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命于深山，也要用学问。据野史记载，这段时间，左宗棠用他一流军事家的头脑，在玉池山上反复侦察，最后选定一个叫白水洞的地方。白水洞坐落在湘潭与湘阴中间，地势偏僻，难猜难寻。无论去湘潭，还是回湘阴，路途都最近。左宗棠叹息自己老谋深算，读了那么多书，却先做这么个小谋划，未免大材小用。左宗棠又帮郭嵩焘选定隔壁一洞，叫梓木洞。选好后，他们安排人用砍刀将洞内用树木、树叶、藤蔓修理了一番，打造了一个类似野人与猿猴住的洞房。房子原木原石，原始生态，纯手工制作。刀砍斧伐，立木覆叶，忙碌了几天，房子搞得差不多了，他与郭嵩焘悄悄下山，将沿路痕迹掩盖。现在，只等社会大暴动，他们就抢在第一时间，搬到山上来。人算即是天算。白水洞建好后不到4个月，预感得到了可怕的印证：1850年11月4日，洪秀全集结2万多人，在广西金田村正式发动声势浩大的起义。湖南与广西紧邻，惊天动地的太平天国运动，像一声炸雷，让整个湖南陷入惶恐与纷乱。国事也在发生变化。就在这年的2月25日，中国易主：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皇帝登基。但朝廷像一头笨拙而麻木的老黄牛，太平天国运动事实正在以台风横扫中国的气势席卷而来，中国土地辽阔，号称天朝上国的朝廷已被摇动了，遥远的北京，居然还感觉不到动震，咸丰皇帝没怎么上心。他依然以君临天下的架势，俯视天下臣民。咸丰皇帝登基，给左宗棠又带来一次出山的机会。为了显得皇恩浩荡，咸丰一登基就颁发一道诏书，宣布开“孝廉方正科”，声称要搜集乡野遗才，定荐举后赴礼部验看考试，授以知县等官。[1]在这个不是时候的时候，左宗棠成了被搜集的对象。翰林院庶吉士郭嵩焘推荐左宗棠。[2]左宗棠一口拒绝了。他心里一肚子火：你这么个破朝廷，弄得我考试不中脸面丢尽也就算了，如今连自己治下的老百姓都保护不了，弄得我左老三假隐要变真隐，我怎么可能出山给你来帮忙？不说他眼下正忙着要真隐了，就是不隐，他也不去。因为保举“孝廉方正科”即使选上了，也只能得个六品顶戴的芝麻官。左宗棠相信自己跟诸葛亮一样，是拜相封侯的人物，怎么可以起步如此低下？关键是，一心关注社会变动的左宗棠，这几年通过一个人，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这个榜样，就是湘勇（今称湘军）创始人江忠源。江忠源，湖南新宁人，与左宗棠同岁。但科考比不上左宗棠，1837年才考取举人，其后科考一直不顺。1844年，为镇压农民起义，便在籍办团练，[3]灌输忠孝礼义，教兵法技巧。江忠源办团练，很快就见成效：一举成功消灭了同乡雷再浩的起义军。19世纪40年代初，在连年天灾人祸的逼迫下，湖南新宁人雷再浩揭竿而起，组织平民反清，与李辉、李世德共创“帮帮会”。雷再浩、李辉分别于新宁八峒、瑶市、盆溪及县城发展会众。几年后，会员发展到2万多人，雷再浩被推举为总大哥，李辉推为元帅。1847年10月16日，雷再浩在黄背峒，李世德在广西滑溪正式宣布起义。江忠源组织团练迅速去镇压。江忠源带的团练，坚持了民间办军事特色，对朝廷，一不要人，二不要钱，三不要粮，但一心帮朝廷办事。对于这样“三不一有”的民间部队，朝廷求之不得，自然大加鼓励，常常奖励。江忠源凭借这支民兵队，成功镇压了会党起义。朝廷马上赏他做浙江秀水知县。尝试到办团练的甜头，江忠源又命弟弟江忠淑募选500人，号称“楚勇”，赶到广西。这是湖南乡勇首次出省作战，也是湖南民间第一次搞军事输出，出师大捷。开局很好，发展很快。其后几年，江忠源节节胜利，他的官位也从举人起步，知县、知府，一路往上升，升升升，升到了按察使和安徽巡抚。非常之人，以非常手段，办非常之事，取非常官位。江忠源别开生面的起步，让左宗棠豁然开朗：即使江忠源考上进士，发展再快，也无非做个县令、知府，类似胡林翼官场骄子，眼下就是这样。江忠源后来被奉为湘军创始人，可惜死得太早，事业半路夭折，名气没有曾国藩大。[4]就才能而言，他与曾国藩旗鼓相当，各有所长。北京城里流传着一个说法，京城里只要有人去世，江忠源必定会帮忙买棺材，曾国藩必定会赶过去送挽联。“包送灵柩江忠源，包作挽联曾国藩”，说的就是这个事。当时流传一则笑话：曾国藩帮人写挽联上了瘾，有空就琢磨怎样给人家挽一联。某次有朋友登门拜访，见他正写着，好奇地探头去看。曾国藩拼命捂住，朋友更加好奇，夺过来一看，原来活着的朋友，都被他预先写好了挽联，只等一死就直接送，自己名字竟然也赫然挺立其中。朋友大惊失色，愤怒地甩门而去，从此与曾国藩绝交。这些江湖传闻，已透露给世人，江忠源长处在实践与行动，曾国藩长处在文采与谋略。左宗棠则兼具两者之才。江忠源的经历给了左宗棠启发：在当下乱世里，要想做成当代诸葛亮，必须蓄足势力，一炮打响，扶摇直上。不做大事，就做隐士。左宗棠想避世而隐，这一思想苗头最早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他多次写信给贺熙龄，称自己要“买山而隐，为苟全之计”。后来先闹旱灾，后发洪灾，计划全打乱了。左宗棠“买山而隐”的创意，来自读史的启发。明末战祸乱烧，一个叫孙夏峰的人，带着几千人躲进了易州五公山；一个叫魏敏果的人，带着母亲躲进蔚州德胜岩。他们都躲过了劫难，最后完好地存活下来。左宗棠因此结论：学他们躲进深山，世界再乱也安全。左宗棠厉害，在于他懂历史。黑云终于压城而来。1852年7月，太平军将领萧朝贵直奔长沙，带领5万人马，枪炮雷动，兵临城下。紧邻长沙的湘阴土地，在起义的剧烈颠簸中震荡了，随处可见仓皇与逃离。这时的左宗棠，已经带着一家人，带上二哥左宗植、带上周夫人妹妹的两个儿子，加上朋友郭嵩焘，以及他的弟弟郭昆焘、郭仑焘，在白水洞和梓木洞里安然地过起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这种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生活，其实是一种要什么没什么的苦不堪言的生活。但比起随时会被乱军杀头的生活，已经有一种莫大的幸福。左宗棠有点沮丧，但他觉得真安全了，“我无害于贼，贼无所忌于我。”他推断：自己已经弄得江湖名气很大，太平军到了一定会来找，找到封个职位，如果不从就杀掉；但现在自己已经成功躲起来了，没给朝廷做事，对太平军没伤害，他们稍微找一下，没看到就走了，不会专门来找去干掉。他当时预测，太平军来势凶猛，所向披靡，一路杀敌北上，不可能在湖南呆很长时间。最多也就想占领长沙、岳州这些较大的城市罢了，没时间到农村乡下来抢钱抢人，所以自己真隐下来，倒可以过上庄子所描绘的“上如标枝，民如野鹿”自由自在的生活。他10多年前在自写的挽联中，不正是想过这种生活吗？“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在山中消磨岁月，日子过得很慢，光阴变得很长。这时他开始想：太平军什么时候走？他们会推翻朝廷吗？不可预料，让左宗棠干脆什么都不急了。反正自己早做好了打算，既然活着上山来，就没想过活着下山去。难道非隐不可吗？隐山大谜这时除了隐居，他至少还有两个选择：一是赶紧主动投奔太平军；二是迅速向朝廷靠拢。第一个选择，还真有这么一种流传。说太平军杀进长沙时，左宗棠偷偷跑去见洪秀全，跟他有一番绝密级对话。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说：“左宗棠尝投奔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最后为什么又不加盟了呢？因为各自的信仰不同。“唯洪、杨以立国源头及其基础乃在新教，不能自坏之，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不是左宗棠不想加盟太平军，也不是他没那样做，而是洪秀全、杨秀清不愿意放弃当宝贝用的“上帝教”。左宗棠跟太平天国因为“主义”有分歧，没谈到一块，所以放弃加盟。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也有类似记载。更容易让人产生接近联想的，是左宗棠与洪秀全经历相近，推测起来应该气味相投。洪秀广东花县人，生于1814年1月1日，比左宗棠小一岁零二个月。他7岁进入村里私塾读书，13岁正式参加科考，一度醉心于“科考取官”。但屡考屡败，晃眼到1836年。他的家境本来穷苦，这时已经穷得揭不开锅。洪秀全还铁心要考，只好一边做乡村塾师赚钱补贴家用，一边继续参加科考。1837年，他打起精神继续参加广东花县县试，总算顺利通过，但府试再次名落孙山。这一年他已经23岁，23岁了连秀才都还没有考取，他差点当场气死。[5]从死亡线上挣扎着回家，洪秀全大病了一场。病中，他一直处于癫狂状态。家人将他当成“非正常人”，为了防止他外出伤人，派了两个哥哥日夜看护，把他反锁在家里。同村人私下议论，都认为他疯了。这样折腾了一个月，洪秀全竟意外醒了过来。他说自己这一个月里做了一场大梦，梦里到天上去了一趟，面见了耶和华老先生。“耶和华是谁？”村民不知所云。洪秀全很严肃地告诉他们：“上帝，你们听说过吗？耶和华就是上帝。”自从宣布梦见上帝，洪秀全俨然成了上帝的发言人，他决定不考了，发誓从此“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要自己当皇帝来“开科取士”。唐朝黄巢曾做《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洪秀全决心以黄巢做榜样，铁下心来造反。太平天国运动，在洪秀全从癫狂中醒来后，大张旗鼓地发动了起来。小说家曾以活灵活现的语言，描写了左宗棠夜会洪秀全的情景。不但有谈话内容，还有端茶、送客细节。事实真相呢？湖南籍历史学者谭伯牛考证，当时确实有那么个人见过洪秀全，此人姓黄，是湘潭的一个落魄书生。他长得很像左宗棠，有人在夜色中看到他进入太平军营，就误传误播，将黄某当成了左宗棠，编出这样一段“替身”故事。左宗棠自己的说法最有说服力。1854年，他写信给湘潭朋友黎吉云，还在怀疑，“洪秀全不知实有其人否？”又进一步说，“唯杨秀清苍滑异常，贼中一切皆其主持”。左宗棠连到底有没有洪秀全都不肯定，硬说与洪秀全见过面，就属灵异事件了。其实，左宗棠没参加太平军，从理论上推断，有几点原因：一是，他虽然考试不中，但他的天分极高，不是洪秀全那类确实因水平原因考不上，看不到上升空间。读过洪秀全文章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认为他只会写打油诗，考上了才是奇迹。二是，他的理想一直是进则有功名，做当代诸葛亮，退则可以做“湘上农人”，没想过造反。而在社会地位上他属于乡绅，乡绅、富农、地主阶级，历史以来，鲜有带头造反的先例。三是，他的朋友都是体制内主流大员，陶澍、胡林翼、林则徐，他受体制内思维影响不浅，很难在瞬间做出逆天而行的大举动。这样看来，左宗棠不会有加盟太平军的行动。那么，左宗棠这时为什么不主动向朝廷靠拢呢？道理很简单，左宗棠心理上会抗拒。左宗棠是一个心气很高的人，同时是一个踏实与办事的人，是一个实在的理想主义者。他从不愿意在熟人、朋友面前服输，但会试之败，弄得他很没面子。在曾国藩与胡林翼面前，他被文凭压迫低下头颅。更何况，鸦片战争以来，他对腐败与卖国的朝廷，已经痛恨入骨。让左宗棠纠结的是，他恨朝廷不假，但在“朕即国家”的时代，皇帝、朝廷、国家已经完全混同，三位一体。一旦朝廷没有了，太平天国运动成功，自己从头到尾没参与，恐怕也会在将来成为“被革命”的对象。比较之后，他找到的最好办法，是与自己怨恨的政府合作。妥协与退而求其次，这就需要谈条件。核心一条，需要授权。左宗棠很清楚自己的性格，刚直率性、固执倔强，“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但怎么样才能保证有权呢？办法只有一条，就是让对方来请，并且是不厌其烦地请。左宗棠现在想明白了，诸葛亮当年弄出个三顾茅庐，后人以为是诸葛亮为了给读书人挣面子，这是陋儒的迂腐浅见。诸葛亮精明得很：我现在年纪轻轻，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什么都还不是，你凭什么请我？可能是随口说说。你邀请我出山，现在越热心，显得越真心，以后越铁心。你越请我越不动，以后你就不得含糊我。你不是充分信任我吗？你不是强邀我下山的吗？信任我，就放权让我做主吧？强邀我下山，我已没有退路，我以后再怎么过分，你总不能一脚踢开，请神容易送神难吧！左宗棠以“今亮”自比，诸葛亮这点小技巧，他懂得比谁都深。所以干脆不急了，躲进深山，摆出一副架势：世事纷乱，刮风下雨，与我无关。难道，左宗棠在假隐？这又不大可能。战乱年代，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过几秒。而太平天国与满清朝廷，鹿死谁手，谁也不知道。天下明天到底会怎样？谁也不知道。左宗棠是真隐了。当时心情是真心想隐，隐是内心的自我承诺，而不是公开声明。它会随人的感情、好恶改变。万一朝廷要来麻烦他，让他做个“劳人”，他当然又会抓住机会。“经世致用”的隐，是宁静致远，是静观其变，而不是伯夷、叔齐式的坚守。“用无常道，唯变所适”，“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这门学问的立足之本，是追求用行动改变当下现实，而不能将学问当成孤芳自赏的花瓶。现在，既远离太平军，又不理会朝廷，表明左宗棠还有一种姿态——观望。在前途未卜时，最好的参与，就是观望。他这样躲起来，人家找得到吗？别人找不到，一定是自己还不够好。真正不可或缺的人才，不论在龙宫还是天宫，不管在蛟龙一号还是神州九号，一定可以找到。左宗棠眼下名动江湖，自从与林则徐见面，官场到处都有他的传说。躲在这个荒山野岭，通过什么方法，才可以将左宗棠先生请出山呢？一个叫张亮基的人，正在费尽脑筋，琢磨这个事情。三顾左庐真隐于湘阴白水洞时，属于左宗棠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主动找上门来。左宗棠住进白水洞不到10天，当代的刘备，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急不可耐地“三顾左庐”了。张亮基什么背景呢？江苏铜山（今徐州）人，道光年间的举人，胡林翼的朋友，林则徐的部下。这次被调进湖南，主要就为镇压太平天国。胡林翼向张亮基推荐左宗棠，写了一段长长的评语：一是“才学、品行，超冠绝伦”；二是“为人廉洁耿介、刚直方正、性情善良、忠肝义胆”；三是“胸罗古今地图、兵法、国章、时务”。最后他还列了一点：不重名利。即使谋划成功，也不愿意受赏。张亮基一看，这么好，这人不就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吗？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可以独担大任，而且谋划能成。最后一句，也说到张亮基心坎里了：做成了也不会与自己争功。领导不怕放权，就怕下级与他争功。张亮基可要靠政绩升官啊。1852年8月22日，张亮基从贵州进入湖南。到常德时，就派人先送礼金，再派人送书信，两拨人马浩浩荡荡，去邀左宗棠出山。派人来请的效果，想都不用想，没用。稍后，张亮基换了个方法，写信给胡林翼，求胡林翼去邀。诚心不够，自然又不成。大兵压境，生死关头，张亮基心里急啊。缺了左宗棠不行，还得另想办法。他想起一个人，江忠源。江忠源这次扮演了《三国演义》中的徐庶。江忠源写信代请，最后二哥左宗植和朋友郭嵩焘也来面劝，内外合力，左宗棠动摇了，同意出山。这个故事经不起仔细推敲。最明显的是，左宗棠既然以当代诸葛亮自比，对仕途又已经不那么心切，张亮基本人都没出面，左宗棠就这么出山了，跟他自己的定位不符。于是另一个与“三顾茅庐”可以相媲美的故事，又流传出来了。唐浩明在《曾国藩》一书中有“计赚左宗棠”一节，叙述了这段起伏跌宕的经历：某天，陶府的家人陶恭突然前来送信，左宗棠出门亲迎。接信看时，陶恭正在左顾右盼，陡然听到一声怒吼：“张亮基真是岂有此理！”左宗棠本来声音洪亮，这一声吼得屋瓦震动，吓得周诒端和张茹急忙从内室走出。“季高，什么事发这么大脾气？”夫人周诒端面色惨白，气喘吁吁地问。“你们看，你们看，这张亮基真是欺人太甚！”夫人接过信一看，居然是张亮基绑架陶桄的内容！信中称陶家为官宦大家，湖南有难，省府捉拿了他，逼他拿10万两银子来，否则打进牢房。陶澍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朝野上下谁人不知？张亮基要陶家捐10万两银子，分明是勒索！左宗棠越说越气，把手一捋，高喊：备马！即和陶家仆人各骑快马，直奔长沙。左宗棠跨进长沙城的陶公馆，还未进屋，就问：“公子呢？”门房流泪说：“昨日下午，一群兵士把公子绑架走了。”左宗棠立即策马来到巡抚衙门，怒气冲冲地向里面闯，守门的卫兵也不阻挡。左宗棠径直上了大厅。这时，巡抚张亮基从签押房里踱步出来，拱手说：“左先生，鄙人在此恭候已久。”左宗棠怒气冲冲，大喊一声：“陶公子在哪里？快给我放了！”张亮基哈哈一笑，说：“从何谈起！我昨天请公子来舍下叙谈，公子正在后花园赏花呢。”江忠源这时出来了，左宗棠见到他，又见到了陶桄，才陡然明白，逼捐10万两银子，并无其事，引诱自己前来自投，才是真的。这段故事情节生动，引人入胜，但《左宗棠评传》作者杨东梁认为，张亮基扣留陶桄，逼他拿出10万两银子，从而引左宗棠赶赴巡抚衙门，是后继者骆秉章办的事，没张亮基什么事。正史记录、野史编派、小说演义，众说纷纭。事实到底怎样？读者可以自判。真实的历史是，在此之前，张亮基已经专程登门，邀请了左宗棠。张亮基亲顾左庐，是在兵临城下的危局中紧急做出的。太平军围住长沙后，主营安扎在城南妙高峰，营盘分扎长沙城南、东、西三面。城北是湘江，清军在这里布置了五千余兵力；江对面驻下三个绿营。湘江成了清军守城重点防守区，也是出入长沙城的唯一安全通道。夜幕中，50多个部下，簇拥着一位身穿便服、身材清瘦的官员，悄悄走出长沙城北门，登上了停泊在江面的一艘官船，轰隆轰隆向湘阴方向驶去。官员正是新到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他冒险出城，是到湘阴去邀请左宗棠。见面后，左宗棠被他的诚心打动，但并没有立即来长沙。完整的故事情节是，先通过胡林翼、林则徐举荐，再江忠源写信力邀，然后张亮基登门拜访，左宗棠终于出山了。既来之，则安之。左宗棠受命之前，丑话说在前面：“宗棠脾气不好，遇事又好专断，恐怕日后不好与群僚相处，亦难与大人做到有始有终。”张亮基当面承诺：“鄙人今后大事一任先生处理，决不掣肘。既以先生为主，群僚亦不会为难，请先生释怀。”左宗棠一听，这解决了自己关心的“授权”。但怎么保证“授权”的有效呢？这需要对方保证自己有完整的独立性。如果没有独立性，无论是君臣关系，还是上下级，自己事实都是张亮基的部下。这就让独立成为一句空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上级要下级服从，下级都不得不服从，事实还是张亮基一个人说了算。要保证“授权”不是名义，不是一纸空文，唯一的办法，是自己人身独立，有主宰自我的进退自由。于是左宗棠再提条件：“宗棠乃湘上一农人，不习惯官场生涯，若与大人及诸公同僚相处得好，则在长沙多住几天；若相处不好，宗棠会随时拂袖而去。请大人到时莫见怪。”张亮基毫不介意，满口答应下来。既保证了独立性，又得到了“授权”，双方满意，皆大欢喜。左宗棠首次出山，就这样定下了。1852年10月8日，左宗棠从湘阴赶到长沙，“缒城而入”，谒见张亮基。张亮基“握手如旧，留居幕府，悉以兵事任之，至情推倚，情同骨肉”。这天起，左宗棠正式做起了张亮基的幕僚。受命后第一件事，是打太平军，解长沙之围。5天后，即1852年10月13日，左宗棠统帅湖南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沙天心阁展开了第一场决定湖南政府命运的生死大战。这一战，左宗棠指挥大炮，一炮打死了太平军现场总指挥、西王萧朝贵。太平军群龙无首，逃出湖南，冲向武汉，逼向南京。长沙之围轻易化解。长期以来，民间野史广泛流传“萧朝贵是左宗棠指挥下打死的”这个版本。但《左宗棠评传》作者杨东梁指出，左宗棠与张亮基于10月7日才从长沙北门登梯入城，而萧朝贵于1852年9月12日在长沙南城已经被城中炮火击中，伤重而亡。左宗棠到长沙时，萧朝贵已阵亡20多天了。按前一种说法，左宗棠与诸葛亮出山时惊人地相似：“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按后面一种史实，尊重史家说法，则左宗棠出山时已经略微显得姗姗来迟。真实的情况是，左宗棠第一次出山的作用，无疑被野史流传夸大了。左宗棠真正发挥的作用，是在张亮基幕府呆了一年，做了两件大事：一、1853年1月12日，江忠源配合他，用12天时间，将浏阳的农民起义军，周国虞、曾世珍组织的“征义堂”镇压下去，斩首七百，解散万人。二、1853年2月，在太平军力克汉阳、占领汉口，半个月后，攻克武昌，取得第一座省城。左宗棠入主湖北，经过8个月奋战，将太平军驱逐出武汉。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战果丰硕，但相对于后来大开大合、风起云涌的大战，更像是左宗棠一生战斗的小演习。张亮基在1852年调任湖南巡抚，授权左宗棠不到一年，就因左宗棠指挥得力，战功显赫，被提拔署湖广总督。太平军见攻湖南无望，便将兵力转到湖北。左宗棠在湖南指挥，张亮基便亲自率领清军在黄安（今红安）、麻城夹击太平军，不料大败于田家镇。1853年10月17日，张亮基被免去署湖广总督，改去山东做巡抚。冠冕堂皇的调任理由是他善于守城，山东济南府需要他才守得住。真正的原因，是他得罪了僧格林沁亲信大将胜保。太平军在长沙受挫，便从湖南转向江西、湖北、安徽、江苏，一路杀过去，指哪打哪，一路攻城略地。长沙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成了当时全国唯一一座没有被太平军攻进的孤城。这也预示着，左宗棠将要成为太平军的最大克星。眼下，张亮基要动身，离开湖南去山东赴任了，他有点舍不得左宗棠，力邀同往。左宗棠像上次拒绝做林则徐的幕僚一样，婉言谢绝了。张亮基知道，自己去年被提拔做总督，是左宗棠“防守湖南之功”，自己领了功劳，丢下左宗棠就这么走了，怎么也过意不去。他向皇帝“奏保知县加同知衔”。左宗棠又坚决辞谢。张亮基终于纳闷起来。与左宗棠合作了一年，他居然还没弄明白，左宗棠这样卖命地帮政府办事，到底图的是什么？事实上，左宗棠对县官看得很重的。早在1845年10月，妹夫张声玠到河北保定元氏县做县令，左宗棠写信给他说：“天下有两官员好作，一宰相，一知县，为其近君而近民也。宰相不可得，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矣！”县官既然跟做宰相一样，左宗棠为什么不要？“同知衔”即“相当于知府”，已经不低。何况，左宗棠此时已41岁了。经历了世事的困苦，战争的残酷，他不再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高调青年书生，而是务实的中年办事人。根本原因，是左宗棠将自己看得很清楚，在陶家自学成材，自己的才能，“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这次合作，他更加看清楚了，自己如果得个“同知衔”，职位权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卡在中间，以自己的个性，不但办不成事，而且搞不好关系，一时利令智昏，终将一事无成。左宗棠同时看出官场关系的复杂与微妙，他不愿放弃湖南根基而去山东，于是决定辞归，回老家湘阴。他对张亮基拱手道谢，表示领了心意，说：“虽已固辞，然其意则可感矣。”回想这一年的合作，左宗棠与张亮基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都履行第一次见面时的诺言：所有需要批复上报朝廷的奏章，张亮基全部放手交给左宗棠办理，左宗棠跟张亮基谈主意、策略，张亮基全部同意按左宗棠的意见办。左宗棠既感激，又高兴，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地埋头苦干，死气沉沉的清军，被他用激情与智慧盘活了。（“所有批答咨奏，悉委吾手。昼夜劳思，竟无暇晷，委任之专如此，言行计从又如此，虽欲不感激奋发，其可得乎！”）40岁时第一次出山，比诸葛亮晚了14年。但出山第一年干得不错，比诸葛亮26岁强出不少。“人生起步四十始”，左宗棠开创了一个先例。他胯下那头慢驴，开始变成一匹骏马。出山大捷，前路光明；卧龙入湖，鳞爪飞扬。(W//R。S/H。。U)左宗棠如何从湖南地方小幕僚，出湖入江，将事功迅速做大？[1] 举孝廉是汉朝的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孝廉是功名，可实授官职。孝廉方正科是清朝特设的制科的一种。仿照汉代的“孝廉”、“贤良方正”，将两者合为一科。雍正元年（1723），曾下诏直省每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高中者赐六品服备用，并规定以后每逢皇帝即位即荐举一次。到乾隆五年（1740），定荐举后赴礼部验看考试，授以知县等官。道光间改在保和殿考试。此科历朝荐举颇多冒滥，汉朝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晚清与汉朝类似，完全流于形式。[2] 1847年春，郭嵩焘第五次进京会试。这次他一口气接连通过“会试”、“殿试”、“朝试”三关，成绩列最优等一类，道光帝授予翰林院庶吉士。这年农历11月，他离京南归省亲，1848年农历三月抵家。正碰上湘阴洪灾，他随叔父在家救灾，忙乎了一年多。1849年，忙完正准备回京，湘阴再次遭遇洪灾，灾情比去年更严重，城中水深数尺，仅城北一隅不为水侵，郭嵩焘只得继续留家救灾。正当他日夜操劳救济灾民，置个人仕途于不顾之时，父母先后病倒，农历九月母亲张氏先期因病去世。隔半载，父亲相继去世。1850年9月到1852年9月，郭嵩焘一直居家守丧。除为父母寻找葬地，没有离开过湘阴县城，闲时读书著作，静观局势变化。[3] 团练源于周朝时的保甲制。是中国古代地方民兵制度，在乡间的民兵，亦称乡兵。唐代设有团练使一职，类似民间的自卫队队长。宋代置诸州团练使，北宋苏轼曾任黄州团练副使。清代团练源于嘉庆时期对分布式暴动的白莲教起义，当时八旗、绿营严重腐化，不足以御敌，合州知州龚景瀚上《坚壁清野并招抚议》，建议设置团练乡勇，令地方绅士训练乡勇，清查保甲，坚壁清野，地方自保。办团经费均来自民间，且由练总、练长掌握。[4]1853年10月，节节胜利的江忠源犯了轻敌的毛病，以为太平军从南昌撤围西上，赶到湖北田家镇（今武穴西北）增防，被太平军击败，退至武汉。12月率部入守庐州（今合肥），陷入太平军的重围。因兵单粮乏，援兵不至，1854年1月14日被太平军攻破城墙，自己投水自杀。清廷追赠他为总督，谥号忠烈。[5] 据美国学者石景迁在《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中描述：这一次落榜，洪秀全彻底绝望，他甚至失去了徒步回家的勇气，雇了两个轿夫抬他回家。等到半个月后回到家，已经气息奄奄。第七章 牛刀大试再顾左庐1853年10月25日，左宗棠回到湘阴，暂时告别幕僚生涯。从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战场，再次来到鸟鸣山更幽的白水洞，左宗棠的心态，经历了一次大转换。总结前段经历，他发现，幕僚的事情，再做不得。左宗棠给夫人周诒端的弟弟周诒晟写信，说出了内心的想法：这一年我耗尽了心血，不想再出山了，不再参加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戎幕工作，从此我要藏到深山里，销声匿迹，隐姓埋名。初出茅庐旗开得胜，仗场场打得顺利，关系也处处融洽，怎么反生撤退念头？难道他已经改变了人生观，放弃了“当代诸葛亮”大梦？外人无法理解，左宗棠有苦难言。这一年拼命干下来，离开后总结：对满清坚固如磐石的官场，自己这个小举人，始终是个打酱油的。人家需要你，擂鼓你冲锋；杀得遍体是伤，人家鸣金收兵；回去论功行赏，人家排排坐，分果果，自己成了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任劳任怨的老黄牛。铁打的官场，流水的官员；一朝诸侯，一任幕僚；巡抚不狠，幕僚不稳。朝廷的任命与罢免工作，照旧在流水作业线上进行。1853年秋天，长沙城头萧瑟，凄冷的天空，弥漫着悲凉的肃杀之气。云贵总督吴文镕坐着一顶轿子，在同样萧瑟凄冷的武昌城，匆忙坐上湖广总督的猩红交椅，接过了张亮基经手的事务。[1]吴文镕是江苏仪征人，1819年中的进士，随后做上翰林院侍读学士。这个职位，相当于皇帝顾问兼秘书官。[2]跟皇帝呆在一起，关系亲，提拔机会多。1839年，吴文镕顺利升上福建巡抚。第二年通过干部交流，又到湖北做巡抚，这次不巧，赶上第一次鸦片战争，没去成。随后10年，仕途依然通畅。1852年，朝廷提拔他做闽浙总督，他没去；又改做云贵总督，这次去了。吴文镕是汉人，学问做得尤其好，用今天话说，是“学究型官员”。他跟湘官集团关系其实不错，是曾国藩的老师，跟胡林翼也有私交。这次到湖广地区来，不知是出于学院派的高傲，还是对自己能力自信，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他没有想起左宗棠，连个邀请函都没发。左宗棠选择再次回湘阴隐居。这固然有张亮基人走茶凉的伤感，内心其实对吴文镕抱有期待。他在等待一个“请”的仪式。左宗棠号称隐居，功名心没死。他更加看清了，要做成当代诸葛亮，得站到时代的风口浪尖，做影响天下的大事。湖广地区是太平军西征的必经之路，是太平天国的主战场，北门锁钥，举足轻重，是中国的风口浪尖。如果离开湖南，做得再好，也只能当一辈子幕僚。他拒绝入林则徐幕府，也放弃跟张亮基去山东，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左宗棠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天下第一幕僚。“誊录、县令、同知衔”，他都根本没放在眼里，何况职业幕僚。再次隐居白水洞的时候，他想，新到的吴文镕会不会找上门来？吴文镕老学究一个，当然猜不到深山老林里左宗棠的心思。科考出身，多年京都体制内生活，奉旨填词，让吴总督擅长诗文，但缺乏底层生活经验，接不上地气。他既看不到这个朝廷体制的弊端，也不明白“人才失而求诸野”，当然更不会想到主动去寻野访贤。但吴文镕的学究式自信，第一下撞到了一个武举人。崇纶，武举人出身，一身江湖气。他是满洲正黄旗人，根正苗红有背景，1852年12月被提升做了湖北巡抚，其后清廷改命崇纶“留湖北协防”。总督吴文镕才进武昌落座，巡抚崇纶明白了，此人从此是直接上级。学究碰上武举人，真秀才遇到兵，气味严重不投。吴文镕一上任，就与崇纶发生摩擦。等太平军杀进湖北后，矛盾激化了，两人开始扯皮。崇纶算老二，有吴文镕在前面顶着，胆气壮，装英雄，跟咸丰皇帝打报告说：“武汉民迁市绝，饷乏兵单，请移内就外，以剿为先。”臣子主动请缨，咸丰皇帝当即批准。崇纶拿着圣旨当令箭，逼吴文镕说：你的本职工作是负责湖北全省防守，但你得带兵出去进攻，天天待在武昌城里守，这像什么话？吴文镕看似自信，内心其实惶恐。老学究不通权术，也不知小人，被崇纶一逼，竟然慌乱。他想，自己毫无作战经验，带兵上前线，岂不等于直接去送死？内心十分紧张，只好装聋作哑，死守城内。但心里不无憋屈，心想真是反了，这年头巡抚可以命令总督了。没想到崇纶自己更怕死，一心想让吴文镕帮他去挡死。小人从来不缺小聪明，他拿起笔又向皇帝告状，说：吴总督一天到晚躲在城里，贪生怕死，不敢出战。（“以闭城株守劾之。”）咸丰皇帝一听，明白总督跟巡抚合不来。不说崇纶是满人，有背景，就是没有，巡抚都在催促总督应战，吴文镕也该以身作则吧。于是严厉批评吴文镕。吴文镕终归学究气，心地直。想反驳，但苦于被崇纶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崇纶戴着为国分忧的高帽子，虽属空谈，但政治正确，谁反驳自己就陷于不义。吴文镕躲避不得，出战不能，这下真慌了。外有皇帝上压，内有崇纶下逼，自己成了只被人提头拽尾的绵羊。实在扛不住了，只好勉强带兵，出武昌城。1854年2月7日，进退失据、内心杂乱如麻的吴文镕，冒险亲自带兵，孤注一掷地进攻黄州。学究兵碰上太平军，如羊入狼群，太平军略施小计，在后营放火，吴文镕则方寸大乱。主帅一乱，清兵顿时全线溃败。兵败如山倒，吴文镕魂飞魄散。唉，他早料到自己不禁打，果然不禁打。崇纶你也逼人太甚，我还有什么脸面见圣上？学究总督只好“扑通”一下，跳进水塘自杀了。吴文镕一死，轮到崇纶慌了手脚。没有了挡死鬼，推卸给谁呢？只好自请出剿。咸丰皇帝知道，崇纶论水平比吴文镕还不禁打，请战是计，谋求逃跑脱身是实。臣子心中那点小九九，怎么瞒得过皇帝？不答应。战不得，逃不掉，崇纶只好心惊胆战地继续死守。熬了半年，武昌还是被太平军攻破。崇纶提前得到探子情报，丢下全城士兵百姓，在沦陷前一天抓紧逃往陕西。曾国藩马上向皇帝打报告，皇帝下令赶快抓回来。崇纶见内有皇帝抓，中间有曾国藩逼，外有太平军攻，条条路通向死胡同，吓得服毒自尽。总督、巡抚相继自杀，湖广地区一时岌岌可危。危机关头，骆秉章顶了出来。骆秉章在1850年3月就已升为湖南巡抚。他长于治理，而短于治乱，小过失不断，经常受到朝廷处分。1852年长沙解围后，骆秉章被调离湖南。但1853年初，清廷又再次任命他做湖南巡抚。骆秉章受命来湖南镇压太平军，是一件颇有戏剧性的事。骆秉章，祖籍广东花县，与洪秀全是同县老乡。而且，据说他们还是小学校友。[3]《清代名人轶事辑览》里有个故事：骆秉章与洪秀全早年在同一个私塾，两人课余时间聊天，洪秀全说：等我将来长大了，一定去造反。骆秉章马上反驳：你如果造反，我一定要来扫平你。洪秀全很轻蔑地说，就你那点水平，扫不平我。骆秉章同样轻蔑地回击，就算我不能，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能力超强的人来扫平你。野史博人一笑，洪秀全是梦见上帝后才想到要造反。骆秉章生于1793年，比洪秀全大21岁，40岁那年已经中了进士，与洪秀全不大可能同校对话。但这个民间小故事，编得倒也凑巧：眼下，骆秉章正在找那个能力超强的人来扫平洪秀全。在强敌压境中巡抚湖南，骆秉章有何妙方？野史流传这样一则故事。1854年早春，鸟鸣山静的湘阴白水洞前，一个骑毛驴的老者，带着一个书童，肩背一只袋，正在左顾右看。老者头戴方巾，衣衫老旧，胡子拉喳，面容清癯，背脊微驼。老者下了毛驴，念诗道：“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左家仆人左乔闻声而看，进去通报，说：有个老者来化缘了。左宗棠正在后山喂鸡呢。见有人进山来，猜也是穷苦人，就擦干手，进洞里取钱。按照柳庄规矩，一般打发三五文钱，但见是个老者，左宗棠就数了十二文，放进他手里，随口说：一年十二个月，一天十二个时辰，给你十二文。没想到老者不接、不谢、不走，狮子大开口，要加钱。他说：孔子弟子三千，孟子门徒三千，请先生再赏三千。碰到强讨的乞丐，左宗棠纳闷了。此人出口成章，不是一般的人，跑到这深山里来讨钱，必定有缘由。但不知道他有什么事？于是客气地请进洞边茅屋里坐。老者进屋观望，看到茅屋墙壁挂的林则徐手书的那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联，仔细端详了一会，叹息一声，嘲笑说：能让林宫保自称“愚弟”的人，是什么样的大人才啊！可惜啊，林公看错了人，重托也要辜负了。左宗棠一听，不得了，来了个高人。追问他：看错了什么人？老者摇头说，一个叫作“五画生”的人。此人被誉为今亮，可实际上呢，与古亮差太远了。刘皇叔当年一句“先生不出，如苍生何？”，古亮就出山救天下了；今天强敌压境，湖湘告急，哀鸿遍地，生灵涂炭，可“今亮”呢？只会吹牛，说什么“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就敢纸上写写，门上挂挂而已。这不叫看错人了吗？左宗棠被羞得满脸通红。他突然想起，哈哈一笑，说，老兄你就别兜圈子了，露出真相吧，中午我们来喝两杯！原来，老者就是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这个故事让人意外，也给左宗棠挣足了面子。诸葛亮当年被三顾茅庐，主子只有刘备。左宗棠这里，张亮基后脚跨出去，骆秉章前脚就跨了进来。这则故事听起来充满传奇，市井街坊津津乐道。但因为是野史，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严肃的史家不予采信，认为完全是天方夜谭。可以确证的信史是，左宗棠辞幕才回到湘阴，骆秉章马上派人前去礼聘。左宗棠见信和礼品后十分感动，他说，“骆中丞及方伯、廉访诸公以书币见招，并委郑司马入山敦促，礼意优渥，实为可感”。但左宗棠还是婉言拒绝了。原因是与张亮基合作一年，他对官场已经有点灰心：“年来心血耗竭，不欲复参戎幕，已托词谢之，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骆秉章见礼聘无效，又想到用职位来诱惑左宗棠出山，就借上一年左宗棠在浏阳战斗中的功劳显著，向朝廷“保奏其以直隶州升用”，没想到左宗棠得知后又辞谢了（“上书辞之无及”）。骆秉章第一次礼聘失败，诱惑也无功而返，并不气馁。他的策略是，不断派人前去礼聘。他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何况他看清楚了，左宗棠的心不是金石，而是热血心肠。骆秉章放下身段，不厌其烦地礼聘，能将左宗棠请出山吗？左宗棠其时正纠结。他心里已经非常清楚：骆秉章是骆秉章，清廷的湖南政府是清廷的湖南政府，他对骆秉章会心生感激，不代表他会对朝廷感动。官场是中国最大的流动江湖，谁也不知道，骆秉章会不会像张亮基那样，随时抽身而走，另有高就。自己呢，随时就会像头孤独的小牛，找不到回家的路。那左宗棠这次为什么又答应出山了呢？骆秉章单靠礼聘是聘不出来。关键有三点原因。一是形势所逼，二是退路全封，三是人情难却。先看形势，湖南新的大战在即。进入1854年后，太平军的枪，像经上帝之手摸过，战无不克，攻无不胜：1月，攻击庐州，江忠源民兵队全军覆没，江忠源自己投水自杀，太平军西征部队全线攻入湖南；2月，湖北黄州被轻取，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死，太平军攻入汉口、汉阳，再占湖南岳州；3月初，湘阴县城被太平军占领。3年前，左宗棠考察白水洞，最坏的打算，是太平军占领湘阴，今天果然成了事实。这逼得左宗棠考虑直面太平军后各种可能的后果。胡林翼第一次劝说左宗棠出山与张亮基合作，说了句当时他感受并不深，至今想来却直击心脏的话：如果湖南湖北全部被太平军占领，你左宗棠无论是躲在柳庄，还是缩在白水洞，真能保证自己免祸吗？（“设楚地尽沦于贼，柳庄白水其独免乎？”）一年前，这句话对左宗棠有一种驱使的动力；现在，他才体味到潜台词中的杀伤力。他蓦然记起赤壁大战前，鲁肃劝孙权的典故来。[4]左宗棠原本还可以继续中立、观望。但因入过张亮基幕府一年，弄得面临与孙权当年完全一样的选择了。太平天国本来是官逼民反，具备战争的正义性，但因洪秀全后来昏庸腐朽，没有政治策略，拒绝统一战线，一路只知蛮打蛮杀。左宗棠隐居，中立立场，没有观点。但关键时候，太平天国帮了自己大倒忙。太平军杀进湘阴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游说左宗棠加盟，分化瓦解朝廷的潜在助手，居然发布通缉告示，要以“清妖坐探”的罪名，捉拿左宗棠杀头。左宗棠只好以“保卫桑梓”的名义，加盟清廷奋起反击。为躲避太平军的搜查，左宗棠被迫带着女婿陶桄逃到长沙。骆秉章早就派专人在关注左宗棠最近的一举一动，得知后大喜过望，马上派人去请他。这次正史上没有唐浩明在《曾国藩》中提及的“计赚左宗棠”故事记载，与张亮基上次“计赚左宗棠”是否同一件事的演义版？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骆秉章这次出面极力挽留，左宗棠果断答应“入署襄办”。打草惊蛇，将左宗棠逼成仇人，太平天国为自己找到了最优秀的掘墓人。明白了何去何从，左宗棠不再犹豫。1854年4月，左宗棠第二次正式进入湖南幕府。骆秉章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左宗棠答应出山，等于救自己一命。兔死狐悲，骆秉章面对两个既死的前任，充分体验到了乱世做高官的滋味：像被阎王搂着睡觉，随时会被永远带走。吴文镕用自己的学究做派，做了自己的反面教材；贪生怕死的崇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骆秉章分析：吴文镕提笼遛鸟、做诗逗皇帝开心可以，为什么非得带兵上前线，主动去送死？崇纶学南郭先生吹竽可以，为什么要逼垮吴文镕，弄得自己光秃秃地站到前线，畏阵潜逃，服毒自杀？想到这里，骆秉章在心里笑话他们：放着张亮基的榜样不学，将自己逼进死胡同，蠢宝啊。论带兵打仗，骆秉章比吴文镕水平高不到哪里去；论胆识魄力，骆秉章比崇纶大不到哪里去。但比较张亮基挖左宗棠，三人命运完全不同，骆秉章从中看出了问题的关键：总督、巡抚该做的事是识才、容才、用才。用好了人才，既不要顶着送死，也不要潜逃找死。他选择让左宗棠代表自己，将他推到前台。骆秉章懂得，自古到今，要留住人才，关键是留住他的心。骆秉章表现出一个高超的政治家娴熟的用人才能，他对左宗棠“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左宗棠虽然未被多次礼聘打动，而且来长沙时心思仍放在躲避太平军搜查，入幕后还一门心思在琢磨“保卫桑梓”，无意为保卫湖南政府而战，最后还是被骆秉章大气的人格打动了，觉得自己“不得不留此共相支撑”。骆秉章以大胆放权，如期达到笼络人才的目的。左宗棠现在来为自己分忧，骆秉章规划借左宗棠来将湖广地区的死局盘活，化解危局。左宗棠能如骆秉章所愿吗？出师首捷左宗棠正式做骆秉章幕僚，面临的第一场大战，是代表湖南政府军，与朝廷团练大臣曾国藩讨论：打长沙，还是打湘潭？曾国藩手下的团练兵，跟江忠源一个模式。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出身地主家庭，1811年11月26日生，比左宗棠大一岁。曾国藩本来是礼部侍郎，大致相当于今天教育部副部长，从二品高官，呆在北京，位高权重。1852年，曾母过世，按古人的规矩，曾国藩得回家守孝三年。不想一回湘乡，官僚、朋友、亲人、熟人，都来找他，怂恿他办团练，打太平天国。“教育部副部长”做文化、管教育是内行，军旅的事情，完全门外汉。打仗要内行，还得有胆，曾国藩文弱体虚，怎么敢答应？最早向朝廷推荐曾国藩办团练的人是左宗棠，那时他正在张亮基幕府。郭嵩焘第一个找上门，他这边不停地劝，那边不断地向朝廷推荐。左宗棠的劝说，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曾国藩明白，自己跟左宗棠不是同一类人。唐浩明的结论是，真正促动曾国藩出山的人，是郭嵩焘。倒不是郭嵩焘多么能说会道，左右曾国藩判断的，基于一个人人都有的最本能的心理：郭嵩焘比曾国藩还要文气。曾国藩曾说：“郭筠仙芬芳悱恻”，他眼中郭嵩焘翩翩书生，是个浪漫悲苦的闷骚男。连他都觉得可以，看来真可以，曾国藩动心了。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带郭嵩焘去长沙征求意见，张亮基要求他马上征调1000名练勇来长沙。曾国藩再次返回湘乡，扎实组建了1000个民兵，打好了湘勇班底。毕竟是“教育部副部长”，凡事会先考虑政治正确。自己建地方武装，没皇帝点头，心里总不踏实。第二天，曾国藩马上向朝廷发去加急电报，请求皇帝同意自己剿灭“洪杨发匪”。咸丰皇帝当即特事特批：“悉心办理，以资防剿。”有了这句话，曾国藩放心了，便大办起来。湖南古来民风彪悍，会党、土匪林立，民众对打仗的事，有兴趣。曾国藩登高一呼，民众积极响应，发展速度超乎预料。到1854年初，团练兵力超过一万。曾国藩将它分为陆军13个营，由塔齐布和罗泽南率领；水军10个营，由彭玉麟和杨载福率领。两营人数，对半开。兵力组织起来了，找个什么由头去打？曾国藩饱读理学，看重正名。1854年2月，湘军准备全部出动。开打之前，曾国藩精心做了篇《讨粤匪檄》。以卫道自居的曾国藩，洋洋洒洒地阐述他攻打太平军的理由：中国古来是一个以本土正统文化立世的大国，“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而太平天国竟敢吃里扒外，冒天下之大不韪，信仰外国人的落后文化，是所谓“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华夏古来是天下中心，清廷是天朝上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外人，是不入流、不文明、不开化的小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见，“外夷、天主”全都需要征服、消灭，而不是被供奉起来。为正本清源，捍卫华夏正统，他郑重宣布：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曾国藩发布檄文时，湖南情况已经糟糕。因为吴文镕、崇纶的无能，长沙的靖港、宁乡，全部被太平军占领，到这年4月28日，湘潭也被占领。曾国藩领命于败军之际，坐镇长沙城内，腹背受敌，形势非常紧迫。到底是先打威胁腹部的敌人呢，还是先打背后的敌人？或者两处同时开打？举棋不定，于是开会。湘勇新组建，将士们很新鲜，积极性都很高。一路讨论下来，一致认为，应该先打长沙靖港。只有左宗棠一人坚持应该先打湘潭，史书记录为“独主援湘”。意见出现分歧，听谁的？听打过胜仗有经验的人的。曾国藩说：打仗我是没经验，但你们比我更没经验。左宗棠有经验，我们听他的。军事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放弃靖港，专打湘潭。曾国藩部署：塔齐布和罗泽南，带去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步兵，在陆地集中进攻湘潭；彭玉麟和杨载福带去一半的水兵，在水上推进，开往湘潭。这样，他还留了些兵在身边，免得后方空虚。军事布置全部安排好了，战斗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想不到，节骨眼上，曾国藩自己先开了小差。他听到一个机密。几个生意人从靖港过来，告诉一个叫孙观臣的人，那里只有五百太平军。孙观臣一听，这不是天赐良机吗？马上跑去报告曾国藩。孙观臣是长沙利生绸缎铺的老板，侍读学士孙鼎臣的弟弟。孙鼎臣是1845年的进士，跟曾国藩同在北京做官，关系打得火热。曾国藩放心安排孙观臣做地下党，要他探得消息就向自己报告。没想到一出手，就探得这么大个好消息。曾国藩听了孙观臣的密报，内心激动得不行。他掐指头算：自己留底的湘勇，还有五千多，是对方的十倍！如果去搞个偷袭，搂草打兔子，顺带将这帮太平军灭了，不是既拣了便宜，又可以减轻湘潭的压力，鼓舞湘潭那边的士气吗？前面打了两仗，已有岳州之败和宁乡失利，曾国藩脸上无光。他急需尽快创造一个胜利，用来鼓舞军心，为自己挣回面子。想着飞来横福，越想越激动，曾国藩决定马上行动。他临时安排战斗任务：水师开到靖港上岸，陆勇开到靖港会师，水陆并进，两相夹击，攻杀五百长毛贼。谁来指挥呢？能用的将领，都派去打湘潭了。自己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亲自指挥一回，增加点实战经验。曾国藩亲自来导演消灭毛贼的好戏。中午时分，水陆并进，预期在靖港会师。曾国藩将指挥船停在靖港上游的白沙洲，大队湘军水师顺着他的令旗，开着战船直冲靖港。战船还没开到，太平军从铜官山上杀出，芦苇荡里冲出来数百条船。太平军整齐有序，抢先用抬枪鸟铳向湘军水师战船集中射击。来不及散开的湘勇像落叶一样，纷纷扬扬，掉水毙命。遭遇强大劲敌，湘勇不专业，阵脚大乱，开始后撤。对方突然一声冲天炮，又杀出两万兵马。两万太平军从铜官山上冲下来，同声高呼“活捉清妖曾国藩！”呐喊声惊得水花四溅。上当了！曾国藩站在白沙洲指挥船上，远看着漫山遍野的太平军红巾、黄巾猎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小规模偷袭不幸成了大规模的正面遭遇战。第一次看见这么庞大的战斗场面，曾国藩灵魂都差点吓死了。手下五千人马，气势此时完全被太平军淹没，开始集体溃逃。逃跑要过一座桥，曾国藩命令拆桥。逃兵纷纷从曾国藩身边跑，曾国藩仗剑于旗下，大喊：“有过此旗者，立斩不赦！”才说完，一个小个子兵就从他边上溜过去。曾国藩奋起一剑，逃兵呜呼。但文弱的曾国藩，震慑力明显不够，即使自斩逃兵，还是没法阻止作鸟兽散的乌合之众全线溃退。兵败如山倒，场面惊天动地。旧门板和床板临时铺架起的浮桥，数百逃兵蜂拥着挤上去，桥身不堪其重，轰然垮塌，逃兵全部被湍急的水流吞灭。曾国藩见阻止不住溃逃，急得半死。突然，敌营中有人认出他来，大喊：快射将军旗下那个大胡子！话音刚落，箭贴着曾国藩的左耳飞过一支。这下轮到曾国藩自己逃命了。部下强行将他拖上船，哪里安全往哪里逃。曾国藩逃到船上，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兵还在跳的跳，死的死，逃的逃，心如刀绞，泪如雨下。岸上太平军乘胜追击，一边大喊：“活捉清妖曾国藩！”曾国藩哪里想到，指挥太平军靖港之战的是大将石祥祯。石祥祯是广西贵县人，石达开的从兄。这次他充当“征西军”指挥，与林绍璋各领一军，一个打湘潭，一个守靖港。石祥祯将湘勇锁定水陆洲（今橘子洲），难以攻打，随便派个间谍诱敌，没想到曾国藩这么轻易就被骗得血本无归。亲自统帅，大败，哪里还有脸见三湘父老？墨汁未干的《讨粤匪檄》正在流传。败兵之将，何以言讨？败绩一旦流传开了，将是千古笑谈。曾国藩决心寻死。他望准江心一个旋涡，学着江忠源那样，扑通一下，跳进水里。部下康福突然听到水响，回船一看，没人了，知道曾国藩已跳水。赶紧下水救起。上船，曾国藩放声痛哭，坚决还要去死。又跳，再被救起。部下怕他再跳，派人将他抬进船内，严加防护。被救回长沙城，看到驻扎在长沙水陆洲中的湘勇大营只剩两百来人，曾国藩万念俱灰。看自己带兵如此不堪一击，想迟早会被太平军消灭，开始后悔听信怂恿，办了团练。无比懊恼中，曾国藩决定还是不活了。他提笔给咸丰皇帝写了封遗折。一想，还有些后事要安排，再找张纸，给弟弟写了封绝笔书，交代自己死后丧事怎么办理。正准备一死百了，左宗棠来了。左宗棠当然不是来安慰曾国藩的。他见面劈头就骂：曾帅，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愚人，你如果就这样死了，我要鞭尸扬灰，劝说伯父大人，不准你入曾家的祖坟！曾国藩本来已经惭愧得无地自容，陡然再受这巨大刺激，像心脏里被撒了盐。剧痛之后，他反问：你凭什么这样骂我？左宗棠说：大帅你想想，你27岁就进了翰林院，三十出头就入了礼部侍郎，官居从二品，诰封三代，皇恩对你不薄吧？你呢，朝廷有难，皇上给你重任来平乱，也是期望你为国立功，光宗耀祖。你如今倒好，受这么点小挫折，就想着寻死，这难道不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懦弱无刚的愚人吗？左宗棠后来回忆当时痛骂曾国藩的情景，仍然清晰如画：“惟涤公进攻靖港失利，回泊南湖港”，他用绳索拴住自己，出城外专门去看望（仆缒城出视之），发现曾国藩“则气息奄然，盖愤而投水两次，皆得救以免，而其志仍在必死”。左宗棠干脆利落的人，看不得军事统帅娘娘腔寻死觅活，毫不犹豫地对曾国藩采取崩溃疗法，将他往死里骂。那段时间，左宗棠不止痛骂过这一次（“仆以大义责之”），而且还跑到曾国藩军船上，时时骂，天天骂，重复着骂（“又日日至其舟中絮聒之”）。以毒攻毒，直到骂得曾国藩回心转意了。最后他才替曾国藩开脱：为什么有这次靖港之败呢？老天为了让他成大事，所以偶尔拿这点小挫折来锤炼锤炼他。（“此公忠诚笃实，正灭贼之入，偶遭挫折，殆天之所以玉成耳。”）左宗棠不留情面，曾国藩脸由红变紫，由紫变乌。但奇怪的是，骂声过后，他突然不想自杀了。是啊，左宗棠说得对：胜败乃兵家常事。他当即安排部下，将营里存底的火炮弹药军械，一手托付给左宗棠，由他来指挥。过了一会儿，曾国藩从床上咕噜爬起来，握着左宗棠的手，很感激地说：听了你这一席话，就像听到世界上最圣明的人讲的道理，我忽然出了一身大汗，现在汗停了，病全部好了。（“若听圣人辩士之言，忽然汗出，霍然病已。”）故事就效果来看，有点像陈琳骂曹操。[5]人从愤怒转平和很难，需要大胸怀、大气度，曾国藩做到了。左宗棠心直口快地痛骂，让曾国藩受益不浅。根据左宗棠的责骂，曾国藩将自己的号由“居武”改成“涤生”，意思是感谢左宗棠让他浴水重生，向死新生。就在这时，快报传来：湘勇在湘潭大捷。据左宗棠后来描述，“水师夹击，烧贼船几尽，遂复县城，杀贼逾万，自军兴以来未有如此大捷者。”湘潭主战场在左宗棠“独主援湘”的战略指导下，消灭了一万多太平军，取得了湘勇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曾国藩失败的情绪一扫而光。他马上爬起来给皇帝写奏折报捷，湘潭胜利大书特书，靖港旧败轻轻带过。咸丰皇帝看后很高兴，对曾国藩从此刮目相看，认为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正式发布一道新命令：湖南除了巡抚，所有文武官员，都可以由曾国藩根据军务需要来调遣。曾国藩从民间团练首领，升级为国家正规军指挥官了。湘潭大捷有着历史决定性意义，它奠定了湘军事业第一块基石。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曾国藩，挽救了湘勇，也挽救了清廷，成了清军与太平军力量对比的转折点。左宗棠再次出山，决策开场得胜，心中大喜过望。但他入官场还不深，要想通过朝廷来做事，与官府来合作，需要一个合作模式，不再是以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因为独立而不依傍的个性，左宗棠无意间开创了一个民间士人与官方政府合作的全新模式。不妨管它叫“虚官实民”。大权独断湘潭大捷，让左宗棠威信大增，自信心倍增。但问题来了，左宗棠如此能干，与骆秉章怎么合作？两个能人合作会打架。左宗棠与张亮基是松散合作，各自独立，干得来就干，干不来走人。对骆秉章来说，最大的担忧，是刚刚进入幕府的左宗棠时常仍萌生去意。原因是骆秉章此时对左宗棠仍未能充分信任（“骆文忠公初犹未能尽信”）。站在骆秉章的角度，能做的都做了，能信任的地方都已经超过了，完全、充分、彻底信任需要时间，毕竟自己托付的一省安危，包括自己全家性命。但左宗棠不会这样想，也不可能站到他这边来考虑。骆秉章怎么想办法尽快留住左宗棠的心？骆秉章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现在是继续按张亮基模式探索创新，还是要左宗棠全心加盟幕府，做自己的部属？开新路还是走老路？这是合作的首要问题。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两人心知肚明，相互磨合着，边做边看，逐渐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左宗棠加盟幕府，但可以随时走人；骆秉章全面授权，左宗棠全权代理。左宗棠自己说，这样磨合了一年，骆秉章就全面放权了，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所有刑名、钱粮、战斗、决策等等，大小事情，他一概不闻不问，“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一则小故事说明了这种合作模式的特色：一天，骆秉章听到巡抚衙门外发炮，他不知缘由，忙问手下人：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是左宗棠在发军报折子。清朝有规定，凡是向朝廷发报折子，都要放炮。骆秉章说，将折子拿过来，给我看看吧。匆匆溜了一眼，信手一丢，任由左宗棠去做。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清朝，向朝廷发报折子，是大事，一般由巡抚亲自主持。但骆秉章交给左宗棠去办，左宗棠也不报告一声，自己就办了。这说明，左宗棠已经完全地行使了湖南巡抚的权力，大权独断；同时，也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骆秉章对左宗棠，完全彻底信任了。左宗棠因此获得了一个绰号：“左都御史”。[6]这个绰号，明显流露出湖南中下层官员对左宗棠大权独断的严重不满。“飞黄腾达之时，不被人嫉”，左宗棠据切身体验，总结出这句话，但现在他还做不到。被官场舆论吵得心烦意乱，他开始学会选择信息：对自己不利的话，不听不想，当作不存在，依然故我，想怎么做，还怎么做。骆秉章也顶住舆论压力，装聋作哑，不将官员的非议当回事。下属来问公事，如果避开了左宗棠，他干脆就说，不要问我！你去问季高先生吧，他说可以就可以；他说不行，那就是不行了。（“公可亦可，公否亦否。”）这下更不得了，中国官场的显规则，被他俩无情打破了。封建等级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一个小师爷，眼里还有没有巡抚大人？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连左宗棠本人也觉得骆秉章这样太软弱，偶尔也拿他开起玩笑，说：骆公啊，我看你就像个傀儡，没有我牵着线告诉你怎么动，你就不晓得怎么动了，你看是不是这样？（“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耶？”）照一般人脾气，被这样激将，肯定不干了，弄不好大发雷霆，当场下令左宗棠卷铺盖走人。但意外的是，骆秉章一点也不生气，对左宗棠的揶揄，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打着哈哈，干笑几声，事情过去了。左宗棠当然不是故意来挑战骆秉章的脾气。外界风言风语，让他警觉起来。他不知骆秉章是不是介意？只好冒险用激将法试探，没有试出意外的过激反应，就彻底放心了。骆秉章自己都能容忍“左都御史”，旁人操什么闲心呢？骆左的关系越来越好。一次，左宗棠写好奏章，自己觉得很满意，就放肆敲骆秉章的门，叫他起来看。骆秉章赶紧穿好衣服，就灯下细读。看完他一拍大腿，大叫一声：绝了！拉起左宗棠的手，邀他出去喝酒吃夜宵。这样率性随意，像江湖兄弟。[7]虽然“幕友当权，捐班用命”的怪论，还在官场舆论中掀起波澜，但骆秉章与左宗棠像心有灵犀，都一笑置之。这一切不但超出了时人预想，也让今人感到惊异：这样的合作，到底是好是坏？结果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在左宗棠入幕大权独断的6年，湖南全面进入了抵抗太平军的黄金时期。有八个字将这样一个局面做了最生动的描绘，叫“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不但湖南本土四方的起义军都被扑灭，湖南还搞起军事输出，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北、贵州五省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的局面，开始出现。骆秉章与左宗棠这种合作模式，当时是最先进的一种机制。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虚官实民。以骆秉章为代表的官方，拥有实权，但他将权力下放，让独立民间士人左宗棠来全权代理行使，自己只保留最后的“问责权”。这种模式，带来系列连锁的巨大变化。三国时期的蜀国，实行的是这种模式，叫“虚君实相”：阿斗刘禅拥有最高的权力，但真正行使权力的，是臣相诸葛亮，刘禅只保留对诸葛亮的最终问责权。这个制度的先进性不是跨世纪，而是跨千年。孙中山成立中华民国，后来设计“总统共和制”，还在参照这个模式：考虑怎么将“能力”与“权力”分开，让行政权与监督权剥离，做中国民主共和的实践。[8]这样的制度，好处是行使权力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任意发挥，不受牵绊，实现效率最大化。上级掌握最高问责权，执行权力办事的人，内心顾忌感很大：你做好了，没人来问罪；一旦做坏了，要承担起全部责任，上级可以随时问责。“办事充分灵活化，监管完全严格化”，是这个模式的生动特点。这个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清军不力问题。清军打太平军所以屡败，主因不在兵太差，不是装备不行，而在内部官员结构、关系复杂，责权利含混不清。掌握兵权的人，政出多门，相互妒忌、牵制，人人自保，彼此拆台。每个指头各干各的，多个指头握不拢，力量全分散了，该出手时不出手，不该出手乱出手。对刚草创出来、内部关系相对简单的太平军，清兵像一头笨重而乱转的大象，打它只要牵着它的鼻子，顺势绕它几下，它自己就倒了。左宗棠的到来，扭转了这个颓势。不是左宗棠有先见之明，实在是因为他的个性、他的成长环境，决定他只能这样与骆秉章合作。左宗棠的独立性到底有多大？有则小故事，同样很能说明问题。某天，骆秉章的小老婆有个弟弟，想向骆秉章求个差事。骆秉章说，没问题，等季高高兴的时候，我找机会专门跟他提一下。没想到骆秉章找左宗棠当面一提议，左宗棠一句话都没说。过了好一会，才笑着回答他：今天天气不错，我们一起喝酒去？左宗棠端起酒杯连喝三杯，起身对骆秉章作了个长揖，说：骆公，左某就此告别了。说完就催促仆人，回湘阴老家去。骆秉章吃惊不小，他一把抓住左宗棠的胳膊问：为什么？左宗棠说得既委婉也直接：“意见偶然不合，便当割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必多言？”骆秉章明白了，马上收回安插小老婆弟弟的话，危机才算化解。左宗棠在小题大做吗？没有。不是左宗棠小气，容不下骆秉章小老婆的弟弟。关键是分工与原则问题，不能让步。骆秉章的分工，平时养花、种草，陪小老婆玩，开会聊天，对左宗棠主政办事，他只看结果，保留最后问责，而不能干预左宗棠的人事安排。而一旦如果左宗棠碍于情面答应，口子一开，全乱套了：下次骆秉章小老婆的弟弟的朋友来求差，左宗棠能不能拒绝？再下次，骆秉章小老婆的弟弟的朋友的朋友来求差，左宗棠又能不能拒绝？有了初一，会有十五。社会各色五花八门的人，闻风而动，一旦都来求情，左宗棠还挡得住吗？队伍就乱了。人情与关系组建起来的乌合之众，跟八旗子弟还有什么区别呢？左宗棠跟清兵将领还能有什么两样？既然彼此一样，左宗棠这个独立民间人士，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原则问题，口子不能乱开。开错一个蚂蚁大的小口子，会造成千里黄河全线崩堤。原则问题上，必须以斩钉截铁的态度拒绝，这样得罪人只有一次，人家只说左宗棠绝情；口子一开，再拒绝就要在同一个事情上得罪人无数次，人家会举出左宗棠一百个不对。反正要被人骂，左宗棠是愿意被人骂一句呢，还是愿意被人家骂你一百句？谁都免不了要得罪人，如果什么人都不想得罪，就只有容忍别人无数次来得罪你。左宗棠因为这种刚直、率真、不受束缚的独立个性，居然无意间成就了这样一种在当时最先进的制度。骆秉章为这样一种创新，承受的压力超乎想象。当对左宗棠大权独断的批评难搅动他，就会对他个人的非议就铺天盖地袭来。评价他“才不胜其德”，“年老平庸”，“廉静寡欲，而乏刚果有为之志”。甚至连肃顺、郭嵩焘这样的明眼人，也看花了眼，干脆说：“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也。”左宗棠知道，不能再听任这些意见疯长了。他得对骆秉章作出一个中肯评价，以终止谣言伤害。他说：骆秉章的道德品质与政治才干多到写不完，带兵打仗的本领也绝对不弱。（“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这下大家才明白过来：原来骆秉章无为而治，表面上不动声色，肚子里尽是才干。其实骆秉章一点没闲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开门打仗第一件事，是筹钱。湖南作为中部闭塞省份，政府口袋也没有余钱。骆秉章从“短于治乱”中脱身出来，发挥他“长于治理”的长处，与左宗棠共同策划，在后勤一块，办了两件大事：一，减漕；二，抽厘。用今天话说，就是开创在全省收商业税和流通交易税。骆秉章这两件事办得怎么样？向来对官员挑刺的王闿运，这样评价：“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讙（通假字，同“欢”）。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通改漕章，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武昌既复，林翼复效行之。及曾国藩在江西，亦效行之”。骆秉章开创了政府靠税收支撑军费开支的先河，胡林翼和曾国藩后来都仿效他这个办法，解决了湘勇军饷难题，骆巡抚的才干，可见一斑。为了保持自己完整的独立性，左宗棠这边也不容易。首先一条，他不能受骆秉章“关聘”，自然也没有工资。怎么养活家里12口人？关键时候，胡林翼又来帮忙了。胡林翼和骆秉章商量，两人各从私人腰包里掏出500两银子，由骆秉章负责寻买宅院。骆秉章相中了城北司马桥的一处宅院。司马桥宅院买下来后，左宗棠给它取名叫左公馆。左公馆是个两进院子，有二十多间房子，房前屋后还有一片菜地，几亩池塘，虽近城市，却似山村，远离闹市，又在城里，到巡抚衙门又不算太远，有些柳庄味道，左宗棠住得称心如意。胡林翼又通过渠道去筹钱，让左宗棠每月可拿到30多两银子，解决家庭后顾之忧。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骆秉章与左宗棠就可以放开手脚合作了。这是一种完全双赢的合作，结果是，骆秉章成就了左宗棠，让他找到了做事的平台，实现“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抱负，向榜样诸葛亮看齐，名扬天下；左宗棠也成就了骆秉章，让他既避用自短，免在战场丧命，又取得了政绩，还名垂青史。有了骆秉章的全面信任与放权，加上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一班湘籍官员的铁心支持，左宗棠胆子越来越大，步子越迈越快，他决定对清朝官场来一场改革。猛牛欲斗虎，猛龙必过江。左宗棠凭着一腔热血，以诸葛亮当年冒险过江东的勇气，对满官集团进行清肃整顿。“倒杨”阳谋左宗棠发起对满官集团的挑战，全由清朝的军队制度惹起。清朝军队，实行的是八旗加绿营制度。[9]八旗成立之初，都有些骁勇善战的角儿。但到了晚清，他们已彻底失去祖先的锋芒。八旗子弟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沾染恶习。每天打茶围、蓄画眉、玩票、赌博，斗蟋蟀，放风筝，坐茶馆，从早到晚，吃喝嫖赌，成了纨绔子弟的代名词。绿营呢，在清代中期以前，一直都是精锐部队。但国家久不打仗，营务逐渐废弛，军队逐渐腐败。到嘉庆初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本以为他们是马，拿出来一遛，才发现已变成羊。到镇压太平天国，逢战必败，由羊缩成了鼠，弄得皇帝天天揪心。八旗、绿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在生息、繁衍。军一代、军二代，军N代，其实都是“坑爹坑祖宗一代”。他们由掌握军事而掌控政治，垄断国家权力资源。正是能力与权力严重错位，太平天国才有机会起来打翻他们。湘勇崛起，正是八旗、绿营完全无能情况下的产物。如果八旗、绿营都还势大力沉，哪有养兵百万的朝廷，荒唐到要靠“教育部副部长”组织一帮农民用干农活的锄头耙头来挽救的呢？从湘勇诞生，八旗、绿营就与它对立，像衰弱老年敌视能干少年一样。弱小但充满生机的湘勇，自然不愿意受这种压制，所以胡林翼批评八旗、绿营兵遇敌即溃，说“近年兵将伎俩，久为贼所窃笑”。曾国藩则忧心忡忡地说：“经制兵”（国家正规军）即使岳飞再活过来教他们打仗，孔子再活过来教他们文化，也救不过来。（“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不可以教成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痛恨别人无能，不如做大自己。以曾国藩为核心，湘勇迅速凝聚了国内大批精英人物。陶澍当年独木支撑湘官集团，饱受了满官集团的排挤，他想到以亲帮亲，以邻带邻的方式，来培养湖南人才，发展速度惊人。短短十余年，湘官集团成了规模。代表社会中下层士人利益的湘官集团，迅速上升，代表社会上层士人利益的满官集团，日落千丈。错位发展到一个接近高度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上升的湘官集团被跌落的满官集团的天花板罩住了。要想作为，必然破板。左宗棠做起总策划师，发起“倒满”运动。第一个拿来开刀的对象，叫杨霈（pèi，大雨，比喻帝王的恩泽）。杨霈是湖广总督，汉军镶黄旗人，八旗子弟，为人“庸懦畏葸”，就是胆小怕死，跟崇纶一个德性。杨霈特长，在善于因人成事，就是擅长踩着他人的肩膀往上爬。他带领的湖北清兵，尽是一些败兵散勇，一击就垮。湘军攻陷武昌后，杨霈借口“武汉空虚，度不可居”，不如乘湘勇锋锐正盛，东下夺取蕲（qí）黄、九江、湖口。于是上奏朝廷，表示愿意率部与曾国藩联兵东下，自任长江北岸战事。杨霈表面上积极抗战，其实消极避战，想借湘勇做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