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是他负责把宪宗一贯使用的宽厚政策应用到淮西被征服地区人民的身上 （可是反之，对叛乱领袖则处以死刑）。这一政策能在战事一旦结束便使淮西安定下来。对于宪宗来说，裴度是时代的英雄，荣誉像雨点般倾泻在他身上。那些不积极主战的宰相们都脸上无光了。此后不久，裴度前往协调讨伐平卢的最后一战。裴度所享有的当之无愧的政治显赫地位是这一时期官僚制度向着更强大和更突出自己的方向转变的最高表现。但是如上所述，君臣之间有不可跨越一步的雷池，过了这个限度就可能发生冲突。还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裴度的继任者不效法他，而以杨国忠或元载为榜样呢？宪宗不得不关心的是，比如说，高级文官在统带大兵作战时不是把统兵看成为了应付特殊情况的特殊安排，而认为这是某种必须拥有的权利。他的担心正是步了他的前辈们的后尘，因为唐代以前的皇帝们都想分裂或限制所委托的权力范围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防范官僚阶层把权力联合起来向至高无上的皇权挑战。虽然宪宗比德宗或代宗更乐意支持振兴官僚的特权和士气，但他在保持国家的最后控制权方面，其决心并不小于代宗和德宗。① 《新唐书》，卷71 上第2179—2244 页。又见《新唐书》卷73 下。① 《旧唐书》，卷170 第4416—4418 页。----------------------- Page 381-----------------------事实上，冲突很快就在文职事务方面爆发了。宪宗在818年想任命皇甫镈 （约755—820年）和程异（819年死）为宰相。裴度和其他许多大臣都激烈反对，虽然任命五品及五品以上大员本是皇帝个人的例行公事，它有别于对六品及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现职的绝大多数下级官员是由吏部照例委任的。可是，随着宰相权力的加大，他们必然想左右皇帝对高级官员的挑选。皇甫镈和程异的任命事件很令人感兴趣。这两人都是财政官员，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在淮西战役中急需军费时帮助政府筹款的人。他们的税收措施快捷而方便，因此可能很粗暴，但是史料对他们成见太甚，很难对这①种说法作出评价。 （皇甫镈之知名主要是由于他雷厉风行般地改进了漕运效率，程异之知名则是因为他在817年去东南为财务出了一次公差，便弄到了两百万缗来应战争之需。）但是，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像裴度所属的裴家是那样的名门巨族，安定的皇甫家不是头等世家大族，但也是②第二等郡望。程异的出身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他不是生于最上等人家。另一对程异不利之点是他曾经与王叔文集团中的暴发户有瓜葛。这两人被提升到极品大官一事，引起了京城里对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资格的一片议论之声。裴度连同另一个也是大家族出身的官员崔群 （772—832①年）带头攻击他们，说朝廷如果用了这样的小人是会留下笑柄的。裴度还指责他们两人无能与不诚实，说他们的行事早已激怒了出征士兵，因此可能在将来引起麻烦。宪宗自然懂得裴度反对的真正原因，结果反对皇甫镈和程异的声浪未产生效果，因为皇帝决定自己建立一套任命大臣的标准。可是，裴度很不明智地逼着摊牌，把对皇甫镈和程异的任命同宪宗的整个政治成就因道德解体而毁于一旦的可能性联系起来。他以自己的名望来对抗皇帝的声望，这种立场很近似于大不敬罪。因此宪宗别无选择，只有把他免职。裴度被免职后照例任节度使，他实际上做了重要的河东节度使，这事件便在公众中无形消失。可是，它揭示了晚唐朝廷内的大量权力关系上的问题。长期反对使用宦官的斗争，也与上述情况相同。确实，宪宗要确保使德宗时代常见的那些宦官丑闻在他的治下越来越少。这部分地是因为宫廷办事手续已有所改革，而且宦官在宪宗初期也一度对朝政敛迹。可是这种对更正统的反宦官意识的让步很快表现出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例如，被裴延龄在 8世纪90年代恢复并由宦官担任工作的内库，于805年名义上予以撤消，以取悦于官员们。但是，当德宗的储备大部分在约于809年充了军需以后，宦官们在财政事务中又活跃起来，虽然外廷官员一再抗议也无济于事。宦官干涉军事，在宪宗朝始终是个特大问题。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做密探、招权纳贿等等，组织严密；他们不仅抓神策军，甚至也在许多方镇部队和长安将要成为将军的人中插上一手。宪宗偶尔似乎也愿对政治压力让步，例如在刘辟事件中他就曾暂时解除了宦官对神策军的兵权，但事实证明，在其他情况下他又非常举棋不定。他解除了吐突承璀讨伐成德镇之役的领导权，后来又打发他离开朝廷，但不久又在813年免掉了吐突承璀的主① 《新唐书》，卷54 第1379—1380 页。② 见池田温：《唐代郡望表——以九、十世纪的敦煌写本为中心》，载《东洋学报》（东京），42.3—4（1959—1960年），第80、88 页。① 《资治通鉴》，卷240 第7752—7753 页。----------------------- Page 382-----------------------要政敌李绛的相位，因此这名宦官又回到朝廷担任了一个要职。 ①对宪宗时代宦官在京师里活动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我们只能猜测。但表②示他们权益日益增长的标志是810年设置枢密使职务之事。第一位任枢密使的人是宦官梁守谦。在9世纪大部分时间有两个这样的枢密使，他们主持的官署称为枢密院。唐代的枢密院不是宋代那样的掌兵机构，它只是宦官在外③廷和皇帝之间发挥传递文件的作用时派生出来的组织。它成了宫廷里协调宦官所参加的其他各种活动的一个机构，因此，看来应该把枢密院一词翻译为④宦官宫廷议事会才是。枢密院可能是向皇帝进言的一个非正式顾问性机构。它肯定地在皇室和监管神策军的宦官之间起着联系作用。两枢密使和两神策军监军总称为“四贵”。总之，枢密院拥有徽章和其他津贴，足以使任职者对人夸耀，使外人羡慕，所以它是宦官利益的集中点。后来在9世纪，枢密使有了足够的权力来抗衡或控驭宰相，但与往常一样，他们的权力也是皇帝为了控制他们才授予的，而且直到宪宗去世之年，皇帝似乎能紧紧地控制大部分宦官的活动。这不是许多传统历史学家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约在818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各种大不敬的行为有所增加，而以820年初期皇帝的死达到了最高潮。⑤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认为是宫监陈弘志弑了宪宗。这事件不可能真正得到证实或反证，但它却引起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宪宗当时只有四十多岁，在他把注意力从讨平方镇战场上转移到进一步在长安搞改革之前，清除宪宗是为了宦官们的利益吗？从这时起以迄唐末，宦官每次在拥立皇帝的问题上拥有的大权力显然都有其政治后果，所以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这次暴力事件其实是这种政治行为的开始。但从另一方面说，宦官作为一个集团为什么要加害于对他们做过那么多好事的皇帝呢？像后来许多次拥立危机那样，宦官们之间是否也已分裂，各以某一皇子的性命为赌注来搞垮对手？我们知道，宦官梁守谦在宪宗的儿子穆宗时期（820—824年在位）是很得势的，他在这事件之后仍然活了下来，而吐突承璀则没有活下来；大概吐突承璀成了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梁守谦还杀死过一个皇子，以使问题得到有利于穆宗的解决，而且他还给神策军散发赏赐以笼络人心——这个旁证看来是很有力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讲宪宗因服药过量而死；宪宗死后，宦官们发现，他们未能就拥谁为帝的问题达成协议。像晚唐的大多数皇帝那样，宪宗也潜心研究炼丹术，非常醉心于长生不死之药，许多这种药物都含有恰恰会起反作用的毒素。据说他在晚年表现为精神不安定，而长期积累下来的剧毒物质的效应足以说明为什么他的烦躁病态经久不愈。宦官们当然要为皇帝的练丹术试验提供方便。但是，那时又有皇甫镈和其他一些外臣积极支持术士和宫里的①合药行家，其中一个甚至被任命为天台山附近的县令；这一史无前例的优宠行为当然激怒了正规的官员。对于宪宗的不得善终，大家按儒家的惯常说法① 《资治通鉴》，卷239 第7703 页。② 《册府元龟》，卷665 第8 页。③ 《文献通考》，卷58 第523 页。④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75—76 页。这个译法由刘义永（音）提出，见他的《神策军与宫廷机构，755—875 年》，伦敦大学1970 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⑤ 《资治通鉴》，卷241 第7776—7777 页。① 《资治通鉴》，卷240 第7754—7755 页。----------------------- Page 383-----------------------认为是道德普遍堕落的结果，这当然也很有理由，但不能帮助我们了解皇帝之死背后的更重要的政治问题。后来关于皇位继承的斗争并不难于评价，因为我们可以从结果逆推其理，特别是可以看看是哪个宦官集团取得了胜利。但是归根到底，唐代的宫廷阴谋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司马光也承认，当一切都说了和做了以后，对于宪宗之死的说法仍然真假莫辨。----------------------- Page 384-----------------------九世纪中叶的朝廷 （820—859年）在9世纪的时候，宫廷的宦官几乎在每一次皇位的过渡中都起着很大的①作用。宪宗死后穆宗的即位，便是这些事件中的头一件。宦官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插手这一关键问题的过程，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皇帝的家庭深居两宫（中宫和太子的住地东宫）之内，与世隔绝；宦官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内部传递文件之权，这使他们有机会能够在遗诏上做手脚；宦官的政治力量和他们与外廷朋党的联系日益增长，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申论；最后，宦官利用神策军便有可能在长安推行他们的意志。在选立储贰的问题上每多分歧，这使得宦官可以上下其手。太子的教养和教育是事关宗庙祭祀的大问题，有极详细的规定，更不用说他的受封仪式和他参加的其他各种隆重仪式了。但是，太子的册立以及他的真正继位却是最大的政治问题。通常册封太子都是立嫡立长，但这一惯例被破坏的多，被遵行的情况少。很显然，某个皇帝的上台如果是受宦官干涉之赐，他就要对他们感恩戴德。可是，传统历史学家对于9世纪唐王朝在这方面的忧郁的描述，过于一般化了。宦官们对唐敬宗（824—827年在位）的影响显然要多于对武宗（840—846年在位）和宣宗 （846—859年在位）的影响。但是，只要有人想避免一般化而多写几句，就会产生一连串的困难。穆宗与拥立他的宦官梁守谦的关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宫内关于他的继承问题像某些史料记述的那样久而未决，涉及可以上溯到9世纪第一个十年代初的对立的宦官集团，那①么，梁守谦年复一年地为穆宗的利害而战斗，真可谓功劳不小了。但是，如果这次宫廷斗争是昙花一现的事物，它只是起于819年前后，则梁守谦为穆宗的卖命就明显地带有投机性了。如果这种基本事实都弄不清楚，我们怎么能指望了解皇帝即位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所能说的只有这一点：梁守谦对穆宗的影响是不小的，而且这种影响直至穆宗朝的末年还有增无已，虽然这时梁守谦开始与王守澄（835年死）分享大权。我们将要在下面经常涉及宦官问题，我们总的态度是不要轻信历来对9世纪宦官所作的极端专制腐化的老一套指摘；这些指摘甚至在现代的有关著作之中也屡见不鲜。无论如何，24岁的穆宗皇帝除了个人对宦官有恩当报之外，他还面临着其他问题。宪宗的暴崩中断了在唐帝国完全稳定以前所要继续推行的军事中央集权化计划。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东北的方镇虽然已在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代中相继被平定，但并未真正统一于中央的治理之下。由于缺乏皇帝的坚定政策，朝廷对如何正确处置东北这个敏感地区的方针便有所争论和举棋不定，这种情况再一次表面化了。例如，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于820年，他的弟弟王承元在部将的拥戴下接过了他的位置。这就提出一个老问题：朝廷是应该同意地方上推戴的节度使呢，还是设法从外面委派一个新节度使？公元820年后期，朝廷搞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妥协方案。它命令东北诸节度使互相大轮换：以王承元充义成节度使；徙魏博节度使为成德节度使；任命王朝老将李愬为魏博节度使，如此等等。很明显，这个意思是要承认东北诸节度使有权参与政治，但是不让他们在本方镇境内参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唐王朝竟完全没有考虑这样的军令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一片混乱。① 人们可以把宪宗的即位算在里面。见王芸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第112—115 页。① 《资治通鉴》，“考异”，第7691 页。----------------------- Page 385-----------------------821年，穆宗委派他自选的一名文职节度使去幽州；幽州在宪宗时代是东北方镇中唯一守中立的州。在近百年的大部分时间，幽州镇将历来都是当地军人。忽然间幽州士民得接待一位骄慢的长安官僚：此人在万人广众之中坐轿子；不理政事；甚至纵容部属作威作福。这个火药桶马上冲着朝廷爆炸开了。成德军先是有兵变，后在821年又爆发为全面的叛乱；朝廷的镇压行①动开销大，收效少。后来，幽州的另一次兵变推翻了朝廷任命的节度使，中央政府只好把幽川镇一笔勾销。魏博也起来反对长安，它和幽州、成德结成联盟。到了822年年中，东北的局势回复到了宪宗费尽人力物力才得以平定这些割据州镇以前的老样子。②人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理由来说明这些使事件急转直下的军事失败。 第一，讨伐东北方镇之役主要即在使用诸镇的兵力，这些部队人数不多，协调不善，供给不足（甚至在后期起用的名臣宿将李光颜和裴度也不能统一军心）。第二，通过宦官监军的影响，宦官们被派往下一级的战地指挥机构，这种非正规做法可能破坏了指挥系统。长安也曾试图直接指挥作战，但它所获得的战时情报又往往陈旧过时。许多精锐部队被将军们留作自己的卫队。较差的兵士才被用于打头阵。自然，这些弱点并不稀奇，自安禄山之乱以后在政府军的讨伐战阵中是屡见不鲜的。宰相萧俛（820—821年在职）成了这些问题的政治上的替罪羊，因为他从宪宗朝的中期以来就被认为不赞成对方镇用兵。萧俛被指责说他诱使穆宗相信国家已是升平之世，因此再没有作长远计划以使国家底于大治。可是，这个问题确实很微妙。庞大的军队需要用赏赐来安抚，但又不得不削减它的规模和削弱它的影响，以免文官政制完全被它吃掉；与此同时，还要适当地防范方镇不满情绪的蔓延滋长，因为不仅东北方镇已有不满，而且东南方面也在822年后期有了小规模兵变的发生。不言而喻，仅仅罢免萧俛的相位还不能解决问题，没有多久指责就直接指向了皇帝本人。和德宗一样，穆宗据说也主张对方镇取“姑息”的态度，这就是暗示他缺乏刚毅果决的气质。总的来说，穆宗并不被认为是受人敬畏之君，而受敬畏这一点正是唐代君主制度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部分原因是由他的个性引起的。九五之尊的沉重的职责和他励精图治的父亲所要求于他的榜样，在他准备承接以前就已强加在他头上了。他似乎是一位相当平凡的青年人，朝气蓬勃而热切地期望与宫廷和军队里的朋友寻欢作乐。他喜欢打猎、击鞠以及盛陈歌舞盛宴。据正史自以为是的报道，穆宗也沉缅女色。不管真假如何，这种种说法损害了①他的声誉，使他不得不遭到关于他行为不检的阵阵批评。纠正他的行为的道德责任感极受重视，致使在当年的考课中竟把萧俛和他的一位同僚以渎职论②处，予以降职。更糟的事情发生在823年初期，当时穆宗在击鞠时 因坠马而有了伤残。结果他不能亲自处理国事，因此许多职责都被宦官梁守谦和王守澄完全接了过去。王守澄给穆宗找了一位医生，但未见效用。穆宗在824年之初故去，按照他伤残以后匆匆草就的诏书，他的15岁儿子敬宗即皇帝位。① 《资治通鉴》，卷242 第7796—7799、7807—7809 页。② 《资治通鉴》，卷242 第7805—7806、7808 页。① 例如见 《资治通鉴》，卷241 第7778、7781—7782、7783—7784 页；卷243 第7828 页。② 据 《旧唐书》，卷18 第501 页记载：“戊辰，上与内官击鞠禁中，有内官歘然坠马，如物所击。上恐，罢鞠升殿，遂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译者----------------------- Page 386-----------------------但是，穆宗失败的另一部分原因应该归咎于官僚阶层。在他最后病倒以前，这位青年天子曾经真心真意地想履行他的职责，但他没有得到大臣们的通力合作。例如，他即位不久就曾请求他从前的几位师傅担任宰相，但都被谢绝。穆宗不得不向各种类别的朝臣一一求助；他先后找了年轻的翰林学士，①又找了他父亲时代即已发迹的宿将和勋臣，但大部分人都态度冷淡。那时的许多官僚都只知道政治上党同伐异；我们要对他们更进一步有所了解，就必须论述朋党问题，这或许是9世纪时唐王朝历史中最恼火的问题。朋党问题821年的进士科考试据说有贪污作弊现象，这一事例标志着出现了为控制长安中、上层官僚而进行的阶级内部长期政治斗争。历史上人们所称的“牛②李党争”就是以牛僧孺（847年死）和李德裕（787—850年）为双方领袖而得名的；这场争端出自个人恩怨，它可以上溯到宪宗时代。在9世纪20年代他们的个人积怨公开化了，使越来越多的人在政治上不是参加朝臣的这一派，就是参加那一派。这种派别不论在当时或在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factions），但决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政党中的党（parties）。9世纪唐朝的党不是基于经济的、政治的或思想意识的共同利害关系而结合成有严密组织、明确纲领和严格纪律的集团，它只是政治人物们的松散结合体，产生于难以确认的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唐代的朋党不像今天的政党那样根据政见的不同来吸收成员；它没有很强的核心结构；它的成员的属性也不固定。一个人很可能只为了个人原因参加到具有无休无止环节的另一个联合体中去。其中的原因包含着家族关系、共同的出身、科举或宦途中的师生关系、①同僚关系以及单纯的恩仇问题。遗憾的是，组成9世纪两个朋党的关系网的许多细节尚晦暗不明，莫知究竟。这是因为我们现有关于唐代的传记资料只限于统治精英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士，还因为这种材料常常是矛盾百出和挂一漏万，因而很难把朋党的结合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因此当我们阐释9世纪的朋党问题时，我们实际上只能谈谈双方的几位领袖人物——例如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跟哪些人结成了联盟；又和哪些人过不去，如此等等。下面还要看到，由于材料的质量差，它大大地限制了任何想挖掘牛李党争的深刻意义的努力。它特别使我们想弄清作为朋党形成的起因的思想观点和社会分化的企图无法实现。据我看来，朋党的领袖们是在追求政治权力，因此他们能抓住那些想分润杯羹的追随者。这一点从821年的有争议的科举中看得很明白。在那一年的春天当公布前一年冬天进行考试的结果时，前宰相段文昌（773—835年）②当即发现，录取名单中朝廷显宦的“子弟”之数多得可疑。有一个及第举子是段文昌的政敌李宗闵（846年死）的女婿，另一个人为副主考官的弟弟，还有一个人则是显赫的前宰相裴度之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段文昌上奏了一道措词激烈的本章，抗议录取唯亲和“通关节”的弊端，因而损害了考① 见《旧唐书》，卷650 第3 — 4 页。② 也称“二李党争”，因李宗闵和李德裕而得名。① 例如李家和牛家便是如此。 《旧唐书》，卷137 第3769 页。② 《册府元龟》，卷337 第21 页。----------------------- Page 387-----------------------试结果。翰林学士元稹、李绅 （846年死）和李德裕也参与了抗议活动，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各有具体原因不满于考试的结果。穆宗不能漠然置之。他叫白居易和另外一位朝臣重新主持了一次考试。这一次除了一个人以外，凡上次中举的士子都落了第，因而使原来的试官都丢了面子。可是事实上，821年的进士科举考试并不是特别有弊的和特别受到外界影响的，也许只是在考试结果的人数上被抓住了把柄。我们应该记住，科举在唐代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它那时没有明、清时代为科举考试订下的那些客观标准。大体上说来，一个士子的是否中式既要看他写答卷时的临场表现，也要看他能投合试官的脾胃的程度。例如，士子通常要在考试前把“温卷”送给主考官，以显示他的文学才能。试官们是不能不考虑这种自我宣传方式的，因为试官们主持考试的主要动机之一是要录取一批优秀的年轻人：这些人不仅有着光辉的前程，而且将来还可能指靠他们政治上的支持。当然还应该假定，享有知贡举这种殊荣的官员对公然滥用对他们的信任会感到内心有愧。事实上，这种非正式的控制方法效果也不错。但是尽管有相反的正义凛然的辞藻，考生的家族和其他社会关系决不能等闲视之。在这一次考试中，段文昌和李绅对考官的循私情的抱怨特别显得诡诈不实，因为他们每个人事先都曾经把自己欣赏的士子的优点向考官作过嘱托。①821年的年轻应试士子只不过是些小卒而已。局外人把这次考试变成了一场政治事件。他们人人都在宦途半路的节骨眼上。他们或者曾经暂时掌过权而又希望再次掌权，或者正在即将初试身手的时候。我们知道，唐代的长长的官场阶梯上有两大杠杠：一条杠杠在六品到五品之间；一条在四品到三品之间。那些跨过了第一道杠杠的人，即那些从沉沦的下僚而能跻身于大约两千个四、五品官员行列的人，可能要为自己获得受人大大尊崇的胜利而暗自庆幸。他们可以进入首都社交界，能够获准参加某些朝觐，可以享有特殊的财政和消费特权，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指定一个儿子获取荫庇入仕之权。不过在这同时，许多四、五级官职还是主要地负责日常事务。那些想在唐朝政府中掌大权的人有两种办法能达到目的：如上所述，他们要么能在皇帝左右找个很特殊的职务，如翰林学士或盐铁使，而在任期内试一试运气；要么他们能在正式职官中爬到三品或三品以上的位极人臣的地位。这些煊赫的官职包括那些行使宰相职务的位置，它们为数当然更要少得多。那些怀有“望相”野心的人都凶相毕露。对于这些有希望做宰相的人来说，他们既要引人注目，也要力挫可能的对手。对821年考试的控诉便是要达到这些目的。很难想象一位像宪宗那样意志坚强的皇帝会容许考试中发生这样的政治舞弊事件，或者说，他也不会容许朝臣们就此事搞一场政治混战。正如许多学者指出过的，一个正人君子不应该和别人有以私利为动机的交往，这在传统的中国是奉为圭臬的。这种思想在先秦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后来它便概括为不能以任何政治结盟来破坏主宰一切关系的君臣关系。中国的政治理论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 （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英明有为之君都不厌其烦地尽量消除他们朝廷中的朋党污垢，这既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也是为了后世史家能对他① 《册府元龟》，卷337 第21 页；《资治通鉴》，卷241 第7790—7791 页。----------------------- Page 388-----------------------①做出积极的评价。不言而喻，官员们没有停止过搞他们的政治结盟，也没有停止过互相倾轧，尽管经常向他们描述无争斗的理想之治是他们应树为典范的政治。强有力的皇帝能取得的真正成就是要指出，坚持公开的朋党活动是很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把自己的关系网或影响范围泄漏于人，这是愚不可及的，甚至在竞相向上爬时充分使用了这些手段也很蠢。如果要夸耀它们，这就更是灾难性的了，因为朋党活动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疑虑。常有些官员想玩弄反朋党的花招为自己谋利，但这也要冒风险。“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受贬谪。在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几位庸懦皇帝的时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穆宗和他的两个儿子敬宗及文宗都不善于震慑首都的官员。这些皇帝大权旁落，表明他们不能像宪宗和德宗那样无数次地摧毁朋党活动，换句话说，他们既不能阻止宪宗以后朝廷上层的争权斗争趋于表面化，也不能阻止它变得越来越狠毒。而且，朋党之争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它积重难返，是这些皇帝所压制不下去的。曾有一次想在朋党之争按照它自身规律发展下去之前终止它的决定性尝试———即835年的所谓甘露之变，但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这次事变以彻底失败告终。大致可以这样说，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宗（846—859年在位）能直接继其父宪宗即位，9世纪朋党之争或可和缓得多，或者甚至会使中国人不知朋党为何物。使牛李党争异常激化而且后来闹得声名狼藉的另一原因，是宦官参与了朋党政治。宦官权力的日益增大和为他们特设了许多禁脔似的官署，总的说来，这在8世纪下半叶很受士大夫们的反对。但是，自从二王集团在805年想制服宦官的计划失败以后，胆小怕事的官僚们都得承认，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宦官已是长安政界的组成部分。的确，终宪宗之朝有一些不大随和的正统官僚总是持大家熟知的教条主义嘲骂态度，而且我们知道这曾引起他们和皇帝之间越来越多的摩擦。但是，他们也在幕后进行和解。例如，官员们无疑都痛恨吐突承璀，但他们也还得在一些实际事务上要和吐突承璀及其他重要宦官携手合作。与此同时，宦官们也不再是铁板一块的了；宦官集团的瓦解过程几乎随他们的每一次得手而出现，因为随着进入9世纪以后他们取得更多的权力，他们内部也出现了更多的争夺目标。随着宦官“家族”日益繁衍，他们内部的政治也变得十分复杂。宦官与官僚的接触倍蓰增加。宫廷阴谋的参加者超越了内廷和外廷之间的界线，尽量寻求各方所能找到的最强大的同盟者。820年以后在没有了宪宗这位形象高大的皇帝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自由而公开地拉帮结伙了。以后，到了9世纪20年代中叶，宦官们与唐王朝的最高政界融为一体，整个朝廷变成了朋党斗争的竞技场。从那时起直到唐王朝的灭亡时为止，任何政治人物（朋党的参加者或非参加者都如此），如果不同宦官之间有广泛的接触，就休想有效地处理政府事务。互相斗争着的人们花了几年时间才结成两大壁垒分明的阵营。总的说来，牛党在穆宗时期比李党更得势，吸收了更多的同盟者和部属，居相位和当翰林（这是中央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的机会也多。我们将在这里考察一下这个异常复杂的过程的一个阶段，并把它作为例子来了解朋党政治怎样在最高阶层一般地进行的情况。① 见戴维·尼维森：《和珅和他的指控者们：十八世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载尼维森和芮沃寿编；《行动中的儒教》（斯坦福，1959 年），第220—232 页。----------------------- Page 389-----------------------在9世纪20年代初期，牛党主要由李逢吉 （758—835年）领导，而不是直接由牛僧孺领导。李逢吉是唐皇族的旁支，于9世纪初年在唐政府的外交工作方面有广泛的经验。如上所述，宪宗在816年任命他为宰相。可是，他马上在如何进行淮西战争的问题上而与首辅宰相裴度发生冲突。他和裴度的分歧闹得很大，致使宪宗免了他的职务。这种长年积累的嫌隙在穆宗时代趋于表面化。因为穆宗需要军事上有经验的官员处理河北问题，裴度在9世纪20年代又时来运转，而他现时的势不两立的敌人李逢吉的前途却相应地暗淡下来。可是在这关键时刻，李逢吉从政治上说变成了另一起个人斗争的受益者——这是新皇登基后政治行动加剧造成出乎意料后果的一个例子。诗人元稹像李逢吉一样憎恨裴度。元稹在9世纪20年代做翰林学士时备受穆宗赏识。可是在821年秋天的某个时候，他竟然愚蠢地卷进一个计划，试图削弱裴度在东北战役中有效的军事职权。次年，他们的争吵形势大变，令人生厌；裴度指控元稹想方设法要刺杀他。虽然后来查无实据，但元稹和裴度都随随便便地被降了职。李逢吉因而因缘时会，在822年升任宰相职务。李逢吉进而使用他的权势提拔他在御史台的朋友牛僧孺当他的下手。形势这样发展的结果阻塞了李德裕入相的希望，因为这时他和牛僧孺的关系已经糟糕透了。李德裕在823年秋出任浙西节度使，滞留京师以外约七年之久。823年和824年，李逢吉邀得穆宗和权宦王守澄的欢心，在以后几年中稳扎稳打，制胜了裴度和李德裕的党羽。结果，我们今天所称的牛党大权在握。表9 9世纪朋党双方的高级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