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私学除进行儿童的启蒙教育以外，也有专门研究学问的高等教育。　　金继辽及北宋设家塾。如王去非、赵质、曹珏、薛继先都因为科举不第或隐居，而“家居教授”、“教授为业”、“课童子读书”①。史天倪祖伦于“金末，中原涂炭，乃建家塾，招徕学者”②。另外，也有的以其专业和专学而执教的，如耶律固、刘■皆金之名士，置馆门下传教。一些名士大夫出其门下。高仲振入居嵩山，以《易》及《皇极经世》学授弟子，王汝梅以法学和经学教诸生，杜时昇隐居嵩、洛山中，以“伊洛之学”教后进。①金之州县有学校，亦皆有孔庙。熙宗时建孔子庙于上京，盖只立庙。章宗明昌元年（1190）三月，“诏修曲阜孔子庙学”。泰和四年（1204）二月，“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②。《金史·任天宠传》：“再迁威戎县（今甘肃静宁南）令。县故堡寨，无文庙学舍，天宠以废署建”。金制有学亦有庙，而所重在庙，此影响后来的元朝。　　金朝学校大发展在世宗、章宗时期。当时办学思想，从世宗的一段话中可知：“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诵之何益？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③说明世宗主张教育重在实学，学则必用，学汉文化与学女真旧俗并重。　　金代学校经费大抵恃钱米、学田。章宗泰和元年，“更定赡养学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④。国家还规定：“学田，租税、物力皆免”。“系籍学生、医学生，皆免一身之役”⑤。在地方也有私人以田赡州学的。虽然如此，但学田所入仍多供教官私用，而家贫入学的尚不免贫困。　　学校对学生名额、入学资格、年龄、课程、考核及黜陟，都有规定。以太学为例，入学资格及名额规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150 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250 人。教学内容分经、史、子三大类，而以经史为主。教材统一由国子监印行，发给各校使用。考核规定：三日一会课，作策论一道，又三日③ 《遗山文集》卷27《辅国上将军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　　① 《归潜志》卷12。　　② 《遗山文集》卷32《寿阳县学记》。　　① 《金史》卷127《王去非传》、《赵质传》、《薛继先传》。　　② 《元史》卷147《史天倪传》。　　③ 《金史》卷127《高仲振传》、《王汝梅传》、《杜时昇传》。　　④ 《金史》卷9《章宗纪》一，卷12《章宗纪》四。　　⑤ 《金史》卷7《世宗纪》中。　　作诗赋各一篇。三月一私试，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黜陟规定：“犯学规者罚，不率教者黜。”①此外，还规定休假、请假等制度，遇旬休、节辰都有假，学生有病给假疗养，省亲远近则给程。遭丧事一百天后求入学者，不得参与释奠礼。　　① 《金史》卷11《章宗纪》三。　　第十二章社会风俗和宗教第一节五代、宋的社会风俗五代、宋代的社会风俗，虽只是当时的风俗，但不少风俗对后代影响很大，其中节庆大多沿自前代，也有不少风俗创自宋代，如北宋的爆竹（火药）、南宋的烟火，影响及于今日；宋代的冬至吃馄饨，实是今日北方冬至吃饺子的先声等。而今日看似平常，如人们早晚活动不受时间和地区的限止，商店可以随处开设并全天甚至通宵营业，人们普遍使用桌、椅、凳等，这些在五代以前是无从想象的，是中国古代人民社会风俗在宋代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奠定了今日人们生活方式的基础②。　　朝市、夜市：“坊市制”破坏后的新习俗唐代城市实行“坊市制”，坊（里）是居民区，每城设一二处“市”，个别的设三“市”，市为工商区，区分严格，各有围墙、街鼓及坊、市门，定时开关，“日暮，鼓八百声而（坊、市）门闭”，禁止人们外出；“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③，人们开始活动，工商业也进行营业。而地方上“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于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约合1 小时40 分）击钲三百下散”①。经唐末、五代到宋代，从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坊（里）市制”，终于破坏无遗，居民区“坊、里”与商业区“市”之间的严格区分被完全打破，行动不受地区和时间的限止①。不仅城里随处可以开设商店，农村的镇和城外近郊的草市也可开店营业，而且唐代首都白天全天营业，州、县城下午营业的城镇居民生活习俗也被打破。宋代商店营业的时间完全依商业的繁华情况而定，一般商店大多是天明后营业，天黑前息业，而饮食店、酒楼、茶坊的营业时间更长，尤其是繁华的城市自早晨五更到半夜三更，有的甚至通宵营业，形成城镇居民划时代的新的生活习俗，影响所及直至今日。　　如北宋首都开封“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酒店多点灯烛沽卖，..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州桥、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②。南宋首都临安，更是“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更）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② 《金史》卷47《食货志》二。　　③ 《金史》卷51《选举志》一。　　① 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 年第4 期）认为垂脚高坐“至唐末五代已接近完成”的看法（《中国全史》观点同），欠妥。　　① 《新唐书》卷49 上《百官志·左右街使》。　　② 《唐会要》卷86《市》。　　③。城镇居民生活习俗的改变，促进了商业发展与城镇的繁荣，《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宋人著作中，还记载了宋代人大量的饮食习俗。起居：由“席地而坐”到使用桌、椅、凳五代、宋代是唐代以“席地而坐”为主向普遍使用桌、椅、凳、杌（兀）子（方凳）等高起高坐起居方式转化的时期，北宋中期以后已大体与现代近似。北宋初乾德二年（964）前不久，曾发生了与起居有关的朝仪方面历史性变化的事情，“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④，唐及五代皆行其制，北宋初任用后周大臣范质等人为相，仍沿用旧礼，传说当范质等人起立奏呈奏章时，宋太祖密令去座，奏毕回时已无座，宰相“坐而论道”之礼遂废，常朝时宰相立班为后世沿袭。宰相此时之座还不是椅子。椅子起于五代，后晋天福八年（947）景延广向出帝进奉“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①。后周礼部侍郎窦仪“于堂前雕起花倚（椅）子二只，以祗备左丞洎太夫人同坐”。但椅子只有尊长及老人使用，正式场合未使用椅子及与之配套的桌子等。宋太祖时“使相”赴上仪（就职仪）时，于中书都堂（政事堂）“逐位（使相）就牙床、小案子上判案三道”是仪式的一部分②。这说明宋初官员正式场合使用的是“牙床、小案子”。宋太宗大宴群臣时全都就座，都指挥使以上坐于殿上，“宰相、使相坐以绣墩”（曲宴行幸用杌子），参知政事以下用蒲墩，都虞候以上坐于朵殿，其余分坐两廊，“自朵殿而下，皆绯缘毡条席”，席地而坐③。至少直到宋仁宗时，皇帝在正式场合仍未使用椅子，皇帝御座称为“驾头，一名宝床，正衙法坐也，香木为之，四足瑑山，以龙卷之”，实是一矮榻。皇帝出行时以一内侍抱驾头于马上前导，嘉祐六年（1061）因内侍坠马，跌坏已传四世的驾头，以后改为四人抬①。欧阳修记载当时婚礼，两椅相背置马鞍于其上，说明其时民间已使用椅子。河南禹州白沙宋墓《夫妻对坐宴饮图》壁画，更有了具体的桌椅图像，为矮背无扶手椅子，主人脚下另有“踏脚”。宋徽宗出行时也已改用椅子，称为“金交椅”（金饰或涂金），由御龙直执携，而“御椅子皆黄罗珠蹙背座，则亲从官执之”②。北宋末年著名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中，店铺内有大量桌子和条凳。只有进城第一家（上侧）一先生（或店主）坐一椅，及“赵太丞家”有一空椅，似都是“交椅”，类似现代的折椅，说明还不普及。南宋理宗时，张端义《贵耳集》记载，交椅“自来只有栲栳样”，说明“交椅”已是圈椅，已有扶手及矮靠背，秦桧时“京尹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作为高靠背添在交椅上，“凡宰执、侍从皆有之”，说明大臣们都坐椅子，时称“太师样”，后世称为“太师椅”。吴渊是宁宗时人，张端义说吴渊所创则有误，但岳珂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③ 宋代城市情况的变化，参见本编第五章《城市和镇市》第二节《城市制度》。④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3。　　① 吴自牧：《梦粱录》卷13。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正月。　　③ 《新五代史》卷29《景延广传》。　　① 丁谓：《丁晋公谈录》。　　② 李攸：《宋朝事实》卷12《仪注》二。　　秦桧迁居新第，优伶进行庆贺演出时，有“一伶以荷叶交倚（椅）从之”，“尔但坐太师交倚（椅）”③，可见南宋初确已有此类高靠背的太师椅。南宋皇帝的“平辇”，“赤质，正方，形如一朱龙椅而加长竿二”；孝宗为高宗造的“七宝辇”，“中设香木御坐，引手为转身龙，靠背为龙首”④，御座为有扶手靠背龙椅，与后代相似，已不是驾头。南宋皇帝出行时，不仅有“快行家”“手执御校（交）椅”，御龙直“执黄罗珠子蹙百花背座御椅子并脚踏”等，实际使用的是坐椅；而“驾头用朱红圆兀（杌）子一只，以绣袱盖，閤门捧于马上，二边各有从人扶策”，实际已只是“仪物”而非实用。皇帝设宴时，也已是“殿上坐杌，依品位高低坐，第三、四行黑矮偏凳坐物”，已没有北宋初的席地而坐。说明北宋晚期以后，君臣百姓（主要是男子）都已普遍使用椅子、凳和桌子，这与北宋前期皇帝坐“驾头”矮榻，官员坐墩或坐“席”上，以及“就牙床、小案子判案”，有着根本区别。但在有的“国宴”上，还有一部分人是“就地坐”在紫沿席上①，说明“席地而坐”，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陆游记载：“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②，说明到南宋初男女都可普遍使用椅子等，这是中国古代在生活起居方面划时代的变化。　　服饰赭、黄为皇帝专用色，后汉乾祐三年（950），郭威“澶州兵变”时，将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成为以皇帝专用颜色象征皇帝的事例；而后周显德七年（960）赵匡胤有计划进行“陈桥兵变”时，则已是用事先做好的“黄袍加太祖身”③，“黄袍加身”遂成为夺取帝位的同义词。皇帝也常服绛纱袍、红衫袍等，宋代以黄、红为皇帝专用色。官员公服（常服）的服色以官品（寄禄官、阶官）高低，五代、北宋前期沿唐制分为紫（深紫）、绯（大红）、绿、青四色，元丰元年（1078）改为紫、绯、绿三色，紫、绯服分别加佩金、银鱼袋，高官可服低级服色，低官则不得服高出本级的服色。但可按规定服高一或二等服色，称为“借绯”、“借紫”，而按年限及特旨服者称“赐绯”、“赐紫”。五代、宋代的品官还另有朝服、时服、祭服等，服饰上更有许多烦琐的品级区分。　　北宋初，庶人只许服白色，“白衣”作为无官职人的代称，太平兴国七年（982）增加了皂（黑）色，皂、白二色成为庶人、不入品的流外官吏、公人等的专用服色。宋代庶人习惯服紫色，端拱二年（989）规定不得服紫色，到至道元年（995），“帝（太宗）以时俗所好，冒法者众，故除其禁”④。宋代的服色禁令只针对男人，且皆指纯色及纯色为底色的“遍地密花”。小儿和妇女不在禁服之列，甚至可以服用“诸僭拟乘舆服用”的“纯以红、黄③ 《宋史》卷148《仪卫志》六《驾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4 嘉祐六年七月壬辰。说明“驾头”是一无靠矮榻，而且不太大。　　④ 《东京梦华录》卷6。　　① 岳珂：《桯史》卷7《优伶诙语》。　　② 《宋史》卷149《舆服志》一。　　③ 《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卷1、3。　　④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　　为衣”①。　　宋代君臣都可头戴“幞头”，幞头本是一种头巾，北周创设时“以软帛垂脚”，隋代改为桐木，唐代“惟帝服则脚上曲，人臣下垂。五代渐变平直”。宋朝“君臣通服平脚”，皇帝有时“服上曲（脚）”。“其初以藤织草巾子为里，纱表而涂以漆。后惟以漆为坚，去其藤里，前为一折，平施两脚，以铁为之”②，即是宋代君臣常戴的“官帽”。至于《东京梦华录》所载：“天武官皆顶双卷脚幞头”，“殿前班顶两脚屈曲向后花装幞头”，“御龙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头”，皆是禁军殿前司所属诸班直，皇帝出行时的导从仪卫，属仪仗队性质，他们所戴幞头脚的形式不同，则与通常所说的官员官职级别无关①。百姓所戴幞头高不得过二寸五分，通常都戴帽或抹额（束在额上的头巾）、裹巾。腰带的玉、金、银、犀角为各级官服用，百姓及吏则用铜、铁、角（牛角）、石、墨玉带。各行业有自己特殊的服饰，北宋首都开封“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南宋临安则稍有变化，如质库掌事已加裹巾。但到南宋晚期，“淳祐以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②。　　南宋初因战事频繁，军校服紫衫便于行动，士大夫、官员也普遍服用，后来宋高宗一再申严禁止，遂改服白色的凉衫，也称白衫，形制同紫衫；孝宗初年，又禁服白衫，只用于丧服，官员仍服紫衫。北宋时，士大夫交往常服的帽衫，乌纱帽、皂罗衫、角带、系鞋，南宋时只作为冠、婚、祭服，而国子生仍服用。又有以白细布做成的襴衫，“圆领大袖，下施横襴为裳，腰间有辟积”③，进士及国子生、州县学生服用，帽衫、襴衫类似后代的学生服。此外，宋人还有许多常用服饰，如“半臂，今背子也，江淮之间或曰绰子，..今俗名搭护”，背子“今又长与裙齐，而袖才宽于衫”；“裤褶”，上服褶下服裤，“近代服之，无定色”；“汗衫”，也称中单④。　　婚仪五代时，刘岳《书仪》的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之合髻”之礼，是据“当时流俗之所为”记载的。北宋中叶已变为“当婚之夕，以两倚（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坐’”，是婚礼中的盛礼①。　　宋代婚礼大体是先经媒人，女方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经过问卜等认为吉利才回草帖子，然后过“细帖”也称定帖。写明三代、父母存亡及男方生辰、官职等，如果是“入赘”，则要在细帖中写明，并列出随带的房地产及金银等。女方回的细帖要列出嫁妆及随嫁的房地产等。其后进行“相① 《旧五代史》卷110，后周《太祖纪》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② 《宋会要辑稿》舆服4 之5。　　① 《庆元条法事类》卷3《服饰器物》。又，此前论著似未论及男女服色的区别等。② 《宋史》卷153《舆服志·幞头》。　　③ 《东京梦华录》卷6。有些论著认为天武官等幞头脚形式不同显示官职级别的差异，欠妥。④ 《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梦粱录》卷18《民俗》。　　① 《宋史》卷153《舆服志·士庶人车服之制》。　　亲”，由男方亲人到女方进行，相中即以钗插髻中，称为“插钗”；如不中意则送一二匹彩缎，称为“压惊”。插钗以后，男方下定礼，女方回定礼，以男方所送酒的一半回送，并以空酒瓶（樽）两只盛清水放入活鱼三五条，箸（筷）一双放入瓶内，称为“回鱼箸”；南宋时为金鱼四条、箸一双、葱二株，富户以金银打造鱼、箸各一双放入空酒樽内，外加彩帛二卷以表示为生葱。其后节庆时送礼，称为“追节”。定下婚期后要“下财礼”，女方无力自办嫁妆，则男方除送首饰衣帛外还须送钱，称为“兜裹”。婚前一日女方先到男家铺设新房，称为“铺房”。娶亲日男方备车、花檐子或轿迎亲，女方给“利市钱”，称为“起檐子”，才出行。到男方门前，从人及办喜事人又要利市钱，称为“栏门”。又有人执花斗，内盛五谷、钱、果，望门而撒以压煞神，称为“撒谷豆”。新娘下车、轿后踏青布条或青锦褥而行，前有一人持镜面对新娘倒行，先跨马鞍及秤，进门后至一室中少歇，当中悬帐，称为“坐虚帐”；或直接进入新房内坐于床上，称为“坐床富贵”。女方的送客饮三杯五盏而回，称为“走送”。北宋末及南宋初，还于中堂设榻，上置椅子（无马鞍）称为“高坐”，新郎坐上后三请后下坐，后废此礼。新房的门挂下端碎裂的彩帛，新郎入门，众人争扯彩帛小片而去，称为“利市缴门”。又用红绿彩缎二端各做一“同心结”，男挂于笏（或槐筒）倒行，女牵于手相向而行，称为“牵巾”；南宋又请男家双全女亲用秤或机杼挑去新娘盖头，出拜家庙、参礼诸亲，再由女倒行牵回房，行对拜（交拜）礼后坐床，礼官以金银钱、彩钱、杂果撒掷，称“撒帐”。男左女右各留少些头发“结发”，称为“合髻”。又用两盏以彩结（同心结）连结，互饮一盏，称为“交杯酒”，也称“交卺礼”。以盏一仰一覆压在同心结上放于床下，俗称“大吉”，大家贺喜后掩帐。新人换妆后再到中堂参谢亲人、舅姑后，再入礼筵饮酒，婚礼结束。北宋时，次日五更向桌上镜台的镜子展拜，称为“新妇拜堂”，次拜尊长、亲戚，献上鞋、枕等称“赏贺”，尊长回赠称“答贺”。女婿往参妇家称“拜门”，次日即行的称“复面拜门”。第三日，北宋时女家送彩缎油蜜蒸饼，称“蜜和油蒸饼”；南宋时送茶饼、鹅、羊等，称“送三朝礼”。女家往男家作会致酒，称“暖女会”；迎女回家，并以礼品送回婿家，称“洗头”。一月，婿家开筵相庆，称“满月”，南宋称“贺满月会亲”，整个婚仪结束②。　　丧俗五代后唐时，京城洛阳凡是死亡之家都需经官府或军方巡察，如有非正常死亡，事涉冤诬即行追勘，并对各级官员、百姓的丧葬仪制，包括明器（随葬品）数量等都有规定。如唐李德裕所说：“生无孝养可纪，没以厚葬相矜”，丧葬之家“生产储蓄为之皆空”，故明令禁止厚葬③。北宋依据五代制度制定丧制。　　北宋时，河东地区流行火葬，皇祐五年（1053）韩琦任并州知州后曾禁止火葬。南宋时，东南地区也流行火葬，“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燔爇而弃捐之”，“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而且“日益② 高承：《事物纪原》卷3《衣裘带服部》。　　③ 欧阳修：《归田录》卷2。椅本作倚，后才改从木旁，倚并非误字。　　炽甚”。绍兴二十七年（1157），高宗曾下诏以荒地作为贫民的墓地以抑制火葬。但是，“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因而于次年改为只禁止富户士族进行火葬，其他人户从便①。　　宋代丧葬习俗中，还有人死“以方帛覆面”，以新衣作为“明衣”，而称“赠死者”的衣服为燧，俗称“搭衣架”。在墓圹中置“桐人”，而称随葬的俑为“明器”，在棺中还放有盛有粮食的罂。也沿唐俗丧祭时焚烧纸钱，称为“楮镪”。送葬时“挽郎”手执盖在丧车前后的“翣”，还有人唱“挽歌”等②。子弟守孝三年，官员守孝称“丁忧”，期满后才能再做官。　　节庆元旦正月初一，俗称“新年”，也称“年节”、“岁节”、“元正”、“元日”，是第一个重大节日，皇帝进行大朝会以庆贺，接受邻国使者的朝贺；百姓穿新衣，互相庆贺，家家宴饮，吃■（汤饼），夜晚赏灯，南方还放爆竹，南宋时首都临安还放烟火①。　　立春从首都到各州县都要造土春牛，南方兼造土耕夫（牧牛人、芒儿），在府、县衙前以彩杖鞭“春牛”；还制作小春牛出卖、赠送以示丰收之兆。南宋百姓争夺土牛肉（碎土），称宜蚕、宜田兼治病，土耕夫则移入土地庙。元宵正月十五日，亦称上元、元夕、元夜。元宵点灯，唐代、五代不常举行。后梁开平三年（909），梁太祖在西都洛阳诏：“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乾化二年（912），首都开封首次于“上元夜，任诸寺及坊市各点彩灯”，则只是一夜；而且是“近年以来，以都下聚兵太广，未尝令坊、市点灯故也”②。宋建隆二年（961）元宵，首次点灯，后通常为三夜。乾德五年（967），首都开封增为五夜（十四至十八日），各地方仍为三夜。宋太宗时张詠任益州知州，暗增十三日夜灯，称为挂塔。以后杭州、益州首先增为五夜，其他财力富裕的也多增为五夜；南宋时则都为三夜。南宋灯品以苏州、福州为最好，新安（今安徽歙县）虽晚出，精妙绝伦。　　清明节、寒食节寒食节的第三天为清明节，寒食节前做好饭食，这三天不生火煮饭而“寒食”，也称“禁烟节”、“冷烟节”，是第二个重大节日。寒食节是百姓“野祭”扫墓的节日，后唐同光三年（925），庄宗出洛阳西郊望帝陵方向进行“望祭”，是仿民俗进行的，称为“破散”，为其后帝王所沿袭，并烧衣服、纸钱。北宋时放假七日，南宋则放假五日，纸马铺还有纸制楼阁出售。帝王发宫人及宗室朝陵祭祀，百姓扫墓郊游，南宋首都临安市民还乘船游西湖及看龙舟。北方“俗有寒食一月节之谚”，而“绍圣以来，江淮之南寂无此风（寒食）”。　　端午节亦称端五，五月初一为端一等，初五为端五。也称重午节、浴兰令节，古有“蓄兰为沐浴”，及于午时取井水沐浴以避疫气；北宋首都开封则以桃柳心之类烧汤沐浴。节日食品有粽子、枣糕、菖华（菖蒲）酒，以① 参见《东京梦华录》卷5《娶妇》；《梦粱录》卷20《嫁娶》。　　② 《五代会要》卷8《丧葬》上。　　①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2《禁焚尸》；《宋史》卷125《礼志·士庶人丧礼》。② 参见《事物纪原》卷9《吉凶典制部》。　　及香糖果子、糖蜜韵果、水团等。粽子有角粽、锥粽、筒粽、秤锤粽、九子粽，除黏米外，有的加枣或糖，以及松栗、胡桃（核桃）、姜桂、麝香之类。以艾人钉在门上，买张天师像，用泥和草做张天师，以艾为头、蒜为拳，置于门户上。或买用采帛制成的小符戴发髻上，称为“钗头符”等，皆用以辟邪，楚地还有龙舟竞渡。　　中秋八月十五日，也称“月夕”。北宋首都开封“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螃蟹、石榴、梨、枣、栗等新上市，家家团圆欢宴赏月，直至深夜，有的通宵达旦。南宋首都临安自八月十一日开始观看浙江潮，直至二十日，以十八日最盛；中秋夜还在浙江上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烂如繁星。　　重阳节九月初九日，也称“重九”，九为阳数，故称重阳。人们赏菊和出外登高，以茱萸插头以辟邪，以粉面蒸糕，加枣、栗，也有加肉的，有面糕、黄米糕、花糕，上插小彩旗以赠送。天明时以片糕搭小孩头上称“百事糕”，祝“百事皆高”；又于糕上放“小鹿”数枚，称为“食禄糕”（意为预祝做官）。　　冬至节与寒食、元旦为北宋三大节日，南宋则与元旦（年节、岁节）　　为两大节日，号称“亚岁”，冬至前夜为“冬除”，也称“二除夜”。“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南宋时，“最是冬至、岁节，士庶所重”，“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元旦）仪，而都（临安）人最重一阳贺冬”，商店停业三天以庆贺，称为“做节”；人们互相送礼，因离年节较近，以致有的到元旦时相互送礼还不如冬至，有“肥冬瘦年”之谚。冬至有吃馄饨的习俗，有的一碗有十多种，称为“百味馄饨”，有“冬馄饨，年■饦（汤饼）”之说。　　除夕、交年节十二月三十日，也称除日、除夜、岁除，也称为大节夜；而称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也称交年节。交年节为“新旧更易”，送故迎新，“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抹涂灶门，谓之醉司命”。商店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等以备民户除夕之用。这天要打扫房屋，有“交年日扫屋，不生尘埃”之谚。晚上在门后、床下、厕所点灯（除夕相同），称为“照虚耗”。南宋于二十五日煮赤豆粥祭食神，称为“人口粥”。　　除夕，五代后蜀各宫门也钉桃符；宋代进行扫除，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备香花供物迎神，皇宫还有装扮钟馗、灶神、土地、门神之类，驱祟出宫城外，称为“埋祟”。节日食品有各种果品、十般糖、澄沙团等。燃放爆竹，声震如雷；南宋还放烟火，家家围炉团坐，通宵达旦，称为“守岁”。　　其他节日二月初一日“中和节”，“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南宋民间还以青囊盛百谷、果相赠。二月十五日，两浙有“花朝节”，南宋首都临安人纷纷出城赏花。四月初八日“浴佛”节，也称佛生日，各地寺院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称为浴佛水，以铜佛像浸在小盆内糖水中。七月初七日“七夕节”，儿童女子皆穿新衣，于庭院列香案、酒果，令女郎列拜，称为“乞巧”。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僧寺作盂兰盆斋会，焚烧衣服纸钱；家家祭祀祖先，人们大多吃素，屠户亦停业。此外，还有十月十五日的下元节、皇帝生日等不少小节日。　　第二节五代、宋的宗教佛教自唐会昌五年（845）“禁佛”以后，虽自大中元年（947）起，大力恢复佛教，但佛教已元气大伤，加上唐末农民战争，佛教寺院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自五代开始，战乱频繁，官府管理僧寺的制度松弛，不少僧尼戒律荡然，到后唐时，“僧尼寺院多有故违条法，衷私度人（为僧尼）”，“妄称圣（佛）教，或僧尼不辨，或男女混居”，因而于天成二年（927）规定，志愿出家为僧尼者必须经官府准允，还要考试念经文，“不得私受戒法”，否则处罪。僧尼除规定的“官中斋会行香”等外，“僧尼不得辄有相过，如敢故违”，“画时擒捉，并准奸非例处断”。僧侣不能在尼寺开讲，除斋月开讲时外，“坊界及诸营士女”，“不得过僧舍”，僧侣也不能公然住在民户家中。后晋天福二年（937），也严申出家为僧尼的规定，如果“州府不遵敕命，衷私剃度（僧尼）”，也要受到惩处。但是，五代时不仅朝代更迭频繁，而且常常是政令不畅，到后周时，私自建造佛寺、剃度僧尼、熔铜钱铸佛像，全无法度，罪犯与逃兵也往往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惩罚，而“缁徒（僧侣）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不仅有碍社会治安，加上僧尼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因而也严重影响了后周的赋税与兵役。世宗决心对佛教进行整治并加以限制，显德二年（955）下诏，凡是无“敕额寺院”，全部停废；边远州郡而无敕额寺院的；可保留僧、尼寺院各二所；县城及常住居民200 户以上的军、镇，又没有敕额寺院的，允许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如无尼则只保留僧寺一所。凡志愿出家，不仅要得到父母、祖父母（如已丧则由同居伯、叔、兄）同意，男15 岁以上，女13 岁以上，还须念读经文考试合格，只在首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及青州设立戒坛进行剃度③。共废寺院30336 所；保留2694 所，系籍的僧尼6.12 万人。同年九月，为了解决钱荒，世宗决定除保留必需的铜器及存留寺院的铜佛像外，所有“民间铜器、佛像”全部用于铸铜钱，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指出铜像并不是佛，“佛在利人”，“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表明限制佛教发展的决心，此举受到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高度赞扬：“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①北方的佛教发展受到限制，周世宗此举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代武帝一起被列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禁佛”，也称“三武一宗法难”①。　　佛教在“十国”则并未受到打击，吴僧祖肩以阴阳五行之术佐吴王杨行密，权臣徐温之礼遇石头大师；前蜀王建为诗僧贯休建龙华道场；荆南高季兴之慰留诗僧齐己，可见“十国”帝王礼敬佛教之一斑，而吴越、闽、南唐、南汉的佛教因得到帝王的倡导而尤为兴盛。　　吴越王钱镠、钱镠（弘俶）先后尊僧昭、德韶为国师。德韶为法眼宗第二代法嗣，法眼宗遂大盛。法眼宗僧人延寿后修净土宗成为净土宗大师。天③ 参据《东京梦华录》卷6 至10；《梦梁录》卷1 至6；陈元靓：《岁时广记》。① 《五代会要》卷12《燃灯》。　　① 《五代会要》卷12《寺》、《杂录》。　　台宗义寂向吴越王钱镠提出天台宗佛经因“安史之乱”及会昌禁佛时焚毁，向高丽取经，钱俶即遣使求取，“高丽君乃命国僧谛观报聘，以天台教部还归于我”（《宋高僧传》作通过德韶“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通过义寂的传法，天台宗遂复盛②。佛教其他各宗也都得到发展。　　唐末王潮、王审知据福建，提倡佛教。禅宗雪峰义存禅师，王审知“时则迎而馆之于府之东西甲第，每将俨油幢聆法论，未尝不移时”，义存死时已是后梁开平二年（908），义“存之行化四十余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矣”③，闽国佛教由是大盛。闽国末年，大将李仁达曾一度拥立僧卓岩明为帝。　　佛教禅宗至唐代晚期，神秀北宗已衰亡，慧能南宗独盛，弟子南岳怀让门下已形成沩山灵祐及弟子仰山慧寂的“沩仰宗”、临济义玄的“临济宗”；慧能另一弟子青原行思门下也形成洞山良山与弟子曹山本寂的“曹洞宗”。僧文益是青原行思门下七世（义存系）漳州罗汉院桂深的弟子，南唐诸帝崇尚佛教，文益被迎住金陵报恩禅院，号净慧禅师，后迁往清凉寺，弘扬禅宗，死后谥大法眼禅师，其所创宗派，号称“法眼宗”。　　南汉前主刘隐、中主刘岩敬重韶州灵树院僧如敏，“署为知圣大师”，僧文偃受知于禅宗青原行思门下五世闽雪峰义存，义存禅师“密以宗印授焉”，文偃后到灵树院为首座，南汉中主“大加欣赏，文偃倡导灵树、云门凡三十年”①，创云门宗，云门宗首先盛行于南汉。　　宋朝建立，宋太祖崇佛而有所节制，停止了周世宗的毁寺打击佛教的活动，但“建隆初，诏佛寺已废（者），不得再兴”②。“岁度千人”为僧，在平定诸国前共有僧尼六万七千多人，略多于后周时。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现）在佛不拜过去佛。’..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以为定制。”赞宁是太宗时随吴越王钱镠归宋，故此僧可能并非赞宁。太祖“亲征太原，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祷于佛前”③，宋太祖对于佛教态度于此二者可见。宋“太宗崇尚释教”①，于宋代诸帝中为最甚。太平兴国五年（980），宣召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译经的法天来京，于太平兴国寺西侧兴建译经院，太宗亲为译经作序。真宗、仁宗时续有译经，宋代译经多属小部。宋代重视佛经的刻印，益州官刻本自开宝四年（971）起到太平兴国四年刻成，称《开宝藏》。以后由寺院刊刻的有福州东禅寺觉院版，崇宁三年（1104）刻成，称《崇宁藏》；两宋之际的开元寺版，称《毗卢藏》；南宋时，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思溪藏》、《圆觉藏》）、安吉县（今安吉北）资福禅寺（《资福藏》）、平江府碛沙延圣禅寺（《碛沙藏》），也陆续刊刻《大藏经》，促进了宋代佛教的传播。　　宋真宗以后，道教高于佛教，宋徽宗于宣和元年（1119）废佛入道，改寺院为道观，改佛、菩萨为金仙、仙人、大士，和尚为德士、尼为女德等，② 《资治通鉴》卷292，后周显德二年九月。　　③ 《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0 年版。　　①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89《僧义寂传》；赞宁：《宋高僧传》卷7《义寂传》。② 《宋高僧传》卷12《义存传》。　　③ 《十国春秋》卷66《僧如敏传》、《僧文偃传》。　　① 《宋会要辑稿》道释1 之15。　　但次年即恢复佛教。五代北宋初，“东南之俗，连村跨邑去为僧者，盖慵稼穑而避徭役耳”②。雍熙二年（985），“诏自今经业精熟者，方许系籍”③，“系籍”即有“度牒”，以控制僧侣的数量。僧尼数量才逐步减少，天禧五年（1021）为近46 万，景祐元年（1034）为43 万多，庆历二年（1042）为39 万多，熙宁元年（1068）为25 万、十年为23 万人，主要是自然减员，每年死1 万人左右。　　宋代对佛道二教实行“度牒”制度，由朝廷每年限量颁发以控制僧、道的数量，宋神宗时开始出卖空名度牒。度牒是僧、道的身份证明，如丢失须取保经官府验证后出给“公凭”，否则还俗。出家者须经父母等同意，无过犯、文身，男19 岁以下、女14 岁以下，佛教男称“行者”、女称“尼童”（道教称“道童”，男为道士童子，女为女冠童子），“童行”是道佛两教出家者未剃（披）度前道童与行者的合称。行者（18 岁）、尼童（15 岁）经考试读经等方可“剃度”（道童须经“披度”，合称“披剃”）受戒才给度牒，才能享受免赋役的特权。宋朝廷发放“度牒”的数量，自“嘉祐（元年，1056）至治平（四年，1067）总十三（二）年，给七万八千余道，熙宁（元年，1068）至今（八年，1075）八年，给八万九千余道”①，前期每年为6500多道，后期为11100 多道。通常“行童”十人中每年许一人“剃（披）度”，有时采取每僧百人、尼五十人、道士·女冠二十人“披剃”“童行一人”，由于数量限制，以致有的已三四十岁但仍为“童行”②。　　宋代佛教禅宗、净土宗最为流行，其次为天台宗、华严宗、律宗。禅宗自唐末五代分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到宋初，已只有临济、云门二宗盛行，其他各宗逐渐衰落。云门宗怀澄门人慧南，后师临济宗潭州石霜崇胜寺楚圆（慈明）禅师，北宋景祐三年（1036），在洪州黄龙山宣扬禅宗，创“黄龙派”，亦称“黄龙宗”，禅法兴盛。慧南的同门方会禅师“辞（楚圆）归九峰，后道俗迎居杨岐（属袁州，今江西宜春）”山，宣扬禅宗，也称杨岐禅师，创“杨岐派”，亦称杨岐宗，庆历六年（1046）移住潭州云山海会寺。杨岐、黄龙合前五宗，合称“五家七宗”，也称“五宗七家”。南宋时，禅宗只有临济宗兴盛，黄龙派于淳熙十四年（1187）后由日僧荣西传往日本，此后黄龙派日渐衰落；杨岐派也于庆元五年（1199）后由日僧俊芿、辨圆先后传往日本，南宋后期的临济宗实即是杨岐宗。宋代禅宗最盛，其徒先后撰有《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南宋末淳祐十二年（1252）释普济对五书删繁就简，编为《五灯会元》，为唐宋禅宗史与语录集。　　净土宗，五代末吴越禅宗法眼宗延寿禅师，后住杭州永明寺，创禅宗、净土宗合行说，著《万善同归集》，前后度弟子1700 人。宋开宝七年（974，时吴越尚未归宋）入天台山，度戒约万余人。杭州昭庆寺净土宗省常于宋太宗末年在西湖边结莲社（后改易行社），入社的信众百余人、僧众达千余人；此后佛教结社念佛遂成风气。宋代净土宗常依附于禅宗、天台宗、律宗。天台宗自五代时吴越义寂再兴后，义寂同门杭州慈光院志因的弟子晤② 《宋朝事实类苑》卷1。　　③ 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63《财用门·鬻僧类》。　　① 《宋朝事实》卷7《道释》。　　② 《宋会要辑稿》道释1 之14。　　恩，于北宋初著书否定《金光明玄义》是智■的真作，而义寂的再传弟子知礼也著书驳斥，知礼的弟子遂自称为“山家”，而贬称晤恩的弟子为“山外”，斥为不纯，“山外”派不久即衰，南宋天台宗（山家）僧志磐于咸淳五年（1269）完成以天台宗（山家）为主的佛教史《佛祖统纪》。　　律宗自分为南山宗、相部宗和东塔宗三家后，到五代、宋代已只有南山宗单传，吴越末北宋初著名的律师赞宁专习南山律，有“律虎”之称，奉诏于宋端拱元年（988）撰成《大宋高僧传》，主要录唐（高宗时起）、五代及北宋初各宗僧人，是重要的佛教传记著作。宋仁宗时律师允堪在杭州大昭庆寺、苏州开元寺、秀州（今浙江嘉兴）精严寺建戒坛度僧，律宗复兴，著有《会正记》，后称“会正宗”。再传弟子元照活跃于北宋后期，他原是天台宗，采取天台宗说讲律，著《资持记》，后称“资持宗”，后此宗独盛，还东传日本，南宋理宗时有著名律师临安闻思。　　华严宗，因是唐代贤首（法藏）所创，也称贤首宗，唐末五代衰微，北宋神宗时，杭州慧因禅院净源传播华严宗。元祐元年（1086），原高丽王子义天师承净源，带来久已散失的经疏多种，元祐三年回国，华严宗遂传往高丽。同年，慧因禅院改为教院，弘扬华严宗，时称净源为“中兴教主”。其后，有道亭著《义苑疏》、观复著《折薪记》、师会著《焚薪》与《复古记》、希迪著《集成记》，以注解《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史称宋代华严四大家。吐蕃地区在唐代中叶以前传播的佛教，史称前弘期，基本上是印度佛教的教义与形式，相当于唐开成三年（828），达玛（达磨）赞普即位，不久即灭佛，除边远地区外，佛教基本被消灭。到相当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具有吐蕃本教特色的佛教复兴，后世称为“藏传佛教”（喇嘛教），史称“后弘期”，有“噶当（甘丹）派”、“萨迦（萨思迦）派”、“噶举派”以及佛教密宗“宁玛派”和接受佛教影响的本地原始宗教“本教”（钵教、黑教）等。　　道教唐朝奉老子为始祖，崇奉道教，尊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后梁代唐，道教宫观“例多毁废”。后唐代梁，以继承唐朝自居，亦以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于都城洛阳建有圣祖玄元庙。明宗天成二年（927），以“天下宫观，久失崇修”，以及“有玄元皇帝（老子）宫殿处”，一一进行修复。后晋高祖也是“素尚玄元”，多次召见道士张荐明“礼之为师”，赐号通玄先生，天福五年（940）刻印《道德经》颁行。后周世宗于显德三年（956）召见华州道士陈抟，六年又于都城开封“新修太清观”，并将濮州一大钟移置观内。五代皇帝除后梁外，大多崇奉道教③。　　五代、宋代的汉族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大多兼信佛、道二教，而在佛教传入与道教创立以前所崇拜的诸神，在道教创立以后大多归入为道教诸神。道教并不断创造新的道教神仙，举凡天、地、风、雨、名山大川、湖海，直至城隍、土地、山神、门神、灶神，无不有神。而名人义士也不断变为神仙，民间信奉的“八仙”，就是新创造的道教神仙，其中除张果老（张果）、韩③ 《山堂考索·后集》卷63《财用门·鬻僧类》。　　湘子（韩湘）是唐代创造，其他都是五代、宋代创造的①。　　五代时战乱不断，不少士人隐遁山林，道教成为他们的归宿，中原著名的道士除张荐明、陈抟外，还有道士郑遨（云叟）、李道殷、罗隐之，“世目以为三高士”①。被后世尊为道家“八仙”之一的吕（岩）洞宾，原是唐末五代的隐士，与陈抟交游。八仙之二的汉钟离，原名钟离权，据说原是后晋的武将，后入道，也与陈抟交往，俗称汉钟离，当是后汉时“得道”而称汉钟离，但存在不到五年的后汉为后代道徒“遗忘”，而附会为秦汉时的汉代。八仙之三蓝采和，乃指南唐洪州西山隐士陈陶，他“以修养烧炼为事”，宋初于市上歌唱“蓝采和，蓝采和，尘世纷纷事更多”，后世以为蓝采和即是陈陶①。钟、吕二人后被全真道列入北五祖。　　“十国”帝王也大都礼遇或重用道士，如唐末歙州南山道士聂师道，郡守时咨以郡政，名其山为问政山，时人称之为问政先生，其地归吴后他得到吴王杨行密的宠信。泉州道士谭紫霄，先后受到闽帝王继鹏、南唐后主李煜礼遇。吴越王钱镠为道士闾邱方远、朱霄外，分别建或修太极宫、栖霞宫道观。此外，前蜀王建重用道士杜光庭，北汉刘崇重用道士郭无为、闽帝王鏻重用道士陈守元。　　北宋皇朝建立，宋太祖对佛、道采取兼容政策。宋太宗利用道士张守真、方士马韶为其夺取帝位乃是神和上天的意志制造舆论，宋太宗随后即为张守真在终南山建造北帝宫，起用马韶为官。宋太宗还召见陈抟、丁少微、赵自然等著名道士，或赐道号、紫衣，或修道观，并命整理道教典籍。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为了向崇奉天帝的辽朝表明宋朝是受命于天，以掩盖其处理宋辽关系的无能，景德五年（1008）正月，遂利用道教在朝元殿建道场，制造神人降“天书”《大中祥符》，于是改当年为大中祥符，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又制造道教的九天司命天神是赵宋皇族的始祖赵玄朗，降临宋廷，追尊之为圣祖；后又亲赴亳州太清宫，祭祀被尊为道教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道教宫观相继修建，祭祀活动频繁进行，道教得到空前的尊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②，直至宋真宗死，以“天书”随葬而告平息。道士总人数自真宗末的天禧五年（1021）以后，均略多于2 万人（含女冠，下同），熙宁元年（1068）以后降为1.9 万多人。　　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郊祀时，徽宗等君臣见到空中楼阁（如是事实，当是海市蜃楼），遂制造天神降临，掀起了又一次崇奉道教的高潮，于是访求道教经典，建“道学”，修建道教宫观，塑造老子圣像。七年，道士林灵素又宣说宋徽宗是上帝的长子下凡，奸臣蔡京、王黼、童贯等都是仙吏下凡，昏君徽宗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③。宣和元年（1119），又罢佛教归入道教，次年恢复佛教，但崇道活动仍旧进行。靖康元年（1126），当面对金兵围城之际，钦宗命方士郭京率“六甲”神兵出击金兵，郭京的出城逃跑直接导致了北宋灭亡。　　① 行者、尼童受十戒剃度为沙弥、沙弥尼，再受大戒（具足戒）为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① 《册府元龟》卷54《帝王部·尚黄老》二。　　① 参考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第1 卷，东方出版中心1996 年版。　　② 《新五代史》卷34《郑遨传》。　　③ 《十国春秋》卷29《陈陶传》。　　“龙虎宗”，五代、北宋的道教符箓派分为龙虎宗、茅山宗（上清派）　　和閤皂宗（灵宝派）。龙虎宗是张道陵后裔在唐代创建，以龙虎山（今江西贵溪西南）为中心的道教主要宗派，亦称天师道、正一道。天圣八年（1030）赐天师道张乾曜为虚靖（一作澄素）先生，“仍令世袭先生号”①。北宋末徽宗时，又升龙虎山上清观为上清正一宫。　　“茅山宗”创自南齐道士陶弘景，上承上清派，逐渐成为道教的主流，直至北宋末。哲宗绍圣四年（1097），召茅山（今江苏句容东南）道士刘混康到首都开封主持上清储祥宫道观，赐号洞元通妙大师；元符元年（1098），他在茅山所居庵旁的殿宇赐名为元符观；次年复归茅山。徽宗时，茅山宗达到全盛时期，“其徒倚为奸利，夺民苇场，强市庐舍，词讼到（江宁）府，吏观望不敢治”②。　　“閤皂宗”亦称灵宝派，创立于北宋，以閤皂山（今江西新干北）为中心。哲宗时，閤皂宗（灵宝箓），与龙虎宗（正一箓）、茅山宗（上清箓）已同为符箓派三宗之一。　　南宋时符箓旧派三宗仍是道教的主流，理宗嘉熙三年（1239），敕命龙虎宗的三十五代天师张大可为提举三山（龙虎山、茅山、閤皂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龙虎宗遂成为各道派之首。开庆元年（1259）忽必烈围攻鄂州，曾派使密访张大可，这是对张大可是南宋道教首领的认同，元初任命龙虎宗嗣天师主领江南道教①。　　此外，符箓派还有临川（今属江西）人饶洞天创于北宋淳化五年（994）　　的天心派，行天心正法；北宋徽宗时南丰（今属江西）王文卿创立的神霄派，行神霄雷法；形成于两宋之际的东华派和理宗时的清微派等，以及何真公创自南宋高宗时强调忠孝主张三教融合，实为儒道合流的净明道，也称净明忠孝道，这些都属符箓新派。　　道教金丹派（亦称丹鼎派）外丹学派，在唐代因道士想通过服食“仙丹”成仙而中毒死亡之事屡屡发生，故外丹学派到唐末已衰落。五代、北宋初的钟离权、吕洞宾、陈抟等内丹学派兴起。北宋中叶张伯端著《悟真篇》，是内丹学派的重要著作。张伯端，号紫阳，亦称张紫阳，后被奉为全真道南宗始祖。张伯端传石泰，石泰传薛道光，薛道光传南宋人陈楠，陈楠传白玉蟾，已是南宋中叶。白玉蟾打破此前单传的传统，广收门徒，终于形成道派，称建宗传法之所为“靖”，白玉蟾称碧芝靖、其徒彭耜称鹤林靖、彭耜之徒林伯谦称紫光靖。南宗受符箓派影响，自陈楠起兼行雷法。而以精、气、神为核心的南宗内丹学亦影响了符箓派，神霄、清微、净明等新道派，也都主张兼行“内炼成丹”。而同源的北方金朝王喆（重阳子）创立的全真道也吸收了南宗内丹学派理论。南宗到元初与北方全真道（北宗）逐渐合流，元代被称为全真道南宗，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被尊为南五祖②。内丹学的发展也促进气功学及相关医学的发展，对“宋学（理学派等）”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民间信仰的道教人物“八仙”中的何仙姑、李铁拐（铁拐李）、曹国舅，① 《宋史》卷8《真宗纪·赞》。　　② 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2，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9，天圣八年五月甲寅。　　② 《宋史》卷356《薛静传》。　　传说都是宋代人。北宋时有永州（今湖南零陵）女子能知人祸福，南宋末《混元仙派图》中，吕洞宾有女弟子赵仙姑，元代人又说她姓赵名何，赵仙姑就成了何仙姑；北宋太宗时有“跛仙”　　遇吕洞宾于君山（今湖南岳阳西），到《混元仙派图》中，有了吕洞宾的弟子李铁拐、曹国舅。曹国舅“并云其为北宋丞相曹彬之子，曹皇后之弟，故称国舅”。武将曹彬确有孙女（但不是女儿）为仁宗皇后，皇后弟曹佾曾以使相兼景灵宫使③，景灵宫原是宋真宗制造的赵姓始祖道教尊神赵玄朗的奉祀宫观，这些或许是后世道徒制造曹国舅为神仙的依据。五代的汉钟离、吕洞宾、蓝采和，宋代的何仙姑、李铁拐、曹国舅，再加上唐玄宗时已“得道”的张果（张果老）、韩愈的侄子韩湘（韩湘子）也已于唐宪宗时“得道”，在宋元之际形成为道教的“八仙”。　　伊斯兰教、犹太教、摩尼教喀喇汗王朝，驻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的博格拉汗萨图克在相当于中原五代时，已接受伊斯兰教，其子又定为国教，今日中国的新疆西部地区最早拥有大量伊斯教信徒，到宋建隆元年（960）时，已有20 万帐牧民信奉伊斯兰教。　　五代、宋代的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广州（今属广东）、泉州（今属福建）、扬州（今属江苏），有不少阿拉伯商人，他们在当地建有伊斯兰教寺院，最早的是广州怀圣寺，世传建于唐代，南宋岳珂记他在绍熙三年（1192）时在广州所见番商的寺院，当即是怀圣寺。泉州有建于宋真宗时的圣友寺和南宋高宗时的清净寺，南宋末在扬州也建有礼拜寺等伊斯兰教寺院，都是来宋经商及侨居的阿拉伯商人为进行宗教活动而建①。　　北宋首都开封曾聚居了相当多的犹太人，到金代时仍有不少，据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清真寺记》所记，犹太人建造该犹太教寺院，是始于宋隆兴元年（1163），这是金世宗大定三年，其时已是金南京开封府。　　摩尼教自唐代传入后，在唐武宗禁佛时也遭到打击，遂在民间流传，宋代东南沿海地区流传较广，被称为“吃菜事魔”教，也称“明教”，北宋末年两浙路方腊起义时，摩尼教徒曾参加起义，因而受到打击，但仍在民间流传，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月时，陆游所说的，“两浙谓之牟尼教”、“福建谓之明教”，即是①。　　③ 《元史》卷202《释老传·正一天师》。　　① 为便于叙述此处即称张伯端一系为南宗。北宗五祖为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喆。南宗始祖张伯端为刘海蟾弟子。北宗高于南宗。　　① 《中国道教史》第十一章，四“曹国舅”。曹佾为保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景灵宫使，按：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称为“使相”，只有丞相的礼遇而无丞相的职权。曹彬曾以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也只是“使相”而非丞相。　　第三节辽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婚姻、姓氏契丹人奉行同姓不婚的原则，即所谓“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①。姑舅表亲的婚姻比较普遍，并且不受行辈的限制，建国初期还有“姊亡妹续之法”。述律、拔里、乙室已三族都是与皇族耶律氏互通婚姻的家族，后族女为后、男尚主的特殊地位和它所反映的这种婚姻形态，既有早期婚姻习俗的影响，也是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普通部民遵循着同姓不婚的原则。　　“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机建国后，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②。世里，汉译为“耶律”。建国后，为笼络和安抚契丹诸部贵族，阿保机对出任过联盟首领的大贺、遥辇家族一律赐以国姓，于是辽朝始有“三耶律”。太宗灭晋，汉人李崧依汉人习惯为后族小汉制定了汉姓“萧”③。从此，与皇室通婚的后族皆以萧为姓。由于诸部落首领多出自于上述贵族之家，部民的姓氏又从其首领，故而契丹人只有耶律与萧二姓。　　居住、饮食游牧的契丹人“随阳迁徙，岁无宁居”①，居住的是便于迁徙的穹庐式毡帐，类似现在内蒙古牧区牧民居住的蒙古包。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的石棺上所绘的契丹住地小景，提供了这种毡帐的形制，门多东向。车马是迁徙、游牧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契丹人迁徙地，夏日选择高阜处，秋、冬、春季则选择背风向阳临水处。食物以乳肉为主，也有少量粮食。肉类可煮成“濡肉”，也可制成“腊肉”，牛、羊乳和乳制品是他们的食物和饮料。粮食则有“糜粥”，“炒■”。果品有桃、杏、李、葡萄等，常用蜜渍成“果脯”，夏日有西瓜，冬天有风味果品“冻梨”。饮料有乳和酒，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的酿酒业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建国后，汉人、渤海人的食品也传入了契丹，辽朝皇帝过端午节时就有渤海厨师制作的艾糕。　　服饰和发式契丹贵族的服装依其所任官职而有所不同，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皇后和北面官着胡服。又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之别。胡服有长袍、短衫、裤、靴、帽。袍服为圆领、交领或直领，左衽，窄袖。腰束带，有的带上还悬佩小刀、荷包、针筒、锥、火石和各种金、玉、水晶、碧石等饰物。长裤多为白色，有的还穿套裤。靴多为长筒，颜色以黑、黄为多。上层人物头戴冠、巾，贵族妇女戴瓜皮帽，侍女戴黑色小帽。衣料夏用绸、绢，冬用① 参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② 陆游：《渭南文集》卷5《条对状》；参见何竹祺：《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 年版。③ 《辽史》卷71《后妃传》。　　① 《契丹国志》卷23《族姓原始》。　　皮毛，“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为贵，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②。　　契丹人男女皆佩戴耳环，并同乌桓、鲜卑人一样，也有髡发的习惯。其发式不一，有的只剃去颅顶发，颅四周发下垂并向后披；有的在颅两侧留两绺长发，自然或结辫下垂；有的留双鬓上两绺，自然或结辫下垂，或使其从耳环中穿过再下垂，即沈括所说的，“其人剪发，妥其两髦”③。辽墓壁画提供了髡发的形象资料，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豪欠营出土女尸又提供了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契丹女性髡发样式。　　生育和丧葬契丹妇女分娩前须拜日，居住在专门搭制的毡帐中。分娩时卧于甘草苗上，用手帕蒙住医生双眼。生男，产妇饮调酥杏油，其夫用蓬子胭脂涂面；生女，产妇饮加盐的黑豆汤，其夫以炭涂面，认为这样有利于婴儿的发育成长。若皇后生产，生男，皇帝穿红衣，奏蕃乐；生女，皇帝穿黑衣，奏汉乐。唐时，契丹人行树葬、火葬。将尸体置于山树上，三年收骨焚化。建国后渐行土葬，随葬品视年代与墓主人地位的不同，多寡精粗不一，有玉、金、银、铜、铁、瓷、陶、木、骨等诸种器物和车马具、丝绸等。圣宗前，尚有人殉遗风。受佛教影响，辽朝的汉人和契丹人死后，有的用柏木雕成人形（真容木雕像），中空。尸体焚化后，将骨灰储入真容胸腔中。　　契丹人处理尸体的方式独特，对不能及时下葬者，刺其皮肤，令血液流尽，腹中实以盐、矾等，用丝线缝合。下葬时，有的用金、银或铜为面具覆面，同时用银或铜丝制成网络，罩裹全身或手足。　　追念死者有烧饭之俗，多于既死、七夕、周年、忌日、节辰、朔望诸日举行。筑土为台，或掘地为坎，上置大盘，盛以酒食并焚化，死者生前所用衣物、弓矢、车马、珍玩等皆可奉祭。　　节庆风俗契丹人的节日除受汉族习俗影响外，多与宗教信仰和游牧生活相关。　　正月初一，以糯米和白羊髓作成饭团，傍晚于帐内自窗中掷出，得偶数则吉，得单数则不吉。初七为人日，晴则吉；阴则有灾，须于庭煎饼食，称“薰天”。　　正月十三至十五日“放偷”，大则妻女、宝货、衣服、鞍马、车乘，小则杯盘、箕帚、锹镐之类，都可能被人窃去，且不许处分；失者须备酒食钱物赎回。　　二月初一为中和节，与六月十八日是请客的日子。中和节国舅萧氏请耶② 《辽史·外戚表》：“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曰萧翰，以从中国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姓皆为萧姓。”《新五代史·四裔附录》：“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阿钵本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将以为节度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由此可知，萧氏得姓自萧翰始，而萧翰本名小汉，为适应中原习俗，才由汉人以其名字的谐音制定姓名为萧翰的，此后后族便以萧为姓。　　③ 《辽史》卷31《营卫志·序》。　　律；六月十八日耶律回请萧氏。三月三日射兔，重九射虎，腊月辰日烧甲；除夕有岁除仪，烧盐、羊膏于炉火中，萨满赞祝火神，皇帝拜火等，或与游牧射猎生活密切相关，或继承了古鲜卑人的遗风①。立春击土牛、撒谷豆，端五挂合欢结、长寿缕等，则承自汉地习俗。　　娱乐活动契丹人的娱乐活动既有游牧民族文化特色，也受到了汉人，渤海人的影响，击鞠、射柳、打髀石、角抵、围棋、双陆，都是契丹人喜爱的活动。击鞠、射柳都是马上竞技活动，击鞠又称骑鞠、击球，即打马球。射柳多在祈雨的瑟瑟仪之后进行，先在场上插柳枝两行，削皮使之露出白色。射者以尊卑为序，各用手帕系于柳枝上以为标志，使距地数寸，然后乘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射断而接枝在手者为优胜，断而不能接者次之，断其青处或不断及不中者为负。　　髀石即“髌骨”，俗称“背式骨”、“拐”、“嘎什哈”，四面凹凸不平，形状各异。最晚北魏时的鲜卑已经用它为玩具了，契丹人也有击髀石的游戏，皇帝也以在冰上击髀石为乐。　　契丹人酷爱角抵，这既是竞技活动，也是宴会、集会上的表演形式。不但有契丹人参加，而且有汉人参加。二人两两相角，以倒地为负，宋使张舜民曾亲见契丹人角力，“两人相持终日，欲倒而不可得。又物如小额，通蔽其乳，脱若褫露之，则两手复面而走，深以为耻也”①。1931 年在辽阳发现了一只八角形陶罐，罐腹绘有八幅小儿角抵图，为研究辽代角抵提供了形象资料①。汉人的游戏娱乐活动也传入了契丹人地区，可知者有双陆、围棋和彩选格。　　萨满教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萨满教，最尊崇的神灵为天神、地祗、黑山神、木叶山神和鹿神。《辽史·地理志·永州》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契丹人将骑白马男子和驾青牛车女子尊为天神和地祗，自认为是他们的后代。木叶山（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的白音他拉）是其始祖奇首可汗的发祥地，黑山（今巴林右旗北罕山）是人死灵魂的归宿地。狩猎曾是他们的主要活动，鹿神为猎神，猎前祭祀，祈求多获。这些都与契丹人的起源、发展和生存密切相关，因而受到契丹人的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时祭。　　原始的多神信仰、生活习俗和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又形成了契丹独特的礼仪和诸多禁忌。遥辇阻午可汗时，制定了柴册仪和再生仪；遥辇胡剌可汗时制定了祭山仪，这是契丹人的重要仪式。建国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宋绶：《契丹风俗》。　　① 杨渭生：《沈括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①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鲜卑“以季春大会于饶乐水上，宴饮毕，然后配合”。契丹耶律与萧互相宴请，当是为两姓青年选择意中人提供机会。　　汉礼成分，内容日渐繁复。契丹人崇日尚东，祭祀皆东向，称“祭东”；对天日的崇拜演生出对日蚀、旋风和霹雳的禁忌。狗是契丹人看门护帐、游牧、狩猎的重要帮手，备受重视，也被视为驱邪禳灾的神物，每年八月初八日，杀白狗埋于寝帐前七步处，露其喙。至八月十五日，移帐于埋狗处，称“捏褐耐”。“捏褐”为狗，“耐”为头，以狗头驱邪护宅①。　　佛教和道教建国前，佛教已经传入。痕德堇可汗二年（902），龙化州（今内蒙古开鲁西南）建开教寺，为佛教传入契丹的标志。神册三年（918），上京（今巴林左旗南）又建佛寺。天显元年（926）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 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贵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儿女为僧尼，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建寺修塔，造像刻经，更为普遍，寺庙势力急剧增长。自景宗以来，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道宗时甚至出现了“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的情况②。契丹上层的崇佛又反过来影响了汉人，辽时南京（今北京）地区的佛事活动也相当频繁，场面可观。　　随着佛教的传播，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和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辽兴宗时命人搜集各地佛经，自重熙至道宗咸雍四年（1068），校勘雕印佛经579 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涞水县（今属河北）金山演教寺等地，称《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传入高丽，后者据以对照宋藏、高丽藏，进行校勘后雕印成新版《高丽藏》，成为大藏经的较好版本。1974 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抢修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中发现了一批辽代瑰宝，其中有《契丹藏》12 卷，不仅为研究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提供了珍贵资料，而且为研究辽代造纸、雕版印刷技术提供了实物。木塔发现的《契丹藏》是辽圣宗时期雕印的，看来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经的工作早在圣宗时就已着手进行了。　　佛教的传播，促进了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为了解释佛经音义，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继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为《开元释教录》之后新译佛经作音注和义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10 卷。此书由辽传入高丽，再入宋，宋刻入藏，后传入日本，对佛教的传播和文字训释裨益良多。燕京又一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善于音韵，闲于字书”，撰成字书《龙龛手镜》4 卷，收字26430 余，注用字163170 余，总189610 余字，立424 部首，部首字及部内各字均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序。在《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并广收当时所用异体、俗体、简体字。书成后传入宋朝，雕版发行，改名《龙龛手鉴》。此书编纂的目的在于帮助僧徒识字读经，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释义一般都很简单，用例多引佛经。今天它对研究宋以前异体字、简体字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原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契丹部民和某些契丹上层也信仰① 《辽史拾遗》引张舜民《画墁录》。　　② 参见[日]鸟居龙藏：《契丹之角抵》，《燕京学报》第29 期单行本。道教。神册二年（918），上京建道观，道教最晚此时已传入。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①，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东西两廊，中建正殿，接连数百间。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①。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蟾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圣宗时于阗（今新疆和田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　　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可从契丹某些墓葬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刻有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的壁画和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的实物得到印证。　　① 《辽史》卷53《礼志》六《岁时杂仪》。　　① 《辽史》卷26《道宗纪·赞》。　　第四节西夏的社会风俗和宗教服饰与发式早在西夏建国之前，长期和汉族人民杂居一起的党项人，由于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固有的风俗习惯也逐渐起了变化。西夏人的风俗依境内民族而异。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的服饰，除从事游牧生产者外，都基本改变了原先“衣皮毛”的习惯，穿着与当地汉人一样的布匹或绸缎。景宗李元昊建国时，曾规定文武官员的服饰：“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球子花旋襴，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①。夏显道元年（1032），李元昊为保持党项先祖旧俗，于国内下达“秃发令”，秃发即剃光头顶，穿耳戴重环。他率先自己秃发，然后令国内人民一律秃发，限期三日，有不从者处死，秃发即成为西夏境内流行的发式。　　饮食与居住西夏农牧民生活方式不同，党项牧民以牛、羊肉及乳制品为主要食物，还遗存“割鲜而食”即吃生肉的习惯。乳制品有乳酪、奶酥、奶油、奶渣等。农业居民种植的农作物以大麦、荜豆、青稞为主，收成不好，则常辅以野菜度日。西夏食品以面食为主，有面、粥、饼、馒头、包子等几类。食品制作已采用了烧、烤、炸、蒸、煮、炒等方法，调味品有盐、油、椒、葱、蜜等①。西夏人普遍喜欢饮茶与酒，茶是西夏牧民不可缺少的饮料，宋人以西夏党项部族食肉饮酪，称其“特茶为命”。酒也是西夏人生活中不能须臾离开的，凡聚会、盟誓、喜庆、祝寿、婚丧、嫁娶、出战、仇解皆取酒痛饮，一醉方休。　　西夏党项牧民居住在覆以毛毡木架的帐幕中，故一家称一帐。除牧民外，“民居皆立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②。有的地方是一列三间住房中，“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①，即中间供神，左右两间住人。西夏皇室帝王效法中原皇朝，大筑富丽宏伟的宫殿、陵园、寺庙。贵族富豪、大臣官僚也都竞相大兴土木，修建官邸、府衙，庭院楼阁，亭榭台池，极尽享乐。　　婚丧节庆西夏的婚俗基本上实行一夫一妻制，西夏人的著作中记述婚姻程序有“男① 《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　　① 《契丹国志》卷14《齐国王隆裕传》。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②，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买卖婚姻。自皇帝起到上层贵族官僚则普遍有纳妾现象，如李德明娶三室，李元昊凡七娶，仁宗时的晋王察哥“年已七十余，犹姬妾充下陈”③。部分地方仍保留着性爱自由的风俗，史载：“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一族方率亲属寻焉。见不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悼？”①。　　党项人原本实行火葬，焚尸后可能还要建坟埋骨，在西夏人编著的辞书《文海》中有烧尸场、墓地等辞语。史书还记载党项人有穴葬风俗，西夏建国前，宋咸平六年（1003），党项首领李继迁“寻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②。西夏建国后，多实行土葬，使用灵柩。甘肃武威发现的两座砖室西夏墓，建于夏天庆元年至八年（1194—1201）之间，墓主为刘姓汉人，生前任官经略司都案，死者葬具是木缘塔，骨灰不存，题款中有“灵匣”字样与男女主人名字，知其为夫妻合葬墓。西夏皇帝墓葬，从建国之后便取法于唐、宋帝王陵寝制度，在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贺兰山东麓兴建了规模宏大的皇帝陵园。　　西夏节日很少。西夏节气以十二月为岁首，故重冬至节，亲友团聚欢宴，以示庆祝。建国后，李元昊下令规定每年四季月首和他的生日五月初五为节日，让全民欢乐为他祝寿。　　宗教信仰西夏统治者笃信佛教，建国前李德明曾遣使赴宋朝河东地区的五台山（今山西五台东北）进香，又向宋求赐佛经。景宗李元昊“晓浮图学”③，也向宋朝求赐佛经，建国后又组织僧侣用新创的西夏文翻译佛经，并在首都兴庆府东修建高台寺。没藏太后早年曾出家为尼，元昊死后辅佐年幼的毅宗执政，因宋朝所赐《大藏经》，而于兴庆府西建承天寺。今甘肃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有西夏惠宗秉常时期开凿或重修的洞窟。崇宗乾顺时期，不仅在凉州修缮护国寺感应塔，在甘州建造崇庆寺、卧佛寺等；天祐民安元年（1090）还完成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仁宗仁孝时期大量刻印散施佛经。黑水城遗址（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中发现的大量西夏文刻本和写本中大多数是佛经，也可见西夏佛教传播之盛。西夏佛教前期来自中原佛教，中期是回鹘佛教，后期是吐蕃佛教（后世称为“藏传佛教”[后弘期]）。　　西夏亦有道教流传。景宗元昊长子“宁明，喜方术，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气忤而死”④。又如宋元丰四年（1081）宋军进攻西夏时，西夏“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①，都说明道教在西夏有所流传。　　② 曾巩：《隆平集》卷20。　　③ 沈括：《梦溪笔谈》卷18。　　① 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　　② 《西夏书事》卷36。　　③ 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10。　　④ 《西夏书事》卷7。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西夏人“笃信机鬼，尚诅咒，每出兵先卜”。占卜，用以问吉凶，决疑难。西夏占卜方法主要有四种：“炙勃焦”，用艾草烧羊胛骨，视其征兆；“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类似折蓍草占术；“咒羊”，于夜间牵羊，焚香祷告，又在野外烧谷火，次日晨屠羊，视其肠胃通畅则主吉，羊心有血则不吉；“矢击弦”，用箭杆敲击弓弦，听其声而占算战争胜负和敌至之期①。西夏人作战忌晦日，重单日，战败后还要举行“杀鬼招魂”的仪式，用以超度亡灵。其法是于战争之后三日复至原处，捕捉人马或缚草人埋于地，众人以箭射击。党项人特别重视复仇，如仇家有丧则不受侵害；无力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赴仇家纵火，焚其庐舍，被焚者趋而躲避，因党项之俗认为“敌女兵不祥”。如仇解，则双方用鸡、猪、犬血和酒，用髑髅盛酒共饮起誓：“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④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　　第五节金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饮食金代社会风俗是与金代社会的生产及生活相适应的，反映了以女真为统治民族和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的社会风俗的构成和特点。　　女真早期以肉食为主，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在主食中逐渐占有更重要地位，其初主要是炒米和粥，后来馒头、汤饼、烧饼、煎饼等面食都成女真、汉人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主食。女真人喜欢以野白芍药花用面煎之，做成其味脆美而又易于保存的食品，秋冬之际把新鲜蔬菜腌制咸菜、酸菜。调味品有盐、醋、酱、油。金代汉人、女真等饮酒之风盛行，尚豪饮，无论是城市还是山村，往往都有酒楼、酒肆。海陵时曾严禁朝官饮酒，犯者处死。世宗诏猛安谋克，只有节辰和祭天日方许饮燕聚会，在农忙之际不许饮燕或赴会他所，就是农闲之月，也不许痛饮，犯者抵罪。金饮茶之风也盛行，《金史·食货志》载：“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　　服饰金代服制有富贫、贵贱、民族的不同。女真富人，春夏多以纻丝绵或细布制作，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羊羔的皮为裘。贫者春夏以粗布制作，秋冬以牛、马、猪、羊、獐、鹿、猫、犬、鱼、蛇的皮做衣裤。服制有平居所用常服和自皇帝以下及百官礼服的区别。女真常服有用皂罗制的巾，上结方领，折垂于后。衣尚白，左衽，窄袖，盘领。腰带有吐鹘，可佩腰牌和刀、弓、剑等。《三朝北盟会编》引范仲熊《北记》：“凡番官平居著上领褐衫，无上下之辨，富者著褐色毛衫，以羊裘狼皮等为帽。”皇帝、皇后、皇太子及百官的礼服，多参酌历朝服制而制，而百官有朝服、公服、祭服的不同。服制的等级和阶级的限制十分严格，不仅对统治阶级内部有等级界限，对士庶、三教九流、兵卒、奴婢等都有具体规定，详见《金史·舆服志》。从民族的服制看，原居契丹统治下的北方汉民的服装称“汉服”，而称南宋服装为“南人衣装”。金初强制北方汉人等着女真衣装，禁民汉服，后禁女真人学南人衣装，但在各民族交融中是无法禁止的。不仅女真学汉人衣装已成风尚，女真衣装也在汉人中流行，而且女真衣装也传到南宋。女真继承了东北民族居住火炕的传统，火炕在北方各地普遍流行。　　家庭、婚姻金代女真从其始祖函普时起就已基本确立一妻一夫制家庭。在家庭内出现了私有财产，确立了父家长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但仍保留母权制和原始群婚的遗风。建国后，就曾禁止同姓为婚，继父继母的男女无相嫁娶，但在宗族内仍实行接续婚，而对男子来说却是一夫多妻，不仅庶官允许求次室二人，百姓也允许置妾。建国前就出现世族世婚制，而建国后“娶后尚主”的限制很严。随着历史的发展，女真族的家庭组织也不断变化，与其他族的接触和交融也更加密切，由于民族间的调动和互相杂居，遂允许与契丹、汉人互为婚姻。　　女真早期男女婚姻有很大的自主权，女子年已及笄，行歌于途，自歌其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伴侣的情意；或者参加富家子弟在夜晚举行的聚会，与之同饮，或歌或舞选得终身伴侣，即随之而去，及生子女，回到娘家“拜门”，父母并不干预。每逢订婚之时，男方及其亲属携带着酒馔到女家，妇家不分大小坐在炕上，婿党罗拜其下，俗为“男下女”。拜礼完毕，男方牵马百匹，少者十匹，供女方的家长选择，女方不过只留其十之二三，或皆不中选。女家给一定的回礼。在女真婚俗中仍保有赘婿和指腹为婚的习惯。葬礼金代丧俗有土葬、火葬或土葬与火葬结合。女真早期，人死后则埋之，但土葬多行之于汉人中。火葬是一种简便、经济、卫生的丧葬方式，在北方各族中久为流行。火葬在金代女真族中流行，而在北方汉人中也受其影响，习以为俗。火葬在传统的儒家观念中被认为是不合葬礼的，因此遭到反对。元好问《续夷坚志》卷3 记载，吕忠嗣通经学，每以古人自期，其临终对诸子说：“我死无火葬，火葬是为戮尸；无斋僧作佛事，斋僧佛事是不以尧、舜、文、武、周、孔之教待我。有违我言者，非吕氏子孙。诸子从教，无一敢违者。”土葬和火葬结合的葬俗，即将火化后的骨灰及随葬品装入木棺下葬，再在墓穴内把木棺、骨灰和随葬品一同焚烧。　　《三朝北盟会编》卷3 记载女真有殉葬、剺面、烧饭之俗。女真人死后，“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死亡，则刃剺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所有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长期流行于北方的烧纸钱和以纸作房屋、侍从、车马等仪物之俗，在金及金元间也颇流行。文体活动女真人俗尚骑射，把打猎看作最快乐的事。通常在重午拜天后进行射柳、击球的游戏，击球有时也在其他日子进行，并曾把击球列为策论进士的考试科目。角抵（即相扑）在金朝也为皇帝所乐见，宫廷角抵，则“百姓纵观”。汉族的双陆、围棋、象棋等也在女真族中广为流行。投壶和纸鸢也是金朝常见的游戏③。　　宗教女真人信仰萨满教，它是一种包括自然崇拜、图腾、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巫术等信仰在内的原始宗教。萨满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在重大典礼、事件和节日的祭祀时都有巫师参加，或由他们司仪。消灾治病、为人求生子女、诅咒他人遭灾致祸等，几乎都成为萨满的活动内容。　　早在女真函普时就已好佛事，灭辽及北宋后，由于中原佛教的影响，对于佛教的信仰更加发展，对金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习俗都有重要影响。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道教在金代主要有全真教、大道教和太一教。全真教创始人是王喆，别号重阳子，于大定七年间（1167）创建全真教。先后化度马从义（马钰，丹阳子）、谭处端（长真子）、丘处机（长春子）、刘处玄（长生子）、王处一（玉阳子）和郝大通（广宁子）、孙不二（清静散人）等入道。马、谭、丘、刘、王、郝、孙合称为七真人。　　大道教创始人是金初刘德仁，大约于皇统二年（1142）开始传道。太一教始祖萧抱珍，创教于天眷（1138—1140）年间。　　金代道教的共同特点是都主张顺从和忍耐，是在金朝女真族统治下北方地主阶级妥协的产物。无论是金代的佛教还是道教，都主张以本教义为主的佛、道、儒的三者合一，如在佛教的理论发展中有很高造诣的万松行秀和李纯甫。全真教创始人王喆，凡立会也必以三教名之，完颜■《全真教祖碑》：“足见其冲虚明妙，寂静圆融，不独居一教也。”王喆从三教合一的主张出发，劝人们诵《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及《孝经》等道、佛、儒三家经典④。　　④ 《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第十三章学术、文化第一节五代十国的文化诗、文、词五代诗、文沿袭晚唐遗风，崇尚词藻华丽，大多内容空洞。时当乱世，士人大多竞以科举入仕，正如冯道所说：“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①五代初，著名文士李袭吉任河东节度掌书记，为晋王李克用撰“羽檄军书”，“为文精意练实”，“辞理宏健”，而“动据典故，无所放纵”①，可说是代表一代文风。但罗隐《谗书》的小品文，讽刺现实，一针见血，在五代文坛中放出异彩，鲁迅曾给予高度评价：“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①后梁杜荀鹤、闽韩偓、吴越罗隐、前蜀韦庄和僧贯休、后蜀僧可朋、荆南僧齐己等人，皆以诗名，大多是唐末、五代初年人，不少诗作反映了唐末战乱与民间疾苦的现实，如韦庄的名作《秦妇吟》、杜荀鹤的《山中寡妇》等诗，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五代现实的写照。　　唐代中叶兴起了一种新的诗体“词”。五代时期，战乱较少，社会经济相对繁荣发达的前、后蜀和南唐，君臣们寄情声色，歌舞升平，为词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晚唐诗人、著名词人温庭筠香软华艳的词风，对前、后蜀的词风产生了重大影响，后蜀赵崇祚将晚唐、五代以温庭筠为首的词人，主要是前、后蜀的词人，共十八家凡五百首词编为《花间集》，不仅是集温派词之大成，也是最早的一部词总集，温派词人因而被称为“花间词派”，花间派词人中韦庄、李珣的词风则比较清丽素淡。　　五代中另一个“词乡”是南唐，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派，内容虽也是宫廷生活、花前月下，但词风大多比较清丽委婉，艺术风格上有所创新，尤其是李煜在被俘往北宋首都开封以后，创作了不少名作，如《虞美人》、《浪淘沙令》等，不仅将词从“花间派”狭窄的领域中扩展开来，也提高了词的表现力，有很强的感染力，对宋词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词作为一种文体，开始取得和诗同样重要的地位。李煜不仅是五代、宋初最杰出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而冯延巳的词清丽典雅，以景见情，对宋初词风很有影响。　　绘画、书法五代的绘画在唐代绘画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尤其是山水画与花鸟画成绩更为突出。后梁荆浩的山水画气势磅礴，笔墨并重，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关仝师法荆浩，“智妙入神”，他们都强调师法自然，并称“荆关”山① 以上有关社会风俗的内容，参见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① 金代宗教，参见张博全：《金史简编》第九章第六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①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水，属北派山水画；南唐董源擅长水墨、淡着色山水画“水墨类王维，着色如李思训”，属南派山水画，两派对宋代山水画派都有重大影响②。　　花鸟画取得突出成就的是南唐徐熙及前、后蜀黄筌。徐熙一生未做官，善画江湖鱼鸟，花木蔬果，创花卉画“没骨法”，水墨淡彩。黄筌则在前、后蜀时待诏宫廷，长于画鸟，淡墨勾画，施以浓彩。时“谚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③，反映了两派不同的画风，也都对宋代花鸟画派产生巨大影响。人物画的杰出画家，中原有张图、赵嵒，南唐有周文矩、顾闳中，前、后蜀有贯休、黄筌，吴越有王道求、李群等，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更是传世名作。　　后蜀后主孟昶创设画院，这是设立宫廷“画院”之始。其后，南唐中主李璟也设画院。后蜀、南唐画院聚集了许多绘画人才，对绘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五代的书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帝王中如后梁末帝朱瑱，史称“喜弄翰墨，多作行书”，“笔势结密，有王氏羲、献帖法”。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不但是著名词人，也是著名书法家，李璟的楷书“乃积学所致”，有名于当世。李煜的行书，“落笔瘦硬而风神溢出”①，成就仅次于杨凝式。中原杨凝式的行、草，纵逸雄强，独步五代，深受苏轼、米芾的赞许。吴越诗人罗隐、前蜀诗人韦庄亦皆以行书名世。　　史学虽然战乱不断，中原五代皇朝仍沿唐制设史馆，史称：“五代（史馆）　　官局，因循（唐制）无改。”后梁修撰《太祖实录》，因“叙述非工，事多漏略”②，敬翔又奉诏撰《大梁编遗》，与《实录》并行。后唐则修撰《庄宗实录》、《明庄宗录》、《（后）唐功臣列传》，还有庄宗曾祖（朱耶）李尽忠、祖李国昌、父李克用的《懿祖、显祖、太祖纪年录》；后汉修撰《高祖实录》，后周修撰《太祖实录》。　　后代为前代修撰实录，是五代史学的特色。后汉宰相窦贞固提出：“近见史臣修《高祖实录》，..述汉之兴由晋而起，安可遗落朝代，废缺编修。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没”，并请“敕史官纂集《晋朝实录》”③。实际修成后晋《高祖实录》、《少帝实录》，已是后周初年。后周世宗时，又修成后唐愍帝、废帝及后汉隐帝《实录》，“又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居位，未有纪录，..其末帝请依古义，书曰《后梁实录》”①。而后周《世宗实录》的完成，也已是北宋初年。正是由于五代时后汉、后周的补修前代实录，五代的各朝实录总数达360 卷之多，为北宋初年薛居正等修撰《五代史》（《旧五代史》）提供了基础。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五代之② 《旧五代史》卷60《李袭吉传》。　　③ 《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5 卷《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版。①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1《论三家山水》，卷3《董源》。本节及下节绘画，参考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图画见闻志》卷1《论黄徐体异》。　　③ 《宣和书谱》卷1《梁末帝》，卷5《李煜》，卷12《李煜》。　　① 《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总序）》，卷557《采撰》三。　　诸帝本各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②“十国”中修撰《实录》的，有《南唐烈祖实录》、《后蜀高祖实录》和《后蜀主实录》等。　　后唐时，又规定时政记、起居注，以及各种行政措施，包括法令变更、州县废置、中高级官员的任免、仪制礼乐等文件，并送史馆存档，当为晋、汉、周三代所沿袭。不仅成为历代修撰本朝或前朝实录的素材，也是北宋初年修撰《五代会要》、《旧五代史》各志的依据。　　五代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后晋天福六年（941），宰相赵莹奉诏监修的《唐史》，“至开运二年（945）六月，史馆上新修前朝李氏书”（《唐书》，史称《旧唐书》）。其时赵莹已罢相，而以时相刘昫署名③。　　② 《册府元龟》卷557《采撰》三。　　③ 《五代会要》卷18《修国史》。　　第二节宋代的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宋代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文学宋代文学艺术继唐代之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丰富多采。各种文艺形式，诸如散文、诗、词、绘画、书法、雕塑、“说话”、诸宫调、宋杂剧、南戏等的兴起、革新与发展，使宋代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瑰丽的景象。　　宋初，骈体文占统治地位，柳开、王禹偁以继承韩愈、柳宗元的古文（散文）传统为己任，王禹偁主张“近师吏部（韩愈），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①。穆修、苏舜钦等相继而起。宋仁宗时，欧阳修倡导流丽畅达，骈、散结合的散文新风，主张“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甚明而可行”，“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②。奖引王安石、苏洵；主持科举考试，苏轼、苏辙、曾巩同年举进士，欧阳修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王安石长于政论文，认为文章应“务为有补于世而已”①；苏轼很重视文采，继主文坛，古文运动终于取得全胜。他们的文章大多风格清新，自然流畅。欧阳、王、曾、三苏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后世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宋初，王禹偁首倡继承杜甫、白居易诗风。但不久即出现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诗体，崇尚词藻华丽，重形式、轻内容，风靡一时。文坛主将欧阳修以及梅尧臣、苏舜钦等相继而起，诗作大多平淡清新，间或粗犷奔放，诗风始为之一变。才华横溢的苏轼，诗备众格，洒脱豪放。王安石的诗，如《河北民》、《兼并》、《感事》、《省兵》等，反映社会生活、要求变法改革。黄庭坚创江西诗派，提倡以故为新，而后继者只注重文字技巧、声韵格律。江西诗派的陈与义，南渡后诗风转向悲壮。杨万里（号诚斋）、范成大、陆游、尤袤，号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其中最杰出的是爱国诗人陆游，才气豪迈，诗作悲壮奔放，晓畅自然。杨万里、范成大也是爱国诗人，杨万里诗名仅次于陆游，师法自然，诗作清新活泼，意境新颖，称为“诚斋体”。范成大反映人民生活的诗篇，如田园诗，清新妩媚，而使金时所作诗篇，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后期的徐照（灵辉）、徐玑（灵渊）、翁舒（灵舒）、赵师秀（灵秀），都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合称“永嘉四灵”，诗作注重技巧，清新可读。“江湖派”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诗人，大多关心国事民情，诗作或反映农村生活，富有生活气息；或寄怀江山，流溢着爱国思想。南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诗，或激昂，或悲壮，《正气歌》更是传世绝唱。　　宋诗继承唐诗而有所创新，题材广泛，描写农事的诗篇较多，反映农民的生活和民间疾苦，有助于了解宋代社会。爱国诗篇之多，更是一大特色，① 《廿二史札记》卷21《薛史全采各朝实录》。　　② 《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　　① 《小畜集》卷18《答张扶书》。　　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词是宋代最具特色的文学体裁，北宋前期以晏殊、晏幾道、范仲淹、张先、欧阳修为代表的婉约派，承袭五代词风，委婉典丽。内容大多依然是樽前酒后、花前月下。范仲淹词作虽不多，但扩大了词的表达范围，词风也较遒劲。柳永精通韵律，开始创作慢曲长调新体裁，长于铺叙，用语俚俗，情景交融，深受下层平民的欢迎，以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②，其作有“俚词”之称，柳永的词风对秦观、周邦彦等影响很大。高才逸气的苏轼，冲破词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境界，清新豪放，开创了豪放词派。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苏轼豪放派词风基础上高度发展，抒情、写景、叙事、议论，无往不宜，气势磅礴，充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陈亮、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均受辛弃疾影响，都属豪放派爱国词人。而岳飞的《满江红》，粗犷激昂，充满爱国主义英雄气概，激励着千古爱国志士。　　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发展了词的技巧，词语典雅流畅，形象生动鲜明。周邦彦精于词法、音律，格律、艺术技巧冠极当世。两宋之际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认为词与诗不同，词“别是一家”③。词作讲究音律，词语平淡而精巧，婉约中带豪放，独树一帜，时称“易安体”。南宋后期的姜夔，精通音乐，讲究格律，追求艺术美，是南宋最著名的词家。著名的婉约派词人还有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　　绘画、书法和雕塑李成为五代入宋的山水画名家，师法五代荆浩、关仝，善画平远寒林，时称“古今第一”①。范宽重视自然山水的写生，画风雄健，自成一家。李成、范宽、关仝，形成北方山水画的三个主要流派。宋神宗时的郭熙，师法李成，其画秀美明净，与李成齐名，世称“李郭”。郭熙与子郭思合著《林泉高致》，认为应观察山水，分别四季，画出朝暮等景色，要求赋予山水画以生活气象。南唐入宋的南方山水画派名家巨然，学习董源水墨画风，并称“董巨”，淡墨轻岚，自成一体。南宋初，李唐以画牛著称，兼工人物，尤擅山水画，创“大斧劈”皴法，并为刘松年、马远、夏圭所师法，合称为南宋四大画家。五代后蜀黄筌、南唐徐熙，善画花鸟，风格不同，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黄筌子居寀等入北宋画院，风格工丽细致，为“院画体”的标准画格。其后两派逐渐合流。宋神宗时的崔白，所画花鸟，清淡生动。宋徽宗绘画造诣很深，尤工花鸟，画风工整，神形俱妙。南宋花鸟画传世作品不少，作者大都佚名，画面鲜明生动。　　北宋前期的武宗元，专长佛道人物画，行笔流畅。北宋中期的李公麟，以画马驰名，又是宋代最有影响的宗教人物画家，所画人物，性格突出，形神俱妙。南宋四大画家，都兼工人物，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为著名人物画卷。李公麟、苏汉臣、梁楷、龚开，亦有名作传世。　　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风习的风俗画，宋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北宋末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风俗画的代表作，所绘开封景况，是当时社会生活的②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66《与张秀才第二书》，卷47《答吴充秀才书》。③ 《临川先生文集》卷77《上人书》。　　① 叶梦得：《避暑录话》。　　忠实写照，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李唐的《村医图》，绘一乡村医生在田边为患者治病，救护及围观者紧张的神态，跃然纸上。李嵩的《货郎图》，描绘了一群妇女儿童被货郎担所吸引的生动情景。　　文人画亦称“士人画”，不求形似，讲求神韵、情趣，作者都是文人，自称为“艺画”。轻视严整细致的画作，称之为“术画”，称其作者为“匠人”。文人画为文同所创，经文坛领袖苏轼倡导，遂盛行于当代及后世。苏轼喜作枯木怪石，画竹学文同。米芾画山水，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意似便已”；子友仁，继承父风，世称“米派”。南宋扬补之（无咎），“笔法清淡闲野，为世一绝”①，此外，还有赵孟坚的水墨花卉，倪涛的水墨草虫等。　　宋代书法亦有很大成就。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书法家珍品，命王著编次，标明为《法帖》，称为《淳化阁帖》，此后重辑、翻摹的很多。北宋时，潭州（今湖南长沙）据《阁帖》又增补部分作品；绛州（今山西新绛）亦据《阁帖》而有所增损，皆摹勒上石，十分精美，世称《潭帖》和《绛帖》，对传布书法艺术都很有贡献。史称：“国（宋）初，称能书者惟李建中与（宋）绶二人”，李建中“字，淳厚不飘逸”；而宋绶“书，富于法度”②，仍都是唐代“尚法”派书法。宋代书法家以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最为著名。蔡襄是北宋前期最著名的书法家，当时“推为本朝第一”①，承上启下，为尚意派先驱，正楷端重，行书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苏轼居四大书法家之首，是宋代“尚意”派书法的创导者，认为“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称自己的书法，“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②，擅长行、楷，刻意创新，用笔丰润而以韵胜。黄庭坚为“苏（轼）门四学士”之一，擅行、草，以侧险取势而挺秀，亦以韵重。北宋末米芾，亦擅行、草，得王献之笔意，书法为当时第一。宋徽宗赵佶是四大书法家之外，最有成就的书法家，正楷学唐薛曜而略变其体，称为“瘦金体”，亦善狂草。此外，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文同，苏轼之子苏过、米芾之子米友仁，亦以书法著称。南宋陆游、朱熹、姜夔、张孝祥、文天祥等，书法造诣也都很高。　　山西太原晋祠北宋元祐时塑造的42 尊侍女彩塑，富丽浓艳，各具神态，栩栩如生。山东长清灵岩寺北宋末所塑46 尊罗汉彩塑，色彩素雅，形象各异，生动逼真。四川大足石刻多数是宋代作品，铭记中载有元丰至绍兴时雕刻匠师元俊、文惟一等21 人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家，创造了无数生动的石刻造像，佛和菩萨形态端庄而具有世人气息，供养人、力士夸张有度，各有特征。经变故事造像中，大多是现实生活的片断与劳动生产场景，朴实健康，微妙入神。　　宋代的织锦，以苏州、建康、成都的最为著名。纹样通常是龟背纹、云以及“百吉”等图案、文字，绚丽多彩。缂丝也称“刻丝”，主要产地为定州（今属河北）、苏州。织法称为“通经断纬”，可以将山水、花鸟、人物、①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晁无咎》。　　② 《宣和画谱》卷11《李成》。　　① 夏文彦：《图绘宝鉴》卷4《杨补之》。　　② 《宣和书谱》卷6《宋绶》，卷12《李建中》。　　楼台等照样织制，成为绝妙的工艺品。传世的沈子蕃缂丝花鸟，图像逼真。刺绣有平绣、辫绣、扣绣和打籽绣等多种绣法，针线细密，配色精妙，所绣山水、花鸟、昆虫、祥云等，宛如图画。1967 年浙江瑞安仙岩塔中发现宋庆历以前的三方经袱，在杏红色素罗地上用白、黄等色平绣的对飞翔鸾团花双面图案，花纹两面一样，是传世的双面绣品中有明确年代的最早艺术品。雕漆即“剔红”，以金属或木作胎，涂上多层朱红色漆，乘未干透时镂雕人物、花鸟、山水、楼台等，金属作胎的常露出胎底金属本色。用黄漆作底再涂朱红漆，刻成黄地红花，称为“腊地”。也有以朱漆作底而涂黑漆，刻成锦地压花。或以各色漆重叠涂抹，雕刻时所刻花纹深浅不同，现出各种色彩的图案，如黄蕊、红花、绿叶、黑石等，十分美观。产地主要是两浙路，尤以温州最为著名，北宋首都开封有专卖温州漆器的店铺。　　戏曲、曲艺与“话本”　　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各种新的曲艺、戏曲形式迅速兴起，以适应新的市民阶层的文化需要。在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南宋首都“行在所”临安等大城市中，有着数十座称为“瓦舍”或“瓦子”的综合性游艺场，每座瓦舍中又有若干座“勾栏”（戏院），所上演的，主要有诸宫调、宋杂剧、南戏和“说话”等。宋神宗时，孔三传以不同宫调的不同曲子，说唱情节曲折的长篇故事，称为诸宫调。南戏《张协状元》前面有一段诸宫调，可从中看到宋代诸宫调的某种格式，诸宫调对宋杂剧、南戏、金院本和元杂剧都有较大的影响。宋杂剧是继承唐代参军戏，又吸收“大曲”（歌舞）、诸宫调等形成的早期戏剧。北宋时，杂剧有时还指傀儡戏、“角抵”等。南宋的杂剧，专指有滑稽讽刺的表演，并以曲子演唱的短剧，角色通常是四、五人。传世的无名氏《宋杂剧图》，描绘了演出时的生动场面。南戏，北宋末兴起于永嘉，形成于南宋中叶，亦称“永嘉杂剧”、“温州杂剧”。南戏起自民间歌舞小戏，后吸收杂剧及其他民间伎艺，词语通俗，流行于两浙、福建路。“说话”，通常又分为小说、讲史、说经、合生等，小说又称“银字儿”，专讲短篇故事，题材几乎无所不包。讲史，专说历史故事。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专讲宗教故事。合生，也作“合笙”，滑稽而含讥讽的称“乔合生”，可能是两人演出，一人指物为题，一人应命说咏，形式灵活，似乎并无故事情节，近似现代的相声。此外，还有“说诨话”（近似现代单口相声）、“商谜”（猜谜）。合生、说诨话和商谜等演出形式与内容已无从确知。　　话本是“说话”（说书）人的底本，多数经过文人加工。“小说”家所用的话本，都是短篇故事，通常即称为“小说”，如《新编小说快嘴李翠莲记》等，现存不过二三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诸书。长篇的讲史话本，一般称为“平话”（“评话”），传世的有《新编五代史评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评话五种》等。话本以白话为主，融合部分文言，穿插一些古典诗词，语言生动，作品的主角多为手工业者、妇女、市井商人等，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对后代的小说、戏剧、曲艺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史学宋代是中国封建时期史学的鼎盛期，新史体先后创设，长篇巨著之多，史学家成就之大，各种地理志的纂修，以及把史学领域扩大至金石学等，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　　宋初薛居正等编成《五代史》（《旧五代史》）150 卷。宋仁宗时，欧阳修受命重修唐史，成《唐书》（《新唐书》）225 卷，欧阳修又私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74 卷。宋代编修的前代史，传世的还有王溥《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以及路振《九国志》，陆游《南唐书》等。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294 卷，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这种经过改进的编年史体，称为《通鉴》体，成为后来编年史的通用体裁。南宋袁枢自出新意，将《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分门别类，每事详备始终，并列出标题，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　　宋人私人修史之风很盛，有题曾巩所修《隆平集》，孙逢吉《职官分纪》，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杨仲良仿《通鉴纪事本末》编撰《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王称《东都事略》，佚名《宋史全文》，佚名《两朝纲目备要》，佚名《宋季三朝政要》等。此外，名著还有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与唐杜佑《通典》并称“三通”。　　宋廷重视编修本朝史，设国史院、实录院等机构，由宰相兼任“监修”　　或“提举”，编纂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常受政治斗争影响而改编。宋代官修史籍记述之详，篇幅之大，居汉、唐、明、清各朝之冠。宋孝宗在位27 年的编年体官史《日历》，竟有2000 卷。现行《宋会要辑稿》，仅为宋代官修《会要》的残本，材料已十分丰富。宋《国史》原创设有《老释志》，是记载佛、道二教的专志，元修《宋史》时删除，十分可惜。　　宋代方志的著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体例已臻完备。地理总志记载宋朝统治区域概貌，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新设风俗、人物、土产等门；王存《元丰九域志》，分路记载州县户口、乡镇、土贡额数等；欧阳忞《舆地广记》，详于沿革地理。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多记山川名胜；祝穆《方舆胜览》，详于名胜、诗赋、序记。宋代编撰有大量州、县、镇志，传世的尚有20 多种。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记述还比较简略，而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范成大《吴郡志》、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南宋常棠《澉水志》为澉浦镇镇志，镇志的出现，反映了宋代乡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都市志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分别记载北宋末开封和南宋临安的繁华景况，是宋代城市生活的生动写照。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宋代史学领域新开辟的园地。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是现存最早研究石刻文字的专书。南宋洪适《隶释》和《隶续》，为传世最早的集录汉魏石刻文字专书，对有关史事进行了考释。赵明诚《金石录》，著录金石拓本2000 种，并作辨证。元祐七年（1092）成书的吕大临《考古图》及《释文》，著录古代铜、玉器200 多件，绘图形、款识，载尺寸、重量等，记出土地及收藏处，开创著录古器物体例，是中国最早而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南宋人继作《续考古图》。北宋王黻《宣和博古图》，著录古铜器达800 多件，亦绘图形等，考证精审，所定古器名多沿用至今。第三节“宋学”学派的产生与发展宋代文化学术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莫过于新儒学“宋学”的产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大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其对宋代及后世文化思想的巨大影响。　　新儒学“宋学”的产生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渊源于唐代的韩愈，他在创导古文运动的同时，力排佛、道，提倡儒学，提出“儒学道统说”，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引导对儒学经典义理的探求。并和弟子李翱先后推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韩愈创导的新儒学，经过唐末、五代、宋初的沉寂以后，到北宋中叶的仁宗初年，新儒学又重新开始在宋代文化学术舞台上兴起。活跃在宋真宗和仁宗初年的晁迥，“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③。吸收佛、道二家学说，成为后来新儒学“宋学”的学术取向。　　晁迥之后的胡瑗、孙复、石介，即被后来的理学家称为理学派先驱的“宋初三先生”，还有范仲淹、欧阳修、李觏、刘敞等，都是宋代新儒学“宋学”的先驱。　　文坛领袖欧阳修是宋学先驱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苏轼称：“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④。“通经学古”，即不事章句训诂而探求儒家经典的新意，是宋学的又一特征，他所著《易或问》和《毛诗本义》，是“宋学”在这方面早期的代表作。而“救时行道”，则是宋学建立初期学者的共同追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欧阳修、胡瑗、石介等都积极参加。后来的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也属于“救时行道”。而“嘉祐末，号称多士”，正是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个学派的创始时期。　　“宋学”学派：新学、理学、蜀学的形成及在北宋时的发展“新学”为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中举，任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后，著《淮南杂说》时创始；嘉祐末至治平四年（1067），居丧在江宁（今南京）聚徒讲学时形成。熙宁变法时开始成为宋学中最大学派，当时称为“新学”，史称“荆公新学”，元祐时虽遭打击，但直至南宋理宗后期以前，一直是宋学的主要学派。　　“蜀学”是苏洵在眉山“闭户读书”时，开始研究《六经》百家之说，晚年研究《易经》著《易传》未完成，治平三年（1066）死时，遗嘱苏轼继述其志。元丰年间，苏轼贬居黄州时完成《易传》，及著《论语说》、《书传》等，蜀学派的理论大体形成。蜀学派另一主将苏辙，元符三年（1100）③ 《宣和书谱》卷6《蔡襄》。　　④ 《苏东坡全集·正集》卷5《柳氏二外生求笔迹》，卷2《石苍舒醉墨堂》。末，开始居许州“居许六年（至崇宁五年，1106），杜门复理旧学（蜀学），于是《诗传》、《春秋》、《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①。至政和二年（1112）去世的13 年间，不仅撰著蜀学著作，还传布蜀学。两宋之际的蜀人韩“驹，尝在许下从苏辙学”，是北宋末年的重要蜀学派，入仕不久，即“坐为苏氏学”，宣和六年（1124），“复坐乡党曲学（蜀学）”②。　　理学则是由河南（今河南洛阳）程颢、程颐兄弟所创，创始的时间约在至和末至嘉祐初，形成于元丰年间居洛阳聚徒讲学之时。张载创立“关学”大致也在至和末，而形成于熙宁年间聚徒讲学于家乡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时。周敦颐，曾著《太极图》、《易通》，早年曾任二程少年时的启蒙老师，因而被朱熹推为理学开山，但他未形成自己的学派。同时的邵雍著《皇极经世书》等，创象数学体系。二程、周、张、邵五人，同被朱熹列为理学派的创始人，称为“北宋五子”。但是，理学派在北宋末仍只是个较小的学派。与理学家杨时关系密切的张觷，向蔡京推荐“其所知，遂以杨时荐”①，杨时遂被起用。靖康元年（1126），当金兵南下，北宋危亡之际，杨时又借攻击蔡京之机，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为宋钦宗采纳，但北宋随即为金所灭，理学派未能有所发展。“时人有十不管之语云：不管太原（时为金兵围攻），却管太学；不管‘防秋’（防备秋季金军南侵），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王）安石；不管肃王（钦宗弟赵枢，时在金营作人质），却管舒王（王安石）..。咸谓深中时病。”②秦桧对理学派的扶持与打击北宋末，昏君宋徽宗与奸臣蔡京打着崇奉王安石和新学派的旗号，进行着腐朽黑暗的统治，断送了北宋，成为南宋君臣及理学家们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的口实。右相范宗尹曾正确地指出：“王安石学术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绍述之说敷衍被蔓，浸失其意”所致①。　　绍兴元年（1131）八月，秦桧升任右相（独相），随即追赠程颐直龙图阁职名，称其学说为“高明自得之学”。起用与理学有关的人士，即所谓“绍兴初，秦桧为亚相，引（胡）安国侍经席，一时善类多聚于朝”②。次年，秦桧罢相，秦桧党羽在此前后被罢斥的达20 余人。　　绍兴四年，赵鼎任相后，原先被称为秦桧党羽的张觷、江跻、刘一止、楼炤、胡安国等，再次被起用。在新学是显学的情况下，次年“召省试举人程文，许用古今诸儒之说，并自出己意，文理优长，并为合格”。实际上凡不符合理学观点的应试者，一概不录取。理学派在秦桧、赵鼎先后扶植下，得到了初步发展①，但还未成为显学。　　① 《宋史》卷305《晁迥传》。　　② 苏轼：《居士集序》，《欧阳文忠公文集·卷首》。　　① 苏辙：《栾城集·后集》卷13《颍滨遗老传》下。　　② 《宋史》卷445《韩驹传》；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115，载有韩驹“高宗时”奏议八篇，从内容看，应是徽宗时。　　① 《宋史》卷379《张觷传》。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51，靖康元年八月三日引《靖康遗录》。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4，建炎四年六月己亥。　　绍兴八年（1138）秦桧再任右相，独相擅权，成为臭名昭著的奸臣，秦桧后来被说成是打击理学推行新学的人物，即所谓秦“桧再得政，复尚王金陵，而洛学废矣”②。其实，秦桧再相的前期，礼遇年迈的尹淳；任用杨时之子杨适、杨迥，婿陈渊；与胡安国父子更是关系密切。胡“宁本因其父（胡安国）兄（胡寅）与（秦）桧厚，故召用之”，绍兴十九年（1149），“（秦）桧知（胡）宁兄徽猷阁直学士致仕（胡）寅之贫，因其往剑州（今四川省剑阁）省世母，遗以白金”。由于胡寅的回书，秦“桧以为几己，始怒之”③，秦桧与胡寅兄弟的关系，也是与理学派的关系，从此恶化。此前，曾有一徐“存顶冒杨时高第徐存（江山人）之名，于秦桧当轴时，乞送入试院，试官观望，遂窃一第”④。绍兴十八年朱熹等理学人士中举，都说明秦桧当时还是扶持理学派的。　　绍兴二十年九月，采纳曹筠建请科举中淘汰采用二程学说者，开始打击理学派。绍兴二十三年，杨时之子杨迥因与胡寅的特殊关系罢官，秦桧党羽又“揭出”胡安国的门生胡“襄比当秋闱监试，题目众已议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党”，而被罢官①。次年，又发生“甚至萧振以附程氏之学而得祸，洪兴祖以序程瑀《论语注》而得祸”②。正如其后叶谦亨所说：“学术粹驳，系于主司去取之间，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宋高宗随即说：“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③秦桧“阴佑”新学派与打击理学派，是在其当政最后的五、六年。　　宋孝宗时期的新学、理学和蜀学“宋学”三大学派中，宋孝宗对理学派的攻击新学派，采取不支持的政策，形成各学派自由发展的学术环境，除新学派仍是显学外，蜀学派在沉寂了数十年之后重新兴起；理学派自宋高宗在位末年扶持以来，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朱熹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形成理学的主流学派，史称“程朱学派”，陆九渊则创建理学心学派，反理学的主要学派是陈亮、叶适的浙东事功学派等。　　乾道六年（1170）前，员兴宗提出：“今苏、程、王之学，未必尽善，未必尽非，执一而废一，是以坏易坏，宜合三家之长以出一道，使归于大公至正。”④宋孝宗又追赐苏轼“文忠”、苏辙“文定”，为苏轼文集作序等，对蜀学派采取扶持的政策。而对当时的主流学派新学派、理学派，则采取相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6，绍兴元年八月戊子；《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年正月甲辰。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0，绍兴五年六月甲子；卷173，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乙酉。“绍兴初程氏之学始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　　④ 《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二年正月甲辰。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2，绍兴十九年十二月丁丑。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72 之5。《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载朱熹同榜的第三甲第十三人徐存（兰溪人），可能为“顶冒”者。顶原作项，误。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九月乙酉（参见《宋史·选举志》2）；卷165，绍兴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绍兴二十五年十月辛卯；卷167，绍兴二十四年七月甲子、十二月丙戌。对遏制的政策，如淳熙五年（1178），“谢廓然言：‘近来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说则尚穿凿，主程氏之说则务为虚诞。..乞诏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专尚程、王之末习。’从之。”⑤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大学派在宋孝宗后期并为显学，其明证莫过于淳熙十四年（1187）时年58 岁的朱熹所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朱熹在这里所说的诸子，不仅是指理学派的许多学者，也包括新学派王安石、王■和蜀学派的苏轼，他所举的“五经”“四书”的注疏著作，就包括了他们的著作，并说学者学习三派著作，才使“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①。朱熹实际上是认为理学派与新学派、蜀学派同是宋学的学派之一。　　宁宗后期理学地位的提高宁宗初年，“庆元党禁”打击了理学派，三大学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　　嘉定元年（1208）的宋金“嘉定和议”后，理学人士刘爚向奸相史弥远建议，实行“收召诸贤”、“以爵禄縻天下士”，扶持理学派。次年，谥“赐朱熹谥曰文”，提高理学派的地位。　　嘉定三年，刘爚“遣国子司业，言于丞相史弥远，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②。　　嘉定十三年，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元”、“纯”、“正”，后又谥张载为“明”，为后来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同年九月，胡卫的奏议称：“皇朝承五季陵夷之后，士气卑弱，二三圣人作而新之。..熙宁以来，凡典章号令，若王安石之造意平雅，苏轼之发语纯明，..；程颢、程颐又以洙泗之源流兴于伊洛间，士之所趋一归于正。”①胡卫的奏议意在推崇理学，但只将宋学三大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安石、苏轼、程颢、程颐，同列于“二三圣人作而新之”的行列，说明理学派当时的地位虽已提高，但新学、蜀学派也还是主流学派。　　理宗后期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嘉定十七年，宁宗死，奸相史弥远废宁宗自定的皇位继承人赵竑，改立宗室赵贵诚（改名赵昀）为帝（理宗），随即“诏褒表老儒”，年迈的朱熹弟子傅伯成、陆九渊弟子杨简，以及自幼读程颐书的柴中行等，被授予殿阁职名，赐金带。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又表彰朱熹的《四书集注》，并“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②，再次提高理学派的地位。　　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乙酉。　　① 员兴宗：《苏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九华集》卷9。员兴宗死年不详，《九华集》附录祭员兴宗文数篇，最早的撰于乾道六年八月。　　②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淳熙五年三月。　　① 《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　　② 《宋史》卷401《刘爚传》，卷437《真德秀传》、《魏了翁传》。　　端平元年（1234），重用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十多位“名士”。次年，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十人从祀孔子。李■称这十人“卓然为学者所宗，宜在从祀之列”③，意在取得与早已从祀孔子的王安石同等的地位，但是此次“诏议”未能使其中的任何一人列入从祀。嘉熙元年（1237）三月，刘汉弼“为校书郎，转对，举苏轼所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①。结合理学派肆意攻击王安石，以及后来新学派被称为“邪党”，可见此时宋学的三大学派仍然并存。　　淳祐元年（1241）正月，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孔庙，而将王安石排挤出从祀的行列，以及推崇理学的其他措施，正式确定了理学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有识之士对于理宗在面对蒙古军南侵的南宋存亡之际，不是发愤图强，而是热中于扶持宋学的理学派并打击其他学派，深为不满。理学人士刘克庄在淳祐六年的《召对札子》中说：“薄物细故，纷挐不已；急政要务，谦逊未遑，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讥。夫废《春秋》，用安石，致祸之本也，于时（指北宋末）尚以为不急，况今之不急有甚于此者乎。今庙谟睽异，邪党（指新学派等）揶揄，臣实未知其所终。”②南宋皇朝在宋理宗致力于“不急之甚”的扶持理学派打击其他学派，而不思救亡图存的“急政要务”下，走上灭亡之途。③ 《宋会要辑稿》选举6 之40。　　① 《宋史》卷41《理宗纪》一。　　② 《宋史》卷42《理宗纪》二；《宋史全文》卷32。　　第四节辽代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辽朝的创建者耶律阿保机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通晓汉语，也吸收了一部分燕蓟地区的上层人物参与国家治理，积极借鉴中原封建政权的统治经验，吸收汉地的封建文化，同时也重视继承和发展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胡汉分治相适应，辽朝的文化也表现出了游牧文化与高度发展的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特点。境内契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草原游牧文化特点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它不但促进了契丹民族的发展，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契丹人的语言文字契丹语为与乌桓、鲜卑一脉相承的东胡语的一个分支，属阿尔泰语系。　　与古蒙古语同源，关系密切，某些契丹语词汇与古蒙古语相同或相近。　　建国前，契丹无文字。神册五年（920），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创制文字。他们在汉人的协助下，以汉字隶书减少笔画，或直接借用汉字创制了契丹大字，即所谓“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③。契丹大字笔画较汉字为简，但字数仍有3000 之多，不便掌握。并且用以记录契丹语，效果不理想。后来，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对大字加以改造，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有300 多个表音符号，称原字。将若干原字拼在一起以记录契丹语，“数少而该贯”①，比大字使用方便，它的拼音方法受了回鹘字的启发和汉字反切注音的影响。　　契丹小字的研究，现在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内外学者已释出语词400余条，构拟出100 多个原字的音值①。　　辽朝境内，契丹语和汉语都是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两种契丹字和汉字也同样被官民使用和在境内外通行。契丹字除用来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书状、印信等外，也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和文学、史学、医学著作，有些契丹文人也用契丹文字进行文学创作。　　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经验，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的皇帝和契丹上层人物多仰慕汉文化，很多人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汉人上层也多通晓契丹语，连出使辽朝的宋朝人有些也能用契丹语作诗，对沟通契丹人与汉人的思想感情，加强辽宋间的兄弟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文学契丹人在语言运用上有其独特的技巧，他们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评论事③ 《宋史》卷406《刘汉弼传》；《南宋馆阁续录》卷8《官联》二。　　①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揶揄”原文作“挪揄”。参见《庚申召对》。① 《新五代史·四裔附录》。　　物和品评人物。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著帐郎君子弟。　　辽圣宗10 岁能诗，一生作诗500 余首，常自出题目召宰相以下赋诗，并亲自审阅。兴宗也善为诗文，他不但与诗友唱和，还亲自出题，以诗赋试进士于廷。　　在辽朝诸帝中，道宗洪基文学修养最高，善为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其诗《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②。有诗文集《清宁集》。　　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资忠、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资忠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后编为《西亭集》；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挞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　　道宗皇后萧观音的《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天祚文妃的讽谏歌，太师适鲁之妹耶律常哥的述时政文等，不但反映了她们的文学修养，而且表达了她们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诗文中每引前代帝王行事为典，更体现了她们的经学、史学造诣。此外，平王耶律隆先有《阆苑集》，枢密使萧孝穆有《宝老集》，北女直详稳萧柳有《岁寒集》，萧韩家奴有《六义集》，敦睦宫使耶律良有《庆会集》等诗文集。耶律庶箴有《戒喻诗》，耶律韩留有《述怀诗》等，但辽朝书禁甚严，不许传入宋境，故皆不传。现在已无从知道他们是用哪种语言文字创作的。辽朝境内的汉人如杨佶、李瀚等也分别有诗文集《登瀛集》、《丁年集》。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系用契丹语创作，曾有金人耶律履的译文，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失传，今有履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辽人颇喜宋人诗文，对三苏的作品多能道其详。有的诗文集，在宋朝境内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契丹使人至宋，“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③。　　辽代私家著述传世极少，现存者有王鼎的《焚椒录》、耶律淳的《星命总括》和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行均的《龙龛手镜》等。　　儒学辽朝统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建国初，阿保机将择历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①于是神册三年，建孔子庙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次年阿保机亲谒② 《辽史·皇子表》。　　③ 参见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① 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记载，南京副留守邢希古通过殿侍元辛传语称，辽境内已有苏轼《眉山集》，并建议苏辙印行文集；中京度支使郑颛对苏洵“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至上京，馆伴王祭祀。契丹上层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养上，也多自觉地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准则。连作述时政文的耶律常哥也懂得“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金元之际杰出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其《怀古一百韵》中，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辽家尊汉制，孔教祖宣尼”这一历史事实。　　仕辽的汉官利用一切机会向契丹统治者介绍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统治经验，对契丹上层接受儒家思想起了推动作用。辽圣宗继位之初，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进《尚书·无逸》篇，太后“闻而嘉奖”。侍读学士马得臣录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进与圣宗，又上书谏止频繁击鞠，皆得到圣宗的赞许。兴宗时枢密使马保忠见皇帝“溺于浮屠”，“朝政不纲”，尝从容进谏，他说：“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①道宗对儒家经典更是“神领心解”，他不但学习和熟悉儒家经典，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认为自身的文化素养和辽朝的典章文物，并不亚于中原皇帝和中原王朝。自圣宗至道宗、在法律和礼仪制度制定中，更不断加进儒家思想中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秩序的内容，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契丹上层虽崇佛、尊儒，但佛、儒在辽朝的地位却并不一致。佛教不过是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而儒术却是他们治国的主导思想和统治者极力提倡的行为标准。　　绘画与雕塑契丹画家善画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　　著名画家胡瑰、胡虔父子和东丹王耶律倍所画多入宋内府，被誉为“神品”。耶律倍“多写贵人酋长，至于袖戈挟弹，牵黄臂苍，服用皆缦胡之缨，鞍勒率皆瑰奇，不作中国衣冠”②；画马“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①。他的作品甚为五代人所喜，甚至争相购买。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射骑图》和流传到美国的《人骑图》、《射鹿图》。胡瑰所画“穹庐部落、帐幕旗旆、弧矢鞍鞯，或随水草放牧，或驰逐弋猎，而又胡天惨冽，沙碛平远，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信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技欤”②。他画契丹人马，“用狼毫制笔，疏渲鬃尾，细密有力。至于穹庐什物，各尽其妙”③。他的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卓歇图》，流传到海外的《出猎图》、《回猎图》，也有人列为他的画作。其子胡虔“丹青之学有父风”，与其父的画品“殆未可分真赝也”①。　　辽兴宗“工画，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师儒知苏辙有《服茯苓赋》，因求其方。　　① 《玉壶清话》；《宋史·魏野传》。　　② 《辽史·宗室·义宗倍》。　　① 《契丹国志·马保忠传》。　　② 《宣和画谱》卷8。　　③ 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走兽门第三·神品》。　　① 《五代名画补遗》。　　真，仁宗作飞白书答之”②。外戚萧瀜，“慕唐裴宽、边鸾之迹，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购求。凡遇名迹，不惜重价。装潢即就而后携归本国，建小楼以贮之。风和日丽，焚香展卷，临摹所至，咸有法则”③。　　此外，契丹人耶律褭履（耶律防）、耶律题子、秦晋国妃萧氏，汉人陈升、常思言、吴九州等，也皆以善画称。常思言“善山水林木，求之者甚众”。求画者必与之志趣相投乃可得，“既不可以利诱，复不可以势动”④。　　除上述见于记载的画家外，辽朝还有大量湮没无闻的丹青手。一些保存至今的辽代所建寺庙、塔刹和辽墓出土的画幅、壁画，同样反映了辽代的绘画水平和技巧。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彩画，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珍藏的挂幅《神农采药图》、《南无释迦牟尼佛像》，立轴《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炽盛光九曜图》，这些画品虽无作者名款，却同样能反映辽代不同时期的绘画水平。1974 年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绢本辽代山水画《山弈候约图》（山水楼阁图）和花鸟画《竹雀双兔图》，为传世屈指可数的辽代卷轴画增添了新的内容。花鸟画构图取对称形式，装饰气味尚存，当出自契丹画师之手。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辽代绘画作品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当属辽墓中保存的大量壁画，它们不但题材丰富，而且有的也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早期被毁的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墓内和墓道两侧均绘有丰富的彩画，有建筑装饰、人物像、四季山水和牡丹、卷草、飞凤、双龙、彩蝶、祥云等饰纹。其中有人物71 个，大小略与真人相等，包括蕃汉官僚、侍卫和奴仆。中室四壁所绘《四季山水图》，分春、夏、秋、冬四幅，描绘了北方草原的四季风光，以象征皇帝四时捺钵之义，景色与庆陵所在的山林景色相近，当是写实之作。艺术形制虽显生拙幼稚，内容却生动活泼，富有草原生活气息。近年来，辽代壁画墓已发现了数十处，内容有草原风光、蕃汉人物、飞禽走兽、祥云花草、穹庐车帐等，它们是辽朝社会情况的真实记录，为我们研究契丹人的冠服、发式、车帐穹庐形制、生产生活状况、蕃汉统治者穷奢极侈的腐化生活和辽代社会习俗提供了真实的形象资料。如库伦辽墓壁画中场面庞大的《出行图》、《归来图》，即描绘了契丹贵族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也记录了契丹人“随阳迁徙”的具体情况⑤。　　辽朝的雕刻艺术以宣扬佛教信仰为多，有石雕和砖雕。保存至今的有真寂寺石窟（后召庙石窟，巴林左旗林东镇西南约20 公里）、开化寺石窟（前召庙石窟，后召庙东大山南坡）、灵峰院千佛洞石窟（赤峰西南约30 公里）和大同云冈石窟中的辽代雕刻石像等。其中真寂寺中窟的圆雕佛涅槃像和悲恸涕泣的佛弟子，“造形浑厚，比例适当，堪称佳作”。北窟后室的浮雕像为全寺造形之最优美者，富有地方特色，也是不可多得的辽代雕刻作品。据《辽史》记载，南京延芳淀、东京道乾州、上京五鸾殿都曾安放辽景宗石像，惜今已不存。20 世纪初至今，相继发现了中京辽太祖立像、辽景宗坐像，兴中府天庆寺玉石观音像和西京遗存的一些石雕造像。玉石观音像用汉白玉雕成，体形高大，镌刻精致。大同西郊佛字湾观音堂保存着一组辽朝② 汤垕：《画鉴》。　　③ 《宣和画谱》卷8。　　④ 《契丹国志》卷8。　　⑤ 王毓贤：《绘事备考》。　　石刻群像，其中的观音菩萨立像神态端庄，镌刻工丽，是辽代圆雕高大完美的石造像之一。大同拒墙堡西南辽南堂寺遗址有释迦佛坐像和文殊、普贤、弟子、侍女、狮、象等石雕残像，其中的释迦牟尼像“面相浑圆，姿容端正，服饰典雅，衣纹流畅”。　　辽代的墓葬石刻内容也十分丰富，它们包括石棺、墓志、墓壁石刻、部分画像砖和墓前神道碑、石人、石兽等。　　墓前石雕发现的有耶律琮墓神道两侧石雕一组，有文官、武吏、石羊、石虎。“文官头戴幞头，身着右衽肥袖长袍，腰系大带，拱手恭立；武吏头戴兜鍪，身着紧袖铠甲，足登长靴，双手按剑，神情严肃。石羊盘角昂首，曲膝而卧，石虎则作蹲坐式，前腿竖立，翘首远视。全组石雕风格古朴”⑥。辽宁法库辽墓出土的墓主人萧袍鲁头像，神态自然，形象栩栩如生。　　墓室内石雕多以主人车马出行、狩猎、宴饮、歌舞、民间故事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为题材，用浮雕、半圆雕、阴阳线刻等技法进行创作。辽宁地区发现的几口石棺多刻四神图案，雕工精细，刀法纯熟。草原地区的辽墓石棺，在雕刻内容和技巧上与此有所不同，主要刻划牲畜和车帐、牛、羊、马、骆驼等，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游牧生活的实质，也表现出了无拘无束的创作态度。墓壁雕刻多以故事画和饮宴图为主，有的则雕刻家畜和野兽。这类画像石墓在辽东京道所属地区（今辽宁辽阳、鞍山、锦西等地）发现较多。此外，辽朝还有大量的石经幢和石浮图。这类以修功德、消灾祸、报恩祈福、立传扬名为目的的经幢数量很多，其造型风格、技艺精粗有着明显的宫廷和民间的差异。　　辽代的石雕艺术在继承契丹人固有文化和中原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方的佛教文化，“把三者融会、消化，故能冲破宗教艺术的牢笼，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民族艺术成品，充溢着写实的生活气息”①。　　石雕之外，辽朝尚有砖雕和泥塑作品传世。辽宁朝阳北塔有砖雕力士、侍者、狮、虎、莲花等图案和密宗五方如来坐佛各一尊以及五象、双马、五孔雀、五金翅鸟（迦楼罗）生灵座等。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中耸立的观世音菩萨是我国最大的泥塑像之一，通高16 米，立于须弥座上，面带微笑，头顶上还有10 个小头像，所以也称“十一面观音像”。像旁另有两尊小型的侍立菩萨，也是辽代作品。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和义县奉国寺辽代所建大雄宝殿内，现存有泥塑释迦牟尼佛像和菩萨像。　　⑥ 《图画闻见志》。　　① 参见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89 年版。第五节西夏的文化艺术“西夏文”　　西夏建国前夕，在李元昊的主持下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由大臣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称“国书”或“蕃书”，后世称西夏文。西夏文字是仿照汉字结构创制的词符文字，文字构成多采用类似汉字构造的“六书”会意字和形声字等，也由偏旁、部首组合而成。但同汉字相比，西夏文字笔画更为繁复，多撇、捺，无竖钩。《宋史·夏国传》记载其“字形体方正，类八分，而画颇重复”。西夏学者骨勒茂才认为：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①。西夏文创制后，夏广运三年（1036）下令颁行，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字。国中设立“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选派贵族官僚子弟入校学习，翻译汉文典籍。　　西夏文字的创制，在西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并构成了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从现已发现的西夏文字文献、文物中，有用西夏文记载的历史、法律、文学、医学著作；有用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类林》、《孙子兵法》、《贞观政要》、《十二国》等；有大量译自汉、藏等文字的佛教经典；还用西夏文镌刻碑文，书写题记，铸造印章、钱币、符牌、铜镜等。　　文学西夏崇尚汉文化，但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传世不多。崇宗乾顺特别重视文学，本人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曾作《灵芝歌》与大臣王仁忠酬唱，传为佳话。留传于世的西夏文学作品，以诗歌和谚语为主。诗歌有宫廷诗、宗教劝善诗、启蒙诗、纪事诗与史诗等几类。西夏诗歌有韵律，一般为对称结构，通常是五言或七言体，也杂有多言体。每一诗句的音节数目不同，如夏天盛十四年（1162）佚名作者创作的《大颂诗》②，是颂扬西夏文创制者野利仁荣的颂诗，全诗23 行，分别为七、十、十一言。另一首史诗性的作品《夏圣根赞歌》①，内容多为民间传说，遣词造句带有浓重的民谣色彩，全诗45 行，每行3—14 字不等。开首三句：“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历来被学者引用作解释党项族称与历史源起的根据。另一首《新修太学歌》①，作于仁宗乾祐二十三年（1192），内容是赞美重建太学的，全诗27 行，字数不等，词句华美对仗，具有宫廷诗的风格。　　谚语是西夏文学的宝贵遗产，著名的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②，是由① 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辽海文物学刊》1992 年第2 期。② 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　　① 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① [俄]克恰诺夫：《献给西夏文字创造者的颂诗》，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版。　　② 聂鸿音：《西夏文考释》，《民族古籍》1990 年第1 期。学者梁德养、王仁持于夏乾祐年间（1170—1193）收集整理的。西夏谚语对偶工整，结构严谨，字数多少不一，有6 字至36 字句式，以14 字为最多。内容广泛地反映了西夏与党项社会的各个方面，揭露黑暗、鞭鞑丑恶、赞颂美好生活，并涉及社会生产、生活、风尚习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内容。音乐、舞蹈党项羌人是一个富有音乐传统的民族，早期党项羌人的乐器“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③，“横吹”即竹笛，是由羌人发明的。从唐代起党项人接受了中原音乐，宋代李德明时“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西夏建国后，李元昊为改“唐宋之缛节繁音”，乃下令“革乐之五音为一音”①。夏人庆五年（1148），仁宗令乐官李元儒参酌中原乐书，更定音律，赐名《鼎新律》。西夏流行的乐器，据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记载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箫、笙、筚篥、七星、吹笛、击鼓、大鼓、丈鼓、拍板。”西夏设有“蕃汉乐人院”，惠宗时曾“招诱汉界娼妇、乐人”②，已发现的西夏文献藏品中有《刘知远诸宫调》戏曲残本，说明戏曲已传入西夏。　　西夏时期的舞蹈在碑刻和石窟壁画中留有生动的形象，如建于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的《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额两侧的线刻舞伎，舞姿对称，裸身赤足，执巾佩璎，于豪放中又显出妩媚。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河西走廊地区的石窟寺西夏壁画中，伎乐菩萨的舞姿已接近唐、宋风韵，失去了羌系民族强悍粗放的风格。榆林窟第3 窟西夏壁画中的《乐舞图》，由舞女与乐队组成，舞女上身半裸，披挂绸带，着短裙长裤、赤足，颈部、手臂饰以璎珞、臂钏、手镯，左右相对吸腿舞状，姿态雄健③。在一幅西夏观音图中，有男性舞者形象，伴奏乐人为秃发男性，舞者抬臂舞姿，动作雄健，类似今日蒙古民族舞蹈。　　绘画、书法西夏的绘画艺术，留传于今的作品主要是佛教绘画。种类有石窟、寺庙壁画，经卷木刻画，木板、绢帛、纸本绘画等。石窟壁画主要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石窟寺中。绘画题材主要有本生故事、说法图、经变画、千佛、供养菩萨、供养人像与洞窟装饰图案等。壁画中的乐舞图、飞天、水月观音、唐僧取经图尤为西夏绘画艺术的精品。在壁画题材中，有为阐发佛教经义绘制的反映西夏社会生产和生活内容的农耕图、踏碓图、酿酒图、锻铁图，是反映西夏世俗生活的绘画艺术珍品。榆林窟第29 窟的西夏供养人像，无论男女，都身材修长高大。男像圆面高准，两腮肥硕，体魄魁伟，穿戴别具民族特色的服饰，充分表现出党项羌人粗犷、剽悍、豪爽的民族性格。西夏壁画，早期模仿继承北宋，中期学习吸收回鹘佛教壁画艺术的成分，晚③ 聂鸿音：《西夏文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 年第3 期。① 参见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② 《隋书》卷83《党项传》。　　③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　　期又接受了吐蕃佛教（后世称为“藏传佛教”）绘画艺术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构图、人物造型、线条、敷彩等方面都有特色。如线条上以采用铁线与兰叶描为主，辅以折芦、莼菜条；敷彩大量使用石绿打底，使画面呈现冷色调的“绿壁画”等。西夏时期刊印的西夏文和汉文佛经中，卷首多刻有精美的木刻版画，也发现有图解本的西夏文佛经。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佛画，有用绢、帛或纸本绘制的，内容有《文殊图》、《普贤图》、《弥勒佛图》、《阿弥陀佛接引图》等。其中还有《十一面观音图》、《上乐金刚图》、《胜三世明王曼荼罗图》及大型坛城（曼荼罗）木版画等密宗绘画，浓抹重彩，色调深沉，画中附绘供养人像与西夏文题款，别具风格，都堪称艺术佳品。除佛画外，甘肃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的木板画，内容多为武士与侍者形象，虽构图缺少变化，但用排列整齐的人物形象渲染严肃气氛，笔法飘逸，颇具唐画余韵。黑水城出土的版画《卖肉图》和《魔鬼现世图》，构图新颖，脉络分明，描绘生动、逼真、细腻，刀法娴熟，反映了西夏绘画艺术从写实到写意方面的高超画技。　　西夏的书法艺术源于汉字，有楷、行、草、篆四体，传世作品中，楷书多见于写经与碑文，篆书见于碑额与官印，文书、契约则多用行、草。出土文物中发现有西夏时期使用的竹笔，用以书写硬笔书法。仁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刘志直，工于书法，他用黄羊尾毫制作之笔，质量很高，为时人所效法。雕塑西夏雕塑艺术品种类多，有铸铜、石雕、砖雕、木雕、竹雕、泥塑、陶瓷等。西夏皇陵出土的鎏金铜牛，长120 厘米，重188 千克，模制浇铸，通体鎏金，造型生动，比例匀称，是西夏铜铸艺术的代表作。西夏石雕题材丰富，出土的有石马、石狗、石螭首、石雕人头像、栏柱、柱础、人像石座等。动物石雕、栏柱石雕都为通体圆雕，比例均衡，刀法细腻，有的留有彩绘痕迹。西夏皇陵出土的人像石座，呈跪坐负物状，形象有男女之分，皆双眉粗厚，双目凸出，短鼻獠牙，一说为西夏奴隶形象的写照。　　泥塑艺术以佛寺塑像为代表，夏崇宗时期修建的甘州大佛寺释迦牟尼涅槃像，身长34.5 米，肩宽7.5 米，木胎泥塑，金装彩绘，虽经后世修补，但西夏泥塑规模与风格于此可见。敦煌莫高窟第491 窟西夏供养天女彩塑，高67 厘米，头梳垂髻，身着袿衣，面露微笑，典雅俊美，宛然如生。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古庙和宁夏贺兰县宏佛塔中，都出土有佛、菩萨、罗汉、供养人、力士、童子泥塑，这些泥塑佛像多运用写实与艺术夸张手法，刻划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逼真自然，富有生活气息。　　雕塑陶瓷艺术品，在宁夏灵武窑出土的有人物和动物形象，如秃发的青褐釉供养人头像，卧姿褐釉骆驼，形象生动，釉色精美。西夏还出土有木、竹雕刻品，木雕中有一件菩萨像，冠带罗裙，端坐于龛内，左右置宝瓶和童子，画面富有生气。竹雕，在长7 厘米宽不足3 厘米的画面上，有庭院、松树、假山、花卉和人物，刻工精细、生动，是西夏存世的竹雕精品。　　第六节金代的文化艺术金初，诸事草创，文学朴陋，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多借才于宋。及至海陵，金朝始有自己的文人，蔡珪被称为金代文派正传之宗。金朝文化在发展中已达到很高水平，它“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④，“大定以后，其文笔雄健，直继北宋诸贤”①。在某些方面亦非宋可比，启后世文化发展之先声。文学金代文人能在我国文学史上，开后来派别或启发于后世的，主要是王若虚、元好问。王若虚著有《滹南遗老集》，是金代特出学者，诗文之外，兼长经史考证，推崇苏轼，其论史则攻击宋祁，论诗文则尊苏抑黄，是当时具有权威的评论家。他的贡献在于初步建立了文法学和修辞学，他还想建立文例，后来潘升霄的《金石文例》即受其影响。元好问是金朝集大成者，著有《遗山文集》，他的《论诗绝句》30 首，重在衡量作家，开后来论诗的一个重要派别。金代文人辈出，蔡珪被称为大定文章之首，其次是党怀英，与其同时的有赵沨、王庭筠（渤海人）、王寂、刘从益等。章宗承安后，在文坛上的主要人物有赵秉文、杨云翼、李纯甫、元好问等，皆一时名士。在女真人中成就较高的有金章宗完颜璟及完颜■等。　　杂剧戏曲杂剧戏曲在金朝得到相当的发展，已盛行以杂剧的形式作戏。金代院本的发展，为后来元代用北曲谱成表演故事的杂剧打下了基础。金章宗时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我国古典戏剧中一部带典范性的划时代杰作，系根据唐代元稹《莺莺传》改写而成，但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被称为“古今传奇鼻祖”，“北曲之祖”。　　儒学金朝以儒家思想为统治人民的基本思想，此外，老庄之学、佛学，特别是法家刑名之学亦较广泛流传和应用。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长期在北方潜伏着的理学又得到传播，因此出现以理学作为武器，一方面对经义之学展开批评，另一方面从理学、佛学方面对两宋的理学展开批评。　　赵秉文被称为“儒之正理之主”，他批评汉以来的传注之学，充分肯定北宋周、程理学。他认为“独周、程夫子，绍千古之绝学，发前圣之神奥”，“此前贤之所未到”①。他对北宋之学也加以批评，出入于佛、老，但没有使三道合一把理学向前推进一步，终以卫道统名于金。王若虚批评传注之学，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2。　　① 董锡玖：《中国舞蹈史》（宋辽金西夏元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 年版。① 《遗山先生文集》卷18《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其弊不可胜言，肯定宋学“使千古之绝学，一朝复续”②，“推明心术之微，剖推义利之弁，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到”①。同时他斥宋学，并曾下功夫对两宋理学注释加以评论和褒贬，但未自成一家之言。李纯甫，由儒教转向道教，又由道教转向佛教。著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①，他说：“学至于佛则无所学”，以为宋伊川诸儒“皆窃吾佛书”②。异常大胆地向两宋理学开战，以达到以佛为主的三教合一，把佛书抬高到儒、道之上。　　史学金朝除继承历朝史学之外，尚有其特殊的贡献。金代对传统的正闰观展开批评，发扬了历史上的民主和包括各族在内的中华思想。赵秉文认为王室与列国、华与夷、中国与四境的关系都是可变的；认为有公天下之心的都称“汉”，认为社稷与民相比，民贵而社稷轻，反对唐开元末“祸始于妃后，成于宦竖，终于藩镇”的提法，认为祸害的根源在“明皇”③。王若虚认为不能只有宋统一中国，统一也要讲“曲直之理”。他认为欧阳修不讲曲直的统一，是“曲媚本朝，妄饰主阙”④。他认为国之存亡可付之天数，但不能以守忠节犯食人之罪，他赞许司马光对传统正闰观的批评，“正闰之说，吾从司马公”⑤。元好问《中州集》是以诗存史，他把各地区、各族的诗人均视为中州人物，这是统一的包括各族在内的中华思想的具体反映。　　绘画、书法金代艺术的发展，也在各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海陵完颜亮能画竹，显宗允恭画獐鹿人物，王庭筠善山水墨竹，王邦基善画人物，徐荣之善画花鸟，杜锜画鞍马。金章宗设书画院，收集民间和南宋收藏的名画，王庭筠与秘书郎张汝方鉴定金朝所收藏书画550 卷，并分别定出品第。章宗亲自为收藏的书画题签和题词。现存金画不多，有虞仲文《飞骏图》、王庭筠《枯木》等，以张瑀《文姬归汉图》为最。画面纵29、长127 厘米，由墨笔淡设色，画蔡文姬归汉行旅在漠北大沙中的生动情景。艺术风格和表现技巧，都承唐、宋名画家的传统，是难得的精品。　　金代书法家，亦不出北宋诸派的窠臼，如吴激、王庭筠宗米，赵秉文、赵沨宗苏。章宗学宋徽宗的瘦金体，很有成就。王竞工草隶，尤工大字，两都宫殿榜题都是竞所书，士林推为第一。党怀英工篆籀，为学者所宗。赵沨工正、行、草书，亦工小篆，正书体兼颜、苏，书画雄秀，当在石曼卿上；行草书备诸家体，超放似杨凝式，当处苏、黄伯仲间；时人以沨配党怀英小② 阮元：《金文最序》。　　① 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性道教说》。　　① 《滹南遗老集》卷44《道学发源后序》。　　② 《滹南遗老集》卷3《论语辨惑序》。　　③ 《金史》卷126《李纯甫传》。　　④ 《归潜志》卷1、卷9。　　⑤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4《唐论》。　　篆，号“党、赵”。吴激得其岳父米芾笔意，王庭筠在当时学米诸人中，造诣最深，其书法与南宋诸老，各行南北，为元初巙子山诸人所不及①。任询具有多方面的才艺，书法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中州集》称他：“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　　壁画和雕刻金代壁画和雕刻艺术造诣亦深，现存的金代寺院壁画和已发掘的雕砖墓和遗物充分说明了这点。山西繁峙岩山寺的金代壁画，内容极为丰富，与传世的宋画中精品不相上下，它比永乐宫壁画绘制年代早158 年，二者前后辉映，是金、元建筑壁画中的双璧。在伊春金山屯出土有舞乐浮雕石幢，呈柱状八面体，每面都刻有人物浮雕，有的翩翩起舞，有的在击鼓奏乐，有的在吹笙弄箫，不仅表现出精巧的雕刻技术，而且展示出一个精彩的歌舞场面。金代文化艺术继辽、北宋之后而不断发展，超过了辽，在北宋之后与南宋平行，构成当时我国文化发展的南北两大支。在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中起着“上掩辽而下轶元”②的作用。　　① 《滹南遗老集》卷26《君事实辨》。　　② 《滹南遗老集》卷30《议论辨惑》。　　图版目次一、湖南永顺县溪州铜柱五代·后晋二、佛宫寺释迦塔（山西应县木塔）辽三、山西大同华严寺全景辽四、华严寺内大雄宝殿辽五、北京卢沟桥金六、山西恒山悬空寺悬空寺创建于北魏后期（约471—523），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现存建筑是明、清两代修建后的遗物。　　七、打铁酿酒图（壁画）西夏八、刻丝紫鸾鹊谱北宋九、刻丝蟠桃花卉图南宋十、钧窑尊宋十一、磁州窑黑釉雕剔花卉罐宋十二、景德窑青白釉刻花花卉碗宋十三、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张择端十四、听琴图（局部）北宋赵佶（徽宗）　　十五、卓歇图（局部）五代胡瓌十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五代顾闳中十七、与元珍帖北宋欧阳修清乾隆拓本十八、与太师帖北宋司马光清乾隆拓本十九、赤壁赋北宋苏轼清乾隆拓本二十、与无咎书帖北宋黄庭坚清乾隆拓本二十一、真酥帖北宋米芾清乾隆拓本二十二、与彦修帖南宋朱熹清乾隆拓本以上图版共二十二幅分为两组。图版一至十四为一组，排在上册卷首。　　图版十五至二十二为一组，排在下册卷首。图版一、图版七、图版二，分别选自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画集丛刊》之湖南分册、宁夏分册、《民族画报》1984 年第2 期。图版三、图版四、图版六、图版十、图版十一、图版十二，分别选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华严寺》、《古建风光》（1992）、《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图版五，系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照片。图版八、图版九，选自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的《中国博物馆》丛书之三《辽宁省博物馆》。图版十二、图版十四、图版十五、图版十六，选自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第一集、第二集。图版十七、图版十八、图版十九、图版二十、图版二十一、图版二十二，均选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三希堂法帖》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