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抬头所写的是各军团长及政委，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末尾的“朱周王”，即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这个电报，正式恢复了宁都会议所撤销的毛泽东的军职，表明了毛泽东从此重掌军权。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翌日，前敌司令部报务员们发电报时，末尾署“朱毛”或“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第七部分：遵义曙光新的“三人团”—毛泽东 周恩来 王稼祥几天之后，从前敌司令部发出的电报，末尾忽地只署“朱”，没有“毛”了!这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不是刚刚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委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毛泽东“掼纱帽”了!事情发生在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后的第六日——三月十日。导火线是来自一军团的一份电报。三月十日凌晨一时，一军团给在贵州苟坝的前敌司令部发来电报，抬头写着“(万急)朱主席”，末尾署“林聂”。那时，朱德发给各军团的命令，总是写军团长和政委两人名字，因此各军团给朱德的电报也总署军团长、政委的名字。“林聂”，即林彪、聂荣臻。那份电报，主要是林彪的意思。林彪在凌晨一时给朱德发来“万急”的电报，是因为他提出重要的新建议：“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林彪在电报中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五个行动方案。打鼓新场，简称“新场”，今日贵州金沙县的县城，当年是一个大镇。进攻打鼓新场，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因此朱德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召开紧急会议加以讨论。屋子里坐了近二十个人，讨论林彪的电报。自从遵义会议上批判了李德“独断专横”之后，张闻天很注意“发扬民主”，事事要找一堆人开会讨论，依据多数意见行事。这一回开会讨论，大家都觉得林彪的电报可行，赞成他的建议，唯独毛泽东一人反对。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理由：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费侃如：《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党史通讯》，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于是，张闻天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采用林彪的建议——张闻天曾再三讲自己不懂军事，他只能按多数意见去办。毛泽东深知打鼓新场不可打。他急了，抛出了“杀手锏”：“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张闻天一见毛泽东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毛泽东原以为他一走，众人会改变主意。不料，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众人竟通过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另外，拟出了给林彪的电报，同意他的方案。周恩来是当事人，曾很详尽地描述了后来的故事：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某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周恩来又一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遵义会议决议，“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所以由他最后拍板。周恩来“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也就扭转了乾坤!既然周恩来在三月十一日一早的会议上“把大家说服了”，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取消了，毛泽东也就复职了——从他“掼纱帽”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未超过二十四小时!“打鼓新场风波”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二十来人讨论来讨论去。毛泽东以为，批判李德、博古，不能把“三人团”也否定掉。“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还是需要的。过去的毛病在于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错误，不是“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错了。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张闻天也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理，因为这些天把他折腾得够呛。他不懂军事，可是却要不断地主持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按多数人意见去办。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怎么行呢?于是，在三月十一日，先是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指黔军犹国材旅——引者注)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指鲁道源旅——引者注)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指安恩溥、龚顺璧两旅——引者注)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指周浑元的第二纵队及川军——引者注)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朱德的电报，申明了毛泽东所阐述的不可攻打打鼓新场的理由，而且事实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发出了朱德的电报之后，下一个议题就是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重组“三人团”的建议。讨论时，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博古五常委均在场。虽然不过事隔一天，情况却截然不同，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三月十二日，新的“三人团”在贵州苟坝宣告成立，即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新的“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从此，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首长。虽然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但朱德受新的“三人团”领导。历史学家为了区别于原“三人团”，把新成立的“三人团”称为“新三人团”。在长征时期，打仗就是一切，军事压倒一切。第七部分：遵义曙光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不过，人们通常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说成是遵义会议。其实，这里所说的遵义会议是广义的，即前有发展过程，后有完善过程：遵义会议前的发展过程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后的完善过程是“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直至苟坝成立“新三人团”。正因为这样，关于毛泽东和遵义会议的关系，有着各种评价：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一九九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上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九九六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些提法大同小异。这里所提到的遵义会议，实际上是指广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历史的进展，日益受到注目——因为它是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起点，随着毛泽东的声望的不断提高，人们这才逐渐意识到这一起点的重要性，这一历史的选择的重要性。尤其是毛泽东从遵义会议起，直至一九七六年去世，这漫长的四十一年间他一直是中共最高领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这一起点也就益发显示了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诚如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晚，那十三位来自天南地北的人物聚首上海望志路李公馆所举行的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历史上红色的起点，也是随着中共的日渐壮大以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益发显示了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从以下权威性的著作中，可以大致看出对于遵义会议的认识的演变过程——一九三六年夏，当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没有提到遵义会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只提到这么一句话：“红军攻占了王家烈省主席的司令部，占领了他在遵义的洋房”。实际上，他把柏辉章误以为王家烈了。毛泽东提到了“遵义的洋房”——柏公馆，没有提到在那“洋房”里开的会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么提及遵义会议：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博古，作为遵义会议上受批判的对象，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这样评价遵义会议：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错的(指博古、李德制定的长征军事计划——引者注)，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组织上也做了结论。秦邦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党史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作为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以一位理论家姿态，对遵义会议作出四点评价：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党史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作为党的正式文件，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严谨的笔调评论遵义会议——此时离遵义会议已有十个年头：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遵义会议后的第四十六个年头——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陈云的建议，也概略地论及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历史。对于遵义会议，是这样高度评价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遵义会议后的第五十六个年头——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一次高度评价遵义会议：在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时候，敌人的疯狂“围剿”，加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国内外敌人曾断定我们党要彻底失败。在这个关键时刻，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船。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奇迹般地打开了革命新局面。以上所引述的从毛泽东到江泽民的对于遵义会议的评价，语调都是极为严肃的，都是字斟句酌的。在这里，不妨引用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一九八六年所写下的一段很坦率、很生动却又不失准确的一段话：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但斯大林却早已把这种独立性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了。遵义会议还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至少一直保持到他们去世前的一两年。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一百五十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当然，也有激烈反对遵义会议的人，李德便是一个。他在一九七三年由民主德国迪茨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对于他在遵义会议中的失败，仍耿耿于怀，咬牙切齿之声可闻。不管怎么说，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崛起的起点，遵义会议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起点。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漫长的四十一个春秋，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富有影响的人物。第八部分：党的领袖陈云赴苏争得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 1作为毛泽东的政敌，李德对遵义会议充满敌意，这是容易理解的。不过，他的《中国纪事》中，有一句话倒是说得颇为准确：“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权位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李德所说的“他”，当然指的是毛泽东。确实，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曾经受到严峻的考验和严重的挑战……遵义会议之后，首先要做的是向共产国际汇报。因为当时中共毕竟是受共产国际领导，是共产国际之下的中国支部，如此重大的决定——改换领袖、改变路线，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尤其是这次会议矛头所向，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势必会向共产国际“告状”。尽管由于上海的秘密电台遭到破坏，使得中共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但作为中共新领导，不能不考虑通过其他途径设法向共产国际汇报。就在这个时候，任弼时给中共中央来电，告知获悉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一九三四年八月遭到破坏。于是，张闻天和毛泽东考虑，需要派人前往上海，一则恢复白区地下工作，二则在上海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派谁去呢?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就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的时候，潘汉年重入遵义，在街头忽然接到通知，说是洛甫有要事找他。潘汉年赶紧到张闻天那里，才知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去寻找上海地下党，寻找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潘汉年，理所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跟十九路军谈判，跟粤军陈济棠谈判，点将都点到他头上。他灵活机警，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当然，潘汉年没有出席遵义会议，还需要另派一位职务更高的人物前往上海，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毛、张、周、陈、博五常委之中，毛、张、周无法离开红军，博则不合适，唯有陈云去上海是最恰当的人选。于是，中央决定潘汉年先行一步，然后陈云再去上海，恢复并主持白区工作。也真巧，就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的时候，一个名叫林青的人前来接洽关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总政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接待，知道对方是中共贵州地下党员。李维汉随林青来到遵义北门外一个秘密联络点，接上了这组织的关系。当张闻天听了李维汉的汇报，马上让潘汉年化名杨涛，利用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关系，化装成商贩，顺利到达贵阳。在那里，潘汉年找到中共贵州工委秦天真，沿秘密交通线，到达广州，转往香港，乘船来到上海。西装革履，“小开”模样，潘汉年出现在上海滩，全然是另一种派头。他找到他的表妹吕鉴莹，跟表妹夫潘企之(即潘渭年)接头。潘企之马上把潘汉年到来这一重要信息转告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宣传部长董维健，促成临时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与潘汉年见面。潘汉年这才得知，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到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严重破坏，直至不久前才成立了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另外，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也遭逮捕，在上海已经无法跟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线断了!潘汉年知道无法在上海完成中央交给的特殊使命，于是暂去香港隐蔽。莫斯科也关注着中共的命运。一个刚从莫斯科列宁学校毕业的美国青年史蒂夫·纳尔逊，忽地被校领导卡尔罗夫召见，交给他一项特殊使命。谈话开始后几分钟，一个中国人和一个俄国人来到卡尔罗夫办公室。那中国人就是王明，俄国人则是共产国际的彼得洛夫。纳尔逊接受了特殊使命：带着五万美金，前去上海，设法跟那里的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纳尔逊绕道法国巴黎，再从威尼斯坐船，来到上海。他按照暗号，跟一个名叫汉斯的德国人和一个名叫埃伯特的俄国人见了面，交给他们一封密封的信和五万美金。纳尔逊完成了任务之后，由上海返回美国。事隔半个世纪，美国出版的《史蒂夫·纳尔逊，美国激进主义者》(“Steve Neison,American Radical”)一书，才透露了这位共产国际秘密特使来沪的若干情节。至于那封密封的信究竟是什么内容，那个德国人和那个俄国人是什么身份，不得而知。这件事只是表明，莫斯科方面也很着急，希望把断了的线接上。第八部分：党的领袖陈云赴苏争得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 2在潘汉年走后几个月，陈云动身了。临行前，他把有关文件装在一个箱子里交给组织。他的那份手稿，可能在此时放入箱内。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党员护送陈云（据陈云秘书朱佳木同志回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理文件时，发现《席懋昭自传》，内中写及护送陈云）。席懋昭曾在四川天全县当过小学校长。经过重庆，陈云于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到达上海。陈云秘密与潘汉年的表妹夫潘企之接头，见到了浦化人。浦化人通知在香港的潘汉年来沪，决定他也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陈云得到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帮助，宋庆龄安排他搭乘一艘苏联货船去海参崴。同行的有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还有何叔衡的孩子何实楚，由潘企之护送。他们于八月五日离沪。八月下旬，潘汉年也乘船前往苏联。陈云和潘汉年到达莫斯科之际，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共产国际“七大”举行时，虽然还不知道中共召开了遵义会议，但毛泽东和王明、张国焘、朱德均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分别在大会上发言。就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出于对断了线的中共的关注，共产国际派出一位重要的秘使前往中国，寻觅中共中央。此人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已生活了近三年。在莫斯科时他名叫“李复之”，受命去中国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张浩”。到了中国后，在中共内部，他又使用“林育英”这名字。然而，在他赴苏之前，国民党曾以高额赏金悬赏缉捕此人，而悬赏布告上却写着他的化名“林仲丹”——其实，他的本名叫林育英，字祚培。他是林彪的同乡、堂兄——湖北黄冈人，林彪本名林育蓉。由于他的母亲姓张，因此取名张浩。林育英的名字如今鲜为人知，可是当他作为共产国际特使回国之际，曾起过重大作用，此是后话。就在林育英刚刚启程，离开莫斯科（林育英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及他来华前的情况），陈云和潘汉年便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正急切地想知道中共的近况，陈云和潘汉年的到来，可谓“及时雨”。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写及了陈云、潘汉年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潘汉年等一行人从上海辗转来到莫斯科，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亦即遵义会议决议——引者注)，说明了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领导机构的变动情况，并且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至四川一段的作战和损失情况。陈云等人的汇报，使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自红军长征后第一次了解到中国革命真相。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表示赞赏，但对主力红军人数的锐减颇感震惊。季米特洛夫等人敏感地意识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形势和条件的估计，同实际情况是有一定距离的……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三百三十七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胜利。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曾写及：“博古指望，或迟或早会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王明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恢复联系，并‘纠正’现时的政治路线。他所希望的，正是毛所疑惧的。”连李德也承认，陈云成功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使命，向共产国际陈述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争取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另外，毛泽东所采取的策略，此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遵义会议能够被共产国际所接受：第一，决议肯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以来“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第二，以张闻天代替博古为中共中央负总责，博古仍为中共中央常委；第三，决议把博古的错误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实际上是“左”倾机会主义。这样，也就大大减少了王明这一“阻力”。这三点策略，显示了毛泽东的智谋。陈云和潘汉年圆满的苏联之行，使博古的希望落空，也使李德失去了“告状”的勇气。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张国焘发起了严重挑战就在陈云、潘汉年在莫斯科汇报之际，消瘦的林育英正在蒙古的沙漠中艰难地跋涉。作为共产国际的特使，林育英肩负重任。他的使命原本是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恢复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为此，他在临行前把共产国际“七大”文件背得滚瓜烂熟，并“印”在脑海中。然后，双手空空，不带片纸只字，万里征程，朝中国进发。怕坐海轮到上海转赴内地太费时，而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道进入东北又很危险，因为东北已被日军占领，于是他竟从蒙古纵穿沙漠，直奔陕西，寻找中共中央。林育英的到来，对于中共中央来说，也是一场“及时雨”：这位小商人打扮的神秘人物，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到达陕北定边，马上就赶往瓦窑堡，向中共中央原原本本地倒出了“印”在脑海中的共产国际“七大”文件，这就使一年多失去跟共产国际联系的中共中央得知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正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毛泽东正面临着张国焘的严重挑战。林育英支持了毛泽东，这为解决这场危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战胜了博古、李德之后，张国焘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首先发起了挑战。张国焘此人，既有颇强的组织能力、活动能力，又有很强的领袖欲。这一点，早在中共“一大”时，就充分显示出来。那时，他只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陈独秀、李大钊的门徒，来沪之后很快发觉中共“一大”的组织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李达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间有所龃龉，当即乘隙而入，反客为主，成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后来中共“一大”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成为中共最早的三位领袖人物中的一个。虽说张国焘在中共“一大”之后的地位时浮时沉，不过，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推选三人为常委，张国焘仍是三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之一。此后不久，决定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周恩来赴江西中央苏区。张国焘和陈昌浩一起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由顾顺章护送前往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从此，他一直是那里的首脑。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的红色区域。正因为这样，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张国焘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副总理”，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后来，由于蒋介石一次次“围剿”，张国焘的鄂豫皖根据地不断西移，一九三二年底移至川陕边区，改称川陕根据地。当朱毛红军整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时，张国焘所率红军整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无第三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而张国焘为军委主席。红一方面军在湘江之役后，损失过半，兵力只有三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因在川陕根据地未动，所以拥有五个军八万多人，超过红一方面军一倍多!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也开始长征，进入四川。六月十六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张国焘在一九六六年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的《我的回忆》中这么写及：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到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央致敬，并对红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两大主力会师后，决定由中革军委统一指挥。遵义会议后，虽成立了新的毛、周、王“三人团”，但中革军委未动，仍以朱德为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此时，增加张国焘为副主席。然而，在“拥抱握手”之后，张国焘自恃兵多势强，便要与毛泽东相对抗。张国焘先是提出“向南攻打成都”，毛泽东主张“北上抗日”。六月二十六日，在四川两河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得以通过，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七月十八日，张国焘策动陈昌浩致电朱德，毫不掩饰地提出：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这就是说，要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主席，由他“独断决行”!张国焘向毛泽东发起了挑战。斗争越来越激烈。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及原红一方面军建制的五军团南下，在四川北部的卓木碉(今马尔康县东南)，自行成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他还以他那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过了《决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其党籍!这时，毛泽东所率红一方面军坚持北上，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样，终于结束了历时一年、经历十一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得冒用中央名义，只有一个中央。”十二月五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宣称：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名义，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张国焘的口气是如此咄咄逼人。中共面临着大分裂!红军面临着大分裂!毛泽东面临着严酷的局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当然不可能接受张国焘那个“党中央”的“领导”；以张国焘为首的那个“党中央”，也不会服从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于是两路兵马，背道而驰。第八部分：党的领袖林育英鼎力支持毛泽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育英出现在陕北。他出席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除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之外，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林育英既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又跟张国焘有着患难之交，而这时他是共产国际特使。中共中央决定，由林育英出面，以共产国际派员的身份，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工作——张国焘不服从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总应服从了吧。林育英在中共党内，具有很深的资历。曾任中国共青团书记的林育南，就是他的胞弟。林育南还是中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那次突遭国民党特务大搜捕时，林育南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林育南死于上海龙华刑场。林育英早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跟恽代英、陈潭秋过从甚密。一九二四年秋，他和李求实一起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翌年回国，化名林春山，先在上海工作，不久出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当毛泽东上井冈山时，他是中共湖南省委成员，两人结下友谊。此后，他又在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出席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一九三○年十二月，他在抚顺的火车上遭捕。寒天腊月，他被泡在冰水中受刑，仍坚不吐实。在狱中十三个月，遭受百般折磨，以多病之身获释。他被中共送往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此时，他担当起说服张国焘，防止中共大分裂的重任。他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不断给张国焘发电报，进行说服工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记叙：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林彪的叔父(应为林彪的堂兄——引者注)，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曾与我共过患难。他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共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也曾在汉口一间工厂里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成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员。他回陕北后，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张浩”的名字出现。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那“源源而来”的电报，迄今仍可从档案中查到。如其中的一份，全文如下：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指共产国际“七大”——引者注)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林育英十六日九时据考证，这“十六日”应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从电报中可以看出，林育英是以“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出面的，而且他“带有密码”，可以在陕北与共产国际直接通电报。密电码是刘长胜带回来的，他稍晚于林育英从莫斯科到达陕北，从此陕北与莫斯科有了电报联系。这样，张国焘也就致电林育英，称“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虽然张国焘仍坚持他那个“中央”是“党中央”，但已愿“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经过电报一次次切磋，林育英告诉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的政治路线”，“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指共产国际代表团——引者注)”。这么一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那个“中央”。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他们(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这样，中共避免了大分裂，红军避免了大分裂。一九三六年六月，贺龙、任弼时所率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于西康甘孜。接着，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的三大主力终于大会师，变成一支统一的军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张国焘终于率红四方面军来到陕北保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保安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演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对内团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会师之后，十二月七日，中革军委调整、扩大为二十三人，成为红军最高指挥部，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又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国焘作了检查，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完全战胜了张国焘。张国焘的错误被定为“右倾分裂主义”。此后，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虽口口声声承认错误，但实际上却耿耿于怀。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他乘去祭黄陵之际，投奔国民党。他随身只带警卫员张海一人。当张海发觉张国焘反叛中共时，不愿跟他走。张国焘后来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晚景凄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城养老院医院。林育英则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病故于延安，毛泽东、朱德亲自为他执绋。毛泽东亲笔为他的墓碑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六个大字。第八部分：党的领袖“神仙”王明从天而降在战胜了张国焘之后，毛泽东又面临着一次严重的挑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人们不时仰视着黄土地之上的那顶蓝天，希冀找到飞机的影子。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延安党政军要人，都在机场上伫立静候。不言而喻，将有大人物自天而降。终于，一个黑点在天际出现，隆隆机声响起来了。哦，一架苏制军用运输机由远而近，降落在机场上，引起了一片欢呼。飞机来自莫斯科。只是由于续航力有限，不得不中途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降落、加油。根据苏联政府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签订的协定，开辟西北航线，从苏联运输军用物资，帮助中国抗日。这架军用运输机是秘密地由兰州飞来延安的。从机舱里走出一位个子矮小的人物，那双高统、发亮的黑皮靴显得格外醒目。他摆着一副领袖的架势，在机舱门口站了片刻，频频向欢迎的人们招手，留下充分的时间给摄影记者拍照。此人便是王明（陈绍禹）。自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庆树在上海登上赴苏海轮起，已匆匆六个春秋。离去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眼下，陕北不仅拥有南北长九百里、东西宽八百里的红色区域，有十几万人的红军，而且红都延安居然有飞机场，虽说这机场那般简陋，不过是一片山间平地罢了。和王明同机归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当时在场的张国焘，用“握手拥抱，一堂欢叙”形容王明和毛泽东见面时的情景。在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人员——引者注)，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王明呢?当然也欣喜万分。这位“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是来摘“桃子”的。在苏联的六年，使他躲掉了上海中统特务的盯梢，使他躲掉了蒋介石“围剿”的炮火，使他躲掉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千难万险，眼下正是回来坐“帅椅”的时候。虽说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明摆着是毛泽东的上级。初来乍到，王明俨然钦差大臣，在延安作长篇报告，毛泽东等“洗耳恭听”。就连张国焘，也有点看不下去。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们一些不安的情绪……王明回国之初，毛泽东曾对他谦让。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首脑们的合影，就会看到居中的总是王明，而毛泽东总是站在最旁边的位子。偶然有一两张是王、毛并列站在正中的照片，王明的脑袋只及毛泽东的肩胛。王明回国不久，他和陈云、康生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筹备中共“七大”的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王明为书记。三天之后，王明和妻子孟庆树同周恩来夫妇及博古一起去武汉，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国共合作秘密谈判。从此，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表面化。那时，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大敌当前，中共表示愿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而毛泽东则坚决主张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独立自主。毛、王之间，不光是政见不同，而且王明明显地表现出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他擅自拟订了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他在武汉时，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由于他的政见与毛泽东不同，因此由他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宣言，与延安毛泽东的主张不同，在外界造成恶劣的影响。王明深知欲取毛泽东而代之，最为关键的一步棋，那就是共产国际的表态。终于，王明走出了一步险棋：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长篇演讲《论持久战》。毛泽东把这一重要著作派人送往武汉，交给《新华日报》发表。《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办的一份公开发行、很有影响的报纸，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创刊。王明扣下了《论持久战》，不同意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只同意印成小册子。就在这时，有一位苏联人要从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王明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1一九三八年八月，又一架军用运输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上面也坐着一位重要人物。此人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他，便是王稼祥。王稼祥是在一九三六年底前往莫斯科的。他拖着病体，好不容易跨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由于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当时，王稼祥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上海。在上海，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说是一位植物学教授要去比利时考察，弄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这位“植物学教授”，便是王稼祥。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王稼祥在贺诚的陪同下，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在苏联，王稼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身体日渐复元。当王明决定回国时，他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的这一任命，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的。当时年已五十六岁的季米特洛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富有声望的活动家。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一九三三年，由于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谎称共产党人纵火，因此正在德国的季米特洛夫被捕。九月，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当众揭露法西斯阴谋，一时间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新闻人物。最后，法庭不得不宣布他无罪。苏联派出专机到德国。季米特洛夫出了监狱，直接上了飞机，飞往莫斯科。不久，季米特洛夫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据王稼祥回忆：我到莫斯科不久之后，就进医院开刀。在出院之后，因身体虚弱，被送到南俄疗养，这已经是一九三七年秋冬之交的时候了。后来，在疗养院中接到莫斯科电话，要我立即回到莫斯科。我回到莫斯科后才知道王明、康生要回国。季米特洛夫在接见王明、康生、邓发和我时，说要留一个中国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并问到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回国工作。季米特洛夫于是说，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因为你懂俄文，而决定邓发去新疆工作。在王明、康生回国前夕，斯大林接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斯大林知道王稼祥经过长征，非常熟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就问他：“红军现在还有多少人？”王稼祥据实回答：“我们红军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胜利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三万人。”这时，王明在一旁插话道：“还有三十多万人。”王稼祥立即更正道：“斯大林同志，是三万多，不是三十多万。”斯大林听罢，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红军战士，是有理想、拿枪的战士，是能打仗的勇敢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王稼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在逐渐壮大。”斯大林高兴地说：“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斯大林转向即将回国的王明、康生说：“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健康！”斯大林当着王明的面，表示支持毛泽东，于是季米特洛夫就更加信任毛泽东。季米特洛夫非常正直。他曾跟王明共事，很快就发觉王明和中国国内领导人关系紧张，而且王明夸夸其谈，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正因为这样，当王明回国之际，季米特洛夫特地把王明和接替王明的王稼祥一起找来谈话。据王稼祥回忆：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共产)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对于张国焘的问题，记得季米特洛夫说过张国焘在中央不是一个好家伙。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第二百九十五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据任弼时回忆，季米特洛夫曾跟他说起，在王明回国之前叮嘱过：虽然你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共产)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第二百九十五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尽管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国前，已给他打了“预防针”，可是王明回国后依然故我。说实在的，王明在中共党内的资历，远不如张国焘。他能够趾高气扬，是因为当初得力于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到了后来，米夫失势，反而成了王明的部下!一九三八年，米夫甚至被苏联专政机关处决，那时米夫不过三十六岁！王明回国后，采取“恶人先告状”，背地里托回国的苏联人向季米特洛夫打小报告，告毛泽东，反而弄巧成拙。季米特洛夫最初从陈云汇报遵义会议情况时，知道毛泽东的经历，支持了毛泽东。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便坚决支持毛泽东。应该说，由于王稼祥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共产国际高层中大力宣传毛泽东，这使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了解毛泽东、支持毛泽东，起了很大的作用。须知，在中共的领袖人物之中，绝大部分曾在苏联学习，唯有毛泽东从未去过苏联。这一回，因为王稼祥决定回国，所以改由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的。虽说任弼时过去执行过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时整过毛泽东，特别是主持宁都会议，撤过毛泽东的职。但是后来，在实际斗争中，他逐渐转为拥护毛泽东。此时，他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了毛泽东在中国的斗争情况和在共产党内享有的威信。任弼时如实的汇报和对毛泽东的称赞，使季米特洛夫更增加了对毛泽东的信任感。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2王稼祥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共究竟应该以毛泽东为领袖，还是由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王稼祥还随身带着一只皮箱，里面装着三十万美元现钞——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的一笔经费。飞机降落在新疆迪化之后，不能再飞往兰州。一支八路军车队前来接他以及他带回的一批军用物资。车队取道兰州赴延安。车队离开兰州之后，在茫茫黄土地上前进。途中，突遭土匪拦劫。为首的土匪，络腮黑胡，双目射出凶光。车上那三十万元美金现钞，顿时处于最危险的境地。王稼祥在土匪头子手枪的逼迫下，先是打开几只大木箱。打开一看，箱里尽是一些俄文书籍和杂志，土匪们毫无兴趣。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一只小皮箱上。王稼祥镇定自若地打开那只小皮箱，取出自己的衣物及一些国民党银行印行的纸币，送给土匪们，又摘下手表，送给土匪头子。他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没有钱财。土匪见他和车队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军军装，就叫他们转过身去。过了好久，背后没有动静。王稼祥回头一看，土匪早已不见踪影。幸亏王稼祥机智，在迪化把三十万元美金转移到大木箱里，上面铺了书籍，躲过了飞来横祸。自从受土匪惊扰之后，车队加快车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机极度疲惫。车近延安时，王稼祥乘坐的那辆卡车的司机打起瞌睡来，车子一下子翻进沟里。众人大吃一惊，赶紧停车，跳进山沟，把王稼祥从车内拉出。王稼祥居然安然无恙，从地上拾起眼镜，眼镜也没有摔碎!原来，那辆卡车翻下去时，正好有一棵大树挡了一下……王稼祥经过两番“历险记”（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对本书作者口述）终于安抵延安。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因为自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已经相隔四年多没有开过中央全会，许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解决，尤其是王稼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明毕竟在莫斯科多年，可能他已从其他途径获悉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因而拒绝前来延安。他复电王稼祥，要王稼祥到武汉向他个别传达，甚至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迁到武汉召开。王稼祥把王明复电交给毛泽东看，经毛泽东同意，又以王稼祥名义，给王明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报：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到了这等地步，王明看了电报，不得不于九月十五日前来延安。这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九月二十九日起在延安召开。会议开了四十天，到十一月六日才结束。王稼祥担任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秘书长。会上，由王稼祥详细传达共产国际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颓然失色，从此失去他的“王牌”——来自莫斯科的“尚方宝剑”!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实际是毛泽东战胜王明的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而中共的这一领袖的更换，在当时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又称“世界共产党”。须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布自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领袖的更换，照理是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的。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共和红军处于危急之中，而当时又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经共产国际批准而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领袖。也正是由于缺乏共产国际批准这一组织手续，毛泽东才一直让张闻天担任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因为张闻天毕竟是在苏联学习过，受到共产国际直接培养。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就大不一样：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了最困难的境地，赢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一致公认，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面临王明的严重挑战时，共产国际明确支持了毛泽东。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完全巩固——尽管这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名义上还是张闻天。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高度评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起的作用：“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第八部分：党的领袖连王明也高呼“学习毛泽东”一个特殊、显眼的信号从莫斯科发出：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破天荒地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清楚表明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支持。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卸任回国的王稼祥及其继任者任弼时，嘱咐王稼祥向中共中央转达他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中央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②朱仲丽：《黎明与晚霞》，第二百八十九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还特别强调了季米特洛夫以下的话：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②这下子，王明像泄了气的皮球——瘪了!本来，他处处借共产国际这张“王牌”压人。如今，他失去了“后台”，再也神气不了了。毛泽东没有在会上公开开展对王明的批判，因为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足以制服王明的挑战。毛泽东只是在会上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提醒中央委员们，不要上“张国焘一类人”的当，不言而喻，“张国焘一类人”也就是王明的代名词。王明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发表《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一文，表示要“如北辰而众星拱之”那样“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这般的话，从王明的嘴里讲出来，何等的不容易!到了一九四○年五月三日，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演，尤为“精彩”。王明操着大舌头说：“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副其实，就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王明以他“富有逻辑性”的“理论家”的特长，概括了从五个方面“学习毛泽东”：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从中共“一大”以来，“毛泽东同志便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领导党和红军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克服了各种的困难，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中，能始终如一地忠于革命事业”。二、“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没有进过马列主义学校，“但毛泽东同志却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正由于毛泽东同志不断地工作，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从工作中学习马列主义，从马列主义学习中处理工作，所以他才能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他才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其理论和实践中很多新的创造”，“如《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新发展”；“《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他能做最下层的群众工作，他也能做最上级的领导指挥工作，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放在他手里，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请教，他都能告诉你经验和方法”。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王明最后加以总结说：“我的总的意见，还不过是一点，就是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生以及全国的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四天之后——一九四○年五月七日，王明在《新中华报》全文发表了他的《学习毛泽东》。虽说是言不由衷，但王明毕竟还是公开表示了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承认和拥戴。《学习毛泽东》这样的文章，竟出自毛泽东的政敌之手，这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说明，在战胜了张国焘和王明两次严重挑战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了。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张闻天辞去中共负总责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听了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张闻天当即向毛泽东提出，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没有同意张闻天的意见，仍坚持由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张闻天是个明白人。此后张闻天便逐渐交权，把负总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移往毛泽东住处。一九三九年初，张闻天实际上已经不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之职。在一九三九年七月至八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张闻天实际上只分管宣传、教育工作。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作了著名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从此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张闻天认为自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于是他出任“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的团长，带队到晋西北去进行农村调查，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这一年多，他离开了延安，在农村蹲点调查。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张闻天接到通知，赶回延安，出席政治局会议。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一决定，“其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政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决定》指出，“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从而结束了张闻天中共中央负总责的职务。从此，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尽管此前毛泽东早已是中共最高领袖，但名义上的“负总责”仍是张闻天。从遵义会议起，至此时，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达八年之久。过去中共党史几乎不提这一史实，总是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话虽不错，但是也就用这句话遮盖了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八年的史实。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因为张闻天在一九五九年夏的庐山会议上蒙尘，也就抹去了他的历史贡献。难怪王震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得知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着手编辑张闻天选集时，在所写的批示中说道：“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正实。”《文献与研究》，一九八五年汇编本，第二百五十一页。王震在这里还只是说张闻天“任中央书记多年”，实际是“任中共中央负总责八年”。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的《决定》还指出：“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决定》中有一极为重要的规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设“主席”——在此之前，称“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回设“主席”，据云是因为人们对毛泽东已叫惯了“毛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决定》中指出，“刘少奇同志参加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表明刘少奇此时在党内地位大为提高，因为他同时又被提升为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中的一个。从此，张闻天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只是担任“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不久，张闻天参加了中共中央高级干部的整风运动和关于党内历史上路线是非的学习讨论。张闻天是一个律己甚严的人，他对自己过去的“左”倾错误作了检查，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写下总结自己思想历程的整风笔记。张闻天在整风笔记中，有一段写及自己取代博古成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客观背景，写得那么富有自知之明，那样深刻自我解剖，是很不容易的：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如此坦诚，如此冷静，张闻天自以为是“被抬出来”的，也就主动地从“负总责”的地位上退了下来。张闻天写好整风笔记后，即送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罢，到张闻天的窑洞里来，对他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程中原：《张闻天论稿》，第三十九页，河海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版。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凯丰制定宣传毛泽东的计划就在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其原因是“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提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由于共产国际所属三十一个支部和组织均同意解散共产国际，主席团正式决议解散。出于共产国际解散而更需要宣传自己的领袖的原因，这时毛泽东已坚实地奠定领袖地位并已正式担任中共主席，再过些日子便是毛泽东五十大寿——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是，出于中共中央宣传部本职工作的考虑，凯丰正在他的窑洞里制定宣传毛泽东的计划。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激烈地反对过毛泽东，这在陈云手稿中有着明明白白的记载：“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在扎西，当张闻天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凯丰当众宣称：“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不过，凯丰的可爱之处，也正在这里——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据他自云，“顶牛顶了两个月，就转过弯来了”!他在《何克全(凯丰)自传》中，曾这么写及：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方向。现在想起来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二个月光景)。在威信的干部会时，就实行了对自己错误的初步批评。在红军第二次回遵义时，党中央派凯丰到九军团工作。不久，凯丰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中，凯丰明确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为此，凯丰的一篇文章，曾使张国焘大为光火。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及：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文章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应为副部长——引者注)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由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在批判张国焘时，凯丰也是打头阵的。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完成近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他在延安作长篇报告，从十四个方面系统批判张国焘。这样，凯丰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西洛川县冯家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遵义会议时他还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如今，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可见到第一句话便是：“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那是指毛泽东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报告时，大会是由凯丰主持(顺便提一笔，“党八股”一词是张闻天首创的)。此时，凯丰着手制定宣传毛泽东、庆贺毛泽东五十大寿的计划。毛泽东见了凯丰的宣传计划，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写了一封信给凯丰：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致何凯丰》，《毛泽东书信选集》，第二百一十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毛泽东此信，表明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一是不搞他的“五十大寿庆贺”；二是“自觉”他的思想“没有成熟”。第八部分：党的领袖王稼祥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信中提及的“我的思想”、“我的体系”“不是鼓吹的时候”，是因为已经有人在提“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中共的一位理论工作者，名叫张如心。他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十九日，张如心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又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出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久，陈毅在为纪念中共建立二十一周年而写的《伟大的二十一年》一文中，提及了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辗转游击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议，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也就在陈毅的文章发表的同时，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晋察冀日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出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社论是由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撰写的。社论说：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社论指出，毛泽东“在其理论与实践中，有着许多新的创造，给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以更进一步的具体化与充实，使之更加适应于中国与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社论还说，“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斗争，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直到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在这些斗争中巩固了党和党的正确路线，同时更加确立了毛泽东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社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一年之后，在中共二十二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一九四三年六月下旬，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刚吃过晚饭，听见警卫员前来报告：“毛主席来了!”毛泽东住的窑洞与王稼祥住的窑洞离得很近，他和江青朝这边走过来。王稼祥和朱仲丽赶紧迎上去。王稼祥的窑洞门口，有一张石桌四个石凳，四个人就在那里坐了下来。据朱仲丽回忆，那天四个人聊了几句之后，毛泽东便说明来意：“建党的二十二周年快要到了，抗战六周年也快到了，你能不能写一篇纪念文章?”王稼祥当即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毛泽东跟王稼祥谈了起来，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谈抗日战争，谈了很久。毛泽东和江青走后，王稼祥就开始忙起来。朱仲丽记得，王稼祥那几天一直在思索，在写写勾勾。大约经过一个星期，王稼祥终于写出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标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王稼祥的文章，详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指出这“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年历史，大致上就是毛泽东那天跟他一起研究的内容。然而，王稼祥对这二十二年的中共党史加以概括，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已不再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不是“毛泽东主义”。王稼祥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加以论述：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塞维克主义。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王稼祥写毕，把手稿交给警卫员张志，让他送到毛泽东那里。又是傍晚，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来到王稼祥那里。依然坐在石凳上，谈及了对王稼祥文章的意见。在两个月前，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曾说过“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此时，由于王稼祥的坚持，他还是同意了文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朱仲丽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的回忆。朱仲丽见天色渐晚，便请毛泽东在他们家吃晚饭。毛泽东笑道：“可惜你们家的菜里没有辣椒!”毛泽东在大笑声中离去。几天之后，王稼祥的文章在七月八日延安《解放日报》中全文发表。这时，《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是博古。就在王稼祥的文章发表的前两天——七月六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刘少奇在文章中指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算清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这里，刘少奇提及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样，“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便属于王稼祥——尽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类似的提法。特别是邓拓所写的社论，是早年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只是他所提的“毛泽东主义”(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未被毛泽东所接受。一九四八年，吴玉章也曾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未予以同意，在“文革”中，红卫兵重新起用“毛泽东主义”一词，毛泽东仍不予以同意。“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已日渐进入成熟的阶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策略、方针。第八部分：党的领袖邓拓编选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一年又一年的“七一”，对于毛泽东的宣传在逐渐升温：一九四二年的“七一”，《晋察冀日报》发表号召“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一九四三年的“七一”，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并加以论述。一九四四年的“七一”，红缎子封面上烫着五个金色大字的《毛泽东选集》出版了!著作是思想的载体。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呼声日益强烈之际，毛泽东的著作也就日益受到人们注目。最初，毛泽东的著作零零散散地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或者作为党内文件印行，或者单篇印成小册子。最为“豪华”的，要算是遵义会议之后，共产国际曾在莫斯科印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用红绸封面精印。在延安，印行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单行本。毛泽东的最初的选集是在延安印行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当然那只是收入毛泽东一小部分著作。一九四二年出过《毛泽东言论选集》，也只是收入他的《论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五篇著作。邓拓自从一九四二年“七一”发表了那篇关于“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之后，就立下宏愿，即为毛泽东编一本比较完整的选集。一九四四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和副书记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委托邓拓编选、由《晋察冀日报》出版《毛泽东选集》。经向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王稼祥)请示，获得了同意。这样，邓拓就着手编选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挑起这一重任的邓拓，那时三十二岁。他是福建福州人氏，本名邓子健。一九二九年，他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翌年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两度被捕。一九三七年春，邓子健终于出狱。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西方有巨人，吾将往从之。”于是他前往中国西部，寻觅“巨人”，进入了晋察冀红色区域。从此，他将“开拓新的生活”，因此改名邓拓。邓拓有着倚马可待的文才。他进入红区，负责主持《抗敌报》。此报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苏联“十月革命节”)改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便成为社长兼总编(后来张春桥成为副总编)。报社长驻河北阜平城南庄附近马兰村，后来邓拓取谐音“马南邨”为笔名，为《北京晚报》写专栏文章《燕山夜话》。邓拓曾写过一首诗《勖报社诸同志》，记述当年办《晋察冀日报》的勃勃雄风：笔阵开边塞，长年钩剪风。启明星在望，抗敌气如虹。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邓拓敬仰“巨人”毛泽东，悉心收集毛泽东散见于各报刊的著作。正因为这样，当他受命编选《毛泽东选集》，很快就选出了毛泽东的二十九篇文章，约五十万字，分成五卷：第一卷五篇，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论著；第二卷十一篇，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著；第三卷三篇，关于战争与军事的论著；第四卷三篇，关于财政经济的论著；第五卷七篇，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著。在当时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晋察冀日报》印刷厂精心排印出了《毛泽东选集》。邓拓亲自担任校对。此书第一版印平装本四千册。另外，还印了一百册精装本，用红缎或蓝缎作封面，烫上金字，颇有气派。《毛泽东选集》的首页，用铜版精印毛泽东在延安的近照，下印一行字：“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邓拓为《毛泽东选集》写了《编者的话》：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一切干部，一切党员虚心和细心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这是异常迫切的任务。《毛泽东选集》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定稿付排，“七一”时就出书了。《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四千册不胫而走，不断重印。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主编新版《毛泽东选集》，共六卷，六十余万言，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发行。前面曾提及的收入遵义会议决议的《毛泽东选集》，则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另一种版本。《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使人们对于毛泽东思想有了全面的系统的认识。这样，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又进了一步。此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最主要的宣传者，不是王稼祥，不是邓拓，而是刘少奇。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中共“七大”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一片喜庆气氛。精心而特殊的会场布置，形象地显示了毛泽东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主席台正中，以往悬挂马克思像、列宁像的地方，如今高悬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幅画像。主席台上方，一行红底黄字更为醒目：“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画像两侧插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走过二十四年不平凡的历程。两侧的墙上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大字。后墙上写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这时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三次在大会上讲话：一是在开幕式上致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二是翌日作长篇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三是在六月十一日致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中共“七大”离遵义会议已有十个年头，离中共“六大”则已经整整十七年!眼下，在杨家岭中央礼堂的长条木靠椅上，坐着七百多名代表，代表着一百二十一万中共党员——如此众多的中共党员，使中共成为仅次于苏共的世界第二大的共产党。这时的红色区域，称为解放区，已拥有将近一亿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万。军队已不叫红军，而称为“八路军”、“新四军”，共达九十一万人。此外，还有民兵二百二十万。今非昔比，跟十一年前的广昌之败、湘江惨败，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赢得了全党的拥护，是因为他领导中共走出了困境，走到了今日的胜利。在中共“七大”之前，曾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这次大会作准备。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是一次破记录的漫长的会议，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开始，断断续续，竟开了十一个月之久，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才结束。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得那么长，是在于中央委员们对中共二十四年的历史进行了仔细讨论。由任弼时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文件经毛泽东精心修改，经由全会通过。这份决议，后来作为附录被收入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达三万余言，对中共二十四年来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作出了结论。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批判了一右三“左”，肯定了毛泽东的路线。所谓一右三“左”，就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样，就对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共党史进行了概括。决议高度赞扬了“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还对刘少奇单独进行了表扬：“刘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的目标与思想同样是一个典范。”正是分清了二十四年中共党史上的是非曲直，中共“七大”得以顺利举行。毛泽东为中共“七大”定下了八字方针：“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以极为热忱的语言，赞扬了毛泽东，赞扬了毛泽东思想。他的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一百零五次：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的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刘少奇还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刘少奇强调道：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中共“七大”修改了党章，把“毛泽东思想”载入党章：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六月十九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根据新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从此，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直至他去世。新选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这五人成为中共新的领导核心。内中，任弼时因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严重，于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病逝。毛、朱、刘、周这四人核心，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夕——只是后来变成毛、刘、周、朱。他们被称为中共第一代成熟的领袖。领导核心的稳定，保持着党的稳定。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团结一致，争取胜利”1在中共“七大”，毛泽东受到全党的拥戴，还在于他善于团结同志，即便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毛泽东没有对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实行“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毛泽东曾这样说过：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百六十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毛泽东在党内实行“团结——批评——团结”，这样就使中共“七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写在会场上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十二个大字，正是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任弼时便是其中的一个。任弼时从反对毛泽东，经过自我批评，成为毛泽东的得力战友。他不仅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重要的文件，而且成为中共五人领导核心之一。最为典型的要算是博古。毛泽东是取博古而代之，成为中共领袖的。但博古经过自我批评，心悦诚服地在中共“七大”上发言，拥护毛泽东。以下是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博古一九四五年五月三日大会发言的记录。博古如此说：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破坏(指向忠发被捕——引者注)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负总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博古说及自己执行“左”倾路线：在这个时期，白区中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是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正确路线；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博古很坦率地说及自己思想的转变过程：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的错误最后一次。确实，从那以后，博古与“左”倾教条主义告别之后就坚决站到毛泽东一边。正因为这样，张国焘在反对毛泽东时，称“毛、周、博、洛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自立“党中央”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的职务和党籍。在一九三六年，毛泽东派博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周恩来一起，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一九三七年，博古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三八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创办《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博古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和新华通讯社社长，充分发挥了他的写作、宣传特长。在中共“七大”，博古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博古作为“政协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前往重庆参加谈判。四月八日，乘C47式运输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飞机由美军兰奇上尉机组驾驶。途经山西兴县东南时，一片阴雨，飞机竟撞在海拔二千多公尺的黑茶山上!与博古同时遇难的还有国共谈判中共代表王若飞、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以及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遇难之日为四月八日，从此称“四八烈士”。遇难之际，博古年仅三十九岁。王明在写了那篇《学习毛泽东》之后，其实对毛泽东口服心不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致函周恩来，表示对“王明路线”想不通，因为那时他只“当选中委和政治局委员”，“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时，王明致函任弼时，表示赞同决议。中共“七大”期间，王明称病，没有出席会议。经毛泽东亲自提议，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五六年因病去苏联就医，从此留居苏联。随着后来中苏关系恶化，王明在苏联大骂毛泽东。尤其是他在一九七一年所写《中共五十年》一书，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犯下了种种罪行。比如，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于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篡夺了党的军权，在这以后，他就使中国共产党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他还写道：“根据毛泽东的密谋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这次会议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是完全错误的。”王明痛骂毛泽东是“叛徒”，跟他当年所写的《学习毛泽东》，简直是天壤之别。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团结一致，争取胜利”2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明病逝于莫斯科。顺便提一下那位李德，他在延安担任军事学校的教官。当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军事研究委员会时，他担任委员。一九三九年秋，周恩来、邓颖超赴苏，通知他同坐一架飞机飞往莫斯科，从此他离开了中国。到了苏联，李德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许他再过问中国事务。于是李德弃武从文，在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后来，他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主持把《列宁文集》译成德文。一九六一年，他当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一九七三年，他写出回忆录《中国纪事》，其中有些内容有史料价值，但对毛泽东仍坚持反对立场，称遵义会议是毛泽东“篡夺党和军队的大权”。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李德病逝于东德。凯丰出席了中共“七大”。不久，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沈阳解放后，担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一九五二年底，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病逝于北京，邓小平主持了凯丰的追悼大会。张闻天在中共“七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年一月，张闻天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不久，改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一九五五年一月回国，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一九五九年，他在庐山会议蒙尘，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晚年，张闻天写下富有真知灼见的政治、经济论稿。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张闻天在听了关于中共五十五周年诞辰纪念的新闻广播后，病逝于江苏无锡。在中共“七大”召开时，王稼祥因病未出席会议。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作为上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他，落选了!毛泽东得知后，特地在大会上为他讲话。毛泽东说，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确实犯过“左”倾路线错误，但是他后来改正了，他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起了很大作用。由于中共中央委员的选举已结束，毛泽东提议把王稼祥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这样，王稼祥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稼祥是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并任外交部副部长。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起，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在“文革”中，被指责为提倡“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一九七四年一月病逝于北京。最让人意外的是，经毛泽东提议，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李立三几乎成了被遗忘的人物，只是在历数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时才使人记起他的名字。李立三犯了“立三路线”错误，被迫到苏联作“检查”，一“查”就是十五年!内中，有一年零九个月甚至是在监狱中度过!一九四五年，直至郭沫若访苏，才见到李立三。李立三思念故国，托他带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这才知道李立三在苏联的具体情况。一九四五年岁末，李立三接到苏共中央联络部的通知，才知自己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且获准回国工作，顿时使李立三热泪纵横。李立三回国后，出任中共首席代表，和国民党方面谈判东北问题。不久，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工委书记。一九四九年三月，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此后，他长期从事全国总工会领导工作。“文革”之初他被造反派指责为“里通外国”(他的夫人李莎是苏联人)，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遭迫害而死。至于另一位“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瞿秋白，在长征前夕被留在中央苏区。正受肺病困扰的他，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福建上杭遭捕，与他同行的何叔衡当场牺牲。六月十八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刑场遭杀，年仅三十六岁。虽然瞿秋白无缘参加中共“七大”，但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亲笔为《瞿秋白文集》题词，表达怀念之情：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至于陈独秀，虽说他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且组织党内反对派，但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曾派代表罗汉要求前来延安，表示赞成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曾主张团结陈独秀，但受到王明坚决反对。王明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毛泽东也就无法再跟罗汉谈什么了。但是，毛泽东仍拍电报给在西安的林伯渠，要他转告到达那里的罗汉：“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但是，要求陈独秀公开承认错误。此事因陈独秀不愿公开承认错误而作罢。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同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时，仍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由于毛泽东正确地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使中共“七大”达到他预期的“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目的，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创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团结了各“山头”、各派别，算清了中共二十四年来一右三“左”的路线错误的账，使中共以他为核心，“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此后，仅仅花了四年时间，毛泽东就战胜了蒋介石，赢得中国大陆的解放，登上天安门城楼大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纵观从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二十八年间，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恰恰是“中点”：前十四年，一右三“左”，一连换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博古六任领袖。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十四年，中共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大胜利。就这个意义上讲，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后记 1本书是“红色三部曲”的第二部，是《红色的起点》的续篇。《红色的起点》出版后，被《文汇报》、《羊城晚报》、《畅销书摘》以及香港《明报月刊》、台湾《传记文学》等近三十家报纸、杂志摘载或连载，收到众多的读者来信。许多读者热忱地鼓励我继续写下去。《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那么，接下去该写什么呢?不言而喻，应该是“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真巧，就在这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筹拍关于遵义会议的上、下集大型故事片。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程泽民在我的多年文友孙雄飞陪同下，前来我家，约我写这一电影剧本。我以为，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就是说，“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这一约稿，和我的写作计划不谋而合，于是，我也就答应下来。我在完成关于遵义会议的电影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之后，也完成了同名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伟人、巨人。有关他的传记，从《青年毛泽东》到《晚年毛泽东》，已经有了好多本。本书从领袖史的特殊视角写毛泽东，是历史对中共领袖人物的选择，却是未曾有过的。我选择了这样的角度来写毛泽东，一方面希望写出新意，一方面也是希望跟《红色的起点》衔接——因为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便急需要选择正确而成熟的领袖。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舵手。列宁曾说：“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百八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他又说：“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百五十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领袖的选择，在诞生不久、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尤为重要。在一定的条件下，领袖决定一切。在毛泽东之前，一右三“左”，即陈独秀的右倾机会错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和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正是由于领袖的错误，才导致党走上错误路线。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值得从领袖史的角度，去写毛泽东。《红色的起点》采用“T”形结构，即着重写一九二一年前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横断面，也写及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则采用“○”形结构，即两头小、中间大。两头，分别是第一章和第八章。第一章写毛泽东之前，以粗线条描述在毛泽东以前的中共领袖史，描述了历史对他们的走马灯般的淘汰。如列宁所说：“他们当领袖是不合格的，看来他们在革命期间将不得不由领袖变为下属，否则就会被抛弃。”列宁：《两个世界》，《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八章则同样以粗线条描述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之后，面临张国焘和王明两次严重的挑战，直至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写入中共党章。中间的六章，即第二章至第七章，是本书的核心——历史如何选择了毛泽东。从八七会议写起，写井冈山的斗争，写红都瑞金的艰难岁月，写长征中血的教训，写遵义城里那场举世闻名的会议。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曾经几度被撤职，几度遭批判，一次被捕，几番病重，真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正是在这历史的角逐之中，毛泽东以其正确的思想、策略和路线，脱颖而出，一跃而为中共领袖，从此领导中共达四十一年之久。我曾说，我的作品是“跑”出来的。在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之后，有了总体构思，我便开始“跑”——行程万里，到实地去采访，以尽量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本来在一九九○年冬就应该外出采访。由于我患目疾，动了手术，医嘱不能外出，不论飞机、火车或是汽车，都会使刚刚动了手术的眼睛受到震动，造成不良后果。静养了半年之后，尽管医生仍劝我要继续静养，我还是行程万里，外出工作了。一九九一年的夏日，我差不多是在羁旅中度过，为的是进行众多的采访，以写好这部新的长篇。先是从上海飞往成都，在那里访问了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他是瑞金沙洲坝人，当年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站岗，常常见到进出那里的政府主席毛泽东。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成为中南海警卫部队的负责人。接着坐火车在凌晨二点到达遵义。我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他们出于职业习惯，说红军占领遵义也是凌晨二点!在纪念馆参观、采访及查阅档案材料，受到副馆长费侃如、田兴咏以及郑心棻的许多帮助。在遵义，我访问了老红军李小侠，她跟邓颖超、康克清、李伯钊、贺子珍，跟毛泽东、周恩来都熟悉。陈云在一九三五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便提及她：“尤有一事可记者，当红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李小侠，年约二十，同情红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我也访问了遵义会议会址的原主——国民党柏辉章师长的胞弟柏锦章。在贵阳，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老部下万式炯，如今是贵州省政协常委。万老先生是王家烈夫人万淑芬之侄。王家烈当师长时，他是团长。他很详尽地回忆了王家烈追堵红军的经过。接着我前往北京，访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张闻天夫人刘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有关共产国际的一些问题，我请教了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在气温高达四十摄氏度的日子里，我来到“火炉”南昌。中共江西省党史办公室骏同志给我很多指点。接着，在井冈山、在红都瑞金采访，分别得到那里革命博物馆负责人朱本良、钟书棋以及李蕊珍、李春祥、黄仲芳的帮助，中共井冈山市委宣传部和中共瑞金县委宣传部给我提供了工作的方便。我一一实地访问毛泽东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使我对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后记 2在采访中，我发觉党史专家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偏颇，即对所谓“反面人物”(其实只是一时犯了错误的人)不大加以研究，我几乎查不到一篇关于博古、凯丰的详细介绍文章；关于李德，因为他写了回忆录《中国纪事》，因而比对博古、凯丰的研究稍稍多一点。我求助于博古的亲属。我寻访了博古的长女秦摩娅、女婿刘家农，又寻访了博古小女儿秦吉玛、女婿李海渊，才使我对博古有了一些了解。我又访问了曾在博古手下工作多年的温济泽，他谈笑风生，向我说及博古的性格、形象、为人，使我对博古的了解深入一步。关于凯丰，更鲜为人知。在一份党史杂志上，我甚至查到一篇题为《王克全、何克全是一个人吗?》的文章。凯丰本名何克全，而凯丰则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因此好几部中共党史著作如《中国共产党史稿》等，都把两人混为一谈，以为“王克全即何克全”，以致不得不出现《王克全、何克全是一个人吗?》这样的文章加以辩误。这恰恰表明，凯丰长期以来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在南昌，一个闷热的夜晚，一个僻远的地方，我得以访问了凯丰的长女何裕清及女婿张慈瑞。不巧，偏遇停电，在烛光之下，听他们长谈凯丰，才使我详细了解了凯丰的身世。对于李德，在中共中央党校，我得到从事李德研究的周文琪的帮助。我访问了年事已高的当年李德的翻译王智涛，访问了亲自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的前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卓雄。李德的另一位翻译伍修权因病住院，我请他的亲属洪庐介绍了有关李德的情况。三位“历史老人”向我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使本书增色不少：一位是前已提及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八十六岁，却有着极好的记忆力。早在江西中央苏区，刘英就认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她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刘英花了许多时间，向我讲述了她知道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德、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任弼时、邓发……另一位是古柏夫人曾碧漪，也已八十六岁。当年，古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所以曾碧漪早在江西中央苏区，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与贺子珍、贺怡有着很深的友情。她向我讲述了“邓、毛、谢、古”受打击的情形，讲述了“富田事变”亲历记，这些将近七十年前的重要往事中，健在的当事人已所剩无几了。还有一位是九旬老人郑超麟，他是当年八七会议的出席者，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有过许多交往。本来，还计划访问陆定一、康克清，但经电话联系，他们正因病住在医院，所以未能访问。另外，经与任弼时女儿联系，计划访问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因她正在北戴河休养不在北京，所以未能采访。与“刘伯承传记组”联系，欲访问刘伯承夫人，也因路远未能实现。上海电影制片厂程泽民先生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于电影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他提出许多珍贵的意见。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许医农和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洪亮，为我查找、收集了当地许多有关的参考资料。当秋风秋雨吹打我书房的钢窗时，我开始埋头于写作。三四个月的广泛采访，为这次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先是完成了电影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接着，完成了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如果说，电影剧本为了加强戏剧矛盾冲突和着力塑造人物形象，在史实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许多虚构，那么纪实文学作品则不同。纪实文学属于“非虚构文学”，它的特点便在于“实”，也就是要真实、事实、史实。本书完成后，我愿沿着“《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写下去，再写一部《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三本书，构成了“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蒋介石”。用文学笔调去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种新的尝试，希望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也真巧，当我写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正值毛泽东九十八周年诞辰。谨以本书表达对这位中国历史巨人的敬意。《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最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七月出版。香港印行了本书的香港版，书名改为中性的《毛泽东之初》。台湾印行了本书的台湾版，尽管内容一字不易，书名却被改成《毛泽东和他的掌权术》！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中共党史界的注意，报刊上也有许多评论。例如：《上海党史研究》一九九三年第6期发表了吴景平先生为《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所写的书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先生又就吴景平先生的书评，发表了《张闻天担任过党的总书记吗——兼谈一九三一年至七大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演变情况》一文；杨奎松先生在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党的文献》杂志上发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若干史实辨正》；……这里摘录《上海党史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六期发表了吴景平先生为《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所写的书评《以文现史的佳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的成功尝试和若干不足之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能否用纪实文学的手法来表现，使有关的研究成果为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呢?这个问题，已由叶永烈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以下简称《选择》)一书所作有益的探索，成功的尝试，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七月初版，至当年十一月已第四次印刷，总印数达九万册。根据新华书店的调查统计显示，《选择》被不少地区的读者选为最畅销的政治读物之一。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后记 3《选择》从党内斗争的角度，叙述了毛泽东自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至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期间的主要经历。书中还用相当多的篇幅记述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的浮沉，以说明“历史选择”的主题。应当指出的是，这一主题是大多数党史、革命史讲义或专著中所反复论及的，《选择》中出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大部分也是人们所知晓的。但是，《选择》以下列几方面的特点，吸引了众多的读者。《选择》一书有较强的文学性。作者用流畅的文笔、生动的描写来表达严肃的题材，从而与其他许多文字干巴巴的政治读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这部作品之所以读起来没有沉闷感，除了文字流畅外，还因为作者使用了其他文学方法。书中在叙述各主要事件和人物的正文前后或之间，较多地加以趣闻逸事(总的来说并不流于庸俗)，或抒发不落俗套的警语式的联想。书中关于游击战“十六字诀”一节，在短短的几段文字里，便先后提到了一九五八年在古巴密林的格瓦拉、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的毛泽东、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的列宁。这种时间、空间、人物迅速切换的“蒙太奇”手法，确有吸引读者的效应。该书还有着鲜明的纪实特点。书中较多地使用了作者的采访资料，采访对象中有张闻天夫人刘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古柏夫人曾碧漪、博古女儿秦摩娅和秦吉玛、克全(凯丰)女儿何裕清、李德的翻译王智涛、陈云秘书朱佳木以及郑超麟等人。有的采访资料确实对毛泽东研究具有较大的价值。书中有的采访资料虽然不属于毛泽东生平本身，但仍服务于全书的主题。作者还专门实地踏访了井冈山、瑞金、遵义等地有关遗址、纪念场所，从而书中对若干事件的描写十分具体，使人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作者在上述方面所作的努力，恐怕是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党史、革命史研究者难以企及的。这也是《选择》一书具有较强可读性的重要原因。《选择》一书还大量使用了有关当事人的书面回忆资料，如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李维汉、聂荣臻、杨尚昆、伍修权、何长工、彭绍辉、萧锋、郭化若等人，以及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李德的《中国纪事》等。当然，其他一些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作品中也注意到了这类资料的使用，但《选择》一书中此类回忆资料之多，是同类书籍中首屈一指的。这也是该书纪实特点的又一体现。与其他通俗性纪实文学作品不同，《选择》较多地使用了若干基本的史料集，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等。此外，《中共党史资料》、《党史通讯》、《文献与研究》、《党的文献》等刊物上公布的史料，在《选择》一书中也有不少的征引。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此书的史料价值。较多地吸收、使用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其他有关毛泽东生平的著述和其他人物传记(如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的研究成果，这是《选择》不同于其他纪实文学作品的又一特点。应当指出，多年来党史、革命史研究的成果极为丰富，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在新的情况下更好地发挥这些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选择》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尝试确实是十分可贵的。正是在大量运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能够对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机关领导人员的变动，毛泽东历任党政职位的变化情况作出较清楚的交代，并对一些历史事件作必要的考证，如在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古寺巷易宅的哪一层、遵义会议会址究竟在何处、会议举行的时间和出席者，等等。《选择》之所以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决不仅仅因为该书的文学性，还因为读者在书中可对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有进一步的了解。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谈到，他是在作“用文学笔调去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新的尝试”，《选择》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多部作品之一(已出版的另一本是《红色的起点》）。事实上，在不少读者(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读者)的心目中，《选择》是一本受欢迎的党史著作。我认为，中共党史、革命史的专业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应该承认《选择》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并可从中获取有益的启迪。吴景平先生在评论中也逐一指出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在史实方面所存在的差错和不足之处。这些差错，在这次再版修订时，都已一一改正。另外，这里摘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深编辑郝盛潮对本书的读后感：觉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得不错，比《红色的起点》写得好。该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明晰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选择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以文学的形式写历史，古虽有之，但今天很少有人尝试，你有尝试了，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尝试。作者并非历史研究工作者，却能以惊人的求实精神，跑遍井冈山、瑞金、遵义等地区，行程万里，实地调查、访问，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得此书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这种写作态度，令人钦佩。我最欣赏的是作者的写作思想比较敞开，没有顾忌。凡认为本书需要写的，就秉笔直抒，娓娓道来。因而有些人物，如李立三、博古等，写得很活，他们的性格、形象、优点和缺点，个个跃然纸上；有些事件，如“三人团”、“AB团”以及高层领导间的争论和斗争等，过去是“禁区”，本书都涉及了，而且写得较有技巧，掌握了分寸。书中也公开披露了一些为一般人所不知，或知之不多的史料，如瞿秋白上庐山与鲍罗廷密谈；八七会议时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而长征途中刘英接替了邓小平秘书长的职务；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关于卢福坦想当总书记而没有当成的情况的原始谈话记录，等等。郝盛潮先生也认真地指出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在史实方面的一些差错。《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曾作为“叶永烈自选集”中的一卷，后改名《毛泽东之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羊城晚报》连载本书时，改名为《毛泽东的崛起》。我感谢中共党史界对本书的关注和宝贵意见。借这次收入“红色三部曲”之际，作者对本书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对有关史实作了订正。叶永烈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初稿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修改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四日再改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改定于上海“沉思斋”