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隋书》，卷84 第1866 页。----------------------- Page 74-----------------------头有可能以武力统一两个帝国。当达头于601年威胁隋都和在602年进攻鄂尔多斯区的一个中国的傀儡可汗时，他企图做到这一点。但当他远离其根据地时，西帝国因一次叛乱而分裂，叛乱者为其主要的部落铁勒。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代理人做了出色的工作；达头在603年消声匿迹。他的孙子只能在其帝国的极西部树立政权。在隋的其余时期，中国人主要对付东突厥的可汗。格罗塞在总结隋的成就时说：“在蒙古，如同在西突厥斯坦，隋朝未采用大军事行动而只用传统的计谋，就粉碎了突厥人的力量，它消灭了桀骜不驯的可汗，而只把那些被册封的可汗扶上台。”①但尽管隋在早期获得一些成功，在北部和西北边境突厥依然是主要的强大游牧力量。在本章的后面的部分，我们将讨论炀帝处理这一问题的情况。越南 在汉代，交州 （今河内—海防地区）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和中国文化在边远南方的前哨。但在6世纪时，以建康为都的几个虚弱王朝再也不能控制这一地区，于是一个有安南和中国混合血统的地方长官就自己建立了王朝。文帝派强悍和久经沙场的将军刘方收复交州，当地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在602年投降。占婆 （林邑）国在近代安南的沿海一带。其国都在今之岘港以南。它也已中断了与建康的虚弱的陈朝的朝贡关系，但在595年，其王梵志谨慎地遣使献方物。但对他来说不幸的是，在5世纪中国人的一次成功的掠夺中产生了一种传说，即占婆多奇宝，取之不尽。以贪婪闻名的文帝一反惯常的谨慎，命刘方率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及水陆之师进攻占婆。梵志部署巨象作战。但隋军攻破其都，设法拿走了王室列祖列宗的金牌位，归国时，入侵军受到一次瘟疫的打击，包括刘方在内的大批官兵丧生。隋企图直接治理占婆的若干地区的努力是短命的，梵志不久重新执政，即“遣使谢罪”，②此后据说“朝贡不绝”。但对交州以南的整个行动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隋的残师所能炫耀的是盗取的祖宗牌位、几箱佛经和一批被俘的乐师。①陈的灭亡和隋在南方权力的巩固在本章的前一部分，我已描述了建康的南陈政体的虚弱和领土日益沦丧的情况。文帝继承了北周大为扩大的版图，建康的王朝因丧失了四川和长江以北的全部领土，其侧翼受到包围，因此从581年起，就只能苟延残喘了。在长达六七年的时期内，杨坚一心对付东突厥人的威胁 （见上文）和致力于改革和巩固政权等问题。但他即位刚一个月，就任命他的两名最有成就和令人生畏的将领总管与南陈接壤的长江下游边境，他们在那里据说开始准备以后的进攻。杨素后来被任命为湖北、四川边境的长江地区的总管，开始建立远征的水师。同时，粮仓制正付诸实施，运河体系的第一段工程已经开始。587年，文帝灭亡傀儡国家后梁，直接控制了长江中游。在此期间，他倾听了大臣们征陈的许多建议。虽然他似乎注意听取意见，但他最后采纳他以前的老学友崔仲方的计谋。有人猜想，此计划之所以吸引杨坚，是因为它详细周密，并且列出了许① 勒内·格罗塞： 《草原帝国》（巴黎，1948 年），第135 页；又见诺亚米·沃尔福德之英译本（新不伦瑞克，新泽西州，1970 年），第89 页。② 《隋书》，卷82 第1833 页。① 乔治·马斯佩罗：《占婆王国》（巴黎和布鲁塞尔，1928 年），第82—85 页。----------------------- Page 75-----------------------多应急的对策。588年，文帝给陈主一封加盖御玺的信，上列一个暴君的20条罪行，故取其领土并非罪过，实乃天意。同时文帝又下诏书，以道德和政治的理由为即将发起的进攻辩解。他在诏书中指责陈朝背信弃义，骄奢淫逸，杀害忠贞的诤谏之臣和其他罪行，并且提到了一些明显表示触犯天怒的自然异常现象。他在整个南方分发了30万份诏书，以期软化抵抗力量。这很可能是早期在心理战中使用“宣传品”之一例。589年初期，远征开始。一切都按照在长期准备过程中精心制订的计划进行。从四川至海，装备精良的军队攻击陈朝。最扣人心弦的时刻是在杨素指挥的舰队和防守的南陈舰队在长江三峡交战之际。杨素指挥有几千艘船的“黄龙”舰队，在黑夜偷偷地靠近南陈的舰队，黎明时南陈的舰队被南岸和北岸的陆军突然袭击，彻底战败。在下游，陈的将领在长江安置铁链，以期摧毁隋的舰队。但杨素和另一隋将取陆路摧毁了保护安置铁链的栅栏。在决战中，杨素的四艘装有撞角并由四川人驾驶的大“五齿”船摧毁了陈的防御舰队。杨素驶往武汉，与秦王俊指挥的大军会合，后者从襄阳直逼汉水流域。小股部队渡长江逼近建康之东面和南面，然后向陈都进军。晋王杨广和高颎统率的主力军从淮河正南的寿阳（今安徽寿县）东移，渡过建康以东的长江。陈军以重兵防守通往其国都的几条通道，但他们缺乏统一的战略，他们的最高统帅陈后主，仍旧昏庸无道——如果我们相信史籍记载的话。在京城的北门防御还在进行，但一个陈的将领却向隋军打开了南大门，并对其士兵说：①“老夫尚降，诸军何事？”当陈朝的许多权贵以应有的尊严迎接胜利者时，陈后主及其两个宠妃却被发现藏在一个枯井中。他们不光彩地被拖了出来。陈后主最后被带往隋都，在604年死去。随着陈后主的被俘，沿长江的陈的地方长官都向隋军投降。只有建康以东和以南的诸地仍在坚持，但它们最后被隋的水师征服，这支水师从今东海附近的一个港口抵达海岸而在今上海附近登陆。平定偏远南方的战役意味着要对付一批批土著部落和分散的汉族聚居地。一次，晋王命被俘的陈后主写信给一个部落首领，说陈已亡，他应向隋效忠。结果南方的全部部落首领均投降，并都得到应有的承认和赏赐。隋共接管了30个州、100个郡和400个县，即整个长江以南的华东地区。诏令命毁掉曾充当南朝的京城达282年之久的整个建康城；其城墙、宫殿、寺庙和房屋都要拆毁，土地则恢复为农田。陈后主父子、贵族和高级官员都被押往隋都。在隋都，陈朝的高级贵族和他们珍藏的财富被带到隋宗庙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前。几天后，陈后主及其 200名贵族大臣被带到皇城的大门前。文帝在门楼上俯瞰。经过了一番开场白后，他宫内的一名官员宣读了他的诏书，内容是指责陈后主及其官员不能相辅，①致使其国毁于一旦。“叔宝及其群臣并愧惧伏地，屏息不能对。”诏书宣读完毕，隋帝就宽恕了他们。最后的盛典是隋帝给凯旋归来的军队大摆筵席。这次对所有人共赏赐布3000万段。对陈朝上层人物的宽大是隋旨在逐渐缓和南方敌对情绪的策略的组成部分。陈朝中央政府的有些官员被吸收进隋的官制，陈后主得到很好的照顾，他几个儿子在北方边境区被赐给土地。对民众有更直接影响的措施是，隋在原陈朝的各地区免税10年。人们怀疑隋朝官员能否有办法收到任何税收。原① 《资治通鉴》，卷177 第5508 页。① 《资治通鉴》，卷177 第5516 页。----------------------- Page 76-----------------------来陈的行政单位大部分以隋的州和县来代替，陈的官员被隋任命的官员取代。在岑仲勉对隋的州官进行的大量研究中，我未发现陈原来的州官被隋重新任命。在该著作中，我注意到隋在589年和590年期间重新命名或建立了②30个州（陈原来共有42个州）；所知的州刺史都是北人。如果我们回想起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发展起来的文化差别和语言的不同 （文帝和被俘的陈后主两人甚至因此不可能交谈），就能看清楚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两件事触发了冲突。一是苏威提出的对行为背离儒家准则的人稍加惩罚之事，这就是关于“五教”的奏疏；所谓“五教”，我认为是关于对上司和长辈应表示何种适当敬意的道德说教。一是谣传隋朝正计划把南朝陈的人民全部迁往西北。于是许多地方爆发了叛乱。隋朝官员遭到攻击；有的被割而食之，有的被取出内脏。据说当地人对被害人说：“更能使侬诵五①教邪！” 叛乱的规模有的有数千人参加，有的达数万人，真是乱上添乱。残酷无情的杨素再次应召镇压。在艰险的地形中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杨素设法在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区征服了叛乱者。裴矩 （本章将详细叙述此人情况）在偏远的南方也战胜了叛乱的部落集团。扬州被赋予特殊的地位，称为江都。晋王杨广任扬州总管，负责整个东南的军务。在约10年中，杨广实际上是东南的总督，并且毫无疑问地对所采取的巩固措施负责。关于这些措施，有许多我们不甚了了或者毫无所知，但关于他对南方佛教的政策，我们却有大量材料。被毁坏的建康城几个世纪以来曾经是皇室和贵族的佛教中心。甚至它被侯景叛乱者洗劫后，许多大佛寺仍得以在城内重建，在南朝的陈统治的 34年中，据说在其全部国土上建造的寺庙达1232座。但此时一些慷慨的施主——皇室、贵族和官员——已被带到北方，寺庙已被破坏，建康和地方上的许多僧人处境极为困难。但正如前面论意识形态的一节所述，隋朝争取利用佛教来打破地区壁垒和文化壁垒。早在590年，隋帝的一份诏书命令重新委任南方僧人的圣职。一位曾在南陈时动员僧人服役进行军运的老律师开始“净化”僧人，即挖出那些有名的具有反隋和叛逆情绪的人以及那些对宗教职守懒散的人。592年，天台宗创建人智 （他曾在陈的朝廷中讲道）写信给晋王，抗议破坏建康的寺庙或把它们用作俗事的行动。智收到一封措词和缓的复信，但是资助许多寺庙的施主已经离开。有材料证明，隋朝把南方许多佛寺拨给官方使用。但晋王逐渐成为南方僧人和佛寺的虔诚和体贴的施主。他命令他的军队收集因侵陈和以后的内战而散落在各地的佛经；在扬州王府的建筑群中设立一个专门收藏精选的经籍的馆堂；其余的经卷经过手抄，增至903 580卷，然后被分发给扬州及其他各地有功德的佛寺。他在扬州建立四个道场，他召集学识渊博的佛道两教教士充当一段时期的王府的僧侣。智死后，他继续成为天台宗主要佛寺的正式施主。意义最重大的事也许是扬州的建设规划，此规划开始给扬州添加它后来所具有的某些色彩和光辉，同时又赋予了建康作为文化中心长期拥有的那种繁荣和吸引力。随着僧侣的南来北往，对南方僧人表示的特殊恩宠以及官方对信仰的赞助，反隋的情绪逐渐缓和，最后几② 岑仲勉： 《隋书求是》（北京，1958 年），第 134—332 页。① 《资治通鉴》，卷177 第5530 页。----------------------- Page 77-----------------------乎化为乌有。 ①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创建虽然人们通常把开凿运河与第二代隋帝联系起来，但实际上这一网络是他的父亲文帝开始建造的。584年当文帝刚进入新都时，他就命宇文恺设计②一条运河，从京都东流至渭水与黄河汇合处附近的潼关要地。这一运河名广通渠，它的开凿是受了两种压力。一种压力是京师区域缺粮 （由于人口的增加而更加严重），粮食必须从东部肥沃的平原运来。第二种压力是，在京师正北东流在黄河大弯处与黄河汇合的渭水受到淤积和季节性枯水的威胁，新运河提供了一条较可靠的水路。文帝的诏书如同宣布建造新都计划的诏书，宣称徭役劳动者的短期辛劳会得到更多的报酬，即他答应新运河既用于官运，也可用于私运，会带来很大的方便。他还希望代北 （今山西省）的资源将由汾水水运而下，然后经黄河上游，最后通过运河被运到京师。广通渠的工程迅速完成，这可能是因为此渠的路线大部分沿着一条汉代运河，后者在700年前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建成的。当589年长度接近100英里的广通渠竣工时，文帝亲自出京城视察，并赏给各监督徭役的官员适量的丝缎。在渠的东端隋还建了广渠仓作为主要的储粮地，当歉收时可由此运粮供应京畿或其他地区。这是运河工程的开始。而到了隋朝的第二个皇帝，他才把开凿地区性的重要运河转到建设全帝国的水运体系。对此我将在后面予以讨论。① 冢本善隆：《隋对江南的征服与佛教》，载《佛教文化研究》，3 （1953 年），第1—24 页。② 张崑河：《隋运河考》，载《禹贡》， 7 （1937 年），第201—211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第159—161 页。----------------------- Page 78-----------------------炀帝 （604—617年在位）的个性和生活作风杨广，历史上称隋炀帝，生于569年，为杨坚与其非汉族妻子所生的次子。我们可以设想，在他12岁以前的少年生活中，他致力于他的阶级和时代的共同追求，学到了中文的基础知识，具有正规的佛教信仰（他和他的弟兄童年都有佛名，有一个甚至想剃发为僧），受过骑战和狩猎的训练。他的本纪说他勤奋好学，精于文学。它还记载他非常严肃，举止端庄。他父亲的篡位完全改变了杨广及其四个弟兄的生活。他们从朝廷大臣之子的那种舒适的、可能显得平凡的童年生活一跃而去过6世纪的宫廷生活。他们成了王，取得了封地和显赫的爵号，但他们也变成了围绕权力中心进行阴谋诡计的工具，在那里，官员、宫廷的宠妃、术士、和尚和庸医们各为私利而勾心斗角。前文已经谈到，杨广的双亲为自己的青云直上而不安甚至恐惧，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至尊的地位是靠篡夺、暴力战争和大规模的屠杀取得的。他们很容易猜疑，而且这种心理也易被人利用。皇后活像一个清教徒，有着变态的妒忌心理；她不断干预诸子的生活，他们稍微违背她的严格标准就遭到责难。文帝也着魔似地担心，某个儿子一旦成人，就将成为一心要取代他的集团和朋党的中心人物。在他的五个儿子中，只有杨广未受到双亲的冷落。下文将会看到，这不完全是偶然的。杨广的第一个官职是新设的华北平原北部的行台尚书令。他当时只有13岁，文帝派饱经风霜的文武官员协助他，他们有权，并用权来约束那位受照顾的幼童。约在同时，文帝也许出于一统天下的谋略，在后梁为其次子寻找配偶，后梁当时实际上是隋在长江中游的卫星国。经过占卜，前统治皇室的一个女儿、原建康梁朝诸帝的后裔被选为杨广之妻。这位年轻的姑娘受过很好的教养；她聪明好学，很有文才。杨广爱她，并尊敬她。作为萧后，她是杨广的终身伴侣和知心人。很可能她给他介绍了南方的生活方式，并促使他热爱南方，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①前文已经讨论了 589年隋征服陈朝的情况。杨广名义上是远征军的统帅，但制订复杂的军事和海军作战计划的工作主要由高颎和其他久经沙场的将领负责。据说高颎反对杨广纳被俘的陈后主的宠妃，此事据称使杨广从此对他父亲的主要谋臣怀恨在心。但另一方面，杨广在被征服的建康的行为堪称模范：他公开处决了降服的陈朝的几个有名的酷吏，并封闭了陈的仓库，所以无物被偷盗。在祝捷中他得到丰厚的赏赐，并一度返回北方任所。当原来南陈的一些地方爆发叛乱时，杨广代替其弟被任命为东南的总管，驻营江都 （今扬州）。他在任九年，每年至京师向父皇述职，在600年，一度任远征突厥人的统帅。他在南方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缓和南方的怨恨和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他为达到这些目的而采取的措施与京师发出的关于被征服的南方的总的命令，例如589年颁布的关于在原来陈的土地免税10年的命令，598年关于南方所造船只不得超过30尺以防水上叛乱的命令，相辅而行。杨广集中全力进行可称之为文化战略的活动，它旨在说服南人，说他们的新统治者并非夷狄，而是具有和珍视同一文化遗产的开化的人。在这一战略中，① 《隋书》，卷36 第1111—1113 页；芮沃寿：《隋炀帝的个性和定型的言行》，载芮沃寿编：《儒家信仰》 （斯坦福，1960 年），第49—56 页。----------------------- Page 79-----------------------他个人的教养是他的本钱；他所讲的日益流利的南方主要方言吴语和他的出身名门的南方妻子无疑也是有利条件。他赴任之时是在到处出现的武装反隋叛乱被杨素血腥镇压以后，所以反隋的情绪高涨。南朝的陈和贵族长期以来一直是佛教慷慨的施主，此时僧人（许多人已参加反隋的武装起义）发现已无赞助人，只能设法在建康和其他地方已毁灭的和半空虚的寺庙中谋生。杨广立刻着手另建一都以代替将近三个世纪中一直是南方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建康。他从新都江都下了几道命令，要求收集和重抄在战争和以后的内乱中分散在各地的佛经。他在江都建造佛寺和藏经之馆堂。他还召集南方著名的高僧至江都的寺院从事宗教和学术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天台宗创建人智，他在以前长期受南陈皇室的赞助。591年后期，杨广在江都给1000名南方僧人广设斋席。在斋席后，年轻的杨广跪受智为居士作的“佛戒”，并接受佛号：总持菩萨。智回天台山寺院后，杨广继续赞助那里的寺院，并定期与这位大住持通信。智给杨广寄去南方僧侣的几个请求：一是要求杨广停止拆毁原陈都中的寺庙，对此杨广只作了含糊的答复；一是请求地方上两座保存高僧圣骸的寺庙不受嘈杂的驿站交通的打扰，这一请求被批准；一是智本人的关于驱散1000名僧人前来听他讲经的集会的报告——据推测，这一行动是出于“安全”的原因。当智送杨广一顶天冠时，晋王写了一封感谢信：“爰逮今制思出神衿，图比目莲（菩萨之徒，以法力著称）……冠尊于身，端严称首。跪承顶戴，览镜徘徊，有饰陋容，增华改观。”①在杨广与智的多次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性格中的某些方面：对佛经的知识面很广，其宗教的感情似乎是真诚的；有强烈的政治直觉 （为了争取南方的高僧而把奉承、引诱和赞助等手段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样做还可能会取得双亲的欢心。杨广在南方的文化策略绝不限于佛教。虽然佛教是他求助的最有影响的传统，但他在江都仍建造两座道观，并请南方学识渊博的道长主持。他还召请曾为陈朝效劳的著名的儒家学者来江都在他主持下讲课和写作，其中一人在杨广的赞助下汇编了120卷关于礼仪方面的巨著。除了儒道佛三教的“代表人物”外，他还聚集了一百多名南方的著名文人，显然这不仅是进一步缓和南方精英反隋情绪的巧妙行动，而且也是很合他心意的事。他喜欢结交文人，其中得宠的也许是柳■，此人一度是后梁的官员。柳■润色年轻的晋王的文章，并劝他学文不要以庾信（513—581年）为模范。柳■是深受恩宠的酒伴，据说他的谈话具有诋毁性和鼓动性。这种关系在以后一直保持下去，这也可以认为是杨广转向南方文化的表现之一。虽然隋在南方的行政情况并无大量记载，但南方以后没有发生叛乱和他在江都任期很长的事实，说明隋的治理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文化再统一的许多措施也应归功于他。600年，在他去朝廷后即将返回江都时，杨广向母后告别。他发现她正为她的长子，即皇太子杨勇的行为大发雷霆；杨勇的正妻在591年突然神秘地死去，他继续迷恋其他宠妃，并与她生了四子。皇后曾派人监视他，所获的报告更给她那清教徒式的一夫一妻制情绪火上添油。据《隋书》记载，杨① 《国清百录》卷2，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6 第807 页。----------------------- Page 80-----------------------广看到他们日益疏远的情况是一个良机，于是他回到江都就与其心腹策划促使他的兄长垮台的阴谋。这种策划意味着密谋和玩弄花招；对主谋及其同伙来说，它既有巨大的风险，也有机会获得丰厚的报酬。参加杨广集团的一个比较直言不讳的人说：“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①人们不可能知道关于以后事件的记载的可信性如何，但狡诈无情的杨素显然是主谋。足够的“证据”终于被编造出来，以欺骗生性多疑的文帝，以致他最后向集合在宫内某殿的朝廷大臣和皇亲国戚颁布废黜皇太子杨勇的诏书。据说杨广则小心翼翼地给年迈的双亲以一个勤奋、虔诚、忠诚和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年轻人的“假象”，这在远离国都的地方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他取得了渴望已久的东西。600年阴历十一月，他被宣布为皇太子，此后不久他一家迁回京师。正在此时，文帝度过了他的59岁生日，这是中国最隆重的生日，因为那里经常以六十为周期纪年；他准备以孔雀王朝伟大的阿育王为榜样，在全国供奉舍利，舍利在他生日——601年阴历六月——被同时送到30个州治。新太子表现了他应有的虔诚，并在京城的东南部建造了一个宏伟的佛寺，同时邀请有学问的僧人来此佛寺，其中1/3来自江都他的寺庙，除了三人全来自②江淮流域。这样，他在向北方介绍南方的佛教传统这一方面作出了贡献。602年他的母亲死去，在葬礼中露面的主要是他的寺庙中的著名僧人。皇后死后，文帝逐渐把管理国务的工作移交给太子。当他在京师西北约100英里的仁寿宫避暑时，他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杨广处理。603年，文帝听信了妖术的所谓证据，贬黜了四子，证据还引起了他对五子汉王杨谅的忠诚的怀疑。604年夏，文帝患病。根据文字记载，太子及其心腹杨素加速了文帝的死亡，而且还扣下了文帝的再立杨勇为皇太子的临终遗书。人们有理由怀疑其中的某些记载，不过虽然大部分证据有倾向性，杨广或其心腹之一似乎仍有可能加速了他父亲的死亡。八天后杨广登位，成为隋朝第二代皇帝。他的幼弟汉王杨谅在东部叛乱，杨谅的谋士力劝谅在富饶的华北平原——原北齐的领土——割据称霸。但谅优柔寡断，事实证明他不是杨素的对手，后者击溃了他的军队并将他俘获。新帝施恩免杨谅死罪，但他不久“死于狱中”。对这个历史上称为隋炀帝的人的性格刻划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一些模糊的感觉外，人们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说成是古典的“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窜改的历史和传奇后面，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历史文献把文帝的谨慎节俭与炀帝的放荡挥霍进行对比，但从下面建设东都和完成运河体系这一节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过分夸大了。民间文学把炀帝描绘成荒淫无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但人们会发现，即使怀有敌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他的正妻，一个聪慧和有教养的妇女，从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宫内其他宠妃代替，她始终被尊重，而且显然受到宠爱。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① 《隋书》，卷61 第1470 页。② 山崎宏：《炀帝之四道场》，载《东洋学报》，34 （1952 年），第22—35 页。----------------------- Page 81-----------------------①从野心勃勃的计划。”的确，他从他的勤奋的父亲手中继承了一个统一和繁荣的帝国。他计划武力扩大帝国的领土和影响，并付诸行动。但他的这些梦想和远征既不是狂想，也不是没有前例的。它们倒不如说充实了他父亲已经仿效而他本人设法去完成的汉帝国的模式。只是由于他最后一次冒险行动的灾难性的失败，他的过去给人以恐怖的形象，他执政的全部历史才遭到了歪曲。当我们考察了他的政治作风以及他的高级官员和亲密顾问，我们也许就能更多地看到他的复杂的性格。我们首先应注意萧后，虽然她显然是他的知心人，但却不像他的母后那样起着积极的政治作用。我们如果看到山崎宏所列的隋朝上层文武官员的表，就会发现炀帝任命官员的作风与其父非常相似。两者似乎都具有同样的倾向，即任命亲属和同乡，总的来说，任命有混合血统的西北贵族。有几个人在父子执政期间都担任要职。例如宇文恺，此人为善搞工程的人才。他计划和建设过隋的新都，并继续从事建设项目：运河、皇宫、几段长城以及炀帝向突厥人炫耀的行殿和大帐。他在辽河设计了一座桥梁以用于对高丽的首次远征；在612年死亡时，他任工部尚书。另一个为杨坚父子效忠的大臣为牛弘——一位长髯和语言迟钝的沉着的西北人。他具有非凡的事迹。在隋初，他说服文帝开始系统地收集中国的文化遗产 （如同汉代很久以前所做的那样），即搜集在大分裂的动乱时期分散在各地的书籍。他建议通过收买或没收，以取得私人的藏书；而秘书省的藏书又成了《隋书》中经籍志的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南北朝时期文献的基本指南。牛弘是发展隋律的主要人物，并任礼部尚书至少有三年①之久。白乐日认为他在编纂隋的法典时起了主要作用。从599年到他在601年死去前，他是威望很高的吏部的尚书，因为吏部拥有隋帝授予的选拔、任命和提升官员的大权。在牛弘负责选拔制时，《通典》说他优先考虑的是个②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下文将要谈到吏部的权力在炀帝时期稍有缩小。这位随和并显然是清廉的大臣与炀帝是莫逆之交。当炀帝为太子时，他们互赠诗文，据说牛弘曾被召进内宫参加有皇后在场的酒筵——这是一种特殊的恩宠。当他死于江都时，炀帝深为悲痛，并将其遗体运到极西的故土。我们还可以继续描述那些效忠于炀帝的高级的和有威望的官员，但约从609年起，行使权力的地点及关键的决策地点已从以前的行政官署和其中的官员那里转移出来。炀帝的特点是一贯好动。他有三个都城：西部的国都大兴城，华北平原南部的洛阳和他所喜爱的、并在那里任了九年总管的江都。他经常乘船沿运河往返于三个京都之间，并携带许多随从。此外，他常往北去长城视察防务或与突厥可汗谈判；608年，他带随从浩浩荡荡去亲祠五岳之一，河北的恒山。609年，他从河西走廊出发亲征吐谷浑。炀帝是个不肯安定的人；他对日常行政显然不屑一顾而喜欢巡行各地。更重要的是，他好向其臣民炫耀王朝的富强及亲自了解地方情况。据记载，他在609年曾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南北朝时期）多傅脂粉，坐深宫，不①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在场的一朝臣答道：“此其所以不能长世。”对当时的炀帝来说，天子的巡行几乎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他在全国建造了① 哈罗德·拉斯韦尔：《心理学和政治学》（芝加哥，1930 年），第50 页。① 白乐日：《 中的刑法志》，第162—163 页。② 《通典》，卷14 第81 页。① 《资治通鉴》，卷181 第5644 页。----------------------- Page 82-----------------------许多离宫，以便他在巡行过程中能休息一天或一周。这种生活作风意味着他不可能效法他父亲的那种特有的方式，按严格日程和有条不紊地主持政务——这种方式只适用于隋国都中按职能划分的各区。据记载，他的一个朝臣曾向他建议“无得效高祖空自劬劳”，炀帝也同②意他的意见。不管这一记载是否属实，但上述的具体环境、他本人的个性和一些有心计的朝臣的迁就等因素所形成的力量，使他越来越依靠日益缩小的心腹顾问集团。这个集团最后当然使炀帝为它所用，同时，其成员助长了他的利己主义，迎合他的偏见和“清除”那些向他提出建议的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我们必须先论述后一种情况，才能转而叙述这一核心集团的作用。有一人略与后一种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的类型不同。杨素——我称他为文帝的心腹谋士——在为炀帝粉碎汉王杨谅的叛乱时得到炀帝的厚赏，因为杨谅是对炀帝即位的唯一的严重威胁。杨素得到高官和显赫的爵位及丰厚的收入，但——如果我们相信史籍记载的话——他对炀帝为取得帝位而进行的一系列阴谋“知情太多”。在606年，当他得病时，据记载，炀帝派御医前往，设法使杨素一命呜呼。这个老武夫知道他的处境，服“药”后突然以其最后①的佛教的虔诚对其亲戚说：“我岂须更活耶？”他遗留大量财产，这无疑证明了他的贪婪，而且也证明了两个皇帝对他的赏识，他们每当需要他执行一项特别困难和见不得人的任务时，就知道他的价值和代价了。文帝执政时的重臣和将领高颎曾因独孤皇后的谗言而被贬。炀帝即位后，立刻让这位老人复职，并授予显赫的官衔。607年，高颎及他一代的其他官员直言不讳地批评新帝的政策及朝廷的风气。这些批评被及时禀报，结果高颎获死罪，其子被流放到边境。隋朝最有才华和成就的将领之一并在征陈时与高颎同起重要作用的贺若弼同时也被控。他被处决，其妻儿则沦为国家奴隶并被发配到边境。文帝时另一个有非凡才能的高级官员，当时担任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