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已数易其主，而大张方连，亦以需求者之众而愈分愈小。其第二时期，则在民国十六年，由本会会长周今觉购得一部，盖为全部精华所萃，而价值之巨，则在当时亦罕与其匹，但如红印花小字一元四方连及万寿加大字长距日版全套小方连等，则皆为世界孤品无疑。”(《棣集遗珍”》载《邮典》第一卷第四期，1940 年 4 月、5 月号合刊) 邮商李辉堂的徒弟庄梁立因在虹口设肆买卖邮票而结识费夫人。施开甲因是庄梁立的主顾而得知费夫人手中有珍邮出售，遂于 1924 年春天将此事告诉周今觉。 1924 年 4 月 16 日，施开甲致周今觉函中写道：“下月初旬，余可望观一邮集，敢言其中方连甚多，有红印花小一元四方连，日本版加大字八分长距可能有一方连，并一双连。余当将其中珍品钞目，并为君估其值。此事请勿告任何人，因若泄于外，L 君(指意大利籍集邮家赉美，Lem lere，当时在上海法租界任律师)或 D 君(指德根)得知余等谋此集，必设法偾其事，以冀已票获售。此集主人甚难应付，且敝帚自珍，颇不易谐价也。” 周氏收到施开甲这封神秘兮兮的来信，虽然还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费拉尔遗集，要通过何人之手才能看到、购到该集，但已十分感兴趣，急忙要施开甲打听详情，并将情况回报。 1924 年 5 月 9 日，施开甲将看到的费氏遗集详细告知周今觉。此函事关邮史，全函照录如下。 “7 日手书奉悉。前言在赛马周中约观之邮集，今已见到，集中虽有少数华邮珍品，然全部颇使人失望，其中三部为世界各国邮集，欧洲稍旧票或有佳者，然因余非此中专家，殊敢断言。英邮因余知之甚谂，故审视较细，然亦不过尔尔，故可能其他部分亦不佳也。 华邮珍品余皆摘录，计有：万寿九分银对倒四方连 2 枚(当然仅有一票倒置)，又双连 2 枚，又 25 枚大方连旧；万寿上海版四方连一分至二钱四分全套；万寿加大字短距四方连一分、二分、五分(吉本司目录 99--101)；万寿加小字半分覆盖(吉本司 74)，又同上四方连覆盖；万寿加小字四分四方连覆盖(吉本司 75)；万寿加大字长距日本版半分四方连，又一分四方连，又二分四方连，又八分四方连，又一角四方连，又三角四方连；万寿加小字半分双连内含“2”及小横漏盖；又同上四方连旧；万寿加大字短距四分四方连倒盖，又一角四方连倒盖。红印花小四分四方连，红印花小一元四方连，红印花二分四方连倒盖，红印花二分四方连复盖。 其不见诸目录者有：万寿加大字四方连，其中直 2 枚漏盖，此错误余以为由于全张加盖时过于偏放一边之故；致使一边直行之票未印，而另一边则印于边纸上矣。此四方连余以为系用过者。 除上述各票外，尚有其他，然均无多大价值。万寿上海版加大字长距四方连有 4 种，小龙四方连用数个，皆平常；大龙仅 12 枚，就余记忆所及，约一分银 3 枚，五分银 5 枚，三分银 4 枚，然皆非珍罕。 日本石印蟠龙墨绿五角不同色二双连，日本石印有全套，然元以上皆为单枚，五元者仅一色。小数值者，就余所记亦只双连而已。 法属地——有，但余不知其值若何。 香港——无足述者。 集中大部分邮票均为各国 1900 年以前所发行。 各国在华客邮似未见。 全部邮集索价 12000 两，余认为太钜，因今日罕有人搜集世界各国也。余返寓后，将其中华邮部分研究之后，即函售主，谓 6000两之价庶几接近其价值。 华邮部分恐不能单独购买，然余等不妨一试。 足下如能于星期一下午六时半来舍，当详谈此事。君可细阅余所记下之华邮目录，再考虑华邮部分单独出价多少，然余恐其事未必谐也。” 看了施开甲的长篇来函，使周今觉喜出望外，特别是那一大堆华邮珍品，让人垂涎欲滴，但那 12000 两的高价，华邮部分不肯单独出售，又叫周今觉为难。当周氏得知这就是费拉尔遗集的精华时，便下定了要购下华邮部分的决心。周今觉在回忆录中写道：“诸位听听我这两句话，就晓得这部邮集的价值如何了。这其中的内容如何珍贵，和我牺牲的价值重大，我今天也不必细表。我只记得我当时心里，有—个打算，若是这部邮集，落到他人手里去，我的华邮，只好立刻停止进行，并且可以就此出卖。而我的集邮生涯，也就可以算从此告终。你想想看，这关系重大不重大?”因为他关系太大，若是被他人得了去，那就我的一世华邮盛名，付之流水。我的华邮大王名号，立刻就要贬削。” 尽管售价昂贵，售主条件苛刻，周今觉还是下了志在必得费拉尔遗集华邮部分的决心，特别是那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周氏更是梦寐以求的对象。于是周今觉与施开甲携手，开始与费夫人的妹婿芮朋罗（P.D．Raebum，又译作勤本，雷奔，英国人，集邮家，中华邮票会第 62 号会员)和费拉尔夫人展开了漫长曲折的周旋。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三十三） 周今觉对费拉尔推崇备致，曾为其立传，认为“自 1878 年以来，西人最有功于华邮者，莫过赫德与费拉尔(周氏译作棣费拉德，笔者注)二人。赫德为创立华邮之人，其功在邮政；费拉尔为起首绘画邮票之人，其功在邮学”。“其死之日，(海)关、邮(政)同人莫不同声悼惜，英领某且哭之恸，谓寓沪西人中第一聪明人死矣。” 当周今觉得知费拉尔遗集尚在上海，且其中华邮珍品累累，急于得之而后快。特别是那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更令周氏朝思暮想。但周今觉不知遗集在何处何人之手，只得催促施开甲尽快从中斡旋，以期早日成交。而施开甲却是个“慢郎中”，劝周氏别着急，耐下性子讨价还价。1924 年 5 月 13 日施开甲致函周今觉： “本日书奉悉。棣维拉夫人之华邮自当设法； 足下之病在于一闻佳品，即急欲获得之。若 D 君同知余在谋购此集。当知为足下图之，而彼即可能出较高之值取得，以要君重价，因彼知足下急欲获此小一元四方连也。 足下必须向 D 君表示，君购票至多比市价略高，逾此即放弃。昨晚闻君言，A 君尚开有票单在君处，余今忠告足下：切勿多购。并告以某数种因开价太高以拒之，若能如是，而获得红印花小一元四方连，胜得 D 君之票多矣。 余将尽速往晤棣维拉夫人，并携银 1200 两与俱，若夫人肯单售小一元四方连者，即予之。因余闻人言，彼皆欲外国现钞付值也。 此事一有眉目，当即奉知。足下且少安毋躁，盖若勒夫雷司之邮集可得，足下之收藏在世界华邮中大约已可称独步，虽无小一元四方连，何伤也。 总之，余必竭力为阁下图之。” 周今觉正急在火候上，哪听得进施开甲的劝告，阅信后，周今觉当即给施开甲送上 2500 两银票，促蓖尽快成交。两天后，即 1924 年 5 月 15 日施开甲致函周今觉： “支票 2500 两奉到，如不能购得足下所欲得之票，则将原款璧还。 余将竭力效劳，但恐此妇只肯将全部包括世界各国一并出让耳。姑试为君图之。 请勿向任何人言及此妇，因行名簿中有彼地址，可能为他人捷足先得也。 余认为 2500 两单购华邮部分实为善价，但女子庄？？往良机当前，让其错过。余觉华邮部分不宜再增价过多，或者由余独往全集购下，然万不能出 12000 两之数，且须仔细阅过方可。余将试于星期六往。” 施开甲的洽商没有成功，费夫人不肯分售，且开价不变。此事只好搁浅。但周今觉耿耿于怀，必得之而后快。于是周氏亲自与费夫人洽购，虽困难重重而不辞辛劳，最后终于成交，成为中国集邮史上的佳话。 周今觉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同施塔君的阔边黄五分全张，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遥遥相对，在华邮当中，可算两根撑天柱了，这个至宝，一向是隐藏在费拉尔的邮集里。费氏同我们华邮历史有极大关系，这是中外人都晓得的。因为自 1894 年万寿票起，至 1898 年正式票止，凡是华邮图案，都是他一人绘制的。他在海关、邮局两处，都有职务，所以他收集华邮，极其容易。他—本邮集，不过寥寥十几页，因为他在 1904 年就死了。所以他集邮只集到 1897 年，第一次正式票为止。他的邮集可称得起是处女邮集，因为张张都是从邮政局直接就到他家中，中间绝对没有经过邮贩的手。”费拉尔“娶华女为妇，与英人勒本为僚婿。余因勒本而识费妻，并得观其邮集，谋之三年而始获。费妻坚忍，异于恒人，有时气焰之骄，且不可响迩。余以重宝所在，不是不低首下心以就之。然苟非其坚忍不拔，其邮集或早已人他人之手，决不能待余二十年之后矣。我是从费氏夫人直接买到手的。这位费氏夫人之难说话，真是从来少有，我受足了她的气，却也亏她如此，不然二十余年来，早被人谋夺了去，也轮不到我了。我为这部邮集，费尽心机，盘算了有一年之久。” 周今觉为购得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不仅忍声吞气，多次奔走，还耗费了五千大洋。但周今觉认为很值得，并感到得意和满足。周氏写道：“我算算我这个四方连小字一元，足足费了五千多块洋钱，但是要晓得，这是极公平的价值，并不为贵。一小字一元单票，却是值不了一千美金，但是一个四连，不能说他不值四于美金，不然我就肯拿五千多华币去买他吗?” 这件被集邮界人士誉为“东半球最罕见之华邮”——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终于在 1927 以 2500 两纹银被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购得，创造了当时中国邮票买卖的最高价格。周今觉会长也因拥有这件最罕贵的华邮孤品而被誉为“华邮之王”。踌躇满志的周会长特地把这件至宝，制成铜版，彩印在 1927 年 9 月 20 日出版的《邮乘》第三卷第二期上。 值得一提的是，周今觉会长购得的费拉尔遗集中还有一件至宝，那就是万寿长距离日本版全套四连新票(现称万寿大字长距改值邮票，笔者注)，但周今觉不承认他购自费氏遗集，而说“这一套至宝的来源，我有守秘密之必要。”而陈复祥直言，该件与小一元四连皆出自费氏遗集，“则皆为世界孤品无疑”(见《邮典》一卷四期，1940 年 4 月、5 月合刊号) 这件至宝，周今觉评价很高，认为他足可与红印花小字当一元四方连相媲美。周氏写道： “此外，我还有一套票子，也可算得宝中之宝、王中之王。外行人看起来，恐怕还没有小一元出名，但是内行看起来，恐怕还比小一元难得。是甚么呢?就是那万寿长距离日本版全套四连新票。我曾经在《华邮图鉴》里说过，这一套里，二分、四分、五分三种，是绝不希奇的，二钱四分，也稍为贵点，还不算什么。到了半分、一分、九分，就难得了。六分票，已经是有名的贵票，至于一钱二分改一角的，那真是旷世而一遇的珍品了(皆指未销印的新票而言)。我从前有一套单票，各种俱全，就是缺这一钱二分的一种，访求甚苦，有许多寓沪外国集邮家对我说，他们在上海有二十年未见此票一面的。只有一个专门收藏华邮的德根氏，他说以前曾经见过一枚，却也无凭无据。后来我无意中遇见一枚，大呼得宝，置酒庆贺。想不到世上还有一个四方连，而且是一个整套完全无缺的四连，你想这不是稀世至宝么?一我买的价值很廉，约合华币四千的光景，但是他的真价值，只怕双倍还不止，单是这一个一钱二分四方连，就足值五六千元以上，若是世界上再有第二个四方连，我可以出一万元高价收买他，这种天下孤品，难道轮不到二百种名票之列吗? 美国施塔氏的中国邮集，我虽没有看过，但是他曾经开过一张详细目录与我，其中确是有不可及的特色，但是万寿加盖日本版(后来集邮家研究，万寿票无日本版，笔者注)一类，却是萧条得很，本来集华邮集到这类，非至高的程度不可，因为有许多国人，对于日本、上海两版，不大分得出，既难得，而又不容易讨好；而且哪一种贵，哪一种贱，目录上既不注明，各种邮学书上又从没有提过，所以大家都浅尝辄止，略而不讲，只好在几种大家知名的票子上用功夫了。我邮集里有了这样两个宝中之宝，王中之王，这天下第一华邮四个字，就不容我客气了。” 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与英籍集邮家穗根等人竞购费拉尔遗集中的华邮珍品，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几经周折，终于成功。周会长得意非凡，众会员也为他高兴。周今觉会长在中外集邮家的威信大增。当时的中国富商豪绅肯致力于集邮者，可谓凤毛麟角，周今觉此举尤显得难能可贵。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三十四） 周今觉在集邮生涯中，如果说区甘源是他的启蒙老师，陈复祥使他立志专攻中国早期邮票，施开甲帮他购得大量华邮珍品，那么，使周今觉获得精湛的日本邮票知识，理解创办集邮团体的深远意义和编印出版集邮刊物宣传作用的人，应是木村梅次郎。 木村梅次郎(1867—1927)，日本京都人，早期著名日本集邮活动家。青年时代曾留学德国，回国后担任石川岛造船厂技师，1900年前后开始集邮。日本明治四十五年七月(1912．7．)在东京创办组织邮乐会，这是日本最早的集邮团体。1913 年发起举办邮票展览，为日本首次邮展，1914 年创办集邮刊物《邮乐》，积极宣传日本邮票，使日邮地位大增。他曾入英国伦敦皇家邮学会，并被推举为该会会友，为亚洲第一会友，著有《日本部匣切手类鉴》，影响甚广。1926 年被聘为美国纽约国际邮展评审员。1927 年 11 月病逝，但会刊《邮乐》仍继续刊行，直至 1930 年停刊。 木村梅次郎是周今觉最推崇的日本集邮家，日本邮乐会是周今觉最早加入的外国集邮团体，《邮乐》杂志是周今觉最爱读的集邮杂志。 周今觉在青年时代，曾四次赴日本考察，对日本集邮界的人和事虽有所闻，但那时周今觉热心研究数学，对集邮毫无兴趣。1923年周今觉开始集邮后，次年即加入了日本邮乐会，为该会第 578 号会员，随后又加入了日本邮便切手协会和松本邮朋会。后来，欧美许多国家的集邮团体纷纷邀请周今觉入会，但周今觉都不屑一顾。而周今觉加入的三个日本集邮团体中，对日本邮乐会情有独钟。 周今觉在《余之集日邮缘起》一文中写道：“我於日邮上得的见识，一大半是从《邮乐》杂志而来。我曾经买了全部旧报，从第一期看到末尾，又加入邮乐会、日本邮便切手协会及松本邮朋会为会员，得和日本一班有名的集邮家观摩相善，受益不少。”在《邮乘》发刊词中，周今觉曾写道：“彼日本邮乐会，成立十二年，月刊亦继续十二年，今且名播海外。撰述人木村梅次郎，且受英伦皇家邮会之特别奖，此则为吾人之好模范，他山之石，心向往矣。” 1925 年 10 月 1 日中华邮票会会刊《邮乘》创刊，会长周今觉立即将《邮乘》创刊号寄给日本邮乐会、日本邮便切手协会和松本邮朋会。三会长收到后非常高兴，立即回函祝贺《邮乘》创刊。同时，三会长表示愿意加入中华邮票会。据《中华邮票会会员录》载：日本邮乐会会长木村梅次郎名列第 42 号；日本邮便切手协会会长三井高阳名列 43 号；日本松本邮朋会会长槐原元继名列 44 号。随后，日本集邮家寺本义雄（46 号）、池田新造（47 号）、户田龙雄(48 号)、金武吉弘(60 号)、山本幸治(68 号)等也相继加入中华邮票会，成为会员。加上先入会的大柴峰吉(13 号)和林勇(37 号)，至 1926 年 9 月，中华邮票会中已有日本集邮家 10 人，而当时中华邮票会全部会员才 84 人。 日本集邮家踊跃加入中华邮票会，其中有木村梅次郎宣传之功。1925 年 10 月出版的《邮乐》第十一卷第十二号为向日本集邮者介绍中华邮票会会刊，曾作如下报道：“本会第 578 号会员周今觉氏，日前创中华邮票会于上海，近又发行机关杂志，名曰《邮乘》，顷见其创刊号一册，非常完美之杂志也。其口绘(即书中前面之附图)有支那珍品邮票 26 种，用天然彩色版所印。又 1912 年二元倒盖一全张，为珂罗版所印。中文 40 余面，英文 10 余面，记载翔实异常，体裁大致与《邮乐》相似。吾愿此邻邦有力之邮会与其杂志，前途进步无疆也。” 日本邮乐会会员堀田俊造欣闻中华邮票会周今觉会长喜爱《邮乐》杂志，特将 1914 年至 1923 年全套《邮乐》杂志寄赠周会长。周今觉收阅后爱不释手，并在《邮乘》二卷四期(1926 年 12 月 30 日出版)刊登“赠书鸣谢”：“近承日本堀田俊造先生以所藏《邮乐》杂志九全卷见赠。该杂志为研究日邮之宝筏旧报，尤不易得，鄙人即以捐置本会藏书楼中，使本邦研究日邮者共拜田君之嘉惠。特此代表本会鸣谢。周今觉启。” 中日两国邮会交往，从此逐页展开，为中日集邮史留下友好篇章。 周今觉在《邮乘》二卷一期(1926 年 3 月出版)曾热情地将木村梅次郎的著作介绍给中国集邮者： 《日本邮便切手类鉴》“ (第 4 版)，此书为日本木村梅次朗所著，东京邮乐会发行，乃日本票专门目录，比之吉本司、司各脱之书，其详略之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由最初以迄最近，凡纸质、版数、假名、无不应有尽有。末附一卷，论版式之变体，尤为精华之所在。盖日本票之变体错体，其关于纸质、齿孔、印刷、颜色者甚少，而关于版式者则独多。故其所谓变体者，皆含于其全张之中，特某版有、某版无，不能每版俱备，以是乃判其贵贱耳。本书第 3 版所定之价太低，往往与市价相差甚远，第 4 版乃改正不少。忆余初集日邮时，持此书第 3 版之定价，与大阪邮商林勇氏断断争执，由今思之，真可发一笑也。我国集日邮者稀少，若实而按之，则除不佞外，几可云绝无一人。此有二因：一由于日本伪票太多，人有戒心；一由于参考无书，未由入门耳。此书虽以日文刊行，但中日同文，虽不谙日语者，亦不妨一读也。惟不佞却有一言，为木村氏进告者，即此书早应译成英文，使于国际地位上占得一席，庶不埋没此等名著耳。” 《邮乘》传至日本，有日本集邮家评论说，《邮乘》照搬《邮乐》，似依佯画葫芦。为此，周今觉在《一年之回顾》一文中作了解释：“(《邮乘》)所以初出第一期的时候，日本人都以为摹仿《邮乐》。我自己看看，也觉得有几分像处，第一就是黄纸封面，容易和《邮乐》相混。后来我要力避他人的嫌疑，所以第二期封面改了白纸、黄图。第三期又改了彩色版，这个彩色封面，不能不说它不美丽，不能不说它不是进步之。但是日本某报上，又有四个字批评，说是‘无邮票味’(切手味十氵)。这个批评却错了，龙球本是本会的旗帜，龙是代表华邮，那个美人是代表中国的集邮家，地球是代表世界的集邮家，希望将来中国集邮家，都倾心到华邮上去，这就是奉球于龙的微意了。做封面图案，一定要有远大的印象，深微的寓意，方算是佳构，若是仅仅的画几张类似邮票的东西，那又有什么意味呢?”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今觉不仅善于学习日本人的长处，而且更有超过日本人的雄心。他不但能虚心接受外人的批评，还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性风格。周今觉虽然推崇木村梅次郎，从中增进了不少见识，喜读《邮乐》，从中得到不少启迪，但他决不依样照搬，周今觉要走自己开创的中国集邮之路。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三十五） 周今觉在和日本集邮家交往中，在阅读日本集邮书报中，受到启发，获得了大量邮识，觉得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国集邮家学习和借鉴，但他决不盲目崇拜。周今觉立志振兴中国，对中国集邮的发展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日两国集邮家应互相学习，友好交流，共同提高，为发展亚洲集邮做出贡献。他对日本邮刊只介绍日本邮票的关门自守的作法看不惯，中日两国的邮刊不能只讲本国邮票，其内容应以本国为主，兼顾亚洲，面向世界，引导本国集邮家扩大搜集和研究范围，使集邮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周今觉在 1926 年秋写的《一年之回顾》文中说道：“外国(邮)报当中，还是日本报有些趣味，我倒是每期必看的，但是可惜互相利用的地方很少，因为日本报是除了日邮不开口的，偏偏中国的集邮家对于日邮，绝对的不注意……我是主张中日两国在艺术上互相提携的。况且本志的宣言，是以研究远东邮票为揭橥的，那么，日邮当然该括在内，不能除外的了。” 周今觉是个敢想敢干的集邮家，他的想法既定，在《邮乘》上说出后，仍觉言犹未尽。1926 年冬，周今觉又特致函木村梅次郎，提出对日本邮刊的意见，对《邮乐》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该函言辞尖锐，直言不讳，差点引起中日集邮家论战。此函事关中日集邮史，现照录如下： “木村会长道席： 余自发起中华邮票会，发行《邮乘》季刊以来，国际之间，薄负时誉。各国邮会，纷纷来请加入彼会，余皆婉词却之。以彼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