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唐会要》，卷91 第1652 页。② 《资治通鉴》，卷204 第6445 页。----------------------- Page 187-----------------------的措施。这样的大赦令有三次，虽然只有689年颁布的最后一次的全文现还③存在。鉴于当时的财政问题，它似乎是非常慷慨的。全国的穷人、孝子孝女和在战争中丧子的户都得到酒、丝帛、牲畜和粮食的赏赐。欠税被免除，以吸引那些逃避登记的农民回来种地；在新平军征讨突厥之役中受难的地区和在兴建明堂时受榨取的地区被免税一年。地方官员要抑制不得人心的商人阶级的越来越厉害的铺张，并保护那些因儿子服兵役而衰落的门庭免受土地攫取者的压榨。当武后在大张旗鼓地“笼络民心”时，她还开始给她自己制造帝王的灵光。庙宇、宫殿和公共工程在洛阳到处出现；在它的中心，宫廷和武后的随从队伍变得越加豪华。唐都长安很快相形失色。武后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主持庄严隆重的礼仪，并且企图在公众的心目中把自己与光荣和经常袭用其礼仪的昌盛的古周朝联系起来。这一过程的高潮发生在689年中国空前辉煌的敬奉宝图的仪式中。①宝图是一白石，上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数字。它是688年在洛水发现的，所有史料一致认为它是武后之侄武承嗣所伪造，此人是她篡位的最坚定的支持者。甚至像司马光等敌视她的史学家也没有假设武后本人曾参与此事；她的虚荣心和她对祥瑞常常表现出的轻信完全可能使她相信预言指的就是她本人。它无疑是使她下决心篡位的重要因素，也许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从发现它开始，她的种种行动不容许有别的解释。她率领朝廷全体官员前往天坛，宣称洛水为神圣之河，所以禁止在那里捕鱼；她自封为“圣母神皇”。无性别含义的“皇”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选择。然后她开始计划一次豪华的盛典，以便正式敬奉这一祥兆，并把年号改为“永昌”以应此预兆。她计划把这些盛典与新完成的明堂的启用结合起来举行，并下令全国名流应一律在洛阳集合庆祝。这当然也包括广泛地分散在全国各地担任刺史的李氏皇室的旁支成员在内。对唐室诸王来说，邀请是不受欢迎的。在最近几年，他们已越来越被排斥而不能在政治上起任何有意义的作用；一份史料指出，他们已无寸土之地为己有。诸王很了解京师的事件，显然也清楚他们作为武后实现其野心的障碍，处境很危险；所以他们甚至可能在接到召赴京师的通知前正在策划对策。②但是他们是在得知武后正在准备死亡陷阱这一警告后才突然行动的。他们理解，集体拒绝参加庆典也会获罪，就决定谋反。在起义中能鼓动人心的人物是睿宗的叔祖、四川通州的刺史李譔。他伪造诏书和派密使分赴四方的亲戚，在时间紧迫和交通困难的情况下协调起义。但由于一个过急地在河北的博州（高宗之侄李冲在那里任刺史）征募军队的行动，计划被破坏。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地区有强烈的好战传统和分离主义倾向，所以可能是最适宜这类①冒险的地方，可是李冲所能征募的军队不超过5000人。甚至这些人也不热心，在第一次受挫时就已溃散。在帝国主力军到达时，叛乱已告结束，李冲也死于自己的部将手下。在洛阳附近的豫州，刺史是李冲之父、武后之内兄③ 《全唐文》，卷96 第16—22 页；《文苑英华》，卷463 第1 — 6页。① 见《资治通鉴》，卷204 第6448—6449 页。武后高度重视这一祥瑞，以致她正式称它为天授圣图，并采用“天授”为其新王朝的第一个年号。② 《旧唐书》，卷76 第2661 页。① 浦立本在其 《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5—81 页）中回顾了初唐河北道的特殊情况，并附完整的参考材料。----------------------- Page 188-----------------------弟李贞，当知道他儿子的行动已使他遭殃时，他感到自己只能造反了，于是他用尽一切手段征募了几千人。这些人在勤王军到达前四下逃窜，随着李贞的战败和自杀，所谓的诸王之乱很快结束。②这次起义成为国内对武后的最后一次反抗，虽然它几乎不是真正的威胁，但过度恐怖的惩罚却持续到691年的相当一段时期。直到那时，李氏宗族不论有罪无罪都遭到蓄意的杀戮。只有流放在遥远的南方的少数儿童得以幸存。传统的史学家一致谴责武后的残暴，但也勉强承认在粉碎叛乱时，她得到全国的支持。李氏宗族中最有声望的成员在利用一些矫造的诏旨时也未能唤起人们对他们事业的很高热情。甚至总是批判武后的司马光也专门指出，李贞集团中有官品的500名成员除一人外都是被胁迫参加叛乱的。③对武后来说，她平息起义的成功进一步证实她一定得到上苍的庇佑。688年阴历十二月，她穿戴帝王服饰，主持推迟了的盛典，据一份史料记载，它是“唐兴以来未之有也”的盛典。在典礼中，祭祀她父亲的规格相当于开国之君，而礼仪不言而喻是模仿古周朝的。多年来，武后一直把她与这一最受称颂的周王朝联系起来，并模仿它的官职称号、建筑、典礼和历法。正像李氏皇族曾宣称老子为它的祖先那样，她也把著名的周霸占王当作自己的始祖。因此事实似乎是，她选自己的王朝的名称为“周”，可能不是因为追赠她父亲的封地为周，而是为了与古代周朝联系起来。不只是像王莽这样的篡位者，在她以前的有野心的统治者都用过同样的手法。她的目的是，至少象征性地重新建立据历史声称已在第一个周代达到的至治之世。①两个更深入的步骤为篡位铺平了道路。首先是颁布一批代替常用字“日”、“月”等旧字形的新字，这可以看作是武后把自己与传奇中的中文造字者相比的含蓄的行动。在一份造新字的法令中，她回顾在文字系统的漫长历史中，方块字已变得如此复杂，以致许多存在的字甚至连学者也不认识。因此，作为一个持续改革的开端，她造了12个保持字的起源和能说明其真实意义的新字。例如，她的名字的新字为“曌”，其组成部分表示天体照亮下②面的空处。她说，它象征“天下来归资朕之政”。敦煌和当时的碑文，甚至日本的证据都表明，这些字在中华世界中广泛流行，并且不时被新字补充。深受历史学家批评的这些杜撰的字反映了武后对象征符号的持久的兴趣，并且还可以被视为一种宣传行动，虽然这一行动必然地只限于文人阶级。对广大的平民来说，他们需要另一种信仰，佛教满足了这一要求。只是到近期，历史学界才了解大乘教的信仰和实践是多么深入地渗透进② 《资治通鉴》，卷204 第 6449—6452 页，载于《旧唐书》卷64 第2431—2432 页和卷76 第2661 页以下的诸王的传记中所举的细节可以补充这一记载。关于叛乱的后果，见《资治通鉴》，卷204 第6457 页。① 一般认为选择她的国号为“周”的原因是，它是追赠武后之父第一个封地的名称。有几个原因使这个解释不可能成立。我要感谢谷川道雄，他的 《周隋革命本末——周礼国家的悲剧》一文（载《古代文化》，18.5 〔1967 年〕，第89—94 页）首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并且举了先例。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性》，为1975 年6 月在阿西洛马尔召开的中国历史正统性会议准备的未发表论文。② 常盤大定的《武周新字之研究》（载《东方学报》〔东京〕， 6 〔1936 年〕，第5—42 页）对新字作了充分讨论。关于更简明的叙述，见内藤乾吉：《敦煌发见唐职制户婚厩库律断简》，载《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 （大阪，1989 年），第339—342 页。----------------------- Page 189-----------------------①唐代的平民生活之中。当时一部不重要的 《大云经》有两种现成的译文。经中包括弥勒佛即将下凡为女神和君临全世界的预言。流传至今的一个版本对她的时代作了令人目眩的诺言，它描述道：“谷米丰熟，快乐无极。人民炽盛，无有衰耗痛苦忧恼恐怖祸难……邻比诸王，咸来归属……尔时诸臣即②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根据大部分史料，武后的僧人面首薛怀义发现了经文，作了适当的注释，并指出长期等待的下凡的神竟是他③的庇护人！武后表示惊奇，但当然高兴；她立刻颁布了这一教义。在一次对佛僧广施恩泽的令人惊愕的行动中，她在全国各州兴建国家维护的大云寺，其中有的是新建的，另一些则是现存并受帝王庇护的寺庙。九名编写注疏的高僧被封为县公，并得到高级官员的服饰；一千多名佛僧被授予圣职。武后后来将“慈氏越古”加在她的头衔之中。④这时一切准备就绪。690年阴历八月，武后形式上拒绝了要她登基的三次连续的请愿，其中的一次请愿书上有六万余人的姓名。但当她得知她的象征——凤凰——已出现在皇宫上空，一群赤雀也翱翔在觐见殿周围，她认识到天意不可违。睿宗退位。武后庄严地成了堂堂的周代的“圣神皇帝”。妇女成为中国的皇帝，这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① 关于《大云经》，见矢吹敬辉的明确的研究著作《三阶教研究》（东京，1927 年），第685—761 页。关于佛寺，见冢本善隆：《日中佛教交流史研究》（东京，1944 年），第25—31 页。安东尼奥·福特的《7 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 （那不勒斯，1977 年）为一部非常详尽的研究，并附一切有关文字的完整译文。又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性》。② 《大方等无想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2 第1107 页。③ 关于这一事件的各种佛教和非佛教的记载有许多矛盾说法，见S.温斯坦在 《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的论述。----------------------- Page 190-----------------------周朝 （690—705年）同时代的人并没有把周朝看成是唐朝延续性的截然中断。在705年唐代中兴的一份文告中，中宗在谈及武后时说：“亶聪成德，濬哲应期，用初九①之英谟，开太一之宏略。” 在同一文献中，他继续争辩说，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她恢复了唐的基本政策，在促进教育，兴建学校寺庙，量才录用官员，主持许多文学和历史汇编，重新宽恕那些使她受蒙骗而被酷吏迫害的人等方面，不过在为李氏宗族工作，如此的赞扬竟出自武后长期剥夺其继位权的人之口，这件事本身是惊人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对待这次篡位的“官方路线”。只是在这个世纪，更具体地说，根据陈寅恪最初提出的假设，周朝不仅代表了一种政治变化，而且代表了一种意义重大的社会革命；从此以②后历史学家才开始改变传统的观点。当前中国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武后是被剥削阶级反对唐代社会中的贵族和地主分子的斗士，而日本的历史学家近来则设法认定有一个“新兴”阶级，武后企图取得它的支持，以代替不能①宽恕的传统贵族的支持。但在关于唐代史料性质的几大问题得到解决以前，有关社会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论题必然是得不出结论的。在唐室诸王之乱失败后，周代的改朝换代进程进行得很顺利，没有遭到反对。武后迅速制定了新王朝的行政细则并定都洛阳。早在7世纪60年代，她和高宗已在一份诏书中认定洛阳在交通和供应方面优于长安；而中国的经②济中心向南面和东面的逐渐转移从此又加强了这些优势。当武后选洛阳为都时，她一定意识到自己与唐都及那些已调到那里任职的忠于唐朝的氏族断绝关系的好处。作为安全的额外措施，据说她从关中的长安周围地区迁移十万③户去充实该城。有才能的官员像徐有功、狄仁杰和李昭德等人也来到新都，正像《资治通鉴》在少见的一段赞扬文字中所解释的那样，这是因为“〔武④后〕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部分是由于这些官员⑤的影响，部分是由于“民心已定”，武后几乎立刻着手缓和恐怖统治。691年，特务头子周兴被声名更为狼藉的副手来俊臣请去，要他或是供认曾参与⑥最近一次阴谋的事实，或是投入自己的瓮中。他被“逼供”后，在放逐途中被以前一个受害者的家属所杀；次年，有850名他的仆从被审讯、判刑，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武后表现出，她既能在以前满不在乎地支持这些酷吏，也能在以后满不在乎地处理他们，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她继续让来俊臣及其党羽为她效劳。不久，他们不是被武后而是被武后的长侄武承嗣所用；后者已被指定为① 《全唐文》，卷17 第10 页。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1946 年），第14 页；重印于《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71年），第120 页以下。① 近来中国历史学家中发生了一次论战，从中反映了吴泽、袁英光和齐陈骏之间的分歧，砺波护的 《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 （载《东方学报》〔京都〕，37 〔1966 年〕，第154—156 页）对之进行了讨论。② 全汉升的 《唐宋帝国与运河》（上海，1946 年）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③ 《册府元龟》，卷486 第33 页。④ 《资治通鉴》，卷205 第6478 页。⑤ 《资治通鉴》，卷205 第6485 页。⑥ 《资治通鉴》，卷204 第6472 页；菲茨杰拉德：《武后》，第137—138 页。----------------------- Page 191-----------------------①武后之父的后嗣。他与更加狡猾的堂兄弟武三思一起约在 670年已来到京师，但在高宗死前一直不引人注意。从高宗去世起，他已成为劝进者中最坚定的人，显然他把自己看作是他姑母的继承人。武家的势力迅速发展；在新王朝的最初几年，由于武氏中的几个成员被授予高级文武官职，所有的成员②都被封为王和得到实封，他们都牢固地树立了最有力的地位。在691年，虽然睿宗保留了皇嗣的头衔，但武承嗣却信心十足地发起了一场要求宣布他自己为太子的请愿。整个朝廷陷入一片争吵声中。武后对她侄儿的请求表现得很惊奇，所以在朝廷广泛征求意见。有的人大胆直言反对武承嗣；但其中大部分人遭到流放，甚或死于他的心腹来俊臣之手。唐皇室利益最重要的维护者是李昭德，他是从小士绅通过科举考试发迹的另一种“新”型官员；此人是如此刚直不③阿，以致一次他把一名其绣袍违背了节约规定的官员鞭笞至死。692年，他成功地使武后相信让她家属拥权过重的危险性；不到一周，她剥夺了其中三人——包括武承嗣——的一切政治权力。当她侄儿怒冲冲地前来抗议和污蔑李昭德时，她平静地对他说：“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劳，汝勿言也！”④事情到此结束，但只是暂时的。如果说这一次武后对她家属抱敌视态度，但其他几次她的态度又迥然不同，竟让他们在公开典礼中作她的助手，还命他们统带她的几支大军。为了防止出现睿宗被指定为她的继承人的猜想，她小心翼翼地惩办了那些与他关系过于密切的人；693年，她放肆地害死了他的两名宠妃。其中一人就是未来的玄宗之母。对她的这种行为可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武后确实被自己的氏族和诸子争夺继位权之事弄得焦头烂额。结果，狄仁杰的论点——集中在母子纽带和有朝一日她需要后嗣的祭祀两方面——才使相持的形势有利于她的长子。但第二种解释同样可以讲得通。她把决定拖延至698年，因为继位问题是平衡和分裂大臣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很有价值的手段。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它只能被视作武后整个执政期间表现的政治技巧的一个方面。她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对宰相们的皇权，在这方面她是十分成功的。宰相在唐王朝开始时被授予中央三省首脑的职位。它逐渐也被授予其他高级①官员，所以宰相的人数可从3—15人不等。他们的职责范围是辅弼天子，指②导官员和掌管政务，从而使宰相成为最重要的官员。到7世纪中期，已经出现触犯帝权的强烈的集团意识、主动性和愿望的种种迹象；这些特征明显地表现在围绕废黜高宗第一个皇后的争论方面。太宗没有大力反对这一倾向，似乎常常只把自己看作是群臣之首，因此儒家的历史学家从此就对“贞观之治”大加歌颂。这些历史学家之蔑视武后，既是由于她使用了独断专行的手段以阻止大臣权力的发展，又是因为她是一个妇女和篡位者。她半个世纪的① 《旧唐书》，卷183 第4727—4729 页。武后在665 和666 年间已把其异母同胞弟兄及其子放逐。当时，其姐妹之子贺兰敏之被指定为其父封地的正式继承人。他在670 年失宠和死去后，武后的异母弟兄武元爽之子武承嗣从岭南流放地召回代替贺兰敏之，为她父亲继续武家香烟。② 见《旧唐书》，卷183 第4729 页；《唐会要》，卷90 第1639—1640 页。③ 《资治通鉴》，卷205 第6491 页。这件事很不寻常，因为受害者侯思止是来俊臣的一名亲密助手。④ 《资治通鉴》，卷205 第6483—6484 页。① 见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4 页以后。② 研究宰相制的最详尽的著作是周道济的 《汉唐宰相制度》（台北，1963 年）。----------------------- Page 192-----------------------统治造成了皇帝和宰相之间的一种新关系；要衡量她的政治技巧，人们会发现，她几乎使人觉察不到而做到了这一点，因为采用的方法一般没有超越传统的框框。例如，任免权无疑是皇帝的一个特权，而武后使用它时有她的特定的目的。在太宗的23年统治期中，被任命的宰相有21人，每人的平均任期为七年。从684至705年，66人被任命，平均的任期只有两年。60岁以下被任命的为数甚少，职务的调动空前频繁。甚至唯一得到武后充分信任的大臣狄仁杰在他担任宰相的三年中也担任了不少于七个不同的职位。临时任命和在京师外执行长期任务的情况比以前更加频繁；部门职能的自然重叠使武后取得在集团内部制造对立和分裂的机会。她常常把像狄仁杰和李昭德那样的杰出人物与自己家族中的平庸之辈和道教的术士一起安置在相应的职位上。当697年来俊臣最后被处决时，她竟听任一个捏造的罪名把来俊臣的主要敌人李昭德同样处死。武后的宰相中有高达惊人的80％的人从高级职位上被迫撤下来，有的人被流放或处死，有的人干脆被降级任用。太宗时这样的人占33％。在她统治时，官僚的高级圈子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气氛；令人感兴趣的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几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是 696年的一首赋，它向那些一心向上爬的人提出种种危险作为警告。它名为 《思慎赋》。其他传统的控制办法也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武后精心制定了专门的奖赏制度，它旨在提醒人们，荣誉的取得不但靠科举中试或靠成为高官显宦，而且还靠在职时取悦于统治者。像清代多产的史学家赵翼就有时称赞她能接①受大臣的规劝和批评。但是一经考察就可以弄清楚，她始终划清对她自己的批评与限制帝王特权的企图这两者的界线。李昭德一次取笑那块她奉为祥瑞的白石，因为她重视这块白石的“赤心”。当李昭德观看时，他说：“此石②赤心，他石尽反邪？”她与其他人一起也为之解颐。在另一次，她的宠臣吉顼坚持提出继位问题，虽然众所周知，她把此事视作“家务”。她告诉他，太宗曾对她谈到一匹不能驯服的新马。她冷冷地看着吉顼说，“朕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这个大臣颤抖退出。①有时武后干脆摒斥宰相的议政，她宁可依靠她的宠臣和女儿太平公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依靠一个通称为“北门学士”的非官员顾问集团。它是后来翰林院的前身，不但为武后草拟以她的名义发表的大部分文学作品，而且还协助决策。当宰相们阻挠兴建明堂的奢侈计划时，武后干脆绕过他们而依靠这些学士。武后之治的矛盾现象是：存在一个发展和扩大的官僚集团，而同时它的上层又正在被削弱和限制。一个日益发展的官僚阶层遇到了武后这位对手，这可能是在她被废黜时只有一个大臣哭泣的原因吧。武周的最初几年相对地说是平静的，恐怖的缓和带来了处理若干老问题的机会。在边境，突厥、吐蕃和西南蛮诸部落正为进行了相当时期的内讧所苦；在690至694年期间，超过35万名“蛮夷”前来中国避难。两名有才能的将军王孝杰和唐休璟说服武后，收复678年丧失的“四镇”的时机已经成熟。在692年阴历十月，他们在西面击溃了吐蕃军，并在龟兹重建安西都护① 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台北， 1974 年），卷19 第415—417 页。② 《资治通鉴》，卷205 第6484 页；《旧唐书》，卷87 第2855 页。① 《资治通鉴》，卷206 第6544 页。----------------------- Page 193-----------------------②府。可是在朝廷，武后对严重的行政问题表现得认识不够，自己忙于汇编文学作品及设立新职位以安插和滥用官员，再就是忙于与佛教打交道。她又为自己加了“慈氏越古金轮”的头衔；她一改唐王朝重道轻佛的做法，甚至禁止杀生。在这一时期，她对这一印度宗教的庇护说明了面首和尚对她的影响；这个和尚的爱好似乎已趋向在明堂周围的寺庙群主持秘密的、有时是血腥的①礼仪。 由于五方杂处，这些礼仪被称作“无遮”会，但它们似乎在怀义和尚死后即烟消云散。以后，武后又重新庇护华严宗和此时迅速发展而深受欢迎的禅宗。②她的庇护还扩大到科举制度。武后一贯重科举制而轻靠各种特权进入官③僚集团的方式；在689年，她首创君主亲自策试贡士的做法。武后显然看到科举制能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因为在693年，她用几年前自己编写的《臣轨》“经”以代替举子的必修课程《道德经》。这个文献以太宗的《帝范》为模式。它体现了武后的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从儒家和道教经籍中精选的引④语，分列于“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标题之下。至少前言是武后本人写的，正文包括有关帝国政策的结构十分严密的观点，反复提出如下的格言：“父子虽至亲，犹未若君臣之同体也”；“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支之载元首，耳目之为心使也”。它不断地强调忠诚，强调国家的权利高于个人。在 705年前，每个应试士子被要求牢记这一著作。最后，在695年武后取消了她本人以前在抡才考试过程中采用的糊名法。这样做的原因不详。但这一措施可能与那一年出现的问题有关，因为容许一定范围的循私舞弊是堵塞批评的一个权宜之计。还有许多事情可以批评。武后与怀义面首的关系已日趋冷却，这部分是因为他的行动越来越骄恣，部分是因为她已找到了一名合意的儒家医生来代替他。怀义和尚是一个易冲动的人，他在695年的新年朝贺中被公开冷落后，就纵火焚烧明堂。熊熊烈火把明堂焚毁；虽然武后公开谴责不慎的匠人，但她知道谁应该负责，于是决定行动。她驳回了公开审讯的做法，因为这不利于她重建明堂的决定，而且还会带来令人难堪的证词，所以她采纳了太平公主的计划，把这个和尚诱至宫内并秘密处死。随着他的死亡，武后对佛教的态度似乎改变了。她去掉了“慈氏越古”的称号，终止了杀生的禁令；在她的年号中，在皇宫及诸如重建的明堂等新建筑中，开始使用像“天”那样的儒家字眼。但这些建筑决不是按儒家精神兴建的。史书中也有“用财如粪土”的记载，御史们也经常提出耗尽民力和国库的警告。武后的奢侈是否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具有毁灭性，现在没有办法作出确切的估计。虽然帝国仍旧繁荣，人民缴税一般没有怨言，但在武后后期已有人对财政事务越来越关心和开始打算处理帝国面临的日趋严重的财经问题。695年，李峤上疏提请注意浮逃户的数字日增，他们出于种种原因从登记地出逃，② 《资治通鉴》，卷211 第6487—6488 页。关于安西都护府，见大谷正直：《安西四镇的建立及其变迁》，载 《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25 年）；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 年），第190—204 页及以后。① 这些礼仪在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33—134 页）中作了描述。② 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第122 页；S.温斯坦： 《唐佛教形成时期帝王的庇护》，载芮沃寿和崔瑞德合编： 《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 年），第297—306 页。③ 《文献通考》，卷29 第272 页。④ 《臣轨》见于《丛书集成》卷893。----------------------- Page 194-----------------------作为未登记的占地者在其他地方定居。他提议规定这些人向当局投案的期限。他们或可以重返故地，或在他们的定居地登记，但不论何种情况，都要成为正式登记的纳税者。新政策不仅由地方官员推行，而且要受中央政府派往各道的御史的监督。武后批准了这一计划，而且御史也实际上被任命了。但计划受到朝廷几名大臣的阻挠，最后被搁置下来。然而它在8世纪初一定被恢复执行，因为人们从敦煌和吐鲁番发现了括浮逃使执行这类政策的有关文书。这些文书的日期是从702年和703年起，当时李峤又成为朝廷中的主要人物。①在8世纪的最初几年，由于商业日益重要而引起的问题也受到相当的注意。通货问题显然更加严重了。在7世纪90年代中期私铸成风，政府是如此缺乏金属，以致必须熔化农具去建造京中一座新的方尖塔。从701至704年，某些私铸钱获准使用，作为应付通货长期短缺的一个措施。703年，曾有对①商人和贸易征税的企图，但它被朝廷的传统主义分子所阻。造成国库真正严重枯竭的两个因素——迅速扩大的官僚集团的俸禄和防务费用——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但从695年起，防务费用开始成为大问题。在前一年，北突厥的新可汗默啜已开始在边境袭扰，他从此折磨中国达好几年，时而掠夺，时而又要求②归顺；时而叛乱，时而又要求和亲。在他的生涯的开始阶段，他顺从绥靖；在695年，当武后将注意力转向吐蕃的更严重而紧迫的威胁时，他被收买，得到了一个中国的“公”的封号。自7世纪60年代以来，吐蕃已一直在进行它的领土扩张，但随着幼王（赞普）在676年登位，实权落到了属于论氏的③大臣们的手中，统治者对他们也难以控制。695年秋，最有权势的大臣论钦陵率军侵入中国，次年春天在离长安不到200英里的地方打败了王孝杰和娄师德率领的中国大军。武后立刻降了二将的级，但这一年爆发的大规模的契丹反叛使她不能 〔对吐蕃〕作进一步的报复。这场叛乱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因为契丹自648年被太宗并入松漠都护府④以来，一直平静无事。契丹人在这里享受很大程度的自治，他们之中的李尽忠和孙万荣升任很高的职务。但他们在中国官员的管辖下并不是一贯走运的，这时的中国都护是一个冷酷和傲慢的人，在此地不久前的一次饥荒中，①他没有提供救济物资，并“视酋长如奴仆”。他们便举兵叛乱，在一周内两名首领武装了数万人。官方的反应是迅速的。28名将领率领数目不详的军队奉命征剿，但在今北京附近的第一次大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败是一① 见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载《历史研究》， 6 （1961 年），第90—95 页；内藤乾吉：《西域发见的唐代官文书研究》，载《西域文化研究》，3 （1960 年），转载于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 （东京，1963 年），第223—345 页。① 见崔瑞德：《对商业课税的一种儒家观点：703 年的崔融奏疏》，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36.2（1973 年），第429—445 页。② 关于默啜，见勒内·吉罗：《突厥帝国：骨咄罗、黜啜和默棘连诸汗（680—734 年）的统治》 （巴黎，1960 年），特别是第49 页以后；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巴黎， 1948 年），第155—158 页；诺亚米·沃尔福德的英译本，第107—110 页。③ 《资治通鉴》，卷206 第653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