看过官文的奏折，当即批示：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官文这时只要掌握一点证据，或者能够捕风捉影，编造出一点说得过去的事实，就可以砍掉左宗棠的脑袋，最后向皇帝报告一声即可。心气很高的左宗棠，在湖南建功立业，大刀阔斧，挽救垂死的朝廷，努力实干，却给自己换来死刑。左宗棠本人还被蒙在鼓里。他只知道自己出了点问题，以为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开除出幕府，大不了发配边疆。左宗棠想简单了。但知道事情不简单的湖南官员越来越多，湘官集团动起来了。大家知道，扳倒杨霈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官文与左宗棠正面冲突，是满官集团与湘官集团势均力敌时的一次关键较量。为了集团利益、抱团取暖，也为了每个人自己的前途，湘官集团的人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一场牵动面广的隐权力与潜规则的较量，正式拉开了序幕。中国历史，在这一刻开始摇晃。皇帝已将生杀大权的尚方宝剑交给官文。此刻，官文又将宝剑高高举起来了。对着左宗棠的脑袋，官文会顺势砍下，还是刀下留人？满湘角力左宗棠与樊燮，无论是意气之争，还是利益之争，或者正义之争，酝酿成生死冲突，实质是满官集团与湘官集团的历史大角力。满官集团与汉官集团的矛盾日积月累，已经到了不正面冲突一次，就没法打开死结的程度。左宗棠作为民间寒士，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层社会挺进，冲击到既得利益的满官集团，他是起是落，决定湘官集团未来发展空间变大还是缩小。清朝官场内部的利益格局，面临一次打乱再来，重新分配的变局。左宗棠明查樊燮，打的是官文。樊燮一倒，官文势单力薄，独木难支。湘官集团趁势崛起，则官文的官会越做越小，利益蛋糕也会越切越薄。左宗棠吃奶油，官文吃蛋糕渣，他会答应吗？一个乘胜追击，一个绝地反击，一场利益争夺大角斗，打得硝烟滚动，直接冲击朝廷，波及咸丰皇帝。咸丰皇帝也很纠结。作为皇帝，他不但要代表满官集团的利益，同时也要代表汉官集团，尤其是湘官集团利益。这些身份代表，让他做得很辛苦，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满官汉官湘官，都是朝廷的官，嫡长子与庶儿子的区别。皇帝在行动上，顶多只能偏向满官集团一点点。授权官文只要掌握证据，就可以将左宗棠就地正法，是咸丰皇帝偏向的证明。咸丰皇帝这时高高在上，坐在高墙深院里天天读奏折开朝会，外面世界两眼一抹黑，当然意识不到左宗棠的重要性。但决定皇帝倒向哪边，关键不在皇帝，靠官僚集团内部争夺。哪边集团势力大，是不可阻挡的未来，皇帝就会被拉向谁。湘官集团论权力、实力，肯定斗不过满官集团，但它代表着未来。当前形势对湘官集团开始有利。原因是，湘勇近年来生猛崛起，让满官集团内部出现意见分歧，那些有社会责任感、有正义与良知、能高瞻远瞩的满官，开始倒向湘官集团。户部尚书、军机大臣肃顺就是其中一员。[4]肃顺，满族镶蓝旗人。他一直力主重用湘官胡林翼、曾国藩，提拔过他们。眼下，他主政朝廷，当然知道要将左宗棠“就地正法”的事。左宗棠考进士作对联，名气在外，加上胡林翼、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人写奏折向皇帝多次保举，肃顺对他在湖南的业绩，早有所闻。肃顺认可左宗棠的才能。他很明白：如果湘官集团崛起，可以挽救朝廷，满官集团失去的，只是利益蛋糕被分去一块。但如果打压下去，则无能的满官集团会将这个脆弱的朝廷折腾到灭亡。自己一旦成了俘虏，也会被太平军捉去，千刀万剐，株灭九族。作为有长远眼光、谋清廷集团大利的肃顺，这时对湘官集团的态度，是扶持，不是打压。作为湘官集团崛起的先锋左宗棠，杀还是留？直接决定朝廷今后对湘官们的态度。肃顺前面有了总体定位，想都不用想，他知道怎么做——当然是大力营救。但怎么救，得有方法。他自己官居户部尚书、军机大臣，高处不胜寒，不方便出面。一出面，皇帝反倒会猜疑他与左宗棠有什么勾当。历经宦海大风浪，保住一个幕僚，对肃顺这个级别的官员，处理起来几乎不用动脑筋。他找到手下最信得过的幕僚高心夔（kuí，敬谨恐惧的样子），要他将左宗棠被皇帝下达的“就地正法”指令，赶紧透露给湘官集团里的人。高心夔谋士出身，精通算计。他不敢直接转，太近了，一旦事漏，容易被查出来。先试着转告给狂士王闿运。王闿运是湖南湘潭人，比左宗棠小21岁，是个纵横家，正醉心于“帝王学”。他每天以战国苏秦、张仪为榜样，出入官场各大门派、系统，以打探消息，煽风点火为志业。王闿运是只无脚鸟，来无影，去无踪，走到哪里都像个打酱油的，信息源五花八门。这样的江湖名士，用来做传话筒再合适不过，泄密了，别人也查不出高心夔来。王闿运其时正在肃顺手下做幕僚，对官场江湖人际网了如指掌。他接到消息，第一个告诉左宗棠的湘阴老乡郭嵩焘。郭嵩焘就是多年前在玉池山的梓木洞里跟着左宗棠一起买山隐居的朋友。这时郭嵩焘早已经中了进士，担任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翰林院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南书房是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的地方，作用是陪皇帝研讨学问，吟诗作画。“编修”与“行走”，都是一类官职。郭嵩焘作为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位显而权大。老乡旧友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一听，吓出冷汗。怎么办？郭嵩焘急了。他有湖南人的特点，重情谊。他跟左宗棠是朋友、同乡，乡亲不能互保。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他一下子想到，最好是向王闿运求助。他要通过王闿运，找到信息源头。道理很简单，能知道这么绝密消息的人，一定是大权在握，可以挽救左宗棠的人。王闿运只好反求高心夔，高心夔又反馈给肃顺。肃顺知道，这下时机成熟了，便发出暗示，也定下了整个救左活动的战略原则：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意思明白了，必须有官员写奏折向皇帝来保荐，皇帝向肃顺来求问意见时，肃顺才方便替左宗棠说好话，将他从刀口下救出来。肃顺对整个事件的处理，熟练、老到、沉稳。郭嵩焘听肃顺这么一说，马上明白怎么做了。他自己不方便出面，不代表他请不到方便的人出面。他决定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恰好在这时，胡林翼也知道内幕了。他正在四处活动，也找到了郭嵩焘。两个湘官一合计，找潘祖荫。潘祖荫是谁？江苏吴县人，咸丰二年的探花，也就是进士考试的第三名。他当时担任南书房侍读学士，与郭嵩焘一样，是皇帝身边的红人。才子多有怪癖，名人都有爱好。做了高官的才子，还是才子；做了高官的名人，也还是名人。所以他们总会保留怪癖，没忘记爱好。潘祖荫有个爱好，结交天下名士；也有个怪癖，爱好收藏古玩，尤其爱好鼻烟壶。鼻烟壶，其实就是盛鼻烟的容器。明末清初，鼻烟传入中国，鼻烟盒渐渐东方化，有人发明了鼻烟壶。后来，人们嗜用鼻烟的习惯几近绝迹，但鼻烟壶作为一种精美艺术品，却流传了下来。在晚清，用鼻烟壶是一种时髦，显得很有名士派头。郭嵩焘跟潘祖荫算老同事了，太熟悉他这些爱好，也知道他玩的把戏。官员么，不怕他没爱好，就怕他没怪癖。郭嵩焘琢磨着，先从潘祖荫的怪癖来入手。他先写好保举左宗棠的奏折，揣在怀里，然后用胡林翼赞助出来的3000两银子（有记载说300两，也有说7000两，这里取3000两一说），在北京王府井古董店买下一只明万历年间由传教士利玛窦从意大利带来进贡的镶银玛瑙鼻烟壶。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他直接上门去找潘祖荫。一敲开门，郭嵩焘就说，哎呀，老朋友，你好久没请我的客了啊！你怎么不想到请我到朱莲芬家吃饭呢？朱莲芬是谁呢？当时的著名优伶，美人胚子，情人范儿。[5]潘祖荫一听，皱起眉头笑道：我最近正穷得发愁，老朋友你怎么送上门来请我客了？太好了。郭嵩焘一听，正中下怀，于是赶紧拖他去到朱莲芬家。干什么？不是去泡妞，喝酒。红袖添酒容易醉，一激动又多喝了一杯。待酒喝得差不多了，郭嵩焘突然拿出鼻烟壶来看。潘祖荫一看，好家伙，最爱啊，赶紧抓过去，反复赏玩，啧啧赞叹。郭嵩焘见他果然不想还了，就说：伯寅兄啊，你是专家，我看你这么喜欢，我就送给你了。伯寅是潘祖荫的字。他一听，这么好！高兴得不行，口里却说：那怎么好意思？你这个礼物太重了，要我怎么感谢你！郭嵩焘说，这点小意思，不要感谢，我只求你帮我上个奏折，在皇帝面前保举一个人。潘祖荫还以为什么难事，一听这么简单，马上将鼻烟壶顺手放进怀里，接口说，这个容易。一想不对，答快了。又问：你要我保举哪个人？郭嵩焘说，先莫问，折子都已经写好了，你帮我保举，我还得另外感谢你，说着又掏出一张300两的银票。潘祖荫一看，眼睛都直了。在皇帝身边工作，说起来好听，其实有苦难言，就是个“净坛使者”。没有油水，没有外快，潘才子正穷得发愁，口袋都已经饿得冒汗了。今天居然有钱有壶，像天上掉下馅饼来。他赶紧又抓过银票，藏进怀里，像慢了怕它飞掉。潘祖荫收获满满，十分高兴地回家了。但人怕琢磨，他回家一想，越想越不对劲：虽然跟郭嵩焘是老朋友，但玩笑也不能这么开，收了人家钱和礼，还不知道保举谁。第二天他主动找到郭嵩焘，说：老兄老兄，你的钱、礼，我都收了，没有反悔的道理了，但你得告诉我，要我保举哪个人？万一皇帝召见，问起我来，我都不知道谁，那还不哑巴了？会出事的。郭嵩焘这才从怀里掏出已经写好的奏折递给他。潘祖荫一看，这奏折写得虎虎有生气：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这篇奏折，出自郭嵩焘手笔。郭嵩焘是真正的湖南书生，眼光既有超越性，也有穿透力。以他在皇帝身边工作的经验，怎么将奏折写到位，写到咸丰皇帝心坎里去，让他动摇对左宗棠的固有陈见，举手之劳。潘祖荫临时抓紧了解左宗棠和左宗棠事迹，以备在皇帝面前对答。不想他了解后居然还真被打动了，前后三次上奏折，替左宗棠辩护。他自己写的两篇，今人都很陌生，只有郭嵩焘代笔的这篇，流传很广，弄得天下皆知。今天，“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一句，依然成了人们知道左宗棠的第一句话。左宗棠一生的名气，事实也被这一句话概括。[6]潘祖荫的保举，撬开了压在左宗棠头顶的巨石一角，让左宗棠可以缓一口气。而骆秉章以当事人的身份，也在不断地通过奏折向皇帝耳边吹风，替左宗棠申冤。其实，骆秉章心里十分明白，若按“大权独断”来举报，左宗棠被定为“著名的劣幕”一点不冤。只是今天我们看清了，大权独断方向是对的，左宗棠应定为“优幕”。骆秉章凭业绩知道左宗棠“大权独断”干得好，但他不敢这样说，只要稍微透露一点儿那方面的意思，就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他只能编故事，瞒细节，用撒谎来挽回正义。肃顺出面，老乡、朋友集体出动，左宗棠应该可以得救了吧？福祸之变但形势发展的比想象的要险恶。事情一旦升级成了事件，就都遵循一个规律，来得像山崩，去得像抽丝。樊燮举报，已将左宗棠拖进烂泥潭。郭嵩焘辛苦营救，只算开了个头；后面暗刀密剑，风声鹤唳，没完没了。官场有显规则，有潜规则；有显权力，有隐权力。有明线，有暗线。事情少有单线发生，往往多线并进。救左行动，多头并进，多线同行，俨然成了湘官集团的一个工程项目。肃顺总策划，郭嵩焘做指挥，潘祖荫打先锋，让案件的发展，由潜规则升级为显规则，由隐权力而变作显权力。这是明线。暗线呢？较量与角力，同样在悄悄进行。胡林翼大胆来主持一场“救左阴谋”。胡林翼的直接对手，是官文。官文正在抓紧霍霍磨刀，准备瞅准时机，一刀砍掉左宗棠的头颅。说起胡林翼与官文的关系，还真像一个玩笑。当初，杨霈被湘官集团一班大员，拖脚的拖脚，打拳的打拳，抬尸的抬尸，活活给扳倒运走了。官文接替杨霈做总督，成了巡抚胡林翼身边的上级。想都不用想，胡林翼态度能好到哪里去？但胡林翼这个人，一生有个绝招，正史的说法，叫“喜任术，善牢笼”。翻译成今天白话，他擅长用一些计谋，设计一些圈套，将别人悄悄套进，猛地拉紧封口线，套死在里面。这样性格的人，对待朋友像绵羊一样温暖，对待敌人像灰狼一样残酷。这种特性，与胡林翼出身有关。他出身地主知识分子家庭，少年天才，智慧别人跟不上。但因为没有像左宗棠那样经历湘阴农村生活的锤炼，也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历程，所以没法具有厚道、固执、淳朴性格。少年得志的天分，在文字来文字去中就显得轻飘，在“道”的层次上难以持久，在“术”的层次上津津乐道，很容易从大聪明里另枝生出无数小聪明，在捉弄人上尽显功夫。胡林翼本来是有大智慧的人。他的智慧与实践一结合，创出《胡氏兵法》，时代无人能及。但他的实践能力很快被逼放弃。在贵州安顺做知府那几年，还平调到镇远、黎平做知府，不幸遭遇“抢桃功”事件。在官场勾斗中磨久了，他逼得学关系、用关系，再次激活了凌空蹈虚的才华。胡林翼不再研究兵法，转身爱上搞恶作剧，专心研究关系学，像高射炮不打老鹰，调转头来打麻雀。大聪明的本领，小聪明的潜质，胡林翼全部被开发出来，别人哪里还是他的对手？胡林翼这种独门绝技，当然都上不得台面。但在晚清那样昏聩的朝廷里，逼得胡林翼经常使这些小聪明。左宗棠只知一味刚直正义、正大光明，胡林翼从反面弥补左宗棠的缺失。胡林翼出手了。¨wén rén shū wū¨在显规则上，他一本正经，通过奏折的方式，向咸丰皇帝申辩。因为是同乡，不能申辩事情，他就换了个手法。一面夸奖左宗棠的才能，叫“精熟方舆，晓畅兵略”，暗示不要杀大能人。另一方面，他又煞有介事地帮皇帝分析原因，说左宗棠由原告变成被告，为什么呢？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等于说，左宗棠为什么弄得被别人举报？因为他名气太大了。这自然是瞎掰。名气大的人当时多了去，为什么只有左宗棠惹祸上身了？胡林翼当然知道，满汉矛盾比梅雨季节的疮疤还敏感，真相不能真说穿，底细更不能说破，得含蓄、绕圈子，皇帝听得开心就行。中国古代传统，凡事先拿道德做保护伞，充分考虑听者的情绪，不能讲事实与道理，哪怕真理全在你手里。胡林翼不敢和盘托出，旁敲侧击，蜻蜓点水，以图歪打正着。堂堂巡抚，只要表态，就有作用。其实也就起个表态的作用。你以为皇帝会看完折子，其实他只看一句，知道你站的队。如果就会这点台面上的本事，他就不叫胡林翼了。他当然还要设计圈套，有这方面的天分，不用白不用，用了不白用。胡林翼的圈套，在官文一到任，就已经拿他当小白鼠，做过一次实验了。官文刚做上湖广总督任那阵，胡林翼很看不惯他，竟然想去弹劾。但胡林翼不像左宗棠，顶撞人一顶就顶到底。他出身书香门第，天赋聪明过人，碰到困难脑子就闪，灵活性大于原则性。正当他想去冲撞官文，手下幕僚及时进言：即便把官文赶走，朝廷也不会任用一个汉官来坐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武昌，再换个新满人总督来，说不定会更差，这官文不就比杨霈差吗？还不如将就一下算了，和他处理好关系，可以利用。胡林翼一听，有道理，马上改变方向，不想扳倒官文之事，反而马上备轿去拜见，还带上3000两白银做见面礼，见面亲密得不得了，当天竟然结拜为异姓兄弟。胡林翼这种瞬息间改变原则与立场的事，历史上大约也只有刘邦做得出来。[7]拜把之后，胡林翼要做第一件事，是怎么设局，将官文套进手心。机会很快来了。官文有一个小妾要过生日，官文为讨她的欢心，便四下给同僚发请贴，撒谎说是“夫人寿辰”。生日这天，百官来贺。大家一看，什么夫人，原来是个没名分的小老婆，上当受骗了。一位高官当场发作：“我是朝廷二品大员，岂能屈膝于贱妾裙带之下？”其他大员跟着骂骂咧咧，都准备打道回府。这个时候，胡林翼到了。胡林翼一到，装作很惊讶，拉住高官的手问：来了怎么就走？多坐会儿。不等对方回答，自己若无其事地送上寿礼，笑容满面地走进总督府道喜。巡抚大人已经带头屈尊，为没名分的人“祝寿”了，其他人还能怎么样？只好都坐下来捧场。胡林翼这次救场，让官文小妾大大地长了一回面子，心里无比感激。胡林翼知道官文好色，对小妾言听计从，就嘱咐妻子经常邀请小妾游宴。这小妾也有点才气，能吟诗作对，胡林翼的母亲善诗能对，打心眼喜欢，就认她作“义女”。这样苦心孤诣绕下来，巡抚与总督结上“干亲”。胡林翼通过母亲，控制住官文小妾。小妾爱吹耳边风，官文耳根软，禁不起香柔风，言听计从。这样一环套一环，处处不着痕迹，胡林翼从幕后牢牢控制住了官文。湖北官场，事无巨细，从此决于巡抚。左宗棠现在已落入官文手中，胡林翼担心意外，这次抓紧先稳住他：总督绝不能先杀了左宗棠。官文禁不起小妾吹香风，手里那把刀就定住了。身边的危机才解决，北京又陡传坏消息：朝廷刚派出钦差大臣富阿吉，专门来调查左宗棠的案子。胡林翼消息比别人都灵通，闻风后脑袋一转，马上想出对策。富阿吉代表咸丰皇帝，从北京出发，才走到山东，胡林翼派出家人胡汉，已经截到。胡汉根据计谋安排，出大价钱，在山东德州雇了艘超豪华游轮，趁着富阿吉上码头，就发出邀请：富大人，我这船又大又舒服，免费护送你去湖南，好不好啊？富阿吉一看，船上有美食、有美酒，还有美女。唱歌的美女排成队，个个身材苗条，让他眼睛都直了，总觉得该与自己发生点什么才好，满口答应。上船后，胡汉将船开得像海盗船，颠三倒四，神出鬼没，今天进五十里，明天又退二十里。这种磨洋功的船，一年半载也到不了，富阿吉天天跟美女泡在一起，打情骂俏，忘情忘时间，一点不急。美女的诱惑最难挡，时间一久，他控制不住了，充分享受起水上恩爱的美妙滋味，日子过得比皇帝还逍遥。外有湖光山色，里有歌舞声色，富阿吉躺在船上，活在云里，心在雾里。这样晃荡着，不知过了多久，船总算荡到湖北。富阿吉想起正事，清醒过来，问：这船是谁安排我坐的？仆人说：是湖北巡抚胡林翼大人专门为您精心安排的。富阿吉一听奇怪。我去办湖南的案子，他在湖北做官，扯不上啊。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们又不认识。船一到武昌，湖北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带队，率团出来设宴，为他接风洗尘。酒后，胡林翼单独找到富阿吉，做交易。他先说了左宗棠一番好话，表明“著名的劣幕”是诽谤，然后塞了份自己代写好的调查报告，说：你现在赶紧回北京去，跟皇帝说，状告左宗棠的事，告错了，没那回事儿。（“中止湘复奏稿为之辩诬，公若谓然，可拜发而回京也。”）虽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但富阿吉这个钦差大臣还没走到湖南，就被叫回去复命，再大胆的谎也不是这么撒的。欺骗皇帝可是要掉脑袋的。于是，他很严肃地说：我是代表皇帝来查案子的，还没到湖南，哪里能够被你一说就打发回去？你这不是要害我做个不忠的人吗？富阿吉居然义正词严，一本正经教训起自己来，胡林翼勃然大怒，说：好你个忠钦差！当场从靴筒里取出一份奏折，啪地一下，摔到富阿吉跟前：你不跟皇帝汇报我给你写好的奏折，我就给皇帝汇报这份奏折了。富阿吉拣起来一看，灵魂差点吓出窍。胡林翼将他坐船来的路上，如何骚扰民间、强占民女，绯闻一天不漏全记下来了。钦差大臣代表皇帝，做出这种丑事，十颗脑袋也不够砍。富阿吉这才如梦初醒，痛感上当。原来以为山东会掉下一船美女，自己善于让美人中计，没想到反中美人计。现在钻进两头堵的铁笼子，进不得，退不得，翻身不得，有苦还不敢说出来。他只好拱着双手苦笑着讨好说：润芝翁啊，我刚才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这样认真了？都说官官相护是道义，我们都有这个道义。你千万不要发奏折给皇帝啊，你对左宗棠那么了解，我相信你调查对了，我就按你写的报告皇帝。富阿吉因有“强占民女”的罪证在胡林翼手中揣着，加上没到湖南就回北京，钦差欺君又增一死罪，所以回去后，哪里还敢说左宗棠半个坏字？只好苦思冥想，凭空再虚构一大堆左宗棠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好话。咸丰皇帝一听，更不对了。既有举报，那就有坏事。一查怎么又都说是好人？左宗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分歧怎么这么大？他彻底糊涂了，决定问问肃顺。肃顺这下就可以回答了：左宗棠“赞画军谋，迭著成效，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肃顺一手策划，准备很长，用心很深：先说职功，再说事功，然后夸人，最后表态，滴水不漏。肃顺代表中央满官表态了，官文这个地方满官，只好跟着见风使舵。这时，无论是满官，还是汉官，除了官文，还有刻意报复陷害的文格[8]，嘴里全是一片“保左声”。湘官集团通过显规则与潜规则、合法与非法手段的交替使用，终于将满官集团较量下去。用今天流行的“咆哮体”说，湘官集团的全面崛起，是人类也无法阻住的了。因祸得福的是，左宗棠因为“劣幕”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大名人。经这么一次大折腾，咸丰皇帝上心了。他一直在纳闷：为什么这样多人同时来保区区举人左宗棠？他决定专门来问左宗棠的湘阴同乡郭嵩焘。郭嵩焘在日记中记下了咸丰皇帝当天与自己的问话：问曰：“汝可识左宗棠？”曰：“自小相识。”上曰：“自然有书信来往。”曰：“有信来往。”上曰：“左宗棠才干是怎样？”曰：“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上曰：“左宗棠多少岁？”曰：“四十七岁。”上曰：“再过两年，五十岁[9]，精力衰矣。趁此年力尚强，可以一出任事也。莫自己糟蹋，须得一劝劝他。”有了郭嵩焘的褒奖与推荐，咸丰皇帝放心了。祸兮福所依。朝廷决定重用左宗棠，给他安排第一个正式工作，帮助曾国藩办理军务。这些救左的经过，步步惊心动魄，但一切都在背后进行，所以左宗棠自己始终蒙在鼓里。从头到尾，他将事情一直看得很简单，认为发生的原因是“性刚才拙，与世多忤”，而自己在幕府暴得大名，“名过其实”，这才导致“近为官相所中伤”，而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其遭此谤焰，固早在意中”。他以为不会遭什么惩罚，因为自己一直清清白白，“幸所坐之事容易明白”，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当咸丰皇帝下达“杀左”指令时，他赋闲在家，悠然自在。闲定下来，想起樊燮以“举人”讽刺他，左宗棠仍刺激很深，他又想去考进士。[10]他真的上路了。1860年3月3日到达襄阳。像22年前参加会试一样，他不停地留意农村，看到因为连年大旱与蝗虫灾害，妇女和儿童一路上在采摘野菜吃，而青青的荞麦，叶子全被晒干枯了，左宗棠沮丧地想：看来今年的麦收，老百姓又要失望了。26岁那年已经宣布放弃参加科考，48岁老夫聊发少年狂，左宗棠也许感到不好意思，他跟朋友说，我没真想去考，就为散散心，借考试机会到北京看一看变化（“特欲借会试一游京师”）。但刚走到湖北，就被胡林翼派人迅速秘密劝阻回去了。左宗棠不急胡林翼急，他知道樊燮事件的内情，也预判出事态严重，不敢跟左宗棠直接见面，怕惹嫌疑，弄巧成拙，反生变故。樊燮受的刺激，也很深。樊燮被左宗棠呵斥“王八蛋，滚出去”后，再被朝廷“革职回乡，永不叙用”。他咽不下这口气，但自己这辈子肯定不行了，他发誓培养下一代来超过左宗棠。他给两个儿子安排专门的书房，里面放一个“王八蛋，滚出去”的木牌，花重金请来名师，将儿子们关起来，对着耻辱牌天天发奋读书。他规定：两个儿子从小都穿女性衣服，等考上秀才了，才能脱掉女性外衣；考上举人了，才能脱掉女性内衣；考上进士了，才准穿男子服装，才可以将“王八蛋，滚出去”的木牌烧掉。两个儿子后来真读出来了。二儿子樊增祥中了进士。高中报捷那天，樊家扬眉吐气，在恩施、宜昌两地摆了3天喜酒庆贺。樊增祥恭恭敬敬地来到父亲坟头报喜，当众烧掉了“王八蛋，滚出去”的木牌。他后来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青睐，点入翰林，做了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他一生成功后始终对左宗棠心存芥蒂，某次左宗棠路过他的地盘，他主动避开不见。两家奇特故事，为后世留下一段趣谈。相对于国家利益之争，相对于满官集团与湘官集团的角力，左宗棠与樊燮个人恩怨，不过是历史大潮中的一个旋涡。通过救左行动，湘官集团从历史旋涡中旋了出来，满官集团却被自己制造的旋涡旋了进去。代表未来的新生力量战胜没落腐朽的旧力量，已成大势所趋。这次保左行动，曾国藩也参与了进来。刀下脱险，让左宗棠欠下了几大笔人情债。[11]会试路上在湖北被阻回去后，胡林翼密信告知左宗棠内情。左宗棠看后跳了起来。他痛感“网罗四布，可为寒心”，说，男子汉大丈夫，身处天地之间，环顾四周，空旷辽远，不只是蜀道难走，原来最难的是人心这条险路。既然我不能像牵牛星一样达到天宫，故乡也不敢再回去，那就只好顺长江而下，暂时加入曾涤生的军营，避一避那些人的毁谤吧。幕府生涯，从此真的就要永远告别了。回头看看，这次在骆秉章幕府一干已有6年。经历生死，人情的体验更加丰富，性格的刚度，也加强了。龙的宿命是飞。卧龙潜伏，战龙凌空，不惧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生在乱世的左宗棠没有退路：不能在白水洞里求得安谧，只有在电闪雷鸣的战场大风暴中寻找安详。帮助曾国藩“襄办军务”，道路再来一次质的飞跃：从一个以绅士身份参戎幕府的宾客，转变成朝廷的命官。现在起，民间乡绅左宗棠不见了，官员左宗棠新生了。进入体制，他终于可以去建功立业，做“当代诸葛亮”。因祸得福的左宗棠，还记得年轻时的梦想吗？[1] 1864年湘勇攻破南京，曾国藩在报功劳的奏折上，还赶紧将官文排在第一名。官文事实手无寸功，因被曾国藩写得功高盖世，也就被正大光明地封为一等伯爵，升入满洲正白旗。[2] 这一规定与满族在关外时，主要以渔猎为生，擅长骑射有关。入主中原以后，旗人纷纷进驻北京，曾一度丢弃骑马的习惯，改乘车轿，游手好闲。朝廷为了满人子弟不丢弃骑射本领，专门规定：文武官员，特别是武职官员，无论在何处，只许骑马，不准乘轿，并明降谕旨：“惟亲王、郡王、大学士、尚书准其坐轿；贝勒、贝子、公、都统及二品文职大臣，俱不准坐轿，违者交部治罪，断不宽宥。”[3] “八佾”有几种说法，比较一致的说法是64个人分8行排列来跳舞，这是最高规格的舞蹈，只有天子可以享受观看。其他任何人私下组织跳，就叫僭越。僭越是一种可怕的罪名，意思是犯上、大不敬，要杀头的，严重还要株灭九族。[4] 肃顺（1816—1861），清末满洲镶蓝旗人，宗室贵族，爱新觉罗氏，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郑慎亲王乌尔恭阿子。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深受咸丰帝的信任和重用，与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互倚重，煊赫一时，是同治帝顾命八大臣之一。[5] 过去，北京城就那么大点地方，官员跟演员，才子与佳人，相互倾慕，相互依靠，相互取暖，是件雅事，比找歌伎好听。介于朋友与三陪之间，双方都既保留面子，又都各有斩获。[6] 人物传世，故纸数百万，有用的话，一般只有一句。而这句一要概括精准，二要通俗易懂。黄兴也被传诵一句名言，孙中山写的：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但传播不开。太文雅，太不通俗了。毛泽东用文盲听得懂的话，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人们记住了这句话，就记住了刘胡兰。通俗到了底，深刻到了头，所以他的文章，流传最广。[7] 韩信当年逼刘邦封他做“假齐王”，刘邦一口回绝：那怎么行！谋士张良赶紧在桌下踢了刘邦一脚，刘邦会意，马上加一句：他妈的封什么假齐王啊？要封就封真齐王！这种反应速度，读者知道得清清楚楚，但当事人很糊涂，一切天衣无缝。[8] 文格是满洲旗人，1844年的进士，做过山东巡抚、库伦办事大臣。樊燮此次反攻左宗棠，是在时任湖南布政使文格的支持之下进行的。过程是，文格直接向湖广总督官文控告左宗棠，然后官文与文格、樊燮合伙，再转奏清廷，联合对左宗棠发起猛攻。[9] 古代规矩，逢大寿，男做进，女做满，即男子49岁便做50大寿。比方黄兴29岁那年，便是以做30大寿为由，邀集革命党朋友在家聚会，共商以什么方式在长沙五一广场暗杀掉慈禧太后。[10] 左宗棠没考上进士，成了一辈子的痛。后来身为陕甘总督，正在新疆平乱，他还不忘请求回朝会试，争一口气。但朝廷不同意，要他继续平乱；为了安抚他，搞了个“赐同进士出身”。即赏给一个相当于进士出身的身份。在近代，“同进士”与“如夫人”一样，都是伤自尊的身份。“如夫人”即“同于夫人”，事实是妾。两个身份，都似是而非，不尴不尬。[11] 老朋友郭嵩焘无疑出了大力。没有郭嵩焘，左宗棠的脑袋，基本不保。而郭嵩焘是一个视人情大于生命的人。左宗棠刚直，在人情面前，他显得理性、无情，他们围绕人情世故，不可避免会有一场大冲突，老乡情谊是否会鸡飞蛋打？后面会说到。第九章 三品京堂独立楚军樊燮事件，有惊无险，成了“卧龙”变“战龙”的蜕皮石。时间已到1860年，是左宗棠本命年，距离他48岁生日，还差5个月。左宗棠刀口下拣回一命，清朝却再次面临灭亡危机：1860年5月6日，太平天国再振旗鼓，新任将领李秀成带兵，以摧枯拉朽的速度，一举摧毁了由八旗、绿营统辖的江南大营。清廷大厦将倾，急需能人来扶。1860年6月9日，朝廷以谕旨的方式，正式发布紧急任命：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署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左宗棠奉诏以“四品京堂”衔候补[1]，随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襄办”就是协助办理，做曾国藩副手。当时，摆在左宗棠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去江西吴地做“襄办”，二是去四川蜀地做“督办”。“襄办”要去前线带兵打仗，“督办”是去后方治民做官。左宗棠说，什么“襄办”、“督办”，能不能行事不在一个字面意义的差别上。我立志要去平定吴地，而不是去蜀地当什么官！（“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矣。”）就像当年拒绝入林则徐幕府，他再次放弃去四川做官，来挑湘勇的重担，选择去枪林弹雨中建功立业。湘官集团一时人才荟萃，谁来统领湘勇呢？这就要对国内团练来一次全面检阅。清朝第一个办团练的大臣是陈孚恩。陈孚恩江西新城钟贤（今黎川县中田乡）人，1851年奉命在家乡帮办团练。1853年6月，太平军声势浩荡地围攻南昌，陈孚恩协助江西巡抚张芾、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固守。整个守城工作，由江忠源担任城内外各营兵勇的统一总指挥。陈孚恩守城有功，当年便获赐花翎奖励。但他无意建功立业，办团练成了他在官场升级的一块跳板。到1858年，他已经成了代理兵部侍郎，又升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兵部尚书是六部尚书之一，别称为大司马，统管全国军事的行政长官。这个职务在清代为从一品官衔，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位高人显，自然不会答应再来带兵冲锋陷阵。最有资格的要数江忠源。他是真正将湖南团练做大做强的第一人，可惜因为战场轻敌，在1854年1月的一次败逃中投江，死了。论资历，统领湘勇，全国之内，也只有胡林翼、曾国藩了。1854年8月，湘勇攻下了武昌。这是继湘潭大捷之后，湘勇取得的又一个大捷。咸丰皇帝大喜过望，真性情流露，高兴地下谕问，这是不是真的？然后表扬，“览奏深感欣慰”，对胡林翼十分看好。朝廷推敲来去，发布决定：安排胡林翼来统领湘勇，曾国藩出任湖北巡抚。但曾国藩接到湖北巡抚新任命，辞谢不去。理由是母丧还在身，不好在服丧期间接受任命。他将辞谢奏折刚发出，同时又接到圣旨，咸丰皇帝改变主意了，宣布湖北巡抚任命作废。两人居然想到了一块。等曾国藩的辞谢奏折到京，咸丰皇帝又下了一道上谕，解释说：我本打算让你做湖北巡抚，后来又让你“毋庸署理”，为什么？这不是皇帝我出尔反尔。我想了想，就猜你不会接受这个任命，所以赶紧下了后面那道旨。还有一个原因呢，你现在带兵常年在外，不能长期驻守在湖北，戴一个空头巡抚的名号也没什么用。咸丰皇帝为什么才任命又急忙收回？原来是大学士祁寯（jùn，俊杰）藻知道这个任命后，不冷不热地提醒了一句，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号召乡兵，长驱东下，非国家之福也”。咸丰皇帝一听，脑子里打了个激灵：不说不知道，曾国藩现在看起来怎么跟洪秀全有点像了？兵部侍郎虽然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但没有什么地方实权。一旦曾国藩巡抚湖北，有了地方行政权，筹措军费将变得容易，湘勇的发展势必会星火燎原。湘勇实力坐大，将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咸丰皇帝的心抽了一下，不敢再往下深想，于是赶紧将曾、胡位置换过来。屈指数下来，曾国藩办团练已经7年。这些年来，他一直带兵战斗在前线，但流血冲杀并没有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好处，因为每到关键提拔时刻，朝廷最后又总反过来对他防范。理由说得动听，曾国藩内心明白怎么回事。曾国藩与朝廷磕磕绊绊，关系纠结，前程受阻。结果是，左宗棠1856年已获得一个赏五品顶戴的兵部郎中；曾国藩办团练7年，由从二品的礼部侍郎平级变身从二品的兵部侍郎，至今一直没变。但左宗棠因樊燮事件因祸得福，整个局面马上要发生改观。这预示湘官集团蛰伏已久，再次赢来飞跃机遇。现在朝廷既然准备重用左宗棠，那就要火线提拔曾国藩。中国官场多少年来，一直流行这么做。左宗棠被新任命的前一天，曾国藩也被连加两个头衔：兵部尚书衔加署理两江总督。两个月后，朝廷看只给代理职，不给他实权不动作，不得不动起了真格，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大权，同时还授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这一下，曾国藩结结实实地接住了权力大棒。大权在握，需要用人。曾国藩当然懂得陶澍当年打造湘官集团的用意。现在，他成了这个集团的灵魂人物，当然要赶快建成一个湘官网络。左宗棠从“朝廷罪人”变成“朝廷红人”，当代诸葛亮大梦还在。他像当年自写挽联预言那样，预见到了大成功的希望。但一介书生来办兵，首先遭遇新问题：团练怎么练？没经验。那就边做边看。孔子说，“必也先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左宗棠想好了，军队取名“楚军”。1860年5月，楚军开始筹备。楚军名字一出，曾国藩首先吓一跳。他当即投反对票，不好，不行。曾国藩是古文大家，他对文字的斟酌，谨慎心细到如发。因为多年身处高位，虚名在外，他时刻处于担惊受怕中。曾国藩怪左宗棠不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也不想想，湘勇的名字怎么取出来的？从1853年成立起，他为此左支右绌，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咸丰皇帝同意他办团练后，他知道自己带的是民兵队。自古以来，地方武装最容易犯朝廷忌，便极力避开“兵、军”两字。1854年，要向皇帝全面汇报办团练的工作了，怎么称呼呢？犯难了。曾国藩决定先低调，尽量往小里叫，探一探朝廷的反应，于是叫“练勇”。叫了几次，连他自己都觉得这名字太草根，太随意，不甘心，又换了些五花八门的名字，有时叫“船勇”，有时又叫“兵勇”。“船勇”和“练勇”一样卑微。“兵勇”开始转弯，触及到名字背后的实质：团练也是兵。兵勇还是勇。勇兵则是兵。但“勇兵”不合语法，曾国藩不能这么叫。“勇”字叫多了后，朝廷没有引发什么异议，他胆子稍微大一点了，决定再来试探，某次干脆就叫“曾国藩一军”。这一下够生猛，直接叫成自己的军队了。朝廷似乎也没什么意见。皇帝当时想得很简单，无论你是什么兵，反正都是朝廷的兵。但曾国藩换来换去的后果，是部队番号像迷彩服，隐隐约约，闪闪烁烁，东一个，西一个，换到最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叫什么了。咸丰皇帝终于被他层出不穷冒出来的新名词搞得头昏脑涨，发起火来：你带的兵到底叫什么？曾国藩见躲不开了，麻起胆子写奏折，说叫“楚军”。皇帝说好，我知道了，从此就叫“楚军”。曾国藩这个叫法很讨巧，终于点到“地域军队、私人属性”这个实质性的敏感词，而且有文化，“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嘛。春秋之前，湖南一直叫“荆”，也就是蛮荒野地；楚王争霸时期，中原才正式叫它“楚”，追认是文明开化地。清朝雍正时两湖分闱，湖北叫楚，湖南叫湘；湘楚分家，延续至今。湖南兵取个湖北名，皇帝想防他，也会觉得多此一举。名字才定下，曾国藩又怕了。他日夜琢磨：我为什么要叫“军”？不行，太刺眼，长远来看，一旦做大了，皇帝看了会防范，对自己不利。他又要改口了，给皇帝写奏折，说我们叫“湘勇”。清朝的兵，背上都背一个“勇”。不管他们是真怂，还是要靠个“勇”字来打气、壮胆。这个名字不用解释了，一看就懂。皇帝说好，以后按这个报，不要再改了。从那以后，湘勇一直沿用于正式的奏折、材料。直到1864年湘勇攻克南京，后来又大部分解散，曾国藩还一直自称湘勇，从来不敢叫“湘军”。“湘军”最早出现在清朝的正式文件中，是1864年11月21日。曾国藩为纪念南京阵亡的将士，奏请皇帝批准他在江宁省城建立“湘军昭忠祠”。湘勇裁撤以后，才改口叫湘军。[2]曾国藩处心积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见一斑。左宗棠一出山，湖南团练的气势，就换样了。无需绕开，就叫楚军。左宗棠当然懂得，楚军是个旧号，皇帝早知道，很安全，为什么不“借壳上市”？左宗棠心里在笑话曾国藩，湘勇是什么？一看是民兵。这不是自己灭自己志气？楚军是什么？听名字就像国家正规军队，干吗自己将头上标签往小里贴？没道理。左宗棠也以这个名字，对曾国藩表示不满：你怕我不怕，你办湘勇，我办楚军，楚包括湘，你看着办。左宗棠有理由看不起曾国藩。论真本事，曾国藩差得太远，除了能鼓吹道德文章，会斡旋人际关系，其他方面哪里比得上左宗棠？但曾国藩运气好，考中进士早，办团练先行，都跑到左宗棠前头。[3]为楚军之名，两人争论，是他俩第一次见面就争的不和谐的延续。左宗棠认定的名字，他会怕吗？不怕。会改吗？不改。曾国藩反对无效，只好眼睁睁看着“楚军”大旗在眼前摇来摆去。左宗棠不叫湘勇，独树一帜，独辟蹊径，是故意要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吗？左宗棠心中其实另有周密的想法。因为从家庭出身到个性到经历，他与曾国藩几乎完全相反，所以办事的风格也截然不同。他不认同曾国藩的建军方法，只有一开始就独门独户，不被曾国藩旗号拘束，他才可以完全按自己的规划来，办出自己的特色。独立风格，他在陶家教书时已经养成。跟骆秉章合作，以独立身份入幕，是这一风格的继续。眼下，他依然独立行事，不愿附和、随流。左宗棠创办楚军，很注重独创性。他首先改变湘勇360人一营的做法，而采用被曾国藩开除了的将领王錱（音、义同“珍”）每营500人的建议。他任用王錱的弟弟王开化做总理营务，刘典、杨昌浚做副手。左宗棠第一个打破曾国藩招收兵勇主要来自湘乡籍的传统。他在湖南长沙、湘乡、郴州、沅州、湘阴等府县招募兵源。这样一来，就彻底规避了“尽用湘乡勇丁，无论一县难供数省之用，且一处有挫，士气均衰”的风险。筹建楚军，前后花了两个多月。到1860年8月10日，打仗的、烧火的、做饭的、挑担子的，加在一起，共5804人。真正专职打仗的，5000兵。楚军的管理人员构成也很特别。湘勇传统，重用读书人。曾国藩营官基本只用儒生，他的用人原则是“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左宗棠营官则基本用武人，他的用人原则是“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曾国藩用将都跟自己一样，高学历；左宗棠用将的第一标准，就是考不上进士的，最好是举人，考不上没功名的也没关系。[4]这种观念差异，造成曾国藩用的人会做官，左宗棠用的人会办事。前面10年里，左宗棠已经做了两届幕府，在湖南大权独断，大胆提拔人才。通过实践，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用人有法，没有定法。统帅只需要根据自己的个性、特长来选人。将领是统帅性格、才能的延伸。现在兵马已齐，左宗棠开始第一步——治军、练兵。他计划用一个月时间来做这件事，练好后就马上拉出去开打。左宗棠没读过一本军事教科书，刚好可以天马行空来设想。他发明了一套很特别的练兵法，分三步来做：首先是练心，其次练胆，最后练习操刀弄枪，并总结出一个新理论：“治军先养气，治病先养心，乃不易之理也。”[5]治军靠养气，这就需要统帅有气魄。左宗棠的气魄，一方面来自于天生，“燕颔虎颈”，气壮如牛。另一方面也来自他的经历，早年科考的失意，在湘潭桂在堂寄眷，“居妇家，耻不能自食”，让他心中积蓄了一股气。这本来是一股怨气，属负能量，但左宗棠受儒家经典、诗书熏陶，找到了用武之地，将这股气转化成了正能量。他在柳庄书下“天地正气”挂在大门上，“怨气”变“浩然之气”，标志心理成熟转化过程完成。而早年舆地学研究的科学实践精神，农学实践的漫长等待与精耕细作特点，已经锻炼出了左宗棠的耐心与细致性格。这种风格带进军事中来，造就左宗棠另一个特点：跟诸葛亮一样，小心谨慎，事必躬亲，场场亲自指挥。尤其是穷苦的幼年生活，以及楚狂接舆的地域性格影响，造成左宗棠个性刚直、率真，让他不喜欢虚假，用人只看做事能力，凭亲戚、关系，都没用。因为刚直，不喜欢绕，他对待部下、士兵，都非常坦诚。刚直的人一不喜欢骗人，二最恨别人骗他，所以楚军士兵很少有谎报军情邀功的。当兵的与当官的不会相互猜忌，大家放心，所以同心。左宗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廉洁。穷苦的生活经历，让他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对贪污、浪费，会产生一种排斥本能。因此他的军队，也被带得很廉洁。公生明，廉生威。左宗棠“以勇敢、朴实为宗”，在楚军中的威望、号召力，迅速树立起来。短短两个月，楚军已经练好。这是左宗棠出山以来，完全按照个人风格，独创出来的一支军队。是好是坏，交给战场检验。这5000兵，作为左宗棠起步的家底，将要跟随左宗棠征战一生。楚军规模为什么如此之小？一方面因为朝廷限制，另一方面左宗棠自己也认为足够了，兵在精，不在多。现在，太平军士气正盛，如狼似虎；满清朝廷眼看着摇摇欲坠，鼎破鹿亡。左宗棠怎样率领楚军，来挽救这个垂死的王朝？中流砥柱操练完毕，楚军以独特的面貌，诞生在中国大地上。左宗棠很快接到曾国藩下达的第一个战斗任务，援助曾国藩驻扎在安徽安庆的湘勇，取道江西，去打太平天国的征西军。这是曾国藩安排的战略。军事上的说法，叫“围点打援”。曾国藩的战略分析是：南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安庆是南京的喉咙，只要锁死安庆，然后切断，太平天国就会指日灭亡。但这样做有很大风险，太平军为了给自己松喉，大部队会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增援，而江西正是主要援道。左宗棠只要守住江西，来一个打一个，将援兵打尽了，胜负就已分出，余下的事情，是直捣金陵南京，捉拿天王，清扫残余势力。曾国藩这一着布局确实够狠。正因为下手狠，所以太平军会不顾一切地来突围，这样一来，压力就全靠左宗棠顶着。成败直接决定安庆归于谁手。1860年9月，左宗棠率部队从长沙金盆岭出发，经过醴陵，向江西开进。作为独立的军事统帅，48岁的左宗棠，终于第一次出省作战。1860年12月15日，左宗棠在江西景德镇与广东会党军迎头打上。楚军士气冲天，会党军应声而败。这是左宗棠“出湖”以来的首场胜利，他非常高兴，写信回家报告说，我10天内连打三场胜仗，连攻下两座城市，自己一个兵都没死，看来我训练他们胆量有效果，后面还有很多胜仗等我去打。但部队真正开进“围点打援”区，双方都加大火力，集中优势兵力，战争迅速陷入胶着状态。第一次走出湖南，急于立战功，左宗棠一改谨慎风格，决定冒险。战斗发生在石门。左宗棠本来派重兵守在景德镇，但石门清军派人来向他求援。进攻石门的太平军由李秀成指挥，他的作战方法跟左宗棠差不多：军队靠气势，派人到处摇战旗，边打边喊，场面宏大，杀声震天，胆小的对手见了心惊肉跳，不敢迎战，主动败退。李秀成率领一万五千人马，从天京出发，沿着长江南岸，经过当涂、芜湖、繁昌、青阳，刀锋所向，清军败逃，这样一路顺利，军队驻扎到江西石门。左宗棠知道，李秀成是主帅，正要找他去挑战。现在机会来了，他当然不会放过，马上派王开琳、王开化带景德镇五千精兵，飞速赶往石门救援。但景德镇就空虚了。杨昌浚（jùn，深）提醒左宗棠：假如李秀成反过来打景德镇，怎么办？左宗棠已经冒险先做了，心里并没有绝对把握，只好说：不会，他正在打石门，分不出兵来打我。况且，他怎么知道我景德镇的兵全部派完了呢？杨昌浚到底有些不放心，劝左宗棠稳妥点。左宗棠说，好！按规矩，三百守城的老弱病残，烧火的、做饭的，只要能走得动的，全部跑到城头上去摇旗子，以壮声势。越是担心什么，越会发生什么。王开琳、王开化走后第二天，太平军插在城内的探子，马上将消息报告李秀成。李秀成一听，机会来了。马上派养子李容发带去三千兵，直取景德镇。李秀成也是个谨慎的将领，已经听说了楚军的厉害，临出发前，他告诫儿子：左宗棠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你先弄清楚守城的是左宗棠的楚军，还是江西的绿营，再到景德镇去摸清左宗棠的实力。到景德镇后，要仔细察看，不可鲁莽。李容发一路想着父亲的告诫，将军队开到了距楚军50公里的地方。楚军探马火速警报，杨昌浚急得不行，连问如何是好，调兵已来不及。左宗棠沉了一下脸，说，我们内部出奸细了，不然，怎么我们一派兵去，他们就来打？搬救兵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学诸葛亮来一次“空城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