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是耿耿于怀。　　中华邮票会诸位同人认为“中西集邮家皆公认周君之邮集，为所向无敌。苟周君与赛者，将无人加入，故就现在之情形而论，无论何种竞赛，周君皆有不能加入之苦衷，然则周君之大邮集，将永无与国人相见之机会乎。”于是，诸位决定由中华邮票会举办一次邮票擂台赛，并拟定了参赛办法和具体章程。　　这擂台赛是将周今觉的邮集分为两大部分 19 类，其中华邮分 12 类，其他远东邮集分为 7 类，无论任何人的专门邮集，均可与周氏任何一类邮集并列展出比高低。”因部分愈大，则得标愈难，析至极小限度，则邮集家苟有专精一小部分者，即可得奖以去，近世集邮风气蒸蒸日上，此 19 类中，岂无一类足以胜周君者乎，拭目以俟之矣。”　　周氏邮集分类办法如下。甲部分为华邮， 12 类：分 1.海关大龙邮票； 小龙邮票及大字、2． 小字加盖；3．“万寿”纪念邮票；4．“万寿”各种加盖邮票；5．“红印花”各种加盖邮票；6．日本版蟠龙邮票；7．1898 年有水印无水印蟠龙票至宣统纪念票；8．加盖“临时中立”邮票；9．伦敦上海加盖及各种地方加盖票；10．光复共和纪念及伦敦、北京版帆船票至 1926 年邮票；11．欠资及快信邮票、挂号签条等；12．新疆、西藏及达赖喇嘛地方政府发行的邮票。　　乙部分 7 类为远东各国(地区)邮票：1．中国商埠邮票；2．中法客邮(附法国在各埠发行之客邮；3．日本及高丽邮票；4．香港邮票；5．暹罗邮票；6．上海工部局书信馆邮票；7．台湾地方邮政发行的邮票。　　上述分类法，存在许多错误，特别是乙部 7 类，当时集邮界既然如此分法，作为邮史资料，姑且存之。　　中华邮票会还拟定了 6 条《邮票擂台赛与赛章程》，这是中国集邮团体最早拟定的邮展章程，虽然它有多处不足和错误，作为邮史资料，还是照录如下。　　一、所分各类，范围有广狭之不同(新旧不分)，与赛者必须以相当之部分比赛，不得逾越范围，及凌跨他类。凡愿报名与赛者，随时致函中华邮票会书记，并附报名费十元，取得收条为凭，惟无论得奖与否，此项报名费概不发还。　　二、报名费者，每赛一类，取费一次，若一人而愿赛两三类者，其报名费亦按两三次计收。　　三、此项竞赛报名，至本年(1926 年)阳历 8 月底截止，俟 9 月本会年会开后，再择期举行，届时当登报通告日期，并延请专门名家，中西各二人为评判员，在银行俱乐部楼上公开示众。是日，凡属本会会员，及得本会会员之介绍者，皆可入内参观，不另取券资。　　四、与赛之人不限国籍，其欲赛甲类者，无论自国外来之人，皆可与赛。惟与赛乙类者，则以最近居住中国境内半年以上者为限制(即与赛前之半年尚住在中国者)。　　五、奖品分正、副两种。正奖为大号银鼎一具，值二百余元；副奖为中号银鼎一具，约值一百余元。此外更增附属奖多种，各为银盾一具，每具约值五六十元，比如报名者十人，其中胜利者有五人，则在此五名胜利者之中，更评分甲乙，除第一、第二两名各得正副两奖外，其余三名，亦各给附属奖一其。　　六、此次竞赛与大杯赛宗旨办法完全不同，专以罕贵为主，次为价值，再次为趣味，其排列与叙述两项，不计入分数之列。总分以一百分为限，其中罕贵六十分，价值与趣味各占二十分。评判员必须按此比例评给分数。至将罕贵与价值分为两事者，因此两项，其性质虽同而实异。比如红印花小字当一元，极罕贵之品也，其价亦不过五百余元，设有人以北京版廿元票三十枚当之者，其价值则已超过矣，然孰为难求孰为易得耶?故此一界限，绝对不能不分者也，否则人将以多取胜，而大专精者反而向隅，与竞赛之本旨背驰矣。近世各国大规模之邮票赛会，无不以罕贵为主体。上次大杯竞赛乃以罕贵与趣味、叙述排列三项平列，各为二十五分，乃彼会董事部之误定，非悬赏者之本意，亦非各国大邮票赛会通行之办法也。　　以上中华邮票会关于举办竞赛性邮展的议案和章程，以《破天荒之邮票擂台赛》为题，刊登在该会 1926 年 3 月出版的会刊《邮乘》第二卷第二期上。但此后数月，未见有人报名参赛，中华邮票会精心筹划的首次竞赛性邮展没有办成。此后该会再也没有单独举办过邮展，这不能不说是中华邮票会的遗憾。筹办邮票擂台赛的失败给集邮界留下了许多思索。诸多失败原因中，邮展“宗旨”是主要一条，擂台赛以“罕贵”为主要评分标准，占百分之六十，此争罕斗贵之法令一般集邮家难以接受。周会长以充裕财力，拥有大量华邮珍品，稳居台主，他人望而却步，曲高和寡矣! 其二是参展收报名费。主办者考虑的是“胜者扛鼎以去，负者仅将报名费捐入中华邮票会而已。所以须报名费者，因恐有人以不堪之邮集亦来入赛，不负分毫责任，而乐得赚人大邮集一看，故不得不略加限制也。”而当时的中国集邮，高水平的集邮家屈指可数，参展热情也不高，应多鼓励支持才是，每类十元报名费虽不是说很多，但为免吃力不讨好，不如不参加。当然邮展未办成的教训至今还值得人们借鉴、反思。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十一)　　 1926 年 2 月 24 日，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收到日本邮学协会寄赠名誉金牌一块，及该会会长小岛勇之助(B.Yu．Kojima)来函一件。　　日本邮学协会是著名集邮家小岛勇之助创建的日本邮票研究团体，以弘扬日本国邮声誉为主旨，并重于联络海内外集邮名家，以共同提高日本邮票在国际上的地位。该会特铸金牌，专门赠送给世界各国有名望的集邮家，已赠 11 块，此第 11 号即为周今觉会长所得。小岛氏给周氏函中“极道倾慕之忱”，3 月 8 日，周氏给小岛氏复函道谢，并约其同负发展远东邮学之责，而望其独立自出一杂志。　　以收藏研究中国邮票闻名的周今觉为何在日本集邮界也有崇高威望呢?说来还有一段缘由。　　周今觉曾多次游历日本，对日本有深厚的感情。他曾耗费巨资搜集日本邮票，其日本邮集洋洋大观，在中国集邮家中乃首屈一指，连日本邮票大王邬德华得参观后也大加赞赏，只是周氏华邮藏品名声太大，以致许多人不知周氏日本邮集之博大精深也。　　周氏对日本的感情，在其 1927 年冬写的《余之集日邮之缘起》一文中说得明白：“我要解释我集日邮钓缘故，先要表明我对日本的关系，我虽然没有在日本留过学，但是从二十六岁上起，到日本去游历已经有四次之多了，日本的名山胜景，我游逛的也不少，如别府、宫岛、西京、箱根，日光、热海之类，都去瞻仰过的，日本的名流学士，我会过的也不少，如伊藤博文侯，曾经见过两次，长冈护美子爵，更是我的朋友，他曾经请我在贵族院吃过饭。其余在野的名流，也认识有几位，尤其是科学界一流人物，东京帝国大学里，有一个数学物理学会，我也曾被选为会员，中国人在那最高学府里做会员，算我是破天荒的第一个了。我羡慕日本山川明秀士女清华，到了东京，就同到了第二故乡一般。”　　 当时中日关系时有磨擦，中国社会舆论对日本的侵华企图时有抨击。周氏对此的看法是：“我相信这几年两国的恶感，都是一般军阀政治家造成的，至于两国的国民，却是毫无芥蒂。尤其是学问上艺术上，应该彼此互相携手的，我既抱了这种观念，自然对于日本票子，不加排斥的了。”　　二十年代，中国集邮界肯尽力于搜集日本邮票的人不多，除中日关系的政治原因外，日本常出假票，也使热心集外票的人望而却步。而周今觉先生却能在困难条件下，冒着阻力去搜集日邮，在当时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他曾说：“在中国地方集日邮，真是冥行墒埴向道于盲了，因为大家脑筋里，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源流既说不出来，真假又分不出来，耳朵里灌满了日本惯做假票子的一句话，所以一经谈到日邮，大家都一口同声的说，‘集不得’，‘集不得’，不独中国人如此说，就是寓沪的西人，也是如此说。”我还有一个怪脾气，是大家所畏难不敢向前的，我偏要尝试尝试。我发心研究日邮，就是他人视为畏途，不敢研究之故。谈及我的收集日邮，可怜真是赤手空拳，平地起楼台，毫无凭藉资料，一枚一枚地集起来的。那时候，我既不认得邬德华得，在上海原朋友们，又没有一个懂得日邮可以备顾问的，我是一个人匹马单枪的往前走，所以许多人听见我费巨资集日邮，都大为诧异，我却仍是一意孤行，越集越有意味。” 收集日邮，在上海是购不到好票的，周氏为此常和日本邮商打交道：“我起手收买日邮，是同大阪罔田商店来往，这是一家有名的老店，是我的朋友桑野缔三介绍的，后来我又同林勇商店来往，林勇虽是后起，但是规模很大，在日本国里要首屈一指的了，我邮集里上中级的珍品，大半是从林勇处得来的，他给我的助力，实在不少，后来渐渐买到大珍品上去，日本国里，已经被我搜索枯竭了，我的邮识，也渐渐高起来，于是不得不同欧美几家素来卖日本票子的邮商来往。”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今觉收集日邮既有决心，又肯耗资，不到两年，即藏品累累。周氏曾说；“到如今结果的成绩，虽赶不上专门著名的大家，但是在小邮集当中，也算得是比较完美的了，就拿到日本去比赛罢，除了小岛勇之助氏之外，也未见得有胜过我的，可惜丢芬氏的邮票，被小岛买了去，添了他不少生力军，若是落在我手里，那就未知鹿死谁手了。”　　 1926 年 6 月初，上海邮票会会长布许告诉周今觉，日邮大王邬德华得正住在上海，建议“君亦华邮之王也，中日比邻，两王不可不一握手。”周氏于是定 6 月 5 日，在其寓所鹪寄庐设茶点招待邬德华得，会见时上海集邮家张棣村、朱世杰和英籍集邮家施开甲亦在座，邬氏参观周氏日本邮集后说道：“吾以三十余年专集一国，君集日邮仅二十余阅月耳，以集华邮之余力为之，而成绩能优美如此，亦可惊矣!其中除极难得之大珍品尚缺数枚外，余则应有尽有，大致略备。”对周氏日邮集给予中肯的评价。　　可惜后来周今觉在日邮方面没有再下功夫，就此而止了，周氏曾写道：“我要声明，我的日邮，现在已经停止收集了，一则是因为丢芬氏邮集已经为人所得，难与竞争：二则是因为与邬德华得认识，看见他的邮集十二大本，如同金玉渊海一般，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把我的集日邮的热心，全个儿灰冷到了底，因此决计停止进行，不再做那捧土塞川、扫雪填井呆事。但是我对于日邮的邮识，仍然喜欢研究，自问还不在日本邮学家之下，”“我的日本邮集，虽然现在还是保存着，但是已觉得他是赘疣，于我的邮程上一点无关轻重。所以有人劝我卖了他，我也只好待价而沽了。”　　周今觉先生集日本邮票，为山九仞，功亏一箦。他的成功与失败，值得后辈集邮者深思。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十二)　　中国集邮家在广播电台发表集邮演说，始于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时在 1926 年 7 月 24 日下午 4 时。在没有电视的年代，无线广播是最快捷的大众传媒。当年，上海人以拥有一架收音机为时髦，在内地城市，收音机还很罕见。　　周今觉在演说中大谈邮票增值论，又动员大家参加中华邮票会，使听众颇感新鲜好奇。演说虽仅 30 分钟，在民众中已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中产阶级之家，对其更感兴趣。　　中国最早的广播电台首创于二十年代初期，是旅日华侨张君创办的“大陆中国无线电公司”，于 1923 年 1 月 23 日晚 8 时在上海正式开播，可惜该台仅勉强维持 3 个月后便倒闭了。　　由美商开洛电话材料公司的迪莱在上海开办的开洛广播电台是中国早期影响较大，开播时间较长的广播电台，自 1924 年 5 月开播至 1929 年 10 月停业。维持了 5 年多时间。该台波长 356M，呼号KRC，发射功率最初为 100Watt，后来增加到 200Watt。为扩大影响，发展业务，开洛广播电台先后在《申报》、《大美报晚报》、《大陆报》等报馆和工部局、派利饭店、美国社交会堂等处设立播音室，并利用市内专线电话使各播音室可与福开森路的发射机直接联系。该台聘请中国人担任广播电台正、副主任，在中午、晚间收听率较高的时刻安排特别节目，招揽了一大批中国听众。　　 1926 年，江苏人曹仲渊任电台经理。曹经理亦喜欢集邮，搜集世界各国邮票，还加入中华邮票会，为第 80 号会员。曹氏久闻周今觉大名，乃邀请周会长在电台发表演说。周氏“以职志所在，虽天时酷暑，不敢固辞。7 月 24 日下午 4 时，周会长在开洛电台发表题为《集邮之趣味与裨益》的演说。周氏“以意在引起群众兴趣，非与专家讨论者可比，故演说词取通俗易晓，其稍涉奥颐者，皆避去之。”　　周氏在演说中简述了邮票的历史，指出集邮乃“游艺之王，王之游艺”，“集邮是王者娱乐消遣的勾当”，“英王乔治、英华里司亲王、俄前皇尼古拉司、意大利王后、西班牙王阿尔芬棱、日本伏见宫亲王、英外相张伯伦都是集邮的老手。”随后，周氏大谈邮票增值论：“集邮不是消费虚糜的性质，乃是投资储蓄的性质，若是票子买得合宜，五年一小长，十年一大长，有进无退的。有许多外国人，早年集成的邮册，到了晚年卖掉，得了十倍、百倍的厚利……此外以贱价得来的票子，往往数年以后一跃十倍、百倍的，更不算什么希奇。”这是我国早期集邮界典型的集邮增值论，此论对后来的集邮者产生较大影响，至今乃有不少人推崇此说。但是，周氏也说道：“不是随便什么票子都有涨价的希望，不会选择的，往往十年、廿年后，仍旧是一文未长，且有反而跌价的。” 周今觉呼吁，于初集邮者不要走入歧途，贪图种类多的各国杂票。他提倡中国人集中国邮票，“华邮已经有了四十九年的长历史，中国人经过无数变化改革，奇珍异品迭出不穷。近几年来市价腾腾上长，日新月异，已变为一个极时髦的国度了。”他说道：“但是国内的实力，究竟还嫌太差，实力不足的大原因是因为新进的集邮家太少，声气太孤。”他“希望中流社会的人们节省一切玩好娱乐的费用，从事集邮，人人都有一本小邮集，或中国、或客邮、或商埠、或上海香港、或暹罗日本，各从其所好，多则一二千元，少则数百元，亦无不可。我从前曾做过一张华邮预算表，有八百元，就可将华邮普通票子集全，但贵票却不在内。有一千二百元，则小贵票及小变体，即可具体而微。有二千元，便可以得四宝之一，又中立高数值票，也可得一两枚，至此地步，也可算得一个集邮家了。这一部二千元的出售，十年之后，我能包至少可值四千元。”　　周氏还在广播中为中华邮票会宣传，欢迎大家入会。“诸位若是怕不识门径，本会便是最踏实的指导人，只须出两块钱，加入本会会员外，以后就可以通函询问一切，本会自当以最经济的方法，最便捷的路径奉告。”　　曹仲渊经理听了周氏演说之后，深有感触，写了独到之见的后记：“盖集邮之难，不在博采穷搜，夸多斗富，而在精选慎择，去伪存真。盖一则徒赖金钱，一则必藉学识，以金钱罗致者，贪多务得，其失也滥而俗。诸收藏典藉，但侈陈卷帙之富，於刊校源流，漫无鉴别，虽充栋汗牛，亦何足取。故以美国麻省幻觉儿氏收罗五十三万六千八百三十余枚之多，耗二十七年之精力，犹不得厕身於邮坛大雅之林。美大邮商司各脱、英大邮商吉本司，能操纵邮市，而不能身入皇家邮票会为会员，亦雅俗之判而已。”曹氏集邮求精不求多，搜集与研究并重的见解，在当时甚称难能可贵。对周会长，曹氏写道：“周君今觉，集邮仅三年，费二十万金，其雄心毅力，已有足多。每获一品必刻意精研，穷源竟委。以华邮为主，旁及远东列国，援古证今，发明至溥，更与东西各国集邮专家上下议论，剖析毫厘，人多推服。”於是中外人士，识与不识，咸交口誉之曰：‘东亚邮王’……周君用心专一，雄于赀，邃于学；既免于俗与滥矣，又怀大志，发扬国光，由是锲而不舍，异帜孤张，虽执全球邮界之牛耳，又何难焉。”曹氏对周今觉的敬佩之心，跃然纸上。　　曹氏接着写道：“周君为中华邮票会会长，会章有质问疑义及以邮票寄请鉴别者，概不取费，是以先知先觉之用心，为精益求精之研究，大哉诱掖后进盛意，不仅供耳目玩好已也。今者应下走之请，藉以太之流通，电波之传播，放广长舌，为听众说法，十方三界，亦既有缘谛听矣。” 周氏之集邮广播演说，开中国集邮广播之先河，在上海十里洋场中产阶层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十三)　　 1926 年 7 月 24 日，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在上海开洛无线电台发表《集邮之趣味与裨益》的演讲后，兴致犹存，意犹未尽。当日，又欣然提笔给英国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V，1865－1936)写信，讨论香港 1880 年发行的 8 分改作 5 分倒盖票的存世枚数，并询问英王邮集中是否有此种变体票。　　乔治王子是英王爱德华七世的次子，于 1865 年 6 月 3 日出生于伦敦马尔博罗宫，被封为约克公爵。他 13 岁在海军学校念书时就爱上了集邮。1890 年，约克公爵应邀为在伦敦举行的邮票发行 50 周年邮展揭幕。1892 年他长兄去世后被立为王储，次年 3 月 10 日加入伦敦集邮协会，被推举为名誉会长。1896 年他又被推选为伦敦集邮协会会长。1906 年，他说服父亲，将伦敦集邮协会改名为英国皇家集邮协会。1910 年 6 月 6 日，乔治王子承袭父位，成为英国国王，时年 45 岁。随后乔治五世辞去皇家集邮协会会长，1921 年 5 月，乔治五世被名列《卓越集邮家名册》之首。乔治五世重点收集英国、英屑国家和地区的邮票，1936 年 1 月 20 日逝世后，他的遗集由历代英王继承和扩充，定名为皇家邮集，收藏在白金汉宫，是现存世界最著名的邮集。　　周今觉的中国邮票、商埠邮票、上海书信馆邮票和香港邮票，收藏非常丰富，曾被称为世界第一巨藏。香港 1880 年发行的橘黄色8 分暂作 5 分倒盖票，当时斯科特目录标价为 750 美金，为远东大珍品之一。长期以来，各国集邮家都说此票在世界上仅存 3 枚。而周今觉在两年内，即获得 3 枚。“第一枚，即片司之旧藏，片司售与法国某律师，某律师又售与希惜人巴氏，余则得自巴氏者也；第二枚，则自纽约斐立浦(菲利浦)氏购得，惟略有补缀痕迹，但汲微耳；第三枚，则自巴黎斐拉立(费拉里)邮集中拍来，其左边边齿已完全切去，非复完璧，惟以此为著名之罕票，故不以品相Condition之残缺，而遽损其值。余且与英法数邮商，以高价竞买而得者也，夫使世界三枚，已尽于此，则犹华山碑三本半，悉萃于陶斋之门，余固足以自豪。”(周氏自述)坦片司在 1926 年夏投给《邮乘》的稿件《香港八分暂作五分倒盖票之历史》文中却写道：“最罕贵之香港票，当首数 1880 年橘色 8 分暂行 5 分倒盖之票，此票世间只有三枚存在，而英皇乔治邮集中有其一也。”　　周今觉在菲利浦公司出售的邮册中。发现有乔治五世亲笔签字购买邮票的记录。西欧邮商“不以皇帝之尊严，而失一主顾”，我又何不能上书英皇质其所疑呢?周氏认为“为邮识上之研究计，除直接上书质问外，盖无他途，且一切学术严等，无阶级资格之判，矧属道乐之举。”于是，周今觉在《上英皇书》中写道：　　 “支那国男子外民周今觉，诚惶诚恐谨上书于大不列颠皇帝陛下：窃外民东方一鄙夫耳，安敢僭礼越分，干冒宸严。惟闻陛下万几余暇，游心薮林，尤于集邮一道有特殊嗜好，各国邮商，有以关于邮学之事项上渎聪听者，靡不曲予优容，俯加裁答。仰见陛下提倡道乐宗风之至意，不以天泽之严，而忽迩言之察，用敢以中华邮票会会长名义，上书阙下，惟省览焉。 贵国为邮学先进之国，经世界集邮家所公认者。敝国虽为远东古邦，而邮票产生不逾半纪，搜集者亦寥若晨星，不能与其他道乐如金石书画等，抗衡于百一也。近十年来，始稍稍有人注意及此。外民为促进邦人邮学起见，故于去岁发起中华邮票会，并刊行《邮乘》季刊，以为机关杂志，今已出至四期矣，兹每种各敬呈二册，乞赐睿览为幸。　　此外更有烦扰宸虑者一事，即传闻香港 1880 年 8 分暂作 5 分之倒盖变体，世界只有 3 枚存在，而陛下珍藏乃有其一是也。但数年以来，外民已陆续收得 3 枚，设陛下邮集中并无此品，则世界 3 枚，悉在外民之手无疑，若陛下亦得有 1 枚，则是世界共有 4 枚，而非 3 枚矣!此问题于邮识至有关系，除敬质陛下以外，更无他法可以证明，用敢冒渎上言，伏乞训示，不胜屏营之至。”　　 周氏寄出上英皇书及 8 册《邮乘》后，久未见复信．“书去三阅月，杳无消息，疑其搁置不报矣，”至 3 个月后，周会长才收到英王侍从、著名邮学家爱·培根(E. D．Bacorl)的复函。　　培根(又译作柏根)于 1913 年被国王钦命为英国皇家集邮协会秘书，赐名“国王邮集总管”。1926 年 10 月 15 日，培根代英皇复书如下：　　 “今觉君鉴，鄙人奉皇帝陛下命，复书于阁下。阁下 7 月 24 日来书，陛下已阅览，并甚喜见贵会《邮乘》之出版也。阁下所询香港 8 分哲作 5 分倒盖票，陛下之邮集中，并无此品。但鄙人近数年来，曾陆续见过 3 枚，皆用过者，其中 1 枚，破损太甚，乃二年前伦敦某拍卖行售出者。如阁下能将关于此票之历史，详悉见示，则极所企盼者也。”　　周氏收到复函后写道：“复书云，英皇并无香港 8 分暂作 5 分倒盖票，则世俗之所云云者，殆属传闻之误．得此可以破积年之疑团矣。惟柏氏所见之 3 枚，其中 1 枚破损者，似即为吾所购斐拉立之l枚，又其余 2 枚，至少当有l枚为吾所购者之一，惟是否全为吾之 2 枚，则不可知……然则此票之存于世者，究竟有 3 枚耶?4 枚耶?似仍不能下断语耳。”　　从上述书信往来中，可见周会长不仅搜集珍邮不遗余力，对邮学研究更是严谨认真，为弄清事实真相，不论是贩夫走卒，皇帝大臣均不耻下问，虚心求教。他那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钻研精神；没有十分把握不轻易下结论的学风，至今仍值得集邮者学习。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十四)　　 1926 年 6 月，中华邮票会第 8 号会员朱世杰编印的《中国集邮图谱》出版了，这是一部什么书呢?据当时出版的该会会刊《邮乘》第二卷第二期载：“唯一之中国粘贴邮票簿一一《中国集邮图谱》已出版了！《中国集邮图谱》为专贴华邮之邮册，用顶上道林纸印刷，硬面烙金、活页装订，精美绝伦，增删便利，内容计分三类：一、中国官邮局邮票；二、上海工部书信馆邮票；三、中国各商埠邮票。共计八十三套，变体九百廿十枚，并明信片卅种，依各套之枚数及尺寸制成，空格上端注明刷色，每种均印有照相铜版，以便收集者按图索骥，粘贴其上。凡中国邮票之发行历史，以及改革情形，无不备载，并用中西文合解说明，诚集邮之指南也。定价：每部大洋四元。邮费：国内一角三，国外五角。发行所：集古社(上海北山西路德安里一四三号。分售处：中华邮票会书记处(上海爱文义路文簿坊M一二二七号)。编者：朱世杰。出版：集古社(上海北山西路德安里一四三号)。样张附邮即奉。注意：备有印成花边之空白纸(活页)，此纸可加入本书内备用，每打价洋二角，邮资在内。”会长周今觉对朱世杰编印《中国集邮图谱》非常支持，早在一年前，就为其写了序言。“书画有录，泉货有谱，陶磁印玺，有图若拓，善事利器，舍是莫由：集邮为后起游艺之一，虽沿欧袭风，亦藉存国粹。海关韧印之古朴，临时中立之胲奇，万寿加盖之错综变化，灿乎隐隐，各擅所长，惟国人究心此道者尚渺，欧人又不甚重视华邮，仅于各国目录中，寥寥散见，略示慨端。拟之英、美、法、德，则几如曹桧之不成邦，附膺于齐楚而已。往者西班牙人曼格理尼(现译棉嘉义，笔者注)曾著有《华邮图谱》一册，印刻不精，考证亦多疏略，市间不甚流行。至外国出版之所谓ALBUM者，则一鳞半爪，更不足齿数矣。朱世杰研究邮学有年，雅好收集，又熟于邮政之旧闻逸事，故于一票之发行，类能详其始末，折其源流，参稽其时日与统计。近以三年心力，成此邮谱一卷，以正式官邮为主，旁及商埠、上海。其诠释则中西并列；其图案则正、变兼收。析类之精，采择之备，视曼氏之谱，犹椎轮之于金限大辂矣。其不胫而走海外，又何疑焉?于其成也，乐为之序。”　　《中国集邮图谱》(Album for Chinese Postage Stamps)是第一本中国人编印的中国邮票专用贴票册，16 开横式，86 面。印制精美，该谱一出版，便受到集邮者的欢迎。当时在上海的热心集邮家袁寒云随即发表评论：“海上友人，朱子世杰，集邮历数十年，专攻邮学，致力甚竺，于国邮擅变，类能详言：今撰《中国集邮图谱》一卷，始于海关邮券，迄于各地客邮，每种咸附以图说。其间若各种加盖及变体，又若纪念券、赈捐券、航空券，皆一一罗列，靡或遗阙。客邮中于上海一埠尤为详尽、初书集邮者，可按图搜致，缀贴其上，既宜玩赏，且资研求。厥册有功于国邮，诚匪鲜焉。其刊印之情，附图之备，犹余事也。”　　《中国集邮图谱》初版发行后，很快销售一空，1928 年增订再版，增至 96 面。此后该谱长期被中国邮票收集者采用。　　至 1943 年集邮家张赓伯还撰文称赞：“此谱颇风行一时，当时集邮者，几十之七八采用之，以其便利也。集邮图谱为活页，内容尚称完备，惜乎文字方面，未加修饰，装订及印刷亦无美术意味，为美中不足，但在十五六年前之中国邮坛，已为空前之作，许多新集邮家，均因此图谱而产生，朱君之功不可没也。”　　朱世杰为何许人，他为何竟能有如此杰作?　　朱世杰原名朱耀宗，字世杰，英文名Chureh Chu，祖籍安徽，长居上海。生于 1880 年，少年肄业于上海汉口路灵华书馆，国文英文均具根底。1901 年入邮局供职，多年任售票员。1912 年调任福佑路支局局长，1914 年调往天主堂街开办新支局，不久又调回上海总局负责经售邮票。他以善辨银元真假而为邮局长官所倚重。清末民初，总局常发售巨额邮票，而银元收入特多。非善辨真假者不能胜任其职，而朱君长于此道，至 1931 年离局退休，朱君在邮局服务三十年，其二十五年中无时不与邮票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