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本卷论述公元906 年至公元1279 年的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时期的历史，也是中国各民族又一次重新组合时期的历史。汉族地区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海贸易的畅通，边疆民族地区封建化的加深，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学术文化方面，文、史、哲、理均有巨著，且树新声。我们应该看到这时期有关的各民族在政治上都应有他们平等的地位，都各有他们对历史的贡献，而汉族在历史发展中则应保持他的主体民族的地位。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旧说简单地认为这段时期的历史是混乱、分裂时期的历史，只能是皮相之谈，是不足取的。　　本卷创议于1984 年。这年9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编写会议，讨论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建立了领导组织。在会议上，邓广铭同志指出，宋史研究，尤其是辽金史研究的现状，多年来受传统观点影响较深，契丹建立的辽朝是在宋朝之前，顺序本应是辽宋夏金，然而总是排为宋辽夏金，而且辽夏金史在中国通史中所占的比重过少。现在我们把顺序摆正，对辽夏金史也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不仅符合历史，也有利于民族团结。他还强调了处理好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王静如同志指出，写书与写论文的体例不同。在史料中，辽宋夏金有他们本民族的史料，但大量的还是汉文史料。他指出，国与族要分开。辽夏金国境内的居民仍然是以汉人为多数。要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意见一直是本卷编写的指导思想，但我们做得还不够。　　程溯洛同志就本卷中不同民族的分写合写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分写基本上按照传统的写法，辽、宋、夏、金一个一个地写。合写是按各民族内部联系和时代发展的顺序写，这是比较好的写法，但编写时会遇到较多的困难。讨论结果，还是采用了后者。现在，我们是把这一时期的历史分为十四章，四个部分。第一章是五代十国和契丹的崛起，这是乙编第一部分。第二章至第七章，这是乙编第二部分，主要是讲辽宋及二者之间的矛盾，第八章至第十二章是乙编的第三部分，主要是讲南宋、金及二者间的矛盾。第十三章至十四章是乙编的第四部分，论述西夏及其他民族。这样的安排似乎比较清楚，对读者比较方便。　　会议成立了编辑委员会，负责本卷的编写工作。编委会由陈述、程溯洛、陈振三位同志组成，陈振同志任主编，编委会下设编写组，由王静如、陈述、程溯洛、陈振等七位同志组成。　　王静如同志，1903 年生于河北深泽。1927 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29年毕业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 年赴英、法、德等进行语言学、历史学及古代欧洲社会经济史、艺术史研究。1936 年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的研究员、导师、教授。1949 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学术上涉猎广泛，对古汉语、语言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秦汉史、民族史、科技史等方面的研究都作出了贡献。1932—1933 年撰著的《西夏研究》第1—3 辑为其代表作，曾荣获1936 年法国院士会东方学“茹莲（S·Jvjen）”奖金。是我国杰出的西夏学专家。他对中国古代民族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民族文字的研究也都有重要贡献。陈述同志，1911 年生于河北乐亭。1929 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35 年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攻辽金史。1939 年晋升为研究员。此后先后受聘为东北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兼职教授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1949 年以后，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会长（首届）。主要著作有《契丹史论证稿》、《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契丹政治史稿》、《金史拾补五种》、《辽史补注》，辑校《全辽文》，主编《辽金史论集》1—5 集。　　程溯洛同志，1913 年生于浙江温州，从1935 年起，相继就读于东吴大学和光华大学。1938 年入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1 年毕业后又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从向达、姚从吾先生学史。1944 年进入设在昆明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宋、辽、金史的研究，1946 年返北平。1949年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宋史与维吾尔族史研究。1952 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从事维吾尔族史与宋辽金元史的教学与研究。早期著作有《论拐子马与铁浮图》、《北宋联金攻辽始末》等。在50 年代与冯家昇、穆广文合著《维吾尔族史料简编》，成为我国维吾尔族史研究的开山之作。70 年代以后，历十年之功撰写《维吾尔族简史》一书的古代部分，晚年主要著作有《唐宋回鹘史论集》。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九章第一节、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五节、第十四章第三节（回鹘）、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　　王静如、陈述、程溯洛同志先后去世后，本卷编写工作的重担，就全部由陈振同志担当起来。　　本卷主编陈振同志（曾用名沈继宏、陈高生），1931 年生，江苏海门人。1959 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宋史专段）毕业，师从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专事宋史研究。1980 年为副研究员，1987 年为研究员。历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南京师大文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著作有《简明宋史》（为两主编之一）等，参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为辽宋西夏金史副主编之一）。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关于北宋前期的中书》、《略论南宋时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派》、《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论保马法》、《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论宋代的县尉》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一、三节，第三章第一、三节和第四章；乙编综述部分的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十章和第八章第三节，第九章第二、三节，第十四章第四节；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一、二、五、六目）、第三节，第四节，第四章第一、二、三节、第五章第一、二、三节，第六章第一、二、三节，第七章第一、二、三节，第八章第一、二、三、四、五节，第九章第一、二、三、四节，第十章第一、二、三节，第十一章第一、二、三节，第十二章第一、二节，第十三章第一、二、三节；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七、四十六、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章和第六十五章第一、二节。　　参加本卷编写工作的还有下列同志，依所写章节顺序介绍如下：李桂芝同志，1941 年生于辽宁黑山。1965 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辽、金、元史和北方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辽金简史》、《新编中国通史》（合著）、《中国历史大事本末》（合著）等，主要论文有《五户丝制述略》、《契丹大贺氏遥辇氏联盟的部落组织——考辨》、《契丹郎君考》等。她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的第一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二节、第四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第七章第四节、第八章第六节、第十章第四节、第十一章第四节、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十三章第四节；丁编传记的第十四章至第二十二章。　　白滨同志，1936 年生于山西平定。1961 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夏文史研究工作。现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宁夏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参加《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编辑工作，主要著作有《元昊传》、《党项史研究》、《寻找被遗忘的王朝》，合著有《文海研究》、《西夏文物》、《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译注》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四节、第三章第四节；乙编综述的第十三章第一、二、三、四节；丙编典志的第一章第六节、第二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第六章第五节、第七章第五节、第八章第七节、第九章第六节、第十章第五节、第十一章第五节、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五节；丁编传记的第六十七章至第七十五章。　　张博泉同志，满族，1926 年生于辽宁辽阳。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及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东北地方史稿》、《金史简编》、《金代经济史略》、《金史论稿》（合著，第一、二卷）、《女真新论》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一、二节，第十二章第一、二、三节；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七节、第二章第四节、第四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六节、第七章第六节、第八章第八节、第九章第七节、第十章第六节、第十一章第六节、第十二章第五节、第十三章第六节。　　俞永炳同志，1963 年生于浙江萧山。1984 年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1987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汉唐考古研究工作。曾参加了山西南部地区西周墓葬的发掘与研究；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测绘研究；河南、河北地区定窑、汝窑遗址调查；浙江南部三国—宋元时期窑址调查；浙江杭州南宋官窑遗址发掘与调查；江苏扬州古城发掘与调查等。1991 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活动，访问韩国、日本，其间参加了六次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1993 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山丝路奖学金”，赴英国、法国、德国等学术访问，并从事唐宋宗教遗物研究。主要论文有《江苏扬州宋三城发掘与勘探》、《丝绸之路上的杨州唐城》、《宋辽金纪年墓葬塔基出土的瓷器》等，有《扬州古城发掘报告》、《中国古代文物典》等，翻译学术著作多篇。1994 年调至外经贸部国际经贸消息报社工作，现任副总编兼新闻部主任。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孟古托力同志，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一节。　　余大钧同志，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二节。　　魏良弢同志，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三节（喀喇汗王朝）。　　祝启源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五节。　　尤中同志，云南大学档案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六节。　　莫俊卿同志，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七节。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二节（三、四、七、八目）。　　华觉明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卫荣同志，中国钱币博物馆副研究员。他们共同撰写了本卷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三、五、六、七、八、十节，周卫荣同志还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四十四章第二节。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二、四节，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九十二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九节、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八十八章，并审阅了本卷全部有关科技部分的稿件。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化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三章第十一节、丁编传记部分第九十一章。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十二节。　　凌光同志、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十三节。　　关树东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九章第五节。　　许春在同志，1938 年生于浙江奉化。1961 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为南京师范专科学校和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一章至第十三章。　　吴怀祺同志，1938 年生于贵州贵阳。1961 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 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导师白寿彝先生攻读史学史，1981年获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宋代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郑樵文集（校补）·郑樵年谱稿》及《郑樵评传》等，发表史学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百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九章、第三十八章、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二章、第五十三章第一和二节、第五十四章、第五十八章、第五十九章。张菁同志，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章、第四十八章。　　余敏辉同志，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一章、第六十六章第二节。　　范荧同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二章、第四十五章第一节、第五十五章第一节、第五十六章、第五十七章。　　崔文印同志，1941 年生于河北乐亭，196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中华书局编审。70 年代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参与整理出版了《大金国志校证》、《靖康稗史笺证》等，发表有关历史文献学史的研究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三章、第四十五章第二节、第五十三章第三节、第五十五章第二节。　　郭预衡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四章、第三十五章、第四十章、第六十六章第一节。　　周少川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史学所在读博士研究生。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六章、第四十七章、第六十章。　　关培红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编辑，在读博士研究生。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九章。　　管成学同志，长春师范学院苏颂研究室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三章。　　张秀民同志，北京图书馆印刷史专家。韩琦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四章第一节。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四章第三节、第九十四章。　　陈继宏同志，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五章第三节。　　汪晓勤同志，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讲师，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一章。　　程妮娜同志，1953 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81 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吉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七十六章至第八十七章。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八十九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九十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九十三章。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做了选图、编目和部分定稿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参加了本卷图版的拍摄工作。　　全卷文清如水，骨架分明。　　邓广铭同志和杨翼骧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字，我们表示感谢。　　白寿彝1998.9.12.中国通史甲编序说第一章文献资料第一节五代十国史料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旧五代史》，150 卷，宋薛居正监修，开宝七年（974）成书，主要依据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五代通录》修撰，称《五代史》，也称《五代书》。后欧阳修以《五代史》不合“春秋笔法”，遂于皇祐五年（1053）撰成《五代史记》74 卷。史称前者为《旧五代史》，后者为《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流行渐稀，明初以后绝版。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以他书所引文字补充重编，其史料价值高于《新五代史》，《新五代史》亦有少数记载较详，但都略于“十国”。至于清陈鳣《续唐书》，是以后唐、南唐为正统的纪传体五代十国史，史料价值不高。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撰，自卷266 至294，为五代十国编年史，共29 卷。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取材于《资治通鉴》，条理明晰，便于检索，卷37 至42 的27 目，专叙五代十国事。　　《五代会要》、《册府元龟》《五代会要》宋初王溥监修，30 卷。分类记载五代典章制度。　　《册府元龟》宋王钦若等编纂，1000 卷，31 部1004 门，保存了许多五代史料，部总序、门小序又常对五代各种典章制度进行概括性的论述，可补《五代会要》之不足。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中亦有五代典制的记载。“十国”史料宋代记载“十国”的史书，以南唐为最多，如史虚白《钓矶立谈》、龙衮《江南野史》、陈彭年《江南别录》、郑文宝《江表志》、佚名《江南余载》等，而以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为著。　　记载前、后蜀的有句延庆纂《锦里耆旧传》、张唐英撰《蜀梼杌》，记载吴越的有题范坰、林禹撰《吴越备史》。　　综合性的有周羽翀《三楚新录》，记载荆南、楚、湖南事迹。佚名《五国故事》，记吴、南唐、前后蜀、南汉、闽“五国”，实为六国事。路振《九国志》原记九国事，张唐英补北楚（荆南），遂成十国史。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纪传体（有表无志）“十国”史；清梁廷枏《南汉书》，纪传体（无志、表）南汉史，两书汇集了有关史料，便于使用。文集、笔记史料五代有少量文集传世，如闽人黄滔《黄御史集》，吴越罗隐《罗昭谏集》，后蜀杜光庭《广成集》，以及由南唐入宋的徐铉《徐公文集·骑省集》，多有诏旨碑传等原始史料。笔记小说，主要有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宋郑文宝《南唐近事》、孙光宪《北梦琐言》、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钱易《南部新书》等，也有有关五代十国的史料。　　清代所编《全唐文》、《全唐诗》，都收录五代十国作者的诗文，便于检索有关史料。　　第二节辽代史料《焚椒录》及其他辽人著作同中原历代皇朝一样，辽朝也重视国史的撰修。辽太祖时，曾置监修国史。圣宗时，设修史机构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和修起居注、日历等史官。“对其国史之努力，固不少逊金人，其成绩亦有足述者”①。但以世事沧桑，朝代更迭，战争频繁，官私著述，流散殆尽。流传至今者，实属凤毛麟角。　　自太祖以耶律鲁不古监修国史以来，历太宗至兴宗先后编修了《始祖奇首可汗事迹》、《统和实录》、《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又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先朝事迹》）。道宗大康年间，耶律孟简上表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①同时编著耶律曷鲁、耶律屋质、耶律休哥三人行事以进。道宗乃命置局编修国史，至大安元年（1085），太祖至兴宗《七帝实录》已具。天祚乾统三年（1103），复命监修国史耶律俨（李俨）纂修太祖诸帝实录，俨撰成《皇朝实录》70 卷，是金、元撰修《辽史》的重要依据。　　此外，尚有私家著述《礼书》、《契丹官仪》、《辽朝杂礼》、《辽四京记》、《契丹地理图》、《疆宇图》、《大辽对境图》、《契丹会要》、《大辽登科记》、《七贤传》等，惜今只有目而无书。　　辽朝契丹、汉臣多有诗文集，如辽道宗《清宁集》、耶律资忠《西亭集》、萧孝穆《宝老集》、杨佶《登瀛集》、李瀚《丁年集》等，都已不存。今存者有进士王鼎的《焚椒录》，记录了辽道宗皇后被诬致死的情况，为研究道宗朝政事和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辽人著述流传至今者，尚有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行均的《龙龛手鉴》和耶律淳的《星命总括》，对研究辽朝的社会和宗教也不无裨益。《契丹国志》及其他宋人著作中的史料与辽为兄弟之国的宋人著作中，专记或涉及辽事者，为数颇多，为研究辽史的重要文献。其中专记辽事者首推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全书27卷，包括帝纪12 卷，后妃、诸王、外戚、群臣列传7 卷，书、表、语录、杂记等8 卷。记录了契丹初兴、建国始末，搜集了与后晋、宋、西夏交往文书，今有贾敬颜、林荣贵点校本。又有节本名《辽志》，摘取书中有关契丹初兴、部落、族姓、制度和风俗等内容，不分卷。　　南宋李焘所纂《续资治通鉴长编》，为编年体北宋史，其中涉及辽事也多有记载，可考订《辽史》的舛误和补充《辽史》的不足。　　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250 卷，记事起自宋政和七年（1117），终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在记宋金和战事时，对辽末形势，北辽和辽、① 冯家昇《源流考》，见《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 年版。① 《辽史·文学·耶律孟简传》。　　宋、金三方交往事也有较多记载。　　南宋王称的《东都事略》有契丹专传可资参考。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契丹人的早期活动、辽的建立和辽与中原五代各政权的交往以及辽朝某些制度的记载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宋大诏令集》、《文献通考》、《通志》、《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武经总要·北蕃地理》以及宋人使辽语录、宋人行记、宋人文集、诸臣章奏等也多有关于辽朝史事的专门或零星记录。近年，贾敬颜教授对宋人使辽行程录作了整理、疏证，有《宋元人行记十一种疏证稿》（油印本），搜集了胡峤、晋出帝、王曾、薛映、宋绶、沈括等人的使辽行程录，所记为宋使所亲见，对研究辽代地理、风俗、军政制度等都有一定参考价值。《辽史》按照中国历史传统，后继的朝代应为前朝撰修史书，以记录其君臣行事，政事得失。金朝曾两次撰修《辽史》，第一次在熙宗时，以耶律固主持纂修。后其徒萧永祺纂成75 卷，未及刊行。章宗时，再次置局编修，以移剌履、党怀英等提控、编修，陈大任继成之，称陈大任《辽史》，仍未及刊行。陈大任《辽史》中当使用了大量辽时著述，时“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①。元修《辽史》时，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实录》尚存，是元修《辽史》的重要依据，今亦不存，有关资料赖元修《辽史》得以保存。　　《辽史》是记录辽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元顺帝时宰相脱脱奉敕撰，116卷，其中本纪30 卷，志32 卷，表8 卷，列传45 卷，另附国语解1 卷。在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实录》已佚的今天，它是所能见到的保存辽代史料最为丰富的史籍，是研究和学习辽史的主要文献。《辽史》中的部分志、表为其独创，内容相当丰富。如《营卫志》中记载了契丹人的部落族帐、斡鲁朵和行营捺钵；《百官志》记录了辽朝的北、南面官；《礼志》记载了汉礼和契丹礼仪；《仪卫志》记载了“国舆”、“汉舆”，“国服”、“汉服”，“国仗”、“渤海仗”、“汉仗”，不但保存了辽朝的大量典制，而且为研究契丹民族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清人赵翼称“《辽史》立表最善”②，所列《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可补纪传之失，并可与纪传相互校勘；《游幸表》更体现了辽朝行国的特征。　　金朝虽曾两次撰修《辽史》，终因体例未定，未能刊行。及至元朝修撰《辽史》时，屡经朝代更迭，文献散失已多，可资参考的资料已感匮乏。而《辽史》自至正三年（1343）四月开局编修，次年三月成书，历时仅11 个月。时间短促，缺乏周密安排和详审考订，因而疏失、遗漏、重复、抵误之处所在多有，如纪年错误，记事矛盾、疏失，史事错误，译名混乱，一人两传等，因而使用时应与其他文献互证。《辽史》元刻本已失传，现有明、清和民国时数种版本。1974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辽史》标点校勘本，为目前通行的较好版本。　　高丽曾为辽朝属国，与辽交往也很密切。明代郑麟趾编纂的《高丽史》① 《金史·文艺·党怀英传》。　　② 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 年版。　　中也有大量关于辽朝和辽与高丽交往的史料。此外，明人杨循吉还著有《辽小史》，主要记叙辽政权的建立、更迭、西迁和帝位争夺，颇简略。　　第三节宋代史料《宋史》、《东都事略》《宋史》元脱脱奉敕撰，496 卷，至正五年（1345）成书，主要依据宋朝国史、实录、日历、时政记等删削增补而成，详于北宋，略于南宋，南宋后期尤疏略，向以粗疏芜杂著称，但保存史料丰富。　　《宋史翼》40 卷，清末陆心源以宋人文集、史书以及年谱、方志资料，辑补《宋史》未立传人物，补传781 人（附传64 人），可补《宋史》之不足。　　《东都事略》130 卷，南宋王称撰，纪传体北宋史，无志表，时称“信而有征”，少数史料为《宋史》所无或可纠《宋史》失误。　　《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520 卷，南宋李焘据国史、实录、家传、野记等修撰，淳熙十年（1183）成书，广征博引，考证异同，保存大量史料，久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重编分卷，已佚徽宗、钦宗两朝以及英宗、神宗、哲宗三朝各一部分。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0 卷，南宋杨仲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编撰，按朝各分事目，虽太祖、太宗、哲宗、徽宗四朝共佚8 卷，另2 卷亦残缺，仍保存了许多史料。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 卷，南宋李心传撰，高宗一朝编年史，据国史、日历、文集、碑传等修撰，约于嘉定元年（1208）成书，保存了南宋初期及宋金战争史料。　　《三朝北盟会编》250 卷，南宋徐梦莘编撰，绍熙五年（1194）成书，具载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宋金和战史料，全录或节录原文，尤为珍贵。《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宋会要辑稿》宋代至宁宗朝历朝修撰会要皆已成书，久佚。清嘉庆时徐松自《永乐大典》辑出，后经多人整理未能完成。1936 年据整理稿影印出版，为200 册；1957 年再缩版影印，为八大册。分为17 门，门下分目收录大量诏令、法令、奏议，虽多有残缺，但保存了大量宋代典章制度史料。陈智超将本书整理时的复文或误作复文而被删落的遗文约八十万字，整理为《宋会要辑稿补编》，1988 年影印出版，为一大册。　　《文献通考》348 卷，马端临编撰，元大德十一年（1307）成书，分为24 门，门下分目，为典制通史，下迄南宋宁宗朝，对宋代典制记载尤详。《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南宋李心传撰，分甲、乙两集，各20 卷，甲集分13 门，乙集分12 门，体例类同会要，分类记载嘉定以前典制、事迹。南宋李攸《宋朝事实》20 卷，记北宋典制，体例亦近会要。　　《宋大诏令集》、《庆元条法事类》《宋大诏令集》原为240 卷，今存196 卷，1962 年中华书局校印出版。传宋绶后人于南宋初编辑。存17 门，分类辑录北宋八朝（无钦宗朝）诏令3600 余篇。　　《庆元条法事类》存36 卷，南宋谢深甫等奉诏编集，嘉泰二年（1202）　　编成，为当时现行法令汇编，也保留一些已不实行的北宋法令，存16 门，门下分类，排列敕、令、格、式、申明，“申明”载有时间，自元祐七年（1092）至嘉泰元年。　　《诸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诸臣奏议》150 卷，南宋赵汝愚辑，为北宋奏议分类选集，分12门114 目，每篇奏议附有时间。　　《历代名臣奏议》350 卷，明黄淮、杨士奇辑。分64 门，分类辑录，其中宋代奏议约占十分之七，许多为他书所未载。1989 年据邓广铭先生藏明永乐刊本影印，附有篇名目录和作者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传记类史料《名臣碑传琬琰集》107 卷，南宋杜大珪编，共录碑传文254 篇，传主221 人，极大部分为北宋人。1938 年，燕京大学将其中《实录》附传27篇及已佚宋人文集的碑传文53 篇，编为《琬琰集删存》。　　《伊洛渊源录》14 卷，南宋朱熹撰，录宋代理学人物27 人的行状、墓志、家传或小传及有关文章、言行录，末卷为“无征述文字者”20 人，大多有小传。　　《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共58 卷，南宋岳珂编，收集大量有关岳飞的原始资料和时人有关著作。王曾瑜的校注本征引书籍近两百种，更丰富了本书内容（中华书局1989 年版）。　　《宋名臣言行录》共75 卷，南宋朱熹、李幼武纂集，分前（即《五朝名臣言行录》）、后（即《三朝名臣言行录》，以上朱熹编纂）、续、别、外五集，共收北宋及南宋中期以前人物225 人，列有简介或小传及言行等。此外，尚有南宋刘宰《京口耆旧传》9 卷，记镇江（今属江苏）府属县25 人传记；元初佚名《昭忠录》1 卷，记宋末近五十年间（宋元战争）死难人物130 人；元吴师道《敬乡录》14 卷，辑婺州（今浙江金华）属县人物，有宋人近40 人；明初宋濂《浦阳（今浙江浦江）人物记》2 卷，有宋人16人，都保存了不少史料。　　《宋元学案》100 卷，清黄宗羲、全祖望编撰，立宋代学案、党案、学略84 案（略），涉及约2000 人，记述师承、传授，选录传记、著作、论述，汇集了宋代学术思想史的基本史料。　　编年类史料《宋史全文》有《宋史全文资治通鉴》等多种书名，36 卷，宋元之际佚名编撰，编年体宋史。附佚名《宋季朝事实》2 卷，保存了南宋后期的部分史料。　　《宋太宗实录》80 卷，存20 卷，宋钱若水等奉敕撰，咸平元年（998）　　成书，是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宋代实录。　　此外，宋陈均《宋九朝编年（纲目）备要》30 卷，记北宋事；李■《皇宋十朝纲要》25 卷，记北宋及南宋高宗朝事；汪藻（一作佚名）《靖康要录》16 卷，记宋钦宗朝事；熊克《中兴小纪》40 卷，记宋高宗一朝事；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64 卷（佚30 至45 卷），记南宋高宗、孝宗两朝事；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15 卷，记南宋高、孝、光、宁宗四朝事；佚名《两朝纲目备要》16 卷，记南宋光、宁宗两朝事；元初佚名《宋季三朝政要》6卷，记南宋理宗、度宗及少帝（恭帝）时事，卷6 系南宋末陈仲微《二王（广王、端宗和益王、末帝）首末》。　　传世的宋人编年谱谱主有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周敦颐、朱熹等多种，后人修撰的宋人年谱更多，其中以清代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为最著，汇集众多史料为王安石辩诬。　　政书类史料《职官分纪》50 卷，宋孙逢吉撰，官制通志，分官列职，下迄哲宗元祐年间，尤详于宋代政制。此外，南宋末许月卿《百官箴》，分曹列职，载当时政制。　　《武经总要》前后两集，各20 卷，宋曾公亮、丁度等奉敕撰，庆历四年（1044）成书，为军事通志，分制度、边防、故事（战例）、占候四部，尤详于北宋前期，介绍兵法、条令、战术、战阵、训练、编制、装备，附有武器、战阵等插图，介绍了三种火药配方。　　此外，记载宰辅的，有宋徐自明《宋宰铺编年录》20 卷，编至嘉定八年（1215）。明吕邦耀《续宋宰辅编年录》26 卷，续至祥兴二年（1279）。王瑞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合二书为一。　　记载北宋三馆、秘阁及秘书省制度的有程俱《麟台故事》，记载南宋秘书省制度的有南宋陈骙《南宋馆阁录》、佚名《续录》。　　记载翰林学士院制度、典故的有南宋洪遵编《翰苑群书》，南宋周必大《玉堂杂记》。　　记载州县地方官从政及注意事项的，有北宋末李元弼《作邑自箴》，南宋佚名《州县提纲》，胡太初《昼帘绪论》。南宋董煟《救荒活命书》，则载自古至宋孝宗政令及救荒之策等，供地方官从政参考。　　南宋佚名《名公书判清明集》分类编辑南宋宁宗、理宗二朝地方官的诉讼判语及少量有关公文，许多为他书未载史料。　　地理类史料总志有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200 卷（存197 卷半），王存《元丰九域志》10 卷，欧阳忞《舆地广记》38 卷。南宋有王象之《舆地纪胜》200卷（存169 卷）、祝穆《方舆胜览》70 卷。　　地方志现存的宋代地方志近30 种，元代亦有近10 种，几乎覆盖今苏南、上海和浙江的杭、嘉、湖及宁绍平原。如今江苏南京（《建康志》）、镇江、常州（《毗陵志》）、无锡、苏州（《吴郡志》）、昆山（《玉峰志》）、常熟（《琴川志》），上海松江（《云间志》），浙江杭州（《临安志》）、嘉兴（《嘉禾志》）、海盐澉浦镇（《澉水志》）、吴兴、绍兴（《会稽志》）、宁波（《四明志》）。此外，浙江定海（《昌国志》）、临海（《赤城志》）、建德（《严州志》）、嵊县（《剡录》），福建福州（《三山志》）、仙游（《仙溪志》）、长汀（《临汀志》）①，以及安徽歙县（《新安志》）等皆有志，其中北宋仅《吴郡图经续记》1 种，北方亦仅元《齐乘》（山东志）1种。　　城市志记载北宋都城东京开封（今河南开封）的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南宋首都临安的有吴自牧《梦粱录》、《西湖老人繁胜录》、周密《武林旧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两城经济、文化、风俗等史料。此外，王瓘《北道刊误志》，记有北宋开封及大名（今属河北）城的史料。类书、文集、笔记中的史料宋代分类辑录的诸书保存了许多散佚史料。著名的有章如愚《山堂考索》、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王应麟《玉海》等，皆通录历代而详于宋代，而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专录北宋神宗朝以前事。　　著名历史人物如范仲淹、韩琦、包拯、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沈括、二程、李纲、朱熹、陈亮、陆九渊、陆游、真德秀、文天祥等等，都有文集传世，宋人文集多达400 种以上，保存着大量书、信、奏议、制诏、碑传，以及许多诗文都属史料。吕祖谦编《宋文鉴》，选录北宋各体诗文2600篇，部分史料不见于他书。　　宋代数百种笔记中，保存着大量史料。著名的如司马光《涑水纪闻》、陆游《老学庵笔记》、王明清《挥麈录》、赵昇《朝野类要》、岳珂《愧郯录》、周密《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等等，大多记载史事、典制、见闻、佚事。沈括《梦溪笔谈》则还有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记载，而洪迈除《容斋随笔》外，还有记载神怪的《夷坚志》，其中有反映当时市民生活的社会史料。　　专门著作中的史料宋代还有数以百计的各种专门著作，门类庞杂，数量众多，保存了各个方面的史料。如机械有苏颂的《新仪象法要》，建筑有李诫《营造法式》，数学有秦九韶《数书九章》，医学有《政和本草》、《和剂局方》、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董汲《脚气治法总要》，法医有宋慈《洗冤集录》。　　农业和园艺有陈旉《农书》，桐、荔枝、橘、菌、竹、笋等经济作物，① 《永乐大典》卷7889—7985，中华书局1959 年影印本；其他宋元方志，辑入《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影印本。　　牡丹、芍药、海棠、梅、兰、菊等观赏植物，无不有专著，陈景沂《全芳备祖》，备载各种花、草、果、木、蔬、笋、木耳、菌、茶、药材及五谷、桑、麻等。　　此外，茶、酒、糖、蟹、香料，以及琴、棋、书、画、体育、游艺、杂剧、小说（话本）、笔、墨、纸、砚、藏书目录等等，也无不有专门著作，提供了各方面的史料。　　今人编辑史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五册（宋辽金部分） 邓广铭主编，辑录125 种著作，全面系统地分类选编最基本的史料原文，校点注释，信实可据。　　《宋人轶事汇编》丁传靖编，收人物400 多，辑自500 多种著作原文，但引文常有误。　　《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何竹淇编，从380 多部著作中，以事件分别辑录原文，大体齐备，间有考订。　　《宋辽金画家史料》陈高华编，收录宋辽金画家87 人（内辽3 人、金6 人）（清厉鹗《南宋院画录》所录画家，大部分未收入本书），以人分编辑录史料。　　《宋代吐蕃史料集》汤开建、刘建丽辑校，除《宋史》外，辑录各种史籍、文集、笔记、方志的史料。　　第四节西夏史料西夏有专设的史官与修史机构。据夏仁宗时制定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章《司次行文门》规定，夏国“史院”位列三品（中品）①。仁宗时担任蕃汉教授的大臣斡道冲，世代掌国史②。天盛十三年（1161），设立翰林学士院，任命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修撰李氏实录。　　西夏所修实录、国史都没有流传下来。史载西夏献宗时，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知国且亡，谱夏国世次二十卷藏之”③，未见传世。西夏末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入西夏后，收其“遗书”，其中当有西夏的实录、国史等史籍。据明人姚士粦《见只编》记载：“兰溪魏某，客华州王槐野祭酒家，见架上有‘夏国书’，凡阅三旬始遍。”又清人钱谦益《牧斋有学集·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云：“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其子孔度屡见许而不可得。”近人柯劭忞为戴锡章《西夏纪》所作序中有：“犹忆光绪辛巳（1881），予与福山王文敏公（懿荣）俱客成都。文敏言：有得西夏国史数册者，皆梵字也。属文敏购之，其人秘为鸿宝，不肯售。”据以上记载，西夏的史籍是逐渐散失亡佚的。　　佚失的宋人所著西夏史籍，据今所知有孙巽《夏国枢要》2 卷，记西夏“兵屯会要，土地肥硗，井泉涌涸，谷粟窖藏，酋豪姓氏，名位司存，与夫城池之完缺，风俗之所尚”①。元修《宋史·夏国传》所述帝王谥号、庙号、陵名等，都采自此书。刘温润曾任鄜延都监，驻守延州（今陕西延安），著有《西夏须知》1 卷，记载西夏境内杂事，凡15 条目②。这两部书大约在清中叶时尚存残本③。此外，宋元人著作的西夏史书尚有存目而无撰者姓名的，有《西夏杂记》④、《西夏事实》、《西夏事宜》等。⑤宋人著作中的西夏史料由于现存的西夏史料极少，今日研究西夏历史，主要依靠宋人所编的史书中与西夏史事有关的著作。此类著作很多。记载西夏史料最为丰富的，如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后人编辑的西夏史书多取材于此，如果将其中有关的西夏史事摘录成编，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西夏编年史。其次，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是现存宋代史料最重要的一种，特别是其中《兵》、《方域》、《蕃夷》等门类，保存了丰富的西夏史料。托名曾巩撰的《隆平集》、王称《东都事略》，都是宋人著作为夏国作传者，采撷史料较早，且“信而① 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87 年第2 期。原件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　　②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③ 《金史》卷134《西夏传赞》；吴广成：《西夏书事》卷42。　　①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1。　　②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2 下，参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③ 《西夏书事》，周郁滨序。　　④ 尤袤：《遂初堂书目》。　　⑤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1。　　有征”⑥，前者多记载西夏习俗和制度，后者专述西夏立国前后至北宋末与宋朝有关的史事。此外，大量的宋人文集、笔记小说中都有不少的西夏史料，尤其是那些出任过西北边疆或参与处理西夏问题的大臣的文集、笔记，时有珍贵记述，如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张方平《乐全集》、余靖《武溪集》、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笔记如沈括《梦溪笔谈》、司马光《涑水纪闻》、魏泰《东轩笔录》、陈师道《后山谈丛》、田况《儒林公议》、曾布《曾公遗录》等。类书如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政书有彭百川《太平治绩统类》及宋人编的《宋大诏令集》等，都含有各种不同的西夏史料。西夏与辽、金并存，关系密切，辽、金的史籍如《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归潜志》、《闲闲老人滏水文集》，都有涉及西夏史事的记载。　　宋、辽、金三史及其他史书、文集中的西夏史料元代脱脱主持修撰宋、辽、金三史，各有《夏国传》或《西夏记》、《西夏传》，是与本朝有关的比较集中、比较系统的西夏史事记载。“三史”虽然修于元末，但它主要取材于宋、辽、金三朝的国史、实录、日历及当代著作，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失传，因此“三史”保存的资料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三史”中以《宋史·夏国传》最为详细，内容也较丰富。《辽史·西夏外记》最为简略，内容基本是本纪中有关西夏史事的摘录。《金史·西夏传》主要依据金代历朝实录。此外，“三史”的本纪、志、表、列传中也包含有相关的西夏史事。　　西夏建国前的党项族，早在唐末已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党项族的兴起与建国前的历史，主要见于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的《党项传》，《五代会要》的《党项羌传》及《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史籍中。西夏灭亡后，元代西夏人（唐兀氏）的活动主要见于《元史》及大量的元人文集与有关著作中①。　　汉文史书中的西夏史料，一般说来都是从本朝角度出发，记录与西夏发生关系的史事，不外是和平时期的朝聘、交往和冲突时期的仇杀、战争。对西夏的政治制度、社会阶级结构、生产力水平等方面，记载很少，或语焉不详，这是利用汉文史籍中西夏史料时感到的最大不足。　　西夏文史料西夏在元昊建国前夕创制了西夏文字，汉文史书称为“蕃书”。西夏文创制后，元昊“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②。西夏文文献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少。1908 年至1909 年，沙俄军官柯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的西夏文书，其中有官私文书、法律文献、语文著作、⑥ 《东都事略》洪迈序。　　① 除《元史》外，较重要者如《蒙古秘史》，柯劭忞《新元史》，屠寄《蒙兀儿史记》，邵远平《元史类编》，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虞集《道园学古录》，余阙《青阳文集》等著作和文集。② 《西夏书事》卷12。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赵元昊自制蕃书十二卷，字画繁冗，屈曲类符箓，教国人纪事悉用蕃书。”　　文学作品、历史、医卜、佛经以及译自汉文或编译成书的汉籍译著③，这些都是第一手的西夏史料。　　政治、法律史料法律著作有六七种，其中《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共20 章，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制定的法典，它规定了西夏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国家政治机构及国家各阶层所应遵循的准则①。西夏神宗光定年间（1211—1222）还制定了《新法》和《猪年新法》。军事法典有夏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制定的《贞观玉镜统》。职官制度的记载，有一份《西夏官阶封号表》，列举西夏官阶七品，以及皇后、公主、嫔妃、诸王、国师、文武大臣的封号②。这些都提供了研究西夏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的重要资料。社会经济史料《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章《司次行文门》中列有国家设立的管理手工业生产的机构司、院有七八种以上。　　西夏文韵书《文海》，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要集》，词书《圣立义海》、《义同一类》③，记载西夏时期的各类词语，反映了当时的生产与生活，都可当作史料来利用。西夏文书《瓜州审判记录》④、《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⑤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夏的社会经济制度。　　文化典籍西夏文献中属于文化方面的典籍最为丰富。字（词）典中除上列几种外，还有《音同》、《五声切韵》，分类词语《三才杂字》，历史著作《太祖继迁文》，诗文集《三世属明言文集》、《贤智集》，诗歌《新集金碎掌直文》，故事《新集慈孝记》，格言集《圣立义海》，谚语集《新集锦合辞》等。还有宗教咒语《魔断要语》，法术图《谨■》以及历书、乐器图等①。　　西夏时期曾从汉文或藏文翻译佛教经典，现存的西夏文佛经十分丰富。　　佛经中译经图及其序跋如实地描绘了西夏译经的场景、组织、规模；列举了译经的时代，译、校者及译经缘起②，是研究西夏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③ 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编：《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 年版。汉译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资料组：《民族史译文集》第3 辑，以下简称《西夏文写本和刊本》。① 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　　②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③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著：《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西夏]骨勒茂才编：《蕃汉合时掌中珠》，载《嘉草轩丛刊》；又见《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④ 《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 卷第3 号，1930 年版。　　⑤ 黄振华：《西夏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考释》，载《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①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② 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西夏文发愿文译证》，载《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第五节金代史料金朝重视文化的发展，崇尚文治，“典章法度几及汉、唐”③。金仿辽、宋设官修史，由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属下的著作局掌修日历，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金史》卷13《卫绍王纪·赞》载，元初王鹗奉诏修金史时，采摭杨云翼《日录》40 条、陈老《日录》30 条。日录当如唐、宋宰相的时政记或与日历相类④。实录有《先朝实录》3 卷，记始祖以下十帝事迹。从太祖至宣宗（包括睿宗、显宗）均有实录，只缺卫绍王，但有《卫王事迹》而无实录，哀宗实录亦缺，金代实录早已亡佚。　　至今保存下来的最基本的金代史料是《金史》、《大金国志》。　　此外尚有金、宋、元人的著述。金代文人辈出，著述亦丰，惜多已失传。元时刘因《金太子允恭墨竹》诗：“百年图籍有萧相，一代英雄惟蔡公。策书纷纷少颜色，空山夜哭遗山翁。”①所幸有元好问、刘祁、王鹗诸士为存金朝史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金史》、《大金国志》《金史》元脱脱奉敕撰。全书135 卷，本纪19 卷，志39 卷，表4 卷，列传73 卷，近百万字，是全面记载金朝兴亡的一部史书。　　在元脱脱修《金史》前，致力于写金朝史的有二人，一是金元之际的大文学家元好问，晚年以“国亡史作，己所当任”②，欲据实录撰写金史。《静修先生文集》卷5 记载：“汴亡，张蔡公以金实录归，遗山尝就公誊录。”但因乐夔所阻，以实录为基础撰写金史的计划未能实现。于是“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③。著有《遗山文集》、《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其著述多为纂修金史所本。二是王鹗，金实录在金南京（今河南开封）失陷时，张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④。于元中统二年（1261）将实录献上，王鹗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命国史院修辽、金二史。王鹗为修金史，搜集和采访史事，得故金部令史窦祥所忆旧事20 余条，司天提点张正之写灾异16 条，张承旨家手本载旧事5条，金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40 条，陈老《日录》30 条。⑤元好问《壬辰杂编》亦于此时搜得，并藏在史馆。王鹗的金史编写目录至今保存在王恽《玉堂嘉话》中。王鹗《金史》成为后来修金史的底本。　　元灭金后，于中统二年因王鹗奏请，而修辽、金二史，至元十六年（1279）灭宋，又命修辽、宋、金三史，但由于正统之争，体例不能确定而中止。到③ 《金史》卷126《元好问传》。　　④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第108 页。　　① 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5。　　②③ 《金史》卷126《元好问传》。　　④ 《元史》卷147《张柔传》。　　⑤ 《金史》卷13《卫绍王纪·赞》。　　顺帝至正三年（1343），方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①，命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主持修史，次年十一月《金史》成。时脱脱已罢相，由丞相阿鲁图继任为都总裁，并上《进金史表》。　　《金史》所据资料较为丰富，既有实录、国史，复有王鹗的《金史》为底本，元好问、刘祁生前即有意识抢救史料和著述，均为金史的编写奠定良好的基础。《金史》在三史中，一直评价很高，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7称：“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说者谓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称良史。”　　《金史》体例多仿《新唐书》，其创例处是在“本纪”之前列“世纪”，“本纪”之后复有“世纪补”。“世纪”是仿《魏书》之《帝纪序》而创例。《金史》创立《交聘表》，是金与宋、西夏、高丽使臣交往的记载。《金史》于西京路列部族节度使八、详稳九处、群牧十二，打破了只以府州县为地理内容的传统观点。《金史》虽称最善，但亦存在许多缺点，清人亦多有论列。《大金国志》是仅次于《金史》的一部较为完整的金朝史。全书40卷，纪26 卷，开国功臣传1 卷，文学翰苑传2 卷，杂录3 卷，杂载制度7卷，许亢宗奉使行程录1 卷。托名宇文懋昭撰，载有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进书表一通。元苏天爵曾提及此书，其成书时间应不晚于元中期。《大金国志》不是以金实录、国史为资料的主要来源，而是以抄撮宋、元人请记载，间以野闻俚说而成书。此书虽多有错误，但保存了部分难以得到的史料，且大部分记载可与他书相互印证或补他书之不足。因此，《大金国志》仍不失为研究金朝史的基本史料。　　《大金吊伐录》、《大金集礼》金人（包括由金入元的人）撰述，有佚撰者姓名的《大金吊伐录》，是一部难得的有关金宋关系的文书资料汇编。此书是荟萃朝廷案籍编纂而成，起金太祖天辅七年（1123）金宋交割燕云，迄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立刘豫，宋高宗南渡。收录金宋往来国书、誓诏、册表、谢表、文状、指挥、牒檄等161 篇。其中49 篇见于《三朝北盟会编》，详略互异，足资校用，而此书所录都是原文，作为研究金史的资料，更是可贵。　　《大金集礼》40 卷，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礼部尚书张■等进，是我国古代被保存下来的礼志的重要文献之一。《金史》卷28《礼志》：“故书之存，仅《集礼》若干卷，其藏史馆者又残缺弗完，故掇其郊社宗庙诸神祀、朝觐会同等仪而为书，若夫凶礼则略焉。”此《集礼》若干卷，即张■之《大金集礼》。是书依尊号、册谥、祠祀、朝会、燕飨、仪仗、舆服等门类编次而成，为元修金史的《礼志》、《仪卫志》、《舆服志》等所本。此书可据以补订金史诸志，是金朝掌故的总汇。　　金人文集、史书诗文集、志、遗事保存至今的，有王寂《拙轩集》6 卷，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20 卷，王若虚《滹南遗老集》45 卷，王庭筠《黄华集》8 卷，① 权衡：《庚申外史》。　　蔡松年《明秀集》3 卷，段克己、段成己《二妙集》8 卷，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40 卷、《中州集》10 卷，李俊民《庄靖集》10 卷，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14 卷。志有王寂《鸭江行部志》、《辽东行部志》，刘祁《归潜志》4 卷，元好问《续夷坚志》4 卷。遗事有王鹗《汝南遗事》。其中有的是由金入元之人，有的非写于金时，但多记有金事或多存金时某一方面的史事，是研究金史所必备的。　　宋人著作中的金朝史料宋人撰述，涉及金事者颇多。主要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此书是载金代女真、社会、金宋关系以存录金代史事最为丰富的一部史书，其资料多为他书所不载。熊克《中兴小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金朝史事亦不少，亦足资参用。宋人使金所写的书有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洪皓《松漠纪闻》正续各1 卷、楼钥《北行日录》2 卷、范成大《揽辔录》1 卷、周煇《北辕录》1 卷。诸书有关金代女真、金朝杂事、史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有记载，是对金史研究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在宋人的文集、笔记中亦多有关于金朝史事的记载，如洪皓的《鄱阳集》、洪迈的《容斋随笔》、周密的《齐东野语》、岳珂的《桯史》等等，不胜枚举。元人著作中的金朝史料元继金、南宋之后而统一全国，元初多承金制，而金人入元及金源文物保留于元者颇多，因此在元人撰述中有不少关于金代史事的记载，散见于各书之中。文集方面有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其中不少碑、记涉及金代史事，特别是金末战乱的情况，文集最后的《玉堂嘉话》，是研究金朝文献及史事的重要资料。在耶律铸《双溪醉隐集》中，有些轶事和宫室制度为《金史》所不及。郝经《陵川集》，其中碑、记、序及诗，亦有不少涉及金代史事。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刘因《静修文集》、魏初《青崖集》、苏天爵《滋溪文稿》、虞集《道园学古录》、姚燧《牧庵集》、许有壬《至正集》等，均是研究金史所必须参用的。陶宗仪《辍耕录》亦有关于金朝的记事。从《元典章》中可以探求金《泰和律》的逸文。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城址与界壕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的城市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各类城市星罗棋布，城市布局也与唐代有很大的不同。封闭式的坊市首次被开放式的街巷所取代，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的变革，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阶段。以宫城为中心的重城式的布局，是皇权至上思想在都城规划中的反映。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对地方城市的发展及其规划起了促进作用。至于辽金两朝前后期都城布局的变化，则反映了契丹和女真族接受汉文化的过程。　　都城开封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都城开封城遗址位于今河南开封市。由于黄河泛滥，故城已深埋地下，使考古工作十分困难。初步探明整个外城的轮廓和部分城门，并进行了部分解剖试掘①。故城为三套城墙，东西略短，南北稍长，平面形状为不十分方正的矩形。　　中心为皇城，即宫殿所在地，原为唐宣武节度使衙，后梁建为宫城，北宋初扩建，形制略作东西短、南北长的长方形，周长约2500 米。皇城为砖砌城墙，四面开6 门，其中南墙开3 门。这与宫城居中的布局有关，与唐长安城不同。这种方式也影响了金中都及元大都的规划。南面正门宣德门是城市中轴线的起点。考古勘探已发现南墙的两处门址。　　第二重为里城，主要用作商业和居民区，也是官署、寺观等的集中区。　　原唐汴州城，后梁建都，升为开封府。遗址相当于今开封市区，形制略呈正方形，周长约25 华里。文献载有12 门，每壁各有3 门，城门的旧名表示它联系的地区，如宋门通宋州（商丘）、曹门通曹州、郑门通郑州。这也说明当时城市与周围地区在交通及经济上的联系较密切。各城门皆有瓮城，通御路的4 个门，有门3 重，各城门正对，其他城门有门4 重，各门不正对。现有各城门位置与文献记载的相对位置基本上相同。　　最外一重为外城，也称罗城，始建于后周显德年间（954—960）。北宋定都开封后，曾多次在后周外城的基础上重修和扩筑。外城经考古勘探试掘，已发表了平面实测图，共有水旱门20 个，其中水门7 个。除北壁为4 个城门外，余均为3 门，城垣平面形状并不十分规则。城门位置与里城城门相对。勘探实测表明，外城与今开封保存的明清城壁基本平行，东墙距今墙最近为1.4 公里，最远的西墙距今墙2 公里。实测东墙长7660 米，西墙7590 米，南墙6990 米，北墙6940 米，全城周围长29 公里余（合29120 米），与文献所记元丰年间扩修后的长度基本相符（据宋太府尺计算应为28250.21 米）。城墙夯筑，现均深埋在地下，一般距地表3 米左右，其中保存较好的西墙，宽度为10—20 米。已探出旱水门缺口10 处，疑为6 处旱门和4 处水门的遗① 开封宋城考古队：《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文物》1992 年第12 期；丘刚：《北宋东京三城的营建和发展》，《中原文物》1990 年第4 期。　　址，其中南墙的南薰门为一瓮城门，略呈长方形。遗址东西长130 米、南北宽80 米，瓮门在瓮圈中部，宽达70 余米，与城内探出古州桥遗址及宋皇宫遗址所在——龙亭呈一南北直线，从而证明今开封市区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中山路，即是宋东京开封城内的中心大道——御街。西墙的新郑门规模较南薰门还大，门址面积约2 万平方米，城门缺口宽达30 米，是已发现诸门中保存最好的一处，试掘发现瓮门和门道间的路土和几条明显的车辙印。外城里外都是版筑的夯土墙，西城墙经解剖现存高度为8.7 米，顶部残宽4 米，底部宽34.2 米。城墙夯土层次分明，多采用梅花夯筑法。夯土中杂有“天圣”、“治平”年号的宋钱，并有多次修补痕迹。另外，城墙外侧发现了专为减缓水的下冲力设置的泄水槽，这说明筑城技法到宋代又有了新的发展。　　里城及外城墙外均有宽城壕，城内河道较多，号称“四水贯都”，汴河两岸是繁盛的街市所在。城内御街横跨汴河的重要桥梁之一——州桥遗址也已被发掘，桥面宽度达30 米，河流对城市布局及其发展有一定影响。　　城市干道系统以宫城为中心，正对各城门，形成纵横有序的方格网。其他一般道路及巷道也多呈方格形，或有丁字形相交的，但不见坊里划分。在里城和外城间尚有数条斜街，这显然与唐代两京严整的方格型道路网不同。住宅和店铺、作坊等都面临街道建造，有些街道已成为各行各业集中的地段。临安五代吴越国都城杭州和南宋临安城与现代浙江杭州城基本重合，调查发掘困难很大。文献载杭州城为隋杨素所筑，周36 华里。南宋都城临安的城垣是在五代吴越城的基础上增修而成的，由宫城和大城两重，旱门13、水门5 座，成不规则形。20 世纪80 年代开始了对临安城的考察。1983年吴越捍海塘的发掘，不仅查明了海塘的走向及构筑技术，也为南宋宫城方位的界定勘察做了必要的准备①。　　宫城在城南凤凰山东，原为吴越时王府所在的子城。周围9 里，南北各开1 门，规模较小，宫殿和官署分布其内。考古探明了宫城的北城墙、东城墙和城内若干夯土基址，同时配合基建发掘了与德寿宫及六部遗址有关的道路或建筑基址。　　全城市肆密布，据载多达440 个，主要街道与商业大街结合在一起。大运河在城市北门外，为主要运输线。城市中河道很多，商业点主要依据河道而列。　　辽上京遗址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为辽代五京之一。辽太祖神策三年（918）开始筑城，天显元年（926）扩建，天显十三年改称上京，并设立临潢府。抗战期间日本人曾在此挖掘。1962 年重新进行了勘测，基本上搞清了皇城内的平面布局和部分汉城内的遗迹分布状况②。　　辽上京由皇城和汉城两大部分组成，城墙由黄土版筑而成，周围约6400米。皇城在北，是契丹族居住的区域，残墙最高达9 米，现存有南、西、北3 座门址。门外都加筑瓮城，东、西、北三面墙上还保留有“马面”遗迹。城内东、南一带建筑遗迹很多，有的还残存院墙痕迹，应为官署、府第、庙宇和作坊。自皇城南墙正中向北，有一条大道直通“大内”，各组建筑物间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　　②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等：《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　　亦有不规则的道路相连接。城内西部的小山上有寺庙和窑址，窑址出土匣钵、支钉等窑具及大量的白瓷片，器型以碗、盘等食具为主，盆、罐等容具次之。城内北部为空旷地带，不见建筑遗址，应是搭设毡帐的地区。大内位于皇城的中部，是宫廷所在，四周有围墙，残墙高仅1 米多，南墙遗迹已很不明显。主殿基址在城中部最高处，原是天然石丘，经平整后兴建宫殿，殿后有排列整齐的小型建筑台基。　　汉城在南面，是汉、渤海、回鹘等族居住的地方，其北墙即皇城的南墙，现存有4 座门址。城内除少数官署庙宇外，多为民用住宅和工匠作坊，并有少量市楼建筑遗迹。由于白音戈洛河河床逐渐北移到皇城南墙附近，城内遗迹受洪水冲刷，仅保存了北部中央的部分。　　辽中京遗址在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名）城，1959—1960 年间进行了全面勘测和重点发掘①。全城有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重城，城墙全用黄土版筑，残迹最高约4 米。　　外城南北长约3500 米，东西宽约4200 米，周长共约15400 米。内城在外城中央稍偏北，南北长约1500 米，东西宽约2000 米，与外城构成回字形平面，墙上有“马面”无角楼。皇城在内城的正中偏北，仅筑有东、南、西三墙，其北墙即内城北墙，每面长约1000 米，四角有角楼基址。外城的朱夏门、内城的阳德门和皇城的阊阖门、左右掖门的遗址已被发现。皇城正门阊阖门有3 个门道，自朱夏门经阳德门至阊阖门以内的中轴大道也已钻探清楚。外城部分路宽约64 米，内城部分路宽约40 米，用黄土、灰土及砂子铺垫。路面中央略凸起，剖面呈弧形，路两侧有排水沟，沟上盖木板或石板。中轴大路两旁各有南北纵街3 条，东西横街5 条，宽者达15 米，窄者约4米，东西两侧对称布局，次序井然。外城南部为坊市所在，北部还发掘了官署、庙宇及廊舍遗址。廊舍在中轴大道之西，为一南北向的长方形建筑，柱础和夯土台基尚存。在外城西南隅土山顶上发掘了寺院遗址中的一座佛殿基址，平面呈正方形，面阔进深皆为5 间，殿内用方砖铺地，中央有佛坛。内城阳德门至阊阖门之间的大路宽约40 米，两旁无建筑遗迹。皇城阊阖门内的大路宽约8 米，东西掖门也有道路通往武功、文华两门。武功、文华两个殿址也已被发现，布局上均属汉式传统木构架建筑。辽中京城比辽代初期所建的上京城更多地模仿了中原都城的制度。　　金上京遗址位于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为金代初期的都城遗址。金太宗时称会宁府，熙宗天眷元年（1138）称上京。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中都，削上京之号。正隆二年（1157）毁上京宫殿、宗庙及诸大族邸第等建筑，夷为耕地。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复称上京，为陪都。大定二十一年（1181）陆续修复宫殿、城垣。　　金上京分为南北二城，平面呈曲尺形，北城南北长1828 米，东西宽1553米；南城东西长2148 米，南北宽1528 米，两城之间筑隔墙，有门相通。全城现有9 个可能是城门址的豁口。夯土城墙和角楼、马面、瓮城等遗迹尚存。南城西北部有皇城，南北长645 米，东西宽500 米。皇城午门外有土阙，午门内的中轴线上有5 个宫殿台基，两侧有左右廊基址，殿基平面呈“工”字形。近年在上京遗址内外常发现金代遗物，如上京路的官印、腰牌，打有“上① 辽中京发掘委员会：《辽中京遗址发掘的重要收获》，《文物》1961 年第9 期；李作智：《论辽上京城的形制》，《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 年版。京翟家记”戳子的银镯、银锭，凿有“上京警巡院”等验记的铜镜，还发现窖藏的铜钱、银器等①。　　金中都位于今北京旧城外城的西南部，为金代都城。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在辽燕京城（又称南京城，即唐幽州城）的基础上扩建，并重建宫城。贞元元年（1153）新宫告成，从上京迁都于此，改名为中都。1959 年曾对城垣遗址作过调查，1965—1966 年又对外城城垣、宫殿和街道等遗址进行了重新勘测②。　　金中都外郭城的东南角在今永定门火车站西南的四路通，东北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北角在今军事博物馆南皇亭子，西南角在今丰台区凤凰嘴村。凤凰嘴村南和马连道附近的地面上，尚保存有南垣和西垣的夯土残壁。外郭城东、西、南各开3 个城门，北城垣据《金史》记载有4 个城门，总计13 个城门。宫城位于全城的中央，平面呈长方形。前朝是大安殿，遗址在今广安门外滨河南路西侧，经钻探得知面阔为11 间，与文献记载相符。宫城正南门应天门、皇城正南门宣阳门和外郭城正南门丰宜门在同一条轴线上。丰宜门内大街、端礼门内大街、会城门内大街，以及丰宜门和端礼门之间东西向横排的街巷，都已被勘查出来。已发掘的一处夯土遗迹，南北长60 米，东西残长60 米，夯土厚近5 米，参照文献记载，该遗址很可能就是金中都大安殿遗址，是在辽代宫殿的基础上加以扩建的。水关遗址位于今右安门西南，距现地表5.1 米，呈南北向，入水口东南两“摆手”呈倒“八”字排列，石板构筑，并以铁锭固定。摆手残高1.5 米，摆手前排有密集的、起保护作用的圆柏木桩。水关主体呈长方形，流水面平铺石板，石板下衬有粗大的方形横木，即衬石枋；地面上靠近入水口的石板，还用大铁钉固定在衬石枋上。衬石枋之下是成排的地钉，两者用榫卯结构垂直相接。水关遗址是目前所知金中都城址内保存最大的一处遗址①。　　据考古复原研究，金中都原属于辽南京城范围内的街道，仍保存着唐代街坊的形式，而金代新扩展的部分，则改为沿大街两侧平行排列。两种不同形式的城市街道共处于一个城市之中，是金中都规划的特点。　　地方城市这一时期地方城市发展很快，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超越了前代，特别是工商业的发达，对地方城市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根据考古调查和分析，这一时期地方城市布局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中原北方地区流行方形十字街式，南方地区则流行长方形纵街横巷式，一些典型的商业城市则自发形成不规则狭长形城市。　　扬州宋城位于今江苏扬州，为现代城所叠压。宋代扬州城是由三个互不相属而又关系密切的城圈组成，自南而北分别为大城、夹城和堡城，分布范围大体与唐代扬州城相同。南北全长5600 米，总体平面布局略呈“吕”字形①。　　①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文物》1977 年第4 期。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① 《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1 年版。　　① 扬州城考古队：《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江苏扬州宋三城的勘探与试掘《考古》1990 年第1 期、第宋大城即州城，约当唐代罗城东南部分，为南北向长方形，建于五代，南北长2900 米、东西宽2200 米，今四周城壕犹存。城墙以黄粘土夯筑，外包砌青砖，大量城砖有“武锋军”戳记。其四垣城门经发掘或钻探已得确定，其中南门门址直接叠压在唐城门址上。城内主要大街、河道都沿袭了唐城的规划。宋大城实测周长10110 米，与《宋会要辑稿》记载相近。　　堡城是由唐代的子城改筑而成，西、南城墙和北城墙的大部分都沿用了唐代城墙，实测周长5000 米。四垣各设一门，其中南门沿用了唐代子城南门。夹城位于堡城和大城之间，为南北向长方形，周长2700 米。四面城壕依然存在，夹城东墙和北墙中部各发现城门遗址一处。　　宋扬州三城城内均开十字形大道并与四面城门相连。宋大城南北大街西侧并行一条市河，与南北水门通。大城内的东西向街皆互相平行，间距300—350 米，其间又平行分布三条东西小巷，巷口通往南北街道上。探明东西向主干大道共有三条。南北大街两侧为开放式的街巷。这种纵街横巷式的布局常见于我国南方宋城。大街傍临河道则是扬州宋城的特点。扬州宋三城的出现和历次增筑，均与当时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　　平江城位于今江苏苏州的宋代平江城，考古工作虽然做得不多，但南宋绍定二年（1229）刻成的现存宋代城市图中最详密的图碑——平江图碑，翔实地记录了宋代平江城的平面布局。　　平江城有外城、子城两重城墙。外城呈南北长的矩形，城内外均有壕，北、南、西三面各一城门，东面二门。每门均水门、旱门并列，除南门外均无城楼。各城门均不相对，无穿城直街。街道均取南北或东西正方向，呈丁字或十字相交。北半部为居民区，采取南北街和东西巷的布置。街巷多与河并行，组成水陆交通网。住宅多面街背河。城的南半部官署、学校、寺观较多。全城共有357 座桥，65 座跨街而建的牌坊。　　子城在城内中部，平面呈长方形，内为府衙，仅南、西两面有城门。南门以内于轴线上建府衙，前设厅，后为“王”字形平面的宅堂。两侧为府属各厅。　　平江城不同于古代北方城市平面那样的规则方正，这与水网地区河道纵横的自然地形有关。平江城居民区小巷横列、跨街建坊等布局为后代城市所仿效，为坊市制度废除后宋代城市规划发展的新形式。　　辽金地方城市东北地区的辽代城址发现很多，周长在4 公里以上的都属府城或节度使州州城，刺史州州城一般不足3 公里，比较小的城址则应为当时的县城。吉林省境内的城址保存较好，有清楚的城垣，夯土版筑，形制整齐，均有瓮城、角楼、马面等设施。城内出土有辽地生产的铁器、陶瓷器，也有中原地区制作的瓷器、钱币等。　　辽代在东北地区兴筑的五国部之一奥里米故城，经考古勘查，在今黑龙江绥滨。该城南墙被河流冲毁，北墙保存完整，全长912 米，夯筑，高3—4米，附有马面18 个，墙外有壕。城正南北向，近方形，全城周长约2200 余米。城内土丘起伏，排列有序，其上遍布瓦砾、陶瓷片，应为建筑遗址①。位于今黑龙江克东的金代蒲峪路故城，1975—1979 年曾两次被发掘，发现的遗迹有瓮门、官衙址等，这是我国首次进行的金代城市考古。城为椭圆7 期。　　①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松花江下游奥里米故城及其周围的金代墓群》，《考古》1977 年第4 期。形，实测周长2892 米，南北瓮门各一，该城城墙外表的砖砌技术，官署区与手工业居民区分设的城市布局，以及室内外先进建筑技术的应用，都是难得的研究金代城市史的资料②。　　西夏地方城市西夏建国前，1024 年李德明在定州建省嵬城。遗址在今宁夏石嘴山市东庙，1964—1965 年曾调查和小规模发掘。城略作方形，城墙夯筑，未用砖包砌。东门遗址保存有两壁下部的基础条石和排叉柱洞的痕迹③。　　黑水城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治达赖湖波镇东南，遗址为早、晚两座城址压在一起，外围大城为元代亦集乃路故城，小城位于大城东北隅，为西夏黑水镇燕监军司治所。小城呈正方形，边长约238 米，正南设城门，有瓮城、马面、角台等设施，20 世纪初以来出土了大量西夏文书④。　　金代界壕遗迹金代北部边界遗迹——界壕，东北起嫩江右岸，西南抵大青山之北，全长约2500 公里，界壕在金初由泰州都统婆卢火开始建筑，代有增修，至金章宗承安一年至二年（1196—1197）全部告竣。20 世纪50 年代以来曾作过多次调查，已基本搞清楚了它的分布和形制①，全线除东西两端为单线外，中间地段还分为内、中、外线和一些支线。东北的起点在今内蒙古莫力达瓦旗治尼尔基镇北8 公里的七家子附近，沿大兴安岭东南麓，经扎兰屯、扎赉特旗等地，至科右前旗西南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经突泉北部，在科右中旗北部穿越兴安岭，进入锡林郭勒草原，经东乌珠穆沁旗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又于阿巴嘎旗北部进入我国内蒙古境内，再经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至四子王旗；南线从科右前旗西南经突泉、科右中旗、扎鲁特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克什克腾旗，在达尔泊西南入锡林郭勒草原，然后再经正蓝旗、正镶白旗、镶黄旗，向西南经过商都县和苏尼特右旗境内，再经察右后旗，在四子王旗的查干脑包与北线会合。会合后的界壕，自四子王旗西以东北—西南方向经达茂旗境内至武川境内，消失在大青山北部的群山之中。　　界壕遗址以东北路北段保存最好，一般都有主墙和副墙。主墙基宽10米，墙外即为壕沟，壕宽2.5 米，自壕底至墙顶高约4—5 米。主墙上每隔80—100 米设一墩台。主墙外侧20—30 米外筑与主墙平行的副墙，个别地方设两道副墙。在主墙之内约数百米处设150 米见方的边堡，边堡之间相距约10 公里。在约200 公里长的界壕上设有19 个边堡和3 座城堡。边堡中出土有铁镞、铁马具、铁铲、铡刀、石磨和陶器等遗物，反映了金代屯驻在边堡上戍卒的生活情况。界壕西部和中部南线的形制与东北路的形制相同，但中部分叉处南北两线大不相同，北线无副墙，南线不仅有副墙，且每隔数十米筑有一马面。界壕和边堡工程浩大，它不仅反映了当时这一带蒙金对峙的激②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克东县金代蒲峪路故城发掘》，《考古》1987 年第2 期。③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况》，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④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黑水城考古发掘纪要》，《文物》1987 年第7 期。① 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东北路界壕边堡调查》，《考古》1961 年第5 期；《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烈形势，也显示了金代北部地区的经济水平①。　　① 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发掘报告》，《考古》1984 年第2 期；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近十年的主要收获》，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　　第二节手工业遗迹和遗物这一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民营手工业蓬勃兴起。　　全国范围内的手工业遗迹和遗物发现很多，经考古发掘或系统调查的手工业遗迹和遗物主要是瓷窑遗址。此外，也发现了一些冶铸、煤矿遗迹等。手工业遗物除各地遗址、墓葬中大量出土外，还有作为财富或遇战事埋藏地下的各类窖藏出土的精品。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产品已不再仅仅是生活用品，更是当时商品交流的产物，因而其分布范围更广，品种更为多样，甚至出现了宣传产品及其产销者的商标铭记等，其丰富的内涵是研究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矿冶遗址包括冶铁铸造遗址和煤矿遗迹。冶铁铸造遗址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黑龙江阿城和河南荥阳、林县、安阳，福建同安，山东莱芜等地均有发现。林县铁牛沟冶铁遗址有炼铁炉11 座，均依山坡建炉以使炉体坚固。火膛内径0.9—2.6 米，在坡上平台装料便于运输，下面平台鼓风、出铁、出渣、操作。这种利用地形建炉的方法，节省人力，就地取材，因地制宜①。　　邢台朱庄至綦村一带，在北宋以前即有冶铁，皇祐五年（1053）开始置官，所铸造的铁斧上印有“丰明”二字。繁昌的冶铁作坊就设立在矿山附近，范围甚广，炼炉作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石灰岩作熔剂，只炼铁块，不造成品，是单纯的采矿冶炼作坊②。　　1960 年在河南鹤壁矿区发现的宋代煤矿遗迹，是一处重要的采矿史迹③。根据遗迹内出土的鹤壁集窑瓷器，推测矿井的年代属于北宋晚期。竖井矿口直径2.5 米，深6 米。依煤层伸延开掘长达500 余米的巷道4 条。从煤矿区的分布看，当时已动用了先内后外、逐步撤退的“跳格式”的采煤方法。巷道通向采煤区，采煤区与矿口的距离自10—100 米不等。在遗址中部有排除地下水的排水井和弃置的木制辘轳。巷道西壁和采掘区的壁面，有密布的灯龛和灯盏，还有矿工休憩之所及其日用器皿。　　河南禹县神垕镇梨园煤矿发现的北宋煤矿遗址，由管理区和矿井两部分组成，面积约6 万平方米。已查明井口11 个，其中2 个竖井的深度分别为54 米和66 米。由今煤矿巷道中可以看到古巷道的遗迹①。　　瓷窑遗址和瓷器这一时期制瓷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根据考古发现，窑址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占全部古窑址数量的75％。经发掘的有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越窑、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建窑、德化窑、灵武窑等遗址。瓷器① 北京钢铁学院等：《中国冶金简史》，科学出版社1978 年版。　　② 唐云明：《河北邢台发现宋墓和冶铁遗址》，《考古》1959 年第7 期。③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 年第3 期。① 安廷瑞：《河南禹县神垕镇北宋煤矿遗址的发现》，《考古》1989 年第8 期。已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并且成为国内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因而不仅出现了制瓷手工业作坊和城镇，各地窑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名窑在烧造技术、装饰技法、釉色变化上，都形成各自的独特风格并为其他民窑所效仿，从而形成不同的瓷窑体系。一般可分为定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钧窑系、龙泉青瓷系、景德镇青白瓷系等六大窑系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辽瓷、西夏瓷等。　　就布局而言，多以大规模的窑群形式出现，采用分工协作的方式，专业化程度较高。宋代的定窑，仅涧磁村窑址范围即达117 万平方米；陕西铜川的耀州窑号称十里窑场；浙江的龙泉窑址在龙泉大窑地区就发现宋代窑址24处，每个窑址包括许多瓷窑。在瓷器生产的布局上也比以前更均匀合理。其次，瓷窑设置不仅注意瓷土、燃料、水源，更注重交通运输。特别是大作坊都建在河流或陆路交通干线附近，窑场向交通干道、商业集镇靠近。一个瓷窑的产品在社会上赢得声誉，很快便有小作坊在其附近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逐渐形成艺术风格相近的窑系，甚至在地域上跨越州的范围。　　再次，为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沿海地区瓷业发展特别迅速。通往海外的海港城市已不仅仅是瓷器的集散地，更是窑群林立的瓷器生产中心。如以广州为中心的潮州窑、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等，以泉州为中心的德化窑、同安窑、建阳窑等。沿海地区瓷业发展已远远超过内陆地区，表明瓷器生产对市场的依赖性和瓷器本身的商品性已明显增强。从海外考古发现看，当时瓷器远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乃至地中海和欧洲。　　从纪年资料看，中原地区的定窑白瓷和南方地区的景德镇影青瓷明显垄断了当时的国内市场，以淮河为界的中原和南方始终有其独立的市场。晋冀豫地区是定窑白瓷的产销中心，而长江下游则是影青瓷的势力范围。中原产品偶有进入南方市场，而南方生产的各种瓷器则几乎不见于中原地区。定窑白瓷、景德镇影青瓷及越窑精品在长城以北的大量存在，反映了当时密切的宋辽关系。其他窑系产品分布范围相对较小，大都集中在产地附近，在纪年墓葬、塔基中出土较少。辽代墓葬中大量出土的当地产品不见于宋朝版图内①。西夏瓷器则主要分布于今宁夏、甘肃、内蒙古和青海部分地区。　　定窑是中原地区最著名的窑场①。北宋时期是定窑的最盛期，不仅产量大，而且已形成自己的特点。窑址中的宋代地层内普遍发现煤渣，说明已用煤作燃料。在作坊遗迹中有搅拌瓷泥的砖砌长方形槽，有印花用模子、匣钵和大量专为覆烧用的支圈。北宋中期创造了覆烧的方法，提高了产量，是装烧工艺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与此相应的是大量采用印花装饰，器型趋于单一。窑址中出土的瓷器，以碗盘居多，都是白瓷，胎土细腻，釉色润泽，白中略闪青黄或灰黄，口沿因覆烧而不挂釉，即所谓的“芒口”。流行器内壁印花、刻花和划花，花纹图案布局繁复而严谨，层次分明，并以各种花卉图案和各种动物形象为主。当时还为宫廷和官府烧造瓷器，遗址中发现有刻划“官”、“尚食局”、“尚药局”和“五王府”等款的瓷片，为宫廷烧造的瓷器上的花纹多为龙凤图案。另外，在窑址中还发现有少量的黑釉、酱釉和绿釉瓷片，即文献中所称的“黑定”、“紫定”、“绿定”。河北定县北宋塔基中出土了百余件定窑白瓷，其中有20 件刻有“官”字款。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① 俞永炳：《宋辽金纪年墓葬和塔基出土的瓷器》，《考古》1991 年第1 期。①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设想与试掘》，《考古》1965 年第8 期。陵出土的37 件定瓷中，“官”款器多达16 件。这些瓷器胎薄釉润，造型优美，是定窑的上乘之作。　　磁州窑是宋金时期北方著名的民窑，在今河北磁县观台镇②。产品以碗盘为主，也烧造大型罐盆之类的日用器皿，印有“张家造”戳记的瓷枕就是观台的产品。磁州窑瓷器用绘花、划花和剔花等技法，绘制黑、褐两彩的花卉禽鱼等图案，以明快流畅充满生活气息的构图著称。属于磁州窑系的窑场很多，分布于今河北、河南、山西一带。除观台以外，河南修武当阳峪窑址和汤阴鹤壁集窑址也很重要。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专烧青瓷的民窑①，产品种类很多，釉色沉稳，装饰花纹与定窑相似。　　钧窑钧窑瓷器也属于青瓷但其釉色却是一种蓝色的乳光釉，深的作天蓝色，浅的如天青色，最淡的似月白色。在蓝色釉中利用还原铜的呈色作用烧出了红色，红蓝釉互相融合又出现了紫色。北宋钧窑有各式花盆、盆托，以及洗、炉、尊、钵等器，有些是专为宫廷烧造的②。　　北宋末年，中原战乱，制瓷业停顿，北方的制瓷工匠南迁，促进了南方诸窑的发展。南方诸窑中最重要的是景德镇窑和龙泉窑。　　景德镇窑在宋代烧造青白釉瓷器，以湖田窑的产品质量最高。由于采用并改进了定窑的覆烧工艺，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器的产量有很大提高，器型以碗、盘、洗、盒为最多。装饰手法早期以刻花为主，北宋晚期以后流行印花装饰。　　龙泉窑是继越窑而起的南方烧造青瓷的窑场，分布于今浙江南部诸县中，而以龙泉县为中心。经过多年对龙泉窑址大规模的发掘，对窑床结构、工场作坊的规模、烧制原料、燃料、水源、制作工艺等都有了较清楚的认识。窑床都是依山而建的长达数十米的“龙窑”，工作间、晾坯间和淘洗池等均在龙窑附近的开阔平地上。龙泉窑在北宋尚处于初期阶段，受越窑影响较深。到南宋中期以后有较大的进步，烧成了代表龙泉特色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并成功地仿烧南宋官窑“紫口铁足”产品。　　建窑窑址在福建建阳，以烧造黑瓷著称，产品以碗盏为主，在漆黑色的釉上有闪银光的细条纹，状如“兔毫”；也有闪银光的圆点纹，状如“油滴”。考古发掘表明，宋代建窑窑炉结构先进，有的龙窑长达百余米，为其他窑系所罕见。　　吉州窑也是南宋时期才发展起来的窑场，窑址位于江西吉安永和镇。　　它多仿其他名窑，但又有创意，如仿建窑黑瓷时，能烧出黑、黄色混合如海龟壳似的釉色，称为玳瑁；又将民间剪纸的花样作为纹饰移植到瓷器上，成为吉州窑的独特风格。　　广东、福建窑广东广州、福建德化及晋江、厦门等地，在宋代兴起了大批窑群，以生产外销瓷为主。德化窑采用分室龙窑①，更易控制窑内温度和气氛，烧制的产品质量更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产品专供外销，国内出土不多。西村窑产品分粗、细两类，一个窑场生产多达40 多种产品，每种又有多②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 年第6 期。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黄堡耀州窑》，文物出版社1992 年版。　　② 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文物》1975 年第6 期。　　① 福建省博物馆：《德化窑》，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　　样的型款和釉色，这在宋窑中是较为突出的。西村窑产品在国内很少流传，在东南亚地区屡有出土。　　官窑宋代名窑中的官窑专门生产宫廷用瓷，其产品并非商品，但官窑的工匠却来自民窑，汝州官窑的前身可能是民窑。南宋官窑是宋室南迁后在杭州烧制仿照北宋官窑产品的窑场，窑址位于今杭州市南郊，已被全部揭露，发现龙窑两座以及作坊遗址和大量遗物。官窑产品素面无纹，以紫胎、粉青或灰青釉、开片为特征，有支烧和垫烧两类产品，后者具“紫口铁足”特征，胎薄釉厚，是官窑产品的代表作，曾为龙泉窑所仿效。　　辽代制瓷业是在唐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窑场和产品分布主要在今辽西、内蒙古东部和北京一带。已发现的赤峰缸瓦窑址，出有“官”字款窑具，是比较重要的辽代窑址。其产品受北宋中原地区瓷窑的影响。如白瓷印花装饰明显受定窑的影响，剔刻花纹受磁州窑系同类装饰的影响。　　辽代瓷器有独特的造型和釉色，如鸡冠壶、黄釉瓷壶和造型别致的三彩盘碟。但因窑温较低，釉层烧结不佳，较易脱落。　　西夏灵武窑位于今宁夏灵武，1984—1986 年对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①，揭示了西夏窑址的特点以及西夏瓷器的工艺水平。三次发掘共发现窑炉4 座、作坊遗址7 处。出土遗物有日常生活用品、雕塑品、娱乐品、建筑材料、窑具等。窑作南北向马蹄形，窑址出土的瓷器有白釉、黑釉、褐釉、青釉四类，青釉瓷有素面和刻花两种，其他三类均有素面、刻花、剔花和点花4 种。器类以日用碗、盘为主，以剔花瓷和白瓷最为精致。西夏瓷受到定窑和磁州窑的强烈影响，但也有自身的特点，其产品主要分布于今甘肃、宁夏、内蒙古和青海等地。　　金代制瓷业是在大定（1161—1189）以后恢复起来的，北宋以来的定窑、磁州窑、钧窑和耀州窑都仍在烧造。耀州窑的发现主要是金代的遗迹，发现马蹄形的窑炉、晾坯场和工作间等手工业作坊遗迹。徐淮地区的萧窑，风格近似定窑，是北方制瓷工匠南迁后新开辟的窑场。　　金银器这一时期金银器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民间金银作坊的大发展，富庶人家日常生活用品也较为常见。器物的制作一是更加华丽、精细，一是趋于素朴、简洁，适应了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北宋以后，出现了可能是批量生产的、形制和纹样雷同的作品，有些器物的形制、纹样等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而产地和店铺却不同；出土于各地的小口银瓶、心形银饰、银丝盒等十分相像，表明这时金银制造行业的产品已有一些固定样式，各地工匠的作品基本相同。不少器物胎体轻薄、制作简洁、小巧玲珑，是商品化后的必然结果。器形和纹样多为各阶层人士所喜闻乐见，民间格调浓厚，还出现了金银与漆、木、瓷器合璧的产品。　　宋代金银器主要出土于窖藏、墓葬和塔基中，特别是窖藏中常有大批发现，多是遇战乱时作为财宝埋藏起来的。　　已发现的地点多在南方地区，除江苏等传统的金银器生产地区外，江西、四川、福建等以往少有金银器出土的地区也有大量的发现。主要地点有：江① 马文宽：《宁夏灵武窑》，紫禁城出版社1988 年版。　　西的遂川、彭泽、波阳、乐安，江苏的南京、江浦、吴县、溧阳、镇江，四川的德阳、崇庆，福建的邵武故县，湖北的黄石、蕲春，浙江的宁波、永嘉、衢州，河北的定县，安徽的无为、六安等。福建邵武故县窖藏中出土的140余件、江苏溧阳平桥窖藏中出土的36 件、浙江永嘉窖藏中出土的50 余件、江西乐安窖藏中出土的100 件、四川德阳窖藏中出土的117 件、湖北黄石窖藏出土的292 件等，为较重要的发现。　　宋代金银器物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1)造型富于变化，器物出现了许多新的种类。器皿流行端庄秀美的多曲形、多瓣形、多棱形，如福建邵武故县窖藏银器中的莲花杯、菊花碗、菊花盘、梅花杯、梅花盘和鎏金八角碗、双鱼盅、八角碟等①，大都不见于唐代金银器中。江苏溧阳平桥窖藏中仅银盏一类，器体及口沿便分为四曲、五曲、六曲、十二曲等，许多器物成套使用②。唐代的银盘有圆形、菱花形、葵花形和少量不规则形，但入宋以后出现的八角和六角形盘，棱角分明，庄重沉稳，多角形金银器应是唐以后新流行的器物形制。浙江宁波天封塔南宋地宫中出土的浑银地宫殿模型和造型各异的银牌③，是以前没有的器形。　　(2)构图别致、题材广泛。以寓意繁荣幸福和美好吉祥的纹样内容最为盛行，如瑞果、鱼藻、牡丹、童子戏球等。纹样不再是图案化的装饰，更具写实性，包括飞鸟、菊花、缠枝牡丹、荷莲、团花等等，有的装饰花纹生活情趣浓厚。当时流行的鱼藻图，主要饰于盆、盘上，因多采用浮雕、高浮雕的作法，器物盛水后，水波荡漾，游鱼追逐，生动逼真。双狮跳跃戏球图案等也与唐代同类题材有较大的区别。有的还带有具体的内容，有特定的故事情节。　　(3)器类大众化、日常用品增多。宋代金银器多是成套用具，而且同类器物大量重复。山东莒南南宋窖藏出土的22 件银器中有荷叶盏10 件、莲蓬盏6 件。江西乐安南宋窖藏一百多件银器中①，有双鱼盘38 件、匙22 件、箸23双、杯20 件，可以看出这时金银器已有批量生产，以满足更大的日常生活需求。妇女的梳妆用具、首饰类出土很多，安徽六安宋末元初墓葬中出土的银奁，内装银制的粉盒、胭脂碟、粉盂、粉缸、胭脂罐等。浙江永嘉窖藏中出土鎏金银钗28 件、鎏金银簪16 件、双箍面银钏2 件、麒麟形鎏金银饰1 件、蝴蝶形鎏金银饰3 件、花形鎏金银饰1 件、银钗杆8 件②。这些物品的形制和装饰内容反映了当时市民生活情趣和社会风俗。　　(4)工艺制作有新成就。器物采用双层（即带夹层）、重瓣、高浮雕等新颖的工艺，充分显示了当时工匠的精湛技艺。器皿做成双层是两宋时期比较流行的工艺，福建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八角碗，江苏溧阳平桥窖藏中的乳钉纹鎏金银盏、双兽耳乳钉纹鎏金银盏等，都是有内、外壁的夹层器物。浙江衢州南宋墓出土的银丝盒，内外两层是在薄银片外焊以银丝编成的网纹③。重瓣的作法别具一格，溧阳窖藏中的各种银盏，整体如花形，盏心有一层或① 王振镛、何圣庠：《邵武故县发现一批宋代银器》，《福建文博》1982 年第1 期。② 肖梦龙、汪青青：《江苏溧阳平桥出土宋代银器窖藏》，《文物》1986 年第5 期。③ 林士民：《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文物》1991 年第6 期。① 杨后礼：《江西省乐安县发现宋代窖藏银器》，《文物资料丛刊》第8 辑，1983 年。② 金柏东、林鞍钢：《浙江永嘉发现宋代窖藏银器》，《文物》1984 年第5 期。③ 衢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衢州市发现南宋窖藏》，《考古》1983 年第9 期。多层花瓣；邵武故县窖藏银器的主要装饰特征即为重瓣作品。高浮雕是北宋以后，特别是南宋时期颇具特色的装饰技法，溧阳窖藏中的瑞果图鎏金银盘、狮子戏球图鎏金银盘和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八角杯、鎏金八角盘都是这种高浮雕装饰技法的代表作。镂空技术更加精致，并与其他技法结合使用，如江苏南京幕府山北宋墓出土的心形金饰①，由两个椭圆形的金片合成，镂空的纹样再施以錾刻、掐丝，使饰物玲珑剔透；浙江永嘉发现的叶形龙纹银簪，在镂空的缠枝细花上压印一条高凸的蛟龙，龙的颈、腹、尾部又分别錾刻一朵菊花，边缘线刻细珠纹，精美绝伦。　　(5)仿古制品出现。江苏溧阳平桥窖藏出土的一件乳钉纹鎏金银盏，造型如同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的簋，所饰的乳钉、雷纹也类似青铜器的装饰纹样。江西乐安窖藏银器中的乳钉纹凸花杯，外观具有青铜礼器的浑厚凝重感，古色古香，具有独特的时代特色，是当时社会上下崇古仿古风习的反映。　　(6)佛教用品较多。唐代一些塔基如法门寺塔地宫中也出有放置舍利的金银棺椁、金银器，但纯属寺院用具的不多。两宋时期不仅塔基中出土的金银棺椁较多，还出现了银制的塔、佛、僧人及寺院建筑模型、舍利瓶、葫芦瓶、净瓶等。山东长清舍利塔地宫出土的9 件银罗汉和1 件银供养人，是佛教信徒所施的供养物，也是北宋时期银器的精品。　　(7)流行文字刻铭。两宋金银器物流行文字刻铭，内容与唐代不同，纪年款识很少，而打印或錾刻店铺、产地、工匠名字增多，显示出当时商品经济已十分繁荣，以文字刻铭维护商品信誉。如江西彭泽易氏八娘墓中的银梳刻有“江州打作”铭，安徽六安南宋墓出土的银勺、银胭脂碟上压印“顾玉郎”款。四川德阳孝泉镇窖藏和福建邵武故县窖藏出土的器物中也有类似的刻铭。浙江永嘉窖藏银器的“京溪供铺记”、“京溪供铺工夫”、“冯将士工夫”等刻铭中，至少可以看出有三个店铺和九个工匠的名字。湖北黄石窖藏银锭上刻铸有解银者的官职姓名、银锭重量和铸银工匠的姓名，也有刻记银锭来源和用途的①。而江苏溧阳平桥南宋窖藏出土的银锭上的“真花银”、“京销银”等字样，则带有宣传产品的意味。湖北蕲春罗州城出土的窖藏金首饰中，有精雕细刻的花纹和大量的戳记或砸记，是研究宋代金饰加工业的重要资料②。此外，还有精心刻出的文学作品，福建邵武故县窖藏中的一件鎏金八角银碗，内底刻《踏莎行》词一首，10 行共61 字，外壁饰人物、建筑和卷草等，融词、书、画为一体，极富观赏性。江西乐安南宋窖藏中的两块银牌，分别刻有宋代文学名作《黄州竹楼记》和《醉翁亭记》两文，是罕见的文学遗物。　　辽代金银器契丹民族日常生活喜用金银制品，死后也常以金银制品随葬，因此考古发现的辽代金银物品较多，大都出土于墓葬中。主要有内蒙古赤峰辽驸马墓、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敖汉旗李家营子两座辽代早期墓、哲盟辽陈国公主墓，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等③，在内蒙古巴林右旗泡子营还①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 年第3 期。① 程欣人：《湖北黄石市西塞山发现大批宋代银锭》，《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9 期。② 蕲春县李时珍墓文物保管所：《湖北蕲春县罗州城村发现宋代金首饰》，《考古》1987 年第11 期。③ 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56 年第3 期；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 年第2 期；翁牛特旗文化馆等：《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79 年第4 期。　　发现了辽代的银器窖藏④。李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金银器中有一件鎏金银盘，盘心锤揲出一猞猁状兽；还有一件银执壶，口部有流，壶柄和口沿相接处饰一鎏金胡人头像，底部外缘饰一周联珠纹，这些都具有波斯萨珊式银壶的特征①。　　辽代金银器主要包括葬具、首饰、生活用品和服饰件几大类。其与唐、宋金银器最大的区别是有较多的面具、尸体网络等葬具和马具（包括鎏金器物）。辽代中、晚期墓葬中出土的按死者体形、性别制成的金、银面具和裹在尸身上的银丝网络，是契丹族特有的葬具。而银冠、枕、鞋等也是具有民族和地区特色的遗物。辽代器皿的一部分接受了中原金银器物的影响，如巴林右旗出土的柳斗形银杯、荷叶形敞口银杯、覆瓣仰莲纹银杯、海棠形錾花银盘和赤峰洞后村窖藏中出土的提梁鱼形银壶都与唐代银器的形制、纹样有相似之处②。辽代后期的金银器物则受到北宋的影响，部分器皿的造型采用多角形做法，转折清晰，棱角分明。　　另一部分如银鸡冠壶等是北方游牧民族有代表性的器形，巴林右旗出土的八角錾花银壶、八角银碗也是独具特色的器物。金银器中装饰品也很发达，辽宁朝阳辽墓出土的鎏金银大带，由数件方形银片组成，每片以缠枝纹为地，饰高浮雕的童子游乐图，构图生动，制作精细。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金银器是已知辽代金银器中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一批，该墓共出土金器31 件、银器147 件③。主要有金面具、八曲金盒、镂雕金荷包、錾花金针筒、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戒指、金球饰、鎏金银冠、高翅鎏金银冠、金花银枕、金花银靴、金花银盒、金花银钵、银长盘、银唾盂、银托盏、银壶、小银罐、银粉盒、银器盖、银刀、银锥、银勺、银丝网络、银马具和金银带等。所有金银器共用金约1700 余克，用银约1 万余克。金器经鉴定，含金量达95—98％。　　这批金银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是辽代金银器中罕见的发现。器物的内容十分丰富，金面具两件、银丝网络两套，是完整的殡葬服饰，体现了契丹大贵族的丧葬习俗和等级制度。金银带饰保留了原状也极为难得，银冠、枕、鞋等在中原地区比较少见。　　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墓中出土的银高足杯、鎏金龙纹银碗、银壶、银托盏、银筷子、银匙、银锁、银马具、金带饰和各种金银饰件，皆出自当地工匠之手，器物按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设计，为辽代所特有的器物形制，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叶茂台7 号墓所出银鎏金镂花捍腰①，锤錾五个塔式建筑，塔身嵌琥珀、琉璃珠，地錾鸾凤纹。这种多层錾刻技术是唐代金银细工的发展。　　西夏金银器宁夏灵武石坝出土一批包括碗、盒、发饰等的西夏银器，有的碗在内底以浅线錾刻卧牛图案，有的器物墨书意为“三两”、“三两半”的西夏文字，是有关西夏衡制的重要发现②。位于银川以西贺兰山东麓的西夏④ 巴右文、成顺：《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发现辽代银器窖藏》，《文物》1980 年第5 期。① 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 年第2 期。② 项春松：《赤峰发现的契丹鎏金银器》，《文物》1985 年第2 期。　　③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 年版。① 辽宁省博物馆等：《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 年第12 期。② 董居安：《宁夏石坝发现墨书西夏文银器》，《文物》1978 年第12 期。八号帝陵，出土有金带饰、花瓣形镂空金饰、金扣边、金鞍饰、镶嵌绿松石鎏金银饰、鎏金兽面形银饰、银片饰、圆形带钉银片饰等。金带饰正面为高浮雕式凸起的葡萄纹；鎏金银饰作花朵形，花蕊镶嵌绿松石①。内蒙古临河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除碗、盏托和大量饰件外，甚至还有一件纯金坐佛像②。金代金银器实物发现不多，已知的少量器物，工艺与辽、宋金银工艺有密切的关系，但制造较为简洁粗糙。黑龙江阿城金齐国王墓出土的各种金、银饰件多达20 件（套），其中的金丝玛瑙管项饰用12 件金丝管和16 件玛瑙管分为3 组交错相串而成。该地还曾出土过“翟家记”银锭等金代遗物③。北京通县金墓出土有银簪、镶宝石金坠饰、金箔片等④。　　玻璃器宋代玻璃器在数量、品种上较前增加，形制多样，工艺技术全面，用途更广泛。中国自产玻璃器已成为主流产品，输入的主要为伊斯兰玻璃器。发现与分布出土地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保存完好的多发现于寺院的塔基中。说明玻璃器仍作为珍宝供奉于佛教寺院中，或是为佛教寺院特制的器物。保存较好的宋代玻璃器，主要有河北定州北宋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碗、葫芦瓶等10 件，北宋净众院塔基出土的四联瓶、细颈瓶、碗、葫芦瓶等30 余件，江苏连云港海清寺出土的北宋葫芦瓶3 件，甘肃灵台北宋舍利石函内出土的葫芦瓶3 件，浙江宁波南宋天封塔出土瓶2 件，河北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北宋地宫出土瓶2 件，河南邓州福胜寺地宫出土的北宋瓶、紫红色葫芦瓶、葫芦瓶4 件，以及河南密县北宋塔基出土的50 余件等。辽代玻璃器出土数量不多，绝大部分是伊斯兰生产的外来玻璃器皿。　　静志寺塔基和净众院塔基出土两批玻璃器共达70 余件，是这一时期玻璃器考古的重大发现①。经部分测试可分两类：一类是中国自产的高铅玻璃，另一类为产于伊斯兰的钠钙玻璃。其中数量最多的葫芦瓶经X 荧光分析者均为自产高铅玻璃，是迄今出土最多的北宋玻璃器，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玻璃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河南密县北宋塔基出土的50 余件玻璃器，从造型和个别测试标本看，多是中国自产的玻璃制品②，数量多，形制多样，展现了当时玻璃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器类与器形宋代玻璃器造型多样，种类繁多，每类器物还有不同的样式。以玻璃瓶数量最多，式样最繁复。瓶的尺寸较小，有葫芦瓶、长颈瓶、四联瓶、胆形瓶等多种造型，而尤以葫芦瓶的数量最多，如静志寺塔基出土8 件，净众院塔基则多达33 件，其他塔基出土的玻璃器亦以葫芦瓶为主。由于这种瓶中有不少内装小沙粒状的舍利子，可能是佛教寺院中专门用来供奉舍利的器皿；也有的开盖后散发出香气，原为装香料之用。除碗、壶、玻璃①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8 期。② 陆思贤、郑隆：《内蒙古临河县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文物》1987 年第11 期。③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4 期、1989 年第10 期。　　④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11 期。①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 年第8 期。② 金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 年第10 期。珠、蛋形器等外，还新出现玻璃簪、壶形鼎、鸟形器等。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珠，与战国、西汉、东汉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相同，更接近隋、唐时期的玻璃果，但制作更为精致，酷似葡萄粒，其充分利用玻璃半透明的质感和色彩变幻的特性，使珠饰光彩夺目，晶莹可爱。　　制作工艺大都是无模吹制而成，器壁较薄。经X 荧光分析、化学定量分析者，都属铅玻璃，为中国自己生产。密县塔基出土的鼎形壶，先吹制出短颈圆球形的器体，再拉出玻璃条加热粘贴于器腹下部为足。鸟形器的制法与鼎形壶相同，但工艺更为复杂，包括吹制、拉玻璃条、粘贴等多种技法，是北宋玻璃工艺中难得的精品。宋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玻璃及其制造工艺的描述，出土实物使我们对当时的玻璃工艺有了形象的了解。新疆若羌瓦石峡遗址发现的大量玻璃残片，经拼对多为长颈瓶，种类较单一，还有一些似为玻璃废料，显然是一处玻璃作坊，属于宋元时期，为中国已知最早的玻璃作坊遗址①。　　纺织品宋代是我国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纺织业已发展到全国的43 个州，重心南移江、浙。宋代纺织品遗留至今的，主要有福建福州黄昇墓的纺织品和衣物300 余件、江苏金坛周瑀墓衣物50 余件、江苏武进宋墓衣物残片、湖南衡阳宋墓和宁夏西夏陵区108 号墓丝麻织品、浙江兰溪棉毯和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丝织衣裙等。以罗居多，尤以花罗最有特色，此外还有绫、缎、印花及彩绘丝织品等。　　丝麻织品湖南衡阳县北宋墓中出土的大量丝麻织物①，共有大小衣物及服饰残片200 余件（块），有袍、袄、衣、裙、鞋、帽、被子等，质地有绫、罗、绢、纱、麻等。纹样丰富，在花纱、花罗、花绫的纹样装饰上，有大、小两种提花织物，小提花织物纹样主要由回纹、菱形纹、锯齿纹、连钱纹、几何纹组成，花纹单位较小，还遗留着汉唐提花织物以细小规矩纹为图案的装饰风格。大提花织物纹样构图复杂，生动流畅，多以动、植物（狮子、仙鹤、菊花、牡丹）为主题，用缠枝藤花、童子为陪衬，并点缀吉祥文字，与宋代建筑、瓷器和铜镜上的装饰作风极为相似，在纱、罗衣襟残片上，还发现圆扣和麻花形扣眼。这丰富了对北宋时期装饰工艺的认识，为研究北宋时期纺织技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福建福州出土南宋黄昇墓中的遗物多达480 件②，有长袍短衣64 件，裤23 件，裙子20 件，鞋6 双，袜16 双，被衾5 条等，还有大量的丝织品衣物，另有成幅织物134 件。集中反映了南宋纺织工业水平和优秀的传统纺织技艺，有平纹组织的纱、绉纱、绢，平纹地起斜纹花的绮，绞经组织的花罗，异向斜纹或变化斜纹组织的花绫和六枚花缎等7 个品种，以罗居多，近200件。绢和绫次之，纱和绉纱数量较少。罗和绫多是提花，有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菊花、芙蓉等，而以牡丹、芙蓉和山茶花最多，往往以牡① 黄小江：《若羌县文物调查简况》，《新疆文物》1985 年第1 期。　　① 湖南省博物馆、衡阳市博物馆：《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陈国安：《浅谈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纺织品》，《文物》1984 年第12 期。　　② 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　　丹或芙蓉为主体，伴以其他花卉组成繁簇花卉图案。这种写实题材的表现形式，富有生活气息。绢和纱则为素织。出土的褐黄色梅花璎珞绫，长1104厘米，幅宽56 厘米，匹端墨书“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可能是官营手工业作坊的产品。该墓还首次出土了六枚纹纬松竹梅提花缎。　　江南地区南宋墓中，丝织品多成批出土，江苏金坛南宋末年周瑀墓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丝织品①，质料包括纱、罗、绢、绸、绮、绫等6 种，反映出宋代镇江织造业的发展水平，还出土一轴绢本牒文。福州北郊南宋墓中出土的丝织品多达100 多件。江西德安发现的南宋咸淳十年（1274）周氏墓中，也出土了丝织衣裙百余件②。　　印染品宋代已发展成泥金、描金、印金、贴金、加敷彩等多种印花支柱。黄昇墓中出土的印花与彩绘丝织品，花色品种十分齐全。如服饰的对襟和缘边，多镶上一条有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或彩绘的花边。印出的花纹底纹或金色轮廓再描绘敷彩，最后用白、褐、黑等色或以泥金勾勒花瓣和叶缘。纹饰变化多端，有白菊、牡丹、芙蓉、木香、海棠、水仙、山茶、桃花、白萍等花卉，有鸾凤、鹿寿、狮球、蝶恋芍药、飞鹤彩云等动物纹，有印花人物花边。在敷彩的大叶子上，工笔绘就人物、楼阁、鸾鸟、花卉等图案。叶的间隙还绘有手执折枝花或荷叶的童子，站立于几凳上。出土时为灰绿、灰蓝、褐、桔红色等。泥金印花再填彩纹的花边，纹饰除常见的花卉外，还有香串流苏、绶珠飘带、鱼藻、狮子戏球等。贴金印花者，有的在贴金的纹廓内再敷彩而成贴金印花敷彩的纹饰。花纹上的金箔连接成片，比泥金印花更显出金光灿烂的装饰效果。印花丝织品采用了镂空版印花的四种工艺，即植物染料印花、涂料印花、胶印描金和洒金印花。其中描金和印金是前所未有的印花工艺，前者是将镂空版纹饰涂上色胶，在织物上印出花纹，配以描金勾边，印花效果更佳；后者则是将镂空花版上涂上有色彩的胶粘剂印到织物上，待色胶未干时在纹样上洒以金粉，干后抖去多余金粉而成，它和凸版花纹相比，花纹线条较粗犷，色彩较浓，有较强的立体感。宋代的缂丝以朱克柔的《莲圹乳鸭图》最为精美，是闻名中外的传世珍品。　　棉织品宋代的棉织业得到迅速发展，已取代麻织品而成为大众衣料。　　浙江兰溪南宋墓内除丝织的单衣夹衣外，还出土一条完整的白色棉毯①。棉毯两面拉毛，细密厚暖。毯长2.51 米，宽1.15 米，经鉴定由木棉纱织成。棉毯是独幅的，从而证明历史上曾存在“广幅布”和阔幅织机。　　辽代丝织品近年来辽墓中出土有大量丝织品。辽宁法库叶茂台7 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包括绢、纱、罗、绫、锦和缂丝共六类90 多个品种规格。其中有首次发现的辽、宋时期丝织品用金的标本多件，有片金缂丝、描金、捻金等数种。该墓出土的一件长约2 米的缂丝袷被，以金为主色，织出升龙、火珠、山、水、海怪组成的复杂图案，是早期缂丝的典型标本。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一批织锦、绫、罗、刺绣中，有用“夹缬”和“蜡缬”法印染的各种花纹。这两批织物，一部分属于契丹人特有的服饰样式，可确认为辽地产品。内蒙古乌盟察右前旗豪欠营第6 号墓女尸面具下衬垫的丝绵、棉纸、中絮丝绵的粗罗、花色绢；网络内穿的丝绵长袍、短袄、短衫、裙、背心、手套等① 镇江市博物馆、金坛县文化馆：《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7 期。②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 年第9 期。① 汪济英：《兰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1975 年第6 期。多层丝织品葬服，以及裹尸用的深褐色粗罗，是研究契丹丝织业的重要资料①。　　西夏丝织品史籍记载西夏每年从宋朝得到大量的丝织品，自己也有织绢院织作丝绸等物，可能多仿自宋朝。西夏帝陵出土的织物中，有素罗、纹罗，纤细轻柔，透明飘逸；工字绫、异向绫，工字套叠合榫，富有民族风格，是在传统的唐绫织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颖别致纬线显花法，其表面还残留敷彩或印金粉的痕迹，可见原来应有斑斓绚丽的色彩；特别是茂花闪色锦，色调层次丰富，闪色效果好，又是我国首次出土，尤为珍贵②。　　金代丝织品黑龙江阿城市金齐国王墓出土一批完整、精美的丝织品服饰和棺盖板上的团龙卷草纹织金丝织品，是金代服饰的重大发现。丝织物主要是男女服饰，分为绵、夹、单类共计30 余件，有袍、衫、裙、腰带、鞋、袜、冠帽等。服饰原料有绢、绸、罗、锦、绫、纱等，经纬线排列细密，弹性、韧性良好。织工精湛，大量采用挖梭技术，织金品占有相当数量，有织金绸（绫）、织金绢、织金锦等。此外还采用印、绘、绣等技法，特别是绣法，针法灵巧多变，可分为辫绣、打籽绣、贴补绣、盘香绣、平针、接针、套针、钉线、铺线、圈金等10 余种。颜色有驼、绛、棕、烟、酱、绿、青等色。花纹图案有团龙、夔龙、云鹤、飞鸟、鸳鸯、朵梅、团花、卷草、璧桃、蝴蝶、卷云等纹。袍、衫多为盘领、开裾，具有浓厚的北方民族特点。为研究宋、金时期的缫丝技术、纺织技法、印染工艺、织机种类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漆器两宋时期小商品生产很发达，其中制漆业是发展较早的重要行业之一，当时的制漆作坊多设在城市，产品往往带有产地等商标铭记。考古发现的宋代漆器绝大部分在江南地区，它们主要是温州、四明、杭州（临安）、苏州、江宁、襄州等地制造的，其中温州漆器最负盛名。　　江苏淮安北宋杨氏墓群中发现的75 件漆器，大部分为木胎，以黑漆为主，也有酱红色和外黑内红的，都属饮食用器，其中数件题有铭记，如“戊申温州孔三叔上牢”、“江宁府烧朱任□上牢”、“己酉杭州吴□上牢”①。在无锡宋墓、杭州老和山的南宋墓中都曾发现带铭记的漆器②，都标明了制造者的姓氏或商铺的字号。武进南宋墓中出土的温州漆器最为精美，有温州新河金念五郎造戗金花卉人物奁、五马钟念二郎造戗金长方盒、丁字桥巷廨七叔造戗金细钩填漆长方盒，以及满雕云纹的剔犀牛镜盒等。戗金朱漆莲瓣式奁盖面戗划园林仕女，奁壁为折枝花卉；朱漆地长方盒戗划沽酒老人；黑地长方盒盖面戗划池塘水景，花纹之外，密布用钻眼做成的斑纹地，在一幅画面上有两种髹饰技法，说明有纹饰的漆器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为研究宋代① 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察右前旗豪欠营第六号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 年第9 期。②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史组：《西夏陵区108 号墓出土的丝织品》，《文物》1978 年第8 期。① 罗宗真：《淮安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1963 年第5 期。　　② 朱江：《无锡宋墓清理纪要》、蒋赞初：《谈杭州老和山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4 期、1957 年第7 期。　　温州的制漆工艺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①。浙江杭州北大桥发现的单砖室宋墓，棺内出土碗、盒、唾壶等漆器10 余件，其中曲木圈叠胎制作的唾壶，是宋代漆器的佳作。按朱书铭文，可知它们也是温州产品②。这些日用小商品的突出发展，是这个时期民营手工业的特色。　　无锡北宋墓中发现的漆尺，保存完整，刻度清晰，长度与巩县、石家庄宋墓出土的铁尺相同。以往宋尺实物较少，仅见木尺、铁尺两种质地，此漆尺为宋尺增添了新品类。常州宋墓出土的苏州产金银胎漆器夹罗漆片等，证实了苏州与杭州、温州等地一样是当时漆器的重要产地③。武进前南村宋墓也出土有漆器。　　武汉市郊十里铺北宋墓出土漆器19 件，全为木胎，旋制，容器一般为内髹赭漆，外髹黑漆，有的底有朱书文字，分别为“丙戌邢家上□（牢）”、“丁亥邢家上□（牢）”、“戊子襄州骀马巷谢家上□（牢）□□”、“己丑襄州邢家造其上□（牢）”等字样④。根据同出遗物，上述干支纪年当是北宋崇宁五年到大观三年，可见襄阳为漆器生产中心之一。　　苏州瑞光寺塔的第三层塔心窖穴中瘗埋着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的珍珠舍利宝幢，幢全高122.6 厘米，分别以木胎和夹苎胎的描漆雕漆而成，底座上的狻猊、宝相花、供养人则是用稠漆堆塑的①。福州南宋末年（1235）墓中出土的漆器中，有4 件犀皮漆盒，非常珍贵②。　　① 陈晶：《记江苏武进新出土的南宋珍贵漆器》，《文物》1979 年第3 期。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北大桥宋墓》，《文物》1988 年第11 期。③ 陈晶：《常州北环新村宋墓出土的漆器》，《考古》1984 年第8 期。④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武汉市十里铺北宋墓出土漆器等文物》，《文物》1966 年第5 期。① 苏州市文管会等：《苏州市瑞光寺塔发现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1979 年第11 期。② 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三节陵墓这一时期的陵墓，规模、气势都不如前代；各种类型的墓葬，等级制度比较松弛，随葬品较少，但墓室结构比较复杂，更多地模仿了当时的地面建筑。辽金墓葬一方面具有浓厚的民族和区域特色，另一方面反映了其接受汉族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　　“十国”、宋代帝王陵“十国”帝王陵五代时期五代十国帝王陵中前蜀王建的永陵、后蜀孟知祥的和陵、南汉刘晟的昭陵和南唐李昇、李璟的钦陵、顺陵等，以及吴越文穆王钱元瓘墓等，都经发掘清理。孟知祥夫妇合葬的墓室构造颇为别致，为三个并列穹窿顶圆形墓室，中间主室较大，两侧耳室较小，全部用青石叠砌，棺座上有精美的浮雕，墓门旁有彩绘人像，已脱落残缺①。钱元瓘墓的石刻星图，其二十八宿星图绘制的正确性，是对世界天文史的杰出贡献②。北宋帝陵北宋太祖至哲宗七代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陵墓，位于今河南巩县境内嵩山、洛河间丘陵上。陵区以荥田镇（宋永安县治）为中心，南北约15 公里，东西约10 公里。北宋皇陵按地望可分作4 区，依次为：(1)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2)真宗永定陵；(3)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4)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结构完整，陵前列石大致齐备。20 世纪60 年代初曾进行过全面调查③。　　宋陵面嵩山而背洛水，地势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其地点的选定严格按勘舆术的要求，而与前代帝陵有很大的不同。8 座皇陵所在地位并无长幼次序，依同一制度营造，布局基本一致，沿袭了唐代积土为陵的制度，只是陵园的规模较小。每陵皆有兆域、上宫和下宫。兆域四周植棘枳为标记。兆域内除皇陵外，还有祔葬的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上宫即陵丘四面所筑陵垣以内部分，陵丘居中心，夯土筑成覆斗形，边长约230 米。陵垣四面各设一门，四隅有角阙。东、北、西3 门之外，各置石雕蹲狮一对。南门系正门，门道内置石雕宫人一对，门外置石雕武士、奔狮各一对。南为神道石刻，夹神道建鹊台、乳台各一对。乳台以北为列石，自南至北依次为望柱、象及象奴、瑞禽、角端、仗马及控马官、虎、羊、客使、武臣、文臣等60 件。陵丘前南神门内为南殿，即所谓“上宫”。“下宫”乃日常奉飨之所，建于皇陵西北，后陵之前，与唐陵下宫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后陵在帝陵之北，布局与帝陵相同，但规模缩小一倍，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永定、永昭、永厚、永裕诸后陵北面，永熙后陵南面皆有面南蹲狮一对，是仅存的下宫遗迹。　　宋陵地面石刻仅列于帝后陵前者，即有550 多件，加上陪葬之亲王、大臣墓者，总数可达千件以上。其布置均仿照唐陵的格局，仅内容、类别、数量稍有变化。从形态和装饰上比较可分作三期：前期相当于10 世纪末到11①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等，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② 浙江省文管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　　③ 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 年第11 期。　　世纪初的永安、永昌、永熙、永定四陵，各类人物造型较粗壮，带有晚唐遗风。中期约当11 世纪前半叶的永昭、永厚二陵，人物造型由粗壮渐趋于修长，文臣静雅、武士也有“儒将”风度。晚期约当11 世纪后半叶至12 世纪初的永裕、永泰二陵，人物皆作修长体态，瑞兽图案失去了活泼神情，腹部两侧增设了云朵及水波纹，着意渲染其神秘色彩。有七座帝陵前置石刻客使和驭象人，含义已与唐陵不同，不含有征服、鄙视的意味，而是平等相处、友好往来的象征。　　永熙陵三处后陵之最南一陵，为元德后李氏陵，早年被盗。1984—1985年间发掘，是第一座经科学发掘的宋代帝后陵墓①。地面存有灵台、石象生和部分阙台，砖砌地宫为近圆形的多边形，南向、有券门、穹窿顶。室内影作出角柱、斗栱、昂、耍头以及枋、椽、望板、檐瓦等，栱眼壁墨线勾勒盆花图案，室顶涂青灰色苍穹，其上以白粉绘出银河及星辰。周壁用平砖砌筑，雕有桌、椅、衣架和门窗等装饰。倚柱上置仿木构单昂四铺作斗栱，上承屋檐。墓室内绘有建筑、云朵等彩画，可辨认的具体建筑形式有版门、直棂窗、挟屋、四注屋顶和鸱尾等，是已发掘的北宋纪年墓中饰有仿木构砖雕和壁画年代最早的一例（时为宋咸平三年，1000）。　　开采皇陵用石的遗迹位于今河南偃师南部前罗山前的山沟里，长约数里，沟壁满是采石留下的凹坑和錾凿痕迹，沟底散布着厚厚的一层废石料。石壁上保存着元符三年（1100）为永泰陵采石工程中导泉的题记，山崖上找到一处埋葬死难工匠的石龛，这是一项过去尚未发现过的古代遗址。采石场宋人题记，记载了北宋禁军参与采石工程的史实，证实了北宋帝、后陵墓采石碑记所列使用工匠、兵士的数字。　　南宋六陵攒宫在今浙江绍兴，为南宋六帝的临时安厝地。元灭南宋后被破坏，现地面已无痕迹。从文献记载看也有“上宫”、“下宫”，大体上是沿袭北宋的陵制，但没有乳台、象生，也没有陵垣及四门。　　辽、夏、金帝陵辽陵辽代十帝的陵墓，分为五个区域：(1)太祖祖陵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2)太宗怀陵在今巴林右旗境内，穆宗祔葬于怀陵。(3)显陵在今辽宁北镇医巫闾山中，为世宗父东丹人皇王陵，世宗也葬显陵西山。(4)景宗乾陵在今北镇西南，天祚帝于金皇统五年（1145）祔葬于乾陵旁。(5)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和道宗永福陵，合称庆陵，在今巴林右旗白塔子北面的大兴安岭中。辽代帝陵多依山为陵，陵前建献殿。各区帝陵皆置奉陵邑和守陵户。祖陵的祖州、怀陵的怀州、显陵的显州、乾陵的乾州、庆陵的庆州等都是奉陵邑，其中祖、怀、庆三州的城址至今尚存。诸陵中庆陵的考古工作较为全面系统，辽太祖的祖陵位置也得到考定①。　　庆陵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仁德皇后、钦爱皇后的永庆陵，辽兴宗耶律宗真和仁懿皇后的永兴陵以及辽道宗耶律弘基和宣懿皇后的永福陵的总称。依山南麓东西排列，间距约2 公里，统称为东陵、中陵和西陵，有陵门、享殿和神道，面朝东南，遗迹多残毁。中陵享殿西南方残存石刻陀罗尼经幢1 座。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 年第3 期。① 洲杰：《内蒙古昭盟辽太祖陵调查散记》，《考古》1966 年第5 期。地宫均有前、中、后室及4 个侧室，用沟纹砖和石灰浆砌筑，四壁用砖三层，顶用二层。内壁抹石灰，再彩绘壁画。东陵保存较好，前室平面方形，其余各室呈圆形，各室间有长甬道相连。地宫全长21.2 米，最宽15.5 米，最高约6.5 米，曾出土有枋、椽、斗栱等小木作结构，但原有结构情况不明。中陵和西陵均已遭毁，地宫多为八角形，前室呈十字通道状。　　三陵均有壁画，现仅东陵保存了摹本和照片资料，内容有装饰图案、人物和山水等。墓门及墓内砖砌仿木结构上饰红、绿彩，墓门上鸱吻饰黄褐彩。仿木结构细部及墓壁上方工笔彩绘龙凤、花鸟、祥云、宝珠以及网格状图案，是已发现的辽墓中等级最高的。在墓道、前室及其东西侧室、中室和各甬道壁面上，彩绘与真人等高的人物70 余个：墓道两壁为15 个戴圆帽、穿圆领窄袖长衫、执骨朵的仪卫和1 匹备有鞍辔的马。前室南甬道与中室南甬道绘有同样的仪卫。前室前半部分两壁各绘6 人乐队，均戴有脚幞头、穿黑袍。其余40 个人物大多是男像，多数髡发，少数戴圆帽，均着圆窄袖衫，腰围革带，拱手或叉手侍立。人像上方都墨书契丹小字榜题。最有特色的壁画，是中室四壁所绘的四季风光山水画，构图严谨，鸟兽形象生动，应是描绘辽皇室四时捺钵之所的景色。从墓室的形制和壁画的内容看，辽代的帝陵应是象征当时以牙帐为居处的捺钵行宫。　　庆陵早年遭盗掘，出土遗物多已散失，仅存部分石刻哀册，有汉文哀册5 合，契丹小字哀册2 合和榜题，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契丹小字资料，它首次证实了契丹文的存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①。　　西夏陵在今宁夏银川市西25 公里的贺兰山东麓，整个陵区东西约4公里，南北约10 公里。李继迁的裕陵和李德明的嘉陵为元昊称帝后追尊的陵名。见于《宋史·夏国传》的有元昊的泰陵、谅祚的安陵、秉常的献陵、乾顺的显陵、仁孝的寿陵、纯祐的庄陵、安全的康陵，遵顼以后陵名为史所不载。陵园占地面积有的达10 万平方米以上，按陵区地形可分为三区：南区二陵，中区四陵，北区三陵。帝陵多居于近山地势较高的一侧，陪葬墓大都是在地势较低的东侧，南北两区诸陵靠得很紧，陪葬墓较少；中区诸陵相距较远，陪葬墓较多。陵区北部偏东，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建筑遗址，很可能是陵区管理机构所在地。从1972 年开始，重点调查并发掘了第8 号陵，并清理了两处帝陵碑亭。　　第8 号陵在陵园正南立双阙、阙间辟神道。双阙以北神道两侧各立一座碑亭，碑亭北为外神墙、月城和内城。月城内沿神道两侧立石象生。内城平面长方形，东西长183 米，南北宽134 米，四角建角楼，四面正中各开1 门。南门有3 门洞，门内为献殿。地宫在内城西北隅，地面上有平面为八角形的塔式灵台，从残留的7 级夯土台基来推测，原应是一座八角形塔式建筑。在陵园最外一周的四角各建一角台。西夏帝陵与巩县宋陵的平面布局颇不相同，特别是内城呈长方形，内城前加月城以及地宫偏处内城西北隅、地上建塔式建筑等，皆为北宋诸陵所不见。　　西夏陵园的地面建筑都已成为废墟，文物遗存尚见大量建筑材料、石象生、碑亭等。第8 号陵园北端的建筑“孛王庙”遗址已经发掘，面积约6 万平方米，现存各类建筑遗迹10 余处，外围为一周夯筑土垣，南西两面各开一门，西门外筑有瓮城。围墙内建筑可分三部分：南部为东西对称的两个四合① 刘凤翥：《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契丹文字的出土和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 年第1 期。院；中部为3 个四合院组成的凸字形建筑群；北部为一座殿堂基址。发掘部分属于中部建筑群的东南部，清理出过殿一座、挟屋两座、厢房一座以及墙基、踏道、柱础等，出土大量陶质或琉璃质建筑材料以及瓷器、泥塑等。发掘者认为这组建筑为西夏祖庙遗址，它在继承中原汉式建筑传统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民族风格。　　第8 号陵的地宫也已经发掘，地宫基本形制与汉族地区汉唐时期流行的土洞墓大体相同，主室呈扁长方形，南北5.6 米、东西6.8—7.8 米。前有甬道，甬道壁上画有武士等壁画，主室两侧各有一配室。由于早年遭破坏性的发掘，地宫的结构已不清楚，在残存的底部仅发现了一些残缺的金银饰件、铜甲片、铁器和陶瓷片等。根据碑石残块所记的材料推测，此陵可能是西夏第八代皇帝遵顼陵，葬于西夏乾定四年（1226）。该陵斜坡墓道底铺设横木，甬道口用原木和木板封闭，墓壁有护墙板。多层宝塔式灵台位于墓室后部地上，实际不同于封土堆等等，显示了西夏独特的葬制①。　　另外还清理了第2 号陵的碑亭，出土汉文残碑石511 块、西夏文残碑石1265 块。复原出一块篆体西夏文“大白上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碑额，证实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寿的寿陵②。　　金陵位于今北京房山区，是金代帝王和诸王的兆域，方圆约60 公里，因其在明代即遭破坏，布局不清。考古勘查工作始自1986 年，周口店睿宗景陵石碑的发现，为探索陵位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还发现一段保存原貌的御道及两侧的石雕象生、石阶等。御道东西宽5.4 米，南北残长3 米多，展示了当年拾阶而上直通主陵的一条神道，为勘查金陵地域范围、确定具体陵位，提供了重要依据③。　　五代、宋墓葬五代墓中原地区发掘的很少，今河南洛阳、伊川的后晋墓，墓室和遗物都较简陋。江南各地发掘的墓葬稍多，如湖南长沙1960 年前即发掘300 多座，出土了不少瓷器等①。　　宋墓发掘较多，不少带有纪年。墓葬形制较为复杂，各地墓葬由于自然地理和埋葬习俗的不同，在形制、随葬品方面也有较大差异，墓葬规模及随葬品数量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没有必然的联系。根据目前的研究，宋墓可以分为五区：中原北方地区北宋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大体上以神宗熙宁元年（1068）为界。前期多土坑墓，也有砖室墓，砖室墓中有简单的仿木建筑。随葬品以瓷碗、罐为主，有时也有精美的瓷器。后期流行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河南禹县白沙宋墓的仿木建筑最复杂，壁画以表现墓主人夫妇家居“开芳宴”为主要题材，墓中随葬品稀少。砖室墓中也有平面长方形券顶的，夫妇合葬的还有双室并列的券顶砖室墓，这类墓葬中有较多的日用器皿随葬。河南方城宣和元年（1119）强氏墓中出土了100 多件石雕的家具、生活用品①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9 期。② 李范文：《二号陵残碑的碑额》，《文物》1978 年第8 期。　　③ 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北京考古的新成果》，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① 周世荣：《略谈长沙的五代两宋墓》，《文物》1960 年第3 期。　　模型和男女仆侍俑，是中原宋墓中罕见的特例②。　　长江中下游（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地区北宋墓葬以竖穴土坑为主，也有平面长方形的砖室墓，随葬品较中原北方地区者为多，都以实用器皿随葬，有瓷器、漆器和铜镜等装饰品，瓷器以影青瓷器为主。南宋时期长方形砖室墓数量增多，且多两室并列夫妇合葬墓——“同坟而异葬”。湖北地区还出现了砖石混合墓和仿木结构砖室墓。南宋墓随葬品中出现龙泉青瓷器，时代愈晚，数量愈多。　　湖广地区（湖南、广东和广西）墓葬形制基本上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相同。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特别是形制特殊的多角罐和堆塑陶坛尤其复杂，有蟠龙龟蛇、楼阁亭塔、乐舞人物，有的还贴塑佛像。广东宋墓除砖壁石顶的砖石结构和石椁墓外，还有较多的火葬墓。墓葬中盛骨灰的陶坛种类较多，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闽赣地区（福建和江西）除砖室墓外还有用石板条石砌筑的石椁墓。　　福建龙溪、将乐和江西乐平一带的宋墓，墓壁流行壁画装饰，墓室结构简单，与中原北方地区复杂的仿木结构建筑壁画墓不同。壁画以表现墓主人起居生活为主。北宋至南宋中期墓葬中，特别盛行陶瓷俑的陪葬，俑分两类：一类是现实人像俑，另一类是神煞偶像俑。南宋中期以后，俑类日渐减少，明器神煞中的四神、十二生肖多塑在常见的堆塑瓶上。福建西北部的宋墓除随葬龙虎瓶外，还流行随葬多角罐。　　川贵地区（四川、重庆和贵州乌江北岸地区）四川宋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长方形的砖室墓，集中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地区，多双室或三室并列。北宋时多随葬陶器，很少发现陶俑；南宋时多火葬，墓室缩小，出现上下层之间铺以石板的双层墓，随葬品以陶俑为主，淳熙（1174—1189）以后俑上施釉，嘉定（1208—1224）以后流行三彩俑，陶器中以双耳罐、三足炉和蟠龙提梁罐最具特色。另一种是带雕刻的石室墓，分布于近山区的地带，也多是双室并列，有的有前后两室。室内刻简单的仿木建筑，近门处刻武士，四壁刻四神，后壁刻妇人启门状，也有刻孝子故事的。在贵州乌江北岸也发现此类宋墓，遵义宋墓的后壁上刻墓主人坐像。　　辽代墓葬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辽代墓葬可分为两类：一是契丹贵族墓，二是汉族官吏和地主墓。前者多分布在燕山以北辽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内，东京道的西北部也有发现，而且多聚族而葬；后者则多集中在燕山以南辽代的南京、西京和东京附近。辽墓可分为三期：早期自穆宗应历八年（958）至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中期为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晚期自道宗清宁元年至辽亡（1055—1125）。　　早期辽墓以赤峰应历九年（959）驸马卫国王墓为代表，有前后两室及左、右、后3 个小室，平面都呈方形，后室四壁围柏木板，置带木栏杆的棺床。稍晚的契丹贵族墓也多筑有前后两室，或在双室墓的前室或单室墓的甬道两侧建左右耳室，平面或方形或圆形，主室内多装柏木护墙板，葬具多用刻有四神的石棺。法库叶茂台辽墓石棺外，还置以歇山式顶木屋外椁。哲② 河南文物工作队：《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文物》1958 年第11 期。盟陈国公主墓为砖砌多室墓，由前后室和东西耳室组成，雕砖施彩仿木结构门楼十分复杂，墓道、墓门及长方形前室两壁均绘有彩色壁画，内容有男侍女婢、祥云花卉、日月星辰等，圆形主室也围以柏木板。　　早期辽墓随葬品极为丰富，特有的鸡冠壶数量多，保存着模仿皮囊的平底单孔的原始形态，同时还常伴出有成套武器及完备的马具。驸马墓出土马具多达八组，反映出这个时期契丹贵族的游牧生活方式还很典型。该墓还随葬了短流注子和碗、盘等瓷器，以及大批鎏金银器、铜镜、丝织物等，造型和纹饰都具有唐代风格，反映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叶茂台辽墓随葬以陶瓷器、铁器和马具、武器为主，其中“官”款白瓷和越窑青瓷出土数量较多，引人注目。陈国公主墓是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不仅随葬了大量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金银器、铜器、陶瓷器、木器、玉器、玛瑙、水晶等，同时还有中原、南方生产的精美瓷器，以及来自西亚的伊斯兰玻璃珍品。早期契丹贵族的殡葬习俗也很有特色，陈国公主夫妇墓出土两套完整的殡葬服饰，是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公主和驸马头枕金花银枕，面部覆盖金面具，脚穿金花银靴。除面部外，全身罩银丝网络，颈饰琥珀璎珞下垂至腹部。女尸头部上方置高翅鎏金银冠，双耳戴珍珠、琥珀耳坠，颈佩珍珠项链，两腕戴金镯两对，双手套金戒指11 枚，腰上原束金绔丝带。　　辽宁朝阳发掘的刘宇杰墓和其父刘承嗣、其子刘日泳等墓共6 座，出土的刘承嗣祖孙三代的墓志，记载了五代时期燕王刘仁恭之三子刘守奇降辽，其后子孙在辽为官，家族繁衍，不仅终辽之世，并且下延至金，依据墓志可列其族系①。　　早期汉人墓葬以北京发现的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为代表，有前、中、后3 室及左右6 个耳室，平面均为圆形，壁上有仿木建筑结构及庖厨、伎乐壁画，壁画的题材和布局尚保存着唐墓的遗风，特点与山西唐代壁画墓颇多相似之处，仿木建筑较为复杂。墓中随葬物以瓷器为主，其中有定窑、越窑精品，契丹式瓷器极为罕见。较为重要的还有北京门头沟辽壁画墓、八宝山辽韩佚墓、河北迁安韩相墓等。　　中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有河北平泉重熙十四年（1045）　　秦晋国大长公主墓①，单室墓有辽宁阜新重熙七年（1038）晋国夫人萧氏墓、义县清河门1 号墓②等。墓葬形制和随葬物都与早期的大致相同，唯墓内宋式仿木建筑和壁画增多。随葬品中出现了黄釉瓷器，鸡冠壶由皮囊式演变为提梁式，并附加圈足，定居生活使携用的器物固定到居室中来，不少辽墓中已出现廊柱、斗栱壁画，反映了汉族木结构建筑的影响和契丹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汉人墓，有北京丰台重熙二十二年（1053）王泽墓，壁画虽然残缺，但墓壁上已砌出雕砖桌椅，说明壁画与墓内装饰开始出现新的题材③。　　晚期辽墓契丹贵族墓中大型双室墓发现较少，单室墓占绝大多数。墓① 王成生：《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考古》1987 年第2 期；冯永谦：《金刘元德墓志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 年第1 期。　　① 张平一：《平泉县发现辽代壁画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10 期。② 李文信：《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8 册，1954 年。③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 年第3 期。室平面开始出现八角或六角形的，墓门上都有比较复杂的仿木建筑结构。辽宁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叠涩顶大型木椁，是有关辽墓木椁结构第一次发现的完整资料，墓内还出土有保存较好的木床、木桌、木椅。晚期墓墓室内皆置棺床，流行戴铜面具和穿铜丝网络或戴铜丝手套、铜铁马具以及三彩釉陶器等富有民族色彩的随葬物，典型墓葬如内蒙古宁城小刘仗子发掘的5 座辽墓、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④。库伦旗一号墓发现10 具尸骨，有男有女，除墓主夫妇外，其余有可能是殉葬者①。除在墓室画壁画外，仍流行在木椁内画各种生活情景画。随葬物中景德镇影青瓷的比例大大增加。辽代特有的黄釉瓷器的数目也显著增多，大安以后流行三彩器。随葬品中，马具简化，武器消失，契丹人特有的生活用器鸡冠壶也不复存在。晚期汉人墓数量较前大为增加，墓主多是一些地主和中级官吏，以砖筑的单室墓为多，也有少数是双室的，与中原地区北宋末年墓的形制相同。墓室平面或圆或方或多角形，四壁砌雕砖仿木建筑和桌椅，并画彩色壁画。壁画题材风格与同期北宋墓相同。该期墓葬几乎全是火葬墓，以随葬陶器为主，也有较精美的白瓷和影青瓷。典型材料如内蒙古宁城尚■墓、北京大兴马直温夫妇墓、门头沟辽墓等，以及辽中京城外的一批汉族中小型墓葬②。　　西夏墓葬在各个西夏帝陵附近，罗列着70 余座陪葬墓。陪葬墓按规模和形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规模较大，与帝陵形制近似，但没有献殿、角台和阙。另一类较小，没有外神墙，碑亭也只一座，位于门外东侧。灵台或呈截顶锥形，或作圆柱形或馒头形。陪葬墓制度体现了西夏的封建宗法关系和等级制度。已发掘的3 座陪葬墓墓道呈阶梯或斜坡形，土洞单室，墓门用木板封闭。随葬品中有铜牛、石马、石狗、丝织品等。第101 号墓是11 世纪中叶一名显赫贵族的墓葬，墓内共葬1 男3 女，这种夫妻同穴合葬的情况在西夏墓中尚属首次发现，证明党项族确实实行着一夫多妻制。该墓出土的鎏金铜牛重达188 千克、长1.2 米、高0.45 米，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铸造技艺①。甘肃武威有西夏纪年的汉人火葬墓，骨灰葬在小木塔中，塔身上写满梵文咒语，墓壁下有男女侍者和武士的板画以代替壁画，为中原地区所不见②。　　金代墓葬金代墓葬一方面受辽墓的影响，而更多的则是继承北宋的墓制。吉林舒兰小城子一带是包括完颜希尹墓在内的金代早期贵族墓地。整个墓地占地13万平方米，绵延近4 公里，共分5 个墓区。墓前多有石雕的文臣武将、石虎石羊等，可以看出宋代统治阶级埋葬风习对女真贵族的影响。扶余发现的墓④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 年第9 期。① 吉林省博物馆等：《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 年第8 期。② 郑隆：《昭乌达盟辽尚■墓清理简报》，《文物》1961 年第9 期；张先得：《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妇合葬墓》，《文物》1980 年第12 期。　　①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陵区101 号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 年第5 期。② 宁笃学：《武威西郊发现西夏墓》，《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4 期。葬占地广阔，象生布列，随葬大量铁工具，使我们对金代早期女真贵族的葬制有了具体的了解。墓中出土的镂花金帽顶和磨制精细的金扣白玉带，代表了金朝初年相当精湛的工艺水平③。　　大定以后的金代墓葬发现较多，其中圆形或方形单室砖墓，多仿木建筑，彩绘有建筑细部及日用家具，随葬物多为明器，如内蒙古宁城大明城西城外及小榆树林子金墓、巴林左旗砖室墓等。黑龙江绥滨、吉林镇赉的平民墓葬，用羊距骨、羊肢骨和桦皮箭筒随葬，尚保持着地方民族习俗。　　1973 年在黑龙江畔发掘绥滨中兴金代墓群时，出土了较多的金银器、玉器、丝织品、铜钱、铁器等，其中精美的丝织品和名窑瓷器（定、耀、磁）可以肯定为中原产品；“飞天玉雕”是受中原地区佛教艺术影响的作品，特别是墓中出土一枚带有汉字“郎”　　的私人石印。“郎”是女真人女奚烈氏改的汉姓，可见女真人改汉姓不只限于进入中原的，就连其故乡黑龙江流域也出现改用汉姓的社会现象①。中原和北方的金墓在不同的地区也各有特点。北京、河北地区的金墓，正隆以前者皆为土葬，大定以后普遍实行火葬，时有精美瓷器出土。河北新城时立爱父子墓和井陉柿庄6 号墓均为金代初年壁画墓，都系多室砖墓，墓室内有仿木建筑结构及彩绘。时立爱墓的主室为八角形，前室两侧附圆形耳室，在形制上与辽墓有相似之处，河北兴隆萧仲恭墓墓志甚至用契丹文字书写②。山西地区的金代墓葬注重营造墓室，流行雕砖墓，仿木结构及墓壁装饰基本上与北宋后期者相同，随葬品较少。　　仿木建筑结构墓室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墓葬，最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墓室结构在10 世纪中叶的辽代汉人墓中即已出现，如北京发现的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辽代中、后期和金代墓葬中则更为流行。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从这以后，墓室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栱，从版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一般多为单室墓，后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后两室。　　墓室内仿木结构的表现手法主要有两类：一是以雕砖为主的仿木结构砖墓，另一种则是以壁画为主的仿木结构壁画墓。有的墓内同时以壁画和雕砖作装饰，周壁饰以桌椅家具及主仆侍从、戏剧人物等。　　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为砖筑画彩仿木结构。墓门正面是仿木建筑门楼，上砌斗栱、檐椽和瓦脊。墓内各壁亦砌出柱和斗栱，斗栱为单抄单昂重栱五铺作。前室和过道作宝盖式盝顶藻井，后室作宝盖式截头六瓣攒尖顶，仿木建筑上均绘有彩画①。　　③ 吉林省考古研究室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①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畔绥滨中兴古城和金代墓群》，《文物1977 年第4 期。②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考古》1962 年第12 期1973 年第5 期。　　① 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 年版；徐苹芳：《白沙宋墓中的杂剧雕砖》，《考古》1960 年甘肃陇西南宋建炎二年（1128）李泽夫妇合葬壁画墓，仿木雕绘出柱、础、梁、枋、斗栱、椽、檐、门、窗等，极似一座装饰华丽的木构小院落建筑①。　　金代仿木结构砖室墓一般都在多边形墓室转角处砌有角柱、枋额和单抄四铺作斗栱，并施以转角铺作和补间铺作，有的则为复杂的单抄单下昂五铺作计心造斗栱，有的在仿木结构部分施以彩画。墓顶多呈八角叠涩攒尖顶，山西侯马董氏墓则利用转角铺作和补间铺作的手法将墓室顶部砌成八角形②。　　墓室浮雕砖壁浮雕石室墓数量不多，砖室墓较为普遍，并且盛行雕砖。其手法不同于南北朝的模制，而是以汉画像石式直接雕为浮雕。其内容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墓主人夫妇举行“开芳宴”的场面，有时也有孝子故事图等。在有些北宋末年墓中，还出现了杂剧雕砖；墓室的后壁则往往有“妇女启门”雕砖。　　金代雕砖墓雕砖内容基本上与白沙宋墓相似，采用雕砖和壁画互为补充的手法。中原地区北宋中期以后形成定制的内容，如墓主人“开芳宴”、“妇人启门”等在金墓中也成为一种定制流传，表现手法更为细腻而逼真，特别是杂剧雕砖和孝子故事雕砖方面，水平大大超过前代。金代中晚期墓葬中砌筑雕砖杂剧舞台内容也已成为一种定制，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雕饰内容繁缛华丽，作场杂剧角色多立体圆雕或半浮雕。　　宋代北方杂剧雕砖内容在长江以南表现为瓷质俑群，多见于江西地区。　　江西鄱阳南宋石椁墓中随葬无釉彩绘瓷俑30 多件，其中有21 件是属于杂剧表演俑，除女演员2 人梳双髻、饰鬓花，一着圆领长袍，腰系锦带，足穿尖头靴；一戴遮面幞头，着宽袖长袍，腰系锦带外，其他男演员19 人多为披风幞头，着窄袖袍，或扬臂作势，或拱手胸前，或以袖掩口，或躬身施礼，或作笑容，或现愁颜，神态各异，显然是表现正在演唱中的各种姿态，具有朴实的民间艺术气息①。　　石壁浮雕宋代以石壁浮雕装饰墓室之风流行甚广。长江流域的四川，出土宋墓以砖筑为多，但在川北广元地区也出土有一座石壁浮雕墓，墓主夫妇分室而葬，两室的左右壁、前部用竖石条砌成，雕为护墓武士的浮雕；后部则是在横石条面浮雕为4 组不同的生活故事。两墓的石壁也各浮雕与男女墓主人生活相近的场面，即男墓浮雕桌上满摆酒食的宴饮图景，女墓则雕为主妇正在念佛祈求幸福平安的图景②。　　宋代的石棺雕刻以洛阳出土北宋宣和五年（1123）石棺具代表性，一反汉唐流行的“四神”图，而改为忠臣孝子等历史人物。　　第9 期。　　① 陈贤儒：《甘肃陇西县的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9 期。② 山西文管会侯马站：《山西侯马金墓发掘简报》、《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考古》1961 年第12 期、《文物》1959 年第6 期。　　① 唐山：《江西鄱阳发现宋代戏剧俑》，《文物》1979 年第4 期。　　②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广元石刻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 年第6 期。辽宁辽阳、锦州等地出土的石壁浮雕墓，墓室平面多为八角形，周壁都以石板镶成。石壁浮雕形式多为铲地平剔，除墓主人宴饮生活外，多数为孝行人物故事，侍从舞伎多为契丹装束，头戴毡帽，长袍系带，足蹬长靴。其他墓壁多雕出历史传说中的贤孝故事，如“王密舍子救弟”、“茅蓉杀鸡奉母”等等。由于石壁面积大，所雕人物小，并少有配景，显得空旷疏散，不够紧凑①。　　1973 年清理的河南焦作金墓，墓室用170 多块青石条砌成平面八角形，周壁石条面分别线刻伎乐舞蹈、墓主人夫妇生活及历史人物故事等共12 图，其中以乐舞和墓主夫妇的梳妆、煮茶等生活场面富有生活情趣。所有人物（除二舞伎外）多着官服，反映了墓主人的地位。另一石所刻为墓主梳妆，除主妇头戴花冠斜坐在靠背椅上，左顾右盼，正指使着周围的6 个或持镜或捧奁盒的侍女为她梳妆外，右为男仆3 人围立在炉灶旁，有的扇火，有的把壶煮茶，年无老幼，各有所司，围绕着主人的需要而忙碌②。　　墓室壁画这一时期的壁画墓多发现于以下三个地区：中原及北方地区如河南的禹县、郑州、洛阳，河北井陉，山东济南，甘肃陇西以及湖北荆门，江苏淮安等地。墓葬壁画多与墓室仿木结构建筑互补，或在雕砖上施彩，或是雕砖和壁画相结合，构成完整的主题，河南禹县白沙宋墓是其代表作。　　白沙宋墓甬道两壁画身背钱串和手持铜囊、酒瓶，以及牵马的侍者。前室墓门两侧画持骨朵的护卫，东壁画女乐11 人，西壁雕画墓主人夫妇对坐宴饮像。后室北壁砌妇女启板门状，西北、东北两壁砌格子棂窗，西南壁画对镜戴冠妇人，东南壁画持物侍奉的男女婢仆，表现墓主人内宅的生活情景。桌椅器物和墓主夫妇用砖雕绘，而背后侍从人物和帷幕等背景陪衬，则全用壁画，主题突出。侍女启板门雕像是宋墓、砖塔等最多见的世俗化题材之一，风习遍及河南、山西、甘肃以至贵州各地。偃师宋墓还雕有妇女劳作如烹茶、洗涤、剖鱼、梳发、戏鸟等，反映了这一时期世俗化艺术的特点①。陇西南宋墓雕砖彩绘护神、鞍马、马夫、车轿、轿夫、厨夫、家犬、桌、椅、侍女煮茶、进食等场面，是这一时期世俗化艺术的典型。　　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地区尤其集中在辽宁法库、内蒙古库伦等地。　　墓葬壁画也多与墓室砖雕相结合，有属于契丹衣冠习俗的髡发、架鹰、毡车等形象，也有摹仿北宋墓中的宴饮、伎乐等场面。库伦1 号墓在墓门、天井、墓道两壁均绘有壁画。墓门绘门神、侍女、凤、鹤、祥云，天井绘山石树木、湖石牡丹、竹林仙鹤、虎鹿相搏、男仆女侍，墓道北壁画墓主人出行、南壁画墓主人归来。墓道壁画全长22 米，画有契丹、汉族人物53 个，气势宏大，神态生动江西、福建地区多集中在福建龙溪、南平、将乐和江西乐平等地。① 王增新：《辽宁辽阳县金厂辽画像石墓》，《考古》1960 年第2 期。②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第8 期。① 徐苹芳：《宋代的杂剧雕砖》，《文物》1960 年第5 期；董祥：《偃师县酒流水库宋墓》，《文物》1959年第9 期。　　② 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89 年版。　　壁画多为表现与墓主有关的人物活动场面，还有屋楼亭台、动物禽畜等，福建壁画墓中还有较多以四神、十二生肖为表现题材的壁画。尤溪潘山宋墓墓中顶部绘有头戴展脚幞头、身着圆领袍服、执笏而立的墓主形象，墓室左右两壁各绘对应排列的6 个人物；梅仙坪寨1 号墓、一中宋墓等均绘有墓主的寝室卧榻及捧物侍女①。　　① 杨琮、林玉芯：《闽赣宋墓壁画比较研究》，《南方文物》1993 年第4 期。第四节宗教遗迹和遗物这个时期的宗教建筑遗留很多，主要包括佛教建筑和祠庙两大类，其中佛教建筑包括石窟、塔寺和经幢等。　　石窟属于宋代的佛教石窟，除陕北遗留有一些小型窟群以外，以敦煌莫高窟、重庆大足、四川安岳和浙江杭州等地较为发达。属于辽、金两代的佛教石窟，数量远比宋代为少。有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的辽代石窟群，陕北富县可能有属于金代的石窟，在敦煌莫高窟和邻近的安西万佛峡，也还有属于西夏时代开凿的石窟。　　敦煌莫高窟除了开凿少量大窟，多是改建、重绘前代旧窟。新开的大窟平面均为方形，窟内中部置方形佛坛，坛上置塑像。佛坛后部有连至窟顶的背屏。窟顶作覆斗形，其下端四角处凿出圆拱形的凹龛，画四大天王像。窟门甬道顶部均作梯形。在下层的大窟前面，曾有建于台基之上的木构殿堂建筑，构成前殿后窟的格局。窟前建筑分砖包台基殿堂和土石基结构两种，前者规模一般都较大。塑像和壁画的内容和组合多沿袭唐代，突出了供养人位置和形象。西夏时期莫高窟开窟极少，多是改建旧窟、改塑或妆錾前代塑像，很难指出典型的窟形和塑像。第491 窟发现的女供养人塑像，为前代所少见。宋代是四川、重庆地区石窟造像大发展阶段，石窟集中在广元、大足一带。以佛教造像为主，也有少量儒、道教的造像。大足石刻现存5 万余躯，分布于40 多处，主要为两宋作品，多为平顶方窟，有的还有纪年刻铭。造像富于现实感，人物个性鲜明，体态匀称健美，衣饰华丽典雅。多样的题材中出现了弥勒下生经变、地狱变、观音经变等经变雕刻，还有十殿、十二殿阎君和六圆觉菩萨等。其中，孔雀明王窟中一面四臂、骑孔雀的主像立于窟中央，满壁雕千佛，巧妙地把塔柱式石窟结构与密宗题材结合起来。南宋初年开凿的心神车窟，八躯菩萨高约2 米，颇具女性的妩媚多姿，是宋代雕刻的精品。　　各种佛教题材不拘经典仪轨，表现方式多样化、世俗化，是这一时期石窟造像的最大特点。麦积山第165 窟宋塑侍女像和供养像，尤其是正壁龛中塑出的两个供养侍女，可以说是宋代一般妇女的真实写照。大足北山第125窟石刻“数珠观音”的妩媚、宝顶山“养鸡妇女”的纯朴等，都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与同时期其他造型艺术所表现的多方面追求现实，着意反映世俗生活的特点是一致的。　　自宋代以来，佛教已离开单一的形式而与儒、道等相混合，反映到石窟艺术上，重庆大足宝顶大佛湾内的“父母恩重经变”，就是儒、佛思想的混合作品；大足境内的石门山是儒、道混合的窟群，而道山的三清洞和山西太原龙山石窟，则是典型的道教艺术。　　寺庙建筑现存的寺庙建筑大都在中原北方地区，尤以辽、金建筑为多，主要有平顺的五代大云院、蓟县独乐寺辽代观音阁和山门、大同华严寺辽金殿阁、正定隆兴寺、应县木塔、定县开元寺塔、晋祠圣母殿与献殿等，以及南方的浙江宁波保国寺、西藏萨迦寺等。　　河北正定隆兴寺是现存宋代佛寺建筑总体布局的重要实例。山门内为一长方形院子，钟鼓楼分列左右，中间大觉六师殿遗址尚存，北进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构成另一个纵长形的院落。再向北进入第二道门内，就是主要建筑佛香阁及其前两侧的转轮藏殿与慈氏阁以及其他次要的楼、阁、殿、亭。最后是一座弥陀殿。佛香阁和弥陀殿都是采用三殿并列的制度。全寺建筑依着中轴线作纵深的布置。现存高约33 米的歇山顶佛香阁，是这一时期高型佛寺建筑的杰作①。　　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面阔3 间，为单檐歇山顶，兼有宋式厅堂型和殿堂型构架的特点，是北宋和辽时特有的构架形式。　　重建于金天眷三年（1140）的山西大同华严寺上寺大殿，是现存的古代单檐木建筑中最大的一座。下寺的薄伽教藏殿则是辽代小木作的重要遗存。大同善化寺的辽、金建筑，平面、结构、造型各具特点，是现存辽、金佛寺中规模最大的一处②。　　塔和塔基塔山西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平面作八角形，塔身外观5 层6 檐，八角攒尖顶，通高达67.31 米，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的古代木结构建筑，也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木塔①。　　这一时期是中国砖石塔发展的高峰，存留的石塔形式多样，构造先进。　　大型砖石塔的形式，大致可分为楼阁式和密檐式两种。其中楼阁式塔结构多样，有塔身砖造，外围木结构的，如苏州报恩寺塔；有全用砖石砌造而形似楼阁式木塔的，如苏州虎丘塔、泉州开元寺双塔；有砖石砌筑成简化楼阁式木塔形的，如河北定州宋开元寺塔（料敌塔），高84 米，建成于至和二年（1055），是我国现存最高砖塔；河南开封宋开宝寺砖塔，因用铁色琉璃砖建成，俗称铁塔。　　这时期密檐塔盛行于北方，其中盛行于辽而为金代沿用的多角形密檐式塔是这个时期新的创造。辽、金地区盛行砖石建造的多层密檐塔，平面多为八角形，少数为方形，塔身仿木构。现存年代确切而保存较好者为辽大安五年（1089）建造的山西灵丘觉山寺塔。　　塔基佛教舍利塔基的发掘，是佛教考古的重要项目之一。这一时期佛教塔基不仅发现数量多，分布地域广，出土遗物丰富，而且大都带有绝对纪年。已发现的纪年塔基都属北宋和辽代的，主要有：河南郑州宋开元寺塔基（976）、河北定州宋静志寺塔基（977）、净众院塔基（995）、河南密县宋法海寺塔基（999）、北京顺义辽净光寺塔基（1013）、河南邓州宋福胜寺塔基（1032）、安徽无为宋代塔基（1036）、浙江瑞安宋仙岩寺塔基（1043）、① 梁思成：《正定调查纪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 卷第2 期。　　②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年版。　　① 陈明达：《应县木塔》，文物出版社1966 年版。　　北京房山辽代塔基（1051）、浙江金华宋万佛塔塔基（1062）、江苏镇江宋甘露寺塔基（1078）、浙江宁波宋天封塔地宫（1144）等。　　宋代塔基中时代最早的是郑州开元寺塔基①，平面为八角形，用石条砌筑。塔基内再砌方形地宫，顶用石条抹角叠砌7 层，内收成八角形藻井，上有刻莲花的顶石。地宫门南向，半圆形门楣上刻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像，门内外刻天王、力士像。地宫后部砌棺床，上置石棺。棺下四角雕出力士扛顶的棺座，棺座四周的壶门内雕出伎乐和狮子。石棺前后刻版门和天王、力士，棺两侧刻佛涅槃后佛的十大弟子痛哭悲伤之状，情态各异，极为传神。棺盖上刻纪年和施主、匠人的姓名，棺座上还刻着施舍物品的名称。与开元寺塔基时代相近的是定州静志寺和净众院塔基②，它们的地宫四壁都画有壁画，又都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定窑白瓷器和玻璃器，是宋代考古的重要发现。静志寺塔基的地宫平面呈方形，砖筑，四壁上都砌出仿木建筑斗栱，并绘彩画，顶部上收为盝顶，其中盖一歇山式石屋顶。地宫四壁绘壁画，南壁门两侧绘天王，东壁绘梵王，西壁绘帝释，北壁中央绘“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灵牌，两旁绘佛的十大弟子。而净众院塔基地宫所绘的壁画，则在北壁画佛涅槃像，并画佛的家人和十大弟子悲泣哭号的情景，东西两壁画伎乐。壁画的画面虽然不同，但主题都是表现佛涅槃后的事。福胜寺塔基地宫则为平面六边形①，六角攒尖顶，顶心嵌一铜镜。这一时期塔基中开始流行放置塔幢和各种佛像。密县法海寺塔基出土的琉璃塔②，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的石幢、金涂塔和60余件铜佛像③，都是很重要的佛教遗物。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的浑银地宫殿模型，制作异常精美，屋面、屋脊、柱础等都与当时建筑规定的制度相合，银塔的制作也十分精细，均为研究当时建筑、特别是南方江浙一带建筑制度和样式的重要标本。瑞安仙岩寺塔基出土的泗州大圣木雕像，则反映了宋代民间信仰的情况④。　　在内蒙古和辽宁、北京等都曾发现过辽代塔基，保存最完整的是北京房山辽代塔基（1051）⑤，地宫未经扰乱，各种供养法器齐全。地宫平面方形，砖筑，叠涩顶。中央置石函，函内装石涅槃像，以及拣舍利用的银匙、银筋，还有银幡、银花、银碗、银碟、瓷碟和水晶串珠等。在地宫的石板盖顶上立3.12 米高的陀罗尼经石幢一座。宋辽时期的塔内，除塔基中瘗埋舍利外，还往往在各层塔身中也瘗埋着塔幢、佛像、写经和其他财物。　　宗教雕塑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开窟造像之风的衰退，寺庙造像在这时起逐渐替代了以往石窟造像的地位而成为宗教雕塑的主流。其中大量出现的罗汉塑像具有真实生动、神情活现、体格合理，注重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刻画、富①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开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3 年第1 期。② 河北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培基》，《文物》1972 年第8 期。① 河南省古建研究所等：《邓县福胜寺塔地宫出土一批稀世珍宝》，《华夏考古》1988 年第3 期。② 金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 年第10 期。③ 《金华万佛寺塔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58 年版。　　④ 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文物》1973 年第1 期。⑤ 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1980 年第2 期。有人间生活情感等特点，是佛教艺术世俗化的集中体现。罗汉像除木雕、石雕、夹纻髹漆外，大量属于泥塑。罗汉群像组合有十六、十八、四十、五百不等，他们是佛教徒对过去宣传佛教人物的创造。其他寺庙雕塑在今山西、河北保存较多，河北正定县隆兴寺大悲阁中铜铸四十二臂观音立像，高达24米，为北宋开宝四年（971）建阁时所铸，为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像。像身比例匀称，衣纹流畅。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内中央佛坛上高达16 米的十一面观音立像，则是现存最高的古代泥塑立像。山西大同华严寺大殿内的31 躯塑像，均为辽代塑制，十分精美。太原晋祠北宋天圣年间所建圣母殿，殿内42尊侍女塑像，形象逼真，各具性格。　　第五节中外交流遗迹和遗物这一时期的朝廷鼓励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繁荣。北方地区沿着草原丝绸之路的东西交流，则主要活跃于11 世纪以前。有关中外交流的遗迹遗物时有发现，它们主要分布在上述丝绸之路沿线。　　泉州港宋代海船在福建泉州南门外和法石、后渚等地，常发现有古船的桅杆、船索、船板、船钉以及石砌建筑基址和石塔等物，结合附近的大量石刻资料，可以确定这是一处宋代海港遗址。1973 年发现于泉州湾后渚港的沉船，出土时仅存底部，上部结构已损毁无存，残长24.2 米、残宽7.15 米，海船为尖底，头尖尾方，船身扁阔，平面近似椭圆状。底有龙骨，由两段松木料接合而成，全长17.65 米。连接龙骨的艏柱用樟木制成，长约4.5 米。船板用柳杉制成，舷侧板为三重木板结构，总厚度为18 厘米。船板相接处大多采用榫合的方法，缝隙塞以麻丝、竹茹和桐油灰，再以铁钉钉合。船体用12 道隔板，隔成13 个互不渗水的船舱，最深的舱达1.98 米，最浅的为1.5 米。船上还有为了竖立前桅杆和中桅杆的底座，以及尾部为设置船舵的洞孔。此外，船中还出土有一些构件和附属工具如绞盘、船浆等。有人据出土木船进行复原研究，认为船的排水量为370 吨左右。船中所载的货物有湿重达2350 千克的香料木，还有航行人员日常生活中所用的陶瓷器和竹木藤器等，并有宋代货币504枚。又有上系细绳的木签牌96 件，原来当系在货物上。泉州海船结构坚固、稳定性好，适宜远洋航行，是研究当时航海技术及对外贸易的重要实物资料①。　　1982 年泉州法石出土的南宋古船，由于船体前、中部为建筑物所压，未能全面揭露，只清理出古船后部的4 个舱位，出土了一些船舶物件和其他遗物①。这是一艘底部装有松木龙骨的尖底船，底板用单层松木，舱隔板用杂木，与上述后渚古船相比，船体造型、结构、工艺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色，在古船上发现了大片系有绳索的竹编，从其厚度和折叠状况看，当是竹帆的残存（而不是用于遮盖的竹篷）。文献中提到船帆时常将帆、席并举，法石宋船证明了这一点。竹帆的发现，补充了文献的不足。　　泉州宗教石刻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外来宗教也十分活跃。广州、泉州、扬州等开放港口都遗存有不少宗教石刻，尤以泉州大量各种文字的碑刻最为著名。泉州伊斯兰石刻主要有墓碑、墓顶石和石墓，以及礼拜寺内壁龛石刻等。墓碑发现较多，有两种形制，一是竖直的长方形碑，顶部多作双重弧曲的尖拱状，除碑文外多无雕饰。碑文多为阴刻的阿拉伯文，少数在碑阴刻有汉文。①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 年版。① 《泉州法石古船试掘简报和初步探讨》，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 卷第2 期，1983 年。另一种碑体作横长方形，上下缘刻纹饰带，碑体下有莲座。石墓一般用整石雕成，平面呈长方形，下设须弥座式基座，其上依层内收，呈阶梯状，常多达5 层，最上一层为尖拱状顶，前端雕云月图案，顶下一层侧面为阴刻阿拉伯文。　　古基督教石刻有墓碑和墓顶石两种，墓碑形同阿拉伯文墓碑，上刻叙利亚文，并多在碑额处刻云朵或莲花承托的十字架，有的在十字架两侧还雕有带翼天使。墓顶石多尖拱状，浮雕有莲花承托的十字架。　　现存的印度教石刻主要附属于建筑物的石雕，最著名的是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檐石柱上的浮雕图像，其中有不少题材取自印度教的神像和传说①。泉州九日山上的祈风石刻，是自北宋末至南宋末150 余年间，举行海舶祈风典礼的铭记，是海外贸易发达的明证。从石刻中的官职题名中可以看出，当时宋朝廷在这里设置了庞大的管理机构，抽收关税，直接干预海外贸易。伊斯兰玻璃器这一时期的外来玻璃器，数量较多，主要是产于西亚的伊斯兰玻璃器。　　伊斯兰玻璃器继承了罗马和萨珊玻璃器的传统，到9 世纪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其代表作品如内蒙古辽代陈国公主墓、辽宁朝阳姑营子耿延毅墓（1020）、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②、朝阳北塔等辽墓和塔基中出土的部分玻璃器，还有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直壁玻璃杯和安徽无为北宋塔基（1036）③、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基（1043）出土的刻花玻璃瓶，它们多是伊斯兰玻璃手工业兴盛时期较典型的产品。这些器物大都十分精美，保存完好，年代下限清楚，与世界各国的伊斯兰玻璃器藏品相比，更具研究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及伊斯兰玻璃工艺东传的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陈国公主墓出土的7 件伊斯兰玻璃制品，包括2 件带把杯、1 件刻花瓶、1 件乳钉纹瓶、l 件乳钉纹盘和2 件高颈瓶，其造型装饰常见于伊斯兰玻璃制品中。静志寺塔基、无为塔基、瑞安塔基及蓟县独乐寺白塔出土的伊斯兰刻花玻璃瓶，与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出土的10 世纪的刻花玻璃水瓶相似。辽宁朝阳耿延毅墓出土的把上带有翘首的绿色把杯的造型，更具有伊斯兰玻璃器的特征。这些玻璃器均属钠钙玻璃，质量较高。　　从已发现的地点来看，这一时期伊斯兰玻璃器输入中国大约有两条路线，静志寺塔基、独乐寺白塔、陈国公主墓、耿延毅墓等出土者是从陆路输入的；安徽无为和浙江瑞安塔基出土者则应是从海路输入的。西方玻璃器在辽地成批出土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北方通往中亚、西亚的交通路线仍然繁荣。由于这些器物上可见到8 至11 世纪埃及、叙利亚、伊朗等地区玻璃器的特征，而且时代下限明确，因而是研究西方玻璃器及中西文化关系的重要实物证据。从这些器皿中，可以了解到外来玻璃器制造中贴丝、贴花、釉彩、刻纹、刻花、模印、印压和描金等诸多工艺，有的堪称稀世绝品。如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乳钉纹玻璃盘，腹壁所饰一周28 枚小四棱锥状乳钉，系采用①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 年版。　　② 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 期；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等：《天津蓟县独乐寺塔》，《考古学报》1989 年第1 期。　　③ 《安徽无为宋塔》，《文物》1972 年第l 期。　　砂轮手工打磨而成，盘壁、圈足也经过砂轮打磨，器壁又经抛光处理。其装饰特征在西方萨珊、拜占庭玻璃制品中曾有发现，而其器形则为国内外所罕见。　　宋代外销瓷器这一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瓷器成为当时数量最大的外贸产品，因而由当时的四大港口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通向海外的海上航线已被习称为“陶瓷之路”。为了适应当时海外贸易的需要，沿海各地如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窑业蓬勃兴起，不少新兴窑场专门生产外销瓷器，国内出土很少，而在海外却有大量发现，如广州的西村窑产品。　　自从瓷器成为海上运输的主要外销货物，广州便是主要的瓷器输出港，宋代著名的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等产品多是从这里输出的。广州外销瓷器的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等地。　　泉州也是当时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埠，“涨海声中万国商”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瓷器外销的盛况。从这里输出的景德镇的青白瓷、浙江的龙泉青瓷，以及以德化窑、建窑为代表的当地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据宋人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当时泉州输出的瓷器远销24 个地方。　　根据国外陶瓷考古发现，宋代瓷器在亚洲的日本、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也门，非洲的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甚至远到津巴布韦都有不等数量出土，其中尤以日本、菲律宾发现最多①。　　日本许多地方发现了宋代外销瓷器，最主要的出土地点集中在历代旧港博多及其附近、京都和内海旧港福冈。宋代瓷器不仅在非常特殊的遗址中出土，而且在这一时期的城址、寺庙和神龛遗址、墓葬甚至乡村遗址中也常有发现。绝大多数出土标本属于北宋后期到南宋时期。出土瓷器以青白瓷、青瓷为主，此外还有黑釉、褐釉及低温绿釉三彩等。　　东南亚地区出土的宋代瓷器更是不计其数，菲律宾出土的主要为龙泉窑青瓷，泉州、德化窑刻花青白瓷以及建窑黑瓷等；马来西亚出土者多为福建德化、泉州，广东潮安，广州西村窑的青白瓷，福建、浙江地区生产的青瓷、黑瓷以及磁州窑刻花瓷器。　　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出土有很多中国瓷器，其中宋代瓷器以龙泉青瓷为主。　　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是一处陶瓷地下博物馆，中国瓷器数以万计，其中宋代的有龙泉窑青瓷，福建、广东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德化窑白瓷及定窑系白瓷等。非洲其他各地出土的宋代瓷器，也以龙泉、景德镇和福建、广东各窑产品为主。　　① [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第三章研究概况第一节五代史研究概况20 世纪上半叶的五代史研究自20 世纪初西方的史学理论、方法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是，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一向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通常都认为是隋唐史的延续，五代史通常也附属于隋唐史，专门研究五代十国史的论著较少，但许多论著的题目虽只为隋唐或唐宋，实际上大多也论及五代史，更多的题为隋唐五代、唐五代、唐末（或晚唐）五代的论著，虽以唐史为主，也无不或多或少讨论了五代史，如1935 年吕振羽《隋唐五代经济概论》等等。　　1915 年丁谦《地理考证》，1923 年王国维《五代监本考》，是20 世纪最早以五代史为题的论著。到30 年代，五代十国史的新史学论文才稍稍多起来，其中较重要的如嵇文甫《朱梁的农村复兴热》，陶希圣《五代的都市与商业》、《五代的庄田》，刘樊《五代的钱币》、《五代的幕府》，聂家裕《五季农村破坏之经过》，戴希震《五季的军阀官僚与商业土地》，刘石农《五代州县表》。发表多篇五代史论文的戴振辉有《五代货币制度》、《五代农村的残破与恢复》、《周世宗之统一中国》、《五代的游幕》、《五代的刻书与藏书》。卢逮曾也发表了多篇研究五代的文史论文，其中《五代十国正赋苛捐考》，是首篇全面研究五代十国史的论文，而陈述《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是探讨五代十国与辽关系的首篇论文。　　综观30 年代研究五代史的论文，涉及到五代史的诸多方面。而40 年代专题研究五代史的论著，数量既少，涉及面也不广，较重要的有钱穆《五代时之书院》、傅振伦《五代之瓷器》、谢再善《五代时边民与中原的关系》以及罗伯昭《南汉钱史》等，而姚兆胜等《纷乱的五代十国》，是20 世纪上半叶唯一介绍五代十国史的著作。　　1949 年以来的五代史研究50 至70 年代研究五代史的论著仍不多，有韩国磐《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卞孝萱《五代十国的阶级斗争》、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伊世同《最古的石刻星图——杭州吴越墓石刻星图评价》等，而评价人物的论文相对地较多，对朱温、石敬瑭、柴荣、钱磐等人物多所评介，还有韩国磐的著作《柴荣（周世宗）》。　　80 年代以来，五代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1988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隋唐五代史》分册（已分条编入1992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卷），有张泽咸《五代十国》概述性条目；分类条目中分国介绍了五代十国和五代各创建者朱温、李存勗、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以及后周世宗柴荣和前蜀、南唐、吴越的创建者王建、李昇、钱镠，其他历史人物如张全义、王彦章、桑维翰、冯道、王朴，以及历史地理的“开封”、“五代十国都城”、“幽蓟十六州”等，都有专条介绍，其他五代十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情况，则在隋唐史的有关条目中叙述。1995 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杨志玖、吴枫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对五代十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史事、人物都有专条介绍。　　1983 年出版的沈起炜《五代史话》，是20 世纪第二本介绍五代十国历史的著作。1985 年出版卞孝萱、郑学檬的《五代史话》，则主要介绍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情况。两种书各有侧重。　　主要从事五代史研究的陶懋炳于1985 年出版的《五代史略》，另一位研究五代史的郑学檬，1991 年出版《五代十国史研究》，则主要介绍政治、军事、法律、科举及经济制度。张其凡主要研究宋初史兼及五代史，1993 年出版《五代禁军初探》。上述三种专著的出版，以及一批论文的相继刊出，标志着五代十国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五代、辽、宋、西夏、金史研究信息本卷为五代、辽、宋、西夏、金史卷，本章主要介绍中国内地学者有关的研究概况。内地学者的论文，分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定期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宋辽金元史》分册，并附有同时期未收论文目录，《中国史研究动态》每年刊出前一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况》、《宋史研究概况》，每年或隔年刊出前一或二年的《辽金史研究概况》，并对有关的研究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概况，有台湾学者王台林《近六十年来国人对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台《史学汇刊》第4 期，1971 年12 月）作了介绍。宋史方面则有宋晞《宋史研究的发展》、《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更有宋史座谈会编辑的《宋史研究集》的不定期出版，已出至24 辑，汇集了台湾宋史研究的重要论文。其他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另一些史学杂志，亦常刊载有关论文，宋史学者如宋晞、王德毅、黄宽重等均有专著、论文集出版。　　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研究五代、辽、宋、西夏、金史的情况，80年代出版山根幸夫等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有关部分作了介绍，而日本《史学杂志》每年5 月刊载的前一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展望”的五代、宋、元部分（《中国史研究动态》定期刊出汉文译文）。了解其他外国学者的论文则可查阅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每年出版的《东洋学文献类目》及参考宋晞1981 年的《世界各国研究宋史近况简述》①。　　① 均见宋晞《宋史研究论丛》第4 辑，前两文对海峡两岸宋史研究情况均作介绍。第二节辽史研究概况清人对辽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清人对辽代史料整理用力最勤，拾遗补缺，考证异同，成果颇丰。遍搜群籍，以致力于补充《辽史》之不足，成果可称者首推乾隆时人厉鹗，他“以《辽史》缺略太甚，毕终生之业，详注而辨证之”，编纂《辽史拾遗》24 卷，参考、征引各类书籍三百余种，仿《三国志》裴松之注例，“自本纪外，志、表、列传、国语，凡有援引，随事补缀”①。新增者另立条目，史文与补文异同者，悉加考证、按语。此后，杨复吉又据厉鹗所未及见的《旧五代史》，成《辽史拾遗补》5 卷，对厉鹗书中遗漏失检之处加以补订，辑录400 余条。清朝学术研究成果卓著，也重视对辽史的研究，乾嘉时人赵翼在其《甘二史札记》中，考察了《辽史》的编纂情况，并将《辽史》所载与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等书以及《辽史》本身纪、传互校，指出其歧互与疏漏处。乾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妄改辽、金二史人名、官称，造成了辽金史译名混乱，使后学者难于尽悉。《廿二史札记》著后又有补遗1 卷，辑录了辽、金、元三史中的译名，“以旧名在前，今名在后，使人知旧本如此，今本如此，读史者可不迷于检阅焉”②。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汪远孙的《辽史纪年表》、《西辽纪年表》，万斯同的《辽诸帝统系图》、《辽大臣年表》，李慎儒的《辽史地理志考》，汪辉祖的《辽金元三史同名录》；近人陈汉章的《辽史索引》，丁谦的《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吴廷燮的《辽方镇年表》，罗福颐的《辽汉臣世系表》等，或考证诸书记载异同，或补著文献记载的不足，或对名物制度加以研究探讨归纳，或对相关地理沿革加以考察。　　清末，李有棠编纂的《辽史纪事本末》，“区别条流，各从其类，均以正史为主”，同时仿裴松之注《三国志》和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将《考异》散入各条下的体例，“博采各书，考证异同”①，附载于《考异》中。此为辽史研究的第一阶段，大量工作是对《辽史》本身的考察、注释和补充，为深入研究辽史奠定了基础。　　近人对辽代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最早辑录辽人著述者为署名敬亭山人的《辽金文存》12 卷②，未及出版。近人缪荃孙又搜集辽人诏令、奏疏、策问、表、文、诗、谣谚、铭、记、碑、墓志、杂著等，辑为《辽文存》6 卷。同时编著《辽艺文志》和《辽金石存目》附于书后。王仁俊也从事辽人著述的搜辑、整理，采辑历代史文、方志① 《辽史拾遗·序》、《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