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作者:徐志频引 子一个留名却被遗忘的伟人2006年9月5日,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前夕,中南海紫光阁里有芬兰《赫尔辛基新闻报》、英国路透社和《泰晤士报》、德国德新社和《法兰克福汇报》五家媒体联合采访。《泰晤士报》记者问:你晚上经常读什么书?掩卷以后,什么事情让你难以入睡?温家宝说:你实际上是在问我,经常读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是个怎样的人。我引用六句诗章,来回答你的问题。第一句是晚清名臣左宗棠22岁在结婚后的新房门口写的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1996年2月至2001年5月,左宗棠玄孙女左焕琛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离任后,她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做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她在一次政协提案里这样写道:一个社会总是有弱势群体值得大家帮助,值得大家同情,因此为官的人应该多考虑平民百姓,鼓励富人帮助穷人,最终实现“公平可及,人人享有”的目标。她今天用这种观点,来诠释五世祖父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名言。2000年,美国最著名的权威杂志《时代》周刊评出“近一千年全世界40位智慧名人”,中国只有三位,其中一位是左宗棠。谁都听过左宗棠很伟大,但少有人知道,他凭什么伟大?太多的密码,留待我们今天来破解。序为“中国梦”注入正能量湖南籍作家徐志频先生的新作《左宗棠》杀青了。作者和责任编辑都希望我能为这部新著写一篇序言。之前,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将书稿寄给我,征求意见。此后,作者又直接与我沟通,盛情可感!志频先生是位作家,也是自学成才的青年文化学者。他多年在媒体工作,博览群书,勤于写作,以不足四十岁的年龄,竟出版了十一部作品,真可谓孜孜不倦、笔耕不辍,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另外,志频先生也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深信一个国家要有国格,一个民族要有精神支柱,一个公民要有社会责任感。他自述创作这部《左宗棠》的初衷之一,就是想把“社会正义”激活起来。那么,左宗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他的所作所为与激活“社会正义”又有什么关联呢?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湖南湘阴人。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没有奴颜媚骨,敢于坚决抵御外辱的杰出爱国者。鲁迅先生把我国历史上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称之为“中国的脊梁”(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把左宗棠列入“中国脊梁”式的人物之一,应不为过。左宗棠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急骤走下坡路并濒临崩溃的好时代。同时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炮舰敲开中国大门,并一步步把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给左宗棠的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除时代影响外,家庭与社会的熏陶对左宗棠个人的成长、思想观念的形成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左宗棠出生在一个社会地位不高、经济状况不佳的“耕读之家”,过着“非脩脯无从得食”的清苦日子。他早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生活相当窘迫,竟至“日食不给,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左孝同:《先考事略》)。艰辛的生活使青年时代的左宗棠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了解社会弊端、民间疾苦,遂使“经世致用”思潮在他胸中激起无法平静的波漪。在接受“经世致用”思想,探讨革命社会的过程中,左宗棠是幸运的,因为他得到了当时著名经世派官员的赏识、指导和帮助。陶澍、贺氏兄弟(贺长龄、贺熙龄)、林则徐等都对他赞赏有加,待以“国士”,目为“奇才”,寄以厚望。他们的爱国思想、务实精神对左宗棠的启迪和成长是不言而喻的,林则徐在左宗棠心目中被视为“天人”;另一位著名的经世学者魏源,也深受左氏推崇,其著作被誉为“伟为不可及”(《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596页,以下简称《全集》。)林,魏的忧患意识与时代精神为左宗棠增添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对其爱国及“师长”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左宗棠一生主要做了三件大事,即:镇压太平军、捻军及陕甘回军;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下,创办了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坚决抵抗外侮,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出兵收复新疆,并在东南抗法。纵观其一生,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评价这位历史人物呢?历史人物是复杂、多样的,也是充满个性的,并且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中。因此,研究、评价、描述历史人物,就不能简单化、静止化、模式化。回顾几十年来对左宗棠的评价,因时代不同,观点各异,往往是起伏不定,高低有别。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政治气候的影响,思想方法的片面,左宗棠被视为“刽子手”和法国在华的“代理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随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之风吹拂学术界,对左宗棠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终能实事求是,更趋公正。如果把左宗棠放到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过程中去审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对于近代中国,对于中华民族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其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他是近代中国统一、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决捍卫者。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为“山野之民”的左宗棠就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以保国卫民为己任,并提出具体御敌的措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也曾表达要与敌“决死战”的信念。左宗棠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边防艰巨为己任,力排众议,率师西征,一举收复占我国领土六分之一的新疆,为子孙后代保住了一片大好河山。又以壮士之豪情,拼死一战的信念,“舆榇出关”,以武力为后盾,收复了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地区。在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面对气势汹汹的法国侵略者,左宗棠“决计议战,最终病逝于福州前线,临终还口授”遗言说: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生平,不能瞑目!(《全集》奏稿八,第604页)纵观左宗棠一生,其最大特点就是在民族危机严重、国家饱受欺凌的时代,仍能“锋颖凛凛向敌”(《清史稿?左宗棠传》)。正如有人在一首挽诗中所赞扬的:“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全集》附册,第783页)其二,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一。十九世纪中叶近代化的潮流席卷着世界,其标志是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而中国早期的近代化则是从军事层面开始的。有识之士审时度势,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左宗棠不仅充分肯定魏源等人“师长”的主张,而且决心把这一主张付诸实践。他于清同治五年(1866)勾画出近代化造船厂的蓝图,随即创办了我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造船厂——福州马尾船政局。总督陕甘后,又在兰州开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毛纺厂—兰州机器制呢局,成为我国近代开发大西北的先声。其三,他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承继者、发展者和践行者。左宗棠不仅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推进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和精神。中华民族不仅以勤劳朴素、刻苦耐劳著称于世,也以酷爱自由、坚决反对外来压迫而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自古即提倡“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斗争精神和“成仁”、“取义”的献身精神。历史上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中,左宗棠是其中之一。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左宗棠始终高扬爱国旗帜,坚决抗击外(辱)侮,反对妥协、投降,他振臂高呼:“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全集》“诗文?家书”,第459页)在中国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信念曾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捍卫正义事业而前赴后继,呼啸前进!与先贤相比,左宗棠毫不逊色,当沙俄侵占伊犁的消息传来,他当即表示“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全集》书信二,第246页)在伊犁交涉处于紧要关头时,年近古稀的左宗棠毅然站在抗俄的斗争第一线,出屯哈密,表示“至马革桐棺,则固非所计矣!”(《全集》书信三,第583页)在中法战争中,左宗棠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不但积极备战,而且表示如遇“寇警”,“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全集》奏稿八,第263页)。左宗棠还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精神。《易传》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左宗棠则从救国救民的目的出发,表达了对自强精神的追求,他说:“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全集》书信二,第570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民本思想是一大特点。儒家坚持“民为贵”的理念,左宗棠承继这一思想,并加以发挥,他强调“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欲知民事,必先亲民”,“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全集》札件第427页、第270页、第139页)。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左宗棠提出并实施了“兴利除弊”,为民造福的诸多举措,不但兴屯田,修水利,植桑养蚕,造林制茶,而且设厂开矿,创办近代企业,誓要“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取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全集》秦稿八,第539页)。当然,如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左宗棠不是“完人”,他必然受到历史时代、阶级地位和个人思想认识的种种局限。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不可能跳出封建旧垒,他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这是毋庸讳言的,但不应苛求于前人。去年是左宗棠诞生200周年,在这位历史伟人的故乡——湖南湘阴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今年,湖南籍作家、学者徐志频又经过自己辛勤的耕耘,出版《左宗棠》一书。我细读了一遍书稿,感到这是一部用力颇勤、基本尊重史实,且具有一定时代感的历史传记文学作品。作者在讲史中穿插传闻、故事,偶尔联系现实,拉近历史人物、历史环境与今人的距离。语言流畅,娓娓道来,饶有趣味,适合当今人们的阅读要求,也能起到“鉴古知今,以史育人”的作用。当然,作家并非以历史为专业,对左宗棠这位历史人物也许还缺乏深入研究,因此在历史事实和时代分寸感的把握上会有一些欠缺和瑕疵,这是不足为怪的。但瑕不掩瑜,志频先生献给广大读者的这部新作必将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激励,用一句当下时髦语说:这部书为今天我们实现“中国梦”注入了正能量。杨东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委会传记组专家)第一章 梦断科举自命今亮公元1812年,按黄帝纪元是4510年,在中国十二生肖中属猴年。这一年,全球发生了三件看似无关联的大事:一,法国统帅拿破仑率领65万大军入侵俄国,俄法战争爆发;二,美国纽约花旗银行的前身纽约城市银行宣告诞生;三,中国的嘉庆皇帝因祈雨灵验,又给龙神加了个“广润灵雨祠沛泽广生”封号,并命令全国从此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派遣官员前去祭祀。没有谁注意到,在全球化大幕撕开一角的时代,一个叫左宗棠的男孩,像一条野龙,在天朝已经做了17年皇帝的嘉庆的祈祷声外悄悄诞生了。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在湖南湘阴出生。一个“牵牛星降世”的传说,伴随着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穿透深山暮色,越过愁雾浓云,游进星空天河。传说源于左宗棠出生当夜的一个惊人大梦。做梦人是左宗棠奶奶。《晚清名将左宗棠》一书还原了现场:左宗棠3岁那年某天夜里,奶奶突然给他一个精致的锦囊。左宗棠拿到后,奶奶当夜仙逝。家人打开锦囊一看,都吓了一跳:锦囊里居然藏了奶奶一个守了三年的秘密:左宗棠出生当夜,天气异常,母亲反常。奶奶出门看天象,神情恍惚,心头纳闷。回房后闭目凝神,梦见一个神人从空中飘进自家庭院,告诉她:牵牛星正在降世,孩子将来必成大器。说完闪身即逝,房屋中突然有光如白昼,灯光已缩成豆大的火苗。再过了好一段时间,天才蒙蒙发亮。故事比较离奇,但《左宗棠年谱》居然收录了。奶奶当夜产生了幻觉,或者说心思入梦,与真实混在一起,不是没有可能。但神人与白光,科学证明不可能。梦境到底有无,只有奶奶知道。但梦幻的故事,无疑流传下来了,而且也入了左宗棠的心。他终生都以牵牛星自比,潜意识中将自身一些特征,往牛的形象上靠近。左宗棠小时候长什么模样?跟牛还真有几分形似:“燕颔虎颈”。颔就是下巴颏,“燕颔”指像燕子那样,下巴的肉比较丰满;颈就是脖子,“虎颈”指脖子像老虎一样,短而粗壮。燕颔虎颈,旧时专门用来形容王侯神态富贵,或武将相貌威武。这看上去有点奇特:一介书生,却生就一副武人相。传说被传得知道的人多了,就成了事实。4岁那年,二姐左寿贞写诗祝贺他:“余家季高弟,天遣牛郎星”。没有疑问,牛郎星的传说,通过亲人间的口碑传播,逐渐让左宗棠似灵魂附体。小时候的左宗棠,体形确实有点奇特:从头顶顺着脖子往下看,“肚大脐凸”。肚子很大,肚脐往外凸出来。这种特别的身形,倒不是天生的,是后天造成的。母亲生左宗棠那年,38岁。前面五个孩子,吃空了左母的奶水。穷苦里的孩子,会哭也没奶吃,只能喝米汤。这自然营养不够,也吃不饱。常年饥饿的小宗棠因此经常闹哭,日夜不停地哭,肚子不知不觉哭得鼓了起来,肚脐自然跟着凸了出来。骨粗皮薄,身体看上去也就羸弱了。左家很穷苦吗?左家多代书香门第,开头并不算穷。宋朝时从江西搬迁到湘阴左家塅,已居数百年,日子平静,岁月祥和,家境宽裕。富裕的左家,有个家风,好施慈善。祖父左人锦,曾是国子监生。他很有善心,对公益事业终生有着特别的兴趣。他曾专门写过一本《族仓条约》,仿效古代“社仓法”[1],提议乡里一道设一座“义仓”[2],劝乡民们拿出一些收割的稻谷,收积起来,名为“族仓”。他自己带头捐谷,碰上荒年,就开仓赈济,解决族人温饱之不足。父亲左观澜,做过县学廪(lǐn)生,是名列一等的秀才。他延续慈善家风,不但捐谷,还捐钱,在县里修建了一所宗祠。1816年,祖父左人锦将全家老少全部迁居长沙,设馆授徒。左宗棠随父亲左观澜迁往长沙。但打左宗棠出生后,左家日子变得拮据。晚清中国家庭,只要不是名门望族,家庭一大,吃饭人多,碰上灾荒年岁,坐吃山空,生活自然紧巴。尤其大哥一死,父母相继故去,姐姐陆续出嫁,家道开始衰落,寅吃卯粮,入不敷出。左宗棠因穷苦造成的这种奇特的体貌特征,吸引了一些民间高人的注意。这些有根有据的流传,则是现实版的“牵牛星降世”:左宗棠幼年时代,父亲带着他与大哥左宗棫(yù)、二哥左宗植一起到橘子洲边游泳,顺着湘江游到了牛头洲。父子四人,开心谈笑着回长沙贡院东街,迎面碰到一个叫张半仙的道人。张半仙瞧见了左宗棠,盯了好一会儿,向左父表示,他愿意免费帮左宗棠看相。张道人这次看相,具体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左宗棠还小,他懵懵懂懂,好奇全记心里了。让左宗棠后来感到惊奇的是,张半仙当年预言的那些大得没边的话,什么“王侯将相命”,都应验了。这弄得左宗棠一度对命相将信将疑。正因为这样,68岁那年,他命令士兵帮自己抬着棺材去收复新疆,以为这次必死无疑。原因之一,是想起张半仙半个世纪前给自己看相,算定他性命多舛,熬不过这把年纪。左宗棠真信了,他给妻子写信,说“料定此生不能生还矣”。没想到张道人看走眼了,左宗棠活到73岁。真有看相算命这回事吗?不然,张道人为什么猜对了左宗棠不少日后的命运呢?科学地说,看相算命的,依据医学的一些原理,对人的性格、气质、才能,做一个基本的判断,虽是猜测,有一定的准确性。左宗棠天生骨骼清奇,既“燕颔虎颈”,又体弱多病,有事功的天才气质。这无疑打破了人们的思维惯性。从小体弱多病,对一个人智慧开发非常有利。智慧本是阴性的,体弱的人智慧偏高。古人发明一词,叫“智叟”,智慧的老头。叟就是“瘦弱的小老头”,既老又瘦,绝对弱者,反倒是智慧的化身。“燕颔虎颈”,是体魄强,即是“骨强”。体弱多病,造成精神强,也叫“神强”。骨强的人有力,有力拔山兮的行动力;神强的人智慧高,有神游四海的思考力。“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说的就是这种人。从小体弱多病,首先带给了左宗棠超人的感受力。这造就他的特点,“于事敏感,做事诚实”。在《湘绮楼日记》里,王闿运用故事诠释了这个特点:左宗棠9岁那年,父亲养了缸金鱼。父亲有点迷信,就悄悄躲起来,用数鱼子的方式,来占卜预测自己学生、门徒该收多少,如果谁应当入学,但没数到就不能入学。他数一个鱼子,念一个名字,数完了还没念到左宗棠。小宗棠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觉察出来了。他愤愤不平,趁父亲没注意,发泄他的不满,直接将缸里的金鱼全弄死了。父亲问责,他则如实相告:是我做的。敏感的特性,敢作敢当的风格,9岁时就显露出来了。敏感给左宗棠带来智慧。对自己智慧自信的人,一般会狂放,自视也会很高。比方诸葛亮,小时候常常以管仲、乐毅自比,自称可以成为辅佐君王的宰相,弄得刘备闻声寻英雄,反反复复光顾茅庐。后来诸葛亮是真实现了:26岁出山,54岁崩于五丈原,短短28年,以出神入化的谋略,横空造出一个蜀国,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智圣”。自信智慧的左宗棠,开始模仿诸葛亮。他觉得自己能力、理想,跟诸葛亮差不多,便自称“当代诸葛亮”,即“今亮”。湖南古属楚地。楚狂接舆“凤歌笑孔丘”,嘲笑孔子脱毛的凤凰不如鸡。直率、狂放而高傲的个性,经过民间两千多年的沉淀,已经在湖南土地上养成。到左宗棠成长那段日子,率直、狂傲风气,已经在湖南成为普遍风气。湖南境内自比诸葛亮的,当时不乏其人,一时“三亮”鼎立:在湘乡练勇的罗泽南,自称“老亮”;以处士居于湘乡的刘蓉,自称“小亮”;左宗棠则当仁不让,以“今亮”自居。字号的含义,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追求。“老亮”什么意思?将自己学成古代的诸葛亮。诸葛亮早已身归棺土,变成冢中枯骨。况且古代与当代,物非人非事不同,需要的方法也不同,诸葛亮名气倒还在,那就有点借古人来炫耀自己。借人自炫是一大忌讳。“小亮”呢?一看就是底气不够,自信不足:诸葛亮叫大亮,我刘蓉叫小亮。中国有句成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刘蓉“取法乎小,仅得其微”,小亮成了“微亮”,看上去蒙蒙亮,稍微有那么一丁点儿诸葛亮的意思。左宗棠则大不同了,以“今亮”自号,让人眼前一亮。意思很明白:我左宗棠是以古代诸葛亮的智慧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既避开了借诸葛亮自炫,很务实地重事不重名,又不担心才能比不上。偶像一旦定下,既决定了方向,也决定了路径。出身于家道中落的乡绅家庭,被“牵牛星降世”的故事激励,以“当代诸葛亮”自勉的左宗棠,要成就“当代诸葛亮”的大梦,在当时最佳的方式,是通过科举考试。目标如此之大,自视如此之高,我们开始有点关心:千军万马的科举独木桥,左宗棠能顺利闯过去吗?考场惊魂一开始,左宗棠的科举考试非常顺利。1826年,14岁的左宗棠,参加人生第一场科举考试:湘阴县试。县试是最初的童子试,录取者只是获得了参加府一级考试的资格。结果出来,全县第一。1827年阴历五月,15岁的左宗棠正式参加府一级的秀才考试,这次要考三场,最后合格才算秀才。开场一考,左宗棠名列第一,但这次不巧,同县刚好有个老人家参加。为了照顾长者,左宗棠被知府做思想工作,发榜屈列第二名。这个小插曲,对后面没影响。左宗棠的秀才初试成绩优异。要拿到秀才文凭,只等10月去府里复试。节骨眼上,坏消息传来,母亲病危,他放弃参考。5个月后,母亲病故。古代的规矩,随后三年,他得专心为母亲守孝[3]。守孝期间,朝廷规定,一律不许参加考试。晃眼到18岁,守孝期满。1830年正月,左宗棠踌躇满志,正准备再考,不料父亲又去世了。他不但要弃考再为父亲守孝三年,还要开始自谋生路。1832年,为父亲守孝三年期满,一心梦想在科举场上一展身手的左宗棠,终于可以再次登场。这次机遇凑巧:一边是秀才考试,一边有举人考试。年少气盛的左宗棠,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如果去考秀才,那么下次举人考试,还得再等三年。但如果选择直接考举人,却得先花钱买个文凭。世上事情,往往你缺少什么,就要用到什么。大哥病死,父母相继而亡,家里积蓄,早花空了。自己吃了上顿还得要找下顿,哪里还有钱买文凭?天无绝人之路。情急之下,事情总会有办法。左宗棠求亲告友,东挪西借,总算凑到108两银子,买了个监生的功名,可以直接参加乡试。在古代有“纳资为监生”,翻译成白话,就是“花钱买文凭”。当时买文凭也不算太丢人,既无法回避,也无须回避,在当时有捐纳的规定,也不犯法。这样,左宗棠就取得了去长沙参加乡试的资格。这次,他和二哥左宗植同时参加本省乡试,结果让人喜出望外,哥俩双双中了举人。但左宗棠的举人,取得十分惊险。利好结果背后,内情叫人步步惊心。湖南省乡试共分三场,时间定为三天,考生约有5000人,考卷在25天内批完,选出举人48名。主考官只有一人,叫徐法绩,陕西人,嘉庆朝的进士,做过御史。左宗棠的卷子最先落到胡鉴手中。胡鉴是翰林院的编修,学问比徐法绩大,但是资历比他浅,在本场考试,相当于是徐法绩的助理。卷子第一批全部阅完,左宗棠榜上无名。什么原因呢?胡鉴认为,左宗棠文理不通。也就是逻辑推论有大问题,叫人看不懂,所以批了个“欠通顺”。评价很委婉,其实就是“狗屁不通”。古人讲究中庸,批评要含蓄,即使彻底否定,也只是和风吹湖面,点到为止。左宗棠后来怎么又上榜了呢?这就完全靠运气了。发榜之前,道光皇帝临时下旨:湖南增选六名举人。原来,考试刚好碰上道光皇帝五十大寿。为显皇恩浩荡,道光皇帝特别开科考试,叫“万寿恩科”[4],就是皇帝对一般读书人额外开恩。于是主考官徐法绩赶紧自查“遗卷”。遗卷就是没有考中的学生余留下来的试卷。根据规定,如果皇帝不额外开恩,将不再重新翻阅,也就是要作为废弃之物,丢进垃圾桶。但左宗棠的遗卷一经翻起,又惹来一场小风波。徐法绩仔细一读,觉得还可以。小伙子人不错,虽然写得叫人看不太明白,但口气似乎很大,思维很活跃,年轻人谁料得到呢?于是再推荐给助手胡鉴,要他考虑补荐。但胡鉴刚好是个牛脾气,他坚决认定,就是不行。这一下,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贺熙龄被惊动了。老师不好当着外人表扬学生,他看后避开“通顺”话题,另持观点:文章写得好是好,就是没有套路,不合八股文规矩,所以才弄得考官们都看不大懂。(“文虽佳,惜不中程式,帘中人无能辨此者。”)这就让人不知道他是在说好呢,还是说不好?关键时候,每个人都较真起来,争议越来越大,但相对越来越集中,都倾向于“补荐”。胡鉴还是死扛不放,他对徐法绩说:“中不中,你说了算,荐不荐,我说了算。”其他考官当然都坚持自己的意见,胡鉴势单力薄,压力很大。众命难抗,迫于无奈,他略做妥协,将“欠”改成“尚”:“尚通顺”。胡鉴死死卡着,改得这么勉强,距离补录,基本看不到希望。但运气说来就来。就在胡鉴最牛钉子户一样死死卡住左宗棠做举人梦时,突然暴病身亡。人死不能说话,意见马上作废。这下轮到徐法绩一个人说了算,他当即将左宗棠的试卷列为“遗首”,也就是补录第一候选对象。拿着“候补举人”左宗棠的试卷,考官们组织了一场大讨论:这篇文章到底好不好?徐法绩拿出左宗棠这篇《选士厉兵,简练杰俊,专在有功》,首先表态:这篇文章不但很好,简直算得上全部考卷中最出色的一篇。湖南巡抚吴荣光这次也专门来听意见,他叫人打开密封条看考生。现出左宗棠的名字,他很高兴,回忆说:我在湘水校经堂讲学时,这个学生七次考了第一,写出这篇好文章,绝对不是偶然。省长回忆历史,以多次成败论英雄,当场表态了,这事也就一锤子定音了。结果出来,左宗棠被录为第十八名。二哥左宗植居然高中榜首,成了“解元”。左宗棠的举人身份,得来如此惊险,出人意料:如果不是皇帝恩科,不是胡鉴突然暴死,不是省长吴荣光在座,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他都要榜上无名。险中举人,左宗棠当然不知内情,看到榜单,他万分高兴。兄弟同中,回家祭祖,举杯同庆。他开始雄心万丈地计划做“当代诸葛亮”的大梦了。花钱买文凭欠下债,家里已经一贫如洗,肚子跟锅里一样空。饿着肚子谈理想没有未来,得先解决生计问题。等待发榜期间,左宗棠还做了一件人生大事:当年八月与湘潭女子周诒端“闪婚”。他是“入赘”周家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倒插门”。倒嫁女方,在古代是很没面子的事。活人要紧,左宗棠已经没能力顾及这廉价的面子。生计的问题解决了,余下事情,是聚精会神破万卷,一心一意考进士。1833年正月,会试大考到了。21岁的左宗棠,已经获得举人出身,他与二哥左宗植再度踌躇满志,从湖南湘阴挑书北上,坐船荡过洞庭湖,进京求取功名。冒险漂过茫茫洞庭湖,头一次踏上中原大地,沿路各省见闻,让他眼界大开。这次考试虽然没中,收获不是没有。他沿路思考国家天下事,一路琢磨着,写下了一些开发与建设边疆的诗句,思考着中国怎么办。这次赶考最大的收获,是偶然结识了胡林翼。胡林翼这次也是进京来考进士的。两个湖南老乡碰面,一问同是21岁,胡林翼还大四个月。北京要地,人分五湖四海,老乡见老乡,有话好商量。两人一聊开来,一面如故,一见定交。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湖南学生,越谈越投机,考场出来后干脆同住一屋。两人不再讨论考试内容,点灯夜话,论古今大政,评施政得失。说着说着,越聊越大胆,两人同时预测:国内将乱。相互间便不停地叹息,像干着急的好事者。旁人听到了十分惊诧,这两个年少轻狂的考生,疯子一样指天论地,谈东论西,脑袋是不是已经被考出问题来了?中国官学从宋朝起,就颁定了对学生的罚规,第一等为“谤讪朝政”。用今天话说,知识分子议论国家政策好坏、得失,提出批评意见,要惩罚。清朝官学试图继续通过限制、责罚的方式,来维持帝国集权。但书院的教育与管理,却反其道而行,强调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对国家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湘水校经堂属于书院讲堂。左宗棠与胡林翼“谤讪朝政”,在校时已成习惯,他俩对旁人的惊诧,同样感到莫名其妙。旁人当然更不知道,从明末起,湖南的读书人,爱讨论天下事,已成习惯。那些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他们谈得津津有味,衡阳王船山当年办“匡社”、“行社”[5],就聚了这么一帮子读书人。这次两人考得都没对考官的味,榜上无名。但第二次会试,胡林翼鱼跃龙门,一跃成了进士。左宗棠的会试又变得惊险而戏剧性起来。1835年,23岁的左宗棠满怀信心参加第二次会试。这次考得本来确实不错,主考官已经拟好,以第15名录取。但考得好不如运气坏:主考官最后一统计录取名单,出问题了:湖南多出一人,湖北少了一人。清朝考试录取跟今天差不多,要注意省与省之间的平衡,不能单以成绩定结果。如果早生一百多年,赶在“两湖分闱”前,湖南湖北同属湖广地区,不用担心被“调剂”。但既然两湖分家,榜上写好的“左宗棠”,只好被“啪”地一把叉掉,勾上湖北考生。虽然没有考取进士,左宗棠还是被录取为“誊录”。誊(téng)录专作抄写人员来用,相当于今天政府办秘书,虽然比不上进士,但不算很差,在位上干得好,有机会保举做县令。但左宗棠想都没想,顺手就将“誊录”通知丢了。他正醉心于梦想做“当代诸葛亮”,做个小县令,小看人么?!心还在,梦也在,他决定重头再来。1838年,26岁的左宗棠抖擞精神,第三次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次没有任何原因,反正没中。机会不好不止他一个,与他同来的湘阴老乡郭嵩焘也没中。但急人的是,秀才屡考不中的曾国藩,这次意外中了。这对好胜心强的左宗棠,无疑是个比较大的刺激。他平时的考试成绩可比曾国藩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但刺激只会伤到自己,不能改变落榜命运。这次赶考,左宗棠准备工作其实做得很充分,自信心也很足。沿路上他还在意气风发,激扬文字。过洞庭湖时,他即兴做了一副《题洞庭君祠》对联: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迢遥”化用自“迢迢牵牛星”,他潜意识中确实已将自己看作“牵牛星降世”了。后一句很有气魄:洞庭君不过是个书生,却能管理八百里湖区。意思很明白:别小看我左宗棠这个穷苦书生,将来也是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干大事业固然需要自信与实力,但在封建大一统的大清帝国,文凭硬通货才是通行证。即使文凭也说明不了什么,但国家有规定,它就比自信与实力更加重要。现在好了,三考三败,空有一腔热血,满怀抱负。左宗棠自尊心受打击的程度与失败的次数成正比。情绪与意气,在左右他的判断,干扰他的理性。一怒之下,他干脆发誓,不考了。以读书取功求名之路,在这里骤然画上休止符。带着名落孙山的惆怅,回路上心灰意冷地想,从14岁参加科考,12年来的挫折历历在目,他心中泛酸。他感觉自己凭实力完全可以。尤其第二次会试。香喷喷的桌上鸭肉原来真的会变作野鸭子飞掉!他感觉命运在捉弄自己。这些年,左宗棠内心实在太在意中进士。第一次会试落第那次,忧愤的情绪在胸中起伏、翻滚,率真与狂傲,将他的胸气逼了出来,浩荡汹涌,有如洞庭春潮。左宗棠抓起墨笔,以撼人心魂的气魄,在家门上题下一副惊天动地的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写下这副对联,他22岁。第三次会试失败,锐气再度受挫,在热血沸腾中想,在心冷如冰时也想,想来想去,他决定再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提前给自己写好挽联。慨此日骑鲸西去,七尺躯委残芳草,满腔血洒向空林。问谁来歌蒿歌薤(xiè,野蒜),鼓琵琶冢畔,挂宝剑枝头,凭吊松楸(qiū,梓桐)魂魄,奋激千秋。纵教黄土埋予,应呼雄鬼;倘他年化鹤东归,一瓣香祝成本性,十分月现出金身。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惟恐苍天负我,再作劳人。大意是,像我这样的天才,即使朝廷不用,也是一世大雄。我来到这个世上,本意是今生来做个自由自在的自由人,没想过去干什么读书做官的事。只怕中国缺不了我,到时又要来打扰我。这似牢骚,又像预言。儒家的积极,道家的超脱,在这里相互交融,意境悠远。这副对联,今天读出忧愤,也读出洒脱。左宗棠心情正矛盾纠结。26岁,年纪轻轻,出世的门敞开着,入世的门紧闭着。他怎么做到冷静呢?像一头被堵在胡同里的斗牛,进退失据。人生每段路,起伏峰谷间。左宗棠少年天才,却三考不中,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落榜之谜左宗棠本来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科举前途。出身“秀才世家”,一出生,家庭就在按“科考取官”的模式对他进行培养。4岁那年,祖父开始教他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5岁时,他正式读儒家经典的基本课程,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兼读书中的大注,接着读《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8岁起,他按正规教育,学作八股文。他的悟性很高,反应敏捷,记忆力超人,因此八股文做得比别人都好,对联常常脱口而出。但他的求学兴趣,却因为转学长沙,而发生了转移。这一转移,直接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18岁这年,左宗棠来到长沙城南书院就读。一年后,湘水校经堂成立,左宗棠又转入学习。湘水校经堂最早由成德堂改建而来,由湖南巡抚吴荣光1831年在长沙创办,地点就设在今天的船山祠。湘水校经堂是一所特别的学校。与专门为考试而设置的学校不同,它是一家以研习汉学为主的学校。汉学即研究与中国汉民族有关的经史、名物、训诂考据的学问,研究内容以经学为中心展开,治学方法遵循“实事求是”。吴荣光为什么要创办它?是为了矫正当时中国书院教育专重“科举仕进”的陋习。吴荣光,广东南海人,1799年的进士。广东人的性格是敢为天下先,吴荣光将这种性格带进湖南。他尝试第一个在湖南吃螃蟹,一反专门培养学生作八股文的教育模式,侧重培养人才经世致用的能力,要求学生“通经史、识时务”。求索学问真理上,以朱熹、张栻为榜样,兼容各派不同观点,完全打破门户之见。吴荣光苦心开创的这种学校,避免了之前应试教育弊病,侧重培养学生实际能力。这无形中为青年左宗棠凿开了一扇素质教育的窗。这里不看重作八股文,左宗棠的兴趣从此也不再在作八股文上。左宗棠天资不错,接受能力强,适应能力好,学起来如鱼得水,遥遥领先,这也就有了曾7次名列全校第一的好成绩。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扇素质教育小窗透过来的光,对左宗棠诱惑力实在太大,沿着这束光,他好奇跟去,终于翻窗出墙,越走越远。课余时间,左宗棠放下科考必背的四书五经,经常穿越长沙贫民杂居的棚户区,在古书摊破旧的席子上淘书。某次,他突然发现一本线装版的《读史方舆纪要》,作者是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130卷本的。左宗棠拿起来就翻,越看越喜欢,他想着要买下来。价格谈好了,八块铜板。他忘记自己很穷,口袋里只有5个铜板,4枚制钱。卖书的老汉见他确实没带足钱,便告诉他:自己也是家道中落,被逼将祖传之书卖掉换饭钱的,家里还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问他想不想要?左宗棠当然连口说要。他们约好,老汉将书先留着,等左宗棠借到钱,下次专门来,全买了去。老汉乐得将书一并卖给左宗棠,固然有货卖于识家的道理。读书人最开心自己的藏书被人喜欢,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就在这年(1830),左宗棠长沙城南书院老师贺熙龄的兄长贺长龄,因为母亲过世而回家守孝,以江宁布政使的身份回湖南了。左宗棠马上顶着风雪,踏着冰路,前去拜见。见后先借书,贺长龄爬着楼梯去取,将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给他。这些在当时都是最时新的书了。里面谈地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全是些经世致用的学问。经世致用,就是经国济世,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中国自隋朝科举以来,完全不顾经世致用,读书就为了背诵四书、五经之类,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侧重单一传承古人学问,即所谓述而不作,既不鼓励学生创新,也不需要学生发挥,至于学问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能不能推动科学发展,更加不管。那些真正关注天下兴亡、社会安危的读书人,这时起,开始从科举的锁链中挣脱出来,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用独立的眼光,对社会科学“保持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这种独立眼光、好奇心、探索精神,在明末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第一次提出“经世致用”时开始萌芽。经过近两百年的孕育,在湖南开始养成了相对成熟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一些有远见的官方人士也开始全力研究与实践。与左宗棠同时而年龄长他一辈的两江总督陶澍,以及陶澍的幕僚魏源,就是经世致用派的代表。贺长龄也是长沙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的代表。大环境造就小环境。王船山影响过陶澍,陶澍影响到吴荣光,吴荣光影响进民间。贺长龄、贺熙龄,则直接改变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在当时成为一股激越澎湃的思想潮流,漫溢进民间,于是民间的小书摊上,也开始卖起这些书来。左宗棠就是在这样渐成气候的大环境与小环境里,在湘水校经堂的课堂里,在棚户区的书摊上,读到了这类书。他听从内心的兴趣,通过买书、借书读的方式,开始系统而全面地接触这些在当时科考看来还完全是离经叛道的学问。像一头饿牛闯进菜园,左宗棠贪婪地从这些“杂书”中吸取知识。杂书的思想,开始逐渐融进了他的头脑,改变着他的知识结构。左宗棠第一次去见贺长龄,贺长龄“以国士见待”。一个18岁的青年,受到时任江宁布政使(相当于今天副省长兼民政厅长)的贺长龄如此厚待,多因贺熙龄的推介和褒奖。贺熙龄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他当时评价左宗棠“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用今天话说,能“独立思考,自由思想”,这在当时已属罕见。自己思考能得出什么新发现?贺长龄想当面考一考,左宗棠自学得到底怎么样。一来二去,跟贺长龄熟悉后,左宗棠开始找他聊天。一次,贺长龄问到《读史方舆纪要》等书中不少观点的疑问,他本来没想到左宗棠能回答上来,他自己有些困惑还没来得及想清呢。没想到,左宗棠接过话题,评论起来:我认为顾祖禹的这本书,关于考证的事实方面,太粗糙了,也太简略了,许多立论的观点,并不成熟。(“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间欠酌。”)而魏源的书呢,总是在谈向外进取,却很少谈守势,总是在谈进攻而不关心防卫,这更像是谋士在浑水摸鱼、强词夺理。(“多言取而罕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抢攘策士之谈。”)这个评价让贺长龄着着实实吓了一大跳。一个18岁的青年,记下书中观点不稀奇;能独立思考,批判书中不对,需要勇气。左宗棠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有主见?看问题怎么可以这么稳、这么准、这么深?这些可都不是他课堂上学的,老师也不会教,科场不会考。课外书看到这个水平,不是天才还能是什么?他一眼认定,左宗棠是个成大事的苗子,是国家未来稀缺的人才。他鼓励左宗棠说,你这么好的苗子,今后小事就算了,要干就干大事,不要自己将自己框死了。(“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这句话从副省长口中说出来,对左宗棠像“牵牛星降世”梦一样,是个巨大的鼓舞,对他后来放弃“誊录”,有较大影响。左宗棠当年读的这些书,相当于毛泽东在“六年孔夫子”的儒家课堂上偷偷摸摸看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考试不会考到,读来全凭兴趣。左宗棠被这些“旁门左道”的书深深迷住了。兴趣与执着,从这时起,定下了他终生关注的两个方面:舆地学、农学。“舆地学”即是地理学,“农学”也就是农业实践的学问。一个古代的读书人,放下“四书”、“五经”,读地、农学,其荒唐程度,相当于今天网易总裁丁磊开个农场专门养猪。兴趣点既然与科举已经大异其趣,左宗棠的兴奋点从此自然会总与别人不同。第三次进京会试时,同行的考生,都在紧张地复习功课备考,念叨什么“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背的人乏味,听的人头疼。左宗棠才不管,全不将经书当回事。经过河北栾城,他在街上看到知县桂超万张贴布告,劝老百姓耕种备荒,对如何栽种棉花、白薯,讲得十分详尽,他比考进士还来精神,连走带跑,将书担放下,拿出本子,将内容一字不落、原原本本全抄下来,准备留到回湘阴老家来试种。都来科考了,还坚持这种离经叛道的学习,科场很鄙视,后果很严重。从皇帝到考官,对这些种红薯、摘棉花的事情,一不关心,二不感兴趣,三也搞不懂。这事多下贱啊,弄明白了是耻辱。虽然这些搞不懂,但有一点他们搞得清清楚楚:你左宗棠不是对种田种地的事情感兴趣吗?还考什么考,早点挑起你的鸟儿书担,回湘阴老家当农民去吧!19世纪初叶,在中国经世致用的思想潮流中,左宗棠在湖南读书人中,算反叛得最醒目的一个。这样的科场遭遇,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左宗棠之前,湖南考生魏源,以几乎同样的方式,碰得头破血流。魏源是少年天才,15岁时考中邵阳隆回的县学生员,20岁举为拔贡;29岁时,去顺天府乡试得第二名,被誉为“南元”。但随后20年,魏源像走夜路碰了鬼,每考必不顺,一直考考考,考到51岁,才在礼部会试中考中第十九名进士。却因卷面涂抹,罚停殿试一年。52岁才在殿试中考中第九十三名进士,差强人意地了却了一桩科举残梦。魏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屡考屡败”,什么道理?一是他思想开放,笔锋犀利,专讲经世致用,属思想危险的激进分子,主考官既怕他,又讨厌他;二是他知道的太多了,知识面太宽了,时而天上地下,时而大海小溪,写得太好太深刻,内容常超出范围,主考官知识不够,看后如坠云里,不敢对他放心;三是他不拘小节,卷面写完后像一副油画,要认出字来基本靠猜。魏源深受科举八股之害,反应最为激烈,在《默觚(gū)下?治篇一》中,他讥讽科举考试是“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的‘科举兔册’”。“科举兔册”就是“梦想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得到月亮上的玉兔”,讽刺朝廷臆想。魏源的科举路,可以看作左宗棠的“科场前传”。只是左宗棠更加率真、狂放、孤傲。老左我不考了,你还能怎么样?朝廷当然不能将他怎么样。左宗棠选择放弃考试,以行动抗议科举制度,看上去很英雄意气,却是一条风险路。对封建帝国里的读书人,断了“科考取官”途径,基本上也就断绝了成功的希望之路。弃考绝仕的左宗棠,以举人身份,如果选择做个教书匠、农民,距离他的“当代诸葛亮”大梦,已经遥不可及。居家、种地、读书,中国即使什么人都缺,也不缺这种人。左宗棠第一次跌到人生低谷。他怎么从低谷中走出来,一步一步,去实现自己的“当代诸葛亮”梦?[1] 社仓法主要为应对水灾与旱灾。系宋朝朱熹所创,在中国各地推行。社仓的米一般来自官府和富人,由乡绅、保正等人主持社仓事务,并且还规定:借粮的人每十家为一甲,每五十家推选一个社首,逃兵、无业的游民等不得入甲。社仓法对社会救荒,曾一度产生过良好的积极效果。[2] 义仓又称义廪。隋朝开创的仓储制度民办粮仓的一种,官督绅办,储粮备荒。与社仓同属民办粮仓,义仓在县一级政府所在地设置仓廪,与社仓比较,社仓普及范围较大,一般在村镇都设有仓。[3] 尊亲死后,服满以前,居住在家,断绝娱乐和交际,以示哀思,称“守孝”。儒家有“三年之孝”,但守母孝实际时间一般为27个月,因为母亲用母乳哺育孩子要27个月,即满三个年头。[4] 科举制度每三年举行乡试、会试,叫正科。遇到皇帝亲试,可别立名册呈奏,特许附试,称为特奏名,一般都能得中,故称“恩科”。恩科始于宋,明、清仍用。清代于寻常例试外,逢朝廷庆典,特别开科考试,也称“恩科”。如果正科与恩科合并举行,则称“恩正并科”。[5] 1638年,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传统学风的影响,王船山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学友创立了行社,宗旨是崇尚实干,拒绝空谈,关注社会,切于实行;1639年,王船山乡试落第,和管嗣裘、文之勇等人又创立了“匡社”,宗旨是在学术上纠正谬误,在社会上匡扶正义。第二章 倚妻窝龙入赘之痛左宗棠自己也没有想到,从湘水校经堂学来经世致用的读书方法,让自己与科举,从此隔了一层膜。这直接造成他“学非所考”,难以高中。刚参加完乡试那阵,情况已经糟糕透顶:功名一无所获,虚名流传江湖;身上已无分文,脚下无立锥地。养活自己,居然成了当务之急。左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大哥先亡,父母离世,三个姐姐相继出嫁,8口之家,转眼只剩二哥与自己,形单影只。家底已花空,买文凭花掉108两银子,欠下了一笔大债,进京考进士,更需以钱铺路。左家从大户人家,几经摇晃,中落成一个岌岌可危、眼看要断香绝火之家。如今左宗棠,不但不可以“将泰山作枕头,以东海作龙床”,在朝廷小庙也求不到一块居身地,甚至连在小小湘阴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藏身的小土茅屋。“胶囊公寓”固然没有,胶囊大的小茅屋,也难得寻,成了名副其实的古代版“蜗居族”。男大当婚,又碰上要考虑终身大事了。没钱养身,当然更没钱娶老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成家生子,在古代是比考取科名更要紧的事。高傲的左宗棠,不得不低下头来,为生存计,考虑将自己反嫁出去。先将“蜗居”变成“寄居”再说。与富家女周诒端结婚,是左宗棠选择“寄居”的方式。左宗棠跟周诒端到底怎么走到一起的?正史编派,野史演义,真假搅和,流传几个版本。一个版本,周诒端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将要嫁给一条龙,于是按梦的指引去找,找到了左宗棠这条卧龙。这就是隐山当地人至今仍口耳相传的“黄龙盘柱说”。故事说,1827年的一个雪夜,周衡的正妻王慈云带着两个豆蔻年华的女儿,和侄女们以“雪”为题,吟诗唱和。夜深了,周诒端带着美妙的诗意入梦。梦中,她来到隐山龙王洞。突然,一道白光闪来,一条小黄龙从天而降。小黄龙飞过白云庵,掠过莲花池、洗笔池,直奔流叶桥。小黄龙看见一个小水池。池边火光闪烁,池中水气蒸腾,旁边立了一石碑,上面写着:“化龙池”。小黄龙非常生气,骂道:“吾本真龙,何化之有?!”翻身入水,顺流而下,直抵龙王桥。龙王桥水深浪阔,小黄龙大喜:“此吾所爱也!”栖居下来。偏巧龙王桥下住着“雷神”,它见小黄龙到此,马上报告大龙王,大龙王恼怒,派了一只神犬来驱逐。小黄龙一个翻身,飞到桥旁桂在堂周府的伞柱之上。周诒端猛然一惊,醒来才知是梦。第二天,桂在堂家丁起来开大门,发现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乞丐,因躲狗咬,爬上了伞柱。好心的家丁将他领进屋,得知小青年姓左名宗棠,湘阴人氏。这故事说得过于神奇,有唐代传奇味道,听起来像文人事后编的。中国民间有个习惯,一旦某人日后飞黄腾达,后人一定会想方设法给他编故事,总得高出自己一头,心里才踏实。有点靠谱的版本说,1831年春天,左宗棠在长沙城南学院就读,乡试投考前不久,好友罗泽南、丁叙忠、邓显鹤,跑来告诉他一个消息:湘潭有一周姓大户,现正为周小姐“比诗招亲”。大家齐力劝他:左季高才高八斗,实力雄厚,你不去应擂谁去?好友欧阳兆熊、张声玠也来极力鼓动,左宗棠一冲动,去了。周母王慈云当时是湖南知名的女诗人,她亲自出题把关,双方开展一场对联擂台。王慈云出联:胸藏万卷圣贤书,希圣也,希贤也。左宗棠答:手执两杯文武酒,饮文乎,饮武乎。王慈云一听很对味,又出上联:鸿是江边鸟。左宗棠应声对:蚕为天下虫。王慈云见他口气很大,再出上联试探:凤凰遍体文章。左宗棠从容对道:螃蟹一身甲胄。两人对答,你来我往,机锋暗藏。周诒端一直在另室偷偷观看。她自己写得一手好诗,用今天眼光,算骨灰级文艺女青年,鉴赏能力高。见左宗棠才华横溢,对答如流,春心顿动,婚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周家在湘潭隐山东麓的紫山,三进五开,占地近一万平方米,盖了一所大院,取名“桂在堂”[1]。周家是名副其实的大户人家,家道厚实,方圆百里内千里挑一。但世间好事难得圆满,堂主周衡在40岁前,生了两个女儿,没男孩。没生男孩叫绝后,这可犯了“第一大不孝”之罪。按这个版本的说法,为了撑起门第,挽回门面,周衡想通过招女婿倒插门方式,来挽救家族断后的事实。设擂招婿,比文招亲,既找到由头,又显出了本事,将倒插门的尴尬,轻松掩盖了,明眼人可以看出,有文过饰非的痕迹。最靠谱的版本,是周衡跟左观澜曾在岳麓书院同过窗,周衡当年提过亲,左观澜口头答应过,有伏笔,现在是兑现诺言。但这也有个问题:左观澜虽然生有三子,但家境还过得去,难道一开始就想让左宗棠倒插门[2]?那也太没面子。推断起来,最贴近逻辑的事实,应该是左观澜与周衡先前只是定亲,最初说好是左宗棠娶周小姐,没想到左宗棠没钱娶不起老婆,只好改成倒插门。[3]最终确定倒插门,还有关键的一点:凭什么?古人谈婚论嫁,格外讲究门当户对。周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祖父辈曾当过户部左侍郎,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副部长。左家呢,祖辈出的多是些秀才,基本谈不上显赫。女家强于男家,门不当,户不对,男方入赘,顺理成章。周诒端本人条件,也是个原因。史书记述,她“容貌端庄,聪慧贤淑”,属于“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型。因为自身条件好,家庭背景高,她不肯随便嫁人,挑来选去,不觉已过二十。古代女子出嫁,一般在13岁到18岁,20岁已经算大龄女青年。用今天话说,叫“剩女”。诗人生性敏感,何况“剩女”。顾及体面,她接受了倒插门。[4]可想而知,反嫁周家,对左宗棠来说,是件十分不光彩的事。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将他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好事。今天再看,两家还真是鱼水互需,天作之合。左家正处于急剧衰落中,周家正处在蓬勃兴旺时。打个形象的比方,左家已干渴成一口小水塘,而且眼看就要蒸发完了,左宗棠这条卧龙,卧在那里,已经被晒得气息奄奄。周家呢,后花园有一个被闲置的大清湖,以卧龙自居的左宗棠,如及时从小水塘爬进大清湖,湖水虽然不能多到让龙腾挪自如,乘云驾雾,但至少让他免却了生存危机,不至于活活被暴晒成“干龙条”。选择从来有利有弊,倒插门触及自尊。这对左宗棠的内心历练,还真不小。倔强的牛脾气,在逐渐强化。他出山后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自尊心都十分强,跟这段屈辱经历,也不无关系。左宗棠从湘阴移居湘潭,与周诒端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古人没有自由恋爱,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没有“违心”还是“自愿”一说。但就历史记载来看,周诒端的社会评价十分不错,“知书达理,性情贤淑,容貌端庄”。才华在女性中算很高的了,有仪态,气质好。娶老婆要端庄而不要漂亮,古人信为传统。中国古人有不成文的规定,“娶妻娶德,纳妾纳色”。正妻人品好就可以了,周诒端做左宗棠的正妻,无疑是天赐姻缘,她的才德都很高,姿色平常,符合贤妻良母标准。文艺女青年周诒端成长于“诗人窝”:母亲王慈云,姊妹及堂姊妹,慈云老人的孙女、侄孙女、外孙女等13人,个个长于作诗。当年,湖南闺阁流行“家族女诗人群”,郭家瓦屋的“郭氏女诗人群”排第一,桂在堂就是湖南第二大女诗人群。[5]从小饱读诗书,知书达礼,周诒端具备好妻子的要素:母性、慈爱、包容、体谅。她的这些性格,对左宗棠事业,有着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有了好妻子,左宗棠也就有了精神支柱。婚后,他一面忙考试,一面要去渌江书院教书。周诒端担心丈夫一个人时寂寞,就悄悄给他做了一个枕头,绣的是《渔村夕照图》,上面她自写了一首七绝:小网轻舠(dāo,小船)系绿烟,潇湘暮景个中传。君如乡梦依稀候,应喜家山在眼前。“应喜家山在眼前”,就是暗示左宗棠,湘潭这里就是他的家,醴陵渌江书院也是他的家,不要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她这么细腻地处理情感,借这个温馨的小枕,给左宗棠以温柔的提醒,伴着他夜夜安眠,可以想见,左宗棠也在夫人寄寓的诗情画意中,消解掉一天接一天的失意、困顿和疲惫。婚后接连生了三个女儿,周诒端感到愧疚,便主动提出要左宗棠纳自己的丫环张茹做小老婆。左宗棠有点难为情,拒绝了。周诒端便找来父亲游说,让左宗棠答应下来。张茹很争气,在柳庄接连生出三个儿子,最后还生下一个女儿。当然,这是后话。与左宗棠同时倒插门的,还有落魄书生张声玠(jiè,大圭,古代一种礼器)。他娶了周诒端的妹妹周诒蘩(fán,白蒿)。张声玠是左宗棠在京参加第二次会试时同时落榜的难兄难弟。两人同病相怜,左宗棠跟他谈得来,就给张声玠做了这个媒,将姨妹介绍给他。在没有成为英雄的时候,每个人首先都是一普通人。英雄在作为普通人时不自我沉沦,要经住琐碎的世俗考验。寻常百姓人家,日常生活内容,多攀比谁家多子多福。周诒蘩很给力,一口气给张声玠生下三个儿子,而周诒端其时刚好接连生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意味着断子绝孙,香火熄灭,既是罪过,也低人一头。这种比较,让好强的左宗棠很没面子,风言风语灌得他难受。人家招你左宗棠来倒插门,可是为了传宗接代的。你怎么可以占着位置,给人来个断子绝孙?给张声玠做介绍,将他介上去了,将自己给介下来了,左宗棠自己给自己找气受。当然,后来情况发生了逆转,张声玠虽然做了县令,但晚景非常凄惨,儿子病的病,死的死,唯一长到19岁的儿子,托付给左宗棠照顾,最后还是自杀了,张声玠从此绝后。附带述及。此时,对左宗棠来说,无后为大的阴影,时刻盘旋头顶。但烦恼远不止这个。一个大老爷们,倒插门将自己嫁掉,在古代湖南乡间,是大失体面的事。因此,左宗棠常听到各种流言碎语。村人羡慕嫉妒恨者有之,为了嘲笑他,编出了一个顺口溜:桂在堂,讨个郎,呷掉一仓谷,睡烂一张床。这是讽刺左宗棠无能无用,好吃懒做。这些闲言碎语,还是对左宗棠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刺激。他想起来就感到羞耻,自述“余居妇家,耻不能自食”。自卑感萦绕心怀,难以排遣,29岁那年,他自题小像,这样自嘲:九年寄眷住湘潭,庑(wǔ,走廊)下栖迟赘客残。他将这9年来的生活,当成寄人篱下,而且自称“赘客”。这首诗是对倒插门生活真实体味后的一种交代。对左宗棠这样一个抱负远大,心气高傲,才华高超,又狼狈之极的人,当时的遭遇,可用一句古话:“龙入浅滩遭虾戏”。人会随机应变,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进什么水做什么龙。不能做卧龙,那就做蜗龙。但蜗龙并不好做,这不单是“蜗居之龙”,更是“窝囊之龙”。“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左宗棠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此时的他,在努力争取做到前面一句。左宗棠还不奋起,各种压力再迎头盖来,会让他活不下去。要知道,中国民间社会,群体意识超强,攀比意识超重,自发构造了一个公平法则:每个人最后能得到的,必然是你凭自己的能力,通过努力付出换来的。舆论就是个江湖。江湖规矩,欠下的,总是要还的。但左宗棠这样有长远眼光的人,不可能被生活中的小烦恼困死。第一次科举考试失败后,他不去关注考试成绩,反倒忧虑国家天下事,写下《燕台杂感》诗八首,惋叹“报国空惭书剑在”,“谁将儒术策治安”。21岁这年,左宗棠继续在经世致用的求学路上奔忙。会试考完,他自述说,“春榜既放,点检南归”,从北京返回湖南的路上,沿路专门考察了各地的“时务”,惊讶地发现,“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左宗棠第一次萌发了花上十多年时间专门去调查研究这些事情的想法。他写信给朋友说:“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与吾夫子期许之殷,十余年外,或者稍有所得乎?”26岁这年,左宗棠宣布彻底放弃科考,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来实现21岁时的想法。从此他自号“湘上农人”,打算潜心下来,做真学问。这种自觉潜身民间的做法,有点像隐士。诸葛亮出山前就做过这种隐士。但他现在比不上他向往的“南阳农人”诸葛亮。诸葛亮当年隐居南阳,亲手种田,苟全性命于乱世,从隐士到“显士”,一气呵成。26岁起,开始手握重兵,随即闻达于诸侯,一手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梦,从卧龙摇身一跃变成飞龙。左宗棠这条卧龙,26岁前醉心科考。但左宗棠21岁走出洞庭湖,从北京到湖南,路见大半个中国,已经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知道中国除了湖南,还有一片很宽广很宽广的天地。他的精神,一直游走在中国天地。左宗棠因为做了科考路上的叛逆,导致人生开头不顺,跌入低谷,但他是一个执着的人,是始终心存大梦的读书人。他很清醒地知道,湘潭周家,既不是温柔富贵乡,也不是落魄流浪地,而是人生路上的加油站、中转地。在这个加油站、中转地,左宗棠呆得有点长。从1832年到1843年,从21岁到31岁。倒插门12年,除了居家过日子,他到底还做了些什么?无用之学从湘阴到湘潭,12年的寄居生活,左宗棠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去醴陵县的渌江书院主持教学;二是埋头潜心研究科学种田方法,作《广区田图说》;三是继续研究舆地学,自己在家里绘制中国地图。今天看这三件事,教书的事情,读书人多会做,只有教得好与坏的分别,可以略过。但科学种田与自绘地图,就让人感到意外。尤其是左宗棠科学种田的故事,以及自绘地图的经历,他的方法与精神,对今天的我们,却很有启发性。左宗棠研究种田时,首先一点,不迷信古人,只相信实践。他认真又细心,细致到亲自计算每亩田的总穗数,怀疑前人“稀禾结大谷”的说法,施行密植。为此他还与帮他做事的长工姜志美吵了起来,逼着姜志美改掉老规矩,按自己的新办法来做。后来他将种田的经验总结出来,专门写了本《朴存阁农书》。他自绘地图的方式也很特别:先制作一张皇舆图,纵横各为九尺。图上画成方格,假定每格纵横各为一百里,并用五种颜色来区分各地主产的农作物。根据这张总图,再来制作各省分图,各省又分析为府,都做了说明。古为重险现为散地,从前的边陲现在变成腹地的疆域沿革,这些变化,他都逐一阐述出来,由此再上溯明、元、宋、唐……严谨而专业。夫妻俩花上整整一年时间,不分昼夜地努力,全新的“皇舆图”终于画成。[6]他画地图时,夫人就在边上端茶、摇扇、磨墨,他画好初稿,夫人就帮助他影绘、誊清。左宗棠后来给二哥左宗植写信,生动再现了当时场景:“日来已着手画稿,每一稿成,则弟妇(指周诒端)为影绘之。遇有未审,则共取架上书翻查之,十得八九,其助我殊不浅也。”两人忙碌成一团。这对神秘的夫妻,这种执着的态度,这个专业的精神,这样怪异的举动,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一个落榜举人,会试考生,放着“四书”、“五经”不读,八股不作,却研究起种田,已完全违背孔门教条。儒家规定,读书人只能研究仁、礼等意识形态问题,关心社会与天下怎么治理,而具体的农业问题,劈柴放马,粮食和蔬菜,不能研究。孔子的学生樊须向他请教这些问题,被孔子破口大骂:“小人哉,樊须也!”庆幸左宗棠没有全信孔子的。左宗棠研究农业与地理,当时看来,确实都是无用之学。他当时花费大量时间,耗费掉全部心血来研究的这些东西,不但看不到前景,也找不到任何出路。一味只知道相信他的夫人,居然也帮着一起钻了进去,无怨无悔。这跟牛顿、爱迪生搞科学研究差不多,废寝忘食,将手表当鸡蛋煮来吃。左宗棠研究的学问,在当时确实无用。但问题是,无用之学,就一定没有用吗?这就是经世致用读书方法玄妙的地方。左宗棠所接受的文化,儒家是用,道家是体;儒家为表,道家是根。道家是鼓吹无为的。道家思想认为,无为者无用,此其一;其次,无用者大用;其三,以其无为,故无不为。老子充分论证过。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庄子,在《逍遥游》里以“宋国人善于制造不龟裂手的药物”的故事作比方,说出了这个道理:看似小用、无用的东西,其实都有大用。这是道家证明“无用者大用”最生动的一个事例。庄子还例证说,椿树有什么用?没有。当有用的树都被砍了,无用的椿树活着,醒悟过来就明白,无用可以保证生命安全,这才是大用。有用与无用,会相互转化。左宗棠在落榜后这些怪异而无用的研究,对“科考取官”确实没有一点帮助。但不等于永远没有用处。如果将历史镜头快速推后,我们会发现:三十年后,正是左宗棠当年这些看似毫无用处的研究,决定了中国边防的命运。左宗棠后来在陕西、甘肃、新疆带兵打仗,所有的军粮在当地如何解决的学问,都是他年轻时闲在农村种田摸索出来的。而他对中国新疆版图、地理了如指掌,又完全得益于他早年在家里自绘地图的记忆。他的地图知识,不但超过国内其他先进的记载,一旦派上用场,连精通的俄罗斯人也难以望其项背。这些需要数十年的积累,不是靠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可以得来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左宗棠此时没想过这些有什么用,闲散中读来格外专心,几乎是全神贯注。这种非功利的读书方法,事实决定了他日后的事功。左宗棠自己怎么看这种学问方法?1865年,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给大儿子信中说:“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闲得无聊时漫无目的地专心看书,看得多了,时间长了,积累厚了,就有了真学问,一旦要用到,可以派上大用场。这印证了他在湘水校经堂看杂书与闲书的收获。这12年,左宗棠过得不错。一方面,他有充裕的时间,充足的金钱,去参加科考。同时,他有更优裕的闲暇,扎实地钻研那些真正的学问。至于考不考得上,他可以在意,但也有底气宣布弃考。如果说有过程中第一个要感激的人,自然是夫人周诒端。文艺女青年周诒端很懂得相夫的技巧:对左宗棠的科考取官执支持态度,对他的处世做法取信任态度。一则小故事:1833年左宗棠进京参加会试,她拿出自己陪嫁的一百多两银子给他作路费。然而,左宗棠无故突生波折,他将银子全部拿去赞助给自己一个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的大姐。周诒端知道后,没有按常理发脾气,反而积极想办法,再从自家亲戚那里借来一百多两银子,资助左宗棠与兄长左宗植北上赶考。[7]周诒端不仅仅在经济上支撑了左宗棠,还给左宗棠打下手,秘书、助理、妻子角色一肩挑。生活上,她也时刻对左宗棠有格外细致的关照。婚后第二年,周诒端为照顾左宗棠的感受,专门从桂在堂里分居“西屋”,等于另外开一个小家庭,目的是让左宗棠不再生出无“家”之感。左宗棠总算有了自己的栖身之窝,失落中也有点兴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对联,也正是在这时作出。他认真写了出来,张贴在“西屋”书斋壁上,以示心志。对左宗棠影响最深,也让他反省看清楚自己,进而自我反思的,还是夫人周诒端。左宗棠自述说,我以前的老师蔗农(贺熙龄)告诫我,说我“气质粗驳,失之矜傲”。跟你在一起,我自己也发现了,正努力在改。我的病根是性情“乖戾”,救治的方法是“涵养须用敬”,现在我每天都在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先从寡言、养静二条做起”,期待自己性格气质能有所变化。[8]性情刚烈得像左宗棠这样的男人,愿意为周诒端去改变自己,这是女人行不言之教的最大成功。年轻时左宗棠心气高傲,脾气火暴,情绪难免大起大落。如果不遇到这么一位慈爱、包容、体谅的女子,他可能会激进得疯狂,进而自暴自弃。但妻子总像他的知己,很懂得怎么去化解他心中的郁闷,给他前进的动力。左宗棠绝望时,她会作诗鼓励:“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了此生”。老公你是一个有天下大抱负的人,你不会一辈子就只干打渔砍柴的农活,机会还没到来而已,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伟大的统帅。身边有这样的知心爱人鼓励,他的精神压力、思想负担就化解了。内心再刚强,信念再执着的男人,碰到巨大的人生挫折,都会有绝望的时候。如果妻子不但毫不埋怨、泄气,反给他支持、打气,男人还有什么理由说放弃,有什么理由不一心奋进呢?在湘潭的漫长岁月里,左宗棠因坚持经世致用,放弃八股学习,直接导致会试三次落榜,虽然依旧自信,仍不免偶尔会嗟叹岁月蹉跎。周诒端不但没有埋怨,反而作诗来慰勉他:“清时贤俊无遗逸,此日溪山好退藏。树艺养蚕皆远略,由来王道重农桑。”左宗棠读后,深受启发,坚定了信心,写下“不向科举讨前程”7个字,贴到书案前,正式与科考诀别。今天看左宗棠在湘潭的12年,一介寒士,身无半亩,而终能取得显赫功名,彪炳史册,固然有时势造英雄、有个人的天分与主观的努力,但与他背后站有一位贤惠的夫人分不开。周诒端的美好名声不只在后来,事实上早在同代名人间流传开了。胡林翼给左宗棠写信,干脆称周诒端是“闺中圣人”。翻译成今天白话,就是“模范妻子、妇女榜样”。这是左宗棠一生最好的朋友根据事实做出的最恰当的评价,这算得上是那个时代对做妻子的最高评价了。因为周家的富足,左宗棠解决了生计之忧。因为妻子近乎迷信的信任与支持,左宗棠沉迷于“无用之学”,在经世致用的叛逆道路上走得更远了。未来的路还长着呢。家庭幸福的男人,只是一个好宅男,还不算伟丈夫。左宗棠当然知道,湘潭不是温柔富贵乡,“齐家”是做男人的起点,男人应该还有更高的追求,去实现大梦。老婆孩子热被窝的生活,只是让“蜗龙”无家庭后顾之忧,他要自强不息,升级为卧龙。龙的宿命是游,是飞,而不是蜗。这时的左宗棠,窝在湘潭,还没有找到龙的出湖口。他如何先腾出一生中关键的第一步?[1] 桂在堂,早年叫亭子屋场,建年待考。“I”形结构。居中三栋,是八卦中的首卦——乾卦。左右两侧各有一栋横屋相抱,横屋结构与正屋相似,为东楼与西楼,三者连为一体,有分有连。前栋大门居厅中,厅屋两边为门房,左门房旁边为厢房,右门房旁边为厨房。前栋后有一甬墀,甬墀内一边一棵桂花树,每年农历八月,香飘全院。有甬道入中栋,“桂在堂”镏金大字横匾高悬于中栋大门之上。中栋鼓壁大门前后对开,厅两边分别为放置器物的八方屋,开的八角门。再两边为厢房。中栋栋梁下藏有历书。后栋正中为厅屋,厅屋两边各有两间厢房。全院有天井48座,均按八卦图形排列,两边横屋亦有甬墀、甬道和天井。宅前有池,池前有坪,入坪有墙,墙开三槽门。中槽门入正厅,左右槽门入左右横屋。这座大型古建筑,曲折逶迤,横竖交错,难辨方向,生人入内,必须有人引导。一块钦赐之青石碑刻,碑文曰:“皇清荣禄大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周公干岩府君之神道。”清代时,凡来桂在堂的文官武将,见此石碑,都要落轿或下马叩拜。[2] 倒插门在古时称“入赘”。《汉书?贾谊传》有“家贫子壮则出赘”一说,明确告诉我们,倒插门是中国古代穷苦人家孩子的一种不得已的出路。根据古代规矩,男的入赘女家,多要改为女姓,生子生女也随女姓。左宗棠子女虽然仍随父姓,但他寄人篱下感很强烈,自称“身无半亩”,可见他自始至终没有将岳父的家产看作有自己的一份,他除了知识,真正一无所有。[3] 左宗棠在给妻子周诒端撰写的墓志铭上有两段话可以印证:一、“夫人湘潭周氏,名诒端,字筠心,年十九,令兄中书君以赠光禄公遗命,聘为余室,盖议婚有年矣。”二、“道光十二年八月(1832年农历八月),余以贫故,赘于周,与夫齐年生,至是皆二十一岁(虚岁)”。[4] 倒插门典故,源于农村习俗。古代的门,旁边都有个插栓的孔,用来锁门。现在倒过来,外面人来开,这是一件会被人笑的事,笑做门的师傅技术太差。暗喻男方入住女方家里,自己不行惹人笑话。[5] 周家是书香门第,世宦人家,是明朝时方上(桥)“湘潭六周”之一的周之命后裔,几百年来延续了诗书传家的传统。1948年由湘潭正山印务馆刊、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题字《方上(桥)周氏诗词集》里,就刊有13人的诗作近400首,足见一斑。[6] 地图具体画法,见《左宗棠家书?与左宗植书》。左宗棠自述:“近颇用力于方舆家言,以为欲知往古形似,当先据目前可据之图籍,先成一图,然后辨今之某地,即先朝之某地,又溯而上之以至经史言地之始。亦犹历家推步之法,必先取近年节令气候逆而数之,乃为有据,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定也。欲知方位之实,当先知道里之数;欲知道里之数,当先审水道经由之乡。凡夫行旅舆程之记,村驿关口之名,山冈起伏之迹,参伍错综以审之,直曲围径以准之,以志绳史,以史印志,其失实也寡矣。现拟先作皇舆一图,计程画方,方以百里,别以五色,色以五物,纵横九尺。俟其成,分图各省,又析为府,各为之说,再由明而元而宋,上至《禹贡》九州,以此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或可一洗牵凿附会之失。”周诒端协助一事,见左宗棠第三个儿子左孝同《先考事略》:“周氏有新楼,公止其上,详阅方舆书,手画其图,易稿则先妣为影绘之,历岁乃成。”1838年,又抄录了《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和各省通志,“于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记录,为数十巨册。”[7] 事见左宗棠第三个儿子左孝同《先考事略》:“时贫乏不能与计,偕先妣出奁百余金助装。会姑母朱孺人贫不能举火,府君即悉举以赠。”“亲党有赆(读jìn,临别时赠送给远行人的路费、礼物)者得百金,与仲父(左宗植)启行北上。”[8] 见《左宗棠家书?与周人丁酉》,原话是:蔗农师尝戒吾:气质粗驳,失之矜傲。近来熟玩朱儒书,颇思力为克治,然而习染既深,消融不易,既或稍有觉察,而随觉随忘,依然乖戾,此吾病根之最大者,夫人知之深矣。比始觉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现已痛自刻责,誓改前非,先从寡言、养静二条做起,实下工夫,强勉用力,或可望气质之少有变化耳。第三章 天降机遇闻联识人1836年,24岁的举人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来到今天的湖南醴陵,担任渌江书院山长。[1]不能做官,便去教书。现在,他一介书生,手无寸权,无法直接去改变国家,那么就先来改变学生。左宗棠经历后已经懂得,科考取官对芸芸学子大部分都很遥远,而湘水校经堂的经验又让他明白,传统的经史子集不是培养人才的唯一出路。当下中国的乡村社会,最缺的不是会背诵、善空谈的书生,而是能实干、懂科学的建设性人才。渌江书院有住读生60多个,算是英才荟萃,他们之前朗朗的背诵声,让左宗棠闻出了“寻章摘句”的酸腐味。左宗棠现在来做山长,首先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量删减四书五经中大而无当的说教,新增自己原创的舆地、兵法和农经等课程。为了避免所学与所用脱节,他还带领学生走出书斋,在田间山林亲身体验。他将自己22岁作出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写成对联,挂在书院内,作为校训。古陋的渌江学风,被左宗棠几下点化,学风为之一新,初露“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的锋芒。[2]学生们对生动可感的实践教学都很感兴趣,左宗棠自己也十分满意。夜深时分,他在学校写信给远在湘潭的妻子分享:近来学生个个在好好学习、努力向上,并不怨我管得太苛刻。古代读书人有句“制外所以养中,养中始能制外”,我就是用这句话来要求学生的,自己也“时时省察,不敢怠肆”,很有一番教学相长的乐趣。但左宗棠的梦想,不是当个好山长,而是做“今亮”。诸葛亮26岁前避战祸而隐,卧居南阳茅庐,自吟自唱:“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说得委婉含蓄、内里自信满满。左宗棠没有诸葛亮那样贵族气熏染出来的优裕与自如。主要是他没有诸葛亮那样过硬的社会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培育出来的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文化”。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一个人的命运。诸葛亮早年通过岳父黄承彦,在刘表的荆州士族圈里,构造了一个显赫的社会关系网。左宗棠的岳父周衡顶多是个有钱的地主,也就是土财主,无社会关系可仰仗。依然功名心切的左宗棠,草根一个,朝中无人,如何靠自己单打独斗,依靠真本事出人头地?在宗法的姻亲关系社会,在关系远远重要于本事的社会,实现梦想比在当时坐上飞机还难。尤其当他没有得到科举考试认证,却又痴迷于建功立业,比坐天宫一号梦想登月计划更难实现了。这段时期,左宗棠内心有着强烈的焦虑。一方面,他还在痴迷梦想一夜之间金榜题名,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接受屡考屡败的现实。但左宗棠一生巧就巧在,事情坏到头,好事也就快来了。机遇像启明星一样,开始来召唤他。1837年的秋天,左山长一边教书,一边准备明年第三次会试。这天,醴陵县令张世法突然登门来拜访他,说一个大官马上要到醴陵来了,令他作几副对联,表祝贺。左宗棠问:那你告诉我是谁。张世法说,两江总督陶澍(shù,及时雨)。左宗棠心气高,不会见人就贺,本想了解一下来者何人。他听说是陶澍,眼睛都发直了,开阔的脸膛瞬间激动得通红,满口答应下来!陶澍到底何方神圣,能让左宗棠如此紧张、兴奋?陶澍是湖南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科举考试做上总督的高官。他少年天才,文章名于世,权力盛于时。对当时的湖南人,尤其对了解他身世与文章的读书人来说,陶澍就是学习的榜样,是偶像级的带头大哥。一个管理着今天江西、江苏、安徽三省地盘的湖南籍封疆大吏[3],突然衣锦还乡,来到一个小举人的地盘,而这个小举人对这个封疆大吏仰慕已久,钦佩有加,那会带来怎样一种激动与心荡?仿佛在寻找一个隔年的知音,一个能与自己对话,给自己指点的神人,左宗棠马上面对,不免紧张。古代读书人做美梦,不就渴望能遇见高人么?张世法作为官僚,正按照官场逻辑,紧锣密鼓准备山珍野味:武昌鱼、君山龟、资江虾、安化笋、醴陵藕、衡州莲、九嶷菇,等等,四处搜来了。为了让陶澍吃到正宗的家乡菜,他特地派人从安化找来烟熏麂肉、云雾芽茶;为了让陶澍喝到正宗的家乡水,他派人专去安化,在陶澍出生地安化小淹石磅溪,打来了清冽的山泉水。古代森严的官场等级,溜须拍马的讨好伎俩,在此显露无遗。当然,这种接待与以往不同,除了按官僚套路办事,确实还带有乡情。张世法相当于干了今天“两江省驻湖南株洲接待办主任”的事。面子功夫做得越足,陶澍衣锦还乡感越强。左宗棠这边,激动过后,诗兴、灵感,也如涌泉。他挥笔而就,写下两副对联,交给了张世法。耐心等到陶澍到来,左宗棠才头一次见识到,什么叫大官,什么叫权力。进县城门的路上,鸣锣的鸣锣,吆喝的吆喝,不是“肃静”,就是“回避”。下轿后去下榻处,县令张世法侧身陪同,负责介绍,陶澍一路走,一路谈,一路看。沿路对联像今天楼盘封顶挂的彩球,琳琅满目,热闹地俗气着,像“热烈祝贺”、“热烈欢迎”之类内容空洞、姿态媚俗的广告词。作为读书人,不管好不好,他都会细看,有时略微点了点头,又不经意间摇了摇头。但走进大厅后,右壁前,一副字体刚劲、雄健,气势豪迈、从容的对联,瞬间锁定了他的眼睛。他先看了一遍,再读,不禁念出声来: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谁写的?陶澍有点疑惑,忍不住叫了一声:好!有点激动起来。他没有想到,在醴陵偏僻小地方,居然有这等人才,能写出这么绝妙的对联!侧头问张世法:作者是谁?答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陶澍眼前一亮,哦了一声,马上通知张世法:快请左先生来见面。故事到这里,有两个说法:一说左宗棠刚直、高傲,拒绝来见,是陶澍主动屈尊,去渌江书院见左宗棠;一说左宗棠当即前来。真实的情况是,左宗棠接到邀请,立即赶来了。左宗棠自己后来回忆,“乃蒙激赏,询访姓名,敦迫延见”。“敦迫”就是催逼、催促,“延见”有两个含义,一是召见,二是引见,合起来就是县令催促左宗棠快快跑过去拜见。陶澍其时文名动中国,左宗棠见他,至少像见文化名人。总之是见面了。两人一见面,陶澍一眼就认定,左宗棠是天下少有的奇才。《左宗棠年谱》的记载是,“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陶澍还留左宗棠跟自己住谈了一晚。两人相见恨晚,陶澍回乡计划打乱了。他特地推迟一天回安化,第二天专门约左宗棠一起游醴陵。这是一段过于奇特的遭遇。1779年出生的陶澍,这时已经58岁高龄;而左宗棠呢,不过25岁的毛头小伙子。两个人不但年纪相差33岁,社会地位上,也很悬殊:一个是大总督,一个是小举人。左宗棠确实激动得不行。他跟周诒端后来说起,称陶澍是中国第一大官,谦虚礼让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这事想起来就感到十分惭愧啊。(“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惟吾诚不知何以得此,殊自愧耳!”)我们难免会纳闷,陶澍这是怎么了?凭一副对联,靠一次见面,就对小青年左宗棠如此推崇、肯定?还打破世俗传统,结为朋友。背后难道有什么别的原委?说来就话长了。首先是对联背后的故事。左宗棠这副对联,虽是灵感之作,但实在是神来之笔。他将陶澍一生精华,概括得差不多了。1835年,陶澍做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开始了为官生涯中大刀阔斧的第一次改革,在两淮取消“纲盐法”,推行“票盐法”。用今天话说,就是打破国家对食盐的垄断,将价格推向市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陶澍改革大获成功,道光皇帝格外赏识,在养心殿西暖阁高调召见了他。道光皇帝这次可能过于高兴,就国家大事对话完毕,意外跟陶澍聊起家常。他问到陶澍老家安化有什么特色?陶澍说起一个奇观:在资江流经家乡石门潭的地方,水中凸起一块巨大的方正石头,因形状像一方官印,取名“印心石”,他小时候跟父亲在江边读书,建了一间书屋,就叫“印心石屋”。湖南人说话方言都很重,道光皇帝听不太懂,于是再次一字一字地问,陶澍一字一字地比画,道光皇帝终于听明白了:哦,印心石屋,这么写。他又继续饶有兴趣地听陶澍谈那些乡村趣事,沉浸其中,心荡神驰。让陶澍梦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军机大臣潘世恩等四人,捧着六寸长宽的专书“印心石屋”的匾额给他,后面写了“御书赐之”,有道光皇帝的签名,还有两方皇帝专用的印文。满朝臣子知道后,都羡慕得不行。这可是最高褒奖啊!好事还没完。过了一段时间,道光皇帝又召见他,专门问起:我给你写的“印心石屋”匾额收到了吗?陶澍赶紧叩谢,一高兴,又跟道光皇帝聊起天来,历数史上那些皇帝给大臣题匾的故事,后世全成了佳话。道光皇帝更加开心了,自己给陶澍题字,现在还只是新闻,将来也要成为历史佳话。他开心了,再问:我题的字,你准备挂到哪里?陶澍说,准备刻在石上。再问:石门何人所建?答:天生的,非人力可为,有七八丈高。道光皇帝一听,说:我上次写的太小了,那么大的石壁,要配大字,我另外再给你写幅大字,我大字比小字写得好。陶澍一听,激动得不行。哪里有皇帝两次给臣子题字,而且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第二天,陶澍就收到了新题字。幅长九尺多,每个字高宽各在一尺六寸左右。他赶紧收好,不久就刻在家乡的印心石上。随后岳麓山、庐山、金陵等10多处地方,都刊刻上了。自己两年前人生最得意的大事,居然传到家乡省偏远的醴陵县来了,自然高兴得来不及。陶澍同时想到了,能知道这件事的作者,对自己又如此了解,对时事又如此熟悉,一定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关键还是,对联概括得那么好,立意高远,文字大气,气势浩荡,抬人,又不着痕迹。我们回到对联,就能看出玄机:“春殿语从容”,有如临其境感,仿佛是现场描画出来的。左宗棠又没看到,却可以凭借想象,活灵活现地赞叹陶澍在道光皇帝面前从容作答,满面春光,如沐春风,这既显得君臣关系亲近,又显得陶澍不亢不卑,春风得意蕴含其中。“廿载家山印心石在”,陶澍1802年中进士,十年散官,授职编修,后迁御史、给事中。1821年调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1823年授安徽巡抚。离开湖南做官,20多年了,谁帮他记得这么清楚?印心石本是他个人的自豪,经左宗棠这么一写,成了“家山”的自豪,也就成了所有湖南家乡人的自豪。既像在说事实,也在借事实夸人。“大江流日夜”,说到了湘江与长江,即湖南与中国。湘江日夜不停地奔流,在出洞庭湖处汇入长江,指陶澍第一个将湖南人带进了全国,也暗指陶澍一生伟业千秋永在,取杜甫名诗“不废江河万古流”之意。“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既是明说现在醴陵代表整个湖南,热切期盼热情欢迎陶澍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也暗借晋代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督八州军事”的典故[4],赞美陶姓远祖光荣的历史。这样将陶澍与陶家的祖先一并都表扬到了,历史纵深感很强,却又不显得突兀。这么杂的事,这么多用意,简单两句话,要全部融合,高难度。这副对联妙在,说是夸奖、吹牛拍马吧,又全是事实,看不出奉承痕迹。说是全在道事实、谈历史吧,寄托的情感,却在浩荡奔流,轰隆隐鸣,不可遏止,不像在客观述事。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评价大活人。对事外人而言,反正两方都完全不知情,全是陌生信息,怎么写都差不多;对被写的人,就完全两样了:你自己怎么样,想要表达成什么样?没有谁比你清楚。自己有时不一定能准确概括出来。别人评价,能说中一半,已经需要超凡功力,算“知人”的高人。能够说得让自己震撼,已近似“天人”。对高官陶澍来说,左宗棠这副对联,巧就巧在,它像一次最逼真的进士考试,而且是开卷考试,陶澍既出考题,又现场阅卷。这样的考试最靠谱,这种对联,即使想要抄,找不到地方抄,因为现场命题作文,蒙是蒙不过去。考官的水平摆在那里,进门沿路,陶澍看过的劣质对联,还算少吗?对智慧高超、阅人无数、经事累累的陶澍,不需要更多了,只要凭借这短短26个字,就能够准确地判断,信手写出这样一流对联的人,是个天才。他再亲眼一见左宗棠这个壮实如牛、满身是劲的青年人,基本就可以判定:这样的人才,只要走对了路,一生会有怎样一个不可限量的前程。而且,他很可能已经在内心里掂量比较了一下,以自己的同龄之事做了比较,感到左宗棠论人比才,在自己之上。爱才是有才能的人的通病,陶澍内心里认定了,高兴是肯定的,只是他不会表现出来。一个经验如此丰富老到的大人物,不会在毛头小伙子前喜怒形于色。这些,左宗棠自己就不一定知道了。一个25岁的小青年,聪明、有才能是一回事,但人生阅历、生活经验,几乎没有。天分再高,永远不可能代替阅历与经验。他也许只是觉得,遇到大人物了,本能想接近,通过他,带给自己帮助。但他的倔强与叛逆,个性与自尊,让内心里生出一种抵触的情绪,男人得靠本事拼出来,他不想通过任何人扶着自己成功,他只期望有个引路的人。陶澍看似淡定,其实比他要急。不单因为他预感到身体快撑不住,在世时间不多了,作为湖南在官场上第一个考出去升上官的大人物,他得考虑为湖南留下自己百年后的东西。从年轻时目睹复杂的官场关系,几十年来逐步经历满清官场争斗,对显规则与潜规则,明权力与隐权力都了然于心的高官大员,他这时有一个梦想,要将湖南一批有才能、有想法、有勇气的青年才俊,带出来,通过让他们抱团的方式,来改变湖南官场两千年来人才全面死寂的萧条状况。左宗棠无疑是这样的青年才俊。因此,陶澍偶然发现了他,一方面要继续不动声色地考察他;同时,要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一有机会就要适时地提携他,让他尽快地找到用武之地。这真是一次旷世奇遇,我们或许还有疑惑:陶澍真的就凭一副对联,敢如此全面肯定左宗棠?事实上,在看到对联之前,陶澍对左宗棠的名字、事迹,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一说就有点神了,难道陶澍有专门的情报人员,一直在暗地网罗湖南的年轻士子?当然不是。这一切,全因左宗棠一个同龄朋友的推荐。朋友名叫胡林翼。识左托孤清朝官场,流行推荐。同乡、“同年”、同学、亲戚、朋友相互推荐,成为时尚。明明有科举制度,全国人才全都被考试筛了又筛,朋友再推荐,岂不是画蛇添足?原因在于科举考八股,选拔上的考生,不一定有办事能力。会背书、善空谈的官员,有几个无所谓,多了国家就头痛。管理国家,事情大,责任重,毕竟需要大批真正有才能、懂实干的人。那些被考试误筛掉的人才,要再被选上来,最好的途径,就是推荐。推荐最有说服力的是“同年”或同乡。“同年”是指那些考取秀才、举人、进士时名字跟自己写在同一张榜上的人。用今天话说,就是跟自己在同一年同一科“高中”的哥们。官场上最铁的关系是“同年”,科甲出身的官员,一般都有几百个“同年”。左宗棠与胡林翼,是同乡、校友、朋友。同一年参加进士考试,但左宗棠没中,算不上“同年”。胡林翼推荐,多因他个人特别讲“哥们义气”。左宗棠的好朋友不多,但铁哥们有。他独立不依,个性鲜明,不仅在清朝官场中十分另类,格外打眼,就是在封建官场两千年中比较,也是特立独行,反感他的人都敬而远之,喜欢他的人才会死心塌地。一个好汉三个帮,如此孑然立世的人物,离不开朋友支撑。胡林翼支撑他最铁心、最死心塌地。胡林翼与左宗棠相同的一点,天分极高。当时湖南人才,论天赋他俩前两名。但就性格而言,他们是两种人。这与他们的家庭出身有关,与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一个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在什么样的环境,基本就定下了他的性格、习惯、偏好,看事情的眼光,做事情的风格。左宗棠出身贫寒,从祖父起,每代人以耕读为生,都没有什么大成就。曾祖逢圣公只做到了县学生员。[5]祖父左人锦一生也只得了个国子监生头衔,也等于是个秀才,有资格去见县官,但没什么实权。父亲左观澜一生努力,才得了个县学廪(lǐn)生,也就是成绩名列一等的秀才。左观澜起早摸黑,勉强维持一家温饱。穷人的孩子能吃苦,早当家。毛泽东的家境跟左宗棠差不多,他说“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感受接近。左宗棠自己形容小时候的生活,“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嘱儿孙咬菜根”。与“咬菜根”的左宗棠相比,胡林翼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他家境富饶,有良田数百亩,雇工经常上百人,是真正的大地主家庭。胡林翼祖父以上,都有诗文著作传世,父亲兄弟四人,都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又是书香门第。21岁那年,胡林翼与左宗棠相会在北京。两人年龄同,事情同,但压力不同,气质不同。胡林翼书香世家,以读书为职业,反正是要考的,哪怕考到80岁,只要没中,职业还是考试。所以他一点不急,带足钱在京城花天酒地。左宗棠就不同了,考试需要本钱,他已结婚,要先养家,积足了本钱才能考试。所以1833年,两人同时落榜,一半像书生一半像农民的左宗棠极度失落,花花公子一样的胡林翼根本没当回事:早得很,急什么。他不急左宗棠会急,咬着菜根被含着金钥匙的人邀去一起玩,玩多了胃疼。客观地说,胡林翼是个天才。这样生于富家,既有才气又有浪荡公子哥儿气质的男人,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在各种复杂关系中穿梭自如的灵活性,左宗棠再怎么努力,也学不来了。人天性会追求自己所缺的东西,这样两个人,会本能地相互吸引。两人果然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一面而定终生之交。但世事往往就这么奇怪,你越不把它当回事,反倒越有那么回事。1836年,24岁的胡林翼,再次上北京参加会试,一笔写下去,中了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