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是命运的宠儿，他不但科场得意，情场也得意。嘉庆年间，陶澍以“给事中”（给读jǐ，给事中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干部）的身份考察川东，经过益阳，偶然发现了7岁的小朋友胡林翼。陶澍看胡林翼小朋友很可爱，手忍不住去摸他脑袋，夸奖几句。没想到小小的林翼非常生气，抗议说：你知不知道，男子的头随便摸不得？！陶澍大为惊讶，觉得小朋友相当有个性，当即相中，收为女婿。[6]18岁那年，胡林翼在桃花江陶氏别墅与陶澍的女儿陶静娟结婚，正式做了陶澍的乘龙快婿。陶澍从娃娃抓起，20年来对他进行系统的教育培养，为他成为名臣打下坚实的基础。胡林翼身上有湖南人鲜明的共性：讲义气，够朋友。跟左宗棠结识后，见识了他的文才，十分佩服。恰好1833年左宗棠在京，一口气写了10多首忧国忧民忧天下的诗，胡林翼都读过。进士虽然没考上，但左宗棠这些诗却在江湖上传开了，圈内人都知道他人牛气，大口气，有才气。1835年，胡林翼带着这些广为流传的江湖诗，第一次向已做两江总督的岳父陶澍推荐左宗棠，“称为奇才”。有了胡林翼这些铺垫，两年后陶澍意外遇见，又亲眼见识了左宗棠的作品，看到了他本人，心目中的判断得到印证。陶澍认可，对左宗棠意义非同小可：从此他被纳入湖南官场人才梯队。陶澍培养接班人的方式很特别，依然是前面的“胡林翼模式”——联姻。但25岁的青年，已不是7岁小孩，陶澍找个什么样的恰当方式，来跟他提？1838年，26岁的左宗棠在京会试完毕，根据上次见面的约定，绕道去南京两江总督府看望陶澍。一年不见，再见面陶澍很客气，安排专人招待左宗棠，让他的生活过得安逸又舒服。但不知是陶澍事情多忘记了，还是他嫌左宗棠年龄太小，反正见面热过后，像再没当回事。一个月，两个月，时间像石上水滴一样漫不经心。左宗棠一直被凉在馆舍里，不被闻，不被问，当空气对待。左宗棠一天到晚都等着被召见，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见。时间像千年溶洞里的水滴，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才会掉下来。那样的干等，多无聊啊。左宗棠心气实在乱了，就偶尔出门透口气。这样，他就结识了陶澍幕府里的一些朋友，其中有个叫陈公銮（luán，铃铛，代指帝王车驾）。人无聊容易生事，人与人打交道，会发生故事。文人与文人打交道，总会扯上女人的事。野史说，陈公銮约他去玩，常一起游曲院。有天，陈公銮跟一个歌女开玩笑，问如果从良，愿意嫁给谁。歌女看着他们俩，不假思索地说，我愿意嫁给左宗棠。陈公銮大吃一惊，也感到很没面子。他认为自己风度翩翩，而左宗棠怎么看都像个乡巴佬，怎么可以比自己更有女人缘？但歌女有意，宗棠无情。左宗棠这时正大生陶澍闷气，当然不会有闲心去关心这些。独自呆等，闲得发狂时，左宗棠忍不住揣测琢磨起来。陶澍为什么不来召见自己？忘记了？应该不是。看不起？有可能。不当回事？不会吧。怎么想都像，又怎么都不像。但肚子里的气，开始鼓胀起来。伤自尊心啊。他内心翻滚着冲动的情绪，情绪慢慢在转化成一股心力，心力又在迅速转化成腿脚上的气力。管他呢，将行李一打包，负气要回家！仆人见他无故打包，问：为什么？左宗棠说：你要我赖在陶家混饭吃啊？仆人一惊，明白过来，追问：陶大人知道了吗？左宗棠耸了耸鼻子：等我走了，你再跑回去禀报，他不就知道了吗！左宗棠懒得跟仆人再啰唆，包一扛，气鼓鼓地冲出门，不辞而别。仆人吓了一跳，马上飞跑着去报告。陶澍正在洗脚呢，一听，来不及穿鞋，一只脚穿了袜子，一只脚光着，一路小跑着，追到辕门。因为年事已高，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总算赶上雄赳赳、气昂昂、一脸怒气冲胸膛的左宗棠。陶澍喊声：哎呀！赶紧追上，夺过他的包袱，挽住他的手，说：左贤弟怎么走得这么急啊，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我最近实在杂事太多，没来得及陪你，还请多多见谅了。左宗棠心中陡然一热。自己本来全是猜测，发的都是无名邪火，道歉来得这么快，他没反应过来。所有的气愤、恼怒、委屈，被陶澍一句话就消掉了。自己的猜疑都错了，还能怎么着？只好老老实实跟着回去。故事到这里，我们听出一点曹操味。光脚追人，丢下饭碗追人，是曹操常干的事。识人有智，容人有量，用人有术，曹操在三国排第一，而这三点都是成大事的人缺一不可的素质。陶澍果真是忙吗？不是。看不起人吗？更不是。谁能想到，这是他在不动声色地考察左宗棠：去年在湖南见面，你作一副对联，我是见识了你的文品；这次来南京，我得考考你的人品。7岁的胡林翼靠摸一次脑袋就能被发现；26岁的左宗棠，考察起来得费些功夫。陶澍故意冷落，看他的反应。左宗棠以他愤然决绝的态度，让陶澍看出来了，这是一个真人，一个刚直的人，一个顶天立地、敢作敢当的男子汉。男儿膝下有黄金，陶澍的判断没错。真正自尊而倔强的青年人，是有大出息与大前途的苗子。熟读史书，他知道韩信。韩信布衣时贫而无行，跟着讨饭还被人嫌厌。淮安漂母免费供他吃了10多天。韩信说：我将来一定会重重地报答您。没想到漂母怒骂：“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这声痛骂激发了他的自尊，韩信告别要饭，走上将军之路。汜上老人当年考察张良，用的也是这种激将法。张良是个文人，所以耐住了委屈，帮老人去拣鞋子，天蒙蒙亮来等。陶澍当然明白，左宗棠属于军事统帅性格，怎么受得了这种严重伤害自尊心的事？他会以最果断的方式，表示拒绝、反抗、离开。现在好了，误会烟消云散。陶澍将他追回，又是陪他吃饭，又是陪他说话，热情得不得了，客气得不得了。左宗棠心里反倒过意不去了，他很不好意思，但都放在心里。饭后，陶澍拉着左宗棠的手，一起走进厅堂。当着手下及众多幕僚的面，他将左宗棠扶上自己的位置，一脸严肃地说：我老了，就到头了，将来左贤弟你当坐这个位置，名位比我还要高。又转身对幕僚们说：这个位置是左先生的，你们只能列两边。左宗棠从冷遇陡然遭遇如此礼遇，内心里如冰在燃，翻江倒海，卷起巨澜，他感动得眼泪差点掉出来。陶澍又屏退下人，与左宗棠单独来谈心。这时，他和盘托出，将自己6岁的独子陶桄（guàng，一种常绿乔木，叶柄纤维柔韧，可制绳）托孤给左宗棠。如此被自己仰慕的人看重，左宗棠当然愿意。但他还是怕耽误人家，嘴上谦虚一句，怕带不好。陶澍说：我看这样最好，你上次不是说有个女儿叫孝瑜吗？小我桄儿一岁，我们就此结为亲家，他们将来结婚的事，就由你来操办，好不好？老夫我就拜托了。说完，陶澍站起身来，对着左宗棠，深深鞠了一躬。左宗棠惊呆了。之前，陶澍将他当空气，忘了两个月，弄得自己一肚子脾气，今天却越讲越客气，左宗棠越想越不对劲。你大我33岁，是亲家；你是总督，我是举人，哪里跟哪里。怎么想怎么对不上头、接不起轨。我这不是高攀吗？搞不得，伤自尊心啊。但叫左宗棠纠结的是，陶澍如此热情，又如此真诚，甚至有点求他的意思，他怎么拒绝也感到不对。左宗棠进退两难时，陶澍进一步推心置腹，打消了他的全部疑虑：我已重病在身，只怕来日不多。万一我们两个无缘再见面，桄儿就是你的亲生儿子，你如果把他培育成才，那也就不辱没我们陶家家风。另外，我老家的藏书很多，对你的将来会有帮助，这些全都托付给你了。说完，眼眶边几滴晶莹的老泪，扑啦一下，掉到左宗棠手上，上面有着来自陶澍心脏的温度。这一滴眼泪，就将左宗棠内心钢铁般的防线一瞬间彻底冲垮了。左宗棠这么倔强、刚直、固执的人，你一味帮他，让他感到自己寄人篱下，他肯定受不了，哪怕天大的好处，他看都不看。但现在陶澍反过来信任他，有求于他，将他心中那些怎么也迈不过的大坎，跨不过的鸿沟，一下全填平了。这是对等的朋友关系啊。故事到此，陶澍与左宗棠一生真挚绝妙的交情，在这一刻定格。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在陶左关系上真正体现出来了。曾子说过，“可以托七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这句话在左宗棠身上得到了应验。为什么他们的故事如此动情，又如此感人？因为他俩是知行合一的书生。知行合一，源于经世致用。这种读书人看重的是“用书”。他们有行动能力，有文化素养，他们的行动能力可以跟上文化素养，有能力担当。这就是孔子说的“以人载道”。文化与真理，通过嘴巴只能表达出来，只有通过人的行动，才能实现出来。陶澍的眼光，不会错，也没有错。这段情感激荡、真情流淌的故事，在历史上曾打动过无数大人物。康有为感奋之下，曾专门写下《敬题陶文毅公遗像》（“文毅”是陶澍去世后的谥号）一诗，还做了跋。跋中说的就是上述情节的描述。诗则这样赞道：植鳍作而性公忠，手整盐漕有惠风；最异辕督只袜走，孝廉船上识英雄。经过这次以心换心的对碰，左宗棠以他鹤立鸡群的文品、卓然独立的人品，入了陶澍设计的湖南官场青年人物培养谱系。对左宗棠来说，他眼下关注的是个人发展。但对政治家陶澍来说，他在乎的不是一两个有才能的青年，他努力在谋划的、筹建的，是一个更大的湖南籍官员联盟——湘官集团。左宗棠当时还没有想到，自己在湘水校经堂学的是经世致用，而开启晚清中兴经世致用学风的引领者，正是陶澍。两人见面，对左宗棠来说，是学问的寻根溯源。作为嘉庆至道光年间中国“湘系经世派”的领袖，陶澍以他开山祖师的威望、影响力，为在经世致用小路上蜿蜒行走的左宗棠，开出了一条经世致用的大道。湘官集团左宗棠因为机缘结识了陶澍，迈出了平生大业的第一步。陶澍的关键步骤，是将“一个人在奋斗”的左宗棠，带进庞大的经世致用人才群。陶澍组建湖南籍官员联盟——湘官集团，靠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姻亲关系。被他看中的人才，以儿女结为亲家的方式，将集团成员家族化，各种利益一体化，抱团来夺对国家权力的主导权。胡林翼因为最早被陶澍看中，做了女婿；而左宗棠最后被陶澍看中，结成了儿女亲家。这就有点小麻烦了：虽然同岁，论年龄胡林翼比左宗棠还大四个月，但左宗棠却成了胡林翼事实上的长辈。胡林翼对左宗棠不得不改口，叫成“季丈”，也就是“季高丈人”，翻译成白话是“老三丈人”。大约胡林翼叫时有点不好意思，就以这个有点调侃而不失真的叫法，来破解两人年龄上的尴尬。湘系经世派中心人物是曾国藩，因为曾国藩最会搞关系。如何利用清朝的集权体制弊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首先得有个人在前面开路搞关系。陶澍与曾国藩、左宗棠三人之间，也有比较绕的姻亲关系。陶澍带了这个头，后来，左宗棠与曾国藩，左宗棠与郭嵩焘，曾国藩与郭嵩焘，全都发展成了姻亲关系，相互见面亲家来亲家去。而左宗棠在官场里办事最得力的三个人：陶澍、胡林翼、郭嵩焘，都通过这个团体，以这样的方式，固定下来。这些为左宗棠后来几步登天，埋下了最有力的伏笔。左宗棠当时并不知道，在他们认识之前，陶澍花了20多年时间，自觉大规模地招集幕僚、使用大吏，大力发现、培养、扶植、举荐大批湖南人才。[7]陶澍为什么要靠这个落后的封建宗法与地域关系，来发展和培育湘官集团？这不是搞地方政治和帮派团体，将国家政权私人化吗？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历史作家宗承灏分析，正是因为湘系势力个体之间结成的以同乡、师生、亲友为纽带的庞而杂的人际关系网，在晚清官场上才得以表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盘根错节的网络关系就等于把权力结构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和再分配。湘官集团势大力沉，对满官集团无疑造成一个潜在的巨大冲击。清朝在建立之初，被汉人称为“满清异族”，政权也被认为“非法”。王船山当年反清复明，就是排满。但满人的势力集团，或者说满官集团，始终控制了中国的权力核心。满人意识到，权力有风险，用官得小心。清廷从建国初期就一直在规避权力风险。他们的方法，是通过部分地分享权力，来拉拢汉人。太平天国运动突然爆发，不可预料地调整了“满、汉”力量对比。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地方势力逐步在清朝官僚体系中得到了重用，地方大员也在形势逼人的历史时刻一跃而上。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官集团，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治联盟，更不同于一般官场中人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抱团取暖。而是各自通过独当一面的能力，争取汉人在受到排挤的权力结构中有发展空间。在湘官集团的影响下，以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为代表，随后崛起淮系集团。这个集团由将领、官僚和幕僚组成，在淮军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后来居上：1870年，随着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淮系集团迅速向中国最富庶的东南沿海渗透，成长为晚清史上最有势力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集团。他们与湘官集团既团结，又斗争，左宗棠成了斗争的主将，而李鸿章成为他的直接政治对手，相互之间斗得风云变色。这些在后面将述及。眼下，湘官集团和淮系集团，与满官集团开始竞争。一开始屈服其下，后来正面交锋，最后裂权而二，对峙并立。两虎相争，龙争虎斗，这当然会有一个风起云涌、惊涛拍岸、惊心动魄的过程。再巧不过的是，左宗棠出山，刚好就碰到了这个正面交锋的节骨眼上。他无可避免地要被推到两大集团短兵相接的刀刃上。都赶上了。历史以来，凡打破固有规则者，自身都会大起大落。这预示着，左宗棠“窝龙出湖”，将要经历一次生死起落。目前谁也无法预测，左宗棠的生死起落，具体什么时候到来。是和平交接，青云直上，还是剑拔弩张，擦枪走火？[1] 渌江书院始建于1175年。山长，又称院长、山主、洞主、主洞、掌教等。是对中国古代书院的负责人的称呼，主持教学与行政，类似今天大学校长，或文学院院长。山长之名始于五代，五代时蒋维束隐居街岳，号山长。书院历任山长大多是德高望重，王守仁、王闿运都当过山长，因山长名称过于山野气息，1765年，乾隆下令改称院长。但一般仍习惯称山长，以体现别于官方的独立民间文化立场。[2] 《左宗棠全集》中记载有他具体的教学改革方法：“宗棠初来，凡诸生进谒，各给引己一本，令其工课，随时注载。日入头门下锁，即查阅功课，如旷废不事，事及虚词掩，着两次将本课膏火除去，加与潜心苦功之人。……因于《小学》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3] 整个清朝设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管辖直隶省，治保定，地位最高。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治南京，地位次之。湖广总督，管辖湖南、湖北，治武昌。两广总督，管辖广东、广西，治广州。闽浙总督，管辖福建、浙江，治福州。四川总督，管辖四川省，治成都。陕甘总督，管辖陕西、甘肃，治西安。云贵总督，管辖云南、贵州，治昆明。清末增设东三省总督，管辖黑龙江、吉林、奉天，治盛京。[4] 陶侃是江西鄱阳人，晋朝名将。出身寒门的陶侃，自讨平张昌叛乱开始一直以其战功升迁，最终当上太尉之位，并掌握重兵，都督八州军事（交、广、宁、荆、益、雍、梁、江）并任荆江两州刺史；这在世族垄断高位的东晋开创了一个例外。陶侃因功而升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陶澍与陶侃同出身微寒，靠个人奋斗而位高人显。[5] 生员是经本少各级考试入府、州、县学者，习惯的叫法是秀才，也叫诸生。生员常受本地教官（即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及学政（明为学道）监督考核。[6] 梅英杰《湘军人物年谱?胡林翼年谱》中如下记载：“陶澍取道益阳，馆歧市，往谒乡贤胡律臣。偶然见到胡林翼，惊为伟器，曰：吾已得一快婿！遂以女儿陶静娟妻之，行问名礼，胡林翼方八岁，陶静娟五岁，拜于堂上，彬彬有礼。”这里说的年龄都是虚岁。胡林翼实际年龄是七岁，陶静娟实际年龄四岁。[7] 陶澍爱才，也善于发现人才，更善于结交和团结人才。他和贺长龄为至交好友，两人在中国首次提倡搞海运，取得了震惊朝野的成功。魏源当年屡败屡考，失落无比，在陶澍手下做幕僚，一做就是14年。李星源曾经做过陶澍幕僚。后来他做上了总督，对陶澍照样当作老师来对待。黄冕被罢官后，陶澍马上对他进行帮助，让他参与海运、盐务、赈灾，最后也成就了一番事业。￣文〃√￣人〃√￣书〃√￣屋〃√￣小〃√￣说〃√￣下〃√￣载〃√￣网〃√第四章 泪洒空林设馆陶家1838年，第三次会试结果出来，左宗棠再次落榜，落寞回家。分别不到一年，陶澍又病故在任上。陶澍去世，他的家眷，根据规定，全部迁回湖南安化。陶澍上次已对左宗棠当面托孤。他一死，7岁儿子陶桄的培养责任，便落到左宗棠肩上。现在起，左宗棠得担当起来，做“亚父”。反正自己已经负气不考进士，专心在做山长。现在转身来做家教，也不错。教育总督的儿子，程序还得要走。首先，左宗棠在城南书院求学时的老师，陶澍的亲家贺熙龄给左宗棠写了封邀请信；其次，当时在江南乡试做副考官的胡林翼，专门赶到安化，正式给“季丈”左宗棠颁发了一纸家庭教师聘书。就这样，左宗棠从醴陵渌江书院的山长，名正言顺地变身为安化陶家的“师长”。流程走完，时间转眼已到1839年，这一年，左宗棠27岁。闲定下来细想，左宗棠沮丧地发现，27岁的诸葛亮已经出山，指挥若定；27岁的自己还藏身名山，执鞭教子。诸葛亮走进激情燃烧的岁月，左宗棠依然在潜伏。但左宗棠正在成长变化，从“窝龙”已升级成“潜龙”。《易经》有句话，叫“潜龙勿用”。事业在发展之初，虽然势头比较好，但比较弱小，应该小心谨慎，不可轻动。做山长的左宗棠实践了这一信条，两耳闻天下事，只清议不行动，一边教书，一边读书充电。陶澍生前不是交代了吗，我家里有的是藏书，都托付给你了。左宗棠在陶家名义上是家庭教师，事实上是“代理家长”。陶家后代全归他调教，书想怎么看，就怎么看。自此，除了帮助陶家照顾家庭、处理乡间琐事、钻研仕途学业之外，左宗棠把时间主要放在了研习经世致用的学问上。他这下不再是“饿牛进菜园”，而像牵牛星直接闯进了蟠桃园。陶澍家都有些什么书呢？两江总督看的书，当然都是些事情大得不得了，思考深度远得不得了的书。¨wén rén shū wū¨左宗棠不无兴奋地写信告诉妻子，“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记载，官私各书，凡有关系海国故事者”，这里一应俱有，是真正的百科全书馆。陶澍当年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开创性地规划两江怎么搞，原稿今天全都可以读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经营天下的大智慧，里面的每一个思考，让乡下读书人左宗棠大开眼界，有如醍醐灌顶，窥破天机。教书之余，左宗棠每天翻开的，是清朝的各种“宪章文件”，陶澍收藏的“臣工奏稿”，这些之前可都是国家级的绝密材料。身体潜居安化的困龙，精神一下子游进了比江湖要广阔许多的大海。他通过书，与古人神交；可以通过文字，与清朝的皇帝神交，与故去的陶澍神交。[1]给皇帝的奏稿怎么写？皇帝到底在想些什么？这些全都是一手材料。独立学习，自由思考，左宗棠这段时间的学习经历，用今天话说，叫接受了真正的素质教育。每天没有人管着他，可以睡觉，可以接着看，可以任意联想、发挥，也可以找不入流的杂书来比较、思考。想出来新意就记下，想不出新意没人惩罚。没有人来攀比，也没有功利的诱惑，他像古代的庄子一样，“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与左宗棠同时期但考上进士的胡林翼，却没有他这么幸运了。胡林翼这时最大的苦恼，是被官场关系绊住了手脚。1839年，考取进士后一年，27岁的胡林翼春风得意，做上江南乡试副主考。主考官是满人文庆，考试期间不巧病倒了，根本无法阅卷。胡林翼得一个人在一个月内阅完14000份卷子。一天要批阅完近500份考卷，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怎么办？犯难了。胡林翼做事向来灵活，会想办法。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难不倒他。正大光明肯定不行，他只好动起歪脑筋，冒险将一个叫熊少牧的湖南举人违规带进考场来帮忙。事情很快暴露，处罚很严重：文庆被革职查办，胡林翼降一级调用。弄巧成拙，这一跤摔得很惨，他几年都爬不起来。直到1847年，已经35岁的胡林翼费尽心机，左支右绌，才总算爬到贵州安顺知府的位置。好容易熬成了个相当于今天正厅级的领导，他还想继续往上爬。动歪脑筋不行，就踏实卖命干，打算用业绩来说话。他这一埋头，辛苦了五年多。在任期间，他芒鞋短衣，深入群众摸民情，探匪情，强化团练、保甲，带领官兵与盗匪作战数百次，镇压黄平、台拱、清江、天柱等地苗民起义和湖南李沅发起义，《胡氏兵法》也在这时编成。五年下来，政绩突出，声望日隆。连曾国藩都仰望说：“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进德之猛。”但胡林翼哪里想得到，在帝国做官僚，干不如偷，偷不如抢。邻省的督抚大员们平时都一块偷懒，正愁没政绩，日夜犯头疼，不知道怎么跟皇帝交差。眼看胡林翼干得风生水起，都一窝蜂来抢“摘桃功”，将胡林翼的政绩弄成“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自己辛苦经营遭此大劫，胡林翼焦头烂额，慨叹防不胜防。胡林翼本来与左宗棠一样，在长沙城南书院读过书，受过经世致用的影响，不缺实际办事能力。但陷身官场之后，他才发现，这里比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做老实官，干实在事，反倒会吃亏。10年宦海沉浮，让胡林翼醒悟，帝国体制原来是个大磨石，自己棱角得赶快磨平。朝廷早已规定，他们只能背诵四书五经，不能解释，更不能发挥。这种教育制度里出来的官员，熬与磨才是正道，阴谋加算计，“稳准忍等狠”一招鲜，可以吃遍官场。摔过跟头，吃够苦头，他改变策略，不急着忙事，而是忙跑官，忙人事：要懂钩心斗角；为了应付，得作假；为了政绩，要造假。【www.52dzs.com】早请示，晚汇报，中间只跑跑龙套。胡林翼从小公子哥儿习气，谋人与算计人，是他的长项，从此乐得也玩弄别人，日子过得跟拍演电影一样。让胡林翼纠结的是，自己毕竟还年轻，是体制内正能量，跟玩弄别人的腐朽八旗、绿营又混不到一块。经历不同带来性格与价值观分歧。胡林翼这次来给左宗棠发聘书时，两人又像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会试那样，“连床夜话，纵论古今大政，以及古来圣贤豪杰大儒名臣之用心行事”。两人又像回到了21岁，“无所不谈，无所不合”。越谈越近，话题由大到小，逐渐转到了个人。胡林翼给左宗棠提了个醒，先肯定他为人很好，“能以诚心相与”，再批评他“虑事太密，论事太尽”，“出言着边际”。翻译成白话，就是事情想得总是过于细致，而评价事情偏激，总过于绝对，说话口气大，思维太发散，让人摸不着头脑。左宗棠全部接受了，认为“切中弊病”。但左宗棠与胡林翼都没料想到，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哥俩，这次交流，发生了一个根本分歧。胡林翼以自己这些年来的官场实践体验，私下告诫左宗棠：做人要注意收敛，得学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左宗棠直通通地看着胡林翼，很不以为然。他说：我民间书生一个，如果也讲究趋利避害，观点模棱两可，那跟官场上投机取巧的那些人，还有什么区别呢？这好像不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子汉应该做的事啊！（“则未免如官场巧滑者流，趋避为工，模棱两可，似非血性男子所应出也。”）他们都还没有预料得到，未来发展，正在这时开始玩大翻转：左宗棠貌似在骑驴，其实在骑马；真正在骑驴的，是跟胡林翼一样已“科考取官”的进士。左宗棠现在这种流落于草野民间、自学自问的提升素质方式，进步到底有多大？我们从后来的自学成材的毛泽东身上可以得到辅证。[2]毛泽东年轻时的学习经历，与左宗棠几乎完全一样。他们共同关心“舆地学”。毛泽东没有像左宗棠专门研究农学，但他有多年种田经历，专门在广东与湖南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种没有官场看得见的名利诱惑，为读书而读书的方式，内容的枯燥程度、需要坚守的毅力，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左宗棠做到了。在自学环境里锻炼出来的人，有他固定的特点：实践中去成就大业时，只能做一把手，不能做二号首长。不只是因为这种学习、思想都十分深刻，甚至有点怪异，爱好剑走偏锋，跟他人总合不上。关键是，这种自由散漫环境里熏陶出来的人，已经无法适应条框管制的生活。他会是一个好的开创者，同时又是一个差劲的执行者。思维方式，与科班渠道学出来的人，已经搭不上调。这是一种高风险与高回报的读书方式，适合做独当一面的职业经理，不适合立志做员工的人。左宗棠与毛泽东做事表现出来的个性，都鲜明地体现出这些特征。左宗棠自己也很清楚。1856年，他给胡林翼写信说：“弟才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必不能为人用。”老弟我的才能可以担当天下大事，但却不能被派去做知县；可以用好天下的人才，但一定无法被别人指挥。现在，左宗棠还在继续研究他那看上去暂时还毫无用处的舆地学。进了陶家，他才笑话自己，小巫见大巫了。以前在地摊上买的那些书，怎么可以与两江总督的藏书并论？这里真正是知识太平洋，有大型的《图书集成》，有《康熙舆图》，有《乾隆内府舆图》。这些书，内容庞大，细节繁多，一头扎进去，没有个七八年时间，根本读不懂，搞不透。也是老天成全，左宗棠在陶家，刚好需要8年。必须要这么久，七岁的小女婿陶桄才能长成人。成全人生得靠偶然，应了俗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努力”。通过这8年的辛苦阅读，左宗棠发现，自己以前“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口气，太狂傲了。真正懂得多了，左宗棠沉默下来，不作声了。几十年后，他回忆起这段日子，自嘲说：“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傲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实未逮也，则愿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左宗棠晚年还是坚信，年轻人就应该想法大一点，思想超前一点，姿态狂傲一点。为什么呢？他说：“小时志趣要远大，高谈阔论固自不妨。但须时时返躬自问：我口边是如此说话，我胸中究有这般道理否？我说人家作的不是，我自己作事时又何如？即如看人家好文章，亦要仔细去寻他思路，摩他笔路，仿他腔调。……若读书不耐苦，则无所用心之人；境遇不耐苦，则无所成就之人。”年轻人志向不怕大，只有牛吹大了，才会感到压力，才会逼迫自己反过来思考自己，检点自己，学习别人，这样的进步速度最快。这样向别人学习，是“骄傲使人进步，谦虚使人落后”。更有意思的是，晚年位高权重时，有人问起左宗棠，你为什么年轻时总是吹牛，现在反倒好像变得谦虚了呢？他笑笑说，没有啊，我一直是这样，情况不同了而已。你想啊，当年我一个小小的举人，却说要做天下大事，气势不吓人，姿态不站高，怎么做得成？现在呢，国家大事真的全压在我一个人肩上，我正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要解决，哪里还有时间、精力、本钱去自高自大呢？这段话很真实，也很坦率，对后来的年轻人，不无启发。青年毛泽东就专心模仿左宗棠，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左宗棠自称“湘上农人”，是“身无半亩”，毛泽东则自称“江海客”，是“身无分文”。[3]回到眼下，左宗棠一边以家长的身份当家庭教师，一边以小举人的身份自学进士学问。这种奇特的生活，一晃过去三年。根据胡林翼给“季丈”发聘书时的规定，他每年可得工资300两白银。三年下来，他积足了900两。这绝对是笔大钱。有了做家教赚来的第一桶金，他决定要利用这笔巨款，改变自己倒插门的形象，结束一段有屈辱感的生活。1843年，31岁的左宗棠，当机立断，在湘阴柳家冲买下70亩田，建成了一处庄园，取名“柳庄”。从此，这个“柳”字，继“牵牛星”、“今亮”之后，成为左宗棠的第三个身份标记。为什么爱柳？“柳”在古代，不是什么好词。寻花问柳，柳陌花巷，眠花卧柳，宠柳娇花。但左宗棠倔强脾气，独立见解，他要以自己的开创，赋予它新的象征意义。我们看柳树，很特别。不挑剔土地，随便播种下去就可以成活。主干很粗壮，枝干很遒劲，枝条树叶很柔软，迎风一吹，浪漫飘摇，有点像道士衣带。这种特点，跟左宗棠的性格，还有几分近似。左宗棠书法非常有特色，越看越像“柳树体”。后世与他的书法、性格相近的湖南人，是前总理朱镕基。朱镕基的“百口棺材”论，“一口留给自己，九十九口给贪官”，与左宗棠口气，如出一辙。左宗棠晚年就是安排士兵给自己抬着棺材去收复新疆的。这时的左宗棠大约也相信风水。从环境学角度看，风水确实存在。人的情绪、思想、性格，会受到环境影响，有时还非常大。建柳庄前，他请来风水师。风水师早听闻左宗棠“牵牛星降世”的传说，投其所好，说这块叫“仙牛地”。边说边指点：左老师，您看，牛头朝东，东面的山脊低洼处，那就是牛角扼。左宗棠开心地笑了。从小以“牵牛星降世”而自豪，现在以“当代诸葛亮”而自称，他决定以诸葛亮的标准，来仿造自家的建筑布局。他安排在后院子里筑了个大花园，当中开凿出一个大池子，养了一群鲤鱼，取名“武侯池”；把开凿池子的土，他用来堆成一座假山，在上面栽些青篁松柏树，取名“卧龙岗”；又在岗下面盖一间茅屋，屋里摆一张古琴，墙壁上挂起“隆中对”的古画，取名“隐贤庐”。更有意思的是，他安排在“武侯池”边放了一头雕刻出来的花岗岩石牛，锐利的牛角直指苍天。这种决绝的性格，象征了他无与伦比的心力。比诸葛亮虽然晚了5年，但今天左宗棠终于可以以卧龙自居了。他再在内门上挂出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经过左宗棠这样一番精心的设计，湘阴柳庄倒有了几分南阳隆中气派，就差没摇鹅毛扇子了。凭想象我们几乎可以看见，告别所谓“胶囊族”、“蜗居族”式生活，扬眉吐气的左宗棠，这时多么意气风发。事业上还没有将自己做成“当代诸葛亮”，生活上他提前过了一把做诸葛亮的瘾。这既是一种自我激励，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左宗棠心气那么高，如果不自我安慰一下，不自己给自己肯定，社会压力那么大，他不是先要怄气死了？先有自爱，才能爱人。奇怪的是，自从柳庄建成后，左宗棠的生活就顺了。儿子接连出生四个，事业也畅通了，机会多起来。有人说是风水，其实是环境。一是摆脱了倒插门的心理阴影，他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有了房子来认可，得到了强化；二是经过前面这么多年的积累，从人脉到知识，已经初步具备做大事的能力。住进新房，左宗棠感慨万千：从14岁参加科考，回望17年来的坎坷经历，自己31年来的发展轨迹，暗合了《易经》。《易经》爻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中秀才、举人，是“初九”；见陶澍，是“九二”；设馆教书，潜心苦读，正是“九三”。“终日乾乾”就是每天忙忙碌碌，勤力读书做事，这样才有望卧龙出山。想清楚了这些，他开始气定神闲，不再急于功名。做的第一件事，是将老婆孩子们从湘潭接到湘阴来。他还将岳母娘也接到自己新屋里来住了一段时间，以尽一个名正言顺明媒正娶女婿的孝心，更是通过实际行动，洗刷当年民间流言“桂在堂，讨个郎，呷掉一仓谷，睡烂一张床”的恶意攻击所带来的耻辱。建好了柳庄，左宗棠又马不停蹄赶往陶家教书。坐在陶家悠哉读书，他并不知道，天下这时开始大变。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打响。与外界信息完全隔绝，不无好处。他可以集中精气神，不被时事分散。“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佛教的要义，是人要管住自己心。所谓不要执着，“破我执、破法执、破空执”。破除了这“三执”，内心就入定了，世界干扰不到你，你可以直通真理。毛泽东小时候跟母亲拜佛，悟出了这个道理；左宗棠出山前清净地生活，在实践这个道理。[4]每天不是在教书，就是在种田，耕读自得其乐，日子走得像小偷一样快。天下大事暂时还不会来“烦劳”左宗棠，他过着悠哉悠哉、安乐逍遥的日子。每天坐椅面对柳庄门前的郁郁葱葱，一路饱受穷苦与挫折的左宗棠也许在想，为什么不好好享受一下、体验一把这阶段性的人生成功呢？左宗棠当然会享受过程。这些年，左宗棠“行走山水间”，经常骑着马，爬过峰头，或坐着船，见朗月，闻清风，在安化与湘阴来回奔走。教书、读书、家事交错，一阵子做这个，一阵子做那个，忙得有滋有味。在陶家设馆，一呆8年。8年里，左宗棠都收获了什么？湘上农人用8年时间，左宗棠不仅读完了当下湖南经世致用学风集大成者陶澍的实践心得，连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之类的书也全读了一遍，他终于实现了自己22岁时立下的志向，“读破万卷”了。这些正书与杂书加在一起，左宗棠免费自学成了一个“自由派进士”。但自读不是空想，而是实干。教书空闲时，他抓紧回到湘阴，继续研究地理，忙农学实践。他规划好时间，教书与农庄，互不耽误。左宗棠自述这段经历，“自移家来柳家冲，署其曰柳庄，每由安化归，即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之。日游陇亩，自号湘上农人”。在陶家读完《康熙舆图》，又读了《乾隆内府舆图》，学问大有长进。他在自绘地图的基础上，对舆地的研究深刻、全面了许多。在农学的实践上，左宗棠比起入赘湘潭周家时也有了更深入的科学实验。除了前面说到的《广区田图说》被左宗棠用进了实践，他还雇佣了一批农民帮自己干活，自己也亲自参加劳动。每年他从安化往返湘阴，中间有150里路，他就走访农家，观察农田，将别处的好种子、好方法，带回柳庄。亲手耕作，给人家示范。他将这些种稻、种柳、种竹的方法，及时总结下来。甚至，为了证实“深水插秧，浅水耙田”这句农谚，他挨个问了几十个种田高手，然后自己下到田里去，扶犁掌耙，插田抛秧。左宗棠潜心研究农学，科学种田，他尝试采用古时候流传下来的耕种方法，非常有效。又种上桑树和茶树、竹子等，来充分挖掘田地的优势，几年之后，单是茶园的收入，差不多就缴清了国家的赋税，其他产出全是纯收入。（“比以古农法耕柳庄之田，甚有效验。又种桑茶，植竹树，以尽地利。而茶园所入，今年差可了清国课。”）左宗棠自己当然也想不到，这些眼下看来属“无用之学”的知识，为他日后平定陕西、甘肃，收复新疆打下了实践基础。他更加没有事先料到，当他以“湘上农人”自号，说出“长为农夫没世”，一心一意回到柳庄来建设晚清新农村时，他这时学到的农学知识，将为他收复新疆立下汗马功劳。正是这段时间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种田、种树实践经验，20多年后，左宗棠对中国大西北的生态环境的建设，远大于六个英国国土面积的植树造林，给后人带来史无前例的贡献。眼下，他只是凭一个读书人，一个农民的本能，在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他将这8年里种稻、种茶、种柳、种桑、种竹的实践研究，总结写成一本书——《朴存阁农书》。他为什么这么替农民操心？生活经历决定的。左宗棠天天跟农民打交道，既懂他们，也对他们有感情，而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理性也在告诉他，“农为人生第一要务”。上次与胡林翼观点发生分歧后，左宗棠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接地气与尚空谈，水火难容，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明白了：官员崇尚搞关系，通过一些手段，往往反倒博得虚名，获得利益，所以他们乐意玩关系与手腕。但农人不能这样，做实事必得扎实，一分投入，一分收获，农民不能欺骗土地。你去骗土地，三脚猫，花架子，土地依葫芦画瓢回报你，弄得你歉收。左宗棠跟朋友张玉夫比较后得出结论：“而古今颇少传书，颇思有所著述，且素患近人著书惟择易就而名美者为之，绝无实学可饷后人。弟近阅新书万卷，赏心者数种已耳。学问之荒，人才之敝，可见一斑”。这段生活经历，对左宗棠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强化了左宗棠踏实的办事风格，同时也培养了左宗棠对底层民众的朴素情感。左宗棠实践后悟出读书与作农之间，有一个共通的道理：“足知地利之不可不尽，而人事之不可不修矣。”他说，我最大的体会是，追究问题就要洞察根本，追求学问尤其要穷根究底。（“问之既洞其事，学之尤穷其理”）。对这种边耕边读、既享受自然真味又求得了学问真知的农家生活，左宗棠十分满意，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那种开心的劲头，可与他后来被拜相封侯相提并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充分流露出那种道家自然的乐趣。他说：“兄东作甚忙，日与佣人缘陇亩，秧苗初茁，田水琮琤（cóng chēng，形容像玉石一样的流水声），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番乐意。”这种生活，在先秦的《诗经》里才可以找到，在庄子的散文里才可以看到。看着柳庄里家人越聚越多，左宗棠心花怒放。他甚至操心上了厨艺。岳母来的那天，他亲自迎接，并且动手蒸米酒，为老人家接风。家里没有酿米酒的工具，他就去邻居那里借来一套。他从仓库里取出自己去年收割的糯米、坚米，找来木香、青藤、地绵、乌药、黄荆配成的曲料，忙得不亦乐乎，一手酿起酒来。一个星期后，米酒蒸了出来。他舀出第一杯米酒，恭恭敬敬地端到岳母面前。岳母连抿了几口，笑眯眯地说：味道很好，也很正，不错不错，你们自己也快喝。左宗棠哈哈大笑，说：“赊八百里洞庭当春酒，韵味无穷啊！”他这一高兴，口气又大了起来。随后几年，事事顺心。1846年，周诒端在连生三女后，给左宗棠生下第一个儿子左孝威。随后几年，张茹又接连给左宗棠生下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四子四女，一家十一口，其乐融融。此外，还有两桩大喜事：1846年，老师贺熙龄将自己的三女儿许配给了左孝威，两家定下一门娃娃亲。1847年，大女儿左孝瑜满14岁，左宗棠去安化给陶桄和她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左宗棠跟陶澍正式结成亲家，这种史无前例的姻亲关系，消息传出，在湖南官场产生了巨大震撼。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在千里之外，也听到了。陶桄结婚，表示成年。左宗棠的家教生涯，就此结束。从此他不用在安化、湘阴两头奔走，可以安心在柳庄扎下根来。1848年，陶家搬进长沙城。左宗棠为谋生计，继续在长沙徽国朱文公祠设馆授徒[5]，这次他带了5个学生，陶桄仍跟他学习。然而，就在左宗棠咂摸品味这种“农夫、山泉，有点田”的小日子，过得还有滋有味，全然忘记了多年来的失落与不快时，一个巨大的劫难，这时悄悄地笼罩到了湘阴上空。在连续两年大旱之后，1848年，湖南突然遭遇汹涌而来的洪灾。三湘四水，全部满溢。被两年旱灾已经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老百姓，瞬间被洪水团团围住，遭受折磨。没有吃，没有穿，一边逃命，一边还得乞讨，怎么受得了？柳庄是逃灾的必经之路。左家历来有慈善的家风，左宗棠看不得穷人苦。他自己虽然才摆脱穷苦，但当即想到拿积蓄来接济。他含着泪，吩咐两位夫人，将家里的谷全部舂成了米，用来熬粥，每天接济逃难的苦民。碰上有病痛的，他还学会了中医，给他们做药丸治疗。但这次洪灾大得出奇。个人家底再厚，面对人头攒动、黑压压涌来的难民，无疑杯水车薪，眨眼见底。左宗棠自己才脱贫，家里转眼又空了。半饿着肚子，他学父亲当年，跑到县城里，发动族人来捐谷。他发起建立了一个“仁风团”义仓，选举出经理，订立规章制度，到官方备案，作为一个组织，向外县扩张。很快，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宁乡等地的地主、乡绅，都跟着左宗棠来救灾，捐出了价值5000两白银的谷和米。左宗棠作为乡绅，利用个人强势的能力，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威信，就这样组织了中国早期的民间社会自治组织。然而，在晚清封建专制里，湘上农人左宗棠这种过好自己日子，帮助湘阴人、湖南人过好日子的社会自治，只能在自然灾害肆虐时发挥一点作用。灾害一过，马上被当作潜在的暴力组织，被朝廷以各种名义摧毁。难道做一个安分的老百姓一旦遇上天灾就没活路了吗？是的。但这个事情你不能问朝廷，强权政治既然不会给你活路，当然也不会给你发问的机会。左宗棠自己当时肯定想不到这些。在19世纪末，在闭塞的湖南湘阴，他也不可能凭空生出民主、自由、自治的观念，想着做一个好公民。那真是一场要命的灾难。“淫雨不止，大水为灾，柳庄之田，各尽发芽，收成已绝望矣。”左宗棠自己住的房子，房顶一直在不断地渗水，墙壁不久就轰然坍塌了，田里的青蛙，湘江里的小鱼，都爬到他的卧室里来，畅游嬉戏，周围所有的平地，全部都成了江河，家里能典当的东西，全部都当光了，锅里灶里找不出一颗粮食，全部空空如也。左家12口人（包括岳母与侄子左世延），每个人都患了病。（“而所居屋漏壁坍，蛙游鱼戏，平陆成江，直无一片干净土。典质既尽，悬釜无炊，加以一家十二口无不病者。”）左家，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次天灾对左宗棠的刺激，比进士落榜还要大。他后来回忆，这比他在收复新疆的战斗还要痛苦、难忘。两位夫人在救助难民时，首饰都卖光了，要救的人还在源源不断涌来，而自己一家都要等人来救了。痛苦万般时，左宗棠就只能以玩笑来转移注意力自救。他说：杜甫有首《同谷歌》，有句“男呻女吟四壁静”。现在对我来说，是名副其实的“男呻女吟四壁空”了！这句诗，貌似乐呵呵，其实苦哈哈，心里气哼哼。以痛苦自嘲，是强者的举重若轻。但灾难还在继续，泪眼问天天不语，泪河流过空山去，欲哭无泪。山雨欲来风满楼。自然的灾害，追根溯源，可以归结到人祸。左宗棠当然不会想到，是帝国的高度集权，导致社会自治脆弱，一遭天灾，抵御能力低下，弄得自己连“湘上农人”也做不成。左宗棠短暂的幸福生活梦，就这样，被洪水几个波浪就轻易打碎了。卧龙栖居山林，生死关头，进退失据，前路迷茫。第二步他应朝哪里迈去？[1] 《左宗棠家书?与妻书》中自述原话：“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记载，官私各书，凡有关系海国故事者，无不涉猎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2] 斯诺著的《毛泽东传》中，毛泽东有段回忆，今天读来很有启发：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御批通鉴辑览》是乾隆皇帝亲自参与、清朝官方纂修的一部纲目体编年通史。一百二十卷，记事上起伏羲氏，下迄明亡，是中国古代史籍中记事时间最长的一部史书，由正文和乾隆皇帝的批语两部分构成。“御批”一千九百多条，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朝代更迭的正统与偏安问题、储君的预立、君臣伦理纲常，都有精彩独到的见解。毛泽东不知天高地厚，小青年选择自学皇帝大书，天马行空，没有任何思想束缚。这对没有读过大学，只拿到过中专文凭的毛泽东（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要在思想资源上、行动的深度上超越当时北大的教授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3] 1923年毛泽东作《贺新郎?别友》：“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女儿语。山欲堕，云横翥。”这四句后来自改为：“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比左宗棠从性格到做法更彻底：左宗棠晚年位极人臣，被朝廷封为二等恪靖侯。毛泽东却不想要，他32岁那年就声称“粪土当年万户侯”。结果自己42岁就已位极主席。此后，他也不再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或“万户主”，因为自己就是“主”，人不能自己打倒自己。人的思想是一段一段的，主张会随着身份、地位发生改变。[4] 总结历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成大事的人，在积累蓄势期间，必定有一个安宁心境的处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才能培养出“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修养，这也是为什么大人物初入职场叫“出山”。意思是说，入职前潜伏在深山老林，像和尚一样在清心寡欲地习读、悟世。[5] 徽国朱文公祠是两个名称的合称：徽国，指安徽会馆，在上东长街（今长沙蔡锷路北段），今天已无。朱文公祠在原贡院东街（今长沙教育街），今天已无。朱文公指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徽州府婺源县人，曾讲授于岳麓书院。朱熹住在安徽会馆，教书在贡院东街，后人纪念的祠堂就设在安徽会馆内，左宗棠教书就在这里。第五章 天人突现天下危亡就在左宗棠卧龙蓄势，准备轰轰烈烈出湖时，19世纪40年代湘阴接连几年的大旱灾与大水灾相继频发，让他个人与家庭如遇灭顶之灾，前途几乎全部断送。左宗棠看到，个人的、群体的灾难，比起国家、社会、天下的灾难，小得已不起眼。但天下再大的灾难，都是由一个一个家庭的不幸小灾难聚积成。不能救自己、家人、族人、乡人，则国家、社会、天下也就无从挽救。因天灾的意外裹袭，他个人的思想与行动轨迹开始过渡：由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逐渐融进时代的洪流。第一次从陶家休假回来，左宗棠知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下子不得了，他拍桌子骂娘。国破山河在，百姓不安生。“问天下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据刚过世的南怀瑾先生考证，正是左宗棠的名言。左宗棠怎么这么冲动？湘水校经堂早年“通经史、识时务”的教育，让直率的左宗棠遇事常常直言不讳地评施政得失，口无遮掩地“谤讪朝政”。22岁时，他已有话在先，并且单方面发布了宣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1]面对中华五千年来未遭遇过的西夷入侵，他心急如烧。全面了解后，他评价当下说：去年林则徐在广东发起禁烟，是一件大快民心的好事，英国人借口前来“启衅”，昏庸的朝廷不去反击，居然反将林则徐革职查办，充军新疆，“是非颠倒如此，可为太息！”国家已被撕开一道伤口，他很难做到冷静，越说越愤怒：朝廷等到听说英国人已经霸占了香港，反对林则徐而主和的琦善也被拿下问罪，才慌了手脚，不知道战好还是和好，“而夷船且逼广州矣”，这些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气之下，左宗棠一口气写下四首“感事诗”，以抒愤懑，思考国事为什么变坏，左宗棠认为，根源在于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辨”。他用一个辛辣的比喻，讽刺朝廷说：就好比有户人家，家里的仆人与侍从相互勾结，合伙来欺骗主人。汪洋大盗都进门了，主人才慌张问，什么情况？仆人与侍从联合起来撒谎说，是邻居家的夜狗在叫，哪里有什么盗贼？主人信了，又放心继续睡大觉，听凭汪洋大盗洗劫。这个主人真是蠢到家了啊！他借比喻骂当政者。（“譬之人家仆婢相通，蒙蔽主人，大盗及门，犹诿为邻犬夜吠，彼主翁主妇固惛然罔知也。”）这段时间，危机从小到大，已经发生转移。由“左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转变成“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左宗棠格外留意中国时事与发展动向。但一介书生，手无寸权，知道得越多，痛苦越深，却苦于无力，“世局已极颓靡，惟闭户私忧，仰天长叹已耳！”夜深时分，星光寒微。忧坐在柳庄门前，对着前面那口水塘，见鳞光忽闪，有如波涛。左宗棠内心为之奔腾，看着看着，眼前仿佛变成一片海，对海隔岸的山上，高低黑树，像英国兵。有那么一阵，左宗棠真想冲过去，但一起身，发现椅子不能当船。他只有按捺住冲动，继续陷入深思：为什么天下的兴亡，老百姓也有责任？因为朝廷、政府，可能是个混账朝廷，混账政府，国家也可能使坏，帝王相信“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2]面对这样无能、无赖、无良的朝廷、政府，社会可能崩溃，国家可能灭亡，黄色人种可能灭种，天下老百姓可能会跟着朝廷，无辜被葬送。这时怎么办？正确的做法，将朝廷、政府、国家、社会，划清界线，该谁谁的。哪些是我们的义务，哪些是我们的权利？是你的，你不能推脱；不是你的，你不能抢。因为不愿陪着无能、无赖、无良的“三无朝廷”一起快快变老，更不能跟着它一起陪葬送死，所以，天下需要民间能人站出来，鼓动起来，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寻找自救。左宗棠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做这种寻找。1841年，他设想用明朝抵御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方法，来对抗英国人。也就从这时起，他对待西方入侵，定下一生稳如泰山的调子：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和议。他用一首诗来表达：一怒永维天下祜，三年终靖鬼方人。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诗的大意是：我一旦愤怒了，那就要坚决抵抗。成功了，就可以维持天下老百姓永远的福利，得靠这争来的和平，再努力培育社会，才可以将鬼重新变回人。战争一旦来了，不要怕，不要有丁点跟敌人谈和的打算，你想都不要想，有谁看到过豺狼被驯化成好狗了？我们要打到底，侵略者从哪里来，我们将他打回到哪里去。但这时的左宗棠，势单力薄，也就“书生牢骚”。1842年《南京条约》又签，中华利益不断沦丧，左宗棠气得吐血。左宗棠对时事了解如接电报一样快捷。他说，“英入犯浙，又掠吴淞，直抵江宁，而五口通商之和议成矣。”他预判后果严重，中国将亡的阴影，幽灵一样在他头顶盘旋。这种史无前例的威胁，真是“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生活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自己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痛苦的份，真正生不如死！置身无助之中，他甚至想过跳海自杀，说“吾既不能蹈海而亡，则惟有买山而隐耳。”痛定下来后，他终于想到找朝廷问罪。“时局如斯，彼谋国者之肉，宁足食乎？”国家被你们那些当官主政的人弄成了这样子，我恨不得将他们活活生吃掉，只怕这些人的肉太少了，饱不了我愤怒的肚子！怒极之下，他已经动了心思，打算与满清这个混账朝廷，彻底决裂。具体怎么去决裂？他一时又想不好。这就是左宗棠当下的矛盾：想去救天下吧，又赤手空拳，无兵无权；不去救吧，看着“三无朝廷”，想死的心情都有。躲开不看吧，做不到；不管吧，自己本来就是局外人，牢骚管管而已；去管吧，有如拔自己头发上天那样的无助。中国有句俗话，时势造英雄。道光皇帝的时运与清廷的国运已经跌成这样，国家眼看着要灭亡了，天下眼看着要崩溃于一旦了，中国的土地，必然在强烈呼唤产生一个双手能撑起民族主权的英雄人物。这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在侵略战争吞噬一切的时代，在国家、民族命运生存遭遇挑战的时候，必须有个人，可以引领民意，凭个人之智，运筹天下力量，以挽天下危局。只是天下一旦太平，社会就应该立即松绑，个人英雄主义得马上退出，个体的自由权利得发展。用今天的话说，叫社会转型。危机时分，谁也不知道，那个英雄在哪里？左宗棠当然也想不到，那个人就是后来他自己。要想不被“三无朝廷”活活气死，自己怄气死，左宗棠唯一的途径，是怎么去让自己变得有力量，或者先获取权力。一朝权在手，我把令来行。心忧天下、救天下，就有本钱了。无巧不成书，机会说来就来。林则徐在关键时刻，将左宗棠朝历史的权力舞台上再奋力推了一把。1849年冬天，林则徐因病开缺回乡，从昆明回福建，沿途经过贵州、湖南。他计划好了，经过湖南时，点名要专门会见左宗棠。浓雾愁云中，一叶扁舟，经湖南辰州，泛沅江，溯湘水，向长沙划来。1850年1月3日早晨，在岳麓山下、橘子洲头东岸的湘江边，船晃荡了几下，停泊下来。选择暂停长沙，完全是为了晤见左宗棠。林则徐是带着累累心伤来约见左宗棠的。近十年来，林则徐的官宦沉浮，比好莱坞大片还惊心动魄。1840年，他在广东虎门销毁鸦片，鸦片战争爆发。双方一开战，中国惨败。道光皇帝将气全撒到林则徐身上，将他“遣戍新疆”。遣戍指“放逐罪人至边地、军台戍守”，也就是充军。1845年10月29日，皇帝头脑发热，不知哪根神经接对了，下令释放遣戍在伊犁的林则徐，给五品京堂候补待遇，两个月后，又任命他做陕甘总督。在宦海的波峰与谷底间来回剧烈颠荡，官场对林则徐来说，像天堂与地狱中间那层真空带。天使与魔鬼同时向他露脸，一个峥嵘，一个狰狞，而皇帝定了他的手脚，封了他的嘴。英雄无泪，个中滋味，百感交集。长期劳苦奔波，长年心情压抑，林则徐旧病复发。加上夫人郑淑琴去世，他苦闷至极，只好奏准请假，回乡调治。趁这次机会，他铁下心来，一定得会见左宗棠。如果不能见到，死有遗憾。一纸请贴很快写好，林则徐派仆人林忠快马加鞭，加急往柳庄送。林忠一路上很纳闷，一个快40岁的人了，什么功名都没有，听说还在家赋闲，怎么林老爷子对他这么器重？正在为天下担忧，为民族发愁的左宗棠接信一看，心脏像战鼓，激动得差点跳出来：林则徐的亲笔！他位高权重，万民景仰，居然想到见自己。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仰慕，始于广州虎门销烟。虎门销烟，销出了中国人的骨气，也销出了自己胸中憋的那口闷气，左宗棠对林则徐佩服得五体投地。像今天的追星族有偶像崇拜心理一样，心高气傲又手无寸权的乡下书生左宗棠，从此很自然将林则徐当成自己政见主张的代表人、行动者。他将自己内心对国家的期待，全部投射到他身上，对他的一举一动，格外关注。见面之前，左宗棠开始与林则徐进行漫长的神交。左宗棠被林则徐的爱国心感染，觉得他仿佛就在自己身边，产生过“心神依倚，惘惘欲随”的错觉。等到林则徐遭贬，奉调治黄河决口，出关赴新疆，左宗棠比林则徐还悲痛，形容自己“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喜，尝自笑耳”。尤其是林则徐说出那句有名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左宗棠像在孤独与黑夜中看到一盏星，从此将它常挂在心头，用来激励自己，度过心理上的困顿、失落与绝望期。多年来，林则徐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今天，林则徐主动约见，惊喜来得太突然。因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左宗棠亢奋异常。他接过信，抖着双手，拆开一看，一张纸，八行字。因过于激动，他看了三遍，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好在林忠在边上小声提醒他：林老爷子在长沙段湘江边已经约好了船，等你去面谈。左宗棠佩服林则徐，所以知道林则徐，这没问题。但倒过来一想，有问题了：林则徐怎么知道左宗棠的呢？一个封疆大吏，对一个进士考试三次落榜的小举人，总不可能因为老是落榜而知道的吧？那真成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了。其实好名也可以传千里。又是老朋友胡林翼在事前做广告。林则徐做云贵总督时，胡林翼做贵州安顺知府。作为部下，胡林翼开始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称左宗棠“近日楚才第一”。林则徐听了，心中一震，随之一动。胡林翼本意想推荐左宗棠去林则徐的帐下做幕僚。但左宗棠自己很明白，他的起步只能在湖南，这是关键。而且家务事确实也多，一是二哥的儿子今年17岁了，嫂子要帮他娶媳妇，左宗棠要主办；二是陶桄还在他手下读书。几个原因加在一起，他只好遥望林公，心中郁结，怅然若失。官场老友、两江总督陶澍与左宗棠结为“忘年亲家”，林则徐听到后，相信胡林翼没有夸大其辞。再后，越来越多的朋友推崇左宗棠，让林则徐从侧面对左宗棠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一个人在江湖上有了名气，名气也会转化成生产力。关键还是，林则徐与左宗棠信奉的道相同，都是经世致用派。这样的两个人，就有了谈话的基础。而此时的林则徐，与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见左宗棠一样，都有“临终托孤”的想法。只不过，陶澍托的是真孤，是自己的独子，而林则徐托的是事业之孤。林则徐是个踏实办事的人。当年，从销烟英雄贬为流放罪犯，从广州流放伊犁，他依然带一颗踏实办事的心，为巩固中俄边防而绞尽脑汁，走破脚板。流放伊犁是林则徐一生政治生涯最低谷。但他为了开发建设新疆，不顾政坛失意，年老体衰，抓紧时间，认真翻阅了大量的新疆屯田档案资料，亲自摘抄《喀什噶尔、巴尔楚克等地屯田原案》、《巴尔楚克等城垦田案略》、《哈密厅卷宗》，以及伊犁喀什河史地等。1844年，林则徐主动接过伊犁将军布彦泰的委托工程，垦复阿齐乌苏地亩。这项工程历时4月，用工10万人以上。工程完成，渠道全通，10多万亩土地得到灌溉。布彦泰对老英雄既感动，又敬重，向朝廷奏报林则徐的立功表现。没想到道光皇帝怒气还在，以请君入瓮的心态下旨：“著即传谕林则徐，前赴阿克苏、乌什、和阗，周历履勘。”“戴罪立功”后的林则徐，凭借这道圣旨，只好从富裕的北疆伊犁去到了贫困的南疆地区。他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感恩朝廷给了他继续在中国边疆办实事的机会。林公忙活一生，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国家。晚年在伊犁守边，又总结了许多大想法，全是一手材料的“治边真言”。边疆问题多，隐患大，他还想拼命干上一把，为后人造福，但年岁不饶人，他感到体力不支了。人步进老年，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后事。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满脑子的想法，一肚子的计划，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跟自己陪葬？一定得找个事业的后继者。以林则徐的智慧，物色人不难。虽然远隔千里，但他从部下、朋友的口中，从左宗棠的江湖诗传中，反复斟酌，嗅出了他的兴趣，又发现了他的潜能。他断定：新疆边防与建设，除了左宗棠，中国内找不到第二个更合适的人。左宗棠就这样被他认定是他事业托孤的对象，在心里打了钩。左宗棠呢，当然不会知道这点。他只是感觉到，转眼就到不惑的年纪，自己还是个无钱无权无地位的“三无草民”，有大梦想，却找不到平台去发挥与实现。到哪里去找得机会，谋求一个事业发展平台呢？林则徐无疑是他最盼望见到的人。人家眼下主动派人求见，他怎么会不想到尽快跑去一见？这次见面，林则徐将给左宗棠带来怎样的转机？林左夜谋打发林则徐的信使林忠先回去禀报，左宗棠在家仔细整理衣冠。在乡下呆久了，他已经草野惯了，现在要去见大人物，他得认真打理一下衣冠。古人讲究着装，是对对方的尊重。下午骑着马，嘀嘀咚咚，嘀咚嘀咚，从湘阴柳庄往长沙段湘江赶。赶到时，江水瑟瑟，晚霞漫天，一面“林”字大旗，在晚风中自由舒展。湘江的河中小岛，就是水陆洲，也就是毛泽东后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橘子洲。下江岸，踏滩涂，左宗棠看见，上湘江停船的木桥两旁，站满了等着接见的官员，以及负责安全的卫兵。左宗棠的心再次激动起来。卫兵和官员，他全像没看见，急冲冲准备上船。将袍带一撩，跃上跳板。他眼睛只看着船，没注意到木板，才迈一步，一脚踏空，踩到湘江里，水深及小腿。一位长者见状，从船头跑过来，拉他。他一用劲，挺了上来。冬风凛冽，不吹自寒。但心中像烧着一把火，似有早春暖意，他来不及将裤水拧一下，大步流星地往前冲，从怀里抽出“湖南举人左宗棠”的拜见帖，恭敬地说道：湘阴左宗棠特来拜见林宫保大人！刚才来拉左宗棠的长者，对等待两旁的官员说：林大人今天有要务，请各位大人回。然后转身，邀请左宗棠进去。几步跨过去，左宗棠终于见到神交已久的英雄偶像林则徐了。这就是你带给我的见面礼？林则徐看出了他的激动，以这句话做见面开场白，将左宗棠落水一事，用半开玩笑方式，来化解他的紧张。左宗棠实在太仰慕林则徐了，心中还是有点紧张，说话变得文绉绉的。林则徐继续笑道：这可不像跟陶公当年见面的那个左宗棠啊！左宗棠脸一下子赤红，一半因为激动。“你去换一下衣服，当心冻着了。”林则徐见他还没有平静，安排长者带他进船内更衣室，缓和一下他亢奋的情绪。等左宗棠换了衣服出来，林则徐已经坐好在露天船头上。林则徐站起来，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左宗棠在对面落坐下来。林则徐呵退左右，两人对着拂面吹浪的江风，一边喝酒，一边谈天。简单问过家世，林则徐开门见山说：左君，我们今天来谈天下大事，谈社稷江山的安危，怎么样？左宗棠到底在乡下呆得过久，草野惯了，陡然见到林则徐，还是放不松，有点紧张地笑了笑，说：我一介寒儒，哪里懂天下大事呢？不敢谈。林则徐笑了起来：你就不必谦虚了，左君名动江湖，读破万卷，心忧天下，这哪里难得倒你？况且，润芝（胡林翼）、陶宫保（陶澍）、贺公兄弟（贺长龄、贺熙龄），都跟我说，你才华横溢，有远见卓识，我们今天放开来谈，这里就我们两个在，可以无拘无束。怎么样？左宗棠一听，有这样多朋友之前保荐过，林公又如此器重，消除顾忌，就放松了。本性中那种舍我其谁的气势，很快就恢复了。他问：从哪里开始谈？林则徐说：先谈新疆，再论兵战，如何？轮到左宗棠意外了。他一路设想谈话的内容，怎么也没想过还要谈兵。在一个实践了一生的军事统帅面前，一个从来没听过军事课的书生，居然要嘴上谈兵，不是班门弄斧吗？但左宗棠不怕。他让自己先发表观点，那就畅所欲言。他是不懂军事，但他有自己的强项：懂地理呀！从城南书院，到周家，到陶家，亲手画过，仔细研究过。20年了，中国的地图，边疆的地理，他无师自学，烂熟于心，肚子里有货。他以自己娴熟于心的新疆话题开口：“新疆地处中亚东部，与中亚和印度接壤，英、俄两国都将新疆视为战略要地。新疆古代称作西域，西汉政府在新疆轮台境内设置西域都护，郑吉担任过首届都护。《汉书?郑吉传》上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从此以后，中国有效地行使对西域地方的管辖权。”左宗棠开口以全球眼光，从历史切入话题，林则徐一下感觉到气势与深度。他侧耳细听，慢慢听得入了神，心里开始暗暗吃惊。他在新疆生活多年，专门应对过军事、复杂民族问题，对地理的见识，对全局的洞察，在某些地方，居然还赶不上这个足不出户的湘阴举人。林则徐以严苛的标准，一路听着。左宗棠从地理逐渐自然地过渡到了军事。他先抛出一个观点：当前天下言兵事者，其要在将而不在兵。他举例论证：林公您10年前虎门炮战，朝廷军队80万，英国军队不过数千人，我们败了。为什么？您虽然想作为，但处处有人阻碍，施展不开拳脚。所以陆续造成“广州琦善之辱，南京城下之盟”。[3]这一下，说到林则徐心坎里去了。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当然最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左宗棠又继续拓展开谈，从带兵引到对西方人的抗争。林则徐征询式地问：你认为当今天下当务之急，在哪里呢？左宗棠答：防务。道理是，第一，跟洋人谈判，只是形式，战端必然还会起，防务一定需要。第二，今天国防，防务松弛很久了，内乱导致外松。正确的做法，是先修内务，将内部整顿好了，就可以集中力量来对外。谈完兵、时务，再深入谈怎么解决当下新疆问题。这得脱离书本与地理分析，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基础上，具体谈新疆的保卫和发展。这个，左宗棠确实是嘴上谈兵了。林则徐亲自率兵保卫伊犁多年，谁能比他更清楚其中的一切？但左宗棠有自画新疆地图的底子，他会结合时局，对新疆与中国，做形势的分析。林则徐等他谈完了，说：季高，我在西北几年，局势跟你刚才谈的差不多，西北并不是不富裕，吐鲁番、南八城，如果经营得当，将农业普及推广，它将来就是中国第二个东南。但西北地方太偏远了，难得管理，官员也很难都认真努力做好，所以根基一直浮动不稳。我呢，本想一直为新疆效力，但一纸任命，又入关到了西南。新疆事业没做好，我感到终生遗憾啊！说完，林则徐要大儿子林汝舟将他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全部拿来。打开一看，西北的形势图、山川、道路、城镇、桥梁、水井，都是林则徐亲自考察后画上去的。他明确说：将来中国最大的祸患，是俄罗斯。说完，他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全部地图等亲手重重地放到左宗棠的手上：“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几颗老泪掉到地图上，迅速漫开，在地图上荒漠戈壁标记处染下沟渠一样的滋润水色，经夜光照射，像苦汗，像热血。通过今天的对谈，林则徐对左宗棠已经有了深入了解。他已经可以确定，中国东南方的外敌，将来能够抵挡的人才有的是，但要安定大西北和新疆，除了左君，已经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林则徐将一生中最大、最沉重的担子，全托付给了左宗棠。担子压到肩上来，左宗棠也不感到有多沉。这头强壮倔强的牛，已处青年的尾巴，再不是当年那毛躁的小伙子。论年龄与智慧，他都具备担当天下的实力。这次见面，彼此印象十分深刻。以后，左宗棠与朋友书信，每次必称林则徐是“天人”。这晚的“湘江夜谋”，也就成了徐公事业托孤于左君的历史性佳话。当年做家教时那些在安化小地方很私人的想法，今天终于与林则徐面对面做了一次畅快的沟通，人生最快意的事情，莫过于此。有意思的是，林则徐今天也被这个年轻人震撼了。见面后他了解了左宗棠是不错，但他还是没有搞明白，一个乡下人，看上去像头蛮牛，伏在柳庄小屋里，自命当代诸葛亮，却怎么真懂那么多？他这些与真理最为接近的学问，到底从哪里来的？他很含蓄，将这些疑惑，以褒奖的形式，写到一副送给左宗棠的对联里。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副对联是清代大文学家袁枚晚年居住在南京随园时贴在书房里的一副对联。《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传说中的上古四部书籍，早已失传。[4]林则徐以这副对联，来褒奖左宗棠的学问，夸左宗棠读的都是“天书”，既表达了他的惊叹，也是将左宗棠也当作“天人”来看待。这样看来，这次湘江晤面，成了两个相互奉为“天人”的陌生朋友在对话。林则徐约见前既然定调为事业托孤，他当然要留话激励。他当场摊纸，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书法联，赠与左宗棠做纪念。落款很低调：愚弟则徐与季高仁兄大人共勉之。林则徐生于1785年，比左宗棠大27岁。“愚弟”是谦称，在近代并不是不可以。“大人”则是君子之意，不是说年纪大，或官位高，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林则徐自谦成这样，是借机来抬高左宗棠。这也是古人抬举朋友的常用手法，自己本已威名四海，却主动降低到尘埃里。左宗棠则已经完全恢复了他年轻气盛、舍我其谁的气魄。不假思索，提笔写了一副回赠联：是能养天地正气，实乃法古今完人。左宗棠这时还是自负。这种自负，随着能力的增强，慢慢地转化成了自信。自负与自信的区别，在于能力与口号的距离：满嘴跑车，叫自负；大致相当，叫自信。对联写完，左宗棠抬头，船舱外已经露出曙光，湘江在晨霭中渐渐发亮。一个通宵，就在这样推心置腹中度过。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历史未来的对话，确切地说，是决定中国160万平方公里边疆去留的历史性见面。早年自己在地摊上买的“舆地学”，是启蒙，在陶家读的，就是理论，今天从林公这里学到的，全是实践。他经过这三大步，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今天的左宗棠，已不是昨天的左宗棠。但这次见面后发生的变故，与当年陶澍见面后完全一样：时隔一年，即1850年11月22日，林则徐骤然死亡。一代民族英雄，走完了65年生命历程，神秘去世。今天流传两大死因：一种说法，林则徐忙于实际事务，操心太重，“力疾在任”，劳累而死；但另一种说法流传更广，林则徐是被人用一种类似巴豆的泻药故意慢慢毒死的。当时的经过是：1850年11月1日，咸丰皇帝命令林则徐从福州出发，去广西镇压“天地会”的反清活动（“天地会”即太平天国运动的前身），这时林则徐病体已衰危。11月5日，他带病携带三儿子林聪彝和幕僚刘存仁，奔赴广西。不料走到广东普宁县，病体难支，于11月22日辰时在洪阳镇洪新书院病逝。去世当天，林则徐给咸丰皇帝的《遗折》中描述自己，“吐泄交作，积欠虚劳，心脉已散，百药罔效。”这些症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他没说。今天对真相深入考证，林则徐完全有可能是被广东普宁新豆栏或别的什么商行毒死，而临死前他已有察觉，三呼“星斗南”去世。福州方言里，“星斗南”与“新豆栏”谐音。“新斗栏”即普宁商行的新豆栏街，这里是洋人走私、贩毒的聚居地。林则徐从虎门销烟时起，多年来在广东得罪有权有势的中外小人、腐官、奸商，实在太多。左宗棠得到林则徐逝世的噩耗，仿佛被人闷头敲了一棍。他沉痛地写下一副挽联：“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两百余年遗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中大星沉。”这次与林则徐见面后，给左宗棠带来改变，他从书斋理论研究中逐渐走出来，对新疆有了更多感性与实践的认知。而林则徐利用自己的声望与影响，用赠送字画题词的方式，为左宗棠在中国官场里再拓开一条渠道，埋下伏笔。左宗棠这时还未走进官场，但已经历了又一次心理体验。从林则徐的死亡谜语中，左宗棠已经觉察出，官场险恶，做一个为国为民争利的好人，风险性很大。做坏事固然很难，社会人人喊打；做好人比做坏人其实更难，坏人会随时算计陷害你。真正的好人，不会面难而退，会迎难而上。正义是靠人努力争取出来的，不是靠躲闪怕事、自扫门前雪得来的。左宗棠要争取不负“天人”重望。在随后20多年，他要用行动与事实证明，林则徐选他做“事业托孤”的传人，不会错。眼下，林则徐与左宗棠此次夜谋的故事，很快在官场江湖上传开。左宗棠的名气已经大到一发不可收拾。想请他出山，委以重任的人，陆续找上门来。经过这些年连续的曲折碰撞与偶遇，左宗棠得到了一次接一次机会。他现在能够马上出山，尽平生之志，轰轰烈烈，大干一场了吗？万事俱备，只欠机会。当代卧龙怎么寻找到一个最合适机会，出山入湖，一展身手？[1] 天下首先是个社会概念，是独立于政权的社会。比方说，满清的朝廷，这叫政府，他们治下的范围，叫国家。中华则是文化概念，是超越了朝廷、政府、国家，在它们之上。中华民族的老百姓，他们属于天下。朝廷、政府、国家在不断地灭亡、更替、新生，天下还从来没有听说亡过。左宗棠忧的天下，不只是朝廷、国家，准确说是中华民族、社会老百姓、天下苍生。顾炎武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真理。[2]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名言”。路易十五执政后期奢华暴虐，我们从这句话中可以体味到他的极其冷漠、暴戾、刻毒、残酷与无情。如果说话者是一介草民，可以理解是在心灰意冷、绝望无助的境遇下发出的悲鸣，至多自暴自弃，放浪形骸，了此残生，对国家、民族乃至其他人并无大碍；但此话出自掌握国家命运、权倾一时的一国之君路易十五之口，则永远难逃颟顸无能、专横跋扈、祸国殃民的罪名，遭到世人的唾弃。[3] 1840年9月28日—12月4日，琦善奉旨接替林则徐担任两广总督。原先主剿的他在白河口见英军“船坚炮利”，下令撤退炮台守军，并派广东人鲍鹏去广州虎门口向英军求和。1月25日与义律私下约订《穿鼻草约》，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道光皇帝以琦善擅自割让香港为奇耻大辱，令锁拿解京问罪，“革职锁拿，查抄家产”，发军台，后获赦免。1842年6月，英军集中兵力进犯长江。8月初，英军到达南京下关江面，扬言即刻进攻。29日，清政府派耆英、伊里布和牛鉴为代表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南京条约》，接受了侵略者开列的议和条款。此条约订立，中国开始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奴役，独立主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南京条约》及其附约，被后来史学家看作开启中国近代屈辱命运的“城下之盟”。[4] 三坟五典，指中国最古老的书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尚书序》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八索》与《九丘》有两说：一说指“八卦”与“九州之志”；一说是《河图》、《洛书》。第六章 买山深藏地动天摇时间到了1850年，左宗棠已经38岁。再不出山就老了。1850年的秋天，湖南湘阴玉池山霜寒露白，秋叶落黄。山上，两个书生模样的人，身穿短褐，脚穿麻鞋，手执砍刀，披荆斩棘，动作麻利，神踪诡异：他们时而矗立岩石顶上，四下观望，八方打量，时而钻进洞穴，窸窸窣窣，一探究竟。他们是何人？来这里干什么？没有第三个人知道。鸟鸣山幽，人动山惊。到一个千年来无人登临的荒山野岭，是学徐霞客来考察地质？或者，农村的风水师在选择坟地？都不像。他们终于说话了。一个说：筠（yún，竹子的青皮）仙，我看这个地方可以，比较隐蔽，又近水源。一个说：季高，我看不错，挨着有两个洞，我们刚好做邻居。季高是左宗棠的字。筠仙则是郭嵩焘的字，郭嵩焘后来成了中国第一任外交官，与左宗棠是同乡，小6岁。左宗棠与郭嵩焘这时跑到这深山老林里来干什么？选择隐居之地。这太出人意料了！左宗棠不是准备出山了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却选择寻山隐居？是最近又遭遇什么挫折了吗？没有。是湘阴发生什么大事了吗？也没有。左宗棠像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诸葛亮，多年来通达中国社会，遍知天下时事，凭直觉已经预感到：一场席卷一切[www.wrshu.com]，让风云为之变色，令天地为之动摇的社会大变动，马上就要到来了！是天崩地裂吗？会天塌地陷吗？将天翻地覆吗？不知道。地震前的蛇，可以预知地震强度；卧龙左宗棠，已经预感到社会震荡的烈度。他不得不沮丧地做最坏的打算，未雨绸缪。从1841年到1849年，中国各地农民起义，达到110次之多。湖南的武冈、耒阳、新田、新宁，都发生了，规模不小。全国之内，天灾大到也让人无法承受。从1846到1850年，黄河、长江流域年年都发生水旱灾害，1849年，长江中下游六省水灾史上少见，整个南方饥民遍野，到处可见，数百万人被迫逃亡。天灾加上之前鸦片战争失败，大量赔款，洋货涌进，手工业大批破产等人祸，社会已经完全崩溃。灾害造成游民，游民一股股流向湘南和广西，小股的做土匪打家劫舍，大股的则高举反旗攻城割据。“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民间正盛传这句话。前几年，大旱灾与大水灾将湘阴折腾得千疮百孔，眼下，暴动的人祸又山雨欲来。左宗棠感到自己处境不妙。10多年来，与陶澍、林则徐先后见面，让左宗棠声名鹊起。作为名人的左宗棠，名声此时对他，不是一条出山的通途，而是一种负担，是一根随时直接招祸的引火线。名人左宗棠不怕别人知道，但怕手握大权的人忘记，怕手操大刀的人惦记。左宗棠忧叹一声，龙游浅水遭虾戏，船迟又遇打头风。读书考取功名的打算，26岁那年已经断了；在民间生息繁衍，做个自由自在人，“长为农夫没世”，计划看着又成了泡影；刚想着出山，地在动，山眼看着摇摇欲坠了。左宗棠唯一能想到的办法，是自救。买一处人荒鬼怕的僻山，将自己完全彻底隐居起来，避过生死劫。这个选择，让左宗棠郁闷万分。31岁那年，好容易盖起柳庄的大院，也就学学诸葛亮装隐士，以实现出将入相、一步登天的大梦，没想到节骨眼上，会被这样一场正在酝酿与发酵中的，将导致天地易位、玄黄变色的大暴动而逼成真隐士。还有比弄假成真更倒霉的事情吗？这次他是做好真隐的打算了。毕竟年龄不饶人，眨眼已经38岁。曾国藩早两年已做上从二品京官，自己落后已经不止千里，心中伤痛，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