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能为中原帝国所用的累赘。他们当时所占的领土紧靠中国西部，但他们祖先的辽阔帝国已不复存在。他们的可汗处罗的母亲本是中国人，她留在隋都充当人质和中国与西突厥人之间的调解人。610年当处罗表现出独立的愿望① 《资治通鉴》，卷181 第5641 页。----------------------- Page 91-----------------------时，隋帝采纳裴矩的意见另立一对立的可汗射匮，后者成功地把处罗及其骑兵赶出其领地。处罗的中国母亲被派往他在西面的避难地，说服他来到隋都，在那里受到隋帝矫揉造作的隆重接待。他带着一批随从在 612年前留在隋都，可能被作为备用的潜在的对立可汗，用以对付东突厥人或向力量日增的射匮挑战。处罗与其骑兵随炀帝对高丽进行第一次远征，因战功而受到厚赐。炀帝希望在处罗故地重立他为可汗，但因隋亡而没有实现。但占有大致相当于近代蒙古草原领土的东突厥帝国却对中国北方边境的中部构成了威胁。如前所述，隋很早就开始修建和扩建长城；炀帝在607年建造或重建了一段漫长的呈L形的长城；其较长的一段与黄河南北向的河道平行，蜿蜒于今山西和陕西省之间；较短的一段大致沿山西北部边界由西向东，与原来早就存在的长城相接。但要遏制突厥人，仅靠城墙是不够的，所以炀帝不时采用一种或几种中国的传统策略：让突厥可汗的子侄住在隋都受“教育”；让部落在中国领土上定居；和亲政策；封赠和废黜可汗称号；朝贡和中国回赠礼物；定期在指定地点进行以物易物贸易 （一般以中国的丝绸换突厥的马匹）；各种政治阴谋。炀帝依靠的边境政策专家为裴矩，他利用他在极西城镇张掖 （甘州）和敦煌的任命，为其主公收集情报并成功地在部落间施展阴谋，收买或威胁它们使之成为中国的臣民。607至608年炀帝在西北和西部边境的巡行有助于说明隋朝与边境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裴矩的作用。607年初期，当隋炀帝开始首次西北的巡行时，他先派裴矩前往敦煌。炀帝来到长城西北段之内的榆林。他在那里的豪华的行宫接受启民可汗 （前已被裴矩争取到中国一边）和义城公主的朝见，可汗向隋帝呈献马3000匹，隋帝回赠丝绸13000段。与这次高级的物物交换同时进行的是礼节性的互访（隋帝幸启民的大帐），互赠礼物和互相致意。 608年，炀帝准备极西之行，裴矩作了周密的准备。隋帝的这次巡行是成功的。在陕西某地，他接见了高昌王（他长期在突厥的影响之下）、伊吾吐屯设和西胡27国的代表。据裴矩的传记，这些臣服的民族“皆令佩金玉，被金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①裴矩当然是炫耀中国富饶的种种表演的舞台监督。据记载，这些愚昧的牧民为之嗟叹，隋帝大悦。在这些措施背面，隐藏着隋的现实政治的具体目标之一。这就是进一步削弱突厥人，不让他们与其东西的其他部落集团结盟，在可能时，还把他们用作打击隋朝其他潜在敌人的力量。例如当605年契丹侵入中国后，隋帝派一中国将领率一支两万名东突厥骑兵的部队迎战。契丹人大败，其妇女和牲畜被分赏给突厥人。608年，突厥人准备参加中国人对伊吾的中亚绿洲的进攻，该地一度是汉代卫戍集镇，位于穿过亚洲腹地的北路上。这一次突厥的盟军显然没有露面，但隋军占领该地，建立新的要塞，然后留军驻守。这次远征并无惊人的理由，而是为了使亚洲腹地各族在与中国人贸易时免除长途跋涉之劳。607年，隋帝幸启民可汗之都，可汗因高丽国来了使者而陷于严重的困境，于是尽力设法使使者朝见来访的隋帝。像潜在敌人之间秘密来往的这类证据总是会使中国人惊慌不安的。裴矩建议其主公命令高丽使者：回国后告① 《隋书》，卷67 第1580 页；耶格尔：《裴矩的一生及其著作》，第97 页。----------------------- Page 92-----------------------诉高丽王立刻亲自来隋廷致敬；如果不来，中国人将率领一支突厥军去严惩他的可鄙的国家。牛弘立即奉命明确告诉使者。使者将此讯息带回本国，高丽王拒绝作出表示臣服的应有的姿态。中国的权威受到蔑视；隋朝迟早必定要使用大军去讨伐这一犯上之徒。裴矩向其主公的建议只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他认为高丽会很快屈服，因而要让这个完全开化的地区恢复其相应的朝贡国的地位。另一种解释则是他预计会遭到抵抗，但抵抗会很快被雇佣的突厥军粉碎，然后高丽可以成为帝国的组成部分。他注意到汉代曾经征服过这一地区，并把它划分为三个郡。他提醒炀帝，文帝曾试图征服高丽未遂，因为战地统帅无能。他指出高丽是“开化”的，因此容易并入中华帝国，但此时他们竟派使者去向微不足道的游牧的启民可汗大献殷勤！他虽然有广泛的经验，却没有关于东北的第一手知识，所以没有说胜利是不可能轻易取得的。裴矩为人机敏，深受公认的价值观念的熏陶，熟悉对立和冲突地区的情况，但他对他许诺会轻易取得胜利的那个地区却完全不了解。他计划中出问题的第一件事是未能实现使用东突厥雇佣军的打算。 609年，听话的启民可汗来洛阳晋见时死在那里。其子始毕继承他被封为汗，同时获得大量礼物并与一个中国公主结婚。但始毕远比其父精明；当裴矩开始施展惯用的手法，又把始毕之弟树立为一敌对的可汗以削弱突厥人时，始毕就转而与隋为敌，立刻停止前来隋廷。这样，对高丽的讨伐就由中国人独自承担了，同时，中国人的北方和西北边境安全的不稳定性正在增长。高丽在7世纪初期，高丽国占有今辽河东部的满洲和朝鲜半岛的北部；其国都就在现在的平壤。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分成西南的百济和东南的新罗。北方的王国曾向北魏及后来的北周、北齐纳贡。但为了对高丽侵袭辽河以西地区进行报复，隋文帝在598年发动了最后遭到失败的水陆进攻。高丽此时在军事上是强大的，但它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更因其他因素（除了与东突厥人结盟这一因素之外）而成倍增长和更加复杂化了。高丽以北是一个称为靺鞨的好战的通古斯部落联合体，它参加了高丽渡过辽河的侵犯。辽河的下游为契丹，它在605年曾入侵河北，但如前所述，被中国人指挥的东突厥军所击败。但契丹单独地或与它的不受约束的邻邦结盟后，依然是一个威胁。此外，已有学者提出一种假设，远处西京的隋廷担心高丽在河北地区可能产生强大的军事影响，因为从北齐时期起那里的分裂情绪远没有消失。①炀帝的意图可能是等漫长的永济渠——连接中国心脏地区与北京的大运河的主渠——竣工后才“讨伐”高丽。不管是否属实，永济渠于609年竣工。610年，以富户为对象的战争特税开征，军事准备工作迅速进行，有庞大的后勤支援的大军 （《隋书》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支）集结在今北京地区的涿郡。黄河平原的一次水灾淹没了40个州，打乱了计划，并引起征募人员的逃亡。但在612年正月，隋帝及其将军和一支庞大军队准备从陆路进攻，而水军则从海上进攻。隋帝举行了应有的祭祀 （前文已予描述），并为此颁发了冠冕堂皇的诏书。在诏书中，炀帝适当地以古代的圣贤统治者和伟大的帝王为比喻，坚持隋朝具有美德、支配天下的力量和丰功伟绩。他严厉指责高----------------------- Page 93-----------------------①丽王拒绝臣服，为人奸诈，勾结契丹、靺鞨侵犯隋的领土，等等。裴矩作为战略顾问，随他征讨，杰出的工程专家宇文恺在辽河架了桥，大军向前推进。所订的计划是迅速直逼高丽国都，但沿辽河东岸诸城顽强抵抗，直到夏末大雨使军事行动不可能再继续进行。炀帝在8月末撤军返回洛阳，据说损失惨重。回都后惩办了几个战败的将领，并加强了他的统治。613年正月，他宣布第二次动员，并在夏初北行，打算第二次远征高丽。宾板桥注意到了这一年早期国内叛乱次数增加这一不祥之兆；其中七次主要②集中在611年黄泛受灾区。炀帝又渡辽河，但在战斗中，传来当时的礼部尚书并在永济渠南端负责一供应中心的杨玄感（杨素之子）叛变的消息。杨玄感的叛变是重要政治人物中最早的背叛，而且它发生在离洛阳不远的帝国心脏附近。炀帝派最优秀的将领宇文述从东北战场返回镇压叛乱。随之引起了一场短暂但激烈的内战，杨玄感的军队战败，他的首级送给在战地的炀帝，由他验明；但社会结构、税制、府兵制和供应制被严重破坏。而炀帝竟宣布在614年作第三次远征。从这次叛乱和下半年爆发的八次分布得很广泛的叛乱来看，实在令人惊异。宣布前他召臣僚进呈意见，但据①《隋书》记载，竟“数日无敢言者”。于是他在阴历二月又颁布诏书，但这一次却带有自我辩解的语气。他说他一贯全心全意履行帝王的职责和致力于武功；他引了 （虚构的）商朝成汤五十二战的前例，此外又补充了东汉光武帝的武功。他说他痛恨战争，对以前几次战役牺牲的生命表示悲痛，命令收集和安葬战死兵将的遗骸，并建立道场，“恩加泉泽，庶弭穷魂之冤”。①准备工作开始进行；尽管物资和马匹不足，许多应征士兵没有报到，隋军又渡过了辽河。沿河据点再次固守，但隋军渗入了平壤的城郊。614年较晚时期，高丽王在严重的困境中派使者要求投降，使者随带一投靠高丽的隋将。隋的先锋要攻取平壤和俘获高丽王，但被炀帝召回。炀帝再次命令高丽王到隋廷表示敬意。但高丽王没有前来。炀帝又命令准备第四次远征，但此时国内叛乱不断爆发，对外的冒险行动不得不到此结束。促使炀帝再三进行这几次劳民伤财的毁灭性远征的动机是：他的帝国威严和帝国地处宇宙中心的观念；他想恢复汉代光辉业绩的迫切愿望；他自认为对所有敢于抗拒中国移风易俗的仁爱影响的人必能取得伟大胜利的想象；他对裴矩和其他军人言之成理地提出的现实政治的考虑。他在重复发生的灾难面前坚持讨伐的原因似乎是清楚的。但失败的原因长期以来是一个探讨的问题。近来，约翰·贾米森总结了他本人、陈寅恪及其他学者的解释。这些解释大致归纳如下：一、地形和气候有利于防御者。进攻的目标地形险恶，部分地区森林茂密，那里夏季有倾盆大雨，随之严冬很快降临；入侵者的战斗季节只是从4月至7月雨季开始之时。二、高丽的战略家由于熟悉地形和以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备战，能够顽强地防御。他们防御的中心是从辽河河口的安市附近往北延伸至东岸的一批有城墙的市镇。它们反复牵制围攻的军① 《隋书》，卷4 第79—81 页。② 宾板桥：《唐朝的建立：隋之灭亡和唐之兴起》（巴尔的摩，1941 年），第43 页。① 《隋书》，卷4 第86 页。① 《隋书》，卷4 第86—87 页；山崎宏：《隋之高句丽远征与佛教》，载《史潮》，59 （1953 年），第1—10 页。----------------------- Page 94-----------------------队，直至严冬的侵袭迫使他们撤退。三、从中华帝国首都至战场的距离是惊人的，将近1000英里；例如，杨玄感叛变的消息用了将近一个月才传给在战地的炀帝。高丽在这方面取得有利条件。四、隋使用水军得不偿失而且愚蠢，②高丽则有良好的海防。在唐太宗进行灾难性的远征时，这些因素继续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在中国人说服和“协助”高丽的南邻新罗开辟第二战线时，均势才发生了变化。结局隋炀帝先回到洛阳，然后在614年阴历十月返回西京，他立刻下令在城的西中门外磔裂投降高丽的将领。然后他企图像平时那样处理帝国事务。在新的一年，即615年，炀帝赐宴官员；据《隋书》记载，他接见了突厥、新罗、靺鞨、契丹和亚洲腹地诸国的贡使。正月稍晚，他招待南方和东方诸土著民族的代表，并分赐礼物。阴历二月，他在诏书中回顾了远征的劳累和破坏，但敦促人民各安其业。他说，他们经历了所有苦难，“今天下平一，海①内晏如”。但实际上帝国一片混乱。官兵在十几条战线作战，力图遏制和消灭叛乱者。炀帝在建于太原附近的汾阳宫度夏。夏末北巡时，他几乎被始毕可汗率领的东突厥军所俘，后来逃入雁门城。记载所述不一，有的说守城者表现恐慌和不满，有的说有人轻率地提出逃跑或把敌人赶走。但附近的各刺史显然得到勤王的命令。城虽然被解围，但炀帝却惊慌失措，他的信心严重动摇；以后他越来越消沉了。我们不清楚他当时了解帝国处境的程度，但帝国日益被无数地方叛乱者控制。他的特殊的统治作风必然使其核心集团设法对他隐瞒全部严酷的事实。根据一种记载，他的顾问一味对他含糊其词和不置可否，甚或干脆撒谎。有一人因直言而在议政廷上被鞭笞至死。616年夏，经宇文述的力劝，炀帝乘新建的运河船队至江都。他留下官员负责北方，即帝国的中心，但他本人则永不复返。他在江都最后的日子是忧郁的。他备受恐惧和猜疑的折磨，不能忍受帝国的消息，更不能为帝国采取任何行动。617年，他的两个孙子被北方的对立叛乱者拥立为他的继承人，其中之一给他一个响亮的空头衔——太上皇。618年，他在浴室被宇文化及所杀，宇文化及是他父亲无情地取代的皇室的后裔，又是他最信赖的将领宇文述之子。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决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但是他希望历史会肯定他的执政以及他追求豪华壮观的欲望，这就使他的判断力不能发挥出来。那种骄奢淫逸的作风只能使阿谀奉承之辈得势，而他周围确有这样一批人，这对他是致命的。远征高丽——这种企图的目的我相信是合理的，即使是传统的——随着每次失败，却使他越② 贾米森：《三国史记和统一战争》，第32—34 页。① 《隋书》卷4 第88—89 页。----------------------- Page 95-----------------------来越着迷，而着迷对于拥有最高权力的专制君主及其统治的人民来说往往是致命的。尽管有着这次悲剧性的大灾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期，但在经历了最漫长的大分裂时期之后隋终于重新统一了中国，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唐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Page 96-----------------------第三章 唐王朝的建立：唐高祖 （618—626年在位）隋朝末年义兵蜂起，公元617年隋军中最强大的将军之一唐公也起兵响应。唐公的军队进迫隋都，摧毁了它的防御，并夺取了京城。六个月以后，他在那里建立了后来几乎延续三个世纪的新王朝，它与汉代并称为中华帝国的两个黄金时代。由于隋代在差不多 30年前已经结束了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所以当李渊接着在全国建立稳固的中央政权的时候，他幸运地继承了隋王朝这一份大家业。李渊新王朝的制度便是在前朝遗留下来的坚实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和中国历史上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王朝的大多数叛乱领袖一样，李渊也不是一个平民，而是一个出身显赫世家的贵族。他的先世可以确切无疑地上溯到他的祖父，即作为八柱国之一的李虎：这八柱国是曾在6世纪50年代襄赞宇文泰建立北周国家的主要将领。李氏家族在那个时候聚居在武川镇，它是北魏的拓跋国家在长城塞内 （今大同附近）的一个防戍据点，也是宇文泰的老家。李虎的祖先尚未完全弄清。唐皇室自称，李虎祖父是李熙，他的父亲是李天赐，这两人都是北魏（公元386—534年）的著名军事将领，因此李虎的家是出自西北著名的陇西李氏，也即是出自在5世纪初年统治过甘肃西部的西凉小王国的王族（西凉在公元420年被匈奴消灭）。西凉的创建者李昞原是汉代抗拒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裔，也是当地著名的氏族之长，李广的子孙在敦煌郡世代为郡守。西凉覆灭以后，它的末代国王之子李重耳逃往南部中国，后来就在拓跋氏北魏供职，当了刺史。李熙据说就是李重耳之子。唐皇室自订的家谱意在表明他们是出自汉代的名门，同时还是西北的望族。可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唐代史书作为确切事实所提供的这个世系，其实只是一个精心的编造。据认为，李氏家族同西凉王室毫无关系，也同陇西望族李氏毫无关系，它不过是中国东部家族的一个小支派，即河北赵郡李氏：这个支派定居在拓跋氏北魏治下的西北，与非汉族的部落贵族实行广泛的联姻。据认为，从李虎先祖中的两个人——李初古拔和李买得——的名字可以看出，这两个人要就是袭用了汉族的李氏姓，要就是被赐姓李，而他们的名则依然故我，也许是鲜卑族的。①可是不管它的最初渊源何在，李氏家族在6世纪下半叶却是极重要的一个贵族。在宇文泰创建北周的其他赞助者中，还有突厥望族成员独孤信和隋文帝的父亲杨忠：他们的家族有着互相联姻的关系。独孤信有几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的第一个皇帝明帝（公元557—561年在位）。他的七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 （公元581—605年在位）。他的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这一对夫妻在公元566年生下了②李渊。因此，李渊不仅是著名武人的后代，也不仅是统治中国西北部的汉—① 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 年初版，在 《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71 年）中重印时作了某些修订，见第109—117 页。陈氏的论据不是最后定论，但他的论证非常有力，尚无人做出令人信服的反驳。② 关于根据近年来发掘的碑铭对于这些家族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可看冈崎敬：《隋赵国公独孤罗墓志铭考证》，载 《史渊》，83 （1960 年），第40 页上有一张很明晰的系谱图。----------------------- Page 97-----------------------鲜卑—突厥贵族的混血儿，而且他通过他的母亲又同北周及隋两家皇室有着紧密的关系。李氏家族还是最高品级的世袭贵族。李虎在北周之初的公元558年被封为唐公。他的儿子李昞承袭了爵位，后者在公元572年死后这爵位又传给了六岁童子李渊。隋王朝执掌政柄以后，李渊备受隋文帝的恩宠，而他与文献皇后的近亲关系又使他能官居高位。李渊于公元581年开始做文帝的侍卫——千牛备身，后来陆续做过畿辅地区或中国西北战略要地的刺史或郡守。在炀帝时期，他仍然做着许多重要的郡的郡守。后来被召还京师，委以殿内少监和其他朝廷要职。公元613年他43岁的时候任卫尉少卿，负责京师的兵器和兵器库，并且在炀帝的第二次远征高丽时承担监管向东北前线（今辽宁省）运送军需之责。也就在那一年稍晚的时候，即在三年零星不断的骚乱和劫掠之后，不满于政府的杨玄感（文帝的主要顾问杨素之子）起兵于河南北部之黎阳，从而爆发了反隋的第一次大叛乱。①杨玄感本人好文，喜欢结纳文学宾客之士。他也和李渊一样，是隋帝国的社会精英人物，并且与皇室是远亲；他官至礼部尚书，而且在远征高丽之初就受命在隋军的主要供应基地黎阳督运军需。杨玄感尽管出身于有特权的贵族门第，他也沿袭了他父亲同文帝及炀帝之间的猜忌和恶感，而且他也像当时和后世的人那样都深信，杨素是炀帝在公元606年授意毒死的。在讨伐吐谷浑的那一次失败的战役中，他就曾被人劝阻不要参加公元 609年的叛乱。这时他认为他身处群情鼎沸之地，而这种不满情绪是公元611年黄河大水灾的后果，也是公元609年征发民工修筑北段运河 （永济渠）引起的百姓的痛苦和炀帝远征高丽之役从灾区征调了大量农民的行动造成的。早在公元613年初期，今山东省黎阳之东就已连续爆发了农民暴动。杨玄感利用了人民对高丽之役的普遍反对和对炀帝本人的广泛不满，便纠集叛军向东都洛阳进发，并将它围困起来。隋炀帝被迫放弃对高丽的征讨而集中兵力平叛，叛军被优势官军迅速平服。杨玄感被俘虏并被杀害，他的家属和随从也无情地被杀戮殆尽。这次叛乱只延续了不足两个月。可是就在那一年，叛乱仍是此伏彼起，频频发生。不少于八起武装起义的消息从各个不同地区传来。李渊从东北被调往陕西治军，以保卫通往京师的要道。在西北，一个名叫白榆妄的叛乱者引起了甘肃的骚乱，从而破坏了隋朝骑兵所仰赖的国家的马匹放牧场地；另外，在公元613和614年叛乱也在邻近京师西面的扶风郡发生。这些小叛乱都很快被扑灭，但它们的残余分子仍逍遥法外，而且随着政权和秩序的进一步瓦解又爆发了许许多多或小或大的纷乱和叛乱 （见地图3）。公元615年和616年李渊又接受了另一军事要职，这一次是在河东 （今山西省北部），他平定了当地许多股匪，而且胜利地抗拒了突厥人对边境的侵犯。为了酬赏勋劳，炀帝于公元617年初提升李渊为太原留守 （李渊自公元615年以来即屯驻太原）。他的指挥部即设在晋阳。这时，炀帝自己南下去他的行都——江都，他对北方大部分地区已失去① 见布目潮风：《杨玄感的叛乱》，载《立命馆文学》，236 （1965 年），第91—95 页。----------------------- Page 98-----------------------有效的军政控制。李渊的新任命不过是在事实上确认他在今天的山西省境内①已经行使的军事权力罢了。但是，直到此时为止，李渊仍是隋王朝的忠心耿耿之臣和极有价值的支持者。① 见宾板桥：《唐朝的建立：隋之灭亡和唐之兴起》（巴尔的摩，1941 年），第79—80 页。----------------------- Page 99-----------------------夺取政权的经过在李渊接受新任命于晋阳的时候，由于隋炀帝的糜费无度，滥征徭役，以及屡兴讨伐高丽之师和防御突厥人卷土重来所造成的大量伤亡，天灾人祸交困，引起了广大人民和许多隋朝官吏的强烈不满。群盗蜂起，叛乱很快遍及全国 （见地图4）。当不断加剧的叛乱警报频频传到太原府的时候，李渊的朋友和军事顾问们纷纷认为隋朝统治已危如累卵，都劝他趁机起事，创建新王朝。李渊几乎处于一次领导有成功把握的叛乱的理想地位。他的家世和人望都无可挑剔：他是一个与皇室攀亲的贵族，而且在他51岁之年已侍奉过隋朝两代皇帝而达到他漫长而顺心的宦途的顶峰。他是中国北部产生一个个王朝统治者的那个社会精英集团中的一个成员。作为太原留守，他有强大的军事和战术上的优势地位，因为他所控制的这个地区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实际上是坚不可摧的，可以很方便地从这里对长安（隋大兴城）和洛阳这些传统的政治中心发动进攻。李渊还能够赢得广大民众的欢心，这是因为约在公元614年有图谶预言李氏当兴，继起为王，而且这说法已在民间家喻户晓。至少李密所领导的另一支反隋叛乱便是受了这一预言的影响。李渊也知道有此民谣，因为它已在晋阳人民中间传开。①由于姓李，李渊自然也受到隋帝的猜疑。公元615年一位术士警告皇帝说，有一李姓者不久当为天子，因此隋炀帝在全国大杀姓李的人；这样的清洗包括他的最高级将领在内，例如有权势而门族强盛的李浑及其一族的 32人便都被清洗；其他远亲被放到边地。李渊也一定知道他在隋朝的位势已岌岌可危，也知道隋王朝既然明显地处于日薄西山的境地，他很有可能自建王朝，代之而兴。李渊那一代人对儒家的忠君思想中毒不深，儒家是禁止人们背叛前朝而改事新朝的。李渊和李渊的同时代人的思想上忠于社会秩序远甚于忠于一家一姓的某一王朝。因此，在公元617年阴历五月他动员了他太原府的军队，并开始向京师进发。令人有点感到惊异的是，李渊在太原起事中的作用的程度和性质，只是到最近时期才有新发现。按照新、旧《唐书》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传统说法，李渊是一个碌碌无能之辈，而且暮气沉沉，胸无大志。相反地，他的次子李世民 （公元617年时17岁）倒被说成一位高超的军事领袖：有魄力，有进取心，英明天聪。因此，后来成为唐代第二位皇帝 （唐太宗）的李世民在这些记载中就成了创建唐王朝的大功臣。按照正史的传统说法，公元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府留守时，李世民就已开始与刘文静共谋反叛大计 （刘文静时为晋阳令，但因涉及与反叛者李密联姻而被隋炀帝下令囚系狱中）。李世民会刘文静于狱中，想发起一个运动以统一有不满情绪的人民，进而一举扫荡已处于垂死状态的隋王朝。当李渊第一次听到这种想法时未十分在意；他毕竟与隋的帝室有姻亲关系，何况又是王朝的主要捍卫者。但是，李世民赂嘱晋阳宫监裴寂把炀帝的晋阳宫女① 《资治通鉴》，卷183 第5709 页。见宾板桥：《关于民谣中的李氏兴王之说》，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61 （1941 年），第272—273 页。----------------------- Page 100-----------------------弄来陪侍李渊，而没有告知她们的身分，以此迫使他父亲表态，当李渊得知他卷入了这一罪当处死的行为时不得不同意了他儿子的计划，勉强地起兵发动叛乱。传统的叙述还强调指出，在后来夺取隋朝都城的战斗中，李世民在导致唐朝胜利的军事战略和领导才能方面，功劳都高人一等。历史学家近年经过对正史中所记关于此事的材料重新加以研究后，得出了新的结论：有些重要情况可能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根据其他材料，特别是根据从前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历史学家已经能够对唐朝创立史的传统说法中的某些偏见和歪曲之处做出订正。①《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温大雅是太原府人，是唐王朝建立的目击者。他的翔实记述着重指出，正是李渊本人策划了太原叛乱，也正是他的英明统率使唐军在夺取隋都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温大雅笔下的李渊不同于传统史书上的李渊；温大雅的李渊是一位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根据《起居注》的说法，十几岁的李世民不仅在叛乱事件中只起到次要作用，甚至他在王朝建立中的贡献也并不多于他的长兄，即后来成为太子的李建成。温大雅的《起居注》告诉我们，甚至在公元617年中太原起事之前，李渊已开始图谋不轨。另外，激起李渊雄心的事件也是一清二楚的。最早发生在公元616年的一件事是当时李渊受命剿捕太原地区的盗匪。太原这个地方在传统上又与传说中的圣君唐尧联系在一起，因为传说尧曾在一个名之为唐的地方住过。唐还是李渊作为国公的封地，虽然像诸如此类的爵位那样，国公的爵位也无统治领土的实权。当唐公李渊接受新任命时，他认为他②的爵衔与职务的巧合简直是天降吉祥。第二年他当了太原府留守时，李渊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③祸将斯及。” 《起居注》还提到民谣《桃李章》及该民谣关于下一个中国统治者将姓李的预言对李渊的影响，因为《起居注》引用李渊的话说：“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①公元617年阴历五月初，李渊传谕给在山西南部供职的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叫他们就地再招募军队，同时命令次子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也在太原招兵买马。他们在十天之内招募了几乎一万人，屯驻在晋阳的兴国寺。李渊一不做二不休，决定清洗他班子中的不稳分子。当李渊被任命为太原府留守时，隋炀帝给他指派了两个副手——王威和高君雅——来协助他，这无疑是为了监视他。李渊曾经利用他们暂时离开太原的时机而为自己征募了兵马，但他认为他们会马上对他的招兵买马起疑而向隋帝报告。因此，他把建成和元吉召到太原来以后，在五月十五日借口两个副手潜引突厥人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