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乙辛擅权结束后，道宗为太子耶律浚昭雪，并注意培植皇孙耶律延禧为皇位继承人。大安七年（1091），还不满17 岁的耶律延禧，即被任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总北南院枢密使事。但道宗在政治上依然昏庸无能，政事日非，史载：“帝（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耶律）俨尝得胜采，上曰：‘上相之征也。’迁知枢密院事。”③即是典型事例之一。他所宠信并被作为新帝顾命大臣的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就是一个贪赃枉法，被“讥其以金卖国”者①。再加上“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②，辽朝终于走向衰落。　　辽的灭亡寿昌七年（1101）正月，辽道宗死，皇孙耶律延禧即位，是为辽末帝天祚皇帝。无独有偶，一年前（宋元符三年）的正月，北宋的徽宗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真是南北辉映，相映成趣，一对昏君，分别断送了辽朝与北宋皇朝。天祚帝即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追奉其父耶律浚为皇帝，接着即惩治耶律乙辛余党，由顾命大臣耶律阿思主持，而贪赃枉法的耶律“阿思受赂，多所宽贳”③。天祚帝继承道宗败政，贿赂公行，他自“即位，拒谏饰非，穷奢极侈，盘于游畋，信用谗谄，纪纲废弛，人情怨怒”④，叛乱相继。乾统二年（1102）十月，首先发生了萧海里劫掠乾州（今辽宁北镇南）武库器甲的暴乱，在辽军的攻击下，逃入女真部落，后为女真所杀。差不多同时或稍后，在上京还发生被称为“剧贼”的赵钟哥，攻入上京皇宫，“劫宫女、御物”，为副留守马人望等所镇压⑤。　　正当辽朝在天祚帝腐朽统治下日益衰败之时，东北部的女真族正在迅速兴起。辽天庆五年正月（1115 年1 月），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摆脱辽的统治，即皇帝位，国号金，是为金太祖。为实现灭辽的目标，金太祖与宋联盟，筹划灭辽，先后攻占辽东京、上京、中京、西京、南京（燕京）。辽天会三① 《辽史》卷110《张孝杰传》。　　② 《辽史》卷21《道宗纪》一。　　③ 《辽史》卷98《耶律俨传》。　　① 《辽史》卷96《耶律阿思传》。　　② 《辽史》卷26《道宗纪·赞》。　　③ 《辽史》卷96《耶律阿思传》。　　④ 《三朝北盟会编》卷21 引范仲熊《北记》。　　⑤ 《辽史》卷105《马人望传》。　　年（1125）三月，天祚帝被擒，辽亡。辽灭亡前一年，辽太祖的八世孙耶律大石在叶窟里（今新疆塔城附近）称帝，号仍称辽，史称西辽。　　附表一：辽世系表（916—1125）　　表二：西辽世系表（1124—1218）　　第三章宋朝的建立及与辽的对峙第一节宋的建立陈桥兵变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早年应募从军于后汉的郭威部下，后周时屡立战功，逐渐升任禁军高级将领。后周世宗临终前为防止军事政变，免去后周太祖女婿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军职，而代之以名位较低的赵匡胤。　　显德七年正月初三，传闻辽军南侵，赵匡胤奉命出征，次日清晨到达黄河南岸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南，在黄河北岸）按照预谋的计划发动兵变，史称“陈桥兵变”。当日即返回开封夺取政权，初五日（960 年2 月4 日）正式建立宋朝，建元建隆，仍都东京开封，以洛阳为西京。真宗时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为南京应天府，仁宗时又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北京，作为陪都。为区别于以后建“行在所”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的南宋，史称建都开封的宋朝为北宋。赵匡胤是为宋太祖。　　宋朝建立后，首先致力于对原后周统治区内藩镇的安抚与镇压。名位高于赵匡胤的李筠、李重进先后叛变。当年四月，昭义军（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勾结北汉，起兵反宋，宋太祖派石守信、慕容延钊分兵进讨，并亲自前往督战，李筠、北汉联军大败于泽州（今晋城）南，李筠逃入泽州固守。六月初，宋军攻占泽州，李筠自杀，其子李守节亦以潞州降宋。　　九月，淮南（扬州，今属江苏）节度使李重进亦反。十月，宋太祖亲征。十一月，宋军攻占扬州，李重进自杀。　　宋太祖迅速平定李筠、李重进，为巩固刚建立的宋政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那些虽然心念后周，但势力名位均弱于李筠、李重进的藩镇，不得不对新朝俯首听命。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为了不使宋朝成为后周之后的又一个短命朝，首先是将那些名位与自己相近的高级将领免除军职。建隆二年（961）春末，首先免除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同时还免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军职，两人都出任节度使。　　七月，宋太祖又对自己的亲信下手。据说在一次宴会上，宋太祖向石守信等亲信指明利害关系，次日他们就主动交出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亲军都虞候张令铎等，都被免去军职而出任节度使，石守信虽然名义上还兼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职位，但并没有军权。　　经过这两次调整，殿前司的正副长官都点检、副都点检，实际上已被取消，而以原来的属官殿前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作为殿前司的长官。侍卫亲军司的最高长官都指挥使石守信，不久也辞去这一名义上的兼职。从此，侍卫亲军司的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长官，也逐渐被取消，侍卫亲军司的下属机构马军司和步军司都成为直属机构，长官为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与殿前司合称“三衙”，任命名位较低的将领担任三衙的长官，各分管一部分军队，一改原先由重臣名将统领禁军的局面，而且三衙只有管兵权，发兵权则属于通常由文臣担任长官的枢密院，出征作战则临时任命将领统率军队，以达到以文制武、互相牵制的目的，从制度上稳固了宋朝的统治，消除了名高望重的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可能性。皇权的加强削弱乃至取消节度使的职权，是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根源。宋太祖首先是从乾德元年（963）攻占荆湘后开始的，将新统治区的各府州直属朝廷，继而又于乾德四年命令各地选送精兵给朝廷，编入禁军，而以遗留在地方的老弱军人编为厢军，以削弱地方，主要是削弱节度使的兵权。同年还命令各地的财赋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到朝廷，又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权。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又将节度使属下的支郡全部收归朝廷直辖，节度使只领一府或一州，进而消除了节度使统治大片地区的局面。不久又将节度使留在京城，而以朝官出任知州、知府，节度使终于成为虚衔。中唐以来危害皇权的节度使，从此只是宗室、将相大臣的荣誉衔。　　为了安抚后周留下的大批官员，以及适应皇权的需要，在保留了唐代以来三省、六部及各寺、监的官称的同时，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脱离的政策，另派官员担任实际职务，称为“差遣”，原来的官称只是官品高低、俸禄多少的标志。　　政权集中于“中书”（政事堂、政府、东府），除以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外①，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分宰相之权。与中书对称“二府”的枢密院（枢府、西府），则掌握兵权，兵权不归朝廷是宋太祖沿袭五代旧制的决策。宋代又沿袭五代旧制以三司使掌财政，使政、军、财三权分立，互相制约。　　对地方上的府、州，则另设通判以抑制知府、知州的职权，这在宋初对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曾起到一定的作用。至道三年（997）又将全国划为15路，各路设转运使，后又设提点刑狱，除负责转运财物、审理刑狱外，还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称为监司（包括后来设置的提举常平司），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统治。　　① 通常认为唐代后期以后只有“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才是真宰相，中书令、侍中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成为虚衔，不再担任宰相。这个说法欠妥，陈振先后撰写《关于晚唐、五代的宰相制度》（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中州学刊》1985 年第6 期）两文，证明中书令作为宰相至五代后周冯道，侍中作为宰相则至北宋神宗治平四年九月韩琦罢相为止。　　第二节消灭割据吞荆、湘宋朝建立时，政局与五代时相同，同时存在的割据政权中，不仅有表示臣附的南唐、吴越、泉漳、荆南、湖南，还有称帝的后蜀、南汉、北汉，这还不算北方的辽，西北党项李氏、回鹘，以及西南的大理诸政权，仅就汉族聚居区而言，也是九国并存。宋朝在采取巩固统治措施的同时，即继续进行后周世宗未竟的统一事业。　　宋朝建立时，荆南节度使高保融随即臣附，同年八月病死，由其弟高保勗继任，建隆三年（962）十一月高保勗病死，由高保融的长子高继冲继任。乾德元年（963）正月，宋朝以应湖南周保权请求的名义，起用宿将慕容延钊率军南下，讨伐湖南的叛将张文表，出兵之际，授权慕容延钊以借道南征的名义，在途经江陵时先灭荆南。二月初九日宋军到达荆门（今属湖北），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派叔父、掌书记高保寅前往劳军并探听消息。当夜，慕容延钊采取在欢宴高保寅之际，派数千骑兵偷袭江陵，高继冲闻讯惊慌出迎，宋军迅速占领江陵。初十日（963 年3 月26 日）高继冲被迫投降，荆南成为被宋朝消灭的第一个割据政权，得3 州17 县。高继冲以后任武宁军（徐州）节度使十年，开宝六年（973）十一月病死于徐州（今属江苏）治所。　　宋朝建立时，湖南武平军（朗州，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也臣附，建隆三年（962）九月病死，子周保权继位，年仅11 岁。十月，故将张文表据衡州（今衡阳）叛变，袭占潭州（今长沙），自称权留后，并向宋臣附以期获得宋朝的承认。周保权遵照周行逢的遗嘱，命杨师璠率军抗击，同时向荆南及宋朝求援。十二月，宋朝任命周保权为武平军节度使，随后又命张文表入朝。乾德元年正月初，决定以讨伐张文表为名，出师吞并湖南。　　宋军在二月初吞并荆南后，日夜兼程向南进发，这时湖南已将叛将张文表消灭，宋军出师的公开理由已不复存在，但宋军此次南下，志在吞并荆南及湖南，荆南虽已归降，但湖南却派兵抗拒。二月中旬，宋军先锋丁德裕率部到达湖南首府朗州城下，湖南守将张从富采取坚壁清野的防守战略，丁德裕因未受命攻城而退兵等候朝廷命令。下旬，宋军大败湖南军于岳州（今岳阳）城外的三江口并攻占岳州，三月上旬末，宋军到达朗州城下时，城中军民惊恐出逃。初十日（936 年4 月6 日），宋军进入朗州，湖南周保权出逃后被俘。宋得14 州1 监66 县。周保权后长期以环卫官①住在首都开封，太平兴国（976—983）中曾任并州（今山西榆次）知州，雍熙二年（985）死。取后蜀宋军迅速消灭荆南、湖南，使后蜀后主孟昶十分惊恐，企图与北汉联合攻宋，而宋朝也早有灭蜀的意图。　　① 环卫官，指左、右卫等十二卫（南宋孝宗时增为十六卫）的上将军、大将军等，“号环卫官”，“皆空官无实”（《宋史·职官志》），是享受俸禄的从二、从三品等的闲职，高保权被俘后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即是。以下各俘降国王所授环卫官具体官名不再列举。　　后蜀广政二十七年（宋乾德二年，964）十月，后蜀派往北汉的密使之一赵彦韬向宋告密，宋遂以此为借口，十一月，即派王全斌率主力由陕西南下，刘光义率偏师沿长江西上，进攻后蜀，后蜀随即派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和赵崇韬统军北上抗击王全斌。　　十二月末，王全斌军连克兴州（今陕西略阳）、西县（今勉县西）、三泉（今宁强），俘蜀主将韩保正、李进，宋军进至嘉川（今四川广元），蜀军遂烧栈道，退保葭萌（今昭化南）。宋军分兵修复栈道，并派小部队出敌背后，与主力合击蜀军，蜀军连战皆败，退守剑门（今剑阁北）。宋东路军刘光义亦连败后蜀水军，蜀守将高彦俦兵败自杀，宋军遂攻占夔州（今奉节），后蜀东部门户首先丢失。　　次年（965）正月初，宋军王全斌又以小部队由小路出剑门后，与宋军主力夹击剑门，攻占剑门，并俘蜀军副统帅赵崇韬，接着攻占剑州（今剑阁），又俘蜀军统帅王昭远。后蜀太子孟玄喆率领的援军刚进至绵州（今绵阳），闻讯后随即逃回成都。后主孟昶见大势已去，于正月初七日（2 月11 日）派使臣前往宋军前奉表投降，初九日（13 日）宋军于魏城（今绵阳东北）受降，宋得45 州198 县。孟昶于五月到开封，受封为秦国公，六月中旬病死。　　灭南汉宋朝建立后，南汉不仅不称臣归附，反而出兵进攻已属宋朝的道州（今湖南道县），宋太祖遂命南唐后主李煜致书南汉后主刘煜，令其向宋称臣并归还在后周时侵占的桂州（今广西桂林）、郴州（今属湖南）等地，遭到拒绝。　　宋灭后蜀，南唐后主李煜再次遣使致函南汉后主，劝其归附宋朝“以小事大”，免致讨伐，以保持实际割据的政权。南汉后主不但不听劝告，回函还出言不逊，南唐后主李煜遂将其书送呈宋太祖，说明规劝无效。　　开宝三年（南汉大宝十三年，970）九月，宋太祖派湖南驻军将领潘美、尹崇珂统率湖南地方部队讨伐南汉。此时，“南汉旧将多以谗死，宗室剪灭殆尽，掌兵者惟宦者数辈，城壁壕隍，但饰为宫馆池沼，楼舰器甲，辄腐败不治”①。南汉后主得知宋军南下，派宦官龚澄枢到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措置防务，但当宋军迫近贺州时，龚澄枢立即逃回广州，宋军遂围攻贺州，并在大败伍彦柔的援军后迫使贺州守将投降。南汉后主不得已，只得起用宿将潘崇彻，潘崇彻统兵3 万屯防于贺江（今广西、广东境内），而当宋军转而西攻昭州（今广西平陆）时，潘崇彻只是拥兵自保并不出兵救援。十月，宋军连克昭州、桂州；十一月，又克连州（今广东连县）。至此，南汉乘湖南内乱时攻占的原湖南地方已全为宋攻占。十二月，宋军进至韶州（今韶关），南汉都统领李承渥统兵10 余万以象兵为前锋，抗击宋军，宋军以强弩射象，象中箭奔回，冲散南汉军，宋军遂攻占韶州。南汉后主慌忙在广州城北郊部署防务。　　次年正月，宋军占领英州（今英德）、雄州（今南雄）后，统率重兵的潘崇彻降宋，宋军长驱南下，直至广州城北十里。二月初，宋军以火攻焚毁南汉以竹木筑成的防栅，攻至广州城下，南汉后主刘见大势已去，纵火焚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　　烧宫殿、府库。开宝四年二月初五日（971 年3 月4 日），后主出降，南汉亡，宋得60 州214 县。刘以环卫官居京师，历封侯、郡公，太宗即位后进封卫国公，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死。　　平南唐（江南）　　南唐在宋朝建立后即表示臣附，南唐中主李璟因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隔江即是宋境，建隆二年二月，迁都南昌（今属江西）。六月，中主死于南昌，子李煜即位于金陵，仍以金陵为都城，是为后主，史称李后主，对宋谨修臣节，两次遣使致函南汉劝其臣附，以期保留割据政局。宋朝平定南汉后，李后主害怕宋军继而攻打南唐，遂于当年不仅加倍进贡，并改国号唐为江南（为便于行文，仍称为南唐），进一步表示为宋朝属国以求保持割据现状。但宋朝消灭割据势力的决心并不因此而动摇，相反更加紧了进攻南唐的准备。南唐的落第进士樊若水，为了寻觅投靠宋朝的资本，在采石矶附近以钓鱼为名，往返于两岸，用丝绳测量江面宽度，并向宋朝建议造船建浮桥以渡宋军消灭南唐，受到宋太祖采纳。宋派官员前往江陵（今属湖北）督造船只，并派兵遣将作好进攻准备，但是师出无名，遂于开宝七年（974）九月遣使召见李后主，李后主害怕被扣留而称病不赴，并表示准备抵抗宋军的进攻。开宝七年十月，宋太祖以曹彬、潘美为帅，自江陵顺流而下进攻南唐，水陆并进，连克长江南岸的池州（今安徽贵池）、铜陵、芜湖、当涂、采石（今皆属安徽）。十一月中旬初，宋军于采石以船建成浮桥，宋军主力得以渡江长驱南下。南唐以郑彦华、杜真分统水、陆军各万人抗击渡江宋军，杜真与宋军接战，因郑彦华拥兵不救而战败。南唐都城金陵开始戒严，并募民为兵，以神卫都指挥使皇甫继勋负责防务。　　开宝八年年初，宋军进攻金陵，再败城外的南唐守军，南唐又派兵逆流而上图谋夺取采石浮桥，但又被宋军击败。吴越王钱俶受命派兵助攻南唐，南唐常州（今属江苏）守将在吴越军长期围攻后于四月投降，吴越军又进围润州（今镇江）。南唐杀死防守不力而又阴谋降宋的皇甫继勋，并命令镇守湖口（今属江西）的朱令赟统兵十余万东下金陵抗击宋军。九月，朱令赟率舰、筏顺江大举东下，进至皖口（今安徽安庆西），为宋兵击败而被俘。在此之前，润州守将也已经向吴越投降。金陵自春至冬，屡战屡败，仅能守城，现在又粮尽援绝，开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976 年元旦），宋军攻占金陵，李后主被迫出降，南唐亡，宋得19 州3 军108 县。李后主以环卫官居住在首都开封，初封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李后主虽无治国之才，但工书画，更长于作词，是五代宋初最有成就的词人，尤以亡国后思念故国之情的词作，开辟了词的新意境。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李煜被毒死。　　泉、漳纳土割据泉、南（漳）两州的泉州（今属福建）节度使留从效，自宋朝建立即表示臣附。建隆三年七月留从效病死。不久，统军使陈洪进推举节度副使张汉思任节度使，自任节度副使并实际掌握政务。陈洪进，仙游（今属福建）人，早年从军以功升副兵马使，为留从效部属，后升任统军使。宋乾德元年四月，废张汉思自立，南唐即任陈洪进为清源军（泉州）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割据泉、南两州。陈洪进又以清源军节度副使、权知泉南等州事名义向宋表示臣附，次年正月，宋改清源军为平清军，任陈洪进为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又分任其两子为节度副使、南州刺史，正式承认其为宋控制下的割据政权。乾德三年七月又改南州为漳州（今属福建）。　　宋太宗即位后，继续进行消灭割据的政策。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陈洪进入朝，见宋朝决心消灭割据，主动献出2 州14 县，史称泉、漳纳土。陈洪进受到宋朝廷的优厚礼遇，被命为使相（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居于首都，奉朝请，不任实职。其弟及诸子也都分任刺史、知州。陈洪进后封岐国公，雍熙二年（985，一作次年）三月病卒。　　吴越归地宋朝建立，吴越随即表示臣附，钱弘俶避宋讳改为单名俶，仍受封为吴越王，宋攻南唐时以钱俶为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与宋军主帅曹彬会攻南唐。开宝九年（976）春，入朝宋太祖，备受优遇。太平兴国三年（978）三月，又入朝宋太宗。四月，泉漳割据者陈洪进主动“纳土”后，钱俶提出罢去吴越王、天下兵马大元帅，解除兵权，要求回吴越，但遭到拒绝。五月初一日（6 月9 日），钱俶为了避免杀身灭族之祸，被迫献上所属13 州1 军86县，史称吴越归地。钱俶受到可称为最优厚的礼遇，改封淮海国王，其他官衔也都保留，但长住京师，奉朝请。雍熙四年（987）春，出任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端拱元年（988）八月，宋太宗派最宠信的宦官王继恩等前往邓州祝贺钱俶60 寿辰，钱俶在与王继恩等宴饮后的当晚突然死亡。　　消灭北汉宋朝建立后，北汉投靠辽朝继续与宋为敌，小规模战争时有发生，宋军虽然胜多败少，但亦无多大进展。宋太祖初年，致力于消灭南方割据政权，开宝元年（北汉天会十二年，968）七月，北汉帝刘钧死，养子刘继恩即位。这时，宋已消灭荆南、湖南、后蜀三个南方割据政权，认为刘钧新死正是攻灭北汉的良好时机。八月，即任命李继勋、党进为正副统帅进攻北汉。宋军进入北汉境内时，刘继恩已被杀，刘钧养子刘继元即位。十一月，辽军救援北汉，李继勋等退回宋境，北汉因而侵入宋晋州（今山西临汾）、绛州（今新绛）境内。次年正月，宋太祖决定亲征北汉，曹彬、党进率军先行，李继勋率军继发。二月，屯守团柏谷（今祁县东南）的北汉军得知宋军主力到来，立即逃回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宋军遂进抵太原城下。四月、五月，宋军虽然分别击败辽的援军于阳曲（今属山西）北和嘉山（今河北定县西），但北汉军仍坚守太原，并杀死动摇军心的宰相郭无为以稳定民心。围攻太原数月的宋军终因夏雨连绵、疫病流行，辽军又将到来之际，不得不于同年闰五月退兵。此后，宋朝采取了不时侵扰，迫迁北汉民户南下以削弱北汉的政策。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三年迫使陈洪进“纳土”、吴越“归地”以后，决心消灭北汉，遂于次年正月亲征北汉，任命潘美为主帅。三月，郭进击败辽军于石岭关（今山西忻县南）南，并断绝了北汉与辽的交通以孤立太原。宋军于四月围攻太原，太平兴国四年五月五日（北汉广运六年，979 年6 月2 日）北汉帝刘继元出降，宋朝终于消灭了最后一个汉族割据政权，得10 州1 军41 县。刘继元被封为彭城郡公，以环卫官居京师。雍熙三年十二月任保康军（房州，今湖北房县）节度使，淳化二年（991）十二月死。　　第三节争夺燕云的宋辽之战高梁河之战宋自建国之日起就同辽保持着对峙的局面，辽一直是宋在北方边境上的威胁。　　在宋太祖、太宗的心目中，夺取后晋时割给辽朝的燕、云地区才能算是完成统一政局。宋太祖原想储备巨额款项向辽朝赎买，如遭辽朝拒绝即以此巨款作军费，攻取燕、云，但未及进行而死。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辽乾亨元年，979）五月灭北汉后，六月即乘势自太原直接进攻辽南京（今北京），宋军随即攻降辽涿州（今属河北）、东易州（今涿州西南），进至辽南京城南。　　辽南京原有萧讨古率军驻防，三月间辽出兵救援北汉时，又派耶律奚底、耶律撒合率军前来南京戍守。当宋军进至辽南京城下时，辽军耶律奚底、萧讨古所部与宋军激战于沙河（今北京城北），辽军战败后退屯沙河北。宋军遂四面围攻辽南京城。　　七月初，宋辽两军大战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辽军耶律沙部战败退却，宋军乘胜追击，但遭到辽军耶律斜轸、耶律休哥两部的左右夹击，耶律沙又率部反击，宋军大败，全线溃退，宋太宗也在中箭后随乱军南逃，直到涿州（今属河北）才乘上驴车继续南逃。宋太宗逃到定州（今属河北），才命崔翰守定州、李汉琼守镇州（今正定）、崔彦进守关南（后改为高阳关，今高阳东），以防辽军进攻，然后回首都开封（今属河南），攻辽战争以失败告终。　　辽朝为了报复，决定大举南攻宋朝。辽军在稍事休整以后，当年九月即以韩匡嗣为统帅，率辽军主力自辽南京南下，另以耶律善补率偏师自大同南下。辽宋东路军大战于满城（今河北满城西），宋军伏兵突起，辽军战败溃逃，耶律善补得知后也退回辽境。　　次年十月，辽景宗决定亲征。十一月，辽军围攻瓦桥关（雄州，今雄县），宋军突围南逃，辽军追至莫州（今任丘），宋廷大震，宋太宗出巡北边以稳定军心。辽军耶律休哥部与宋关南守将崔彦进激战，胜负相当，辽军无法取胜，遂又退回辽境。　　太平兴国七年（辽乾亨四年）四月，辽景宗再次亲征，分兵三路南下，主力于满城、唐兴（今安新东南）为宋高阳关守将崔彦进所击败，辽主将奚瓦里战死，耶律斜轸率部救出被围辽军后退回辽境。进攻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府州（今府谷）的西路辽军，也被宋守军击败。辽景宗进行的三次攻宋战争，皆以失败告终，宋守军志在自保，击退辽军进攻已属幸事，未敢进行追击。　　同年九月辽景宗病死，子圣宗即位，年仅12 岁，母承天太后摄政，对内镇压女真族的反抗，对宋采取防备与小部队侵扰，以破坏宋朝修筑边境城池的活动。宋朝廷依靠边防部队三次击退辽军大举进攻后，决心继续采取防守政策，增筑边防城池，并严禁宋军出境攻辽，宋辽边境暂时相安数年。　　岐沟关之战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正月，宋太宗听信雄州知州贺令图等的进言，认为辽圣宗年幼，承天太后专政，宠臣韩德让掌权，内部不稳，是攻辽的好时机。最初曾议论过由宋太宗亲征，但宋太宗高梁河之战狼狈逃跑的记忆犹新，于是顺水推舟采纳大臣建议，改命曹彬、崔彦进为统帅率东路军出高阳关，持重缓进，等待中、西路军到达后共同会攻辽南京。又以田重进统率中路军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北），攻占山后（太行山西北）地区。以潘美、杨业为西路军统帅，北出雁门（今山西代县）东进。　　宋西路军很快就攻下寰州（今朔州东）、朔州（今属山西）、云州（今大同）、应州（今应县）等地，中路军也攻占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山后要地，东路军则攻占了新城（今新城东）、固安（今属河北）、涿州等地。　　辽朝得到宋军进攻的奏报后，立即派耶律抹只统兵驰援南京，承天太后、辽圣宗也亲自赶往督战，并调回正在东方征讨女真的耶律斜轸，命他率辽西路军抗击宋军中、西路军的进攻。　　宋东路军攻占涿州后因粮运不继又退回雄州，但是当听到中、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后，重又进占涿州，却又因缺粮只得再次退兵。五月初，辽援军耶律抹只部赶到并与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会合，随即进攻正从涿州南退的宋军于岐沟关（今涿县西南）北，宋军大败，辽军追击至拒马河（今河北省南拒马河），宋军继续溃退，争向逃遁，无复部伍。宋运粮军民数万人来不及南逃，只得坚守岐沟关，抗击辽军的围攻，辽军不知岐沟关的虚实，加上大战之后元气大伤，需要休整，并防备可能的反攻，遂退回辽境，宋数万运粮军民才得平安南归。　　宋太宗得知东路军战败，遂即命令中路军回驻定州，西路军退回代州。　　并以在这次战争中未打败仗的田重进为定州路的军事统帅，李继隆为定州知州，镇守北方门户，还起用功高望重但早已罢实职的宿将张永德为沧州（今沧州东南）知州，以及任命宋偓为霸州（今属河北）知州、刘廷让为雄州（今雄县）知州，以镇守边防，防御辽军可能发起的进攻。　　宋辽东部战场已经结束，但西部战场的战事仍在进行。八月，宋西路军主帅潘美、监军王侁拒绝副帅杨业的合理战略，迫令杨业在不利的形势下，前往朔州接应南撤的居民，杨业为此要求统帅潘美设伏兵于陈家谷口，准备伏击追击的辽军，杨业与辽军主帅耶律斜轸激战于朔州南，又为辽军萧挞览部伏兵所袭击，当杨业按预定战略退到陈家谷时，潘美、王侁却早已违约率军逃跑，遂使杨业全军覆没，杨业身负重伤后被俘，不食而死。西部战事亦告结束。　　宋朝此次攻辽，损失惨重，宋太宗从此放弃攻辽，改而采用防御战略。　　但是，辽朝决定进行报复。当年十一月，辽承天太后、圣宗亲征，以耶律休哥为先锋，首战于保州（今保定），辽将卢补古临阵脱逃，致使辽军战败。十二月，辽军击败宋军于望都（今属河北）。时任瀛州（今河间）主帅的刘廷让主动出击，耶律休哥闻讯后东进截击，两军大战于莫州（今任丘）境内的君子馆，宋军大败，辽军乘胜攻掠邻近州县后于次年正月退兵。　　宋端拱元年（辽统和六年，988）九月，辽承天太后、圣宗再度亲征，虽也曾攻占了一些州县，但在唐河（今定县北）北为宋军定州主帅李继隆、监军袁继忠击败后退回，宋军追击至曹河（今徐水南）而回。　　宋辽多次战争，辽虽略占优势，但大体相当，辽朝处理对宋军务的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也感到连年战争，燕地人民疲弊不堪，遂长期采取休民息兵的政策，宋辽边境因而得以相对平静。　　澶渊之盟宋至道三年（辽统和十五年，997）三月，宋太宗因高梁河之战的箭创复发而病死，太子赵恒即位，是为真宗。次年，辽决定来年攻宋，从此，宋辽战争再次进入高潮。　　宋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999），冬，承天太后、辽圣宗亲率辽军大举攻宋，宋名将杨延昭（名将杨业之子）被围于遂城（今徐水西），杨延昭命令士兵乘夜以水浇城墙外侧，次日即冻成冰城，使得辽军不能靠近城墙而无法攻城。辽军虽攻占乐寿（今献县），但战果不大，只得于次年正月退兵，但此后仍连年派兵南侵。　　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闰九月，承天太后、辽圣宗又以收复被后周世宗占领的关南地区为名，发动大规模战争。宋廷虽也调整和部署了边防的将领，准备抗击辽军，但宋朝君臣对于辽军采取避实就虚战略长驱直入的态势，惊恐万分，副相王钦若请真宗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枢密院的副长官陈尧叟则请真宗西逃成都（今属四川）。真宗则犹豫动摇，只是在宰相寇準陈明利害关系力请真宗北上抗辽的形势下，真宗才不得已而同意亲征，但求和心切，尚未离京，就先派曹利用和辽将王继忠（原宋定州路副帅，望都之战被俘后降辽）进行议和活动。十一月间，宋真宗才从京城开封北上，但前进不到二百里到达韦城（今滑县东南）时又想南逃金陵，只是在寇準和禁军统帅高琼说明了如果南逃，辽军必将追杀而不可能逃到金陵的情势下，宋真宗只得继续北上，并在寇準、高琼迫请下渡过黄河，进到澶州（今濮阳）北城，宋军士气因而大振。辽军也早已进至澶州北城下，但辽军主将萧挞览（凛）却被宋军伏弩射伤致死，宋朝重兵驻守的定州（今河北定县）也威胁着辽军的后方，因而辽承天太后、圣宗也想议和退兵。十二月，双方订立和议，规定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20 万匹、银10 万两以换取和平，澶州的郡名为澶渊，故史称这次盟约为“澶渊之盟”。从此，宋辽和平相处直至北宋末年。　　第四章北宋初期的阶级关系与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节宋初的阶级关系阶级关系概况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情况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主要反映在阶级关系的变化上。自唐中叶以后，藩镇的割据与战乱，尤其是唐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和清扫了世族地主阶层。土地自由买卖成了地主阶级获得土地的主要途径，宋初的“不立田制”，正是最高统治者承认这种状况的反映。租佃制成为地主剥削的主要形式，佃户通常以一半甚至更多的收获物，作为地租交给地主。佃户在户籍上主要是客户，这已不是唐代专指外来的人户，而是指没有土地或房产的“客居”之户，对于拥有土地或房产的城乡居民则称为主户，而不问其是本地户还是外来户。　　农村主户分为五等，通常一、二、三等户称为上户，二、三等户也称中户，属于地主阶级；四、五等户称为下户，属于农民阶级。其中三等户则既有小地主，也有富裕农民；而五等户则有相当一部分户的财产很少，需要租佃部分土地，其地位与客户相近。客户中极大多数为佃户，但也有很少一部分有了田产，甚至还比较富裕成了佃富农，也有的成为商贩，极少数的户还成了富商。宋代的城镇户口单列，称为坊郭户，也分为主、客户，主要依据有无常产来区分，主户依据财产多少划分为十等。　　主客户在户籍中所占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阶级关系，凡是在封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主户所占的比例通常是比较大，占近80％至90％的，如江南的苏州、杭州；而封建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常常是主户所占的比例较小，有的仅占25％左右，甚至不到17％，如川中的嘉州（今四川乐山）、昌州（今重庆大足）。虽然宋代总的来说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但是，川蜀地区除川西平原以外，许多山区的住户还处于封建农奴制的阶级关系时期。　　由于五代十国时期各个统治者或想扩张、或图保境，都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军费；而且各国统治者几乎无不称王称帝，大多穷奢极欲。于是纷纷巧立名目，加紧剥削境内人民，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宋朝对于新征服地区，总的来说继承了原统治者的各种剥削制度，被取消的苛捐杂税不多，有的地方还乘机掠夺，促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恶化。宋朝在进行统一战争期间，各地就不断发生过农民起义，大多发生在宋朝征服之后不久，新旧政权交替，封建统治相对削弱之际。开宝三年（970）南汉灭亡后，岭南地区农民起义相继发生，到开宝六年才平定。开宝八年南唐灭亡后，宣州（今属安徽）也发生过小股农民起义。太平兴国三年（978）泉漳、吴越归附后，仙游、莆田（今皆属福建），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常州（今属江苏）等地也有小股农民起义。　　但是，就宋朝整个统治区来说，阶级矛盾更为尖锐复杂的是西南的川蜀地区，中唐以来的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大起义，都没有触及蜀中，成为唐玄宗、僖宗避乱之所。五代时期前蜀、后蜀相继统治达60 年之久，蜀中也是相对平静，封建生产关系很少受到重大冲击。和宋朝其他区域相比，川蜀地区除成都（今属四川）附近的川西平原外，封建关系比较落后，尤其是山区，封建农奴制还占有很大的比重，基本上是被称为“旁户”（客户）的佃户，在许多州的总户数中占半数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以上。被称为豪民的地主，往往拥有几十户，乃至几百户、上千户“旁户”，而且是世代相承。旁户们不仅向地主交纳高额地租，还要代地主负担本应是地主承担的赋税和徭役。他们在地主的监督下劳动，鞭策驱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阶级矛盾非常尖锐。　　全师雄兵变宋朝在灭后蜀时，曾经要诸州报告后蜀苛捐杂税的情况，准备免除其中的一部分，但是还未及实行。而平蜀的宋军将士居功骄恣，将领们私开府库，侵吞财宝，军校掠夺子女、抢夺钱物。可以说，除个别将领外无不恣意妄为，引起原后蜀军民的怨忿。　　乾德三年（965）正月，后蜀亡。二月，梓州（今四川三台）就发生原后蜀将领上官进率领三千多的军队夜攻州城的事，后被镇压。三月，后蜀降宋的军队在被迁往首都开封（今属河南）的途中，途经绵州（今四川绵阳）时又起兵反宋，推举原后蜀文州（今甘肃文县）刺史全师雄为帅，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进攻绵州之战虽失败，但很快即攻占彭州（今四川彭县），并一再击败宋军，两川州县纷纷起兵响应，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署置官吏。同年七月，全师雄连败于新繁（今新都西）、郫县（今属四川），退守灌口寨（今都江堰市）。次年六月，宋军攻占灌口，全师雄退保金堂（今金堂西），同年秋，全师雄病死后，谢行本继续领导兵变部队进行抗击，退往铜山（今中江南），不久，为宋将康延泽所破，这次反宋的兵变终于失败①。乾德五年初，宋太祖虽将激起兵变的主要将领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剥夺军权降职闲居，但川蜀的阶级矛盾并未因此而缓和。　　宋廷于平定叛乱后，不仅将后蜀府库的物资全部运往开封。又于成都、梓州、蜀州（今崇庆）设立官手工业作坊，制造锦、绮等贵重丝织物，供应皇亲国戚、高官贵妇使用。又将川蜀的田税改以布帛折充，称为“科折”；设“市买场”低价强买民间的布帛，称为“和市”；宋太宗又设“博买务”，民间织造布帛全都被以低价购入，严禁商人贩运。川蜀地区又是茶叶的重要产区，宋灭蜀后虽然废除了茶叶专卖制度，但对于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贸易，则完全由官府控制。加上贪官污吏乘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① 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　　第二节王小波、李顺起义与王均兵变王小波起义早在开宝六年（973）初，川东渠州（今渠县）就发生过李仙起义，渝（今重庆）、合（今合川）、果（今四川南充）、涪（今重庆涪陵）等州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进入广安军界，李仙为知军朱昂所俘，起义失败①。淳化二年至四年（991—993），昌州、合州、荣州、资州（今四川资中），先后发生过小规模起义，相继为官军所镇压。　　淳化四年二月，青城（今都江堰市南）茶农王小波领导一百多人起义，终于发展成宋初规模最大的起义。王小波针对社会上贫富对立这一主要矛盾，提出了“均贫富”作为号召，被称为旁户的佃农纷纷响应，随即攻下青城县城，挥军南下，同月又攻下彭山（今属四川），杀死贪官、县令齐元振，民心大快，参加起义的人日益增多。北上邛州（今邛崃）、蜀州，所到之处命令富人除留家用外，其余财物调发分给穷人，得到广大穷人的拥护。　　十二月，王小波率起义军与宋西川都巡检使张玘所部激战于江原（今崇庆西南），王小波杀死张玘，但此前也被张玘射中头部，伤重而死，起义军推李顺为首领继续进行斗争。　　同年冬天两川大旱，官府又督催税赋，人民无以谋生，纷纷参加起义。　　起义军接连攻下蜀州、邛州，杀死知州、通判、监军等官吏。又与宋巡检使郭允能部战于新津，杀死了郭允能。随后攻占永康军（今都江堰市）、新津、双流、郫县、温江等川西平原的许多县城，起义军的矛头随即转向成都。李顺起义军“蜀”政权的建立与失败成都知府吴元载因未能镇压王小波起义军而被罢官，淳化五年正月初，新任知府郭载刚到职，起义军已经攻下汉州（今广汉）、彭州，仅剩成都孤城，但不久也被起义军攻占，知府郭载率残兵败将逃往梓州（今三台）。正月十六日（994 年3 月1 日），李顺起义军攻占成都，随即建立政权，国号蜀，李顺称蜀王，建元应运，建官设职，并派兵四出，所向无敌，北至剑门关（今剑阁北），东到巫峡（今重庆、湖北两省市接界处），无不是农民政权势力所及的地区。　　李顺起义军在川西平原攻城掠地的消息传到开封，宋太宗即派心腹宦官王继恩率兵攻讨。二月初，宋军还未入川，起义军攻占成都并建立政权的消息又传到开封，宋太宗随即加派王果率军由北路攻蜀，尹元率东路军沿江西上，都受宦官王继恩节制。　　此时，杨广正率起义军追击逃往剑门的宋军郭延濬残部，起义军虽小受挫败，仍直奔剑门，以便迅速攻占川北门户剑门关。剑门关原只有监关官上官正所部数百宋军，但成都监军宿翰所率残部已先期逃到剑门关，起义军不知虚实，遂被守关宋军击败，退保剑州（今剑阁）。进攻川东门户夔门（今重庆奉节）的东路起义军，也被阻于夔门之西，起义军夺取剑门、夔门以控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正月己卯。　　制川北、川东门户，阻击宋军两路进攻的计划受挫，使宋两路大军得以长驱直入，数十万起义军则陷于长期围攻眉州（今四川眉山）、梓州的战役中，为宋军主力攻蜀提供了有利时机。　　四月，北路宋军自剑门关西小剑门南下，击败研石寨（今剑阁北）防守的起义军，攻占剑州。又于柳池驿（今剑阁西南）大败起义军，进而攻占绵州。北路另一支由曹习率领的宋军，由剑门关东的葭萌（今剑阁东）南下，攻占阆州（今阆中）。另路宋军又攻占巴州（今巴中）。尹元所率东路宋军西进至新宁（今开江），虽击败起义军，但被起义军层层阻击于川东的梁山（今重庆梁平）、广安（今属四川）、渠州（今渠县）、果州（今南充北），久久不能继续西进。20 万起义军围攻梓州达80 多天仍未能攻占，反而为进犯的北路宋军所击溃。宋军遂直扑成都城下，并于五月六日攻占成都，李顺被俘。起义军又推举张余为首领，继续进行斗争，他们避开宋军主力，顺泯江、长江而下，势如破竹，半个多月连克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宜宾）、沪州（今属四川）、渝州（今重庆）、涪州（今重庆涪陵）、忠州（今忠县）、万州（今万县）、开州（今开县），并乘胜进攻夔州（今奉节），企图夺取川东门户，阻止宋东路军继续西上。宋东路进蜀的白继赟部生力军赶到夔州，起义军腹背受敌，大败而退，死2 万余人，元气大伤，被迫退往云安军（今云阳）。　　宋军虽然占领成都已四个月，但四郊仍属于起义军，直至九月，宋军才进攻成都附近的起义军。宋军攻占蜀州、双流等地，起义军分成小股退往山区继续斗争。至道元年（995）二月，起义军首领张余在嘉州（今四川乐山）兵败就义。次年五月，起义军残部又推举王鸬鹚为邛南王，活跃在邛州（今邛崃）、蜀州一带，又为石普扑灭。散处各地的起义军残部，也相继为当地官府招降或消灭，如坚守西充（今属四川）大木槽山区的何彦忠部起义军，即为果州（今南充北）知州查道所招降。李顺起义军的残部终于相继失败①。王均兵变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宋廷对川蜀地区的政策也作了些调整，减少或减轻了一些税赋徭役，封建生产关系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调整，但阶级矛盾仍然很尖锐，人心未宁，等待时机，准备斗争。加上川蜀的地方军政官员也并未从全师雄兵变及王小波、李顺起义中吸取教训，依然享乐腐化、刻剥军民，终于激起王均兵变，上距王小波、李顺起义失败不过五年。　　咸平三年正月元旦（1000 年2 月8 日）戍守益州（成都府改，今成都）　　的神卫军指挥使王均所部，发动兵变，占领益州，王均称帝建元，国号蜀。益州知州牛冕等逃往汉州（今广汉），汉州随即也被王均攻陷，他们又逃往东川（梓州，今三台）。王均即率兵攻打绵州、剑门，企图占据川北门户，但均未成功，只得退回益州。蜀州知州杨怀忠乘王均北上剑门时，进攻益州，一度攻入城内，但杨怀忠所调集的壮丁中有许多是原王小波、李顺起义军战士，临阵变乱，杨怀忠因而战败，退保江原（今崇庆东）。二月，王均企图向南发展，但又遭到杨怀忠部宋军的阻击。不久，杨怀忠部宋军再次攻入城内，胜负相当，杨怀忠只得退保鸡鸣原（今双流东），王均也闭门守城。① 参见杨仲良《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李顺之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36、39。二月十六日，北巡到德清军（今河南清丰西北）的宋真宗得知王均叛乱，随即作出反应，立即从抗辽前线抽调负责督运粮草、曾参与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有功而担任过益州知州的雷有终，再任益州知州兼主帅，并抽调抗辽先锋官、也曾担任过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先锋石普为副帅，率步骑八千，立即赶往川蜀镇压，以后又派宦官秦翰率军增援。　　王均向外发展先后受挫后，只得困守益州城，因而未能引发广大人民参加斗争，兵变没有能发展为人民起义。王均虽然百计抗击，但是独守孤城，到九月初不得不突围南逃，途经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陵州（今仁寿）、荣州（今荣县），直奔富顺监（今富顺县），准备南渡沱江，企图进入当时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戎州（今宜宾）、沪州（今属四川），徐图发展。十月，王均到达富顺监，正准备南渡沱江，为宋军先锋杨怀忠追及，仓促间未及应战，王均被杀，兵变失败①。川蜀地区又趋平静，宋朝对川蜀的统治终于稳固。① 参见《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25《王均之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46、47。第五章北宋中期的改革活动第一节“澶渊之盟”以后的政治形势“天书”与“封禅”　　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的“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40 多年来的敌对状况，开始了大体上和平相处的新局面。宋真宗因此非常钦佩寇準，当初主张南逃的王钦若却称寇準力请真宗亲征是“孤注一掷”，“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景德三年二月，寇準以“无大臣体”而被罢相。王钦若建议真宗“封禅”以粉饰太平。封禅是秦汉以来帝王建有非常功业，并得到上天所赐的“祥瑞”才能进行的所谓“大功业”。王钦若又说祥瑞可人为制造。景德五年正月，真宗向王旦、王钦若说，去年他见到神人降临说，当有天书下降，刚才臣下奏称左承天门屋南角挂有黄帛，当即是天降之书，随后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又决定在当年十月东封泰山。在一个半月的行程中，真宗不仅带着“天书”封祀天帝于泰山（今泰安北），禅祭地神于社首山（今泰安西南），又去曲阜祭祀孔子。四年二月，再次带着“天书”西祀汾阴后土，并升所在地宝鼎县为庆成军（今山西万荣西南）。次年十月，又有了赵氏祖先降临延恩殿的闹剧。五年，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七年正月，真宗又去亳州（今属安徽）太清宫，祭祀被道教徒尊为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还在京城修建宏伟的宫观，祭祀活动更加频繁。　　宋真宗自澶渊之盟以后主要的活动，就是进行各种各样的祭祀，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其意图除了掩盖其处理宋辽关系方面的无能，还有表明宋朝受命于天，以影响崇奉天帝的辽朝君臣放弃攻宋的企图，这种以迷信活动作为国家朝政的荒唐举动，直至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去世，同年十月，伪造的“天书”随他一起葬入陵墓才结束。　　“纳”、“赐”银绢换取边境安宁真宗晚年多病，皇后刘氏协助处理政事。仁宗即位，皇太后刘氏（后谥章献）垂帘听政达11 年之久，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献太后死后仁宗才亲政。　　在边境上除辽外，新兴于西北的夏（西夏）是对宋的又一威胁势力。　　宋太宗时反对降宋的李继迁起兵抗宋，后又归附辽朝受封为夏国王、定难军节度使，宋朝多次派兵攻打，均以失败告终。宋真宗即位后李继迁亦表示愿归附宋朝，宋即任命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姓名为赵保吉，但李继迁仍不断侵扰并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为西平府，将首府从夏州（今陕西靖边北）迁到西平府。景德元年李继迁死，子德明嗣位，先受辽封为西平王；景德三年又与宋议和，并受宋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西北地区因而出现了“有耕无战”的局面。李德明与宋保持相对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势力，修城于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建为兴州，作为新首府，并准备称帝，但未及称帝而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去世。子元昊嗣位，并于宋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1038 年10 月31 日）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维持30 年的和平政局再次破裂。从宋康定元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到庆历二年（1042）的三年中，宋夏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之战、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之战和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战，宋军三战皆败，西夏军亦伤亡近半，双方的人民生命财产都受到重大损失，宋夏终于谋求妥协，于庆历四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十月订立和约，西夏臣附于宋朝，宋则每年“赐”银、绢、茶等大量财物，开放边境贸易，宋夏关系趋于缓和。　　辽兴宗乘宋与西夏作战无力北顾之机，于庆历二年（辽重熙十一年）九月以索取后周世宗所占关南10 县进行要挟，宋仁宗则以每年增“纳”银、绢各10 万两、匹为条件换取和平。　　“冗官、冗兵、冗费”　　宋对辽、夏是以每年支出数十万两银、数十万匹绢，以及大量其他物品以换取和平。然而，成为宋仁宗庆历初年政治经济重大危机的，是所谓“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　　宋初内外官员只有三五千员，由于宋朝实行官职名称与职务分离的官与“差遣”制度，而且官员不问有无才能按年资升迁，加上由于科举及其他途径加入仕途的人数日益增多，景德年间（1004—1007）已有1 万余员，皇祐年间（1049—1054）多达2 万余员，大量的官员享受着优厚的待遇，耗费了巨额经费。　　宋初有军队22 万，开宝（968—976）时增至37.8 万，至道（995—997）时是66.6 万，天禧（1017—1021）时为91.2 万，到庆历（1041—1048）时竟达到125.9 万的最高数额，宋夏战争结束后才略有裁减，亦维持在110 余万人。巨额的军费开支占国家总收入的大部分。　　所谓“冗费”是指皇帝的各种祭祀活动，修建佛寺宫观，以及各种赏赐等等的开支。“三冗”导致宋朝廷入不敷出。　　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只有加紧剥削。据庆历时任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说：“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会计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如“景德中收商税四百五十余万贯，庆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①，等等。　　田赋不均是另一个重要问题，真宗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就曾说过：“人言天下税不均，豪强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者]地薄而税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②这种情况引起一些地方官员的重视，企图予以解决，仁宗景祐三、四年（1036—1037）间，郭咨在肥乡县（今属河北）为了解决“田赋不平，岁久莫治”，用“千步方田法”，“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③。窥豹一斑，由此可见宋仁宗亲政初年全国田赋不均的概况，然而得到解决的只是极个别的县份。　　① 张方平：《论国计事》；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69。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1 之18。　　③ 《宋史》卷326《郭咨传》。　　第二节庆历新政范仲淹《条陈十事》宋朝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初年章献太后执政时期，已有70余年，积弊日深，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献太后死后，仁宗始亲政，群臣希望革新政局，右司谏范仲淹上《救弊八事》指出：“暴敛未除，滥赏未革”。要求“销冗兵，削冗吏”①，节省费用。后又指斥时政，得罪宰相吕夷简而被降官，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也因支持范仲淹而先后被降职，但是群臣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庆历三年（1048）三月，吕夷简罢相，正值宋与西夏交战而连战皆败，西北形势严重，京东、京西地区人民起义时有发生，仁宗也想要改革弊政，遂重又任命欧阳修、余靖等人为谏官，议论时政。四月，又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仁宗想依靠他们改革弊政，更新政局，并多次督促。九月，范仲淹与富弼商议后奏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②，所谓十事是指“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被仁宗采纳。　　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　　新政从十月起陆续实行，首先实行的是“择官长”，改变即使是无能、老弱、贪污的官员，也一例依资格选任的状况。由朝廷选任各路转运使，由转运使选任各州知州，再由知州选任各县知县、县令，不称职者必须随时撤换或降职，政绩特出的提拔重用。　　同月末又颁布了改革考绩的诏令（“明黜陟”），改变原先那种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律升迁官资，刚上任不久并无政绩，遇到例行考核也照样升迁的磨勘法。规定不仅要实际任职期满，对曾经犯法及贪赃的官员，则视情节轻重及现任政绩优劣等奏报决定是否升迁。中级官员则还要不犯“私罪”才能进行考绩①，还限制了较高级官员的随意升迁官资。　　十一月下半月，又先后颁布诏令“抑侥幸”，首先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高等第的进士也须担当一任官职后，经过考试成绩优秀者才能担任。继又对“恩荫”制进行改革，分别限制及降低以“恩荫”取得官资的人数、等级，并规定了担任实际职务的最低年龄等。　　同月末，又下诏“限职田”（“均公田”）。为使地方官在俸禄之外增加收入，真宗于咸平二年（999）复行唐代地方官的职田制，重定数额、等级。但是40 多年后产生了多少不均、苦乐悬殊的情况。这次将各级地方官的职田标准降低，但要限时补足数额，使他们都能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促使有才能的官员乐于担任地方官。　　次年三月，又改革科举制度（“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七月甲申。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范仲淹集·奏议上》。① 指官吏因执行公务不当而犯的“公罪”以外的个人犯罪行为，如贪污等。的旧制，重视德行与策论，以求录取德才兼备的人士，改善吏治。　　关于“减徭役”，是以合并县份及机构，以兵士代替役户。这年五月，开始撤销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五县，降格为镇而并于邻县，每减少一县可以减少役户二百余户，减少乡村的一耆保可以减少役户十余户，以使更多的人力投入农业生产。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是根本，尽管这些措施都尽可能照顾到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只作了不太大的改革，却遭到权贵们的攻击，指责支持改革的官员是“朋党”，夏竦更指使婢女学习石介的字体，伪造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要废仁宗另立新皇帝，并传布流言，宋仁宗虽表示不信谣言，但范仲淹、富弼已经不能自安于朝廷。　　改革失败庆历四年（辽重熙十三年）五月初，辽朝决定讨伐西夏，遣使告宋并派人前往宋朝河东境内的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岢岚军（今岚县北）探测攻夏的进军道路。范仲淹提出辽、夏双方聚兵于河东路境外，万一双方联合南下，河东路将被攻占，并故意夸大局势的严重性，坚决要求亲自前往处理。六月下旬，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富弼则强调辽军如果攻宋，必定重点进攻河北路，自愿前往训兵备敌，八月初，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其实他们都是为了逃避夏竦造谣毁谤可能带来的灾祸，虽保留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的官职，但已不再参与朝政。　　十月初，宋夏议和。十一月初，王拱辰、宋祁、张方平等借小事攻击宰相杜衍的女婿苏舜钦以及其他改革派官员，江休复、宋敏求等11 人因此被降职或罢职，以致王拱辰宣称被他一网打尽，改革终于走上末路。　　庆历五年正月中旬，辽使到开封告知辽夏战争结束，这是对宋友好的表示，辽、夏威胁相继解除。同月下旬，仁宗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同日被罢免而出任地方官。守旧派代表贾昌朝、陈执中接替杜衍、章得象而任宰相，完全掌握了朝政。这次因在庆历年间进行而史称“庆历新政”的改革，最后失败。　　庆历年间的农民起义与兵变“庆历新政”还未开始进行的庆历三年五月，京东沂州（今山东临沂）　　的“虎翼”（禁军番号）军卒王伦，率四五十人杀巡检使朱进后起义，因受到都巡检傅永吉的追击，王伦转战南下江淮，发展至数百人，沿途不少州县官吏不敢阻击，而是以茶酒相待，或献衣物器甲，或弃城逃走。傅永吉采取尾击穷追战略，迫使起义军不停地转移而得不到休整，又受到制置发运使徐的（人名）所部官军阻击，同年七月在历阳（今安徽和县）为傅、徐两军合击而失败。　　王伦失败前后，京西张海发动起义，在邓州（今属河南）时还只有60多人。陕西商山（今陕西商州南部）的郭邈山占山为王已十年，这时也出山活动。两支起义军迅速壮大，州县地方军队抵挡不住。同年八月，宋派朝廷禁军前往镇压，但张海起义军主力数百带甲骑兵，行动迅速，州县地方大多采取听任自由往来，甚至用鼓乐相迎设宴招待，同年底张海兵败牺牲。被先后镇压的还有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等几支起义军。“庆历新政”失败后，宋廷更加腐败，各地的小股起义连续不断。　　贝州（今河北清河西）驻有禁军骑兵骁捷军与步兵宣毅军等，王则为宣毅军小校，利用佛教弥勒派组织起义，在派往大名（今属河北）联络起义的人员被捕后，提前于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发动兵变，建立政权。虽然俘知州，杀通判、县令、主簿，但兵马都监、提点刑狱等统兵治安官员逃出城后据守南关，并控制了驻守城外的禁军，河北安抚使贾昌朝立即派兵从大名府北上镇压，同时向朝廷报告。仁宗立即派兵北上进行镇压。高阳关（今高阳东）驻军长官王信得知王则兵变，也立即率本路禁军南下直达贝州城下。宋朝廷及地方政府的迅速反应，使得王则始终只是困守贝州孤城，未能发展为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宋又派参知政事文彦博前往督率宋军攻城。次年闰正月，宋军挖掘地道攻入城内，兵变失败。王则自东门出逃后被俘，同月被杀于开封。　　第三节王安石变法变法前的形势“庆历新政”失败以后，“三冗”问题越来越严重，官吏们又纷纷要求改变现状，并认为均税法也遭罢除是失策。皇祐三、四年（1051、1052）间，沧州（今属河北）知州田京、博州（今山东聊城西北）知州蔡挺，都进行过均税。沧州的均田税在至和元年（1054）被明令取消。博州的均税法虽被采纳，推行于全国，实际是不了了之，嘉祐四年（1059）八月，旧事重提，又派孙琳等四人分往诸路均田税，实际上也只是为了应付官吏们的议论，并不认真推行。孙琳前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用千步方田法均田税，遭到欧阳修的反对，三司判官张田从朝廷财政收支考虑，建议皇帝祭祀活动后给官吏的赏赐应稍有减少，被认为有亏国体而被贬出任地方官。宰相富弼、韩琦，和欧阳修一样也已不再赞成改革。这反映了当初积极支持“庆历新政”的官员，现在大多认为维持现状为好。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死，宗室赵曙入继帝位，是为英宗，因病由仁宗皇后曹氏垂帘听政。英宗病愈后处理的政事，仍须经曹太后复审后才能施行，治平元年（1064）五月中旬，曹太后勉强撤帘还政。英宗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①也关心国家财政及“冗兵”情况，希望改革积弊。然而首相韩琦、副相欧阳修、枢密使富弼都没有支持改革的意向。加上尊奉英宗已故亲生父母的礼仪问题，成为英宗时最重大的事件。直到治平三年九月，英宗才又提出“去冗官之患”②，并对官员考绩升迁官资的制度作了一些改革。但是，英宗于次年正月去世，他的改革愿望只能留待太子赵顼去进行。赵顼即位，是为神宗。　　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即位前即已关心国家大事，僚属韩维不时将好友王安石的见解告诉神宗。王安石曾于嘉祐四年（1059）上《言事书》，列举时政弊端及改革意见，虽未被采纳，却代表了要求改革者的共同意志，声望日益高涨。神宗即位时，王安石已经独负天下盛名多年，司马光也说大家都认为只要王安石当政，“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①。宋神宗即位不久，即召王安石赴京，但王安石引病不赴，神宗即令王安石就在本地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同年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首先创设变法改革的指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枢密副使韩绛兼领，吕惠卿任“检详文字”，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任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年七月至十一月先后颁布实行均输法、青苗法（常平法）、农田水利法，熙宁三年五月，废“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其职权归中书（宰相府），司农寺成为推行新法的机构，吕惠卿改任判司农寺。同年十二月，王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1，治平元年四月辛亥。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治平三年九月丙辰。　　① 《司马温公文集》卷60《与王介甫书》。　　安石与韩绛同时拜相，变法一直在守旧派的攻击和变法派内部意见不一致的艰难情况下进行。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在实行免行法时，受到神宗和曾布的联合抵制，辞相就任江宁知府，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受到吕惠卿的攻击，神宗对王安石的意见也事多不从，加上爱子王雱病死，精神受到重大打击，遂力请辞相。同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出任判江宁府，次年六月又辞官闲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四月去世。　　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的诸新法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无不是为了富国强兵，正如王安石所说：“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①1.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实施的第一个新法，以朝廷的支出所需决定调运的数量，可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节省购价及运输费用，达到“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可足用，民财不匮”的目的②。　　2.青苗法。同年九月推行，也称常平法或常平新法。以各路常平仓、广惠仓所积存的一千五百万贯、石以上的钱、谷作本钱，粮价贵时以低于市场价售粮，粮价贱时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并参照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让缺钱粮的农户根据需要向官府借钱，粮食收获后还官，称为青苗钱。熙宁新法以每年正月、五月，由农户自愿向本县官府借贷，各等户都定有限额，粮食收获后随交纳夏、秋税时归还，加息二或三分，遇重灾允许延期归还，以收“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的效果③。3.农田水利法，同年十一月颁布。奖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①，由受益民户按户等出工出料兴修。如民力不足，可依青苗法向官府借贷；再不足，则由官府劝导富户出借，依例计息，由官府催还。　　4.免役法，也称募役法。王安石向神宗说：“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②新法免除了原先民户按户等轮流到官府服差役（旧法称为差役法），改为官府出钱募人充役。官府向原先充役的农村上三等户按户等征收“免役钱”，向城镇上五等户及农村原先不服差役户按户等减半征收的称“助役钱”，还各加征十分之二称为“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使用。熙宁二年十二月公布办法征求意见，次年十二月在开封府试行，四年十月才正式向全国推行。　　5.市易法，熙宁三年，王韶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古渭寨（今陇西）设市易务，以官钱为本，控制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五年初，草泽（平民）魏继宗上书建议在首都开封设市易司，控制首都市场，增加政府收入。同年三月颁布市易法，先在开封设市易务，后在杭州、广州、扬州等地设置，首都市易务改为都提举市易司。市易机构以官钱作本，收购市上的滞销货物，商贩可以金银产业为抵押向市易机构赊购货物贩卖，半年或一年后归还，加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　　② 《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均输》。　　③ 《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1 之28。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　　息一分或二分。对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增加官府收入，均有作用。　　6.免行法。宋代都城开封的工商行业除纳赋税外，官府所需物品、人工均向各行业摊派。熙宁六年，肉行徐中正等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这年七月实行免行法，各行依据获利多少按月或按季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后，“与免行户祗应”①，或“官为雇人代役”②。　　7.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颁行，每年九月县官主持丈量土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计四十一顷六十六亩多，以肥瘠分为五等作为纳税的依据。以各县旧有税额按土地等级，由各户实际拥有顷亩数平均负担。原先富户隐瞒田产、人口，偷漏田税，以及农户的田产出卖后仍负担田税等田赋不均的情况有所改变，官府也增加了税收。　　8.将兵法。为了减少军队人数，减少军费开支，改变“更戍法”所造成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缺乏训练，战斗力下降的状况。从熙宁二年开始精简军队，压缩编制，到元丰八年（1085）禁、厢军总数减为80 万左右，比原先减少30 多万。　　熙宁七年，为了提高战斗力，首先在华北实行“将兵法”，共设置37将，不久又在西北设置42 将，元丰四年又设东南13 将，共92 将。每将战士多的上万、少的在3000 以下，每将设将、副将各一人，选择有作战经验和有才能的人担任，东南诸将3000 人以下的只设将。“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平居知有训厉而无番戍之劳，有事而后遣焉，庶不为无用矣”③。　　9.保甲法。改革派赵子幾首先提出，开封府郊县原先曾有民户自相结合组成保甲以维持地方治安。熙宁三年十二月因而颁布《畿县保甲条例》，每十户为一保，设保长；五十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主、客户每户（后改为只有主户）二丁以上，一人任保丁，置备弓箭，进行训练，每大保每夜轮差五人“巡警”，并实行保内连坐法等。首先在开封地区实行，以后逐渐推行于全国，保丁“教艺既成，更胜正兵”，“马上事艺往往胜诸军”。保甲法除了维持地方治安外，还部分地代替军队，达到“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的目的。①10.保马法，是为了解决军马缺乏而令民户养马的新法，全称为保甲养马法，开始于熙宁五年五月实行于开封府属县，次年八月推行于整个华北地区，定额为8000 匹，后增至1 万匹。民户自愿养马，每户一匹，最多二匹，官府供马或自买马官府给钱，每养一匹马每年可免“折变缘纳钱”14400 文等优待办法。　　王安石辞相以后，元丰三年二月，改行“户马法”，也称“物力户养马法”（养马地区与保马法同）。凡城镇家产每3000 贯、农村5000 贯（后也改为3000 贯）强制养马一匹，最多养三匹，民户自费买马，初定共该养马1.16 万多匹。　　到元丰七年二月，又令京东、京西两路停止实行户马法，改为每一都保养马50 匹，每匹给价钱10 贯，另有其他优待办法，以后又有所变化，也称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庚辰；卷246，熙宁六年八月丙申。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8，元丰三年九月甲子。　　③ 《宋史》卷141《兵》二《将兵》。　　① 《宋史》卷192《兵》六《保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丁未。保马法，可称之为“都保养马法”，两路共应养马10 万匹左右②。　　此外，还对科举、教育及军器制造等进行了改革，王安石自熙宁九年辞相后，新法在宋神宗主持下继续进行并有所发展，如元丰年间实行的户马法与都保养马法即是其中之一。而最重要的是元丰五年实行的官制改革，恢复三省六部制，废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左、右仆射分兼门下、中书侍郎为左、右相，废参知政事，以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为副相。保留枢密院，朝廷文官官名与职务相一致（武官与低级文官的改革宋徽宗时进行），地方官制未进行改革。军事制度方面，元丰二年于开封地区实行保甲“集教法”，派禁军教头训练大保长，又行“团教法”，由大保长训练保丁，后推行到华北地区。　　开湘西、拓熙河、战西夏、克交趾（阯）　　开发湘西。今湖南西部及其边临地区为宋代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原设羁縻州数十，北部称北江，南部称南江，合称两江，由荆湖北路的辰州（今湖南沅陵）管辖。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王安石派新法主将章惇以察访荆湖北路常平等事为名开发两江地区。同年十一月首先开发荆湖南路的梅山地区（今新化、安化、武冈地区），设新化县，次年又于临近地区设安化县（今安化东南）。熙宁七年开发南江，设沅州（今芷江）及卢阳县（州治，今芷江），后又设黔阳县（今洪江市西北黔城）。熙宁九年，北江也得到开发，以后又在湘西陆续设置县、镇、寨，湘西地区逐渐得到开发。　　经略熙河。王韶曾上书称：“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①熙宁四年八月，设洮河安抚司，以王韶为长官。次年五月又设通远军（今甘肃陇西），王韶兼任知军，经略河湟地区，得到王安石的全力支持。八月，占领武胜军，改名镇洮军。十月，升为熙州（今临洮），并设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司，王韶为长官兼知熙州，本路所辖州、军，其时河、岷、洮三州尚未占有。次年三月占河州（今临夏市），军行近两月，千八百里，又占宕（今宕昌）、岷（今岷县）、叠（今迭部）、洮（今临潭）等州，宋复设河、岷、洮州，其余改为城、寨。熙河路辖区终于全部占有，对西夏起到了抑制作用。　　对西夏的战事。王安石变法时期宋夏边境虽时有小战事，但相对平静。　　元丰四年（夏大安七年，1081），西夏惠宗秉常拟割地与宋议和，被梁太后囚禁。七月，宋乘机出兵，五路攻夏。十一月末，宋将刘昌祚攻至灵州（今宁夏吴忠西南）城下，即将攻入城内，为主帅高遵裕嫉功驰使制止，以致贻误战机，久攻不下，反被西夏决河水所淹，宋军被迫退回。李宪率熙河路宋军于九月初二攻占兰州，随即筑城。神宗采纳李宪建议，于次年正月改熙河路为熙河兰会路。七月，宋神宗采纳徐禧建议，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作为攻夏基地，九月初城建成即受到西夏大军进攻，激战十余日后被西夏攻占。宋神宗从此遂放弃攻夏意图。　　对交趾（越）的反击战。熙宁八年（越大宁四年，1075）九月，交趾军攻占宋古万寨（今广西扶绥西北），十一月又大举进攻，水路渡海攻占廉州（今合浦）、钦州；陆路于次年正月攻占邕州（今南宁）。九年二月，宋任② 参见陈振：《论保马法》，《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① 《宋史》卷328《王韶传》。　　命郭逵、赵■、燕达统兵5 万号称10 万进行反击，失地相继收复。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宋军攻入交趾境内，击败交趾的象阵，交趾军溃逃，宋军攻占门州（今越南同登）。宋军从山间小道直插富良江（今红河），离交州（今河内）30 里，交趾将舰船全部聚集南岸，宋军无法渡河，设伏诱敌，交趾中计渡河出击，宋军伏兵齐发，交趾大败，洪真太子战死。十二月二十一日（1077年1 月18 日）交趾王李乾德割地求和，宋军统帅郭逵接受降书后班师北返。第六章北宋中期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北宋中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文化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的时代。　　宋学——新儒学的产生，古文运动，乃至绘画、书法的革新，等等，都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节宋学——新儒学儒学的演化儒学在汉代“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①，史称“汉学”，这种学风一直延续到五代、宋初。　　儒学自东汉末年起逐渐衰微，佛、道盛行，直至唐代后期，韩愈在创导古文运动的同时，力排佛道，提倡儒学，倡“儒学道统说”。韩愈对孟子特别推崇，在“道统”中将原先被列为上承孔子的颜渊，排斥在主线之外，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并且将儒学研究从章句训诂引导为对经典义理的探求。　　史称：“自晋迄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跲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①。宋祁的这段话，代表着北宋中期“宋学”形成时期学者的认识。　　韩愈将《孟子》提高到与《论语》相近的地位，并推崇《大学》，其弟子李翱又推崇《中庸》，都对“宋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唐代后期的啖助对《春秋》、李景俭对《孟子》所持的批评态度，也对“宋学”产生了影响。宋学先驱与宋祁一起撰写《新唐书》的欧阳修，就是“宋学”先驱中的主要人物，苏轼在《居士集序》中称：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通常被称为“理学先驱”，其实不只是理学的先驱，而且是整个“宋学”的先驱。其他如晁迥、范仲淹、李觏等人，也都可以列入“宋学”先驱人物之列。他们或以废弃“汉学”专事章句训诂，而“疑经”、撰著“新义”；或发扬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救时行道”；或在吸纳佛、道等诸家学说、思想，以丰富宋学内涵方面，都对“宋学”的新学、蜀学、理学等各个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学的特征苏轼不仅把欧阳修作为宋学的创导者，而且把他列入韩愈创设的儒家道统中，上承韩愈、孟轲以继孔子的儒学正统。还谈及“通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叙》。　　① 《新唐书》卷176《韩愈传·赞》。　　经学古”与“救时行道”，作为宋学的主要特征。　　通经学古不是原先的章句训诂，而是探求儒经的新意。“疑经”是宋学建立时期一个重要特点，欧阳修景祐四年（1037）的《易或问》，“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回答是“何止乎《系辞》”①。他所著的《毛诗本义》，四库馆臣在《提要》中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年岁略长于欧阳修，主要活动时期也都在北宋中期的仁宗时期。胡瑗的《周易口义》“其说《易》以义理为宗”②，孙复“讲说多异先儒”③，石介也同样是不取旧说的。　　救时行道为宋学另一个主要特征，也是宋学建立之初许多学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不仅欧阳修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被《宋元学案》列为首位的胡瑗，也尤其重视“救时行道”。康定元年（1040）八月，胡瑗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辟为以丹州（今陕西宜川）军事判官而任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史称“君在丹州，建议更阵法，治兵器，开废地为营田，募土人为兵，给钱使自市劲马，渐以代东兵之不任战者”，而且“访边备利害，得以资其帅府。府多武人，初谓君徒能知古书耳，既观君之所为不以异己，翕然称之”。其“后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①。　　石介在“庆历新政”时期，更是积极参与，“出入大臣之门，颇招宾客，预政事”②，与“新政”主持者之一富弼关系密切，以致反对新政的夏竦，指使人伪造石介给富弼的书信，借以攻击“新政”，“新政”失败后，石介被指责为“新政”的党羽而被迫自求外任。　　吸收佛、道学说为宋学的又一个特征，即所谓援佛入儒、援道入儒，以及援法入儒、援诸子百家入儒，吸收各家学说以丰富儒家学说。正如清代戴震所说：“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唯袭老释之言以解之”③。　　宋代在这方面进行得最早的人物之一，是北宋前中期的晁迥，史称“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④。他是一个熔儒、释、道三家学说于一炉的儒学家，为形成中的宋学学术取向的先导。　　① 《居士集》卷18。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1。　　③ 《宋史》卷432《孙复传》。　　①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0 之2。　　② 《宋史》卷432《石介传》。　　③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附《答彭进士允初书》。　　④ 《宋史》卷305《晁迥传》。　　第二节宋学中的三个学派——新学、蜀学、理学宋学在发展中形成不少派别，其中在当时或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新学、蜀学、理学等。　　学术界通常把宋学（或称之为新儒学）与理学等同。1984 年，邓广铭在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上提出：“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并首先指出：“应当把宋学与理学加以区别”，理学只是宋学中的一个学术流派①。这是符合宋代学术发展史的实际情况的。　　新学新学，也称荆公新学。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后，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的三年间，著《淮南杂说》，史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②。这是王安石创立“新学”的开始，嘉祐八年冬至治平四年秋（1063—1067）间，王安石居丧于江宁（今南京），聚徒讲学。后推行新政时，与吕惠卿、王雱等训释《诗》、《书》、《周礼》，“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①。熙宁八年（1075）《三经新义》完成并颁于学官，标志着王安石学派的完成，当时称为新学，从此新学大行，不久即为宋学中的最大学派。王安石后封荆国公，史称王荆公，因此也称荆公新学。　　蜀学蜀学，为苏洵所创，其子苏轼、苏辙继成。苏氏父子为蜀眉山人，史称“蜀学”。嘉祐元年（1056），“闭户读书”、“大究‘六经’百家之说”的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到京师开封应举，次年，苏轼、苏辙中进士。苏氏父子创立的蜀学才开始逐渐形成，苏洵著《六经论》等，阐述论点，“晚而好《易》”，“作《易传》未成而卒”②。治平三年（1066）苏洵死，“疾革，命公（轼）述其志，泣受命”。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贬，次年初至黄州，筑室东坡，号东坡居士，此后数年间，苏辙亦以其所作的部分《易解》寄给苏轼，苏轼“卒以成书，然后十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易传》可说是苏氏父子三人合作的结晶，也标志着“蜀学”学派的基本完成，其时当在元丰六七年间。苏轼在黄州期间苏辙还将所著《论语略解》寄给苏轼，苏轼“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③，以后又有《书传》。苏辙也有早年所作的《孟子解》及晚年的《诗集传》、《春秋集解》、《老子解》等。苏① 《略谈宋学》，《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参见漆侠：《宋学的发展与演变》，《文史哲》1995 年第1 期。　　② 《郡斋读书志》卷4 下《王介甫临川集》。　　①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②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34《苏洵墓志铭》。　　③ 《栾城集》卷22《苏轼墓志铭》。　　轼在《居士集序》中攻击“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实”，而“蜀学”的特征，正是兼容释、老。　　理学（洛学、关学）　　理学，宋代称为道学，北宋中期主要分为两个学派，洛学与关学。　　洛学，由河南程颢、程颐兄弟所创立。学术界通常以二程、周敦颐、张载、邵雍为北宋理学五子，而以周敦颐为理学开山，二程则师承周敦颐。关于二程师承周敦颐之说，创自南宋初年朱震，经朱熹多方论证并将周敦颐推为理学开山，遂为理学家所接受。但是，在二程自己并不认为其学源自周敦颐，而是“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盖自孟子之后，一人（程颢）而已”①。程颐所述其兄程颢对于理学的开创之功，并无任何直接的师承，邓广铭先生曾著《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论证“二程决非周敦颐的学业传人”，“周敦颐在其时（按指北宋）的儒家学派当中，是根本不曾占有什么地位的”②。　　程颢，明道元年（1032）生，弟程颐，次年生。程颢，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时年26 岁。十一年前的庆历六年（1046），其父程珦署理南安军（今江西大余）通判，时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程珦“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①。程颢时年15 岁，程颐时年14 岁，二人还是少年，而同年冬，周敦颐即因调任郴县（今湖南郴州）令而离开南安军，二程兄弟受业于周敦颐最多也只有半年多。所以，周敦颐至多也只能算是启蒙老师，只是“少年尝从学”，决不是“道德性命”高深学问的传授。程颢此后在“未知其要”，也就是在还不知求“道”门径的情况下，自己“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②。程颢经过近十年的探索而创立的理学，其开始的时间大约在程颢中举前的至和（1054—1056）、嘉祐元年（1056）间。元丰二年（1079）程颢因反对新法被罢职，“既不用于朝廷，..居洛几十年，..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③，直至元丰八年被召用，未赴而卒，史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史称伊川先生，同在洛阳讲学。二程学派的形成，应是这一时期，史称“洛学”。程颢死后，程颐继续著书、讲学，门人渐多，大观元年（1107）死，已是北宋晚期。洛学作为北宋中期形成的理学（道学）的主要派别，但在北宋学术界始终是一个较小的学派，关学的影响更小，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是“新学”，理学兴起成为学术界的重要学派，已是南宋孝宗初年。　　关学为张载所创。他于康定元年（1040）上书给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时年21 岁，他也经过“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的过程①，他创立理学学说开始① 《二程遗书》卷42《明道行状》。　　② 《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① 《宋史》卷427《周敦颐传》。　　② 《二程遗书》卷42《明道行状》。　　③ 朱熹：《伊洛渊源录》卷2。　　① 《宋史》卷427《张载传》。　　的时期，大致也在至和年间，他也是嘉祐二年中举进入仕途，熙宁三年（1070），因弟张戬被贬而不安，遂辞职回家乡眉县横渠镇（今属陕西），研读“六经”，讲学授徒，世称横渠先生，成为关中士人的宗师，张载建立了自己的学派，史称“关学”。熙宁九年被荐出任知太常礼院，因病辞归，中途病死。张载死后，门生大多转依洛学，致使北宋中期形成的四个主要学派（新学、蜀学、洛学、关学）之一的关学，逐渐衰落，到南宋初已不复存在，张载后来被朱熹作为北宋理学五子之一。　　被朱熹推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他不仅未能形成自己的学派，而且在当时甚至算不上知名学者，就连极端推崇周敦颐的朱熹也说：“濂溪在当时，..无有知其学者。”周敦颐所著《太极图》、《易通》等，深为朱熹所推崇。周敦颐于景祐三年（1036）荫补入仕。时年20 岁。嘉祐六年（1056），途经江州（今江西九江），筑室庐山莲华峰下濂溪旁，号濂溪书屋，世称濂溪先生。历任州、县官，熙宁六年（1073）去世。　　被列为北宋理学五子之末的邵雍，字尧夫。早年受学于李之才，后长期居住在洛阳，隐居不仕，依靠富弼、司马光等接济为生，熙宁十年（1077）死，后谥康节。著《皇极经世》等书，创象数学体系，但二程对邵雍并不重视，认为“邵尧夫犹空中楼阁”②。但其学说，仍被认为是理学的组成部分，被朱熹列为北宋理学五子之一。而在南宋理学家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其从祀孔子的时间，不仅晚于周、张、二程、朱熹20 多年，甚至还晚于南宋的张栻、吕祖谦。　　② 《二程遗书》卷7。　　第三节文学、绘画、书法的革新古文运动北宋中期，在文学、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着重大的革新，对后世同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北宋初期柳开、穆修、王禹偁提倡的古文（散文），北宋中叶经文坛领袖欧阳修倡导后，名家辈出，“古文运动”才蓬勃发展起来，明白通畅的散文终于成为文坛正统，并为后代所承袭。号称为“唐宋八大家”中，六家在北宋中叶，欧阳修自己的议论文简洁流畅，写景文形象生动，成为散文作者的典范。王安石尤长于政论文，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才华横溢的苏轼，各体文章无不才情奔放，挥洒自如，达到了空前的成就。其他三家如曾巩、苏辙、苏洵的散文，也达到相当高的成就。　　“古文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诗风的革新，反对西昆体的浮艳晦涩的诗风。欧阳修的诗也平易流畅，但成就不如他的散文。而王安石的诗，尤其是近体诗俊逸平易，其成就超过他的散文，尤其是他的诗涉及了许多社会重大问题，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激愤不平的心情。晚年的写景诗，意境清新，尤为后代所推崇。苏轼诗的内容较他的散文更为丰富，极大多数诗作，不仅极富想象力，而且如他的散文一样，自然奔放的诗风，反映出他极高的才华。豪放派词风的兴起宋初的词风深受唐末五代婉约派词风的影响，连文坛革新领袖欧阳修的词，虽清新明丽，但内容主要仍是风花雪月、情恋相思之类。柳永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创作新调，语言口语化，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内容上也还是离情别意，灯红酒绿。除范仲淹曾写过边防征战内容的词外，整个词坛都为婉约派所垄断。　　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的苏轼，在词坛上更是突放异彩，创豪放派词风，把词引向健康、广阔的道路，不仅将词的内容扩大到各个方面，而且不受过分严格词律无原则的束缚，自由抒发情意，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苏轼写爱情题材的词作，又以婉约见长。词终于取得了与诗同样的地位，使宋词与唐诗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放光芒。　　“文人画”画派绘画到了宋代有了重大进步，尤其是被后世称为“文人画”画派在北宋中期的出现，对中国画坛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　　“文人画”，时称“士人画”，首先由北宋中期的文同画墨竹开创的。　　文同，字与可，皇祐元年（1049）进士，元丰元年（1078）十月任湖州（今属浙江）知州，次年正月死于赴任途中，史称文湖州，其画风世称湖州派。文同诗文字画俱佳，以画名世，墨竹画虽起于唐代，而文同的墨竹画成就空前。经文豪苏轼的品题与发展，遂成“文人画”的开山。　　苏轼与文同既是亲戚，又是诗朋画友，苏轼在文同死后品题文同所画墨竹时，记文同的著名画论：“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①苏轼不仅用以画竹，更以画古木怪石著称。自称：“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②，与文同抗礼。苏轼还以之画飞禽。作画提倡意似（神似，写意画），自然天成，诗画相通，认为：“高人岂学画，用笔乃其天”③；“论画以形似（工笔画），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④。《宣和画谱·墨竹叙论》所说的，“有以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者，往往不出于画史，而多出于词人墨卿之所作”。正是文人画从画工画、画院画中独立出来的新流派的写照。由于苏轼在文人画的创作中取得了比文同更大的成就，以及杰出的文人画画论的提出，加上苏轼文坛领袖的影响，文人画很快在文人中传播，对中国画史上文人画派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尚意派书法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是书法革新者。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活动时期在仁宗、英宗朝。书法当时号称第一。是宋代书法的开创者。唐人书法“尚法”，宋人书法“尚意”，蔡襄正是承上启下的历史性人物，尚法、尚意兼修，楷、行、草、隶无不工。　　苏轼虽晚于蔡襄，而列于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尤工于行、草，书法讲求自出新意，追求书法的情趣、意境，与他的画论相通，为北宋中期书法革新的领袖人物。　　黄庭坚，字鲁直，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苏轼门人，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以诗、书法名家，诗与苏轼并称苏、黄，书法尤长于草书，创新的结字法，自成一家。　　米芾，字元章，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与黄庭坚大体同时。以书、画名家，画以水墨大写意山水画创文人画山水画派，史称大米。其子米友仁亦长于书、画，世称小米。米芾行书成就最高，新意迭出，超绝尘寰。　　四大书法家对书法“尚意”的革新，是北宋中期思想、文化全面革新的标志之一，对后世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苏东坡全集·正集》卷32《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② 《苏东坡全集·续集》卷2《憩寂图》。　　③ 《苏东坡全集·续集》卷1《次韵水官诗》。　　④ 《苏东坡全集·正集》卷16《书鄢陵王主簿所面折枝》。　　第七章北宋后期的政治形势宋江、方腊起义第一节“更化”与“绍述”　　元祐“更化”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10 岁的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英宗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垂帘执政。神宗生前高太后就不赞成变法改革，执政后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参与朝政。司马光用“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神宗）”，作为废除新法的理论依据，新法遂渐被废除。七月，首先废罢保甲团教，半年之内，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等相继被废。元祐元年（1086）初，司马光生病，而新法尚未完全废除，司马光恐自己在世之日不多，因而叹息道：“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①所谓四患，是指新法的青苗法、免役法和将兵法，以及与西夏的和战问题，在加速废除新法的同时，还将废除新法的任务交给吕公著，使废除新法的事不致中断。并随即提出废除免役法，不顾守旧派中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反对仓促废除而应进一步考察利弊的意见，仍下诏五日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蔡确、章惇先后被罢左相、知枢密院事而出任地方官，司马光、吕公著先后升任左、右相，并借重年已81 岁、已致仕的四朝元老、太师文彦博复出，担任平章军国重事。八月，罢青苗法。　　这次被称为“元祐更化”的废除新法、恢复旧法的活动，在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去世后，由右相吕公著独相，继续进行。但守旧派内部因政见、学术见解分歧，加上人事倾轧而互相攻击，分化为洛阳人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四川人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及河北人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为首组成的朔党，三党皆继承司马光废除新法的遗志，势力很大。程颐得到司马光、吕公著的推荐而任崇政殿说书，以师道自居，多以古礼训诫哲宗及处理世事，为苏轼所讥讽，而程颐门人亦攻击苏轼，洛、蜀两党势成水火，程颐又因事对宰相吕公著及高太后不满，终于被贬。苏轼后也因受到攻击，自请外任而出知杭州。　　元祐三年吕公著以年老辞相，改任同平章军国事，以吕大防、范纯仁分任左、右相。范纯仁在司马光当政之初，即反对完全废除新法，对于废除免役法认为尤应慎重缓行，此时任右相，对变法派的章惇、邓绾和守旧派的苏轼、韩维等贬官或受攻击，多所维护，元祐四年即因不赞成过分贬逐新党蔡确，为朔党所攻击而被罢相。元祐六年朔党首领刘挚升任右相，同年也以交结变法派蔡确、章惇受到攻击而罢相。废罢新法，贬斥变法派官员；守旧派内部也排斥异己，甚至借口袒护或交结变法派官员进行互相攻击，成为元祐年间的重要政事，而不是同心协力改善政局。　　绍圣“绍述”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故，哲宗亲政。哲宗在高太后①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生前就对她一味废罢新法、打击变法派的作为不满，想继承神宗遗志推行新法，亲政后不久即恢复变法派主将章惇、吕惠卿的阶官（寄禄官）、职名。九年二月，首倡“绍述”的邓润甫、李清臣同时任执政。执政苏辙感到政事将变，不同意再行新法。四月，哲宗改年号元祐为绍圣，明确宣示继承神宗改革事业，苏辙被贬出任知州，袒护苏辙的首相范纯仁也被贬出任知府。任命章惇为首相，曾布入主枢密院，蔡卞、许将、黄履等先后任执政，林希任同知枢密院事，变法派控制了朝政。各项新法先后恢复，并根据神宗时推行新法的弊病，多少作了些改进，以便于推行；但也采用一些元祐时制定的法规。元符元年（1098）八月，宰相章惇进呈《新修海行敕令格式》时，“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以致哲宗询“问（章）惇等，元祐亦有可取乎？惇等对，取其是者修立”①。反映出章惇为首的改革派，不像元祐时守旧派那样，对熙宁、元丰时的政令采取一味排斥的态度。当时的政治也比较清明，如哲宗亲政的七年，章惇独相，“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从八品），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迄无显者”②，就是很好的例证。在打击守旧派官员方面，变法派官员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守旧派的重要官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相继被贬往广南东路（今广东）。已被贬为知府的范纯仁还曾上奏论救，以致最终也被贬往永州（今属湖南）。宰相章惇在当政之初也并不赞成打击过分，曾经“乞正所夺司马光、吕公著赠谥，勿毁墓仆碑”①，但遭到曾布的反对，司马光、吕公著终于被夺谥毁碑。此外，韩维等30 人也被相继贬官，主要是朔党成员，也有一些蜀党成员，蜀党首领苏轼被远贬于惠州（今属广东）、昌化军（今海南儋县西北）。已被放归田里的洛党首领程颐，也被贬往涪州（今重庆涪陵）。元符元年六月，蹇序辰、安惇相继提出元祐初守旧派设“诉理所”，对变法期间因反对改革而被贬逐的守旧派官逐一审查平反，并对有关的改革派官员进行贬逐。他们请求设“看详诉理文字所”（诉理所），对元祐初的诉理案件进行复查，这将扩大打击守旧派官员，“章惇迟疑未应，（蔡）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章）惇默不敢对，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②。在哲宗亲政时期，打击守旧派愈演愈烈，成为主要政事，而不是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其情况同守旧派当政的元祐时期相类似，北宋政权遂逐渐走向衰落。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元符元年八月癸酉。　　② 《宋史》卷471《章惇传》。　　① 《宋史》卷471《曾布传》。　　② 《宋史》卷472《蔡卞传》。　　第二节宋徽宗的腐朽统治宋江、方腊起义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25 岁的哲宗病死，宰相章惇主张依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否则当立长弟申王赵佖，但向太后（神宗皇后）以自己无子，神宗诸子皆庶子，排除患有目疾的赵佖后，主张立哲宗次弟端王赵佶，章惇指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①，但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许将等执政的支持下，立赵佶为帝，即著名的昏君徽宗，终于将北宋皇朝推上了灭亡的道路。　　宋徽宗、蔡京的腐朽统治徽宗即位后，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太后在神宗时即是守旧派，当政后随即任命守旧派、韩琦长子韩忠彦为执政，不久又升任右相，左相章惇、执政蔡卞等相继受攻击，蔡卞首先被贬任知府；同时恢复被贬逐的守旧派官员的名位，守旧派官员接着相继上台。当年七月，向太后还政后不久，反对立徽宗为帝的左相章惇被罢相，韩忠彦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当时守旧派与变法派的斗争日趋激化，也有官员认为元祐、绍圣均有失误，应该消除偏见，调和矛盾。于是改次年为建中靖国，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志，永绥斯民”②。但是新旧党争不仅没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邓洵武首创徽宗应绍述神宗之说，攻击左相韩忠彦并推荐蔡京为相，得到执政温益的支持，为徽宗所采纳，首先于同月末决定改明年为崇宁元年，明确宣示放弃调和政策，改为崇法熙宁变法。　　蔡京是个政治投机者，王安石变法时拥护变法改革，元祐初又附和司马光积极推翻新法，绍圣初又积极附和新法，徽宗即位后不久受守旧派攻击而被夺职提举宫观闲居杭州（今属浙江），结交赴杭收集书画的宦官童贯，蔡京以擅长书法逐渐受到可以称之为画家、书法家的宋徽宗的赏识，邓洵武、温益知道徽宗必将重用蔡京，在进呈绍述新法意见时都力荐蔡京，认为徽宗“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①。崇宁元年（1102）五月，左相韩忠彦首先被贬任知府，蔡京升任执政。随后右相曾布也被贬任知州，蔡京升任右相，不久又升为左相，独相达三年之久。其后虽曾二次罢相，但又复相或以太师控制朝政，位在首相（徽宗改左仆射为太宰作首相，右仆射改称少宰为次相）之上。徽宗末年，致仕已多年的蔡京还以太师领三省事掌握朝政。　　徽宗时期始终是蔡京及其党羽的天下，他们打着绍述神宗改革的旗号，作为排斥异己打击反对者的幌子。崇宁元年九月，首先把元祐（1086—1094）及元符三年恢复旧法的文彦博、司马光等120 人，称为元祐奸党、元符奸党，刻石于端礼门（文德殿南门）。又复查元符三年三月向太后执政时下诏求直言时应诏所上之书奏，被查者达582 人，以赞成绍述新法或反对者分为正等和邪等，将蔡京的党羽列为正等，共41 人，纷纷升官重用；其余541 人，全部列入邪等，列入奸党及邪等的都分别受到贬逐或降、免官职的处分。崇宁① 《宋史》卷22《徽宗纪·赞》。　　② 《宋大诏令集》卷2《改建中靖国元年御札》。　　① 《宋史》卷329《邓洵武传》。　　三年（1104）六月，又将元祐、元符党人与上书邪等者，删去一部分后合并为“元祐党籍”，以司马光为首，共309 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其中有与上述三项无关的改革派章惇、曾布等10 余人。并刻石于文德殿门东壁及各州、府。　　被当时人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形成以蔡京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蔡京、王黼先后任首相或太师、太傅，依靠宦官童贯、梁师成，以朱勔、李彦为爪牙，控制着整个徽宗时期的朝政，逢迎着臭名昭著的昏君宋徽宗，使北宋末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腐朽的时期之一。　　蔡京等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无恶不作，贿赂公行，卖官鬻爵，“三千索（“索”意与贯同），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①。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如和预买，原是官府春季预先出钱预买，民户夏、秋随两税纳绢，自愿进行的钱、绢贸易。后改为硬性分配给民户，预付的钱改为三分给钱、七分给盐。徽宗时先是不给盐，后又不给钱，完全成为民户新的赋税。又如盐茶官府专卖，徽宗时改为全面实行钞引通商，连茶笼、盐袋也规定向官合同场购买，除交纳通常的过境税和营业税等，还要交纳“头子钱”、“秤提钱”、“市例钱”等等。又如征收所谓经制钱，是“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②。苛捐杂税，积累了大量财富，“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③，大兴土木，不仅在宫城之北建筑稍小于宫城的延福宫和规模更大的艮岳，还乘机利用搜刮的民财大修各自的豪华宅第。为了阻止其他官员的议论，诏书也不依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复核、上奏后颁行的正规途径，而是请徽宗亲书后即颁行，称为“御笔手诏”，甚至请宦官杨球代书，号称“书杨”，以达到他们任意胡作非为的目的。　　当蔡京受到群臣攻击而被迫罢官致仕时，王黼继而擅权，虽一方面罢除了蔡京施行的一些苛政，另一方面则更加紧搜刮民财，以供徽宗任意挥霍。蔡京当政时，重用苏州人朱勔主持苏州应奉局、杭州造作局，年复一年地强取民间奇花、异木、怪石。当时由十艘左右的船只组成的一个运输船队称一纲，大量的花石竹木由船队经运河运往都城开封称为“花石纲”，由于抢夺来的花石竹木数量之多，络绎不绝的花石纲船队，致使运河航道不畅而部分改用海运。应奉局的官吏在抢夺民间花石竹木时，乘机敲诈勒索，逼得民户拆房毁屋，甚至卖妻鬻子，倾家荡产，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方腊起义。　　徽宗初年，宦官杨戬先设“稻田务”，开始在汝州（今属河南）立法，可以种稻的田土，收索民户田契，辗转追寻，直至无契可证，将超出原始田契的土地称为公田，种植户即作为佃户，须交纳公田钱，继而推广至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又设“营缮所”，检括公田。后皆并为“西城所”，所有荒地废田都作为公田，强令百姓承佃，交纳公田钱。宣和三年（1121）杨戬死后，宦官李彦继任，更为凶狠残暴，凡民间好田，指使他人诬告为荒田，田主虽有地契也无用，即括为公田，甚至鲁山（今属河南）全县的农田都被① 朱弁：《曲洧旧闻》卷10。　　② 《宋史》卷179《食货志》下一。　　③ 《宋史》卷472《蔡京传》。　　括为公田，原业主即作为佃户，许多投诉者受刑致死。弥漫数百里的梁山泺（泊），是济州（今山东巨野）、郓州（今东平）数县沿湖渔民赖以生存之所，也被按船只强行收取赋税，逃税者按盗匪处罪。在李彦及其党羽的摧残之下，北方也是民不聊生，小规模起义不断发生。　　宋江起义宣和元年（1119）宋江起义于河北路，同年十二月已发展为有一定规模的农民起义军，被称为“河北剧贼”，北宋朝廷曾下诏进行招降。但宋江未受招安，而是于次年转战南下京东路，被称为“京东贼”，活动于青、济、郓、濮（今山东鄄城北）诸州境内。这时南方的方腊举行起义，发展迅猛，亳州（今属安徽）知州、前执政侯蒙上书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①徽宗即任侯蒙为梁山泊附近的东平府（郓州）知府，负责招安宋江，侯蒙未及到任即病死。南宋时传说宋江起义军在梁山泊活动，可能就在这个时期。　　其后宋江移军南下，沂州（今山东临沂）知州蒋圆假作同意起义军借道而袭击南下的宋江起义军，起义军遭受较大损失后，“北走龟蒙间”②。宣和三年初，宋江起义军南下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南），朝廷派官军追击，起义军继续南下，进入淮南路楚州（今淮安）地区，又被称为“淮南盗”。起义军转而北上，途经沭阳时③，遭到县尉王师心邀击，略有损失。二月，在海州（今连云港市区西南部）为知州张叔夜“伏兵乘之，擒其副贼，（宋）江乃降”④。而另一种记载是宣和四年夏季，折可存在参与镇压方腊起义军之后，又“奉御笔，捕草寇宋江”①，宋江向何人投降，已无从考证。　　李若水在《捕盗偶成》中，记载了宋江投降后的简况：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②宋江起义军的规模虽不大，但战斗力较强，活动的地区离首都开封又较近。起义军的三十六个将领投降后又同日封官，在首都行进时趾高气扬的神情，给居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关于宋江起义军三十六个将领的传说、画像、说唱曲艺、话本小说的传播在南宋时已是名闻遐迩，元末明初的《水浒传》更使宋江之名妇孺皆知。方腊起义① 《宋史》卷351《侯蒙传》。　　② 张守：《毗陵集》卷13《蒋圆墓志铭》。　　③ 参见陈振：《宋史研究中官制引起的几个问题》第二节《沭阳之战到底说明了什么？》等，《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 年版。　　④ 《宋史》卷353《张叔夜传》。　　① 1939 年陕西省府谷县出土的《折可存墓铭》，转引自《北京大学学报》1978 年第2 期。② 李若水：《忠愍集》卷2。　　北宋末年农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是方腊起义军。方腊是两浙路睦州（今浙江建德东北）青溪（今淳安西）西部山区的帮源洞（通峒，指山谷地区）漆园主（一作佣工）③，屡遭“造作局”酷取，他利用包括明教（摩尼教）等各种秘密宗教组织起义，为里正发觉，遂杀里正而于宣和二年（1120）十月起义，次月即建立政权，首先攻占青溪县城。深受“花石纲”之害的两浙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随即攻占睦州、歙州，消息传到首都开封，徽宗立即派亲信宦官、知枢密院事（最高军事长官）童贯统率数十万原准备攻辽的大军，迅速南下，而起义军差不多与此同时，已攻占两浙路首府杭州（今属浙江），方腊拒绝部属关于北上抢占江宁，控扼长江天险抗击官军渡江的建议，而是主力南下，先后攻占婺州、衢州、处州（今丽水西）等地。　　北宋官军于宣和三年正月，受命首先抢占江宁、润州。当正月下旬，北上的东路起义军围攻秀州（今浙江嘉兴）之际，东路官军也到达秀州，起义军在官军的内外夹击下退往杭州，二月中旬官军攻占杭州。北上的西路起义军，先后受挫于旌德、宁国、歙州。三、四月之际，官军又攻占衢州、婺州等地。四月中旬，方腊放弃青溪，退回西部山区帮源洞，帮源洞在东西两路官军的夹击下，激战数日后起义军战败，二十六日，方腊为官军小军官韩世忠所俘，起义失败。起义军的余部转战于浙东地区，至八月间，才最后失败。方腊被俘后被解往首都开封，于八月下旬被杀害。　　北宋朝廷虽然镇压了方腊起义，但并没有吸取教训，革新政局，而是更为黑暗腐败，其时距北宋被金灭掉不过5 年左右。　　③ “佣工”之说，出于清代乾隆、嘉庆时的《方氏宗谱》中元代后期依据方庚后代传说撰写的《方庚传》，不可信。参见陈振：《方腊起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79 年第7 期。第八章金的兴起与宋的南迁第一节女真族的兴起与金政权的建立女真先世女真先世称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源出自靺鞨七部中的黑水靺鞨，原居住在今黑龙江与松花江合流以下的黑龙江流域的南北地区，后来黑水靺鞨有一部分向南迁徙。当契丹建国后，在译名上始被称为“女真”。在女真始祖函普时，生女真完颜部居住在仆干水（今牡丹江、镜泊湖附近）。函普从今朝鲜的咸镜北道（当是黑水靺鞨一支迁于此者）来到居住在仆干水的完颜部，因他为之立约解决了完颜部与其他部族的哄斗，娶同部与完颜邻寨姓结徙姑丹、名鼻察异酋长的室女为妻。后女真众酋长结盟，函普又被推为首领。从此，完颜部内便出现函普一系的完颜氏（宗室完颜）与其原来同部的完颜氏（异姓完颜），以及与函普有族属关系的疏族（同姓完颜）。后来又出现以完颜等几个著姓为主的包括各姓在内的白姓与黑姓几个婚姻集团。　　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军事部落联盟函普时女真已进入父权制的氏族社会末期，到献祖绥可时又迁居到海古水，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开始冶铁、耕垦树艺、修筑房屋、造舟，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黑龙江阿什河）之侧①。昭祖石鲁在绥可发展的基础上，已由亲属部落联盟发展为更加扩大和持久的军事部落联盟，稍立条教，部落渐盛，并接受辽赐给的惕隐官职，在氏族内展开新旧两种势力的激烈斗争，始以完颜部确立的条教治理诸部。在发展斗争中函普家族一系完颜姓虽已取得军事部落联盟首长的地位，而作为军事部落联盟政治辅佐人物则由同部完颜姓中担任。其初是由同部完颜姓的石鲁辅佐昭祖，昭祖称“勇石鲁”，即联盟军事首长；石鲁称“贤石鲁”，即军事首长的政治辅佐，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国相，女真人军事部落联盟内实行的是军事、政治的二府制，后来作为军事首长的政治辅佐称国相，由雅达担任，雅达属同部完颜姓。由此可见，在景祖没有把国相交给本家族肃宗之前，是由同部完颜家族中选任的。实际上是函普一系与同部完颜氏共同管理军政事。　　景祖乌古廼时，是女真军事部落联盟组织扩大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景祖继承其父昭祖石鲁的事业，他在其母徙单氏的支持下，在对本氏族的旧势力和同各部的斗争中确立了自己军事部落联盟首长的地位。景祖把昭祖所建立的军事部落联盟组织更加扩大和发展，对那些不肯听命的各部加以制服，于是“景祖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①。联盟组织空前扩大和发展起来。景祖被辽任命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官属、纪纲渐立。所谓官属，只不过是军事联盟内的职掌分① 函普、绥可活动见《三朝北盟会编》卷18 引《神麓记》及《金史》卷1《世纪》。① 《金史》卷1《世纪》。　　工的制度化。《金史·百官志·序》：“金自景祖始建官属，统诸部以专征伐，嶷然自为一国。其官长，皆曰勃极烈，..其部长曰勃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勃堇出现在始祖时，勃极烈是勃堇的转音，勃极烈与勃堇分职，据此记载则出现在景祖立官属时，即勃极烈成为联盟中最高职掌的官长之称，而勃堇为部长之称。但景祖、世祖身为军事联盟首长，仍称“诸部长”、“众部长”，不称“都勃极烈”，地方的小部落联盟首长亦称“都部长”，直至穆宗由于太祖的建议才取消地方称“都部长”的资格。由诸部长改称为都勃极烈，是联盟的部落长向官职演变的结果，联盟首长已不再是单纯的诸部之长，而成为官长之长，康宗去世，“太祖袭位为都勃极烈”②即是这一变化事实的反映。随着这种变化，勃极烈成为联盟内最高官属之称，以他们为主组成官属会议——议事会，而勃堇逐渐演变为一般官吏的称呼。景祖为加强本家族在联盟中的绝对地位，用财物和马匹换取了雅达的国相，由三子颇剌淑（肃宗）担任，从此这个重要职位便由本家族所掌握。景祖凭借着“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命劾者与世祖同居，劾孙与肃宗同居，由劾者、劾孙治家务，世祖、肃宗、穆宗为联盟首长的继承者，从而确立了世袭制，否定了联盟长的世选制。　　女真庞大的军事部落联盟形成于景祖时，但是联盟内部不是团结和十分巩固的。此后主要是围绕联盟首长和国相而发生斗争。跋黑是世祖叔父，不仅不能充当联盟长而且世祖命他为勃堇不许领兵。桓■、散达因其父雅达被夺去国相不满，温都部乌春及纥石烈部腊醅、麻产也与联盟离心，于是联合反抗。肃宗、穆宗时斗争仍在继续，如穆宗袭位之初，诸父之子习烈、斜钵与诸兄反对说：“君相之位，皆渠辈为之，奈何？”同部完颜欢都说：“汝辈若纷争，则吾必不默默但已”①。终未酿成大乱。经过世祖到穆宗的斗争，部落联盟异常巩固，“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秃答，金盖盛于此”②。在发展和巩固联盟中，太祖完颜阿骨打作出重要贡献，如他建议取消地方都部长的称呼，把名称集中到完颜部首领一人身上；他建议令诸部不得擅置信牌、驰驿，把号令统一到联盟中来。　　社会组织结构女真部落联盟发展的层次，最初是把亲近的分散的氏族部落联合起来，出现众多的地方的小联盟，其次是把分散的不持久的小联盟结集成为大的联盟，最后以完颜部为核心，统一为一个巩固持久的庞大的联盟，这样国家就即将产生了。从领地看，由氏族部落的领土发展为地方的小联盟和大联盟的领地，最后统一为一个共同的领地。女真建国前，已非氏族血缘，而是以部族的地缘为主要基础的。建国前，女真由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变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　　地域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其突出的表现在以地缘为特点的城堡、村寨组织在各地的普遍出现。在城堡、村寨组织中除由血缘构成的家族外，还② 《金史》卷2《太祖纪》。　　① 《金史》卷68《欢都传》。　　② 《金史》卷1《世祖纪》。　　包括非血缘的居民，在一个家族组织中既包括本家族的成员，也包括来自非本家庭的奴隶（即隶人、奴婢、部曲）或收养的人，通称之为“家人”。这些家族的奴隶不同于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他们还未完全失去人格，尚可随同当兵。一般平民被称为庶人或部民，氏族贵族是指那些“官属”和“耆老”。在女真军事部落联盟时，存在着由氏族贵族组成的贵族议事会和人民大会。《金史·太祖纪》记载：“民间多逋负，卖妻子不能偿，康宗与官属会议，太祖在外庭以帛系杖端，麾其众，令曰：‘今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骨肉之爱，人心所同。自今三年勿征，过三年徐图之。’众皆听令，闻者感泣，自是远近归心焉。”这是一次贵族议事会（在内庭）与人民大会（在外庭）同时召开的大会。会议的召集与主持者是康宗，贵族议事会参加者是诸官属，议题是讨论民间逋负与如何还债的问题。先由内庭议事会讨论作出解决方案，然后由太祖在外庭人民大会上宣布。“众皆听令”，即参加大会的民众一致通过，“闻者感泣”，即表示未参加大会的也以感泣之情表示拥护，方案的公布取得了“远近归心”的效果。但随着历史发展的要求，议事会越来越变成官僚的机构，即将由皇帝（原都勃极烈）主持的诸勃极烈（中央的最高统治机构）所代替。　　在女真氏族社会的氏族部落中，出现了私人家族的家兵和部落兵——猛安、谋克。开始是非常设的，后来发展为常设的军队，猛安、谋克长成为军职的氏族贵族，并进而演变为生产、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地方行政组织。《金史·循吏传·序》记载：“金自穆宗号令诸部不得称都孛堇，于是诸部始列于统属。太祖（即皇帝位前一年）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由以夫计的军事组织改革为以户计的地方行政组织，标志着这种制度是为建立国家而制定的。　　在女真社会中，当时还没有出现私人土地所有制，但家族的占有制已经出现，土地所有制的最高权限向国家的代表者君主集中，这也是土地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一种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勃堇与勃极烈成为国家的一般官吏与高级官吏，史称为官人和大官人。勃堇、勃极烈的官制化则与猛安谋克成为社会统治的官（政事）与职（军事）的区别。实际上猛安谋克本身也分为军官、地方官与封爵。　　在女真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的变革中，对完颜部所确定的新的条教的推行，使女真统一民族的形成以及对社会的变革起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促进了女真各部族制度的统一。女真人由分散的部族发展为统一民族的过程，也就是国家的形成过程，除内部的原因外，也有外部的原因，如辽朝的先进制度对女真的吸引和影响，女真人为了防御契丹保存自己，也加速了女真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同时为了反抗辽朝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也加速了其政权建立的过程。　　金政权的建立完颜阿骨打嗣位为都勃极烈后，便把反辽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为反辽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辽天庆四年（1114）九月，辽朝加强对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的防御，阿骨打集诸路兵誓师于来流水（今拉林河），举起抗辽斗争的义旗。接着攻占辽的宁江州、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的吐什吐）、宾州（今吉林农安东北）、咸州（今辽宁开原）。随着战争的胜利，新的占领区的扩大和降附者的增多，以及女真社会内部奴隶制的增长，旧的氏族制度已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国相撒改派其长子宗翰和欢都长子完颜希尹等劝阿骨打立国称帝，阿骨打弟吴乞买和撒改、辞不失等又劝进，终于在次年（辽天庆五年，宋政和五年）正月初一日（1115 年1 月28 日）即帝位，国号为金，年号为收国，是为金太祖。　　金朝诞生在抗辽斗争的凯歌声中，是在氏族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金朝从建国伊始就确定了以农为本，不改易旧俗，发展奴隶制和抗辽灭辽的对内对外的方针。为建设和巩固新建立的奴隶制国家，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把部落联盟军事首长改称为皇帝，确定皇帝在全国的最高统治地位。立储贰，以谙班勃极烈为皇帝继承人，仍保持兄终弟及制。在中央设最高的统治机构，把国相与勃极烈结合起来称国论勃极烈，把原来由官属组成的贵族议事会改革为由诸国论勃极烈组成的相府。以猛安谋克为地方行政组织，并用猛安谋克改编汉人和渤海人等，因地制宜在女真人聚居地方设万户府路，在原辽地方建立都统、军帅司下的路，在个别地区设都勃堇的路。禁止同姓为婚，确定新的法制，刑、赎并行。命完颜希尹创女真文字。　　作为女真人国家产生的诸因素已孕育在氏族社会之中，但那只是雏形，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女真族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和确立，但仍残存着氏族制的余痕。　　第二节金灭辽金朝建立，得到辽东渤海杨朴等人的支持，他帮助建立制度，筹划灭辽，所以金在建立政权之初，就已确定了继续抗辽灭辽和取而代之的方针。但是金与辽的战争前后有变化，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属于抗辽战争的时期，后期则为统一战争的时期。　　攻占辽东京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即帝位后，坚持抗辽斗争。抗辽斗争的宗旨是致辽之罪，以义师征伐无道，这诚如在来流水起兵，申告于天地时所说：“世事辽国，恪修职贡，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踈，屡请不遣。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鉴佑之。”①收国元年正月，金太祖亲自领兵进攻辽统治东北方女真族的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首先攻下达鲁古城（今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塔虎城），九月攻下黄龙府。辽天祚帝闻讯率契丹、汉军10 余万向金军进讨，金太祖以2 万兵迎战。两军战于护步答冈（今黑龙江五常西），辽军大溃，死者相属，天祚帝逃往长春州（今吉林大安西北），辽军主力被击溃，为南下夺取辽东京奠定了基础。　　在辽军屡败的情况下，辽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发生叛变，各族人民起义和士兵厌战的情绪也不断高涨。当时辽国“军中汹汹，迟疑不行”①，溃不成军。辽初对契丹人杀汉人从不加刑，但这时对本族人也不能再信任，“命汉儿遇契丹则杀之”②。于是辽之军民纷纷向金归附。阿骨打兴师与天祚帝相反，对内则不断论功行赏，对来归附的各族人民也尽力安抚。收国二年正月，下诏：“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真、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③阿骨打在对辽的问题上有作战的长远打算，对所俘附的东京渤海人多行释放或留养，以便日后为其效用。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渤海人等的拥护和支持，起到瓦解敌人的作用。　　收国二年闰正月，辽朝的统治进一步分裂，渤海人反辽复国和归顺于金朝的浪潮更加兴起。东京渤海人高永昌据辽东京（今辽宁辽阳）反辽，称大渤海国皇帝，据有辽东50 余州，改元隆基。天祚帝派萧韩家奴、张琳等镇压，高永昌向金求援。高永昌的反辽复国，对辽朝来说是民族的分裂，削弱了辽的力量，有利于金朝，但高永昌复国终于要发展为地方的割据势力，对新兴起的金朝来说是所不能允许的，乘机进讨高永昌是金进军抗辽的一个组成部分。四月，太祖以斡鲁统内外诸军，与蒲察、迪古乃会同咸州路都统斡鲁古，合力讨高永昌。辽为阻止金军南下，派军6 万攻昭散城（当在今吉林海龙东① 《金史》卷2《太祖纪》。　　① 《契丹国志》卷10《天祚帝纪》。　　② 洪皓：《松漠纪闻》。　　③ 《金史》卷2《太祖纪》。　　南）。金派阿徒罕、乌论石准击辽军，辽军大败，于是斡鲁南下攻沈州（今辽宁沈阳）、东京。五月，高永昌兵败被擒，东京州县尽为金所有，渤海、汉人、易苏馆女真归附，以斡鲁为南路都统。　　攻取辽上京天辅元年（辽天庆七年，1117），金军获悉辽在长春州和泰州（今吉林白城东南）方面没有任何准备，奏闻太祖。太祖决定派斜也取长春州，派宗幹、宗雄攻金山县（今黑龙江齐齐哈尔西），然后两路合攻辽西北重镇泰州。宗幹、宗雄所率领的攻取金山县的队伍，行近白鹰林，获辽哨兵七人，纵其一人回县城。县人闻金大军已到，不战自溃，金军顺利地占领金山县。宗雄以兵三千属宗幹，招集尚未降附的诸部。宗幹择选土人之有才干的，以诏书招谕，于是女古、脾室四部及渤海人都降，接着攻下泰州。　　同年九月，辽为抵抗金军西进，招募饥民得2 万多人，其目的是使这些辽东人报怨于女真，叫做“怨军”，以渤海铁州（今辽宁盖县东北）人郭药师为渠帅。这时在辽统治的境内更加骚动。十二月，金军大举进攻，败辽军于蒺藜山（今北镇、义县之北），拔显（今北镇西）、乾（今北镇南）、懿（今彰武西）、徽（今阜新北）、成（今阜新西北）、川（今北票南）、惠（今建平北）等州。天辅二年正月，辽双州（今铁岭西）节度使张崇降。六月，通（今吉林四平）、祺（今辽宁康平东南）、双、辽（今新民东北）等州800 余户来归。这时辽上京已处于被包围之势，辽朝的灭亡大局已定。在这种形势下，引起了金、辽、宋之间关系的新变化，从辽朝方面看大势已去，派太傅习泥烈来封太祖为“东怀国皇帝”，目的在于缓兵以求喘息；从宋朝方面看，见金势强大，辽即将灭亡，也在此时派使到金，约定与金夹攻辽。金太祖为把握灭辽的目标，同意与宋联盟。　　天辅四年，金决意攻取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上京留守挞不野投降。天祚帝逃往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金班师。天祚帝在中京大定府，闻辽军败，“昼夜忧惧，潜令内库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余囊，骏马二千匹”，准备逃跑。他还厚颜无耻地说：假若女真军来时，我怕什么，我有很多日行三百五十里的骏马，又与宋是兄弟，和西夏也是舅甥关系，两处都可以去，到那里也不失一生富贵。但当他又听到金军已班师未来进攻时，却又洋洋得意地说：“威德可加，彼何能为，复自纵肆。”①这是一张令人可憎的丑恶的亡国者脸谱。　　金破辽上京，捣毁了辽朝统治的中心，占有辽过半的土地，金抗辽斗争已取得彻底胜利，即将使金对辽的战争发生转折性的变化。天辅五年（辽保大元年，1121），辽都统耶律余覩来降，得辽虚实。耶律余覩降金，标志着辽契丹贵族内部的分裂，现在的形势已不再是抗辽，而是如何把统一（辽境的）战争进行下去的问题。由金太祖所领导的对辽战争，从此便转向第二个时期的灭辽统一战争。　　连克诸京① 《契丹国志》卷10《天祚帝纪》上。　　金太祖以斜也为内外诸军都统，以完颜昱、宗翰、宗幹、宗望、宗磐为副，率大军伐辽。下诏：“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又诏：“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国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①以前的对辽战争是“重吊伐之义”，与民除害，现在则是“欲中外一统”，得辽神器代而统治之。　　天辅六年，金军攻克高（今内蒙古赤峰东）、恩（今赤峰南）、回纥（亦当在今赤峰一带）三城，取中京，进据泽州（今河北平泉南）。天祚帝逃往鸳鸯泊（今河北张北西北），斜也与宗翰分道追捕，天祚帝又逃到西京（今山西大同）。金军占领西京后，进而招降了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云内（今土默特左旗东南）、宁边（今准格尔旗东）、东胜（今托克托）等州、军。原奔逃在辽的纥石烈部长阿踈被擒。天祚帝又逃入夹山（今萨拉齐西北）。六月，金太祖从上京出发，追击天祚帝到大鱼泊（当即鱼儿泺，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湖），天祚帝又逃去。十二月向燕京（辽南京，今北京）进发，此时燕京小朝廷耶律淳已死，萧德妃出奔，燕京降。金占领燕京，一方面履行与宋订的和约，把燕京六州之地与宋。斡鲁、宗望等继续追捕天祚帝。另一方面，由于已占领原辽汉人的燕云地区，在统治制度上不得不适应新的变化作出新的改变，即在原辽汉人地区仍行汉制，由过去较为单纯的推行猛安谋克制，改为南北面的两种制度并存。天辅七年，金太祖以左企弓为枢密使，设枢密院于广宁（营州治所，今河北昌黎）；改平州（今卢龙）为南京，以张觉为留守，后张觉据南京城叛金，杀左企弓。　　同年八月，金太祖死，弟吴乞买即位，是为太宗，基本上继承太祖事业，继续平定张觉，张觉叛军被宗望平定，张觉逃奔于宋。张敦固以南京降，复叛，阇母则执杀张敦固。宗望以平州为鉴，奏请不在汉人地区推行猛安谋克制，保留汉制，与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共同裁决大事。　　抚夏灭辽金对当时西北的西夏没有出兵，主要是争取其对金称藩。天会二年（西夏元德五年），金太宗命宗翰、宗望与西夏商议割地议和，把下寨以北、阴山以南的原辽地割给西夏。西夏向金上誓表称臣，接受金朝的主属。　　金太宗即位之初，对宋朝守太祖的命令，与西夏议和，这主要是为稳定南京（原平州）的形势以及进一步擒捉辽天祚帝，这是当时灭辽所需要的，也是为巩固金代辽而统治所需要的。金对宋不断派遣使臣通好。　　天会二年（辽保大四年）十月，辽天祚帝想逃往天德军，进驻应州西余睹谷。完颜娄室派兵追击。天会三年三月二十日（1125 年3 月26 日），天祚帝被擒，辽亡。金派李用和等充告庆使如宋。金封天祚帝为海滨王，居于长白山东，天会六年（1128）病死①。　　金灭辽后，继辽与宋对峙。金与辽不同，是个新兴起的政权，这个政权的出现和发展使当时南北双方的政治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时亦不再是金宋夹攻灭辽，而是金代辽与北宋的和战问题。金代辽而为宗主。　　① 《金史》卷2《太祖纪》。　　① 《金史》卷2《太祖纪》。　　第三节宋的南迁宋金燕云交涉北宋末年，政治腐败，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宋徽宗、蔡京、童贯统治集团想乘辽朝衰亡之际，采取联金灭辽的战略，夺取五代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云十六州，以建立万世功业。　　政和元年（1111），郑允中、童贯使辽，辽人马植夜谒童贯献灭辽之策，受到童贯的重视，遂约马植归来，马植到宋首都开封童贯家后，上书给徽宗，献计宋派遣使臣自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渡海到辽东与女真结盟，共灭辽朝，可以夺取五代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云地区。深受徽宗赏识，赐马植姓名为李良嗣，后又赐姓赵。金朝建立后宋曾遣使渡海，但未能登陆而回。重和元年（金天辅二年，1118）马政使金口头表达宋金联合攻辽及燕、云地区归来，金遣散覩等人使宋商议结盟事务。宣和二年（金天辅四年，1120）宋遣赵良嗣、马政先后使金，金亦数次遣使来宋，双方议定夹攻辽朝，辽燕京由宋军攻取，金军进攻辽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等地，辽亡后燕云地区归宋朝，宋将原纳给辽朝的岁币转给金朝，史称“海上”之盟。　　但是，由于宋军腐败，缺乏战斗力，数十万大军两次攻打辽南京（燕京），均被辽守军打败，辽南京还是由金军攻占。宋每年加付一百万贯钱为代税钱，随同每年的“岁币”交付给金朝，宣和五年四月，金方将燕京及所属九州中的西部六州归宋。但燕京居民大部已被金俘往东北作奴隶，宋所得的只是“城市邱墟、狐狸穴处”残破不堪的一座空城①，宋设燕山府路统治新得的燕京地区。云州（辽西京）地区，金太祖也表示在宋出犒军费给金的条件下归属宋朝。五月，金已许将朔（今属山西）、武（今山西神池）、蔚（今河北蔚县）三州先归宋，还没有来得及执行，就因同年六月金太祖病死而中止。　　金太宗即位之初也是遵守盟约的。天会二年（宋宣和六年，1124），当时的主将宗翰、宗望都反对割山西地与宋，太宗还说：“是违先帝之命也，其速与之。”②宗翰、宗望反对割山西地，《金史·宗翰传》有一段记述很清楚：“宗翰复奏曰：‘先皇帝征辽之初，图宋协力夹攻，故许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后，请加币以求山西诸镇，先皇帝辞其加币。盟书曰：无容匿逋逃，诱扰边民。今宋数路招纳叛亡，厚以恩赏。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贯，尝期以月日，约以誓书，一无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万世守约，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宁，割付山西诸郡，则诸军失屯据之所，将有经略，或难持久，请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请。”据此宋朝亦知求山西地并非失约，因之请加币以求之，金太祖不要宋朝的加币独许之，这是把合法占领的原辽地让给宋，其目的是为和好，其条件是“无容匿逋逃，诱扰边民”。宗翰认为宋朝已违反条件的规定，是败约的行为，因此反对再割山西诸镇与宋朝，同时也是从巩固金朝西边的形势出发的。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16，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引《平燕录》。　　② 《金史》卷3《太宗纪》。　　金军侵宋宋宣和五年五月，降金辽将、金南京（平州）留守张觉据平州（今河北卢龙）叛金，六月初，张觉兵败逃往燕山府，为宋朝收纳，招纳叛亡破坏了宋金盟约，“失信于金，必启外侮”①，宋随后虽将张觉处死并将人头函送给金朝，还是成为金太宗侵宋的借口。　　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三月，金俘辽天祚帝，扫清了除西迁的耶律大石外的辽残余势力。金将宗翰奏“宋数路招纳叛亡”，“斡鲁奏宋不遣岁币户口事，且将渝盟”，“宗翰、宗望俱请伐宋”②，金太宗于同年十月下诏攻宋。　　金军兵分两路，西路军以左副元帅宗翰（粘罕）为统帅，自西京大同府（云州）南攻太原（今属山西）。东路军以南京路都统宗望（斡离不）、六部路都统挞懒为主将，自南京（平州）西攻燕山。　　十一月，东路金军占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十二月初，西路金军统帅宗翰首先派使臣前往太原，要童贯“急行奏请只且割与河东、河北两路地土，以大河为界，存取大宋宗庙社稷”①。童贯立即逃向开封。宗翰随即自河阴（今山西山阴东南）南下，首先攻占已属宋朝的朔州（今属山西），又克代州（今代县）、忻州（今属山西），遂围太原。同月，东路金军进至三河（今属河北），大败宋军郭药师部于燕山府东之白河（当即今北京通县东潮白河），又败另部宋军于古北口（今属北京），郭药师以燕山府降金。　　当金军进围太原，占领燕山府消息传到首都开封，昏君徽宗才下诏“罢浙江诸路花石纲、延福宫、西城租课及内外制造局”，“罢道官，罢大晟府、行幸局”②、应奉局等。在金军大举南下的情况下，徽宗只想逃跑，匆忙任命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并下诏各地起兵勤王，并企图以太子“监国”名义，将抗金的重任推给太子赵桓。徽宗急于逃往南方，几乎是在吴敏、李纲等人逼迫下，于当年十二月下旬传位给太子，是为宋钦宗。　　东路金军在攻打中山、真定两府时，未能攻占，遂越城南下。钦宗即位后，东路金军相继攻占庆源府（今赵县）、信德府（今邢台）。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正月初，东路金军又占领相州、浚州，黄河南岸的守军焚河桥溃逃。初三日消息传到开封，作为太上皇的徽宗立即于当天半夜出逃。东路金军迅即渡河南下，初七日即到达开封城下，开封军民在执政、东京留守李纲的率领下，打退金军的多次进攻。但金使要求宋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宰相、亲王为质的条件下退兵时，钦宗决定派九弟康王赵构、少宰（次相）张邦昌前往金军中谈判，当二月初宋钦宗直接主使的宋军夜袭金军失败后，却随即将李纲罢职以示求和诚意，并同意割让三镇。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及数万居民群起反对，要求李纲复职领导抗金斗争，钦宗不得已而恢复李纲执政职务兼京城防御使，但继续进行割地求和的活动。当宋朝勤王军兵不断到达开封，西路金军因久攻太原不克而滞留在河东未能前来。在① 《宋史》卷22《徽宗纪》。　　② 《金史》卷74《宗翰传》。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23，宣和七年十二月三日。　　② 《宋史》卷22《徽宗纪》四。　　钦宗同意割让三镇，改以三弟肃王赵枢代替赵构、张邦昌由少宰升太宰（首相）作为人质的条件下，二月九日东路金军从开封退兵。西路金军在太原久攻不下的情况下，留部分金兵攻城外，主力转而南下，连下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长治），到泽州（今晋城）时，遇到北上的宋割地使后北返。　　徽宗逃到镇江后，随即以太上皇帝圣旨，将东南地区的“递角（报告）”、“纲运（物资）”和“勤王”的军队扣留，掌握东南地区的军、政、经济大权，企图重新上台当皇帝。钦宗为了维护帝位，不仅首先贬逐“六贼”中的王黼、李彦、朱勔，不久又将王黼、李彦、梁师成处死，随后将徽宗身边的童贯、蔡攸，以及南逃的蔡京贬官，并下诏太上皇宋徽宗不得干预政事。徽宗被迫以密信向钦宗表示，愿回开封，“乐处闲寂”，不再“窥伺旧职”（重当皇帝）①，回开封后行动即受到限止。蔡京死于贬途，蔡攸、童贯、朱勔等相继被处死。　　虽然宋钦宗下诏割让三镇以求和，但太原、河间、中山三府军民不接受割地诏书，西路金军主将宗翰只得留下部分金军继续攻打太原，自己退回大同。东路金军也在宋将种师中率宋军尾随的情况下，暂时退回燕京。　　宋钦宗在李纲等坚持抗金与三镇军民抗拒割地的形势下，二月中旬又废除割地议和的协议。种师中等率军西进增援太原，主力于寿阳与金军遭遇，五战三胜，继续向榆次进发，增援太原。在榆次又与金军相遇，宋军饥困交迫，激战近半日，另两支援军又失期未能到达，种师中部宋军溃败，师中战死，河东其他宋军也连连战败。　　八月上旬，金太宗以宋废除割地和议，命宗望、宗翰分率东西路军第二次侵宋。王禀率军民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坚守太原长达八个多月之久，终于在九月初被金军攻破，王禀率军巷战兵败后自尽。十月初，重镇真定府以二千宋军抗击东路金军主力围攻近四十天后被攻占，宋将刘翊巷战后兵败自杀，太守张邈被俘不屈被害。两路金军攻城略地迅速南下，宋钦宗又急忙派出康王赵构为使、刑部尚书王云为副使，前往东路金军统帅宗望军前，再次同意割让三镇。东路金军已经再次渡河南下，金使提出划河为界，宋钦宗立即派出执政官耿南仲、聂昌分使两路金军统帅宗望、宗翰军前，同意划河为界议和，此时赵构、王云才到磁州，王云当即被磁州城人民杀死，康王赵构慌忙退还相州，耿南仲与金使前往卫州，乡兵要杀他们，金使逃走，耿南仲前往相州见康王赵构，相约起兵勤王。聂昌到达绛州，为守军所杀，都未能完成割地议和的使命。　　十一月末、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军先后到达开封城下，多次攻城，均为开封军民击退，但宋钦宗和右相何■等竟然听信骗子郭京以所谓“六甲神兵”攻打金军。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郭京声称神兵出战而开城门逃跑，金军乘机攻占开封的城墙。十二月初二日宋钦宗奉上降表，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二月六日（1127 年3 月20 日），金下令废宋徽宗、钦宗二帝，四月初，宗望、宗翰押着徽宗、钦宗二帝“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北归。　　金太宗已决定灭宋，另设傀儡政权以统治黄河以南原宋统治区。在废宋徽宗、钦宗二帝后，下诏册立张邦昌为楚国皇帝，在开封登基为帝，定都城为金陵（今江苏南京）。张邦昌是宋东光（今属河北）人，宣和元年（1119）① 《靖康要录》卷4，靖康元年三月二十日。　　起在宋朝廷执政。后升任少宰（次相），力主割地求和，并先后副康王赵构、肃王赵枢同为人质，升任太宰（首相）。金在册封他为伪楚皇帝后，于四月初撤军。张邦昌迫于形势，迎哲宗废后孟氏为宋太后，自己为尚书左仆射。金为统治黄河以南地区而设立的伪楚政权，实际上仅历时32 天便自行消灭①。　　宋的南迁北宋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中旬，钦宗在开封被攻危急之际，以蜡书诏令在相州的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同时任命坚守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孤城已达半年之久的知府陈遘为元帅，相州知州汪伯彦、磁州（今磁县）知州宗泽为副元帅，起兵抗金，入援首都开封。　　康王赵构于十二月一日于相州建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此时金军早已攻占开封的城墙，北宋处于存亡危急之际，钦宗再次蜡书诏令赵构入援开封。赵构一面传檄河北各州府起兵会于北京大名府，于中旬派小部队南下汤阴（今属河南）作疑兵，自率近万军队出北门北上，经临漳（今河北临漳西南），踏河冰渡过黄河，到达大名。副元帅宗泽率军二千人，信德（今邢台）知府梁显祖率部将张俊、杨沂中及三千军兵，刘光世、韩世忠也率所部，相继到达。副元帅宗泽主张迅速南下援救开封，遭到赵构、汪伯彦的反对。赵构要宗泽打着大元帅赵构的旗号，率数千军兵南下开德府（今河南濮阳），向开封进发以吸引金军。自己则率大队人马于靖康二年正月初逃到东南方的东平府。二月下旬初，赵构等逃到济州。金军建立伪楚后，在济州的群臣即想奉康王赵构在济州称帝以重建宋朝，赵构采纳了宗泽的建议，前往作为宋太祖赵匡胤兴王之地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然后再即位当皇帝。当金军北撤，伪楚不得不自行消灭以后，垂帘听政的元祐皇后孟氏布告中外，由赵构嗣位当皇帝，张邦昌不仅率在开封百官上表劝进，还赶到南京表明拥戴赵构为帝，并当面认罪。赵构见时机成熟，遂于五月初一日（1127 年6 月12日）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后建都（行在所）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而称宋太祖赵匡胤建都开封的宋为北宋。南宋的建立延续了宋政权的统治生命。　　高宗即位后，尊元祐皇后为元祐太后（后改隆祐太后，即孟太后），任命黄潜善为执政、汪伯彦为枢密院长官，分别兼任统兵的御营使和副使，实际掌握军政大权。封原伪楚帝张邦昌为太保、郡王，并参决大事。随后任命主张抗金的名臣李纲为右相，六月，李纲首先参奏张邦昌，张邦昌被贬往潭州（今湖南长沙），李纲随即进行抗金部署，荐张所为河北招抚使，招抚河北地区抗金义军，岳飞投张所部下为小军官。又任命宗泽为开封知府（随即升为东京留守、开封尹）整顿首都开封，以备高宗回京。在高宗是回开封坚持抗金斗争，还是南逃的大政方针上，李纲与黄潜善、汪伯彦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高宗被迫表示：“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聚兵马。虽① 《宋史》卷24《高宗纪》一。《宋史》卷475《张邦昌传》引李纲奏议称“异姓建邦四十余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庚申，李纲奏议中确是称张邦昌“异姓建邦四十余日”。当是据金太宗二月二十一日发出册立张邦昌为楚帝之日起计算。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高宗纪》于此处出注（注三）作“此处四字当作三字之误”的校记，欠妥。　　都城（开封），可守；虽金贼，可战。”①同时将孟太后、六宫及卫士家属发往东南，作南逃的准备。当八月初孟太后等离开封府到应天府后，高宗已决定逃往江南地区，遂于八月初升黄潜善为右相，李纲虽同时升为左相，但十多天后即因反对逃往东南而罢相，任相仅两个半月，高宗随即令孟太后逃往江宁。九月，金军按照与伪楚的地界划分，逐渐分兵占领河北、河东州县，而被贬的伪楚帝张邦昌也于同月下旬被处死于贬地潭州。为了躲避金军可能的南侵，十月初一，高宗立即从南京应天府乘船南逃，同月末即逃到扬州。南宋的建立、伪楚的消灭与张邦昌被杀，违背了金太宗不立赵氏而立异姓为帝，作为附属国的条件。宋高宗还否定了北宋钦宗割让河北、河东两路并成为金朝属国的承诺，而且任命了河北招抚使与河东经制使以图收复两河地区，公然与金抗衡。金太宗随即于同年十二月下诏进攻南宋，但在战略上是采取会师河北进攻南宋，还是先取陕西，然后进攻南宋，金军将领意见不一。金太宗决定：“康王（赵）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陕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①于是，命娄室率西路金军，作为偏师，以进取陕西；左副元帅宗翰（粘罕）率军会合右副元帅宗辅（讹里朵）于濮阳（今属河南），组成东路金军，作为进攻南宋的主力，发动了南宋建立后金军第一次大规模南侵的军事行动。　　附表：北宋世系表（960—1127）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111，建炎元年七月十四日。　　① 《金史》卷74《宗翰传》。　　第九章南宋与金的对峙第一节南宋初年的政治形势钟相、杨么起义金军渡江南侵宋高宗即位之初，首先处置了张邦昌，但害怕抗金会招致金可能把徽宗、钦宗二帝送回来，从而影响自己的帝位，因此决意走避江南。当时东京留守宗泽请高宗回东京开封，主战派宰相李纲提出“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①。但高宗都听不进去，即于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逃到扬州（今属江苏）。　　同年十二月，金军开始第一次大举南侵，兵分两路：西路由娄室攻陕窥蜀，次年攻占陕西中部许多州县。主力为东路由左副元帅宗翰（粘罕），右副元帅宗辅（讹里朵）率领，宗弼（兀术）攻陷京东州县，宗翰从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渡黄河，克兖（今属山东）、郓（今东平），袭庆府（今济宁）等地。建炎三年正月末，金军由徐、泗（今盱眙北）二州奔袭扬州，二月初金军临近扬州之际，高宗仓皇渡江逃到镇江，喘息未定，又逃往杭州。金军小部队虽到达扬州，但主力仍在徐州，加上渡江有困难，金随即焚扬州北返。高宗于二月中旬逃到杭州后，立足未稳。三月初，将领苗傅、刘正彦即发动兵变，迫使高宗让位给3 岁的儿子赵旉，孟太后垂帘听政，四月初高宗复位，苗傅、刘正彦后被处死。　　高宗决定向金称臣求和，先后派出的两批求和使臣还在途中，金军第二次大规模南侵已经开始。金军仍分东西两路，西路再攻陕以入蜀，东路准备南越长江追击高宗。宋高宗此时正在建康，于是在同年八月间先让孟太后及六宫往洪州（今江西南昌）避难，自己接着于九月间又急忙从建康逃向杭州（升为临安府）。这时，金军宗弼已从京东南下渡淮，分两路南侵，一路从滁、和二州渡江攻江东，另一路从蕲（今属湖北）、黄（今属湖北）二州渡江攻江西。十月上旬，高宗不等金兵来到，随即在风声鹤唳中从临安渡过浙江南逃到越州。当金军宗弼于十一月中旬末渡江进攻建康的消息传来，高宗又于十二月初逃到明州（今宁波），并决定下海以逃避金军追击。金军宗弼随后即由广德军越过天目山，占领临安。高宗则从明州乘船逃到定海（今镇海），随即入海到昌国（今定海），金将阿里也渡浙江追击，取越州。建炎四年正月，金军攻占明州，高宗自昌国南逃台州（今临海）海边，金军阿里入海攻占昌国，并乘海船追击，被宋提领海舟张公裕引大舶击退，高宗又乘船逃往温州。二月初，金军退回临安，宗弼听说宋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将从江阴截击其后路。于是在二月中旬纵火烧临安城后北返，入平江府。三月，高宗离开温州，由余姚回到越州。宗弼也北返抵镇江，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金军渡江不成，沿长江西上，黄天荡（今南京东北）之战，金军大败。建康战役中，宗弼又被宋通泰镇抚使岳飞打败。五月中旬初，金军宗弼自建康渡江北返。　　伪齐的建立及灭亡① 《宋史》卷358《李纲传》上。　　伪齐是金继伪楚被灭后在黄河以南重建的又一个傀儡政权。　　金朝进攻南宋的最初目的本想消灭南宋，在黄河以南重建傀儡政权，出兵前，金太宗曾说过：“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①金将宗弼渡江穷追高宗未获，不得不渡江北返，说明消灭南宋的目的在短期内达不到，决定随即在已占领的黄河以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高庆裔乘机献议于金左副元帅宗翰说：“吾君举兵止欲取两河，故汴京（今河南开封）既得而复立张邦昌。后以邦昌废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无以恩归他人。”②宗翰即向金太宗推荐刘豫，挞懒也力荐刘豫，金太宗遂同意册立刘豫为伪齐皇帝。　　刘豫，字彦游，阜城（今河北交河）人，原任宋朝济南知府，金左监军挞懒攻济南，刘豫杀抗金将领关胜降金。任金京东、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子刘麟任济南知府，金将挞懒率军镇抚刘豫控制的地区。　　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七月二十七日（1130 年9 月1 日），金太宗册立刘豫为帝，国号齐，建都大名（今属河北）府，辖区为原宋朝黄河以南的全部领土。九月九日（10 月12 日），刘豫在大名府正式受金册命为齐帝，为金的子皇帝，以大名府为北京，东平府为东京，汴州（原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为汴京，刘豫登基后即仍回东平府，当年仍用金天会八年年号，改次年（金天会九年、宋绍兴元年，1131）为阜昌元年。实际控制区为原北宋的京东、京西两路及淮南路的部分地区，绍兴元年十一月，金又将新占领的陕西诸路划为伪齐辖区。次年四月，刘豫迁都汴京，成为南宋与金之间的缓冲地区。　　金朝在伪齐境内驻兵、干涉政治、索要巨额岁币，伪齐在境内又不得民心，宋朝旧臣大多不肯归附，“沿河沿淮及陕西、山东等路，皆驻北军，由是赋敛甚重，刑法太峻，民不聊生”。签军只有30 万，其余靠从南宋逃来的溃军，如宋行营左护军副都统制郦琼，流窜于江淮湖湘的李成，逃离荆湖的孔彦舟等。　　绍兴三年，刘豫派兵攻陷南宋河南的唐州（今河南唐河）、信阳军（今信阳市）以及湖北的襄阳府、郢（今湖北钟祥）随（今属湖北）两州。当年就被岳飞所收复，刘豫因出师不利，乞援于金，于是在次年七月，金、齐联合南侵。伪齐夺民船500 艘，运载战具，派徐文取海道声言攻定海（今浙江镇海）；而以刘豫子刘麟率军会合金将宗弼为前军主力，配合挞懒、宗辅分道南侵。步兵从淮北的楚（今江苏淮安）、承（今高邮）南进；骑兵从淮南的泗州（今盱眙南）趋滁州。十月，宋高宗下诏征讨，令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守建康，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自镇江渡江。韩世忠用“伏兵四起”的办法打败金兵于扬州大仪镇，别将董旼也再捷于天长县的鸦口（今安徽天长东）。金兵惊溃，宗弼连夜退兵，并命刘麟兄弟退兵，伪齐兵弃辎重亦遁。金兵既退，南宋重新布置防务，由张俊屯盱眙，韩世忠屯楚州，刘光世屯合肥（今属安徽），岳飞屯襄阳。　　① 《金史》卷74《宗翰传》。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141，建炎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引《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3，绍兴四年四月庚寅。　　绍兴六年，伪齐二次分道侵宋，刘麟兄弟窥伺淮南，被宋将杨沂中大败于滁州附近的藕塘镇（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从此即一蹶不振。伪齐不但不能与南宋抗衡，反而常被南宋打败，只是依靠金军的支援，才得苟延残喘，引起金朝许多大臣与将领的不满。加上主张建立赵氏以外的属国，统治原北宋地区的金太宗已去世，首荐建立伪齐的首相宗翰也已去世。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1138 年1 月1 日），在挞懒等人提议下，伪齐终于被废，金设行台尚书省于汴州。刘豫被降封为王，宋绍兴十六年（金皇统六年，1146）九月死。　　宋金对川陕的争夺早在建炎元年冬金军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南宋时，除东路由主帅宗翰、宗辅率军追袭宋高宗外，西路由大将娄室率军攻陕窥蜀，当年十二月，占同（今陕西大荔）、华（今华县）二州。建炎二年正月，入长安、凤翔，关陕大震。建炎三年春，金军又陷延安、鄜州（今富县）。建炎二年春夏之交，高宗正从扬州渡江南逃，惶惶不可终日，大臣中即有人看到川陕和东南关系的密切，知枢密院事张浚首先提出“中兴当自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并自请任川陕之事①。高宗即任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于建炎二年七月到任，置幕府于秦州，练兵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任用吴玠、吴璘兄弟为统制。南宋与金在关陕展开的争夺战从此开始，自建炎四年至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前后五年中，主要的战争有三次。即富平之战、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　　建炎四年七月，金将宗弼从建康渡江到六合后，即引兵趋陕西与娄室会合，由右副元帅宗辅指挥。九月，张浚合熙河、秦凤、泾原、环庆永兴军五路兵号称40 万人、马7 万匹，在渭水北富平丘陵地带决战，激战半日，金军先败后胜，关陕大震，史称“富平之战”。张浚从邠州（今彬县）退守秦州，关陕从此不能恢复。金军进驻德顺军（今宁夏隆德），张浚再退至兴州（今陕西略阳）。　　绍兴元年十月，金左监军宗弼乘上年秋间富平战胜之势，西进至凤翔府西南的和尚原（今宝鸡市西南）。和尚原西南紧靠秦蜀往来要道的大散关，为军事形势之地。张浚任吴玠为陕西诸路都统制，扼守于此。时关陇六路已为金占有，南宋只剩秦凤路的阶（今甘肃武都）、成（今成县）、岷（今岷县）、凤（今陕西凤县东北）、洮（今甘肃临潭）五郡及凤翔的和尚原、陇州的方山原（今宝鸡西）。所以，吴玠的扼守和尚原是死里求生。他吸取富平战败的教训，收散卒，积粮缮兵，为死守计，以图保蜀。又团结附近凤翔人民，使其夜输刍粟助军。金军自宝鸡攻和尚原。金军自侵宋以来，习于常胜，宗弼合10 余万人，造浮桥跨渭水上，隔涧与宋军对峙，进逼宋军，吴玠命诸将坚阵以待，更迭休战，用劲弩分番迭射，矢注如雨，金军稍却则以奇兵绝其粮道，进兵夜击，遂大败金军，史称“和尚原之战”，为南宋在陕西最后一道防线的保卫战。　　绍兴三年春，金将撒离喝会合伪齐刘麟从商於（今陕西商州至河南内乡一带）攻陷宋金州（今陕西安康），吴玠被动地从河池（今甘肃徽县南）驰① 《宋史》卷361《张浚传》。　　援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北），与金军展开激战，宋军不支溃退，金军遂入兴元府，四川大震，吴玠放弃和尚原，退守河池南的仙人关，筑垒关右，号“杀金坪”，严阵以待。　　绍兴四年二月，金将率步骑10 万占领和尚原后，进攻仙人关，吴玠、吴璘以万人坚守关右杀金坪堡垒，以长刀大斧砍杀金骑兵得胜，迫使金军退屯凤翔，史称“仙人关之战”。张浚已于绍兴三年调回临安，陕西一地仅赖吴玠兄弟节制兵马，支撑局面，仙人关之战最大的贡献是保全了巴蜀。　　两河、两淮抗金义军与“兵匪合一”的“游寇”　　正当金军南侵黄河、长江流域，一方面是两河以至两淮人民义军纷起抗击金军，另一方面却是几股流窜骚扰江西、湖北的“游寇”，在宋军追击下，最后投降伪齐。　　两河（河北、河东）或三河（加河南）的“忠义巡社”（或简称忠义军），是当时整个华北地区人民的抗金武装组织的统称，人民“愤于兵乱，自结巡社”，进行抗金斗争①。有一套比较严密的组织，人数多达几十万。南宋初，他们接受南宋朝廷抗战派李纲、宗泽、张所等人的领导，在收复部分失地、截击敌人粮饷等方面，屡建奇勋。　　太行山义军以太行山为根据地，太行山脉绵延于两河之间，地处金军南侵途中，有侧击的便利。太行山义军中最著名的是王彦的“八字军”①。八字军以士兵面部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而得名，有众10 余万。其总部设在太行山东麓的共城（今河南辉县）西山中，势力达到并、汾、相、卫、怀、泽等地区，他们与金军作战数十次，后归属宋东京留守宗泽。　　两河红巾军是北宋末年开始的两河人民抗金的组织，以头包红巾为标志。他们联合宋朝抗金将士，“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号，见有脱身南归者，往往助以衣粮”②。他们曾劫过金朝左副元帅的营寨，几乎全部将其剿灭，可见力量之大。两淮山水寨是两淮人民自己起来武装，依山阻水，据险负固，与金军进行斗争的武装组织总称。时间从建炎三年（1129）金军从江北徐、泗进攻扬州开始，至绍兴四年（1134）金军北还止。在这短短五年的时间中，两淮著名的山水寨有招信军横山寨和泰州缩头湖水寨。　　建炎初，刘位“聚乡民保守横山（今江苏盱眙西北），分乡民为军，使诸弟侄各统之。是时西北衣冠与百姓奔赴东南者络绎道路”，“流移之人，渡淮（原作江，误）入招信（今安徽嘉山东北旧县镇）投横山为乐国”③。张荣原是梁山泊（今山东梁山南）渔人，两宋之际聚众二三百人于梁山泊，攻击金军，人称张敌万。建炎三年金军南攻扬州时，张荣船队南下至楚州（今淮安）鼍潭湖筑水寨抗金，有众万余人。建炎四年十一月，湖结冰，金军踏冰攻寨，张荣率船队南下通州，转入“缩头湖作水寨以守。挞懒在泰州，谋往渡江，欲先破荣水寨，尽载兵于舟，直犯水寨。时荣亦出数十舟”，张荣率军“弃舟登岸，大呼而杀之。金人不能骋，舟中自乱，溺水或陷于泥淖者不可计。挞懒收余众二千，奔还楚州”①。张荣俘杀金军五千余人。当两河、两淮人民义军抗金的同时，南宋京西、荆湖南北、淮南东西诸路因金兵入侵而引起的溃卒、饥民，被野心家利用，流窜各地，蜂起为盗，多的达十多万人，少的也有几万人，骚扰各地州郡，南宋朝廷称之为“游寇”。其中最大的有流窜于江淮湖湘十余州的李成，盘踞荆湖南北数州的孔彦舟以及由江西经湘南窜道（今湖南道县）、贺（今广西贺县东南）等州的曹成，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丁卯。　　① 《宋史》卷368《王彦传》。　　② 《中兴小纪》卷2。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134，建炎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145，绍兴元年三月二十日。　　较小的如据蕲州（今湖北蕲春北）的刘忠，其中除曹成最后归附韩世忠外，其余李成、孔彦舟、刘忠先后投降伪齐，伪齐亡后降金。　　李成原为北宋末年的河北、京东捉杀使，建炎二年八月，乘金兵南下而叛乱，攻掠淮东宿州和淮西光州（今河南潢川）。建炎四年，占淮西舒州（今安徽潜山）。绍兴元年春，已据有江淮湖湘十多个郡，有席卷东南之意，又围江东江州（今江西九江），陷江西筠州（今高安）。被宋将杨沂中与张俊夹攻，李成兵败渡江北走，窜入淮西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东南），李成部将马进为追兵所杀，李成北走投降伪齐。　　孔彦舟原为南宋初年的东平府兵马钤辖，金军即将到来时，率领所部劫掠财物，渡淮南犯黄州。建炎四年钟相起义时，孔彦舟攻入鼎州（今湖南常德），后又率众移往潭州（今长沙）。绍兴二年，投降伪齐。　　曹成原为禁军拱圣军卒，北宋末金军南侵时，参加张用所部，为东京留守宗泽招安，后受杜充攻击后南下，又随马友进荆湖地区，后率军单独活动，绍兴元年冬，经汉阳（今属湖北武汉），继续南向攻下道、贺二州。南宋命岳飞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进讨，曹成奔连州（今广东连县），绍兴二年五月，曹成在岳飞追击下向韩世忠部投降。　　刘忠，两宋之际起兵于山东，号花面兽。南宋初流窜南下淮西，建炎三年十一月在蕲州为宋军击败后窜入湖南，据岳州（今湖南岳阳）平江县东北的白面山。次年七月，韩世忠进兵岳州，大破刘忠，刘忠北窜淮西。九月，韩世忠部将再次大败刘忠于蕲阳口（今湖北蕲春南），刘忠遂北降伪齐。钟相、杨么起义从南宋建炎四年至绍兴五年，以钟相、杨么为首的农民起义，继承了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时提出的“均贫富”口号，又加上了要铲除封建等级的“等贵贱”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南宋初年土地剥削进一步加剧和农民起义政治纲领的趋于成熟。　　北宋末年，金兵侵宋，北方官僚地主等大族纷纷南逃，湖湘地区当南北交通要冲，州县希旨，备加优容。于是那些显贵大族的随从及亲属，倚势恃强，鱼肉细民，侵占湖沼淤田，筑堤成田，恢复过去的剥削生活；而本地的一些歹徒，投充爪牙，助桀为虐。　　两湖地区农民赋税负担特重，南宋初朱胜非曾记载：“自桂岭而来，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入袁州界，则人屋俱无。”①钟相，武陵县（今湖南常德）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在起义前的二十多年，他利用“左道”（可能是摩尼教）为农民治病，联络群众。他自号老爷，亦称天大圣，并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钟相的心腹裴宥、王宗石、刘衡、杨钦、杨么等，吸收当地“困于赋役”的人“入法”。参加者络绎不绝。北宋末，钟相曾派其子钟子昂率领信徒三百人“勤王”，参加抗金，但中途被解散回乡。　　建炎四年二月，金军攻陷潭州，大肆掳掠。游寇骚扰荆南（今湖北江陵）、澧州（今湖南澧县）一带，冒充为“钟相民兵”。钟相“因托言拒彦舟以聚众”，决定起兵，抗拒金军和孔彦舟部的侵扰。参加起义的群众，多数为由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2，绍兴元年二月乙酉。　　贫苦农民、渔民与溃散士兵组成的“忠义军民”，还有少数避难来的知识分子。　　建炎四年二月二十一日（1130 年4 月1 日），钟相即在其故里天子岗（今常德南）筑垒浚壕，建立农民政权，定国号为楚，自称楚王，改元天载（一作战），子钟子昂为太子，“行移称圣旨，补授用黄牒”②。宣布宋朝国法为邪法，夺官僚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称为“均平”。鼎（今常德）、澧两州及荆湖广大地区农民首先参加，起义军势力很快扩充到洞庭湖周围的19 个县，起义军发展到40 万人，当月攻入桃源县城，杀知县钱景，又攻克澧州，杀知州黄琮。　　同年三月，宋朝廷以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使其进入鼎州镇压起义军。　　南宋孔彦舟看到起义军力量强大不能以战取胜，故意散布歌谣：“爷（指钟相）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①，暗示可以和钟相停战言和而使其放松警惕，又派出奸细以请求“入法”为名，打入起义军内部。孔彦舟即乘筏夜渡，以奸细为内应，发动总攻击。三月十六日，钟相大败，父子战败被俘，后被杀害。仅有少子钟子仪逃入洞庭湖。　　钟相起义失败后，余部杨么（原名太，因年少，楚人呼幼为么，故名）、黄诚、刘衡、周伦、杨钦、夏诚、黄佐、杨华、杨广等继续斗争，起义中心从武陵迁至杨么家乡龙阳（今汉寿），分置栅寨，聚众10 余万。其中以杨么、杨钦、杨华的势力最大。　　同年六月，宋朝鼎澧路镇抚使程昌寓由水路前往鼎州赴任，对杨么等施行招安。途经鼎江口时，遭起义军攻击，宋军大败，辎重、眷属等全被起义军所俘，只有程昌寓一人幸免，后又逃往公安。　　绍兴元年正月，程昌寓升为主管荆湖西路安抚司公事，制造车船，装载水军，犯夏诚寨，被夏诚打得大败，车船也被缴获。绍兴二年十一月，荆湖、广南路宣抚使李纲和刘洪道、解潜会兵，准备围剿起义军。　　绍兴三年四月杨么自号“天圣大王”，且用以纪年。拥立钟相少子钟子仪为太子做领袖。随后派起义军2 万人奇袭公安县，截断宋军的饷道，以打破由李纲为主的围剿。四月十六日，宋军罗广所部抵鼎州城西时，以军饷不继，引兵北退，潭州将领刘深、鄂州将领颜彦恭也相继引所部从鼎州返回，李纲所策划的四路官军围剿宣告破产。　　起义军充分利用“洞庭重湖”的地利，战士陆耕水战，“春夏则耕耘，秋冬水落，则收粮于湖寨，载老小于泊中，而尽驱其众四出作战，官军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①。　　起义军又打造车船，车船以人踩轮，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是水战的主要武器。　　绍兴三年六月，宋湖南安抚使折彦质会同辛太等，对杨么起义军进行围剿。荆南府制置使王燮总领舟师，十月率兵抵鼎州沅江上游的鼎口，与起义军接战。官军大败，死伤无数，王燮本人为流矢射中，狼狈逃到桥口，率领神武前军万余人，奔返鼎州。王燮随后进兵岳州，想封锁洞庭湖的东口，以② 以上均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甲午。　　① 《中兴小纪》卷8。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6，绍兴五年闰二月辛酉；卷90，同年六月癸丑。便“围剿”起义军于洞庭湖中，在岳州之南湘江口的阳武口等处捎泊水军。十一月三日，起义军使用车船进攻，踏车回旋，横冲直撞，将官军战船大小数百艘，尽碾没入水，官军大败。同年十二月，宋廷又派人招安，也都被杀。起义军已扩大到20 万人。　　绍兴五年二月，南宋朝廷派岳飞前往洞庭湖地区镇压起义军。四月下旬，岳飞率军到达潭州，遣使招降了黄佐。五月中旬，右相张浚到潭州督战。下旬，岳飞移军鼎州。六月二日，岳飞派黄佐潜入杨钦大寨招安，杨钦即率所部战士3000 人投降。接着，杨钦又诱全琮、刘铣出降。同时，岳飞又命各州对于起义军投降者多方存恤，首领授官，其余的给以闲田耕种。南宋朝廷又对洞庭湖起义军根据地减免赋税。　　岳飞命令诸路官军将紧靠洞庭湖沿岸的各农民军水寨分别包围，同时在环湖周围多筑堡垒，堡堡相连，实行陆地封锁的方针。对于起义军车船的优势，岳飞命令砍伐附近君山上的木头，多打巨筏，以堵拦湖中诸要塞；又以腐木乱草从上流浮下来，使得草木垫积，车船不能行驶。杨钦投降后，岳飞随即派牛皋等进攻杨么水寨，起义军将领陈瑫首先投降，起义军战败，纷纷投降，杨么投水死。十一日（1135 年7 月23 日），岳飞进攻起义军最后据地夏诚寨，夏诚战败被俘，杨么起义终于失败。黄诚随后又斩杨么首级并押钟子仪向官军投降。　　第二节绍兴和议绍兴初次议和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二月，宋高宗派王伦赴金奉迎宋徽宗棺木，王伦“入辞，帝使伦谓金左副元帅昌（挞懒）曰：‘河南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王伦九月末到涿州（今属河北），向挞懒转达了南宋愿代替伪齐成为金朝属国以求和的意愿。同年十一月，在挞懒倡议、首相宗磐（蒲鲁虎）等人的支持下，金废伪齐。挞懒随后送王伦回宋，并说：“好报江南，自今道途无壅，和议可以平达”，“又许归河南地”①。十二月下旬，王伦回到南宋向高宗报告后，高宗随即再命王伦使金以求和。宋高宗决意向金投降求和，并于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二月下旬，自建康回到临安后，不想再东奔西跑，遂定都临安，但为了表示还要收复失地，因而名义上的首都，仍是还在金军占领下的原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临安府不称京都而称“行在所”，表示只是“行幸”之所；并以建康作为陪都。三月初，即任命秦桧为右相兼枢密使，处理投降求和事务。　　同年四月，宋使王伦到祁州（今河北安国），向挞懒再次表示，宋高宗愿意代替已被废的伪齐作金属国的求和意愿。七月，挞懒又倡议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以换取南宋的臣属，不仅得到首相宗磐的赞同，又得到新任右丞相宗隽（讹鲁观）的全力支持。八月，金熙宗终于决定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以得到南宋的臣属。并派使臣张通古等与王伦到南宋议和。　　十月，当议和的金使即将到来之时，宋高宗首先将反对议和的左相赵鼎罢相，由秦桧独相，主持议和，其他文武大臣不得参与。　　十二月下旬，金使张通古到临安，称南宋为“江南”而不称“宋”，用“诏谕”而不称“国书”，并要宋高宗拜接金熙宗诏书，虽遭文武大臣强烈反对，但宋高宗决意投降求和，并对官员们说：“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①但后来还是以宋高宗在居丧（徽宗丧）期间难行吉礼为借口，改由奸相秦桧于二十八日代高宗拜接金诏书，金将原伪齐统治区河南、陕西地区划给南宋，南宋以称臣，并“许每岁银、绢五十万”两、匹议和②。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三月中旬，金右副元帅宗弼（兀术）与宋东京留守王伦完成交割河南、陕西地区，金将原在开封的行台尚书省移往大名，后又迁往燕京，宋也随后任命新收回地区的各种官员。　　顺昌保卫战与陕西保卫战但是，同年七月，金朝主和的宗磐、宗隽被以谋反罪处死。八月，挞懒也以谋反罪被杀。主战的首相完颜宗幹（斡本）、升任都元帅的宗弼等掌权。绍兴十年五月初，金撕毁和议，决定分兵两路重占已划归南宋的河南、陕西地区。宗弼随即率东路金军自黎阳（今河南浚县）南下，河南各地相继投降。① 《宋史》卷371《王伦传》。按：当时挞懒还是元帅左监军，同年十月才升为左副元帅。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寅。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绍兴十年五月戊戌。　　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是南宋新收复的地区，年近70 的知府陈规到任后即屯粮修城。东京副留守刘锜率以原“八字军”为主的1.8 万军队，乘船沿淮北上赴任，五月中旬到达顺昌时，金军已经南下，东京被金军占领，并已占领陈州（今淮阳），距顺昌不足300 里，刘锜遂决心与陈规共守顺昌以抗击金军。五月末，金军围攻顺昌，为宋军击败。六月初，金都元帅宗弼率亲军到达顺昌城下，在督率10 万金军攻城的前一天，“宗弼见其城陋，谓诸将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来早府治会食”，根本不把刘锜放在眼里。九日晨，金军大举攻城，刘锜取擒贼先擒王的战略，决定重点攻击宗弼亲统的身穿重甲的亲军，时值盛夏，刘锜采取“早凉则不与战”，到中午过后金军“力疲而气索”时，派精兵5000 出南门猛攻宗弼的亲军，“士殊死斗，入敌阵中，斫以刀斧，至有奋手捽之与俱坠于濠者，敌大败，杀其众五千”①。宗弼战败后移指挥部于城西，采取长期围困战略以取顺昌。当晚大雨，平地水深一尺多，刘锜又不断派小部队袭击，两天后宗弼终于支持不住而退往开封。顺昌之战，宋军以少胜多，挡住了金军渡淮南侵的矛头。　　在宗弼率东路金军南侵的同时，右监军撒离喝也于五月中旬初自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渡黄河进入同州（今陕西大荔），直奔永兴军（今西安），沿途州县纷纷迎降，金军很快占领永兴军，随即西向凤翔，陕西宋军近半数被隔在陕北。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派吴璘率军2 万自河池赶往宝鸡，吴璘部将姚仲于凤翔府石壁寨击败金军前锋，金军退屯武功（今武功西）。六月初，吴璘、杨政主动约金将撒离喝会战。宋军击败金军并攻占扶风，又攻击凤翔城西的金军，“萨里干（撤离喝）怒，自战于百通坊，列阵二十余里”，也被吴璘部将姚仲等打败，“杀获尤多”②。吴璘、杨政等布防于渭河两岸，抑制撒离喝南下侵蜀，撒离喝见宋军已有防备，改而想北攻邠州（今彬县），宋军也在北面设防，经多次战斗，青溪岭（今甘肃泾川西南）之战，撒离喝所率北出的金军又被宋军击败，金军又退回凤翔。闰六月中旬，金军又北攻泾州（今泾川北），宋军奋力抗击，金军虽战胜，但伤亡惨重，再次退回凤翔后息兵休战，宋军也撤离河池退保仙人原（今陕西凤县西南），以防金军攻蜀，宋军经过苦战，扼制了金军南侵的锋芒，隔在陕北的宋军也南归蜀地，保存了军力，但陕西已被金军占领。　　岳飞北伐与再次和议当绍兴十年五月金军围攻顺昌时，宋高宗首先起用刘光世，驻太平州，节制李显忠、王德两军进援顺昌。六月初，宋高宗接着命韩世忠、张俊、岳飞皆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作全面攻击态势，命张俊进取亳州，韩世忠进取宿州、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南古邳），命岳飞以骑兵出陈（今河南淮阳）、许（今许昌）、光（今潢川）、蔡（今汝南）诸州，应援顺昌刘锜。实际上只是为了防备金军大举南下，宋高宗随即派李若虚前往岳飞军前“计事”，见岳飞于德安府（今湖北安陆），传达高宗要岳飞退兵的旨意，此时岳飞已作好进军中原的部署，因而不同意退兵，李若虚见岳飞抗金意志坚决，愿意自己承担矫诏之罪，支持岳飞北进。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壬子、己酉。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壬子、己酉。　　岳飞军于闰六月中下旬攻占颍昌（今许昌）、陈州、郑州、中牟等地，距金军指挥中心开封只有60 多里。七月初，又攻占北宋西京洛阳。金都元帅宗弼亲率精骑1.5 万，于七月中旬初奔袭宋军指挥中心郾城，岳飞率少量留守部队奋战，击败金军。金军败退后转而进攻颍昌，也被守城宋军打败①。正当金军准备撤离开封北上，河南地区即将收复之际，宋高宗认为金军南侵的威胁已经消失，即命各路宋军退兵回防，张俊首先退兵，韩世忠接着撤退，只有岳飞仍要求抗金，宋高宗下诏不许深入，还将原守顺昌的刘锜所部宋军调回江南，将顺昌防务也交给岳飞，迫使岳飞如不退兵将面临违抗宋高宗班师的诏令和单独抗击全部金军的不利局面。岳飞只得于七月中旬末奉诏退兵。这是金军侵宋以来唯一的一次宋军主动进攻中原地区，并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局，终于在宋高宗、奸臣秦桧的降金求和中被断送。　　绍兴十一年初，金都元帅宗弼又率金军渡淮侵宋，攻占寿春，进至庐州附近，宋军刘锜、杨沂中部奉命进援，并令岳飞东进江州策应，岳飞提出北进中原直接攻击开封，迫使金军退兵的战略，遭到宋高宗、秦桧的拒绝，只令岳飞救援淮西。刘锜率2 万宋军赶到庐州，见城池残破，只得退屯东关（今安徽巢湖东南），金军攻占庐州后继续南侵。二月，当金军即将临江之际，王德率宋军渡江北上进驻和州（今和县），宋金两军在和州、含山、巢县，以及昭关（今含山北）、清溪（今含山西南）一带展开激战。金军都元帅宗弼率主力与宋将杨沂中、刘锜等所部决战于柘皋（今巢湖市西北），宋将刘锜率部首先进攻，杨沂中、王德等各率所部继进，金军大败，退守紫金山（柘皋西北）。宋军又败金军于店步，收复庐州。三月，金军于退军途中在濠州（今凤阳西北）设伏，击败宋将杨沂中、王德所部后渡淮北归。　　柘皋之战，金军主力10 万在宗弼指挥下，仍被南宋次要将领刘锜、杨沂中、王德等所部打得大败，显示了宋金军力强弱转化的态势，改变了此前只有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左右南宋战场形势的局面。宋高宗意识到金军已不可能威胁到南宋的存亡，他又不愿打败金朝，促使金朝放出宋钦宗作为金朝傀儡而威胁自己的帝位，决心向金称臣求和以保留对南方半壁江山的统治。范同向秦桧献计，要达到降金求和的目的，首先要将抗金最坚决的岳飞、韩世忠等人的兵权收回，于是借赏柘皋之功，召三宣抚使至杭州，随即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到枢密院办公。张俊附和宋高宗、秦桧降金求和国策，随即交出兵权，宋高宗乘势宣布撤消三宣抚司，收回韩世忠、岳飞兵权。秦桧也由右相升为左相。　　宋高宗、秦桧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声望最高的韩世忠，五月，“诏韩世忠听候御前委使，张俊、岳飞带本职前去楚州按阅（韩世忠原部）御前军马”①，随后设枢密行府于镇江。张俊向岳飞暗示宋高宗、秦桧陷害韩世忠的意图，为岳飞所拒绝。因为岳飞没有贯彻宋高宗意图，当七月回到杭州后，又反对罢除名将刘锜的兵权，宋高宗、秦桧接着把矛头转向岳飞，也将岳飞留在杭州，只命张俊前往镇江枢密行府措置军务。八月，岳飞被罢官，随后①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岳飞此次进军中原，有朱仙镇大破金军的记载，其源出自岳飞孙子岳珂的《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卷5。邓广铭先生考证后，认为：“所谓朱仙镇之捷，只不过是岳珂所虚构的一次战功而已。”详见《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文史》第八辑，1980 年；《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五月丁未。　　被罗织谋反罪状，并于十月与部将张宪同下大理寺狱，与此同时，高宗、秦桧加紧进行降金求和活动，韩世忠在反对无效后辞官。十一月，和议成，南宋称臣，划淮为界，岁贡银25 万两、绢25 万匹，史称“绍兴和议”。十二月末，岳飞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与子岳云、部将张宪被害。　　奸相秦桧自绍兴八年独相兼枢密使以来，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贿赂公行，赃吏恣横，贬斥异己，亲信布满朝廷。绍兴和议后，更是横行不法，遭到军民的普遍反对。其子秦熺升为知枢密院事，秦桧更被吹捧为“圣相”、“元圣”，由少保而太师，封国公，权势熏天，就在秦桧声势煊赫不可一世的绍兴二十年（1150）正月，殿前司后军使臣施全因反对秦桧降金政策，行刺秦桧于上朝途中，被捕后遭杀害，反映了南宋军民反对秦桧降金求和的意向。秦桧于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下旬病危时，宋高宗才将秦桧进封为郡王而令其致仕，子秦熺也进官致仕，秦桧随即病死。朝廷结束了秦桧长达18 年的独相擅权时期，但继任宰相如汤思退等仍是秦桧的党羽。　　第三节隆兴和议采石之战当绍兴二十年（1150）正月施全谋刺秦桧未成的前一个月，金皇统九年（1149）十二月，金副相（平章政事）完颜亮刺杀金熙宗后夺取帝位（死后降封海陵郡王，本卷行文称完颜亮或海陵王、海陵）。完颜亮在帝位稳固以后，决定破坏“绍兴和议”，企图消灭南宋。金贞元元年（1153）由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迁都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并积极备战。正隆六年（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以巡狩名义前往南京开封府。　　五月中旬，完颜亮遣使赴杭州，直接向宋高宗提出划江为界，且以军事相威胁。南宋被迫作出防御部署，任命吴锜为四川宣抚使守川，侍卫马军司长官成闵率部3 万出戍鄂州，任京西、湖北制置使，节制两路军马，控扼长江中游。任命名将刘锜为江、淮、浙制置使，节制诸路军马，自镇江进驻扬州，负责长江下游全面防务。　　七月，金迁都南京开封，随即进行侵宋部署，西路军由徒单合喜、张中彦统兵5 万出凤翔，拟取大散关（今宝鸡西南）以扼制宋军出川攻金；中路由刘萼、仆散乌者统兵2 万，出蔡州（今河南汝南）进攻长江中游地区；东路为金军主力，由完颜亮自统，拟渡淮取寿春（今安徽寿县）以攻淮西；另派徒单贞统兵2 万拟取淮阴以攻淮东；以苏保衡、完颜郑家奴于胶西县（今山东胶州）东南海湾（今青岛西侧胶州湾）率水军由海道南下，直取南宋首都临安。　　九月初，金军西线首先出兵攻占大散关后修垒自守。同月下旬，中路金军进攻信阳（今属河南），完颜亮也自开封南下，侵宋战争全面展开。宋高宗于十月初下诏亲征，两淮宋军统帅刘锜扶病自扬州进驻淮阴抗金前线。金军自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大举渡淮，淮西主将王权违背刘锜节制，自庐州南逃昭关（今含山西北），再逃至和州，金军攻占庐州、滁州。刘锜不得已而从淮阴退回扬州。在金军即将到达长江北岸之际，宋高宗准备再次东逃入海，百官也纷纷送家属出城，准备逃亡。在宰相陈康伯等人的反对下，宋高宗决定亲征，遂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任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任参谋军事，统一指挥江淮战事，他们还未从临安出发，王权已弃和州逃到江南的东采石（时属当涂县，今安徽马鞍山市南），金军随即占领和州，完颜亮进抵江北岸的西采石附近的江北渡口杨林渡。另路金军此前已攻占真州（今江苏仪征），并进攻扬州，刘锜等退守瓜洲（今扬州南），扬州为金军占领。时刘锜已病重，奉命渡江退守镇江。　　金东路主力虽然取得重大进展，进抵长江北岸，其他各路却进展不大，水军甚至未及出发，即于十月下旬被宋将李宝所率水军自明州千里奔袭，完全消灭于胶西县东南海湾中的陈家岛金水军基地。　　当十月初二金军渡淮大举南侵之后数日，金朝后院起火，反对完颜亮穷兵黩武南侵的将领拥立金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完颜雍（乌禄）即帝位于东京，是为金世宗，改元大定。一月之内迅速占领黄河以北地区。十一月初二，金帝完颜亮得知消息后，决定立即渡江进攻南宋，于初七日临江誓师，决定次日于西采石渡江南侵。　　宋督视军马叶义问初五日才到达建康，当夜免除王权兵权，改任李显忠为都统制，次日即派参谋军事虞允文前往芜湖督促李显忠立即上任，并负责到东采石慰问渡江逃到长江南岸的原王权所部官兵。虞允文到达东采石时，形势已十分严重，遥见长江北岸金军大量水军船只已出杨林渡口，虞允文临时部署宋军进行防御，并命当涂县民兵乘海鳅船冲击金水军船队，击败了金军。次日宋将盛新率军乘船防守于长江江心，控制金水军基地杨林河口，不让一艘金军船只出河入江，宋军又以火攻烧毁金水军的大量船只，完颜亮被迫烧毁其余船只，转往扬州。都统制李显忠到达采石时，采石之战已经结束，随即派李捧率军万余人及船只随虞允文前往镇江防守。完颜亮在扬州下令三日内渡江南侵，金军在采石战败后士气已经很低落，接着金在胶西县东南海湾的水军被宋水军全部消灭的消息传来，由于镇江宋军守备严密，金军将领认为渡江南侵必将战败，加上金世宗已控制了金大部地区，促使金都统制耶律元宜（完颜元宜）等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杀死金帝完颜亮于扬州。三十日，完颜元宜以金军都督行牒镇江宋枢密行府，以奉金世宗诏令名义而杀死完颜亮，即将退兵以修旧好。金军随即退兵，十二月中旬初已渡淮北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