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两个分裂出来的义武和横海镇的控制使它在河北取得了一定的战略优势。虽然对它们的控制偶尔有失败之时，但朝廷任命的官员一直得以重新成为它们的领导。河北的这一桥头堡是朝廷一大关注之事。826年，当李① 《资治通鉴》，卷244 第7874 页；《旧唐书》，卷172 第4471 页。② 《资治通鉴》，卷248 第8010 页。----------------------- Page 331-----------------------同捷在驻军的支持下谋求继其父为节度使时，横海出现了恢复自治地位的危险。这时正值新帝即位，所以朝廷直到827年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开始对李同捷采取行动。在帝国的其他地方，这本来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事，但在河北，要降服这一力量相对虚弱的单个的藩镇，却成了一个旷日持久和复杂的任务了。在三个自治藩镇中，幽州为朝廷作战不力；魏博扮演两面派角色，但很不成功；而成德自己最后被宣布为非法。此外，魏博和成德自己互相动起武来。最后，付出了高得不成比例的费用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829年春对横海的控制才得以恢复。很显然，朝廷下决心要保住河北的这一东部基地，主要是因为它对河南提供了意义重大的保护，具有防御价值。横海在822年因增加了两个州而扩大了地域，同时它又拥有重要的经济资源，所以从830年起它不需要中央对它的军事资助。可以设想，它从此甚至成为贡献岁入的地区。相反，义武依然是一个小的戍守藩镇，它的一半军资由朝廷负担。其驻军有时也是制造麻烦的根源，特别是在833至839年它造成的危机解决前，它的确使长安的领袖人物烦恼了一阵。朝廷对这些藩镇内部生活的确切影响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中央政府一定给予军队和其他地方上有势力分子以一定的物质刺激，以使他们保持忠诚。①随着昭义企图取得中央政府对它实际的自治地位的承认和要求政府同意其节度使之位的世袭权，朝廷和河北之间在843至844年间建立起来的平衡受到了最大的考验，结果造成了旧式藩镇的最后一次大叛乱。昭义的历史与河北的特殊地位是分不开的，因为它自始至终被认为是对付这个区域危险力量的主要屏障。它横跨太行山，地处河北和河东，既有优势，也有不利条件。特别是如果没有北面成德和东面魏博的支持，它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存在下去。很明显，如果它完全摆脱朝廷的控制，后果是严重的。自刘悟820年在昭义掌权以来，它一直由刘姓家族控制；刘悟曾在自治的平卢任职，在818年转而忠于王朝，当时他得到皇帝的赦免和任用。825年第一次世袭继承的问题在朝廷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当时朝廷动摇的领导集团最后同意对刘悟之子刘从谏的任命，后者随之治理昭义达 18年之久，漫长的任期只会削弱朝廷对该地的控制。他经商的范围和种类更是臭名昭著；他经营盐、马、金属和一般商业，与商人分享利润；为了便于商人的活动，他还授予他们公职。自835年甘露事件以后，他公然对宦官采取强硬立场的意愿证实了他的独立性及其地位的力量。他死于843年，这时朝廷已有了远比825年更为坚定的领导集团，所以朝廷决定应由中央政府行使挑选接任者的权力就不足为怪了。但是，朝廷在制订进攻昭义的战略时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它知道中央军队之渗入河北将会引起诸自治藩镇抱成一团去支持昭义。于是就说服成德和魏博从东面进攻昭义。节度使们无疑被许诺的物质报酬所诱惑；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担心在自己大门口的斗争会破坏他们与中央权力的有利的妥协。战争艰苦而持久，打了843年的大部分时间和844年。昭义进行了顽强的防卫，这不但证明它有坚强的军事传统，而且还得到民众对此地方政体的高度支持。虽然因指挥分散、分裂和不受约束的官军作战而出现的那些往常的困难又出现了，而且朝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主要的目的已经达到，对政治形势也没有不利的影响。对现存昭义部队的指挥权① 关于河北约820 至874 年的发展，见彼得森：《帝国的分离部分》，第5 章。----------------------- Page 332-----------------------按照819年改革定下的方式被精心地下放到各州。 ①唐朝后半期河北地位的特殊性使清代历史学家顾炎武提出一个理论，即②到了9世纪，唐朝廷与河北诸镇已发展了一种真正的互相依赖的关系。最后，一方一旦垮台，另一方势必也垮台。顾炎武肯定夸大了这种关系的绝对作用，因为王朝的整个后半期因丧失了这些藩镇而长期处于衰弱的地位。不过，尽管河北的情况特殊，它对唐朝的政治秩序和王朝的生存来说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对唐朝统治的真正的、最后取得成功的挑战后来却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出现。9世纪的人们对河北的地方割据有充分的认识。由于具有顽强地抵制中央政府的传统，它所以被称为“反赋之地”。有些学者对河北这些军事政体的粗鲁特征的反应是不利的，甚至把它比作化外。令人奇怪的是，与全国其他地方的这种鲜明对比，840年经过河北的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日本僧人圆仁竟未注意到。根据他的记载，这位旅行家认为河北不过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的确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例外：9世纪80年代对佛教的迫害在河北行不通——这确实是河北诸节度使政治独立方面很说明问题的证据。③① 见彼得森前引著作第5 章。② 顾炎武： 《日知录》（台北，1962 年），卷9 第220—221 页。----------------------- Page 333-----------------------藩镇制的衰落打算具体指出 9世纪中央权威在藩镇开始崩溃的时间，这大概是徒劳①的。维持秩序的问题在9世纪中期以前在地方上已经出现，但在王朝最后几十年中央权威的最后和彻底的崩溃则要到黄巢之乱才开始。中央权力的衰落不纯粹是政治现象。它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有密切关系，这种危机逐渐影响到淮河和长江流域富饶和高生产力的农业区的农村生活。这场危机并非经济衰落的产物，而是经济迅速发展的间接结果。自8世纪初期以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和商业已经稳步发展，人口迅速增加，但伴随着这种发展的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趋势因政府在755年后放弃一切徒有其名的土地分配控制，以及因税赋负担不均和贫富差别扩大而随之加剧。到9世纪中叶，地方盗匪横行和人民离乡背井的现象（这些历来是农村苦难的表现）达到了严重的程度，而在京师，中央当局从这个地区取得的收入减少了。政府和它的政策部分地应对这种局面负责，但它们只是次要的因素。政府对根本的变化、迅速的发展和它们的广泛的社会影响是控制不了的。可是朝廷坚持要取得越来越多的岁入，或者至少要维持当时的水平，而根本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样就助长了地方官员的陋习。他们知道朝廷对他们成绩的考核只以他们取得的结果来衡量，而不问取得这些结果的手段是什么。随着危机的产生，政府也没有采取帮助苦难者的积极政策。因此，农民虽然可能同样受到私人利益集团的压榨，但政府的公开的征税要求证明是他们不幸的主要原因。地方官员通过对地方有财有势的人提供保护和给予特权以及通过其他的贪污行为，也增加了一般纳税者的负担。长江流域发生的这类事件有最详细的文献记载，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是中央政府最为关注的地方，而且因为它从那里获利的机会更多。可以肯定，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贪污腐化到不可救药；倒不如说年深月久的个人偏私和不法行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消除的。此外，一个拥地者不论拥地大小，当他取得免税地位时，往往把它扩大到为他种地的农民身上。由于纳税人的减少而造成当地人民税赋负担的不平衡，再加上其他许多农民干脆出逃和迁往别处，这转过来又成为官员痛苦发愁的根源，因为他们仍一心指望能够凑满应上缴的税额。处于这种压力下，地方官员的对策可从9世纪30年代浙西一个过于热心的刺史的事例中看出：他亲自决定谁该不该纳税，然后派军队到该州各村各乡直接催课。①地方的行政在9世纪经历了相当大的演变，这大大有助于解释帝国约从855年起的事态发展。前面已经谈过，它吸收了地方各类人物，他们的社会出身与那些最正规的官僚的出身明显不同；也谈到了利用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通过财产的假转让来保护逃税的方式。中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一直必须依靠本地的胥吏去完成许多基本任务，所以它们一直受到强大的地方压力。但在晚唐，地方的行政机构逐渐丧失了它们作为中央政府代表的特点，并且日益① 这一节取材于以下的研究著作：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第94—121 页；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第208—215 页；栗原益男：《安史之乱与藩镇制的发展》，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6 （1971 年），第173—178 页；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第137—209 页，及各处；堀敏一：《黄巢之叛乱》，载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 （1957 年），第1—108 页。① 《册府元龟》，卷698 第17 页。----------------------- Page 334-----------------------趋向地方本位主义。它们陷入地方利益集团的网络而不能自拔，但这些地方利益集团总是根本不赞成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令。结果，节度使和观察使、刺史及其幕僚等朝廷任命的官员同地方政府的本地公职人员 （包括军队）之间的一直存在的潜在冲突就变成了现实，因为前者日益被看成是异己的和敌对的利益的代理人。这一局势反映了这一世纪自安禄山之乱以来正式的地方结构已经官僚化的程度；但它又突出地说明了长安的朝廷和帝国重要地区的地方集团之间的鸿沟日趋扩大。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的官僚与这些集团之间缺乏牢固的社会纽带。在理论上，科举制度开辟了入仕之途。但仍只起小规模的作用。另一个因素是私人经济部门的规模扩大和迅速发展。但是，如果说在地方政府的官员或在一般地方民众中存在着一股强烈的反王朝情绪的暗流，那也未免过分了：他们只希望中央政府少来干预，这不一定与对皇帝的抽象的忠诚有矛盾。与此同时，各地的军事力量严重削弱。军事预算和驻军的削减大大地减少了能紧急动员应变的军队。长期只习惯于守卫任务的驻军发现要保持他们的战斗技术和斗志必然是不可能的。但各地军队战斗力的下降还有进一步的原因，这种情况只有在9世纪50年代后期才充分表现了出来。宪宗时期所采用、并在他及其以后诸帝所推行的改革使战斗部队的规模变得很小，指挥权又广泛地分散在节度使和刺史的手中。这些改革 （虽然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旨在一举解决另一个问题，即藩镇兵力过于集中；但结果在以后的几十年却把地方政府的兵力减少到不能维持地方治安的水平。除了边境的藩镇、东北拒不听命的诸镇和内地一两个特殊的镇——如武宁（从870年起改为感化）——以外，诸镇基本上变成文官性质的政府了。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这些变化来看待法纪荡然和抗拒官府的行为逐渐频繁的情况。845年诗人兼文学家杜牧从他的长江任所呈上的一份关于江贼的报告中，详细地叙述了多达百名的帮匪在沿江袭击和洗劫居民地和市场而不受①惩罚的情景。 据杜牧所言，这些居民地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掠夺和盗匪的蹂躏。值得注意的是，据说盗贼是从淮河区来到长江地区专事抢掠的。这说明，他们在其他地方胡作非为，就能逃避在家乡地区的惩处。他们还需要一个秘密市场以销赃。杜牧断言，他们与江淮地区的居民有广泛的联系，他们还乐于对一些村落公然进行武装保护（但不知他是否看到过其中某些村落）。他还确定这些盗匪贩运私盐；从其他许多史料中，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出现了盐和茶叶的走私活动。后者主要是财政问题，但由于这种人在进行活动时藐视官府，并且不惜为他们的非法活动动用武力，所以他们也造成了一个治安问题。杜牧提出并得到宰相李德裕支持的一个解决办法是，设立一支有50条船的巡逻队在长江作战和保护其居民地。如果它真正实行，问题很可能成功地解决。但总的说，严重的不法行为不断发生；一个重要的措施是，朝廷在852①年下令在各戍军地任命教练使，以便定期进行训练活动。事实上，盗匪活动在859年第一次引起了规模不详的民众起义，但在当时，驻军本身却是朝廷主要关心的对象。虽然在历来多事之地（东北和武宁）麻烦依然不断发生，但这时地方驻军的兵变和骚乱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兵变和骚乱在原来很少发生的长江诸① 《全唐文》，卷751 第16—19 页。① 《资治通鉴》，卷251 第8121 页。----------------------- Page 335-----------------------镇和沿南方和西南边境的驻军中突然出现。后一种困境与9世纪中期以后来自南诏的日趋严重的外来压力（对中国本部和安南）和这些地区的土著部落日益扩大的暴动直接有关。政府感到难以将资源转用来加强南方的防务；办法之一就是抽调内地各地军中的分遣队到那里服役。这个办法和其他临时应急措施造成了后勤安排不当和服役期过长，从而又导致了南方戍军的不满和偶尔出现的暴力行动。在长江流域动乱的过程中，浙东的观察使在855年被赶出其治地，湖南、江西和宣歙诸观察使也于858年被赶走，其起因部分是相似的。858年朝廷官员张潜禀报皇帝，节度使和观察使们为了取得优良考绩，设法筹集财政结余，当难以增加税收时，唯一可选择的办法是紧缩开支，而军需和军饷就是①最易下手之处。所以这类兵变与农村农民的苦难有关，但只是间接的。至少以858年宣歙的兵变而言，一篇近期的研究论文表明它还有另一方面的原②因。对当时的观察使郑薰的苛政的反应是一场兵变，它表面上是武将康全泰领导。但真正的领导人物是幕僚李惟真，此人同时又是一个富商，曾利用其地位的庇护作用和特权而积聚了大量财产，而且私下招集了大批人马。此外，他的同谋者之一有大量土地，为了灌溉，此人又把持了原来要使130户得益的水源。这样的利益冲突无疑在各镇辖地很普遍；朝廷官员很想严厉推行不利于这些人的个人私利的法律和中央政策，但这种企图始终有引起反对甚至有力抵制的危险。859年后期浙东裘甫的起义是一个世纪前袁枢之乱以来这一地区第一次出现的军事大动乱。在整个唐王朝时期，东南一直异常平静，甚至807年浙西李锜之乱也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战斗。裘甫的起义在唐代则是新的事物，新就新在它是一次真正的民间农民起义。裘甫本人是贫民出身的亡命之徒，他纠集了200名追随者以劫掠为生，最后逐渐发展到攻打城镇和乡村。他在初期轻易地取得了几次胜利，攻占了几座县城，并且很快发现他的队伍迅速壮大到了数千人，据我们所知的史料记载，它扩大到了三万人，此数也许有点夸大。他们被描述成无赖亡命之徒，但其中大部分一定是农村受苦难的穷人。运动从一开始就反王朝，也许还是被阶级仇恨所激起的：官员和文人被杀；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了年号，铸造了上有“天平”铭文的印玺。由于浙东的兵力证明完全不足以平息这次起义，朝廷于是命高级将领王式负责镇压叛乱者，并从邻近诸道和从河南调兵遣将。王式先下手为强，封锁了主要集结在明州和越州的叛军的一切退路。他还开仓济贫，以减少民众对裘甫的支持或潜在的支持。但战役仍持续到860年的夏末，经过了叛乱者的顽强抵抗才告结束。虽然这次叛乱主要是地方性的，但它表明在王朝的生存必不可少的这个区域，社会和经济问题正在接近危急的阶段。可以毫不过分地说，作为第一次爆发的民变，这次叛乱常被视为是黄巢叛乱的前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次被民众的愤怒和苦难煽起和支持的叛乱。人们有兴趣推测，政府可能采取什么行动路线，以防止它在各地的权力和控制进一步削弱。但得益于现状的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可能太多 （特别是在各藩镇中），因此不存在支持根本变化的真正基础。总之，在一心寻欢作乐的懿宗治下（860—873年在位），对策根本不存在，而他的大臣也没有表① 《资治通鉴》，卷249 第8071 页。② 松井秀一： 《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第116—117 页。----------------------- Page 336-----------------------现出什么采取新的主动行动的才能。但如果认为王朝国祚急剧衰落的现象一定到处可见，并以此来描述当时的局势，那也是错误的。裘甫的叛乱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性事件，而且长江流域经过了若干个别地方驻军的哗变后，秩序已迅速恢复。国内没有明显的重大政治威胁，尽管朝廷已把注意力转移到南方地区的防务问题方面（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但与此有关的措施之一在国内却有重要的意义。武宁长期以来是帝国的多事之地，其驻军在862年赶走了节度使。朝廷任命在对付安南战争和镇压浙东叛乱中久经沙场的猛将王式以取代其位。虽然朝廷以前曾对徐州的军队进行过几次讨伐，但他们一直长期不听从朝廷指定的节度使。王式率领从各地军队中调来的分遣队进城；朝廷显然同意了他的行动计划，于是他开始大批杀戮武宁的军队，据说人数达数千。（虽然其规模很不一般，但像这样大批杀戮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几次发生在831年的山南西道、819年的兖海、840年的义武和845年的昭义。）这个行动暂时稳定了武宁的局势，不过许多武宁的士兵设法出逃，转而去干包括当盗匪在内的营生。后来，为了再进一步削弱这支军队，约3000名士兵被派往防务问题又变得非常重要的南方边境值勤。原则上，他们在三年期满后应该返回家乡，但一支已值了两期勤务的800人的分遣队又奉命留在桂州再驻守一年。事实证明，这个因素，再加上不满他们的领导等其他原因，使他们忍无可忍。868年夏驻军哗变，并在他们自己的一名军官庞勋率领下，自行开始①了返回家乡的旅程。朝廷事后批准了他们的行动，而只满足于解除哗变部队的武装。但他们又获得了新的武器，继续其返乡路程，在不到两个月中到达徐州。徐州的节度使拒绝他们进城，因为他有充分的根据怀疑他们的忠诚。于是他们转而采用武力，他们的哗变很快就转变为公开的叛乱。叛军这一次又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哗变者是本地人，而该地过去又有经历大风大浪的历史，这两者很可能是促使民众支持的因素。叛乱者夺取了宿州、藩镇所在地徐州、濠州和其他重要的地方。他们又攻入今之山东、江苏、河南和安徽诸省。对邻近区域进行这些袭击的主要目的是为投奔叛军者的大集结取得必要的给养。政府不得不动员大军，对叛乱首先是遏制，然后再镇压，历时达一年多。叛乱最后在868年秋末被平息。在此期间，汴渠的交通当然中断，这就迫使政府使用另一条航道 （但它肯定是不够的），以便把货物从南方运往长安。另外，政府的几次决定性的胜利是通过从边境派来的3000名沙陀突厥骑兵的援助取得的，在唐代，这是第一次把外国辅助部队派往黄河以南的行动。近代有些历史学家从这一事件中看到这样一种民众叛乱的过程：它一方面能够蔓延到广大的范围，但又被叛乱军事领袖的狭隘和自私的目的所出①卖。不管情况是否这样，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帝国的心脏地带潜伏着大批叛乱分子，他们是心怀不满的士兵、退役的士兵、原来的谋反者、土匪、走私者和人数最多的那些在农村受压迫和被剥夺生计的人。被这次叛乱波及的区域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一定一直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不是短时期① 关于这次叛乱的记述，见戴何都：《868—869 年的庞勋叛乱》，载 《通报》，56 （19 年），第229—240页。① 松井秀一： 《唐末的民众叛乱和五代的形成》，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6 （1971 年），第246—247页；堀敏一：《黄巢之叛乱》，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 （1957 年），第52 页。----------------------- Page 337-----------------------就能在经济上恢复高生产力的。中央的财政遭到沉重的打击，一方面是因为它直接丧失了富饶和高生产力区域的岁入，一方面是因为要支付巨额费用以供养战地的军队。中央政府对诸镇的控制一定变得更加松散，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官员内部对帝国国祚的信心下降了。这样的一次小事件竟被听任发展为一次大的叛乱，这对当时朝廷的领导集团来说，几乎没有材料可为他们辩护。但当事变和危机发生时政府难以应付的一大原因在于地方行政和军事机构的虚弱，这时，它作为中央权威的延伸既没有力量，又缺乏反应能力。由于兵权的分散和军费的不足，地方官员在他们所辖地区再也不能保持足够的安全；此外，驻军本身的素质也严重下降。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各地行政中心日益处于地方富人集团的影响之下，内部的分裂使这些中心有发生内部破坏的危险。在此以前的一个世纪，藩镇与中央的对抗是，节度使一般能组织其治地的资源来支持他。这时开始出现的形式是，最初的对抗发生在州、镇内部，矛头指向朝廷任命的节度使（或刺史）。换句话说，州、镇中心成了内部不稳的根源，不过其意义与安禄山之乱以后的不稳根源很不一样。但在9世纪第三个25年的整个时期，这些中心尚未呈现出一种公开反王朝的形式。反王朝的形式只是在黄巢叛乱引起的混乱中和混乱后才出现。州镇中心成了利益集团和土匪盗寇的牺牲品，前者习惯于利用它们，后者像以往那样先夺权，然后要求软弱妥协的朝廷正式批准。有人说，藩镇结构以提供摧毁王朝的手段而告终，但这种情况只是在其领导的组成发生迅速和彻底的改变和它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军事化后才出现的。①从755至906年期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转移中，人们会注意到一种来回摆动、甚至是周期性的行动，即往一个方向的运动最后让位于往另一方向的运动，等等。但是在我们的知识足以证明有关的相互作用的因素事实上的确产生一种来回摆动或周期性的形式之前，以上的观念不过提醒我们“人事中的一种时势”这个事实而已。此外，本书各章都清楚地说明，唐朝在这一时期有明显的变化。黄巢之乱时的形势及其后果与安禄山之乱时的形势及中央权威因之而变弱的情况很少有相同之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唐朝廷经历755至763年及781至786年的危机后有了明显的恢复，当时叛乱严重地动摇了国基。在它作出的种种努力中，它显然在抓中国历史中中央政体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即我们称之为中国这一广袤领土的团结和凝聚力问题。政府的行动无疑是维持这种团结和凝聚力的先决条件，但如果没有至少大部分民众的默认，它就不能长期保持有效。因此，当我们必须专心研究政府在努力重新集权中采用的方法和政策时，它所发现的对实施程度的反应也决不能被忽视。确认它为政治中心和接受既存体制的情绪在全国一定十分强烈，否则唐政府在8世纪不得不面临致命的挑战时不可能幸存下来。9世纪中叶以后，在制度要求和当时主导的社会形势之间许多人产生了分歧，这大大地削弱了上述的那些情绪。所以，当不法分子在地方上攫取权力和中央逐渐被混乱所困扰时，像前一个世纪那样对复兴唐中央政府的足够的支持就不可能出现了。显然，对唐朝权力的最后垮台，不应作出简单的解释。① 参见《新唐书》，卷50 第1324 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751、785 页），它没有注意到地方行政不时发生的变化。----------------------- Page 338-----------------------第九章 晚唐的宫廷政治中国历史上8世纪和9世纪的史料大多数已见于文人著作中，它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以前时期的材料，因此我们很容易设想唐朝末年生活的一般特性是怎样的。除此之外，本文的主题——研究从755年到大约860年间的重大政治问题——比其他任何题目在文献和历史著作中或许都得到了较好的反映。可见，对政治历史学家来说特别令人失望的是，有几个晚唐宫廷中的主要问题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得出满意的答案，因为文献不足征之故。这不是一个枝节问题，也不是一个如何自圆其说的问题，因为公元9世纪的材料，无论就数量或质量来说都有严重的缺陷。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国的众多史料作非常仔细的推敲，尽可能不使它们的爱恶偏见和缺而不载的地方把我们引入歧途。自然，这个方法看起来并不出众，但是对于某些晚唐的题目 （例如9世纪的政治派系斗争，千余年来都在那里各执一词地解说纷纭）说来，由于缺乏过硬的新材料，所以究其实只能对传统的曲解加以解析，此外就再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有时，我们能从唐代的诗文集中勾稽一星半点关于这些困难问题的材料，但毫不奇怪，这些用来确证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件的材料又往往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或者竟是不可信的。总而言之，现代学者才刚开始致力于8世纪和9世纪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方面的研究，因此，下面的论述应该看作是对晚唐政治所作的一个初步的提纲挈领式的描绘。----------------------- Page 339-----------------------安禄山之乱及其后果 （755—786年）①安禄山（703—757年）是一个有部分粟特人血统的职业军官。他在政治强人、宰相李林甫 （752年死）的庇护下，从地方行伍起家，爬到了雄踞②满洲边境的范阳镇节度使这一权重一时的高位。在8世纪40年代之末和50年代，安禄山装成普通一兵和滑稽可笑的小丑模样，成了长安最新奇的怪人，甚至被宠妃杨贵妃认为义子。可是在李林甫于752年死去以后，安禄山认为自己是唐朝朝廷中有力的争权者，因为他在东北建立了强大的基地。他威胁着杨贵妃及其堂兄、身为新宰相的杨国忠 （756年死）的地位。于是这两方政治势力展开了一场神经战，因为在8世纪中叶，虽然唐玄宗（712—756年在位）不积极参加一般朝政了（史书责怪他专搞宗教活动和沉缅于奢侈生活），但国事的处理和政权的行使仍然需要得到他的赞助或批准。在这样一场争权力的斗争中，在京城的杨家兄妹当然比安禄山占有地利的优势，因安禄山身在范阳，相距有800公里之遥。他不可能冒险地长途跋涉到长安去驳斥杨家对他的控告，但他也不能准许杨家的阴谋发展下去，让敌人解除他的兵权，甚至将他投入审讯。不庸置疑，这种猜疑不安的气氛一定促使他下决心向朝廷造起反来。③安禄山掌握训练有素的精兵，按不同的估计约有10—20万之众（包括从边疆部落中征调的骑兵），另有在今日北京周围地区的一个巩固的基地。反①之，由于中央军和其他军事组织都已腐败，政府则准备不足。它自己没有直接掌握的军队，只有由皇宫侍卫组织起来的一些小部队。结果是在叛乱爆发后不到两个月的755年后期，安禄山的军队就长驱直入地南下，过河北，下东都洛阳，并且进抵潼关东端的渭水和黄河交汇处，其地距长安仅100公里②远了。 （这一叛乱的细节，详下）唐廷只得唯那些尚忠于皇室的节度使的军队是赖了。节度使哥舒翰（756年死）曾为朝廷效力，用兵于西部边境以反对吐蕃，现时派他来镇守潼关，以遏阻安禄山的前进。可是，他一到任就陷入绝境，在他和朝廷之间爆发了棘手问题。为了消解长期存在的不满，哥舒翰于公元756年初劝说皇帝诛杀另一节度使。杨国忠对这件事无左右的能力，他愤怒地把哥舒翰的复仇行为看作另一次锐利的打击，即一个封疆大吏想牺牲朝廷官员以取得权力的杀手锏。因此，杨国忠进行反击，他建议皇帝命令哥舒翰从安全的潼关据点向叛军出击。唐玄宗接受了杨国忠的建议；尽管哥舒翰反对，但他别无选择，只得遵命出击。他的军队马上被击败和溃散。哥舒翰于是投降安禄山。通向长安的道路被打开了。像惊弓之鸟的皇帝及其随从于公元756年年中从京师向西南方向逃亡，经过崎岖山路之后进入四川境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名播古今的事件。唐玄宗的逃难成了许多绘画和诗歌的题材，其中最著名的有白居易 （772—846① 浦立本： 《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 年），第2 章。② 同上书，第5 章。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 年），第10—27 页。③ 见前引浦立本书，第7 — 8 章。① 滨口重国：《从府兵制度到新兵制》，载《秦汉隋唐史研究》；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北京，1962年），第215—246 页。② 《资治通鉴》，卷217—222 。----------------------- Page 340-----------------------年）的歌行《长恨歌》，此诗叙述了皇帝被乱兵所迫同意处死杨贵妃后的悲③痛之情。士兵们还要求杀杨国忠，作为他们护送唐玄宗，过离乡背井的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